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贵阳城

    贵阳的市容市貌，近些年变化极快极大，以致我多次站在本极稔熟的街区，发现眼前一片陌生。赞叹之余，兴起了追溯沧桑的念头来，竹城市民，想必人同此心。

    据《贵阳市志·建置志》所引资料，贵阳之名在明朝咸化初年（一四六四年前后）已见记载：隆庆三年（一五六九）三月正式定名贵阳府。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有设市之议，未果；到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五月，成立建市筹备处，后改名市政工程处。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一月，贵州省民政厅财政厅会议拟定《贵阳市政府组织规划草营建》；三十年（一九四一）五月，国民政府政务院核准草案。七月一日，市政府正式成立。算起来，贵阳已有了近六百年的历史。而贵阳城的拆城墙、修马路，是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六月周西城入黔主政后开始的。当年秋季，贵州路政局在头桥破土动工，修筑贵阳的环城马路。军人学生都参加义务劳动，被称为“黔省破天荒之动作，亦为各省所仅见。不期月而自北造南环城路各段路工告成”。这以后，市政工程不断进行。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日机轰炸贵阳大十字一带，市区精华毁于一旦。灾后又兴起了拓路建房的第二次高潮。抗日战争胜利后，省主席兼贵阳市长杨森将省府路、中华路改修为块石路面（中华路未完工）。记得当时市内最豪华的建筑就是贵州大厦（今人民银行中山西路办事处），修建中报纸连番报道工程进程。今天看来，实在简陋得很。改革开放后贵阳市容市貌的建设，应属本世纪以来的第四次高潮（第三次是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其规模、气魄和速度，是以往三次所无法比拟的。

    上述种种，仅是一个概况，我很想读到一些形象化的史料，特别是诗词吟咏。翻阅了能够找到的资料，发现明清以来描写贵阳的诗词，刻画一处名胜一角风景的不少，概括市容市貌者却寥若晨星。所见最早者为明代吴国伦的几句，吴是江西兴国人，当时著名的诗人，与王世贞李攀龙等号称“后七子”。他于隆庆六年（一五七二）任贵州提学副使，那是贵阳府命名之后的第三年。他登上东山之巅，眺望贵阳城“荒城大如斗，众山渺然伏”，精练鲜明地勾勒出当时贵阳的形貌，一个乱山环抱中的荒凉小城镇。

    贵州本土的杰出诗人、明末谢三秀的《夜宿西屯人家》诗：“深巷犬声如豹吠，空田鹤影似人长。山楼笛起家家月，野浦砧残夜夜霜。”西屯当在今天市区之内，当时纯是一派乡村风致。

    到了清代，嘉庆进士郎葆宸（江西安吉人）任贵州粮储道、按察使，在贵阳居住较久，作有《黔中杂咏》，其中说：“九里回环百雉墉，满城乱石积重重。人家就地忽高下，山色撑天各淡浓……”状贵阳山城的特色，鲜明如画。

    抗战期间，众多的文艺之星到过贵阳，但留下的诗极少。著名戏剧家田汉于一九四四年过贵阳，诗云：“爷有新诗不济贫，贵阳珠米桂如薪。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当时贵阳作为大后方，因大量难民的涌入，一是市面杂乱哄闹，二是物价暴涨。但当时各地皆然，并非贵阳一地如此，田汉只是借贵阳之名发牢骚，重点在末句。著名叶圣陶对贵阳的印象却不错，特别称赞花溪的风景，因未写诗，这里不说。

    解放后，集中力量恢复经济、发展工业，市容市貌的变化是渐进式的。但五十年代末，还是有延安路、遵义路的新建，黔灵湖、阿哈湖的开辟等大举措，筑城容颜一新。革命元勋朱德、陈毅都上东山观过市容。朱诗云：“登峰直上画楼台，春色满城眼底开。四面环山成屋海，河水清清绕市来。”陈诗云：“闲步跑上东山头，贵阳全景一望收。新城气旺旧城尽，不愧雄奇冠此州。”筑城市貌，已非昔日可比，陈诗尤见气势。本省诗人中，涂月僧先生亦有登东山望市貌的诗：“层楼真欲与山齐，高突如林入眼迷。大陆龙蛇今起蛰，风雷如火气如霓。”概括市貌，豪气逼人。又有“童山濯濯一般般，化作青青碧黛鬟”之句，赞美贵阳的环城绿化带。陈恒安先生则有《玉楼春》词，写从扶风山眺望筑城，其词云：

    黔灵幽邃东山峭，不及芙峰平远眺。当年寂寞近孤城，辜负春秋佳日到。

    而今广厦千间绕，锦地织成金筑貌。芙峰解著盛时装，眉展螺痕心展笑。

    上下阕对比今昔，下阕极写贵阳新貌之秀丽繁茂，真可谓锦心绣口。

    以上诗人，均已作古。贵阳山城的新貌，有待于来者的彩笔。

    梦草池艺术节

    贵阳市中心曾经有一个名园叫梦草池，清代和民国为官府使用。五十年代在园址上建了市委大楼。前几年市委迁走，这里可能也卖作商用了罢。现在的中青年市民，连这个园名都没听说过，更不会想到，两百多年前这里就举办过盛行于今天的“艺术节”。

    梦草池原名毛府塘，明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贵州提学副使谢东山住在这里修《贵州通志》，可能嫌这个名字俚俗，改成这个与他们谢家有关的新名字。晋谢灵运《登池上楼》诗“池塘生春草，池柳变鸣禽”即其出处。灵运诗缛丽雕饰，独有这句清新天然，千古推许。元好问论诗绝句就说：“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谢名东山，也是谢家典故：谢安隐居东山，天下瞩望，复出后果然大败苻坚于淝水，“东山再起”成家喻户的成语。谢东山的家族荣誉感如此强烈，其实他是四川射洪人，与陈子昂同乡。

    毛府塘的情况未见记载，可以设想是毛姓官吏的产业。贵州这类地名很多，如唐家花园、华家阁楼、顾府街等。园内有池塘，周长一百〇八丈、直径三十三丈，就是得名和改名的依据。

    明季崇祯年间，此园是贵阳人吴子骐的别墅。其子中蕃，字滋大，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在南明永历政权中受任过遵义知县、重庆知府等职。两次力辞清廷起用。后来吴三桂在云南举事，以复明相号召，中蕃曾应聘去滇三年，察觉吴三桂意在自称皇帝，就佯狂返回贵阳，居住在青岩附近的芦荻寨，自号今是山人。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去世于镇宁，活了七十八岁。他的传略有好几种，互有出入，以上取我认为较合理的说法。他的诗集《敝帚集》，后来唐御九带到北京，《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为之作序。序中说：唐告诉他贵州人才辈出，诗文多有可观者，他漫然应之，其实心中怀疑。后来读了吴中蕃的诗，“多忧世语，多嫉俗语，多支离漂泊、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语。屈子之闲吟泽畔，子美之放歌夔州，其人似之，其诗似之……即中原名硕夙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于是悟到“乃知其中未尝无人……其不为御九所得者尚不乏人，安能一一搜而传之，与五国人才衡长量短，使天下知黔阳之有诗自吴滋大始，岂非甚盛事”。其实贵州诗人如谢三秀、杨龙友，诗歌成就都胜过中蕃，年代也早于中蕃。贵州人吃地域限制的亏，古今概同。

    吴中蕃在外游历从宦，时时怀念故园，做了好多回忆梦草池的诗。他笔下的梦草池园林：“在郭能如谷，冥缅涵阴潾。望衡劳远叹，阒庭无近邻。”很是幽静空旷，闹市中之桃源。“反下花期锁，时钩避竹巾。高柳夹危栏，晏坐阅游鳞。繁香裹昏旦，气至多无因。素琴及浊醪，足以终吾身。”花竹繁茂，幽香袭人，柳阴画栏，游鱼池塘，是止憩终老的好地方。日思夜想，结怀成梦，“过之未忍顾，入梦翻能亲”。醒后感叹：“悯然念故园，何殊念故人；故人今尚尔，故园何足云！”故园、故人和故国的命运胶结在一起，无限凄怆。

    梦草池易主的时间，末见记载，然而早在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也就是吴中蕃去云南之前十八年，王瑛来贵州任按察使，臬台办公的地方已经是在梦草池了。此时园林可能已荒蔽，王瑛加以修葺，使之“屋宇棋布，装架峻严”，显然增加了建筑。还“临水置阁”，池周有云霞轩、梦草池、万里桥、意园等景，“皆曲径纡流，有云烟晃漾之观”。吴中蕃《过太平桥感旧》七绝：“当年情事类狂猱，诗酒弹歌兴最豪。今日经过足惆怅，荒园秋雨长蓬蒿。”以旧主人的身份过故园，兴起无限的身世之感。从末句看，似乎还是王瑛修葺之前的景象。又有《望臬署园池》七绝说：“园满新红池满鳞，不知培养几艰辛。愿将惜物怜花意，并及呼天抢地人。”则园中又是一片繁华，只是已归异族享有，使他不平，叫他们把惜物怜花的心思用在呼天抢地的老百姓身上。等到道光二年（一八二二），景谦来做臬台时，园子又摧毁殆尽、荒芜不堪了。于是景谦又“奋然起而治之”，并撰《臬署西园记》。中国园林建筑均为木制，不定时修缮，极易枯坏，不如西方园林以砖石为之耐久。后来光绪初年（一八七一），林肇元来做按察使，又在园中建友树轩。看来有清一代，梦草池一直是作臬署。

    乾隆盛世是梦草池繁荣的高峰。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到贵州视学的大名士洪亮吉，应邀到梦草池游宴，写成《听绿轩赏荷即席赋采莲词》十二首，绘声绘色地留下了当时热闹非凡的场面，宛如一幅敷彩长卷。古代诗人在描写奇风异俗、节庆活动时，常采用竹枝词、采莲词等民谣体裁，纯用白描，不避俚俗，不掉书袋，留下许多生动活泼的佳作。洪亮吉这组采莲词，是贵阳文化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文学资料，必须全录：

    牂牁秋到雨如麻，盼得新晴露已华。我自看红君听绿，参差一月赏名花。

    晓日华筵水上开，琐窗千尺接层台。笙歌小部雍容甚，都杂儿童竹马来。

    门前赤棒肯拦遮，齐放游人入使衙。怪底鹭鸶无立处，压波人影黑于鸦。

    鸣驺来处甫侵晨，午榻横排任欠伸。各占一亭陈百戏，却忘宾主是何人。

    束素腰纤点缀高，花非芍药即樱桃。旁人错认红妆好，十五吴姬刺锦篙。

    偶然击楫趁波平，也学津船打鼓行。消受小年无个事，一花开处一飞觥。

    缭垣日午转骄阳，一例都将小伞张。知有美人空处立，好云低为护明挡。

    水心亭北接危城，亭左先闻按玉笙。见觅柳阴深处坐，暂停杂技奏新声。

    无端灯影欲迷星，高柱檐牙下绕汀。空里忽惊添异彩，晚霞横入电光青。

    百重担子憩墙阴，小盒高擎唱点心。一样酒帘花外飐，乱吹羌笛奏胡琴。

    薄瞑遥看打桨迎，紫薇花点照波明。若非万里桥横岸，尚误吴头楚尾行。

    廿年前乏此花枝，小艇何由泛曲池？此日黔阳似江左，当筵为谱采莲词。

    梦草池宴集当然是常事，如吴中蕃的朋友潘驯就留下了《吴大身（中蕃字）昆仲招饮梦草堂看牡丹》的七律。但那只是家庭式的诗酒雅集。洪亮吉描写的这一次集会却大不一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次办得很成功的艺术节。十二首诗写得应有尽有，历历如见。从中可见这次活动的几个特点。

    一是日程安排。从清晨来聚、近午排筵到入夜散去，足足一整天的活动。午饭后，贵宾们有的睡午觉，有的随兴参加种种游戏，各行其是，浑然忘却谁是主人谁是客。第四首的四句描写非常传神。

    一是活动的形式。嘉宾的日程安排是早上集中，在池楼饮宴，听曲看戏。中午以后分散，或小憩，或荡舟，或赏荷，或花间小饮，或看百戏杂耍。黄昏又集中，众响皆停，专听柳林中雅乐细奏。晚宴后才尽兴历归去。

    一是活动的内容。有昆班，有乐队，有船，有杂耍百戏，并蓄兼容，雅俗共赏。

    然而最有特色的一点，在于官民同乐。这天，臬署大门外的警卫虽仍持赤头棒站岗，却任随市民入内玩耍，以致“压波人影黑于鸦”，闹得池边鹭鸶也无处栖身。人们各据一角，摆开玩意，兴高采烈，百无禁忌，上百摊担排在墙阴，小贩们高举点心吆喝，甚至酒宴招客，管弦侑洒，宛如街市。其中最数小孩撒欢，肆无忌惮，甚至骑着竹马闯进典雅的昆曲场地。这些描写十分生动，一方面反映了贵阳这座边远小城的官场不像中原江南那样威严典重，一方面恰好刻画了贵阳官民还带有几分古朴的山民野趣，妩媚可爱。这种氛围显然也感染了江南名士洪亮吉，才即席一气写下这十二首刻画入微的诗。遗憾的是，诗题没有标明这次活动的主人姓名，也未加小序详说。这位主人，真有过人的见识、豪兴和雅量。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民国政府将臬署的正衙设实业司，其余部分辟为公园。又建了一座光复楼，但十来年就毁坏了。正衙实业司不久废除，先后辟为陈列所、古物陈列馆，应为贵州的第一座博物馆。又附设图书馆、国学讲习所、续修贵州通志局，成为贵阳的文化中心。后来变更纷迭，不能赘述。公园则一直保持下来，正式命名为中山公园。《续修贵州通志》称：“园中大树合抱，轮囷离奇，多数百年物。又有古树十数章，远望之林梢整齐如屏，世称齐巅树。今亭台可纪者，有涵碧阁、惜花馆、山亭、茅亭，距池皆远。环池竹石幽丽，结构甚多，有吴滋大先生祠、得月轩等。惟梦草亭为风景最，坐亭中，可揽一池之盛。”还是一个极为宏丽的城市公园。军阀时期，周西成主黔政时，将公园部分改为招待所。国民党薛岳入黔，以原臬署正衙为绥靖公署。抗战胜利后，省主席杨森下令填梦草池为球场。“在郭能如谷”的名园彻底湮灭。

    洪亮吉诗第十二首有自注说：“贵州近年始有荷花。”这也是贵州花卉史的一条参考资料。

    但不知此论确否。

    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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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一：

    此址在新中国后一直是中共贵阳市委办公处。梦草池之名唯耆老知道了。数年前市委迁入观山湖区新址，此处闻已易手待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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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二：

    贵阳南郊天河潭靠近吴中蕃乡居芦荻寨，吴氏后人参与开发者建“梦草园”于景区内，聊寄追思，气象不足论矣。

    “二四”轰炸诗话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飞机两次轰炸贵阳，数十年后耆老们犹然谈虎色变；而今日青年人，则恐怕多不知道有这段史实了。翻阅几位贵阳诗人的诗集，见到一些可贵的资料。

    一九四一年夏，敌氛逼近西南，在经常轰炸陪都重庆之余，日机铁翼的阴影延至金筑上空。柴晓莲先生《心远楼剩稿》的诗题中，连续有“三十年春季多阴，敌机未来扰，五月十六日已初始闻空警”“二十三日午正复闻空警”“重阳前一日空警发”“九月十四、十五日空警”等字样。但都是有惊无险，市民一般就近躲避到郊区百花山、狮子山石洞、红边门外山洞等处，警报解除就回家。九月四日清晨，黔南方面发来紧急警报，近午才解除；而华中方向已有日机百余架分几路袭击贵阳，侦察机已飞临市空。这次情况最为危急，忽然间狂风大作，乌云四合，把日机阻隔在远郊，畏雨而返。变幻无常的山区气候救了贵阳城，防空情报却谎称敌机是被击退的。以当时贵阳防空力量之简陋，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柴先生讽刺说：“也知天鉴硗确苦，默然呵护风和雨；有人贪天鸣大勋，上德不德天无语。”八月二十一日，日机九次袭击贵阳，警报频传，居民倾城出避。日机这回动真格的了，在南郊三柯庄投弹六枚（一说二枚），损失不大，聂尊吾先生诗记为“伤二三人”。并记：“前此一日，日机袭桂林；后此一日复袭昆明，昆明防空军击落二三。”诗中说：“人如潮涌怅何之”“仓皇不暇分南北”，刻画老百姓仓皇无主、盲目逃奔之态。李独清先生诗题说，那天他正在陈恒安先生的邻树簃小饮，闻讯感叹：“奔云裂石魂初悸，潜洞趋壕胆也消。安土重迁无上策，有家如赘怨今朝。”柴先生在六月三十日避空袭于狮子山石洞，听旁边的人说起重庆被炸时，躲在大隧洞里的几千人被铁门上锁闷死的惨状，愤而写下七古长诗，中云：“可怜民命贱如土，隧内隧外死皆逢，达官命贵有三窟，断无微患丁其躬。”“闻此难堪况目击，我思客言血腾胸。狮乎狮乎魂安在，胡不一声振聩聋！”

    腊月十六（阳历二月四日），日机十八架轰炸贵阳市中心大十字一带，即著名的“二四”轰炸。聂尊吾先生诗记载最翔实。长题说：“腊月十六日午，敌机十八艇袭贵阳市，投弹百余，焚毁房舍千三百余所，伤千二百余人，吾黔空前未有之大劫也，纪以诗。”首云：“赤日当午天无云，鸣机轧轧来飞轮。”那日天气晴朗，贵阳遂未能逃此浩劫。当时，恰好聂先生的一儿一女前一天从湖南来省亲，另一子从盘县来筑，全家躲避南郊，幸免于难。腊月二十三送灶，先生作诗：“送灶荒村缺献饧，一家情话到更深。遥知城市遭焚处，惨绝呼儿唤母声。”一个多月后入城，听到友人文彦生死耗，挽诗说：“世值乱离生是苦，君归泉壤快何如。”以生为苦，以死为快，可见这次轰炸对敏感的诗人刺激之深。李独清先生则因“所毁房屋千余间，死伤数千人，无家可归者以万计，感愤成诗三首”，怒斥当局：“防空儿戏耳，官以民为仇。如入无人境，已成多事秋。”柴晓莲先生诗屡及空袭警报，而三柯庄被炸那一次写的七古，集子里的未完稿长达三十七韵。但对“二四”轰炸却无诗，不知是没有作呢，还是遗失了。

    一九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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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

    文联同事孟昭恺兄比我略长两岁，老贵阳人，大作《岁月留痕》中有一篇《“二四”惨遭大难》中，对亲身经历的这次大灾难有详细的叙述，这里摘引一段：

    1939年2月4日，这一天是头一年的腊月十六，人们正在准备过大年的时候。中午十一时，十八架侵华日机突然从东方飞来，投下大量炸弹，对贵阳狂轰烂炸，造成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这次十八架敌机轰炸贵阳，弹着点有大十字、小十字、中华南路、三山路、禹门路、金井街、光明路、盐行街、河西路、次南门、大南门等处，投下各类炸弹百余枚，炸毁房屋1326幢，炸死520人，受伤的有1526人。金井街是重灾区，原因一是地处市中心，位于小十字与省府路之间，即现今富水中路；二是国民党省党部也在这条街上，是日机轰炸的目标。当时七岁岁的我（已在复旦小学就读）是躲在一扇大门背后。金井街上的“孟家巷”里有三个院落，第一进是我家即幺叔家，第二进是大伯家，第三进是六伯家。听到空袭，我便跟着一些人到庭院最后的大道观附近的空地躲藏，忽又听说警报解除便很快回家，走到第二进大门时敌机突然到来。

    回家时我是与大伯家的大嫂走在一起，她怀里抱着小儿，听见飞机轰鸣声，见她躲在那边门后，我也赶忙在这边门后卷缩着藏起来。紧接着听到猛然巨响，头顶上有许多瓦块和椽片砸了下来，一片尘雾顿时蒙住了我的双眼，我随即被埋在一片废墟中。

    突然，我见到一些光亮，用力挣扎露出了头。哥哥昭慈已上中学，此时正与一些小孩在巷里玩耍，还在数着天空里的敌机有多少，看到炸弹落下大难临头赶快往家里跑，手忙脚乱地做着各种救援工作。我就是他把周围的瓦块、椽片从废墟中拉出来的。真是大难不死，不说别的，单是那扇倒塌的厚实大门足以把我幼小的身躯压成肉饼，竟然只是头上留下一点小伤，真是不可思议。

    我爬起来后赶快要奔回不远处的家，此时哪里还有家啊？只见母亲呆楞楞地坐在一片瓦砾中，怀里抱着只有一岁多的小妹昭伦。受重伤的二哥昭祥躺在旁边，他已在志道小学上五年级，现在头上的伤洞在流血，一只脚被炸断只剩下一些皮和筋连着，不断地在呻吟：“痛啊痛啊！妈妈妈妈！”但母亲似乎已无感觉。

    躺在旁边的满孃（贤注：小姑母）孟广运，她是省立女师附小的校长，伤情十分严重，反而显得清醒一些，见到自己左腿已断，右臂被炸飞了，绝望而又伤心地哀叹：“这是在做恶梦吗？怎么会是这样？我是不想活也活不成了。”她看见自己残存的左手上还戴着一枚金戒指，就用口咬下塞进呆坐在旁边的我母亲的衣袋。

    那戒指上有一小粒晶莹亮绿的玉石，每当我想到当时的情景，那幽幽绿光便会在脑海里闪耀。

    满孃和二哥因流血过多于当日死去。

    与我同时躲在大门后的大嫂，当房屋倒塌时用尽全身力量护卫怀里孩子，孩子却因空气不足窒息而死。可怜名为“百寿”的侄儿，本来希望他长命百岁，竟在襁褓中离开人世。

    母亲刘琴华腰部被弹片炸了几个大洞，弹片取出后，长时间要用涂有药膏的纱布条塞在烂肉里。她身材矮小、瘦弱，几块弹片足以夺去她的生命，但却奇迹般活了下来，痊愈以后的伤疤仍然是几个深陷的大洞，伴随她度过一生。她活了九十岁。

    我和弟弟昭提伤及头部，他的伤口比我的大，留下的伤疤很显眼，像把刀，中学时代他喜打篮球，球场上常听对方呼叫：“注意关刀！”

    金井街死伤惨重。据我所知，从南京逃难来此住在孟家巷内张家夫妇和从北京逃来的关家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还有周老太太一大家共计十余人在轰炸中全部遇难无一幸免。他们躲过南京大屠杀，逃到大后方也难逃敌人魔掌。

    这条街落下炸弹无数，我家院子里落下一颗，留下一个直径十多米深数米的弹坑。炸弹落下后，紧接着浓烟四起，火光冲天，街上挤满慌乱逃亡的人群。敌机走后，我跟着大人逃到街上的时候，看见满街房屋只剩下一些残存未倒的屋架，有个鞋店，麻绳吊着的几只布鞋摇摇晃晃地在凭吊那一片空落和悲凉。

    第二天早上，人们看见金井街到处都是死尸。敌机投下炸弹使大片房屋倒塌，又投下一种燃烧弹使屋架起火，很快使全街化一片焦土。许多尸体被烧焦萎缩，面目全非难以辨认，一口棺装下了许多人。

    历史不会忘记，记忆难以磨灭。一九九四年二月二日上午，在贵阳遭受大轰炸中罹难的家属和致残者共计二百多人集会，为了纪念“二四”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许多人对日本侵略者声泪俱下地进行了血泪控诉。同时，向日本国政府送达了诉状并提出索赔要求。平民在战争中的受害索赔是国际惯例，理直气壮，理所当然；索赔的目的还在于国仇家恨不能忘记。

    摘录这段文字，止不住战栗掉泪。而每天从各种媒体中看到，同样的悲惨事件仍然在天天重演，多处重演。发动战争者万恶。视强权为真理者万恶。恃强凌弱者万恶。

    酒事

    贵州人颇有说酒的条件。贵州北部有条赤水河，号称美酒河，河两岸酒坊栉比，美酒鳞次。国酒茅台就出在这里。茅台之外，还有怀酒、习酒、习水大曲等，都属名牌。另如遵义的董酒、鸭溪窖，都匀的匀酒，镇远的青酒，兴义的贵州醇等也都是美酒。其实贵州的茶也极好，都匀毛尖固然名列全国十大名茶，不在其列的如贵定云雾雪芽、安顺瀑布毛峰等，都得到中国茶科所权威专家的很高评价。其实贵州的烟也很好。不过既是酒话，只能说酒。

    我无酒量，更无酒瘾。但如良友在座，或逢年过节，桌上没有一瓶酒，就会觉得缺席了一位重要的嘉宾，扫兴。酒的好处，在我看只在助兴。君不见，喝到佳境，人们的想象力就会飞动起来。谈兴来了，妙语连珠。诗兴来了，浮想联翩。墨兴来了，翰逸神飞。许多好诗好文好字好画生于酒边，是确有其事的。酒给了他灵感，或曰找到了感觉，或曰进入了角色，总之是“到位”了。酒仿佛是从形而下通向形而上的一个灵媒。如果喝半天依然故我，又何必喝酒。但如果喝过了量，烂醉如泥，丑态百出，则既糟蹋了酒也糟蹋了自己。微醺是重要的界限。至于酒的其他作用，例如太白诗中的以酒浇愁愁更愁、商场官场的意在酒外等等，则为下愚所不知了。

    常见人宣告非某酒不喝。其实喝酒如结识朋友，随和一些，宽泛一些，乐趣也会多些，不必画地为牢。但交友之道，必然会从众多的泛泛之交中，渐渐汰选出几位挚友。喝酒亦然。我汰选出来的对口味者，想想有三种：茅台酒、绍兴加饭酒和贵州山民的家酿米酒。恰好高、中、低度各一。但绝不是非此不喝。什么酒都愿意尝一尝。

    丰子恺文章里说过，喝酒要求喝得时间长。这话很妙。烈酒易醉，一会儿就把杯子倒扣在桌上，甚至就我醉欲眠卿且去，那很煞风景。因而醇和厚重的花雕最是他们的首选。叶圣陶、王伯祥、俞平伯、丰子恺他们每饮辄人各一斤甚至以上，这是有文字依据的。济公活佛大罐随身，夜以继日地喝，也是绍兴花雕。

    农家米酒的度数还要低一点，身份更是十分低微，但正符合周亮工的上品标准：淡而有致。周亮工是明清之际的学者大官，品酒家，他的《书影》里有很多关于品酒的精彩文字。贵州农家米酒有个怪名字，叫“biang dang”酒。有其音无其字。这种米酒由于好喝受吞，往往喝过量还不自知，待到散席出门，软腿绊着高门槛，“biang dang”一声摔地上了。近些年，农家酒越来越受青睐，像三都的“九阡酒”、花溪的“镇山米酒”都能在华堂豪宴上争得一席之地。挑嘴名士们点着名要喝布依寨的农家米酒，我也见过多次。

    好喝受吞，这四个字说来简单，经得起这四字考验的酒却不易得。呷上一口，不过如此；喝完一杯，却想再斟，这就是好酒了。相反，有的名酒，善饮者呷一口，不吭气，再呷一口，蹙眉曰：刮喉咙，不受吞。其实不仅是酒，诗文字画，都得经受一柄“耐”字尺的检验。“奶油小生”是贬义词，就因内涵单薄，不耐看，无致。

    茅台虽是高度酒，却同样受吞耐喝，故得独擅胜场，而且不上头，多喝了次日也不会头疼。据说这一特点是绝无仅有的，故总理周恩来向外宾敬茅台必说这点。不久前见报载，国家有关部门对茅台酒进行化验分析，确认无害于肝脏。当然茅台并非人见人爱。一次与几位四川艺术家同饮，就听见其中一位力劝同来者喝茅台。他说他也是去香港与暌违几十年的老父聚首，陪老人天天喝茅台，才领略到茅台品位高，回味长，是一种“有境界的韵酒”云云。我曾在奥地利一位女士家做客，饭后喝伏特加。从小读苏俄小说，慕其名久矣，一喝觉得像是酒精兑水，是一种毫无蕴涵的“纯酒”。几天后在文化局长办公室闲谈，那位金发碧眼的美男子局长打开橱柜，居然拿出一瓶茅台来。我等施蒂格女士喝了两三口后，通过翻译问她茅台与伏特加孰高。她眼睛一亮，指指杯子说：当然这个，又欠身自斟了一杯。去年，女儿从北京捎给我一大瓶伏特加。凡有善饮之客，都请他们尝尝。舆论一律。没有再要第二杯者。

    其实，美酒固然可爱，写酒的好文字更可爱。“目饮”胜似“口饮”。“口醉”非常难受，“目醉”却越醉越美妙。“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诗句给人的美感超过了真正端着这么一杯酒。这杯酒说不定不受吞；而由“兰陵”“夜光杯”“玉碗”“琥珀光”这些名词组成的句子，那色泽、那音调和那意象，是永远受看，越玩味而越觉意味无穷的。“一年三百六十日，每日须饮三百杯”，能实行吗？不能。但“饮之以目”，则叫人豪气干云，胸开神旺。试读周亮工《书影》里一段记北京魏师贞留他尝酒的文字：“樽缶雅洁，肴核精好。几前置一银水火炉，列小银壶十，壶各一种，约受数合许，尝遍则更易十种。如是三四易，客已醺然，而主人之酒未能遍品也。”其情其景，想之令人陶醉，亲历却必难当。苏东坡写酒后画竹的诗：“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周亮工说，不必见其画，只要读这几句诗，就会觉得十指酒气沸沸满壁。这都是“目饮”胜似“口饮”的好例子。

    常说酒文化，酒在中国确乎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在西方则不然。喝白酒，在西方是粗俗、颓废、缺乏教养甚至下流的“无文化”象征。或者说，他们有葡萄酒文化，无白酒文化。酒文化不仅在酒，还包含酒具、酒场、酒肴、酒令以及酒态等等，更包含这一切因素融铸而成的意境。论酒文化的物质层面，我们略逊于欧洲人。但描绘酒文化的意境，我们绝对是冠军。这种意境，只有靠诗人的锦心绣口，才能拈出。“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是酒文化。“豆栅瓜架雨如丝，陶碗对斟说鬼时”，也是酒文化。“登楼拜先生（李白画像），举觥浇黄流。”“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乃至“把酒家吃得醺醺醉，带酒和尚望月归”，意境有别，贵贱悬殊，忧乐各异，但都是酒文化的“形而上”的意境。至如乡场初散，两个山中老汉喝罢大碗酒，灌满酒葫芦，相拥踉跄而行，偏偏倒倒，吓得鸡飞狗跑。还不时停下脚步，搂着耳朵说体己说，又何尝不是动人的诗情画意。曹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寒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好比今日五星级饭店大厅里的豪华宴会，当然也是酒文化，唯平民百姓无福消受耳。曹植的父亲与刘备青梅煮酒，闻雷失箸，则是政治枭雄们的酒文化，好比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祝酒碰杯，皮里阳秋，那酒外学问深得紧，常人是弄不明白的。《醉翁亭记》说得好，游人之乐，宾客之乐，太守之乐，猿鸟之乐，各乐其乐罢了。

    若要编一部酒典，页码得以千万计。但如专讲一种酒的故事，茅台酒可能名列前茅。清嘉庆年间到贵州做官的陈熙晋作有《三江棹歌》，三江就是赤水河，中有“茅台村酒合江柑”之句。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遵义人郑珍入川过宿茅台村候船有诗：“酒冠黔人国。”可见茅台酒早就被公认为黔酒之冠。若比起杜牧诗中的“杏花村”、李白诗中的善酿纪叟，诚然是晚了一大截。曾见一本茅台小故事，故事里登场的人物，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尼克松、基辛格、里根、叶利钦、撒切尔夫人、普京等等，这份显赫的名单，也就足以弥补李白杜牧领先的那两分。茅台酒一九一四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世界优质酒金牌和奖状。民间曾流传有关此次参展的故事，说是茅台酒因包装简陋，参观者不屑一顾，看看展期将尽，送展人急中生智，假装失手将一瓶茅台摔碎在地，大厅里顿时酒香弥漫，引得众人循香而至，这才知道败絮中藏着金玉。这故事我小时候就听说过。作家梁实秋也写过类似的一件事：一九三〇年他任教于青岛大学，校中有“饮中八仙”，包括他在内。教务长张道藩有一次请假回贵阳，返校时带了一批茅台酒，分赠“八仙”每人二瓶。粗陋的包装引不起兴趣，白酒又非他们所爱，就都置之高阁。后来梁先生的父亲从北京来青岛小住，“一进门就说有异香满室，启罐品尝，乃赞不绝口。于是，我把道藩分赠各人的一份尽数索来，以奉先君，从此我知道高粱一类其醇郁无出茅台之右者”。广见博识的周恩来终其一生独爱茅台，看来是有道理的。

    古人中的饮者，我最心仪的有两位。一是晋代陶渊明这位自己耕田种地的大诗人，耕作之暇只有书与酒，爱书如酒，爱酒如书。在他的诗中，酒与书完全融为了一体，升华到一种纯粹的意境。这是出世的饮者。另一个是入世的饮者，苏东坡。他一生历尽沧桑，极热闹极冷落的况味都很熟悉。多珍贵的酒他都喝过，还自酿过名酒“罗浮春”和“真一酒”。但“恶酒如恶人”的劣酒他也照样喝。他倡“饮酒但饮湿”之说，饮酒不论好孬，只要是“湿的”就行。人谓东坡做什么“皆不十分用力”，不论诗文、字画、下棋、喝酒都如此。要是他对某项用上十分力气，成就岂不更大？殊不知东坡诗文书画妙处，正在于这种超脱与松弛状态下的天真烂漫、生机流露。朱自清先生论吸烟一文里幽默地说：烟有好有坏，味有浓有淡，能够辨味的是内行，不择味而抽的是大方之家。然则东坡是饮中大方了。这其实已经超乎酒，超乎诗文，而是一种“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张孝祥语）的人生态度、智慧和境界了。

    茶事

    贵州茶要参加全国茶展，理事者嘱我写一副对联装饰展厅。古今咏茶的对句很多，不难找；但既是贵州厅，最好是与贵州有点关系。于是起身巡视书架，取出几种。头一本《中国茶典》，就把我看得头昏眼花。中国的茶历史茶文化实在太丰富了，难怪听说中国的旧称“支那”就源于西人对中国茶的叫法。这部茶典厚达二千五百页，上下册，垒起来比两块砖头还高一截。搜罗极富，允称一部完备的茶书工具书。可惜校勘粗糙，错字多到无数。选材也稍欠严格，一些诗词与茶无关，许多联语不成对句。但瑕不掩瑜，花偌大力气方便读者，诚为一件功德。

    贵州多山间丘陵，温湿多雾，最宜茶树天性，因此上品好茶多不胜数。但一因地势闭塞，产品不出里闾；二来产地分散，从未形成规模。所以虽然自明至清，代有贡品，却创不出大名声。直至今日，贵州茶仍限于令外地亲尝者惊喜叫绝，让聪明茶商用充外地名茶，贱购而昂售，与贵州山水、贵州人才同一处境和命运。

    《清史稿·食货志五·茶法》将贵州与苏皖鄂浙闽湘桂滇并列为产茶地之“最”，但从云南茶税年九百六十两，贵州仅六十余两，就可见产量之低。民国《贵州通志》说：“黔省各属皆产茶，贵定云雾山产最有名，惜产量太少，得之极不易。石阡茶、湄潭眉尖茶者皆为贡品。其次如铜仁之东山、贞丰之坡柳、仁怀之珠兰茶，均属佳品。而安顺茶香味尤盛，滇商往往来购去改充普洱饼茶。”这段话有三点值得说说。其一是认贵定云雾茶为黔茶之最，深得我心。民国《续遵义府志》云贵定云雾茶“为黔茶之冠，岁以充贡，然岁出常不足额”。多年以前，一位文友赠我一包他家乡的贵定云雾，我诧为极品，他就于每年新茶上市时都送一点，不想品质再不是那回事了。他怕堕了家乡名声，亲自跑回去采购，方知岭南茶商每年都提前赶来，坐镇收购，本地人反而难以到手了。后来又喝到一包品味相埒的，出自一位故人的女儿相赠，她却是一点不懂茶，歪打正着的。其二是说安顺茶最香，这也一点不假。我以为绿茶的极品在“三清”：清香、清涩、清苦。一般绿茶都有这三味，难得在一个“清”字。现在许多名茶，或无香，或有而香得不清，多带粟气、糯气，甚至带袁中郎所谓的“豆气”“草气”。我说的“清香”，可能稍近于茶家认为最难得的“兰香”吧，但也只是“可能相近”，准确说它就是茶香，不是别的。茶带微苦味方厚，但须苦得“清”，苦得微妙，姜白石的词句：“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大概就是这样可意会不可言诠罢。苦得浊就为庸品。清涩最是我喜爱的茶品，却也最为难得。在安顺喝过一次江龙白沙茶，一次蚕种场的瀑布毛尖，三清兼备，永远不会淡忘，但就是产量少，难得喝到真的好的。其实全国的名茶名酒，又何尝不是如此。其三是说安顺茶被云南茶商买了去充普洱饼茶，其实滇茶是大叶茶，制成饼茶，浓厚经泡，几无香味，与绿茶大异其趣。倒是关岭以西土质接近云南，种的也是大叶茶，更适合普洱的品质。前几年，一位老熟人因其孙子开茶店，要我写一副对联，提供自唐至清几种贵州贡茶的名称做参考，我就将那七种茶名凑成一联：

    坪山云雾润坡柳

    天印朵贝贡海宫

    联中七种茶依次为：石阡坪山茶、贵定云雾茶、贞丰坡柳茶、镇远天印茶、普定朵贝茶、开阳南贡茶、大方海马宫茶。贵州的贡茶不止这七种。但是近些年贵州许多名茶，规模生产后，都淘汰了原植，换种成产量高的大叶型茶树，茶味自然也变了。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浙江大学内迁湄潭，一时间众多大学者汇集小城。他们发现湄潭的自然环境很接近江南茶乡，向政府建议获准，由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在此创建贵州湄潭实验茶场，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六日，在湄江饭店举行试新茶集会。浙大“湄江吟社”成员欣然赴会，并即席唱和，留下了《试新茶》雅集组诗，作者有苏步青、江问渔、祝廉先、胡哲敷、饯琢如、刘淦芝、张鸿谟、周本湘、江恒源等。他们都是有名的学者教授，且多属自然科学的专家，而能即席赋同题诗，而且是格律严密的七言律诗，那一代学人的文化素养和教育质量，今天听来真如天方夜谭。时值战乱最惨烈的阶段，能在大后方的一角山水，文化人最清贫的生活环境，集中了这么一批精英人物，产生了这么一次文化集会，留下了这么一组诗歌，真是贵州文化史上的一段胜事佳话，六十余年后的今天，思之仍令人神往。而且湄潭实验茶场，就是今日省茶科所和湄潭茶场的前身，是第一任场长刘淦芝等先辈留给贵州的宝贵遗产。

    湄江饭店试茶雅集组诗中，好句不少，最后我选定的是江问渔的一联：

    万山雨霁忽争好

    一室茶香共试新

    上句刻画山景，群峦生动欲语；下句点染即事，胜集温馨如歌。

    但主事者不喜欢，要用富于宣传力量的广告对联，遂作罢论。街市之上，常有豪华茶艺馆，靓妆小姐半跪地上，翘着兰花指“做茶艺”，口中念念有词“高山流水”等等。可能这才算“茶文化”。

    石事

    岩石先于人类亿万年而存在，本来两无干涉，但先民藉石以栖息，治石为器用，遂创造了石文明；后来更以人类的审美观念施于顽石，遂形成了石文化。从此人与石缘结不解，绵延万世而不替。华夏民族的审石美学尤为独到和精微，赏石与书法绘画一样，成为中国艺术的代表。十年“文革”后期，定居苏州的老艺术家谢孝思先生回贵阳小憩，游红枫湖时拾了一块拳石带回苏州作忆念。后来苏州接待一位外国贵宾，这位老外指名要买一块“中国石头”带回去，别的不要。接待人员茫然，他解释说，就是从国画中照片上文章里看到的、中国人摆在桌子上架子上赏玩的那种石头。接待人员找到苏州传统文化领军人物的谢先生求助，谢老就把这块红枫石给了那位老外作礼物，那位客人大喜过望，称谢不已。谢老告诉我这个小故事时笑道：我们贵州满地都是宝。那时浩劫未过，谢老拾石赠石只是个案，星星之火；他绝对想不到二十年间，玩石竟在全国范围成了燎原之势。

    关于人类绘画的起源，有多种学派和假说。有一位贡布里奇认为最早的绘画和雕塑，来自岩石天然花纹和形态对先民的启示与模仿。这说法很合情理，很有说服力。面对一块形象石，崇山峻岭、人物鸟兽毕似极肖；审视一块花纹石，山水花鸟人物纤毫如绘，除了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惊叹叫绝，不能置一辞。而且“天工”那份匪夷所思的想象，行云流水的章法，是人类艺术家的意匠所无从比拟的。曾见一块盘江石，形如一个扎鬏仰面的少妇，侧面右向，眼睛和嘴唇微凹；但同时又是一个侧面左向的老妇头像，少妇的发鬏成了老妇的大鼻子，少妇的颈项成了老妇的瘪嘴巴。青年的丰腴，老年的枯瘠，惟妙惟肖，简直塑造出了人生的哲理，乃为它取名《人生》。又见一块武陵石画，纯乎一幅风景油画，中部横亘一泓小湖，对岸的高树，此岸的灌木，天空的云彩，水中的倒影，无不宛然俨然，而且是一片印象画派的朦胧氤氲，遂借用施笃姆的诗意小说名篇《茵梦湖》名之。有一位油画家朋友看见，感叹说：在右下角签个名，送去参展就要拿金奖。大自然不仅仅是为人类艺术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题材和素材；自己动手创作起来，也比人类艺术家技高一筹。然而这类穷尽形相的奇石，犹在“形而下”；更有一种无迹可求，不可言说，对之只觉物我俱忘，从内心顶礼赞叹的更高品位的奇石。那是神品，语言无功了。

    中国的赏石（我觉得说玩石更有味些，玩味、把玩，比欣赏更深入一层）文化，当然历史悠久。《诗·小雅·天保》的祝祷之词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在九个吉祥语中，山石占了一多半，已经把山石作为了长寿、坚贞、牢固等概念的载体。唐代绘画《职贡图》（传阎立本绘）里，画了作为贡品的玲珑山石，可见赏玩奇石在隋唐之际已成为皇家贵族上层人士间的时尚。诗圣杜甫流亡四川，发现“江间饶奇石”。而白居易《太湖石记》说丞相奇章公嗜石，“众皆怪之”，可见此风尚未普及。此公“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时，与石为伍”。他专爱太湖石，大量收集，园内“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纯乎是一座气势宏大的奇石园了。宋代玩石之风大盛。《水浒传》里众英雄聚义梁山泊，打富济贫，替天行道，就起因于宋徽宗大敛“花石纲”的苛政。今日江南好几座著名太湖石，如苏州的瑞云峰等，就是当日要运往艮岳，未能运走而留下来的。一座虢州月石屏，就引出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三大北宋诗人的题咏。欧阳修的《菱溪石记》说，“菱溪之石有六，其四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于溪侧，以其难徙，故得独存”。可见好石者觅石取石的规模很大。第一部奇石专著《云林石谱》（杜绾）也问世于宋代。米芾和苏轼这两位可亲可爱的北宋大艺术家的深厚石缘，更是后人耳熟能详的佳话。“米老拜石”成为玩石的经典掌故，国画的不衰题材。东坡爱石，屡见于诗。他珍藏的“仇池”石“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另一块“雪浪”石“画师争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为它把书斋也命名为“雪浪斋”。有一块被他起名“壶中九华”的奇石，他曾想以百金买下未果，后被贬南下，思念之余，作诗咏之，赞其势曰“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虚处处通”。八年后再过湖州，此石已归别人了。十分惆怅，又作七律自解：“尤物已随清梦断，真形犹在画图中。”米芾把奇石（主要是太湖石）之美归纳为“瘦、皱、漏、透”四字；东坡又概括为一个字“丑”。这里的“丑”字不是丑陋难看之意，而是奇崛妩媚之意。是“文而丑”。清代郑板桥释其义说：“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彼元章（米芾）但知好之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刘熙载《书概》说：“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丘壑未易尽言。”南宋萧德藻咏古梅说：“丑怪惊人能妩媚”，近代诗评家陈石遗认为这样写梅花，比林和靖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名句品位更高，叹曰：“梅花诗之工，至此可叹观止。”京剧的大花脸脸谱、造型和表演就深含“丑怪惊人能妩媚”的美学意境。其实在生活中，人们同样会觉得棱角粗犷的“硬汉子”远比“奶油小生”耐看，是同一种审美品位的道理，美得有内函，“信息量”大，就胜于美在浅表，“信息量小”的美。“丑之美”，这是一个有趣的美学课题。明清以降，赏石风大盛，爱石者更多，形诸诗词文赋者不胜列举，石谱专著也络绎出现。日益扩大观赏的范围，不断发现新的石种，赏石观念日增其广度深度和厚度。在绵延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多姿多彩、丰富至极的中国奇石，与状物寄情、曲尽其妙的中国文学形成了一个共生体，石给诗人以灵感，诗人给石以灵魂。白居易问：“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而公嗜之何也？”然后借友人的话回答：“苟适吾志，其用则多。”陆游则说：“石不能言最可人。”奇石之能适志怡性，若非其人，壶中九华还不如半截砖头可以垫桌子脚。若非其石，叫苏东坡咏青石板也只有交白卷。壶中九华、雪浪石、米芾砚山等名石早已不存，然而却活在诗里文里，确实是“尤物已随清梦断，真形犹在画图中”。不仅奇石而已，黄鹤楼、岳阳楼、寒山寺可以一毁再毁，一建再建，永远是千古名胜，靠的就是那两首诗一篇文章。中国文学对中国名物的贡献太伟大了。《聊斋志异》中《石清虚》刻画那块“清虚天石供”的神妙：“石径尺，四面玲珑，峰峦叠秀……每值天欲雨，则孔孔生云，遥望如塞新絮。”我对奇石的喜爱，就源于少年时读到这段描写所受到的诱惑和向往。

    石头对于国画，更是重要角色。山水画自不用说。花鸟画须配一块奇石方有骨，人物画须凭一石方有品。而且奇石自身就是国画的传统题材，历代专画奇石的《石谱》众多。苏东坡就以善画丑石著称。贵州籍的老画家谢孝思先生善画石。“文革”期间，贵阳刘生到苏州向谢老的夫人刘叔华学画竹，谢老说，学画竹还要学画石。人不可无友，竹也不可无友，石头就是竹子的良友。当场画了十张独石册页，笔歌墨舞，造型清奇，成为谢老画作的精品。刘叔华先生是吕凤子大师的高足，画竹造诣不让古人，谢老常为她的竹子配奇石，其中多件足堪传世。

    奇石的形状或纹理“像什么”，决定它审美品位的高低。像观音的石头，比像牛魔王的石头肯定更珍贵。一块酷肖连皮猪肉的奇石，绝对不可能与一块形似庐山飞瀑的奇石在美学上相比拟。然而人类的审美活动正因多方面多层次而丰盈。就像花鸟画既画兰质梅格，也画小老鼠上灯台。尤其奇石是大自然无心的“偶成之作”，而竟能与千种百样的生物惟妙惟肖，则不论所肖物的大小雅俗，都能引发对不可思议之鬼斧神工的欢喜赞叹，得到绝大的美学享受。从根本上说，人类的审美活动正属于游戏心理的范畴。

    《宋稗类钞》记米芾守涟水时，地近灵璧，他收蓄了许多奇石，一一品目，锡以佳名，一天到晚闭门摆弄。按察使听到反映，上门来警告他：朝廷以千里之地交付给你，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办事还唯恐来不及，怎么能够终日玩弄石头呢！元章不回答，从左袖里摸出一块奇石，“嵌空玲珑、峰峦洞壑皆具，色极清润”，他举着石头问杨使：这样的石头能不爱吗？杨不看也不说话。元章又从袖子里取出一块石，“叠嶂层峦，奇巧又甚”，杨还是不看。又取出一块，“尽天画神镂之巧”，问杨：“这样的石头，能不爱吗？”杨使忽然说：不光你爱，我也爱！一把抢过去，登上车就跑了。面对极奇极美的玩赏石，人人绝叹之余，确实会不自觉地生出拥为己有的觊觎之念。在一般人，离开后也就会淡忘了；但如果是权势者，就难免会选择巧取豪夺的行为，酿出《聊斋志异》中邢云飞为石头，《红楼梦》中冯呆子为扇子，弄到家破人亡的惨剧。古贤告诫的“玩物丧志”，提倡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还是没有过时，值得今人自警的。

    奇石本无所谓价值价格，价值价格是人强加给它的。奇石成为商品，并且是热门商品，就会出现恶炒，就会有人因之得利，也会有人因之吃亏甚至受害致祸。这已超出玩石文化的本义，更加与奇石本身无关。我曾诌过几句《奇石偈》，以申此义：

    石呈万象，亦一大千；渊默如雷，亿兆千年。

    地火焚烧，异彩炳焕；激流冲刷，莹彻浑涵。

    弃之沟渠，我自怡然；千金论值，我自寂然。

    华堂檀架，我自坦然；行藏任尔，故态依然。

    吁嘻石禅，守真忘言。

    贵州素称山国，石种自当不少，但过去赏石风气不盛，多着眼于石材资源，如做砚台的思州石、织金石，做印章的平塘石，做石雕的梵净山紫袍玉带石等。文士们玩赏的，仍然是英德、灵璧、雨花等传统名石。随着奇石之风的兴起，过去长在深闺人未识的贵州许多石种陆续现身。如以质色胜的乌江石、以形态胜的盘江石、以五色胜的马场石、古拙陆离如钟鼎的铜石，深邃斑斓的蜡染石，瘦皱漏透的黔太湖石，宛然彩绘山水的平塘石，等等，逐渐引起省外石界的兴趣。古生物化石（贵州龙、海百合、鱼龙）和各种矿物晶体，更是贵州的特产。在千姿百态的华夏奇石世界中，黔石虽属蕞尔小邦，却也有几分异军突起，偏师取胜的锐气。在一些不仅收藏富赡，而且热心公益的朋友们的努力下，连续编印出版了《贵州奇石》《黔中奇石》《凉都藏石》《盘江奇石》等大型画册，多次举办展览和研讨活动，加强交流，让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石界朋友认识了贵州石，多知道些贵州的事。

    二〇〇六年六月六日

    卢冀野喝茅台

    逛书店买了几种书，归途车中浏览《卢前笔记杂钞》的目录，见一则题为《茅台酒》，就翻开来读。文中说茅台村在遵义县，茅酒是用华姓人家的井水酿造等等，都不太准确。但他与茅酒主人华问渠先生是朋友，喝到了地道好茅台，却是一点不错。他这么说：

    那年我为着饮酒跑到了贵阳，恰巧贵州禁酒；问渠费了好几天功夫，为我觅了一瓮七八年的陈茅台，我也不辜负他的好意，一晚喝了一斤多。问渠笑问我：“你看这茅台何如？”我说：“饮了这酒，始知天下假茅台之多！”他说：“此后也没法再找到，只能这一次了。”外边人只看准这酒罐，其实这同样的装置，还有川南的郎溪酒，后来“爱人堂”把所有的酒都装了罐子。以貌论酒，未为知音。茅台真正的好处，在醇，喝多了，不会头痛，不会口渴；打一个饱嗝，立即香溢室内。假的如何能办到呢？

    卢先生名前字冀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抗战前后，是名满大江南北的诗人、戏曲史学者、剧作家，尤以散曲的创作和研究驰名，曾任国立音专的校长。我小时候就知道他的大名，还听姐姐们唱他作词的歌曲。抗战期间他流亡西南，曾应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院长王克仁之邀，来筑小住，为竹城留下几首佳妙小令。如写花溪苗族节日跳厂的《天净沙·苗舞》：“连环结住纤腰，淡青裙子三条，舞向花街最好。六声欢笑，花溪花里花苗。”还有《商调梧叶儿·贵阳七唱》等，都收入《黔游心影》一书，一九四一年由文通书局出版。文通书局也属华问渠先生所有。听陈恒安师说起，卢先生非常风趣可爱。比如他有“若问江南卢冀野，而今消瘦似梅花”之句寄友人，但朋友再见到他时，已成个大胖子了，相顾大笑。又如他在南京，定期招友人在船上聚会拍曲，自书一小匾在船舱上，题曰“厅艇听笛”，四字包括了平上去入四声。可惜这位“江南才子”享年不永，一九五一年春逝世。只活了四十六岁，而平生著作五十五种，选编、校勘、整理刊印的书籍四十三种，才气精力远过常人。

    有名的文化人说及茅台酒的，还有梁实秋。他说在青岛工作时，另有七位同人均好酒，被称为“饮中八仙”。其中的张道藩请假回贵州省亲，返青岛时带了一些茅台酒，每位仙人送两瓶。但他们都是“黄酒派”，不喝白酒，就随意搁置。后来梁父来儿子处小住，老人家也是酒仙，一进屋就说酒香扑鼻，大异寻常。开瓮一喝，极力赞赏，说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白酒，干脆把其他七仙的茅台一并接收了。梁先生写道：于是我知道高粱酒没有能超过茅台的。把茅台酒提升到国酒地位的周恩来总理，自长征过仁怀就一见倾心，结下终生之缘，向外宾劝饮时也说喝了不上头。可见茅台酒的好处乃大行家的共识，不是靠广告。

    卢文中对茅台酒说“瓮”说“罐”，因为当时的包装是一个土罐子，造型和质地都十分古朴。如留一个到现在，够格拍卖会上的珍藏品了。瓮上也无标识，所以容易只认土瓮，买了赝品。文中说来筑时恰好遇见禁酒，应是杨森做省主席时的怪政之一，另有满街剪长衫等举。卢先生的好朋友、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序文却说：“一九四一年秋，我在贵阳师院任教，当时他从重庆去贵阳，就认识了。我们当时常常同贵阳一些老文化人一起吃酒吟和，很谈得来。”喝的不知是不是茅台。一起吃酒吟和的贵阳老文化人，不知有哪些，诗人李独清先生、词人陈恒安先生想必是少不了的。可惜这一段地方掌故再难钩沉了。

    ※※

    附注：

    重阅这篇旧文时，想起一位“资深酒仙”对几种名酒的考语，值得共赏：“茅台是纯情少女，五粮液是浓妆艳妇，加饭是饱学老儒，汾酒西凤是豪宕侠士；再往北，就是泼皮无赖之流了。”这位酒仙是表演艺术家，今年八十岁了。

    二〇一二年十月五日

    山水一际遇

    围棋节开幕那天，我守着贵阳电视台一套节目，想一睹围棋泰斗吴清源先生的风采。远在上小学时就听过有关他的传说。他与足球大王李惠堂，是我们少年时代的英雄偶像。那正是祖国积弱受侮，奋起抗战的悲壮年代，他们技压老外、为国扬威的故事，自然染上了一抹苍凉的色彩。这一次居然能够请动这位耄耋之年的传奇人物出山，不远万里莅临贵阳，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开幕典礼还没到点。荧屏像万花筒变化不停，忽然间闪出了一大片眼熟又陌生的风景，次第旋转掠过，教人眼睛一亮。这是一组从空中俯拍的镜头，反复出现了几次。甲秀楼、黔灵山、红枫湖、花溪、城郊、闹市，环城林带无不是平日稔熟之至的地方。然而一换了鸟瞰的角度，一取了盘旋的动势，一切都变了。熟悉中透出新鲜，新鲜里含着熟悉。这真是布莱希特美学“陌生化效果”的好例。

    说起贵阳山水，常常只是说：山美、水美、林美、洞美；其实华夏景观美学，讲究山水相遇、峦壑相竞、树石相发、云岚相映。金筑山水全部占尽了。而航拍镜头又恰是充分展现这一优势的最佳手法。西湖当然是秀丽无俦。西湖的知音、晚明大名士袁中郎却说西湖之景愈下愈美，而“高则树薄山瘦、草稀石秃，千顷湖光，缩为杯子”了，就是说经不起从高处远眺。而清丽又兼雄阔的金筑山水，不仅宜于近观亲临，更值得摆在大背景中高瞰远眺。从这一组航拍镜头中看贵阳，环城林带映衬着远近群山，逶迤起伏，像一条绿龙酣戏在翻翻滚滚的海涛之中，又深厚又雄浑，迥然有别于平原、丘陵地区的森林景观。花溪景区的特点，是一匹轻绡弯弯款款地绾系着一串翠螺；从空中下看，这一景色倍增妩媚。鸟瞰红枫湖，浩渺烟波，迷离云水，漂浮着错落的绿岛，映衬着深青浅黛的远山，其意境就绝非一只水杯，而是一幅远意无穷的元人画卷。俯拍的城南景区更令人耳目一新，这个陷落在市廛之中的景点，我们是太狎近，太不以为意了，却原来飞鸟的眼中的甲秀楼小景，竟是这样的精巧，雅致，天人合一。我不禁佩服喻此景为“青莲瓣、碧玉环”的古人，身无双翼，而艺术之眼却能与飞鸟同概。就连市区高楼群、三桥立交桥这样各地皆然、千城一律的都市景观，从空中眺望，也因背景有群山环立，侧畔有翠峦点缀，而产生了大野石林的意趣，显示了金筑山城的独特个性。听贵阳电视台的朋友说，这次空拍积累了大量图像资料，观众看到的不过是九鼎一脔。盼能充分利用，悉心制作，拿出一部富于创意的精品，让外界得以尽情领略林城贵阳特有的山水魅力。

    首届国际围棋节，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大动作。围棋与贵阳挂钩，可谓迁想妙得。它同样给予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身在山中，难识真面；拉开距离、换个角度，往往就耳目一新、天宽地阔。鸟瞰金筑，百媚自生。

    闲说甲秀楼

    甲秀楼是贵阳的标志性建筑，有如武汉的黄鹤楼、昆明的大观楼、大理的三塔寺。

    一九六二年，一位参加《辞海》编纂工作的学者出差贵阳，住在南明堂省委招待所。宣传部派人陪他去省图书馆查阅资料，沿河而行，忽然问道：“甲秀楼在哪儿？”主人笑说：“甲秀楼就在你身边。”

    此事我亲闻于那位陪同者。这件小事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甲秀楼名声在外，远在北京的人也知道；二是当时的甲秀楼很凋敝破旧，周遭房舍拥塞，光彩全失。他是偶然见到这样一座破楼，才联想起有名的甲秀楼来。

    甲秀楼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创建人是贵州巡抚江东之。楼名甲秀，取“秀甲黔南（即贵州）”之义。后来在明天启元年（一六二一）、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和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历经多次整修和重建。

    甲秀楼选址极佳，它坐落于南明河蜿蜒处的鳌矶石上桥、涵碧潭、涵碧亭、芳杜洲环簇楼畔，西侧为翠微园。从来是邑人游止的名胜。前人曾赞叹曰：“谁谓黔中无佳山水哉！”

    二十年前市人民政府全面修复这片景区后，在浮玉桥外建彩绘牌坊，匾额集苏轼“城南胜境”四字，更成为市民休假日以及接待外地游客处的首选名胜。

    题咏甲秀楼的诗词，最著名的自属雍正年间任过云贵总督的鄂尔泰两首七绝之一：

    鳌矶湾下柳毵毵，芳杜洲前小驻骖。

    更上层楼瞰流水，虹桥风景似江南。

    清代女诗人许芳晓的《芳杜洲》七绝，状邑人游访，清逸如画，恰可为前诗的补充：

    芳杜洲前春水生，碧潭相映数峰青。

    盈盈细草裙腰色，随着游人绿进城。

    民国时期的楹联大家刘蕴良为甲秀楼所撰长联，慷慨沉雄，也是脍炙人口、堪与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媲美的杰作：

    五百年稳占鳌矶，独撑天宇，让我一层更上，茫茫眼界拓开，看东枕衡湘，西襟滇诏，南屏粤峤，北带巴夔，迢递关河，喜雄跨两游，支持那中原半壁，却好把猪拱箐扫，马乃碉堕，鸡讲营编，龙番险扼，劳劳缔造，装构成笙歌闾里，锦绣山川。漫云竹壤偏荒，难与神州争胜概；数千仞高凌牛渡，永镇边隅，问谁双柱重镌，滚滚惊涛挽住，忆秦通僰道，汉置牂柯，唐定矩州，宋封罗甸，凄迷风雨，叹名流几辈，销磨了旧迹千秋，到不如月唤狮冈，霞餐象岭，岚披凤峪，雾袭螺峰，款款登临，领略这金碧亭台，画图烟景，恍觉蓬洲咫尺，频呼仙侣话游踪。

    （此联有几种版本，字句有差异，此据《金筑丛书、贵州联语两种》。）

    此外，清代谢宝书所撰“烟雨楼台山外寺，画图城郭水中天”，汪炳璈所撰“水从碧玉环中出，人在青莲瓣里行”，都是咏此景区的名联。有关甲秀楼的诗文对联极多，所引不过窥豹一斑。其中还有中秋之夜“乃坐翠微阁上，遥望桥头，游人三五，错落掩映。既而月色甚美，风露浩然，有苗童拍手高歌……旋闻人声鼎沸，桥上珠灯成队，鼓吹前导，中结彩亭，后一艳妆妇人负小儿随之，群呼曰：懒大嫂来矣！”（麟庆《甲秀赏秋》）这样生动有趣的风俗记叙文字。

    沿河一带，在明代还是雅人学士选择居所的首选。据《贵州名胜考略》记载，当时的一流诗家文士谢三秀、杨师孔、越玉岑、李芳麓、越其杰、薛文叔、李承明、肖季律等人，都在这里修建了别墅园林，是一处名士云集，诗酒风流的历史文化遗址。

    上引诗句所描绘的旧时甲秀楼风景，是一片清逸恬淡的野趣，“烟云荡漾，风日迟回，谷软鸥眠，沙明蚌雨”（《黔书》语）。虽然不乏人气，也只是“山僧往来，梵响磬吟，渔舠摇波，杯斝临流”的清游雅集。而文人志士登楼远眺，思绪飞入悠渺的历史纵深处，则想到自古以来的人事代谢，战绩事功，民族矛盾，又一切归于虚无。而今日的甲秀楼景区，不仅洋溢着政通人和、民族团结的盛世氛围，连风景也变为古今交融，在广厦连云的背景前面，一枝独秀，呈现出一派开廓雄大的恢宏气象了。

    渡功亭记

    渡功亭者，普定三岔河两岸民众自愿醵资兴建，用以旌表渡工杨子臣一门四世劳绩之亭也。

    三岔河乐东渡，地处普定、织金、六枝三县交界所必经，人畜百物往来，全赖舟楫之济。而此地山势险峻，水流湍急，汛期河面宽逾百丈，人皆视为畏途。杨翁子臣终身摆渡于此；子少明、洪惠继其业，亦终身摆渡于此；其孙其重孙又继其业。迄今四代执篙，绵延百年矣。约略估之，所渡人当逾千万，所渡牲畜当逾百万，所渡粟帛百货不可计其数也。

    杨翁名瑞元，字子臣，生于公元一八八二年，殁于一九五八年。原籍衡山，而执篙乐东渡口达六十余载。生性仁厚淳朴，重义轻利。二子并有父风，终年摆渡，风雨无阻；遇急渡者，有求必应。尝深夜渡难产之妇，保全母子；恶浪援覆舟之众，化险为夷。且皆技艺娴熟，虽大汛险阻，能劈波踏浪，安抵彼岸，从无失误。故过客誉乐东渡为“阴骘渡”，子臣为“河神爷”，少明为“模范船工”，洪惠为“水上好手”。父子历年间救溺水者数十人，未索分文酬报，受惠者至今思之堕泪。建国前后，杨翁父子冒死渡运我游击队及解放军跨河剿匪，因之受残匪劫舍拷掠，终不稍屈。长子洪生字少明，生于一九〇八年，殁于一九八四年，执篙亦六十余载。辞世当日仍撑渡运送人货，饭后对儿孙辈击节唱莲花落小调为乐，唱毕含笑而逝。次子洪惠，生于一九二二年，殁于一九八三年。朴讷沉厚，寡于言而敏于行，六旬而殁。今少明洪惠之子光智、光辉等又继祖业，操篙摆渡于三岔河上。

    公元一九八九年，里人刘淮楚、谯俊权诸君，感念杨氏平凡而伟烈之劳绩，起而倡兴修渡功亭之议，用以表前励后，永志缅怀；四乡民众响应云从。继而海内外普定籍人士闻风襄赞。继而县政府、省地县交通、教育、民政等部门拨款，玉成其事。普定籍耆宿丁达三先生以耄耋之年，为书亭名。落成之日，不期而至者近万人，有远自百十里外来与者，率多屡世为乐东渡过客，身受杨氏之惠者也。时距子臣之殁三十一年，少明之殁五年，洪惠之殁六年。详记杨氏事迹及建亭始末之专书《凡人之碑》，经刘淮楚、周青明诸君编纂，亦同时梓行问世。一九九八年复增其旧制，修造园林，益臻完善，乃成夜郎湖畔一景，暨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游览瞻仰者日众。

    夫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观杨氏父子，其人其事虽平凡至极，而其德其功，于民众至伟，曾不略逊于历代之名公巨卿也；而刘杨诸君发愿为船工建功德亭，其卓识胜解，又迥异于世俗趋仰之见远矣。故予闻之而生欢喜赞叹，奉撰文之命，即欣然而命笔也。赞曰：

    舟楫济众 仁哉杨翁 百年四世 竭力尽忠

    敬业乐群 厚德丰功 庶民建亭 永仰高风

    一九九八年

    重修铜岩阁记

    有客自铜仁来，示予以锦江铜岩阁跨鳌亭图，嘱为之记。谢之再四而不获许可。因思铜仁固旧游之地也，涉锦江诧其清澈如许；登梵净叹其烂漫如斯；铜岩之名亦颇久闻而问往焉。乃同观之。客曰：此石名铜岩，三江会合处之中流砥柱也。观图见绿岛峙鳞波之上，一阁一亭相倚而立，如双禽方自天外下，翅欲收而未敛，喙思启而复翕，骨清态韵，玉立亭亭。四望空阔，江天无垠。岩前蚁舟簇集，疑踵刘子骥问泽之途；岩后广厦阵列，恍入杜少陵秋风之梦。夫天地之大，物非一态，美有万殊。铜岩之美，其在寥廓欤？设想登临纵目：四围群山万壑，茂林园田之属，齐奔眼底，竞相娱我。春夏则平畴甘雨，良苗怀新；秋冬则仓盈廪足，老叟击壤。魚鸟自乐其乐，人事各适其适。当其时也，心肺如沐，耳目如洗，得无欢喜赞叹而欣慰感激乎？如此江山，如此时世，非惟铜岩名胜之幸，抑亦三江黎庶之幸也。前贤所谓“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难，今乃见之于此岩矣。客曰：故老相传，元时有漁人潜江心，见岩底中空，三足如鼎，中有三圣铜像，挽之出水。郡邑即据此得名。跨鳌亭始建于明正德十一年，应试学子跻之以求占鳌者也。曩昔之世，铜岩阁祀三圣以降福祉，跨鳌亭倡文教以正民风，而皆经屡圮；今重修之以为民众游憩之所，置身其间，思追古贤，亦不无寓教于乐之用。呜呼！所谓三教者虽胜义各解，然以吾邦黎庶视之，询不出修已与济人二事焉，宜乎此间以三圣并祀也。识者讪笑，实则高明，而敷扬文教之要，益毋待言。亭阁默然，而寓道德教化之旨，物微义深，休乎善哉！予喜而笑，援笔记之。辛卯大暑后一日黔中戴明贤挥汗草于适斋西窗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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