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酒坊和“丽江”

    杨尔鼎 口述 杨金山 整理

    先说说我家的酒坊，再说说“丽江粬”的兴衰。

    我家祖上就酿酒，主要酿白酒，有时也酿一点窨酒，都是用来自用和待客的，不出售。当时有一种习俗，家里生了儿子，就酿一坛窨酒埋下，到儿子订婚时再取出待客。酿窨酒并不神秘，几乎家家都会酿，只是因为成本较高，酿来销售的不多。在我的记忆里，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丽江古城中酿窨酒销售的有三家：科贡坊的杨家、七一街的黄家、五一街的李家，俄国人顾彼得在丽江时喜欢喝的窨酒就是这些人家酿制的。

    我们家把酿酒作为主业是从我母亲开始的。我母亲是束河古镇人，嫁到杨家后生了我姐姐和我们兄弟三人。我父亲和两个哥哥长期在外，母亲在家酿酒和磨豆粉（干豆粉）维持生计，有时还做醋，姐姐和我当下手。母亲十分勤劳，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活，晚上早睡，平时的应酬能免则免，能让则让，也不羡慕人家的吃喝玩乐，就这样操劳了一生，以她的勤劳换来了我家的殷实，1957年76岁时去世。

    我家酿酒采用的是传统的蒸馏法，酒粮基本上是大麦、玉米两种，因为玉米的出酒率比大麦低一些，大麦接不上时才用玉米。大麦的出酒率大致是3斤粮出1斤酒。母亲每天煮一锅40至45斤的大麦。先是煮，基本煮熟了就用大铁锅焖，把水焖干，为了保证把水焖干，锅底常会有一点锅巴（这也是用传统方法酿的酒有一点煳味的原因）。焖好后就舀到大簸箕里摊凉，摊凉到40℃左右时撒拌酒粬，再装到竹篓里捂，让它糖化，为了保温，竹篓周围还用旧棉袄旧棉被等裹好。第三天早上取出，装入一个大坛中，两天后向坛中灌清水20至30斤，然后将坛口用灶灰封好，发酵15天左右即可上甑蒸馏。蒸馏采用的是丽江传统的办法，大铁锅中装入适量清水，上置木甑，加热，甑的一侧有一孔，用来安装承接酒液的铜槽，铜槽可由一张铜片敲打而成，可分为两部分来描述。置于甑内的部分形如平底锅，用来接收冷凝下滴的酒液，甑外部分是由粗渐细的槽，酒液经此槽淌入下接的酒坛。木甑上置一圆底铜盆，铜盆既是甑盖，也是冷凝器，内盛冷水作为冷却水，在蒸馏过程中，水温达到40℃左右就换冷水。

    刚蒸出来的酒不太清亮，面上有“油皮”，主要是甲醇和杂质，静置三五天后，甲醇将自行消去，杂质用布过滤，酒就清亮了，卖相也好。如果酒度太高，还需掺入适量的冷开水。当时没有酒度计，就采用看“酒花”（酒泡）的办法来估计酒的度数。办法是：把蒸出来的酒倒入酒坛时，看坛周泛起的酒泡的大小，53度至60度的，酒泡比较大，53度左右以下的酒泡就细小些，有时也用两个杯子互倒酒时泛起的酒泡大小来判断，这些经验都需要长期的实践和积累。我家卖酒比较讲究质量，一般都在50度以上。我家的酒是自产自销，但俗话说“酒是陈的香”，不能现蒸现卖，所以蒸出来的酒，装坛后就按先后顺序一排排摆放在宽敞的走廊（厦子）上，按先后顺序逐坛销售。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13斤左右的一坛白酒，要卖一块半到两块云南银圆（也叫龙圆），到了40年代后期物价飞涨，就要卖到四五十万元的纸币。有的顾客喜欢喝薄荷酒，有的顾客喜欢喝霍香酒，它们呈碧绿色，又有特别的香味，所以我家有时还酿这些酒来满足市场需求。

    要酿酒自然要用酒粬，民间叫酒药，一般人家是买来用，当时有剑川的大米粬，金沙江边的苦荞粬、粑粑粬，等等，里面粮少树叶多，糖化率比较高，有的还加肉桂、槟榔，不外是根据经验添加一些中草药。我家因为酿的酒多，所以也自制一些大米酒粬。做法是：把大米泡透后沥干，用碓舂成米粉，把采来的白蔷薇花、蜜通花花苞晒干舂细后拌入其中，这些花苞粉的重量只占总重量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四五，还加入一种中甸产的纳西语叫古宗几卡的苦草，然后团成球，放在稻草里捂，一层稻草一层酒药放好，酒药会慢慢地发热，这期间要控制好温度，温度太高和太低都不行，所以一般就选在清明节至端午节期间制作酒粬，这时节气温适中，前面说到的花也好找。这样捂上三天，面上会生出一层白霉菌，酒药就算发好了。把发好的酒药晒干，酿酒时就拿专用的木臼将其舂细后均匀地撒拌进酒粮里。做酒药要用上等白米，而丽江缺米，所以好多人不愿做，我家因为每天都用到，加上我家做得好，口碑好，所以我家做的酒粬就比较多。

    1949年丽江解放时我高中毕业，当时昆明还未解放，所以上不了大学。当时的丽江古城中有20多个酿酒小组，一个街道有一个到几个小组，如忠义小组、光碧小组、现文小组，等等，我加入了光碧小组。一个高中毕业生去酿酒，在当时的丽江古城也算是一件新鲜事。到1956年成立合作社时，古城中从事酿酒业的有70多人，分成5个小组，每个小组每天耗粮1000斤，5个组就是5000斤，产酒2000斤左右，酿出的酒交给烟酒专卖局就行，1斤酒给1角钱的加工费，就是200元。胜利酒厂也在这一年开办。1958年多数酒厂下马，人员解散下放到农村，我虽然出身工商地主，但因为既有文化又懂技术，凡是我服务过的小组，经济效益都比别的组要好，名声在外，成了“香饽饽”，各厂都“抢”我，得以留在城里继续酿酒，后被调到地区贸易公司酒厂。而胜利酒厂的员工以中老年妇女为主，出酒率一直提不高，酒厂的经济效益不好，1962年，当时的地区专员张高林根据胜利酒厂妇女们的请求，把我调到胜利酒厂担任技术负责人，我虽不太情愿，也只得服从。我通过调查发现，出酒率低不是技术不行，而是酒粬不行。

    后来看到报上说贵州安顺酒厂产的六二粬出酒率很高，丽江的几个酒厂共派出七人到安顺取经，我是其中之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曾驻安顺，后来迁回北京，但有两位研究人员留了下来，还指导安顺酒厂制酒粬，他们研制的六二粬可使出酒率显着提高。我们到安顺后，厂方碍于我们带去了云南省政府开的介绍信，接待了我们。但我们到厂后只让做些倒煤渣、洗粬盘之类的活路，就是不让我们接触制酒粬的核心技术。一周后，我的同伴们都先后失望地回去了，只有我留了下来。我想既然来了，总得学点东西回去，于是到了中午就约技术员喝喝茶、逛逛街、聊聊天，这样从他口中学到了制粬的方法。一个是培养微生物，糖化要靠根霉，用的是中国科学院的菌种三八六六，一个是发酵要靠酵母，酵母用的是中国科学院的二点一零九。我本来就有酿酒和制酒粬的基础，一点即透，于是学成归来。回到丽江后，我按照贵州的技术员所教的方法开始试制酒粬，纯培发酵，无菌操作。并根据丽江实际，原料由原来的大米改成麦麸。当时的丽江，大米每斤的价格都在1角以上，而麦麸每斤才2分，我们就用麦麸为原料，严格按照科学规程制作酒粬，明显地提高了出酒率，1964年就制成了高质量、低成本的“丽江粬”，而昆明地区在三年后的1967年才研制出了同等质量的酒粬。

    丽江粬成了热销货，附近州县，甚至邻近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慕名而来，我们加班加点生产，仍然供不应求，丽江粬成了丽江的品牌。丽江粬每斤的成本仅4分到5分，而售价却是8角4分。从1967年到1985年期间，每天的产量都在1吨上下，利润可观，我们还研发了酿甜酒（米酒）用的“丽江甜粬”，销路也很好，我们厂成为丽江的纳税大户，连县税务局都派人常驻酒厂。这一时期是胜利酒厂最辉煌的时期，职工的待遇也有了大的改善，工资以外还有加班费和奖金，有时加班费甚至超过工资额。丽江粬的研发过程和胜利酒厂的辉煌让我深切地领会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1985年以后，“丽江粬”的销量逐渐下降。主要由于三个原因，一是市场竞争日渐激烈。1985年前后，本地的大研农场（今丽江监狱），外地的昆明、呈贡等都生产出了好酒粬；二是“丽江粬”质量的波动和下降。主要是管理制度滞后、质量意识不强和质量监督不严格；三是酒厂受轻工局、贸易公司等的多头领导，政出多门，厂里没有足够的自主权。如奖励制度不完善，多劳不能多得，例如我们要多发一点加班费或奖金，上级就会来干预：“你们多发了，那效益不如你们的企业怎么办？”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下降，于是就雇用小工，这样就增加了生产成本，有时还影响产品的质量。

    儿时岁月

    王运恒

    背洋人画

    我初进的小学是省立中学的附属实验小学（现在的中心完小)。在这个学校只念了两年，二年级以后，由于我母亲到萃文街铺子里做小买卖，为了使我中午上学和放学时，便于照顾，所以转学到萃文小学就读。在读实验小学的两年里，使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背洋人画了。那时在王家庄有个耶稣教堂（现在的专医院中医部旧址)，传教士耶稣教士以安牧师为首，另外还有旧称“洋奴”的尤本、尤二二人，每逢礼拜天，天刚蒙蒙亮时，就听到由这儿发出的“咣当！咣当！”的接连不断的钟声，催醒了人们的清梦，也映衬在寂静的晨空里，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当听到这钟声响彻长空的早晨，我那幼小的心灵已激荡得无法再安睡了，因为“背洋人画”已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在当时可能是争取耶稣信徒的原因，在行礼拜节之前，就在另一间较小的房间里，布置得跟学校的教室相似，黑板上每次都写下了约百来字的耶稣圣经上的话，下面往往座无虚席的坐满了小学生，开始由主持人念一句，下面也跟着念一句，从头到尾约念六七遍后，就要求学生们“谁能背着黑板背诵，谁就奖励给洋人画”，当时背得最快的当数寿林和我了。寿林当时的天资，实令人羡慕不已，才念到两遍，他就能记忆得准确无误，念到三遍，他已就先举起了小手，表示已能背诵，于是第一名常被他抢走，我只能得到第二名。第一名的奖品是三张“洋人画”，纸质也很好，幸运时我也会拿到第一，于是我和他也就成了角逐的对手，常令我自叹不如。然而从这件小事起，也就成了终生不渝的好朋友。所谓的“洋人画”也无非是在一张长方形的小纸上，印上几个讲经说法的耶稣信徒或是画着些如耶稣在拯救苦难等的画面而已，然而在幼小心灵中所产生的好奇心和好胜心是多么强烈和难忘啊！

    手足之情

    我有两位哥哥，三位姐姐和一个小我12岁的弟弟。大哥的印象已较模糊，因为他在初中刚毕业后身体虚弱，不知得了什么病，在我三四岁时就已辞世。大姐也在我六岁时出嫁，二哥又经常住在百岁坊老家里，所以在我的手足行列中，与我朝夕相处的只有二姐和三姐二人，三姐由于身体生来孱弱，到四岁上才能勉强独立行走，无力与我这手脚一时都不能停下来的顽皮弟弟玩耍。所以在家里随时能陪我玩的，仅二姐一人。

    我转学到萃文小学的第二年，已是初小四年级的第一学期了。正值夏末，那时正值日本倭寇进占保山龙陵，因日本飞机丢了传染毒菌的炸弹后流行病菌传到了丽江镇上，于是也突然流行瘟疫，症状是上吐下泻，数小时就立即死亡，而且传染极快。当时家乡的医药条件真是太落后了，除了几个中药郎中外，连看个常见病的西医，亦是寥寥可数，像这样来势凶猛的传染病，直感到手足无措了。人们把这种病称“虎烈拉”，也就是“霍乱症”。只要一个村里发现了这种病例，这个村就会很迅速传染，被传染上的人中，十个至少九个必死无疑，所以一听说某村有人传上了病，其他村就采取断绝与某村来往的措施，以期起到隔离和杜绝病源菌侵入的作用。那时我们文治村有人染上了这种病，第一天就死去三个人，于是我母亲把我领走，被隔离在萃文街铺子里，坚决不许我回文治村。

    像这样由那年阴历六月至九月，约三个月的时间，我不仅跟文治的同学朋友们隔断了信息，而且连与家里的叔母、二姐、三姐等亲人们，也隔断了往来，连想见上一面的机会也被剥夺了。

    倏忽间又是十月秋末冬初的季节，酷暑的夏天已远远逃遁，见到太阳又令人有了温暖和亲切感，疫情也已绝迹，一切都又变得宁静祥和，人们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一天放学后，我母亲对我说：“今天我们回文治村去，仍像从前那样，作业本也带回去，明早照常又去上学。”听了这话我高兴极了，恨不能马上跑回去，跟久别的二姐、三姐们早些逗乐。母亲牵着我的手刚走在后门转弯处；我就赶紧挣脱了牵着的手，急忙跑着打开了花园门。可能是在小小心灵中，太思念久别的二姐的缘故罢，当一打开园门，就恍惚见到二姐熟悉的身影背我而立，当一见到她的背影，我急忙连跑带跳，边喊着二姐，边向她扑去，而那背影已先我上了台阶，走向天井，又向寝室走去，我也模模糊糊地向她走去的方向紧跟，最后跟到寝室后向四面一望，室内空无一人，仅是几件纳西女袄挂着，当时使我惊出一身冷汗。

    母亲也脚跟脚地进房来了，见我吓得这般光景，忙问我为什么？我说明情况后，只见母亲叫声“儿呀”，就打滚在地，连哭带诉，连呼“苦命的儿呀，死得好惨呀！”几乎哭成了泪人，声声催人泪下。

    事后才知道，二姐早已在两月前的瘟疫流行中，不幸被染上瘟疫，她那鲜花般的纯洁灵魂，离开了人世，永远埋在黄土垄中了。可能是心悲手足之情的缘故吧，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噩梦，我为了一心要寻找死去的二姐，在迷蒙中不知怎的自个儿来到了城隍庙，在庙廊边木栅后面，见到全是泥塑的十八层地狱，那里刀山、油锅、斧钺、炮烙种种刑法齐全，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在监刑，有无数的狞恶小鬼，将种种不恩不孝、不仁不义、贪财杀生、淫恶乱伦之人，在其颈项上，挂了罪名签，按着头，有的在刀劈，有的在用索绞，有的用火烧，有的水煮，有的磨压，有的油炸……细心看去，并未见到二姐，心想她是善良的人，不该到这儿来的，但觉得阴森森逼人毛发，突然惊醒时，已是一身冷汗湿透衣褥，泪水也已浸尽枕头。

    我是个无神论者，从小就不相信什么“死后显灵”之说，但上面所写，却是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这难道是幻觉吗？抑是思念太深而引得情之所至、金石为开呢？到现在仍觉得是个谜。

    记忆中的婚嫁

    纳西族的娶、嫁婚礼，一般都需三至四天的时间，第一天称“搭棚子”，就是由小弟兄和亲戚中的青少年来搭婚礼花棚。第二天称“道喜”，也就是亲友们及邻里等齐来道贺之日。第三天才是正式婚礼，男家迎新娘到家，或送姑娘嫁出门。第四天是新娘回门之日，男家待新娘回娘家“回门”后，就操办“酬客”宴席，意即酬谢为婚礼而操劳的亲友。女方也乘女儿“回门”，也操办“酬客”宴席。

    通常在第三天正式迎娶之日，由男方在事先专请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穿上衫子马褂的新衣，骑上匹大马，由一大人牵着，到女家去迎接新娘，纳西话把这儿童称“兹若”，“兹”是迎接之意，“若”是男人，意译即成了“迎郎”。

    我在萃文小学校读四年级头那学期的冬天里，我们王氏家族中的一个族兄结婚，女方是距离镇上约20公里以外的农家姑娘（拉市给拉坞），如要在正式迎娶的第三天，才去接亲，那来回的时间远远不够，因为那时的交通条件太差，无论多么远的路，除了唯一靠两条腿外，谈不上什么马车、单车，连汽车是什么样，有很多人是从未见过的。所以只好在“道喜”的当天，就提前一天去迎亲了，其间就出现了个难题，如迎郎按惯例只请个五六岁的小孩去，要外宿在新娘家一晚上，显然很难照顾好这孩子，出于两全其便，便破例地请我这个四年级的大孩子去为他们当迎郎。

    那天的装束，像现在电影、电视中，清代宫中的打扮，仅是帽子换了毡帽，和胸前没有分官阶的动物绣像而已，由大人扶着跨上一匹大紫马，走在“新郎”座轿后面，在一片吹吹打打和鞭炮声不断的行列中，慢慢走上接新娘的路上。簇拥着我们前去的人群，十有八九都是纳西族“披星戴月”装束的少女少妇，记得在半路上还吃了点糖果，略事休息之后再行前进，下午四点以后才到了新娘家，之后无疑是作为上宾接待，次日将新娘由花轿抬回至新郎家时，也已是下午二时多了，虽然这也只是一件小事，但毕竟也是件“破例”的儿时趣事，至今记忆犹新。

    长辈影响

    我祖父对我的家庭教育，从念一年级起，就不再教我单字，进一步教我单字与单字、单词与单词的对仗，如星对日，天对地，红花对绿叶等等。慢慢地在学校上课的日子里，每天只讲一首诗，并要求朗读背熟。读二年级后，暑寒假里授《孝经》、《千家诗》、《烈女传》和他所做的关于二十四孝及二十四悌的诗和文章，读到高小时，已开始读《论语》、《孟子》等书了。

    我父亲从我八岁念二年级时开始，已不再去省立中学任教，而被聘任为县教育局局长。大约又有了些儿空闲，在暑寒假的夜晚，每当晚饭后点上盏油灯，全家人聚集在堂屋里，他就大讲《说唐全传》、《薛仁贵征东》、《精忠说岳》及《包公案》等小说，从头到尾地细细跟着书目讲，我听得入了迷，有时为古人鸣不平而流下同情的泪水。那时我太羡慕民族英雄岳飞为了民族利益而身先士卒的爱国情操了。我曾为岳飞被奸贼秦桧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杀害的事鸣不平，甚至痛哭流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公然踏入了中国，全国上下都包围在水深火热的战火中，当时丽江由于地处西南边境，交通通讯等极端落后，由于战争影响而起的最大变化，就是丽江一时间变成了一个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由丽江开始，用马帮驮运货物如茶叶、土杂等到拉萨或印度出售后，再由拉萨运回印度和英国等出产的布匹、香烟等到丽江，再转运到昆明、重庆等城市销售的商业网络，几乎是以丽江为中心的，所以云南较有名气的字号，远到省外的一些商人，也纷纷云集丽江。

    1940年秋，我考入丽江县立高小二十九班，为小学五年级生。由于边区那时知识太不普及的原因吧，在县小的二大门上，挂着块黑底金字的横匾，上面大书“高等学堂”四个大字，一到这里，使人自不由己地产生些儿肃穆感，一般人把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尊称为“秀才班”或“大学长”，从这里读了三年后毕业出去的学生，如果是农村的，就通常在其大门旁大贴喜报，以示祝贺，有的还要在家中大摆筵宴，请上几天客，接受亲友和邻居们的祝贺呢！

    我所景仰的两位画家

    在读五六年级的这两年间，有很多文化界知名人士，也来到丽江，有的到省中和南口国立师范任教，有的则做其他艺术和研究工作，其中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李晨岚（李晨岚据说是河南辉县人）、李霖灿二位先生了。他二人原是杭州西湖畔国立艺术专校的学生。艺专由于受到日本侵华的影响，受命南迁昆明。国立北平艺专也由于北平成了沦陷区迁到昆明，于是这两个名牌艺专联合成立了“国立西南艺专”。两位画家那时刚毕业，由学校派出到边区，作艺术调查和研究工作，来到了丽江，被招待住在县教育局二楼靠北的一间宿舍里。由于学校离他们住处很近，我常常到教育局去玩，不数日就跟二位画家混熟了，有时睡午觉也睡在他们的床上。他们是真正的艺术追求者，一到了丽江，立即就被玉龙雪山的美景所迷恋，爱雪山爱得竟像发了狂，游雪山第一次，一去就是15天，回来后只见他们废寝忘食地大画特画，甚至夜以继日。后来因为留恋雪山，他们一住就是四年，不仅组织人员亲上雪峰各处观赏临摹，还特别组织了一队马帮绕雪山一周，细致观赏雪山全貌，每到一处不是走马看花，而是坐下来实地写生。我对书画见识很贫乏，但据言李晨岚先生曾为要在中国画坛上新创一个“雪山派，”独树一帜而独占风骚，为之奋斗了终身，并在画技的皴法上，创造出了不少笔法，终成为国内对画坛有新贡献的着名画家。李霖灿先生原是画西洋画的，他每次去观赏雪山，归来时总是带回来很多画满写生轮廓的硬卡片，一回到住处，就扑在了旅游途中画的写生雏形画上了。最后听说，李霖灿先生深深感觉到，他的笔触和才能，无法表达出玉龙雪山的纯朴、自然、晶莹的神幻般的美妙画境，决心忍痛将他的全部作品，与画囊一道，埋葬在雪峰深处，改学东巴文化，终至成为东巴象形文字学者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权威人士。

    纳西族有很多骚人墨客，对玉龙雪山充满了爱心，但像他们二位那样想尽一切办法，去认识雪山全貌的人，我想是寥寥无几的。

    我常去跟他们玩，碰到他们高兴时，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较满意的小件作品送给我。李晨岚先生往往送我一些翎毛花卉画，李霖灿先生则送我硬纸片上的西洋画。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真正领会到：一个在事业上的成功者是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奋斗，以及充满了独到眼光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啊！

    祈雨

    1941年的夏天，天旱无雨。到了端午节，天上仍然一轮炎炎赤日，连片云也无处寻觅，田里的小麦，眼看着就要枯死，多少人们心急火燎地盼望着一场甘露能骤然地降临人间啊！有一天，突然见到有一很长的农民队列，个个头上戴着用柳条编成的帽子，在一片紧锣密鼓的响声中慢慢前进着，队列前面，有四个穿着都非常整齐的青年，抬着一顶柳枝扎的轿子，轿前挂有白底红字“祈雨”二字的一块布匾，四个抬轿人也都戴着用柳条扎就的帽子，轿子周围也挂满了很多参差不齐的柳条叶在随风摇摆，在轿子后面紧跟着一条飞舞着的柳龙，龙的头和尾用的是旧历春节时耍龙灯用的玩意，其余的十二个龙节，都是用柳条枝编结起来，每节上的每个人都舞得很卖力。那天可能是个星期天，我被好奇心驱使，想看它个究竟，于是顺便约了几个同学，跟着队列前进，不久来到了南郊祥云村的寺庙前，这庙俗称“靴顶寺”，原不知何由有这么一个名字；但见扛轿人将柳轿歇在寺门前后，同时见到该寺的大殿上，两个年轻人将那靴顶菩萨请了下来，并放进了事先已准备就绪的盛着半盆清水的大铜盆内，将大铜盆连菩萨一起抬进了柳轿正中央。那靴顶菩萨原是由青铜铸就的小菩萨，高只有一尺五左右，头上顶着一只酷似古代戏曲里英雄们所穿的靴子，仅用一只脚像“金鸡独立”般站立在圆形铜鼓上，在他腰间束着一根飘带，系带五零四散地似在狂风中飞舞状，面部表情奇形怪状，像突遭暴雨袭击，现出忙里不知如何适从的表情，又具幽默诙谐、玩世不恭的神仙一类人物情态，铸工精致极了。这该是件古代出于名艺术家精心雕铸的稀有文物艺术精品。

    队列在一片锣鼓喧天和舞龙、人声连路的嘈杂声中，慢慢地行进在往龙神祠去的方向。当队列到了龙神祠大门前，由几个像是领头人，衣着绅士打扮的人物走在最前头，载着靴顶菩萨的轿子，也抬着搁置于殿前，由领头人带头，极为虔诚地向殿正中默然坐着的龙王塑像拈香、叩头，祈求降雨拯民，队列的人众也纷纷向龙王叩头求雨，行礼如仪后，重新抬起柳轿往回走，浩浩荡荡的人马重新行进在大研六坛的道路上。这时路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潮，有的善男信女们，手持纸火香烛，口中念念有词在旁边搁着盛满了清水的桶，当柳轿和柳龙舞近身边时，用瓢舀了水，用力往那柳轿和柳龙猛泼，几个回合下来，简直把那些抬轿人和耍龙的人满身遍地都是水，几乎变成“落汤鸡”一般，那条柳龙也几被水洒得遍体鳞伤，也已变为一条“落汤龙”在飞舞了。

    费了近两个小时的列队游行，来到了白龙潭，据言将在这里稍时休整后，即将把菩萨送回原寺云云。像这样万人空巷的“祈雨”仪式，我至今记忆犹新。

    上面这种祈雨仪式，我仅见过那一次，那天似乎真的被感动了上苍，当晚便为纳西族洒下了甘霖，那奇怪的靴顶菩萨，可能只是纳西族所崇拜和专有，因为在汉族地区，还未听说过有这样奇怪的一个菩萨名字。

    求佛

    我忆起了那年夏季暑假来临的一件小事。在萃文街我姑妈的铺面旁，紧挨着一家姓赵的先生，开铺子做生意。姓赵的那位先生跟我姑爹年岁相近，与我姑爹一样，都是抽鸦片的瘾君子，晚上又都宿在门市里，所以他二人简直以秤不离砣般随时相对，打横在货架背面的床上，相互推让着吸鸦片，一面吞云吐雾，一面从天上谈到地上，真成了莫逆之交。

    姓赵的那位先生，在前几年生了一个儿子，到那年已是七岁，而终是咿咿呀呀地，发不出语言中应用的音节，无论他父母和家人，如何耐心地教他言语，他总仍是咿咿哑哑，于是急坏了赵先生，只好到处求神问医，恰值暑假，不知赵先生在何处问得的巫或神，说是要领那孩子到文峰寺，请那里的喇嘛，做上七天七夜的道场。消消灾难，将会逢凶化吉，才能慢慢开口讲话。于是赵先生便动员我姑爹去做伴，我又放假待在家里，姑爹便把我和一个他们族中孙辈名宣的孩子同时带去，可能一来是有两个孩子同去，可为他们稍解寂寞，二来又怕我孤独，带上宣以陪伴我玩耍之意。

    文峰寺是藏传佛教的一所名寺院，因位于文笔峰麓而得名，藏名桑纳加卓林。

    据说原为灵寿寺故址，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番僧噶立布在此讲经，修了一所茅屋，乾隆四年(1739年）四宝法王至丽，求知府倡议募捐建成寺庙。道光八年(1828年）经扩建后才称为文峰寺。寺后有“灵洞”，洞外有静坐堂“灵文阁”，又叫安乐吉祥林，上有大宝、四宝所题“圆通冠顶”的匾额，静坐堂是滇西北十三大喇嘛寺的喇嘛静坐修行的地方。在这里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诵佛经书。”静坐学经三年三月三日三刻后，才算取得“都巴”的学位，才能在喇嘛寺里有升迁的机会，处居活佛曾主持该寺。

    在寺里的七天，也无非是听听诵经声，更主要的还是与宣东游西荡。在要做完道场，准备明日回去的头天黄昏前，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满山满坡的洪水，灌得房前屋后变成大河。夏末的大雨说来就来，一瞬间又竟天朗气晴，一轮新月爬上树梢。那晚突然我觉得肚子有些儿痛，于是一个人爬到屋后解手，刚蹲下去，见到一只像蛤蟆，学名蟾蜍的虫，蹲在我前面，它大得竟有个大土基大，大睁圆眼，大嘴微动，像是怒气冲冲般直瞪着我，我尚未见过这么大的蟾蜍，使我大吃一惊，立即站起，赶紧抱起了块大石，尽力向那怪物掷去，眼看着它被压在了石头下面，回头就跑……那次被吓致使我大病了近月余。

    寺里的这次被吓，虽说心灵中多年留下了阴影。但这儿的美景，实是美得无可伦比。这里的喇嘛大小不下一百人，还不算在静坐堂里静坐的喇嘛在内，大喇嘛和小喇嘛各成院落，每个院落都栽满了茶花、十里香、杜鹃、梅花、桂花等类的花草树木，能一年四季交替着送香味给禅院。饮用的水从高山上涧溪里引来，用松木挖就的水槽引到直接用的如石缸、灶等地方，不用水时只需将水槽翻个底朝天，用水时将槽翻正，水就会源源不断地流下。水清味甘，清爽凛冽，即使夏天有人来游玩，爬坡走得满头满身都是汗，热不可当时，只要能喝上这儿清冽的一口凉水，就会觉得爽凉透骨，刚才的疲劳不知跑到那儿去了。

    这里的大喇嘛原来是处居活佛，在数年前（约1939年前后）圆寂，其转世活佛由西藏主寺卜定后的接班活佛，大约是位父亲，舍不得心爱的儿子，去受一辈子孤独，而没来上任，所以这独尊之位仍然空着，一切教中事务，均由寺中的“克母”和“倡俊”（寺中管理日常事务僧首）主管。我们住宿的僧房主人称“大登”，大约是主管寺中经济的“倡俊”。他态度和蔼可亲，随时笑脸迎人，在我印象里，始终是个神仙般的人物。这儿终日寂静，除了白天间或来朝佛逛庙人的片时嘈杂外，整日整夜终是寺僧们的早功晚课时的钟磬声、念经声，山鸟的应和声和松声泉韵相伴，真成了名不虚传的人间仙境了。

    祭火神

    那年冬天里的一个深夜，不知是怎么起的火，半夜里突然听得“救火、救火”的呼声，一骨碌赶紧爬起来一看，只见在四方街一带，大火映红了半边天，“哔钹！哔钹！”的大火爆炸声隐隐可闻，这场火直烧了近两个小时，由四方街的西南向数户铺面，一直延伸到现云阁；当时的现云阁是丽江经济繁荣区之一，共烧了近百户人家，其损失应当说是难以估量的，但这灾难对一个刚满十岁稍零的孩提印象而言，不几时也就丢在脑后去了。

    1942年春节刚过，按当时的规定，好像春节过节只是五天，每年的初五一过，就会随处见到张贴着布告，什么“年已破五，禁止赌博”的字样，似乎当时在春节期间，是特许老百姓赌博的，尽管这仅是装面子以遮人耳目罢了。

    约在初十前后，只见四方街整个都搭满了布棚，里面用各种红、黄、绿等颜色的色线，扎成了各种花饰装束一新。地下铺满了青绿色的松毛，在正中央的一间里，搭上了个像平常人家楼上佛台般近似的台子，台中央安了一尊极为奇怪的菩萨，据说那是火神老爷，那火神爷全身金盔金甲，红脸红须，眼如铜铃，舌如赤炭，真像是一团正在燃烧的烈火，望之令人生畏。大概就是什么“祝融”和“关伯”之类的人物了吧！如果是胆小些的孩子是不敢单独去见这样的恶菩萨的。接着便是和尚和喇嘛们吹吹打打及念“消灭经”等的佛事活动，整七日七夜，真闹个没完没了，第六天是最热闹的一天，由几个小青年扮成“四大元帅”，什么赵元帅、马元帅，又是什么“四大天王”，大概也就是封神榜里的牟里青、牟里红、牟里寿、牟里发等人物吧，他们穿戴的服装，完全像戏台上唱戏者们的装束和脸谱，从早上八时起，先是由和尚喇嘛们声嘶力竭的一通诵过经后，有几个人对那红胡子神行过跪拜礼，徐徐把他抬起，并抬上了早已准备就绪的彩轿上，大概是经过了连日来的念经和谢佛活动，似乎已将累降火劫给人间以灾难的掌管菩萨给软化了。所以今天将送这位火神爷，回到原来住处或是天上去了。先抬出一个纸扎的身高八尺的“开路王”准备引路，随后便是僧众、喇嘛、“四大元帅”、“四大天王”等顺序排好队列，三声震耳欲聋的铁炮响过，突然不知由何处跑出个身着戏装黑服，披头散发的“地脚子”，在最前面开始起步跑动，“地脚子”大概也是“鬼使”一类的下等人物吧，先跑在“开路王”的前边，然后才是循序渐进，路线依次为义尚、义顺、义和、义勇、义象、义正（六坛)。队列两旁挤满了成千上万的观众，一直闹到下午，结果不知偌大的一个队列，将“火神”安置到了何处，抑是烧化了呢？我也没去问，到了第七天，仅是道场作完，收拾收拾残局了事。

    童年的记忆

    牛相奎

    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已经渐渐淡忘，但童年的印象——那生我养我的古城，那幽深的小巷，那哺育我的玉河水，那被马蹄磨得锃亮的五花石板路，那玉河上一座座古老的木板桥和石拱桥……幼年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以及那些人和事，就像一幅幅五彩斑斓的图画，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

    萃文村

    双石桥下，玉水分流，三条玉带似的小河分道而行，穿街过巷，一路欢歌，使瓦屋鳞次栉比的古城，处处小桥流水，绿荫垂杨。西河，纳西语叫“坞白大河”，因其最先经过“坞白”而得名。“坞白”，纳西语意为靠坡的地方，是一个既有安谧宁静的小巷，又有繁华热闹的街市的村落，汉名叫萃文村。这里依山傍水，背风向阳，是最宜人居的地方。“坞白”之名，一看村背后的狮子山，自然就明白它的含意。而“萃文”之名，不知出自何典，这让我们几个喜欢追根问底的孩子们苦苦思索。后来老师告诉我们说：“萃文是文人荟萃的意思，想必过去村里出过一些文人吧！”因为老师不是本村人，究竟出过哪些文人，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好在村里有几位老人，他们小通文墨，喜欢谈古论今，早上就去狮子山散步、晒太阳，吃过晚饭就坐在四方街铺子前聊天。邻近的串底坞村、阿溢灿村的老人们也会过来聚在一起。似乎老人们每天都有新话题可以聊，他们每个人都是古城的一本活字典，记得古城古往今来的大事，知道村子里各家各户的历史，也可以从他们那里打听到许多小道消息。据老人们说，萃文村之名起自丽江改土归流之后。

    雍正元年丽江改流到清朝末年的180年间，“坞白”出了好多文人学士，最有名的是道光年间考取进士的王春藻，科贡坊巷的“一门三举”，咸、同年间着名诗人杨品硕，光绪己丑科“松、竹、梅、兰”四举中的和庚吉（松樵）、王成章（竹淇）也是萃文村人，和庚吉还中了进士。坞白是人杰地灵的宝地，是文化荟萃之地。

    就因为这个缘故，古人就取村名为“萃文”。不只如此，村子背后的狮子山上，还有好几座与“文”字相关的寺庙建筑。文昌宫里塑着道教神只文昌帝君神像，这里是清代文人应试会考的场所，新年正月初六是道教节日，要在这里念诵大洞仙经，演奏洞经音乐。位于狮子山北端的净莲寺，本系内地佛教寺院，亦称上皈依堂，还有一座叫下皈依堂的寺院在狮子山西南麓木府附近，清宣统二年（1910年）即开办了小学——萃文小学，为丽江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净莲寺因其风景优美而成为当地文人聚会之地。清道光年间，纳西族诗僧妙明在寺内建了一座木楼，因其正对北方，可览雪山美景，故名“嵌雪楼”。嵌雪楼是历代丽江文人聚会吟诗之处，留下了许多着名的诗篇。接风楼位于黄山垭口上，地处丽江与外地交往的交通咽喉。过去，凡从西面进入丽江古城，都必须经过此地。接风楼是当年官家迎接贵宾、设宴洗尘的地方。其下黄山街，纳西语叫“坞古”，五花石板路，一直通向狮子山坳口，古道两旁商铺民居高低错落，此即古之“天生寨”。

    历史上黄山街与萃文村同属一个村，后来分开了，但两村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凡有重大活动，如春节举办龙灯会，耍龙、舞狮、唱滇戏等，都在一起举行，孩子们也经常在一起玩耍。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总觉得黄山街与萃文村同是一个村。那时，接风楼院内也办了一所小学，黄山街的孩子们都去那里上学；而我们则在桃源巷口的萃文小学上学。因为是一个村的，黄山街的小朋友们也常跟我们一起玩耍。据老人们说，萃文小学还曾经办过“萃文女子初级小学”，创办于民国13年（1924年），是丽江较早的一所女子学堂。由于萃文小学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各地前来读书的学生很多。听说方国瑜先生的侄子方宝贤（此时他已去美国留学），幼年时也从文明村来萃文小学读初小。那时，我的同学中有好几个是卖鸡巷、仁和街的。

    时隔六七十年之后，当年在一起游玩的小伙伴们，都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我们搞了个“化”，有桃源巷的，有科贡坊的，有萃文街的，有黄山街的，大家经常在一起聚会，畅叙友情。这时，许多往事——那天真无邪的童年，那些充满快乐的时光，那些满含眼泪和忧伤的岁月，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于是，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念头：把儿时的记忆重新拾回来，趁许多在一起长大的老友们都还健在的时候，把一些往事用文字记录下来。

    桃源巷，纳西语叫“补子阿洛过”，意为有大桃树的巷子。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似乎没有见到种有大桃子树的人家。但听老人们说，从前巷子里有许多空地，好些人家在房前屋后种了许多桃树，结出的桃子又大又甜，十分有名。后来空地上都盖了房子，而有些人家又忌讳在院子里种桃树，因“桃”和“逃”同音。这样，原来的桃树就渐渐砍光了，但“补子阿洛过”这一纳西巷名却一直沿袭下来。

    桃源巷汉名，可能源自纳西巷名。但有桃树也好，没有桃树也好，这条从玉水河边的巷口，沿着石板路缓缓而上的小巷，越往上走，就越能感受到一种进入世外桃源的意境。这里听不到喧嚣，土墙瓦屋，家家院子里都种着花。最顶上的人家，就住在狮子山山腰，爬到山顶那棵叫“义字树”的古柏树前，照大人们的话说不用吸一袋烟的功夫就能走到。狮子山除有郁郁苍苍的古柏林外，还有两棵十分高大的古柏树，因树形似繁体汉字“义”字和“学”字，人们叫它“义字树”和“学字树”，义字树在中段山脊，学字树在文昌宫下面。风和日丽，附近的老人们都喜欢爬狮子山，一块儿坐在古柏树下，一边看风景，一边聊天，惬意极了。

    狮子山是大人们休闲的好去处，更是孩子们的乐园。西风乍起，北雁南飞的时节，是放风筝的好时光。那时学校放寒假，无论天晴天阴，山冈上已站满了放风筝的孩子们，丁字风筝、长蛇风筝、月亮风筝，八角风筝，风筝上还涂上颜色，月亮是红红的，八角风筝绘上八卦，还拴上“弓呜”（用竹片作弓身，抽出瓜藤心薄片作弓弦，风一吹就发出嗡嗡的响声）。我有个邻居，才比我大两三岁，会自己做各种各样的风筝，他制作的“弓呜”也特别悦耳动听，他还会用杨柳树分泌的树脂胶粘回一只只羽毛美丽、声音动听的菜籽雀。丽江解放前夕，他不幸得了一场大病，因家境贫寒，无钱延医治病，终于被病魔夺去了年幼的生命，留下年迈的母亲和幼小的妹妹。时光已过去六十多年，每当我回想往事，就会想起当年那位心灵手巧的小伙伴。

    狮子山上放风筝，放得高，放得远，你想怎样放就怎样放。我们常常让拴在风筝尾部的小圆石点击自家的屋脊，告诉家里人那是我们几个小孩放的风筝。

    义字树南侧，有一片榆树林，苍郁高大的榆树，树干粗壮，要两三个小孩合抱。放风筝的时节，榆树果已经成熟，只要拿块小石头，就会打下一枝结满榆树果的树枝。那一小颗一小颗黑珍珠似的果子，虽然只有薄薄一层果肉，而且还有些苦涩，但我们都觉得十分好吃。

    榆树林之间，是一片宽阔平坦的草地，草地后面是王新爷（新爷，是当时人们对举人的尊称）家。在我们孩子们的印象中，王新爷与和进士是村子里最受人尊敬也最有学问的两位大文人。从榆树林往下走百余步，便是和进士家花园的后门，小门门楣上有一块叫“退园”的匾额。据老人们说，王新爷名成章，号竹淇；和进士名庚吉，号松樵。清光绪年间，丽江四位学子同时中举，时称“松、竹、梅、兰”四举。和庚吉与王成章是同村挚友，也是同科举人，和庚吉还中了进士。

    那时，王新爷已经故世，和进士还健在，这是一位精神矍铄、皓首长髯的老人，有几次，我看见他一个人拄着拐杖在狮子山散步。

    我有个堂姐嫁到王新爷家，小时候我经常到堂姐家玩耍。她家的大门在黄山街，往上走几步便是接风楼。我们却喜欢走捷径，从桃源巷往上走，穿过榆树林，就到王新爷家后门。此时，王新爷过世已经十多年，他只有一个女儿，也早已打发出去。王新爷留下了大量书籍，还有几十卷手稿，是他在世时亲手编订成册。

    据说王新爷17岁考取秀才，28岁中举，历任禄劝、永仁等县教谕。他在外任职十余年间，一直致力于扩充书院、筹集教育经费、整顿乡塾。1905年辞职回乡，在家设帐授课，因他学富品高，拜师求学者颇多。1909年任丽江学务总董，总理全县教育行政。他努力推广各乡初级小学，重点培植县立高等小学，整顿招生、毕业等新学制。1911年任丽江府督学，指导府内各县办学，推广新课程，推行新学制。1919年，任丽江劝学所长，仍主管全县教育。他在主管教育及授课教学之余，勤读各类书籍，广泛阅览，并不惜重金多方购置图书，其藏书之多在丽江颇有名气。纳西族同辈诗人张恺（字乐轩，秀才，十多岁时，即以才学优异着名）曾有诗赠曰：“坐拥书城高百雉，买山何必贮金钱。”据老人们说，北平法政大学毕业的纳西族着名教育家和志钧、和志坚两兄弟，早年曾受业于王新爷门下；北平大学文学学士、着名作家李寒谷在丽江中学读书期间，每逢假期就到王新爷家读私塾，攻读经史，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王新爷逝世后，其侄儿们将他的全部手稿和图书用大铜锁锁在几口大柜子里，不让一册流失。20世纪80年代，我参与《纳西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时，才知道由他后人们精心珍藏的全部遗稿和书籍，已在“文革”十年动乱中被洗劫一空。

    学字树上边是文昌宫，兴建于明代，由改流后第一任流官知府杨馝迁建。据说大殿神龛上塑着文昌帝君塑像，到我记事时，文昌宫内驻扎着自卫队，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卫兵守卫，所以我没有进去过里面。听说过去谈经班常在文昌宫演奏古乐，驻扎团兵后，文昌宫再也听不到悠扬的乐音了。好在驻扎在文昌宫的是地方自卫队，官兵都是丽江人，不像保安团那样扰民，还为地方做了件好事——在文昌宫下、学字树周围，栽花植树，修建花坛，建了个黄山公园，成为附近村民休闲的好去处。文昌宫下北侧，有一块大草坪，是踢足球的好场地。上小学以后，我们用破布、破袜子和棉毛线绕成圆球，放学后就到黄山公园踢，我们叫“抛球此”。20世纪40年代，丽江出了好多足球明星，其中有两位最着名的球星叫姚文和、牛兆龙，姚文和是我们萃文村人，据说他们小时候也和我们一样十分喜欢“抛球此”。记得大草坪下有许多叫“鹦鹉树”的树子，那橘红色的花朵如像一只只美丽的鹦鹉，我们用线穿起来挂在身上互相炫耀。这也是我们孩子们的一种乐趣。

    文昌宫旁边，有一户姓吕的人家，靠种周围的几块山地为生。村里人喊这家的老人叫“阿贵秀爸”，可能老人有个儿子乳名叫“贵秀”吧。老人一家十分勤劳，山地周围用野蔷薇和荼靡花围成篱笆，还种了许多果树。老人有个孙子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是很要好的朋友，放学后我们常在一起玩“跳方花格”等游戏。阿贵秀爸家与谈经会关系十分密切。那时，谈经会经常在一些大户人家演奏洞经音乐，谈经会每次活动，我同学的一位叔叔必定到场，主要是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会前通知会员，布置神坛等。据说文昌宫在没有驻扎自卫队前，谈经会的钟、鼓及道具等物件是由阿贵秀爸家保管的。由此推测，文昌宫是谈经会演奏活动的主要场所。我父亲不会玩弄乐器，但他也参加谈经会，主要是念诵经文。谈经会大多在大户人家举行，有好几次，父亲带我去参加谈经演奏会。谈经会成员大多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有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还有两个才比我大五六岁的少年，其中有一个是会长江纯的孙子，叫江朝相；另一个是我的家门，叫牛秀益。他的两位祖父都是谈经会成员，老人见孩子有点音乐天赋，就让他们入会学习演奏古乐，好在谈经会几个月才有一次演奏活动，不会影响他们上学读书。还有一个皇经会，也是演奏洞经音乐，成员大多是手工业者，会址设在黑龙潭玉皇阁。我们村子里有好几个参加皇经会，其中有一位十分着名的乐师叫杨德闰，他平日在铺子里做裁缝，逢会里活动就去演奏古乐，他尤其擅长横笛，在古城里颇有名气。我还听说文明村有位叫许蕴藻的乐师，以吹笛子闻名，人称“许觱篥”（觱篥，bì lì，古代一种管弦乐器），他既不是谈经会成员，也没有参加皇经会，但只要这两个古乐会有演奏活动，都经常邀请他参加。

    文昌宫往北约二百米，为有名的净莲寺。提起净莲寺，老人们就会讲起建嵌雪楼的诗僧妙明，讲起桑映斗、马子云、杨竹庐等先贤在嵌雪楼聚会吟诗的故事。

    民国初年，这里是“桂香诗社”的社址。我开始记事时，这里是双善小学，双石桥附近玉河东、西两边的串底坞村的小孩们在这里上学。那时，从双石桥到净莲寺，要经过一条沿狮子山北端石壁修筑的石板路，叫“二十栏杆”，一级级的台阶蜿蜒而上，直达净莲寺前，十分险峻。纳西族诗人杨菊生有诗曰：

    二十栏杆在上头，玉河如带水分流。

    桥边剩有碑三尺，不朽诗人马雪楼。

    玉河西面的串底坞和萃文街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界线，一条由北向南的五花石板路，已被千百年南来北往的马蹄磨得锃亮。石板路两旁，瓦屋鳞次栉比，商铺民居一幢挨着一幢。这里是从北面进入古城的要衢，白沙、束河等地的农民都要经过这里到四方街进行交易，人们总要在这里歇歇脚，买碗放上几粒油煎黄豆、两块油煎猪皮的面条，或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粑粑买碗凉粉吃。在当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已经是一顿十分丰盛、可口的午餐了。因此萃文街是面馆和凉粉摊最多的地方，而且有许多面馆以经济实惠、味道可口而出名，如“阿荣昌妈”、“阿益米妈”等，以面馆主人的名字而呼其店名。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位在阿益米妈家帮忙的潘金美（纳西语：大姑娘），每天中午她都会拿托盘端着面碗到街上卖，我们坐在堂嫂的铺子里就可以吃到放着油煎黄豆、油煎猪皮的面条。当然，萃文街也并非全是面馆、凉粉摊，水楼下四方街口也有两家比较高档的餐馆，其中一家因炒“公保鸡”而闻名。还有一家牛肉馆，店主是回族，姓沙，据说到丽江已经有好几代了，他们一家老小都讲纳西话，成了地道的丽江人。还有纸火铺，卖香油、盐巴的铺子，茶馆、裁缝铺等。到4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一家西医诊所。

    我有位堂嫂也开了一家铺子，她主要卖各种各样竹编的篮子，据说她是承袭了堂大伯“益希爸”卖竹编篮子的生意，做这生意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堂嫂也兼营茶叶、藏香、氆氆等。堂嫂的生意十分红火，特别是驮茶叶的方形篮子，还有驮盐巴的半椭圆形的篮子，那些跑藏区的客商们一买就是几十对。每隔三五天，束河“巴肯卓村”编篮子的人家就会将成百上千的篮子送过来，进的多，卖的也多，生意十分兴隆。

    黄山街口、卖鸭蛋桥西侧，有一杨大妈家，除酝白酒外还做窨酒，规模虽然不大，但在古城里还是有点名气。平日杨大妈在大门口摆了一张小方桌，几个小方凳，供前来饮酒的人品酒聊天。记得有个叫顾彼得的洋人，每天下午四五点都要坐在杨大妈的小桌前，一边喝窨酒，一边用纳西话跟过路的人打招呼。直到太阳偏西，他才起身离座，拄着拐杖，一步一步登上被马蹄磨得锃亮的黄山街石板路，返回他位于狮子山西麓的贺多噶村（金甲村）的住地，天天如此，风雨无阻。

    在我的记忆里，顾彼得是一个秃顶、戴金边眼镜的快活小老头。看他的穿着和悠闲自在、无所事事的样子，心想这个叫顾彼得的洋人一定是个大富翁吧！后来才知道，其实他只是个靠薪金生活的办事人员，受重庆“工合”组织的派遣，到丽江组织民间工业合作社，跑这家，跑那家，为扶持地方小手工业奔忙着。时隔六十余年，今天读顾彼得先生的遗作《被遗忘的王国》，在他笔下所描写的丽江景物和人情世故，依然感到十分亲切和真实，不由使我想起童年的岁月，想起20世纪40年代丽江古城的许多往事。

    玉河萃文段是木桥、石桥最集中的河段。从双石桥到黄山街口卖鸭蛋桥约五六百米的河面上，总共有15座栗木桥和2座石拱桥；卖豌豆桥南北两头各有一排水楼。因地处四方街口，这里是整条街最热闹的地方。我堂嫂的铺子就在卖豌豆桥迤北、水楼的西面。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四方街发生过一次火灾，一夜之间将卖鸭蛋桥一带的数十幢民居铺面化成一片火灰。这次火灾也殃及有着百余年历史的科贡坊。科贡坊是丽江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是丽江文化灿烂辉煌的一个缩影。科贡坊虽然不大，却很有名气。科贡坊巷，纳西语叫“牌坊过”，意为有牌坊的巷子，位于四方街西面，正对卖豌豆桥。科贡坊十几户人家，在清代中晚期百来年间，先后出了两位进士、好几位举人和拔贡。清嘉庆六年，巷里的杨兆兰、杨兆荣两兄弟，一个中了举人，一个考上了拔贡，道光十七年，杨兆荣的儿子杨硕臣又中了举人，人们就称之为“一门三举”。还有更大的一桩喜事，给巷里增辉添彩。道光九年，巷里的学子王春藻中了进士，成为继龚勃之后的丽江第二位进士。为此，官府在巷口建了一座两层楼牌坊，取巷名为“科贡坊”。光绪十八年，科贡坊巷的和庚吉也考中了进士，成为丽江历史上的第七位进士。科贡坊火灾后，因走茶马古道致富的萃文村富商牛文伯（系和庚吉外甥），捐资将科贡坊改建为三层门楼，他同时受舅父的影响，在省立中学附小的基础上，创办了文伯小学。

    科贡坊巷之得名，与进士王春藻分不开。据说，王春藻字碧泉，家住狮子山麓萃文村（据考：那时科贡坊巷与桃源巷一样可通狮子山，也与黄山街相连，王家原住在科贡坊巷顶处）。他早年常去净莲寺读书，考中进士后一直在外地做官。

    净莲寺诗僧妙明到外地云游时，专程到湖南永定看望在此任县令的王春藻。后来得知王进士病故于湖南任上，十分悲痛，写了一首《挽王碧泉明府》，以悼念这位早年曾鼓励、帮助过他的丽江纳西族进士。诗中写道：

    福得山林曾痛饮，潇洒风月共清谈。

    古来未有回头水，万里魂销意不甘。

    王进士为官清正廉洁，鞠躬尽瘁，辛劳成疾，病殁于湖南任上。他两袖清风，没有财产留给家人，他的后人们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那时，我知道王进士还有两家后人，一家住在科贡坊巷，他家有位叫阿闰的大妈在豌豆桥边卖凉粉，她做的鸡豆凉粉十分有名；还有一家住在萃文街，做土杂生意。

    说到萃文村的文人，老人们常会讲起清咸、同年间纳西族着名诗人杨品硕，说杨老夫子字大田，是位贡生，他学识渊博，才气过人，是一位正道直行，不计世俗毁誉的文人。他中年因避乱居处不定，时常流离在外，妻病死，老亲在堂，儿女尚幼，生活上遭到不少困难，曾亲自盘菜园种菜营生。后来，又在家设“易安馆”教学，丽冮科贡之士，多出其门下。他诗名特着，留下了数千首诗。杨老夫子还有一家后人，住在萃文街玉河边，他家有两兄弟，从事手工业，为人忠厚、勤劳。据说，杨老夫子虽然没有留下什么资产，但留下一部他亲手编订、缮写的手稿，叫《雪山樵吟》，这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科贡坊最高处是和进士家，大门门楣正中嵌着“赐进士第”匾额。其后花园，即退园，是和进士的书斋。记得四五岁时，我跟随父亲去拜望和进士老爷。和进士是我堂大哥的舅父，我要喊他舅舅，但我才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对这位年高德韶的耄耋老人，我也学着年纪比我大的几个侄儿喊他舅老。此时他已是八旬高龄，银须白发，但精神矍铄，和蔼可亲，热情健谈。他在花园书斋里接见了我们父子俩。这是一大间宽敞明亮的厢房，一张几案，几把靠椅，几案上文房四宝，一排排书架上陈列着线装书，整洁朴素，别无其他古玩摆设。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么多的书。

    据说这位前清进士，国学功底深厚，诗文出众，他撰写的许多楹联和诗文，脍炙人口，为时人传诵。那时我知道和进士写的一副楹联是悬挂在龙神祠得月楼廊柱上，因为我还不认识多少字，是大人们讲给我的。

    联曰：

    丞相祠边，子云亭下，只遗古意茫茫！欣故里依然，胜迹辉流丹阁影。

    屏开雪岭，镜拂晴波，不尽余情缕缕！问何时归去，凭栏醉饮绿杨春？

    大人们还说，那是和进士在四川做官时，听到重修丽江黑龙潭，便欣然命笔，写了这副楹联寄回家乡，以表达对家乡的关切和热爱之情。

    那次拜访以后，在我童稚的心灵里，产生了一种既崇敬又好奇的心情，我常跟老人们询问和进士的一些事迹，想对他的生平和为人有更多的了解。

    据说，和进士深居简出，直到晚年仍手不释卷，他熟读经史，也经常看报，还阅读一些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书刊。他身居退园，不参与政事，但他了解国内外大事，也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纪律严密，为老百姓谋福利的队伍。1936年农历四月，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丽江时，和进士激烈主张动员群众欢迎红军，并告诉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他虽然没有亲自前往迎接红军，但丽江的许多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手舞彩旗，到玉龙锁脉欢迎红军。红军在丽江期间，人心稳定，还涌现出许多丽江人民主动帮助红军、支援红军的感人事迹。老人们还告诉我说，红军在古城期间，贺龙将军的指挥部就设在科贡坊巷和进士家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获得翻身解放的丽江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庆盛大的节日。萃文村的村民们在四方街科贡坊前的卖豌豆桥上，用青松枝搭起一座欢庆的牌坊。此时，和进士已85岁高龄，但仍耳聪目明，精柛矍铄，他满腔热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讴歌新中国的诞生。那时，我已考上丽江解放后的“丽江人民中学”，已经是一名中学生了。至今我还记得村民们搭牌坊的情景，也还记得和进士撰写的那副对联。

    联曰：

    创前古未有的新中华，英雄时世；

    扩养生大同于遥远邑，衽席苍黎。

    和庚吉进士于1950年逝世，享年86岁，出殡那天，卖豌豆桥两旁站满了前来送灵的人。

    玉河（上）

    玉河在古籍中的记载，最早见于《徐霞客游记》。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二十五日，旅行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徐霞客应丽江土知府木增之邀，在纳西族通事（翻译）的一路陪同下，由云南佛教圣地鸡足山抵达丽江古城。是晚，他坐在位于玉河畔万字桥附近通事家的小楼上书写日记，翔实记述了丽江的概貌、古城水系、民居建筑及沿途所见所闻，赞叹木氏府署“宫室之丽，拟于王者”。他写道：“……盖象鼻之水，土人名为玉河曰。河之西有小山兀立，与象眠南尽处，夹溪中峙。其后即为北坞，小山当坞，若中门之标，前临横壑，象鼻之水夹其东。

    中海之流经其西，后倚雪山，前拱文笔，而是山中处独小，郡暑踞其南，东向临玉河（丽冮诸宅多东向，以受木气也），后幕山顶而上，所谓黄峰也，俗又称为天生寨，木氏居此二千载，宫室之丽，拟于王者。”

    之后，在丽江纳西族文人中，不断涌现出吟咏玉河的优美诗篇。清末纳西族诗人杨菊生在《丽江杂述》中写道：

    负郭龙王庙，清流出玉河。

    田畴资灌溉，风月任婆娑。

    龙王庙又名龙神祠，位于古城北二里象山西麓，四周林木葱茏，鸟语花香，山岩石罅之间，流泉汩汩淙淙，汇潴成潭，潭水清如玉液，澄澈见底，故名玉泉，亦称玉水龙潭。

    龙王庙风景如画，山光水色，楼台亭阁，交相辉映，历代丽江文人为之讴歌吟咏，留下许多佳作名篇。着名回族诗人马子云《玉泉杂咏》、纳西族散文家杨昌《梦游玉泉记》等文章诗篇，脍炙人口，至今为人们传诵。

    幼时，我曾跟着家人来龙王庙烧香、喂鱼。龙王庙分南北两院，北院大殿塑着水神龙王老爷神像，南院是北岳殿，供奉着纳西族的保护神阿普三多。到龙王神烧香，要备办两份香火，还要带一些鱼食，一是祭拜水神龙王，二是祭拜北岳大帝——阿普三多，三是到龙潭里喂鱼。人们在龙潭里放生、喂鱼，认为是对赐予人类各种物质财富（阳光雨露、山林土地等）的大自然的回报。玉水龙潭像一面偌大的明镜，鱼儿在龙潭中游去游来，只要你丢下几粒鱼食，就会有一大群一大群的鱼围拢过来，活蹦乱跳，争抢鱼食，一尾尾尺把长的细鳞鱼跃出水面，银白色的鱼鳞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大人们说，我们每天喝的是从龙潭里流来的玉河水，如果不爱护水源、爱护龙潭，家家户户的水缸里就不会再有洁净的泉水。家人们一番蕴含深意的话语，至今仍深深印在脑海里。

    龙潭水，纳西语叫“古龙吉”，意为像玉一样晶莹、洁净的水。还有一种说法，“古龙吉”即九龙水，因龙潭水从九孔桥流出，形成九道瀑布，如九龙飞舞，故称古龙吉。古龙吉水冬暖夏凉，清凉甘甜。象山西北麓象鼻附近，也有叫清溪水的泉水涌流，亦称白玉溪，纳西语叫“色米吉”，意为石榴水。色米吉水性凛冽，洁净清凉，色米吉流经的地方，种出的蔬菜特别鲜嫩。

    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有好几次老师带领学生们到龙王庙做早操。那时，丽江的冬天似乎特别冷，许多人家为了不让孩子手指受冻，家人们在临睡前将一枚鸡蛋大小的鹅卵石焐在火盆里，第二天起床时，将石头从热炭灰中取出，用布包好，叫孩子上学时用手掌焐着取暖。到龙王庙时，太阳已经照在戏台上。经过很长的一阵小跑步，身上热腾腾的，再也用不着那布包着的石头取暖。带着学生们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老师自然不会放过这机会给学生们灌输一些知识，讲讲龙王庙的风景名胜、文物古迹，如龙神祠门楼上“天光云影”四个大字，得月楼廊柱上和进士撰写的楹联，等等。那时，我们还不理解这些匾额、楹联的含义，但知道那是我们丽江的珍贵文化遗产。

    我们长到七八岁，就不再需要大人做伴了，学校放假的日子，我们经常邀约几个小伙伴到龙王庙游玩。我们还爬到叫“象脑”的象山最高处，站在山顶，可以看见远处的村落、田野，还隐隐约约看见狮子山下自家的房屋。

    龙王庙北侧，有许多奇形怪状的岩石。听大人们说，相传远古时有一巨龙长眠于此，历经千年万载，一节节的龙骨都变成了石头。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从前龙王庙有个住持和尚，每天烧香敬神，晨钟暮鼓，从不懈怠，十分虔诚。

    住持和尚一边持香跪拜，一边祷告说：“龙王老爷呵，请看在我对您的忠心和虔诚，让我看一看您的真身吧！”有一天，天刚蒙蒙亮，住持和尚开了庙门出来挑水，霎时眼前一片红光，一条五彩斑斓的巨龙从龙潭中腾空而起……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住持和尚昏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来。从此，龙王老爷不在人间现身，再也没有人见过龙王老爷的真容。不知道这故事是真是假，但总觉得跟我们后来学过的成语故事《叶公好龙》十分相似。我们幼时，龙王庙已没有和尚住持，看管寺庙的是一位叫阿三叔的老人和他的儿孙，这家人平时打扫寺庙，栽花植树，看护龙潭外，还卖点茶水、糖果，供游人赏花品茗。

    岩石丛中，有无数泉眼，泉水从石缝中汩汩冒涌。其中有一泉眼，径约半尺，喷涌的泉水发出咕咚咕咚的响声。许多来龙王庙烧香、游玩的人，都喜欢舀一壶这里的泉水带回家。龙潭附近，处处可见清泉涌流，有的从地底汩汩冒涌，有的从山岩石缝间流出。清乾隆年间丽江知府孔继炘有诗曰：

    几围绿树象山阴，中有龙宫倚碧岑。

    乳窦穿林来百尺，雪花携雨落千寻。

    龙王庙周围，千年的古栗树（高山栲）郁郁苍苍，那粗大的树干要几个小孩合抱。秋冬时节，树下落满了带着刺壳的栗树果，纳西语叫“知”。每次去龙王庙，大人们都要告诫孩子们不得采摘花木，不准打鸟取鱼，但掉在树下的栗树果是允许孩子们捡食的。大家都捡得很多，但舍不得吃，剥开刺壳，脱下戴在头上的帽子，将一捧捧圆溜溜的栗树果装好带回家。

    去时走大路，回来走小路。龙潭水从九孔桥九个孔中哗哗流下，形成一条湍急的大河，河西岸是宽阔的平地，这里是三月龙王会物资交流会场。河水从锁翠桥奔流直下，涌起数丈高的瀑布，气势如虹，十分壮观。桥上有一副古人写的对联，以形容龙潭水滚滚南流的气势。联曰：“惊涛撼澍飞晴雪，未雨垂虹卧曲波。”

    玉河上游，古名桃李溪。溪两岸绿树成荫，果木成林，还有一畦畦的菜地和农田。开春时节，桃李灿开其间，红者如霞，白者如雪，映照得满河五彩缤纷，姹紫嫣红。锁翠桥东侧，有一小水闸，泉水从闸口流出，沿着山谷缓缓流淌，穿过林间草地，流过开满荼蘼和蔷薇的河堤，蝉在枝头鸣叫，鱼在水中悠游，还有几篷翠竹，在清风中摇曳。小溪上有座小木桥，木桥下有座水磨坊，磨坊里还有一架吱吱转动的水车，附近农家和城里的居民常来这里磨面、舂米。溪边有一条小路，一头通往龙王庙，一头连着古城。一百多年前，回族诗人马子云从双石桥畔的家屋出来，常常沿着这条名叫“落花溪”的小河信步吟哦，还写了一首题为《落花溪》的诗：

    散步落花溪，风来竹相击。

    微云渡浅流，复上青岩壁。

    玉河（下）

    双石桥是玉河分流处，也是从北面进入入丽江古城的交通咽喉要道，驮着茶叶的马帮从这里启程，远赴西藏拉萨，有的直达印度加尔各答。双石桥有东、西两座石桥。西桥是一座宏伟的双孔石拱桥，西河、中河从桥下分流。东桥为石板桥，桥下方又有一桥状的石槽，横架在东河上，这里人称“水上有桥，桥上有水”。石槽连接中河，夏天下大雨的时候，从北门坡下来的洪水直接排入中河。因中河落差大，水流湍急，洪水带来的泥沙很快被急流冲走，雨过天晴，中河又呈现出往日的晶莹澄澈。东河迤北百米处，人称“大闸”，是玉河上游河水最深，河道最宽的地方，亦是玉河中、西两河与东河的分流处。因东河地势较高，故在分流处有一水闸，用来调节水位，让一部分玉河水流入东河。在古城三条河中，东河水流最为平缓，给人以波平如镜的感觉。玉河东、西两边串底坞村的孩子们，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这里经过。马子云是丽江着名回族诗人，名之龙，字子云，号雪楼，家住古城双石桥畔。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过他的许多故事：马子云幼时家境贫寒，但他勤奋好学，孝敬父母。马子云家前面，有一大片菜园，种菜的是附近几家住户，他母亲也种了一块菜地，每天马子云都要早早起来，帮母亲把蔬菜挑到集市上出售，然后才回家读书写字。马子云双石桥畔的家屋，有一座小楼，正对玉龙雪山，故取名“雪楼”，以取雪山高洁之意。他一生寄情山水，一支铁笛，一根竹杖，伴随他无数次攀登玉龙雪峰，留下《游雪山》、《玉龙山白云歌》、《白云再歌》等佳作名篇，堪称雪山诗中的绝唱。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马子云病逝于丽江。云贵总督林则徐、迤西道王发越、学使吴存义，以诗人表其墓道。马子云墓，在其故居东北象山之麓，吴存义题墓联曰：“得古佛言外义，是高士传中人”。

    诗人和柏香也有一首描写双石桥景物的诗，极富画意诗情：

    双石桥边垂柳绿，月明春水夜光流。

    不知麦笛吹何处，摇落一声人断肠。

    双石桥下，玉水分流，三条玉带似的小河分道而行。西河，纳西语叫坞白大河，中河叫阿溢灿大河，东河叫窖肯大河，各自以其流经的一个主要纳西语地名而呼其河。其实每条河都流经古城的许多大街小巷，仅坞白大河，它流经河西的串底坞、坞白、见洛阁、知市洛、当市洛、关当阁、蒙空、吉沙沙、巴坞等众多村落和街巷。无论是西河，还是中河、东河，谁也无法沿着河床走到她的尽头，她们时隐时现，就像俏皮的小孩跟人们玩捉迷藏游戏。譬如坞白大河，我们顺着河走到卖鸭蛋桥，就被两旁临河而建的房屋挡住了去路，再也无法前行。绕行了一阵，俏皮的玉河水又在见洛阁露出头来，不一会儿，又消失在深巷之中。我们穿街过巷，走了好些地方，终于又在当市洛看见了玉河的身影，她悠悠流淌着，依然是那么清亮澄流澈。这里有很长的一段路，可以沿着被马蹄和行人磨得锃亮的五花石板路，叫玉河水一路陪伴我们前行，来到通往官院的当市洛巷口，河水又分流成两股：一往西，又转南，从木氏府署前马鞍桥下，一往西，流经蒙空流往古城南郊；一向东，经吉沙沙、巴坞，去灌溉东郊、南郊的田地……中河是在自然河道的基础上，千百年来一代代劳动人民修筑河堤、修整河道、建造桥梁而形成今天的格局。西河是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从白沙迁居大研镇以后开挖的一条重要河道。它充分考虑到古城地形地貌、总体布局、城镇建设、木氏府署和居民生活的需要，或直或曲，穿街过巷，环木氏府署北、东、西三面，在忠义坊附近又分流为两河。东河开挖于清代丽江改土归流以后，与西河一样，充分考虑到古城东北片区广大居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改流后新建府署衙廨、兵营等的用水需要，也充分顾及东郊的灌溉用水，在窖肯石桥梁下，东河又分流为两河，一向东流，一往东南，辐射古城东南大片区域。东、中、西三河的形成，与丽江古城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以饮以汲、以灌以溉的玉河，使古城成为商贸发达、环境优美的最宜人居的地方。如果没有玉河，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丽江古城。

    忠义坊前有座马鞍桥，据说此桥仿照皇城天安门金水桥。到我懂事时，木氏府署已改建为县立高等小学，其西面光碧楼以上，是县立中学。进入忠义坊，就看见一泓明净的池塘，玉河水从府署北面流进池中，又从南面流入玉河。池塘中央，有一小巧玲珑的亭子，人们叫它“一文亭”。传说有一位老妈妈，一生积德行善，她虽然十分贫穷，但有个心愿要建一座小亭，让人们遮风避雨、休憩纳凉。

    不论酷暑严冬，她每天站在路口，向路人乞讨募化，凡愿捐助者，她每次只讨要一文铜钱。几年间，老妈妈已募化到几百串钱，于是她用这些钱建了这座小亭。

    我曾跟随家人或与小伙伴们一起，走过古城的许多村巷，也跟我们萃文村一样，家家户户都饮用玉河水，清晨、傍晚到河里挑水，白天在河里淘米、洗菜。

    而巴坞街一带，玉河水从街子东面流过，被密集的商铺和民居院落挡住，居民不便于去玉河里挑水，因此这里有相距不到百米的两处三眼井，足够片区的居民饮用。三眼井，第一口井饮用，第二口井淘米、洗菜，第三口井用来洗涤衣物。木氏府署光碧楼迤南班满一带，玉河水没有流经那里，但有水源丰富的白马龙潭，还有着名的光碧巷三眼井。

    听老人们说，光绪年间大研六坛村民集资重修玉泉龙王庙，不但在龙潭中央建起远近闻名的得月楼，也使玉水龙潭、玉河水系，以及桥梁涵等建筑物，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时隔四五十年之后，我读初中时的班主任李植元老师，也着文谈及此事。半圆形的玉水龙潭，龙王庙前半圆形的陆地，水为阴，陆为阳，构成一幅阴阳图，得月楼基座呈八卦形，以寓意“阴阳定八卦”。龙潭南边长堤上，有座九孔桥，乃九宫之象征，以寓意“八卦定九宫”。龙潭水从九孔桥奔流而下，玉河水从双石桥下分流，双石桥为两孔石拱桥梁，经大石桥梁，亦为两孔石拱桥，其下万字桥梁、南门桥、玉龙锁脉桥梁，三座桥梁皆为单孔桥，五座石桥共七孔，是为七星，以寓意“九宫挂七星”。两孔桥梁双石桥、大石桥，桥梁边各有两个字纸炉，单孔桥梁万字桥梁、南门桥梁、玉龙锁脉桥梁，桥梁边各有一个字纸炉，加之雪山书院内的字纸炉，共八个字纸炉，是为八斗，以寓意“七星挂八斗”。石拱桥旁的字纸炉，形状像石雕的香炉，顶呈屋顶状。幼年时，我们写过字的纸，即使是巴掌大的一小片，家人们都不让扔掉，凡废弃的字纸，都要收集起来，拿到大石桥旁的字纸炉里焚烧，直到化成灰烬后才能离开。

    古城里，每个村巷有每个村巷的汉名，但仍保留着原来的纳西名字，这些纳西村名、巷名，有的一目了然，有的却很难理解它的含义。我大姐家在吉沙沙（汉名兴文村），她家有几个与我同龄的小孩，还有菜园和许多果树，我常去大姐家玩耍。我曾问过几位老人：这里为哪样叫“吉沙沙”？老人告诉我说：吉沙沙是坞北大河的下游，虽然在忠义坊附近分流成两河，一往东，一往西，因上游河床较宽，水流量大，而吉沙沙一带，河床较窄，且弯子多，忽隐忽现，忽曲忽直，涨水的时候，河水常常漫出河床，故名“吉沙沙”，意为水流充沛，河水漫溢。又如“阿溢灿”，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我觉得“河右边的村落”这一说法较为可信。

    杨柳泛绿的春天，骄阳似火的夏日，我们常赤着双脚在玉河边玩打水枪游戏（将一节竹筒在结节处烙一小孔，再拿一节竹竿在尖端处包上布条，用来抽水排气，这样就做成一只像今天常见的打气筒模样的水枪），看谁的水枪喷出的水柱最高、最远，直到弄得个个都全身淋湿。玉河上的许多石拱桥，桥两边都有石砌的围栏，供过路人歇息。我们玩累了，就坐在卖豌豆桥或四方街东面不远处的大石桥上，一边让暖和的太阳把衣服晒干，一边欣赏南来北往的行人，男的，女的，有的背着竹篮，有的拎着提篼，赶街的，购物的，人人都是步履匆匆，只有我们几个小孩才这么自在悠闲，无拘无束，尽情嬉笑。我们坐在石桥上，透过河畔依依的垂柳，凝望河水流来的远方，玉龙雪山时而白云缭绕，时而璀璨晶莹，时而腰缠云带，那变化万千的云影雪色，常令我们联想翩翩。我们每个人都会讲述从大人们那里听来的故事，有的说纳西族的保护神阿普三多是玉龙雪山的化身，有的说雪山是一位背着十三口宝剑的勇士。虽然都没有见过金沙江，更没有到过虎跳峡，但我们都知道玉龙太子和金沙姑娘的故事。而我却想起多少年前那位只身去玉龙雪山成仙的木老爷，想象着雪山上“仙迹崖”等仙人遗址，心想玉龙雪山深处一定会有仙人居住。为此，我常常一个人冥思苦想，想象着雪山深处那无人知晓的奇花异卉、走兽飞禽和那美丽无比的仙境。那时我还没有见过戴着法冠、摇着扁铃做法事、念诵经文的东巴祭司，也没有从唱谷气调的歌手们那里，听到过《游悲》、《鲁般鲁饶》之类美丽动人的歌谣和传说故事，但也许从那时候起，在我童年的心灵深处，已经孕育着我们后来创作《玉龙第三国》的灵感。

    水楼不远处有座木板桥，桥边有棵老桑树，秋夏之交，桑树上结满大颗大颗紫黑色的桑葚，令孩子们馋涎欲滴，但那是河道两旁树上的果子，谁也没有爬到树上去采摘，任一颗颗熟透的桑葚被清风吹落。我们常坐在木板桥上，一边赤着脚戏弄水花，一边仔细观察河底飘摇的水草丛中有没有鱼儿悠游。玉河里的确有很多的鱼，那是一种叫“面鱼”的细鳞鱼，与龙王庙龙潭里看到的鱼完全一样。

    我们经常从玉河边走过，常会看见几条大小不一的细鳞鱼从眼前游过。听大人们说，这些鱼大都躲在水楼和磨坊底下的洞穴里，白天很少出来活动。在古城里，各村都有几个钓鱼爱好者，每当闲暇，或逢年节庆（端午节、火把节等），就相约着到城附近农村的水塘、沟渠里垂钓，经常是满载而归。鱼篓里装满了巴掌大小的鲫壳鱼，拿回家来一放进水缸里，不一会就又活蹦乱跳起来。玉河里虽然有许多细鳞鱼，但很少有人在河里垂钓。

    记得有位老人，大人们都喊他“桑叔近”（桑家的小叔），古城里的大人小孩都知道他。老人年近花甲，一只脚已经残疾（不知道是他幼时得了小儿麻痹症还是后来受过伤），行动却相当灵活。我常看见他一只手拄着拐杖，一只手拿着鱼竿，腰间系着鱼篓，一个人在水楼附近的玉河里钓鱼。听说“桑叔近”还是一位放鹰高手，每当放鹰季节，他就架着黄鹰，拄着拐杖，领着猎犬，到深山老林里放鹰撵山，而且每次都有收获。一位身体残疾的老人，拖着一条瘸腿，但显得异常乐观。他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没有因为病痛而倒下，虽然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但每一天他都过得十分开心。

    夏日的正午时分，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起到叫“阿溢灿渴”的菜园附近坞白大河里游泳。河东岸是一畦畦的菜地，河西是一座座临河而建的民居院落，走在街上的行人看不见我们这些在河里游泳的孩子们。虽然大人们一再叮嘱孩子们要爱护水源，爱护玉河，但允许我们在中午的这段时间在河里游泳。在古城里，有许多有关爱护玉河的村规民约，这是祖祖辈辈一代代传下来的规矩，虽然没有刻在石碑上，但铭记在每个人的心里。然而每天吃过早饭到太阳落山前，居民们可以在河里淘米，洗菜，洗衣，但绝对禁止往河里扔东西，倒垃圾、污水及各种污物。白天里，木板桥旁，石拱桥畔，不时传来有节奏的捣衣声，河边的青石板也已被妇女们捣衣的棒槌磨得十分光滑。

    玉河水日夜不息地流淌，而且水源十分充沛，加之那时古城里人口也不算十分密集，不会因白天孩子们游泳和居民洗衣、洗菜而污染了河水。等到太阳落山临近黄昏，第二天天刚蒙亮直到太阳升起，家家户户就来玉河里挑水。这时节，坞白大河两旁，从桃源巷口到狮子山腰，从卖鸭蛋桥到黄山街最高处接风楼，从卖豌豆桥到科贡坊巷“赐进士第”门前，条条五花石板路上，只见挑水人来来去去，清亮亮的水珠从桶里溅出，使湿漉漉的石板路就像水洗过一样。

    在我们桃源巷和科贡坊巷，有好几家靠磨小麦做干揽皮为生，也有酿酒、磨小粉、磨豆腐、做鸡豆凉粉的，还有专门磨面粉的人家（将小麦水洗晒干后，再背到水磨房里磨成面粉）。这些人家，不但清晨、傍晚一趟又一趟地来玉河里挑水，白天还要端着一大筲箕一大筲箕的大麦、小麦、大豆、豌豆、鸡豆等到河里洗干净。勤劳、节俭，是纳西族妇女的美德。巷子里，即使不做豆腐、凉粉等活路的人家，也都有一架手磨，平时磨点苞谷、豆子、饲料之类，偶尔也煮一锅鸡豆凉粉，虽然一出大门就到街上，但只要自己家里能做的东西，就很少出去购买。

    那时，我家是巷子里用水量较大的一户人家，母亲在家里又酿酒，又磨小粉（豌豆干粉），还喂了三四口肥猪。姐姐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挑水活全靠她一个人承担。而那时她在县民教馆办的民众班读书，一大早就要去上学，后来又考上县立中学简师班。因此，她只能利用晚饭后天黑前的这段时间，把家里的大缸小缸、大桶小桶挑满。纳西人家喜欢养花，无论院落大小，家家都有很多花卉盆景，浇一遍花水就要好几桶水。每天，家家户户都需要大量的生产生活用水，这些水要一挑一挑地从玉河里挑来。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玉河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古城居民，使下游万顷良田得到灌溉。每年冬腊月，玉河下游受益各村寨的农民就会来清挖河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拿着锄头、撮箕，背着尖底竹篮，把河床里的树枝、瓦片、淤泥清挖干净，使河水变得更加清莹澄澈，畅流无阻，让每一块田地都得到河水的滋润。这期间，玉河东、中、西三河会轮流断水两三天，附近的居民就要去其他两条河里挑水，有的去白马龙潭或阿溢灿水井里挑水。离我家不远的坞白大河河堤下边，阿溢灿菜园附近，有一口十分清亮的水井，平时很少有人去那里挑水，清挖河道期间，这水井就成了附近居民的主要饮用水源。

    玉河水潺潺流淌，日夜不息。白天，杨柳轻拂水面，偶尔有几尾细鳞鱼在水草丛中游来游去，河堤上不时传来有节奏的捣衣声。夜晚，月光洒满银辉，照在水面上，照在石板路上，忙碌了一天的纳西妇女们，又借着如水的月光来玉河里挑水。在我的心里，玉河是一首最动听的歌，是一幅最美丽的图画。但听老人们说，龙潭也曾经干涸过，玉河水也有过断流，经常教育我们要爱护玉河，节约用水，说，如果没有玉河，不但我们这些住在城里的人没有水喝，住在下游的农民也种不出粮食来。因此，要爱护水源，保护山林，不但不能采挖山石树木，还要多植树。我还听说，有一次，国民党护卫营在象山上砍树，老百姓十分愤恨，有人还编了段顺口溜，痛骂那个国民党军官的恶行。

    读丽江先辈文人的诗文，其中有些作品描写了龙潭干涸，玉河断流的景象，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玉河是古城之魂、生命之源的真正含义，也知道当时干旱求雨的一些情况。清末纳西族诗人杨超群在《甲寅玉河水涸》中写道：

    活泼源泉地，如何竟改容。

    石唯形皓皓，水失响淙淙。

    鱼泣依无藻，人愁旱及农。

    何当霖雨至，膏泽万家浓。

    又一位纳西族诗人杨品顾在《丽江竹枝词》中写道：

    玉泉逢旱祷敦敦，丈八柳龙飞舞回。

    文笔峰头见云帽，齐欢雨脚下山来。

    在古代，我国各民族都有逢旱求雨的习俗。这些不同的民风民俗，表达了各族人民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安居乐业的愿望。听老人们说，古城南郊坞岗灿村（今庆云村）有座靴顶寺，寺里有一尊靴顶老爷铜像。过去，每遇旱情，邻近各乡镇的群众都来靴顶寺求雨。大旱之年，还要举行盛大的迎神游乡。

    届时，村里的执事人员一个个头戴柳条帽，抬着靴顶老爷神轿，舞着用柳枝条扎成的长龙，从象山脚下的龙王庙出发，经过古城五花石板铺成的街道，游到狮子山南麓的白马龙潭。一路之上，观者如云，人们提着水桶，拿着铜瓢，将一瓢瓢清水如滂沱大雨般泼洒在柳龙和神轿上，以祈求风调雨顺。这种集庙会于求雨中的民俗活动，好多年才举行一次，因此常常是万人空巷，热闹非常。我没经历过这么盛大的求雨活动，但一年一度的三月龙王会，其办会初衷也是旨在祈愿风调雨顺，活水满潭，玉河长流。

    民俗，是人们在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世代沿袭与承传的习惯性行为模式。在古城里，每到中元节，家家户户都要在玉河里放河灯。河灯，形状像一朵莲花，在纳西人的观念中，莲花是圣洁、吉祥的象征。中元节放河灯，一是送祖，让满河的河灯照亮祖先返回祖源故地的路；二是祈福，祈求平安吉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农历七月十四日的夜晚，玉河两岸，大、小石桥上，已经站满了放河灯、看河灯的人。夜幕降临，明月升起，玉河上漂起一只只河灯，一只接着一只，一串连着一串，清莹澄澈的玉河，顷刻变成一条光芒四射的灯河……放河灯，看河灯，那欢乐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四方街

    丽江古城，元代称大叶场，据说这里是因纳西族先民叶氏族最早居住的地方而得名。唐代曾在狮子山上建有祭坛，叫“普得坛”，以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普得”系纳西语音译，即盛大隆重的祭典。由此说明，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狮子山周围已经有众多纳西族村寨。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丽江纳西族首领阿得率众归顺明朝，明太祖赐阿得姓木，并封为丽江世袭土知府。是年，木得开始在狮子山东麓兴建府署衙廨，将“大叶场”更名为“大研厢”。清代至民国为大研里，乃丽江十二个半里之一，后改为大研镇，是丽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研，即大砚，以取“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之意。明朝丽江第十三代土知府木增有诗曰：

    玉岳千层插碧霄，笔峰高峙共迢遥。

    峰如玉笋霜毫锐，砚是银湖墨浪潮。

    独立风尘随品藻，凭虚星斗贯参廖。

    巨灵欲为开文献，着作重光亘代标。

    丽江地处金沙江“Ν”字形地带，纳西语叫“依古底”，意为江湾之地。大研古城，纳西语叫“公奔依古底”，意为丽江的“公奔”。纳西语一音多义，一词多义，“公”有多种含意，因此“公奔”这一纳西语地名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一、“公”即背、背子、货物；“奔”有两重含义：做、交易；村落。“公奔”可译作背着背子、驮来货物进行交易的地方。二、纳西古语“公”指马，“公奔”可译为马帮云集之地。清乾隆《丽江府志略》载：“大研里……商贾之贩中甸者，必止于此，以便雇脚转运。”纳西族还有一首民间长歌大调《公陆》（赶马调），歌中叙述纳西小伙在家精心喂养马匹，出门赶马去西藏拉萨，翻过雪山草地，渡过大江大河，驮着茶叶去，满载氆氇回的艰辛历程。三、玉河水（公龙吉）穿街过巷，流经全城，且“公”也指玉器、瓷器，因此“公奔”是为玉石一样瑰丽的村镇。这里，且不论上述种种解释孰是孰非，但“公奔”这一纳西地名，至今已经沿袭了千百年，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是茶马古道重镇和重要物资集散地。可以这样说，“公奔”——大研古城，是在集市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古城里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大街小巷，仍没有失去商贸的功能。而大研古城之所以成为丽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特殊的地理条件外，当得益于明代初年纳西族木氏土司从白沙迁居大研古城，大兴土木，在狮子山东麓建造府署衙廨，进而也促进了古城商贸的发展和繁荣。

    四方街，纳西语叫“公奔知鲁古”，“公奔”即丽江古城，“知鲁古”意为街市的中心，在志书中称府城市。乾隆《丽江府志略》载：“府城市，在西门外大研里，湫隘嚣尘，环市列肆，日中为市，名曰坐街。午聚酉散，四乡男妇偕来。商贾之贩中甸者，必止于此，以便雇脚转运。丽女不习纺织，布帛皆资外境。合市所陈稻粱、布帛居其半，余则食物薪蔬，无他淫巧也。日用常物，问世亦稀，惟荞糕麦酒，入市者必醉饱乃归。”

    四方街是古城的商贸中心，也是丽江的商贸中心。四方街为一四方形的广场，位于玉河西、中两河之间，四周商铺林立，市街相连，四通八达。西面卖豌豆桥与萃文街相连，西北面卖鸭蛋桥直通黄山街，南面连接现文街，北面与卖鸡巷相连，东南、东北为热闹的街市仁和街和街尾街。

    四方街这个约二千平方米的集市，一年四季，阴晴雨雪，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进行交易，粮油果蔬，鸡鸭鱼蛋、柴薪木炭，皮毛皮革，衣服鞋帽，日用百货，陶瓷瓦罐，凡所用及，应有尽有。然而这样一个商品云集，五花八门的集市，各个品种都有固定的摊位，井井有条，毫不紊乱。你要买辣子、烟叶就去街东北角的仁和街口；买陶罐瓦盏，可去街西北角玉河下的小水闸旁。卖豌豆桥是卖鸡豆、豌豆和各种豆类的地方，卖鸭蛋桥则以卖鸭蛋而得名。卖鸡巷从巷口往前二三十米，一路上站满了卖鸡的农民。

    卖豌豆桥正对科贡坊，是一座单孔石拱桥，横跨在坞白大河（西河）上，其西是萃文街，东面是四方街。桥宽丈余，西高东低，站在桥上向东了望，四方街一览无余。卖豌豆桥兴建于明代中期，历经四五百年风雨沧桑，人走马行，五花石桥面已变得无比光滑锃亮。桥虽名卖豌豆桥，但桥上不只有卖豌豆的。记得儿时，桥上有两个小摊：一个是凉粉摊，一个是凉宵摊，还卖一种叫“知锅布”的蒸米糕，两家摊主都是科贡坊巷的居民。来赶街的人喜欢坐在桥两边的石护栏上买碗鸡豆凉粉充饥，或买碗凉宵解渴。桥上常见一位老大妈拿着托盘在卖一种用麦芽糖做成的丝糖，纳西语叫“班生肯”，令过路的孩子们馋涎欲滴。

    长大后，读《徐霞客游记》，书中有一段文字，记述徐霞客在丽江访问期间，曾在解脱林为木增校订《云薖淡墨》，并写了一篇文章。木增常命人送来果酒、名点与徐霞客，其中有油煎千层粑粑（酥饼）、麦芽糖做的丝糖（发糖），现将原文抄录于下：“……余以叙稿求进，复令大把事来谢。所馈果酒，有白葡萄、龙眼、荔枝诸贵品，酥饼油线、细若发丝，中缠松子肉为片，甚松脆。发糖白糖为丝，细过于发，千条万缕，合揉为一，以细面拌之，合而不腻。诸奇点。”以上文字说明，早在明代，丽江油煎粑粑、丝糖等作为纳西族传统食品，不但用于招待宾客，也是馈赠亲友的佳品。

    “绍坞起此”是四方街最有特色的摊位，位置在四方西南角卖鸭蛋桥下方，有七八张长方形的桌子，一张桌子就是一个摊位。摆摊的并不一定是束河人，但产品大多来自束河，如牛皮做的鞋子、麻线、羊皮领褂、钉皮鞋的铁钉，还有缝鞋子时给麻线打蜡用的黄蜡。除买东西的人外，每天都会有几个来这里钉鞋钉的人。

    束河缝制的牛皮鞋，纳西语叫“希皮饶”，一般可以穿十来年，鞋底用四五层牛皮做成，钉有数十颗尖铁钉，一两年后铁钉磨平后，就重新钉上尖铁钉，鞋底依旧如新。

    四方街西商铺前面，叫“摆吉赶”，有卖两种货物的摊位，摆摊的都是古城里的妇女，一叫“培起此”——卖麻布的地方，其货源来自丽江边远山区；二叫“妥布起此”——卖棉布的地方，商品主要是本地用铁机织的棉纱布。在古城里，有些妇女结婚后，用出嫁时父母、家人和小伙伴们给的私房钱做资金，开始在四方街摆摊做麻布或土布生意，叫培知紫（摆麻布摊）或妥布知紫（摆土布摊）。纳西族习俗，新娘出嫁前夜，村里一起长大的小姐妹和在外村外地的好友们，都来给新娘饯行，俗称“命贺”。这时，所有前来“命贺”的小姐妹们，都要送给新娘“丹含”（礼钱），未能到场的女伴，也要给新娘带来礼钱。明后天，当又一个小姐妹出嫁时，已经出嫁的也要回来给她“命贺”，送给她如数的礼钱。出嫁前夜，家人和亲戚，也要给新娘礼钱。这是新娘的私房钱，到婆家后，她可以用自己的私房钱，做她喜欢做的一些事情，或纺线织布，或养鸡养猪，或做点小本生意。一些家境比较富俗的人家，姑娘长到十七八岁就开始出来摆摊做生意，即使赚不到钱，但也能从中积累经验，为将来学会一种谋生的手段。因此，在摆麻布、棉布摊的人群中，也有未出嫁的大姑娘。其中有我的一位堂嫂和一位堂姐，那时堂姐还不到20岁，但她已经摆了三四年的麻布摊。摆摊的都是熟人，平时可以相互交流，谈谈心，有事可以互相照应。摊位很简单，只要一高一矮的两张小方凳，高凳用来摆货，矮凳摆摊时自己坐。散集后，把货物用带子捆好背在背上，两只手各拎一张凳子就可以回家了。

    四方街心处有一排撑着布篷的货摊，衣服鞋帽、针头线脑、梳子纽扣，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摊主大多是来丽江做生意的外地人。我有个姓杨的同学，家住在卖鸡巷。他的父亲是四川人，先在四方街摆货摊，年深月久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丽江人。到了我同学一代，都讲纳西话，说自己是纳西族。

    卖豌豆桥与水楼之间有座木板桥，旁边有一小水闸，用来放水冲洗街市。其下方是卖陶器的地方，叫“音起此”。各种各样的陶制品：坛子、罐子、烧锅、碗盏、花盆，应有尽有，这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皿。

    四方街西南面卖鸭蛋桥下方，有两家专门卖竹木用具的商铺，甑子、草锅盖、竹篮、簸箕、篾帽、水桶、木瓢、扫帚等，都是每个家庭日常生活必需的东西。

    旁边还有一家纸火铺，逢年过节，纸火铺的生意十分兴隆。

    四方街东南面靠近现文巷一带，是卖肉的地方，叫“史起此”，十来张长桌摆满了猪肉，卖肉的全是纳西妇女。据说大研镇的屠宰户们，为解脱平日宰杀牲畜之罪，消灾解难，不惜拿出平日用汗水换来的银钱，尽力多做一些善事。每年农历三月十三震青山庙会，屠宰户们花很多银钱，雇人从几十里外背水煮甜酒，沿途送给朝山进香的人们。不论她们是从纳西族东巴教的“还债”意识或佛教的“消灾解难”出发，无偿送水送甜酒给一路艰辛跋涉、登山朝佛的人们，无疑是雪中送炭。

    四方街东北角仁和街口商铺前，叫“酉片起此”，是卖烟叶和阿喜辣子的地方。卖东西的大多是江边人，他们背来货物的同时，也会用葫芦装来一些叫“金蛐蛐”的蟋蟀，每只蟋蟀脊背上有金黄斑点，而且要比坝子里的蟋蟀大。记得儿时，我们用平时舍不得花的零用钱，去买一两只金蛐蛐，然后几个小朋友坐在一起斗蛐蛐。

    四方街还有专门卖草鞋的地方，叫“本梅起此”。由此说明四方街货物品类繁多，但每类商品都有几百年沿袭下来的固定摊位。

    走在四方街上，每天都会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也会见到许多从各处来买东西卖东西的陌生人。在古城里，大人小孩都知道一位叫“大研里”的老人。老人身穿粗布长裳，腰系红腰带，无论阴晴，头上总戴着一顶竹编的斗笠。他手拄拐杖，不断地在街市上来回踱步。据说老人是市场管理员，是义务的，没有一分一厘的报酬。四方街摊铺林立，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但井井有条，商位摊点，各有所归，卖禽蛋的在卖禽蛋的地方，卖蔬菜的在卖蔬菜的地方，不会发生为争抢摊位而吵架的事。这得益于长期形成的习惯，这是一种没有形成文字的集市法规，同时也要感谢这位叫“大研里”的老人。这位没有薪酬、没有委任状的市场管理员，烈日寒天，刮风下雨，每天在四方街巡游，数十年如一日，从不懈怠。短斤少两，以次充好，都躲不过老人敏锐的眼睛。有卖菜的把菜摊摆在石桥上，看见老人走来，就会赶快把菜背回到卖菜的地方。遇到山里来街上卖洋芋、芒菁、荞子的人，老人就会领他到卖洋芋、芒箐的地方。有时候，摆糖果摊的大娘们会抓一把糖果、一把瓜子放进老人的篮子里，但一到村口，老人就会把糖果、瓜子都拿出来分给邻里的孩子们。

    清末纳西族诗人杨菊生在《丽江杂述》中写道：

    玉水环三面，瓦房屯一窝。

    四方街买卖，大半妇人多。

    勤劳的纳西族妇女是家庭的主心骨，不但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还要为全家人的生计奔忙。清末民初，纳西族诗人、教育家和柏香在自传《蜗角先生传》中写道“……妻善贾，日用饮食，皆赖取给。”短短11个字，真实反映了是许多勤劳的纳西族妇女，凭着她们的才干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支撑起一个个家庭。

    在四方街摆摊做生意的大都是妇女，来街上买米买菜的也是妇女，许多纳西妇女从几十里外的农村、山区背来柴薪，背来五谷杂粮和各种农副产品到四方街出售，然后再买回盐巴、茶叶等一些必需品。她们进城前舍不得让背子将衣服磨破，到街子上才换上出门上街穿的衣裳。

    古城里除有许多商户外，大多数居民靠做小本生意和推磨做豆腐、凉粉、干揽皮、磨面等为生，还有不少人从事皮革、纺织、缝纫、打铜、银器等手工业。

    据说，科贡坊前清进士和庚吉，父亲是位裁缝，他幼时一边帮母亲推磨，一边念书背书。纳西族的许多家庭，虽然家境清寒，但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

    古城里有一批“跑城街”（展知经）的小商贩。每逢鹤庆城街子天，商贩们（其中大多是纳西妇女）成群结队，背着篮子，打着火把，连夜走六七十里路，从丽江步行到鹤庆城。此时太阳刚刚升起，街子才将开市，跑城街的商贩们还来不及歇息用餐，就又忙着到街市上采购丽江市场上需要的货物，衣服鞋帽，针织用品等等。日头已经偏西，赶街的人已经散去，商贩们捆扎好采购来的货物，随便在街边的小食店里吃了点饭菜，大伙儿又开始忙着上路了，他们要在第二天早上赶回到丽江，把从鹤庆城街采购来的货物摆在四方街上出售。商贩们为了赚取一点差价，一个月要赶五六趟鹤庆街，背着七八十斤重的货物，在夜间打着火把来回步行一百多里，为了赶时间，还要马不停蹄像竞走一样疾行，其艰辛可想而知。

    难怪人们把赶鹤庆街的商贩们叫“跑城街”。

    参加工作后，我常去拜访着名女歌手和顺良，知道她年轻时也跑过鹤庆城街。

    听她说，跑城街的有男有女，也有几位善于唱调子的民间歌手。在月光下，在火把照耀下，一起行走在崎岖的小路上，有人就会情不自禁地唱起“谷气”调，于是你唱我和，使艰辛的旅程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她说，跑城街的那段日子，使她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也增强了她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学会了许多纳西族传统长歌大调，通过与歌手们对歌吟唱，使自己得到锻炼和提高。

    四方街四周的铺面，大多是商号和富户的商铺，“聚兴祥”、“双和祥”、“永懋”、“大道生”、“元德和”、“恒兴昌”、“宣记”等商号都在四方街开有商铺，主要经营布匹、绸缎、山货药材，以及氆氇、褥子等藏货。许多纳西妇女摆摊做买卖外，也有不少在四方街开匹条铺做大生意的女强人。

    街北面卖鸡巷口左手边，是和进士家的匹条铺，由他家的二少爷经营。旁边是裕春和商号的药铺，一般普通的中草药，上至贵重的人参、虫草、藏红花，中成药再造丸、虎潜丸，都能在药铺里买到。每天有两位老先生坐诊给人看病。年久月深，药铺里的几个老店员（小伙计）也成了能给人看病的医生。

    现文巷，纳西语叫“见洛过”。“见洛过”，有人这样解释：“见洛”，纳西语指大理，“过”是巷子，“见洛过”即大理客商做生意的街巷。据老人们说，巷子里原有一座寺庙，叫“现云阁”，“见洛过”是现云阁的变音，意为有现云阁的巷子。

    现文巷商铺林立，四通八达，是一个十分繁华热闹的街市，巷子里有几家马店，永胜、鹤庆来的马帮，大都在这里歇脚。大米、红糖、茶叶、盐巴、腊肉，以及来自藏区的酥油、奶渣等，主要在这里进行交易。

    卖鸡巷是一条比较狭窄的小巷，巷口往北十余米是卖鸡的地方，巷子里有一着名的餐馆，餐馆的主人叫阿意，是丽江有名的厨师。

    街东北角仁和街，有好几家商铺经营氆氇、褥子、羊绒、毛线等藏货生意。

    往东过大石桥，北连密士巷，南接百岁坊，东通兴仁街。那时，卖鸡巷与仁和街属萃文村，两地的孩子们都在萃文小学上学。

    四方街东南街口到关门口，叫知满（街尾），也是一条十分热闹的街道，一条三四米宽的五花石板路，经过几百年来人走马行，已磨得十分光滑锃亮。知满有很多卖布匹和百货的商铺，还有有名的付家酱菜铺。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宝湘瑞、新丽书社和太和堂药铺。宝湘瑞是一家专门卖笔、墨、纸、砚等的文具商店，店主人是湖南人。一位白发长髯的老人经常坐在柜台后边，面相和蔼慈祥。有时我跟着大人去店里买纸笔，老人就会拿出各种各样的毛笔和一扎扎的白棉纸、贡川纸任我们挑选，还耐心给我们讲解不同纸笔的优劣和价钱。新丽书社是由本地人开的书店，店主姓习。店里不但可以买到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还出售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着名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新丽书社斜对面是太和堂药铺。太和堂是一家在丽江经营历史较久的中药铺，店主姓陈，因医德高尚而闻名。听大人说，有一年丽江发生瘟疫，太和堂配制了大量预防瘟疫的中草药，无偿送给当地居民和从各地来求医的人，防止了瘟疫大规模流行，受到百姓的赞誉。太和堂还兼营出租汽灯、电石灯业务。古城里办喜事的人家，都要去太和堂租用汽灯或用电石作燃料的电石灯。

    关门口，场地比较宽广，是卖柴薪和栗炭的地方。往南约200米到万字桥，叫“茨姆紫肯”，意为楸木树下，可能早年这里有一片楸木树林。这里有好几家银匠铺和铜匠铺，还有一户因酿制窨酒出名的人家，还开了一家专卖窨酒的铺子。

    据说那时居住在丽江的德牧师、安牧师、玉牧师、顾彼得等外国人也经常来铺子里品尝窨酒。丽江有很多做饮食品的“司令”，如因做丽江耙粑出名的“粑粑司令”，因酿造窨酒出名的“窨酒司令”。关门口附近也有一位叫“松籽司令”的老大妈，她炒的松籽果实饱满，皮薄，香脆可口。老人凭她炒子的一手绝活，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茨姆紫肯往南到南门桥，纳西语叫“巴坞”，汉名叫八河街。一条不到半里长的街道，聚集了十几家面馆和众多卖粑粑凉粉的摊点。这里是丽江东南片区、七河及鹤庆进入丽江古城的交通要道。

    东河串底坞一带，有好几家马店，往返于藏区的马帮大多在这里歇脚。串底坞与阿溢灿之间，有一块空地，纳西语叫“汝起当”，意为卖草场。每天，住店的马帮需要大量的饲草，割草卖草成为当地一些居民的经济来源。

    横跨在玉河上的双石桥、大石桥、卖豌豆桥、小石桥、万子桥、南门桥等石拱桥，是古城的重要交通枢纽。这些石拱桥都没有台阶，主要是为便于木轮车通行。那时还没有胶轮车之类的车辆，像大木料等一些重件，靠叫“吉称”的木轮车通过一座座石桥运送到古城的大街小巷。抗战期间，白沙飞机场成为驼峰航线的重要中转站，美国的运输机经常从古城的上空飞过。记得五六岁时，有一天已临近黄昏，街上已很少行人，四方街经过一天的热闹后，商铺都已关门，一片冷冷清清，突然传来一阵嘟嘟的响声，一辆吉普车从萃文街北面飞驶过来，车上坐着几个穿着军服的外国人。汽车从豌豆桥上驶过，经过四方街，向街尾街方问驶去。据说这些洋人是从白沙飞机场过来的，要去位于王家庄的耶稣教堂做礼拜。

    这是我见过的第一辆汽车。可能是由于地方人士的劝阻，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美国兵的吉普车开进古城里。但也从这一事例说明，古城里的卖豌豆桥、万字桥等明代石拱桥，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依然是多么坚固呵！

    那时，古城里没有打扫街市的清洁员，但四方街和各条街道，每天都保持着干净整洁，即使十分隐蔽的角落，也见不到一堆垃圾。清晨，家家商铺先要打扫铺子前的路面，然后才开门营业。市场里的菜叶、果皮、稻草秆、麦草秆以及各种废弃的垃圾，都是农家上好的肥料。一大早，附近种地种菜的人家就会来四方街凊扫垃圾，然后用竹筐、大撮箕挑回去做肥料。每隔十天半月，警察局就会带着在押人员放玉河水冲洗四方街，使五花石板铺成的街面变得十分光洁。平日走在路上，你会偶尔看到买菜卖菜的人掉在地上的几片菜叶，但决不会看到一片巴掌大的纸片。人们认为纸张是用来写字，是十分神圣的，只要见到一片废纸，无论写过字没写过字，都要搜集起来，然后拿到大石桥边的字纸炉里焚烧。用今天的话说，这也是一种文化吧。

    纳西族有许多节庆，每个节庆有毎个节庆的街市，每个街市有每个街市的文化内涵。在古城四方街也有许多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节庆街市。清明节扫墓，立夏舂麦饵块，五月端午节，六月“塔毕”（祭祖）、火把节，七月中元节，八月中秋节……无论节庆大小，每到过节前，远近的农民背着自家的农副产品到四方街出售，再买回一些食物和祭祀用的香火。如立夏节家家都要吃米、麦饵块，立夏前一天，就会有大量米、麦饵块上市。清末纳西族诗人杨菊生在组诗《花马竹枝词·四月》中写道：

    一盘火腿最肥美，异样馒头舂作团。

    知是今朝初立夏，儿童亦解倍加餐。

    舂作团的异样馒头，即大米和小麦舂制的饵块，说明立夏节吃米、麦饵块是古代传下来的习俗。

    清《光绪丽江府志稿》载：“端午则彩囊满市。”记得幼时，每到端午节，母亲就会带我去四方街逛端午会，街市两旁摆满了各色各样的彩囊（香包），有的放在茶盘里，有的放在小簸箕里，还有用五颜六色的布料缝制的狮、象、鹿、马、猪、鸡、牛、羊等常见和不常见的动物，纳西语叫“阿余阿当”，是端午节的吉祥物。平常父母很少给我买东西，这天却毫不吝惜地从钱包里掏出镍钱币，给我挂上香包，又叫我任意挑几只自己喜欢的小动物。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是十分快乐、美好的一天。

    往事如烟，岁月如流。时隔六十多年，读纳西族着名女作家赵银棠的回忆录《旧社会的纳西族妇女》，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四方街端午节街市。她在文中写道：“每年的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四方街上卖米摊子一带，原先仅仅卖些五色线、香包、艾叶、雄黄药包、麦秆编织物之类，后来花样一年比一年增多，甚至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妇女针线物品展销会。从上午7时左右开始，一直热闹到下午三四点，凡是妇女做的手工物品，各用漂亮的捧盘陈列出来……除了妇女和孩童的时兴饰物以外，也有特制的绣花笔筒、绣花墨盒套、绣花烟插子、眼镜盒、钱包等等……卖的多，买的也多。在这个节日里，许多妇女各有出色的成绩展出，收入自然也不少。”

    腊月二十四，是送灶神的日子，街上会有许多卖糯米糍粑和用麦芽糖做的小糖粒的摊点。据说这天晚上人们送过灶神之后，灶王爷就要回天上述职，向天帝报告人间发生的各种好事坏事。因此，送灶神家家户户要供糯米糍粑和糖，灶王爷吃了糖，就会替人间说好话；灶王爷吃了糯米糍粑，他想报告坏事时，舌头就会被糍粑粘住。至今，我还记得贴在厨房灶王神位上的一副对联：“上天奏好事；下地降吉祥。”

    进入腊月，随着春节的临近，古城四方街一天天热闹起来。正如纳西谚语“达瓦纳西努”（腊月纳西人像发疯似的忙碌）所形容的那样，忙着备办年货的人们，背着篮子，拿着提兜，有的还推着木轮车，像发了疯一样穿梭于四方街闹市中。腊月的年货街，商品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吃的，穿的，用的，只要人们过节需要的物品，无论路程多远，商贩们也会从四面八方贩运过来。四乡的农民也会将自家饲养的鸡、鸭，自家塘里养的鱼，还有各种农副产品，以及薪柴栗炭等，都背到四方街来卖，再买回自己家中需要的东西。萃文街、黄山街、巴坞、窖肯、蒙空、街尾、阿益灿等通往四方街的街道上，像潮水一样涌动着人流，那摆放在路两旁的一篮篮、一筐筐鸡、鸭、鱼、蛋和各种瓜果蔬菜，使平时觉得十分宽敞的石板路，显得特别窄，特别拥挤。在四方街，更是只见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要是再背上个篮子，不但挤进去难，想挤出来也难。那热闹的景象，与丽江最热闹的三月会、七月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腊月似乎感觉不到寒意，许多人是在紧张、忙碌的卖年货买年货中度过的。直到腊月三十早上，四方街上还是人声鼎沸，有买有卖，不到中午街市上就悄无声息，见不到人影了，人们都回去过年了。出门做生意的外地人，也要赶在除夕全家吃年夜饭前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

    纳西族的春节从除夕到正月十五，历时16天。春节期间，平时只看见摊点货物，只听见嘈杂的叫卖声的四方街，变成了满是欢声笑语的娱乐场。那经过玉河水冲洗的五花石板，也显得更加干净光滑；商铺虽然没有开门营业，但也挂上了大红灯笼、贴上喜庆的春联。节日里，大研六甲（相当于今天的街道社区）在四方街演戏，有的耍龙，有的舞狮，有的唱滇戏。记得有一年，有个农村演出队来四方街表演麒麟舞，除有麒麟、凤凰、白鹤、梅花鹿等吉祥动物的舞蹈场面外，其中还有一对长年在深山放牧的牧牛夫妇，新春佳节牵着一头牦牛回家拜年。夫妇俩牵着牦牛绕场一周，产下一头小牦牛，小牦牛蹦蹦跳跳，频频向观众致意。

    牧牛夫妇朴实的话语，小牦牛活泼可爱的形态，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正月十五元宵节，是纳西族新春欢庆活动的高潮，也预示着新的一年春耕备耕的开始。新年过后，盘田种地的庄稼人又要投入到各种农事活动中。由于春耕备耕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一个以交易竹木农具为主要内容的正月十五“棒棒会”应运而生。正月十五“棒棒会”，纳西语叫“米乐会”，是“弥勒会”的变音，据说是由古城大佛寺庙会演变而来。庙会期间，进行锄头把、斧头把、犁、耙等农具交易，这都是些庄稼人必不可少的物件，很受人们的欢迎。因为所卖的大多是一些棍棍棒棒，故称“棒棒会”。后来，“棒棒会”在四方街举行。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各种竹、木农具如锄、斧、镰刀、犁铧等铁农具，还有锅盖、甑子、水桶等生产生活用具，摆满了从四方街口、街尾街、关门口到木氏府署忠义坊前的道路两旁。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到“棒棒会”购买自家需要的农具，顺便把家里的一些农副产品拿来会上卖，真是人山人海，把古城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民间有谚曰：“正月十五棒棒会，除了鸡络头，样样都有卖。”说明“棒棒会”东西之丰富，品种之繁多。

    丽江的街市，除“公本芝”外，还有“依古芝”、“绍坞芝”、“崩石芝”、“拉刹芝”、“鲁古芝”等集市，有固定街期，上市交易物资有农产品、家禽、畜、皮毛、土布、日用百货及时鲜货等，对促进物资交流，繁荣地方经济，起到一定的作用。

    “坞古”姑娘

    王宪开

    说到狮子山，城里人的纳西话叫“坞古勃，”但这名称主要指西南狮子头，以狮子脖颈为界，有东北腰尾叫“坞伯勃，”现在说的“坞古”，就是狮子脖项挂的金链条。

    自古以来坞古就是铺面林立，熙熙攘攘的商业热街，从四方街一直延伸到狮山脖脊。纳西话用汉字音译，无论你如何挖空心思，寻找与汉字读音相符的语音，许多发音是绝对找不出同音字，只能选个略近似的音取代。我的汉族朋友们千万别按汉文字的原意去理解，不然会失之千里，适得其反，闹出笑话。比如：纳西话“急仲歌单聊，”意思是“云中鸣孤鹤”。其中“聊”字的发音偏差大，连地道纳西人听了都难一目了然。

    我讲的“坞古姑娘”故事，跟古城饮用水密切相关。一提到坞古，上了岁数的古城纳西人，脑海里会浮现出几百个石板台阶上挑水上山的纳西姑娘们。

    别看古城家家流水，户户垂杨，俨然是一个姑苏城。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没有自来水。八百年的沧桑岁月，生活在坞古的人，比山下城里人更多一重体力活，就是每天早起，到城里阿溢灿井，或三眼井，白龙潭，挑水上山倒入大缸供饮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习以为常，无可非议。

    为何坞古人会居住在山上自找苦吃，这绝不是他们没眼光，他们精明得很。

    丽江木天王在八百多年前建造这座古城前，是花尽了心思。他曾带领了建设城镇街道、水利方面的匠人到苏杭一带作了认真考察借鉴，根据丽江的独特环境，充分利用象山脚下的泉龙潭和不远处突兀在坝子的狮子山，把城建在面朝东方、向阳挡风的狮子山下。至今古城气温比周围高两三度。又引来玉泉水分支流经城市街道民宅旁，既滋润了城市，又可洗涤石板街面，使古城一尘不染，让人神清气爽。

    丽江被金沙江团团围绕，形成天然屏障。只有南面与外界陆路相通，攻守自如。历史上南诏国与吐蕃屡次想把丽江这“美女”“强娶”过去占为己有，但屡屡不得手。这功劳除了金沙江的守护，也与纳西先辈的智慧和英勇善战分不开。土司姓木，担心城外筑了城墙变成汉文的“困”字。纳西先民思想开放，能尽量吸收外来文化，学习各民族的优点以充实自己，至今能吃汉族、回族、藏族的各类饮食，从不忌讳。又能与各民族以诚相待，所以没有城墙的古城一直安然无患，完好保存到如今。

    关于街道，纳西先民是根据天上七星分布系列设计，为了不让与古城相依为命的狮子旺脉流泄，给狮子挂上一条旺盛的人气组成的金项链，以锁定旺脉。

    聪明的先辈首先修了一条坞古街道，顶端建了“接风楼”用来迎接外地来丽江古城的官方要员，凡外来的商旅之客必经“坞古”街入城。人们从坞古下来就到四方街直进“降乐过”（现在的现文巷），直通木府，纳西话称呼大理叫“降乐”，“过”是街巷，这条街尽是精明的大理商人做生意，所以叫大理街。人们看到坞古街生意火旺，趋之若鹜。坞古街一似昆明正义路、上海南京路，成为商业繁盛寸金地。人们远看坞古街道，真像一条金项链挂在狮脖上。项链挂上去了，但人要生活就离不开水。

    古城里又没人挑水卖，用水只能靠自己下山挑。每个家庭男人都有一双抓大钱的金手，纳西族妇女勤劳无比，她们任劳任怨，能上山砍柴、能下地干活，能做生意、能做家务，能写文章、能刺绣，妇女们对待生活，像竞赛一样热情高涨。

    小女孩从小就传承上辈的美德，抢做家务。父母们会根据自己小女孩的年龄、体格、高矮、力气，专为她们制作水桶扁担，带着她们下山挑水，逐渐把挑水这一负担转交到女儿肩上。女儿们为了家庭，无怨无悔地默默承担了这份挑水上几百个台阶的家务。

    丽江坝没有外来流经河流。海拔5596米的玉龙雪山直插苍穹，把天河里溢出的圣水从云层吸引过来变成白雪，又融化成清凉泉水流淌到坝子里滋润万物，流遍古城。就像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雅砻江等众多江河，发源地在青藏高原。笔者原以为长江发源处肯定是从地底冒出汹涌的激流，过后在可可西里观察其发源地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都是像丽江雪山，积雪融化后汇流而成的，这就是丽江的流水，没有污染的圣洁之水。

    一直到60年代末，未用上自来水以前，除了夏天雨水流淌，城河不干净而不饮用外。古城的人，多数人绝早就挑河水饮用，古城人挺爱卫生，约定俗成的保护河水规矩，谁都严守不违，也可以说不敢违背。可能怕小孩不懂事造成流水污染，用一个迷信说法教育小孩：“谁在河里倒垃圾撒尿，他妈妈的奶头肯定会生疮溃烂。”这一句足以震慑小孩心灵，足足让我们古城人遵守到垂暮之年，不敢有丝毫违背之举。虽然迷信早已破除，随着年龄的增长，增强了维护公益的道德观念，早已不再用迷信说法约束自己。但那一句震慑心灵的警示语，为了保持河水清洁，宁可信其有，不愿斥其无，足以让任何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也许会遵守到来世。

    说到挑水，每逢雨季，全城每家每户拿出水桶扁担到离家近的水井挑水。阿溢灿井水清洁甘甜，但挑水的人太多，排长队等待费时间。很多挑水人不惜跑远路到白龙潭挑水。白龙潭池面大，水清凉，打水方便快捷，成群结队的挑水者来往穿梭在石板路上。坞古少女显示出练就的本领，迈着矫健的步伐，飞也似的超越而去。人们会羡慕地夸赞：“真不愧是坞古姑娘”。

    坞古姑娘练就了一身挑水本领，也锻炼出了一个好身材，苗条结实、灵秀，又有生意头脑。纳西人常说的“闹市前后的姑娘比人强。”说的是她们见多识广，有心计。难怪古城有句俗话：“娶媳要娶坞古女，嫁女莫嫁坞古男”。疼爱女儿的父母们，谁愿让女儿肩挑一担水爬几百台阶。

    回忆以前我祖母及父亲王丕震讲述过我祖上的事：一百多年前，我祖上到山东曲阜做官，娶回孔家一位缠足小姐回到丽江坞古老家。苦不堪言的是，莫说让她挑水，让她空身上下石阶路都无法独自行走，逼得搬迁到新院巷居住。纳西妇女从不缠足，生活重担挑在妇女肩上，缠了足只怕男人不敢娶她。尽管在汉族都市里三寸金莲受人推崇，但生活在滇西北高原的丽江古城，缠了小脚意味着毁灭自己的美好生活。想不到我祖上犯了这种常识性错误，居然还有其他重踏旧辙的丽江男人。天晓得是不是被爱情所迷醉。

    随着自来水的使用，古城人丢开了挑水这一日常琐事，坞古女人笑逐颜开。

    八百年岁月里，压在一代一代女人肩上的水桶扁担丢开了，生活轻松了，可以养花种竹美化环境陶冶性情了。

    但是，随着交通的便利，人们追求舒适，不愿爬坡了。坞古街道逐渐萧条冷落，铺子关闭，变成了空巷，坞古街在人们的记忆当中慢慢消失殆尽。是啊，汽车上不去，单车也得扛上去，多累人。

    真是风水轮流转，商街有商街脉象，怪不得30年代在“蒙过可乐”组建闹市不成功。坞古街商脉不灭。在改革开放，丽江腾飞的今天，坞古这商脉又被独具慧眼的商界人士看中，坞古街又兴旺起来。

    吃饱喝足，营养过剩的人们觉察到不能一味讨好味蕾的贪婪。过去想吃一顿饱饭，吃几块肥肉的欲望随着顿顿山珍海味的烦腻，变成了遥远的历史，像梦一般逝去。人们又对粗茶淡饭和运动给予了青睐，有道是“民以食为天”，但吃得太好身体也承受不了，出入以车代步，睡席梦思、躺皮沙发看电视……初始感觉舒畅，但随之而来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病痛。人们啊，自己对自己太关心了也适得其反。有道是“人生在世是来吃苦的”，锻炼去，自己没事就去找点苦吃。人们又注意“虐待”自己，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块爬山流汗，经坞古街转狮子山，去万古楼。俯瞰古城、看玉龙雪山、看文笔峰、看震青山日出、看马鞍山日落，享受古柏明月夜。选购琳琅满目的坞古街货物。

    坞古街又沸腾起来，狮脖金项链又灿烂了。

    古城旧事——一个“50后”古城人的童年记忆

    李群育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50后”古城人，我有幸见证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古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实施“五四三二一”保护工程，“2·3”大地震及修旧如旧恢复重建，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5A级旅游景区等历史变迁。但是，让我最难忘的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古城居民上山砍柴火、出城割马草、下乡捡粮食、居民养年猪、自制玩具等童年记忆。应该说，这也是“50后”这一代古城人特有的记忆。

    上山砍柴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每到节假日，古城居民都会倾城上山砍柴。当时古城内还没有燃气电气之类，煤炭也还是稀罕物，古城居民取暖烧水做饭都要靠烧柴火，而且柴火也得自己上山去找。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历史上古城居民所需的柴火，多由古城周边山（农）民背进城来卖，古城居民也有自己要忙的活路，一般来说是没有时间也不必要自己上山去找柴，而进城卖柴则成为周边山民的一条生计。然而，进入50年代农业集体化之后，山民再不能进城卖柴，因为这是必须割除的“资本主义尾巴”。于是，古城居民取暖烧水做饭所需的柴火，就只能靠古城居民自己动手解决，利用节假日上山找柴，自然成了古城居民男女老少齐动员的头等大事。

    那时候，古城居民上山砍柴往往是“两头黑”，即天不亮就出城，直到天黑了才回到家。每日的行程少则20公里，多则30多公里。古城居民出城砍柴路线主要分为东路（团山方向）、北路（白沙方向）、西路（长水文华方向），其中，走东路的人最多。东路又分为上下两路。上路，是出城到了现在的金虹路转台附近开始上山，从莲花山背后翻过“放羊坡”，走过“高老不”后，如想走近一点的，可以在附近的山箐中砍；想走远一些的，继续往北就到了称为“巨石桌子”、“白沙花园”、“腊日阁”等地方，路虽远些但可找到优质黄叶栗干柴。下路，则是出城后一直沿着丽永公路走，到了团山8公里处，离开公路经过东南边的山村，再走四五公里的山路便到了可以砍柴的地方；也可继续沿公路走到11公里至14公里处，然后上山再走两三公里崎岖山路便可。上路来时空身上坡，回来时虽挑着柴担却因是下坡，可以走得比较快，一般不觉得路途太长。而下路基本是平路，虽然好走但会感觉路途很长也很累，有一次我们一直走到14公里处才上山，当天来回行程超过30公里，回来时挑着柴担行走在公路上，觉得这路好似越走越长，老是走不完。当时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全靠人背肩挑，女的一般把柴火捆成桶状背回来，男的多用自制的背架来背柴，也有的是肩来挑的，但不必带扁担上山，而是在山上砍一棵小树来做挑担，不能太粗也不能太细，最好是栗树的，要有一定的柔软度，让挑在肩上柴担能适度上下闪动，这样的柴担挑起来会觉得又快又省力，所以我喜欢肩挑。

    对于当时的古城居民而言，星期天等于是“砍柴日”。每到星期六，不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工人干部，都会相互邀约次日上山砍柴的事，并做好上山的准备工作，特别是要把柴刀磨快，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那时，很多人上山都是穿草鞋，因为人们舍不得穿着胶鞋或布鞋走山路，而且穿草鞋上山还可防滑。如若是冬春时节，临睡前要把草鞋在水中泡一泡，可以增强草鞋的韧性，要不然才走到半道草鞋就会被磨烂。那时，古城居民有手表闹钟的家庭很少，多数人很难准确把握夜里出发的时间。鸡叫头遍，古城巷道深处便会升起阵阵炊烟，接着，通往城外的石板路上，在夜色中不断走过呼朋唤友的匆匆行人，成群结队出城直奔周边山林。有时候到了城外才发现天上的启明星还没有出来，方知时间还很早，但大家还是说说笑笑继续往前赶，一直走到看不清路面的地方再等待天明。记得有一次，我们沿着丽永公路摸黑走到12公里处，天还是不亮，再往前就看不清要走的山路了，于是，就在公路边一块地里的火土堆旁边取暖边等天明，待看清路面后再上山。到下午以后，背着沉重柴火的队伍又从山上源源不断涌入古城，直到夕阳西下、星斗满天，古城石板路上仍然响着人们负重而行的脚步声。星期天浩浩荡荡的找柴队伍出发时，前面的人已经进了山，后面的还在城内；回来时，前面的人已经进城，后面的仍在山上，其壮观的场面，套用当年小学语文课中的一句话，正是“前面看不见队伍的头，后面看不见队伍的尾”。

    应该说，那时候的星期天，也是最能感受到古城居民家庭温情、街坊邻里之间美好友情的日子。这天，家中能上山的成员天不亮就出发了，而许多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小孩及因事没能上山的家庭成员，到了星期天下午，也会扶老携幼地到城外二三里的地方，迎接上山砍柴的家人回家，接到家人后，老人小孩都会把柴火分担一部分在自己身上，如同接到凯旋的英雄，一家人亲亲热热把家回。如没有人来接，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的家人也会尽力伸出温暖之手。行走百里半九十，对于每一个从山上负重而归的古城人，家人来接的这几里路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温暖，使古城居民的这段艰难经历也充满了温情。

    对于古城的中小学生来说，除了星期日，暑假寒假也基本是“砍柴假”。每到假期，我就把每天砍来的柴堆码在家中的走廊边，看着柴码一天天增高，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也会不断增大，等到“柴堆等身”，也就是所堆的柴码基本达到了自己的身高时，这个假期也就结束了。

    童年的砍柴之路，也是读书（名着）之路。我们最高兴的是上山时可以一路听故事、讲故事，猜谜语，许多古典名着，如《水浒传》、《西游记》、《说岳》、《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封神榜》等都是小伙伴们在路喜欢讲的故事，其中有“枪挑小梁王”、“三拳打死镇关西”、“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三打白骨精”、“三打祝家庄”、“秦琼卖马”、“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等等。有时也讲《红岩》、《林海雪原》等新故事，讲英雄许云峰、江姐、少剑波、杨子荣，以及坏蛋甫志高、许大马棒等。国外名着如《一千零一夜》等也是路上喜欢听的故事。有一年的假期，我们村有个在外地工作的人回家探亲，他与我们上山砍柴时讲了法国作家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中的故事，我们觉得特别好听，真是引人入胜，欲罢不能，可惜故事还未讲完他就收假回去了。另外，我们也喜欢听纳西族民间故事，《阿一旦的故事》、“箭箭不离肛门”、“傻瓜”、“学汉语”等故事，还有“公鸡叫”、“放屁”等纳西谜语。砍柴的路虽然很远，但一路上听着故事，谈论着故事中的人物，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到了砍柴的地方。此外，砍柴路上摘野果、捡菌子、挖白芨、偷摘山村里的梨子等也很有趣。有一次我们在山上遇到一只狼，小伙伴们个个放下柴担，迅速拔出砍刀相互撞击，人狼对视，好在后面又来了一群砍柴的大人，狼这才夹着尾巴离去。砍柴同样充满了趣事和乐事，如记得我上了初中后，一次老师让我们写一篇有关趣事、乐事的作文，我当时写的就是砍柴，廖正英老师阅后还给了我90分，这也是我读初中时得到的最高作文分。

    当然，砍柴路上也会发生一些让我们痛苦、痛恨之事，比如，辛辛苦苦找来柴在路途中被抢。一般来说，砍的是干柴而不是湿柴，“苴瓜”（护林员）和山下的村民是不会过问的，但也会遇到个别有意为难砍柴居民，不讲理由要“没收”柴及砍刀绳索的情况。为此，不知是谁用纳西语编了一首《找柴歌》，用的是《保卫黄河》中曲调，纳西语的歌词是：“风在吹、雨在下，‘苴瓜’在咆哮！‘苴瓜’在咆哮！爬坡下坡来找柴，找来的柴却被‘苴瓜’抢夺，实在是生气！生气！实在是生气！生气！拿起砍刀！拿起斧头！保卫这背柴！”这首歌在古城居民中特别是在青少年中非常流行，我们虽然从来没遇到被抢的经历，但大家都很喜欢唱这首歌，特别是在山上遇到刮风下雨等不愉快时，就会大声地一遍又一遍高声合唱这首歌，然后十分开心地哈哈大笑，风吹雨打等不愉快便一扫而光。

    下乡捡粮

    除了上山砍柴之外，每到夏收、秋收时节，不少古城居民也要出城到田里捡粮食。特别是麦收时节，就到农民已收割过的田里，拾遗留在田里的麦穗，有时一天可捡到一斤左右的麦穗。地点一般是在丽江坝的黄山、金山一带的麦田里，有时也去到拉市坝海边。那时候，拉市海水有一年一度涨落现象，每年雨季过后拉市海水就会逐渐从落水洞流走，到次年雨季后海水又会逐渐上涨。因此，每年拉市海落水之后，农民就在海水退去的海床上抢种麦子，并在雨季海水上涨前收割。有一年海水上涨较快，农民为抢时间，田里的麦子往往收割得不太干净，遗留在田里的麦穗较多，也有些麦子来不及收割就被海水淹没。古城居民听说后不少人就会跑去海里捞麦子，一次我也是跟着母亲去捞麦子。我们到了海边，只见许多人已在齐腰深的海水中打捞漂浮着的麦穗，一片欢声笑语，如同在参加一次盛宴。那天我大约捞到了二斤多的麦穗。因这些麦子已经在水中浸泡了数天，回到家后要赶紧晒干。

    秋收时节，我们也会到农民已收割的苞谷地里寻找，有时也会找到一些不起眼的小玉米包。除了捡玉米包，更多的时候，是到农民收割玉米后已经翻犁过的地里，专捡田里的苞谷杆根部，并抖落上面的泥土后背回家，晒干后就是很好的燃料。

    割马草

    五六十年代，丽江的三月交流会和七月骡马会十分热闹，全县各乡村及外地前来交易骡马的商旅都会云集古城，而狮子山民主广场、象山黑龙潭、金虹山南麓成为骡马交易的主要场地。一时之间，古城及周边地区到处是成群的骡马，饲草需求量突然大增。于是，每年到了骡马交流会，不少古城居民就会背着篮子带上镰刀，纷纷出城割青草，然后到骡马会场上去卖。那时候，古城周边的田间地头，河滩处处长满青草，每天都有割不完的青草。我还很小时候曾跟着母亲和村里的几个大妈去过几次，记得是在东坝子的玉米地里割的青草，割完后还要背到河边洗干净，才能去马市上叫卖，每天可卖到两三角钱，我觉得割草比砍柴轻松多了，不过要多沾些泥水。那时，古城里常常加工驮马垫子等产品，于是古城居民又多了一项与骡马有关的收入，那就是上山找“苴夫”（纳西语义意为“山毛”）出售，这种山毛不是给骡马吃的草料，而是用来加工驮马垫子的原料，也就是长在树上“树胡子”或长在林中岩石上一种苔类植物，但必须是冬春干燥季节的才行。我也曾跟母亲到白沙东面的山林中找过几次，回来时直接把找到的“苴夫”，送到了古城内加工马垫子的门店里。

    养年猪

    那时候，不少古城居民家庭都要养一头年猪。一般是春节过后，到市场上买来一只不足两个月的小猪崽，精心喂养，到次年春节前就可长到一百多斤，待收购员验看合格（达到二指膘以上）后方可宰杀，执行的是购留各半政策，即一半猪肉卖给国家，一半留给养猪户自己食用。当时的古城居民房前屋后有不少空闲地，有条件的居民就会建一个简易的猪圈，没有空地空房的白天放（拴）在门外，晚上有的让猪睡在走廊里。养猪最大的困难还是缺乏饲料，定量供应居民的粮食连人都不够吃，谈何喂猪。为解决猪饲料，古城居民可真是费尽了心力。有的下乡多捡些粮食，有的千方百计到粮店买些麦糠米糠等，有的订购加工豆腐的豆渣，有的半夜就起床到加工粉丝的作坊排队买一担猪食水，有一次，天不亮我就到了七一街加工粉丝的地方，却因来得太迟而没有买到。古城居民除了养猪之外，也喜欢养兔子，因为兔子吃的青草和菜叶等都容易找到，兔子的繁殖又快，很多居民通过养兔子来改善生活。

    “挑大河水”

    五六十年代，除了住在三眼井等水井附近的居民，古城内大部分居民饮用的都是河水，流淌于古城大街小巷的河水，与古城居民每天的生活密不可分，每天清晨或晚上睡觉前，古城居民都要去挑河水，作为当日或次日的饮用水，因为这个时候决没有人在河里洗东西，河水是干净的，是可以饮用的。古城居民把这一每天必不可少的到河边挑水叫作“挑大河水”、“喝大河水”。为保证天天都能挑到可饮用的河水，每天上午十点之前和晚上天黑之后，严禁在河里洗任何东西，更别说往河里倒污水污物了。在规定的这一时间之外，居民也可在河里洗菜洗衣物，但洗衣服时的头道脏水一般不能直接排入河水。我们从小就知道任何时候都不能往河里丢脏东西，包括小孩朝河里唾口水和小便等，一旦发现有人往河里丢了脏东西时，人们都会群起而攻之，如若是有小孩往河里唾口水、撒尿或乱丢东西，小伙伴们就会围着这小孩说：“威！威！你妈妈的乳房要生疮了！”这句话并没有人教过我们，但那时的小孩都会这样说。对于小孩来说，最依恋最爱的是母亲，如果往河丢脏物会使母亲生病，那小孩子还会往河里乱丢东西吗？古城居民传统的爱水护水教育之深刻，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不少古城居民也常挑河水浇菜地、浇花树。那时，古城内有不少菜地，有的可以把河水直接引入到菜园子，有的菜地地势较高或离河较远，就只能挑水来浇，我家房后就有这样一小块菜地，每年冬春时节，都要种上白菜青菜之类，放学回家后，我常常要到河边挑四五次水浇菜地。那时候为绿化，狮子山种了很多柏树苗，古城各小学校的学生，还经常用水桶或盆子从河里抬水上山浇树苗。

    如今这些小树苗都长成了大树，狮子山也成为古城绿化的典范。

    自制玩具

    “50后”古城人儿时玩的东西也很多，其中有踢足球、打乒乓球、滚铁环、走高跷、跳绳、斗蟋蟀、养蚕、养家雀、摸鱼捞虾、叉青蛙、粘麻雀、玩弹弓、玩水枪、玩气枪、玩桃核、玩铁蛋玻璃蛋、玩陀螺、玩落地响、踢毽子，等等。

    而且，这些玩具基本上是自己动手做的，比如把一些破布或烂袜子用毛线缠绕成球形当足球踢，用木板自制乒乓球拍；用大小两节竹竿制成气枪，可用榆树果籽或青刺果做子弹，也可把纸张泡软或嚼碎后当子弹；用几张硬纸片或几根小竹节和一根细线，可制作成如同皮影戏似可随意变动的人物造型；用半节子弹壳、一小点铅、一个铁钉、一小节橡皮、几根火柴，制成落地响或火枪等，用一个铜毛笔套和火柴头、少许灶灰与泥巴做成加热后可发射的火炮；用一小节粗点铁丝，磨制带钩的叉子，绑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可到河边叉青蛙。这些玩具虽然简单，但因为是自己制作的，所以玩得很投入很开心。

    昔时忠义坊

    杨习源

    “宫室之丽，拟于王者”，霞客的话，凭神往之语，有恭维之嫌。作为木氏土司的贵客，虽不曾亲临土司府，在游览了丽江玉龙山，解脱林以及小桥流水人家的美景后，引发对丽江木府产生不尽的遐思。我们不妨回过头去，试想四百年前的丽江，木氏虽然已经营丽江两千年，可能也已经初具规模，但与南诏诸王相比，恐怕也只能算为小家碧玉罢了。

    偌大一座木府，在我幼时的印象中。其标志性建筑，就是用一块块大石板拼接而成的石牌坊。听大人讲故事得知，明朝洪武皇帝因木氏战功卓着及清除边患而特颁“忠义”圣旨而建的权力的象征。

    我家世代居住在木府旁，忠义坊前威猛不屈的四头石狮子，陪伴着我们慢慢长大，幼时的我们，对这座饱经风霜的石牌坊，只是课余饭后上蹿下跳捉迷藏时最开心的玩物。由于年代久远、风雨侵蚀，愈发地变得东倒西歪，不堪入目了。

    小时候，忠义坊上刻写的“圣旨”、“忠义”四个繁体字，我们辨识不出来，父亲就把这四个字的笔画拆开后教我们念：“耳口王上日，中心八王我”，念是会念了，但还是不知其意，越发的扑朔迷离。

    夜色笼罩下的忠义坊，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星光下耸立着的是一只面目狰狞、獠牙毕现的巨大的魔鬼。变得十分的恐怖，夜晚外出，如无父兄相陪，走到牌坊前，手心里总是捏着一把汗，一个个魔怪故事，不由自主的闪现在脑子里，但这段路，不管你如何不情愿，你都得必须走过去，只有走过去，你才能到得了你的家，于是，小心翼翼地、胆战心惊地、毫无声息地从玉带桥走过……不知不觉中，我们慢慢地长大了，我们考入了地区中学，忠义坊前的石板路，同样是我们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陪伴我们长大的石狮子依然深情地、默默地注视着这群求知的学子。

    突然有一天，忠义坊前集聚了熙熙攘攘的一大群人，他们用几十根麻绳，从各个部位套住了看似摇摇欲坠的石坊。于是，在号子声中，忠义坊轰然倒下了，碎石遍地，灰尘满天，这番情景，便成了我这一辈子永远无法释怀的记忆。从那一天后，忠义坊的形象渐渐地从我们的记忆中淡出，唯一能使我们拾回幼时一丝记忆的，只有那四头重新屹立在黑龙潭大门口的雄狮了。

    “2·3”大地震，震倒了丽江城，震醒了丽江人，通过不懈的、艰苦的工作和努力，丽江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时，作为丽江古城心脏，经多方筹划、引资、设计、建设，一个金碧辉煌的木府并保持旧时原貌的建筑群，又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有些事，是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某一族群的发展方向的。丽江文化就因为大明皇帝亲赐“忠义”圣旨并几百年来代代相传。“郡治南山设两关，两关并扼两山间，霓旌风送难留阻，驿骑星驰易往还，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折梅寄赠皇华使，愿上封章慰百蛮。”战战兢兢，忠君事国而片刻不敢怠慢。

    历史选择了木氏，木氏顺应了历史。

    让我们记住历史并继续创造历史。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海纳百川。以丽江无与伦比的山川秀色，天人合一的人居环境，在充分地接受佛、道、儒及汉文化的同时，极大地提升了丽江各民族的整体素质。

    徐霞客先生的丽江之行，更加坚定了木增土司学习汉文化的决心，通过霞客先生留宿芝山解脱林的六个日日夜夜，对木增土司的诗作进行了完整的修改和批注后，更加激发了土司老爷学习汉文化的兴趣。

    自木增始，将近四百年的不懈努力，中原汉文化在丽江根深蒂固，丽江各阶层人士，充分汲取汉文化的营养，迅速地在滇西北各地中崛起并成为闪耀在丽水金沙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作为丽江“孝廉方正”杨氏的二十三代传人，受领的家训是：“养家以孝道为先，从政以清廉为大，教儿有方，做人求正”。因此，杨氏在定居丽江四百年的时间里，口碑极好，并被皇帝授以金匾。全族上下学习之风盛行，文化传承也生生不息。正所谓：“皇恩浩荡一金匾，诚惶诚恐四百年，从政经商难入道，孝廉方正顺风传。君不见，三苏祠中庆远联，回肠荡气入史编；君不见，读书堂内卿之墨，游龙舞凤千钧力”。由此追溯，中原汉文化在丽江的传承和发展，可见一斑。

    说到文化的传承，这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一个热烈的话题，面对目前中华文化传承的现状，我有所思，有所悟。文化传承需要花大力气并贵在坚持不懈，丽江所以有今天的辉煌，那是通过几十代人，千年历史的文化传承才具备了如此让人羡慕的文化底蕴。

    闲言絮语不多说，这里用我对文化传承的所思所悟而写的一首七律作为结束语，以献给正在投身于抢救、传承民族文化事业的同人：

    世代比邻忠义坊，孝廉方正气绵长。

    红梅瑞雪吉祥鸟，碧柳和风如意妆。

    暮究孔门“周易”诀，朝穷“屈子”问天章。

    堂前春燕呢喃语，也学孩童课读忙。

    甜蜜的交流会

    奚月诚

    一年一度的丽江七月骡马物资交流大会就要来临了。提起交流会，我的思绪被带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个热闹非凡、令人难忘、充满甜蜜的交流大会中。

    丽江的骡马物资交流大会是很有名的。在丽江，每年有三月和七月两次骡马物资交流大会，而这是一年中家庭全体成员都要参加的大会，因此，逛交流会是令人兴奋，特别是最令小朋友们激动不已的大事，往往在数周前，小朋友们就要考虑该向家长要多少钱，买些什么，吃点啥东西。然而最让大人们犯愁的也正是这些。因为在那个年代，农村里每年只有春节前的一次分红，而大多数家庭都要在春节前拿到微薄的分红款后就得备好全家人一年的衣物、油盐等生活用品。如果家中还要办喜事的话，往往在用完每人1丈6尺2寸的布票后，还要向亲戚、朋友去索要布票置办新郎新娘的新衣；如果要起房盖屋，开支会更大。因此，到三月和七月的骡马物资交流会时，许多家庭都已囊中羞涩。但是，逛交流会却是城郊附近老百姓每年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大事。于是，为逛交流会作充分准备，就成了每个家庭的一件大事，再苦再累也会在所不辞。

    卖草攒钱为逛会

    一斤苹果5分钱，一个鸡蛋5分钱，一只母鸡7至8元钱，家中能变成现金的东西都会悄悄进城，但是，这些东西毕竟太少了，而且还要向生产队请假，既误了生产队的12分工分，还会让红眼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而最方便、最快捷、最实惠的，莫过于割草卖草。

    交流会期间，生产队会专门安排逛会的日子，那也就是农民们一年中除春节外难得的假期。农历七月，百草茂盛，田间地头，水草肥美，农民们正可以利用大自然赐予人类的这些美好的事物。于是，城郊附近的村村寨寨中，男女老幼基本上都会为甜蜜的交流会而奔忙。

    在丽江城区东面金虹山南麓的红星交流会场，聚集着几万甚至几十万头牲畜。有从丽江各地来的，有从永胜、华坪、宁蒗来的，也有从周边的大理、迪庆、怒江赶来的。有骡子、马匹、毛驴、水牛、黄牛、绵羊、山羊等，把方圆几平方公里的红星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远远望去，人马混杂，牛嘶马鸣，热闹非凡。这么多的牲畜，每天需要大量的饲草，农民们找准了“市场”（当时还不兴叫市场）！

    早晨五点左右，农民们便背上篮子走在田间地头了。那个年代，村中家家户户饲养着集体的牲口，有的养母马，有的养耕牛，有的还养骡子，有的家庭甚至养着两三头（只)，因为多养的家庭，既可多积肥，多找工分，又有机会因母马（牛）下仔而多得30元至50元的补助，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诱人的数字。到早上八点左右，男人们便背着满篮子的青草回到家中，准备吃早饭，进城卖牲口，而他们背回青草只是为自家准备的。女人和孩子们（因正是暑假）则要继续努力，待认为有足够数量的草值得进交流会场走一趟时，他们才会回家。因为牲畜的来源和种类不同，他们还要考虑哪种草适合哪种牲畜食用。到家后，他们要将家中多人割来的草进行分类，水草适于坝区牲畜，田间的草适于多种牲畜，而且又长又嫩，最受买主欢迎，而山草则最适于从山区来的牲畜。

    吃过早饭，妇女和孩子们便将已分类的青草放在篮内，并以“绣花边”的形式在篮口四周将草稳稳地“绣”好。这部分草应该是该篮中最诱人的，也是最能代表草的类别的部分，正如雌鸟身上最美丽的尾羽，它要以此找到最满意的雄鸟。

    妇女和孩子们也都要找到牲畜最喜欢，买主又愿意出好价钱的。他们往往以家庭为单位结队而行，这样既可满足不同类别的牲畜的需要，又可互做参谋，与买主讨价还价。当然，除个别家庭外，多数家庭的卖草收入是家庭共有的。

    在卖草的过程中，还有许多窍门。一般只有一头牲畜的，如果一次买一大篮草，牲口一次吃不完，放置的时间长了，草就会发蔫，就会浪费；在会场下沿公路边上的牲口，大多是丽江坝区内当天来回的本地牲口，基本上是自备草料，一般为一头（或一对）牲口一个主人一篮青草；在会场中、上部位的，基本上是丽江县内偏远山区以及外地牲口，这些牲口往往都不食水草，而喜玉米地中的野稗子草和山草。摸到了这些窍门，妇女和孩子们便可根据自己的草去寻找买主，并可基本保证卖到好价。一般大篮的可卖到8角至1元钱，小篮的可卖到4角至5角钱。

    为了赶上牲口的“早饭”，最好是在夜间就割好草，并早早地赶到交流会场，这样就可避免阳光的暴晒，保持青草的鲜嫩，关键是可以卖到好价。

    割草卖草是很辛苦的，但它是最诱人的。因为在那个年代，这是一年中找零花钱的最好的机会，也是一年中在短时间内找钱最多的时候，毕竟，任何一个条件再好的村子，一个劳动力一年的分红所得，基本上不超过百元，而一个七月交流会，一个人卖草的收入有时竟可达50元以上，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然而，人们为此所付出的艰辛也就可想而知。

    对于放暑假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发财”的极好机会，过惯了苦日子的农家孩子，谁也不会错失良机。因为，攒钱逛交流会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买不急，卖不急，“牙子”急

    在交流会上，有一类人叫“牙子”，他们是牲口买卖双方的撮合者和中间人，从中取得佣金。这种人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良好素质。一是要全面掌握各类牲口的各种生理特征，准确掌握牲口的优点和缺点，从身法、身段到毛色，牲口的牙齿、头型、腿脚等都能了如指掌；二是要掌握当时的行市，要能根据牲口的各种特征帮买卖双方参谋，为牲口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三是要有好的口才和能洞察双方心理的能力；四是要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即在袖管内用手指指节标价谈价的才能。这是每一个“牙子”都必须具备的，有时，这种讨价还价在双方各自所请的“牙子”间进行，有时直接在买或卖的单方与“牙子”间进行。只要生意谈判成功，“牙子”就可从中得到1元至2元的中介费。一天下来，一个“牙子”大概可以得到10元以上的费用，多的时候可得到几十元，这在当时是一份非常可观的收入，而对于卖方来讲，从一头牲畜的收入中拿出一两元钱，只相当于九牛一毛，也就毫不在乎，更何况那时的牲口都是集体的，而在两个集体中间游说的“牙子”则自然可以坐收其利，他希望买卖双方尽快成交，他也就可以尽快拿到中介费，俗语说的“买的不急，卖的不急，‘牙子’急”也就非常形象地一语道破天机。

    据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职业，它在丽江已有较长的历史，因为滇西北地区是一个畜牧业较发达的地区，而许多从事畜牧业的人，特别是生产队里由家庭饲养的牲口的主人，多数是半路出家，对牲口的生理特征、行情价格等不甚了解，因此，“牙子”便当仁不让地成了牲口交易的中间人，而且往往成为市场价格的主宰者和市场价格需求的信息灵通者，也自然成了买卖双方交易的依赖者而备受人们关注。也正因如此，他们在极“左”思潮影响的特殊时期，也往往被说成是“投机倒把”分子而遭惩治和被人歧视。

    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集体牲畜逐步成为家庭所有，买卖价格取决于市场需求，价格逐渐公开，“牙子”的市场也随之逐渐消失，将来对“牙子”一词知之者也只会越来越少。

    排队吃饭最幸福

    逛交流会，让人记忆犹新的是排队吃饭。

    那个年代，城镇人口的肉食都是定量供应，农民们则很难吃到新鲜肉，就连家里宰杀年猪，都还要上交一半，自家只能留一半。本来就已有食不果腹的感觉，加之油脂很少，见到肉食或闻到肉香味，不论大人小孩，都已垂涎三尺，甚至有人还喜欢到饭店门口坐一坐，以满足肚中馋虫的欲望，男人们如再能以杜康助兴，则更觉三生有幸。

    逛交流会，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就是到国营饭店美美地吃上一顿。一大早，大人们便会为逛会作准备：穿新衣，备背袋，炒瓜子，做早饭。孩子们则兴奋地睁开彻夜难眠的惺忪的双眼，早早地穿好一年中难得一穿的新衣服、新鞋袜，按捺不住地想飞到城里。吃过早饭，进了城，便要留意饭店的位置，但还要掌握好自己的“肚表”，因为如果午饭吃早了，下午在回家的路上就要饿肚子，吃晚了，则要担心饭店的饭菜会卖光了。为了吃上饭、吃好饭，就得选择正午时分。

    事情就是这样，你这么想，别人也都这么想。于是，到正午时分，大家都蜂拥至饭店，毕竟，饭店只有那么几家，怎么办呢？排队。但是，买票和打饭菜的人都很多，只得一家人全体出动，分头去排队。买票是第一关，买到票后就很快把票拿到排队打饭菜处，再去等待端盘子、端饭，其他人则很快找一个空地，在烈日下或风雨中不断地咽着口水，耐心地等待着。在端盘子时，在拥挤的人流中还得特别小心自己的盘子被碰翻或碰到别人的盘子，以免饭菜损失或遭油污。端饭菜时要派身高体壮的男人，但就连身高体壮的男人，当他们小心翼翼地从人潮中端出盘子时已是满身大汗。一家人亲密地围在一起，慢慢地、细细地咀嚼着用从交流会上赚来的钱买来的香喷喷的饭菜，幸福和甜蜜感都充满了每一个细胞，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种幸福和甜蜜，在世间已无与伦比，登峰造极。

    免费看戏不想走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看免费露天电影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但对于一部分人来讲，能在会场上站在烈日下观看一场免费的文艺表演，倒也不失为一件惬意的事情。虽然表演的内容多为在电影中不知看过多少遍的《红灯记》、《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或为政治色彩很浓的让人看了似懂非懂的内容，但我还是希望牵着大人的手，让他们留下来陪我看。戏台搭在较为宽阔的地方，台前往往扎有牌坊，还用松枝装点，高处挂着大大的横幅。最让我入神的是笛子独奏和二胡独奏，大人们催我几次，都舍不得离开，直至演出结束。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演技和演艺都可能不算很高，却那么吸引人。后来，读到鲁迅先生的文章《社戏》，对那种新鲜、好奇的心情的感受就更加真切。

    糖果传递孝心

    在吃饱喝足、看够玩够之后，一家人就得准备回家了，但是，这时候大人们最牵挂的就是家中的老人——父亲、母亲、岳父、岳母。即使手头再紧张，宁可中午少吃一盘2角5分钱的炒粉丝，甚至少吃一盘5角钱的炒瘦肉，他们都要为老人买些糖果糕点，不管老人们是否来逛交流会。令人回味无穷的1分钱的水果糖就可以让老人知足了，但是，他们带回去的却不只是水果糖，而是一家人的甜蜜和对老人的孝心！至今，逛交流会或进城时给老人买回糖果糕点的习俗仍然在丽江农村的许多家庭中继续传承着，成为人们心中传递孝心的一种方式。

    旧物·情怀

    李实

    母亲过世已经两年多了，清理“遗产”之事终于接近了尾声。这对我家来说，是一件大事。

    随着众多“破烂”的丢弃，房里的空间越来越大，加之大地震后恢复重建的墙体，由砖头取代了那厚实的土坯，更扩大了房内的空间，于是，学着邻居的模样，室内少不了安装整齐划一的壁柜，并新添置了几件红木家具。可几个月后，就发现那些木椅易磨损的部位，竟已显露出不同质料颜色，原来都是面子货。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屋内新刷的油漆，那股持久不退的怪味，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即便全天候开窗换气，这气味仍然保持了近一个月。为了增添屋内的文化氛围，我又翻出了以前那发黄了的几幅老字画，结果很失望，因四壁安装了橱柜，竟难以安排找到悬挂它们的空间……

    大地震前，家里的旧物很多，大都是祖上留下来的，堂屋内的万卷桌、四方桌、座椅，工艺虽不算精细，但老漆斑驳，毕竟已经历了若干朝代，所以，权当古董被首选留了下来。那只立在厨房内的大碗柜，已被常年的油污熏得发黑，列入需淘汰之列，请在我家做工的泥瓦匠拉出了城外。安放在父母居屋内的两个小立柜，分别是我奶奶与母亲的妆奁，虽涂过黑漆，但柜面已黯然失色，况且每个抽屉的上方，历史上已被觅食的老鼠造就了它们进出的通道，这也许与母亲的仁慈和宽容有着关系。我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市面上哄小孩的糖果零食都很少，家境好的人，能够置一包硬质水果糖就是上等的享受。那时，只要糖果外包有一层纸张的，就被称之为“高级点心”，那可是很奢侈的口福，而我母亲床头旁边的抽屉里，经常会存有“高级点心”，可即便母亲的身体瘦弱，时常感到口苦头晕，她都舍不得含上一颗，几乎每一颗都送入了我们几个顽皮的孩子口中。由于抽屉内经常有甜食的存放，那些胆大的老鼠也因此光临，久之便在抽屉的上方啃出了两个进出的通道，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的房内时常会发出“啪啪”的响声，这是她在驱赶那些讨厌的来访者，用手掌拍击柜子发出的声音。

    母亲床头的另一边，还安放着一个落地矮柜，式样很一般，甚至未上漆。在我的记忆里，它常年由一把非常精致但已锈迹斑斑的小铜锁锁着，很少看到母亲开启那小柜的门。从她经常发出的唠叨声中，隐约知道了在她们那一辈生涯中，这普通的小柜内曾经承载过多年的辉煌与美好的憧憬，又产生过令人痛心的遗憾！终于有一天，母亲向我倾诉了小柜子的历史，那是20世纪40年代，由于全家勤劳与节俭，多年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终于储满了小柜，母亲的意愿是盖一栋像样的楼房，而奶奶认为祖先的坟头上还没有像样的碑石，因此认为他们的灵魂还在阴间遭罪，主张将积蓄用于祖坟。可当婆媳间的争议尚无结果，好赌的爷爷则凭他那至尊的夫权，与纳西男人豪爽的气概，一夜之间，将满柜的银圆输个精光。家里所有希望瞬间成了泡影，留下了母亲半辈子的唠叨……

    母亲在世时，七零八碎的杂物布满了房屋的每个角落，如陈年的竹篾器物，变了形的皮箱子，那铝皮制作的饭甑子，纳西语称之为“飞机尸”（汉译为“飞机肉”），是用40年代洋人坠毁的飞机外壳打造的。再如50年代母亲夜半磨豆腐用过的马灯，上面隐约还能见到“上海公私合营制造”的字样，以及众多的瓶瓶罐罐……我曾多次翻弄过这些旧物，并希望有所发现，今非昔比，在今天看似可以丢弃的垃圾，在我孩提时候，却曾经给了我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如斗蛐蛐必需的旧铁皮罐头。凑上两节废电筒，便可做自制幻灯机的电源盒；几节竹竿，便可制作很好玩的水枪、汽塞枪；即便一个小小的杏核，打个小洞，掏尽核仁，两面稍加打磨，便成为一只悦耳的吹哨。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那张布满尘灰的万卷桌里，竟然还出现了一件童年时代的“杰作”，一支泥制的小手枪，这是用古城大佛寺旁的一种特殊泥巴捏制而成的，泥质就像食用的“腐乳”，其可塑性无与伦比，待捏制之物晾干后，表面用铅笔均匀涂就，就成了一支乌黑发亮的玩具手枪，看去足可乱真。总之，我少年时的童趣，大都产生于家中的旧物。许多玩具都出自自己的模仿与创造。

    多年过去了，母亲对很多旧物不仅舍不得丢弃，反而眷恋有加，并经常如数家珍般挪来挪去。在那些家具当中，最令我感怀的是那张祖父的大木床，虽然做工不很精细，但宽大的床边与厚实的方木直角，让人感到一种四平八稳，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床板用绳绑结的几十根圆竹条均匀铺就，躺在上面，软硬弹性恰到好处，难怪年逾古稀的爷爷临终前的那把身子骨，仍然那样硬朗笔直，竟看不到一丝老态龙钟的模样。他生前经常坐在床沿的缘故，外侧床栏显得特别突出。滑溜溜的没有半点污垢。床尾外缘中央，有一块巴掌大深凹进缺痕，这是爷爷每天坐在床沿用烟斗敲打形成的，他时常用这一杰作给我讲解“铁棒磨成针”、“滴水穿石”的典故与道理。我还清楚记得，穿着青布长衫的爷爷，就靠在床头，经常给我吟唱一段富有韵味的歌，从依稀记得的那句“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歌词来看，这也许是他童年时即辛亥革命后的启蒙读物之一，或许是当年北伐将士的军歌，都已不得而知了……

    有一天，我在旧物里竟翻出一个已变了形的木鱼，这是奶奶的专用具。她生前信佛，每逢初一、十五她吃斋念佛的日子，一大早起来，净手后先把铜香炉擦干净，然后用一把小小的铜铲，将炉灰轻轻拨弄盖住已点燃的檀香木块，再点燃三支香插于炉旁，顿时，袅袅香烟悬梁绕屋，这清香使人生出一种肃穆之感。她一只手轻轻敲打着木鱼，另一只手翻开一本泛黄的木刻经书，双目微合，虽然目不识丁，但口中念念有词，一副虔诚的神态。后来，我就领悟到何谓“老妈妈念经”这句民间古语。至于我最得意的事情，是每当她的木鱼“当当”敲响的时候，幼小的我就不失时机地伸出小手，向她讨要零花钱，我知道此时为迅速打发我离开，而会毫不犹豫从怀里掏出几张小钱，如果运气不错，够我花销几天了……如今，时过境迁，祖上遗留的旧物已是凤毛麟角。多少古城里的旧物，已成了古董。

    成了逐利者的热门货。古城里的年轻一代，很少有人留意它们的过去，也很少有人去追忆它们所经历的岁月。每当饭后溜达在古城喧嚣的店铺前时，看到那些待在古董铺货架上的旧物，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便油然而生，眼前的这些旧物，就像一张张缺了内容的扉页；又像是一棵棵离开了土壤的枯树，每想到此，杞人忧天之虑骤然而至，并认定这是古城的悲哀！心中不时隐隐作梗，觉得不吐不快，便付诸笔端，聊表古城一平民之感怀罢了！

    过“建丹节”

    崇先

    人的一生所经历的事很多很多，但都难以一一记得，唯有孩童时的乐事、趣事会常常浮现在脑海中。对于我们这些在大研古城里长大的人来说，印象最深的还是要数过“建丹节”了。

    “建丹节”又称“二月八”，每年农历二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这三天，居住在大研古城、城郊、坝区以及坝区附近的纳西族群众都要欢度这一传统的节日。其中“二月八日”这一天尤其过得隆重一些。“建丹节”原为传统的牧童节。这天，所有的牧童相互邀约，大家凑钱买些好吃的到山上或野外吃野餐。

    据说这一节日起源于主人对牧童的施舍日子。每逢到了这一天，凡雇有牧童的主人都得给牧童放一天的假，还要请他们吃一顿丰盛的饭菜，有的主人则拿一些好吃的东西赏给他们，他们就带着主人赏赐的东西到山上去吃。于是演变为牧童节。随着时代的变迁，过这一节日的人还逐渐扩张到了青年、中年甚至老人中，因此，在大研古城一带还有人称为“青年会”，也有人称为“兜逗腊节”（意为打平伙节）。

    过“建丹节”，一般是按年龄的不同各自邀约成伙。过节的这一天早上，人们三五成群，带上早已准备好的肉、菜、点心、果品等食物，分别到事先选定好的地方，有的到公园里，有的到田野边，有的到山林里，有的则到古庙旁，然后再选一处有水有树，风景优雅、秀美的地方当作落脚点，起始大家分头搭锅灶、抬水、起火、拣菜……这些准备工作就绪，男人们便各自去做自己喜好的活动，如爬山、钓鱼、打鸟、驯鹰、戏狗，等等，妇女们则乐于留下来烧饭做菜，到饭菜做好了，大家才又聚拢来，开始吃野餐。边品尝肴馔美味，边赞美妇女们的烹饪手艺；道古论今，边欣赏周围的景色，真是别有一番情趣。与大人们不同的是，孩子们则要围拢成一圈席地而坐，还兴边吃边唱如下这首风趣的传统儿歌——“建丹歌”：

    我们欢欢喜喜一块来，

    我们欢欢喜喜吃饭来，

    我们欢欢喜喜喝酒来，

    我们欢欢喜喜吃肉来。

    在这一天里，活动内容最丰富的，玩得最开心的仍属于我们这些孩子们。大家除了兴高采烈地唱着这首最能表达喜悦心情的“建丹歌”去捡柴、找野菜、摘山花、挖药材以外，不知疲倦的男伙伴们，还要找一块较大点的空地，拿出带来的小球踢上一会，拼搏上一阵，不求输赢，意在娱悦。小女孩们却手拉手，围成圆圈，唱起、跳起欢乐的“阿丽里”。有的围成圈席地而坐，玩起“丢手巾”。还有的则跳起笛子舞，起跳时，由吹笛子的人领舞，其他的人跟着吹笛的围成半圈。

    领舞的边吹笛子边跳舞，用自己的笛声和舞姿指挥大家跳完一段又一段舞蹈。舞蹈的种类和内容繁多，有音调悠扬，舞姿轻盈，并能起到整齐步伐动作的“起步”；有富于跳跃节奏，强弱规律独特，突出新鲜、怪趣风味的“三打脚”；有表现机智灵活动作的“斗鸡”，显得笨重、呆板的“斗牛”，还有独具意趣的“鸽子喝水”。

    有的小伙伴还领来自己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于是他们就组织弟弟妹妹们唱童谣，玩游戏。游戏的种类也很多，弟弟妹妹们最喜欢的是“老鹰抓小鸡”：首先选一人扮“老鹰”，再选一人扮“母鸡”，其他人则扮“小鸡”，然后“小鸡”们依次排在“母鸡”后面，用手拉住前面这个人的衣服尾边上。游戏开始，“老鹰”想出各种办法，比着有趣的动作去抓“小鸡”，“母鸡”则张开双臂千方百计来保护“小鸡”，“小鸡”也要左躲右避，尽量不让“老鹰”抓到——即接触到自己的身体。

    如果被“老鹰”抓到就要出列。这是一则传统的儿童游戏，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培养机智灵活的特性。“串花园”则是女孩子们喜欢玩的游戏，整个游戏是在歌声中进行的，参加游戏的人要分成甲乙两队，先由甲队分两排面对面相隔距离站立，并举双手碰在一起“搭成桥”，然后乙队的人手拉手单行从甲队手下穿过，过完后又迅速排成两排按先前甲队模式站立，甲队的人又手拉手从乙队手下穿过。如此往返重复，整个游戏过程轻松有趣。此外，还有传授栽种常识的“拔蔓菁”，模仿劳动的“榨油”和“种瓜”，斗智斗勇的“老虎抱蛋”，等等，真是丰富多彩，举不胜举。

    玩够了，闹累了，大家就三三五五地坐在树影下，河沟边，草地上，有的讲故事，有的说谚语，有的猜谜语，有的逗笑话。当故事讲到兴奋处，笑话逗在乐头上，快乐的“建丹歌”又会唱响，歌声时而在林间缭绕，时而弥漫在草地上，时而越过田野，撒向远方。

    这样，一直到夕阳西沉，天边铺满了晚霞，落日的余晖照射着大地，大家把吃剩下的饭菜、果品、点心抛向森林，撒向河边，说这是在喂给小鸟，送给小狗。

    于是才踏着轻快的步子，唱起“建丹歌”往回家的路走去。

    回到家，兴致未尽的小伙伴们马上放下手中的包包，又飞跑出去聚在一块。

    夜幕笼罩的古城越来越静了，一条条昏暗的巷道又成了大家玩“躲猫猫”的好去处。实在玩累了，大家又挤在哪家的大门角落里瞎编乱讲起鬼怪的故事，最后自己也不敢回家。直到各自家的大人们找来了，才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到家，很快进入香甜的睡梦中。

    孩童时过“建丹节”是愉快的，是幸福的，伙伴们在意趣盎然的节日里，在分享人生真趣的同时，培育着纯真的感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也有了较大的改变。过“建丹节”，大家并未满足于吃上一次丰盛的野餐，而是有了新的追求，增添了新的内容。在这一天里，有的带上录音机，照相机或摄像机，或欣赏音乐，或拍下珍贵的镜头，或摄录难忘的画面；有的还带上各种乐器，在一块吹拉弹唱；有的则和着歌声、乐声翩翩起舞，到处欢歌笑语，人们在尽情赞美、享受生活，歌唱新的希望。还有的下象棋、打麻将、赋诗、作画，更有赏茶花者……“建丹节”的活动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越来越丰富了。

    再后来，人们的视野更宽了，活动空间变多了，活动范围更广了，可供选择的新的活动内容也越来越多了。闲暇时间里，有的忙于去化，有的忙于去参加同学会、同乡会、同事会、战友会……有的则经常邀约到哪家新开张的餐饮店美餐一顿；条件好点的则出去自驾游，或到远方休闲度假，或出国考察……总之，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的事物总是在逐渐替代旧的东西，如今，在人们的生活里，“建丹节”在慢慢淡忘；在人们的视野中，“建丹节”正渐渐远离而去。不知经历了多少年而形成的这一传统节日，也只有留在了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不过，“建丹歌”仍会在耳边常常响起。

    鲁美三郎（外二章）

    杨其昌

    鲁美三郎在丽江坝东北山巅之上，是一块硕大的巨石。

    鲁美三郎按纳西语汉译为“巨石的大方桌”，某形酷似。

    鲁美三郎该有一段优美动听的神话传说，因年代久远，不知被哪一代人粗心地忘怀了，因为在当今青少年中，即使走过鲁美三郎脚下，也恐是问道于盲，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在一些中年以上人当中，一提鲁美三郎，都会勾起一段往事，一段青少年时代的历程。鲁美三郎在这些人心目中，是童年的缩影，是苦难中成长的碑记。

    而今，鲁美三郎常常在暮霭晨昏中进入眼帘，它是那么清冷和高峻，那么神秘和迷蒙，就像被人们遗忘掉的物什，兀自向云天莽野诉说着人世的无情和冷暖。

    不是么？而今的青少年已不是过去那些时代的砍樵哥哥了，养尊处优以至营养过剩而发胖发病，再不用提起让他们去砍樵的话题了，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理解那是怎么一回事。

    而今，那些通向鲁美三郎的羊肠崎岖小路已经消失了，为荒草覆盖，为山泉洗刷，因为没有人走，也就不成其为路了。但那些消失在莽野中的路仍印在我的脑海里，即使跨越不惑之年，仍常常在梦魂中冒瑟瑟寒风、顶满天星斗走在这些孤寂的路上。忘不了，干粮袋里那点粗食饼和冰冷的山泉水，汗流浃背身上负着百十来斤重的湿柴，而当时体重也不过六十来斤，几十里山路常是两头昏黑、饿累难当。不过当时不知怎的，心境仍是那么爽朗，还是那么蹦蹦跳跳、顽皮捣蛋。虽然饥饿的感觉深刻，也未曾向父母逼索，反而常将卖柴得来的钱全数上交，或将此积攒为学费和书钱。所以，每当望到鲁美三郎，再看看当今的日子，心中就油然产生一种知足感。若人生追求的仅是荣华富贵、功名利禄，我不敢苟同；若人生非得是虚伪欺诈、厚黑充斥，我则崇拜陶公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好在鲁美三郎那方巨大的石印，仍在青天浩浩之下巍然如铸。

    童年

    谁都有一个童年时代，无论你出生天南海北，无论你家境贫富贵贱。

    人们常说自己有金色的童年，或曰幸福的童年，等等，然而我记忆中的童年是一幕灰色的、迷茫的童年。

    我6岁时有个小妹妹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据说是蛔虫病。8岁的时候传来外出打工的父亲的死讯。14岁的时候母亲也因病死不瞑目、恋恋不舍地离我而去，只剩下了我一个孤儿。那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风云，以后的日子，我犹如一叶孤舟，一直在生活的茫茫波涛中颠簸起伏……

    很小的时候，也是最初的记忆，我骑在父亲高高的肩头，那是一个黄昏的时刻，古城街巷里弥散着炊烟，两旁都是昏黑的铺面，那个地点，至今记得，我对父亲的印象仅此而已，后来他去邻县打工，一去几年直到客死外乡。据作为父亲朋友的当今健在的老人们介绍，我父亲天资聪颖，博学多才，写得一手好字，无论做文章，编演戏剧，会计盘账，以至最潦倒时仍会搞基建和设计。一位父亲的挚友至今仍保存有一首诗，那是父亲年轻时写的爱情诗，如今读来，依然让人感到青春意气勃发，对人生和前程充满了信心，虽然父亲只活了34岁。

    父亲是含冤而死的。后来才知道他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地下党员，接着又平反昭雪。据老人们说，正因为我父亲太聪颖且性格耿直，见不得鸡肠小肚或奸佞行为，故而得罪于小人，那么耿直的好人常有可悲的下场。

    父亲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和母亲，忍辱负重的日子，靠母亲每月做小工的十几元钱维持生活；母亲是大家闺秀、知识分子，但贫困交加，早已身心懦弱。有人曾劝她改嫁，但她毫未动心，对我无微不至，倾尽心血。她经常在昏暗的灯光下辅导我的作业，给我讲解小人书，期盼把我拉扯大遂她的心愿。但无情的病魔缠上了她，任我哭天喊地，母亲带着舍不下我的遗憾，在我14岁的时候死去。

    从此我成了孤儿，与外婆相依为命。

    外婆是个慈祥的老人，高大的身板，善良的心地，即使在街上，她也只走侧边，把中间让给大家，过早失去父母和温暖的我，理应从此沉默内向，但顽皮的天性，仍让外婆操够了心。过早地失去父母的温暖，我稚嫩的心灵蒙上了阴影，在睡梦中，常常听到母亲那熟悉的呼唤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醒来时已是泪流双颊。

    我的童年适逢国家困难时期，加之家庭的不幸，印象最深的是无时不有的饥饿感，似乎从未吃过一顿饱饭。如果与当今的独生子女相比，那可是天壤之别。

    每当坐在由寺庙改做的昏暗的教室里，看着从高高的屋顶瓦隙里射进的一缕缕阳光，凝视那圆圆的光斑移到某一位置，便是放学回家吃饭的时辰了。当时每条街一个公共食堂，每日两餐，严格定量，外婆腿脚不灵，我常去排队打饭，主食是苞谷饭，炊事员谨慎地用公平的手把赶在锅边的油星舀一点点盛进各家汤罐里，过年能遇上一顿回锅肉，是皆大欢喜了。饥饿的驱使，星期天常约上伙伴，到山上挖野地瓜吃，或不畏狗咬人追，钻到果园里摘果子。我记得深刻的是，在今党校附近有一棵野山楂树，每年不等它成熟，就爬上树一饱饥囊，虽然野山楂果又酸又涩，吃得牙齿酥酥的，但仍然忘不了它的施舍。

    童年没有鲜艳漂亮的衣服，与周围很多的孩子一样，穿的是补丁衣，光脚板套一双大人穿过的胶鞋或自制圆口布鞋，走起来叭它叭它作响。冬日里衣衫单薄，课间休息，孩子们便拥到教室外晒太阳，吵闹着使劲挤过去挤过来活动着取暖，最冷的冬天早晨，就带上罐头盒做的小火炉放在课桌下不时烘着小手。

    顽皮是童年的天性。每当黄昏夜晚，在古城昏暗的街巷里飞跑着捉迷藏，或逗留在古城那座唯一的电影院里直到散场，企盼能混进去饱饱眼福，或挤在哪家大门的暗处瞎编鬼故事，最后自己也不敢回家。还有玩泥巴、削木枪、斗蟋蟀、掏鸟窝、抓泥鳅、讲故事，等等，常常玩得忘了饥饿，印象最深的是夏日里的游泳洗澡，先在玉河下游齐腰深的河里学“狗爬式”，待练到脚不落地时，升级到中游，那儿的水漫过肩膀，学会自由式、蛙式、仰游、泅水等技巧后，再升级到上游，即较深的电沟或黑龙潭，三段式的夏日游泳洗澡耗去了童年中夏天的大多日子，被太阳晒得不知脱了几层皮，掏蟋蟀也很有趣，而今盖满了房屋的北门坡，是孩提时的蟋蟀“基地”，那时是乱坟岗，只见一排排墓碑，不知多少年代的坟墓垒了一层又一层，还有死牛死马，丢弃的小孩尸体，虽然提心吊胆，但玩性往往占了上风……

    考上中学以后，可以说告别了童年与少年时代，但童心依然无时不在，不过被越来越重的课程所替代，接着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欢乐而难忘的童年便也渐渐远我而去了。

    玉河·童年

    人们常说，人生短暂，江山依旧，可几十年的光景，童年时的玉河已经改变了容颜。变得令我回忆起她昔日的模样时，产生几多陌生、惊讶、感叹。

    在我的童年里，玉河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是一片照耀心灵的灿烂阳光。童年的玉河是一幅美丽的油画，是一曲动人的牧歌。那是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从学校放学回归，走在玉河边的田埂上，远处的村镇升起袅袅炊烟。蓝天如洗，白云悠悠，夕阳一片金黄，微风轻轻吹拂柳条，玉河在静静地流淌。一阵悠扬的琴声随风飘来，吸引我驻足不前。索性坐在田埂上倾听。那是我刚学会不久的歌曲，“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在心里默默地随着旋律唱着，思想升腾到一个非常美妙的境界。玉河边，垂柳下，一位穿白衬衣的年轻人正在舒臂拉着一架手风琴。

    这琴声和当时的场景永远定格在我稚嫩的童年记忆里。

    虽然饥饿，但童年依然是无忧无虑的。穿着补丁衣，挎着旧书包，蹦蹦跳跳，在玉河畔的菜地里度过一个个的夏天。伙伴们都脱得赤条条的，把衣服裤子往田埂上一铺，便跳进清凉的玉河里尽情嬉闹。待闹累了，爬上岸湿漉漉地往晒得暖和的衣服上一躺就烤起太阳，夏天的太阳一会儿就将你烤得发红发烫，一个个又“哧溜”一声跳进水里……忘情的玩耍，时有因迟到而被老师罚站。

    从今天的古城新街一直到格兰酒店，到高山植物研究所背后，是一畦畦绿油油的菜地，玉河从黑龙潭蜿蜒而下，两岸垂柳依依，雀鸟鸣唱。从玉河里伸出的一条条小灌渠纵横于菜地之中，沟渠里鱼虾、青蛙成群。即便是站在玉河高高的玉龙桥上，透过清澈的河水，随时可见成群的细鳞鱼溯流而上，或是一条接一条的鲫鱼顺水而下。

    每当玉河上游或玉龙桥下的三岔河截水，玉河里便一下子热闹起来。老少爷们拿着撮箕、箩筐，到降了水位的河里抓鱼，或是到古城河道的石缝里摸鱼，不论是谁，往往是收获颇丰。有经验的拿鱼高手们，常在古城河道的鱼洞里抓获一桶两桶的鱼。小朋友们初试身手，跟在大人后面瞎摸，一把一把的“尼陀罗火”（一种现已绝种的无鳞鱼）活蹦乱跳。那些玉河边浓阴树根下或古城黑洞洞的水楼下，大人们也不敢放胆问津，那儿常是水蛇和大鱼躲藏的地方。无论多少次截水，多少次拿鱼，在记忆里玉河的鱼总是那么多，仿佛是取之不尽似的。最有趣的还是垂钓之乐，在玉河边，玉龙桥上，柳荫下，或是古城的石桥附近，水流转弯处，常有渔翁垂钓。孩提的我们，将大头针弯成钩，找来一截缝衣线，用牙膏皮做坠子，折下一根柳枝做鱼竿，在河边菜地里随便挖几条蚯蚓做饵，也可以钓上几斤肥鲫。也许是玉河这鱼米之乡培育了许多渔迷，今天的古城里的钓鱼爱好者号称三四千，虽然玉河里已钓不到鱼了，但情趣依然不减。

    玉河上有几座水磨房，河水从水槽急泻而下，冲击水轮飞溅水花，不停运转的石磨声、水声、磨盘上牵动粮斗的木棒声；组成一组遥远的歌曲，现在还回响在脑海里。从玉河到古城中河的关门口，记忆中有四座水磨房，最上面的是古路湾村接近黑龙潭龙眼洞的一座，在旧电沟遗址处有一座，接下来的是中河通过一条长满高大柳树的长堤，在今老电影院遗址的背后的一座，还有古城闹市区关门口的一座。水磨房，它已作为历史存留在如烟的记忆中。

    清秀、静谧的玉河，说她清秀，不仅是古人笔下的玉河烟柳景色，还有那菜地、水磨房、顽童嬉戏、钓翁垂纶的田园风光；说她静谧，因为她从不喧哗，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凝成一幅重彩的油画，仿佛又是一位性格内向多情羞涩的少女。

    那时候的人很少，也许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谁走过古城的每一条街，彼此都几乎认识。

    时代在前进，江山也在改变。玉河两岸的每一处空地都浇灌了水泥建筑，河面越挤越窄，有的河段被盖在了地下，人如蚁，车如流，现代城市的繁华气浪扑面而来……童年的玉河，玉河的童年，何处寻觅，只余记忆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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