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勺录》小引

    人生多烦忧。

    何以解忧？曹操说“唯有杜康”，我则认为唯有好书。酒只能让人暂忘烦忧，难得糊涂一下，酒醒了，烦忧依然，还加上头痛如裂。书则越读越理性清明，读则入静，静则生悟，生出渐悟，顿悟，彻悟。有阅读习惯的人，无须求助于心理医生，他的心理医生排列在书架上，毕恭毕敬地等候他的垂询，而且全是世界一流，一个比一个强。

    读书足以改变人生。最有力的例子是高尔基：一个生活在小偷、流氓、醉鬼、骗子群中的小孩，一个势将沦入深渊万劫不复的小孩，就靠读书，把自己从地狱般的生活底层，超拔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庸俗小市民习气的铁面审判官。他终生对书籍抱着虔诚的感恩心情。称书籍是向上的阶梯、力量的源泉。旁人会觉得比喻过当，在他却是出于深切的人生体会，否则写不出“书籍使我变成不易为种种病毒所传染的人”这样重如千钧的话。

    当今之世，电视威力大大超过书籍。有人对此忧虑；有人认为同为传播知识，不过手段不同而已，无须大惊小怪。其实大大不然！首先，唯知识论就是错的。知识不等于见识，更不等于智慧，更不等于创造力。人的素质高下，取决于智慧与创造力，知识只是它的起步或基础。电视是一种时间性传媒，观众（尤其是青少年）面对五光十色的活动画面，只能是被动受众，只能得到一些浅层次的印象，正如普希金的诗句：“印象太多，来不及思考。”而读书是一个速度自由的精神咀嚼现象，你要把一个个抽象的文字符号与它所代表的事物联系起来，不知不觉地神游其中，参与书中世界的运转，得到的远不仅是各种具体知识，而是对理性的训练和灵魂（人格）的塑造。电视提供的是一个规定的封闭世界，文字提供的是一个开放的自由世界。我有一位年轻朋友，原先弄文学，后又从事影视多年，最近在一封信里说：“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真正的文学是渗透在文字里的，而这些文字里有着无限的表现力，包含着巨大的、多维的画面空间，在这些文字的面前，任何影像所表现的画面都显得苍白无力！”在电视上讲知识的专家，他们的知识和见解都是从书上得来的。有读书习惯的少年，比起只看电视的少年，可能某些信息会少一些，但智力和思考能力肯定会占优势。从长远看，这个差异会愈加明显地表露出来。每见一些小孩坐在书店楼梯上专注阅读，便觉得是人间最美的图画。

    读书还有个自给自足的优点。打麻将须凑足四家，下棋也得两人。唯有读书，手执一卷，蜗居即变乐园，虽南面王不换也。

    我自小从阅读中找乐子，向老更认同郑子尹的“老非对卷不成欢”。退休后，尤识得陶诗“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真趣。斗室多年挂着吴宓的对句：“造人时势原无据，慰我生涯幸有书”，求萧娴老人写的。下联最得我心，上联只是配对，于我无干涉。杨绛文章说钱钟书四九年拒绝去台湾，理由是那里没有书读。我很相信这是事实。对钱先生这样读书已成为生活方式的人，那时的台湾，确无可供他那超巨量阅读胃口的条件，他会一天也过不快活。

    近日有编者索稿，先辞以无可奉献。后转念一想，日常读书，常遇一些有趣章节，与其独享其乐，何如折取一枝片叶，公诸同好。如能博忙于事业、无暇闲览的朋友偶然一瞥，破颜一笑，也算给滚滚红尘添注一刹那的绿色。

    书海浩瀚无边，真真超过太平洋。人可以无数次渡过太平洋，却不能读尽世间图书的千万分之一。即便钱钟书先生那样的读书天才，也只能是“弱水三千，我自取一瓢饮”，我辈所沾更只点滴乃至飞沫而已。据此意，自称《一勺录》，已属吹嘘自大了。

    二〇〇六年三月八日

    凤凰变钦

    地球上植物千门万类，动物也千门万类；人仅单独一类，却比植物动物更复杂。人之复杂，在于心理复杂。常言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双胞胎也会同床异梦。从理论上讲，贪官与奸臣应分属两类，实际上很难划清界限：很难想象，有一个官儿既忠于职守又贪赃枉法。当然，判别忠奸也没有统一的标尺。老百姓看秦桧是大奸臣，宋高宗却看他是首席大忠臣。老百姓看岳飞是尽忠报国，宋高宗却看他是头号绊脚石。在民言民，我们只能用老百姓的标尺。

    历朝历代都有贪官，就像木壁夹缝里的臭虫，永难灭绝。臭虫有大中小，贪官也有大中小。如果编一个“贪官排行榜”，明朝嘉靖皇帝的权相严嵩，绝对稳踞前三名，属于科幻片里那种恶性变异的巨型大臭虫。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严嵩后来失势被抄家，没收财产中，“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数百副……收藏法书名画最多”，沈德符感叹说，这样笨重的棋子，既不实用，也无收藏价值，真是多余的东西。其实这是谄媚者投其所好，相竞献媚，并不在乎实用不实用。唐朝元载家抄出胡椒八百斛，宋朝蔡京家抄出蜂蜜三十七秤（十斤），王黼家抄出黄雀鲊三屋子，童贯家抄出理中顺气丸千余斤，贾似道家抄出糖粉几百坛，都是八辈子吃不完的准废物，然则重要财货之多就可想而知。现在许多贪官落马后，也同样说不清到底贪了多少钱、家里有多少箱茅台酒。

    严嵩受嘉靖皇帝的宠幸非比寻常，儿子严世蕃官至太理寺卿，比老子更加心黑手辣，肆无忌惮。父子联手双打，顺昌逆亡，弄得朝野共愤，许多正直大臣犯险上疏，想扳倒严氏父子，无奈皇帝恩宠正隆，反而自招大祸。其中有一位沈鍊，劾奏边防武官争相贿赂严嵩父子，龙颜大怒，打了他几十大板，贬到保安州拘押。这不算完，严嵩亲信杨顺又举报白莲教妖人阎浩是沈鍊的学生，听他指挥，严嵩父子借这个罪名把沈鍊杀了，儿子沈襄充军戍边。杨顺因功受赏，儿子当上锦衣千户，杨顺还不满意，说“严公赏赐这样少，莫非还没解气？”又把沈鍊另外两个儿子沈袞、沈褒抓来杖责至死。严家凶焰，到了这般地步。

    大臣们的劾严之声虽不能当时奏效，时间长了，也无形中渐渐稀释了皇帝对严嵩父子的宠爱。有一个叫邹应龙的谏官看准时机，递上了一个劾奏严世蕃“私通敌国”的本章，其实是查无实际，但皇帝顺水推舟，就把严世蕃革职发配，继之斩首。严嵩被逐回乡，栖身于祖坟侧的草棚中，贫病而死。那几百副金玉棋子以及亿万家财，当然一齐贡献宫中。只要时机成熟，有惊无险，历代皇帝都是很乐意扳倒权臣、抄家充“宫”的，例如魏忠贤、鳌拜、和珅等等。采用这种政治狙击，皇帝“一箭双雕”，且与群臣“互利双赢”，是英明的决策。

    嘉靖三十九年，蓟辽总督王忬因在边境战事中失职获罪下狱，他的儿子世贞和世懋曾到严府长跪涕泣，请求减轻发落。严嵩采取敷衍态度，王忬终于被处死。世贞兄弟认为这是严嵩父子报复过去的私怨，恨入骨髓，又无可奈何。严嵩父子败落后，王世贞写了几首寓言诗骂严嵩，发泄怨气。有一首叫《钦行》。钦是《山海经》里一种传说中的凶禽，原是一个神，被天帝杀戮后化为大鹗。钦出现，人间就要遭受兵灾。诗里说：飞来一只五色鸟，自称是凤凰，千年不一见，见则国运昌盛，于是人们按照关于凤凰的传说，奉之于梧竹，饷之以醴泉。不料总听不见它鸣叫，总见不着它露面。谁知它竟躲在东门阴暗角落吃腐鼠，在西门阴暗角落谄媚秃鹫。原来它是鸟中骗子，自称凤凰，实际是钦。这首诗颇有普遍意义。古往今来，时有这种“凤凰”忽然露出钦的真相，让善良百姓吃惊的事件出现。一出现，人们就会说：原来这是个大坏蛋，现在终于暴露了真相、本相、本质。

    但这种说法不对，失之于简单化、绝对化。

    严嵩并不是生下来就贪、就恶，也并非没有才华和能力，就是一个坏。他早年在家乡（江西分宜）的钤山读书十年，有学问，诗也做得好，虽为大奸，在明代诗史上仍有一席之地，恨他入骨的王世贞也不能不说“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严嵩有一首五绝《出仰山》：“钟声在山间，客子出山去。细雨湿春衣，新寒入高树。”评者认为恬淡清婉，有王、韦高远之致。七绝《赠相面颜生》：“扫榻云林白昼眠，行藏于我固悠然。原无蔡泽轻肥念，不向唐生更问年。”我漫游山林之间，入世也罢，出世也罢，无可无不可，不像战国游说之士蔡泽那样希图富贵显达，也不学他去请看相的唐举算前程算寿元。可见他年轻时并非没有高洁的志向。他还有处世的魅力，《明史纪事本末》说：“嵩之曲谨，有如飞鸟依人。”所以他能吸引皇帝如此喜欢和眷爱，“朱衣擎出高玄殿，先赐分宜白发臣”（张元凯《西苑宫词》）。谁劾奏他，皇帝就觉得是在骂自己，就要大发雷霆之怒。但是他入仕后不循正直之道，而是以醇谨为媚术，以青词结主知，贫富易趣，终于闹到天怒人怨，身败名裂。严嵩如此，其他奸相权臣大多如此。都是凭仗某些特长和优势跨入名利场，一旦地位发生变化，诱惑纷沓而来，弄权轻易到手，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一发而不可收，一陷而不可拔，终至陷入绝境，万劫不复。

    权势误人，古今同慨。

    隐身叶

    有一读书人，得到一古书。书上说，夏天知了在树上鸣叫，它栖身的那片树叶是有隐形功能的，谁得到了它，就可在人前隐身。他一想，难怪总听见蝉声，却不见蝉身，原来是这个道理。这天听见蝉鸣，蹑手蹑脚去找，找准了一竹竿扫过去。蝉飞了，叶子落一地。他把落叶拾进箩筐，一片不漏。往小凳一坐，拈起一片举到胸前，问妻子看得见吗？妻子说看得见。扔开另拈一片：看得见吗？看得见。又拈，又问，总是看得见。验了一两个时辰，妻子烦透了，再问就道看不见了。此人大喜，来到市场上，一手举着隐身叶，一手去偷人的挂面。货主夺回挂面，一边挥起拳头劈头盖脸打过去，一边大骂。那位不躲不闪，口里嚷道：随你打，反正你看不见我！

    这是小时候就从书上看来的一个笑话。最近读金性尧选注的《明诗三百首》，发现李开先的《寓言》一首就说的这个笑话。但情节略有不同。诗中主角是学隐身法的术士。他自以为学成了隐身术，向妻验证，妻说实话，被他痛打。又向妾验证，妾讨好他，说他真隐身了。然后他去市场偷东西，被物主打得比他老婆更惨，结果一样：“术人高叫任摧残，要见吾身却是难！”

    两文不知谁先谁后。诗在先的可能性要大些。两文相较，《寓言》诗讲完故事后还有四句，大意是我在京城做了几年官，性情太认真，在宰相大官们面前常说真话，屡被斥责，不能改也不后悔，还是跳出是非场，回家当渔翁去也。这是李开先的真实经历。所以金性尧先生说这首诗“当是讽刺宰辅达官不学无术，虽被人识破，仍无惭色；而吮痈舐痔者犹为其大抬轿子的现象”。这种现象，古今皆然。身边的人，顺着说、抬轿子的多，宁愿回家打渔而敢说真话的总是很少。

    笑话文本，讽刺的却是人身上的好几种缺点，我觉得更有普遍意义。一是盲目迷信、本本主义。明明实践已证明错了的事，一口咬定经是好经，只怪小和尚念错了。甚至已经改弦易辙了，还要说现在这样是对的，当时那样也不错。二是明知错了仍要绷面子，死不松口。另有一个笑话说这种人：两人站着说话，甲发现地上有条像枯枝的虫，乙说那是一截像虫的枯枝，两人互不相让。争论间，那东西向草丛爬去。甲说：看，动了动了！乙说：动了也是树枝。

    这种人现代似乎比古代多。著述等身、谬误等腰的文化明星，别人都把他的常识性错误和“硬伤”辑成专书出版了，并愿当面探讨。记者问他如何回应，他答曰：我不给他这份荣幸。走红青年作家被人指控剽窃，要求道歉并赔偿。记者问他如何回应，他答曰：可以赔偿，不能道歉。被挂面老板揪住痛打了，还在嚷“反正你看不见我！”更普遍的是轻信各种“隐身叶”，听见风就是雨，捡到封皮就是信，再玄乎的特异功能、宫廷秘方、无故大奖、空手套白狼一夜暴富，也有人肯信肯干。所以种种骗局此伏彼起，花样翻新，禁之不绝。

    金字塔现象

    物理学有个“面积越小摩擦系数越大”的定理。十个人坐大客车，可以各据一方，互不接触；十个人坐面包车就有点拥挤；十个人一辆的士，那就要推搡拉钻抢着上了。官场呈金字塔形，越高层空间越小，摩擦系数也就越大，可称为“金字塔现象”。

    皇帝的身边近臣职数最少，自然摩擦系数最大。郑处诲《明皇杂录》载，唐玄宗朝，姚崇与张说同为丞相，遇事每每意见分歧，弄得关系很紧张，张说尤其怀恨姚崇。后姚崇病危，担心张说在他死后使坏报复，设下一计。他嘱咐儿子们：张丞相与我不和，积怨很深。我死后，他作为同官，应当来家吊唁。你们事先把我平生收蓄的珍宝重器罗列在灵堂里，他生性奢侈，特别喜爱这类玩赏之物。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你们就赶紧安排家事，恐怕家族都得遭殃。如果他观赏这些东西，就可无事。你们跟在一边，凡见他流露欢喜之意的东西，就立刻奉送。看完了，开口求他写神道碑文，他必定不好拒绝。等到碑文写好送来，立马誊写副本呈送皇帝，同时预先磨好一块碑石，碑文一到就开刻。张丞相见事比我迟钝些，几天后定反悔，会派人来要碑文回去“修改”。这时你们带他去看碑石，并且告诉他碑文已进呈皇帝看过了。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来吊，果然观赏玩物并收下了看中的几件，果然应允写了碑文。碑文中对姚崇的功劳写得很周详，评价也很高。过了几天，果然又派人来说碑文文字还须取回去修改。姚氏诸儿带他去看已快刻完的神道碑，并说碑文早已奏呈皇帝了。来人回去禀报，张说大悔恨，抚着大腿说：死姚崇犹能算计活张说，我今天才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他差远了！

    姚崇和张说都是盛唐名臣，有大政绩，只为处理政务意见不一这种正常现象，也至于结怨斗机心，何况等而下之之辈。另一位唐朝名相狄仁杰，则是另一种风格。有一天他入后宫奏事，恰好碰上女皇武则天把南海郡贡呈的珍贵袍子“集翠裘”赐给她的嬖臣张昌宗。狄相来了，武则天命令赐座，叫他与张昌宗玩双陆。双陆是当时的一种赌具，如后来骰子之类。武则天问赌什么，狄相说：先赢三盘者为胜，赌昌宗这件袍子。武则天问：你以什么为对呢？狄相说：我身上这件紫袍。武则天笑道：你不知道这件“集翠裘”价逾千金，你这件旧袍子不能对等。狄相站起来说：我这袍子是大臣朝天子奏国事之衣，他那件是帮闲邀宠之服，我还觉得亏了哩。武则天听了也不以为忤，同意了。张昌宗却是又羞又恼，一点斗志没有，接连败北。狄相当着武则天的面叫他脱下豪华袍子，谢恩而出，走到光范门，扔给家奴穿上，策马而去。

    这故事见于薛用弱《集异记》。显然有夸张，但不会是凭空编造。狄仁杰一方面性情正直，且又自知是女皇政事少不了的重臣；一方面则深知武则天天不怕地不怕，秽行不忌人言的个性。既知己又知彼，加上是在那种休闲轻松的场合，所以敢于机智地当面羞辱以色相事上的小人。

    李元纲《厚德录》记，宋真宗朝，太尉王旦向皇帝推荐寇准为相。皇帝觉得奇怪，因为寇准一再向皇帝数落王旦的缺点失误，而王旦却总是赞扬寇准。王旦回答说：这是当然之理！我在相位时间久，政事缺失必定多；寇准对陛下一点不隐瞒，正见出他的忠直。这正是我器重寇准的原因。皇帝听了，更加敬重王旦。寇准生活奢侈，过生日，在野外建帐栅大宴宾客，衣着用器超出大臣的标准，被人奏报皇帝。皇帝大怒，对王旦说：寇准处处想学我，这可以吗？！王旦慢吞吞回答：寇准诚然是能干人，只是呆，拿他无法。皇帝一想，也就息了怒气说，对，也就是呆罢了。没有再追查。后来王旦病危，皇帝问他有什么后事要说，王旦只说，宜早召寇准为相。

    寇准，南宋一代名相，至今是戏曲中一个正直机智、举足轻重的形象。反而是王旦籍籍无名，但王旦这份识人之智、仁厚之心、容让之量，真真难能可贵，人所不及。其实，身在大位者，只要出之公心，以国家为重，个人为轻，也就能够做到王旦这样。无奈秉公弃私的道理知易而行难，“金字塔现象”也就难免时有发生。

    真假包拯

    包拯是戏曲中妇孺皆知的显赫人物。人们尊敬地称他包龙图（龙图阁大学士）、包文正（谥文正）；亲昵地叫他包黑子、黑老包（皮肤黝黑）；最普遍最实质性的称呼则是包青天：清明如水，执法如山，他正是以此赢得黎民百姓的爱戴。

    在戏曲舞台上，包拯有三架铡刀：龙头铡，处决皇亲国戚，铡过犯重婚罪并企图杀妻灭子的皇帝妹夫陈世美；虎头铡，处决贪官污吏，铡过贪赃枉法的亲侄儿包勉（而且包勉之母是对包拯有哺乳养育之恩的“嫂娘”）；狗头铡，处决杀人放火的刁民，铡过谋财害命焚尸灭迹的赵大。皇妃包庇恶霸兄弟，包拯砸了她显示皇家威风的銮驾（仪仗队）；他申雪太后冤案，皇帝不相信，反要治他罪，他奉太后命令连皇帝也打了（以龙袍代表皇帝受打）。包拯甚至能够“日管阳夜管阴”，民女柳金婵被杀，其表兄颜查散被错判为凶手，包拯亲下阴曹地府查勘，把制造冤案的阴府判官也给铡了。这个逻辑很奇怪：这个倒霉蛋死后变鬼才当上阴曹判官，居然在包拯铜铡下又死了一回。人间皇帝可授权大臣干涉阎罗王的政务，鬼可以再死一次，民间艺术家的想象力百无禁忌。

    这些剧目，其来源是话本小说《包公案》，在民间传说基础上添枝加叶，当然更趋荒诞不经，但包拯身上凝聚着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百姓最深切的期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观音菩萨和包青天是中国老百姓为自己创造的两尊保护神，一尊救苦救难，一尊秉公执法，其深入人心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商界之神关羽。

    从小看包公戏，读包公案，自然想了解真实的包拯其人。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包拯有若干条，戏曲和小说中的那些情节均不在内，但包拯在当时确以刚正严明闻于世，而且名气很大。西羌的于龙呵归顺宋朝，到阙下见皇帝，按惯例应赐姓，他对陪伴官员说：“平生闻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归汉，乞赐姓包。”宋神宗就为他起名包顺。包拯当开封府尹（首都市长），雷厉风行，“人莫敢犯”。一次街巷失火，他指挥抢险灭火，几个地痞无赖商量趁乱戏弄他，跑到他面前行礼请示：“救火是取甜水井的水呢？还是取苦水井的水？”包拯马上省悟，下令把这几个捣蛋鬼斩了。于是人们更加畏服。他去世后，民间就传说他担任了阴曹地府的东岳速报司（管善恶报应的官职），“山野小民，无不知者”。有一个被乱军掳掠卖掉的妇女，自称是包拯的孙女，她要被转卖给妓院，抵死不从，人们很同情，但无法援救。一个会使巫术的妇人私下说：我能救她。径直去到那家，闭目吁气，屈伸良久，做神仙附体之态，闭着眼睛大骂主人，自称速报司是也，你竟胆敢卖我孙女为娼！限你十天之内把她嫁个好人家，否则灭你满门。主人连连叩头谢罪，赶紧找个好人家把她嫁了过去。当时还有句民谚：“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通关节、行贿赂等手段在包拯那里是行不通的。包拯也确实是黑皮肤，戏曲脸谱是有依据的。这两条见于别的笔记。

    但包拯也有被愚弄的时候。沈括《梦溪笔谈》记，包拯为京城尹，以明察著称。一次有个市民犯法，当挨板子，包拯手下一个吏目受他贿赂，定下巧计。升堂审讯时，那人呼天抢地喊冤，絮絮叨叨申辩，那吏目大声呵斥道：“你就挨了板子滚出去罢，说这么多干啥！”包拯听了生气，说这吏目强横，命令把该打犯人的板子让吏目挨了。他这是抑制手下人滥用职权，却不知已被手下人卖了。这就是所谓“君子可以欺以方”。在戏曲中，精明善断的包拯也有受窘之时，如《碧波仙子》中，鲇鱼精变出个假老包，两包相对，糊涂账落到自己头上，百口难辩，只得求玉皇大帝明断。但这一次，占理的却是假老包：鲇鱼精义正词严，噎得真老包翻白眼。这又是民间艺术家胆识过人的一例。

    由这些材料看来，小说戏曲中的包拯形象，虽夸张到极致，根子上却是有所依据，并非向壁虚构。

    历次政治运动，积累了无数冤假错案，改革开放后，包公戏以及类似反映“权与法”的新戏大受欢迎，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当时许多有识之士撰文，斥“呼唤清官”为封建思想，强调根本在于立法，说是：几时“清官”戏不走红了，就是法治时代到来了。这种观点当然很是正确，却有走极端的片面性。完备的立法，并非就是“法治”的全部。法治法治，一是法律条文，二是治法之人，缺一不可。法律再完备，也禁不住少数执法官贪赃枉法，钻法律空子。二三十年过去，法律法规已基本完备，而执法犯法的案件远未绝迹。包拯这样的秉公执法的好官永远是需要的，清官戏不会没有观众。

    暗箱明箱

    暗箱操作一词，起源应是摄影用语，指底片的显影过程要在绝对漆黑的暗室或暗箱或暗袋里进行，若漏进一点光线，底片就会曝光失败了。引申比喻本该公开操办的事情，让一些人暗中操纵的现象。暗箱操作的反义语就是“提高透明度”，揭露暗室操作的行动就叫“曝光”。

    世间一切事情，必定有利于某些人的同时不利于另一些人。芸芸众生属于“治于人”的弱势群体，不论于己有利无利都只能听之任之；而利害攸关的权势者就必然会积极干预，或借以获利受益，或想法消灾避祸。这类心思和行动都不足为外人道，只能采用暗箱操作。

    暗箱操作的成功率很高。因为世人见到的已是无懈可击的正片（明片），不知道暗室中已经对底片进行过高科技处理。陈水扁在竞选成败的紧要关头忽然挨了一枪，转败为胜，人人知道有猫腻，可是从美国请来当代福尔摩斯也没查出个结果来。

    《玉泉子》里有段故事：侍郎裴桓主持科考，住在贡院里，他两个儿子借此开后门捞红包，成天窝在家里，按他俩的利害，让这个人名列前茅，叫那个人名落孙山，毫不顾忌屋里坐着个外人。这外人是个老和尚，出入他家多年了，一天到晚闭着眼睛数佛珠念经，百事不闻，大家对他视如无物。老和尚把他们的议论听了个一清二楚，回去后把寄宿在庙里的同乡举子翁彦枢找来，让他谈谈前程之类。翁诉了一番苦后，老和尚问他，需要中第几名方可成名。翁以为和尚是好奇，随口说了个第八名。次日，裴相的两个儿子又当着老和尚商议取谁黜谁。不提防老和尚张开眼睛说：科举是国家的大事，朝廷交给你老子，是想让他革除过去的弊病，让有才学无门路的民间人才得到出路。现在什么都由你俩人操纵，取的都是豪权之家的子弟，这算什么事？随即把他们想安排的人一一道来，丝毫不差。兄弟俩害怕了，想花钱财私了。和尚说，出家人要钱财何用，我有个同乡翁彦枢想要及第。两弟兄答允一定取在丙科，和尚说，非甲科第八名不可。两人无奈，口中答允，和尚伸手道：给和尚写张凭据。凭据在手，翁彦枢果然中了第八名。这是以暗箱治暗箱取得成功的案例。

    唐玄宗时宦官鱼朝恩以拥立代宗之功，擅权使气，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公卿更是“不敢仰视”。他儿子令徽（应当是养子或入宫前的亲事）才十四五岁就当上黄门（近卫）。一次上朝站班时被别人挤了一下，就向老子告状，说是“班次居下，被同列所欺”。鱼朝恩第二天就在朝上对代宗说：我的小儿子位居众僚之下，请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这一要求是违反晋升制度的，但皇帝还没想出如何回答，鱼朝恩就叫内官把早已安排好的紫袍捧上殿来了，又命儿子殿前谢恩。皇帝恨得心痒，却不敢发作，还得强笑着夸奖那小孩穿起紫袍很合体。那位不小心挤了鱼衙内的黄门，则被发配到岭南去了。这是先斩后奏的暗箱设计的成功案例。但鱼朝恩经常这样肆无忌惮地专横跋扈，被宰相元载暗中搜集种种劣迹，密奏代宗，代宗正中下怀，就令左右缢杀了鱼朝恩。以暗箱战胜暗箱。

    暗箱操作是个中性词，并非单一的贬义。胶片摄影必须暗箱操作。世间事万分复杂，不可能事事透明。而且暗箱与战争一样，也有正义邪恶之分。斯诺登暴料白宫监听盟友，让美国灰头土脸。解决“四人帮”却挽猛澜于既倒，带来一个万民腾欢的盛大节日。

    看别人演自己

    旧蓄《康有为先生墨迹》（中州书画社一九八三年八月出版）一种，内有一件组诗手稿，据编者介绍，是其女康同复珍藏的未刊稿。十八首七绝，讲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一九二二年元宵节前一天，康有为从上海去杭州，抵杭已经入夜，驱车经过一家戏园子，接他的人说，里面正在上演新戏《光绪皇帝痛史》，说的是二十四年前戊戌政变的故事。康有为正是戊戌变法的重要角色，于是立刻停车买票，进去观剧。入座恰好看见演员扮的康有为上场，又听见附近看客在向人介绍剧情发展，不知道康有为就在他们中间。

    剧中人坐在台下，看着别人在台上搬演自己的故事，此时百感交集的心情，不言而喻。观剧的过程中，心里陆续形成一些诗句，后来写定为十八首七绝。

    第一至六首写观剧时的心情，感叹“廿五年未忘旧梦，无端傀儡又登场”，“不堪旧事又重提”，“太息诸人皆拱木，天遗一老我独全”。

    第七首赞惋光绪帝：“圣主忧民变新法，为行立宪舍君权。竟缘救国遭囚弑，蒙难哀哀十二年。”第八首谴责袁世凯，说原也知道他是吕布一类的反复小人，苦于没有张柬之那样的栋梁大臣，只好依靠他，遂种下告密酿祸乃至洪宪称帝的祸根。第九首记康自己与徐世昌在南海会馆接到杨锐带来光绪帝的“筹救谕”，说帝位几乎不保，望他们几个主张维新的臣子速速设法相救。第十首接着说：“复生走觅大刀王，欲入瀛台跳苑墙。北望尧城不能救，孤臣负罪最神伤。”证实了民间传说谭嗣同（字复生）策划由侠客“大刀王五”率十余壮士跳入南苑救光绪，确有其事。几个书生、几名义士，面对一个严密的极权集团，怎么可能成事呢。

    第十一、十二两首，讲了一桩鲜为人知的事情。

    诗曰：“闭城大索止车舟，千电纷飞万像搜。若使逋人南就戮，瀛台北弑亦无囚。”“诏书竟引红丸案，谓毒今皇已大行。英领登舟先问我：可因谋弒去京城？”诗后详注说，变法事泄密后，慈禧从颐和园赶回宫中，软禁光绪帝，大索有关人员。康有为侥幸逃离京师，乘英船重庆号赴上海。抵沪后，英国总领事白利南派遣濮兰德拿着康有为照片找他，进舱房就问：你杀了皇上吗？康有为说：我受皇上知遇之恩，天下共知，怎么会弒君呢？你为什么提这样的怪问题？卜南德乃出示一份上谕，上写康有为进毒丸弒君，光绪帝已“大行”，康有为着即就地正法云云。康有为流泪道，皇上死了么？说着就要跳海。濮兰德止住说：消息不确，听说皇帝还在，你不要性急。随即用兵轮把康送到香港。康有为慢慢才省悟，慈禧一党的计谋，是仿效明代“红丸案”之例，以进毒弑君的罪名捕杀康有为，然后在宫中密杀光绪帝。康有为既未逮到，杀了皇帝就会露马脚，无法令国人和外邦相信，于是将光绪仍顶着皇帝之名囚禁瀛台十二年，直至与慈禧同日去世。

    第十三至十六首叙溥儁引进义和拳，导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帝后出逃。小注中痛骂：“一切皆荣禄所为。”第十七首说，废禁光绪和杀害珍妃，都是皇后仗恃姑姑兼婆婆慈禧之宠，勾结李莲英所为。而戏中把光绪皇后写成正面人物，谋救皇帝，是“事最反谬失实，应正之”。又说光绪帝最恨袁世凯，想除去他，而皇后力为保全，以致酿出大祸。

    最后一首回到观剧：“电光楼阁闹梨园，笳鼓喧天万众繁，谁识当年场上客，今宵在座痛无言。”

    任何人，自己心目中的我与别人眼中的我，必有极大差异。记得我在电台工作时，第一次从手提录放机里听到自己的采访对话，不能相信是自己的声音。向同事取证，他说我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并未走样，人都是从内耳听到自己的声音，自然与他人听到的不同。第一次从录像带中看到自己走过一个院子，也大诧怎么这样神经兮兮的。康有为坐在台下看别人扮演自己，“异己”之感更不知如何强烈。

    史学界对康有为褒贬不一。台湾有位教授甚至直指康有为是戊戌事件的叛变出卖者。素乏研究，不能置喙，但直觉不可信。

    二〇〇三年

    回文·集句·梦中作诗

    利用文字的谐音、错位、颠倒等手法造成特殊效果，似乎各民族皆有。但对联和回文诗，肯定是单形、单音、单义的汉字所特有。

    苏东坡有一首《题金山寺》诗：“潮随暗浪雪山倾，远浦渔舟钓月明。桥对寺门松径小，巷当泉眼石波清。迢迢绿树江天晓，霭霭红霞海日晴。遥望四山云接水，碧峰千点数鸥轻。”

    乍看这只是一首普普通通的七律。但它是可以倒着读的：“轻鸥数点千峰碧，水接云山四望遥。晴日海霞红霭霭，晓天江树绿迢迢。清波石眼泉当巷，小径松门寺对桥。明月钓舟渔浦远，倾山雪浪暗随潮。”它又成了另一首普普通通的七律了。这种字句回环往复都可以读通的诗，叫回文体。它是方块、单音的汉字特有的文字游戏（当然是大行家才玩得转的高级文字游戏）。

    据考，回文体是道原所创，作品没传下来。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回文诗，是南朝宋人苏伯玉妻的《盘中诗》。苏伯玉是长安人，远游蜀中。他妻子做了一首怀念他的长诗，以奇特的形式写在一个盘子里，在结尾处提示这首长诗的读法是：“今时人，知四足，与其书，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意思是读它要回环盘旋，如珠走盘。但此前曹植的《镜铭》已经是“回环读之，无不成文”。傅成和温峤也有回文诗。

    回文诗的掌故，最出名的是晋代窦滔妻苏蕙织的回文诗图《璇玑图》。《晋书列女传》说，窦滔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妻苏氏念之，织锦为回文旋玑图赠滔。唐武后《璇玑图序》则说是前秦苻坚时，窦滔镇襄阳，携带宠姬去上任，断绝与妻苏蕙的音问，苏蕙才织璇玑图寄他云云。这张图上共有八百多字，“纵横往复都成章句”。据说原本是用五色标明三、五、七言，后来的传本都以墨写，但加了句读方法的说明。唐代申诚曾作释文，已经失传了。宋元之间的和尚起宗，花了很长功夫推求，从这八百多个字中读出三千七百五十二首诗来，分为十图。明代康万民又增加一图，共得诗四千二百零六首之多，并与起宗和尚的图合成一编，做成一本专书叫《璇玑图诗读法》。苏蕙这张诗图，真可谓巧思绝伦，鬼斧神工了。

    后世写回文诗者代不乏人。宋代王安石诗集中就有几首回文诗。同时代的苏轼才华横溢，无所不能，诗词格律于他就像雕塑匠手中那团泥，随心所欲，无不臻妙。性情又幽默平易，自然不会不玩这些高级文字游戏。他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能读不能唱，改写使就声律，填成《哨遍》词。他还写拗口令一样的“吃语诗”：“江干高居坚关扃，犍耕躬稼角挂经。篙竿系舸菰茭隔，笳鼓过军鸡狗惊……”读一遍能把舌头都咬破。回文这种有趣的诗体，他当然不会放过。

    后来回文体又进入词中。清代纳兰容若词集中有三阕回文，词牌都是《菩萨蛮》。因词句长短不一，只有《菩萨蛮》句型两两相连，两句一换韵，才能形成回文。所以回文词是两句一回复一换韵，不像回文诗的整体倒转和全诗一韵。比如这一首：“客中愁损催寒夕，夕寒催损愁中客。门掩月黄昏，昏黄月掩门。翠衾孤拥醉，醉拥孤衾翠。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意象复沓、韵脚多变，而文字颠倒，产生了一种缠绵悱恻、凄清幽婉的音节美。

    曲中回文体更为少见，大约因为没有合适的曲牌。《中原音韵序》中称周德清有此体，惜未见。今人陈乃乾编的《元人小令集》号称巨著，收周作二十余首，也未见回文。

    集句诗。把别人的诗东一句西一句挑出来，重新加以组合排列，变成一首新的诗，就是集句体。可能很多民族都会有这种文字游戏，但像我们做得这样认真的恐怕不会多。

    中国是“诗国”。人类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最大的诗歌总集《全唐诗》（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都出在中国。由于诗歌遗产的浩瀚，使人感觉似乎世上所有的景、情都已被前人写尽了。鲁迅就说过“好诗到唐代已被写尽”的话。许多人被好山水吸引，受什么事触动，涌上心头的往往是古人的名作佳句，觉得它们恰好道出了自己的感受，而且比自己说得更熨帖，更美妙。连诗仙李白也产生过“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要绞尽脑汁写出点新意、新句来，另一些人则会用吟哦古人佳作来餍足当时的情绪。但古人的某首诗，不一定句句都合你的意，不能充分表达你的意思，会觉得甲首的这句加上乙首的那句，才更完满一些。集句这种特殊的诗体，大概就是这样逐渐形成和完善的罢。

    抗元英雄文天祥在空坑之败以后，家眷尽皆陷失。他被囚禁在大都监牢，偶然得到消息说，夫人子女俱已北行，但公子佛生已死于颠沛之中。他很难过，为诗怀念妻儿：“世乱遭飘荡，飞藿共徘徊。十口隔风雪，反畏消息来。”寥寥二十字，可谓情真事切字字血泪。但你知道吗，这首诗是从杜甫《羌村》《昔游》《赴奉先县》《述怀》四首诗中各摘一句集成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堆积木”似的诗体，可以做到多么完善的程度。

    每句都是捡别人的现成，集句诗是不是就容易做了？不然，它比自吟更难。做集句诗得有前提：极强的记忆力加上极广博的阅读积累，须有无数好诗烂熟于胸，才可能办到。抱着一大堆诗集，现翻现做集句诗，是不可想象的。

    沈括的《梦溪笔谈》认为集句诗始于王安石。但据考晋人傅成就已集《诗经》句以成篇。不过王安石博览强记，集句诗确实做得又多又好，脍炙人口的“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其实就是集句诗。正如沈括评他的集句诗：“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王文公文集》中，第七十九卷为集句诗四十三首，八十卷为集句歌曲十八阕。

    另一位做集句诗有名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文天祥。他在元大都被囚三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牢狱中除写了气贯长虹的《正气歌》外，还用杜甫的五言诗做了两百首集句诗，总题就叫《集杜诗》。从“社稷第一”咏到“叹世道第二百”，从国运大局、征战事役、忠臣猛将，到个人经历、挚友，都在吟咏之列。很多首都有小序释述，总起来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小型诗史。他在自序中感触良深地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两年后又加了几句跋语：“是编作于前年，不自意流落余生，至今不得死也。斯文固存，天将谁属！呜呼，非千载心不足以语也！”可见集句这样的游戏小道，同样可以做出极严肃悲壮的血性文字，只看落到什么样的作者手里。

    有一首《赠鹦鹉》的集句长律，内容没多大意思，但在集句上花的功夫令人叹为观止。作者是清人施匪莪。王渔洋《池北偶谈》说他：“平生集句诗数千首，属对精切，纵横曲折无不如意。”长律诗句句对仗，创作起来都费劲，何况集别人的成句，又何况是专咏鹦鹉的诗，施作却集得严丝合缝。抄录如下：

    莫恨雕笼翠羽孤（刘完），主人情义自辛劬（王初）。

    人怜巧语情虽重（白居易），鸟忆高飞意正殊（李正平）。

    三舍郑牛徒识字（李山甫），千年丁鹤任歌呼（罗隐）。

    多言应伴高吟客（严郊），学语还称问字徒（崔亚）。

    始觉琵琶弦卤莽（白居易），终怜吉了舌模糊（孙繁）。

    文章辨慧皆如此（白居易），事业纷呶亦大都（魏朴）。

    归去不烦词客赋（邺罗），梦来还记陇头无（张谓）？

    劝君不必分明语（罗隐），且自三缄问世途（胡曾）。

    王渔洋夸这首集句诗：“格律寄托，两诣妙境，奇作也。”不是溢美之词。

    “五四”前后的学者作家中，也不乏作集句诗的高手。梁启超可谓第一高手。鲁迅赠瞿秋白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也是集句。诗人何其芳晚年集龚自珍句为自咏诗，熨帖自然，而且两位都是清词丽句，风格相近，可谓浑然天成。

    梦中作诗，又是古诗一体，虽然数量极少。宋代有三首很著名。一首是欧阳修的《梦中作》：“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四句诗各写景物，彼此并列，看不出严密的关系，有如一堂四景的画屏。周振甫先生说这是绝句诗的一种特殊修辞手法。另一首是苏东坡的《金山梦中作》：“江东贾客木棉裘，会散金山月满楼。夜半潮来风又熟，卧吹箫管到扬州。”语意可以贯穿，但意境奇兀。还有一首是蔡襄的《梦中作》：“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嵩阳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石遗老人陈衍评曰：“此诗虽不及欧公梦中之作，然已如有神助。”认为这三首诗“诗境皆奇”。

    清代提倡神韵说的王渔洋也有一首《梦中作》：“凉云止复行，水花开更落。烟柳夕阳时，蝉声动高阁。”晚清思想家、诗人龚自珍梦中得“东海潮来月怒明”句，醒后足成一诗：“昙誓天人度有情，上元旌节过双成。西池酒罢龙娇语，东海潮来月怒明。梵史竣编增楮寿，花神宣敕赦词精。不知半夜归环佩，问是空峒第几声。”这首游仙体的七律显然费了许多推敲，但精彩的还是梦中所得的那一句。

    这些诗是不是真在梦中做成的？有人认为是诗人偶然得到奇特的句子，绝妙而又不类寻常所作，就名之曰“梦中作”。《容斋诗话》作者洪迈就是这种看法。周振甫认为欧诗是写梦境，句和句的配合不很自然，全诗的思想也有些费解，所以作者称为“梦中作”。这种解释自然合乎常情常理，但也不能绝对排斥梦中可以作诗。上列几位诗人，生在诗歌十分普及的时代，又同属诗坛健将，无事无意不可发而为诗；又整日搏弄着诗律，比塑工搏弄黏土还要熟练。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做出一首诗来是完全可能的，普通人也常会在睡梦中突然想起白日苦苦回忆不起的人或事。几种说法中，我觉得梦中得句、醒后足成比较合理。西方有些现代派诗人，在吸食麻醉品后的恍惚迷离状况中写诗，其实也是一种“梦中作诗”。最有名的如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和兰波、金斯基等。

    不论这几首诗是否真在梦中所作，但它们那匪夷所思的意境确实不同于一般正常的构思，不妨视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识流作品”。

    真假叶水心

    假货无处不在，屡禁不绝，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造假造到了关系生命的药和酒，骗局骗到了千家万户的手机座机上，提心吊胆，防不胜防，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头疼的事。何以如此，如何治理，我解不开这团乱麻，这里只说一段无关而有趣的赝品闲话。

    南宋权相韩侂胄与客人宴坐，府外有人拜访，名片上写“水心叶适候见”。但大学者水心先生叶适恰好正在座中。于是主客都大开心，要让这个冒名顶替者闹个大笑话。韩侂胄请叶适躲进隔壁房间，一面吩咐迎客。

    这位假叶适入座就议论风生，言词高妙。同座者故意称赞叶水心一些脍炙人口的文章，这位冒牌货说：“这些都是少年时的文字，很不惬意，我都修改过了。”并将修改的地方一一背诵出来，竟真的比原文更加精彩。韩侂胄大奇，请入书院待饭，并取出收藏的字画请他品评。此人在一幅杨贵妃画像上题道：“开元、天宝间，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此，世道判矣。水心叶适。”又在一卷米芾法书上跋云：“米南宫帖尽归天上，犹有此本散落人间，欲野无遗贤难矣！水心叶适。”连接题跋数卷，都同样言简意尽。韩侂胄大为骇异道：“水心先生实在舍间，莫非天下真有两个叶水心，就像孔子门下有两个子张吗？”这人大笑说：“像叶水心这样的文人才士，天下不知有多少，可谓车载斗量，但相爷只知道一个叶水心。今天我要不是假冒他的名字，恐怕进不了相府，见不到相爷。”韩侂胄听了大笑，很赏识这个狂生，收属门下。这位狂士叫陈谠，建宁人，才思敏捷，文笔洗练，后来考中进士。

    一般说来，凡赝品必不及真品，如能赶上或超过真品，也就毋须假冒了。然而世事复杂，未可绝对而论。陈谠对叶适文章的修改和题画的文字，当时叶水心在邻室听了，恐怕也会有点嗒然若失吧。大约陈谠正是知道叶水心在相府，才用这样惊世骇俗之举来警醒权贵：“欲野无遗贤难矣”。

    然而又不能据此判定陈谠超过叶水心。写一篇好文章不容易；从已经写出的文章中找些疵病并加以修改，无疑要容易得多。前者是“无中生有”的创造，后者是“锦上添花”的修补。有个故事说：王勃《滕王阁序》写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非常得意，淹死后的鬼魂还常拦住别人的船只，叫人家欣赏。旅人深苦，却又无法。有个胆大的狂生听了，反诘道：“你以为这两句就尽善尽美了么？非也！‘与’和‘共’这两个虚字就是多余的。”王勃鬼魂听了只好认输，从此风平浪静。其实王勃上了当。“落霞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意虽不变，音节呆板，逊色多了，一读便可了然。文章的修改无绝对标准。陈谠题跋的那些文字，固然有见解，有文采，言简意赅，毕竟只是小品。水心先生叶适却是真正的大才。全祖望《宋元学案》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把他的事功之学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并立，评价极高。

    叶适（一一五〇至一二二三）是浙江永嘉人，著作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和《习学记言序目》等。他的学说的核心是“务实而不务虚”，反对朱、陆等专尚“义理”，忽视功利的空谈家，而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立”。在三十多年的从政生涯中，不仅在反抗异族侵略问题上，同主和派作了长期斗争，而且为南宋“改弱就强”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并为这些方案的实施，身体力行地做出了实绩。他文章也写得很好，穷极变化，不主故常，陈耆卿比之为牡丹，说别人为文只能开一种牡丹花，水心先生则能开数十种。所以他当时享大名并非偶然。那位陈谠虽在那场突兀放诞的表演中出足风头，后来又中了进士，但在政事、学术，德行诸方面都未见什么建树，比之叶水心，仍是赝品而已。

    人才的“际遇”问题，即人才尽管车载斗量，而仅有少数能脱颖而出，多数隐晦终生。这一问题存在了千百年，议论了千百年，并且必将永远存在下去。因为其中的原因太复杂，有历史的、时代的、制度的、民族的种种方面，同时还有个人的和偶然性的等等因素。真假叶水心的故事，说明不了多大问题。

    ※※

    附记：

    此狂生虽冒名却有实才，借突兀之举以警世，很可佩服。今天冒名者多如过江之鲫，尽都是为了牟取钱财。鲁迅实在不应该讽刺九斤老太。

    妙语如珠《幽梦影》

    清人张潮的《幽梦影》收短文九十三则，长者百余字，短的只十多个字，属于所谓“清言小品”。风格可概括为玲珑剔透、精致隽永。内容多谈吟风弄月、读书交友的闲情逸致，一派精神贵族趣味，甚至多愁善感到“为月忧云，为书忧蠹，为花忧风雨，为才子佳人忧命薄”，简直腐气熏人。

    但我喜欢这本书，不因它的趣味，而是佩服他对生活的观察力和文字的表达力。人人都读书、交友、看花、赏月，张潮总能有独特精微的领悟，曲尽其妙的形容。

    雨，不知多少人写过，张潮说“雨立为物，能令昼短，能令夜长”，就是“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中无”的妙语隽语。水与火，世人只说互不相容，张潮却说“水为至污所会归，火为至污之所不到。若变不洁为至，则水火皆然”。人人都有几个性格迥异的朋友，张潮偏能指出：“对渊博友如读异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时文，对谨饬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普普通通的世情物理，一经他拈出，无不令人耳目一爽，惬心可意。

    他还善于从极寻常的事物，极形象的文字，道出一些哲理妙谛。“镜不能自照，衡不能自权，剑不能自击。”“蝇集人面、蚊嘬人肤，不知以人为何物？”“蛛为蝶之敌国，驴为马之附庸。”“马与牛，一仕而一隐也；鹿与豕，一仙而一凡也。”“不知以人为何物？”“敌国”“附庸”“仕、隐”“仙、凡”这些词，用得多么突兀而又精当，多么幽默而又准确。“自照”“自权”“自击”的思考是多么荒谬而深刻。他说：“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韵致，美人之姿态，皆无可名状，无可执着，真足以摄召魂梦，颠倒情思。”其实他自己这支生花妙笔，却把这些难以捕捉的东西描绘得曲尽其妙了。

    张潮的观察力、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真臻于惊人之境，虽只用于流连光景的“小道”，却留下了一本锦心绣口的小书。《幽梦影》恰符一句精彩的评语：“好却小，小却好。”

    “古代活动画”

    活动画面始于电影；今天戴上特制眼镜看三维电影，已有逼真的立体效果。早些年有一种港人作为到内地探亲的小礼品的立体画片：一块满布凹凸密纹的塑料片，下衬图画，观者变换角度，画中人物或动物便呈动态。虽很简陋，也是依据科学原理设计而成。谁要说在素乏科学观念的中国古代就有活动图画出现，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宋人释文莹的《湘山野录》中说，南唐后主李煜有一幅奇异的牛图，是江南一位喜蓄奇玩的徐知谔献给他的；他亡国降宋后，拿出来献给宋太宗赵光义。这幅画中的牛，白天看牛在栏外吃草，夜间看牛已归卧栏中。群臣观看称奇，谁也不明白其中奥妙。僧官赞宁说，在南倭，海水减退露出滩碛时，倭人拣拾蚌类，有一种贝壳中还余留着几点珠泪，取出来调合颜料，画出的东西白天看不见，夜里才显现出来。另外，沃焦山在大风呼啸时，偶尔会有石头落在海岸上，得到这种石头滴水磨色，其色白天显现而夜晚隐没。画上的牛，就是用这两种东西分别画在栏内栏外的。知识渊博的翰林学士们都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赞宁说，有出处可考，见汉代张骞的《海外异物记》。杜镐检阅三馆书目，果然从六朝旧本中查到这段文字。

    画上的牛会昼出夜归，比港澳那种画片动态更大得多，称之为古代活动画，当之无愧。似可作为“古已有之”又一例。

    虽然释文莹言之凿凿（宋人周辉《清波杂志》也有记载），但可以断言这两种神奇的颜料是不会有的。这个故事的教益，不在于其事的真伪，而在于它恰好是传统文化中一种痼疾的绝好病例。

    赞宁和尚对这幅画的解释很玄，“诸臣皆以为无稽”是合理的，杜镐有兴趣进行追根究底更是好事。问题出在追究的是什么。很明显，应该弄清楚的是，世间是否真有这种神奇的颜料。但杜镐却只是查书，证明赞宁的话有文字依据，不能证明张骞的记载有事实依据。而真正重要的当然是后者，杜镐查到了出处，大家就都心安理得了。这是国人的一个传统思维误区：“本本主义”，即把理论依据置于实事实物之上，以书本判断现实。特别是一遇到陌生新事物出现，马上寻找有无书本依据。本本主义使我们吃过许多苦头，尽人皆知。

    另一个误区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不求甚解的不仅是书，而是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如果当时真有这样一幅奇异的画，如果大臣中能有人以“欲究其源”的态度，研究到底，算不定会给后世留传下一项科学技术成就；或者相反，证实张骞的记载不足为凭。不会仍然是一笔无定论的糊涂账。

    第三个传统思维误区，是把诗和科学大而化之地混在一起，搅成一锅糨糊。汗牛充栋的古人笔记，记下许多奇闻异事，有不少可以从中窥见古代科学技术的信息。然而却被作者单纯当作谈助，以一个“异”字朦胧掉，甚而着意渲染其中的神异色彩，弄得面目全非。而有的分明是诗，是诗人的想象，哲人的寓言，大言家的牛皮，却又当作了事实，煞有介事地考证、争论，吵得不可开交。科学和诗都是不可少的，问题是要分别清楚。古人中不乏科技天才，不然也就不会有“四大发明”和墨子、李冰、张衡、毕昇等人。只是由于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重文轻科技，视为小道末术，得不到政府行为的重视、提倡和扶持，任其自生自灭，从根上阻碍了民族的进步发展。文莹所记的这个故事，最大的可能是：富于想象力的好事之徒读到张骞那个道听途说的记载后，虚构出来，又在故事中反过来转引张骞的记载作为依据。文莹和周辉又把它当作事实记下来。“诸臣”又据之而信以为实。两千多年前孟子就告诫：“尽信书，不如无书。”而我们的“本本主义”一直统治到改革开放初期，经邓小平下令“不讨论”才偃旗息鼓。

    赞宁和尚（九一九至一〇〇一）却是个出色人物。他是佛学、佛教史研究家和著作家。撰有《内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学集》四十九卷、《宋高僧传》三十卷，还有《僧史略》三卷，记述佛教诞生、流变以及三宝住持等的起源，系统表述了宋代以前佛教制度事物的大概，很有学术价值。他不仅博闻强记，并且言辩敏捷。宋太祖赵匡胤到相国寺烧香，问须不须要拜佛，内心是当了皇帝不想再向人下跪，哪怕是向佛菩萨，但又有些忌惮。别人都不敢出主意，赞宁却坦然说：不须拜。理由呢？他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皇帝既理直气壮免掉屈尊下跪，又得了个“现在佛”的尊号，与“过去佛”平起平坐，当然龙颜大悦，从此成为定例。赞宁不限博览善记，往往能结合实际。柳仲涂请教他，维扬郡堂后菜圃，阴雨天常见青色火焰闪烁竟夜，走近就消失，是什么缘故。赞宁说，这是磷火，是战死的将士和牛马的血肉在土里凝成的。柳大惊下拜，说果然那菜园常掘出断枪折镞，证明曾是古战场。于是做诗赠赞宁，称他是空门中的博学家张华。

    《还乡》与《十五从军征》

    《文汇读书周报》刊出《诗人的自负》（作者周红）一文，介绍三十年代诗人朱湘和批评者青民对《还乡》一诗展开的笔墨官司，读来很有趣。这种笔战，现在报刊常用名词叫“打口水战”，似乎更为形象。双方都采用了居高临下、贬辱对方的倨傲言词为武器，缺乏起码的善意和冷静，今人看来，双方态度均不足取。

    多年不读朱湘的诗了，印象中是精致有余，深厚不足。既被此文引起兴趣，就捡出《还乡》来读，发现这首长诗与一首古诗，几乎一模一样，于是又取下《古诗源》（清沈德潜选，中华书局版）一翻，果然找到，列入“卷四汉诗”中，是总题《古诗三首》中的第二首，起句为“十五从军征”。两相比较，新体长诗《还乡》可以说是对汉诗《十五从军征》的演绎，或者说铺开来写。青民批评中有一句话：“这诗完全是脱胎于常常为人们一口所抹煞的没生气的一总的旧诗。”（这句话有浓重的“五四”时代诗坛新、旧交锋的色彩，讽刺当时新诗健将们一笔抹煞旧体诗的偏颇观点。）但应该说这是一种再创作，不同于抄袭或剽窃。这种对古籍资料重新演绎改写的例子极多。所以青民也仅仅用了“脱胎”一词。

    《还乡》全诗八十八句，为《十五从军征》的五倍有余。古诗全用叙述，节奏很快，一气呵成，《还乡》则展开描绘。第一节四十八行（十二段四行诗），写秋季、斜阳、乌鸦、晚霞、牧童、农夫、鸣虫，大树土墙的家园等等，写主角从军二十年归来看着这一切的心理活动，以及对父母妻室的想象。第二节四十行（十段四行诗），写敲门、狗吠，老娘迟迟应门，初疑为过客，后来才知是儿子归来。归人得知家里都以为他阵亡了，父亲死了，妻子自尽了，老母虽在，却已失明，看不见儿子的模样了。

    全诗就像一部独幕剧，有情节、有场景、有人物、有对话在读者面前展开，远比《十五从军征》具体，按说应该更有感染人的艺术力量吧？然而不然，《回乡》恰好因细细铺叙而失掉了内在的张力，只觉缓疲琐碎，气息断续，远远不及古诗的撼动心灵。艾青曾说过，写诗就是把最重要的话写下来，何其芳说：“叙事诗”准确地说应当是“咏事诗”。一“咏”而一“叙”。正是这两点判别了《十五从军征》与《回乡》二诗的高下优劣。

    《十五从军征》全文如下：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何等的凝炼、沉郁、苍凉。

    艺术的力量，浓缩一定胜于稀释。凝练一定胜于铺陈。

    新体叙事诗在草创期难免有各种缺点，到冯至就趋于成熟了，他的代表作《帷幔》《蚕马》《韩波砍柴》等，吸取了古人叙事诗和西诗“谣曲”体的手法，吟咏而不铺叙，就无张力疲软的缺点，足以与《琵琶行》《长恨歌》等古代名篇遥相辉映。

    回归常识读赵翼

    赵翼其人，过去只知他的《瓯北诗话》和“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而且认为是押韵议论，不算诗。今年忽然动念要读一读他。托一位青年朋友，很费了些事才弄到一本中州古籍版的《赵翼诗选》（胡忆肖选注）。一读大感意外，觉得他很了不起。而且了不起处恰在以前所不屑的押韵议论。阅读中时时被他的见解精辟和理性清明所折服。有的议论甚至今天还有针对性。过去的趣味太狭隘，富于理趣的诗同样耐咀嚼、有回味。

    衰世尚名义，作事多矫激。郭巨贫养母，惧儿分母食，何妨委路旁，而必活埋亟。伯道避贼奔，弃子存兄息，何妨听其走，或死或逃匿；而乃缚之树，必使戕于贼。事太不近情，先绝秉彝德。获金岂冥报，乏嗣实阴殛。君子依乎中，孝友有定则。（《古诗二十首之八》）

    “二十四孝”中有一位郭巨，家贫，生了儿子怕因此分了母亲的口粮，便把婴儿活埋了。赵翼说，你实在要舍弃他，放在路边让别人抱去也行，为何要活埋他呢？！邓伯道带着一子一侄逃难，两个小孩走不动了，只能背一个、舍弃一个，伯道想到弟弟已故世，如果侄子在动乱中夭折，弟弟就绝后了，于是把儿子挷在树上，自己背着侄儿逃走。赵翼说，你实在顾不了儿子，让他自己或逃或藏好了，为啥把他挷起来让贼人杀掉呢？！我国传统文化的痼疾之一，就是矫情，把“忠、孝、仁、爱、信、义”等伦理观点推到极端，从道德变成荒谬。例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君要臣死，不死不忠；父要子亡，不亡不孝”等等。

    长统乐志论，潘岳闲居赋，抗怀托高尚，千载令人慕。吾观仲公理，州郡辟不赴，及参曹瞒军，乃罄腹心布。濯水追凉风，此乐竟弗顾。安仁本轻躁，矫语甘淡素，望尘拜贾谧，抑何工谄附。徒夸御板舆，终贻老亲惧。乃知旷达言，大抵十九寓。一朝见可欲，鲜不失故步。徒以言取人，动为古人误。（《其十》）

    三国仲长统的《乐志论》、汉代潘岳的《闲居赋》，其文志趣高洁，其人势利谄谀。赵翼说，伪君子说归说做归做，得看实际行动，不能轻信表白。卖身还要立牌坊的人，至今不绝。

    诗非苦心作不成，佳处又非苦心造。纵穷罔两搜元珠，不过寒郊瘦贾岛。粉蝶双飞桃李春，雄鸡一唱天地晓。偶于无意为诗处，得一两句自然好。乃知兹事有化工，琢玉镂金漫施巧。如何一管秋兔毫，立课分程日起草。言情篇什贵隽永，岂比宿逋可催讨。假啼那得有急泪，强笑安能便绝倒。君不见，倩人搔背不着痒，枉费麻姑好指爪。（《连日笔墨应酬书此一笑》）

    这首论做诗：不费苦心做不成诗，但好句往往不是刻意做出来的。应当有感而发，不能为做而做。钱钟书先生有一首论诗七律与此同见，并用了“宿逋”的比喻。

    有客忽叩门，来送润笔需。乞我作墓志，要我工为谀。言政必龚黄，言学必程朱。吾聊以为戏，如其意所须。补缀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诸其素行，十钧无一铢。此文倘传后，谁复知贤愚？或且引为据，竞入史册摹。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后园居诗其三》）

    以吹捧文字换钱，古今皆然。今日更连新闻也在买卖了。

    文章千古事，讵可以势争。何哉诸巨公，好以古学鸣？未便造凤楼，先长牛耳盟。自命韩欧家，群奉燕许名。誉之稍不满，艴然则怒生。先生付一笑，擿埴任冥行。古来著述事，岂尽归公卿！（《后园居诗其七》）

    谁的官大地位高，谁的文章就最好，看法就最高明。莫说批评，就是赞颂差半拍也会怫然而怒。赵翼说：别管它，难道自古以来的好文章都是大官做的吗？

    杜门少还往，或怜我索居。我岂真索居，家有插架书。其中列古人，何止十万余！呼之而即至，不烦催小胥。堪笑今之人，未必如古人。偏觉见面难，自高其门闾。一刺投已入，劳我久驻车。此土木偶耳，曷怪与汝疎。（《后园诗其九》）

    躲在家里过日子，别人以为孤独冷清，哪知道有一屋子的朋友——图书——在伴着我。呼之即来，不用求门房通报。我自然要亲近书籍而远离那些学问小架子大的泥巴偶像。

    富贵何曾有尽期，胡为行者竞如驰。日虽夸父身能逐，山岂愚公力可移。绝顶楼台人倦后，满堂袍笏戏阑时。与君醒眼从旁看，漏尽钟鸣最可思。（《漫兴其二》）

    富贵无止境，何苦追逐无餍。醒眼看醉人，记取沙漏和时钟的警示。

    有人来自要津边，苦劝逢时趣改弦。敢以敬容残客待，深蒙范叔故人怜。芒鞋不称朱门步，羸骑羞随绣幌鞭。斑竹帘前窗草绿，已看木榻坐将穿。《（有以疏慢见责者，书以志愧其二》）

    朋友从权势热闹处来，劝我要随和些、结人缘。我惭愧草鞋不配踏朱门大户，瘦马羞随骏足香车，早已安于窗草不除、木榻坐穿的读书生涯了。

    上滩迟如牛，下滩疾如鸟。上滩恨滩多，下滩恨滩少。逆风椓牢，顺风驾帆袅。逆风恨风大，顺风恨风小。人情例贪得，孰肯平心较？试与下滩人，回看滩水倒，嗟彼上滩者，求鱼缘木杪。试与顺风人，回看风力矫，嗟彼阻风者，待兔守株老。凡事作此观，百念可以了。（《舟发阳三首之一》）

    人心总是难平，“这山望见那山高”，贪得患失。懂得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就会心平气和了。

    放翁一代才，落笔见瑰异。从军陕蜀间，不忘恢复志。如何一着错，轻作《南园记》。后村刘潜夫，学殖最渊懿。弹劾史嵩之，鲠直无所避。晚为贾相出，亦遂滋物议。二公著述材，身擅不朽事，岂藉权贵力，推挽助声气？然此事后观，当时见则未，不觉一念移，遂为终身累。始知势要场，自守常不易。内重外乃轻，此际须道义。（《偶得九首之一》）

    陆放翁钦崎磊落，不该轻易答应为权相韩侂胄做《南园记》。刘后村渊博耿直，也做了被权相贾似道说动出山的错事。两位先生的才力人品，岂是要借权贵扬名的，只是一念之差，考虑不周，铸成终身之憾。可见处权势之场，恪守原则之不易，不可疏忽。

    文人致青云，初以文为媒。才名日暴著，积渐登三台。及夫官既崇，又须谈干济。干济乃空谈，何能立一事？其文亦遂隳，久作敝屣弃。一朝夜漏尽，论定始可怜。欲入文苑内，既无文可传；编之列传中，敷演不成篇。所以明眼人，见几断于内，不能立勋业，及早奉身退，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偶书》）

    文人擅长的是文，但一旦“学优登仕”，就喜欢侈谈治国平天下，结果空谈既无补现实，文字也荒疏了。所以聪明人要有自知之明，发现不是建立事功的材料，就要及回归本行，能有一本著作留下来，不见得比当官差了多少。

    食笋爱其嫩，食蔗爱其老。爱嫩则弃根，爱老则弃杪。非人情不常，物固难两好。何况诗文境，所历有迟早。少时擅藻丽，疵颣苦不少。老去渐铲除，又觉才艳槁。安得美并存，病处又俱扫。晚作蔗根肥，少作笋尖小。（《删改旧诗作其一》）

    少日所得意，老去觉弇陋。奋笔拟删之，谓今学始就。焉知今得意，不又他日疚。诗文无尽境，新者辄成旧。漫勒铁函藏，行复酱瓿覆。笑同古炼师，烧丹穷昏昼。一火又一火，层层去粗垢；及夫烧将成，所存仅如豆。未知此豆许，果否得长寿？（《删改旧诗作其二》）

    人间万事，物无一律，美有万殊。诗文也是如此，少年之作与老年之作，各有优劣，不必此轻彼或以彼废此。修改文章又是无止境的，总会不断地“觉今是而昨非”。两诗道尽为文者积习。

    食椒能几粒，八百斛犹贫。枉署摸金尉，先为入草人。但知乌攫肉，岂悟象焚身。何事狂奔者，依然覆辙循。（《咏史》）

    胡椒作为调料，几粒就足够了，但宋朝权相严嵩落马，抄家抄出来竟达八百斛，别的财货金银之多可想而知。都知道人生有限，财多无益，然而还是有那么多人对之狂奔竞走。

    举世骛荣利，退士独掩闼。怀古手一编，萧然冷生活。人谓此老痴，此老实最黠。众所竞趋处，一罅万夫夺。惟兹文字缘，无人问阡陌。恣我磅礴游，天马骤空阔。人弃我所取，正是巧贪得。待彼荣利尽，所就已莫及。送者自崖返，回视但尘没。（《寓斋独坐作之一》）

    世人竞争荣利，我自闭门读书，人说老头傻，其实老头最狡猾：别人成千上万往一个钱孔里挤；他在书世界恣意徜徉，海阔天空。人弃我取，才是聪明人。

    坑儒焚诗书，阴谋起李斯。心知古神圣，道高不可幾。欲尽灭其迹，自作万代师。其志则已雄，其计良亦痴。后来章蔡辈，严禁苏黄诗。事小虽不侔，妒心同此私。生不许宦达，死不许名垂。谁料坡谷集，至今薄海知。（《斋居无事，偶有所得辄韵之其十》）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李斯出的主意，目的是把自己望尘莫及的高人和好书消灭净尽，唯我独尊。宋朝章惇蔡京之流对苏东坡黄庭坚也是这种心理，要使他们生前不能显达，死后不能留名。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百年苦易满，童耄去其半。中有数十年，夜复分我旦。而此旦旦中，遂为贤愚判。古人生在世，同此迅掣电。乃其所竖立，千载炳穹汉。后人来视今，又作古人看。既将为古人，何者不可烂？抚躬自循省，能勿背浃汗。（《其十七》）

    人生纵活百岁，掐头去尾，中间几十年又一半在梦中度过，人的贤愚忠奸，就在另一半中铸成。我们评判古人，后人把我们当古人评判。能不警惧吗？

    笠屐江村伴老农，莫嗤身计太疏慵。一生只见罂中粟，举世争趋饭后钟。折阪未登车倒退，游山正好日高舂。始知马磨卑栖处，少踏人间险几重。（《遣兴四首其三》）

    一辈子满足于有米下锅的老农，其“幸福指数”不一定比亿万富翁低。因为他需求量小，就无须去与人抢夺犯险，心地平安，自适其适。

    炎风朔雪两相更，费尽人间几送迎。邹忌妻孥工媚语，翟公门巷见交情。尺波将涸鱼先散，一骨才投犬共争。笑把陈编按时事，层层棋谱在楸枰。（《感事》）

    人事如棋，世态炎凉。一根骨头众犬争，船底漏水群鼠遁，老戏不断翻演，其奈当局者迷。

    插架图书手一编，萧萧晏坐意超然。自寻呼吸惊人句，不羡腥膻使鬼钱。务观醉醒文字里，尧夫生死太平年。似闻天上多官府，又怕飞升去作仙。（《插架》）

    弄笔自娱，不羡权势富豪。听说天上也有官府，就连神仙也不愿做了。

    我读方干诗，求进一何躁。处处乞荐草，誓以杀身报。岂知要路人，高居但暗笑。曾无一文持，徒有百篇噪。区区蝼蚁命，愿杀亦谁要！（《读方干诗》）

    读方干的诗，看他太热衷躁进了，到处求高官引荐，誓作犬马，性命报答。殊不知那些人看了只会暗笑，你写一百篇不会有一篇起作用。小人物性命不值一文钱，你愿奉献，也没人会要的。

    秋风宾客孟尝门，顷刻炎凉局顿翻。往日肉膻趋蚂蚁，只今树倒散猢狲。尚忧瓜蔓抄将及，转恐冰山倚有痕。太息沙堤高阁里，一时多少未招魂。（《感事四首之一》）

    大人物得势之时，门客如云，好像蚂蚁逐腥；一旦败亡，无影无踪，有如树倒猴散，还怕受连累。此诗讽刺权相和珅失势倒台，许多依附者惊恐失措的丑态。另外一诗的长题说：“连日大僚多暴亡，相传为失奥援，惧株累也。口无稽，书以一笑。”和珅倒台甚至使一些与他勾结太深的大官惧怕牵连而自杀。

    无贵贱何歉，无富贫何疚。君看饮啄禽，千古少争斗。人则等级殊，荣利百般诱。遂起贪忮心，智力角胜负。小则滋讼狱，大则兴甲冑。好丑两相耀，杀机遍宇宙。吾将问真宰，此害谁任咎？（《偶书所见其三》）

    鸟禽各自觅食，少有互争互斗；人类分出贵贱贫富，诱惑纷呈，就欲壑难填，非得你死我活，于是天下大乱了。我想请教上帝：谁是罪魁祸首？

    一编青史几千秋，都入灯前大白浮。运去卧龙空伐敌，时来屠狗亦封侯。六州铸错终存铁，万里乘风或覆舟。历历古今成局在，兴衰不尽系人谋。（《读史》）

    以史佐酒，思量神秘的命运：运来屠夫封侯，运去孔明空忙。成败兴衰，不是单靠人事运筹谋划就能决定的。

    在《赵翼诗选》中，这类见解透彻，议论风趣之作举不胜举。

    今日社会，贪婪浮躁之风，裹挟着亿万众生跌跌撞撞向前冲，对物质和逸乐的追求都远远超逾了必需的限度。其实多数人是盲目跟风白忙活，如果能静下心来读读赵翼这些诗，省省其理，会有一些退烧降压的作用。

    其实赵翼的这些观点也不过是常识而已，只是今日社会背离常识之事太多太多，简直是积重难返，所以读起来还如闻警世之钟。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会消逝

    逛书店买到了久已想买的书：《公刘诗草》，意外之喜。

    公刘是新中国诞生后涌现的第一批青年诗人中才华最耀眼的一位。记得从刊物上读到这样的句子：

    我推开窗子，

    一朵云飞进来——

    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

    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西盟的早晨》）

    当时的感觉，真像一阵山风卷着这朵云不由分说地扑进你的胸腔，清新得叫你微醉。后来读到他写北京：

    登上景山最高处，

    京华历历在目：

    炊烟相招，鸽哨相邀，

    半城宫墙半城树。

    （《登景山望京华》）

    他写上海夜景：

    夜色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

    如同一幅垂帘；

    上海立刻打开她的百宝箱，

    到处珠光闪闪。

    灯的峡谷，灯的河流，灯的山，

    六百万人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纵横的街道诗行，

    灯是标点。

    （《上海夜歌（一）》）

    在当年诗坛上，公刘诗中意象的鲜明，想象的瑰丽，语言的遒劲，节奏的明快，都显得戛戛独造。那时我正值爱诗的年龄，一见公刘的诗就赶快抄在本子上。可是他像彗星一现，转眼就消失了。这个名字后来出现在“揭发批判右派诗人公刘”的大量报道中。历次政治运动有一个特点：精英淘汰制。平庸者合力整垮表表者。从此公刘变成一本薄薄的《在北方》藏在我书架上。我也很少取下来读，只在心里常常回味着这些难忘的诗句：“我推开窗子，一朵云飞进来。”“是哪个阿佤寨，在把祖先祭奠；木鼓咚咚，叫人想起往年的征战？”“夜半车过黄河，黄河已经睡着，透过朦胧的夜雾，我俯视那滚滚的浊波。”“大路上走过来一队骆驼，骆驼骆驼背上驮的什么？青绿青绿的是杨柳条儿吗？千枝万枝要把春天插遍沙漠。”“风在荒原上游荡，像一个酒醉的流浪汉，打着唿哨，四处张望，寻找可以过夜的地方。”……

    斗转星移，中国终于结束了那个时代，我们又开始听见许多久别的诗人（除了那些没有熬过苦难的诗人）的歌声。这时我对新诗的热情已消退很多，虽然只要见到公刘的新作总要读读，却没有认真寻找他的新诗集，倒是买了他的随笔集《活的纪念碑》。最近偶然想起把他的诗都找来读一遍，没想到心想事成。

    这才知道，公刘在最黑暗的十年中曾写下《封闭》这样深刻、犀利而信心坚定的诗：

    用制服封闭形体，

    用台词封闭心；

    用苦茶封闭失眠，

    用鸦噪封闭韵；

    用蛛网封闭鸣琴，

    用锈斑封闭刃；

    用云翳封闭穹窿，

    用块冰封闭笋……

    肯定是封闭不住的啊，

    因为它告诉你有一扇门。

    复出后的诗，展示了诗人疾恶如仇的一面。对人间丑恶、伪善、贪婪、猥琐的揭露和抨击，很像海涅的刀锋和烈火。如组诗《石头档案》《海瑞墓》《自寿五章》等都是杰作，其深度广度和力度都非少作可比，相同的只是那份戛戛独造。

    还知道了诗人的遗念，希望骨灰能洒进大海：

    我自海来

    我回海去……

    在自由的大海我将化作一枚舍利

    桀骜也罢驯善也罢全由我自己

    ……

    它的惟一心愿是与波浪无羁嬉戏

    同海洋融为一体

    ……

    （《舍利》）

    这本诗集附录了邵燕祥等十二位诗人致公刘或悼公刘的诗，都写得真挚动人。邵诗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会消逝——/就像你/云南的云/也将在蔚蓝的天穹中永存。”是的，不会消逝的是美好的诗（《在北方》是“文革”时期广为流传的手抄本之一），被遗忘（或不幸不能被遗忘）的是那些以权势摧残诗和诗人的“文学总管”（鲁迅语）们的倒行逆施。他们“自以为自己的事业崇高就拥有了反基本人性的特权”（香港作家吴洪森语）。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吉他的呜咽

    北岛的《时间的玫瑰》，介绍了多位外国诗人，兼及比较几种译文的得失。我一门外语不懂，却喜欢读探讨译文的文章。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讨论译文正是对语言的铢两计较。读到关于西班牙诗人洛尔伽的一章，想起很久没见着那本戴望舒译《洛尔伽诗钞》了，那可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连忙巡查书架，幸好布帆无恙。只因太薄，封面又泛黄，书脊上的字几乎看不见了，找书时每每忽略了它的存在。

    戴译诗钞总共三十三首诗，实在太少了，而且缺少了《诗人在纽约》这一重要部分（由译者友人施蛰存先生译了一首短诗《黎明》作为弥补）。后来再没见过洛尔伽诗的译本，更觉这本小书珍贵。读到第一百页的《短歌》，已是全书倒数第五首，发觉夹着一张发黄的小纸片，是买此书的发票，时为一九五九年六月一日，书价四角五分。令人大诧的是发票上端文字为“福泉县公社书店统一发票”，而我记忆中此书是在贵阳大十字新华书店买的。可见记忆之不可恃。

    这张很小的发票已被油墨浸得发黄而半透明，把两面书页也染上了两个小黄窗户，“窗框”内外骑着诗句：“在月桂的枝叶间，/我看见黑鸽子一双，/一只是太阳，/一只是月亮。/‘小邻舍，’我对他们说，/‘我的坟墓在何方？’”往下黄渍虽越来越淡，却洇漫了好些书页，直到附录中英国乔治·李森《洛尔伽活在人民的心里》的文字：“近几年来，常有大批西班牙的歌唱队、芭蕾舞舞蹈团和民间舞蹈团涌到西欧和北美来。这也是非常聪明的所谓‘正常化’步骤中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给佛朗哥政权装点装点，以便和西方大国取得同盟关系。可是，这个‘正常化’步骤却面对着一个难题，那就是怎样安排那个常使佛朗哥政权感到烦恼的幽灵——也就是在一九三六年被长枪党徒谋杀了的西班牙青年诗人和剧作家费特列戈·伽尔西亚·洛尔伽的幽灵。对于这个难题，他们曾作过许多努力，我们如果不去揭穿他们，而听其宣扬，许多善意的人也可能会受到欺骗。”

    洛尔伽只活了三十八岁就被佛朗哥暴政杀害。现在的年轻人大约都不知道佛朗哥其人了，但在我们年轻时，他是非常著名的铁腕暴君。他手下的政治警察，在洛尔伽笔下是这模样：“黑的是马。/马蹄铁也是黑的。/他们大氅上闪亮着/墨水和蜡的斑渍。/他们的脑袋是铅的/所以他们没有眼泪。/带着漆皮似的灵魂/他们一路骑马前来。/驼着背，黑夜似的，/到一处便带来了/黑橡胶似的寂静/和细纱似的恐怖。/他们随心所欲地走过，/头脑里藏着/一管无形手枪的/不测风云。”

    由洛尔伽又联想到俄国“白银时代”的那么多天才诗人：勃洛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命运全都极度悲惨。中国古人说“诗穷而后工”，看来是经验之谈。难怪愿意做诗人的，甚至愿意读诗的人越来越少。我生无诗才，写不出一句诗，却喜欢读诗，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诗，没有诗人。我每次逛书店，想访访新出的诗集，但发觉很少很少，越来越少。我多么希望见到诗的复兴，希望诗像洛尔伽笔下的吉他：

    “吉他的呜咽/开始了。/黎明的酒杯/碎了。/吉他的呜咽/开始了。/要止住它/没有用，/要止住它/不可能。”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日

    ※※

    附记：

    洛尔伽的诗集译文后来出过好几种。去年先后买到赵振江译品《深歌与谣曲》和《诗人在纽约》。戴译也买到了纸张装帧精美的新版。诗集出版状况大见向好。近年陆续买到多种译品，包括三巨册的《外国诗歌鉴赏辞典》。

    胡萝卜须·蝴蝶·灵感

    法国十九世纪的儒勒·列那尔是我喜爱的作家。我上初中时，从图书室偶然借到他的《胡萝卜须》，译者好像是徐蔚南，书名似乎作《红萝卜须根》。一读永不能淡忘。胡萝卜须是一个小孩的绰号，因为他的红头发就像胡萝卜须。他是一个父亲漠视，母亲虐待，哥姐欺负的苦小孩。家里一切活儿归他，还动辄得咎。哥哥姐姐闯的祸都由他替罪。天天挨打，受尽折磨，不知道什么是爱和温暖。这是作家的童年写真。近五十个极短小的故事，笔调清淡、幽默、不动声色，凄婉后面透出悲愤和讽刺。比如《十字镐》这篇，兄弟俩挖土，哥哥使正规铁十字镐，弟弟用自制木十字镐。哥哥的镐把弟弟脑袋打破了。弟弟头破血流，大家却忙着照料哥哥，因为他看到弟弟流血吓晕了。一家人围着他唉声叹气，踮起脚尖走路。胡罗卡须呢，姐姐给他包纱布时说：“这真像在奶油里砸了一下。”父亲对他说：“你这一下得到教训了吧！”妈妈说：“你就不能当点心吗，蠢东西！”胡萝卜须不哭也不叫，“他早就明白了，再怎么叫喊也没用”。

    这是本生僻的书，几十年中没有见过第二本。但我忘不了胡萝卜须，想起就难过，甚至有负罪感，好像虐待他的人当中有我。四十年后，百花文艺出版了新译本（徐知免译），喜出望外。买到后只向文友推荐，而绝不借出，以防有去无回。此书后记说：“在法国文学史上，儒勒·列那尔被称为别具一格的作家。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很精致、凝炼、犀利，用字不多，但极其讲究，无斧凿痕迹。”“他把现实和梦幻糅合在一起，像个雕刻家在工作。”我自少年到老年，对这类精致凝炼的文体家、另类作家的喜爱，往往超过那些泰山北斗、宏伟巍峨的大作家。

    徐译本还包括另外两部作品：《自然纪事》和《日记（选译）》。后记说这是列那尔的三部杰作。日记有些精辟的观点深得我心。比如：“审美趣味非我所有，而为真实所有。”“一个女人笑得脸上的脂粉都迸落下来，露出了她的天然颜色，这样，才显得美丽了。”“我的想象就是我的回忆。”“灵感，这大概就是写作之乐。它不会先于写作。”“我希望不再看到超过十个字以上的描写。”“一个用得好的词儿比一本写得坏的书强。”“批评家，是一个植物学家。而我，我是一个园丁。”

    《自然纪事》是七十多则对动物虫豸的白描小品，充满诗味，非常精妙。特别是其中最简短的，令人拍案叫绝。比如：《蟑螂》：“漆黑的，扁扁的，像个锁洞。”《燕子》：“一声声呢喃在空中画出无数虚点。”《跳蚤》：“一粒带弹簧的烟草种子。”《蛇》：“太长了。”《水蛇》：“这段绞痛的肠子，是从哪个肚子里掉下来的？”

    看看这首《蝴蝶》：“这一张对折的情书小笺，正寻觅着花的住处。”锦心绣口，亏他想得出这样美丽的比喻。

    比起巴尔扎克、雨果，列那尔是个小作家。虽小却好。很多爱书人不知道他，真是憾事。

    一九八五年

    ※※

    附记：

    最近购得徐知免先生的译品《雨——现代法国诗抄》，从简介中得知徐先生是如皋人，南京大学教授，生于一九二一年，己寿逾九旬了。

    砍倒了树木的地方使人悲伤

    我有一本抗战版小书《我的心呀，在高原》，是十八世纪苏格兰诗人彭斯和二〇世纪英格兰诗人霍斯曼的合集，袁水拍译。列为“海滨小集之九”，美学出版社出版。版权页掉了，大约是一九四三年或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出版。

    抗战版书籍的特点是极端简陋。内页是黄色土纸，又粗又脆又透；油墨淡而模糊，如译者前言结尾处，“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在××”，这个地名就是两团墨，连认带猜，半天才判定是“重庆”。而且，封面封底都没有了，正文后徐迟的《一本已出版的译诗集跋》也残了。但我很宝爱它。一来因为是早逝的大姐明端的遗物，二来此书后来没有重印过。我先后为它做过两次封面，后来找出一本笔记簿，枣色皮纹硬面，很精美，大小也恰当，就扔了内页，装进这本小书。如此一来，立在那些堂皇后辈中间也毫不寒酸了。

    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名声极大，小时候老师就教我们唱过他的诗谱成的歌曲：“清溪水慢慢流/穿过青草地/慢慢流听我唱歌赞美你/我玛丽甜睡着在静水之边/慢慢流让她做好梦。”至今唱遍全世界的《友谊地久天长》也是他的诗。一九五九年彭斯被列为当年纪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王佐良译的《彭斯诗选》精装本，也至今立在我的书架上。

    但我更喜欢霍斯曼的诗。可能是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的大动荡，使人很容易共鸣于他抒发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心境的那些表面上轻描淡写，字里行间却浸透着愁闷与忧郁的小诗，就如徐迟跋文所说：“是霍斯曼的镜子——照见了你的忧容。”

    如这首：“月亮偏西了，我的爱/风带着雨，远远吹来/我们睡在远隔的异乡，我的爱/我们之间隔着深深的海。”

    如这首：“我的心上压着忧伤/为了我有过许多断金之交/为了许多玫瑰嘴唇的女郎/和许多矫健的少年友好。/靠近那不能跳过的溪边/矫健的少年们在此安眠/玫瑰嘴唇的女郎们长眠/在草地上，那儿的玫瑰开了又枯萎。”

    还有这首：“给我一块绿叶扶疏的地方/那里生长林木无数/砍倒了树木的地方使我悲伤/我不爱那没有树林的去处/唉，我告别了乡下的村庄/虽则我乐意在那儿住家/我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却逼着我要去哪/人们记忆，人们遗忘/但再也找不到它在何方/虽然他们能够收起金色的渔网/大海不能将夕阳收藏。”这最后一节我很喜欢。

    还有以下这首：“野李树花满树头/四月的榆树郁郁深深/这曾经是情人的季候/这是谎话的日子，他的良辰。/假如蓬蒿满庭院，花谢之后/假如北风将楝树吹冻/呵，这是另外的一个季候/这是她的日子，真情在心中。”

    袁水拍是优秀的诗人，长诗《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抗战期间传诵一时，至今耐读。《哀悼》写战时重庆一个冻饿倒毙街头的小孩，结尾两节写道：

    “你摸摸随便哪一个/新生的婴孩/你摸摸那柔软的/粉红色的手脚/你摸摸那跳动着的/温暖的小小的心房/唉！谋杀者，你的刀子从哪儿/刺进去呢？”

    当年读了心悸不已，至今不忘。

    袁水拍不以译家著称，但我喜欢他译的霍斯曼、彭斯和聂鲁达，胜于别的学者专家的译品。诗人译诗，不过分拘泥于原作的格律句式，译文能够更加自然和有味。有的学者刻意再现原作的诗体格律，而两种语言相差很大，往往在语言和句式上削足适履，读起来很别扭。其实既已译为中文，就应该当成一首中文诗来品评其好坏。我就是用这个办法来读译诗。袁水拍后来卷入政治漩涡的中心，未能充分发挥他诗人和诗译家的才华。但他不是孤例。中国这样的诗人和作家多了去了，不胜枚举。他在此书的序言中说：“在今日的俗世中，真正的虚华被看作实际，真正的价值反被当作假象了。”他把这本小书，比作卓别林电影中的一束鲜花：小个子流浪汉把一束鲜花藏在背后，想同专门与他作对的大个子警察和解。正当他满面笑容要开口时，一个大拳头打将过来，流浪汉应声倒地，鲜花压碎在地上。今日之世，物质丰饶而心灵荒芜，诗似乎更无容身之地。再读霍斯曼，又觉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水泥的时代取代了树林的时代。流浪汉的鲜花永远敌不过警察的大拳头。但我相信只要人类存在，诗就不会死亡。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日

    萤火虫

    偶读一段日本作家描写萤火虫的文字，记忆中的萤火虫们，也就绿莹莹地飞舞起来了。

    小时候，在父亲的园子里，夏夜里天天看得见成群的萤火虫。它们在黑乎乎的花草影子里乱飞。永远弄不清它们为什么停那儿，怎么又离开了，到底在找个啥。纯粹是慌慌张张瞎忙活。它们很令我困惑。这种会在黑暗里发光的小虫，还有会对侵扰立刻做出反应的含羞草，我都以为是神物。最着迷的昆虫则是墨黑绿金的水蜻蜓、铁甲将军似的皂角虫和憨态可掬的大金龟子，见到就想捕获招安。

    大姐明端自幼开朗多话，她率先上小学后，回家就把刚学来的新知识传授给我们。比如分清楚了左手右手以后，她发现镜子里人的左右是“错”的。她知道了古时候有三个小孩，一个凿壁偷光夜读，一个囊萤夜读，一个爬到屋顶上对着月光夜读，于是带着我们一一尝试。我们在父亲的园子里抓来萤火虫，装进什么囊也是白搭，几经试验，想到用一种最薄的“纱人白纸”来装，拎着钻进杂物小屋的角落里，果然看到几点绿色的光斑，要借以读书却是不可能的。古书中这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浪漫想象很多。只可怜这些为之牺牲的小虫，跟一粒不长仁的小葵花子似的，又黑又瘦，却拥有神奇的发光细胞。

    后来从课本里读郭沫若的《天上的市街》：“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最后说：“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诗说的是流星，我却想到的是萤火虫。它们才是提着灯笼满世界闲逛的小孩呢。

    后来到花溪上学，一间寝室四张上下铺，睡八个人。某晚，我听见有什么东西在耳边发出轻微却刺耳的声音。我坐起来，看见几点绿光在墙纸上蠕蠕而上。一只大毛毛虫借着路灯射进来的微光在爬，刺很长很硬，肚子里有五点萤光，比萤火虫的光大得多亮得多。我大喜，把一张厚纸接在下面，用鞋底把它往下拨，它的足刺把墙纸抓得很紧，咔嚓咔嚓响半天才掉进纸牢。次日找了个玻璃瓶装起，喂些嫩草饭粒给它吃。几天内，好些同学都来看稀奇。但那五点荧光越来越黯淡，放进去的饭草等等都不吃。我怕会把它关死，就在一个晚上把它放回草丛中去。它没有立即逃走，而是在那里凄凉地一亮一亮。后来我再没见过这种虫，不见关于它的任何文字，也没有遇到一个知道这种虫的人。

    随着城市的水泥森林化进程，萤火虫很难看到了，也没有人会想起它。太渺小了。有一次，几位同人晚上议事出来，有人说：哟，萤火虫。一看，孤零零的一只，在花台上寻寻觅觅。我记起列那尔的《萤火虫》：“有什么事呢？晚上九点钟了，他屋里还点着灯。”我们机关在一座小山脚，山麓草丛中当有它的族群，它是一只胆大妄为的独行客罢。

    有一年，陪奥地利摄影家德查克去黔东南，住在侗寨里。一天晚上，看到成群的萤火虫，又多又亮，此起彼伏地飞舞，像童话电影。老外惊喜大叫，说是多少年没见过了。

    他也是水泥森林的居民。

    今天的黔东南村寨，该不会也没有了萤火虫罢？

    二〇〇八年清明后一日

    钱钟书写“反诗”？

    《钱钟书研究》第二辑载方丹《我所认识的钱钟书》一文，见第三节的标题叫《一首“反”诗》，大觉突兀。读后知为钱先生一九七四年写赠作者的一幅自书诗，香港某学者看了说，“诗中有批评毛泽东的意思”，并劝他别再给别人看。方丹先生拿不准，请读者看钱先生的手迹影印，自己下结论，看看到底影射了没有。我细看钱氏手迹照片，对照方丹先生的释文，发现两点：一，方丹先生的释文错了三个字；二，这是一首论做诗的诗，意思十分显豁，丝毫没有影射什么。

    钱诗全文如下：

    寻诗争似诗寻我，宁与追逋事不同。

    巫峡猿声山吐月，灞桥驴背雪因风。

    药通得处宜三上，酒熟钩来复一中。

    五合可参虔礼谱，偶然欲作最能工。

    理解此诗的钥匙是“虔礼谱”三字，指唐人孙过庭字虔礼的《书谱序》长文。孙过庭是唐代垂拱年间的书法家兼书法理论家，吴郡人。其《书谱序》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著名的书学论著。有一节议论书家挥毫时，会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提出“五乖五合”的论点，“合”是有利因素，“乖”是有碍因素。“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五合是：“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五乖”则是：“心遽体留，意违势屈，风燥日炎，纸墨不称，情怠手阑。”然后说：“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这就是钱诗“五合可参虔礼谱”一句的出处。

    钱先生此诗阐述他对做诗的观点：不应当“人找诗”（为做诗而冥思苦吟），而应当是“诗找人”（灵感袭来）。前者从容伫兴，后者如追缉逃犯，大有区别。巫峡听猿，灞桥骑驴，欧阳修诗文来自枕上、马上、厕上，李白斗酒诗百篇，都是“诗寻我”的例证。接着说孙过庭书谱的“五合论”可作印证，“偶然欲作”时得到的作品往往是最好的。“偶然欲作”，也就是“诗来寻我”。

    一首明白无误的论诗诗，那位学者居然读成了一首“反诗”，真有点匪夷所思。从方文看，那位学者是从“五合”为“六合”少了一合得到这个荒谬结论的。原因当然是不知道“虔礼谱”和“五乖五合”这个出典。但即使“五合”是“六合”少了一合的意思，怎么就判断这少了的一合即“天”即领袖即毛氏？如果这个高论当时流传出来，说不定还会给钱先生惹来无妄之灾。

    方丹先生释文的三个错字是：“酒熟钩来”句的“钩来”错释为“钓成”，“最”字错释为“寂”字。当是对草法不熟悉所致。

    约一九八六年

    鲁迅“无聊才读书”？

    有一次去上级机关问事，前会尚未结束，在邻室稍候。闷坐无聊，信手取一本杂志来消磨。是东北的一种党建杂志。目录上有一篇谈读书的文章，就看此文。作者开笔就说：读书有益，人人应当读书，鲁迅就说过“无聊才读书”嘛。如此妙解，令我骇然而笑。真佩服此君敢写，编者敢发。这是几年前的事了，不久前读到一篇文章，题目叫《有聊才读书》，像是与上文唱反调，然而对鲁迅这句诗仍与上文同解劝诫别人读书，自己却如此读书，真叫人哭笑不得。

    鲁迅这首诗作于一九三一年，全文是：“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诗题为《赠邬其山》，邬其山即日本人内山完造，上海内山书店老板，鲁迅晚年的挚友。一九五六年应邀来华参加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活动时，病逝于中国。

    此诗三句以下，都是写作者从上海新闻报纸上见到的中华民国要人（新旧军阀）们的政治表演。鲁迅对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非常振奋；但改制后种种换汤不换药的现实，令他很快就彻底失望。小说《阿Q正传》《风波》《头发的故事》《药》等都是抒发这种极度的失望，指出革命并未成功，“民国”远非民国。所以他笔下的“中华”“民国”等名词，都带着公然的讽刺意味。短短六句诗，就像一只转动的万花筒，展现出新老政客的丑角嘴脸。在政治游戏规则的驱动下，一个个花样百出，丑态毕露。忽而得志，于是“一阔脸就变”，过河拆桥；忽而失意，就称病谢客，“闭门读书”；忽而上台，就对昔日战友施杀手，“所砍头渐多”；忽而下野，就改奉佛教，“立地成佛”。万变不离其宗，“行”是为了抓牢权势，“藏”是为了伺机再出。鲁迅把这些天天搬演的活剧信手拈来，立刻跃然纸上。另有《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都是同一内容，但因是民歌体，更加辛辣酣畅，可与这首《赠邬其山》互为注脚。

    内山完造也是“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的有心人，著有《活中国的姿态》一书，写的也正是他所观察到并认为是中国人长处或短处的东西。算不定正是两人谈及政客们的无耻嘴脸和丑恶表演，拊掌大笑之后，鲁迅才概括为诗，并题赠给内山完造的。

    如此“反话正读”，令人哭笑不得。签发此文的编辑，更叫我五体投地。

    金庸三题

    《笑傲江湖》：欲立蜻蜓不自由

    金庸对人心、人性、人情的体察很深刻，而想象力和笔力又足以副之，所以在武侠小说中独占鳌头。它真正的价值，隐藏在离奇的情节和荒诞的武功后面。

    《笑傲江湖》是他的小说中人生感悟很深的一部。此书主角其实既非令狐冲，也不是东方不败、任我行或岳不群。真正的主角从未出场亮相，却是笼罩全书，主宰人物，支配情节。这个主角叫权势欲，即对权势的占有欲。《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是它的物化，任、岳、左、东方诸人是替它搬演活剧的傀儡。

    权势是分等级分层次的。比如书中的一派掌门人，权势就不小；五岳并派的掌门就是大权势了（其实就连掌门人的子女、大弟子，舵主，香主，左使右使，也都是层次纷繁的小权势）。而最高的权势，则是“一统武林”的霸主。赌场用语就是“通吃”。不同层次的权势，诱发不同层次的权势的占有欲；不择手段，志在必得。占有权势的欲望又是水涨船高，永无餍足的，不可能出现“各安其位，和平共处”的局面。左冷禅、岳不群、任我行、东方不败这几位顶尖儿的人物，就是怀着对最高权势的刻骨相思而明枪暗箭，无所不用其极。争夺的权势越大，使用的阴谋诡计越见不得人，一旦败露就越臭不可闻。

    但《笑傲江湖》笔触的深刻不仅在此。上述左、岳诸人想的和做的完全一致，因此他们只有胜利时的得意或失败时的认输，而不会有心灵的煎熬。一班只知师令是从的芸芸门徒们也谈不上深沉的忧乐。唯有那些亲身体验了武林权势争夺的血腥丑剧，深感江湖险恶，矢志脱身而不能的人，是最痛苦的，有如置身炼狱之中。全书以刘正风决心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而引发惨剧开篇，以令狐冲虽终于退出江湖而已心力交瘁作为全书结尾，显出了深邃的构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现在许多人都挂在嘴上，随时“戏说”。金庸此作最惊心动魄的力量，就是用惨烈的故事写透了这八个字。真能“笑傲江湖”的人，一种是始终远离江湖的普通人；一种是既洞悉江湖而又有力量捍卫信念的高人，如风清扬。而那些有省悟而无力脱身者，或如定静，或如莫大，只有郁闷，何能笑傲。就连方证、冲虚这样的泰山北斗，面对凶险万状的江湖权势之战，也只有合十浩叹而已。真有资格笑而傲之者，甚至不是金庸本人，而是他写这本书时的那支“笔”。

    人间就是个“大江湖”。

    《鹿鼎记》：逐鹿问鼎的闹剧版

    据介绍，《鹿鼎记》连载期间，许多香港“金迷”认为是他人赝作；而在后来的“金学”著作中，却又有这样的评价：《鹿鼎记》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成功的压卷之作。

    最近重读一通，想想这两种评价，得出的结论是：《鹿鼎记》是金著中最能满足现代市民心理的投合之作。这里用“投合”二字，毫无贬义。通俗小说自然要尽量满足读者好尚，无可非议。投合而不失品位，戛戛乎其难，而金庸做得游刃有余。

    小说主角韦小宝其人，如果下一考语，可用两个字：惫懒。一不识字，二不习武，三绝无做人原则，四从不为任何目标努力。然而，天下便宜被他占尽：贵至封公，富可敌国，功业至于平叛开边；艳福享到妻妾七美，其中包括公主郡主，外搭情人洋公主。最后全身而退，颐养天年。这种人匪夷所思的平空白地大发迹，正是商品社会中无才无能无意志无资本的“四无”穷措大白日做梦，“无美不臻”的理想境界。《聊斋志异》里那些自动投怀的狐鬼美女，《拍案惊奇》中那些使转运汉骤成巨富的橘子和龟壳等等，都同出一源。也有这种诗，我小时候临一本行书帖，就是一首这样的长诗。还记得两句是“娶妻应得宋之子，生子当如孙仲谋”云云。有笑话说，某人一生积德无数，死后去阎王处报到，阎王让他富贵寿考任选，他说别无他求，只愿做个闲人已足，但这闲人须得“父居宰相，儿中状元，良田万顷，楼台亭榭……”等等。阎王听了说：“世间有这等好事？那你来做阎王，让我去做那个闲人罢！”人生多艰，不如意事常八九，失意人穷极无聊，往往以“精神会餐”来聊慰饥肠，情有可悯。前引长诗就开宗明义点出此意：“无聊一作非非想，世态便觉翩翩然。”但失意而擅长诗文者，能有几人！有大才文士为他们编织一些成人童话，让他们过屠门而大嚼，在幻想世界快意一番，也是功德。《鹿鼎记》就是其中一大功德。况且以金庸的大手笔，对韦小宝的刻画，从妓院小跑腿到封爵拜将，始终出之以揶揄调侃笔调，居高临下，似正写又似反讽，时时透露出洞察世事的智慧同时顺手撕下种种神圣其貌、龌龊其里的物事的俨乎其然面具，露出污泥草屑的胎子。任读者见仁见智，庸夫享饱饫甘饴之乐，智者觉皮里阳秋之味，所谓和光同尘，化腐秽为神奇。这是金庸的高明处。

    金庸小说虽同属武侠，而体裁多样，最擅长的是把正剧、悲剧、喜剧、悲喜剧、闹剧等因素错综组织起来，造成一个纸上的大千世界。《鹿鼎记》通体是闹剧，在全集中另备一格。

    此作虽篇幅浩繁，情节上层出不穷，而其实是一个线性结构，韦小宝做了一事，又做一事。而所有事件的完成，都是靠的“福至心灵，歪打正着”八个字。如此一再重复，使人久读疲乏，反应迟钝。至神龙岛一节已觉意兴阑珊，罗刹国以后更有弩末之感。全仗笔力始终弥满，妙语连珠，涉笔成趣，才能使人终卷。

    真正的逐鹿问鼎当然是严肃正剧。但正剧的后台也不乏闹剧，二十四史中尽多例证。《鹿鼎记》是它的一面哈哈镜，镜中人虽严重变形失真，镜子对面是有正常人的。

    《天龙八部》：惨烈与悲悯

    这是金庸笔下最惨烈的故事。那么多名门正派的好汉尸横遍野，其中包括了德高望重领袖武林的少林方丈玄慈大师，以及作者最心爱的人物肖峰。一大群玉貌花颜的好女子互相摧残，手段毒辣，无所不用其极。一些才智超群的人物恣意践踏爱情、友谊和生命。更多更多的善良百姓，无辜遭受着没完没了的抢掠杀戮……

    金庸用这些超常惨烈的情节，抒写了一片悲天悯人的情怀。悲悯什么？悲悯芸芸众生沉溺于种种观念：种族、权力、宗法、门派、血缘、恩仇、爱恨等等，沉溺到盲目盲心，甘之如饴地充当牺牲品。把佛家所说的执着之苦，写到十二分的深刻奇险处。以佛家观念看，他们只见色相，执着于色相，得不到无边解脱。据介绍，金庸为写此书，曾深研佛典。但他亦非用纯粹的佛家观点来破孽化痴，而是参之以现代人的理智，具体地加以分析判断。毕竟人世间许多事情，存在着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区别，不能笼而统之地以一句“本来无一物”就可了结。比如侵略与反侵略，暴政与反暴政，为餍私欲不择手段，等等。金庸对一些原属荒谬的观念，如种族歧视，宋人辽人互相视为异类；慕容博的权力狂热；四大恶人以他人生命为儿戏；等等，笔锋的批判很严刻犀利。而对段王爷的到处留情，武林世家的骄矜自大、对白道黑道的机械观点，等等，持取的则是原其情理、哀其褊狭、恕其粗鲁、责其极端的通达态度，且常常书以宽厚的幽默调侃笔调，显出作家的睿智和超越。论人物之众多、情节之曲折、结构之繁复、文势之恣肆，在金作中似也首屈一指，书名《天龙八部》正指出它的这一特点。乔峰以帮主身份在丐帮大会上亮相，猝然遭遇不测的哗变，这段文字实在是精彩！变故层出，愈出愈奇，险境迭生，越变越险，极尽波谲云诡之能事，以此将乔峰的神勇大智、胆略过人刻画得跃然纸上。明知是武侠小说，照样令你怦然心跳。笔力真可辟易三军，展露了巴尔扎克式的气魄。

    此书前部，各色人物接踵而出，各自演出了自己的一段人生活剧，书的后部，这些人大半死去，有的死于情，有的死于气，有的死于权，更多的是死于飞来横祸。慕容复没有死，却比死掉更惨怖，可见作者对权势欲的态度，最为严厉。肖峰也死了，用死换来宋辽两国百姓的一段太平年月，可谓重于泰山。由此肖峰也从一个侠士升华为一个国士。这是作者笔下肖峰历尽艰险困惑后得到的最高认知和最终选择，体现了人世间荒谬虚妄中的圣洁和崇高。视之为作者的初心，想来还不太河汉罢。

    光怪陆离小世界

    1993年，云贵川藏渝五地作协的联谊笔会，轮到重庆做东，组织了“告别千古三峡”之旅（那时三峡工程上马已定）。自小读杜甫“巫山巫峡气萧森”“白帝城高急暮砧”的诗句，临池更不知写过多少遍，都是纸上谈兵。一想从此不再萧森了，就不敢偷懒，赶紧出门去参加。作别三峡后，又在重庆作别文友。散会仪式设在重庆出版社，社里赠送了几本新出的书。回贵州的火车上，检出其中一本小说来混时间。这是英国戴维·洛奇的《小世界》。封面就很搞笑：灰色，中央一张莎士比亚线描肖像，左肩靠着巴黎铁塔，右肩靠着纽约大厦，而莎翁的脸整被一个鲜红的唇膏印所遮盖。书名《小世界》下面有个副标题：学者罗曼司。封底印了四条书评摘要：“一部奇异非凡、妙趣横生的小说”（《纽约时报书评》），“性、罗曼司、惊险、滑稽、嘲讽、噱头……妙不可言”（《每日邮报》），“洛奇所写的最卓越、最有趣的小说”（弗兰克·克默德），“这是学术界妙不可言的闹剧，此书获布克奖提名是不会使它入迷的读者感到惊奇的”（《出版家周刊》），几则“导游词”都很有煽动力。

    可能与当时的阅读环境有关吧，车轮轰鸣，景物飞逝，旅客杂沓，座位晃荡。读完的感觉是五光十色，一片缭乱，很新奇，很荒诞。回家把这本又小又厚像块砚台似的书平塞进缝隙里，相忘于江湖。最近找别的书把它发掘出来，决定重读一遍。这次环境安静，读进去了，得到了完整的印象。

    书名标举和文本所写的“小世界”，是指近三十来年盛行全球的“国际研讨会”。一个由“喷气机旅行创造的一种崭新的学者社会”。作者是一位作家、批评家兼大学教授，正是此中公民。他在这个“小世界”里频繁旅行，足迹遍及欧洲、美洲和远东。他说：“这似乎是看世界的一种方便而又省钱的办法——别人为你支付开销，东道主都是志趣相投的伙伴，英语流利的出色导游；当然，还有机会碰到与你地位相当的同人，与他讨论共同感兴趣的专业问题……”在这个小世界里转多了，洛奇以作家的敏锐眼光，透过五花八门的场面，捕捉到了推动这个小世界运行的原动力：人类追名逐利的欲望。这个发现就成为小说的契机和主题。

    小说以一个初次涉足“小世界”的人物，一所小大学的一位小讲师，因偶然的机缘，怯生生地进入这个新奇的世界。读者跟他一起，从少到多，从浅至深，从表及里地观察、认识和思考这个光怪陆离的“小世界”。从开始在一个偏僻小城举行的二十多人的小会到结尾时在纽约举行的万名学者、六百个论题、每小时有三十场讨论同时进行的巨型研讨会。其间穿插了许多有趣的小故事和曲折情节，在此无须列举，只要知道包含了“性、罗曼司、惊险、滑稽、嘲讽、噱头……”就是了。至于研讨会本身呢，概括言之，一是选题千奇百怪，成为一堆与文本无关的文字呓语；二是与会者意不在学术，而在浪漫的旅游生活，在聆听宣读论文时有的酣然入睡，有的观察天花板，有的对着小报做填字游戏，有一个人甚至忍无可忍地用小刀在桌子上刻下“讨厌”二字。而会外活动就丰富多彩了，风流韵事层出不穷，大小麻烦此起彼伏，有人得意，有人失意，有人尴尬，有人丑态毕露，有性变态，有唇枪舌剑。甚至有恐怖行为：为了争一个白拿高薪无事可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学职位，几个有竞争力的学者明争暗斗，一面排挤对手一面讨好权威推荐人，一位学者甚至雇人绑架另一位学者，几乎酿出命案。而最后，那位权威推荐人举荐了谁呢？举荐了他自己。本书《译后记》说这部小说“堪称学者的哈哈镜、笑料的聚宝盆、文本的万花筒”。确乎如此。

    回想初读眼花缭乱，再读却了然于明心，原因之一是后来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花样翻新看得多了些，更重要的是这个“小世界”已经进口。那次是看西洋镜，这回有生活实感了。昨天参考消息有一篇香港文章，题为《中国学界“十大怪现象”》，这十大怪是：粗制滥造，拼凑抄袭；造假浮夸，虚假引进；“跑部钱进”，钱权交易；近亲繁殖，学术乱伦；师生一气，互相利用；内定奖项，关系评审；买卖论文，互搭便车；热衷社交，注重创收；学霸横行，排斥异己；派系恶斗，恶相倾轧。可以想象，这个中国的“小世界”，比洛奇笔下的那个更光怪陆离，深沉污浊。那是一个烂泥塘，这有一片沼泽地。

    二〇〇六年九月一日

    燃犀烛怪

    《晋书》载：温峤带兵过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人说其下多怪物。温峤命人燃起犀角来照，果然见许多奇形异状的水族来覆火，其中有乘马车穿红衣的。这故事后来就演变成一句成语“燃犀烛怪”。优秀的讽刺文学，例如《锅炉安装典礼》，就恰可比喻为这种可以烛照出妖魔鬼怪真形的神奇的犀角。

    《锅炉安装典礼》的作者阿吉兹·涅辛，是土耳其著名的讽刺小说大师。涅辛有一支解剖刀一样犀利的笔，触及了土耳其社会里从显贵到乞丐各阶层人物的生活。这个国家中的种种弊端、脓疮、痼疾，一经他妙笔点染，无不本质毕露，无从逃遁，令人始而失笑、继而深思，然后感到震惊，去思索能否改变。涅辛曾六次在国际上获奖。《锅炉安装典礼》就是1957年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幽默作家作品竞赛会上获金棕榈奖的名篇。

    这篇小说的构思很独特，打破了短篇小说创作中许多通常认为是规律性的东西。出场人物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没有对主要人物作任何刻画，而是一视同仁，不仅不描写任何人物的音容笑貌，不勾勒他们的性格特征，甚至连姓名也不给他们，故意用枯燥而雷同的符号：甲乙丙丁、甲2乙2、甲3乙3等等来代表。匠心独运，抹去人物的个性，而强调了他们的共同点：大吃。这是一群百事不知、百事不问，千方百计吃白食的老饕。他们之间的差别，同挤在一块田里的蝗虫之间的差别一样微乎其微。不过是这位爱吃熘肝尖，那位喜欢煎白菜卷，第三位偏嗜炸鸡……为了饱餐不花钱的佳肴美味，有的随身带着助消化的苏打粉，有的带着小儿子，有的吃得语无伦次，听而不闻。至于为何举办宴会，他们根本不想弄清楚。

    那么，这场豪宴的东道主是谁呢？是政府有关部门。设宴的名目是什么呢？为了一座锅炉的安装典礼。关于这只身份不凡的锅炉，我们可以通过作家的笔，听到精彩绝伦的介绍：

    它是一只历史悠久、饱经沧桑，接近出土文物式的锅炉。

    为了把它准确地安在炉灶正中，只请了三位美国专家、两名工程师和四个工长，此外全由“我们自己”完成，因而它是“全靠我们自己安装的”。

    安装之后，发现锅炉离炉灶六米之遥，锅里的水怎么也烧不开，只得在锅炉下再砌一个新炉灶。

    这座“在中东和巴尔干半岛都是首屈一指”的锅炉，由“锡和铜”铸成的炉体上两处有洞，竟“没有依靠美国的援助”而用麻屑、药棉和松脂肪堵住了，漏下的水已浇不灭炉火。

    本来可以让来宾观看试燃情况的，如果不是自来水公司停水的话。

    就是为了这么一座锅炉，为了这样水平的安装，举办了如此盛大的豪宴。并且，通过宾客们的对话，可以知道类似的宴会多得数不清，以致这些素不相识的参加者都互相看熟了脸嘴，成了互不知名的“吃友”；以致弄不清参加过的许多次宴会都是为了些什么名目；以致需要互相提醒在明天另一个典礼上重逢，因为“文明在不断发展”，因为各个庆典都有其特别诱人的菜肴，“如你错过机会，就无法补偿”。直到他们被过量的酒菜撑得发晕，陆续溜走，主持者还在滔滔不绝地介绍着盛宴的主题：那座非同寻常的锅炉……

    腐败的政治、堕落的社会、颟顸的政客，会随着这篇很短的小说长留在你心中。并且你会发现身边也有大大小小的“锅炉安装典礼”在举办。这篇小说会使你眼睛变明亮、思想变敏锐。这就是高度概括、凝聚、夸张、像大特写镜头一样强烈的讽刺文学的力量。

    这篇小说通篇只有对话，但使人觉得任何说明、交代、解释和提示都是多余的。没有一句褒贬，但爱憎已洋溢在字里行间。这样犀利、洗练、精悍的艺术技巧，固然令人惊叹，但优秀的讽刺作品产生于强烈的正义感和过人胆识，产生于火一样强烈、水一样公平的激情。涅辛本人就说：“写讽刺作品固然要有才华，但讽刺和幽默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的需要，我只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需要。”他为了抨击腐败的时政，表达劳动人民的疾苦，不惜付出严重的代价，曾四次入狱，备尝铁窗之苦。正是由于卓越的艺术成就，无私无畏的经历，再加上过人的品德（涅辛把自己积蓄多年的稿费献出来，设立了“涅辛基金会”，每年培养四名孤儿或穷苦孩子入学，直到大学毕业），涅辛赢得了老百姓的衷心爱戴。

    一九八五年

    医院需要病人

    偶然读到美国作家巴彻沃尔德的短篇小说《医院需要病人》，忍不住笑了很久。

    有一个人到医院去探望住院的朋友。到了问讯兼办入院手续的服务台，没等开口询问朋友的病房房号，值班小姐就拿出一份表格，填写他的姓名、年龄、职业，然后揿电铃叫来两个护理员，把他按上轮椅推起就走。他嚷道：“我没病！我是来看朋友的。”护理员说：“你朋友一来我们就带他去你的房间。”他直嚷：“我朋友早就来了。”护理员说：“那好，等我们把你安置到床上，他就可以来看你。”

    他被送到一个写着“私人病房，未经许可不得入内”字样的小房间。护理员扒光他身上衣服，递给他一件背后系带的短睡衣和一个水罐，对他说：“需要什么就按电铃。”他说：“我要我的衣服！”护理员说：“你放心。即使发生最不幸的事，我们也会把你的全部东西交给你妻子。”

    这人正想怎样从窗户逃出去，大夫带领几个学生进来了。他说：“谢天谢地，你们可来了！”大夫问：“你疼得很厉害吗？”他说：“我一点儿也不疼！”大夫忧虑地说：“这意味着情况比我们预料的严重。”他说：“我哪儿也不疼！”大夫对学生们说：“这是最难对付的一种病人。既然他不肯告诉什么部位有病，我们只好做个外科检查性手术来找到病源。”他大叫：“我没病可治！我一切都正常！”大夫说：“你一切正常，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第二天早晨，他被剃光胸毛，不让吃早饭。用担架式推车往手术室推，后面跟着护士长和一个随时准备主持“临终忏悔”的牧师。他环顾四周，想寻求救援，但都彻底失望。

    就在麻醉师准备给他注射麻醉剂那一刻，他忽然福至心灵：“等一等，我有话说。我是病得很重，但是我还没有加入医疗保险，交不起麻醉费，也交不起手术费，连住院的钱也没有。”

    麻醉师、外科大夫们立刻放下各种工具。转眼间他已经被换上了自己的衣服，被那两个护理员丟到大街上。

    他又去问讯处打听那个住院朋友的病房号，值班人员盯着他，冷冷地说：

    “我们不愿意在本院再见到你。你不正常。”

    有的病人被医院强留，有的病人被医院拒收。各地皆然。只不过这位美国作家写得格外好看。

    林莽法则

    马尔兹的短篇小说《午后森林中》很短，却能使人战栗。堪称有“四两拨千斤”手段。

    十三岁的穷孩子查利，闲极无聊地在街头掷雪球、胡思乱想。突然间好运临头：邻居老头把一枚五毛的银币掉进了下水道网格里，悻悻而去。查利只要能把它弄出来，就可以据为己有。但他的工具过于简陋，费尽力气，这笔意外之财仍然可望而不可即。他的动作引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这人是专干这一行的，随身带着全套工具，有把握将这枚银币吸上来。可是，查利不能容忍他人染指，横悍地用拳脚雪球来保卫自己的“权益”。中年人许诺查利平分那五分钱，恶声恫吓，婉言打动，都无济于事。两人混战一场，直到天黑，结果两败俱伤，谁也没能得到那枚钱币。

    一个极简单的小故事，将金钱世界的生活法则，怎样严酷地泯灭着人性、人道和人情，如何扭曲和锈损人们的灵魂，讲述得力透纸背。城市中发生的事，作者却称之为“午后森林中”，就隐喻这是一种丛林野兽的生活法则。

    这一丛林法则体现在一个孩子身上，特别触目惊心。孩子应有的天真无邪、纯真善良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贪婪和冷酷。十三岁的查利，小脑袋里只有一样东西：钱。他最大的理想是拾到一百万零二百三十四块钱，大吃一通，再把整个糕点铺买下来。他需要三分钱买橡皮糖去粘银币，向疲惫劳作的妈妈索讨时也不说真话。虽然对手是那么穷愁潦倒：矮小痩弱，衣衫褴褛，脸色透出肝病患者的苍白，仍然毫不同情，寸步不让，下死力揍他。

    另一个人物则让人揪心，一个中年汉子，为了一枚五毛钱硬币，不顾体统地对一个小孩诓哄吓诈，甚至不得不忍受小孩的詈骂、侮辱和殴打。景况之惨、心里的羞与苦，也就可想而知。那个饱受侮辱和殴打的肝病患者，绝望地喊：

    “呵，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要是再大十岁，你就会明白啦。你以为我喜欢干这种事吗？你要是再大十岁，我就可以跟你谈谈，你就会明白啦。”

    对于这绝望的哀鸣，小查利这样回答：

    “我要是再大十岁，我就揍歪你的脸！”

    最后，那人痛苦地弯下腰去，捡起那根竿儿，一手按在后腰上，微瘸着腿，走开了。他边走边哭。

    查利站在那儿，得意得直哆嗦，他的脸板得像块石头。

    “天已经黑了。”

    金钱主宰世界的法则，教得孩子像饱经世故的老人一样冷酷，让穷人无法保持起码的尊严与自重。一枚小钱，使两个素昧平生的路人成了冤家，成了为一块骨头互相撕咬的狼。

    这篇小说强烈的艺术力量，完全来自形象，来自人物自身的行动和性格化的对话。作家将爱憎悲悯深蔽在冷静的客观描写后面。他深谙艺术的说服力在于形象，在于含蓄，在于对读者理解力、联想力的信任。他用恰到好处的形象和语言，诱导读者参加到作家的创造中去。

    比骗局更残酷

    画家吴冠中转述他的法国老师一句话：“艺术有两类：小道怡悦眼目，大道震撼心灵。”美国作家马尔兹的一些短篇小说，虽极短小，却真能撼动心灵。他是“金钱即上帝”这条法则的最严厉的揭露者和审判者，以冷峻的头脑、洞察的眼力和犀利的笔锋，对它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和描绘，使读者感同身受。

    在《马戏班到了镇上》里，艾迪和阿兰小兄弟俩，久盼能看上一次“真正的马戏班”。现在马戏班真的要来了，但家里太穷，买不起戏票。唯一的希望是马戏班雇用他们干一些演出前的杂活，以换取一张免费入场券。弟弟担心的是马戏班来不成，哥哥最害怕的却是他们来了而不肯雇用年纪太小的弟弟，连累自己也看不成。

    但是兄弟俩都白担心了。马戏班的前站人员终于来了，望眼欲穿的七八十个孩子全部雇用，连七岁的阿兰和另一个五岁的男孩也没被摒弃。孩子们喜出望外，拼命干活，讨好监工员。他们在大风里拉绳索架设巨大的马戏帐篷。活很重，不是他们的体力所能胜任的。阿兰累得要趴下了，只是依靠着关于小丑、杂耍、奇怪的动物和从大炮里打出去的人这些新奇玩意儿的美妙幻想才支撑着他干下去。好不容易架好了帐篷，筋疲力尽而又心满意足的孩子们去领取那张他们受之无愧的座券时，却又被安排去搬运几千把沉重的椅子。

    随着作家层层深入的描绘，传神的细节，我们也感受到极度的疲惫，只求赶快结束这无休止的劳役。并且，聪明的读者已嗅到了一丝可疑的骗局气息。

    但孩子们终于得到了那张用一通又一通热汗换来的座券，真正置身于梦境般的马戏场的辉煌灯光之中。并没有人欺骗他们。

    然而，他们已经耗尽了小身体内的所有精力，没有力气来欣赏节目了。兄弟俩的脑袋搭在软塌塌的脖子上，互相依靠着睡熟了。向往不已的小丑、大炮射人等等，都在他们的熟睡中一一登场表演。等他们醒来，一切已成过去。睡熟的孩子大约有五个，至少有十个孩子不知道是在看些什么。他们用超负载的劳动，换来的是一场梦。兄弟俩低声哭起来。但没有谁理会这两个哭泣的孩子。

    没有骗局，但比骗局还卑鄙。马戏班不能白送戏票，孩子们争着受雇，最后获得了预定的报酬。一切正常。可怕之处就在于此。作家没有描写一个骗局，而是揭示一条法则。于是，从平淡无奇之中，迸发出使人战栗的力量。

    好座朱雀城

    上世纪五十年代知道黄永玉是版画家，为彝族长诗《阿诗玛》刻的套色木刻插图很出名。但我最喜欢的是一幅《春潮》。近景一条巨大的鱼跃出水面，远处一个后生在向它掷出绳镖。鱼与人之间的大块空白，是一大团缠绕的镖绳，这团绳子的结构复杂到叫人喘不过气。我在版画家吴家华处见过原作，被这团绳子困了足有十分钟。还有一幅《森林小学》，几个凸脑门像小鹿的山民娃非常可爱。到了“文革”后期，民间流传他的趣闻，说他被赶到仓库住，没有窗子，就在墙上自己画出一扇来。说在北京办的一个“黑画”（有政治问题的画）展览，其中“主打”就是他的一幅猫头鹰，此鹰一眼睁一眼闭。猫头鹰睁只眼闭只眼属于什么政治问题，传者听者都不明白，于是各自心解，相视匿笑，倒真成了“政治问题”。“文革”过去以后，读到他的文字，《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以下，一本不少都读了。绘画作品也多有所见。心里就排出了个座次：文学，木刻，国画。但不论孰先孰后，都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机智和豪宕令我着迷。黄先生弄什么都戛戛独造，与众不同，不落窠臼，无丝毫“乡愿”气味。

    得知《收获》开始连载他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就让孩子找了来读。但这种计划经济方式太折磨人，废然中止。几个月前逛书店，赫然见到单行本，赶快买下。但洋洋一百五十万字，有点望而生畏，毕竟不是年轻时候的胃口了。前几天，抱着姑且一试，打不赢就撤的主意，开卷而读之。一读了不得，好像一处大雨过后大太阳，云霞灿烂、大气蒸腾的山川把我吸了进去，一条奔腾叫啸的大河把我席卷而下。像是“青歌赛”上大同小异的美声唱法、民族唱法之中，突然冒出来一首“原生态”。没想到刚过了春节，又得了个精神狂欢节。

    中国自来没有过一部这样饱和（不只是“接”）地气，这样雄浑恣肆、百无禁忌，“从心所欲不逾矩”境界的小说。一部绝无仅有的充满“酒神精神”的中国小说，足以与拉伯雷的《巨人传》掰腕子，内涵更其厚重。

    生龙活虎！生龙活虎就是精力弥满，就是惟妙惟肖，就是色彩斑斓。书中人物、语言、情节都生龙活虎。畸人异事层出不穷，八仙过海目不暇接。尤其那个女山民“母豹子王伯”，鲜活得要从纸上扑出来咬人一口。京戏舞台上的架子花，张飞焦赞郑子明，粗犷而又妩媚，王伯胜过他们。其实整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就是架子花风格，又粗犷又细致，又豪宕又妩媚。结构恢宏庞杂，总体如江河横溢，不择地而流；细绎才知江南水网，布置各宜。黄先生的表叔沈从文和师兄汪曾祺都是我喜爱的作家，表叔幽婉，柔软了些；师兄简约，时有才子气，读黄先生更令我怡心惬意。

    这是一部以一九四九年为限的湘西百科全书。三教九流、士农工商、耆绅教员、地痞乞丐、猎人匠作、主妇丫鬟，婚丧嫁娶、四时风习，应有尽有，跃然纸上。其实不限于湘西，我的家乡黔中安顺，种种都大同小异，只不过气魄弱些，小巫见大巫。《红楼梦》里秦可卿卧室挂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句犯众怒的话：在通达世事、洞察人情上，闯荡江湖、亲历战乱、结交遍天下、熟悉七十二行的黄先生不能不超过曹先生。从做道场到评诗论词，从炖狗肉到浇牛油烛，从打猎到赶场，不仅仅是涉笔成趣，而是通其三昧，得其要领。写小说最不易写好的是极俗与极雅，要拿捏微妙的分寸，写俗要写得不恶心（罗丹的《老妓》形象极丑，艺术极美），写雅要写得大气（《红楼梦》中史湘云“在那里大说大笑”）。尤其写雅人雅事，稍过一丝就酸，就雅得俗。《朱雀城》中雅人谈文论艺，不仅要切合身份、职业、年龄、水平[最易冒酸自恋的说“词”（长短句），径交给有点精神病的书痴去承担]，而且风雅一番之后，必戛然结束在最平民化生活化的气氛里。另外，书中议论很多，或借人物之口，或是作者做画外音，纵横捭阖，古今中外，论世说理，透辟通达。而不是写景、抒情、发议论，看看快要接近感伤滥情的边沿，黄先生就会运用国画的“破墨法”，以幽默、风趣、调侃破之，使之不落小家子气。至于写俗成雅，大俗大雅，更是黄先生的看家本领，在王伯、隆庆、岩弄三个人物上臻于极致。

    黄先生的语言丰富多彩，“善于运用民族语言所拥有的社会—历史、行业—方言的一切层次”（高尔基语）。作者的叙事语言与我们贵州话很接近，我以贵州语音默读，处处如邂逅久违老友。例如“走玩”“讲送”“清吉平安”“絮毛”之类，以及那个“十分之”“非常之”，令我非常非常之愉快。当然黄先生自己读起来又会是另一种腔调了。有几处见到王伯等山民讲话中出现了“挺”“谁”之类，就会想：毕竟住北方时间太长，家乡话被搀沙子了。有一处写一个人物唱京戏，伴奏应该是京胡（行内就叫胡琴），文中却写的是“二胡”，插图也画的是杆长过头的二胡，不知何故。

    读完中册近一半（大约全书一半），“九一八”事变来了，抗日战争即将开始，我把书放回架上，准备过一阵子再接着往下读。朱雀城的栅栏门就要被强行打开，那个因封闭而落后、因封闭而迷人的小世界就要不可避免地开始土崩瓦解。且让它迟一些发生，容我在那个洋溢着野蛮原始魅力的小世界里多流连一会罢。这以后的历史，我们都亲历过了，盼《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按计划写完，不要像他表叔的《长河》留下永远的遗憾。

    甲午春分后一日

    邵洵美的“翻案西施”

    邵洵美其人，上初中时就从阅览室的《鲁迅三十年集》里知道。文章里挖苦邵洵美的地方很多。后来在几种现代派诗选上看到他的诗，记得一首叫《蛇》，用裤带作比喻，觉得有点色情味。总之是印象很坏。“文革”结束后买得他译的雪莱长诗《麦布女王》，从出版前言中得知他活到了六十年代，称他“先生”，语气平和。近些年，介绍邵洵美的文章和专著陆续面世，才知他多才多艺，而且善良热肠。后来买到一种《洵美文存》，护封上的介绍说：

    “邵洵美（一九〇六至一九六八）浙江余姚人，原名云龙。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后到法国，入法国画院。一九二七年回国，曾办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后接办新月书店，出版《新月》和《诗刊》，又办时代图书公司，先后出版《论语》《时代画报》《时代漫话》《良友画报》《万象》等刊物。早年推崇‘为艺术而艺术’。一九四九年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晚年凄凉寂寞。著有《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诗二十五首》《一个人的谈话》等，译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麦布女王》等。”

    《万象》《良友画报》《时代画报》等都是风靡一时、畅销东南亚的文化杂志，几乎所有大作家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解放初期，邵洵美应香港亲戚的请求，汇去一小笔接济款，被海关扣押，以“特务嫌疑”坐了几年冤枉牢。

    可叹这样一个人，竟不能见容于时代和社会。陈子善《编选者言》中这样概括：在1930年代，“作为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编辑家、出版家和文学活动家，邵洵美在上海文坛上十分活跃，他的几乎全方位的文学生涯实在是有声有色。他所成功扮演的文化媒介人的角色，虽然不无争议，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作用和意义，至今还未被人深入研究，充分认识”。

    所谓“不无争议”，鲁迅对邵洵美的厌恶恐怕是主要的内容。因文学观点、思想观点的不同，对“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进行反对和批判，自然有其权利和自由，但把富家女婿之类也当成靶子，不停嘲讽，就不公平了。邵洵美用家财来办刊物、出书、开书店，用妻子的赞助办《论语》，今天看来都是好事，当时却成了嘲骂的罪名。近些年我因往事的触动和新事的启迪，痛感人之不可以陷入极端。再是伟大的人物、深邃的思想、权威的经典，如果陷入“非我即敌”“党同伐异”的极端主义，必定趋于荒谬恣肆；如果付诸行动，更会制造出种种“不该发生的悲剧”。

    昨天偶然瞥见书架边上的《洵美文存》，取下浏览，读到一段有趣的文字：他有一个愿望，“要把西施的故事写一本诗剧，西施当然又是一位文学家创造出来的不朽的人物，我于是读了许多关于她和提及她的作品；当我了解了她的行为以后，我觉得去为她翻案，实在又是文学上一件很大的工作”。

    邵洵美为西施翻案的构思，长话短说，就是越国丞相范蠡把西施本来只当作调情对象，但为了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想出个美人计，把西施作为工具。勾践首肯此计，却也对西施的美貌动心。他夫人窥知其意，抢着请命亲手调教西施。西施非常反感他们的诡计，却是敢怒而不敢言。范蠡收买吴国权奸太宰嚭，把西施献给吴王夫差，夫差对西施十分宠爱；西施发现夫差是一个英勇磊落的英雄，也爱上了他，忍不住暗示他不可丧失警惕，但夫差不觉。忠心老将伍子胥苦谏不得，大骂西施后自杀。三年后，越军来攻，国门已破，西施劝夫差奋起反抗，夫差见大势已去，自恨对不起伍子胥，又自慰终于得到了西施之心，痛饮后自刎而死。灭吴后，范蠡带西施回越，舟中流露出篡权谋国的野心，许西施以大富大贵。西施痛责范蠡的虚伪、卑鄙和阴险，一刀将他刺死，为越国除奸，为夫差报仇，为自己雪恨，随即投水自尽。邵洵美说：“这是一出大悲剧，莎士比亚也会拿来做题材，假使他知道我要写出夫差的沉湎于酒色和一般的昏君完全两样；西施也不是阴谋家的傀儡；范蠡和太宰嚭是一流人物。我还要写出英雄会做一种超常情的牺牲。”又说，“它是天生成的诗剧”。

    可惜他的这个计划没有完成，要不然新文学可能会有一部与冯至《伍子胥》并美的杰作。他的这个构思，抓住了春秋无义战、权术无廉耻的历史本质和政治本质，着眼于人性在特定情势下的种种形态，这就守住了文学的根本。比现今那些极力歌颂专制帝王的作品，高明不啻百倍。千余年前荀子就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明末唐甄甚至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我们作为现代人，“反帝反封建”几十年，居然倒退到这种地步。学者王学泰说：“现在人们开口闭口就是清代的康雍乾，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刻。实际上满洲入关南侵，是以落后民族征服文化先进的民族，其野蛮的屠戮大大破坏了东南一带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明，造成社会大倒退。康雍乾三朝的皇帝，作为个人来说都是有学问、有能力、有手腕、谙熟统治技术技巧的皇帝，但其核心就是加强专制极权，用各种方法阻止新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的出现和发展。”“内部的自我发展停滞，走出国门寻找更广泛的世界的道路又被堵塞，中华民族怎么能不走下坡路？”这段话十分深刻中肯，真想“古为今用”的文艺，正应从这个角度写出历史教训，证明唯有走向世界才是出路。怎么能反其道而百般美还想让他们“再活五百年”！

    “文革”岁月读的书

    朋友约稿，要我说说“文革”中读的书。

    循此回忆，不觉失笑：我这段年月的读书情况，竟是与上山下乡知青的“地下阅读”接近，而迥然不同于与我年龄、职业相若的许多人，是一个“典型环境中的非典型事例”。

    一九六五年秋季，我所在的省广播电台搞面上“四清”运动，把四十名业务人员下放到县里去。我恭逢其盛，去到大方县百纳中学教书。当时的形势，令我生出破釜沉舟的决心，妻子主动下了户口，书籍装箱，床椅捆扎，扫地出门。那时候，外国文学、外国电影早已绝迹于书店影院，城市可留恋的东西也所剩无几了。

    因此，次年夏天“文革”开始时，我已在乌蒙大山深处教了一学期书，天高皇帝远，北京的十级大风，吹进深山已若有若无。这两三百本书因而逃过一劫。省城家中被红小兵抄了两次，我视为珍贵没带下乡的一部《聊斋志异手稿》影印本和一叠进口唱片，反而损失了。

    我读书缺乏目的性。余光中谈读书的一段话很切合我的态度：“读书其实只是交友的延长。我们交友，只能以时人为对象，而且朋友的数量毕竟有限。但是靠了书籍，我们可以广交异时和异地的朋友；要说择友，那就更自由了。一个人的经验当然以亲身得来的最为真切可靠，可是直接的经验毕竟有限。读书，正是吸收间接的经验。生活至上论者说读书是逃避现实，其实读书是扩大现实，扩大我们的精神世界。……相反地，我认为不读书的人才逃避现实，因为他只生活在一种空间。”在我看来，读书不仅可以交友，而且可以代替旅游，身在斗室，神游八极，上天入地，其乐无穷。

    刚踏入社会做小公务员时，经济自立了，日子也安静，我就从读书中接受契诃夫、高尔基的严厉训诫：提防庸俗的小市民习气。高尔基的书我只喜欢《人间三部曲》和几个剧本，对其人却钦佩至极。以他少年时的生存状况，他有三倍的理由成为流氓和恶棍，而他却成了一个“大写的人”。真正“出淤泥而不染”。在污泥中洗净他的灵魂的圣水就是书。他在三部曲中反复描写了这个事实。书使他在炼狱中一灵不昧。

    跟着我下放的书是我自己陆续购置的。安顺老家的父亲藏书，因他的事业转移到贵阳，那幢楼房整个借给党政单位，一借数十年，也就不知所终了。他带到贵阳的一批碑帖字画，连同祖母的许多佛经，也在劫火中全部散失。我的书主要是中外文学名著和理论经典。大约一九五五年前后，《文艺报》刊出了一份文学工作者应读书目，中外古今，洋洋洒洒，有许多种是当时还未问世的。我如获至宝，把已买到的注上记号，没有的按图索骥。当时一个月四十元工资，要挤出钱买书观剧看电影，是有难度的，全亏当时一来无子女，二来书价票价低廉，三来新书少而精。初到百纳中学时，“四清”虽已“清”得草木皆兵，却还未到后来焚书坑儒的地步，所以我的两只小书架是坦然向人的。几乎全部是文学书，外国文学又占多数。特别心爱的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契诃夫的戏剧全集和小说选、果戈理的全部中译本、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诗选、《普希金文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小说和《金蔷薇》等等。但丁的《神曲》三部和《堂吉诃德》（傅东华译本）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特别以大量的精美插图受到宝爱。还有巴尔扎克的几个傅雷译本，罗玉君译的《红与黑》，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的选本，拜伦、雪莱、彭斯，等等。中国文学主要是《红楼梦》和《鲁迅全集》，以及我喜爱的作家沈从文、萧红和孙犁的选集，还记得到学校报了到，开行李安置卧室时，来帮忙的语文组女同事见到我往书架上放的书，接连出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红与黑》等等久仰或初会的书名，连声惊喜不已。

    农村学生非常纯朴，从内心尊敬教师。我这个班的学生中，两三个较胆大的结伴来访，参观我的书架，有一个偶然发现果戈理《狄康卡近乡夜话》的封面和插画有鬼怪，向别的同学讲了，他们就来向我借。我是刚受过“四清”洗礼的，当然不敢向贫下中农子弟传播“封资修”毒素，但又不好断然拒绝，就借给一本适合他们的《中国民间故事选》。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书，贾芝主编，五百多页的巨册。这本书我也很喜欢，但只能舍卒保车。后来这本书在学生中传来传去，终于还回来时，已臃肿如甲亢患者，书页油腻得半透明，便马上赠给了来还书者。后来“文革”爆发，妹妹和朋友常寄来一些红卫兵小报，从中窥见城市里的恐怖情状。我和妻子初到大方时，在县城候了七天车，人地生疏，日长如年，书又打包寄放在车站。发现县文化馆有书可借，选了两本书：约翰·里徳写苏联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和法朗士写法国大革命的《诸神渴了》。选这两本书，是因为当时前途未卜，想从中接受些承受革命风雨的力量。但书中所写的那种无政府状态的城市民众暴力非常可怕，读了心里更加茫茫然。真得感谢命运把我安排到这个远离漩涡中心的穷乡僻壤，不仅人身终得保全，连这两架子书也都无恙。

    一实行“停课闹革命”，学生都回家干农活去了，教师们就各自设计消磨时间的内容。我别的不会，就读书临帖刻印，都是从小的爱好。反正就是这两架书，漫无目的地随兴浏览。记得比较集中地读过一些宋诗，几本《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刊》，重读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和巴尔扎克的几部小说，还有契诃夫。孟森《心史丛刊》中关于顾贞观与纳兰容若营救吴汉槎的文字，《元人小令集》里一些咏史讽世之作，读时自然联想现实，特别能引起共鸣。

    但在那时候给了我振聋发聩的强烈震撼的两部书，恰恰不是我书架上的。

    一部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长河小说是我在花溪上学时，在新华书店站着读完的。每天吃过中饭去，读到快上下午课时回校。因为厚厚四巨册，后来也没舍得花钱买。不料百纳中学寒碜之至的小图书室里，赫然有一部混杂在农村书刊中（另一本小说是浩然的《艳阳天》）。我真是淘到了宝，立刻借出来，而且终于没有还回去。因为小图书室后来成了一派造反学生的司令部，所有纸质品都反掉了。这书一直保存到“文革”结束后，买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才把它送给一位年轻朋友。

    我把这四大本书从头到尾重读了一通，两三年后又读了一遍。当时的心境很苦闷：既情知文学写作已绝无可能，但除此之外又无兴趣。这两次阅读，越来越吸引我的不是人物和情节，而是夹在叙事之间的那些议论抒发。特别是有一段话，对当时的我如醍醐灌顶，沦肌浃髓，我在本子上、纸片上抄写过无数次：

    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成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飘浮的影子。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射出来的。便是那些在巨大的火焰旁边没有地位的：——野心家，自私的人，一事无成的浪子，——也想借一点黯淡的光辉取暖。

    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是消灭死。

    可怜的是不能生产的人，在世界上孤零零的，流离失所，眼看着枯萎憔悴的肉体与内心的黑暗，从来没被有冒出一朵生的火焰！可怜的是自知不能生产的灵魂，不像开满了春花的树一般满载着生命与爱情的！社会尽管给他光荣与幸福，也只是点缀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其实在当时的大环境中，我既不知道还能有机会创造什么，又知道自己的才力不可能创造出有价值的什么。我只是被这段话激发出蜷曲在心底里的那股不甘和愤懑，觉得只要牢记“唯有创造的欢乐才是真正的欢乐”，一灵不昧，就不论干什么都不会沦为行尸走肉。即令从此再不能写作，流连在书的世界里，大师们的创造的欢乐，也会像篝火一样给我温暖，强似别的肤浅的人生游戏。

    另一部让我恢复对生活的信心的书，是《居里夫人传》。我是科盲，但对居里夫人略知生平大节，极为崇敬，也久闻此书是传记名著，但一直没有读过。在重庆上学的内弟张剑，高中毕业时正赶上闹“文革”停止高考，后来上山下乡，学做“赤脚医生”。他从上中学起就与我通信。这时从乡下来信说读了一本非同寻常的好书《居里夫人传》。书是在知青手中流传的，我就在回信中让他寄给我一读。寄来了，像一卷油渍渍的破棉絮。这模样的书是从来不愿看的，但这次别无选择。耐着恶心读了，果然极受感动。待到他来信说别人催促了，我又匆匆浏览了一些章节，并抄下一段话，才把书寄还他。这段话是居里夫人在丈夫意外猝逝的伤痛中不能工作，观察女儿养蚕得到的启示。她在写给甥女扎拉伊的信中说：

    去年春天，我的女儿们养蚕。我那时候还很不舒服，有好几个星期不得不停止活动。所以我把茧的结构观察了好久，我觉得有很大的趣味。那些很活泼而且很细心的蚕，那样自愿地、坚持地工作着，真正感动了我。我看着它们，觉得我和它们是同类，虽然在工作上我或许还不如它们组织得完密……那可怜的蚕，即使它不能把茧作成，它也必须开始，并且仍然那样小心地去工作；而若是它不能完成它的任务，它死了就没有变化，没有报酬。

    亲爱的涵娜，我们每个人都吐丝作自己的茧罢，不必问原因，不必问结果。

    这段话在我眼前扯起一道夏夜闪电，世界豁然开朗。一九七三年回到贵阳，在一个剧团做编剧，本职工作很少，照样读书抄书、刻章习字，并取了个“茧簃”的斋名，引起一些朋友的诧笑。诗翁涂月僧前辈得知原委，并读了居里夫人这段话，也深受感动，做了一首精彩的长篇五古《春蚕颂》。顾贞观的材料，用来写了篇《金缕曲》（二〇一四年一月）。

    那时教学很不正常，我有空就躲进小楼成一统，反复与架上那些老朋友对话。还有就是抄书，抄那些假期回贵阳时偷偷向朋友借来的书，记得全本抄录的有俞陛云的《诗境浅说》，李贺的《李长吉歌诗》，抄而未竟的有《宋诗精华录》等几部；选抄的有李商隐、袁中郎等，随见随抄的历代各家诗文就难计其数了。还笔摹过齐白石、陈师曾、西泠八家的印章数百枚。回忆起来，那时大环境是空前的乱世，小环境却是闲暇多诱惑少，可以静心读书。时过境迁，一些朋友问起这段贬谪经历，语多同情；我说因祸得福，他们总不太相信。其实倒是我暗暗同情他们把许多岁月消耗在混世魔王们的股掌之中，日子过得一刻也不舒心。

    说起读书，倒是一九七三年于我有特殊的意义。我拜访了几位久违的前辈老先生，又从而结识了几位前辈老先生。陈恒安先生持赠魏庆之编《诗人玉屑》，涂月僧先生借观钱钟书《谈艺录》，从剧团借出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都是我最喜爱读的笔记诗话巨帙，还有陈石遗选编的《近代诗钞》、王士祯《渔洋精华录》、《龚自珍全集》、《苏曼殊全集》、《郑叔问书信》、《吴宓诗集·白屋诗集》等当时难逢难遇的好东西，令我这个书饕大快朵颐。四凶既除，接着改革开放，书籍出版的蒸蒸日上，真达到“史无前例”。现在的问题又不是觅书难而是读不赢了。我买书算是有节制的，仍苦于买的和读的不成比例，许多种只读过序跋的书排队等我接见，已等了数年十数年了，想想就抱愧。

    回忆“文革”十年读书，对我震撼最大，真有精神上“起死回生”作用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长达百余万言的长河小说，初读时还是中学生，但留下深深的记忆。“文革”中我重读了四遍。书中张扬创造性劳动的抒情段落，再三再四地抄写，用以慰藉自己。他说，只有创造的欢乐才是真正的欢乐。只有创造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不会创造的生命，不过是行尸走肉。这些话在那个举目一片废墟，瞻前一派迷茫，令人沮丧绝望的岁月和环境里，像乌蒙大山里那些古鼎式的熊熊炉灶一样给我热力和希望。自己虽无大创造的才能和魄力，哪怕只为消磨日子，也要选择较有创造性的游戏，读书被称为“灵魂探险”的精神活动，当然最为理想，它会给平淡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更大更深刻的欢乐。

    吴宓有一联诗：造人时事原无据，慰我生涯幸有书。这话深得我心，先后请老书法家萧之亮和萧娴大师写了，悬挂在书斋里。

    是的，人间万事多不牢靠，唯有书籍是孤独的灵魂世界中最可依凭的慰藉。它使你空虚时充实，快乐时清醒，痛苦时坚韧，彷徨时明白。我也看电视，感到看电视是眼睛的消极接受，读书是心灵的细嚼慢咽。我儿女还在上学时，住房紧，我与书共卧一室。有一次中夜醒来，纸味闷人。我忽然感到周围有众多的世界：“悲惨世界”、“昨日的世界”、失乐园、名利场……正在无声地上演着战争与和平、罪与罚、苦难历程等等威武雄壮的活剧……我瞿然而惊，欣然而喜，心想，能够每天随兴遨游在这样瑰丽无俦的世界里，还去争什么逐什么。白居易曰：“螟杀敌蚊巢上，蛮触交争蜗角中，应似诸天观下界，一微尘内斗英雄。”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卧游神秘之域

    人在孤独的心境中读书，特别容易进入书中世界，神游其间，宛若亲历。心境不等于环境。心境当然会受环境的影响，但人有主观能动性，不一定非得唯命是从。“结庐在人境”是环境，“心远地自偏”是心境；“宝马雕车香满路”是环境，“众里寻他千百度”是心境。佛家说“境由心造”，实有至理。

    四十八年前“文革”横空出世，搅得周天寒彻，文化扫地以尽。《毛选》以外，古今中外书籍统称“封资修、大洋古”，尽在销禁之列。但我蒙命运眷顾，提前半年掉进了一个避风港：在草木皆兵的贵州“四清”运动中，被从省广播电台下放到乌蒙大山中一所民族中学教书，随身带去的百十本书竟得保全。与妻子到县城那天，班车刚走，须在小客店候车一星期。城小如斗，举目无亲，随行的书存放在车站，一日如挨三秋。偶然发现县文化馆有个像模像样的小图书馆，喜出望外，以调动函作抵押，从卡片中选了两本书带到客店消磨时间。一本是法朗士写法国大革命的《诸神渴了》，一本是里德写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选择这两本书，很能反映当时的心态：革命洪波涌起，个人这叶小船正飘向陌生的水域，得有个精神准备。但两本书读完，前途茫茫的恐惧反而更难遏制。尤其是法朗士书中那种直接由市民在街头吆喝定案、当场处决的革命方式，令我毛骨悚然。（万想不到几个月后，这种匪夷所思的“大民主”会在我们的国土上重演。）我生长在抗战时期，少年时亲见战乱，成年后屡经政治运动，总是缺少安全感，非常认同“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这句沉痛的古语。《诸神渴了》这个书名深刻心中，后来在“文革”中时时浮现，让我不寒而栗。中国民谚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意思相近，但震撼力不如这四个字。诸神之渴，不是用水而是用血才能消解的。

    调入的这所学校，虽条件简陋些，但头头厚道，同事平和，山民子弟纯朴可爱。于是很快心静下来，视为安身立命之所。不料才教了一个学期，“文革”又平地一声雷。从妹妹来信中想象城市里的恐怖，真感到诸神渴了的威力。好在这里山高皇帝远，京城的龙卷风刮到这里已成强弩之末。区镇虽也有狂热分子依样画葫芦，毕竟是山寨版，没闹出多大动静就归于沉寂。学校的正常秩序当然荡然无存了，我竟可以蜗伏陋室，整日整周沉溺于“封资修”之书的世界中，不怕有人监视、告密或直接采取革命行动。架上这百十本书要是留在贵阳，两次抄家全得灰飞烟灭，一本逃不脱；连京剧《白毛女》都被当称“黄色唱片”抄没。反倒是我因特别爱惜而留在家里的《聊斋志异手稿》影印本等书，真的损失掉了。

    大山里的小镇，夜里除偶尔两声豹吠似的狗叫，别无一点声响，静如太古。就着一盏拭得雪亮的煤油灯读书，活像《聊斋》中那个神入画壁的书生，一一不啻亲见亲历。

    我自小耽于幻想，喜读说怪道异、气氛神秘的文字，大约是拘谨性情的本能性补偿罢。小时候看西游、封神、蜀山剑侠传，是好玩；长大了读聊斋、阅微草堂、子不语，霍桑、爱伦坡，是枯燥生活的逍遥游。前人有一首“精神会餐”型的长诗就说：“无聊一作非非想，世态便觉翩翩然。”沈三白《浮生六记》记他小时候喜观渺小微物，蹲在花台前面，以丛草为林，虫蚁为兽，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有一天正在看两只虫咬架，“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吓他一大跳，原来是一只癞虼宝。这种缩身神通，我没读他之前早已自学成才了。在乌蒙大山中深不可测的静夜（八点钟就万籁俱寂）里读这类书，当然是事半功倍。不仅恣意纵读，还设置了“神秘想象极致”排行榜。

    一次读朱维基译品《神曲》，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多雷插图版。读到《地狱篇》最末一景，我恐怖得打起寒战来：

    “地狱之王的旌旗在向我们前进；”

    我的夫子说道，“假使你要把他

    辨认清楚，你向你前面看吧。”

    如同，当大雾弥漫于天空，

    或是黑夜降临我们的半球时，

    一座转动着的风车在远处显现：

    我现在似乎看到这样一座大建筑；

    为了风大我缩在我导师的背后，

    因为那里没有其他掩蔽的地方。

    我来到了那地方（我怀着恐惧写进诗里），

    那里幽灵们整个给掩盖在冰里，

    而且闪闪发光有如玻璃中的斑点。

    有的横躺着，有的直立着，

    有的用头立着，有的用脚立着，

    又有的像一张弓把脸孔弯到脚尖。

    当我们向前走到那么远的地方，

    我的导师愿意指给我看

    那一度是如此美丽的“造物”时，

    他从我面前走开，要我停下，

    说道：“看狄斯！还要看那你在那里

    应该用坚忍的精神来武装自己的地方。”

    当时我变得多么冰冷和软弱，

    别问吧，读者啊！这点我不描写，

    因为一切的言语都无法来形容。

    我没有死去，也没有活着：

    假使你有一点聪明，你自己去想

    非生非死的我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悲哀之国的“皇帝”，

    从半胸以上都站在冰的外面；

    我的身材和一个巨人相比，

    正如巨人们和他的手臂相比：

    那末请想同这样的一个部分

    成比例的全身一定是多么大呀。

    假使他先前美丽到他今日丑恶的程度，

    而且昂首反对他的“造物主”，

    那末无怪一切苦恼都由他发生。

    当我看到他的头上还有两个脸孔时，

    这对于我是一个多么大的惊奇！

    正面的一个脸孔像火一般红；

    与这相联接的另外两个脸孔

    是在每个肩膀的中间的上面，

    而在他的头顶那里结连起来；

    右边的脸孔是介乎白与黄之间；

    左边的脸孔看起来是这样的，

    像是从尼罗河上游那里来的人。

    每个脸孔下面伸出两张巨大的翅膀，

    尺寸正和这样的一只鸟相称：

    我没有看到过海帆有如此阔大。

    翅膀上没有羽毛；但形式和质地

    和蝙蝠的相仿：他正在扑击翅膀，

    所以三阵风从他那里吹出。

    因此科赛忒斯全部冻结了；

    他用六只眼睛哭泣，眼泪和血沫

    顺着三个下巴涌流而下。

    在每只嘴里他用牙齿咀嚼

    一个罪人，像马嚼着马衔铁一样；

    他就这样使三个罪人受到酷刑。

    对于前面的一个，与撕裂比起来时

    咬嚼是不算什么：因为有时

    他的背部的皮差不多完全撕去了。

    夫子说：“那受到最大的刑罚的

    上面那个就是犹大·伊斯喀里奥，

    他头在里面，两腿在外面使劲划动。

    把头朝下的那另外两个中，

    那从黑色的脸孔吊下来的是勃鲁多

    看他怎样扭动，不发一言；

    那另一个是卡修斯，四肢似乎多么僵硬。

    但黑夜又来了；而现在我们

    必须离去：因为我们已看到了全部。”

    这些描写够恐怖的，但令我惊心动魄的还不是它们，而是那幅多雷的铜版插图。三头六翅的“地狱之王”琉西斐（即狄斯）展开翅膀（即远望以为是风车的大家伙）的上半身与整个冰湖等宽，像是一座大山。但丁诗句说他巨大的身躯穿过地心，一半在北半球地下，一半在南半球地下（我们庄子的鲲和鹏还是瞠乎其后）。湖边巨大冰岩上下，散乱着小如蝼蚁的无数罪魂。琉西斐曾是上帝最宠爱的首席大天使，后来成了头号敌人。审视他那张绝望的脸，我忽然想起：他是不会死的，因此这个惩罚是永恒的，这份寂寞是绝对的。这个想象吓得我透心冰凉。这段文字被我视为读过的书中对黑暗世界的想象极致，列为“三大想象极致”之首。

    另一个想象极致是杜甫仁科的电影史诗（他这样称呼自己的电影文学剧本）《南极的发现》里，“和平号”船与冰山擦肩而过的场景：

    突然“和平号”摇晃起来。怎么回事？帆上没有一点风。人们都跑了出来，茫然若失。“和平号”陷入了两座高大冰山之间的狭长走廊里。两旁峭壁参天，远远高出桅杆，形成一条活动的峡谷。水手拉兹古良耶夫从主桅横桁上喊道：“峡谷望不到头！”“和平号”或者侥幸通过西拉和哈利布达，或者两山合拢。“过来了吗？没有吗？”拉兹古良耶夫在愈来愈近的死寂的冰山中间，缓缓地漂浮着。拉兹古良耶夫惊喜交集，如同进入梦境或者童话里，呆望着陡峭的冰障。

    两旁的冰壁愈来愈近了。忽然之间，好像魔术一般，晶莹的巨大冰块，映射着绿宝石般夺目的光彩。忽而阳光闪耀，它们顿时成为一座座灯火辉煌的宫殿。鲸鱼在近旁喷射着高高的水柱，形成一股股喷泉。一条条稀奇的瀑布从上边落下来，可是右边……所有三个桅桁上的值勤水手们全都紧张异常，呆立不动，在死寂的宁静中，沿狭谷滑行。靠近右边有一座大冰山，俨如完整的城堡，有大理石的宫殿、圆柱、圆屋顶、拱门、坍塌的桥梁、童话般虚幻的银树。

    人们屏息着。“和平号”的惯性能应付得了吗？桅桁两端几乎触及愈来愈近的两堵墙壁。“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保佑，保佑吧！”七十名船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眼睛望着上边，个个攥着颤抖的拳头，恨不得一下推开两旁的冰壁！“快！快！快！”谁都不敢吭声，唯恐他们的声音震破冰墙，忽然倒坍在船上！

    “我想，我们能冲出去。”奥别尼别索夫中尉对着拉扎列夫的耳朵说，在整个旅途中他还是第一次感到了危险。“我想也是。而且一定能够冲出去。”拉扎列夫小声回答说。（对领航员伊里因）“就要过来了……就要过来了……就要过来了……（大声）过来了！！！”“和平号”穿过了峡谷！风从侧面吹来，帆在抖动，噼啪直响。人们兴奋得喜不自胜，正想高喊：“乌——啦——啦！”突然间冰山上倒塌下来的一块块巨大冰障落到水中。顿时，喧嚣和噼啪的声音震荡着空旷的海洋。

    我读这段文字时，似乎就挤在水手中间经过这条冰山夹道，敛气屏息。无比的壮丽！无比的危险！水晶宫阙美轮美奂，令人目眩神迷，却又虚幻和易碎。这段描写，我列为瑰丽幻景的想象极致。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读的书看的电影，俄苏作品占很大比例。沙俄时代的普、莱、果、托、契不用说，苏俄作家肖洛霍夫和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家兼导演杜甫仁科、演员邦达尔丘克，是我的偶像。当时没有翻译巴别尔，我只从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中见到这个名字，许多年后读到《奥德萨故事》，立刻在最喜欢的小说榜上占据高位。古今中外，我总是本能地选择那些诗人气质浸润在质朴文字中的艺术家；一些更为显赫的巨匠大师，属于“非读不可”而非由衷喜爱之列。最近读到浑身英国绅士风度的“香江第一才子”陶杰：“五岳归来不看山，西方小说永远是俄国的最有气魄，不但场面够大，人性的心理回廊也追溯得够深。”苏俄根据文学经典拍摄的影片也是我的喜爱，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白痴》《白夜》《带阁楼的房子》等等，都很耐看，不同于好莱坞式的“丝光薄荷糖”。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命运》，邦达尔丘克拍成黑白片，自导自演。当年我准备至少看五遍，不想只看了一场就被禁了。也幸亏得看了一场。影片主人公二战中被俘，归来已家破人亡，自己也成了“罪民”，领养了一个孤儿，带着到处漂泊。有个场景：他身心交瘁地仰天倒在一块广袤无边的麦地上，镜头拉成大远景，他像一具粗糙劈破的十字架漂浮在大海上，狂风中成熟的麦浪起伏汹涌，波澜壮阔。这个场面，我永远不会忘记。好莱坞大片中那些上天入地的特技场面绝对不能与之相比。

    我的排行榜上第三个想象极致，是凡尔纳《海底两万里》中，尼摩船长的特制潜艇发现沉没海底的大西洋洲的一段描写。我已无此书，引文出自网上。

    我向我们刚越过的这边看，山高出平原不过七百至八百英尺左右，但从相对的另一边看，它高出大西洋这一部分的海底为上面说的两倍，即一千五六百英尺左右。我的眼睛看得很远，一眼就看见了烘烘的电光所照明的广大空间。是的，这山是一座火山。山峰五十英尺下面，在雨点一般的石头和渣滓中间，一个阔大的喷火口吐出硫磺火石的急流，四散为火的瀑布，没入团团的海水里面。这火山在这样的位置上，像一把巨大的火烛，照着海底下面的平原，一直到远方水平线的尽头。

    上面说过，这海底喷火口喷出硫磺火石，但这并不是烈焰。必须有空气中的氧气才有火焰。在水底下火焰是无从燃起的。但火石奔流的本身就有白热化的能力，发出白色的火，跟海水做斗争，两相接触便化成汽了。迅速的海流把所有这些混合的气体都卷下去，火石的急流一直就滚到山脚底下，像维苏威火山喷出的东西倒在另一个多列·德尔·格里哥海港中那样。

    正是那边的、我眼底下的、荒废了、沉没了、倒下了的一切，现出是一座破坏了的城市，坍塌的屋顶，倒下的庙宇，破损零落的拱门，倒在地下的石柱，人们还能感觉到这些都是多斯加式建筑物的坚固结实的结构。远一点，是宏大水道工程的一些残废基址。这边是堆成一座圆丘的街市高地，带有巴尔台农庙式的模糊形状。那边是堤岸的遗迹，就像一座古老的海港，在海洋边上，庇护过那些商船和战舰一样。更远一些，有一道一道倒塌下来的墙垣，宽阔无人的大路，整个沉没水底下的庞贝城，现在尼摩船长把它复活过来，呈现在我眼前了！

    我在哪里？我在哪里？我不管一切，一定要知道，我要说话，我要把套起我的脑袋的铜球拉下来。

    这时尼摩船长走到我面前，做个手势，要我停住。然后他拿起一小块铅石，向一块黑色的玄武岩石走去，仅仅写下这个名词：

    大西洋洲

    我心中豁然开朗了！大西洋城，铁奥庞比的古代梅罗勃提城，柏拉图的大西洋洲，被奥利烟尼、薄非尔、杨布利克、唐维尔、马尔台-伯兰、韩波尔所否认，他们把这地方的沉没不见，说是完全由于神话传说的故事所造成，但被波昔端尼斯、蒲林尼、安米恩-麦雪林、铁豆利安、恩格尔、许列尔、杜尼福、贝丰、达维查克所承认，这个洲，这块陆地，出现在我的眼底了，并且又有它沉没时所受到的灾祸的无可争辩的实物证据！那么，这就是那块沉没的陆地，在欧洲、亚洲、利比亚之外，在海久尔山柱的外面，上面居住着那强大的大西洋种族，最初对他们进行过多次战争的就是古代希腊。

    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居然就这样被大灾大难埋在阒寂无声的海洋深处！

    我虽把这几段文字视为神秘想象的极致，从中得到驰骋联想的乐趣、强烈的艺术快感。而深山蛰伏、前景渺茫的那几年里，最给我切实的人生教益，得以一灵不昧的，是另外两段话。一段是《约翰·克利斯朵夫》里关于创造的欢乐才是真正的欢乐，不能创造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的一段议论。另外是《居里夫人传》中，她在丈夫意外去世的悲痛中不能工作，观察女儿养蚕，在蚕儿吐丝作茧的过程得到启示，在给侄女涵娜的信里说，她觉得自己就是一条蚕，不必问结果、不能不吐丝这段话。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出版业复生、发展、一日千里，令爱书人惊喜不断，应接不暇。但大快朵颐时也容易狼吞虎咽，不复从前那样深入其境、感同身受了。即以神秘想象而言，我从女儿书架上拿了一些来看，其中不乏佼佼者，如沧月的《云荒》、猫腻的《间客》，论想象力和文字功夫，都不逊前贤。但我虽读时仍有兴味，却已找不回大山深夜读禁书的那种身历感了。

    孙犁先生在一篇《野味读书》里说：“经验是：寒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阔气时买的书，读得不认真。读书必须在寒窗前，坐冷板凳。”这话我很认同。但任何道理都不能说绝对了。“文革”过去，外国文艺开始卷土重来时，有一位画家朋友出差北京，看了一场“内部放映”的法国电影《巴黎圣母院》，回来后向我们描述那些极美和极丑（尤其是极丑）的人物造型及壮丽场景，兴奋不已。后来在贵阳公映，虽挤坐在人丛中，却也如同独处，但不断联想起的是刚过去不久的“文革”，连其中的许多人物都能找到对应物。虽与画家友人同样极赏，着眼却是大异。阅读（观赏）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碰撞互动的精神活动。

    退休以后，无市声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心境清净，可以从容读书了。但想读的书太多，也影响阅读质量。昨晚一个人在小屋里看塔尔可夫斯基的《乡愁》光碟。对白很少，一个个画面宛如列维坦的杰作，赏心悦目。片中一位滞留意大利两年的俄罗斯诗人，来到一处风景很像故乡的村子，见到一个被乡民目为疯子的汉子。他曾经为了保护妻儿躲过世界末日，将他们锁在住宅里七年，妻子寻机会带着孩子逃走他乡。诗人登门拜访，闲谈一会，告别时接受了疯子赠给的一支蜡烛。后来疯子到首都罗马街头发表演说，呼吁人类团结，拯救地球和人类。然后把自己当成一支蜡烛，在贝多芬《欢乐颂》音乐声中当众自焚。但音响里的音乐只演奏了几句就被摔破走调，他则在火焰中打滚嗥叫。诗人在登车离去的一刻，忽然心动，转回去告别村子，在疯子宅外雾气袅袅的池沼边，点燃那支蜡烛，小心翼翼地用手掌和衣襟保护那朵微弱的火苗不被吹熄。这结尾直露了些，但画面深深触动了我。无意之间，得了一次独享的阅读之乐。

    孤独阅读容易进入角色，但也要看读的书如何。画家吴冠中先生有句话说得好：“艺术有两类：小道怡悦耳目，大道震颤心灵。”我喜欢读画家的文字，他们往往有独特的感觉和独特的表述，像齐白石、黄永玉、韩羽、陈丹青。

    二〇一四年五月四日

    书店忆旧

    客从故乡来，闲谈中说起几位朋友忽来兴致，集资开了个沧浪书店。进的书多是我辈喜欢的一类，且作协会员可享受优惠。不光卖书，也是文友聚会的场所。听了大为神往。要是我也在家乡居住，乘兴而去，泛览新书，喝茶聊天，兴尽而返。想想真是平淡生活中一抹温煦的桔黄。

    商店千门百类，诱人流连者唯有书店。街区是一张脸，五光十色的百货店、时装店、鞋帽店、宾馆饭店是脸上的黛眉红唇，书店则是她的眼睛，灵气全从这里传出来。

    我逛书店的资历，总有七十年了。家乡的书店，我因离家早，知之甚少。我识字以后迷闲书。每天放学，一走进当街的店堂，就掏出一本书，边走边看，穿过三个小院，进屋倒在床上继续看。记忆中最早的书店，是南街的万和斋（有可能记错），经营教科书和教学用品，最吸引我的是石板、石笔和橡皮头铅笔，都是抗战前的上海货，很精致。彩印的《儿童世界》《小朋友》之类，倒不在意中。当时有一种与课本配套的教师用书，对学生是绝对保密的。高班的吴淑昌兄，就住在对门，父母都是教师，因此与店员相熟，弄到一本，于是老师怎么讲课、如何出题、各题的标准答案等等，尽在掌握之中。他不忍独秘，便与好友共享，弄得东窗事发。校长和好些老师都是他父亲晓耕先生夫妇俩的门生，于是告上门去。他挨了一顿板子，又恼了师母，造成了师生矛盾，还由双方亲友出面调解。这事我至今记得，而当事人包括淑昌兄都久已作古了。

    后来大十字开了一家书店，店名忘了，只记得店主是金根深先生。这个店后来迁到小十字，我去买过写大刀王五、大侠霍元甲、唐祝文周四才子的小册子，可能是我自己买书之始。有一天晚饭过后，父亲忽然让我跟他上街。穿过街面不远，斜对过开张一家小书店，煤气灯照得雪亮，新书满架，顾客很多。父亲自去浏览，叫我自己选几本。我看来看去，最后选了《鲁滨逊漂流记》和《木偶奇遇记》，父亲看了无异辞，付了钱，又牵着我回家。这家小书店很快就不见了，或许那只是贵阳书店的一次巡回营销活动。

    父亲带着逛书店，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小时候我们非常敬畏父亲，因为他事多担子重，无暇与我们周旋，其实他很喜欢小孩。他自幼孤儿寡母，只上过五年私塾，未成年就出门学徒，见识全从世事人情得来，文化是后来自学，因之非常通达实在。回想起来，父亲的观念属于开明一类。他到上海广州香港转一圈回来，改短装，忌烟酒，办新型企业。他的书房，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和中华书局的“国学基本丛书”两套大型丛书为基础，内容很杂。工具书有《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医学大辞典》《六法全书》等等，还有我觉得书名很怪的《巢经巢全集》。我从这个书柜里翻出来读过的，有若干本《东方杂志》，还有“万有文库”里的几种文艺书，记得其中《比较文学史》这个书名很让我纳闷，不解其义。另一套大丛书因书柜已装满，摆在楼上父亲卧室的墙架上，很久以后才发现，记得其中有一本历代民歌俗谣，不避荤亵，偶然读到，面红耳赤。父亲的这些书，随着老宅借与一些机关使用，全部损失了。只有我到省城上学时带走的“万有文库”本《苏辛词》《周姜词》和《纳兰词》及《白居易诗》各一本至今还在，成为老家旧藏的孑遗。叶圣陶先生为前两种选集写的序，深入浅出，是我读词的入门钥匙。

    大姐明端有一只小书柜，我从里面读到《简·爱》《大卫·高柏菲尔》，是读外国小说之始。《红楼梦》也读的是她的藏品。《水浒传》确凿记得是父亲的，因为偶然见到翻开的一页上有“赤发鬼醉卧灵官殿”这回目，以为是说鬼的，就拿来看，失望地发现赤发鬼是人。《三国演义》《西游记》却不记得来自何处了。我喜欢看神怪小说，这在当时属于地下活动，因为这是“不长进”的标志。最入迷的有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是向斜对门的文光书店租看。店堂前面卖书，后面小间租书。出租的书都用黑布做封皮，正文前后添加很厚的废纸，外观一巨册，其实才万余字。这当然超出父亲允许的范围了，我就把英语教科书也包上黑布封皮，以防万一。当时王度庐、郑证因、白羽的武侠小说大畅销，但因写的是凡人武技，我觉得没劲，还珠楼主那通天彻地的想象力，才能餍足我的兴趣。这部书写到五十多集遇上新中国成立，终于没有写完，已出的我也没看全。改革开放后开禁这类闲书，有两家出版社先后整套出版，我都买了，才重新通读。现在还保存着华岳版的一套。第一次读到金庸港版的《倚天屠龙记》时，惊喜不已，后来他的书全出了，还有梁羽生、诸葛青云、古龙等人，我一读就发现很多东西是从还珠楼主来的。我把这一看法告诉乡友李晓，并把另一套岳麓版赠他，他读后写了书话，称《蜀山剑侠传》为新派武侠小说的“葵花宝典”（即“资源库”）。想想很奇怪：我父亲是严肃刚毅的性格，母亲更是脚踏实地，我怎么会一辈子耽于幻想呢？但我又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卞之琳先生说：“废名喜欢魏晋文士风度，人却不会像他们中一些人的狂放，所以就笔下放肆。”然则我就是在精神中天马行空、行侠仗义了。

    一九四八年到省城贵阳，才见到有名的大书店。华家的文通书局，是常听父辈说及的全国七大书局之一，抗战时期更是大后方的出版重镇。店在中华北路，灰色的洋楼，又朴实又气派。在这里见到了闻名已久的曹（未风）译莎士比亚戏剧集，地道的“抗战版”：灰蓝色粗纸封面；内页是黄褐色的草纸，粗而脆，字迹不清晰。抗战时期的书一律如此，简陋到今人难以想象。但如收藏到现在，其珍贵程度恐怕又不下于米色道林纸、漆皮封面的抗战前精装本了。文通出的书，小时候见父亲很有一些。后来全部损失了。记忆中也只剩下一本《谢灵运研究》，作者梁聚五先生的题赠本，也是抗战版。中华中路靠近大十字的中华书局门市部高敞明亮，玻璃书柜里许多巨册精装的典籍，书架也很气派。记得当时我正读中学生杂志连载张梦麟所译海明威写拳击手的中篇小说，很想买到单行本。店员说连载未完，出单行本还早得很。但在这里买到了老舍《四世同堂》的一、二部。

    最合心的是开明书店。它的店堂简陋到难以想象。开设在小巷醒狮路一座住家小院的当街过道里。后壁还立着一架木梯，大约楼上是店员的卧室。地址在今消防大楼对面，正对着汉相巷口。陪我初次按址寻访的大朋友一路惊叹：“书店开在这种地方，真叫酒好不怕巷子深！”它其实就是个书摊，但对我来说是个宝库。我在这里买到最喜欢的书：吴祖光的《正气歌》等剧本，宋云彬的《鹿马传》、叶圣陶夏丏尊的《文心》、吕叔湘译萨洛扬的《石榴树》，等等。在这里买到的王士菁《鲁迅传》，是我读的第一本作家传记，另一本是小时候所读《爱迪生的故事》。

    贵阳中华路和中山路上，还有好几家小书店，多为老板夫妇坐堂，可以临时决定打不打折扣。中华南路一家我常去的书店，在解放初期的萧条中，想出个“一元书”的促销招数：把几本不同种类不同厚薄的书配成一组，每组售价一元。记得我与谷受璋兄各自挑了一组，似乎有捡了便宜之感。其实我那组只有一本吴达元译法国包马晒（今博马舍）的《费加罗的结婚》（今译《费加罗的婚姻》）值得买，其余的纯属废纸，实际上吃了亏。

    解放初书业的一件大事，是生活、读书、新知三家著名书店（出版社）合并组成的三联书店，在中华中路正新街口开设门市部，叫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店堂里很有文化氛围，又发现几位原先认识的小书店店员，更感亲切。我在这里买的第一本书记得是简谱本的《黄河大合唱》。还得到一枚很精美的书签，上面印着林军的风景木刻，千山万壑，气势雄伟，我非常宝爱，至今可能还躲在哪本书里。但这家书店没经营多久，就“全行业进入社会主义”了。人员多数转入一统天下的新华书店。唯一的例外是金沙坡路口一家旧书店，坚持到“文革”开始。我去过一次，在书架前袖手而观，一本书也没取下来。我不喜欢买旧书，不知是谁看过的，什么样的手翻过它。后来新华书店也设旧书部，其实都是最一般的大路货，没有真正的“旧书”，但因出版之路越来越窄，渐渐外国书几乎绝迹了，旧书部也就经常挤得满满的。记得有一次看见几只手同时抢一本《柏拉图对话录》。

    书店只剩下一家，买书也就很单纯。举凡自己关注的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外国文学、上海古典文学、中华书局等出的新书，总能在这里买到。品种虽远不及现在繁富，纸张也差得远，但译文水平、校阅质量，都远远高于现今新书的水准线。官商独市，当然带来弊病，比如冰冷的服务态度；但主要是书越出越少，综合书店渐渐演变成政治书籍专柜。对我而言，前一点因书店老熟人多，很少“吃冷面”；后一点却是无可奈何，只觉得自己那两小架书越来越珍贵了。

    “文革”结束后，民营书店的涌现，彻底改变了书籍的卖方市场局面，促进了出版业的极大发展。最可喜的是许多民营书店开创了设读书座位、签名售书、举办讲座等新举措，使书店真正成为有别于一般商店的文化中心，使书籍作为人类智慧之载体，恢复它应有的品位、氛围和尊严。在古代，书（甚至有字的纸片）是神圣之物，焚化塔上刻着四个字：敬惜字纸。

    书店在熙攘的城市中，像是沙漠中的一块块绿洲。对我这头需求甚少的骆驼，唯一经常想去的地方，就是书店。看到那么多年轻人挤在书店里，那么多小孩坐在楼梯上甚或席地而坐，全神贯注地沉溺于书中世界，就觉得心旷神怡，明天大有希望。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日

    ※※

    附记：

    重阅此文时，中国的书店业已盛极而衰，面临危机，有识之士在呼吁政府援手了。有一则消息称，据调查统计，中国人平均年读书量不到半本（0.4册），排名比人均年收入还靠后。很多著名的特色民办书店都倒闭了。回忆一九五五年前后，每天中午去到花溪镇上的新华书店，站着读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本四巨册的情景，还宛如昨日。十多年后，在“文革”中，正是这部书支撑着我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希望。今年春节期间在大理，晚饭后逛一家“书呆子书店”，桌上立着块小牌子写道：请尊重我们的存在，请勿在这里发现新书后抄下书名去网购。读了很有些恻然。我喜欢自己逛书店买书，但恐怖的堵车状况使逛书店变成了畏途，从出版信息中见到想要的书，还是只好让子女网购。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适斋灯下

    读书日说读书

    “读书日”对我来说，可有可无，因为一年到头每天都是我的读书日，不可一日无此君。它是我最忠实的朋友，日夕相伴六十多年了。上学时代是这样，工作时代是这样，如今更是“老非对卷不成欢”（郑珍句）。陶渊明的诗句：“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我写了好几次送给退休的老朋友。

    说起读书，忆得曾读过余光中的文章，许多话深惬我心。现在轮到要谈读书，索性渎烦这位左右开弓（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的大家来当一回代言人。他锦心绣口，说得更好。

    读书其实只是交友的延长。我们交友，只能以时人为对象，而且朋友的数量毕竟有限。但是靠了书籍，我们可以广交异时和异地的朋友；要说择友，那就更自由了。一个人的经验当然以亲身得来的最为真切可靠，可是直接的经验毕竟有限。读书，正是吸收间接的经验。生活至上论者说读书是逃避现实，其实读书是扩大现实，扩大我们的精神世界。……相反地，我认为不读书的人才逃避现实，因为他只生活在一种空间。

    在我看来，读书不仅可以交友，而且可以代替旅游，身在斗室，神游八极，上天入地，其乐无穷。余先生还引申美国文豪约翰生的话说：

    读书的目的也在加强对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对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

    我人生平淡如水，从无“得意”之时，却也可以印证这句话的准确无误。刚踏入社会做小公务员时，经济自立了，日子也安静，我就从读书接受契诃夫、高尔基的严厉训诫：提防庸俗的小市民习气。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愚昧和暴戾受到扇动纵容、得意扬扬地肆虐天下，常识和理性变成罪恶，书籍被踏上千万只脚，要它永不翻身。在这前瞻茫茫的苦闷中，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作者以火一般的语言宣告：“只有创造的欢乐才是真正的欢乐！只有创造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不能创造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这段话对于当时的我，真有飓风般振聋发聩、起死回生的力量。虽然我并不知道要去创造什么，也明白自己创造不了什么，却似乎打了一针强心剂。不久又读到居里夫人传，感动于她遭遇丈夫猝逝的悲哀中给侄女信中的话：

    我也是永远忍耐地向一个极好的目标努力，我知道生命很短促而且很脆弱，知道它不能留下什么，知道别人的看法不同，而且不能保证我的努力自有真理。但是我仍旧如此作。我如此作，无疑地是有我不得不如此作的原因，正如蚕不得不作茧。

    感动之余，我起了个“茧簃”的斋名，埋头做起自己的茧来，哪怕这只茧小到微不足道。《封神演义》中常说：“一灵不昧，飞入封神榜上。”魂灵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一灵不昧”，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读的书。对中国人，鲁迅尤其是理性的源泉，我时时向他讨教知人论世，以使一灵不昧。高尔基的书我只喜欢《人间三部曲》和几个剧本，对其人却钦佩至极。以他少年时的生存状况，他有三倍的理由成为流氓和恶棍，但他却成了一个“大写的人”。他真正是“出淤泥而不染”，而在淤泥中洗净他的灵魂的圣水就是书。他在三部曲中反复描写了这个事实。书使他在炼狱中一灵不昧。

    我看中吴宓一联诗，先后请老书法家萧之亮和萧娴大师写了，悬挂在书斋里，联句是：

    造人时事原无据，慰我生涯幸有书

    是的，人间万事多不牢靠，唯有书籍是孤独的灵魂世界中最可依凭的慰藉。它使你空虚时充实，快乐时清醒，痛苦时坚韧，彷徨时明白。秦始皇焚书坑儒，刘邦把文人的帽子当尿壶，还有“书越读越蠢”的指示。谁是谁非？谁胜谁负？时间已做出了公正的裁判。“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看电视也能淘知识长见识，没错，但绝对不能与读书相比。我也看电视，感到看电视是眼睛的消极接受，读书是心灵的细嚼慢咽。我儿女还在上学时，住房紧，我便和我的书籍共卧一室。有一次中夜醒来，纸味闷人。我忽然感到周围有众多的世界：“悲惨世界”、“昨日的世界”、失乐园、名利场……正在无声地上演着战争与和平、罪与罚、苦难历程等等威武雄壮的活剧……我瞿然而惊，欣然而喜，心想，我能每天自由遨游在这样瑰丽无俦的世界里，还犯得上去争什么名逐什么利么？那不是应了白居易的诗“螟杀敌蚊巢上，蛮触交争蜗角中，应似诸天观下界，一微尘内斗英雄”么？

    但是，老来回首反思，我顶多谈得上爱读书，说不上会读书。我读书太杂、太粗，缺乏目的性和系统性，读了几十年，不过是怡悦了自己，不能像高尔基、余光中那样，把读到的东西送给更多的人分享，给更多的人以怡悦和教益。老来醒悟，悔已不及，在此作为教训说给年轻的爱书朋友。从个人来说，得书相伴几十年，则足已庆幸和感恩了。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钱币的盛衰

    见一本书叫《银元时代生活史》，忆起旧时的货币。

    我知事时，市面上的通货分纸币、硬币两大类。纸币有法币和关金票，硬币是银元和铜板。制钱（民间称“小钱”，外圆中方，文人戏称为“孔方兄”）已经废止，用途缩小到供小姑娘做毽子底盘。但其中的“顺治通宝”因分量最重、含铜量最高，成为妇女们的吉祥物，用红丝绦穿起来，给儿子戴脖子上；或珍藏在红漆妆奁盒子里。

    法币即民国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竖形，上印国父孙中山正面肖像。有研究者说，直到抗战中期，法帀的价值都是相当稳定的。关金票据说是海关限用，后流入市场通用。一元票面值的关金票相当于法币二元五角。我小时候把关金票和宪兵归为一类，是特殊的兵和特殊的钱。

    银元种类我只知常见的两种：本国的大板和龙板，外国的鹰洋（据说是墨西哥币）。大板是民国三年（一九一四）铸造，正面为肥头大耳的袁世凯侧面像，背面有“壹圆”二字和花纹，民间称“民三”“大洋”“大头”“大板”“袁大头”。另一种“龙洋”（因正面铸双龙）或“小洋”“小板”“半开”，是蔡锷首倡倒袁的“护国运动”的产物，铸造于云南。“民三”银元是信誉最高的硬通货，甚至超过黄金，因为金子分辨成色和称计重量都很麻烦，不可能流行于市面。“龙洋”与“民三”的比价为二比一，两块龙洋等于一块大洋。龙洋在西南也极受信任。使用银元须妨假货，但检验不难：先看铸造工艺的精细度，主要是用左右中指各托一枚互击，响声清脆、余音袅袅者就不假。如果只有一枚，则用拇、食二指轻轻拈住银元，往边缘用劲吹口气，凑近耳朵，嗡嗡吟响的即真货。相击声浊、吹之无音者叫“哑板”，绝对拒收。

    抗战前物价长期低廉稳定。曾听先母说过，她出阁前与外祖母以绣花为生，一块“小板”能支付一月有余的伙食费，每天还有一样肉菜。因此，市民日常使用的是“角”“分”辅币。法币辅钞虽是法定通货，但老百姓还是喜欢沉甸甸的铜板。几种钱币的相互兑换率，有点像菜市上的规则，大体稳定，细微浮动。北街大十字，离钟鼓楼不远，经常摆着几家钱摊：一张小桌，上置一块钱板，木板上有十来行凹槽，铜板就排立在槽里，模样有点像算盘。大小银洋一般放抽屉里，有时也摞几块在桌上，表示生意兴旺，招徕顾客。顺便说说：称“一元钱”为“一块钱”，全国皆然，至今犹然。但那时候安顺人称“角”为“毫”，称“分”为“仙”，却有点奇怪，还把美元称“美金”，港币称“港纸”，都是商家从港穗带来的叫法。上海沦陷后，安顺商家只能与广州做生意。连“航八郎”（全部）、“莫蒙害呀”（我不知道）都通行于小城街市了。

    抗战中后期，大量难民蜂拥而至，物价就渐渐上涨了。但听家母说，开始也还不太厉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到一九四八年前后，江南塞北的难民蜂拥而去，恶性通货膨胀轰然而至。后期我已在省城上学，亲历其境了。有一天收到花溪邮政局的通知，说有一件重要信函欠资，要我去补足领取。我从未收到过如此郑重其事的公文，又惴惴又得意，中午约了个同学前去，在中正公园深处的邮政管理局补交了欠资，柜台后面递出来一封用报纸那么大一版邮票（总有几十枚吧）裹着的“重要函件”。打开一看，不过是大朋友罗启明一封普普通通的信。罗哥是同德商号店员，我的好朋友，但凡城里有画展、话剧、音乐会、京戏名角露演，都是他带着我去。这封信走在不到一百公里的路上，就碰上了邮资上涨，真有点周星驰的味道。

    法币已成废纸时，蒋政府发行“金圆券”，也是直式，上面是蒋介石的头像。记得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立即发表评论说：以目前经济局面，莫说“金圆券”，就是“金刚钻券”也不管用。果不其然，情况恶化的速度和程度有如神话情节。米店外面排着长队，还未开门，涨价告示己一再更换。贵州省银行为维持本省局面，发行限本省使用的“银元券”，开始不错，但很快也被冲垮。甚至我们清华中学也发行自己的“货币”，白纸油印、加盖校印，票面大洋一角；限定在镇上几家特约小店（主要是面馆、大饼店、小饭铺）范围使用。但因背后确有等量硬通货，凑足十张准能换回一块大洋，竟悄悄流通到了非特约商店和贵州大学学生的消费范围。所以老百姓说，蒋政权不倒台没有天理。

    这种匪夷所思的通货混乱局面，在新中国初期很快就得到遏制、改善和彻底解决，真是大学问。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汉字简化种种

    清理书架，发现一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记起是远在退休之前，书店来人推销，觉得有实用，就买了一些，编辑部人手一册。

    封面左上有“附件”二字。我乃想起它只是规定出版印刷、信息处理等方面使用字体的技术性文件。正件是《汉字简化总表》，内容包括被简化字的繁、简并列，简化偏旁的例字，某两个（或三个）繁体字合并为某个简化字等等，是一份意义重大的政府法规文件。

    新中国初期制定的第一、二批简化汉字，在当时只是中国文字改革大工程的第一步，终极目标是汉字拼音化。

    当时我虽刚从少年进入青年，缺乏知识，崇拜偶像，对鲁迅、瞿秋白说的话和社论、文件里的文字不敢妄加存疑，却也觉得“汉字终归要走拼音化”有点难以想象。拼音化的前提是语音统一（当时宣布的第一步也正是“推广普通话”），试看广袤中国的语音地理图，想把闽南话、苏浙话、云南话等方音，都改造到能正确拼写标准普通话，纵有可能，也恐怕离第二次宇宙大爆炸不远了。弄不好还会给自己造出个引起大混乱的“巴比塔”。

    规定简化字要简单得多。第一批简化字是组织了有关多学科的权威专家（三十年代培养出来的实副其名的真正大学者、大专家，当时云集北京）的集体科研成果。简化原则有历史依据（时间久远、约定俗成的异体写法、草书写法等），考虑周到（规定古籍出版可沿用繁体字、有关专业学生必须学繁简字等）。

    简化字表颁布施行数十年，实践证明它是一把“双刃剑”。有删繁就简的优点，又造成许多新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当时就指出：对于扫除文盲而言，认简体字比认繁体字固然方便一些，但差别并不是太大（反正都是新认陌生人），而长期使用繁体字的人，却要“重新扫盲”，中文系的学生要同时学简、繁两门文字等等。这些反映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但政府行为箭已出弦，也就畅通无阻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三十年的封闭状况彻底被打破，世界华文圈的交流全面展开，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全面复苏，今天来回顾汉字简化这个大动作，它的得小失大已很清楚。它对国际华文交流造成了障碍，海外繁体版图书大陆人读不通，大陆简体版图书港、台、海外华人读不通。这还是次要的。最严重的是它的“归并字”（把原先两个或几个不同含义的字并为一个，如“后”包括“後”、“斗”包括“鬥”等等），在很多领域造成大混乱，并且后患无穷，至今没有根治的办法。现在很容易在许多采用繁体字的商品说明、书籍乃至以文字为载体的书法作品中，看到“皇後（后）”、“幹杯”、“自學成纔（才）”、“新豐美酒鬥（斗）十千”、“問馀（余）何事棲碧山”等令人哭笑不得的白字。最不能容忍错别字的书法艺术，成了错别字最常态的“艺术”。以电脑代笔的写作方式的普及，更使这种混乱局面雪上加霜：很多电脑字库中缺少繁体字，或虽有而操作者不熟悉它们，因此最容易出现错别字。我的一本书稿，多次有“乾坤”一词，在我电脑稿中是对的，传到另一部电脑，它就自动变成“干坤”了。对着成书，哭笑不得。

    “文革”刚结束不久时，又颁布过一批新的简化字，带着一股“造化有理”的精神，恣意瞎干。公布后引起强烈的异议。以政府机构名义发布的这份表，连小学生都会觉得荒唐。“商”字下面的“八”和“口”都没有了，我对妻子开玩笑：这个字简化得妙，你看看商店里不是空荡荡的吗？同音字归并更加胡闹，记得有人撰文指出：这么一简，“元旦”和“圆蛋”就成一回事了。幸好当时江青之流已从神座跌进囚室，广泛、大量、义正词严的反对意见得到公开发表，主持者不能不加以考虑，这场汉字的浩劫才终得幸免。很多著名学者专家参加了这场罕见的争辩，深刻指出表意不表音的汉字，在数千年历史中，对国家统一、人民凝聚起到的伟大作用。我印象最深的是巴金先生提出的一个最为深刻犀利、直抉要害的诘问：改革文字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方便扫除文盲呢，还是丰富和提高民族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大意）。其实，就连扫盲问题，也有海内外学者指出，汉字的特点是难识易用，认识若干单字，即可组合成许多词语。比如一个“马”字，加上别的单字，有关马的许多词语如大马、小马、公马、母马、马蹄、马鞍都出来了，而在许多拼音文字的民族，这些词各不相同，需要一个一个分别单记的。坚持汉字拼音化的意见，当时最有力的撒手锏是汉字无法输入网络，但这个难题不久就被聪慧的发明家突破，并不断改进。现在连我这样的老年科盲，不必学拼音、五笔等技术，有一块手写板就直接写字输入了。

    汉字是中国多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化的安身立命之本。我们曾经出于简单的、极端的“群众观点”而轻率地戕害了她，伤口至今未愈。而现在又出现了对她不仅缺乏敬畏之心，简直以恶搞玩弄的态度、“没厘头”的手法恣意糟蹋她。报刊、网络上充斥着粗野肮脏的字词，大家都忘却了民族的语言文字是具有至高神圣性的。恶搞规模之大，胜于洪水，令人恐怖。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悲歌动地

    在童年记忆中，抗日战争与歌声交织一起，甚至就是一回事。我没有亲见抗日战场，只饱听了抗日歌曲。战前出现过多种救国论，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其实都没有错，只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倒是救亡歌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鼓荡起一片同仇敌忾的氛围，是正义战争的有力助手。

    第一次受歌声震撼，是进入黔中附小一年级，在师生同乐会上，一个女生独唱《松花江上》。她是随家长逃难来的外省人，也就是三四年级的年龄吧。开始唱得很动听，随即喉咙哽咽，后来就号啕大哭起来，牵动了许多师生，全场一片哭声。黔江中学是江苏镇江师范的校长曹刍先生受中英庚款管理委员会之托，内迁创办的，师生员工很多是下江难民。附小设在东门坡的川主庙。我们教室的正面墙上，挂一个很大的篾帘子遮住神龛。有一次，两个男生打架，有一个跳进去躲避，我们这才看见了篾帘后面坐着金身的菩萨，两侧站着神将。

    这支《松花江上》，当时唱遍大江南北，称为《流亡三部曲》之一。第二首因思想意识不正确，就不再演唱，我还记得它的歌词：“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何时，逃亡到何方？我们的国土已整个在沦丧，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说甚么你的我的，说甚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这最后几句，混淆了阶级区别，所以受到批判。现在看，其实也并未违背统战抗日的精神。但文艺作品容易遭祸，自古亦然。但我最喜欢的歌则是《救国军歌》：“为我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至今哼唱还不禁动容。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英雄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背着书包去上学的男孩，口中念念有词，会忽然拔足飞奔，扬手高唱：“冲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解恨得很！

    一群军衣军帽的职业歌手进入石城，把零散的抗日歌曲汇成了一条河，河不大，却是活泼泼地汹涌流动。这是由舒模率领的剧宣四队，隶属于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来后借住于女子中学的一间大教室。用几床白被单隔成两间，男女队员各住一间。这种安排使窦校长十分不满，认为有碍观瞻，特别是在女校；但敢怒而不敢言。我大姐明端是女中学生，对校长的愤怒不以为然，认为光明磊落的集体生活非常好。她本来就喜欢唱歌演戏，于是立即成了剧宣四队的追星族。每天放学，就在饭桌上絮絮地讲那些兵怎么出操，怎么排练，怎么打篮球，怎么洗衣裳晾被单。她很快成了那些文艺兵的朋友，得了许多照片带回家来。我们也就跟着看见了那些兵们怎么出操，怎么排练，怎么赛球，怎么晾衣裳。他们都非常年轻，穿棉军装，戴棉军帽；女兵军帽下露出长长短短的辫子，很俏皮。男兵们就是大兵的模样，但细看还是要清秀些。

    剧宣四队来了不久，就在京戏园上演老舍的话剧《国家至上》，我跟着大人们去看。座位很好，二三排靠中，看得十分清楚。剧情是褊狭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何化为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力量。我过去只看过言必歌动必舞的古装京戏，第一次看写实手法的话剧，非常刺激。特别那位回民领袖马大哥，白胡须、红脸膛，目光炯炯，声如洪钟。有一场结束前他在众人纷乱中大吼一声，众人立刻噤如寒蝉，他怒视周围，一跺脚，大踏步下场，那神采令我心醉神驰。

    明端与文艺兵们的友谊与日俱增，不久就把全队人员请到家里来做客了。他们顺着几个院子巡行一通，观看父亲盘侍的花木，然后才在四进客厅里坐了满满一圈。我一直远远地躲闪着，窥视这些心目中高不可攀的人物。舒模年龄稍大些，也不过四十岁左右，个头不大，皮肤微黑，头发很浓，眉目端正，很有书卷气。姐姐常常提起的草田最开朗活泼。可惜宋扬没有来，下乡采风去了，他就是传唱至今的《读书郎》的作曲者。“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贵州人一听，就知道其旋律是从山民的唢呐谱来的。原本还有第二段，现在不兴唱了：“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只为穷人要翻身呀，不受人欺负哎不做牛和羊。”中间的衬字，现在都唱成“郎里个郎，郎里个郎”，而当时是“叮叮个切，咙冬的锵”，拟锣鼓之声。他们还有一首《苦命的苗家》也传诵一时。“苗家要自由呀，苗家要平等呀，我们出了粮，我们当了兵，为什么别人在享福呀，我们就没有份！为什么呀，国家的事呀，不准我们问！”最令我惊喜的是马大哥的扮演者刘双楫也来了。在台下神气很温厚，但我还是心怀敬畏。这是一个下午，父亲上班去了，母亲为大姐准备了茶水、点心、水果，也避开没有露面。客人发现门外有个观察员，就把我叫进去一起坐着。我如坐针毡，但也很愿意在他们中间听他们年轻欢畅的笑声。忽然有人提出要玩游戏，玩“我的鸟儿飞到哪去了”。每人先要选定一种花木作名号。轮到我，我大窘，在大家鼓励下报了一个“含羞草”。那时我以为这种一碰就合叶垂枝的神奇小草是珍稀植物，是我家园子里的宝贝。选完名号，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来：“我的鸟儿要飞了。”众人问：“飞到哪棵树上去了？”女答：“飞到蔷薇花上去了。”那位蔷薇花马上说：“我的鸟儿要飞了。”“飞到哪株树上去了？”“飞到松树上去了。”如此错综传递，每出一次差错，就引起一阵哄笑拍手。我看得正有趣，不提防舒模大约觉得冷淡了我，大声说：“我的鸟儿要飞了，飞到含羞草上去了。”大家的眼光都转向我。我跳起来就逃出屋子去。后面一阵大笑，说真成含羞草了。这是我的国耻纪念日。如换成现在，我事先就会宣布不参与这样的游戏。玩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又笑语宴宴地走了。我远远目送，感到惆怅。

    据方志介绍，在四队到来之前，石城就成立了“抗战戏剧歌咏团”，举行过大型演出。四队来后，又有“珠江音乐社”的建立。随即来了高博、杜雷等人的“新中国剧社”。加上几所中学和国立军医学校、兽医学校，一时之间，石城的抗日演出活动真有点如火如荼。我看过的话剧有曹禺的《雷雨》《日出》《家》；老舍与宋之的合作的《国家至上》，与赵清阁合作的《桃李春风》；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李健吾的《狂欢之夜》；张道藩的《蓝蝴蝶》等，总有十多部罢。那时演出的《雷雨》按初版，在尾声中周朴园、繁漪和四凤成为同一个精神病院里的疯人。从《狂欢之夜》中看到酒吧之类的现代都市生活，印象很深。解放后从电影《三毛流浪记》里看到大胖子杜雷，以及许多影片中的高博，还有香港片片头上的“音乐：草田”字样，都会觉得亲切，像是久违的老朋友。那时舞台上的道具，乃至服装，都是借用现成的，拼拼凑凑。大幕拉开，一堂写实摹真的布景显现出来，场子里就像刮穿堂风一样，掠过一阵赞叹之声。幕间换景的时间，长得够睡一个小觉。一次有人来访家母，说是演话剧需一件道具，想遍全城，只有我家才会有，特来奉借。一问是电扇，而家母根本不知此物。又一次，邓先生借去客厅里的两只皮沙发演戏。我去看了的，戏名忘了。演到一处，两人发生争吵，邓先生摸出匕首向对手刺去，匕首把皮沙发划破一个口。邓先生把沙发送到省城换了皮革，才归还舍间。教我们音乐的何老师当《风雪夜归人》的演出人，在京戏园后台一角搭了个铺，日夜加班。我和罗哥去看他，须发戟立，两眼红肿，几乎累垮了。当时条件，不是爱戏如命，不能做出那种奉献。后来到省城读书，我读遍了图书馆里的中国话剧剧本，就是这时引起的兴趣。

    话剧虽是新玩意，与旧戏还有相近之处；音乐会则是全新的玩意。有一天我去上午学，路过大十字武庙（那时是县党部），里面传出悠扬的乐曲声。循声而进，发现一群人在偏殿里练乐器合奏，我的老师吴定周先生在拉二胡，蒋旭英先生在拉小提琴。他们拉的调子是我会唱的歌曲《插秧谣》：“布谷声声，田里水漂漂。我们大伙儿从早到晚，弯背插秧苗。”我站在门口听了一遍，怕迟到，赶紧走了。不久，在音乐会上演出这节目，一群当老师的大人，奏一支简单的旋律，竟拘谨到在幕后试奏一遍，再开幕演奏一遍。我正式听了两遍，觉得是意外的收获。这时恰有两位专业歌唱家从南方来，经过石城，过几天要开一个演唱会。她们在晚会主办者的苦苦哀求下，风尘仆仆赶到场子里，各唱了一支歌，又唱了一支二重唱。女高音叫江心美，女中音叫胡雪谷。这时，后台的所有人员都拥到前台来听“正宗的洋嗓子”。

    一个夏天的夜晚，我随着几个店员到牛场坝豫章中学去听音乐会。舞台是就着旗台搭的，演员站在煤气灯照亮的小台上，观众站在月光下的操场里。我们到得晚，站得远，我又矮，只能从晃来晃去的背影缝隙中，飞快地对台上瞄一眼。歌却是听得很清晰。有一个男声唱《太行山的太阳》，特别叫我感动。后来又在别的场合听他唱过一次，就记住了。永远没有忘记。这首歌其实就是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但填了新词：“遥远的北方，本是我的故乡：小小的村庄，在黄河岸旁。三间破茅房，四面围着土墙。我母亲在那远方，长相望。流水的时光，流浪在他乡，流浪在他乡。怎不惆怅！何日能见我母亲，和太行山的太阳！”那天音乐会结束后，我们踏着如水的月光回城，我心里一直流动着这支陌生而又无比亲切的歌。此情此景，宛在目前。至今我哼唱这支歌，还是用这个词。用现成歌曲配新词，是当时通行的习惯，取其便于及时面世和流传。例如家喻户晓的《小放牛》，田汉就配了新词，把“赵州桥”换成“卢沟桥”，用牧童和小女孩的对唱宣传抗日。在大府公园的一次集会上，演讲之后演节目，黔江中学的女生王璇穿白绸衫裤，扎红头巾，跳大秧歌步演《新小放牛》，神采飞扬。店员罗哥次日用登徒子的话赞曰：王璇真是增一分则太胖，减一分则太瘦！

    四队的歌咏演出，大都选择各类广场。演出过《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带简单表演），配上各种短小的歌曲。像舒模自己的《大家唱》，在石城很流行，到处听得见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来我来他来她来，我们大家一齐来，来唱歌，来唱歌。一个人唱歌多寂寞，一群人唱歌多快活。唱歌使我们勇敢向前进，唱歌使我们年轻又活泼……”舒模总是当指挥。但有一次在女中操场坝上，他和另一个男角表演了一首《亲家对唱》，非常有趣。俩亲家碰上了，这位问：“亲家你打从哪嘎垯里来？”那位说：“乡公所里开会来。”这位又问：“开会商议的甚么事？”那位说：“三言两语讲不明白。”这位见怪了：“讲不明白也要讲，耐心的解释才应该！”那位连忙辩白：“亲家你讲的哪里话呀，只因为问题太复杂。”于是讲了开会处理的几件事，一件是“狗娃子，不成材，又偷了张家的葫芦柴”。那位问：“政府的处理怎么样呀？”这位答：“罚他给砍树去割麦。”又一件是“二胡子，脾气大，打了他婆姨两巴掌，婆姨到政府告了他”。“政府的处理怎么样呀？”“批评二胡子不应该。说得两口子同了意，手牵手儿就回了家。”以下的词没记住，大抵是双方谈得满意，友好作别。两人还化了装，作北方庄稼汉模样。这支歌我后来再也没听到过。当时只觉得这个“政府”很可爱，鸡毛蒜皮的事也管，还得管这么通情达理。多年后哼唱，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解放区歌曲么，除了边区政府，哪里还有这样的“乡公所”！

    当时，除了《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大刀进行曲》以及“黄河”这一类雄壮威武的歌曲，还有一类较为软性的抗战歌曲。温情脉脉，哀而不怨，最受青年学生的喜爱。我从大姐明端那儿，听会了一堆这类歌曲。词和曲都极柔美。这类歌曲，以怀乡为最大主题。最脍炙人口者，有《江南之恋》：

    我家在江南，门前面小河绕着青山。在那繁花绿叶的城池，我懂得怎样笑，怎样歌唱。呵江南，春二三月，莺飞草长，牧女的春恋，在草原荡漾；呵江南，麦田的微风，吹醒了夏夜梦，媚惑的星星，点缀着蓝天；呵江南，秋水啊共长天一色，晓风残月轻拂着杨柳岸；呵江南，寒鸦点点，载来了鹅毛雪，殷红的渔火，独照江滩。呵江南！梦样的温存，露样的娇香，水样的柔情，云样的迷惘。别离时，我们都还青春年少；再见时，又将是何等模样。

    这支歌五十年代在台湾老兵和知识分子中再度流行，借以寄托乡思。内地《参考消息》曾报道过。

    有一首《夜夜梦江南》：

    昨夜我梦江南，满地花如雪。小楼上的人影，正遥望点点归帆。丛林里的歌声，飘拂在傍晚晴天。今夜我梦江南，白骨盈荒野，山在崩陷，地在沸腾，人在呼号，马在悲鸣。侵略者的铁蹄，卷起了漫天的烟尘滚滚。去吧，去吧，祖国受难的孩子啊！我们要把复仇的种子，播散在祖国的地下，在今天发芽，在明天开花，开花，开遍了中华。

    此词的作者杨友群是贵州毕节人，因诗词浸养深，才写得出前面几句典型的江南风景。作曲者汪秋逸是江南人，胜利后回乡了。

    故乡，我生长的地方，本来是一个天堂。那儿有清澈的河流，垂杨夹岸；那儿有茂密的丛林，在那小小的山冈。春天，碧绿的草原，有牛羊来往；秋天的松林，灿烂辉煌。月夜我们曾泛舟湖上；在那庄严的古庙，也曾凭吊过斜阳。现在，一切都改变了！现在，已经是野兽的屠场。故乡！故乡！我的家呢？我的家呢？哪一天才能回到你的怀里？这一切，可还是平安无恙？

    《故乡》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陆华柏，五十年代被错划右派，这支歌也被批为“灰色歌曲”。实则是一首广为传诵的优秀艺术歌曲。

    端木蕻良词、贺绿汀曲的《嘉陵江上》非常有名，被认为可与舒伯特的歌曲比美。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故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这支歌当时常表演，但因为有半音、转调，习惯于五声音阶的石城人唱不了。

    还有一支怀念东北家乡的也很流行：

    淡淡月光，云波荡漾。月光照在心头，是惆，是怅。呵——故乡啊，故乡啊，哪年哪月，才能吟咏在月下的松花江上。长白山麓，有我可爱的家乡，有我童年的甜蜜，现在呵，一切只能在梦里来往。血腥伴着金风，白骨映着寒光。呵，月下的故乡，一片荒凉；故乡的人啊，也不知去何方！

    也有以爱情为题材的抗战歌曲。老舍的《送郎当兵》：“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毛儿的爹你等等我，为妻的将你送一程。”

    流传最广的是《淡淡的三月天》：

    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多美丽啊，像村家的小姑娘。去年，村家小姑娘，走在山坡上，和情郎唱支山歌，我把杜鹃花插在头发上。今年，村家小姑娘，走在小溪畔，杜鹃花谢了又开呀，记起了战场上的情郎。折下一枝鲜红的杜鹃，却不在你的身边。哥哥，你打胜仗回来，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的头发上。

    一九五六年底，我第一次单独出差，去重庆办事，回黔时在海棠溪住了一夜，以便次晨上车。在一家小旅馆里，独对孤灯，忽然邻家有个小女孩唱起这支杜鹃歌来，声音粗粗的，感情平平，只是信口而唱，却引起我无限的感动。这可能是她妈妈教会她的罢。

    当时还唱过许多以后才嚼出味来的“怪歌”。如一首《玉门春晓》：“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天山融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岛。过瓜田碧玉丛丛，望马群白浪滔滔。想乘槎张骞，定远班超，汉唐先烈经营早。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更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近年才知是罗家伦的一首词。

    抗战期间唱的大量歌曲，除《长城谣》、《松花江上》和“黄河”一类歌曲至今还在传唱，大都湮没了。它们却是我单调童年的一宗营养大餐，一剂启迪智力的维生素。因此多忆录了一些，给不知道它们的朋友们一观。

    一九四五年到来，舒模指挥四队演出了一场音乐会，首演《新年大合唱》，“我们欢唱三十四年新年歌，恭祝大家健康多！有气有力多生产，不怕肚子吃不饱”，锣鼓震天，还配上舞龙、秧歌、腰鼓，最后放大红色的蚂蚱炮，气氛非常热烈，令我兴奋得透不过气来。过了几个月，忽闻日本宣布投降了，满大街放炮仗，连只有过年才上市的黄烟、嘘花也赶制出来放，挤不动的人群连炮竹也不躲避。一片空前绝后的大喜若狂，涕泪满襟。等我回过神来，舒模和他的唱歌兵们不在了。走了。消失了。我那份惆怅啊！草田赠给大姐几本书作别，有《普式庚诗选》、《我的心呀，在高原》和《茶花女》。都是草纸的抗战版，扉页上题了“明端同学留念，草田赠”字样。转眼五十余年过去，明端不在了，舒模不在了，草田不知近况。唯一如故者，只有那册《我的心呀，在高原》立在我的书架上。其中袁水拍译的十多首霍斯曼诗，是我爱读常读的东西。

    二〇〇三年八月十八日

    几首毕业歌

    定居北京多年的秦元明老师，前不久回到贵阳来，几位学长组织了一次师生大聚会。与会的三一小学、立达中学毕业生有五十多人，包括首届和以下十来届，年纪最小的也远比当年的秦老师大得多了，相互之间，多为离校后就未见过面，重逢已在五十余年之后。那场面真是“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十分高兴，也十分桑沧。散乱各聚一角，谈的无非陈年琐事。谢先开学长指挥大家唱了三一小学校歌，我忽然忆起当年全校师生列队欢送秦老师赴美国深造时的情景。校外那条小巷，被我们占得满满的。亡姊明坤那一班的大同学，突然齐声唱起一支歌来，接着，低班同学们也陆续加入进去，接连唱了两遍。这支歌很豪迈，唱它的大同学们都慷慨泣下。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师生聚会以后，我又玩味起这支早已淡忘的歌，居然还能完整地哼出来；并恍然明白了：这是一支毕业歌。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送行是人生最易动感情的事，所以古今中外才留下了那么多送别的诗词和歌曲，成为诗歌的一大主题。毕业典礼又是一种格外动情的送别。因为这是数年中朝夕相处情如手足的学友之别，又都处在易于激动哀乐过人的青春期，更何况置身于这种集体惜别情绪激荡的场面。因而，毕业歌和演唱毕业歌总带着一抹悲壮的色彩。

    由这支送秦老师远行的毕业歌，又联想起我唱过的几支毕业歌，都带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反映了特定时代热血青年报效祖国振兴民族的昂扬心声，和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联系一体的观念。到今日，虽已时过境迁，过来人固然会觉得它们意味无穷，就是对生于欢乐不识忧患的年轻人，这些老歌仍然可视为珍贵的史料，能够给他们以自强奋进的激励。

    欢送秦老师时唱的那首毕业歌歌词：“看，太平洋的风云，瞬息万变，优胜劣败，难逃天演。努力吧！努力吧！学问没有止境，要像美玉精金；琢磨锻炼！发展伟大的抱负，实现生平的誓愿，不怕风浪怎样高，不怕路程怎样远。破浪乘风，十分勇健。努力吧！努力吧！光明的前途无限。再见！再见！莫惆怅，莫依恋。抱着十二分的热忱，期待着你们，有绝大的成功带转。来！站在时代最前线，战！战！战！”带着鲜明的“五四”启蒙思潮的色彩。

    有一首毕业歌是家喻户晓的英国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谱填词：“骊歌初动，离情辘轳，惊惜韶光匆促。勿忘所训，谨遵所嘱，从此知行弥笃。更愿诸君，矢勤矢勇，挥戈长白山麓；去矣男儿，切莫踌躇，矢志复兴民族！”一读便知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我在贵阳清华念书，送别毕业班，就唱这首歌，并把“挥戈长白山麓”改为“勿忘大将山麓”。

    再一首是：“情同海样深，离思苦难禁！临歧休效女儿，涕泪但沾襟。此后天南地北，服务升学，各自奔鹏程。齐努力，共争荣！深期热望，莫负当年一片心！”这首则着墨于“销魂当此际”的人生况味，时代特征不明显，感情特别深挚。我们齐唱时，被送者大多泪流满面。

    最脍炙人口的毕业歌，当然还得数田汉为电影《风云儿女》写的这一首：“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罢，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罢，满眼是国土的沦亡。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升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黄钟大吕之声，磅礴豪宕之气，一直震响到今天，传唱不绝。

    抗战期间，立达中学排演过老舍和赵清阁合写的话剧《桃李春风》，是刻画一位老教师的，导演就是秦元明老师。这次师生聚会，负责策划的学长让我写了一张小斗方，就用这四个字，与会同学在空白处一一签名，然后送给秦老师，作为此会的纪念。

    歌之缘

    前年写了三十来篇儿时旧事的短文，后编为一册《一个人的安顺》。出版后收到不少反馈，有离乡数十年的学长读后引起的回忆，有陌生读者的感想。有几封则是谈歌曲的，因为书中记下了若干首抗战歌曲。如陈汉章老师对《流亡三部曲》的正误，胡恺麟学兄见告《玉门出塞歌》的词作者是罗家伦（我误记为罗隆基）等等。还有因歌之忆引来的歌之缘，特别有意思。一位素昧平生的同龄人袁应军老师，见书中歌曲引起兴致，不仅那些歌她全会唱，而且与我一样，也是听姐姐唱而学会的。于是托人先容，带着歌本来访，在我家唱了许多老歌，又赠我一本抗战歌曲集。刚告辞回去就来电话，说还有好些老歌忘了唱。近日又有新闻界的房方先生受此书引动，赐我一套纪念抗战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音乐套碟《神圣的战争》，与老乡何君赐赠的袖珍奇石架，成为最惬心的新年礼物。次日起，依次听了全部（八张）音碟。唤起无尽的回忆，仿佛又置身于悲壮的抗战救亡的年代。且还得到些意外的知识，比如最令我激动的《救国军歌》（冼星海作曲），塞克的原词是我所熟悉的：“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唱片中另有一首《抗日战歌》，曲调完全一样，歌词却是“跟着毛主席，万众一条心，全国同胞们，奋勇向前进。我们是抗战的队伍，我们要团结紧。高举革命红旗，勇敢杀敌人”。而且这支《抗日战歌》排在那支《救国军歌》前面。我很诧异，先以为《抗日战歌》是原作，后来为了更好地宣传统一抗日，才改写歌词成为《救国军歌》，但这歌词又全无抗战时期那种同仇敌忾的悲壮气氛和特定词汇。细查歌词册，发现《抗日战歌》署名“集体重新创作填词”字样，才恍然这是“文革”中随意修改历史歌曲词句那股风气的“幸存者”。真不懂为什么历史歌曲唱片集要收入这种赝鼎。这套音碟还包括二十首苏联卫国战争歌曲，大都是耳熟能详的，另外十八首俄罗斯军队进行曲，就令人大开“耳”界了。第七张是《黄河大合唱》，第八张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黄河》我买到过几种版本，虽同为中央乐团演唱，严良堃指挥，却要数这一张最精彩。特别是演示了往往被删掉的朗诵诗《黄河之水天上来》，难能可贵。肖氏的名作我也有别的版本，此曲由圣彼得堡交响乐团演奏，应当是权威性的诠释。听完这八张唱片，也有遗憾之处，就是还有许多抒情歌曲，从个人角度怀念被日寇铁蹄践踏的故乡者没有被收进去。其中有几首非常好听。

    一切时代都会产生打上它鲜明烙印的文学艺术，而最有广泛群众性、流传最深远的，绝对是歌曲。比如对于我这个生活在大后方的小孩，八年抗战就是一批震撼心灵的歌。新中国有《歌唱祖国》《解放区的天》等等。“文革”时期有“语录歌”等等。改革开放有《在希望的田野上》《一无所有》等等。一切时代也必有其代表性的作曲家。如聂耳、星海；王莘、刘炽；李劫夫；施光南、谷建芬、崔健；等等。再往后我就不清楚了。如问当前的代表性歌曲，据说最流行当数《老鼠爱大米》，但我只知道这五个字，不会唱。多元化社会，怕再也不会产生代表性歌曲了罢。

    ※※

    附记：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央电视台播出《歌声飘过三十年》演唱大会。我一边听，一边引起潮水般的回忆。这三十年的文学、戏剧等等，却就淡漠多了。优秀歌曲的生命力，远远强于别的艺术门类。

    二〇〇六年三月一日

    如听仙乐耳暂明

    白居易《琵琶行》说：“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毫无思想准备，忽然听到美妙的音乐，不禁心醉神驰，忘乎所以。这种体验，我曾有过两次。两次都是在“文革”期间。

    一次是在黔西北大山深处的一个“三线”大厂的招待所里。我们一行三人去联系什么事，在那儿等候主人。墙上有一只喇叭，发出浑浊刺耳的杂音，好像一场泥沙俱下的山洪。显然是播音室里在拨动收音机乱找节目。

    忽然之间，一切杂音消失了，一只小提琴嘹亮又深情地吟唱起来。我不胜惊喜，差点叫出声音，因为奏的是马思聪的《思乡曲》。当时身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在“文革”初期因为不堪遭受红卫兵的凌辱，偷渡香港，去了美国，早已成为共诛共讨的“叛国者”。这样公然播放他的代表作，如果被造反派听出，是可以立刻冲进播音室“打现反”的。但小提琴仍在理直气壮地唱，同室的两位也若无其事，可见没有人认识这支曲子。我心神俱醉地听着这熟悉的旋律，同时禁不住有点怯悸。读禁书尝禁果，就是这么种状态罢。可惜曲子没有奏完，就又被嘈杂的洪流淹没了。估计这是境外电台播放，广播室人员无意中碰到了这个频率。

    马思聪的《思乡曲》，是我从少年时就最喜欢的作品之一，经常听他自己演奏的唱片，是用二胡来拉。还记得抗战期间有人为此曲配的歌词：“当那杜鹃啼遍，声声正添乡怨；更那堪江水呜咽，暖丽南国多情的孩子啊！当那红花开遍，瓣瓣是啼痕渲染；尽都随春归去，流浪儿啊你还在嘉陵江边徘徊。那边就是你可爱的故乡，就是有水鸟翱翔的地方。那边白云映红荔村前，孩子你为甚么不回家？为什么不回家？！”

    歌词的作者，我猜想会不会是马先生的挚友、诗人徐迟。故总理周恩来把马思聪视为“国宝”，说过“我工作没有做好，让马思聪在五十多岁的年纪离开祖国”这样沉痛的话。这是后来见诸有关文章中的。

    这样一个人写的这样一支乐曲，突然出现在恐怖气氛笼罩的当时，对我的震撼实在太强烈了。

    另一次是江青忽然心血来潮，下令在全国各地内部放映三部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大约是教育老百姓不要放松对军国主义者的警惕罢。我是妹妹把她的票相让才得观看的。拷贝是宽银幕片，但当时贵阳只能用普通机子放，银幕上的人变成狭而长，像过年踩高跷游街的人，面庞如马脸。映到海军学校生活场景时，又响起了一支我十分喜爱，经常小声哼唱的曲子。这支曲子家喻户晓，现在通用的译名是《友谊地久天长》，当时通行的歌名是《魂断蓝桥》，因为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原词是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中文译配的却有多种版本，不少是另行创作。亡姐明端唱的，我只记两句是：“为君断肠，为君断魂。”而我唱的则是《骊歌》，是清华中学送别毕业班时唱的：“骊歌初动，离情辘轳，惊惜韶光匆促。勿忘所训，谨遵所嘱，从此知行弥笃。更愿诸君，自强不息，匆忘大将山麓。去矣男儿，切莫踌躇，矢志复兴民族！”全校师生唱这支歌，往往堕泪。此时，在恣意自相摧残、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境遇中，无意间重闻这支温情脉脉的曲子，真是百感交集。

    这两支曲子，现在随时可以听到，不会再引起多大的心灵震颤了。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确实有百倍的分量。

    二〇〇三年八月一日

    邂逅时尚

    前不久从安顺回贵阳，车到中途，开车的小鲍放起了音碟。我们几个正说闲话，没怎么听。忽然唱到半截的《草原夜曲》引起我的注意，说起这是那革命年代难逢难遇的一首抒情歌曲。首唱是朱崇懋先生，唱得很质朴真挚。“文革”后经常唱这首歌的是李双江，那矫饰夸张令人不堪忍受。我曾邮购了朱先生的磁带，一听却失望了，正如重吃童年时代的美食，不复是印象中的滋味。

    说话间，车里的碟子唱起《祝酒歌》来。那音色和风格使我回忆起多年前去梵净山，越野车里听到一个男声唱《南泥湾》，略带沙哑的嗓音几乎不带感情地“喊”出来，与惯听的郭兰英唱此曲大异其趣。我很喜欢这种朴实如泥土的“后现代”风格。回到贵阳说起，儿子告知原来唱者是大名鼎鼎的崔健。我于是以为这《祝酒歌》也是崔健在唱，小鲍告诉我，这位青年歌手叫刀郎。回贵阳第二天就上街访刀郎的碟子，一访就得，共两张。通听一遍之后，我就只反复听他唱的几支老歌。《驼铃》、《怀念战友》和《祝酒歌》产生于那个周天寒彻、大夜如磐的特定时代，他用苍凉的嗓音近于喊叫地唱出来，确是那杯苦辣酸涩混在一起的“幸福的苦酒”，正惬合我们过来人回忆这些歌曲和那个时代时痛定思痛、百感交集的情绪。他用这种方式唱《草原之夜》《新疆好》《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轻松里透出浓浓的忧郁，也就有了别趣，有了人生的况味。新歌中有一首《沙枣花儿香》，很是好听。其他曲目我就都跳过去不听了。

    儿子告诉我，刀郎是眼下走红的歌手。儿媳说，满街都是他的碟子。昨天老伴更给我看一张小报，报上这么说“现在不知道刀郎的人可以说就是有点落伍了”云云。我竟是歪打正着地赶着一次时尚了。

    我于是知道，时尚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比妹妹还妹妹的女性化男歌手，却也有刀郎这样的另类。而且，同是听刀郎，取舍好恶也会是因人而异的。儿子说《冲动的惩罚》好听，女婿说《新阿瓦古尔》好听，我都听不出好来。小鲍说：“刀郎的嗓子很沧桑。”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正是他歌喉的这份沧桑唤起了我那份记忆的沧桑，让我深受撼动。其实，这几首老歌，我是这么听，刀郎未必真是这么唱，他毕竟年轻，没经过那时代。前人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此之谓也。

    约二〇〇五年秋

    转折时刻的决断

    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恨事特多，沈从文先生没有写完《长河》是其中荦荦大端。照已发表的几万字看，这部长篇小说在思考之深沉、视界之宽广、规模之宏大、艺术之精湛等方面，完成后都会是沈先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会超过《边城》。已完成部分称为“第一部”，实则只是全书的一个序幕。然而其精美已令人惊叹。

    极有可能成为世界级大师的沈先生，在其创作巅峰期戛然搁笔，沉默了四十年。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前夕，郭沫若在香港发表长文《斥反动文艺》，这是一篇胜利者对战俘定性定位的判决状，沈从文首当其冲。北平解放后，沈先生在极度的惶恐惊惧下曾自杀未遂。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改行当了历史博物馆的文物解说员和研究员。因此，海内外许多文章和专著都笼统地说是“不准沈从文写小说了”。据说，一九八七年沈先生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也因搁笔时间过久的原因而未入围。

    近读沈先生的《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一文，是《中国社科院学者文选·沈从文集》（这本书极精彩）的代序，下有注释说“本文写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是作者‘文革’中的申诉材料之一”。读后才弄清楚了被说得扑朔迷离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沈先生这样叙述：“我是解放后才由北大国文系改入历史博物馆的，同时还在北大博物馆系教教陶瓷……到馆不多久，即送我去西苑革大‘政治学院’学习，约一年之久（笔者注：实际是在厨房打杂）。临结业前，多重新分配工作，有的自愿填写。我因为经过内外变故太大，新社会要求又不明白，自己还能做什么也不明白，所以转问小组长，请转询上级，看做什么工作好，就派我去。……过不久，小组长约我谈话，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这事大致也是那边事先即考虑过的。因为较早一些时候，就有好几位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作家来看过我，多是过去不熟的，鼓励我再学习，再写作。”

    沈先生自己的想法怎么样呢？下文说：“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表示，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工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因此，即回了博物馆。”

    读后明白了：当时“组织上”没有“不准”沈先生继续写作，相反是“希望”和“鼓励”他继续写作。就此搁笔改行是沈先生审时度势，分析了客观要求和主观条件的杆格而自己做出的清醒选择。

    中国因此消失了一位小说大师，又因此诞生了一位古代服饰研究权威。失去了完整的长篇小说《长河》，又获得了一部填补空白的学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历史证明了温蔼善良的沈先生这一抉择的超卓睿智和过人见识。只要想想另一些备受礼遇且努力写作的大作家的文学命运，如茅盾的自焚书稿、曹禺的晚年痛苦、老舍的废稿三千，就会折服于沈先生在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做出的判断和选择是何等英明。真正的文学，任何时代任何流派的文学，都是心智律动的外化，是生命本体的表述。要它变成按模式完成的工艺品，变成形象化的政治概念，文学也就消失了。我们既为沈先生文学生命的“卒中”而扼腕痛惜，又应该为他后半生的充实和辉煌额手称庆。崔嵬坚拒大区宣传部长的高位，到北影当导演兼演员，创作了《小兵张嘎》《野猪林》《杨门女将》《红旗谱》《老兵新传》等优秀影片，至今光彩熠熠，与沈先生异曲同工，是人生抉择的又一成功范例。

    我与沈先生的内弟张宗和先生有“忘年”之谊，一九七九年去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想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当面领略一下两位从青年时代就心仪的大作家沈先生和艾青先生的风采。当时宗和先生已谢世，我特意请他的小女儿以给沈先生写了个“介绍信”。又带上收藏二十多年的《艾青诗选》，想请艾青先生签个名。大会期间，在住宿园子里（好像是京西宾馆，记不准了），先后邂逅了两位，由贵州老作家蹇先艾先生介绍见面。艾青先生很高兴答允为旧书签名，但我由于根深蒂固的名人恐惧症，怯于单独去扣他的门，终于又原样带回贵阳。大会结束那天，因要照集体相，闭幕式后在会场里自由活动了很久。我发现沈先生一个坐在那里，就过去问候，交谈了一会。我提起大会简报上有记者报道，沈先生准备写一部关于井冈山的小说。沈先生笑眯眯地说：哄他的。

    沈先生又睿智又可爱。

    二〇〇七年中秋后一日

    负重涉流的巨人

    听到巴金先生逝世的消息时，心中唯有一片肃穆。这位老人以衰病的劫后余生，完成了一个伟大人格的存在。他后来被束缚在病榻上，感叹在“为别人活着”，现在终于获得解脱了。几天来回想着自己心目中的巴金，无端联想起《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结尾。找出一看，傅雷先生的译文是这样的：

    主啊，你对于你的仆人不至于太不满意吧？我只做了一点儿事，没有能做得更多。我曾经奋斗，曾经流浪，曾经创造。让我在你为父的臂抱中歇一歇罢。有一天，我将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

    于是，潺潺的河水，汹涌的海洋，和他一齐唱着：

    “你将来会再生的。现在暂且休息罢！所有的心只是一颗心。日与夜交融为一，堆着微笑。和谐是爱与恨结合起来的庄严的配偶。我将讴歌那个掌管爱与恨的神明。赞颂生命，赞颂死亡！”

    克利斯朵夫弥留中的那段话，不是很像先生的声音么？他也说自己做得不多，但曾经奋斗，曾经流浪，曾经创造。只是先生对之倾诉的，不是那位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的至高无上者，而是人，是他的读者，是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生命；先生也无须再生，近千万言的《巴金全集》，尤其是晚年的五卷《随想录》，就是一个长新的战斗生命。

    我知道巴金，开始于小时候看大姐买的《家》，那是抗战胜利后重印的新版，还是战前的旧书，已弄不清了。小说开头觉民觉慧兄弟俩谈论在学校排演斯蒂文森小说改编的话剧《宝岛》，那方言我读起来就又亲切又新鲜，特别是把“起床迟了”说成了“起晏了”，“晏”读“按”音，四川话和贵州话都如此。一位店员大朋友指教我，读书最重要的是先读序跋，于是又跳回去读“激流三部曲”总序，似懂非懂，但那又热情又忧郁的倾诉笔调，与别的小说都不同，给我留下了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

    比起书中的高家来，我的家庭很单纯，我也还未到因热情而苦闷的年龄，但这个故事和那些人物的思想非常容易理解，我接连读完了“激流三部曲”，同情鸣凤，喜欢瑞珏，可怜觉新，痛惜海儿的夭折，痛恨五爸陈姨太冯老太爷。总之，是非爱憎，都以觉慧马首是瞻。整个阅读过程，始终处在愤郁的感情中，想大吼又吼不出。童话集《长生塔》读了好几遍，至今记得那个吃人肉的皇帝最喜欢吃粉红色的少女肉、嫩红色的孩子肉，而老年人的肉是深黄色，等等，朦朦胧胧中，也体味得出其中有深意。后来我到省城上学，在图书室里发现了辽阔的文学新大陆，大偿饥渴。这时我又大受益于翻译家和编辑家的巴金。他译的高尔基《文学写照》和草原小说、《六人》、《秋天里的春天》、《木木》以及文化生活丛书中的许多作品，至今为我喜爱。

    大约一九五四年前后，意外地从《文艺报》上读到丁玲的一篇文章，说是“巴金的小说，在书店里都是与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摆在一起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这句话的分量。临近全国解放时，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文章，把作家分为壁垒森严的几个等级：革命的、进步的、消极的、反动的，这可不是空洞的一张“封神榜”，而是一顶顶有切实内容的桂冠或荆冠。沈从文先生从大学教授沦为故宫讲解员，就是有名的实例。丁玲在当时是举足轻重的文艺高官，用如此轻蔑的口吻给巴金定性，使我沮丧和担忧，因为我不仅敬爱这些从小知道的作家，而且从别的地方读到，许多热血青年恰恰是读了“激流三部曲”而走出大家庭，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激流的。甚至连我这么一个混混沌沌的少年，也分明感受到它激发义愤、呼唤行动的强烈力量，怎么能这样贬低它呢？但不久之后，（时丁玲已下台）在中国作协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又把巴金与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一起称为当代语言艺术大师（即流传于文艺界的“一口气封五位大师”和“鲁郭茅、巴老曹”的出处）。我很高兴，舒了不平之气。至于张恨水的作品，则是直待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才得到了不带偏见的公允评价。我们终于结束了一切听候钦定的时代。

    五位大师虽然地位崇高，但除了旧作重版，再无新的力作让读者兴奋。郭老专写应景的无味诗；茅老则搁笔，甚至焚稿；老舍与曹禺热忱地配合政治，绞尽脑汁，而注定不能写出深刻的作品，只有一部《茶馆》是因祸得福。这段时间的巴金，则在不脱离服务政治的范围内，选择了为保家卫国而流血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为写作对象。他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线，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不乏成功之作，例如被搬上银幕成为名片的《英雄儿女》的原著。然这毕竟非他的熟知和特长。很长一段时间，巴金对于我，只是一位可敬、亲切而又遥远的老作家而已。“文革”期间，在山乡经常收到友人寄来的红卫兵小报，看到巴金被称为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批斗规模极大，并且现场直播。看到这些信息，心里一片冰凉。那是一场把人性深处最黑暗最凶恶的沉渊，扇动成掀天巨浪，以摧毁一切美好事物的飓风之灾。

    风灾过去，巴金复出。在最初一片揭露罪恶、张扬伤痕的热浪中，“巴金”二字的重新出现，令无数读者欣慰感动。但当时老作家复出“亮相”的文章很多，目不暇接。等到愤懑渐平，往事渐远，鼓励遗忘之后，巴金以一篇接一篇严苛地拷问自己灵魂，执着地探究“文革”根源，提倡“讲真话”的随感录，极大地震撼着无数冷漠健忘的心灵，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巴金遂成为中国的良心。巴金之存在，大大超越了文学的意义。我觉得晚年的巴金，从某些角度看，颇像希腊神话中推巨石上陡崖的西西弗斯。他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虽无结果，五卷《随感录》和《再思集》等等，本身就是一部文字的“文革”博物馆。斯人已矣，继踪者谁！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结尾写道：

    圣者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的一夜。现在他结实的身体像一块岩石一般矗立在水面上，左肩上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在激流澎湃中，他只听见孩子的平静的声音，——他用小手抓着巨人额上的一绺头发，嘴里老喊着：“走罢！”——他便走着，伛着背，……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

    “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

    孩子回答说：

    “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巴金先生正是这样肩扛着未来日子的重负，在岁月的长河中溯流而上。他已到达彼岸，将他丰饶的遗产留给了一代一代的来者。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

    附记：

    这篇短文是仰卧在床上，左手执一架，右手握笔，向上写成的。当时因腿骨折断，卧床三个多月。

    旧梦蕴奇珍

    日前，故友任岷的夫人来访，交给我一本九十四高龄的张云乔先生与夫人任奉仪女士签名赐赠的回忆录《旧梦拾零》。立刻搁下正读的书，花两天时间一气读完。读后百感丛生。

    云乔先生何许人？他是第一代中国电影美工设计人。担任美工师的影片有《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狂欢之夜》《夜半歌声》，担任美工师的话剧有《怒吼吧！中国》。这些都成为影剧史上的名作经典了。

    他是聂耳的好朋友。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当时作为《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聂耳为田汉写的歌词谱曲后，在上班的电车里轻声哼唱给云乔先生听，他是国歌的第一个听众。

    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却为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受周恩来单线领导，在抗战期间营救数百人的人，又为地下党多次提供汇款的人”（《旧梦拾零》编者语）。一九七三年九月，在汉口由陈波儿介绍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早就知道你了。夏衍对我提起过你。”并赞成他利用在工商、金融界的好条件，向这方面发展，为抗战事业做贡献。

    他是一位多谋善断的企业家，事业很成功，却没有为自己赚下一文钱。他经营汽车运输，是根据共产党的指示运送急需物资和重要人员，经营烟厂是为抗战提供资金。他还是制造中国烟草机械的第一批人中的一员。这段时期，他奔波于上海、广州、长沙、桂林、香港、贵阳等地，多次身陷险境，出生入死。特别是他因业务需要，由桂林飞香港，恰遇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香港，被困在港岛。后来与夏衍、金山、金仲华、王莹、谢和赓、司徒慧敏等人包渔船通过海上封锁线，倒流至澳门，与蔡楚生等人会合，通过黑社会头目的有偿保护方式，再次乘快艇夤夜偷渡横琴岛。一路风波，整个是一场惊险影片的情节。

    抗战胜利后，云乔先生在香港组建公司，暗中进行中共所急需的各种战略物资的内运，与港英当局展开反封锁反禁运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云乔先生申请归队获准，参加珠江电影制片厂筹备工作。正式建厂后，担任基建、供应等方面的工作。一九六二年真正回到本行，担任影片《逆风千里》的美工师。这又是轰动一时的影片，但不久就被划为“美化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毒草在全国批判。随即更爆发了“文革”，云乔先生的旧业也从此歇业。

    他在十年浩劫中的遭遇和处境，不言自明。只说一点：“文革”中张老曾想自杀，受夫人指点：一未做过坏事，二要想到子女，他才放弃了轻生之念。

    灾难过去、“拨乱反正”之后，经夏衍的一再过问，云乔先生获离休待遇，工龄自一九三九年起算。他以政协委员身份，一如既往，为市政建设、社会福利、引资扶贫等民生问题，提出许多建议，解决了多项问题。最惊人之举，一是以八十八岁高龄，重新创作了二十三岁所作的巨型油画《血战宝山路》，二是九十岁后用四年时间撰写出二十余万字的长篇回忆录。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突然袭击。驻泸第十九路军以劣势装备英勇抵抗，震动世界。为纪念“一·二八”战役，上海曾建纪念堂。在大厅入口大壁画的征稿中，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的青年张云乔以《淞泸抗日闸北之战》画稿中选，绘为5.3米×13.3米的巨型油画，他的老师刘海粟看了很称赞。这幅画所选角度，是以被炸残破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为主要背景，因为当年敌酋盐泽辛一说：“毁掉闸北一条街，一年半载，中国人可以恢复。毁了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中国人就难以恢复了。”这就是要从根本上毁灭中国文化，置中华民族于至愚至贫、永不得翻身的地步。此语引起他极大的警惕和深思，定为画作的主题。后来，纪念馆和这幅巨画毁于战火。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云乔先生听说上海要筹建“淞沪抗战纪念馆”，十分兴奋，追忆起六十年前的旧作，就凭记忆重画草图，易名《血战宝山路》，发表于《上海滩》杂志并获奖。纪念馆筹建处约请他重绘巨型油画，在未来的新馆展出。老人写道：

    这年我已经是八十八岁了。耄耋之年的老人眼也花，耳也聋，进入了体弱多病之秋。但是，不知为什么自从我决心作画后，精神特别振奋，突然觉得自己的生命中好像被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又重新焕发出了青春。我在自己的十六平方米大的书房里腾出半壁墙，钉了木架子，绷上画布（笔者注：还特置了便于上下左右移动的轮梯），开始了我的创作。我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激情中，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家人很为我的健康担心，儿子不止一次担心地对他母亲说：“爸爸这是在用生命作画呀！”

    历时半年，完成了这幅1.4米×3.5米的大画，后因故改由上海博物馆收藏并在宝山镇淞沪抗战纪念馆陈列展出。消息传出后，引起国内外一些纪念馆的重视，张老竟然又应邀复制了两幅，分赠广州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纪念馆和美国旧金山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后来有人发现此画原作的照片，复印寄赠张老，与新作两相比较，宛然相近；但耄耋之年所作新画，人物更多，场面更广阔，气势更加雄伟。

    张老数十年丰富曲折的经历，可以说就是一篇二十世纪中国的大事记。因此，众多老友和他本人都认为应当写下来，留给后人。他说：“我没有什么财产，又没有什么积蓄，但不管怎样，我也要为后人留下点精神食粮。”于是从九十寿辰那天起，开笔撰写回忆录。每日伏案爬格子，累了半躺在椅子上休息片刻。夜深人静，常把门“反锁为牢”，对着小台灯一写两三个小时。老伴唠叨叮嘱，他笑眯眯点头称是，却丝毫不改。书稿完成，知道的人都惊喜不已。老友黄苗子为取书名为《旧梦拾零》，挥毫题签，还与夫人郁风合署写了序文。

    全书是简约的老人笔墨，要言不烦，主干清晰。同时还有大量的生动细节，如海上偷渡过程中的种种险情；金山在船头补衣裳；夏衍脱险抵桂林，激动不已的洪深与他紧紧拥抱，用力过猛，致使夏公口袋里的钢笔也折断了，肋骨受伤，病了好些日子；历险途中，见老百姓提着刚刚割下来的土匪耳朵去县府报功领赏；田汉赋诗挥毫，与蔡楚生观星长谈；等等，都非亲历亲见者不能知道。夏公挑着箱包逃难、金山船头补衣，还附有张老手绘的漫画。尤其是书中所叙著名电影人孙师毅的传奇经历，简直如一部跌宕曲折的电视剧。

    抗战期间，孙师毅在周恩来单线领导下，利用旧友陈方的关系打入蒋政权心脏，成为蒋介石心腹陈布雷的“至交”，升至少将高参军衔。在二陈烟榻相对，纵谈天下事中，获得了不少机密情报。为便于与二陈厮混，被迫沾染毒瘾。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孙师毅暂留未走时，住处被特务突然搜查，没有查到任何军政文字，却查出床下的吸毒用具和少量毒品，以此为由拘留了孙师毅。但吸毒在当时算不得什么大事，很快保释出来。到贵阳后，孙以极大毅力，戒除毒瘾，参与张老办烟厂，后又赴香港进《文汇报》。广州解放后，孙师毅想策反一个在香港的国民党机构起义，未能成功，受港英当局怀疑，被抄家拘禁，离开了《文汇报》，随即在港创办公司，想以此为新中国增加外汇。谁知受印度商人欺骗，公司倒闭。正内疚彷徨时，又得知他存在贵阳一中烟厂的一只重要皮箱被毁了，原来在国民党溃逃前，刘伯龙扬言要搜掠此厂，藏箱友人担心箱子暴露，殃及全厂，就悄悄烧毁了。此箱藏的是毛泽东给孙师毅的题字照片和董必武、朱德、叶剑英、郭沫若等人给他的诗词题字，以及许多文件副本和由他经手的账册、单据等等。他心灰意冷，觉得无颜再见周恩来和党组织，就此流落香港，并又重新吸毒，准备潦倒异乡，终此一生。一九五六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发现很久不见孙师毅的消息，着人多方打听，指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最后是章士钊受周总理委托后，好不容易才在香港贫民窟中找到了潦倒不堪的孙师毅。回到北京后，休养了半年多，总理拨冗抽空去与他促膝长谈。后安排他到电影资料馆任馆长，他执意只担任顾问。

    孙师毅是我国最早的左翼电影、戏剧编导，又是演员和词曲作家。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主题歌，就是孙师毅作词，聂耳作曲。我从小就常见到孙师毅的名字。得知他的经历，感叹不已。

    我的年龄、经历、居住地都与张云乔先生极为悬殊，认识他是因为张老乃我们贵州的女婿，夫人任奉仪女士是安顺任志清（可澄）先生的女公子。“文革”结束后，诗人廖公弦兄约我合作的电影剧本《毕昇》被珠影接受，通知去改稿。奉仪女士的幼弟任岷是公弦的老同学，和我也是老朋友，嘱我们一定要去看望他姐姐和姐夫。到珠影后前去拜访，受到亲切的接待。我和公弦第一次吃大闸蟹，就在他家。叙起两家渊源，不仅先父与任志老相识，连我也在一九四六年见过任志老。他有两位得意门生在安顺，一位是周伯超先生，一位是吴晓耕先生。那年伯超先生去世，周家请任志老去“点主”，曾到舍间作客。张云乔先生则在贵阳办一中烟厂，先父主持的泰丰字号似有股本，且泰丰办有南明烟厂，是行中同仁，所以也是相识的。奉仪女士还记得称先父为戴二哥，应属我的长辈，但我跟着公弦按任岷的关系，胡乱喊任大姐，她也不以为忤。奉仪女士也是位了不得的角色。她是珠影的服装设计师，珠影的第一部影片《南海潮》，就由她担任全部人物的服装设计。这以后陆续是《大浪淘沙》《七十二家房客》《报树湾》《小螺号》《廖仲恺》《孙中山》《海外赤子》《雾都茫茫》《扬帆》《三家巷》等。曾以《孙中山》（与王辑珠合作）获第七届中国电影最佳服装设计“金鸡奖”。又还是一位出色的京剧票友。张老操琴，妇唱夫随，演出过许多剧目。这二老真可谓多才多艺，珠联璧合。从书中看到奉仪大姐年轻时的照片，秀丽高雅，赛过许多明星大腕。我和公弦两次去珠影，多次见到他俩。后来他们来筑，也在岷兄和招待所见面共餐。无论什么场合，总看见云乔先生笑眯眯的不大说话，要说话时候也是笑眯眯的轻言细语。他的传奇经历，当时已略知大概，所以觉得那笑是一种饱阅沧桑、洞达世情后的睿智宽容心态的流露。

    林毅将军赠云乔先生四句话：“上海左翼电影创作集体的重要成员。用画笔赞颂上海军民抗击日寇的画家。以创办企业支持革命活动的红色企业家。未曾加入党组织的党的忠诚战士。”确能比较完整地评价张老的一生，也是对这本回忆录的一个浓缩的内容提要。加上书中所附许多难得的老照片，可以说，张老的“旧梦”里蕴含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弥足珍贵。只可惜此书系中国烟草博物馆作为“内部收藏”印行，能够读到的人不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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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

    张、任伉俪都享高龄，已先后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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