【引言】

    古人破案、判案要讲究两个字：巧、妙。所谓巧，就是破案要有智慧，别出心裁，见人所未见，而且破得不费力气；所谓妙，就是要判词巧妙，显示出官吏的才情文笔。否则，如果靠笨法破案，即使破了，也不能赢得人们的称道。

    各个朝代对于破案、判案都有自己的要求，如唐代选拔官员的标准有四条，即身、言、书、判。

    一、身，即身材健壮，相貌端正。

    二、言，要求谈吐清晰，辞章有条理，口才流利。

    三、书，善于楷书，字体优美。

    四、判，判文优秀，论说有根据，理论水平高。

    凡是通过考试的人等，随时可以任命官职。

    让我们看看古人的一些破案的实例。

    【事典】

    宋朝开封有个胡屠夫的老婆，因为放荡，经常受到丈夫公婆的打骂。有一天，她去井边打水，之后再也没回家，胡屠夫到官府报了案。这时，正好安业坊的一口枯井中发现一具女尸，官府就让胡屠夫去辨认。胡看后说：“我老婆有一只脚缺小趾，这尸首的脚趾全有，不是我老婆。”胡屠夫的老丈人向来恨胡，这时他就伏在女尸身边哭着说：“这就是我的女儿！她一直得不到公婆的疼爱，一定是把她打死后，扔在井里想逃避罪责。”当时正是盛夏，两三天尸体已腐烂，官府权且把尸首埋在城外，并把胡屠夫下了狱。屠夫在狱里经受不住拷打，只得屈打成招。

    根据宋朝的法律，每年都要派遣官吏复审狱中各种刑事案件，这年，刑部郎中边某审查胡案，一眼就看出这是个冤狱，说：“胡屠夫的老婆肯定没死。”但宣抚使安文玉却坚持不肯改判。边某就派人到各城门口去，把张贴在那里的捉拿逃亡人口的告示浏览了一遍，发现其中提到，一个姓胡的商人跑了一个婢女，她的特征大致和女尸相同，而且商人家正好也在枯井那一带。于是，边郎中派人找过去埋尸的人，去起出原来的尸首。埋尸者领人出了曹门，过河到了河东边，指着一个新坟说：“这就是那座坟。”待把坟挖开，里面埋的却是一具男尸。边郎中说：“埋上的时候正值盛夏，河水上涨，这些人担心过河不安全，可能把尸首扔到水里了。埋着的这个男人用黑丝巾扎着头发，必定是江淮一带新来的奴仆。”经过调查，情况果然如此。

    宣抚使安文玉心里明白胡屠夫实属冤枉，但他还是以没抓到逃走的女人为由，不肯释放胡屠夫。刚巧这时开封一名官吏到某地去上任，他的仆人在来迎接的妓女中，发现了胡屠夫的老婆。讯问之下，才知道她当初出去打水时，私奔到相好的人家，后来又流落到了妓院。

    这件事情就此真相大白。

    汉朝的大将军曾经想邓骘放弃凉州，在虞诩的力争之下，他的奏议被否，于是，他便对虞诩怀恨在心。不久，朝歌发生民众暴动，他们诛杀县长县吏，屯聚连年，州郡混乱，得不到治理。邓骘趁此机会，便提议让虞诩任朝歌县长。人们知道虞诩任朝歌县长，是邓骘想借此害他，都为他感到担心，认为虞诩必然凶多吉少。虞诩却十分坦然，他笑着说：“我这个人生性就做事求难不求易，没有巨树的盘根错节，怎能显出斧子的锋利呢！”

    虞诩胸有成竹地进入了河南，先拜见了河内郡（今河南武陟西南）太守马棱。马棱对他说：“你是个文弱书生，在朝中出谋划策是你的长处，你怎么跑到连年征战的朝歌来任职？”虞诩说：“我在朝廷时，朋友们也为我任朝歌县长感到忧虑。但据我看来，朝歌的乱民成不了大事。为什么呢？朝歌西北邻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北），西南近河内，背靠太行山、西临黄河、离敖仓仅百里之遥，河北、山东的民众流亡到河南的人有数万。然而，朝歌乱民首领却不知道打开敖仓，招来流民，不知据守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不知占领形胜要地，这就证明他们见识浅薄，不足为虑。只是如今他们正处兴盛之势，不可与之争锋，不可把他们逼得太急，应当缓缓图之。”

    虞诩到任后，先下令招募三种人：首先是一贯打家劫舍的，其次是伤人偷盗的，再次是不置家业、不务正业的。虞诩把这些人招募起来，设宴款待他们，并赦免他们的罪过，让他们闯入叛军营中进行抢劫，把叛军引出来，然后设伏兵待之，杀伤叛军数百人。除此办法外，虞诩还秘密派遣裁缝，进入叛军营中为其做衣服，在他们的衣服上作特殊的记号。他们混在百姓中到市上乡里时，立即就会被人认出来抓住。县中纷纷传说，新县长有神明相助，叛军因此大骇，渐渐散去，朝歌遂治。

    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四月，崔安潜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上任后，除了处理一般政务以外，没有提及盗贼扰民问题，蜀中人感到很奇怪，私下议论说：“别的官吏在上任之初都是首先治理盗贼，新官上任三把火，可是也没有看到这个新官对盗贼采取什么措施，莫非又与以往的官吏一样，老百姓的生活真难啊！”有人把这些街头巷尾的议论报告给了崔安潜，崔安潜听后说：“这里的盗贼扰民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严加治理，但以往盗贼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与捕盗的官吏相通，以致使盗贼久禁不绝。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往的办法去捕盗，派很多人去搜捕，那是用拳头打跳蚤，我们在明处，盗贼在暗处，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况且，盗贼的脸上也没有写着自己是盗贼，因此，派人进行大规模搜捕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徒劳无益。这也是以往官吏禁盗贼而不见效的原因。”崔安潜又说：“对待这里的盗贼，我有个万全之策。”他对下人耳语了一番，让下人按照自己的吩咐去准备。

    初五这天，崔安潜拨出了节度使府库的公钱一千五百缗，分别放置在成都蚕市、药市、宝市三处闹市，并在市上张贴榜文说：“有人如果能告发并逮捕一个盗贼，赏钱五百缗。盗贼必有同伙，若同伙告发可以释免告发者罪，和平常人一样领赏，望大家奋勇捕盗，绝此祸患。”

    告示贴出不久，就有人捕获盗贼来到官府，盗贼不服，说：“你与我同伙为盗已十七年，赃物都是平分，你怎么敢逮捕我，即使到官府，你与我一样，也要被处死。”盗贼抱着与同伙同归于尽的想法来到蚕市。

    告示贴出以后，为了验证自己的计策，崔安潜经常骑马到三市巡视。崔安潜看到一个人押着另一个人来到蚕市，被押解的人还有些不服气，他就知道这是盗贼。于是，对盗贼说：“你既然知道我有榜文，为何不将你的同伙逮捕送官府？如果你这样做，他就该处死，你就该受到奖赏了。现在你既然被他先告发，还有什么话好说！”捕贼的人得到了赏钱，并当着盗贼和围观群众的面当场兑现，盗贼耷拉着脑袋无言以对，围观的群众拍手称快，赞叹节度使除盗贼的新方法。

    盗贼被押到市上剐死，并诛灭其一家。此事传出以后，诸盗贼与他们的同伙互相猜疑，惶惶不可终日，在成都无容身之地，就纷纷逃离西川，有的洗心革面，不再操旧业，从此，西川境内盗患大减。

    吉安有一个豪富人家娶媳妇，小偷趁混乱之际，悄悄混进新房，潜伏在床底下，想等到夜深人静时出来偷东西。谁知，这家人接连三夜都通宵达旦地点着灯烛，以示喜庆，小偷一直不敢出来。到了第三天，他饿急了，突然跑了出来，一下子被抓住送了官府。小偷受审时声称：“我不是小偷，是医生。新媳妇有病症，所以让我跟随在她身边，经常为她用药。”主审的官审问，那小偷说起媳妇家的事情时，都很详细。原来，他藏在床底下时，从新婚夫妇枕席间的谈话中听来了这一切。主审官没有想到这一点，竟然相信了他，并且要传新媳妇到官府来对案。

    富豪家感到这样做有失体面，就恳求官府别让新媳妇前去，官府不允许。富豪就去找衙门里一老吏商量，请他帮忙，他对主审官员说：“那个媳妇刚刚过门，她家这场官司不论是输是赢，她出堂这件事，对她说来都是莫大的耻辱。我想，小偷是偷偷进屋的，又是突然跑出来的，他肯定不认识新媳妇的模样，如果换另一个妇女出来和他对证，他要是还坚持原来的说法，就证明他是小偷。”官员说：“好吧，就依你说的办。”

    于是，就选了一个妓女，让她穿上华丽的衣服，乘车前往。小偷一见就嚷着说：“你邀请我治病，为什么把我当小偷呢？”小偷的把戏也就此揭穿了。

    傈水人陈德，娶的妻子姓林。这年底，因为家里穷，陈德就外出帮工，林氏在家搓麻线卖钱，养活自己。日子久了，林氏被近邻张奴所引诱，两人情意相投。

    三年过后，陈德把积攒下的几十两银子，装在袋里带回去，走到离家还有十五里的地方，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了小雨。陈德担心万一有贼趁天黑打劫，身上带着银子不安全，所以就把它藏在附近一座水心桥下的第三根桥柱的洞穴里，然后空手走回去。这时，林氏刚好正在和张奴亲热，听见丈夫的敲门声后，赶紧将张奴藏在床底下。接着，夫妻见面，相互道了劳苦，陈德就谈起在路上藏银子的事。”

    等到第二天早晨，陈德去取银子时，那个张奴已经捷足先登了。原来，张奴在床底下窃听到陈德谈话，等他们夫妇睡着后，他从后窗跑出来，到桥下把银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了。林氏的心本来就不在丈夫身上，现在听说丢了银钱，就怀疑是丈夫欺骗她，于是对丈夫又是埋怨又是咒骂。 当时，主持傈水县政务的是晋江人吴复，他是个能干的人，很有声望。陈德向他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吴复笑着说：“你以真情对待妻子，却不知道妻子别有所思啊！”吴复把林氏拘押到县里，严厉地进行了审问，林氏则拼命喊冤。陈德见了，心里非常怜悯，就向吴复表示愿意放弃银子，请他不要再追究林氏了。吴复责怪他说：“你是假装丢了银钱，来戏弄长官吧？”说着，就让人把他送进了监牢，而把林氏释放回家。

    随后，吴复派了一个机灵的差吏，化装成乞丐，到林氏的村子里暗地里观察，了解了林氏私通的情况，就把这两个人一起逮捕，弄清了事情真相，并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

    武则天时，曾发生一件很大的失窃案。武则天曾赐给女儿太平公主两盒细器宝物，价值黄金千镒，太平公主将宝物收藏库府中，这些宝物忽然不翼而飞，全被人偷盗去了。武则天听后大怒，她严令洛州长史限期破案，若三天之内破不了案，便治长史之罪。

    长史接到限令，非常惧怕，他召来各县的县官，限他们两天将盗贼抓到。若抓不到，就将他们处死。县官们也不敢怠慢，就下令手下的吏卒一日内必将盗贼擒住，否则杀无赦。最苦的就是那些吏卒。偌大一个洛州，一天之内，到哪里去抓盗宝贼。看来只能等死了。吏卒们正无计可施，忽在街上遇到湖州别驾苏无名。苏无名以破案若神著名，众吏卒如遇救星，请他帮忙。苏无名当即应承，并要求面见县尉。吏卒赶紧带他见县尉，并报：“善抓盗宝的人来了。”县尉赶紧出来，这时，苏无名已至阶下，说：“我是湖州别驾，前来相助。”县尉责备吏人说：“你们为何诬蔑苏别驾，他哪里是盗贼？”苏无名说：“不要责怪他们。我在任上，以擒贼破案出名。凡是偷盗之人，在我面前无不现形，所以众吏卒们将我带来，为他们解围。”县尉听了大喜，问：“请问先生用何法擒贼破案？”苏无名说：“请带我面见州长史，我自有良策。”

    县尉大喜，立即带他面见州长史。长史听说，便亲自出来迎接，拉住他的手说：“今日遇见您，真是遇到了救命恩人，请赐良策。”苏无名说：“请带我面见陛下。”长史立即禀报。武则天召见之，并问：“爱卿已经抓到贼人了吗？”苏无名说：“陛下若要臣下擒贼，请不要严限时日，并且宽限州县，不要让他们追查。将县里吏卒归臣下所使，不出数十日，便可擒贼。”武则天答应了这个请求。

    苏无名指挥各县吏卒，放松追查，气氛就缓和下来。

    过了一个多月，转眼到了寒食节。寒食节是古代的民间节日，正值清明前夕，在此前后，民间扫墓、祭奠先人者甚多。苏无名便把吏人们召集起来，命令他们：“你们或十人一群，或五人一组，都到东门、北门暗察。如果发现有十几个胡人在一起，披麻戴孝，到郊外祭奠，就悄悄跟上他们，将他们的一举一动报告给我。”

    众吏卒按照苏无名的吩咐分头行动。果然发现了一伙胡人，正如苏无名所说。他们跟便上去，掌握他们的行动，回来向苏无名报告。苏无名问：“那些胡人有何举动？”

    吏卒们说：“他们身穿重孝，来到一处新坟前面，摆上供品，哭而不哀。撤掉供品之后，他们并不离开，而是在坟墓四周巡视，并相视而笑。”苏无名拍手笑道：“盗宝者正是这伙胡人。”便带领吏卒将这伙胡人全部抓获，接着，又带人至新坟处，将其挖开，打开棺木。果然，棺木之中无人，全是太平公主所失珍宝。

    事后，武则天问苏无名以什么方法侦破此案。苏无名说：“臣没有别的办法，只不过是善识盗贼罢了。臣刚到都城之日，正是这些胡人出葬之时。我见他们行动诡秘，神色异常，就怀疑他们是盗贼。但不知道他们埋藏珍宝的地方。我料他们必借寒食节的机会，以出城祭奠为名，察看他们所偷的宝物。果不出我所料，于是我便知道了他们藏宝之处。盗宝贼扫墓设奠，哭而不哀，说明坟里所埋不是人。祭奠完毕，又不离开，而是四周巡视，破涕为笑，说明他们发现宝物安然无恙，所以高兴。我请求陛下宽限时日，就是想等到寒食节破案。当初，如果陛下督促急迫，州府紧查不放，可能会将贼人逼急，取宝逃遁。现在，我们外松内紧，贼人自然不感紧迫，也就不急于取宝了。”

    南北朝的时候，高谐曾因善于破案而名动一时。他是高欢的第十子。他自幼聪颖明慧，善动脑筋。北齐后主天统三年（公元567年），高谐被拜为太保，出任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刺史。

    并州城治当时是晋阳，汾河正好从北向南流经此城，城外汾河边上，常有不少老妪少妇浣洗衣服。一天，有一个妇女在汾河边上洗衣服，有一个人骑马从她旁边经过。他见妇女所洗衣物中，有一双崭新的靴子。他就把自己脚上的破靴子脱下，蹑手蹑脚地走到那个妇女身后，拿起她的新靴乘马而去。那个妇女正专心洗衣，没料到会有这样的事，等她明白过来，那人早已骑着马跑得无影无踪了，留在地下的是一双又破又旧的靴子。

    洗衣妇十分气愤，就拿着这双旧靴子跑到州衙告状。高谐听了她遭抢的经过，经过分析，他认为此人没有任何行装和货物，不是远客，也不是商人，一定是居住附近的人，于是，他便想出一条破案妙计。他让手下人拿着这双靴子走到城外，宣称：“有一个骑马的人，在半路遇到了强盗，被杀身亡。这是被害者的靴子，望其亲属前来认领。”有一个老太婆见到靴子捶胸大哭，说：“这是我儿子所穿之靴，他是到他岳父家去的，怎么就被杀了呢？真是不幸啊。”于是，抢靴人很快就被找到了。

    既然把判词的好坏列入考试的标准，说明人们对判词都很注意，很讲究。这些判词必须是四六对仗的骈体文，后来的《龙筋凤髓判》等就是很典型的代表。

    后代的选官标准虽然变了，但影响还在，所以古人的判词一直十分讲究文采，那些判罪合理而又文采斐然的判词，便被称为妙判。妙判一出，往往轰传一时。即使百代之下，读之亦令人拍案叫绝。据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载，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因为为人耿直，在朝廷中受到排挤，被贬到了杭州任通判。他并不把这一切放在心上，而是关心人民的疾苦。熙宁六年秋天，苏轼在一些地方调查了灾情后，匆忙返回杭州。当时杭州关押着一万七千多个因违反盐法、反对苛捐杂税而获罪入狱的人，正等着他去处理。

    苏轼阅过案卷之后，认为这些囚犯大多实属无辜。如果判罪，着实过分，如果开释呢，又怕朝廷追究。他正在苦思的时候，里正忽然来报说：“城东街春霄楼出了命案，妓女李秀奴被杀，凶犯已被当场抓获，现押解在外，请老爷明示。”

    苏轼一听，觉得有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只得将审理囚犯一案放下，把惊堂木一拍，喊道：“带来！”原来，那杀人犯是灵隐寺的出家和尚了然。这个和尚亦通诗书音韵，平时喜欢附庸风雅，爱结识名流，与苏轼有一面之交。当下苏轼审问道：“了然，为何杀人？”了然此时并不抵赖，诚惶诚恐地答道：“贫憎三年前认得李秀奴，后来便逐渐爱上了她，双双发誓，生死相依，永不分离。谁知她爱财不爱人，待贫僧床头金尽，衣衫褴褛，她便不见我了。贫僧一气之下便杀了她。”

    了然说完了这些话，便将手臂露出让苏轼看，但见皮肤上刺了两行字：“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

    这真是十分滑稽的事情，一个和尚竟然如此放荡，这在当时实在少见。苏轼十分气愤地说：“杭州方圆百里饿殍遍地，你个秃驴，不行佛家道德，念经超度众生，反而不绝红尘，贪色杀人，罪不容赦！”随即提起笔来写了这样的一首判词：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人，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苏轼写完了判词，随即画上一个大大的“斩”字。不料这和尚竟然哭道：“苏大人害苦了我！”苏轼很奇怪地问道：“杀人偿命，难道本官冤枉了你不成？”了然说：“倒是没有冤枉小僧，只是那判词有点……”苏轼笑着说：“判词怎么了？”了然说：“大人文名满天下，你把判词公布出去，必然轰传天下，小僧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生了。”

    江盈科的《雪涛谐史》中有一则笑话判词也很妙：

    嘉靖间一御史，蜀人也，有口才。中贵某，欲讥御史，乃缚一鼠虫，曰：

    “此鼠咬毁余衣服，请御史判罪。”御史判曰：“此鼠若问笞杖流徙太轻，问凌迟绞斩太重，下他腐刑。”中贵（太监）知其讥己。然亦服其判断之妙。

    据《清稗类抄》记载，说丁宝桢抚闽时，某县有发墓开棺剥取尸身衣饰一案。当时县里的幕僚为了减轻对自己的处分，设法于呈文中避去发墓开棺的字样，其详文有云：

    勘得某处有厝棺一具，棺材后壁凿有一孔，围圆一寸三分，据尸亲某某供称，尸身头上，失少金簪一支，显系该贼由孔伸手入内，拔取金簪，得赃逃逸。除悬赏购缉外，理合勘明详报。

    丁氏阅过呈文，于尾批云：

    以围圆一寸三分之穴孔，竟能伸手入内，天下无此小手。棺后伸手，拔取尸身头上金簪，天下无此长手。该令太不晓事，应即撤去，候饬伺遴员接署，另行详勘。

    幕吏狡猾，欲盖弥彰，岂料弄巧成拙，聪明反被聪明误，实在是自作自受。

    【评议】

    诚然，上述的实例在今天看来不足效法，因为它们既不符合今天法律的公文程序，也不符合今天破案的要求。但是，我们是否也可以从中看到古代办案人员的“文化素质”，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素质”的存在，冰冷的法律条文似乎也变得富有文化气息，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在办案时的“文”办而非“武”办的态度，我们“以德治国”的传统才落到了实处，“法制”才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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