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绍武
一、从丽江至德钦的三条路
从丽江到拉萨，沿途经过的高山大河、大小村落甚多，难以一一顺序记述，本文仅就印象较深刻、久久难以忘怀的及笔者认为有一定特色的记述之。
马帮从丽江出发到德钦，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第一条是过金沙江经下桥头（现为虎跳峡镇）、中甸、尼西，再过金沙江到奔子栏，翻白茫雪山到德钦。第二条路是沿金沙江北上，经巨甸、塔城、拖顶、霞若翻格里雪山到奔子栏与第一条路交会北上。第三条路是从巨甸西进维西，再顺澜沧江北上经小维西、康普、叶枝、换夫坪（因过去官员做滑竿，到此地则须更换夫役而得名。现名华丰坪，是德钦县雁门乡政府所在地）到德钦。道路的选择，一般据以下这些条件而定：一是道路相对好走或相对近些；二是沿途土匪少，险段少，相对较为平安；三是沿途水草较为丰茂，便于马帮放牧和打野露宿。我们走的是第二条路，多数马帮都走这一条路。
从丽江到巨甸
马帮踢踢踏踏地从五花石铺砌的路面走出丽江县城，踏上了茶马古道的征程。
向西翻过黄山哨，经拉市坝、雄古坡到冷水沟，也就是到了金沙江边。向西望去，远处一个山梁上屋舍栉比，那就是闻名已久的石鼓街了。
石鼓，纳西语叫“剌巴”。金沙江自北而来，到此忽然来了个大转弯，掉头向东北流去，石鼓就坐落在这个湾子上。当地的学者范义田先生曾写过一副名联：“山连云岭几千叠，家住长江第一湾”，还有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江流到此成逆转，奔向中原壮大观”，道出了石鼓所处的地理位置。明代嘉靖年间丽江土知府木高，在此为一次民族间的争战取得胜利而刻制了一个石鼓，此地因此得名。这里山萦水绕，梯田叠叠，江流平缓，柳林郁郁葱葱。每逢农历三、六、九日赶集，万头攒动，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小集镇。这里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肖克等领导下北上抗日，抢渡金沙江的第一个渡口。我们未在此停留，马帮只从街尾穿过，上面提到的那个石鼓，就立在路旁的一个小亭里。距石鼓亭没有几步，就是冲江河，河水充沛。河上架有铁索，似长虹卧波，名“铁虹桥”。
桥的两端建有桥亭，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道。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国民党第五军出师缅甸，在东瓜地方打了一个胜仗。后因英国盟军配合不力，贻误战机，致转胜为败，不得已翻越野人山、高黎贡山等人迹罕至的大山返回。经维西、巨甸、石鼓回内地时，乡人托范义田先生撰写过一副对联贴在铁虹桥头的松筠牌坊两侧，以示欢迎，一时被人们广为传诵，因此我还记得，现录如下：
东瓜战场，写下一页历史，大战一百合，国外扬威，是唐代远征军，横绝葱岭帕米而后，第一壮举。
野人山地，踏破千古洪荒，越山千万重，云中返斾，看边区众同胞，沿途箪食壶浆以迎，成千掌声。
过了铁虹桥，是石鼓人民于金沙江枯水季节沿江广种的柳树和江洪沤积而成的大片土地。江水小涨的年头，部分田地一年可收大小春作物两茬；江水大涨之年，一年亦可收小春作物一茬。大路沿江岸柳林北上，过了木瓜寨，经一个只有八九户人家的小村就是有名的石门关隘。它东临大江，西靠陡峭的高山石壁，壁下有仅容单行马帮通过的一条小路，关北另一陡峭山梁上有一碉堡。锅头说，那是诸葛将台，是诸葛亮南征时建造的。这一带，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难怪古时把它作为防范吐蕃的一个军事要地。
过了石头关，经木取独（今名新华）、和尚庄、大闹塘等地，忽又见陡壁悬崖，仰首观望，几欲落帽，高大雄奇，令人惊叹。有一段路是在崖壁上开凿而成，还刻有“红石岩边修大道，金江岸上作坦途”的一副对联。往前走，在崖壁尽头处，有一小庙，庙旁崖脚刻有笔力刚劲的“云根”两个大字。锅头阿兀说：这就是红石岩。再往前走，就是三仙沽村（今名红岩）了。在三仙沽村金沙江东面的一堵高山崖壁上，隐隐约约呈现出一个人骑着一头骡子的影子。锅头阿兀用手指着让我辨认，并且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说那叫“打勒阿撒咪”。相传有一个名叫阿撒咪的纳西姑娘骑骡远嫁，因动了思乡念头，在回首眷顾的一瞬间，被一阵狂风卷起贴到了崖壁上。在过去，每当阿撒咪叫唤“三仙沽人，羊吃麦子了”时，当年的庄稼就要歉收。村民感其灵验，乃在江东岩下建庙祭祀，以后就不再叫唤了。阿兀讲得神乎其神，并说，现在纳西人嫁女，只能坐轿或骑马而不能骑骡就是由这而来的。
巨甸，纳西语叫“过堆”，意为积水干涸后形成的地方。这里四面青山环抱，东面山下有金沙江流过，南面木瓜山，高峰插天。传说山顶上有仙人划船处，猜测远古时，这里曾是一片汪洋。据史书记载：纳西族部落先民曾自称这里为“花马国”，唐代号为“九赕”。元世祖征大理，其兀良合台所率的西路军，曾在这一带革囊渡江，因而更名为“巨津”，是大渡口的意思。元代设巨津州于此，下辖临西县（今维西县），属丽江路宣抚司管辖。明代则属丽江军民府管辖，州名不变。清代改称“巨甸”，是大坝子的意思，沿用至今。1936年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抢渡金沙江，这里是最后一个渡口。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集市热闹，被称为金沙江畔的一颗明珠。它北连吐蕃，南通大理，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交往的走廊，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因此，这里的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房屋也曾多次被焚。当我们经过时，1929年匪灾被焚的遗迹尚依稀可辨。
我们的马帮从巨甸村、老寿村（又叫拉市坝）的东面大路通过，路东有成片的柳林。前丽江县县长徐亚雄出巡时曾写过如下地名诗曰：“武侯坡连小河口，巨甸平原有绿柳。”柳林的东面是大片被江水冲刷过的卵石滩。傍晚我们在坝子北端一条干河河口处打野露宿，这里江流平缓，江对面有木船，是东西交通的重要渡口。
太阳渐渐落山，摆渡的船工也回村去了，江风逐渐减弱，一切都显得非常宁静。吃过晚饭，江对面出现两个姑娘的身影，江这边也有几个青年小伙向江边过来。他们见了对面有姑娘，便停住脚，一声响亮的“啊——啊啊”出了腔，真是山鸣谷应，对面的姑娘也及时还来了同样的呼唤，声音清脆悠扬。小伙子走近江边即时将一个“金盆打水银盆接，哪个陪哥唱两声”的曲子摔过江去，对方迅速还来了一个“哥有小曲尽管唱，小妹奉陪到天明”。口气是那么坚定自信。“战火”拉响了，你来我往，互不示弱，声音之清脆响亮，语言之晓畅明白，即景生情，即兴成歌，比附贴切，富含深意，回答快捷，咬字清晰，真使我佩服。对曲在继续着，不知不觉时，双方都聚起了一堆人（约七八个）。女方有年轻姑娘、大妈，还有带着孩子的大嫂；男方则有小伙子、大叔、大伯和老大爷。他们大概都是曲子的爱好者，有的还可能是行家里手，听到了江边的曲声，陆续跑来听唱、助战、当军师。曲子多数是两句，但有时为了表达完整的意思，也会增加到四句。唱时第一句（或一、三句）的开头多冠以“阿哥也”“阿妹也”的衬词，第二句（或二、四句）的开头多冠以“给是啦”“说给你”或“玩不过的听着去”等衬词。他们只唱得月上东山，倒影映在江里银光闪烁，这种金江荡月的美景配以荡气回肠的曲声，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啊，我至今仍不能忘怀。这些曲子，我还记得一些，把它抄在下面，以见一斑。
两句曲如：
男：死没良心长江水，隔断多少有情人。
女：山高自有人行路，水深还有渡船人。
男：蜜蜂采花来路远，不为采花不能来。
女：斑鸠吃水蹍脚步，一步一步蹍拢来。
男：隔山喊你山答应，隔江喊你水应声。
女：吃茶想你茶走味，吃饭想你饭噎声。
男：月亮团圆十四五，姊妹团圆今晚辰。
女：麻布揩脸粗细会，绸缎揩脸细相交。
男：（小哥）出门只为家寒苦，不为家寒不出门。
女：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荒地不肥。
四句曲如：
男：隔河望见一头牛，牛角弯弯不抬头，
牛不抬头想吃水，妹不抬头想风流。
女：这山望见那山高，那山头上着火烧；
火烧眉毛眼前事，隔江隔河没奈何。
还有决心相爱的曲子，真是意味深长，如：
生要连来死要连，生死要连一百年；
九十九岁死掉了，阳间不连阴间连。
曲子唱到深夜，男方眼看要败阵了，一个老大爷给出了个点子，说：“唱个老对联给她们，看他们怎么回对？”他过低估计了对方，认为对方肯定会对不出来，于是一副古对联唱了出去：
五福堂中天地久，三多庭内子孙贤。
老大爷失算了，反而受到了女方的奚落，女方唱来了一个加衬的曲子：
听说隔壁人家办喜事，你给是来帮他家吹唢呐。
对曲还在继续下去，有时也有相互挖苦戏谑的曲子出现。
在金沙江边，四天来，沿路虽也有人唱曲，但因在路途中，我并未在意。这一晚上，我认真听了一夜，觉得别有一番情趣，很有诗味。诗歌源于生活，来自民间，真是如此啊！
从塔城到拖顶
塔城，有两个地方，两地相距约15公里。一个叫“塔池”，属维西县；另一个叫“塔扎”，属丽江县。汉语将两地均译为塔城。为了区别，一般都把前者叫作里塔城，而把后者叫作外塔城。我们经过的是外塔城，这里是丽江县最北端的村寨。村寨北面是一道高大的山梁，山梁的尾部是悬崖峭壁，直通金沙江，挡住了沿江而上的去路。听说峭壁上常有成群的猴子上蹿下跳，阵阵长啸。听了这些，我忽然想起了“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名句，不觉有苍凉之感。
据说就在这座峭壁一侧，吐蕃强盛时期，曾在这里的金沙江上建造过一座铁索桥（另一说桥为隋朝史万岁所造），史称“神川铁桥”。它在滇藏各民族的交流中起过重要作用。后来在一次南诏与吐蕃的战争中，被南诏毁掉，成了历史的陈迹。南诏在这里还设立过铁桥节度，因此，塔城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铁桥城。
塔城村坐落在上面提到的那道山梁与西面高山相结合的夹角缓坡上，民居错落有致，村中有小溪流过，房前屋后，路边溪旁，有高大的柿树、核桃树和板栗树，向来以产柿闻名。树荫几乎将整个村子遮没，村前是层层梯田，土壤肥沃，一年可收获两次。我们经过时，田里种着水稻和苞谷，一片葱绿，长势喜人。村后有一片草坡，绿草如茵，放牧着大小牲畜，草坡后面的高山，森林茂密。站在村前或村后的高处远望，金沙江泛着白光从脚下流过，一里外的江面上涌起一堆堆滚动着的银色小丘。从村里人那里得知，江心有两块巨石，被湍急的江水冲击，激起的水柱从石上翻过跌落，发出巨大的响声，山鸣谷应，势若万马奔腾，非常壮观。我们虽然从它的旁边经过，但因被一个名叫雾露的村子遮住，只听到巨大的水响，但却未见到那气势磅礴、白浪翻滚的奇观，不免使我感到有所遗憾。
这里的居民多数为纳西族，也有少数藏族，或者可以说是纳西化了的藏族。
他们淳朴好客，见到外地来的人，不管是否相识，都让到路边请客人先走，或从家里走出来站在门口，亲切地用纳西话同你打招呼，问你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有时还请你到家里去坐一坐。如果你到了他们家里，他们会请你坐到火塘边的篾席上，为你生火煮茶，摆上他们特有的柿饼、核桃、板栗和扁米（所谓扁米，就是在稻谷尚未完全成熟时，将其收获脱粒，经过蒸和炒、碓舂、去壳等工序加工而成的扁形米片。色泽略带青绿，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泡入酥油茶中食用，其味清香可口，是当地招待客人的上品）请你品尝，使你倍感亲切，仿佛是到了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里一般。这里的少女一般都有几分姿色，见了生人有些腼腆，往往一笑躲开，但却又暗暗偷看。古有“塔城多美女”的土谚，我觉得此谚不虚。
从塔城出发，爬完一个缓坡，到了前面提到的那道山梁（塔城关山）与西面大山衔接部的垭口，这里建有坚固的碉堡，上有箭孔（枪眼），这就是所谓的塔城关，是南来北往必经的要地。关的北面是个大树稀少的陡坡，若敌人从北面进攻，这里真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据说这是南诏在铁桥战役胜利后，设置铁桥节度时期修建的边防堡垒，也有人说是木天王时所建。不管何时所建，总之，这是一个古代兵家必争的要地。站在关上，可以听到塔城村、维西县的其宗村及江东春独村的鸡鸣犬吠，三地的田园屋舍、人畜蠕动都可尽收眼底。向北望去，不远处又是一列高山直插云霄，山上有一座寺庙非常醒目。锅头阿兀丕楚告诉我，那是藏传佛教在祖师洞口的达摩寺，是附近地区有名的佛教圣地。据说站在达摩寺远眺，还可看到巨甸的木瓜山和武侯村后的山岭，可惜我们没有机会上去了。
离开塔城关，沿着“之”字形的山路下完陡坡，走不多远，从山边高大茂密的树林里传来了水流的巨响声。走近时，只见一道道流水从山脚岩缝里涌出，汇成一股水量丰沛的小河，咆哮着流入金沙江，全长不足半华里。河水清澈凛冽，饮一口，沁人心脾，旅途的劳累和烦热顿消，令人神清气爽。这条水名叫“响水河”，其宗村里的人畜饮水和农田用水，均从水源处开沟引出。其宗村子不大，村中核桃树高大繁茂，村外江边有几块巨石，江水汹涌，水势稍缓处有双槽的猪食槽船摆渡。马帮从村边穿出，眼前又是一条大河从西面河谷流出，名叫腊普河。
顺河进去，地形逐渐开阔，有腊普、启别、里塔城等村寨，据说是维西县重要的大米产地，农耕发达。后来从有关的书刊得知，那里在古代曾是吐蕃屯兵的地方，设置过神川都督府。但是我们没有顺河进去，而是过河从达摩寺半山的凹处翻过，继续沿金沙江北上。一路上人烟稀少，即便碰到村落，也只是一两户、三五户人家而已。两侧大山高耸，峡谷显得愈来愈狭窄，中间的江面也愈来愈窄，有的地方，用力甩一个石头就能打到对岸。一种体形很小的山蝉，叫个不停，使人心烦意乱。偶尔还听到一种不知名的鸟在“苦啊！苦啊……”地叫，马帮中有的劳都（马帮雇佣的赶脚夫——编者注）学着鸟鸣声叫，引得这种鸟叫得越发起劲和急切，似乎想与对方一比高低。马帮虽然浩浩荡荡，但听了山蝉和此种鸟的鸣叫，一阵莫名的惆怅与凄凉便涌上了我的心头。从其宗村北上约十公里，便走出了维西县界，进入德钦设治局治下拖顶土司阿兀本登的辖区了。沿途见到几处白浪翻滚、响声如雷的险滩恶水，还不时见到一两个用石块和卵石筑砌的碉堡，可以想象古时丽江木氏土司开疆拓土在这一带征战的惨烈。
拖顶在路西的山脚下，面对金沙江，居住着十多户藏民，都是历史上土司奴隶的后代。房屋的结构是清一色的藏式建筑，先用掺石的黄土夯筑好墙体，然后在墙内立柱，拼装各种部件，在顶部装上横木，铺上竹条或栗树条，再填上黄土夯筑，并灌上水将上层的黄土搅成泥浆，凝固后抹平，使它没有裂纹和不漏水为止，便成为屋顶。土司的房屋比其他房屋高大宽敞，分上下两层。上层有平台可走动，平台有护墙，可在平台上远眺，观赏四周山色、奔腾的金沙江，有事时则成为防御工事。土司阿兀本登在这一带有相当的势力，南来北往的客商马帮，都要去拜会他，送上厚礼，否则在北去的路上就会遭土匪抢劫，轻则财物损失，重则丢掉性命。有的客商则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他，攀干亲家，以求得到他的庇护，保旅途平安。我们自然无例外地去拜会他，并送上厚礼，他也热情地用酥油茶、糌粑、核桃、扁米招待我们。看上去，他为人也还和气，完全不像传说的那样可怕。村前是一片狭长的旱地，种着苞谷，村中林木稀少，与我们经过的塔城、其宗地截然不同，显得有些枯燥。从村的西北角涌流出一条大河，水势湍急，水量很大，叫作九巴洛河。这是我们从丽江到此地所经过的众多河流中最大的一条河流。河的北面是一列高山，临江处悬崖绝壁，没有顺江而上的路，看来我们又得翻越座座高山了。
经霞若到奔子栏
离开拖顶，沿着九巴洛河向西北进发，一路上河谷忽而开朗，忽而树木荫翳，有许多小河、溪流从两旁的山箐、山沟里流出，汇入到九巴洛河。在深箐里、大河边的核桃树、漆树绿荫中，零零星星地点缀着三五户、十来户不等的人家。沿途土壤肥沃，水稻和苞谷长势喜人，约行30华里即抵达霞若。
霞若坐落在几条河流的交汇点上，有十来户人家隐在绿荫中。自西而来的主河道北，分布着一些梯田，种着水稻。从北面山沟里奔流而下的小河和短岩上跌落的小瀑布，使整个村庄终日回荡着“哗哗”的流水声。河里游鱼很多，在阳光照射下，要是你注目观看，还可以在流水中看到翻动的游鱼的影子，但是却看不到垂钓的人影。
这一段河谷，青山绿树，蝉唱声声，蓝天白云，风景优美，在风声水响中，显得十分幽静，我仿佛是到了别一洞天。只是由于我们的到来，马蹄声、马铃声，间或夹杂着劳都们的吆喝声、山歌声，暂时打破了这里的幽静。
从霞若起我们攀登格里雪山。这是一座季节性的雪山，经过时，雪已消融净尽，山坡相对较缓，有大片草场。我们在山上露宿、放牧，第二天才又继续翻越，抵达奔子栏。
奔子栏地处金沙江燥热河谷，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是进藏马帮必经的一个坡地小镇，并有小型冲积坝子，物产丰饶，可种植水稻、西瓜、棉花等作物。这里有几家丽江束河人开设的皮匠铺，还有剑川人办的细木雕刻作坊、油漆作坊。剑川白族的这些传统手工艺，也传授给了当地藏胞。奔子栏居民家家户户都有神龛，雕刻精致，进入其中，令人惊叹，不失为藏区民居一绝。奔子栏和中甸尼西的木碗，工艺精湛，在藏区颇有名气，历久而不衰。
马帮必须在奔子栏补充给养。我们采购了一些粮食和酥油等食品后，继续向德钦进发。
越白马雪山到德钦
我们离开奔子栏时，正是初夏，田野绿波起伏，柿树高大葱郁，石榴花开得一片火红。慢慢登上白马雪山，气候渐凉，到了垭口，寒风嗖嗖。举目四顾，雪岭连绵，云杉、冷杉盈满山间，各种杜鹃花漫山遍野，万紫千红，争奇斗艳，仿佛到了杜鹃花的世界，沿路还不时地见到一些珍禽异兽，旅途虽然艰辛，却也乐趣盎然。
德钦（也称阿墩子），是设治局所在地，又叫升平镇。德钦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那里有南来北往的马帮，显得特别热闹。马蹄声、马铃声、吆喝声、喧闹声，加上犬吠声，此起彼伏，互相交错，合成一首马帮交响曲。德钦县城，好像被挤压在大山深处，而街上的房屋铺面似下关客栈的样式，临街一面是商店铺面，后边接着住房客厅、旅店和马厩，再往后就是菜园，看来是当地商家吸收了汉族客栈的长处，为适应客商食宿、关马的需要而建的。由于气候高寒，所以房屋比较低矮，且清一色都是土房。所有室内摆设，井然有序，讲究卫生，火塘清洁，炊具擦得铮亮。升平镇人热情好客，彬彬有礼，说话抑扬顿挫，分外悦耳。升平镇的妇女在生意场中十分精明干练，她们担任“牙佣”（中介人，推荐货物者——编者注），代办货物。客商住进店后，主妇就安排伙食住宿及其他一切事务，免除了客商的许多辛劳。每当冬春季节，有川、藏、青、甘的藏族人蜂拥而来，前去朝觐太子雪山。他们还带来大批的山货药材，德钦人称之为“阿觉娃”。升平镇妇女为“阿觉娃”充当“牙佣”，抽取相应的介绍费，凭此维持一家几口人一年的生活。
我们去时，许多商号在这里设有转运站，马帮的生活补给都很方便。这个边地城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千上万的马帮夜以继日、络绎不绝，货源又畅通无阻，不能不说得益于升平镇那些精明勤劳的妇女。
二、西渡澜沧江，越梅里雪山，进入西藏南缘
过溜索渡澜沧江
从地理环境看，这里的一座座高山逶迤南下，一条条大江奔泻其间，是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我们刚越过云岭山脉的白马雪山，眼前又是怒江山脉的梅里雪山。澜沧江夹在两条大山脉之间，日夜呼啸奔腾，又无舟船之便，形成不可逾越的天堑。古书上说“三渎南流，溜筒以济”，看来溜筒江（澜沧江在德钦过溜处一段的别称）的溜索已有千百年的历史了。溜索用藤篾扭编而成，跨江固定在两岸岩石中的巨木桩上，两条粗大的篾绳相互向对岸倾斜，一来一往。溜索上覆着用栗木制成的半圆形溜梆，溜梆两头边上有孔，穿上皮绳。过溜时，将人、骡马、货驮用皮绳捆牢，司溜工猛地一推，即飞速滑到对岸。人过溜时，双手十指合拢，紧握溜梆，保持平衡，不使溜梆倾斜。如果溜梆倾斜，皮绳就会被溜索割断，人畜和货物便葬身于狂涛恶浪之中，万无生还的可能。另外，头部一定要偏离溜索，以免被溜索划破脸部，甚至划断耳朵。过溜，确确实实是件令人魂飞魄散的事，那些平时性怪难以驯服的骡子，也吓得屎滚尿流，到了对岸都还瑟缩发抖，不能起步。我看着惊险万状的过溜情景，心里阵阵发慌，全身的神经都绷得很紧。伙伴们相互鼓励，鸣枪壮胆。轮到我过溜时，溜工先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见我穿着讲究的氆氇楚巴，外罩黄咔叽外衣，内着白绸衬衫，腰别手枪，身躯又较弱小，虽身着藏装，料我是个汉人。这人十分有趣，他对着我微微一笑，随即抓了一把已经霉臭的酥油擦在皮绳上，然后用皮绳使劲把我捆牢，还多绕了几道，将我的衣服弄得油渍斑斑。我无可奈何，只好任其摆布。正在惊疑之间，他顺势把我一推，从溜索上溜过江，急速的风“嗖嗖”从耳边吹过，确有魂不附体之感。
将到对岸，溜梆停滑，坠在半空，只见江水汹涌澎湃，响声如雷。我仿照先前过溜的人，倒转身子抓住溜索，将脚也跨在溜索上，恰似猢狲倒挂，双手顺溜索前移，对岸众人也用力齐压溜索尾部，始达对岸，解绳下溜。我站在大江之滨，仰望太子雪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如今，事隔半个多世纪，回想起来，犹如梦幻一般。曾写七绝一首以记之：
江岸峣峰一线天，怒涛骇浪涌浓烟。
架空溜索凌云路，顷刻惊飞万丈渊。
过溜非常惊险，但古代人民群众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在滚滚滔滔的大江上架起溜索，为两岸人民的交流和贸易往来带来诸多方便，这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人间奇迹。我也曾到过怒江地区，怒江上的溜索不少，他们往来如同儿戏，给人们带来的方便不言而喻。怒江水流湍急，比澜沧江更甚，我曾询问，如何把粗重的溜索拉过江对岸？傈僳同胞告诉我：怒族、傈僳族从五六岁起就佩带弩弓腰刀，长于射箭。他们先把细丝拴在箭羽后部射往对岸，继而将麻线与丝线连接，又将麻绳与麻线连接，最后接上溜索。丝线阻力小，在对岸的人先收丝线，而后麻线、麻绳，最后依靠众人之力将溜索拉过江，悬于两岸。在古代就能出现这一惊险的交通工具以造福于民，令我万分敬佩。
丽江大商号的老板，不少人都曾在此过溜，目睹了人马落江的惨剧。仁和昌的老板赖耀彩曾发誓要在澜沧江架一座钢索桥，此举在1946年得以实现，取名“普渡桥”。设治局局长陈纪曾告诉我：造桥工地上，赖耀彩大爷同民工一起风尘仆仆，毫无大老板的架子。通桥那天，其子赖敬庵撰联一幅“俯瞰骇浪惊涛，勿忘过去；缅怀丰功伟绩，珍视未来”贴在桥头。马帮早在两岸等候，只待典礼结束就首批通过吊桥，以图吉利。通桥典礼由赖大爷、桑树林、陈纪主持，丽江来的张大喇嘛为通桥诵经，将一把一把的青稞、小麦等洒向大江，祝福过往马帮和群众来往平安，马帮客商鸣枪庆贺，接着一队队马帮通过索桥，走向远方。
翻越梅里雪山
梅里雪山是怒山山脉的最高海拔地段，海拔6740米，主峰称太子雪山，高耸云天，白雪皑皑。主峰之下，两条巨大的冰川，闪着熠熠耀眼的光芒，俯首大江，山峰错落，壮丽而又神秘。它是藏区最负盛名的八大神山之一，前来朝山的藏族身背行囊，满身灰尘，磕着等身长头，在他们的身后是行路艰难的万水千山。我非常佩服这个民族对神灵的虔诚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怒江山脉是澜沧江和怒江的分水岭，山间森林茂密、浓荫蔽日，山路崎岖难行，马帮清脆的铃声在山林里回荡，密林深处不时传来雪鸡和各种山鸟的鸣叫声，云杉林的树枝上不时可见一只只小松鼠跳来窜去。遥峰积雪，林静谷幽，真是如诗如画。行进在傍山小路上，我忽见深谷山腰的大树上挂着一具骡子的骨架。锅头阿兀丕楚告诉我，那是马帮在破雪行进中滚落下去的骡子，这是雪山上常有的事。
走完了一天的行程，我们在梅里西坡的山腰露宿。锅头和劳都们个个精神抖擞，放下背上的步枪，便挽起袖子，按骡子的先后次序下驮，并将鞍鞯、货驮码放整齐。顷刻间在空旷的山间林地上，只见群骡翻滚，搓擦背上的汗水，不断地打着响鼻，发出阵阵嘶鸣。锅头带上一个劳都到附近林中打柴，他叉开双脚，挥动“咚布”（一种锋利的砍刀），手臂粗的干柴几下就砍回一大堆。三个大石头搭起火塘，架上大铜锅，便生火煮茶。大家围着火塘席地而坐，掌勺的锅头分别给每人的碗里盛上香喷喷的酥油茶，各自抖上青稞炒面，先来一顿下马饭，以解疲劳。接着，劳都们都即刻起身去照料各自的马匹，逐一检查骡蹄，喊着骡子的名字，为其搓揉脊背，亲昵地与之说话。他们在骡群里穿行，察看有无毒草，因毒草特别翠绿，新骡子往往容易误吃上当。
每个劳都随身备有盛放糌粑、酥油、盐和茶的羊皮口袋，还有小块红糖，以备寻找丢失的骡子远离骡群时急用。
各家骡群，一旦散开，就混杂在高山林地草甸间。傍晚，在劳都们的呼唤声中，骡子都翘着尾巴，扬鬃奋蹄，飞奔而回，各归其所。就是驻店外出放牧，也会各归各店，不会弄错。
傍晚时分，焖好了锣锅饭，煮了腊肉，林间草地上弥漫着炊烟和腊肉的香气。
腊肉煮熟后，锅头（马帮领头人——编者注）却把肉汤全部倒掉。我不解地问锅头：“为什么把汤倒掉？”锅头说：“过雪山草地，喝了腊肉汤，人会浮肿，影响高原长途跋涉。”还说，“在深山密林里，不能烧烤腊肉，因为这会引来豺狼虎豹等猛兽。另外，在翻越雪山时，也不能高声呼叫，因为它会招来雨雪。”整整20天的旅程已经过去，锅头阿兀丕楚时刻为马帮操心，与劳都们同甘共苦，亲如兄弟，宿营地上随时都有他忙碌的身影。他阅历多，经验丰富，像一位家庭的长者，所以，大家都听他的话，凡事都和他商量。我想，这是马帮长途跋涉、共渡难关所养成的、必备的高贵品质。
我自带一匹乘骑，出发露宿、上下鞍鞯自然也由自己负责，宿营时，也做点轻活，如扯帐篷、烧火等等。懒惰在马帮中是被人看不起的，只有勤快、付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才能把自己溶进这支特殊的队伍中。劳都的劳动十分艰苦，干起活来又是那么干净利落。每次起程前，他们将各自所负责的八匹骡子的驮子上好后就顺次放行，把拴马脚的套绳收起绕好搭在最后一匹骡子的货驮中间，还回头看看火塘里的余火是否已经全部熄灭，有无东西遗漏，最后才踏上新的行程。
我在他们中间，当劳都把八匹骡的货驮上好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未把自己的乘骑整装好，确实感到羞愧。
在行程中，几家商号的马帮相约，轮流在前面开路。马帮人员都配备有长短枪，如遇匪情，互相照应，共同抵御，以保一路平安。每天，各家马帮按轮流的次序放行，决不会出现混乱的局面。
藏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歌声高亢悠扬，马队里不时响起一阵阵歌声，抒发心中的感情，思乡的，思亲的，渴望的，戏谑的……凄切缠绵，叫人心动。我们的劳都常常手抚下巴唱起优美动听的山歌。其中有一首使我至今难忘，歌词的大意是：“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雨雪又飘飘洒洒，我那年轻体弱的马儿哟，我始终放心不下哟！”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锅头、劳都们触景生情，出口成章，一路唱着民歌，一直唱到拉萨。有的劳都说，不唱歌，喉咙就怪痒痒的。真的，在漫长的旅途中，如果不唱歌，如何排遣这旅途的枯燥与寂寞呢？真使我从心里佩服他们啊！
翻过梅里雪山，露宿于山脚下，回头东望，卡瓦格博峰（太子雪峰的藏名）披上斜阳的金色余晖，熠熠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主峰两边是望不到头的、连绵不断的雪山，雪岭下森林苍莽，犹如墨玉一般，多么神奇壮丽的雪山哟（我穿越过雪域大地，一生中见过许多雪山，给我印象最深、最难忘怀的就是这座卡瓦格博雪山，我觉得没有哪座雪山能与之媲美，在我的心目中，它始终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雪山）。当晚，由于旅途劳累，我们都早早睡下，约半夜光景，帐篷外火塘内燃烧着的大树柴火尚未熄灭。人们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间，所有的骡群都惊乱起来，挣脱了拴脚索，吹着鼻子，头朝外挤到了火塘边，将我们惊起。黑暗中，只见从远处森林内射来两道有如较弱的“电筒光亮”，锅头叫我们开枪射击，一阵枪声响后，电筒的弱光消失了。锅头说这是虎豹一类的猛兽来光顾，我们放了枪将它吓跑，幸好骡群没跑散，未受损失，这是我们的幸运。
次日早晨，山下还在幽暗之中，卡瓦格博峰已沐浴着灿烂的朝阳。我久久凝视着这座神山，虔诚祈祷，顷刻间，心灵好像得到了净化……翻越梅里雪山时，在漫长而崎岖的山路上，沿途碰到了一些不远千里虔诚朝山的藏胞。他们背着沉重的粮食行囊，胸前围着皮胸围，手上套着皮手套，膝上拴着皮护膝，满脸灰尘，目不斜视，口诵佛经，三步一个长头，风餐露宿，无怨无悔。这是一个多么顽强坚韧的民族啊！我心中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过怒江桥
过了澜沧江，出现在眼前的是怒江。几天来，刚翻过白马雪山、梅里雪山，又要翻越更大更高的山了。据人们讲，澜沧江和怒江的直线距离只有二十多公里。
这三条大江，因为大山的挤压，又都处在上游，江面狭窄，水急浪大。其中以怒江更甚，所以，怒江上架有木桥，桥的两端有坚实的门，并有藏兵把守，白天允许行人和马帮往来，晚上关门，不许通过。又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关隘。怒江依照着它的性格，奔腾着，咆哮着，狂涛拍岸，雨雾蒙蒙，响声如雷。举头而望，一线蓝天，白云飞渡，四面皆山，我好像处在一口无比深大的井里一样。大山上的原始森林特别茂盛，层层叠叠，满目青山，我感到我好似已经来到了翡翠峡谷……
我们起程较早，来到怒江桥头时尚未开门，只好耐心地等待。锅头很了解这些藏兵，触怒了他们，就会引来许多麻烦，心急也没用。
等到他们开了门，锅头送上茶叶，留下“买路钱”后，马帮才鱼贯通过怒江桥。只见守桥的大汉荷枪实弹，犹如两尊金刚，令人望而生畏。
进入西藏左贡
进入西藏地区以后，沿途多半是光山秃岭，不见人烟，也看不到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旅途更加艰险，身体也因缺氧而感到疲惫不堪。连翻几座大雪山之后，到了左贡，藏语叫作“左贡宗”，是县城的意思。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望无垠的草原，绿草如茵，繁花似锦，还点缀着无数的牛羊。碧蓝的天空，雪山的云朵，雄鹰猛鹫，搏击长空，这种天高地阔的草原风光，实在令人迷醉，顿时洗去了我心上的愁绪，不禁想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代敕勒歌。
从高坡上白色的土顶寺庙中，不时传来“呼咚”的皮鼓声和低沉而又浑厚的长号声，回落在草原上，看来是正在举行宗教法事活动，远方的村落飘起了温馨洁白的炊烟。锅头阿兀丕楚，带上沱茶和藏币松松，骑马向村落飞奔而去。回来时，马背上的皮革褡里装满了青稞糌粑、干牛羊肉、兽肉和酥油。有时也有些牧民骑着快马来到我们身边，问能不能用兽皮和羊子换些沱茶。他们穿着自己搓揉缝制的厚实皮衣，留着长长的、乱蓬蓬的头发，紫檀色的脸盘儿，眼睛炯炯有神，身材高大而健壮，腰间横插着约4尺长的快刀，颇有武士风度。据说，这种腰刀是把埋在地下几十年的好铁挖取出来，用传统工艺锻造而成，磨得非常锋利。当我们问及如何将腰刀抽出时，他们作了演示，在跳跃旋转中快速把刀抽了出来。
初见他们，有点望而生畏，但在交谈中很快融洽起来，发觉他们生性耿直、忠厚善良。这里的牧民只有少数人拥有自己的牛羊，而农奴主却拥有成千上万的牛羊，使用农奴为其服役放牧。农奴主住在用牦牛毛编织而成的黑帐篷里，这种帐篷滑水性能很好，雨水不会透到帐篷里，所以，过往客商称他们为住黑帐篷的人。进藏客商也都备有牦牛毛毛毯，在雨雪中作为雨具，露宿时，就盖在棉被上。如今，50多年过去了，我那条牦牛毛毯虽然已经破旧，但看到它便油然忆起了那段艰苦历程，令我感慨不已。
三、头骡领路穿沼泽，牦牛开路过雪原，拉萨在望
过施工拉山
过施工拉山时，我已感到十分疲劳，步履更觉艰难，也没有出门时的那种欢愉情绪。将要翻山时，我惊奇地看到两座山峰夹峙的山冈上有一座小小的寺庙，周围散落着几十户人家。寺庙坐西朝东，上盖汉式青瓦，在藏区这是唯一仅见的瓦房。进得寺来，神龛上供有一尊威武的塑像，看上去年代已经非常久远，经过客商与当地群众的长期焚香拜祭，塑像、铁纱窗及栋梁均已熏得漆黑。塑像前还供有一顶硕大的羊毡帽，落满了厚厚的烟尘。殿内的柱子上卷悬着一件大铁甲，这就是所谓的锁子扣连环，铁片状如柳叶，两头有孔连缀而成。我用手抚摸良久，与藏族的民间故事传说相印证，我深信唐朝的尉迟恭曾到过这里，并把自己的铁甲和帽子送给当地居民留作纪念，致使当地居民把尉迟恭当作神灵而供奉在寺庙中。
事情得从源头说起，藏族老人曾经给我讲过关于文成公主的故事——传说在唐太宗时，周边小国的国君派使臣到长安朝拜，西藏的松赞干布久闻文成公主贤淑、才貌双全，就毅然派出颇具才智的使臣噶布隆（又叫禄东赞），备厚礼往长安求婚，联姻通好。可是求婚者多，谁都想娶到文成公主，皇室左右为难，就派大官做考官，出几道难题，让使臣们回答。第一道题是找来成群的母鸡和小鸡，让使臣们辨别哪几只小鸡是属于哪只母鸡的。一时间，使臣们对此无可奈何。禄东赞却很自信，他把大群的小鸡放了出来，又抓来一只只母鸡放在其中。在母鸡的“咯咯”叫声中，小鸡分别向母鸡靠拢，每窝鸡都分得清清楚楚，考官连声称道。第二道题是一颗颗晶莹的玉珠子，两头有孔，中间成螺旋形，看谁能用丝线把珠子穿起来。使臣们比试着，又是吹，又是拍的，怎么也无法办到。两天过去了，禄东赞又到朝堂，当众作了演示。他将细细的丝线拴在一只蚂蚁的腰上，并将它放入珠子孔的一端，待蚂蚁徐徐前行同时轻轻吹气，蚂蚁和丝线便从玉珠的另一头出来，他又赢了。第三道题是在众多的美女中准确无误地指出文成公主来。皇宫佳丽众多，天生丽质，云鬟雾鬓，使臣过往其间而一筹莫展。禄东赞在考察时，特别看着气质，从而指出了真正的文成公主，使考官们目瞪口呆，万分惊讶。最后一道是皇宫宴请各国使臣之后，让他们按原路返回。使臣们在皇宫里好像走入了迷宫，堕入云里雾中，只有禄东赞一人毫无差错地回到原地。
文成公主启程进藏，唐王朝一再挽留禄东赞，把他留在了长安。几个月过去了，禄东赞提出要求，要在长安附近的山头诵经。获准之后，他在山头烧起天香，带领随从，跨上骏马，日夜兼程回藏。当唐王知道禄东赞已出走时，深深惋惜失去了这位满腹经纶的智者，于是派尉迟恭将他追回。尉迟恭火速追赶，却已杳无踪影，追到施工拉山仍未能追上，只好将他的铁甲和帽子留给了施工拉山居民，作为他已追到此地的证据而回朝复旨。
过邦达五百里长川坝
邦达是个“宗”（集镇——编者注），是县城所在地，也是藏区茶马古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站。那里有寺庙，人口不多，只相当于一个村落而已。我们到达时，看到牦牛、犏牛组成的运输队伍，黑压压一大片，铃声叮咚，人们穿梭往来。遍地堆放着货驮，杂乱而热闹，有些货驮甚至没有货主前来查究。
又过雪山，在雪路上行进，骡帮的蹄子踩雪过多，蹄上往往结成珠形的冰团，而且越积越多，上下坡时，牲口常常会滑倒。如果顺坡滑落，就会造成骡子伤亡，货驮砸坏散失。因此劳都们随时都用钉锤、铁爪子为每匹骡子消除冰团。有些地段，山势陡峭，则用斧子砍出冰路，一段段地扶着牲口往前移动，非常吃力劳累。
我想，每过一条江，是一次考验，每翻一座雪山，更是一次考验，是生与死的搏斗。这也就是一个磨炼意志、净化灵魂、体验人生的过程。我后来能够在坎坷崎岖的人生道路上挺了过来，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走茶马古道的锻炼。
五百里长川坝，好一个辽阔的草原，野花似锦，一望无际。天空是那么蔚蓝深邃，放眼北望，雪峰连绵。草原上牧放着无数的牛羊，绵羊群像一堆堆白色的云彩；黑色的、杂花的牦牛群又像一朵朵乌云，在慢慢地移动。稀稀落落的黑色帐篷顶上冒着缕缕炊烟，牧民们骑着骏马，绕行在畜群的周围，悠扬的铃声叮叮咚咚，牛羊的鸣叫声，马嘶声，犬吠声，云雀的欢唱声，还有牧民的歌声，给草原带来了无限生机。见到如此风光，我情不自禁地又一次哼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歌来。
傍晚，各自的牦牛被赶拢在一起，头角朝外，或站或卧，弱牛居中，这是畜群的自卫方式。在牦牛群中，有一两头年岁较轻、精力旺盛、特别凶猛的公牛，它们毛片亮丽，双角坚实锋利，两眼发红，时时摇头摇尾，好动。经牧民的训练，使其担负夜间保卫牛群的任务，是牛群最可靠的卫士。它们还会在深夜绕着牛群巡逻，若遇到豺狼虎豹侵犯，它们会拼死相斗，把野兽赶走。在与野兽搏斗时，牦牛都站了起来，角向外、缩着脖子、打着响鼻，严阵以待，保卫着弱牛和小牛。如果野兽绕到跟前，它们就猛挑犄角，猛兽大都惧而不敢靠近，只好悻悻离去。牧民们对这种公牛卫士十分爱护，用好饲料特别照料，还在它们的角上拴挂了用牦牛尾染就的红缨。牧民们讲，待这一带的牧草少了，他们就要将牛群转移到新的牧场，而且各有各的地盘，这已成了“习惯法”，避免了牧场纠纷。各个牧群之间，虽犬声相闻，却又很少往来，这就是所谓逐水草而居的牧民生活。
五百里长川坝，没有树木，牧民和商旅都用干牛粪代薪生火，化冰雪而饮用。
据说拉萨使用的干牛粪，也是用牦牛、犏牛从这里驮去的。我们同样用干牛粪生火做饭，火力不错，炊烟与烧木柴的青烟不同，显得格外洁白。
过长川坝已走了两天，仍然无边无际。沿途遇到一些沼泽地，同样长着青草野花，但马帮在头骡、二骡的带领下，总是左拐右绕，鱼贯而行，显得小心翼翼。我问锅头阿兀丕楚，为什么不走直线前进，缩短路程？锅头告诉我：这种沼泽地，看上去与我们现在走的路没有什么分别，下面也都是黑油油的泥土，但它是不知经过多少千年的腐草沤积而成，如果不小心踩上了，便会整块整团地陷落，深的地方人畜货驮会被完全陷没，救助起来也非常困难。以往有些牲畜货驮就是误踩上这种地方而遭受损坏，因此过这种草地是非常危险的。他告诫我千万不可贪图近路而走出马帮队伍。我听从他的话，紧紧跟随着马帮，顺利地通过了危机四伏的沼泽地。我佩服头骡、二骡的识途能力，它们的重要性也由此可知。
在长川坝，我们还看到过大约300只左右的野羊群，灰黄的毛色，在头羊的带领下，向远方奔驰而去。奔跑的蹄声有如轻雷滚过，异常壮观。我十分喜欢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动物，野羊群的出现，使我激动不已。据说藏北草原上的野羊群更多。如今，从报纸上得知它们也没有逃脱被捕杀的命运，心里很是不安。当群羊出现时，马帮里有人想开枪射杀，却往往被锅头大声阻止。他说：藏族有个规矩，在旅途中是绝不容许杀害野生动物的，因为这会影响旅途的吉祥如意……一番话，使我陷入沉思，我在沿途看到大雕、秃鹫、苍鹰翱翔在高高的蓝天，还看到高原湖泊上轰然起飞的水禽那么自由自在，原来是藏胞的一片深情给它们留下的生存空间呀！
在长川坝我还看到草地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洞穴，不时有百灵鸟从洞穴里飞向蓝天鸣唱；又见到有松鼠大小的野鼠从同一洞穴钻出，双手放在胸前，形态可掬，蹲坐着面向东方晒太阳取暖。藏族同胞说，这是野鼠双手合十在朝拜太阳神。
因为洞穴潮湿，它们需要每天出来晒太阳。人们称这种情况为“鸟鼠同穴”。这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所特有的现象。冬春季节，大雪纷纷，草原一片白茫茫，迫使它们分工合作，互相依存。它们在较好的季节里，分别外出觅食，贮于洞中，以备冬天食用。延寿果是西藏的名贵特产，用纯酥油煎食，其味香甜，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是极好的馈赠礼品。这种果实即将成熟时，大部分都被野鼠和百灵鸟衔到洞里贮藏，整齐地码放在一起。所以，卖延寿果的人，除采摘外，大都是从野鼠洞里挖掘得来。
有一天傍晚，天空浓云密布，风也停了，草原一片沉寂。不久，便飘起了鹅毛大雪。一钻进帐篷，暖烘烘的，下雪天更催人入眠，躺下不久就进入了梦乡。
惊醒时，似有重物压着，十分闷热。翻身欲起，可连手也抬不起来，我们大声惊叫。锅头阿兀丕楚也大声喝道：“别怕，用力翻滚出来就行了！”我们一个个从帐篷下面翻滚出来，原来一夜的大雪把帐篷压垮，我们都被深埋在雪下了。我们齐力将雪扒开，拖出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等待天明。好难熬啊！在高原上，黎明前的气候特别寒冷，风虽然小，但吹到脸上就犹如刀割一般。根据这次亲身经历，我曾写成了一首绝句：
一马平川望眼迷，鸟鼠同穴世间稀。
代薪牛粪冰溶水，夜雪消魂盼早曦。
在旅途中，如果遇到连日的雨雪，行李、马垫受潮，加重了骡子的负担，人也特别难受。一遇天气晴朗，锅头就选择宿营地休整一两天。于是我们在草地上扯起帐篷，燃起牛粪，煮上腊肉、香肠，在挂面里加上生蒜、辣椒，美美地打上一顿牙祭。然后把行李、马垫铺开来暴晒，牲口则自由地放牧在大草原上。
我们仰面躺在开满鲜花的草原上，看着蔚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听着百灵鸟的歌唱，讲故事、说笑话，旅途的劳累一扫而空，倍觉舒畅。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接受了大自然的洗礼后，得此清闲，才真正体味到苦尽甘来的无穷乐趣！
锅头阿兀丕楚，时时事事为我们和马帮操心。他从牧民那里买来上好的酥油，一饼一饼地放进大铜锅里熬成酥油汤，加上红糖，平均地分给每人一碗。他的那份，也同其他人完全一样，甚至还要少些，而绝不会多于别人，这就是马帮的规矩。而各人所得的那一份，可以一次吃完，也可以分几次吃。酥油汤捏糌粑，营养丰富，味道清香，还用牛角筒将酥油汤灌给骡马，以补充牲口的体力。
到了草地的边缘，在一个小岸壁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洞穴，野鸽在那里做窝。夜间，拿着手电筒去捉野鸽，可以手到擒来。在荆棘丛中，还有肥大的箐鸡，这些野味，常常是马帮的佳肴，味道可口，遗憾的是缺少一杯美酒。
走完了长川坝，又从一个小峡谷中穿过，两边悬崖高耸，我们看到在高处钉有铁桩子，桩上系有铁环。这又是什么人爬上去钉的呢？它有什么用呢？这真是一个谜。传说这是大禹治水时系船的地方。这个传说虽然不可靠，不过从长川坝的地理环境来看，这里可能曾经是个大海。
翻工布江达阴山
过了长川坝，前面仍然是重重叠叠的大山。过工布江达的阴山时，气候特别寒冷，这里山谷幽暗，阳光难以照到。举目东望，天空黑雾蒙蒙，在依稀的阳光照射下，就像是细罗筛筛下的黑色粉末，徐徐地向上飘落，据说这就是所谓的下黑霜。经过这个路段时，绝不能贪恋马背，应该下马步行，因为在马上的时间一长，手脚受冻麻木，血液循环减慢，会因头晕而从马背上跌下来。锅头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该用棉被将其裹紧，反复搓揉，将其发热复苏，直到恢复正常为止。如果烧大火烧烤，手指、脚趾就会坏死脱落。
这一段路找不到干柴，也没有牛粪，生火就成了大问题。可是，阿兀丕楚还是有他的办法，他手持长刀从草丛中砍来阔叶灌木，塞在火塘里，哪怕只有一点点火星，也会慢慢地冒出烟来。再用土制的羊皮鼓风器不断地鼓风，渐渐浓烟四起，熏得人眼泪直流。突然间，“轰”的一声，这些湿柴就像浇过汽油似地猛燃起来，真叫我心慌不已。我们架上铜锅，化雪煮水，奇怪的是水比往日煮沸得更快。
锅头讲了一个传说：古时佛教祖师宗喀巴路过这里，无薪可烧。他就施展法术，把酥油洒在这里的灌木丛上，从此以后，烧火就没有问题了。后来知道这是因为海拔高而气压低的缘故，水的沸点也降低了。
在旅途中，吸惯了烟的人缺了烟是很难忍受的事。但锅头却有办法，他们找来一些大黄（一种药材）的干叶，搓碎后拌以从烟杆里掏出的烟油，大口大口地抽吸过瘾。遇到回程马帮的相识人，除问候和祝愿平安之外，就要他们转让香烟，但得到的往往是馈赠，而不肯收取分文钱财，多么难能可贵啊！
雪域地势高峻，气候多变。有时，眼前还是晴空万里，一阵山风吹来，霎时便乌云密布，暴雨迎面扑来；有时，狂风大作，雷声隆隆，雨点夹着冰雹倾盆而下；有时，莫名其妙地纷纷扬扬飞起大雪。初秋，阳坡上的积雪易化，但阴面和山坳里的积雪就很难消融，而且还会结上一层薄冰，被人和牲口踏碎后，一阵山风将它吹跑，滑过冰面，发出爽朗朗的清脆响声，十分动听。
半天的山路跋涉，我已感到筋疲力尽，多么想休息一会儿，忽然一个雪坡又出现在眼前。我只好跟着马帮继续前进。积雪越来越深，我跟在马帮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着，特别费力。劳都们各自照看着自己的骡子，将一匹匹陷在雪地里的骡子拉的拉、推的推，刚把一匹推上来，又有一匹陷了进去。有时，要两三个人一起拉缰绳、提尾巴，推推搡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累得人困马乏。
骡马驮着沉重的驮子，经几次雪地摔跤，惊吓加寒冷，浑身瑟瑟发抖。锅头走到前面探路，发现积雪很深，眼看这么大一群马帮，骡肚已陷贴于雪中，再要冒险往前赶，后果将不堪设想。锅头大声命令一个劳都到身后的村落里去请牦牛运输队，要他快去快回，越快越好。
不久便见一片黑压压的牦牛朝我们飞奔而来，领头的牦牛带领着牛群向前挤跑，它们用头角挑起积雪往前开路，只见雪尘纷纷落向两边，不久便开出了一条雪地壕沟。我们同牦牛运输队的藏胞一起，迅速从骡背上卸下货驮，转放到牦牛背上，劳都们又接着用生姜、红糖喂骡马，使其恢复体力。
牦牛，真不愧为“高原之舟”，它们在雪地上如履平地，而且不会迷路，哪怕是走在悬崖边上，也不至于滚落深谷。
转眼，牦牛运输队已经爬上了雪坡，只见白的雪，黑的牛，黑白分明，对比强烈，加上牦牛运输队扬起的纷飞雪尘，组成了一幅悲壮而苍凉的动人画面。
马帮沿着牦牛开出的雪壕沟前进，喘着粗气，打着响鼻，偶尔发出一声声嘶鸣，此刻显得那样凄凉。我的乌拉靴内已经湿透，双脚麻木得几乎失去知觉，每一步都迈得那么沉重。
过了雪坡，眼前是一片绿草，牦牛运输队已经下好驮子，牦牛和骡子也已放牧在草地上。看到人畜都安然无恙，大家才长长地舒一口气。
我们吃着午餐，当一碗碗酥油茶下肚后，大家又乐开了，围着火塘，开怀大笑。藏胞讲，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远离村落的地方，必将人死骡亡，明年又见白骨一堆。双方调嘴弄舌，免不了幽默一番，甚至弄得对方十分尴尬。但藏族有个规矩，不能向对方翻脸发脾气，而要用自己的智慧去“以牙还牙”。
这既是一次毛骨悚然的历险，但又是一次难忘的高山聚会。
牦牛队临走时，没有多要我们的一分钱，他们认为敲磕患难者的钱财是不道德的，菩萨也不允许。我们在高山上依依惜别，一再道谢，感激他们的救命之恩。
牦牛返回，扬蹄晃脑，狂奔而去，雪尘飞扬……
近三个月的艰难行程和经受了生死的考验，增强了我吃苦耐劳和临危不惧的精神，回想自己一生的经历，应该说是得益于这次茶马古道之行。
渡拉萨河
到了墨竹工卡，拉萨就临近了。几条河流从远方汇合奔涌而来，到此分为几岔，然后再汇为一股，朝拉萨方向奔流而去，最终归入雅鲁藏布江。这一段称为拉萨河。拉萨河上波光粼粼，河旁地面宽阔，空气湿润，田野是一片葱绿。
我们露宿于拉萨河畔，附近的村落里有许多专门从事渡河的河工。我们在村里遇到一位老人，四川口音，是几十年前流落到此成了家的，老伴是藏族，他说“我们是大同乡”，因而受到款待。老阿妈也很热情好客，她还风趣地说：“多喝几碗酥油茶吧！酒会醉人，茶不会醉人。”老人还为我们请来了牵马过河的引路人和渡船的船工，说定酬金后，决定第二天为我们效劳。船工熟悉地形及河水的深浅，哪里有险滩急流，哪里有漩涡礁石，哪里能过，哪里不能过，都了如指掌。如果涉过拉萨河的岔河前进，抵拉萨还要三天路程；要是坐船而下，到拉萨只要一天。
清晨，太阳刚刚出山，一位体格健壮的大汉，牵着一匹高头大马来到我们面前，交代了一些蹚水过河需要注意的事项后，便带头骑马下河。随后，驮着货驮的骡子也被顺次赶下水去，一匹接着一匹地缓缓前行。浅水处，骡蹄溅起水花，“哗哗”有声。到了中流，骡子自然扬起头颅，水太深时，它们也会游上一段。我骑着马，河水浸到膝头，冰冷刺骨。我在马上瑟缩发抖，心情紧张，只是紧紧拉住缰绳，不敢稍微放松。如果在激流中遇上了大漩涡，还会有连人带马一起被冲走的危险。过了一条岔河，就有一片沙滩，锅头已事先准备好柴火，在沙滩上生火为我们取暖。这样反复过了几道岔河才到达对岸，此时的我已筋疲力尽，无力动弹了。我们烧起了篝火，火焰在风中摇曳。几碗酥油茶下肚，才又提起精神。
当晚我们就露宿在拉萨河畔，晴朗的夜晚，篝火照映着拉萨河，火光在水波中莹莹动荡，头上的繁星正对着我们眨眼睛呢。
天蒙蒙亮时，从拉萨河畔的芦苇丛中传来了野禽的叫声。接着，斑头雁、麻鸭等一群群从我们的头顶飞过，一直飞向远方。
拉萨就要到了。雄伟的布达拉宫已经在望，金色的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哲蚌坝子宽阔，田园如画，劳都们唱起了欢乐的歌，我也激动得热泪盈眶。啊，这就是拉萨！这就是我心里不断念叨着的拉萨啊！
到了拉萨，锅头阿兀丕楚和劳都们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重新整理行装，上好驮子，又要把货物运回遥远的丽江去了。在这近三个月的行程中，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善良而纯朴的品质，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特别是锅头阿兀丕楚，这位奔子栏的藏族大哥，他身上流露着藏民族的一切优点，永远是我的良师益友。当我握笔写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他的音容笑貌总是索回在我的脑海里。我多么思念他啊！
当他们重新踏上回程的漫漫长路时，街上又响起了我熟悉的马帮铃声和马蹄的杂沓声。我向他们一一表示谢意，祝福他们一路平安！我久久地握住阿兀丕楚的手，眼睛湿润了，叫喊也哽咽了……阿兀丕楚却平静地对我说：“我会把你平安到达拉萨的消息告诉给你的亲人……”
在拉萨的阳光照耀下，浩浩荡荡的马帮运输队伍渐渐走远了，我站立在高处目送着他们，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迷蒙的地方……
（此文是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写的随马帮入藏的回忆文章）
我的自述
赖敬庵
我出生于1903年，父赖耀彩，母李爱月。五岁时随父母到中甸，辛亥革命回丽江，进私塾读书。时年十二，颇向往于读书成名，屡求父母续进学校，不许。
原因是长兄汝泰死于德钦。未来事业的继承者，寄希望于年十五的我。父命不敢违，年十六，弃学从商。这是决定我一生事业前途的一个关键。我业余无他好，唯喜读书，手不释卷，凡古今中外书刊名着，多所浏览。由于业务的限制，未能专一，走马观花，涉猎不精。1928年，格桑泽仁为川康边防总司令，委任我为谘议，1930年，上辈年老休养，我继承为仁和昌号总经理，推广业务，设分号于下关、昆明、康定，兼走拉萨。1933年至1935年，我驻昆明，当时日寇侵华阴谋毕露。1936年，我回丽江着手计划，派人驻拉萨设分号于印度加尔各答，专营物资进口。1937年7月，战事爆发，日寇全面封锁海口，唯一的只有由丽江到拉萨至印度的一条国际路线。地处边陲的丽江万商云集，盛极一时。根据1943年的盘存，有流动资金滇银币60万元。中甸、德钦、昆明、康定有我自建的房屋，为滇西着名富商之一，时人誉我为善观时变，善于运筹，长于用人。我愈加矜持，不敢自傲。古人有言：“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不疑才能让其发挥能力，尽其所长。
如黄嗣尧、赵焕然、李子芳、杨超然、杨祝三皆一时的商业人才。西藏人称我的商号为“赖家昌”，只是大资本家的誉称，就整个西藏来说，私人商业称“昌”的，仅寥寥可数的几家。1939年，秦仁昌等发起创办大华松香厂，发起人有五个，刘绍庭、周兴、李晨岚、赖敬庵，每人出资500元作为试办。实验成功向外招股。
产品有松香、松节油，远销上海，肥皂供应当地。我被选为常务董事。同年，杨超然创办黄山幼儿园，建筑校舍，我捐款垫款，尽力支持。
1949年初，丽江解放前，我参加地下组织，为“五人小组”成员。当时，全国统一，仅西南少数地区在解放大军未到以前还存观望，云南卢汉犹豫未决。余建勋一师驻扎大理，镇压地下活动。永胜有罗瑛股匪抢劫鹤庆，中甸汪学鼎、丽江区专员兼县长习朴庵服从卢汉，与革命为敌。丽江处于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困难重重。在党和第七支队司令员黄平领导下，群众觉悟迅速提高，革命热潮达到顶点，不可遏止，时机成熟。于“七一”前夕，和万宝约我们数人随同到习朴庵家，同他谈判。习朴庵认识到大势已去，只求保全生命，接受地下党提出的条件，愿意退休。谈判胜利，交出军政大权归党掌握。我们乃连夜开会成立丽江临时政务委员会。和万宝为主任委员，我被选为委员兼财务主任，并选其他各部负责人员。组织就绪，筹备费用，无所从出，由我捐出“半开”一千元作临时筹备费用。
“七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丽江解放，革命事业顺利展开。困难的是军政费用开支巨大，既无基础又无来源，我负责财务，责无旁贷，乃发起劝募，带头捐献黄金60两，依资向各大商号劝捐，共得400余两，接着又发动募捐现款，各商号深明大义，无不踊跃捐输。多的10000元，少的3000元、5000元，共得滇“半开”银币十五六万元。家庭妇女捐金银首饰的，得1500两。先后转到后勤部的款，据统计共合“半开”银币24万6千元。又劝募布匹，缝制军衣，我交出经商自卫用枪40多支，革命事业得以顺利进行，扫除障碍，铺平桥梁，迎接解放大军安全进驻丽江。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丽江成立正式机构，欧根为地区专员，和万宝为县长，委任我为县财政科长。我因为有病在家医疗，未能即时到职，由杨超然代理。11月病稍愈，帮助工作，但还不能完全负责。12月我被选为省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昆明参加开会。
1951年1月，土改开始，我被农会逮捕，押到农村斗争。3月，我被送交县公安局，以曾任旧社会商会理事长、县参议员，有历史罪行，被判处徒刑5年。
1953年，我被分发到邓川铅厂劳改。1957年，提前释放回家，加入大研镇基建队，为泥水小工。1970年，我被下放到巨甸公社武侯大队第三小队安家落户，1977年回家，在光义街基建小组做小工，至1980年止。1984年，我开始申诉，要求平反，8月，得到中共丽江县委通知，予我以十九级离休干部的待遇，参加县政协，为委员。
滇藏贸易与“恒德和”商号
王德炯
（一）
古道商海，变幻莫测。1921年，一直在滇藏贸易中兴盛了很长时间的丽江大研古城“德广通”商号，终以经营不善而宣告倒闭。作为商号掌门人的周尚德，遂陷入僵局。痛定思痛，他在一些商号同仁、家族父老的鼎力支持下，又重整旗鼓，拾回信心，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北上重振之路——在中甸藏区（今香格里拉县）再拾残局，从头再来。几经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四五年之后建立起了一个“恒德和”商号——该商号重商誉、讲诚信，业务很快拓展至其地藏区。1926年，该掌门人周尚德积劳成疾，卧床不起。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便传子侄五人到中甸，在病床上叮嘱道：“德广通虽倒，但信誉犹存，现又有了恒德和的东山再起，我把恒德和交给你们打理，一定也要以信义为首，勤俭为本，同心协力发展恒德和商号。”按照尚德生前遗训，老五周瑛主持丽江家务，总管全盘，老二周琛、老六周璋经营中甸商号，老大献奇掌管拉萨商号。经过几年摸爬滚打、卧薪尝胆，加上兄弟齐心合力，进一步发展了“恒德和”商号，并使其与赖家“仁和昌”等一起被称之为“丽江六大资本家之一”。
以老六周璋（1893-1960年）接手后的中甸商号为例——那是1930年，正值他而立之后的青春年华，凭着自己的勤敏好学，处事果断，终令商号大振，财源日茂；他眼光独具，乐善好施。局面刚有好转，就出钱做了许多公益事业，尤其是一些济贫救急、乐善积德之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甸多次遭匪徒抢劫，百姓叫苦不迭。他与丽江当家总管其五哥周瑛联系，向丽江和中甸各商家募捐，筹集到一大笔善款，并动用了部分自家的资金，由其五哥周瑛亲自到中甸救济。
对此，中甸百姓感激之至。他和五哥周瑛一道，出资在中甸城内打了一口井，井旁立有碑记；还出资对村镇道路和喇嘛寺行道，进行了修整改造。他与五哥一道，为藏民与丽江通商及其子弟到丽江求学给予诸多方便，在丽江设置了专门住房和落脚点，还按不同需求分为头人住房、马脚子住房、账房、牲口养歇处等，对来往的商旅客人，接待周到。在藏区，他尊重当地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特别重视在藏区有极高威望的喇嘛教归化寺最大活佛松谋，以及其他寺的活佛，结成相当友好的关系。还让在丽江的子侄们，多拜上层人物为干爹，现周家六七十岁的人，大多有一个藏名，如七林佩初、次里拉姆等，他的独子周廷伟（排五位同胞姐妹之后）有一藏名为“丹珍七林”，亦为藏区头人所赐——据他讲，当时西藏的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其于1934年至1940年任西藏摄政）与周氏极熟，曾与西藏最着名的商号“三多昌”主人尼梅（其妻是热振的同胞妹妹）去四川见蒋介石，周廷伟之叔伯四哥周廷仕应热振之邀担任译员。热振活佛在此行中先来丽江，住在周家，由周廷伟之五伯父周瑛及父亲周璋接待了他。当时在丽江的“恒德和”周氏家人把庭院特地装饰一新，在床上铺了金丝绒供这位摄政下榻。
在商贸往来上，由于周氏极高的信誉，运到中甸来的山货，多半先交给“恒德和”号，经其评定来货的质与价后，方与他人成交。对紧俏好销的山货也不独占，公平地分与各家商户，让大家都赚点钱（一些大商号不在此例），中甸许多中小商人因此十分称道周璋的为人。1944年冬，川钱贬值，假钱多，银水不足，市场拒用，县长李崇善委托周璋检验川钱，核定银水，用铁印章在钱上打码，按八成、七成、六成等流通，藏民凭码使用，皆大欢喜；周璋还动员了部分丽江做皮革业的手工业者到中甸，促进了中甸皮革手工业的发展。
中甸地处滇川藏大三角“茶马古道”要冲，地理环境复杂，各种社会势力也很复杂，土匪横行；地方势力随时排挤客户，而周璋以德行和信誉，在中甸长期立足了下来。周璋在中甸长期担任该县商会会长。1945年后，周璋到木里、康定一带经商，会长一职由其七弟周琏担任，故藏民对周家往往以“欲达”、“迪庆次科贝姆拉”（藏语会长、商业经理之意）尊称之。周璋在中甸任职期间，民间有“难事先找周家，官事也先找周家”之说；他曾经协调解决过一些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中甸的官员，每碰到疑难的案件，往往请他出面调停。坦英（藏语“县长”）、达达（藏语“千总”）到堂后，常请他旁坐；地方上各种大事也常征求他的意见，新任官员必先拜他；当时人们常见深夜提着马灯的官员到周家登门议事。他以经商为业，又巧妙周旋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各种政治势力，以行家里手的经商才干、为人处世的干练豁达，以及乐善好施与远见卓识，被公认为商界首席，并被连续推举为商会会长。
在解放中甸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二师师长廖运周曾多次到周璋家拜访，了解藏族民情。周璋在中甸的七弟周琏，曾随廖运周师长等向汪学鼎做劝降工作，为解放中甸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由林超民主编的云南大学民族史研究生论文《新浪集》中提及“革命队伍中的红色商人”时，提到“李烈三、李达三、赖敬恒、赖敬庵、王少萱、赵紫垣”等时，也提到“恒德和号周石奇（周瑛）捐资2千元支持红色政权建立”一事，无独有偶，1952年土改时，周璋也主动上缴了黄金30两，政府以开明人士对待他——几度春秋，几度风雨，恒德和周氏家庭在丽江、迪庆等地的几位掌门人，在“悠悠驮铃、漫漫古道”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弥足珍贵的一页，也给家族后代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
恒德和号周氏为丽江大研古城世家，其商号“总部”一直都在大研古城忠义村——这是一条清幽别致的街巷，一个历史上多以农副产品加工、种菜为业的村子。它北起忠义坊，南至现在的环城南路，巷内有建于清代的三元宫，与光碧巷相邻的一段地处原木氏土司府衙南门外，因而其巷在纳西语中称“蒙孔”，意为“南门”。忠义坊往南直通现在的忠义农贸市场，往西南直达现在的环城南路，其中有多条小巷也可抵达现在的环城南路。它与最北端的玉龙雪山遥遥相对，它身旁有玉水河在日夜浅吟低唱。周璋的独子周廷伟，也在此守望了几十年自己的精神家园。说到茶马古道，说到恒德和号周氏，他总会有说不完的话题——据他讲，自己也是“家乡宝”。他出生在其父周璋当商会会长时的中甸藏区，天真烂漫的幼童时期是在中甸老街“仓房街”度过的。随后父亲将他“左驮货，右驮人”，与赶马哥为伍，用马背驮回到了玉龙雪山下。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己脚下的这片热土。直到现在，他会为自己先后有一位任德钦藏区商会会长的爷爷（周尚德，周璋之父），又有任中甸商会会长的父亲和叔叔，还有一位任丽江商会会长的伯父，而引以为荣。据他讲，他一回到家乡，迎接他的是恒德和“总部”的一个大家庭——一个一直以“六十多人一锅饭”延续到解放初期的周氏大家庭。他还依稀记得，在一大串“头骡已进丽江城，尾骡还在黄山哨”的驮铃悠扬中，纳西赶马哥从拉萨、印度、尼泊尔驮回来五花八门的藏货、洋货、皮毛、丝绸、各种名贵中药材、土特产品，还有他最喜爱的延寿果；在他家宅院里，常有与他一样的一群顽童，在下驮子的马帮中穿来穿去捉迷藏，并时常有一两个大些的孩子“要”来好吃的让他们分享；他们一面听着大人们点货时“今、冷、松、日”（藏语1、2、3、4）的吆喝，一面在打开马驮后的山茅草、竹席堆中“翻江倒海”，收获少许红糖、延寿果“遗物”，他抢过来，你抢过去，情趣自在打闹之中。他也以作为茶马古道重镇的丽江大研古城为荣——一个不到3.8平方公里的边陲弹丸之地，最盛时竟聚集了1200多户大小商号；马帮每天出入古城，古城每天都如同热闹的节日大超市。
（三）
恒德和周氏来自何方？“六十多人一锅饭”的大家庭又是怎么回事？据《周氏家谱》称：丽江大研镇周氏始祖讳平，“自洪武年间来自江南入滇（原籍苏州常熟县柳营村人，现为江苏省常熟市），创业于鹤庆、积德累仁，裕后世无疆之福，人文蔚起，皆此公赐也”。“至九世祖讳宗耀上丽郡而居焉，迄今十几代”云云。周启高祖周平之十四代重孙，引为本源直系，由曾祖父辈3人，到父辈兄弟7人（周廷伟之父辈）：老大周珍（周献奇）、老二周琛（周卓奇）、老三周璠（周蕴奇）、老四周瑞（周兆奇）、老五周瑛（周石奇）、老六周璋（周秉奇）、老七周琏（周汝奇），父辈堂胞姐妹五人，至晚辈（与周廷伟同辈）堂胞姐妹18人，堂胞兄弟11人，加上侄辈若干人。恒德和周氏几代同堂一个门，六十多人一锅饭，一直沿至1949年。丽江解放初各立门户的堂胞兄弟姐妹（与周廷伟同辈）以一人一家而异，也有29个家庭。
恒德和周氏大家庭在老五周瑛（周石奇，周廷伟之五伯父）的主持下，在老六周璋（周秉奇，周廷伟之父）、老七周琏（周汝奇，周廷伟之七叔）等众兄弟的辅佐下，始终坚持传承和弘扬了“濂溪世泽”的家德、家风渊源。那么周氏家庭何以“濂溪世泽”称着？原来，坐落于大研镇忠义村的周氏大家庭宅院，入了大门便有“濂溪世泽”四个大字，醒目于壁。又过二大门入内，其门上有家对曰：“濂溪世泽多生意，南国彤云灿笔花”。说明了周氏家庭风范与传统伦理道德合一熏陶下，出现过的“大理学家”、“新爷”、“贡爷”称谓的文人学士名流，对故乡的眷念常以“濂溪”为首，以“多”和“灿”的精神财富为荣——“濂溪”一词乃《爱莲说》作者周敦颐之称，其原系湖南省道县人，字茂叔，宋代理学家，因他世居道县濂溪，后居庐山莲花峰下“濂溪”，人们称其为濂溪先生。同为周氏，又有《爱莲说》中“……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之君子者也”的千古绝唱，将此引申为“世泽”之周氏家德、家风的一种图腾、崇拜之信念，也可谓独具巨心。以“濂溪世泽”联系到周氏的守家立业这一块，亦可发现它是从门第人格化了的“贤、能、德”选当家人，不搞论资排辈，以大小取位当权人。周氏大家庭的当家人，一般均不以“家长”自居，而是允许上下辈同堂共议，但决策拍板又非当家人莫属。当家人不独断专行，其下设有管账人、管钱人、库房保管人、接人待物的跑堂人，等等；另聘用精明强干的小伙计若干人，负责内外杂活等。由以上人员组成的管理体系，统一接受当家人的组织与指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辈相处，温谦恭让，上辈爱护下辈，下辈尊重上辈，默契配合极佳。
周氏的家庭管理也颇具特色：主要经济来源为经商务农，各户也留了大集体外的小自由，如酿酒、做醋、磨小粉等作坊，或是小生意，仅限于“妇女活”收入而已，而大家庭男子汉和所有工作人员，无论何种方式的收入，包括粮食、物资，必须经过账房处理，存入号房，由当家人按家规对生活、衣物、读书、对外往来、其他费用和逢年过节、医药、红白二事等等的规定支付外，统统纳入商号做生意的本钱。
值得一提的是，周氏晚辈（与周廷伟同辈）中的18位堂胞姐妹，大部分人都在周氏大家庭“六十多人一锅饭”的历史岁月中，均以纳西女性特有的勤劳、聪慧、能干等特点，扮演过“贤内助”、“内当家”的不俗角色；即使在后来打散了“大锅饭”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家庭中一有红、白二事之类的宴聚，不论三五十桌，还是百余桌的“八大碗”、“八盘四碗”，甚至是纳西传统的名宴“三叠水”等，她们都能提得起、放得下，打理得井井有条、色味香俱佳；不论姐妹合作，或独当一面，均与“厨艺大师”的水准几乎毫无逊色；对此，周氏后裔们至今都无一另外地赞赏有加。周氏在生活的支用以及具体操作上，实行“厨内轮值制”（大概为一个月一轮值）；这种轮值人首当其冲为各小家庭中的妇女。轮值人，不但要遵守油、盐、柴、米一日之规定用量，还要对超支、超用部分后果负责（动用自家“小金库”），因为号房与库房不会为之开“绿灯”。有学者说，这种几代同堂一锅饭的情况，恐怕在丽江乃至整个滇西北也并不多见。如列成算式，每日三餐乘60人，按户均当值1个月即为180餐乘30天的操持，又谈何容易！各家主妇每年都会轮上1-2次的“厨值”。轮值前，她们都得有所准备，因为谁都想露一手，求个“刮目相看”的好名声，因而常用饭菜过了“领取界”，谁都舍得动用自家的“小金库”。
大家庭的一日三餐，早点只吃一个苞谷粑粑或麦面粑粑，加一点辣酱。吃法不一，有的火塘边打酥油茶，有的吃菜、喝汤；午餐、晚餐，则论资排辈，分老幼妇孺，依次入席。开饭时不得打闹、喧哗。就餐一般以八人一桌，几乎形成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固定座位，缺席者可请人抵上，但不允许由下辈人入上辈人座位。
每天的晚餐是四菜一汤，午餐一般都有酥油茶。逢年过节，另当别论。
其他生活开支也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如有病定点找中医吕泉源、西医杨吉仁医生，药费定向与之挂钩，统一由号房支付结算。别处医生也可自由去看，但药费各自料理。各户红、白事由大家庭料理，但超出部分由各户自行负担。每逢开学，对各家孩子们分发给小学、高小、初中不同层次的学费、作业本，也有一些相应规定：如棉纸作业本若干，3-5元学费，1-2支毛笔，有时发一套新衣裤等，其他开支又由各户自理。一个六十多人的生老病死、饮食起居均有起码保障的“大家庭”，靠其家规家风的制约与激励，靠良好的管理秩序与严谨的家教系统，被这样持续了下来。
周氏家庭对读书教育的重视，也与“天雨流芳”（读书去吧）的民族传统一脉相承。家庭有赏罚分明的家规，做到几乎无人不信之，不固守之，不发扬光大之，得益于对小辈们的家教得法。除了送学堂读书，每晚尚有家庭教师分级辅导上课。当时谁家的孩子打闹、顽皮，不完成作业或不听老师讲课，是要受到不同方式体罚的。该村赵、杨二先生的严谨教育在迄今晚辈人中都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当时还规定凡进入学堂者，每天起早务必要描红完一篇毛笔者，方可用早餐，方可去学堂。因这种传统美德与门规风尚为一体的家庭教育，得到了当时府衙赐悬的“孝有家风”匾。
我与茶马古道
周廷俊
在“茶马古道之旅——丽江古城民俗文化系列活动”中，久违了的马帮又出现在了丽江古城。我看了一回又一回，情不自禁地跟着马帮一次又一次去倾听，每一声马蹄的声音，都让我感到亲切，让我触景生情，勾起我对茶马古道生活的一幕幕回忆。
20世纪30年代，我家已是茶马古道上小有名气的“藏客”，在香格里拉（原中旬）县城设有“恒德和”商号。1937年，才三岁的我就在母亲背上，跟随马帮从丽江去中甸、进私塾开蒙，后来回丽江上学，寒暑两假仍要回中甸复习，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我随人民解放军兵站做军需工作，随马帮往返于东旺、乡城、巴塘、理塘等地。我也记不清在茶马古道上走了多少回。
新中国成立前，我跟过“纳西族藏客”的马帮，也跟过藏族马帮，但跟得最多的是藏族马帮，因此对他们的饮食起居也就有更多的了解。
从丽江到中甸有七个马站，少不了打野露宿者。晚餐往往要煮食火腿腊肉，但不像内地那样切片吃，而是由“麦沾”（藏语，意为掌勺师傅）用手指头按大分匀，切成砣分而食之，不论老幼贵贱都一视同仁。这种切砣的吃法，在现代人看来是很腻人的，但在茶马古道，却是赶马人补充体能消耗的最好办法之一。
喝酥油茶的规矩则有所不同，一般是以职位和年龄尊卑为序，“麦沾”最后才喝，不兴开口要，只要你别兜底喝光，留点“底”，“麦沾”就会又给你添满，直到你喝饱。如果兜底喝光，就表明你不想再喝了。有的马锅头喝酥油茶不止于此。
他们不像其他人一样随口就喝，每喝一口都要用嘴轻轻地吹开漂在茶水上的酥油，所以等他喝饱时，碗底的茶水上仍有一层酥油。他就在留底的酥油茶中倒入一点青稞炒面，捏成糌粑喂他的坐骑，由此可以看出马帮锅头对其坐骑是十分疼爱的。
在马帮生活中，茶余饭后，还常有一项藏语称之为“少觉”（意为戏谑、打趣）的“活动”，大家可以海阔天空地神侃。
这茶马古道也把纳西族和藏族连在了一起。藏族家庭中都有产自丽江的日用器皿，许多藏族同胞到过市场繁荣的丽江，他们称丽江为“士妥”，意为黄金坝子；纳西人则称中甸为“滋敦”，说那里是“哈融施滋，吉哺诺提”（饿了吃肉、渴了喝奶）的好地方。
在十几年的马帮生活中，我还结识了不少的赶马人，其中就有一位中甸噶丹松赞林寺的“冲奔”（藏语：意为高官）。他常年奔波在茶马古道，见多识广。他曾谈到纳西、藏族两个民族性格相仿，一样地厚道直爽、语言也很接近，据说这两个民族是一个妈妈生的，是同胞兄弟，茶马古道也是两个民族一起开辟的。纳西族的木天王利用武力征服藏区后，曾向藏区移民，于是藏区也就有了许多纳西族村落。但两个民族一直和睦相处，还联合组成马帮进西藏、印度、尼泊尔经商。
美丽的丽江，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向来就是一个茶马古道重镇。从南方北上的和从藏区南下的货物，都在丽江中转集散：20世纪40年代，每到春暖草长的三四月份，许许多多的马帮便云集丽江。思茅、普洱和大理的饼茶、沪砖茶、牛心果茶、永北（永胜）的小盒红糖、丽江、鹤庆的铜器、银器、丽江的粉丝、粉皮、藏靴等，都用蒙化（巍山）索捆好上驮，带上火腿腊肉、丽江粑粑，相继上路进西藏。
骡子耐力好，经得起藏区漫长而艰难的行程，所以进藏马帮，与其说是马帮，不如说是骡帮。头骡必须是骒骡，取它步子稳健，老骡识途。头骡要系上一串最好的铜铃铛围脖，套上染红的牦牛尾，插上商号标志旗，神气而又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最前面，二骡三骡也不弱，都是经过训练的，它们也系上一串大铁铃铛围脖，也打扮得花枝招展。这些骡子的串串铃声可传数里，豺狼虎豹也足以被它们吓跑。其他的骡子也系上单铃，以防在树林中走失。春夏之交，百草争荣，马帮一面赶路一面放牧，哪里有水草就在哪里歇脚，一般情况下，每天只走三十余里。
有时为了赶到水草肥美的地方，也有赶路四五十里的。
9月、10月，正是丽江大地一片金黄，忙着收获的时节，进藏的马帮也从西藏满载而归，骡背上驮来的，不仅有山货、药材、毛皮等藏货，还有从印度进口的匹条（布料）如华达呢、毛呢、咔叽布、香烟、卷烟纸等。这些货物都在丽江下驮中转，批发到省内各地。马帮穿梭在古城的街巷网络中，马锅头们住进马店后，忙着寻找牙佣争取货物的及时成交，一时间，丽江古城成了商贾云集、热闹非常的“小上海”。
大商家“仁和昌”
牛耕勤
丽江大研古城崇仁巷，纳西语称“史岗迪”，意为杀猪巷。明代还是一片空地，清代以杀猪户居多而得名。“仁和昌”的赖家就居住在这里。
赖家是从福建永定县永兴乡丰田里来到丽江的。始祖赖存捷，乾隆年间随流官弃儒从商落脚在大研古城杀猪巷。
后来杀猪巷改为意思截然不同的“崇仁巷”。这跟赖家仁和昌大有关系。
20世纪40年代初，云南省民政厅厅长陆崇仁带着省主席龙云颁给赖耀彩的匾额“交通是赖”，和省民政厅奖给赖耀彩“急公好义”的匾额，从省城来到丽江大研古城，送到赖家，亲手颁给赖耀彩。为表示感激之情，在丽江有为而有位的赖家，便以陆崇仁的名字，改换了“杀猪巷”那赤裸而不雅的名称。换之以“崇仁”也含有“仁和昌”之意的双关名儿。
可见古城“崇仁巷”的来历，与居住在那里的赖家有关，是仁和昌的商业有所起色以后的事。
艰苦创业
仁和昌的创业阶段是艰难困苦的，是赖耀彩的父亲赖灿斗（丽江赖氏六世祖）离家到藏族地区中甸，做人们一日三餐中不可缺少的厨中第一美味盐巴生意起家的。
在中甸高原做盐巴生意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寒冷得撒尿都马上结成冰块。那时还没有手套什么的，就拿没套没护的赤手整日与盐巴打交道，被冻得发紫的手，加之被盐巴所腌（刺激），赖灿斗的双手皮肤粗糙得像链子，且布满一道道裂痕，那疼痛是可以想象的。以致他到了晚年，两手留下永久的残疾——粗糙而疼痛，任你用油脂涂，用蜂蜜抹，或用什么药物……都无法医治。只好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在热水中浸泡了又浸泡，才能缓解疼痛。可见他创业是多么的不容易……
作为赖灿斗四个儿子中老大的赖耀彩，俗呼：“赖大爷”，10岁就弃学到中甸跟着父亲学做盐巴为主的小生意。
纳西有句叫“若顶阿爸主”（意为大儿是父亲的伴）。艰苦的环境能磨炼出人的意志。赖耀彩小小年纪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自己赶着马帮，驮着盐巴等藏族人喜欢的货物，从中甸更进一程到德钦出售，利润更为可观些。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便创立了“仁和昌”商号，赖耀彩便成了丽江仁和昌的创始人。光绪末年便在茶马古道南路的必经之地——德钦设了仁和昌的分号。到民国时，已发展为小有名气的商号。谁想遭到中甸匪乱，生意无法做成，赖耀彩只有倒号——丢弃了中甸、德钦的商品、号房，回老家丽江。
人生不能坐以待毙。中甸和德钦生意做不成了，赖耀彩便去另谋他路。在丽江与中甸藏族人马长寿、鹤庆人孙荫昌、李香亭合股成立了“长兴昌”商号，总号设在丽江。马长寿任经理。分号设在木理、康定（在康定主要做大烟生意）。走大北路到四川采购砖茶，到成都采购丝绸，驮运到西藏拉萨，生意做得很红火。
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由于上述生意合伙的关系，丽江赖家仁和昌和鹤庆孙家长兴昌就结成了姻亲关系，即把孙荫昌的女儿嫁给了赖耀彩的孙子。也就是后来继任仁和昌经理的赖敬庵儿子，成为门当户对的姻缘。
跃居丽江首富
仁和昌跃居成为丽江首富是在继任经理赖敬庵手里，也就是赖耀彩儿子手里。
赖敬庵生于1903年，5岁便离家随父母到中甸。后来在丽江古城私塾读书，12岁时请求父母让他进公立学堂读书，父亲不允。原因是赖敬庵的胞兄弟殁于德钦。为继承家业，16岁的赖敬庵听从父命，弃学从商。从商之余，个子修长，言语不多的他，喜欢阅读中外文学名着。
1930年，赖敬庵接任仁和昌经理。1933年到昆明分号管理业务。因他平时喜欢看报，关心时事，知道日寇猖狂侵略中国，印度将成为国际商品通道。这将给走茶马古道做纳藏贸易已有数百年历史的丽江带来特殊的商机。他便于1936年从昆明分号回到丽江总号，派人到西藏拉萨、印度加尔各答设分号。后来还在西藏亚东帕里增设了加尔各答至拉萨分号的进出口商品转运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封锁了港口，只有一条从丽江到拉萨、再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国际贸易通道，丽江古城云集国内万商，驻有全国一百多个大小商家，被称为“小上海”。
仁和昌抢先一步到印度加尔各答搞起了进出口商品生意，并购买大量骡马，大力发展高原运输队伍——马帮，共有四五个大帮，计200匹左右骡马。雇请纳西马锅头，以及藏族马脚子（腊都）。以纳西马帮七匹骡马为计，计有30个小帮（马脚子），每4个小帮放一个锅头，计有8个左右马锅头。从丽江运去茶叶、粉丝、红糖、铜器用品和藏族人喜爱的物品，从拉萨驮回印度进来的匹条（毛呢）、棉纱、皮革、百货等洋货。
这一时期很少走绕道的大北路，因为中甸匪患厉害而基本放弃，主要走的是南路茶马古道，即从丽江沿金沙江到维西或到塔城，到德钦，再翻越梅里雪山，过澜沧江，过500里长川坝，到拉萨，翻过喜马拉雅山垭口，到印度加尔各答，驮运进出口商品。
过去走茶马古道一年只走一趟，即从五月端午前后从丽江出发，沿江（金沙江、澜沧江等）青草正葱绿的时候，赶马走半天路程，到可打野的驿站，便下驮放半天的骡马。就这样一路赶马，一路放牧，一路打野，不紧不慢地赶到西藏拉萨，这是纳西人走茶马古道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习惯。
为避免冬雪冰封山路，难以行走，中秋节前后，便从拉萨驮运麝香、虫草、贝母等药材和皮张等山货，原路返回丽江。
为抓住机遇，争取更多的盈利，抗战时期，改一年走一趟为一年走两趟。
即不论季节，不管雪封山，争时间，抢速度，顶风冒雪，马不停蹄驮运进出口商品。
那时拉萨有三层楼的仁和昌分号，有大研古城王家庄黄嗣尧为先生设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分号，由五叔赖敬禹主管往来业务，德钦的号房有维西李子芳先生等。
黄嗣尧是仁和昌最信赖的先生之一，他满口藏语，深知藏胞的心理，在出售茶叶等货物时，把秤杆提得高高的，博得藏族人的喜欢。真假麝香，他只要放在自己的鼻底下闻一闻，便可辨得一清二楚。
家大业大的仁和昌，还有最为放心的先生是驻昆明分号的杨超然，驻昌都分号的杨祝三，当然还有丽江总号的先生束河人赵焕然。
除杨超然不需要起房盖屋，而尽力支持他创建黄山幼稚园的费用外，其余三位仁和昌的先生，赖敬庵都给他们每人起盖了一院三坊（房）一照壁的高深大院。
除先生外，在繁忙的时候，仁和昌总号和各个分号雇请的伙计、号员等达二百多人，因为进出往来的货物要人力搬运，从藏区驮运来的装在牛皮口袋里经过两三个月长途的虫草、贝母等，到丽江古城要马上在河水沟水中洗涤后，在院坝场地中晒干，为防止虫蛀，还要用硫黄熏虫草等。
仁和昌分号的先生、号员，在藏区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话，一身藏族的着装，并行藏族礼仪。仁和昌经常把藏民需要的茶叶等货物先赊销给藏商，待他们销完之后把货款如数归还。这样，他在语言上和服装上以及饮食上和藏族人打成一片，再加上出手大方，信任藏族同胞，从不斤斤计较，赢得了藏族人的信赖。再加上他经常做善事好事，在藏区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仁和昌驮运货物的马帮在藏区畅通无阻，甚至其他商家的马帮经常打着丽江赖家仁和昌的旗号，以便躲过路途中的劫匪。个子高大的七弟赖敬显，腰间别着藏刀，身上背着双抢，长期跟随马帮，可谓仁和昌商家的马锅头。他曾遭过匪劫，可见事情总是相对的。
惨重的损失
仁和昌经过六年从印度到拉萨到丽江的长途国际商品贸易和纳藏贸易，在天寒地冻、大雪封山，在茶马古道上马不停蹄，总号分号一天到晚都在一片繁忙之中，而得到了丰厚的盈利和巨大的发展。
经盘点，1943年仁和昌拥有流动资金60万“半开”银圆，成为丽江最富的商家。但仁和昌不以此而满足，为壮大实力，求得更大发展，与达赖之下的西藏上层人物岔弄相合股，将历史永久的纳藏贸易做得更大更强！
仁和昌经理赖敬庵于1947年请奔子栏土官本登，由马帮驮去最后一批资金银子共83驮，每驮为2000两，总计166000两，沿茶马古道运到拉萨，除了从康定购买的700驮砖茶由商号人员赵学贤（赵焕然的大儿子）走大北路押运到拉萨分号外，做事谨慎的五弟赖敬禹，把银子全部交给了原来就有资金合股的岔弄，并请他保管。
想不到过了两年，时局变化，达赖逃往印度，岔弄亡故，得不到及时处理的仁和昌的资金，人死账烂，造成惨重的损失。赖敬禹娶了一个藏族婆娘，移居印度，并入了印度国籍。
另外有的号房里的先生和员工，见财眼开，起了二心，连货带马据为己有。
如李从拉萨驮去30驮货物，本应押运到丽江总号下货，他却把30匹骡马和30驮货物改运到昌都归为自己所有。
李 原为李达三昌都分号的先生，是个头脑精灵，会讲流利英语的人。疑心较大的李达三怀疑他在他的号房中做手脚，便解聘了他。五弟赖敬禹与他有交情，便想聘他为仁和昌的先生，遭到族里人的反对，但经理赖敬庵说：“只要是人才我们仁和昌可以放心聘用。”想不到赖家用人不疑，他反过来大捞一把。像他这样的人仁和昌商号中还出过几个。
一生修三座江桥
仁和昌的名声不仅在于拥有60万“半开”银圆的资金，是居于丽江古城30多个较大商家的首富，也在于作为地方大商家的创始人的赖耀彩做好事。1930年他把仁和昌经理的担子交给儿子赖敬庵后，身穿纳西平民一样的“滚史”（旧布衣剪去袖子衲成的褂子），脚蹬草鞋，风里来，雨里去，以做好事善事为己任，人背马驮，用人力架设，先后修建了三座横跨于江河上的铁索桥。这是今人也难以做到的。
第一座是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石鼓冲江河的铁虹桥，因原来选址不当，夏天洪水泛滥时便被淹没，难以通过。为此赖耀彩于1932年57岁时重新选址，建的桥高悬于水面。重建的铁索桥，从古至今避免了洪水泛滥的冲击，可谓一劳永逸。
第二座是丽江至永胜交通要道金沙江上的金龙（梓里）桥，建于光绪初年。到1933年，因60年失修而成为险桥，赖耀彩出资出力作了一次大修整。哪想才过了两年时间的1935年2月5日，一阵巨大的狂风把桥吹上天去，重重地摔落江中，16根铁链只剩两根。
得知消息，赖耀彩急着赶到江边去察看后，赶紧上报情况。在带头捐款的同时，亲自督阵，与民工们同甘共苦，于1936年重建了称之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铁链子桥，为加固，将原来的16根铁链条增为18根。建成至今，这座桥也没有发生过事故，2006年成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仁和昌赖耀彩修建的第三座桥是德钦澜沧江上的溜筒江桥，名“普度桥”。此桥的修通不仅使茶马古道的天险变为通途，而且成了和平解放西藏时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通途。
普度桥对进藏部队的作用
赖耀彩年轻时在德钦分号自赶马帮做生意时，亲眼看见过竹溜索时的商旅行人，不仅担惊受怕，而且一旦脱了溜钩或断了溜索，人便坠入江中，送了性命。
这种事件年年发生，甚至一年中多达十余人丧身于此。为此赖耀彩发下宏愿，将来做生意有出头之日，一定要在溜筒江修一座普度众生的桥。谁想这一宏愿在几十年后的1948年赖耀彩年逾古稀才得以实现。
做好事不一定被人理解。当地山民认为，保持原来的溜索过江方式，他们可以向过溜的马帮和行人收取过骡马费、过人费、过货费，还可收住宿费，他们的鸡、蛋、油、肉、菜、马料等，都可以换得高价钱，现在要修人们可以放胆通行的铁索桥，山民的利益没了，因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坚决反对建铁索桥，最后赖耀彩请官方出面，答应以过桥费弥补山民的损失，山民们才准修架江桥。难能可贵的是丽江企业家余仲斌，自愿捐献并从香港购买300丈钢丝索，经过不少周折，车运马驮运到建桥处。
赖耀彩有修建两座铁索桥的经验，他从丽江请来了熟练的铁匠、石匠、泥水匠等建桥。在建桥过程中，赖耀彩与工匠们风雨无阻地打成一片，加之中甸马铸材的协助捐款，德钦李增广的协助监工，当地三个乡长的支持，仁和昌付出巨款，仅用半年时间，一座钢丝索吊桥迅速横跨在溜筒江上。天险变通途，结束了原始的、可怕的、性命难保的过溜时代，使多少众生得以普度——获得宝贵的生命！
普度桥的修建使茶马古道天险变为坦途，使仁和昌不仅在生意场、在藏区赢得信誉，而且以功德无量而在藏区传为美谈。
更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普度桥还便利了进藏解放大军浩荡通过，为西藏的和平解放立下汗马功劳。一辈子修桥铺路的赖耀彩也在新社会历史的开端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解放大军进藏前，曾请修建溜筒江桥的赖耀彩一同去，而地方基层却不同意带他去。
积善积德做好事
仁和昌成为丽江首屈一指的富商后，乐善好施，积功积德，做了许多有口皆碑的好事。
1925年，丽江干旱无雨，农民颗粒无收，远近农民成群结队进古城要饭。在这当儿，慈眉善目的赖耀彩自告奋勇担任了平粜局长，挑起了救济饥民的重担。
他亲自出马从永胜购运来粮食，组织古城人煮稀饭，挑到古城口子送到一批又一批饥民手中，使饥民们得到温暖，克服了一场老天造成的灾难，稳定了民心。
1939年，仁和昌出钱买石料，请人搬运，请石匠修石面，请师傅铺设了崇仁巷至南门桥的石板路，使那儿的街道结束了夏天一路泥，冬天满地灰的历史，给常来常往的城乡人们带来了诸多方便。
1940年，丽江遭受霍乱瘟疫病，仁和昌千方百计购买药品，登门送给病人，使不少病人从死神的魔爪下被抢救回来。
每年仁和昌要购买大量的布匹和皮革，在崇仁巷自家老房的店铺里请缝纫匠和皮匠，加工缝制几百件衣裤，制作麂皮鞋，在过春节前，无偿送给贫穷的人家和孤儿寡女。
1940年以后，他在石鼓经过多年勘察，认为只要治理了冲江河，修筑河堤，便可开垦出大面积田地，于是向那里的绅士和世昌提出建议，并拿出资金，帮助他修河堤治河水，先后用七八年时间开垦出1300亩“新产田”，并全部慨然归公。
“新产田”因地处长江第一湾畔，气候好，都成了米粮地。真是功在千秋，利在当代，地灵人杰的石鼓不会忘记他。
对丽江解放事业的贡献
由于仁和昌在丽江的名声，经理赖敬庵曾任民国丽江县参议员、商会理事、银行副经理等职，1949年初，关心国内外形势的他，加入了共产党在丽江的地下组织，为“五人小组”之一，并随同和万宝到书院街习自诚家中与习进行和平解放丽江的谈判。
当时丽江县长伙星从任满，人们在古城街道一路摆香案为他送行，被丽江人民驱出境内的丽江专员史华在七河自杀身亡。1930年就参加滇军、以团长之职退隐、能文能武的地方绅士习自诚，被当时云南省政府委任为省第十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丽江县长等职。地下党经过与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习自诚的几次谈判，使习认清全国解放的形势，看到丽江的大势所趋，深明大义，为了避免丽江古城和人民受损，写出《告各界同胞书》，交出了手中的权力，自6月30日后还政于民。
丽江便于7月1日宣布和平解放。丽江和平解放后，仁和昌经理赖敬庵任丽江县政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主任。
新政权的成立，百废俱兴，经费成了大问题，作为财务委主任的赖敬庵，首先捐献了“半开”银圆1000元，后因军政开支浩大，他带头捐献黄金60两。他凭着仁和昌在当时丽江的声誉，向大研古城各商号劝捐了400多两黄金，还劝募制作军衣的布匹，并动员募捐现款“半开”银圆15万余元，捐献金银首饰1400两。他还捐献了仁和昌进藏护商用枪40多支，作为支援前线的武器。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丽江成立了人民政府，赖敬庵任财务科长、工商联合会主任。12月被选为云南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士代表到省城参加会议。
仁和昌的经理在丽江非常时期，充当了非常的角色，起到了非常的作用。对丽江的和平解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历史毕竟是历史，对地方解放时期有着重大贡献的仁和昌毕竟是仁和昌。随着解放而结束了仁和昌商号的历史使命，也结束了丽江纳西族与藏族同胞通过此商号建立的纳藏贸易关系。
蒙冤与平反
1951年，在社会大变革时期，75岁的仁和昌创始人赖耀彩，被抓被斗，说他剥削和压迫人民。性情耿直的他说，我没有剥削压迫人，而是一辈子修桥铺路，日晒雨淋地去做好事、善事。因这个矮老头太顽固不化了，便被关在铁笼里，铁笼底还有铁刺，让他不打自倒。
年纪一大把的赖耀彩，被折磨得支持不住了，倒在宠中铁刺上，快不行了，家里人便把蓬头垢面、胡子拉碴，一身伤痕的他保释回家。第二天他便悄悄地离开了人世。那是1952年，穷松松的家里人只好将尸骨草草收殓，匆匆抬到金虹山坟地，随便掩埋了。
但是历史没有忘记家有几十万银圆而修桥铺路，专门行善积德的人，自从纳西族女作家以“修桥铺路益乡里”为题记述仁和昌赖耀彩的事迹文章于1984年在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文化》第四期发表后，赖耀彩的事迹在《云南日报》、《春城晚报》、《丽江日报》、《丽江文史资料》、《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纳西族人物简志》、丽江社区网站等媒体，争先恐后地记述和传播着，因为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美德一个富得流油的商家老板，却身着布衲褂子，脚穿露趾头的草鞋，满手老茧地与民工打成一片，顶烈日冒风雨，拿自家的资金修了一座又一座铁索桥，自告奋勇地与古城人民一道克服了老天降给丽江的一次又一次灾难……这样的人物，在物欲横流，讲求享受的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仁和昌赖耀彩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的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的。
仁和昌的继任经理赖敬庵，凭借仁和昌在地方上的影响，竭尽全力为丽江的解放事业带头捐献了不少的黄金，为解决当时军政费用的支出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在解放初期是丽江地下“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丽江县财务委员会主任，丽江县人民政府财务科长。“守口如瓶”（王丕震语）的他，没有因功自居，也不会以功自居，一直以为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是顺应历史潮流，没有他，丽江照样解放。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1951年他被以旧县参议员、商会理事长为“罪名”，抓去判了五年徒刑，押到邓川铅厂劳改。没收了仁和昌的房产和财物，便提前释放回家。他背着个空篮子，回到分给他的一家五口人住的三间房子的家中。
从此凤凰拔毛不如鸡的他厄运加厄运，在建筑队做泥水工，拌泥巴，拌沙灰……20世纪60年代，年过花甲的他随大女婿王运隆（高中生)，遣送下放到金沙江边的武侯山村，在饥寒交迫被“改造”了七年，之后，经过要求才准迁回丽江古城，以74岁的高龄去光义街基建队做小工，用手锤打混凝土原料公分石，直到将近耄耋之年的77岁。
1984年，经过赖敬庵书面申诉，他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给予离休干部的待遇，并任丽江县政协委员。时年81岁，沉默寡言的他，禁不住激动的心情，拿出青少年时喜爱阅读中外名着、诗词歌赋的“功底”，开始吟诗作对，抒发自己的感情，歌颂大好春光。用半文半白的语言撰写了《丽江工商业资料》、《赖耀彩事略》、《我的自述》等史料，整理并油印了丽江赖氏家谱，给后人留下真实可靠的资料。
1991年，仁和昌的经理赖敬庵走完88年的坎坷人生，在古城土木瓦房里，在笔者和笔者的岳父岳母（赖敬庵的大女儿）眼前悄悄地病逝。没有追悼会，也没人致悼词，他的灵柩被送到了据说是块好墓地的赖家坟安葬。
简短结语
仁和昌商号在历史长河中只存在了四五十年，但它在丽江和藏区树立了一个高大的丰碑，它是奇绝多姿的玉龙大雪山养育的结果，是丽江纳西人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骄傲！今天，仁和昌修建的德钦溜筒江铁索桥已经被水泥桥代替，但丽江梓里金龙桥和石鼓铁虹桥却依然存在，二者同为文物保护单位，甚至是国家级的保护单位。记住丽江大商家仁和昌，不管大老板还是小平民，可以感悟人生和怎样做人！
昔日的丽江市场
和汝恭
六七十年前，来到丽江的外籍商人很少，纳西族的老百姓，懂汉语的也寥寥无几。会做买卖者更是凤毛麟角，很难找到，他们只知出售粮食及农副产品，以卖得的现钱又去买生活用品。
那时市场上使用的货币，为方孔铜制钱。制钱有两种用法，一种称老钱，一文说成两文；一种称足钱，按实际计算。丽江属使用老钱的地方。47文，称为“九四”钱，48文称为“九六”钱，49文称“九八”钱，50文称为“满钱”。一般“满钱”和“九八”钱最少使用，用“九四”、“九六”的时候多。“九四”改用“九六”，或“九六”又改用“九四”，改用开始那天，由县衙门传锣，大声喊叫：“县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使用九钱！”喊一声敲锣三下，从街头走到街尾。如有人已在敲锣之前成交买卖的，他们言定：即碰到传锣改用，彼此退钱或找补。传锣后他们讲信用，该补的补，该退的退，不兴扯皮争吵。
外地来丽江做生意的商人，最初为大理人。他们租房在四方街南侧的现云阁，丽江对大理叫“见罗”，所以喊现云阁为见罗个。个是指巷。他们资本较多，生意也好，如遇地方上派款，他们一次代为支付，不要居民摊派款。往后几年，大研镇人慢慢向他们学习，进一步与他们竞争，大理人的生意萎缩，先后撤号回去。
此时丽江妇女已经学得一套做买卖的本领，就在现云阁开起杂货店来。如盐店、马料店以及火腿、腊肉、酥油等铺子，生意慢慢发展，跑鹤庆城街（狗街、龙街、七天街）的人也有了。跑城街的贩来大宗棉布、茶叶及杂货，不要求左手交钱右手取货，回丽江那天下午前可先取货，等到下一街子的晚上才付货款。安排得好，不要资本也可以贸易得利。
这以后，藏族商人也到丽江做贸易。永宁吕喜商人也来丽江做贸易。藏商驮来大宗皮毛山货药材。吕喜商驮来植物油（用羊皮口袋装)、腊肉、腊油。丽江妇女们为了生意买卖，不能不学会藏语。吕喜商食宿在主顾家。她们学会了几句生硬的藏话，掺杂纳西语与他们交谈。至于汉语，由于永胜马帮天天到丽江卖米、席子、鸭蛋、土碱等杂货，早已学会了，但还混进一些纳西语言。这时藏人来丽江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丽江开设藏商堆店的也有好几家，一般人对藏店称为蛮店。丽江双石桥一带的人，已经能说流畅的藏语。当时开蛮店的收益非常大。
藏商的规矩是所驮来的货物，一概先交予店主（乃聪），可以介绍出售。老板（聪本）只作为成盘的决定人。要买的货，也由店主介绍购进。不论卖出买进，一切按照货款数字给付佣金（藏语称“八赠”，读Z）。但店主要负责：①保证货款如数收清；②鉴别货品的真伪；③买进商品的搭配，如普洱茶十驮，要搭配原山茶（猛库老叶子茶）一驮。原山茶乃地道货，味美醇香，活佛、高僧、贵族爱吃。
藏商来丽江投宿那天，店主要以大瓶酒（自己动手倒吃）大块肉及鸡蛋面条热忱款待。赶马人（劳多）、打杂人也全数一起招待，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第二天各自吃自己的糌粑（炒面）、酥油茶。其他人也各到山坡坟坝放牧打野去了。
堆店的睡床，不宜搭成高铺，最好接近楼板或地面，床边要烧一塘火，以便盘腿坐在床上，一面念经，一面倒茶或温酒下糌粑吃。
店主要注意客人启程回去那天，切不可打扫他们的住房与睡床。因为他们临行之前，大门外烧起天香。出门动步时，一面口中念经，一面起步，这是一种严格的规矩。遵守了规矩，下次来丽江，一直来到原店，宾至如归。倘若店主只图清洁，客人刚走，马上洒水扫地，他们知道了，下次再也不来了。遇见原主人，也就十分冷淡了。
藏商驮来的货物，有大量的皮子、细羊毛，还有山货、药材。如麝香、熊胆、虫草、贝母等，都是些名贵的出口俏货。他们买的为大宗茶、糖、粉丝等。当年丽江市场的繁荣，主要与藏商的贸易有关。
丽江古城四方街，为丽江贸易中心。那里全是露天摊，而交易形形色色。有菜场，有卖红糖者，有卖麻布者。卖菜人全是妇女，没有坐着的，个个都站着卖。
麻布生意最好，应接不暇。因纳西妇女的围腰，都用麻布缝制，只是做客，参加喜事及赛会时，才换穿蓝色的布围腰。麻布尽是白色，品种不胜枚举，其中最讲究的为“新妇私纺麻布”。这种麻布，从洗煮麻皮工序起，格外加工。纺纱务求均匀细致，织布的纬线里，织入少许红绿丝线以及火草线。麻布里加入火草线，柔软可爱，但费工、费时、价高。为新妇婚后第一匹织物。多数买者作为赠送礼品。
四方街菜场，有新鲜菜，有豆腐、豆芽、（黄豆、绿豆）、粉丝等。交易时不用秤称，卖粉丝与豆芽，有抢抓规矩。盛东西的是一种竹编的只比手掌大点的平底小筲箕。讲好价值，钱货交接后，买主撒开五指；拼命去抓卖主篮里的东西。
卖主只劝少抓些，任由她抓去。有人说，其原因是清政府的农业税，均折成钱，不收实物，粮价过于廉贱，而找几文现钱极其困难。所以卖东西的人认为，只要东西变为现钱，货物损失一点，不必可惜。
四方街旁的现云阁街口，有卖炒面的，因藏商喜吃炒面。又丽江多产麦，少产米，故有专业的磨面户。此外有屠户行、钉钉行。这两个行业，只有由本行业的人世袭独占，别人不得染指。四方街尾有卖草鞋巷，由白族妇女自编自卖，草鞋供不应求。买者一买就是10双20双，最忌讳5双。说王瘟神是五尊，故五双不吉利。又有个卖鸡巷，在现云阁北面，当时老百姓有节约之风，少有人买吃，常有一篮篮卖不掉背回家去者。
屠户不需缴屠宰税，占领着四方街一段摊位。唯祭孔的春秋二祭日期（每逢“丁”）的牺牲，要由屠户搞好送去，不给钱。牛（太牢）羊（少牢）则由牛羊汤锅户弄成牺牲送去，也不给钱，也不收屠宰税。野味祭品，由丽江雄古里的猎户送去，猎户不需缴农业税。
四方街有人专设簸箕摊，凡卖米、糯米者，米要倒在簸箕里，她先问卖者有几斗几升，问后由她们主持卖出量到最后，如果米多出卖米人说的数字，多出部分全归守簸箕人所有。这种喧宾夺主，不容正主管业的不合理行为，料想这里才会有。而守簸箕的妇女，不知耻地自夸：收田租的，一年只收一次，我们则一年可收三百六十次。有人说，卖主为什么不会到别处去卖呢？其实人们只习惯到四方街做买卖，如到别处卖，很难卖出去。还有什么升子大啦小啦地争执，何况多出的米，是由守簸箕的骗术得来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见怪不怪了。
四方街人来人往，丢弃的烂菜叶、破草鞋、果皮残渣到处都是，再加上当时全街附近找不到一个公共厕所，卖菜妇女，怀抱奶儿，看守菜篮，一时碰到，忍无可忍时，顾不得一切，蹲下撒尿。一到热天，臭气熏蒸，令人欲呕。因此政府规定，每十天冲洗街子一次，派轻刑犯人来清扫。洗街并不困难，四方街子，高枕着一条大河，只需以桌凳木板在桥边一堵，河水马上冲刷下来，再用扫帚略微一扫，街子便洗好了。洗街那天，特许洗街犯人可向屠户讨一小块肉，准许水果摊上顺手抓一两个，见蔬菜也抓他一把，习以为常。
春节期间，妇女煮卖白野薯，纳西人称“补勒”，与红糖同嚼，很好吃。这些小生意，极为兴隆，可新年一过，就没人卖了。
二战时期的丽江“工合”
李耀煌
一、中国“工合”的诞生
“工合”，对今天70岁以下的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在抗日烽火然遍神州大地的年代，三角形、黄底红字的“工合”标识曾经遍布于从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从西部边陲到东南沿海的广袤国土……
不知道有多少汉语词汇曾被其他国度的语言所化用，“工合”是其中一个。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工合”（Gongho），已改为美国语言的一部分——它是美国字典中的一个词条，其意为团结、合作、勇敢、开拓。
这些文字有足够的理由让人蓦然神情专注，去探究这段浩茫宏大、充满硝烟与烈焰的历史。这是我们不该忘记的：工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或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简称。
由此知道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正当中华民族痛苦地承受日本帝国的铁蹄践踏之灾时，两个外国人在上海租界的一幢高楼屋顶，凭虚眺望布满疮痍的大地。此刻，黄浦江上空灰暗而破败的凄风，吹拂起两个他乡远游者真切的忧思与义愤——中国人民友好而诚挚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与路易·艾黎，就这样在战时中国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在创建工合运动前的最后一幅肖像。正是在这可以高瞻远方的屋顶上，他们决定了为重建凋零破落的中国民族工业而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
这一时期，中国一半以上的民族工业毁于战火，埃德加·斯诺与路易·艾黎因此向全中国发出倡议：“让中国人自愿组织起来，成立一切归合作者所有、自选领导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工业生产合作社！”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1938年8月在汉口成立，此后许多动人的事件永远记录进了中国工合的历史：由于一开始就得到宋庆龄“百分之百的支持”（斯诺语），工合运动获取了世界各地的热诚支持。在美国，成千上万收入菲薄、处境艰难的人们，把节衣缩食省下的几便士汇集起来捐给工合；斯诺及其夫人为使工合获得国际贷款，上书罗斯福总统，这封情辞恳切的信件曾得到着名哲学家杜威、作家赛珍珠的亲笔签名；而路易·艾黎——被人们誉为“工合导师”的人，毅然辞去报酬优厚的上海工部局职务，奔波大半个中国组建工合，备尝艰辛……
到1942年，席卷了17个省区的工合运动已建立近1600个工业合作社，30多万入社者卷入其中，这一实绩令中国人永志不忘。而事实上，工合运动让人最难忘怀的或许还不是这些数字，而是它在那个动荡年代里高举标识并且始终追求过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它把民主、平等参与与真诚合作奉为最高准则；它鼓励社员积极入股，但最终的分配原则却更多地与劳动者投入的辛勤程度紧紧关联；它排斥以股金多少分配权利的做法，而将“不论入股多少，一人只有一票”的原则庄重地写进章程，从而保证合作社的权利永远掌握在合作社全体人员手中。
二、丽江工合的发展
1941年俄罗斯人顾彼得先生作为国际援华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一员，受宋庆龄及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委派来西南创建工合组织，他在几个省多个地方中，最终选择了丽江，在古城一隅组建起中国工业合作社云南办事处丽江事务所。
在他看来，这座小城远不是人们所想象的边远蒙昧之地，他知道纳西族文化积淀中的合作意识，并在丽江进行长达九年的艰苦创业，得到了纳西族人的积极响应与配合，最终获得巨大的成功。至今丽江的各种史料仍准确地记录着他的业绩，极盛时的丽江工合，达到36个生产合作社，工业产值占丽江城镇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成为可以左右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并发展到周边地区，为后来丽江和周边地区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支持下，丽江工合克服重重困难，引进资金和设备，派得力的人员到甘肃山丹培黎学校学习技术，先后在丽江县城及周边乡村创办了纺织、洗染、陶器、铁器、铜器、木器制造、石棉加工、制革、缝纫、造纸、毛皮制作等几十个合作社，解决了部分贫苦群众的就业及收入来源，也为支援抗日前线提供了物质保障。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阶段，日军切断了唯一运送国际援华物资的滇缅公路，并派飞机轰炸昆明、保山、下关等地。援华物资只能从茶马古道，从印度经拉萨到丽江再到西南各地，丽江各大商号纷纷组织骡马队，加上大理、鹤庆、中甸等地骡马队，从印度噶伦堡或从拉萨不断将物资运到丽江再分发到西南及滇西抗日前线。据史料记载，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三年多共运送约10万至12万驮物资，其中就有丽江工合企业生产的物资。丽江成为当时的商贸枢纽之一，当时被外界誉为“小上海”，古城内大小商号1200余家和城乡几十个工合企业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后勤物资供应地和物资中转站。同时，丽江工合为发展民族工业写下了光辉一页，为发展大后方经济积聚支援抗战物资做出了重要贡献。
顾彼得先生为丽江毫不吝惜地付出了近十年的光阴，最终，他留给丽江的最后一笔财富，不仅是36个工合企业，还有一本带着浓厚细腻感情抒写的回忆录——《被遗忘的王国》。
丽江之新印刷事业
和志坚
丽江自清光绪三十三年，由邑绅杨宪之先生自蜀带铅字若干及器具数量，慨然捐公，适有蜀来之刻铸铅字工人到丽，复由彭太守继志提倡，设立印刷所，以期广印书籍。约请杨宪之主其事，用蜀来之工人为技师。经费由府垫支，以印刷所得归垫。印刷府属各州县小学最新修身教科书及教授书。并组织《丽江府白话报》，邀请剑川赵星海先生为主笔，月出一册，亦用铅印。旋彭府任满别调，此事遂已。丽江之维新，不啻昙花一现。大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感！而器具移归丽江劝学所管理。从此全部束之高阁。活字版变成死字版也。
宣统三年二月，奉府守关谕，将铅印器具一切移交与实业员和近圣应用。然此亦不过偶尔复活，曾印《种桑浅要》千余本，《种棉法略》千余张。此后又搁置不复用也。
民国元年，西征军司令官尹，随带油印石印各机。迨班师回省，由守府熊与司令官尹□□□□□□（大概是相商之意）丽江劝学所备价购留，旋即移交实业所。印《种茶法略》一百本，《养牛白话》二百张，以资劝办实业。此后石印机又收而藏之也。
民国二年七月，和实业员近圣仍将印刷所所有石印机及活字版等各器械，均移交回劝学所附设校内（校内驻军），士兵破坏储藏室门，将铅字及其附件信手抛掷，无人敢问，亦无法人所检理，及军撤已存余无几，殊深可惜。并于石印版上生火，将两大块石板碎裂，丽江助维新之两种利器，至是大遭（破坏），良可浩叹！
民国十八年，前任劝学所长习世伟任内议订将石印机租与新丽书社。十九年始由社租云刷印，于丽江文化不无影响。二十一年复由荣兴纸店自办石印机一具到丽，在彼固以扩充营业，而在此则得以改进文化事业。早年官绅迭次提倡之新印刷事业，因为数年来教育力求改进，觉醒人民，不能不应环境之需要，由私人经营。而教育得此新印刷术之援助，其改进之程途必互为因果。
丽江造纸
李瑞泉 杨杰升
丽江县大研镇新义街积善巷，纳西话的村名叫“孙素场本”，翻译成汉语即“造纸村”。该村系丽江县最早的造纸人居住的地方。据《明史·土司传》说：“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据乾隆《丽江府志略》记载：明代文人蓟羽士、周月泉、担当和尚、画家马肖仙等先后到丽江，传播了汉家文化。
木土知府还从中原请来了教师、医生、画师、开矿技术人员、建筑人才和其他工匠技艺人员，促进了丽江各项事业的发展。就在这时，据李氏宗谱考：约明朝天启年间（1611-1627年），因从江南落籍在鹤庆松辛五营村以造纸为业的李先常师傅，原由木氏土知府聘到丽江，开创造纸业。木氏赐他凭氏为妻，安排定居在狮子山下的玉水河畔。此时，是木增（生白）为丽江土知府十三代世袭之官。纳西族称为丰衣足食时期，李先常师傅制造木府的贡纸为业，纸名纳西话叫“孙素”（东巴文的“纸”字），意即“官家擦用具”，可见当时纸质很差，只能用来擦洗用具。后来，经过逐步提高质量和不断改造，形成既生产贡纸又自行经营的独家作坊。尤其是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建立丽江学府，改变了“唯土司有学而人民无学”的局面，书写纸的应用范围扩大，刺激了纸的生产，因而造纸业逐渐发展。其经营的数量多为东巴文化中心的白地人书写东巴经用，故逐步改叫“白地纸”，这是大研镇较普及汉文字的品名。李姓历代都以造白地纸为业。又据造纸村的杨氏宗谱考：清康熙年间（约1713-1723年）杨那、杨宝两兄弟由鹤庆迁居丽江狮子山下的玉水河畔，与李先常的四世孙李健为邻居，以鹤庆乡亲相认，互相传授了造纸技术，扩大了造纸业，当时共有四个家庭作坊。直至清嘉庆年间（约1804-1820年）有邻居杨仲，娶李先常的六世孙李廷元的妹为妻，继承和传授造纸为业，又扩大了造纸业。这时，共有8个家庭作坊，据传生活都处于小康状况。
当时，全村已有39户，8户造纸虽只占全村的20%多，但纳西话的“造纸村”名一直没有改变过，直至1913年县内实行乡村制后，因纸张多用于祭天行善，赐村名为积善村，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人们还称该村为“孙素场本”，意即“造纸村”。
在造纸村蓬勃发展的造纸业影响下，丽江绅士习自诚，看到他在羊见村的田租由于山高路远，山路崎岖，很难运回大研镇，而羊见村的构树林很多，他就从鹤庆请来王洪润师傅，招来十多个徒工，用田租转换为资本，于1943年开办了羊见造纸厂，产品比白地纸薄、柔软，质量提高了一步。县长习自诚在丽江解放前夕起义后，将羊见造纸厂捐献给人民政府作了公产。
造纸原料用构树皮，据传，当时构树林在丽江坝区和半山区较多，皮易剥，纤纹细，适宜造纸浆。一般的工序是砍下构树，剥下皮，在水中浸透后，用小刀剥开黑白二层（黑层作灰色包裹纸，白层作白地纸），分别在大锅里加上灶灰（筛去炭渣）。煮熟透后，洗去灰液，用木石制成的脚碓舂细，即成纸浆。这就是第一道工序。第二道工序是搅纸浆：用见方四尺的石制水池，把纸浆搅入水中，加上适量的纸药水汁（又叫滑水，是用野生的苣根泡水制成），以增强纸浆的黏滑性，然后搅拌至纸浆能悬浮并均匀地溶于水中。第三道工序是捞纸：用两件工具，一是用一张细篾编成的纸帘（纳西语叫当，形方块状，能积纸张和滤水），纸帘长一尺五寸，宽一尺五寸，放在轻便的方木架上，用两根夹棍来掌握；二是旁设一垒纸的石桌，石桌面有井田形有利于槽，能引滤水滴回石制水池中。然后通过人工操作，捞出均匀的纸浆。垒在石桌上，每捞垒一次就是一张纸，垒到一定程度，即用压板和压水棍加上锤石，把水压尽，取去压器，把垒纸放在篾笆上。第四道工序是晒纸：用尔巴泥制平的墙壁，无黏性，不吸水，最易把纸晒干。通过人工操作把放在篾笆上的垒纸一张张地精细揭开刷在晒墙上，干后揭下即可。
1721年到1723年，即李先常师傅造纸开始至改土归流之前，生产多系贡纸，贡的意思是献给木土知府擦器皿用。不久，造纸技术有了提高，白纸已呈洁白，两面光滑，纤纹细柔，横撕直撕都能成条的耐磨纸，已能作为书写之用。但在当时“惟土司有学，而人民无学”，只供木氏家族书写之用。那时除了生产贡纸外，为了开拓用途，据李氏宗族口传，李先常的三世孙李应德，到东巴教的中心白地供给书写东巴经用的纸，从而民间就出现了原称“孙素”的“白地纸”，这个纸名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据说，现存的东巴经约有二万余册，如此看来，用于书写东巴经方面的纸也是一个较重要的市场了。另据轻工部编写的《中国造纸业发展史》记载：“现存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民族学院、云南省博物馆所存的东巴经，都是明、清时纳西族所造的纸写本。这种白地纸，帘纹不明显，经砑光后，可供双面书写，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用固定纸模抄造的，其实还是竹帘抄造，但是技术比较精，帘纹不明显”。这段文字证实造纸村所造的纸，也在全国的纸史中有了一定的位置，对纳西象形文字的保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东巴纸是用浇纸法制造）。
1724年以后，丽江建立了学府，受教育的就不仅是木氏家族了，单用手抄的书籍已不适应，而纸的生产又比过去发展了，在这种情况下，据李氏谱考和宗教上辈口传：李先常的九世孙李茂阳，从大理买回四本木刻版，即《三字经》、《中庸》、《大学》、《幼学》，就在丽江四方街尾开了个铺子叫“茂阳号”，专用造纸村生产的“白地纸”印书出售，解决了开蒙读书课本，也为发展造纸业开拓了新的市场。据实际考察，该木刻版都系宋字体，版的大小基本一致，长宽约80×40的32开本；《三字经》每页上节还有与下节内容相同的插图，刻工精细，字线清晰。
此外，还有书写用的大小格子版，竖房用的印刷“八卦版”，中元令节用的“包版”、“灶君神版”等。这份木刻版，新中国成立初期还由李先常的十一世孙李荫龙保持完好，直至“文革”初期扫“四旧”中当柴烧毁了。
铜匠世家德荣昌
杨白莎
德立财源修厥茂
荣开利市发其昌
这副对联，是丽江铜匠世家杨氏家族中“德荣昌”商号的自撰联，作为铜器作坊创办的宗旨，从先祖杨德和杨浪昌二公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巧妙地嵌入上下联的首尾，成为一对含义妥帖的嵌字联。
杨家是在明代中叶从西蜀巴郡来到丽江的。当时“木氏土司经济丰裕，为加强日用品生产及建造寺庙的需要，向各地延请工艺人才。”杨家以制作各种铜器用品的工艺技师身份，成为木土司广招各种人才的首批手工艺人。杨氏家谱记载，其原始祖是杨公茂芳及其四子。茂芳公既然被木土司请来专门为其制作各种名目繁多的铜器，无疑是一位技艺相当精良熟练的铜匠技师了。
丽江坝子北面的白沙，是木氏土司的发祥地。杨家来到丽江后，首先定居于白沙。从此，杨氏家族就在玉龙山下的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一代又一代从事打制铜器的职业。到明末清初时，杨家已形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族，逐渐分居于丽江坝子各地及鹤庆、中甸、大理等县。在散居各地的众多杨氏后代中，由于传统习俗及身份地位的约束，在漫长的几百年历史中，每代都有一部分人从事和恪守着祖传职业。
随着木土司迁入大研镇以及各种市场的开发，始终居住在白沙的一个杨家支系，到第十代杨德和十一代杨浪昌时，在大研镇组建了打制铜器的手工作坊。以德荣昌作商号名称的杨家作坊位于现今新华街的黄山下段。这条从四方街斜面上升的街道，是丽江西部通往中心市场的主要通道，也是一条主要营造各种铜器制品及五金用品的街市。德荣昌作坊从清初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保持着在同行业中较大规模和领先的地位。在咸同至光绪初年主持德荣昌作坊的杨公璞是一位技艺超群、人品坚实厚道、心地善良的铜匠技师。因四位胞兄均已从事祖业，璞坚公在少年时代便出家在福国寺，及至他已近中年时，四个胞兄均无嗣后，这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上是家庭中相当重要的一桩事情，于是先祖又令其还俗。脱离山门后，由于他聪明好学，勤奋刻苦，又有父兄传授技艺及粗通文墨等因素，几年间便成了一位在同行业中技艺高超的着名“铜匠杨伍”。
璞坚公及其子孙在创办德荣昌作坊的百多年里，不断研究，改进和发展了这门工艺技术。从冶炼矿石“自生铜”到一件产品的最后制成，均按严格的工艺流程进行操作，产品的含铜纯度及外观的精美大方更胜人一筹。这种长期恪守产品质量的结果，使镌有德荣昌记字样的铜制品在丽江市场上一直供不应求，同时还远销川、康、藏等地。在三月和七月传统物资交易会上，还多次得到过优质产品的奖牌。
在光绪八年重修毁于兵乱的法云阁（五凤楼）时，主体工程竣工后，需要安置一个宝顶。当时，能以高超技艺打制这样一件文物珍品的铜匠技师，可以说是非“铜匠杨伍”莫属了。笔者在幼时曾听到先祖及邑中老人讲，住持寺僧是相当虔诚地来请璞坚公的，因此受到寺方隆重的礼遇。璞公在打制这个宝顶前，先认真地设计了形状、大小、高度，然后率子孙三代手艺人，带上上好的红铜原料，在解脱林禅院内，安置炉灶，认真细致地完成了与这寺楼浑然一体的圆形宝顶。
然后，寺方请一位藏族老技师在宝顶外面镀上一层均匀的金子。这个镀金宝顶，直到40年代末，仍然在芝山的松柏林中闪耀光芒；进入50年代后已不知去向了。
璞坚公不仅技艺精良，同时也注重立德与财源，昌盛利市与厥茂久长之间的关系。即便在德荣昌财源丰茂的鼎盛时期，他也遵从和信守“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之类的治家格言，能在乡里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从而受到邑人的称道。
在璞坚公以后的子孙两代人中，绝大部分人仍然从事打铜祖业，并有不少异姓徒弟从德荣昌作坊出师后自己开业，镌刻有“德荣昌”三字的各种铜器也一直在市场上畅销不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局势以及家庭诸方面的复杂原因，璞坚公的十个曾孙中，仅有老二和老八在德荣昌作坊内研习过这门祖业，而始终坚持从事祖业者，最后仅剩二哥中兴公一人了。这里应提及的是40年代初一场大火，把经营百余年的德荣昌作坊毁于一旦，荡然无存了。中兴公只好从废墟中捡挖出铁锤、钳子等工具，回到乡下老家。在艰难的经济条件下，重新建造炉灶，购置原料，招收两名徒弟，在乡下继续开展这门祖业。当他用辛勤的汗水打制出仍刻有“德荣昌记”字样的精致铜器置放一屋，正准备到县城传统交易会上出售时，无奈当时社会世风日下，盗贼频繁，一夜间竟把全部产品盗个精光。从此，中兴公一蹶不振，无力再恢复德荣昌的名号，只能在白沙街上，在农闲时候，零星地打制小件铜制品，或修补各种五金用品及农具，艰难地维持生活。在众所周知的那场“大战钢铁铜”的群众运动中，除了扫荡民间使用积存几百年的铜器外，还组织群众上山大战。既然铜也在大战之列，五十几岁的中兴公，随同被某种因素激发起来的群众一起，义无反顾地上山采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铜矿。在一次开山炮响时，悲剧性的终结了德荣昌作坊的最后一位传人。
90年代初年，笔者拜访一位德荣昌作坊的入室徒弟——八十余高龄的和炳贤师傅时，老人异常激动地讲述了当年德荣昌兴盛状况及产品优质的特点。在谈到中兴公时，老人说二师兄打制的铜器，不只外观精美无可挑剔，就是打制一个火锅或一个茶壶，其沸点的快速及燃料的节省方面也比别人高一招手艺。并强调说，不要以为品种外观看似一样，其实具体到打制这一件产品时，仍然还是有差别的。
首先要设计大小、容量与各部位之间的比例关系，还要考虑不同品种的功能与厚薄的关系，这种打制前的多方设想，是二师兄技艺的独到之处。老人还讲到了当年德荣昌作坊内师徒之间亲如一家的良好关系等。
作为铜匠世家，从始祖茂芳公到第十五代传人中兴公，在四百多年漫长的岁月中，杨氏家族成员主要从事打制铜器的职业，同时各个时期都培养出师了不少的徒弟。杨超然和赖敬庵两位先生曾说：“现在的五金师傅，多属当年木土司由外地聘来的杨姓技师后裔及门徒。”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山乡僻壤首先制作铜器并传授普及这门手艺的杨氏技师及其中的德荣昌作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对丽江市场的繁荣和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做出了贡献。
现在，居住在丽江境内的整个杨氏家族后裔中，已经很少有人从事这门职业了，但有两副传统家族对联一直在后代中流传：
溯源巴郡谣池巷
择里江城玉水滨
祖德宗功源流西蜀
春霜秋露派衍南滇
杨氏“复兴隆”狐皮匠
杨礼吉
“复兴隆”为杨氏在丽江制作皮毛产品的号，因主要制作狐狸、猞猁等野生杂皮，丽江人称为“狐皮匠”，遂以“狐皮匠”闻名于省内外。
杨氏“原籍南京应天府柳树湾，前明时到渝（大理），因地方数次变乱，宗谱失落……杨氏历史上曾留居昆明等地，后定居云南大理南门外红旗街。现存家谱可追溯至杨海鳌之前四代，杨海鳌为第五代，是来丽江之始祖。皮毛制作工艺为杨氏祖传，属南京一带传统制作方法。”（1972年“狐皮匠”传人杨利吉到上海出差，与制皮毛专家交流经验，专家们认为制作方法属江南传统，从此可证“狐皮匠”皮毛工艺已有几百年历史）。
杨氏家谱所记，谱系为：枝浓——可万——定国。定国生三子，联甲、联科和联魁。杨海鳌之父杨联科为清代武官。联科之兄联甲，弟联魁继承家传做皮毛业，杨海鳌从小跟着学艺。当时生意兴隆，富甲一方。大理红旗街一半房产属杨氏，大理人称“复兴号红齐半边天”。杜文秀起义（1856-1873年）时，杨联科与起义军交战而阵亡，随从来不及收尸，匆忙割下头发逃跑。过后杨海鳌认领父亲头发，将它分成两份，一份为冢发，另一份扎在自己的发辫上以守孝道。后来杨联科被封官职，杨海鳌继承父志，并享有清朝俸禄（笔者小时在家中还看到清代官帽红顶花翎、官服和硬弓）。
当时大理地区战乱频繁，又加上天灾，家产毁尽。杨海鳌在同治末年（1862-1874年）间逃难到丽江（据大理家族中的老人讲，水冲四南桥那年至丽江。四南桥在大理南门桥上游，曾两次被洪水冲垮，具体时间待考证）。
杨海鳌清道光三十年（庚戌）生（1850-1932年），初到丽江时给人家缝制皮衣、褥子等。28岁时（1878年）回大理，娶妻“元盛号”李氏女，在大理生大儿杨金河。回丽江后又生四男三女，中间三儿夭亡，仅留下大儿金河和五儿金山，三个女儿嫁回大理。
杨金河，字炳仁，号复兴，光绪五年（己卯年）生（1879-1950年）。幼时寄养在外公家，13岁（1892年）回丽江跟父亲学艺。清光绪末年，委任杨金河为滇西厘金总管，金河推诿只会做活不会做官而不接受。杨金山光绪二十一年（己未）生（1895-？），从小跟父学艺。两兄弟成师后，金山继承祖业回大理，用老字号“复兴号”；金河在丽江创业，为大理分号，称“复兴隆”，丽江人称“狐皮匠”。杨海鳌于1929年回大理小儿处，1932年去世。
杨海鳌和儿杨金河在丽江，于1905年前搬到兴仁村大石桥旁李公祠后，称“复兴隆”号。起先给人家做皮袍、褥子等，逐步筹集资金，以待恢复家传工艺。
那时家境贫寒，需要办生意上的事，金河便穿上他父亲较好的衣裤去应酬。有一年到了年关，正愁没有过节费用，金河在河边拾到一小锭银子，全家才勉强度过春节。经过几十年努力，等到资金能周转，就收购山货、药材和皮毛等送往大理，也办起揉制裘皮工艺（包括羊皮和野生皮）。由于工艺高超，生意逐步兴隆，影响到丽江皮毛业收入。丽江皮毛业帮会“祖师会”，出面来干涉制约，规定要在丽江落户立业，就要制房产和买坟地，还经常摊派“祖师会”活动款（仅后来起“祖师楼”一项就捐款500大洋，并挂匾额一块）。在行业上规定不准做羊皮，只能做狐皮等野生杂皮。起先从丽江收购羊皮送往大理，后来反而规定把大理羊皮送交丽江“祖师会”。杨金河父子提出：“既然只能做野生皮，不准做羊皮，我们收徒弟不收丽江人，只收大理人。”经过交涉协商，谈妥条件，“祖师会”才同意在丽江开业，先后收李竹茂、张学书、杨士雄等大理学徒十余人。
杨金河于1904年娶妻大理“双茂号”杨氏女，并带来一部手摇缝纫机作为嫁妆，当时看缝纫机的人非常热闹。金河生四男一女，儿明泰、文泰和镇泰跟父学艺继承家业，女全心跟母学缝鞋板，小儿永泰读书、教学。1927年，明泰娶妻大理“益生堂”朱氏女，文泰娶妻大理唐氏女，两儿喜事一起办，为双喜临门，并分别带来两部脚踏缝纫机嫁妆。因外来户受地方的排挤和制约，自镇泰、全心和永泰起，与丽江人结亲，以求与地方和睦相处。家中男人以做皮毛工艺为主，女人以做绣花鞋和缝鞋板为主。
皮货来源主要是西藏、西康、中甸、德钦等处。早先杨金河亲自到中甸、德钦、西康、西藏等地收购皮子，后来与西藏、西康做生意的商号和丽江几家藏族马帮常住的马店挂钩收购，形成皮货流通渠道。每年收购数千张，只收秋末冬初上好的野生皮，至立春前收购完。
皮毛的揉制用大米硝方法，从五月端午后开始，一年揉制两次，一次揉制上千张，用一个月时间。以狐狸（又称西狐、草狐）、猞猁皮为主，还有草狐、火狐（又称金狗）、水獭、豹子、老虎、彪（又称龟纹豹）等上百种野生杂皮。也加工个人零星皮子。
产品以裘皮袄为主，有正穿和反穿两种，其余还有领褂、褥子、披皮、衣领、皮帽等。或以顾客的要求做产品，直到满意。皮毛制作产品，看皮、制皮有严格的分类和工艺。一张狐狸、猞猁、火狐、草狐皮，都要分成头、脊、腔、素、腿，以各部位分类，和各部位又以不同颜色分类。一件产品只能以同种皮子的同个部位和同种颜色，按毛的长短制成。狐头、猞猁头、火狐头等主要做领褂。狐脊做裘衣还要夹上革条。狐腔又分柳叶花和草鞋花。狐素又分金边狐素和青狐素。
狐腿又叫颠倒腿，分前脚杆和后脚杆。前后脚杆又分黄脚杆和黑脚杆。猞猁皮袄分四大节和六大节。火狐分箭毛和柔毛……虎、豹、彪、狗主要做褥子，狗皮又分缎子黑和金黄色等。一张皮子，全方位地利用，连指甲大的一小块也不浪费。以青狐素、猞猁、水獭等产品为上。所出产品上都盖有“杨记复兴隆”印章。
产品价格以品种、质量不同而异，如一件裘皮袄300元、500元大洋不等。
滇西北“狐皮匠”的皮毛工艺闻名省内外。很多顾客在外地见到盖有“杨记复兴隆”印章的裘皮衣，与其他地方产品作比较，认为质量样式上乘，都来丽江订货（家中兄长们曾见到过张家口等地的订货单），顾客们都满意而归，说：“要做裘皮衣，要到丽江复兴隆。”孙渡将军曾经常托人问候杨金河说：“杨师傅为人老实忠厚，手艺高超，我走过许多地方，他做的裘皮袄确实与众不同，堪称一流……”丽江各商号老板都说杨金河老实可靠，当资金不够周转时，随时向号房借款都能办到。“复兴隆”做生意，保证质量，讲信誉，重品德，订货人调离丽江，都要把产品余款如实在邮局寄出或托可靠之人寄去。以质量和信誉赢得顾客，生意遍及省内外。每到逢年过节，杨金河对乡里贫困户和居住在八河岩洞中的穷困者给予资助款过年关。杨金河一生忠厚勤劳，讲求信誉，生活节俭，德高望重，赢得乡里敬佩和赞誉。
丽江银匠和银制品
杨贵身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金银曾充当过等价物，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金银又是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支付手段的作用。金银还具有储藏的职能，广泛为人们收藏。在东巴经典中，纳西族的先民就创造了金、银、银锭等象形文字。
在私有制存在的社会里，金银又成为财富的象征，“石人对石鼓，金银万万庑，有人积（猜）得着，买得丽江府”，这首众所周知的民谣，正是说明金银特殊作用。
当你漫步丽江街头，目光触及商店橱窗、柜台内那些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项链、耳坠、手镯、戒指等用贵金属制成的装饰品、手工艺品，禁不住让你留步，赞叹时，你曾否想到这些工艺品是银匠们用勤劳的双手制作出来的，当你看到丽江的绿茵健儿在领奖台上，高举着象征智慧、勇敢和拼搏精神的“玉龙杯”（此奖杯是由许正强设计，李承武、易学敏、陈鸿钧、周勋等银匠师傅制作，该杯底座用银锻造，杯身以玉龙雪山为背景，七星飘带为衬托，双边镶两条龙，顶端为银片紫铜片焊接的足球，重约3000克），骄傲地向观众和球迷们致意时，你曾否想过，那腾空欲飞的玉龙身上，凝结着银匠们多少辛勤的汗水和智慧。而当人们物质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充实的时候，丽江纳西人的银匠却似乎变成“被遗忘的角落”，在众多的丽江史籍中，很少有人提到他。
银匠何时在丽江发生、发展，并成为一个行业，很难考证。早在明代，木氏土司就从中原内地聘请来银匠。笔者走访77岁高龄的李承武师傅，看到李世家谱中有“原籍江苏上沅县人，世以治银为业，兼之力农”的记载。像李氏这类技工从内地到丽江后，传授技术，繁衍生息，发展成为银匠专业命名的街道——银匠巷，纳西语叫“吾堆过”（今兴文巷）。据李师傅介绍，从民国时期至解放初期，银匠巷从事治银业的有18家之多，其中李氏家族就占9家，如今李师傅的小儿子和儿媳妇仍“绍基裘，子承父业”，庆幸李氏家族从明代居住丽江至今三百多年来，祖祖辈辈为之奋斗传至第十一代行业后继有人。据已故九十高龄的赵光裕老师傅介绍，从上辈的口碑中及本人接触到的，清同治末年至解放初，在大研古城开过店铺的就有45家。这些店铺有父子经营的，有弟兄经营的，有母子经营的，有夫妻经营的，有祖孙三代经营的。在丽江的银匠中，有许多人逐渐向中甸、维西、德钦、宁蒗、西藏及四川的一些藏区发展。丽江银匠行业同皮毛、屠宰等行业一样，有自己的行业公会。银匠行业公会与铜匠、铁匠、五金等行业联合组成。
奉道教祖师丰主老君为祖师。除信奉老君外，还单独信奉女娲，寓意女娲炼石补天与冶银有密切的联系，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为祖师会，届时用朱红纸书写太上老君祖师之神位、女娲祖师之神位，虔诚祭祀，以求祖师保佑。
银匠们制作的金银制品，在丽江众多的手工艺品中，不失为一朵绚丽多彩的民族工艺之花。在丰富丽江与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中，在发展青、藏、川等省的经济交往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丽江的银木碗、藏刀鞘、敌布口须（藏语，装饰品）、净水碗（喇嘛寺专用）、银项圈、银珠等，成为藏、彝、傈僳等民族的生活特需品。
丽江银匠生产制作的手工艺品，无一不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从乳臭未干的儿童到年逾古稀的老人，从儿童满月、周岁到姑娘订婚、出嫁、公婆给拜堂礼等，都少不了几件金或银制品，其中有镌刻着“长命富贵”、“福禄寿嗣”、“吉祥如意”等祝福儿童的挂锁，焊着响铃、既是装饰品又是玩具的儿童手镯，至于女同胞们专用装饰品，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了。就拿耳环来说，就有形如蜜蜂的蜜蜂环，形如蝴蝶的蝴蝶环，形如梅花的梅花环，环内镌刻着多种花卉、形如花篮的花篮环，以及韭菜环、编环、粗尾环等。一枚戒指，就有镌刻着福、禄、寿、喜、如意、富贵、吉祥以示祝福的，也有汇集正、草、隶、篆，阴文、阳文于其中图章的，可谓一部金属百家姓了。手镯、“三须”、“五须”、“十二生肖”、镶龙酥油壶、银筷、调羹、盖碗、酒杯、酒壶、烟嘴、烟壶、烟锅头等，无一不在充实着人们的生活。在银匠们的手下，飞禽、走兽、昆虫栩栩如生，植物、花卉争奇斗艳。用“鬼斧神工”、“巧夺天工”来形容丽江银匠的工艺，大概不过分吧！
金银及其制品，还作为馈赠尊贵客人的礼品，《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七”中曾这样记载：“木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镪来馈”，“仍俏以杯缎”（杯即银杯二只），“大把复捧礼仪来致谢，酬校书之役也，黄金四两”，在徐霞客笔下，银杯、白镪、黄金与“红毡、丽锁”齐名。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公馆宴会上使用的银调羹、银酒杯也出自银匠巷“庆兴祥”银店李庆昌先生之手。
新中国成立后，丽江银匠们制作的工艺品，曾多次参加全省全国的展出，其中银木碗、藏刀鞘等作为历史文物保存在云南省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在重建丽江玉泉公园得月楼时，贴金葫芦宝顶也是由银匠们精心制作的。
另外，笔者是从事金融工作的，金融离不开货币，借此说说丽江银匠的货币铸造。金银作为货币支付手段，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丽江，金银也有一定的地位，并以金银完赋交易等历史记载颇多。据《滇略》卷3记载：“语云，金生丽水，今丽江其地也。其江曰金沙……江浒况沙泥，贫民淘而锻焉，日仅分文，售蜀贾，其税属之土府，汉不有也，进行岁责滇赋金五千，其值可四万缗，皆蜀贾有力者，先期受值于官，而走四方，远彝人之间。”又据习自诚档案记载：“民国27年（1938年），边区保安司令史华，专为龙云开办‘龙达金厂’而来。”丽江金的种类颇多，原金就有沙金、瓜子金、沙河金、竹根金、绿色金等，经银匠们冶炼锻炼后制成页金。银矿的开发，据民国十二年（1923年）出版的《云南矿产概况》记载：“滇之产银由来亦久，元时课银733锭，明朝每年征差发8905.5两，定为常例。当时着名之产银地为……丽江之回龙……等厂。”这里所说的回龙厂及富隆厂，系兰坪县石登乡回龙村及中排富隆村，明时属丽江土知府木氏领主辖区，是十四处木氏富庄之一。丽江对明朝的贡银，从嘉靖三十九年（1561年）至天启五年（1626年）的66年中，贡银达55，000余两，年平均约850两。据《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木氏宦谱》记载：“弘治七年（1493年），木氏土司以价银四千九百两买到千户（已所屯田官）奚姓坐落邓川州罗陋村的庄田和房仓”。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知府木增因“征蛮军兴，助饷银二万余两”。这些白银主要来自银矿的开发，自然也出自丽江银匠们的双手。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丽江府流官知府同知吴烈里继办回龙银厂，按产额15%抽课朝廷。乾隆、嘉庆时期，年课税额为3894两，年产银量为25960两。改土归流后，丽江的银匠得以进一步发蔚，据赵光裕、李承武、易学敏等老师傅介绍，他们从上辈的口碑中得知，清代末期，就出现专门从事或兼营以兑换银两或煎销银锭的行业，所谓煎销，就是把大银锭砍碎后复铸造成小银锭，以便于在市面交换使用，从而成为银通货在流通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行业。他们当中有文明坊的许玉昆、王家庄的李兆南、李光炳兄弟，民国15年（1926）后，“裕兴恒”银店的赵光裕，“集义生”银店的李运昌，王家庄的李锡和都先后煎销过小锭纹银（因银锭线条如指纹状，故得名），民间俗称母鸡课，其重量有一两至一两五钱左右两种。
有的银号还直接冶银，就是在铅块中提炼出银，冶银的原料来自鹤庆北衙厂、宁蒗牦牛厂、中甸安南厂、兰坪富隆厂、回龙厂等地。治银方法是，先在“七星灶”内冶炼铅，从铅的溶液中提炼出粗银，然后再精炼将银液倒入预制的铸铁胚内，冷却成形后打上店号戳记，即成银锭。赵光裕师傅一生熔铸过不少纹银、十两锭、五十两大元宝，他熔铸的十两锭，有的用四川乐山、合川等地银楼的名号熔铸，这些银楼银锭在丽江颇有名气，难怪赵师傅采取“盗版”行为了。
丽江解放后，解放区人民政府筹建人民银行，开展集资认股活动，县妇联组织，发动捐献“一双耳环”运动，丽江各族人民出于对新生政权的拥戴和支持，积极参与，特别是各族妇女把心爱的金银首饰，无私地奉献给丽江的革命事业。
这些首饰，又经赵光裕师傅之手，熔铸成纹银，作为人民银行的营运资金和流通货币，为滇西北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丽江旅马店
李瑞泉
1953年，我党公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后，1956年秋季，丽江旅马店也和其他工商户一样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大研镇共有34户个体旅马店，统一组成“玉龙旅马店”，由丽江县工商联合会直接领导，下设四个分店，一分店分布在八河村一带，二分店分布在兴仁街一带，三分店分布在现云阁一带，四分店分布在双石桥一带；分店下属每户作为一个经营点，从业人员约76人，开创了社会主义时期为行商和马帮服务的工作。
据史料查证，丽江旅马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丽江旅马店逐步地自发形成，经过时兴时衰，发展成为民生共同承认的社会服务行业。
早在汉晋时期，纳西先民就同巴蜀汉商交换布、帛和盐铁畜产品A；唐宋时期与吐蕃及南诏大理的交往更加频繁，史称博易三千二百口大羊B；在《东巴经》中也有“聪本（藏商）马帮九兄弟，赶着九十九个驮子来”的记述C；到了元明至清初，丽江开始形成初级市场，已有大研府市、白沙市、束河市、七河市D；到光绪年间，增加了石鼓街、九河街、巨甸街E，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市场上也就出现了做生意的“古劳本欣”和赶马帮的“阮当吨欣”。
纳西族地区正式与藏区的“茶马互市”始于清代初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北胜（今永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三桂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F；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达赖喇嘛求互市于金沙江，总督范承勋以金沙江属内地，奏请于中甸互市，遂设阿喜渡通商贸易”；到乾隆年间，丽江府市大研里，藏族商贾云集，购销俱繁，雇脚转运货物B；实际已成更广泛的互市；到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丽江纳西族中的“藏客”崛起，开始前往西藏经商，以丽江大研镇人李萌孙为代表，在拉萨坚守信誉，并资助清廷驻藏大臣，同时对各大喇嘛寺举行施舍，规模宏大，远近闻名，尊称“磋本余”（生意官大老板之意)，此后纳西商人到藏区经商者逐步增多，以转销内地茶叶、丝绸、铜器皿为主，先后打入西藏、印度、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较大的商号有牛家的“裕春和”，赖家的“仁和昌”，李家的“永兴号”等10多家，后来发展到30家，到抗日战争时期，丽江已发展到大小商户共1200户。丽江是内地通往西藏拉萨，再到印度的必经之路，成为滇藏和中印贸易的转运站、集散地，各地商人也纷纷前来丽江设分号，如喜洲帮“永昌祥”，腾越帮“茂恒”，鹤庆帮“恒盛公”，西藏帮“铸记”。走藏区，跑印度成为当地的发财之道。每年来往于丽江、西藏、印度的马帮约有2万5千驮之多C。
随着丽江商业的发展，丽江旅马店也就逐渐发展起来，大研镇北的双善村，成为主要接待藏族马帮的村落，该村共有17个旅马店，从业人员40多人，其中的“玉龙旅马店”是清代中期就开业的旅马后，时兴时衰，原只有位于河西的两间楼房和一个天井的店房，只能容纳三四十匹马帮的旅客，后来又在河东建有三坊一照壁，扩大了马店，店主人也发展成为“元德和”大商户。
“瑞春旅店”也是一个老店，店主人是赵宗英老人，他带儿子边开店边学藏语，数年后已成为精通藏话的纳西人，发展到自己也有二十多匹马的马帮商人，他的儿子赵鹇锟，是个有汉文化水平，有商业经验，精通藏话的商人，不幸在一次进藏经商中遭匪患中弹身亡。其次是大研镇的现云阁，开旅马店的约有13户，从业人员约30人，他们都以空房和走廊作为火塘，旅客围火塘做饭住宿，天井作为拴马场，此间，来自大理的行商较多，俗称“见罗阁”（意即大理行商住的巷)，开店经验较丰富的是女店主人阿余命妈，据说，她能说藏话、白族话、汉话、纳西话，都还说得比较好；她接待人诚恳，热情，能体贴行商困难，收店钱较低，开水、盥洗水从早到晚都不缺；她对大研镇的商铺、商情都较熟悉，住店的人托她买东西，经常能帮助带去看货，一去就是三四家，随买主挑选价廉物美的货；托她卖货也即能通知买主到店看货还价。由于她会说多种语言，既能为买主选好货，也能为卖主选好顾客，年深日久，阿余命妈已成为实际的中介人，她要说合费，也只求随意赠予，不曾要价，因此在行商中信誉日增，住店马帮也愈来愈多。不幸的是抗日战争中期，由于对马帮的用火管理不严而发生火灾致使现云阁全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灾情。另外，大研镇兴仁街，约有10户旅马店，从业人员约18人，其中，“老龚店”的规模较大，行商也较多，多系四川盐源、盐边的行商。另有一个藏族商人阿吉庆开设的“吉庆店”，这是他来丽江行商中赚钱后建的一院新房，用来边开店边做生意，后来成为丽江籍的藏族店主人。在大研镇以外的七河共和镇有个具有开创精神的农民周香，他约在1940年就在共和镇开办了“德胜旅店”，有大理、鹤庆一带到丽江的旅客和马帮，有中甸德钦到下关的专业马帮，每天下午，旅客、马帮陆续进店投宿，因他为人厚道，经营作风好，过往者都乐于二进“德胜旅店”，虽只是小股长流水，但却成为农村中热闹的小天地。据查，丽江直通永胜的梓里一线，直通鹤庆的木家桥一线，直通中甸、宁蒗的白沙一线，都有私人开设的旅马店，但都由于一般都是农户兼管，有的也因天灾人祸而自生自灭，尤其是实行以农业为基础后，不再作为职业而存在了。
在旅马店的大发展中，为旅马店服务的专业户也逐渐兴起。积善村中段出现了一块卖草场，面积约500平方米，每天，有四面八方的人到卖草场卖草，一般都是无固定职业的居民，到野外割来青草贩卖，以求度日糊口，也有农村的困难户，为急需盐钱、米钱、背来大麦秆贩卖。无人放牧的马帮，或缺夜草的牧马人，都到卖草场买草饲养牲畜。场周围有一户居民，经常清扫草场积碎草，既增加卖碎草收入，又保持了街面清洁，深受用户称赞。现云阁街口、积善村出现了加工和销售炒面的专业户，品种也多，有大麦、燕麦、青稞等制作的炒面，有时还有牛肉炒面，深受藏商欢迎。四方街出现了多家酥油专业户，既收购，又零售。卖饲料、蚕豆、豌豆的专业户到处可见，卖马掌、马鞍、缝马绨、藏靴的也摆摊设点，都出现在四方街上，为旅马店服务的专业户蓬勃兴起，又促进了旅马店的大发展，直到丽江解放前夕，丽江的旅马店，已成为既有商业性，也有服务性，独立存在的行业，新中国成立后的县职工联合会正式承认丽江旅马店为“旅店业”，成立了旅店业分会，与其他行业并列。1955年7月，丽江县人民政府改批旅马店为“服务业旅店组”，由正副县长签署发放了坐商营业证，玉龙旅马店被批为商字第257号坐商。
1956年，丽江旅马店响应党和政府“一化三改造”的号召，实行了入股经营，仅玉龙旅马店第四分店，即有股金7000多元，不久，盈利30000多元作为流动资金使用，从业人员还留有17个老工人。1956年，为迎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玉龙旅马店第四分店被并入丽江县饮食服务公司，促进了社会主义服务业向纵深发展。其他一、二、三分店，因管理不善，自生自灭，自然消失而告终。如今，随着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继丽江旅马店后尘，国营宾馆、集体经营的招待所、个体经营的旅社蓬勃兴起，正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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