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古城读中学

    杨国清

    （一）

    丽江古城是我从小向往的地方。从我懂事以来，父亲不断地跟我讲起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并鼓励我考进这些地方的大学。但他讲得最多的是“巩本”

    （丽江），走一两天路程即可到达的地方，他把这个地方说成非常热闹繁华，且非常美丽的地方。但在那个时候，到丽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村子里许多女人们一生中到丽江次数是屈指可数的，甚至有的一辈子也没到过。小小年纪就多次到过丽江古城，在那个年代对边远农村小孩来讲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第一次到丽江古城，是1955年农历七月骡马交流会期间，那年我才八岁，父母给了我一次去丽江的机会，我喜出望外。那一天，我和父亲、母亲，还有村里的几位亲戚早早就起床了，我们从丽江县九河乡小阿昌村出发，到丽江有七十多公里的路程。我们牵着两匹带驹的母马上丽江，老老少少，跋山涉水，走了两天。第一天住在拉市吉娜坞的马店里，第二天下午才到达丽江。当时我父亲与九河乡的几个熟人在古城见洛过（现云巷）开办了“丽江县九河甸头木器社”。九河是木匠之乡，父亲年轻时走南闯北，在许多地方做过木匠，手艺精湛，加上建国初期国家政策还比较宽松，从1954年开始办这个木器社。九河木匠的手艺是出名的，可与剑川木匠技术相媲美。这个木器社除了做家具、办公桌椅等家什外，还可以做建房起屋等木活，所以生意兴隆。这个木器社办了多年，到1958年才归并到县的一个农具厂。七月交流会期间，又逢暑假，所以这以后我每年都有机会在丽江古城住上几天，于是小小年纪对古城有了许多的记忆。丽江古城热闹非凡，穿着纳西服饰及各民族服饰的人们摩肩接踵。房屋栉比鳞次，街巷犹如蛛丝网状，父亲叮嘱小孩不能乱跑，否则丢失回不来了。那几年骡马交流会场设在黑龙潭附近，骡马成群、铜铃叮当，卖草的小女孩来回叫卖。我对黑龙潭的“古鲁吉”印象极深，泉眼密布，丰沛的泉水滚滚滔滔流入古城。尤其叫我难忘的是每天清晨，家家户户打扫卫生、清扫街道，我们几个小孩也常常参与其中。附近农村的菜农们早早进城，守护在厕所旁边，争先恐后地捡粪挑粪，清洗厕所，古城的厕所显得特别干净。

    真正在丽江古城生活那是1959年秋季到1965年秋季这段时期。读丽江一中是我少年时的一个梦想。丽江一中创办于清朝末期的1905年，是我省乃至全国最早创办的西式中学堂之一。丽江一中从创办开始就已成为古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古城文化的殿堂。我于1959年秋季考上丽江一中，当时没有什么重点班、骨干班这类概念。九河的学生一般都要到丽江县石鼓第四中学就读，1959年是一个例外，这一年从丽江县西部区域选拔前50名到丽江一中，我以最优异的成绩选拔到丽江一中就读。所以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我在丽江古城整整生活了六年，在丽江一中读完了初中和高中，直到1965年高中毕业考上部队院校，才离开了古城，离开了丽江。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丽江古城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时丽江古城仍然是商业中心，居民生活的中心，也是教育文化活动的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丽江很明智地离开古城开辟新区，即在狮子山北麓、双石桥以西的区域辟为新大街。1951年开始建设，1953年建成当时的标志性建筑——丽江专区人民大礼堂，它还兼有电影院的功能。此外还兴建了一些商业服务设施，比如地县百货公司等。1957年后中共丽江地委、专署机关，丽江县委、县委机关、专区招待所等在新大街至福慧村一线选址新建，后来渐渐形成现在的福慧路。在60年代那些地方是农村，道路也是土路，并且离古城显得很遥远。双石桥至民主广场一线还相当空旷，人烟稀少。新大街一线那时也是沙石土路，至20世纪70年代才建成混凝土路。所以新大街除了一些重大节庆活动外，人们往往集中在古城四方街一带。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1960年四方街中心广场地皮铺成混凝土。四方街科贡坊大门两侧河面上建有铺面，四方街有1500平方米左右。那时候四方广场西面建有平房的铺面，先后开设百货公司、民贸公司、土杂合作商店，广场四周还有邮电所、新华书店、银行、理发店等服务网点。四方街中心是街市，卖蔬菜、肉食、豆腐、凉粉等土特产品。四方街被称为天天街，所以还算热闹，但当时买东西都要凭票证，包括买水果糖、饼干等一些副食百货商品都是困难的，卖水果的基本绝迹了。到1962年夏季，同学们说有一种不要票证的冰块的糖，可以到汽车总站至气象台附近一带等候购买。其实那是冰棒，丽江从那时才开始制作冰棒。在郊区制作的冰棒还没有进入古城就卖完了，而且所用的原料是糖精。

    （二）

    我在一中就读的这六年，是国家在改革开放前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比较正常稳定，教育质量比较好的时期。1959年秋季丽江一中初中招收六个班，也是那时代丽江地区招收最多的一年，从初中52班至57班，我是52班的。1958年之前，丽江一中在丽江专区13个县范围内招收学生，包括现在的迪庆州和怒江州。那时候学生对学校领导和教师是十分尊敬的，一开始入学，由副校长李杨铣主持学校工作，没有校长，而且他从1950年开始主持多年了，但一直没有被任命为校长。李校长是纳西族，毕业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同学们心目中是很有学问的人。还有两位副校长，很少在学校露面。

    李杨铣校长家庭出身不好，当时受到错误处理回到义尚农村，到“文革”期间又揪回学校进行批斗，迫害致死。1961年张为栋来当校长，还派了一位南下干部王贵轩来当后勤副校长，到我初中毕业的1962年秋季，黄河来当校长。这两任校长都是云南地下党员，资历深，在解放初期任过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务，尤其黄校长在地区机关还是很有名的。当时地委还专门选派钱惠芝任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学校领导班子在这个时期得到很大的加强。

    我们初中入学时教室就在着名的“八大教室”楼，这座砖木结构两层楼房上下有八个教室，建筑宏伟，1936年建成，木材木质很好，上下层高有八尺，宽敞明亮。当时学校教育质量的有名，主要得益于学生们的奋发读书，有一批高素质、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当时大学毕业生全国统一分配，国家提倡支援边疆建设，所以学校教师来自全国各地，如来自上海、重庆、成都、昆明、大理等地，即使本地教师，也都是颇有名气的，如语文老师杨受之先生，当时昆明师范学院几次调他都没有去。物理老师王学信、朱琼芳，化学老师桑立政，俄语老师史伯维，生物老师杨集廷，语文老师兰华增、数学老师张祖芬，等等。经“大跃进”的折腾之后，这个时期学校以教育工作为中心，是学生平静读书，老师认真教课的一个时期，除了每年夏种或秋收到农村互助一段时间（一般二十天至一个月）外，没有受到很大的干扰。

    1959年秋季入学到1962年秋季初中毕业，这个时期国家正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左”的政策影响，大家生活艰难，是一个饥饿的年代。但是国家对当时的中学生应该说还是很照顾的，丽江一中学生户口都转为城市户口，保证了每月27斤至30斤粮食定量，但由于油水太少，每月每人只供应二两油，半斤至一斤肉，所以总觉得饥饿。吃饭的时候，大家不敢大口地吃，而是小心翼翼小口地吃，生怕几口就吃完了，有时弄成饭团慢慢嚼吃。到节假日，附近一区坝和拉市坝等地同学回家了，把饭留下来，偶尔碰到这样的好事，就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时期有几件事情令我永远难忘。一件是我们的一位体育老师，由于教体育课体力消耗大，肚子饿得快，有一天在街上捡到一张当时关门口红旗饭店职工食堂的饭票，于是中午就到红旗饭店去打饭，而饭店的职工大都是大研镇本地人，大家都相互认识，见一个陌生人来打饭，很快报到派出所，把这位老师扣下，打电话到学校叫领导领回去，学校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另一件事情是学校一位牛高马大的外语老师，每次吃饭都要提前几分钟，在盛汤的桶里捞点菜叶，有一天一位年轻生物老师也想捞点菜叶子，但外语老师的水平高，轻轻一勺菜叶子都捞完了，生物老师很失望也很生气，于是引起了争吵。第二天外语老师还写出一份公开的大字报，这件事情在师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成为茶余饭后一个凄然的笑谈。第三件事是我们班的一位同学下晚自习时，在八大教室前菜地里（花坛变成菜地种菜）顺手拔了两棵白菜，被下自习的同学发现，大声喊抓小偷，拔菜的同学撒腿就跑，其他同学追赶，这个同学终于被抓住了。在那个年代，拔两棵白菜不是小问题了，小则是小偷小摸的行为，大则可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当时同学们的思想都很纯洁、很传统，很鄙视不良行为。另外当时纪律严格，对这样的事情也可以上纲上线，后来虽没对这个同学进行处分，但迫于压力，这位同学被迫离开了学校。当时虽然生活很艰难，但同学们的精神面貌不错，积极进取、积极向上，大家都能忍耐，都能顾全大局、思想单纯、体谅国家、始终坚信党和人民政府是正确的。

    当时学校为了克服困难，每年秋天还要开展“小秋收”活动，即学校集中几天时间，以班为单位到附近山上开展“小秋收”活动，即采集野果、野菜，捡些柴火。比如把采集的火把果磨成面和在苞谷面里。把苞谷粑粑做得大一些，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学校还搞勤工俭学，养猪种菜，上山捡柴火，等等。记得1962年底，学校杀一头已喂养三年的大肥猪，重达三百多公斤，每人分得一片大肥肉，当时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津津乐道地议论了一阵子，当时情景现在还记忆犹新。

    （三）

    那个年代大家即使日子过得很艰难，吃不饱饭，晚上盖的被褥也很少，垫的主要是草席，但精神面貌不错，“天雨流芳”，积极向上，刻苦读书的风气很好。

    老师同学亲密无间，同学之间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打架斗殴是有，但很少，大家也觉得这是很可耻的，同学的自尊自爱意识是很强的，而且很诚实。当时每天八节课，后两节课大都是课外活动时间。早上六点半钟起床到晚上十点钟熄灯，大家都自觉上课，或到教室看书温习功课。到了夏天，许多同学起得很早，到学校南边的东坝子里看书，于是田野里，或朗朗的读书声，或田边地角埋头看书的身影，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那个年代，布置的作业不算多，就业的压力没有现在大，考不上一般都要回到农村，大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当时的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生大多数都可以在城里找到工作，比如我们这一届，1965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们都分配了工作。当时学生刻苦读书，读书成才、报效国家是丽江一个优良传统，大家有很好的自觉精神。从丽江一中考上名牌大学、走出大山、闯荡世界，做出一番业绩的人不少，丽江一中在历史上是出了一批一流人才的。当时国家计划招收大学生的数量很少，但丽江一中的升学率是很高的。丽江一中当时以纳西族学生为主，比较偏向数理化，在这方面学有所成，对国家贡献大的人才比较多。但是爱好民族文化、爱好艺术也是丽江人的一个天性，客观上讲，这也是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所形成的民族特色。以我们初52班为例，当时有一批爱好文学、爱好美术的同学。仅仅从爱好美术的五位同学情况看，在他们步入中老年以后，在美术方面都有造诣，其中两位成为着名的美术家。我们高24班的同学中，也有一批文学爱好者，我也算是其中之一。我从小学开始就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到了中学，我和一些同学就不满足于课堂和课本的知识，而是广泛涉猎历史文化和文学作品，甚至对文学作品品头论足，不时进行讨论，因而对后来个人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比如我的一位很真诚的同学和朋友，白马龙潭吾吕肯村人，大学毕业后在晋中大地工作多年，形象思维很活跃，写出了不拘一格很别致的新诗和电影剧本，并在全国获奖。也有研究民族文化，爱好民族传统中医药和电影文学创作的同学。还有几位同学在步入壮年之后，从事纳西古乐的演奏和研究，悠然自得，成为纳西古乐保护传承的骨干力量。

    （四）

    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是丽江古城民族文化活动比较活跃的时期，纳西族东巴文化经典得到较好的抢救和保护，这个情况当时是一种罕见的现象。而这个情况与当时的丽江县委书记徐振康有关，徐是云南云县人，毕业于云南大学外语系，1948年参加民青，1949年5月入党，在大学时代是云大外语系地下党的负责人，转入边纵七支队后很快升任为边纵七支队三十五团政治处主任。

    1959年9月至1965年8月，徐振康任丽江县委书记。据他的夫人王润裳的回忆，徐对纳西族悠久历史文化大为惊叹，被深深折服。他在丽江县图书馆珍藏的善本中发现了由美籍奥地利人洛克所着的《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英文版）一书，在仔细阅读之后，深感西方人尚且如此重视纳西历史文化，作为丽江县的领导，对保护弘扬民族文化责无旁贷。于是拨出专款、组织力量对东巴文化进行抢救、保护、整理。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聘请东巴文化专家周汝诚先生回丽江县担任文化馆馆长，还聘请和芳等一批老东巴、专家学者、文化干部，组成翻译整理小组，从事东巴经的收集、整理、翻译工作。那个时期先后在丽江各地收集了五千余卷东巴古籍、东巴法器、东巴画等珍贵文物，用国际音标注音翻译整理后印刷了22种东巴经，为改革开放之后东巴文化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和进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振康还支持其他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所以这个时期，每逢节假日丽江古城的民族文化活动十分活跃。

    附近农村的“胖金若”（纳西语：小伙儿）、“胖金美”（纳西语：姑娘）进到城里，集中在四方街开展民族歌舞打跳活动，形成了内容多样，形式各异的风格，有阿丽哩、谷气、阿默达，等等。当时“打劳丽”这种民族打跳形式十分流行，在四方街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年轻的“胖金若”、“胖金美”跳得热火朝天。丽江一中的同学大多来自农村，对这些民族打跳形式十分熟悉，许多人已长大成为“胖金美”、“胖金若”，所以在节假日许多人都参与其中。这样的夜晚，对青年男女来讲是谈恋爱找对象的大好时机，青年男女欢乐的笑声和倩影在古城飘荡。纳西族“胖金美”热情大方，开朗活泼，无拘无束，甚至略带一点野性，与“胖金若”大方交往。在四方街的周边，或小桥流水的河边上、恋人们一对对、一双双，或站着，或坐着，或相拥着、搂着，或大声谈笑，或窃窃私语，丽江古城充满了欢乐浪漫的气息。我们学校稍稍年轻的中学生们有的很顽皮，有时喜欢去捉弄这些恋人。

    有的把一对对忘情恋人的七星披肩上的装饰线拴在小伙子的衣角上，起来时让他出洋相，或者突然间把两人推成一堆，然后很快逃之夭夭。每逢节假日同学们进到四方街一带，男同学往往要结伴而行，如果男同学单独行动，还会遭到“胖金美”的欺负。“胖金美”往往穿着民族服饰，披着纳西七星羊皮，很神气地走在古城的街道上，七八个人一排手挽手行进，碰到老人们自然很规矩地让路，但遇到只有一两个“胖金若”就不会让路了，往往左右围堵，出你的洋相，而且姑娘们始终开心欢乐地哈哈大笑。如果你要硬闯，那么她们还会把你四个手脚抬起搞恶作剧，按照纳西族的规矩，碰到这样的事情，“胖金若”即小伙子绝不能与“胖金美”发脾气的，如果那样就太没有雅量了，会被人笑的。

    看露天电影是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事情。那个时候每年出的新电影片不多，文化娱乐单调，所以说每部电影都会受到欢迎。买票到电影院看电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虽然票价只是一角伍分到二角钱，但对当年学生来讲也是很大的负担了。所以同学们经常打听放映露天电影的消息，即使路途较远，也有同学前往观看。有几年在丽江一中召开丽江县三级干部会议，于是学校会变得热闹起来，有时在学校足球场连续放映两场电影，对同学们来讲那是很难得的文化艺术享受了。

    当时的地区电影院小院子里常常放露天电影，票价一角钱，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同村的几个同学往往不会放过这种机会。每到星期天，同学们外出到黑龙潭是首选之一。当时黑龙潭公园经常开展画展、书法展等，加之黑龙潭景色迷人，节假日都要去转一圈。当时的地县图书馆、阅览室也在里边，到阅览室看书也是我个人最大的爱好之一。

    （五）

    读初中的时候还有几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件是1962年9月的一天上午，我们在学校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黑龙潭三层的得月楼被火烧了。我和几位同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黑龙潭，这时火已烧熄，但一片狼藉，剩下的只是基座和已烧焦的几节残柱，来看现场的人很多，大家议论纷纷，感到非常震惊和可惜。当时说的是六区那边一对殉情者与得月楼同归于尽了，这对殉情者的行为受到社会舆论极大的谴责。因为按照纳西族的规矩，殉情是一种叫人同情的行为，是追求美好理想、美好境界的行为，绝对不能给他人与社会带来伤害。但这对殉情者给丽江带来的伤害和损失真的是太大了。黑龙潭内的得月楼毁了，这对丽江人心灵是很大的创伤，对当时的县委、县政府也是一次惊动。这件事情引起了县委书记徐振康的重视，经研究，丽江县政府很快拨出专款重建得月楼。并请来丽江搞土木建筑的大木匠和艺术匠人进行重建，其建筑设计，彩绘艺术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听说徐振康还通过省文联主席徐家瑞以及周汝诚先生，请我国着名文化大家郭沫若先生为得月楼题写楹联。其一是毛主席的诗词集句：“春风杨柳万千条，风景这边独好；飞起玉龙三百万，江山如此多娇”。其二是一副对联：“龙潭倒映十三峰，潜龙在天，飞龙在地；玉水纵横半里许，墨玉为体，苍玉为神”。

    郭沫若先生没有到过丽江，仅凭照片和文字资料撰写对联，但他毕竟是文化大家，信手拈来，两副对联出神入化，既贴切，又有气势，为丽江黑龙潭增添了光彩。

    第二件事情是20世纪60年代丽江篮球足球运动盛况空前，非常普及，也是那个年代最受老百姓喜爱的活动之一。在丽江县委、县政府及徐振康的关心支持下，组建了由纳西族青年组成的男女篮球队，并让他们在县委的工作联系点良种畜牧场里，半天劳动、半天训练，成为专业性质的篮球队。球队男女队员身材高挑、球艺精湛，男女老少都喜欢观看他们的比赛。凡逢比赛，人如潮涌，这支男女球队打遍了滇西北和云南，在省外也小有名气。除了上述球队外，丽江军分区篮球队和公安民警大队篮球队也很凶悍、球艺很高。我还记得1962年秋天在大礼堂前的一次大赛，人潮涌动，喊叫声此起彼伏，两支球队多次交过锋，水平不相上下，所以双方都不甘示弱，打得很激烈，难解难分。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当裁判，他的一次犯规判决，军分区球队不服，加上比赛快要结束，分区队员快要投篮时，时间到的哨子吹响了，分区队以一分之差败北，分区球队认为裁判提前吹了哨子，双方在球场上引起了很大的争执，个别人甚至出了手，最后不欢而散，舆论哗然。我们同学中对这件事情也争论不休，有的支持军分区队，有的支持公安民警队。这件事情在街头巷尾和一中学生中议论了好一阵子，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丽江一中也有不错的男女篮球队，尤其是足球队很出名，当时学校的足球场也是丽江为数不多的足球场之一。有一次我们学校足球队与丽江工交足球队比赛，踢得很激烈，黄河校长虽然精精瘦瘦，但也很喜欢踢足球。在这次比赛中他被对手的一位青年队员撞翻在地爬不起来，学校教导处木主任大声训斥那个青年队员，可黄校长很快被人扶起来后，说这种事情在足球场上是难免的，不要过多地指责人家，显示出他的宽容大度，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这些场景的细节。

    第三件事情是攀登玉龙雪山。1962年夏天学校组织师生开展远足，攀登玉龙雪山。当时没有“旅游”这个词，而普遍叫作“远足”或“踏青”。当时物质条件很差，但到了春天和秋天，学校还要组织到附近去远足、踏青。这一年夏天，学校组织师生攀登玉龙雪山，事先进行了严密的组织，攀登玉龙山没有明确的高度目标，能爬多少算多少，而且请玉湖村的老乡带路，山上沿途还有人负责安全和救助。对初中部的要求不高，当时由于条件有限，同学们都是步行从古城到白沙玉湖的，我们步行到“玉柱擎天”附近时已临近中午，大家吃点干粮，热情高涨，继续向上攀登，多数人爬到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也有不少高年级的同学越过“蚂蟥坝”，上到4000多米的地方。回来还砍来了竹子，有的带回了奇花异草。这次登山活动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出任何事故，很顺利，很安全。不怕艰难困苦，勇于攀登高峰的精神，以及对玉龙雪山的敬畏和热爱之情，在我们这代青年人心中扎下了根。

    （六）

    谈到丽江，父亲总要说到“古鲁吉”（黑龙潭的水），所以黑龙潭的泉水，我从小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四处涌流的清泉和这潭绿水是丽江最引以为自豪的资源，也是古城的血脉和灵气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丽江，黑龙潭、白马龙潭的水源十分丰富，泉眼多、流量大。从黑龙潭流来的玉河水，进入古城走街串巷，水是那样透明清澈，河道里的水草是那样的翠绿，而且河道都是满当当的，水流湍急。古城的居民和行人很自觉地爱水、护水，没有人向河道里乱扔垃圾，小娃娃也不会向河里撒尿，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相信一定会遭到老天爷的报应，会生疮得烂病的。那些年丽江古城的居民除了喝各街巷三眼井的水外，玉河水是作为饮用水的，许多居民早晚要从河里挑水。洗衣物那是下午的事情，大家都很自觉，往往打上水到附近去洗。当然新城区的一些单位则是打井解决饮用水的。

    丽江古城以及新城区直到1965年才开始用自来水，建设自来水厂，而且较长一段时间是用水泵抽黑龙潭泉水供应居民和新城区机关单位的。

    丽江一中位于古城的东南边，玉河水沿着古城东岔河一直流过学校的大门口。

    那个年代学校大门的河边用大石碑做成若干个洗衣的平台。河水流到这里仍然很干净，哗哗流水，日夜奔流，流量不小。每逢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许多同学都要在这里浆洗衣服。当时的学生都穿着补丁衣服。大多数的同学一般也只有一套换洗的衬衣和外衣，但大家还是把它浆洗得干干净净，洗好后，有破损处还要去缝补。当时古城里的裁缝店主要活计是补衣服，做新衣服只有很少的活路。

    在我高中毕业前两年起，整个社会强调阶级斗争的调门越来越高，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报刊上已经出现许多大批判文章，重点是批判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记得在1965年春天的时候，由于受到大的政治气候的影响，丽江一中开展了一场全校性批判高中物理王老师的活动，批判其“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生活方式”对青少年的毒害。他的日记和诗歌成为批判的靶子，他的一首抒发爱情和描写长江第一湾景色的诗歌成为一个代表。全校师生写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小字报。我也和所有同学一样写出了批判文章，当时大家都真以为这样做是“革命行为”和思想进步的表现。至今我还记得，对王老师描写长江第一湾柳林风景的一句“万绿丛中一点红”被上纲上线为“影射和抹黑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江山一片红，哪里只有一点红”，云云。我的一位九河的同班同学和朋友，对报刊批判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是大叛徒提出反对意见，并在同学中发表其观点，被班主任找去谈话，让他谨言慎行，不要随意发表意见。

    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当时国家提出的一件大事，也是学校的一项重大任务。当时学校里的青年学生革命热情高涨，记得1965年上半年，我们高24班一批同学与青年教师在校团委的指导下，排演了一场四幕话剧《年青的一代》，也体现了上述的主题，演出盛况空前，成为当时学校文化活动的一件盛事。

    我在丽江一中就读的这六年，由于家庭困难，一家八口，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加上我们家阶级成分是贫农，所以提出申请，学校每个月给予四至五元的人民助学金。这是比较高的补助标准了，当时学校伙食标准很低，每月就六块左右的伙食费，因此几块钱的助学金已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所以对国家我永远怀着感恩的情怀。在我们高中毕业前的几个月，学校组织相关人员对重点毕业生的家庭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了解，我的家乡也派人去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家庭出身和基层贫下中农的意见很重要。我个人家庭出身是贫农，祖上几代人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我在高中时又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学习成绩也还不错，所以学校政治鉴定评语很好。学校办公室的王老师在高考前还找我谈话进行鼓励，说我已被列入可以报考国家机密专业或军队院校的名单。毕业后我如愿以偿考入了部队院校。

    我于1965年秋高中毕业后离开了古城，毕业后一直留在部队，1981年10月才转业回到家乡。在部队的16年期间，若干年才回一次家，但心里总是牵挂着古城，牵挂着家乡的一切，还经常注意打探家乡的情况。在“文革”期间的1971年秋季的一天，我出差在重庆偶然碰到梅建然老师，他们也是出来搞外调的。在异乡相逢，我们喜出望外，梅老师谈到古城的忠义坊已被毁，还讲到上海知青在丽江的故事，尤其他谈到母校的情况，谈到老师们的命运，使我非常震惊和悲痛。

    几个我熟悉和尊敬的老师在“文革”这场劫难中惨遭迫害，非常悲惨地死去。包括李杨铣校长、杨受之老师、杨绩庭老师、李宏灿老师、李泽生老师、钱惠芝书记等，连打钟的工人阿八叔都未能幸免，其他许多老师则离开了丽江一中。这是我永远难以忘却的事情。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已得到平反昭雪，历史对他们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丽江教育旧话

    李世宗

    古城私塾

    丽江自明代木氏土司倡导学习汉文化，到清康熙年间正式设学，更广泛地传播、组织学习汉文化，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陶冶，民间受到了较深刻的影响，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人们原只知叫子弟从小去放牧、耕种，或学点手艺，现已转变认识到要让子弟成材，就要学文化，知书识礼。因而，送子弟入学的积极性很高，望子成龙的心情十分殷切。过去在古城还有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习俗，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了：凡家里有“弄璋之喜”，生了个男孩，当婴儿满月时，母亲背去第一次上街，首先要在大石桥吴家书铺给小孩买一本木刻版本《三字经》，还有一管毛笔、一锭墨。回家好好收藏起来，待小孩五六岁开蒙入学时拿出来用。后来，不念《三字经》了，也要买一本小学课本“小小猫”。这说明培植子弟读书成材，已成为人们家里及社会生活中的第一要义，即使要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丽江自设学以来，百十年间培养出了一代代土生土长的读书人。他们三更灯火，勤苦濯磨，试图获得“一第”。但这“一第”也非容易获得，除少数幸运儿得高中，并谋得一官半职以外，其他一般秀才、廪生、贡生等，几度名落孙山后，沦落在家乡；又因既入了学宫，就变成了“秀才油坛”（装过油的坛罐，不能再装别的东西了），难得去谋别的职业了。唯有在闾里间开个“子云铺”，教几个蒙童，得用其所长；并且也适应社会要求，群众欢迎。同时，也有的人中了举，并在外地作了几任州县教谕；或在家乡书院担任过几年主讲，卸事后，在家里设个私馆，为待试的童生、秀才加加功，为地方尽点义务的。因此，有清一代，丽地城乡私塾不断出现，知名的私塾教师不下二三十人。其中有“品醇学邃，为束河首开文风”（木正源语）的和旭，有设馆于白沙，常聚生徒百余的段。李廷俊（号北楼，乾隆四十四年己亥科举人)，弟李廷伟、子李昶，孙李天叙，三代都从教于桑梓，是古城教育史上第一个“教育世家”。纳西族着名散文家杨昌出其门下。杨宣（号槐溪)，嘉庆年间举人，《府志》称：“致仕归，设馆于家，一时领乡荐、提南宫、入词馆者，多出其门”。王重儒及王焕宇，先后由其门人立恩师德教碑于古城四方街。和维琦家几代在向云阁设馆。黄山麓设馆的杨柏坪，古城人亲切地叫他“黄山老师”（指忠义坊旁世代从教的杨家），这些口碑皆表示人们对斯文的崇敬。

    在已设立了官办的书院和义学的年代，私塾这种民间办学形式，对于地方教育事业仍有其重要地位和不可代替的作用。私塾没有一定的学制、学额以及课程规定，入学年龄限制，因而，它便于普及，即使在没有官办学堂的穷乡僻壤，只要有个读书人开个私塾，一大片学龄儿童就可以就地上学，识几个字。私塾教学必须按学生不同程度、要求，因材施教。有开蒙学童，就授以“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有的学生，粗识文字，过一两年准备就业的，就教点《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以丰富各方面的知识，懂得做人处世的一点道理；再学点“尺牍”、对联，文字上给以锻炼提高，便于往后应用。社会上有些手艺人、庄稼汉，能阅读《三国演义》，能为邻里写篇祭文，这点点文墨是从私塾得来的。在私塾里，特别是主持教师的人品学问档次较高的，有不少待试诸生。已考中秀才的，前来就读，除习时文外，老师讲点经史辞赋。这些“大学长”还要帮老师给小学生盘盘课，把把“描红”。私塾学费十分低廉，一年之内仅仅在端午、中秋、冬至三个节令，学生去给老师“拜节”，要送去一盘米、两合糖、一包茶，叫作“三色礼”。大概就是这样些，不成什么负担。那天，老师家里要蒸好糖包子（端午），或用月饼（中秋）、糯米饭（冬至）招待来“拜节”的客人。

    由于私塾具上述特点，因此，直到辛亥革命后的二三十年代，地方上已有了较完备的中学和小学，而在丽江古城及城郊这个范围内，还存在着有名姓可数的近三十家私垫。其中，木芝园、王竹淇、王树和、李炳魁、和柏香、唐尚贤、杨穆之、张文湛、李奉之及王润卿等先生所设的私学，对当时丽江城乡学子，确有相当的吸引力。这不仅因为这些先生人品好，又是饱学之士，而且因为他们教学认真负责，讲究方法，使学者受益较多。王树和在“柏林学舍”讲一篇文章，不简单地“填鸭”，而是要求学生先预读，作准备，当场试讲，各人自由发挥，老师加以指点、归纳。唐尚贤每命一题叫学生作，老先生也作一篇，与诸生交流、切磋，完全是平等的态度。这样，学生有所获，就不是由于死记硬背，而是从实际磨炼中领会得来。私塾在教学上多有此特色。这就吸引了远近学子不断前来就学。

    当年丽江青年出外升学并有成就者较多，他们都曾在家乡私塾讲习过，受到深刻的影响。方国瑜先生成了着名学者，到了八十高龄，对年轻时私塾老师和柏香先生的赠言，仍认为乃“深知之言，铭记在心，拳拳弗失”。感情真切，十分感人。

    古城民间还流传着当年师生间的一段趣话：张文湛（字丽川），当年是前辈一笑先生李玉湛（字蕴川）的学生，聪明好学，先生钟爱，为他取名云“文湛”，字云“丽川”。师生名号相连，志不忘也。

    大雪山下，狮象龟蛇一脉青葱，围绕着古城，民居依山傍水，错落有致。人们露出诚朴的微笑，脸上找不出一点冷暖炎凉。这里有“文笔大砚”的美誉，在古城，不管走进哪条街、哪个角落，都能听到各种各样的书声，有琅琅诵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有悠悠咏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夜晚，古城静静的，只要有灯火处，有流水处，就有相应和的书声，小孩稚嫩的背诵声，老学究沉着苍凉的课读声……每当傍晚，各处私塾都散学了，孩子们抱着书包，个个嘴皮上都带着点舔过毛笔的墨印，一路上熙熙攘攘。遇到过年过节，孩子们特别高兴，穿起新衣，去给老师拜一拜，不苟言笑的老先生，今天，也觉得分外和颜悦色。许多古城子弟远走高飞了，但不管走到天涯海角，只要见到一湾流水，几缕垂杨就会想起家乡，似乎耳边又响起了古城的书声，给天涯游子以温暖、慰藉和有力的鞭策！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古城也在变，在前进，她在读书声中、织布声中、村姑牧童的山歌声中，耕夫的吃喝声中，杂货铺的算盘声中，还有那《水龙吟》、《浪淘沙》等乐曲声中悠悠然前进着，虽然节奏是缓慢的。

    丽江科举

    丽江自清康熙年间兴学、设学以来，古城士子对于国家开科取士，视为光辉前途，十分向往，争自濯磨，跃跃欲试。而当时地方官及地方人士，对地方子弟参加科举亦颇重视，各方面给予关注。

    嘉庆五年（1800年），时任知府的和费颜（字逸斋，满洲正黄旗人，监生）因念丽江地处边隅，非富庶鱼米之乡，士多清寒，赴乡、会试（即赴省赴京）路途遥远，多有困难。倡议筹集“乡、会赆金”（即赴乡、会试旅途补助基金）本人首捐俸银数百两，一时地方人士牛毓麟（恒超）、即麟（玉韦）、李廷俊、李寿孙、赵旭、郭楷、牛化麟及其他邑绅素丰者皆相继解囊捐助。知府因牛毓麟、即麟兄弟望重乡里，遂委托管理经营，制定规章，多方筹划。不久，和费颜知府卒于任上，毓麟弟兄恐负知府遗意，更勤恳从事，后存积至银7000余两，30余年，无丝毫差错。每闻士子应试消息，先垫出私金，送至家门。丽江人士赴乡会试者，俱沾其惠，乡里传为美谈。

    知府和费颜对丽郡士子不但解囊筹资，解决其困难，且更关心其学业，课读甚严，因而士风日振。知府卒，牛毓麟深会其遗意，于书院考课之余，倡结“玉泉文社”，每逢春秋佳日，会集古城士子，作文赋诗，切磋交流，每得佳作则喜不自胜，三日盘餐，悉由其自家厨中备办。这也就是古城的诗文结社之始（以上情节见杨昌《恒超先生传》及《府志·人物志》）。

    雪山书院旧址有一《童试卷金田庄记》碑文，载：“嘉庆十七年（1812年)，冯敬典（屯留举人）来守丽郡，接见士子，讲品行，谈文章，谆谆不倦，不啻师保之于弟子焉。”值童试，“念此邦士多单寒，饬令绅士酌减卷价，数十年之积弊，一旦澄清；而轸念寒士，于心尚歉然也。”（“卷金”是科举时代考生应考时须缴纳的一笔费用。“童试”指童生入学考，即考秀才；童试卷金须自费。）于时，有束河廪生和灿、里民和琳愿将祖遗田庄若干亩捐赠学府，作全县童试卷金。多士济济蒙受其泽。此碑记立于嘉庆二十年，副榜赵国辅撰文，举人杨宣书丹（还有李廷伟、杨昌、王春藻、李昶、桑映斗等列名于后）。

    在这个年代、凡赴乡、会试得中者，地方上有给奖条例。仍在雪山书院旧址，有块石碑详细刻载奖金条例。略举数项：

    中解元者（乡试第一名）除卷金外送银贰佰两；

    中会元者（会试第一名）除卷金外送银肆佰两；

    中进士者送卷金银壹佰伍拾两；

    优拔朝考京官送银伍拾两；

    举人中书国子监助教、学正、学录送银伍拾两；

    中副榜者送银壹拾两。

    （其余略）

    此碑立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但前言中称“兹复推衍旧章”，说明此条例古已有之，现作重新调整镌刻。末有王成章、王树和、和庚吉、和建勋、李福宝、李中铨等列名。

    据上述，有清一代科贡之士，受到地方一定的优惠。

    自清乾隆至光绪百多年间，丽江出了进士7名：龚渤（字遂可)、王春藻（号碧泉)、李樾（号果亭）、李枟（字秀岐）、杨福豫（号棋海)、杨邦卫（字即藩）、和庚吉（号松樵）。其中，龚渤、李樾二人曾入翰林。计有举人60名（《府志稿》计到光绪十七年59名，其后有周冠南1名)，副榜12名(《府志稿》计到光绪十九年10名，后有习世贤、唐杰生2名)。拔贡约22名，贡生约113名。诸生更多，无法统计（清制，每逢酉年，由学臣从府州县廪生中，选拔文行优秀者，贡入京师，可入太学，可赴会试，称“拔贡”。从生员中挑选成绩优异者入贡，可入国子监肄业，是为“贡生”。明清时，经省各级考试录取入府、州、县学者，称生员——俗称秀才。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名目，统称“诸生”。）上述这些科贡之士，是纳西族来自民间的第一、三代读书人，他们受到了汉文化的熏陶，树立了修身立品、匡时济世的思想。加之，他们刚从这块处女地生长，对于仕途坎坷，官场黑暗，阅历未深；身上棱角未磨，还有股虎虎生气。这不仅反映在他们的诗文大多刚健清新，充满青春气息，少有颓废情调中，而且，反映在他们的为人行事中。有杰出者确乎不同寻常，如举人李廷俊，乾隆末年赴京会试，联络滇中举子，控权奸和珅罪行。时和珅炙手可热，李廷俊控和珅，几乎招惹大祸。李辗转逃亡，回到家乡，终身从事地方教育。生员马子云赴榆应岁试，写《去官邪、锄鸩毒论》一文，揭露朝廷卖官鬻爵，吏治腐败；英人输入鸦片，浸淫遍中国，害国害民，提出禁毒主张，慷慨陈词，痛击时弊，语侵重臣。

    结果，不但被取消了生员资格，且被打入囚牢，几遭杀身之祸（此事发生在嘉庆十年左右，林则徐禁烟前三十多年）。时消息传到家乡，说子云在榆城被杀害。其未婚妻麻氏痛切自尽。从此，子云终身不娶。携一笛一剑作汗漫游，足迹遍十三行省，“目击海衅之开也，庙谟之不定也”。见赵藩《马子云传》对现实的认识更深刻了。诗人马子云将一生心血都倾注在《雪楼诗钞》六卷中。还有举人杨昌，多年游宦在外，时任湖北潜江知县，汉水暴涨，多处决堤，他身为一方父母官，抢险救民，日夜奔波，与百姓同箪食壶浆，深更露坐，假寐堤下，经久风熏日炙，面目黧黑。其同僚谓其太苦，相劝可委诸他人。杨昌说：“吾今日之苦，自其宜也。

    食租衣税，颐指气使，垂二十年矣”。又说：“上官委我，我又委他人，岂不甘蹈‘素餐’之诮乎？”一个封建士大夫有这一点反躬自问，忧民之忧的精神是可贵的。

    到清末，丽江许多科贡之士接受了维新思想，弃旧图新，努力学习新学，赶上时代潮流。有的亲自赴海外学习、考察，或进省城及外地各类新学校。有的自己年纪较大，即送子弟出外深造，而甘愿为培植子弟承担沉重的负担。丽江于辛亥革命后出国留学较早的“一周三李”（即留日周冠南、留法李汝哲、留日李耀商、留日李汝炯），都是在其父辈影响、支持下成行的。也有的科贡人士满腔热血，参加革命党。总之，丽江教育翻开了新的一页。

    回眸元、明、清时期的丽江教育

    泗群

    历史上丽江的汉文化教育，在云南和全国都具有特殊性，以至与山水相连的周边府州县相比，情形不同。这一特殊性就在于：从元代开始，历经整个明代，以迄18世纪初的清康熙年间，丽江长期处于历代封建王朝施行的羁縻政策下，成为一个特区，由纳西族木氏土司长期垄断了当地的汉文化教育，平民阶层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丽江整个社会教育起步较晚，然而压抑既深，其发乃勃，在清代中后期的两百年中，丽江谱写了辉煌的教育篇章。

    一、木氏土司垄断丽江汉文化教育的440余年

    元代之前的南宋末年，滇西北一带广阔的古纳西族地域，尚处于“依江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的封建领主时期，中央王朝并未形成对这一区域的有效统治，麽些诸部落各自为政，经济发展与相互往来也是缓慢、松散的，不足以形成联系紧密的“共同经济生活”；民族的“共同文化”仍是世代相沿的古代纳西文化，并无引进、推行汉语言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此际，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元跨革囊”，改变和推进了丽江的社会历史发展。忽必烈攻灭大理，结束了唐代以来南诏、大理国相继割据五百多年的历史。其时，丽江纳西族木氏先祖阿琮阿良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发展归附蒙元，“迎兵于剌巴江口”，而且积极助兵“同克大理”立功，这不仅使木氏从远近诸多势力中脱颖而出，一统广大的纳西族地域，使这一区域自汉晋设郡县以来，再度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一治理，从而大大加强了社会经济的联系和发展，开始有了全面接受并推行汉语言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然而自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阿琮阿良实任察罕章管民官起计，直至清初丽江建立学宫后、清廷议准丽江府设学的康熙四十四年﹙ 1705年）这440余年中，木氏土司完全垄断了丽江的汉文化教育，丽江一直没能设学，没有平民教育。

    本来，云南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立行省后，赛典赤、张立道相继倡导儒学，建孔庙、创庙学、购经史、授学田，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元史·选举志》）；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四月辛卯，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之”（《元史本纪》），丽江已具备了设学的条件。然而上述只是全省普遍情况的记载，并无丽江设学的具体记载。其间有王惠、王升父子先后来到丽江，王升墓志铭有云：“充云南诸路儒学提举……董治大理、永昌、丽江、鹤庆、姚安、威楚诸路学庠，所至庙宇圣像一新。”这说的是他负责监督管理滇西一带的儒学并其业绩，是个总的表述。此言而外，史籍和史料中再无丽江在元代就设立儒学的任何记载了。直到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丽江军民府检校庞文郁乃上奏：“本府及宝山、巨津、通安、兰州四州，归化日久，请建学校。”——此际，明王朝立国已经70年，这一上奏事实并奏章内容已清楚地表明，所谓丽江在元代就已设学，乃虚应故事、后世以讹传讹而已。

    元之后的整个明代，丽江也并未设学。而南邻的鹤庆，自元世祖至元８年（1271年）置鹤庆路，当年就设立学庙，开始了汉儒学教育，这比丽江早出430多年。鹤庆于明洪武时设府，领剑川、兰州、顺州、北胜、蒗蕖、永宁等六州（兰州后改属丽江府）。东邻的永胜境，在元代属丽江路，明代以来为州、直隶州，为府，历属鹤庆府、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大理府、云南省布政使司管辖，自明初就纳入了中央王朝的一统之治。永胜自明洪武间由驻军屯垦、设澜沧卫时创办儒学，成化二年（1466年）丙戌科出了第一位进士谭昇，为大理府之外滇西北地区最早者，可见永胜的汉文化教育也比丽江早出320多年。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秋，朱元璋遣傅友德、蓝玉、沐英征云南，元末任丽江宣抚司副使、通安州知州的木氏先祖阿甲阿得“焚元符篆”率众归附，亲自赴京进贡朝觐，钦赐木姓，授为世袭丽江土知府，自此进入了木氏势力的巅峰时期。面对高度集权的明中央王朝，木氏深感经济发展和汉语言文化之重，于是“课农桑，兴学校”，自己极力效学汉文化，在其实并未建起学校的情况下，从内地聘汉族文人来任家庭教师，还将其子弟送往鹤庆、大理等地入儒学，一如王崧《云南志钞》云：“元亡而明兴……土司子弟以入黉序为荣，而丽江木氏、姚州高氏尤乐与流寓之文士交游……”。木氏注重引进中原各色人才，“交满天下”，尤对知名文人礼遇有加。明末大旅行家徐霞客，就是应土司木增之邀来丽江的。为“窥中原文脉”，木增还特地请徐霞客为其子批阅作文，并“求为赐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为终身佩服”。而对治下百姓则采取“愚黔首”政策，所谓“木氏有例，禁人民读书”。后世引为纳西族教育传统的“天雨流芳”，其实本是木氏对自家子弟的教诲之言。然而面对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即便垄断了丽江文化教育的木氏，也必然有个渐次深入提高的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自明初以迄有确切记载的木氏第一位作家木泰（1455-1502年）之诗出现，已是自木得起始的第六世，其间长达100余年，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以木泰发端，历定、公、高、东、旺、青、增、懿、靖，凡十世乃入清朝，此即文学史称“明代木氏作家群”阵容（其中：定、旺、懿3人应有诗联之作而未能流传下来）。除了木氏家族，这440余年里，丽江的旁姓平民阶层就因无缘接受汉文化教育，不存在出现科贡士子和汉语文学作品的可能。整个丽江社会也一直未纳入国家的科举制度。特定的社会历史格局注定：丽江的汉文学，只可能发轫于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并由其一枝独秀。

    二、孔子后裔、通判孔兴询创立学宫

    到了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山东曲阜人、孔子66世孙孔兴询来任丽江土府的流官通判，他见丽江“山水清奇，人才秀美”，自古及今却一直未设学，觉得太不应该了。于是，他向当时的世袭土知府木兴正式提议：应立即开办儒学教育，培养地方士子（“请立学造士”），却受到了阻挠。孔兴询据理力争，还捐出了自己俸禄，历经三个寒暑，终于建成学宫；再五年后的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清廷议准丽江设立府学并定文武学额，次年正式开设府学——这是丽江整个社会汉文化教育开始的标志，亦即木氏垄断丽江文化教育历史时期的下限。丽江自此汇入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的两百年！

    孔兴询在丽江府通判任上，将近十年，直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才由樊经接任。由于孔兴询对丽江教育的开创之功，丽江最早的志书——乾隆《丽江府志略》载之为“名宦”：“丽初无学也，自孔公兴询来判是邦，实使肇造，阙功巨焉。”此志书的“艺文志”中，还选载了孔兴询当年撰写的《创建文庙碑记》。

    310多年前孔兴询鼎力创建学宫，为历史文化名城丽江的汉文化教育开了先河，永铭史册！

    丽江开设府学18年之后，于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归流，整个社会最终完全冲决了木氏“开门节度，闭门天子”的藩篱，平民阶层中读书人越来越多，“改流而后，士之争自濯磨，出类拔萃者胪有其人……”然而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后续过渡期。因为旁姓平民阶层接受儒学教育，同样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不可能与政治变革同步的。自1706年开设府学、施行科举制以来，在按学额选拔贡生的定制外，本土士子中考取的第一位举人是1750年乾隆庚午科杨光俊，第一位进士是1829年道光己丑科王春藻——丽江府志所载此之前的举人、进士，实为寄考籍于丽江府的外籍士子。《纳西族文学史》所载以周之松（1774年乾隆甲午科举人）、李洋（1800年嘉庆庚申恩科举人）等为代表的改流后首批旁姓作家，一样清晰显示出这个过渡期。因此1706年府学的开设，虽使木氏不能再继续垄断丽江教育，而其独领丽江汉文化风骚的局面，还必然延续到1723年改土归流之后。本土旁姓知识分子和作家相继出现，是在18世纪的后半叶，这清楚表明：这个过渡期有着数十年。加上这个过渡期，木氏垄断丽江教育和文化就不止所述440余年了。

    改土归流后，木氏家族后裔也与旁姓平民一样走上了科举之路，有不少考选为贡生、副榜、文武举人，有的还成为着名诗人和教育家，如木正源（羲民）、木坤（芷园）。江山依旧，丽江的文化教育则已非木氏独领风骚，而是同诸多旁姓平民一道“百舸争流”了。

    三、玉河书院与雪山书院

    丽江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正式开设府学那年，江苏江都人樊经来任丽江府的流官通判。由于丽江府新设学，又是缺乏汉学基础的土府，朝廷议准的办学规模较一般的府要小，“止设廪生三十名”（《光绪丽江府志稿·学额》）。廪生，是享有廪米补助的定额生员。可知丽江初办学时，能够进官学的生员很有限，后虽办学规模扩大，又有增生、附生，但那是后来的事了。因而樊经到任不久，就提议创办书院，作为对官学的补充，以接纳更多学子入学。

    这时候，丽江的土知府仍是木兴。数百年来，木氏禁止人民读书，但此际朝廷已议准丽江府设学，大势所趋，木兴也持支持态度了。他与樊经共同在学宫旁选择地址，着手修建书院。但经过三年多未能竣工，房舍已受到风雨摧残。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新一任通判、浙江仁和人余文耀到任后，将这所已大体建成的书院修葺一新，亲笔题匾“玉河书院”，聘请府学教授张揆亮任书院主讲，使得远近学子济济一堂来在书院栖身、从名师就学了。玉河书院，是丽江科举史上创立最早的书院，比改土归流后创立的雪山书院，早出15年。此际，余文耀还特地撰写了一篇《玉河书院记》，记述玉河书院建成，强调培育人才是地方主官的重要职责，对丽江学子们寄予厚望。这篇记，写于玉河书院建成开学“极一时之盛”之际，气象雄阔，叙说明晰，成为丽江教育史上一份真切的历史记录。樊经、余文耀两位通判接力创建玉河书院，取得了预期成效。这是他们继前任孔兴询，为丽江教育做出的历史贡献。

    然而，玉河书院并没长久留住这个势头，办学仅二十多年就维持不下去了。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由于师资不继，经费不足，而且生源多又被首任流官知府杨馝、府学教授万咸燕创建的雪山书院“抢”去了，这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又则，玉河书院原址地势低湿，房院狭窄，确也不利于办学，总之难以为继了。事实是：仅二十多年后，玉河书院便告“久经倾废”，这是乾隆五年（1740年）定稿的《丽江府志略·学校略》明确记载的。这款记载又说：乾隆四年（1739年）来任的第五任流官知府管学宣重立玉河书院，每年议给束修银（即教师酬金）12两——这一定额，与其时府境20个义学馆中的大多数馆相同，这就表明：迁址重立后的玉河书院，无论办学规模、教学层次还是师资、教师酬金，都已等同于一般义学馆了。就是说，开办的是基础性启蒙教育，生源是学童，而不是已取得秀才资格、进入科举竞争的士子。因而虽重立，与雪山书院已不在同一办学层次，只仍旧称为玉河书院而已，学校的性质属义学，是民办官助；雪山书院则以应科举为目的，是官办。

    玉河书院在1739年重立时，迁址到黑龙潭以南的玉河村。此为新址，即后列为原丽江县、今古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之处。玉河书院重立后的办学持续了150多年。据1895年成书的《光绪丽江府志稿》记载，它已按义学馆之实，更名“玉河馆”了。而这之前，随着汉传佛教在丽江的兴盛，这个场所又建为通化寺，形成儒学之所与佛寺共存的局面。到了民国时期，在此改办为玉河小学。至此，自始建、重建，前后历经200余年的玉河书院-玉河馆，乃告终结。

    雪山书院的情况，与玉河书院不同。丽江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归流后，首任流官知府杨馝、府学教授万咸燕在雍正三年（1725年）创建了雪山书院，这所书院“来头”更大，师资力量与办学经费更为充裕，办学设施、收藏书籍均优于玉河书院。于是，随着雪山书院的创办，玉河书院便退居于义学馆之列了。

    可知其时的书院，一样存在办学竞争。丽江府的几所书院无一例外都是由来任官员创办的，都要体现政绩，竞争便成必然。雪山书院自创办，就一直与官办府学并行、久盛不衰。这所处于中国科举史末期、丽江两百年科举史上后180年的书院，其作用与意义，远远超出了科举本身——不仅丽江历史上所出230多名科贡之士、众多秀才，多曾就读于此，而且这里浓郁的文化教育氛围、旗帜性的引领作用，对汉文化在丽江广泛传播、整个民众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载之青史的雪山书院，对于丽江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功莫大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谕停科举、兴学校，“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当年，雪山书院遵上谕改办为“官立高等小学堂”，完成了它作为一方科举学校的历史使命。

    昔时的雪山书院，就在丽江古城今五一街，兴仁上段与文智下段间街道以北、原地区供销社职工学校内。时过境迁，如今恢复重建的雪山书院虽未能重立于原址，其历史光辉自不泯灭！

    四、丽江的义学与私塾

    清代丽江的府学、县学与书院，均为官办学校。随着社会性教育的发展，义学与私塾这两种私学不断出现。

    私学是与官学对称、由私人设立的学塾（塾，即教学的地方），按性质分为三种：一种是富家出钱，聘请先生来家里教授子弟的教馆——这自明代以来，木氏土司就已独家开设了。木氏禁人民读书，所以丽江再无其他教馆。自丽江府设学，木氏没必要再自设教馆了。新出现了两种私学，即义学与私塾。

    义学，是由地方合资聘请先生，在公众之地开设以教贫寒子弟的学塾，也称义塾。而据乾隆、光绪两府志记载，丽江府境内的义学，多是由来任流官创办的，并且给予束修银（即教师酬金）资助。乾隆《丽江府志略·学校略·义学》对此有说明：“因丽江城乡，狃于夷习，无一延师课子读书者，故前后相继设法创兴……甚有子弟不赴学，严惩父兄者，又有百姓不赴学，究其乡保者”。可见当时丽江的义学，不是民间自发组织的，而是由官府创办，并强令入学。官府资助教师酬金之外未敷经费，应是各义学之地公众筹集。

    乾隆五年（1740年）编成的《丽江府志略》记载的义学已有20所：忠孝馆、节义馆、白沙馆、束河馆、白马馆、剌沙馆、吴烈馆、七河馆、九河馆、巨甸馆、通甸馆、江西馆、树苗馆、小川馆、兰州馆、下井馆、剌缥馆、剌是馆、山后馆、上温井馆。此际，距丽江府设学仅30多年，可见义学发展是很快的。

    这20所义学，有12所在以大研古城为中心的原丽江县境内，其余8所在今兰坪县境。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编成的《光绪丽江府志稿》记载的义学，已达31所，即乾隆初以来150多年间又增加了11所：乐天场、黄登馆、阿喜馆、石鼓馆、鲁甸馆、剌宝馆、东山馆、大具馆、南山馆、江东馆、江西馆（此江西馆与在兰坪境的江西馆同名）。这11所中，有9所亦在原丽江县境。

    如述，自1706年设立府学以来190年间，丽江府又先后开设了上述31所义学，在今古城区与玉龙县境合计21所，占总数的2/3，这还未将实已成为义学的玉河书院计入内。众多的义学，对清代丽江汉文化教育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私塾，即先生私人在家设馆授徒，也称家塾。

    虽然丽江已有了官办府学和书院，而义学、私塾这两种民间办学形式，以官学所不能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对官学教育的补充与生源后备，从而形成了清代丽江官学与私学并行、科举教育与启蒙教育并举的局面，对历史文化名城丽江昔时的社会教育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至光绪末年停科举、兴学校，现代教育兴起，丽江的教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民国时期的丽江教育

    王德炯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阀门——这一进步亦明显体现在位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丽江，在当时废科举、兴新学浪潮的助推下，使教育事业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官方开始注重教育。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称：“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通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清华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是年四月，责令将教育行政首脑学务总董改称劝学员长，有关劝学事务责成地方议员乡董兼充，不再设劝学员名目。是年十二月，公布民国教育部教育宗旨：“注重德育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民国二年（1913年），改革学制公布《学校系统令》规定：“初小四年毕业，高小三年毕业，中学四年毕业”。改初等小学堂为国民教育。是年，《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规定：“以八月一日为学年之始，翌年七月三十一日为学年之终。”这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新规，让当时的丽江教育界一改往日旧貌。

    民国元年（1912年）六月，丽江迅速成立了教育分会、组织教育研究会。是年八月，在指云寺创设乡立喇嘛蚕桑传习所，让无一技之长的喇嘛学习蚕桑。民国二年（1913年），石鼓初等小学堂改为高、初等两级小学，增设石鼓、白马女子国民学校各一所；“丽江教育分会”改称“丽江县教育会”；省立第六师范复办，校舍设府中学堂，招收五年制师范生两班。是年年末，丽江府农业学堂改称丽江等六县乙种蚕业学校，又由府中学堂迁回原“考棚”，蚕桑传习所续办。其间由于限定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并将初小校改称“国民学校”，因而把在高小里读了三年毕业后的学生，被百姓尊称为“秀才班”，还写成大红榜贴在大门旁以示庆贺；边远农村子弟中只要出了一名“秀才班”学生，除贴红榜外，还大摆宴席，亲友祝贺，引为全村之荣。

    丽江大研镇在历史上一直是丽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一直是丽江教育的中心——民国元年（1912年），就将原官立高等小学堂改名为“县立高等小学校”，由木坤接任学务总董，本省优级师范文学科毕业的桑即栋为校长，高小学生四班，计226名。民国四年（1915年），则将萧公祠县立女子初小，改为高、初两级小学，并归并成立义正甲第二、第三两校为一校，同时又普及国民学校若干个，当时全县共有63个学校，学生达2285名。教育与实业相得益彰、互动发展，是此一时期的重要特色。地方上把丽江龙王会和骡马会上所收税款，几乎全部都投入办教育，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丽江形成了以大研镇为中心辐射全县的一个较为可观的办学教育规模，全县初、高小学校已达91所，学生2508人。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十八至二十五年间（1929-1936年），即由和志坚担任县教育局长的七年间，全县的基础教育规模又有了新的发展：全县初、高小学校由原来的91所猛增至230所，比七年前翻了2.53倍；全县教育经费也由原来的银圆6000圆增至17000圆，比七年前翻了2.83倍。据当时相关资料载，到和志坚担任县教育局长的第三年和第四年，丽江除了初、高小学校外，各类中学、中专学校也趋于完善：丽江府中学堂、师范传习所、蚕桑学堂、省立中学、师范学校等设于大研镇，并逐步辐射周边。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九月，云南省召开县长和教育局长会议，丽江因教育业绩突出，省政府主席龙云颁奖赠“丽水增辉”匾一块，时任教育局长和志坚因工作成绩优异，受教育厅长颁奖赠“宏宣铎化”匾一块。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省立三中改为丽江中学，和志钧、范义田、和志坚先后担任校长。民国三十年（1941年）毕业的高七班不到30人，考上出国留学预备班的有2人，赴美留学的有杨凤、方宝贤、和惠桢3人，这是继清末民初周冠南、李耀商、李汝哲、李汝炯之后的第二代留学生，他们都是具有“天雨流芳”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一方金生丽水之骄子。

    先后任过丽江县教育局长的，都是一些在当时受过良好教育、又具相当才干和能力的学者型官员。继和志坚之后，还有王人吉、李觉民、赵锡胜等人。在一任又一任教育局长的努力下，至民国末期，全县统计的各类学校达247所（中学3所，小学244所），学生13800余人，教师400余人。虽然坝区和山区、半山区的教育不尽平衡，但总体来说是处于逐步发展和提升阶段。

    最有起色、最有亮点的阶段，当属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丽江出现了有利于振兴教育的几个重要因素：一是因当时日军封锁了中国沿海的对外通道，经丽江到拉萨再转印度的通道成为主要国际交通线——丽江理所当然一跃而为西南茶马古道重镇的地位和作用，为经济繁荣、教育振兴、文化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二是西线无战事，而使丽江成为相对和平安宁的大后方。三是抗战前的丽江教育就已经具备了有利于今后持续发展的一定基础条件，只要一有机遇，就会出现更大的进步与发展。在全国军民抗日救亡的关头，一大批西南联大等在内的省内外着名教授、学者纷纷来到丽江从事教育，学习、考察民族文化等。丽江大研镇一时成为省内外人才荟萃的地方，一批毕业于国内外着名大学的学者先后在丽江县中学、国立师范、省立三中担任校长、教员，为培养出一批批国家栋梁之材，助推丽江社会、经济、文化的较大发展，带来了“及时雨”。丽江因特殊的地理环境，受战火影响不大，商业贸易繁荣，大研镇商界及其他人士集资支持，使县内教育得以持续升温。1941年，丽江创办了国立师范，校长是钟亮东，还创办了直属国立师范的“附属实验小学”数个，一个设在大研镇文治村，一个设在国立师范住址南口旁的五台村，还有一个设在南山。致力于家乡教育的本地人士杨超然、周霖等创办了“黄山幼稚园”，木涛轩创办了白马“乐群补习学校”，李寒谷在金沙江畔三仙姑创办了“寒谷小学”，等等；1944年，丽江商会会长牛文伯应承了续办原“省立丽江中学附小”的经费事宜，并将该附小更名为“文伯小学”，省教育厅对此义举大加赞赏，并赠其“嘉惠箐莪”四个大金字的横匾，挂于牛家堂前。

    丽江的文墨之风、教育环境也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教授纷至沓来，例如：朱通、皇甫圭、朱安恕、傅永秦、易源湘、夏明、周齐佑、郭甘予、李晨岚、刘鲁也、冯国楣、李明宇、李霖灿、陶云逵、冯瑞涛、秦仁昌以及美籍奥地利人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顾彼得（俄）等人，他们有的前来“支教”，有的前来工作和考察。这一时期的发展，由于南迁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西南联大师生教风学风的影响，对丽江教育振兴及其整体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道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丽江也因此走出了一大批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作出贡献的优秀好儿女，以及一大批用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报效祖国的专家、学者。

    父母的边地教育

    和品正

    母亲早别于我们，至今已有40余载；父亲去世也有近20年了。于丽江，父母不是什么人物，未见诸报纸杂志，更不见于文物史料，却时常被人们提及，但凡同古城六七十岁的老者谈及家事父母，对方多半会惊喜地拍膝呼出：你父母均是我的老师，你父亲叫和怀琛，是大研高小的校长，他教过我们语文……你母亲叫周永幸，早年在黄山幼稚园，后也在大研高小，教过我们画画与手工……他俩对我最好，如何如何，噢！我还背过你，你还有个弟弟……他们描述得有声有色。

    家中至今珍藏着多帧父母在黄山幼稚园与大研高小时与学生们的毕业照，当时我约一两岁，印象不深，描述不了具体的情形。

    追忆与母亲相处的最初印象，是在宁蒗县的三棵树小学。那时我已有三四岁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便是甜蜜地在母亲的怀里，另外便是一个可怕的“狼的故事”，还有以彩色连环画形式粘贴在小学壁报上的勇斗狼群、舍身护送学生的英雄教师形象。后来，母亲对我讲：当年宁蒗县内狼群猖獗，狼大白天都在学校四周出没；学生家庭居住又很分散，上学都要翻山越谷。因此学生们多半住校，一、二年级学生由学校炊事员帮助做饭，三年级以上，学生们各自做。校内有一幢很长的平房，墙下砌了成排的小灶。做饭时吵吵闹闹，炊烟四起，学生个个炭手油面，不时发生争抢打斗。每周六下午三时结束一周教学，全校教师员工分成几个小组，分头护送学生回家。老师与高年级的学生手握长棍与石块，以防路遇狼群。我与弟弟及学校教师的四五个孩子便被反锁在一间楼房内，有时大孩子讲起“狼叼小孩”的故事以吓唬较小的同伴；时而，又以大人的口气给吓哭的小伙伴壮胆。黄昏时分，教师们才举火把返校。曾经有一次，一位送孩子返校的男教师，在途中受狼群攻击死亡，他便是我记忆中学校墙报上的斗狼勇士。

    我六七岁后，父亲鼓励道：已是小伙子了，夜间起夜时应该上厕所啦！父亲手提锄头，用铁锄使劲撞击路边石块，击出一道道闪亮的火花，并大声喧哗着走在我的后边。我则颤颤巍巍地驱动着一双小腿，学校并无围墙，远处树丛中总有两三对发着蓝光的眼睛，也在随我父子而移动，父亲告诉我那便是狼的眼睛。

    三棵树小学背山面田，两侧住着些村民，入夜常常锣鼓齐鸣，怒吼声掺和着凄号声由村口引向后山。随后，学校钟声炸响，锅、碗、瓢、盆响成一片，男教师们举着手电筒呐喊着也奔向后山，高年级男生也都纷纷舞棒奋勇追去，女教师与全校学生竭力高呼。母亲告诉说：这是有村民家的小孩被狼叼了，大家正努力营救呢。及时发现的小孩，能在村民与师生的营救下，狼口脱险，保住性命。因狼叼小孩时，不及撕咬，小孩只是惊吓与小伤。如发觉较晚，只能捡回些小孩的衣裤碎片。

    狼的故事是我从父母口中听到最多的儿时故事，听父亲说驻宁蒗的解放军中有一个排，任务就是消灭狼群。直到成人后，我才能深层次的理解：为什么全世界有如此多的有关“大灰狼”的童话故事。就连鲁迅家乡祥林嫂的儿子，不也是被豺狼叼走的吗？如今稚童的头脑内，凶残的“狼”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可爱而稀有的玩物而已。

    我是熟睡在母亲温暖的脊背上首次进入宁蒗的，可以想象当年母亲的形象：体格瘦弱而俊秀，服装简朴而整洁，仪表斯文而坚强，手持拐杖，背负婴儿，健步于高峰深壑之中。数年后父母回丽江参加教师工作会议，我两兄弟也一同回家探望祖辈，我们一家是随一队马帮而来，父母依旧步行，听说当年的县长出行，也都照常得靠双脚。更不要说像父亲这样的普通教师了，他走过许多条山路，时而结伴而行，时而同马脚子上路，丽宁山道速则三日，缓则四五日，马帮一般都走六七日，因下午四时许就该放马于青山了，原因是马饲料紧缺。父母的时代，是脚杆子时代，他们连自行车都不会骑，除去坐过解放牌货车的车厢外，并未乘过轿车。记得我第一次回丽江，我兄弟两人同乘一匹骡子，骡子两侧各有一篮，弟弟体轻，篮底加袋大米，我体沉，篮下垫衣物，如此弟兄两人坐于篮内一路打闹而来。

    这次开会后，父亲调入宁蒗中学，接受任务时，加上父亲只三名教师，另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承担着运送一麻袋人民币及三名教师的安全，因为当时宁蒗县彝族头人正发动叛乱。他们就这样背着一麻袋的钱（那时，宁蒗还没有银行)，在宁蒗县政府的支持下，探寻校址，盖教室宿舍，培训师资，进入彝寨逐户动员学生入学。数年后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宁蒗中学如期开课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也曾多次随师生们进山砍伐木材，抡不动斧子，就帮着剥树皮。师生们打土坯、舂土墙、植树种菜，我都是见证人。接着父亲又从丽江寻来菊花、大丽花等花种，栽培在校园各处。当时，宁蒗县文化馆都赶不上宁蒗中学的校园美丽。

    那几年宁蒗没有什么蔬菜，父母便从丽江找去各种菜种，每个教师及家属都分了菜地，各班级也分了菜地。不几年工夫，宁蒗中学师生吃上了让全宁蒗各单位羡慕的各种时鲜蔬菜。母亲还专程回丽江向奶奶及外婆学做各种豆卤腐、豆瓣酱及各色咸菜，母亲还因地制宜地用野梅制成了酸醋。回宁蒗后，先请师生们尝，后又将制作技术传授给众人。当然，均为无偿，在那火热的新中国建设时代，可没有“有偿服务”这一说。

    当时的宁蒗，文明初开，百废待兴。无论是彝族、麽梭，就连汉族妇女均穿裙子。处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各种新文化、新观念、新生活一下涌入还处于半奴隶半封建制的小凉山上。男子剪长辫，改旧式大袍裤为新式长裤；妇女也改长裙为解放裤；尤其以学生与机关人员最为热忱。可当时宁蒗县城可数的几位裁缝根本忙不过来。母亲与昆明、丽江等地的支边干部组织起来，先为单位干部、家属及中小学生，后为城乡居民剪时尚发型，裁制新中国时装。这一切都是义务的，毫无报酬，有时还得搭上布料和针线。这样一干就是数年。好不容易把发辫及服装普及下来，单位及医院、学校的追求美好生活人士又来登门求织毛衣。这一来，又一个轮回，依旧由单位至城镇再至乡村，人们一个个排着顺序等着母亲的毛衣，时而带来几个水果，时而送来数个鸡蛋，母亲也知他们追求新生活的急切，也就挤一切时间拼命地织着，常常在我们一觉醒来，母亲仍在油灯下赶织毛衣。随后，母亲她们又在宁蒗知识女性中培训编织技术，一时间，聪慧手巧的女青年都以能织一手好毛衣为荣耀，就连各级干部找对象，也都把织毛衣视为条件之一。

    父母在宁蒗的边地教育，不仅仅是文字与知识的传授，还承担着无数新生活、新习俗、新文化方面的工作。我经常跟父母到乡村夜校，看到他们在从事扫除文盲、教唱歌、讲卫生、破迷信等许多方面的工作。

    咱们丽江，如我父母一样到边地支教的还有许多。单我古城旧居小巷14户人家中，当时就有8名教师，除2名在丽江山区任教外，余下6人都在外县支援边地的文化教育。仅我们家就有3名，父母在宁蒗，大妈上芒市，还有到香格里拉、维西、碧江、贡山等县的。

    咱们丽江的先辈们开创了东巴文明；元明清三朝又享滇云“知书达理”之誉；民国乃至今日文化之繁荣兴盛又步于全国之先。支教事业亦早已有之，清代，有周冠南（周霖之父）在兰坪创办师范学校，就说云南首府昆明，民国时有方国瑜、周霖、和万松、赵银棠、周凡等在各名校执掌教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丽江知识分子，十有八九端的是教师饭碗，其中大一半又到周边各县。不少县的新文化教育，也就是汉文教育过去是零，正起步于当时。培养了一批批文化人与干部队伍。这是丽江几代人的奋斗、几代人的奉献。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这些边地支教人员，我想不会下于万计。这对小小的丽江而言，可算是一支大军了，一支牺牲自我，奉献于边地文明的支教大军。可是我们的“地方志”与“教育志”中并没有反映这段历史。我觉得应有人将其补上。

    丽江教育、文化、艺术与周氏家族

    朱桂兴

    生在古城、长在古城的我，从小就听五大妈周玉仙（周霖的三姑妈）讲述周家的事长大，但没想到的是我会嫁到周家，在我退休两年后又去翻阅婆家历史资料、走访文化名人、四处托人寻找有关资料。

    数月的阅读史料和走访，得到李世宗、傅于尧、尹钟和、赖元溪、和品正、木基元等许多知情者的热情帮助。阅读和走访路上，我一次次被往事感慨，一次次被周家的爱心所震撼！

    周氏家族与丽江众多家族一样是从外省来的。周氏先祖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从江南苏州常熟县柳营村行医入滇，先居于鹤庆县鼓楼街。明朝嘉靖年间，九世祖周宗耀受丽江土知府木公之请迁入丽江，居大研镇街尾。“终身设馆课徒”的私塾先生周维新（字际昌）始有史载，为1815-1885年间人物，在图书馆现存有其着作《爱莲堂诗稿》一书。就从此代算起，周氏家族承先启后接力棒式地从事着教育事业，至今已经六代，先后留学、游学海外等。在丽江、省内乃至全国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周（字南屏、兰坪）、周冠南（字殿卿，号鉴心）、周霖（字慰苍）这三代人，其中周、周冠南为“父子举人”，获省政府“梓里模范”匾，周霖、周凡同胞兄弟被称为“玉龙双璧”、“纳西俊才”。他们在近代纳西族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和志武先生在《近代纳西族的历史发展》一文中，称周、周冠南父子是纳西族早期爱国进步的仁人志士代表。文章开头的一段说：“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野心勃勃，得寸进尺，而清朝政府卑躬屈膝，丧权辱国，加深了中华民族的亡国危机，同时也促进了全国各界人民的觉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周氏父子’。周兰坪（1847-1924年），名，丽江石鼓人，四十岁考上举人时，对封建制度产生了怀疑，遂同一位华侨朋友，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到了南洋新加坡，一面做家庭教师而谋生，一面考察学习国外振兴实业的情况，是纳西族中第一个走向世界的人物。回乡以后，大力提倡兴办实业和兴建新学，为地方和本民族做了不少好事，如对兴建石鼓铁索桥、渡船、桑园、柳林、石鼓小学、兴文小学等，作出了开辟培植的贡献，并任过废除科举后的第一任丽江学务总董，成绩卓着，曾获得当时云南省军政首长授予的‘梓里模范’的匾额。他儿子周冠南（1875-1933年），字鉴心，也是举人，深受父亲影响，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选送日本宏文师范留学，也是纳西族第一个出国的留学生，回国后先后担任过省立第六师范学堂、丽江联合中学、省立第三中学校长职务；他推行新学，宣传进步，是早期的同盟会会员，在辛亥革命中是优秀的活动分子，为辛亥革命在纳西族地区的实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培养出“父子举人”的周维新在四十岁时遇上“乱世十八年”战乱，带上刚十岁的周与家人一路逃避，沿金沙江一带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然而周维新“不仅本人诵读不辍，对尚在童年的儿子课读尤严”。反映周氏当时业儒从教的真实情景的诗有：周维新的“听有千声炮，看惟一卷书。飘零身不定，天意欲如何”。周的《江渔诗钞》中追忆：“入林采薇食，上山抱火眠。诗书难学习，东西屡播迁”，“皓身难忘庭训切，授课林下月三更”等。周氏父子留下来的诗句，都真实地再现了在当时战火纷飞居无定所、担惊受怕的环境下，把教书和读书当作第一需要。有一户农家附近有块大石头，周氏经常在那里课徒，后来人们都称这块大石头为“周家石头”。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周不仅磨炼出坚强的意志力，而且得以博览群书。战乱结束后，定居石鼓，靠开荒种地求生存。白手起家，全家人动手建住房，直到四十岁才去考举人，中举。四年后，待他进京考进士时又遇庚子兵燹停考。受华侨朋友的邀请，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到南洋新加坡等地，一面做家教谋生，一面游历考察学习国外振兴实业的经验。年近半百的身历与所见，使他对中国的封建制度产生了怀疑。忧国忧民的他为了寻求真理，探索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又与一帮年轻的早期进步人士李根源等到日本游学（见傅于尧《方国瑜师谈周兰坪先贤轶事》）。到国内国外游历的这四年，使周增长了许多见识和学问。

    回国后，他不论在昆明五华书院当伦理科主讲，还是在弥勒县当教谕（教育局长）、在大理白云书院主讲，还是回丽江当首任学务总董（教育局长），都在边疆地区从事“废科举办新学”的开拓开疆拓土事业。他宣讲维新思想、新学理念，推广新政制度。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旧势力的阻挡和顽固分子的反对，加之当时丽江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要将私塾变为学堂，将教八股文变成教新学，工作阻力之大，可想而知。然而周做出了显着的成绩：创建初等农业学堂、蚕桑传习所、女子学堂，兴办石鼓小学、兴文小学、试办丽江县高等小学堂等，丝毫不落后于先进地区。他在雪山书院任山长时也大力推行新学，后雪山书院设为官办的高等小学堂。鉴于周对教育公益事业等各方面的贡献，云南省督军兼省长唐继尧曾奖给“梓里模范”匾额，以表彰周的功绩并示后人。

    周受大理西云书院挽留讲学两年期间，为某镇台敦延课子时，遇镇台客死于官，身后萧条。面对这种情况，送一笔钱也可，但他“竟慨然用自己历积修金，为之操办柩孤返籍诸后事，榆人义之”，而他就驮了数十年苦心收集的几驮珍善藏书，回到石鼓。这种慷慨解囊扶助孤寡的思想境界是何等高尚！

    回到丽江后，周继续以开拓边疆教育、教化边民，提高国民素质，“铸造国民资格”为职志，以唤起民众爱国救国的夙愿，达到“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之目的。周担任丽江学务总董前后，把国内外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引入丽江这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力图唤醒广大民众爱国自强的民族精神。周还任过设在净莲寺嵌雪楼的“桂香诗社”社长，并出版了诗集《江渔诗钞》。

    （二）

    因周见多识广，胸有大志，有勇有谋，而敢于让独生儿子周冠南（辛丑科乡试第六名举人）去参加民国政府选送日本留学的考试。周冠南也不负众望，以优异的德才和成绩考取政府首批赴日公费留学生。恰逢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爱国忧民的周冠南在留学期间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

    在刻苦攻读教育学专科的同时，不负家乡父老厚望，节衣缩食为家乡购买了最新的教材寄回丽江，又请父亲筹款，经历千辛万苦买回先进的教学仪器、标本和博物图册等，至今还留存在丽江市一中（原丽江中学堂）内。他还与进步人士周钟岳一起编写了一部《师范丛编》，系统地介绍和探讨新教育理论和方法，成为云南近代史上第一部关于教育教学的专门着作。在留日期间周冠南还专门研究云南水利，有专着存世。不论是“教育救国”，还是“实业救国”，周冠南时刻将救国强民作为行动指南。

    清末和民国初期，交通闭塞、信息不通，周、周冠南父子已亲历海外，把先进的理念、进步思想和科学知识带回丽江古城，能够使边远的丽江与国际接轨，难怪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在参观丽江市一中时，见到1905年日本的教学设备时大吃一惊。今天，在丽江看到国外先进设备不是什么稀罕事，纳西人出国留学更不稀奇了。然而在100多年前，丽江古城的学生就能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却是难能可贵的！

    一个立志为祖国为家乡的教育贡献一生的优秀学子，远在日本紧张地学习时还心系家乡推进新学的进程。在他从日本写回的家书中，首先关心的是丽江中小学堂、石鼓小学和教科书等，其次担心的是任教育局长的父亲在种种阻力下过度劳累，整封信充满了对家乡教育的极度关心。李世宗先生看到此信后写道：“……这封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在异国的举人，无限热爱和关心家乡的前途和教育事业，为培养人才，促进家乡的进步发展，到处奔走呼号，为之奋斗的奉献精神的信，使我非常感动和钦佩。因此，经过一些周折，还是逐字逐句地把它抄回来了。现在，这封四处漂泊、命途多舛的宝贵的家信有机会跟家乡人见面了。我想，这对关心家乡前途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同志，将会起到极大的砥砺作用，并进一步增强为科教兴国事业献身的信心和决心。”

    回国后，周冠南在昆明担任云南省第一师范教员。好友周钟岳在当了云南省副省长之后曾劝周冠南走仕途，而周冠南一心想从事边疆教育事业。1913年云南省学政司任命周冠南为第六师范校长，次年又兼任（丽江、鹤庆、剑川、维西、兰坪、中甸）六属联合中学校长，1918年又任云南省立第三中学校长，曾一度兼任丽江劝学所所长。以开启边地文明为志向的周冠南不仅把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运用于实际教学中，而且根据丽江的实际，科学、适用地创造出许多适合丽江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方法。作为早期的同盟会会员，忧国忧民之心常常焕发出忘我的实干精神和牺牲精神，就连全家老少都动手在丽江古城建盖住房时，他都一心想着学校的事，整天去办学校的事，根本没时间帮家里一点忙。民国十年考入省立三中的陈光平先生在《忆周鉴心及几位优秀的先生》一文中写到周校长时有这样的表述：“学问道德都有相当造诣，辛勤训导堪资表率。每星期六下午，有个道德讲演会，由校长主持宣讲，题材多系古今中外名人嘉言懿行，对学生品学之引导进步，颇受教益。鉴心先生严谨清正、办学有方、和蔼可亲，言容举止、言论行事都能做到言教身教的示范，使受教育者心悦诚服起到感化的作用。这是教育者最好的作风。后来办学者虽多，无从其右者。至今回忆，真使我感戴敬佩莫名”。

    周冠南注重对师生的品德教育，教学中坚持重德树人，就连他在省立丽江中学创设的“是亭”都有鲜明的含意：做人做学问都要实事求是。因而得到丽江历代文化名人的称颂，纷纷题联于“是亭”。

    1922年周冠南曾出任双柏县知事（县长）；1925年又到凤仪县任职两年。在两地两任县长期间做了许多得民心之事，传世较广的有诗《放鹊行》，表现了周冠南珍惜禽鸟，体恤民情，废除苛例的作为。而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在任县长期间，居然因缺钱不让儿子周霖上大学，此等事情，令人无不肃然起敬！

    年逾52岁的周冠南因病回到家乡后，不计地位，承担了试办丽江县中心完小的任务。美名四扬的周冠南在年老体弱之时，不顾家人百般阻挡，毅然接受了兰坪县的诚挚邀请，远赴该县筹创第一师范学校，竭尽全力呕心沥血，病倒兰坪，在接回丽江家乡的路上去世，享年58岁。周冠南的一生就是为教育而生，又为教育而死。以启开边地文明为职志的周冠南牢记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理念，曾在《丽江白话报》发表过《矿物学课外余谈》和《劝注重工商业》等，宣传近代自然科学，鼓吹开发本地资源和实业救国。

    由于周冠南先生一心为国为民，一直为家乡人民所拥戴。在他去世时，自发前来送葬的乡民和学生长达数公里。我婆婆和我的五大妈都曾告诉我，她们从小生长在丽江古城，但从未见过那么多人送葬的。

    （三）

    周冠南为周霖之父，周霖之母杨彦开是丽江古城“孝廉方正”教育世家之女，她知书达理、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善良贤惠。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天资聪慧的周霖，从小就受到严格而科学的家教庭训，熟读经、史、书、子、集、诗、词，常习“二王”书法，酷爱绘画并常临摹名画，十几岁时就有求画者。正常的学习功课对他来说十分轻松，初中毕业时是全年级各门功课第一而免考入高中，高中三年又是全年级第一。一心想考香港大学的周霖在昆明补习英语，出类拔萃，英语和音乐双丰收。然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作为长子的周霖只得一边谋生一边复习，考入刘海粟上海美术专业学校学习几年后又去谋生。从上海经苏、杭二州拜名画家、浏览美景并写生，但因战事混乱，到北京想读名校而家中不仅无资金供他，还让他承担长子的责任，他只好又边谋职边寻找绘画高人，到广州、香港等地，历经三年才从越南辗转到昆明。在昆任教期间与当时他的学生聂守信（聂耳）结下了深情，亦师亦友。聂耳很尊敬周老师，他毕业到上海后，每作一首新曲都来信征求周老师的意见。有时为一新曲两人来往信件多达十余封。在昆明的几年，周霖曾被“九九通讯社”招去任编辑组长，为文章润色，任美术编辑并负责副刊，工作出色。后又交给他“九九音乐会”的工作，同样获得好评。他又与人创办云南第一家电影院，画电影海报；自办“百合广告社”，设计商标广告；参与云南民众教育院办《新民画报》和《民众报》；与人组织“金碧社”交流切磋诗、书、画，组织“谷枫画会”开展美术创作、交流、展览等活动。迫于生计的努力和追求艺术的动力使周霖熟悉了各种绘画及制作的技能。由于他出色的设计才能和精美的装饰吸引了昆明众多商家，名声大振，亲自求他写、画、制作的大老板络绎不绝，最后只好躲到清静地方自己学习，去研究他钟爱的诗书画。在昆明的画展中，周霖的画获第一名。有次画展后，《云南日报》还专门发表了对周霖画的评论。当时，全国的许多名人、西南联大中的北大清华等各种名家都因战乱云集昆明，可见周霖年轻时就已出名。

    我的五大妈常常跟我讲：周家几代人都是书香世家，出过父子举人，而父子举人的子孙周霖也是很聪明、很勤奋的。重要的一点是他家的家教严，从小培养高尚的情操，孝敬父母、老人，尊重他人。平时走路都只走边上，中间让别人走。

    当时我还说：中间铺着石头多干净，边上有泥我不想走。五大妈说：鞋子脏了可以洗，心脏了就没法洗了。不让老人、小孩的人是没有规矩的人了。小时候我都跟五大妈睡一张床，睡前她都会给我讲故事，讲“二十四孝”、讲诗歌、经书等，但讲得最多的是周家对她怎么好，对别人家怎么好。五大妈感到最可惜的是周霖因家庭的拖累，本来学习成绩拔尖而没钱上名校；本来在昆明发展得很好，因父亲病重致死而不得不回家支撑家庭经济并当家长。

    现在，当我翻开一本又一本书籍，愈加感到老公公周霖的才华横溢，五大妈以前对我说时的那副神态经常又出现在我面前，只是以前我还没能理解这些话。

    周霖回到丽江，自然是多了一位见多识广、技艺超群的文化人。当时的丽江中学和志坚校长请周霖修改“八大教室”图纸中大家意见较大的窗、走廊、楼梯等部分，周霖先生只花了三天的课余时间，就拿出了既有中国传统艺术风格，又具挡风采光功能、中西合璧新型构式的图纸，受到广泛赞赏。大楼建成后的庆祝会场内，周先生绘制的两副长12米、高5.5米的巨幅风景画大开了丽江人的眼界。由于校园设计的成功，和校长请周先生为他设计在古城的新居，落成后，又再次轰动古城。这些图纸在古城四处流传，许多名商富户争着求周先生为他们的豪宅大院策划设计。能请周霖画一幅六合门的人都感到很荣幸。由于自己忙不过来，周霖把丽江新一代美术爱好者组织在一起，让他们阅读、观看自己从昆明、苏、杭等地买来的所有藏书、画册，使大家开阔眼界，从而激发创新热情和开阔思路，使这群青壮年画家成了古城建筑实用艺术的中坚力量。丽江古城的建筑既有明清风格、苏杭园林之势，又有丽江特色。当时他们既当画家，又当雕刻指导员，为丽江古城民居的艺术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在原民众教育馆馆长和绍希的后人和世同家，还珍藏着周霖所画的一副六合门。

    多才多艺的周霖不仅办事认真，且待人诚恳谦虚，无论是德高年丰的老画家，还是年少气壮的新画家，都乐于和他交往，无形中他充当了承先启后的核心人物。

    难怪丽江有名的老画家张文湛（张丽川）先生在落气（去世）前让儿子把“笔洗”和一方印章传给周霖，因这“笔洗”和印章传说是明朝时，纳西族土司木增重金聘来江南名画家马肖仙，绘制丽江壁画时的心爱之物，在他离开丽江时赠给作为助手的纳西族优秀画家，这位画家又传给后辈画家中出类拔萃者，如此代代相传下来的。

    我还听五大妈说过：以前有个叫杨茂实的到丽江任专员，他曾向周霖要一幅画，并数次催促，而周霖一直未给，数年后，杨专员离任，在回去的路上收到周霖派一学生送来一幅画，杨当时既激动又敬佩周霖的人格和品质。

    关于周霖不喜欢攀附权贵的事，我的婆婆也曾讲过很多。她说，有些官员口碑不好，来跟你公公要画，他硬不给。而一般的老百姓中德行好的人他都舍得给。

    我婆婆觉得最难堪的一次就是当周霖听到有几个权贵者想砍掉狮子山的古柏做寿木时，马上动员学生举着火把到习自诚家逼着习专员快去制止，如不能制止就要烧掉专员府。要知道当时的习专员府就是周霖的亲姐夫家。我婆婆当时急得团团转。她说，他这样做，我以后怎么又去见姑爹姑妈呀！又说，你公公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认定是对的事不管得罪哪个人都这样搞。

    我婆婆还说过：以前你公公会照相，这间房子里面挂个窗帘就可以洗相片。

    我说：那么早就开相馆，应该很找钱了吧？我婆婆说：找什么钱哟！都是给学生照毕业相，照相只收半价，洗相只收四分之一价，用来买药水、相纸，只是方便学生和照顾家庭困难的学生而已。

    1937年，日本侵略我国领土，北京、天津、上海相继沦陷，国难当头，周霖与范义田跑到教育局和志钧、和志坚处听收音机，分析局势，回来在学校组织演说，指出非抗日不足以争生存，激发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周霖组织了书画爱好者写大量的标语贴到校内外，周霖常说：我们都应当行动起来，做一点有利于抗战的事。他亲自绘制大型的抗日宣传画，举办“抗日赈灾画展”、“为抗日将士募集寒衣画展”，还向校方提议成立抗日宣传小分队，校务会同意并决定由周霖担任辅导员，组织编写排练了许多快板、表演、演唱、小品等到庙会、骡马会等各种群众集会中去宣传，还动员“雪社”的文化人加入抗日小分队搞宣传。

    周家几代人对丽江古城的教育贡献很大，几代人都为筹建学校、试办学校而努力。私人来办学，钱从哪来？为什么要那样找苦吃呢？后来，我才慢慢听说了这些事，钱是当时丽江的大富商争先恐后捐的，但办学出力，周家人最热心。其中，创建黄山幼稚园是周霖和杨超然等共同发起倡议，周霖、和志坚所创建的“雪社”的文人们集体加入，由做过账房先生的杨超然任董事长负责筹资；教材、师资、校园设计等由周霖负责；幼稚园园长请的是德高望重的北京才女简汝勤老师。周霖除了搞设计、找教材、组织培训教师外，还自编了汉语、纳西语的双语童谣、儿歌，如《劳动歌》、《学习歌》、《农时歌》、《卫生歌》等。为了使丽江儿童从小接触标准汉语，他还精心组织了幼儿演唱京剧《打渔杀家》，周霖的胞弟周凡跑前跑后，四处寻找道具、剧本、曲谱、行头、装饰等所有需用的物件。在社会上公演时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获得群众的喝彩。

    我真佩服周家人的聪明，除诗、书、画等才华出众外，还都特别对音乐有些天赋。据载，周霖祖父、父亲和他本人都担任过古乐《皇经会》的会长。抗战胜利后，为表达喜悦心情，周霖为抗战胜利填新词《到春来》，并用古乐《到春来》配曲演唱，兄弟俩还把西洋乐器用于演奏古乐，周霖还为马子云先生的《玉龙雪山白雪曲》谱曲，至今余音未绝。

    我在考虑与经人介绍的周家三儿子是否可以作为终身伴侣时，曾暗访了一些人，他们都对周家的品德赞不绝口，有的说周家几代人都是古城最聪明的人，有的说是传统家教最好的人家，有的说是几代人对丽江古城教育贡献最大的人家……总之，都是称赞和肯定的。因为是80年代初期，我按要求向领导报告了自己个人情况，并担心成分问题是否能批准。当时领导很高兴，他很清楚周家几代人的情况，说他家几代人都是爱国进步人士，都是深受百姓敬重的民主人士。

    事实确实如此。周到日本游学时是与云南进步人士李根源等一同去的，周冠南到日本留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而周霖在1949年1月丽江面临用战火解放还是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认真负责地去找姐夫习自诚谈心，请他为古城、为百姓考虑，交出一个完整的古城，平安地迎接解放。经地下党和各方面的努力，习自诚本人及家庭对家乡的热爱，使丽江得到和平解放，古城和百姓都免遭战火。

    周霖先生作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都是努力奋发地为新丽江的建设和发展而工作。周氏家庭连续几代人的爱国爱家乡的情怀和所作所为都有史书记载。因此我深感有责任传承上辈们的爱国爱家乡，并为之努力做贡献的精神，教育后代学习、传承这种美德。

    从我记事起，我就经常听我的五大妈说：“阿发青太可怜了！”这说的就是习自诚的夫人周静芳。他是我老公公周霖的姐姐，当时习家上辈也是举人之家，又出了两个抗日将军。我的五大妈经常夸奖阿发青是个才女，不仅能做粗细家务活，还能写一手清秀漂亮的毛笔字，因此还可以帮习专员抄写公文。顾彼得也曾在《被遗忘的王国》中写到，习专员的夫人也背着一袋粮食与家里人一起去磨面。五大妈还说过：“阿发青对下人最好了，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干活、吃饭都是一起的。因为周家一方面家教好，另一方面也不富裕，从小人人都要干活，那是很自觉的事，不用说。”但是当了专员夫人的“太太”还能保持自己的本色也是很难得的。

    使我惊讶的是，像周霖这样有才华的纳西男子，他居然从小就会做饭，而且做得很有特色，蒸馒头可以蒸出各种动物形象，还可以蒸出一条活灵活现的长龙。

    因为我所知所见的纳西男子大都不会做饭，尤其是读书绘画的人。

    1949年7月，周霖积极参加了中共丽江县政府新闻处的宣传工作，尽快地传播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赶印新闻，出简报、绘制毛主席与朱总司令肖像，石印后广泛发送等工作。

    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周霖被当作地主家长关进寺庙（两个月后被县委纠正放出委以文工队队长之职）。即便这样，他很理解，当时在寺庙还给被关的地主们讲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什么叫“剥削”、“压迫”、“剩余价值”，还讲阶级斗争，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讲中国的“五四运动”，讲俄国的“十月革命”，使大家都提高了觉悟。

    一直坚持不愿当官的周霖，从当上新政权首任文工队队长之日起，到首任文化馆馆长、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副县长、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全国美协理事、全国政协委员等，除了“文革”中被迫停止履职外，周霖在每个岗位上都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忘我工作，把他的智慧、才能、见识、远见都运用在工作中。

    1951年，49岁的周霖，身背行李、道具；带领一支宣传队翻山越岭过江河、走村过寨入农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除了演唱《国际歌》、《国歌》、《东方红》，演《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还就地收集素材，结合党的方针政策，从写剧本、当编导到亲自登台表演主要人物，无所不能，有本事在一天一夜里就能赶写出领导要求的小剧《打垮美国野心狼》；他创办《翻身报》，参加土改工作领导小组；创建丽江电影院；扩建黑龙潭水库加景点；组织收集、整理、翻译、石印出版东巴经，也曾陪同省里专家专程考察东巴文化，并向县委提交报告，提出应系统地整理和保护东巴文化及文物的建议。57岁时，周霖在水利建设中表现突出，被评为劳动模范。在省委决定举办庆祝国庆十周年大型画展中，周霖组织的丽江参赛画展作品数量除昆明外居全省第二位，周霖的画得奖并受到省委领导赞赏及高度评价，号召全省艺术工作者向周霖学习，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创作出大量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尤其是周霖反映红军长征途中勇渡金沙江的《金沙水拍云崖暖》，由小幅变巨幅后成为新建成的首都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的镇厅之宝。

    周霖当选为丽江县副县长时已59岁，他曾婉言拒绝。而当时的县委书记徐振康诚恳地说：“丽江百废待兴，要发展必须教育、文化、科学先行，人才缺乏，请您帮我几年分管文化教育方面”。他只好再干，而且一干就表现出他非凡的领导才能。在对基层、实际的深入调查研究后，对准重点工作，多管齐下部署工作，及时指导：管中小学校的教育质量；管师资培训；管学校建设；管壁画临摹、保护；管收集东巴经数万卷及文物；管组织歌舞团下乡搜集民歌民谣；管图书馆整理历代藏书；管恢复丽江古乐演奏队伍……他常常独自一人星夜从白沙赶回文化馆，有时又踏着晨霜到学校召开教学现场会，有时又冒雨赶去县政府参加会议。就连难得有休息的一天半天时间，他都安排培养丽江青少年美术、书法、东巴文化爱好者的学习小组，无偿地指导他们，组织学习交流活动。此时的周霖，已将整个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知遇之恩深植于心，感恩报国之心使他忘记了年龄、忘记了家人，吃住在工作地，连近在关门口的家都没时间回。正如他在县文化馆整理旧图书将就绪时所做的诗中所述：“……保护古文物、英明毛主席。卷轴既浩繁，整理颇不易……人民有委托，微力何敢惜。甘为孺子牛，吾当尽吾责。”他那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工作作风和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人品使许多人都深受感动。

    1962年春，省委要求在昆明举办《周霖画展》，阎红彦、赵健民等省委领导在预展时亲自审查了周霖的300多幅作品，有260幅作品通过并同意标价正式展出。画展出不到三天全订购完，预订单子写满了十多张信笺纸，还有许多高校学生说太喜欢，可惜买不起。为此，周霖还专门赶画了300张小书笺画，以每张三角钱低价售出，后来因中央领导指示要到北京展出而全部退了款。

    原来，正在昆明搞周霖画展时，恰逢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黄镇副外长等几位中央首长在访问东南亚几个国家经过昆明，看了周霖画展后，向云南省委领导提出让周霖画到北京展出。省委让周霖陪同陈毅副总理看画展时，陈毅称赞“画得很好”、“内容和形式都好”，在休息室让他坐在陈副总理身边，亲切地问了他的生活情况、创作过程等，并鼓励他，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1963年9月3日，省委让周霖和关肃霜同领导乘飞机到北京参加个人画展并作为云南民族参观团副团长参加国庆活动。这次周霖进京的个人画展，是在中国美术馆落成后的第一个个人画展，是中国少数民族画家中第一个、云南省第一次进京举办个人画展的人。9月12日内部预展时，陈毅副总理亲自主持审查，外交部黄镇副部长，文化部、民委、美协的领导、云南的阎政委、郭超副省长都看了预展。陈毅副总理认真看后向大家介绍说：“周霖是个少数民族的好画家，光明磊落，我在昆明一看就喜欢上了……”当他看到周霖的《乡邮员》、《架涧槽》、《活水常流》等表现水利建设及劳动人民的场面时又说：“好！才几个月，就有这么多新作，十几幅，速度好快哦……”9月13日画展正式开始，一万多观众反映强烈、赞声不绝。开幕后第二天，陈副总理设宴款待周霖，并请来当时中国赫赫有名的郭沫若、吴晗、王昆仑、赵朴初、谢冰心、吴一舸等作陪。郭沫若先生和夫人于立群由中央美协的领导陪同来看画展时说：“了不起，了不起，难怪陈老总如此夸您，我不能叫您‘周老’啦，我得叫您‘周公’。”郭老一边看画一边说：“诗也好，画也好，题也题得好，真是诗、书、画三绝！”郭老在看了两个多小时的画后，一进休息室未落座就提了诗：“石鼓声闻到凤城，龙潭风物活生生。山泉引自源头处，天外飞来有鹡鸰。”送给周霖，紧接着又让夫人于立群书写郭老题词：“看了拉松毛，想到纳西去，劳动在深山，心身在画里。”

    根据当时的报道材料，这次画展非常成功。延期八天，共展出35天。全国政协组织了在京的委员来参观；领导安排周霖会见了许多名人，如陈叔通、包尔汉、李德全、康克清、邵力子、常任侠、爱新觉罗·溥仪等；《北京晚报》连发表三幅画、三篇短文，还要求周霖写篇散文；中央新闻制片厂也拍了许多周霖的活动场面镜头；《美术》、《民族团结》、《民族画报》、新华社都在组织稿件发表文章及刊登图片；美术出版社也在安排印画册载画页；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叶浅予先生请周霖到他家做客，并邀请周霖到中央美院讲课，《人民日报》还派记者（徐启雄）来听。忙得周霖不可开交，每天晚上都是和记者谈材料摆情况，还得自己准备谈话资料及写文章。

    周霖说自己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是在国庆节，作为云南民族参观团副团长的他，有三次机会见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最难忘怀的是参观东海舰队。

    此时，根据中央领导指示，周霖画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回展出。每到一地，观众情绪高涨、场面壮观。在美协的安排下，周霖每天访问两位老画家，受益不少。直到11月10日才回到昆明，受到云南各界人士和领导的热烈欢迎，近千名中小学生挥动鲜花，欢迎队伍的横幅写着“热烈庆祝周霖北京画展成功”“欢迎周霖先生凯旋”。还被安排到各种场合报告北京画展的盛况。在“中央新闻纪录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像宣传和各大报纸的宣传下，周霖其人及画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传播。尤其在云南，走在昆明街上被人认出是常事，大家认为他为云南争了光，历代被世人看作是落后、野蛮、无教化的边荒云南，如今在首都展现了风采。

    从北京回到家乡的周霖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我的五大妈，带来罐头等五大妈没见过的礼物，满怀喜悦地跟五大妈讲述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和亲历之事，五大妈被这喜讯的传递而进入了久久的幸福感中。五大妈好几次都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磨炼自己，要向周霖这些品学兼优的人学习。”

    不久，省委接到中央指示，要求周霖准备更多更好的画到法国巴黎搞周霖个人画展。中央强调这是用文化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封锁的大事，不得含糊。

    因启用周霖这样的旧知识分子为新中国建设服务成功的丽江县委徐书记也受到省委的多次表扬，本来就很支持周霖工作的徐书记更加支持周霖准备新作品。

    周霖更是满怀激情，一心要好好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为祖国和人民贡献自己的才能是他毕生的愿望。而此时周霖的绘画技艺也达到了顶峰，六十多年来积累的素材和经验，尤其是他在青年时就多次组织过登玉龙雪山，后又跟中国登山队去过的多次写生稿和大量的素材，使他胸有成竹。关键是时间问题。因此，他废寝忘食地搞创作，一个人沉浸在浩瀚的素材和画稿中，根据陈副总理指示，除了反映云南各民族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场面外，各地优美的自然风光，尤其是丽江玉龙大雪山和金沙江风光是他最熟悉的。因此，这方面的创作稿也比较多。从古至今因交通不便，历代名画家很难到边远地方写生，而周霖创造了边远地方不为人知的优美风光新画卷，由于绘画技艺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日夜奋战的一大批新创作稿只差放大出来。正在这时，毫无思想准备的他，被红卫兵带走，花费了大量心血的一大批新作品和创作稿有的被毁，有的被“有心人”收藏。法国巴黎周霖个人画展成为泡影。

    在十多年的折磨和苦痛中，他坚信党和人民，诚恳地接受考验。邓小平复出后，本来已瘫痪在床的周霖又坐起来用左手握笔画画，然而政治运动的反复，七十多岁的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在75岁时离开了人间。

    1982年3月5日至3月30日，周霖遗作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隆重展出。中央美院院长吴作人写了“今生丽水，艺数周郎”的题词。

    2006年，在周霖先生去世27年之后，周霖先生荣获“云南省文学艺术卓越贡献奖”（以上内容多参考和品正着的《世界遗产中走出来的画家·周霖》，《丽江文史资料》相关部分）。

    （四）

    我在走访过程中，听说了有许多现在仍在从事教育、文化艺术工作和曾经从事过教育文化艺术的周氏家族后人。据不完全统计，从事教育的有30多人，从事文化艺术的有20多人。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除搞好本职工作外，默默地在为丽江古城文教发展做贡献。其中，有的坚守在丽江古城，有的与丽江古城联系紧密，经常奔走于国内外，大力宣传丽江古城和纳西族优秀传统文化。他们不仅很好地传承了周氏家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同时也是在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不论能力大小，都在努力为家乡做贡献。

    我老公公唯一的女儿周永幸是个知书达理，平易近人的好女子，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只因她英年早逝，我的公公和婆婆都最心疼周永幸的儿子和品正。

    和品正自幼勤奋读书，绘画习作，临摹、练书法等，就连当知青、当汽车修理工时也能抓紧业余时间专心学习，从不浪费时光。调到东巴研究所后至今，他更加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共翻译东巴古籍并发表240多万字。着作150多万字，论文及报告14万多字、发表民族学图片313篇。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荣誉奖”、“云南省1990-1992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他的东巴挂毯的两个设计得到国家大奖。2008年，应美国华盛顿大学邀请，和品正曾前往美国讲学并展示作品。国内大学也经常邀请他讲学。他的大量东巴书法、东巴画、壁画、山水画、花鸟画等均被国内外收藏家收藏。学术成果累累和作品无数的他，集研究员、作家、书法家、画家、创新家为一身，是个淡泊名利、潜心钻研、谦虚谨慎的文化人。

    我丈夫的胞兄、周霖的大儿子周孚信当过教师，参加解放军退役后从事文化艺术工作，是丽江滇剧团的一位好琴师。在丽江行署组建第二招待所时被调到二招任经理，聪明能干的周孚信带领二招的所有员工经过艰苦奋斗，应用他从深圳霍英东资助举办专门为少数民族地区宾馆酒店经理培训班所学到的建设和管理新理念，建成丽江第二个宾馆——古路湾宾馆，并经营管理得有条不紊。之后的数年之中，他为丽江培训了大批的人才，为丽江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规范经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周孚信的三个女儿周芸、周萍、周芳均毕业于艺术院校，并从事文化艺术工作。

    我丈夫的胞兄、周霖的二儿子周孚敬是个不学自通的聪明人，又是一个脚踏实地肯钻研的人。他是丽江县水泥厂的创始人和厂长，毕生为该厂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早在50年代末，他为迪庆州礼堂数百块天花板绘制了精美的图案。在60年代恢复丽江黑龙潭得月楼时，对彩绘颇有研究的他又大显身手，使得月楼的彩绘大放光彩；他对熬桐油、配制油漆也很在行，成为当时难得的技术人才。

    周孚敬有两男一女。大儿子周英，毕业于大理师专艺术系，后升为本科，现在丽江市一中任美术教师。从教28年来，他为丽江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同时，他有很多作品多次入选省、市级美术展览，并获得优秀奖。现为云南省美协会员。

    二儿子周芹、女儿周菡都爱好文化艺术，周芹在1989年丽江地区吉他弹唱大奖赛荣获一等奖。

    我的丈夫周孚定是周霖的三儿子，生长在古城，至今还坚守在古城周家老屋里。他从小就酷爱美术，父亲对喜欢在墙壁报头上画画的周孚定加以鼓励，还曾把他带在身边数年。周孚定在昆明博物馆的文物商店裱过字画。虽然他干过泥工、铁匠等多种体力劳动，但一直未停止对绘画、文化艺术和知识的追求。在丽江地区滇剧团任舞台美术期间，为纳西族传说剧《达勒阿萨命》设计了一套纳西姑娘的裙装。他的初衷一是满足舞台上色彩艳丽和飘逸感的需要；二是想到纳西族现有服装都是厚重色深，工作、洗涤都不便，年轻人不愿穿的情况，想通过这次公演后促进纳西族女装的改革。结果，当时正值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这套服装恰恰派上了用场，得到大力推广。在此基础上，各方面的人根据行业需要稍加改进，就发展成为基本元素不变而色彩艳丽的各式各样的纳西女装。作为原创者，周孚定从未向外人说起这些事。他曾在地区广播电视局从事多年舞台美术工作，也曾在天津美院深造。几经努力，他的画在各级各类画展中展览过，许多绘画作品被国内外收藏家收藏。

    尽管他洁身自好、低调生活，但有一次日本技术评论社再三光临并催促下，他拿出11幅花鸟画，全被日本技术评论社出版并收藏。他坚守精神家园，不为金钱和名利所动，护卫着周家世代良好的道德风尚，在可以出租百万元的丽江古城老宅里无偿地辅导全国各地艺术院校来丽江采风的学生，接待了慕名而来的许多专家教授。为宣传丽江做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丽江古城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期间，领导通知周家老屋里要来联合国的官员，周孚定积极配合，率领全家人并让众多侄儿、侄女来帮忙，在下班后到家里打扫卫生，刷窗格子、冲洗地板到晚上12点以后。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哈利姆先生来到家中后，按纳西规矩以礼相待，哈利姆先生听了介绍、看了堂屋里周孚定的画后非常高兴，领导就让他现场给哈利姆先生画幅画，周孚定轻松自如地在5-6分钟内画了一张梅花，并题词为“玉骨傲冰霜”，还解释给哈利姆先生说：“虽然地震破坏了古城的一些房屋，但是勤劳、善良、勇敢的纳西族人民会把古城建设得更好！”赢得大家的热烈掌声，当翻译完后，哈利姆先生也直夸奖：“画得好，意思也好！”

    平时只要有人有心来访或碰巧打听到周霖故居，周孚定都热情相待，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弄得家人无法按时吃饭，中午有时到2点，晚上到7点多，有时还应客人要求免费写张东巴字条幅送给客人。因此，全国各地会有许多贺年卡送给他，有的人一回到家就打电话来，有的写信来，有的还寄东西来。他还认真地用毛笔写回信。有时家人有点烦，他总会说：“人家远道而来，愿意在我们家花这么长时间，说明对丽江感兴趣，我们多宣传一下丽江也是尽义务。”

    周孚定从1982年到2012年的31年中，在丽江县和古城区先后任政协常委、委员，积极为丽江古城的建设、保护提意见、建议，得过“优秀政协委员”、“优秀提案奖”等荣誉。

    退休后他有更多的时间，除继续学习、绘画和创作外，对古城情真意切的他更加关注、倾心于古城的保护。坚持正确意见不让步，常说爱护古城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周孚定之子周荃毕业于重庆大学艺术系本科，在校期间，有作品入选釜山国际艺术节展览。现在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任教。2011年被评为优秀教师。

    我丈夫的胞弟，周霖的四儿子周孚印曾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当过林业工人，干过宣传干事，任过四川金江画院院长、四川省攀枝花美协副主席、秘书长、四川省第五、六、七届青联常委、四川美协会员，曾到浙江美院进修深造，后到昆明从事专职绘画，他的画被多个国家和国内外收藏家收藏，2012年他出版了《周孚印画集》得到同仁赞赏，并列入近现代名画家之列。

    周孚印之女周茜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现在昆明第十五中学任美术教师，曾参加中日绘画展，并在第二十四回绘画展中获优秀奖。现为云南省美协会员。

    我们的二叔，家里人都随侄儿辈尊称为他二老老（即二爷爷），他是周霖的胞弟周凡，原名樊，字善甫，晚号六松堂老人（1914-1998年），纳西族，丽江古城人，也是聪明过人的饱学之士，他的传奇人生经历造就了晚年成为学者、教育家、书法家、国学大师等，着有《春城赋》、《大道之行》等多部着作。他对丽江古城也作过许多贡献。如他民国时期当建设科长时对丽江水利的调研，对丽江工商企业的支持等，在70年代丽江民主广场建体育场时搞工程设计、施工技术指导等，做了许多贡献。

    周凡的儿子周孚政、女儿周永福都是在昆明从事教育工作的优秀教师和教育教学管理骨干，两人分别都有教学、艺术等方面的论着。

    我出差到昆明也经常去看望老人。二叔在送我一本《大道之行》时说：“这本书不像你们看小说一样好看，但望你一天看一页，好好去领会，就会有益处。”的确是这样，每次看了都有新的体会，但要花很长时间。

    周冠南有个叔伯兄弟叫周指南，周文曙是周指南之孙，他与我们同辈，是昆明小有名气的律师。与周孚定的关系最好。因为他俩都对丽江古城文化有深深的感情和对外宣传的责任感，有许多共同的语言。除了经常打打电话外，每次他回丽江古城都要找周孚定哥哥交谈一会，即使是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不论多晚都要来见一面。

    《春城晚报》2013年3月25日报道周文曙时有这样一段话：“做律师和弘扬中华文化，是周文曙生命中的两条平行线，也是他此生为之奋斗追求的事业，这似乎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可在他身上却又是如此密不可分，如此相得益彰。对一个人而言，做好了其中一件便值得欣慰，而把两件事都做好，还真的要有一点使命感。”他的头衔很多：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香港中华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副主席、新加坡中国商会中国法律事务顾问、澳大利亚马洛奇市中国法律事务顾问、香港《文汇报》中国法律事务顾问，马来西亚驻华领事馆法律顾问、香港理工大学客座教授等等。他还有幸成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并成为中国邮票上的火炬手。他无愧于这些头衔，他不仅仅是个律师界有名气的人，还是穿越于国际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各种活动之中的活跃人物。而他从骨子里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和传播的责任感使他不停地奔波于丽江古城和国际国内之间，扮演着国际文化交流大使的角色。他说：“因为文化是人和社会的根基，文化的见解可以决定人的思想和社会的进程发展。有了丰富厚重文化的积淀和传承，会使人和社会更快乐、更幸福、更和谐”。我很佩服他对中华文化深刻的见解，更佩服他为传播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纳西文化的强烈的责任感。

    周孚先之长子周源也是任教30多年的老教师。曾任市委党校文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有10多篇论文发表于《云南日报》、《云师大学报》、《丽江日报》等；有散文10多篇、社会调查报告10多篇、古诗词10多篇等发表于《丽江日报》及丽江的部分刊物。

    周孚先之次子周津也曾任过民办教师。后历任丽江县副县长、县长、地区建委副主任、主任、中共丽江地委办公室主任、首任地区行署生物资源开发创新办主任，从2005年至今任丽江市政府副巡视员。无论在何岗位，他都能干一行爱一行、钻研一行，行行出成果。尤其在保护古城中，有远见，规划科学合理，震后科学指导建设，成绩显着。分别得到省委省政府，地区、市的多次奖励，连续三年获得优秀公务员奖。他在生物资源开发产业的试验示范、市场营销、新产品开发、培育龙头产业、新项目等方面都有成就。他主动承担丽江雪桃产业协会会长并亲力亲为，为打造丽江雪桃产业品牌而奔波辛劳。

    在周氏家族的第七代中的周昱瑶（周源之女），以丽江理科状元进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在英国留学，周津的儿子周正方（又名周石靖）也在荷兰留学。

    周氏家族的后代中，还有很多优秀人才，因自己侧重于写在丽江古城工作学习生活的较熟悉的人，其他的在此文中未能充分表达。

    重温周氏家族的优秀品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共同的优秀传统，是加强我们自身修养、教育子孙后代、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责任感之必需。

    有关纳西文化的一段往事

    阿向

    1961年4月，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以后，丽江的各项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文化工作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2年盛夏，我与木丽春由丽江地区歌舞团调到丽江县文化馆工作。当时的丽江县文化馆聚集了和在瑞、桑文浩、张奎光、周耀华等当时丽江书画界的精英，还有赵净修、和汉、赵继先、李即善，以及从省新华书店下放来丽江的王志山等一批有真才实学、工作经验丰富又年富力强的工作人员，一时人才荟萃，济济一堂。这是丽江县委为把丽江县文化馆建设成云南全省乃至全国最好的一个县级文化馆，真正成为全县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心而作的人员调整。据说每个工作人员，都是由当时任县委书记的徐振康、副县长周霖精心挑选的。

    用象形文字和哥巴文字写成的东巴经书，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重要载体。数以千卷计的东巴经书，记载了古代纳西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医学、天文历算、宗教、民族关系、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生产生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誉为纳西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一些学者、文化人进行过东巴经书的翻译工作，但大多出于各自的需要，缺乏科学方法，未能将经书原文、语音、译意三者准确、完整地记录和翻译。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老东巴”（指能阅读、翻译东巴文的人）相继离开了人世，能释读东巴经书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长此下去，纳西族古老、灿烂的东巴文化将面临失传的危险。为此，必须组织力量，用科学的方法，先将东巴经系统、全面地翻译记录下来，这是抢救东巴文化的第一步。

    1962年，在县委书记徐振康的倡议下，县人民政府拨出专款，丽江县文化馆开始进行东巴文化的抢救工作。为此，聘请在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工作的周汝诚先生回丽江任县文化馆馆长，主持东巴经书的翻译工作。早在三四十年代，周汝诚先生即跟随着名学者傅懋、李霖灿诸先生搜集、翻译东巴经书，新中国成立后又一直在北京从事纳西族东巴经书的编目工作。县文化馆分工周汝诚、周耀华、赵净修、李即善、桑文浩等人翻译东巴经书；当时还健在的着名大东巴丽江五台的和芳、新主的和正才、中甸北地的牛恒，以及大东的久日等，都被请到文化馆来。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经过文化馆几代工作人员的努力，县文化馆收藏有四五千册东巴经书。这次抢救的任务是：一是将馆里收藏的每本经书编目，书写内容提要；二是重点翻译一批比较重要的东巴经书；三是将1000多种不同的东巴经书分门别类整理编目。副县长周霖十分关心东巴经书的翻译工作。这位“诗、书、画三绝”的大画家，也是位东巴文化的专家。早在50年代中期，就曾主持过东巴经书的翻译工作，还亲自翻译了《东埃术埃》等重要典籍。因此，这次的许多具体工作方案都是他参与制订的。如，翻译经书的要求：一、象形文字或哥巴文字经书原文；二、国际音标记音；三、直译；四、意译。并分出专人将不同经书分门别类整理编目。虽然县里的领导和馆里都十分重视东巴文化的抢救工作，但每一个参加翻译经书的人，都必须服从服务于文化馆的中心工作，只要馆里需要，就要搞展览，搞宣传，上山下乡，辅导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因此，文化馆除翻译东巴经书外，阵地宣传、图书流通、文物保护、培养书画人才、开展城乡群众文化活动等，各项工作都搞得十分出色。

    不久，由于政治运动，东巴经书的翻译工作不得不停下来。但是在这两三年中，翻译组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一是将馆里收藏的四五千册经书编目登记造册；二是翻译了100多种各类重要经书，石印《崇搬图》、《懂述战争》（上、下）、《什罗祖师传略》、《鹏龙斗争》、《碧庖卦松》、《挽歌》、《高勒趣招魂》、《崇仁潘迪找药》、《庚空都知绍》、《迎净水》、《安铺余资命》等22种；三是进行东巴经书的分目编类，将1000多种不同的经书分为30大类，每类下边列出各种经书的书名。还编辑石印《纳西族历史参考资料》一书，收入陶云逵《关于麽些之名称分布与迁徙》、方国瑜《麽些民族考》等文章，为研究纳西族历史渊源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与此同时，多方查找，抄录资料，石印了《光绪丽江府志稿》8卷共9册。

    1981年4月，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20周年大会期间，县庆组委会在玉泉公园五凤楼举办“纳西族古籍展”，引起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纳西族古籍展”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展出了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收藏的部分东巴经书、东巴画卷和自治县成立以来翻译石印的数十种东巴经书译着等。这次东巴古籍展，既是对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以来东巴文化抢救工作的回顾，也为1982年东巴文化研究室的成立和大规模进行东巴经书翻译、东巴文化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展览的第二部分，展出了明、清以来，历代纳西族文人的着作的手稿、抄本、残卷等。其中有明朝丽江第八代土知府木公的诗集《雪山始音》、《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隐园春兴》、《仙楼琼华》，第十三代土知府木增的诗文集《云薖集》、《山中逸趣》、《云薖淡墨》，清代纳西族诗人杨竹庐的《黄山老人稿》，丽江回族诗人马子云的《雪楼诗抄》，纳西族诗人桑映斗的《铁砚堂诗稿》，桑炳斗的《味秋轩诗稿》，牛焘的《寄秋轩吟草》，纳西族诗僧妙明的《黄山吟草》，李玉湛的《一笑先生诗草》，杨泗藻的《慎余子诗抄》，周兰坪的《江渔诗钞》，和庚吉的《退园韵语》、《听琴轩墨渖》，王树和的《雪湖诗草》，杨超群的《亦锦囊诗钞》，和柏香的《柏香诗钞》，以及木泰、木高、木青、木靖、李洋、杨昌、木正源、杨昞、王竹淇、杨菊生、唐尚贤等先贤的诗文，展示了明、清以来纳西族诗人、作家的创作成就。

    纳西族文人文化，是纳西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丽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明以来，随着汉文化在丽江纳西族地区的深入传播，特别是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热心学习汉文化，为使他们的子弟读儒书、习汉字，接受中原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不惜重金从内地聘请汉族文人做家庭教师，还将其子弟送往鹤庆、大理入学、应试。《明史·土司传》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守礼义，以丽江木氏为首。”由此说明，学习和接受汉文化已成为木氏土司家族的盛事。明朝丽江第六代土知府木泰写的七律《两关使节》，是现存最早的一首纳西族人写的汉文诗，表达了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对明王朝的忠心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丽江纳西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从中可以看出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与中原王朝的亲密关系和纳西族与中原内地的交往和联系。木泰之后，相继出现了用汉文字写诗作文的木氏作家群，他们文学造诣较高，作品数量也相当多，仅木公、木青、木增三人，就创作有14部诗文集，并全部付梓刊行。清代丽江改土归流以后，入学读书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受门第的限制，纳西族和各民族的子弟有了较多入学读书、接受汉文化的机会。《光绪丽江府志稿·选举志》载：“自雍正初改流，而后士之争，自濯磨，出类拔萃者胪有其人。未百年间，掇捷南宫者相继接踵，而后相辉映焉。”从雍正初到清末百余年间，丽江计有进士7人，举人60余人，副榜10余人，优贡3人，拔贡20余人。与此同时，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来自新兴各阶层的诗人、作家，他们大多是汉文化素养很高的纳西族文人。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运用传统的表现形式，抒写情怀，描绘家乡的山水景物，反映社会生活，风土民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明朝丽江第十三代土知府木增有诗曰：“巨灵欲为开文献，着作重光亘代标。”

    纳西族历代诗人、作家、文化名人，为丽江历史文化名城谱写辉煌，为丽江纳西族多元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历代的原因，纳西文人文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被视为封建士大夫阶级的文化而横加批判。粉碎“四人帮”以后，正本清源，对纳西族历代诗人、作家及其作品，重新给予认真的评价。

    这次展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纳西族文化的灿烂辉煌，为从多层次、多角度研究纳西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纳西族着名女作家赵银棠在《纳西族诗选》前言中写道：“1981年4月，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20周年大会期间，整个地方，万众欢腾，盛况空前。被邀回乡参加欢庆的部分在外纳西儿女，也从祖国各地相继赶来。会上所展出的解放后各项成绩中，也有本民族的历史文物、书画作品等等。儿女们看到一些先辈人物的诗文手稿本后，内心颇有触动，认为年代久了，难免渐渐破损，很有分别整理的必要，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五六月间，刚从家乡返回昆明的郭大烈同志来访，备谈此次回乡的种种情况和感受，也涉及如何整理保存先辈遗作问题。他并问我：是否愿意回家乡去，搞搞选编先辈遗产的工作？我心里踌躇：对于本民族各代文人和他们的作品，我很愿意逐步获得深入了解……他的一再动员和说服使我感动。互相酝酿一段时间以后，丽江县文教局的聘函来了；又在地区文化界领导的欢迎催促下，我就回到了相别数十年的故乡——丽江。”是年，赵银棠老师受聘回乡，任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顾问。她被安置在山环水绕、古木浓荫、位于玉泉公园山半的县图书馆内。这期间，她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同时，不顾年事已高，四处走访，从先辈诗人的后代家中借到珍藏多年的桑映斗、杨品硕等着名诗人的手稿、抄件，为编选《纳西族诗选》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4年8月，《纳西族诗选》最后定稿，赵银棠老师如释重负，大大松了一口气。但她并没有因此停下笔来，又开始了新的写作。是年，《〈玉龙旧话〉新编》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着名作家彭荆风在序中写道：“……无论从研究纳西族的古文化，或者对近代丽江地区文学艺术的了解来看，这都是值得细读的好书。而且，这又是纳西族的第一位女作家为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而艰苦奋斗的一块里程碑。”

    20世纪80年代初，《纳西族文学史》被列入全国“七五”社科重点科研项目，由云南省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丽江纳西族文学史研究委员会共主持这项工作。我有幸参与这项工作，并与李世宗老师、张信先生一起承担纳西族作家文学部分的编写工作。纳西族作家文学是纳西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次编写中，对纳西族作家文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对明、清以来各代纳西族先辈诗人、作家及其作品作了翔实的介绍和客观的评价。这是新编《纳西族文学史》和1960年出版的《纳西族文学史》（初稿）最大不同之处。《纳西族文学史》于1992年8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犹闻当铎铃声——白马完小寄怀

    杨原霁

    壬辰初夏，白华张永康、和庆祥两君专程来访，并奉征稿函，为下一年春天白马完小百年校庆，请我撰写一篇论文，编入纪念册。张永康曾是我早年任教于白华中学时的学生，时任玉龙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和庆祥老师是我在白华时的同事。虽同在玉龙山下，却都久未相见了，一时便有“月明千里故人来”之感，并觉难以辞却他们以至白华父老乡亲这番盛情、这篇约稿。

    多年来我在业余专注于丽江文史、古今楹联的搜集整理，先后撰写的篇目竟也有了数十万字，其中不乏清代丽江科举教育内容，却几未涉猎当今教育。这便因自己离开教育界已久，而一篇有着真知灼见的论文，必须基于实践，并援充分的统计数据、鲜活的实例为支撑。故而，论文不勉强为之，就写成这篇散记罢。

    情怀所系，历历往事，其实都围绕着初拟的题目：“彰扬传统，继往开来”——此语归结了我对百年白马完小真诚的祝福！

    两度代课于极乐宫——白马完小

    1978年4月，县文教局分派我到白华中学任教。因已值下学期半途，校区安排我暂到白马完小代课。至学期结束暑假前的三个月，我就在白马完小，重温知青时代的教学生涯。我本下乡后期聘任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参加工作的。

    当地村民习以“极乐宫”代称白马完小，我觉得颇具特色，这所完小本就设在先前的极乐宫。这名称表明，它起初是一所随佛教兴盛而建的村庙。清末停科举、兴学校以来，不少地方在财力物力、建材尚匮乏之时，往往利用庙宇来办学，丽江清末就曾在文峰寺、普济寺、玉峰寺开办“文普玉初小”，民国初于白华极乐宫设初等小学，新中国成立后，丽江县二中设于文峰寺，拉市农中设于指云寺，均如是。既然利用庙宇办学，虽然有改建，这场所怎么都会带点庄严肃穆的佛教气息，而这并不影响当今我们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反而有着一种历史感。这是白华的一个文化历史。每当我进入极乐宫——白马完小那尖顶方柱的旧有券门，会生出教育神圣的心境。到后来，白马完小兴建了明亮宽敞的现代教学楼、新的大门，旧有建筑完结了使命。时过境迁，这种历史感淡去了，昔年极乐宫中的琅琅书声化入记忆。

    我代课所任是语文和算术，还有音、体、美。这些小学课程于我，该是轻车熟路。1970-1971年我在鲁甸完小，每周29节课，一至六年级的所有课程都上过，还任附设初中班地理课。因此我只通阅教材作备课，觉得没必要在形式上写出教案。以至后已调离又按规定回来参加那次40％调工资，竟拿不出一纸教案来展示工作业绩。固然，从上课、批阅作业到组织复习、考试讲评，自己未曾马虎应付，我历来的信念是：不论在哪个行业，工作都是立身之本！实际上来到白华任教时，我的学历具体讲仍只是老三届中的初二，但我自信自己的学力，以及良好的表达能力。这两个方面，于教师尤其同等重要，不可或缺。

    教育界有一句名言：“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强调的是教师应具有广博学识，形象而在理。这话后来与时俱进，后半句改换为“……要有源源不断的长流活水”，更强调教师知识更新拓展的重要，确实精辟。但是单只强调这方面，不提相辅相成的再一方面——教师的表达能力，就不免失之偏颇！其实，学生在一定阶段需要学会的就是那一碗水，譬如小学是一个小碗，初中是一个中碗，高中是一个大碗，这有教学大纲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教师但有相应的一碗水而非滥竽充数，就能为学生授业解惑。所以才有师范毕业教小学，大专毕业教初中，本科毕业才能教高中这样的学历规定。关键还在于：这一碗水要能够全部给出去！数学大师陈景润在数学领域，十桶水都有，但他短于表达，当不好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却能做出世界水平的哥德巴赫猜想，这正应了那句老话：“茶壶煮饺子——肚里有货嘴里倒不出来”。不少教师并非缺乏应有学识，而是口头表达能力欠佳，讲课时难以生动、明晰。同样的资历，同样的教材，教学效果便因表达而有差异。

    我代课不久，感觉到了当时教学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其一由地域语言环境形成，多数学生平素只讲纳西话，汉语阅读、表述能力均不足，这当然影响对功课的理解掌握。以至老师上课不能不再用纳西语加以释解。这状况短时期诚难改变，只能权宜为之。音乐课，学生唱词带浓重的纳西音也罢了，语文课便直接影响汉语拼音学习与造句、作文。算术课中，算式题还只需计算，对应用题往往就因不理解题意而列错算式，语言的障碍依然凸显。初时以为这只是完小学生的状况，因为年纪小学龄还短，到秋季新学年就任初三语文、初二历史，发觉初中生也大体如此。我不是纳西族但打小生活在丽江，用纳西语讲释自也顺畅，但在完小、中学都向同学们讲明：社会尊重纳西族的习俗文化和语言，而学校所教、大家所学，不是纳西语而是汉语课程；今后升学，考的都是汉语课程。所以回家尽可讲纳西话，在学校希望尽量讲汉话、学好普通话，这才有利学习！三十多年过去，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人际交往日益扩大、学校教育持续进步，不仅在城周坝区，甚至边远山区人们的汉语言能力、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普遍显着提高，标准的普通话随处可闻。如今，反过来是在呼吁保护和传承纳西语了。语言环境的变迁，在1978年时是难以想见的。

    其二就是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不足。这在完小、在中学都能感到。那一时期乃历十年动乱，百废待兴，学生读书又值小学生黄帅、中学生张铁生反潮流，教学中社会影响、学生的既有文化基础可以想见。这年秋季我接手初三语文，刚好发下来新的教学大纲，为摸清底子，针对薄弱环节来加强毕业班教学，我按《大纲》对初三语文规定的居中水平，拟了一份试卷，结果测试下来，全班仅一人及格，还是本校教师子女、平时最为勤奋者。这使我基本把握了这个班的语文基础，对教学心中有了底：距毕业仅只一年，课时有限，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每篇课文的讲释分析上，而应该着重抓好语基、作文！这一学年里，我就按这个思路进行。

    到了毕业考，这个班的语文成绩在全校区13个初三班排名中，由原来第11名提升到第3名。

    然而因我“私自”出题测试，引起了中学负责人的不快，竟产生争执。我出发点是为搞好教学，出自责任心和工作热情，也不说一年下来的实际效果，这场测试与成绩，本只是我作为任课教师、班主任，自己掌握，并不上报校区或是学校备案，不影响学校声誉，有什么错？何况今后升高中、中专，是上级教育部门统一出题考试，非是本校区内的原有教学水平，教学怎能不按新教学大纲的标准？

    这个事情对我的今后成为一个转折。我想既然教学思想不搭对，留之何益？

    于是产生了调动念头。还有一个原因是女儿出生，两口子一家，需回家帮着料理，而学校规定每周须住校五天，不予变通，便只好联系调动了。但未因此而影响本职，整个这一学年所任课程皆善始善终。就在中学期间，1978年11月我以丽江考区第一的得分，考取了云师大函大中文专业，所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通史等课的相关内容，我边学边教现炒热卖融进了所任初三语文、初二历史课。

    我觉得文、理科有不同，数学是阶梯式的上升，所以到了初中才上代数、平面几何，到高中上立体几何，到大学上高等代数、微积分；而语文是螺旋式上升、由浅入深，如小学开始就学汉语拼音，初高中都学，到了大学中文系还学。实践证明自己这样做并不与教学大纲相悖，因为其实没脱离初中教材，只是把适宜的内容充实进去了，如现代汉语中词组的联合、主谓、偏正、动宾、述补、连动、兼语等语法关系的辨析——对此我还设计了一套示意图形，以加强直观。表面看内容超出了当时的初中教材，实际上学生有了更多比较，居高临下，反而好懂。

    虽然已离开白马完小，实际并没完全脱离，因为我还担任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不时前往。我女儿出生于1979年清明节凌晨，我在医院打了个盹，早晨赶到狮子山烈士墓，带领白马完小和白华中学的学生扫墓、举行新队员入队宣誓。此学期将结束时，闻说我调动将成，为不影响中学下一学年的课任安排，校区安排我在未调走之前，下学期起还到完小代课。于是1979年秋新学年开始，我又重回白马完小，直到1980年5月调令来到。这样，我在白华中学仅一年整，而前后两度、三个学期都在白马完小，共一年零一个月。在我退休时43年工龄中，这只占了很短一段时间，却是永莫忘怀的生涯。

    极乐宫的儿歌 木涛轩的藏书

    三十多年过去，我至今记得其时白马完小所有的教师，一一说得出他们的名字。其时的小学生自然很难记住了，却还记得起女同学们欢欢喜喜围着圈子、边跳边诵的儿歌：“……老公公，咯有起床了，太阳咯有出来了……”。这个细节便使我感到极乐宫中这所小学的久远、一种文化的传统。因为这种汉语儿歌，大抵出自旧时小学的国文教材，递相传唱下来。我到此任教期间，见学校一间屋里，还堆放有民国时期的图书，内中就有这类教材，也有作为课外读物的诗歌册子，居然还记得这么一句：“看太空一片云，来去本无心……”。尚存的这些民国图书早已零散不齐，我挑选出了一本《纲鉴易知录》，但只是上集，内容从三皇五帝夏商周到唐代德宗；一本《苏东坡全集》，也只是第三册，内容含其奏议、诗赋、书简、绪论。书内均盖有“丽江木涛轩氏藏书”印章。我向学校要了这两本书，至今惠存。

    这些书籍就是白华文荣村人、民国间丽江教育界着名人士木涛轩（松园）先生于1933年提倡并赞助，在白华极乐宫建立由村民集资的“大中图书馆”时的藏书。当时藏书有2700余册，之后又添置了一套《万有文库》，供学生和群众免费阅读，是当时县内除省立丽江中学、县民众教育馆外，拥有《万有文库》唯一的乡办图书馆。这使我联想到云南腾冲和顺乡的“和顺图书馆”，那方乡土出了个大哲学家艾思奇。和顺图书馆旧址，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十多年过去，当年白华“大中图书馆”的数千册书籍，厚厚薄薄只看到所剩的几百本了。原有藏书的散失，倒不至于就是文化的流失，因为散失的多仍散存民间供人阅读，但也会有部分被视为废旧书报，极低廉地变卖了化为纸浆，岂止辜负了木老夫子的在天之灵？两年前我堂伯从美国归来定居，还跟我询问起木涛轩先生，乃20世纪40年代初，堂伯在省立丽江中学读高中时，先生任校长。在白华任教时我访问过，得知木涛轩先生于我来的头一年夏离世，已无由拜望。我仅借此，对这位乡先贤表达敬意！

    多年之后有一次到普济寺看楹联，秋山红叶间，遇到一批白华中学的学生集体游览，内中有个男生在同学中口若悬河，我问知他父亲是和仲礼，正是我在白马完小任教时的同事，立即说出了他的小名“唔八元”，浮现出当年那个瘦瘦小小话也懒得说的一二年级生。乃感江山易时，代有后人长成。当下，请他代问他父亲好。

    古老的民谣俗话 今日的苹果园

    课任之余，我置身白华这方乡土，感受着她的史影与今日。还在县革委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时，我知道这里是历史上着名的“丽江马”主产地，马匹一直是当地经济中一个重要产业。白华一带，纳西语称为“堆坞”，清乾隆以迄民国初设为白马里，包括东面祥云、西面白华及古城之南白马龙潭一带的村落。“白马里”这一区域称谓，显系因畜产得名。白马完小这个校名，蕴涵了社会历史，比纯以区划而名的“白华完小”要好许多。

    白华各村中，我感到吉来、加乐两个村名很引人。显然这是纳西语“经勒灿”、“果摞灿”前两音节的音译，“灿”即村落。两个译音都准确，且选字甚佳，充盈着祥瑞。因为汉字语词，每使人望文生义。“经勒”意为诵经，浓缩了吉来村张氏先民应邀由南京来此传播道教的家族历史，蕴含着民族的迁徙与交融。“果摞”，是纳西族历史上对蒙古族的称谓。公元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经由丽江，据传有少数蒙古军士遗留于此，今金山乡“窝摞科”、白华“果摞灿”、香格里拉县上江乡“格路湾”等地名，当为此之孑遗。那时民族间很有隔阂，当地有纳西民谣云：“gguo luol cip rua zan，ci nap meng ni ni，mi ggoup meng meel mee。”大意说：蒙古人是骑快马的民族，纳西人与之不交往，火塘熄了火也不相互讨要火种。

    这民谣形象地反映了这种民族隔阂。我曾跟加乐村的一位老朋友老大哥讲谈：按村名含意，你的祖先当是蒙古族，后与纳西族融合了。元跨革囊那时候，丽江坝的西南部还是一片湖泊、沼泽地，明代进一步疏浚漾弓江，大片良田才逐步开发出来。这一带村落中的“鲁古支”即今太和村，意为石头高地上的集市；今金龙村曾名“打渔村”。这些古名，与同这一带田间纵横相通又宽又深、年年掏沟泥的沟渠，民间形容过去水涝、屋里遭淹时“bbiu ssuo bbiu mil tanl tan”（大罐小罐相碰）的俗话，使眼前“绣壤鳞鳞皆禾稻”的郊野，依稀叠映出古时这里的湖面波光、水边芦苇。

    丽江还有这么一句俗话：“绍坞卡，堆坞孙”，是说绍坞（束河）出王，堆坞（白华）出官。束河王，指民国间束河和志钧，他历任省立中学校长、各地县长、县参议会议长等职，集官员、教育家和诗人于一身，为推动地方的文化教育做过很多事。其为旧时代农耕经济形态下纳西族世家豪族的代表。白华的官，指当民国陆军中将、贵州清乡司令、代省长的白华人和继圣。白华一域出任地方要职者，历有其人，则均出自于平民阶层。这看起来是个人的社会进取，也或有机遇的因素，甚而人们以风水来释解这种地域现象；而内在的深层次，却正是中华文化观念！是“君子以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报国立身意识的驱动。这样的观念，在白华也形成传统。一百年之前建校的白马完小，对于传统中华文化在此域中的普及，功莫大焉！

    古来为丽江马主产地的白华，今又盛产苹果。不来到白华，在城里还真不懂这许多品种：金帅、翠玉、红富士、六月红、亚历山大……在完小、中学，在进行学生家访的每一家、各村，都能品尝到旋摘下果汁鲜美的苹果。我感觉到，这是当地“农林牧副渔”中一个新兴的产业，于是我再经向大队采访，写成了一篇小通讯，标题就用《家家有果树，队队有果园——白华大队公私并举大种苹果》，寄出不久，发表于《云南日报》1979年8月22日第二版，同时配发了该报记者一幅纳西妇女摘收苹果的新闻图片。想来，我在教学之余，藉这支笔写点可写的东西，期能为当地发展作点宣传，也为所教学生提供点课外现实生活中的乡土内容，使对学习有所裨益、添增一缕爱乡情怀，便不负初衷了。

    为白马完小百年校庆献上一副庆典联

    兹以应邀撰题的楹联，作为本文归结。

    联语因遣词组句不同，意象各有所长，因而拟出四联，供选择。四联均以“鹤顶格”嵌“白马”二字，彰显校名、特定地域。此二字词性不同，只能分别组词。此四联为：

    白云丽日，百年名校彰桑梓（……百年名校开新纪）

    马骏人英，四隩乡亲祝栋梁（……四众乡亲话故园）

    白雪熠阳春，百年名校彰桑梓（……百年名校开新纪）

    马驹腾碧野，四隩乡亲祝栋梁（……四众乡亲话故园）

    前两联中“白云”、“丽日”，是偏正关系的联合，两词含义均展现自然生态之美，“丽日”并寓意当今盛世；“马骏”、“人英”是主谓关系的联合，谓古来名马之乡、代有英俊人才。这是前一分句，当句自对。桑梓者故乡也，故乡哺育了这所学校，百年名校彰显了故乡。隩（音ào），本义为室的西南角，泛指房屋深处，此指白华各村。栋梁者喻义自明。第二联只改换后一分句：“开新纪”，强调办校百年，继往开来；“话故园”，重在乡情。

    后两联的前一分句，“白雪”援玉龙雪山，更加彰显地域特色；“阳春”点出了明春百年校庆之时。“马驹”喻指就读完小的学生，一个个朝气蓬勃；“碧野”点出郊野风光，且寓马驹欢腾、食草丰茂。

    乃以庆典之联，志白马完小百年之庆！

    壬辰夏日于云雪斋

    千难一易

    宣科

    千难一易。

    这四个字是李可染先生题赠我的，它有绕梁不去的力量，时时在我的意识世界里沉浮。今天被世人厚爱的纳西古乐，从前只是知识分子闲暇时相互交际的一种娱乐工具，按本地话说，就是“玩意”，其中某些曲子甚至只在白事的场合才演奏，用于渲染气氛，并没有特别的听众来注意它们。20世纪40年代，一个叫作顾彼得的白俄贵族后裔受国际援华组织派遣，来到边远的丽江扶持当地贫困人民组建手工业合作社，一直在这里住到1949年。这个独行侠用不着担心生活来源，很快就和当地人民打成了一片。在他那部被世人广泛传诵的《被遗忘的王国》里，有大量篇幅写到了他对纳西音乐的偏爱、激赏。其实这很容易理解，他幼年就是贵族沙龙的小主人，有深厚的音乐修养；后来由于政治原因带着母亲颠沛流离，最终落脚中国；母亲死后，这个孤独的才子就只能在中国的寺庙修行中求得心灵的寄托，这样一个人很容易在丽江纳西人的音乐中找到深深的精神慰藉。我看到他的英文着作时，被其中流畅优美的述说所打动，更通过他的描述唤起了对从小熏陶我成长的丽江民间音乐的记忆与研究的热情。我沉浸在原作的意境里，坐下来专心翻译。

    顾彼得兴致勃勃地介绍乐队、乐器和乐师，对这种东方风格的仪仗队惊叹不已。“乐师们身着长袍马褂，缓步就座，他们的美髯表现出一种温文尔雅的古之遗风。我认为其中一位担任指挥。他们看谱或经文演奏，通常由笛子领奏，尔后，一个个进入合奏。……听哪！那抑扬顿挫的节奏和韵味是如此激励人心，如此威严。那面大锣敲响了！那是乐曲章节之结束并预示将出现高潮。哎呀呀！我有生以来从未听到过如此深沉、辉煌、却有那么柔和悦耳的锣声啊。随着它的声浪，整座屋宇像是摇晃起来。接着，乐师们肃然起立，其中一最长者用天然嗓子唱起了一段神圣的咏叹调。……忽然，音乐以意想不到的美妙旋律倾泻而下，仿佛那从玉屏落下的水帘；当音乐跟着一个小金碰铃的叮咚之声渐渐远去时，又像是纳西称之为玉湖的水中，掉进粒粒钻石，泛起了阵阵涟漪……最后，乐曲在一个终止式上结束。”顾彼得在享受精神的狂欢，一个人的狂欢；几十年之后，游客们涌进丽江，很多人就怀着他那样的隐痛，在丽江音乐的抚慰下体验精神复苏的狂欢，在那种天籁洗礼般的感动下重新找回生命的庄严与神圣。每天晚上，我放下案头工作，出现在古乐演奏的现场，像他所描绘的那样，长袍马褂，朴素无华；我看人哭，听人笑，答人问，解人疑，无论你是显贵还是白丁，我平等地侍奉你们，安慰你们，我有办法让你转危为安，让你心花怒放，让你当下顿悟，让你身心俱化飘飘欲仙……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纳西古乐的功劳，它的教化作用，它的德育功能。礼乐治邦，礼是规则、级别、框框套套；乐是文化、意识形态；君子之乐，可以引领社会意识形态朝高尚的境界迈进，把伟大的情操反馈给大众，所以，好音乐流行，大众就会有好的人生目标，精神就会净化，意识就会丰满，生活就会充实，一切就会充满生机，社会就会和谐发展。乐为同，礼为异，要有区分，也要允许存异，同使人相亲，异使人相敬，乐太多了就沦落下流，礼太多了会使人心离背。我说话是有根据的，上面说的是两千多年前《乐记》的内容，古人在那个时候就有这么杰出的思想观念。我们要知道，人类最伟大的创造物是思想。

    我为什么反对一有点东西就出专辑出专着，为什么打击那些流行歌星，结论不言自明。我没有想跟某个具体的人过不去，更不会嫉妒别人发财，你赚得越多越好，反正你用不完，最终还是社会的财富。盖茨是世界首富，人家什么都不给儿女留，把财富全都馈赠给世界，让后代自立自强，那是很高的境界，很大的快乐。最大的快乐不是拿进来，而是给出去，不到那个境界你体会不到。

    我已经到了八十多岁的高龄。时间是一个魔术师，年纪真的是一种资本，就像皱纹，还有机体功能，一岁就是一岁，不能作弊，不能投机取巧。到了这个年纪，再回头去看万事万物，一切都清澈见底，明察秋毫。我跟地位很显赫的文化人打官司，人家败给了我，坦荡荡地去银行支付法定的赔偿费用，很有气质。我们彼此明了对方的实力，没有攻击谩骂，打输了就赔钱，这就是男人之间的较量，没什么了不起。其实输赢不值得认真计较，人生无赢家，赢得再多，最后还是输出去，赢得越多的人最后输得越多，什么都没有的人反而无所谓输赢，这就是生命的真谛。

    20世纪80年代初，大研纳西古乐会是丽江唯一的一支民间乐队，参加者大多是老人，大家在节日聚一聚，一起演奏一番，切磋琴艺，消遣而已，会个餐还要大家凑份子，演奏者自娱自乐，没有几个人有闲心听。其实，还要比那时候早，我就在琢磨纳西古乐的问题，从顾彼得的散文里我看到了这种音乐的特殊价值。纳西古乐的成分，主要是汉族已经遗失的宫廷士林礼乐，我也担心过叫它纳西古乐会引起争议。最终我打消了顾虑，因为我对文化二字的意义有了最本质的领悟。文化一词，重在化字，文化是一条流动不息的长河，不停地演化变迁。乾隆五十五年，徽商为了讨好皇帝，出巨资把四大徽班原班人马加上行头送进北京献艺，路行两月余，晋京祝寿。龙颜大悦，戏班流连数月，后来从西方来的胡商特别喜欢这种艺术，出资让戏班多留些时日。权贵仿效邀请戏班到家中演出，形成风气，演化为唱堂会，戏班再也走不掉了。后来戏班从湖北弋阳请来唱汉调的师傅，教发声诀窍，将二者结合起来，创出了京剧这种形式。严格说来，京剧不是北京的东西，但你能不准它叫京剧吗？旗袍原是满族的服饰，几百年来，有身份有地位的妇女以它作为礼服，全国仿效，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饰。我们能说旗袍不是中国文化的符号吗？既然如此，丽江的古乐叫作纳西古乐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如果你一不小心拥有了稀世珍宝，你会更加痛苦，因为要世人承认你拥有的东西的价值简直比登天还难。你要使一家之说成为共识，你就要战胜习惯势力世俗观念，你孤军奋战寡不敌众，到处是不以为是的表情，怀疑的面孔，讥讽的话语，嘲弄的眼神，你不知道有什么等待着你，你不知道会在哪个细节上彻底崩溃，你不知道哪一天是你的末日，在正常人看来，你是傻瓜，疯子，神经病，你不务正业，你心猿意马，你颠三倒四，你痴人说梦，你误入歧途，你不可救药！你就要在这样的情景中坚持，因为真理在你手上，你不仅要相信它，还要使它发扬光大，那是使命在召唤。那时候，我和家人走在街上，只要看见一个熟人，我就会丢开家人上去对人家说：“来听我们的音乐吧，那是国宝级的东西！”人家很客气地说：“一定来一定来，下次通知我，我忘性大。”到了下次，人家还是不来。但我不泄气，我还有机会遇到你，一遇到你我就说我说过的话，说了一次再说一次，次次遇到你都说这个话题，次数多了，你听得不好意思了，只好来。来了就好，我不计较你架子大，来了就是好同志，我有传教士的耐心和献身精神，我有的是精力跟你耗，直到胜利为止。那时丽江街头不时会有三三两两的外国人，只要看见他们，我的劲头就更大，我会冲上去跟人家打招呼，我纯正地道的英语使他们非常惊讶，同时也非常有亲和力，我就这么站在街上给人家讲丽江的文化，亲朋好友从身边经过，我都顾不上跟他们寒暄。我最早时候的听众就是这么争取来的。

    你要知道日积月累的力量，滴水穿石，细流成河，时间长了，影响慢慢就扩散开来，西方的报刊上就开始时时出现丽江和宣科这两个词语，于是就不断有人来丽江找我，我就在我的三层小楼上悉心接待他们，跟他们聊丽江，聊西方文化，我这方面的积累很丰富，不怕被人考倒。那时候我活得精神头多足啊！我多么努力啊！多么刻苦啊！多么难啊！

    不知不觉间，人家就叫我“丽江博物馆”了，还有人叫我“云南名片”了。

    纳西古乐被世界认可了，外国人说宣科是云南的名片，世界名人，古乐会也公司化了，我成了董事长兼总经理。古乐会公司化得罪了不少人，但是我知道，民间游击队式的松散组织已经不顶用了，这是市场经济的时代，我们必须与国际接轨，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奖惩分明，提高战斗力，我要用制度来管人，而不是靠友谊与人情来笼络人包庇人。你别看我一出手就赞助100万，我个人的生活却简单得很，早上一杯咖啡加奶、一个当地产的小饼就算美餐；中午晚上吃点酸菜炒土豆、时鲜蔬菜就满足得很了。我家里人的饭食常常比不上员工们的丰盛，我乐意让大家吃好喝好，大家需要我，那就是我的价值，没有价值的人生是行尸走肉。

    现在要说那个“易”字。功夫到家了，时间熬够了，瓜熟蒂落了，一下子就通顺了，就像一个作者突然成了文豪，他在手纸上乱涂的几个字都会被奉为珍宝，可以卖大价钱，可以进博物馆。但是你知道他当初有多难吗？他的那些杰作不但卖不了钱，他甚至连饭都吃不上！

    我们忍受千难，只是为了达到一易。真到了易的境界，多没意思。孙悟空一行最终成了佛，大家以为八十一难以后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完事大吉了。真是那样吗？我看不见得。作者不是一般的作者，那是大家伙。他扔给我们一个新问题：功成名就之后怎么活？这个问题太高深了。出名了，成功了，到处为你开绿灯，干什么都容易了。到这个份上，你还能找出新的目标为之奋进吗？所以呀，易并不易，易才是最难。

    劫后余音更清越

    杨曾烈

    在丽江大研古乐会赴英国演出载誉归来后的第97天（即1996年2月3日），一场百年未遇的七级大地震降临丽江，人员伤亡万余，房屋毁坏无数，机器财产被埋，雪峰坍塌变形，玉泉枯竭断流……恐怖、惊慌、悲哀、忙乱的气氛笼罩着整个丽江。

    劫后的丽江洞经古乐命运如何？劫后余生的古乐艺人有多少？幸存的古老乐器有几件？蜚声全球的华夏古韵是否还能在废墟上奏响……这些都成了中外有识之士的急切悬念。

    震后两三天，来自昆明、北京、奥地利等地的慰问电、慰问信、慰问电话纷纷传到大研古乐会会长宣科先生的临时防震棚。

    居昆的原大研洞经会老会友、现大研古乐会名誉副会长、纳西族书法家、国学大师周善甫先生急函慰问：

    宣科贤弟暨大砚（研）洞经会同人法鉴：

    惊悉故乡地震，灾情严重，而详情未悉，曷胜忧虑。我会的音乐活动亦必同遭波及，因此驰函慰问。尚希本悲天悯人之情愫，续振礼乐于艰危之际，自求多福，以重续地方之文明为无量祷！

    端此敬祝

    阖会安宁！

    老会友 周善甫谨上

    1996年2月5日晨

    随着国内外救援人员、物资的到来，各新闻媒体的记者亦争先恐后涌入丽江。

    在震后半个月的时间中，先后来采访宣科先生及大研古乐会的国内外新闻单位有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香港晨报、申报、西班牙先锋报等二十多家。

    突然降临的震灾，使古乐会所有艺人的房屋严重毁坏，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为此，古乐会将多年演奏积蓄的资金一万余元用于救助受灾会员和学员。2月12日至13日，宣科先生带领古乐会领导班子成员亲临每位会友的防震棚看望、慰问，将救助款送到会员家中。这一“雪中送炭”、“饥时济粮”的举措，使会员及亲属们万分感动，并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赏。

    2月15日上午，云南省副省长刘京等领导，在行署副专员和段琪、丽江县县长和自兴的陪同下到大研古城视察灾情，慰问灾民。11时许，来到了新义街古乐演奏厅大院。时逢古乐会召开会员大会，商议重建古乐会，尽早恢复演奏活动等事宜。刘副省长一行与冒着余震危险前来开会的老艺人们一一握手，并表示亲切慰问，然后视察了古乐演奏厅。

    刘副省长返昆后，在国贸大厦召开的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赞扬了大演古乐会，他说：“……作为丽江大研古城灵魂之一的丽江古乐没有倒！宣科先生日前宣布，古乐将很快恢复演奏，丽江的旅游业不会因震停顿，它将更快更好地发展……”

    2月16日，大研古乐会受丽江县县长和自兴、丽江县文化局长黄乃镇的特邀，在玉泉公园龙神祠大殿进行了具有非凡意义的震后首演——为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官员梁敏子女士及理查德先生一行演奏。古乐会艺人、学员无一人缺席、迟到。这在平时正常演奏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现象。

    《八卦》、《浪淘沙》、《山坡羊》的悠悠古韵，合着大震后的余波在丽江上空回荡。

    这是和平与灾难撞击汇成的绝世乐章，这是悲哀与乐观相融合的奇妙诗篇。它拨动着人们的心弦，震撼着客人的灵魂。

    演奏结束后，梁敏子女士发表了激情的讲话，她对古乐会老艺人所代表的丽江人民这种“房毁人不倒，地震人心定”的自立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并表示定将这种精神带回联合国总部。我想，作为古城灵魂之一的丽江古乐及作为对外文化交流别动队的大研古乐会是不是也该记一头功呢！

    首演后余震未息，古乐会亦演奏不断：

    大年三十下午五时，艺人们在与家人吃团圆饭前带着乐器到消防大队慰问震后日夜值班的消防队员及来丽抗震救灾的武警官兵。当天前来慰问消防队官兵的戴副省长同时接见了老艺人；

    大年初一下午，广州电视台记者在古乐演奏厅专访宣科先生及大研古乐会，并拍古乐电视；

    大年初二下午，大研古乐会与金山、白华、长水、龙潭等古乐会的部分艺人在黑龙潭龙神祠大殿举行禳灾祈福演奏，《大公报》、《工人日报》记者跟踪采访；正月十一日下午，在黑龙潭龙神祠大殿为德国国家扶贫代表团一行演奏。领队官员在听了演奏后兴奋地说：“小时候母亲曾告诉我，‘音乐是一种不分国界的特殊语言’，但我一直不理解。今天听了丽江老艺术家的演奏我才惊觉，这种古老中国的特殊语言还保存在中国边境的纳西族中。至此，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教导的含义……”

    “2·3”大地震中，大研古乐会成员除房屋、财产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外，艺人及亲属无一伤亡，乐器无一受损，连家畜、家禽也无一死伤。当艺人们论及原因时，有谓“幸运”者；有谓“天命”者；有谓“古乐宗教功能之显现”者……持论虽异，所感则同，即古乐幸存，皆大欢喜！

    丽江一中纪事

    习光汉

    一、校园风云

    中学时代，花样的年华，心里充满了憧憬。可是进校不久，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学校被停课，老师被批斗，一场场闹剧在眼前上演，一幕幕惨状意想不到地发生了。“十年浩劫”给国人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痛。

    “文革”初期，工人宣传队进驻丽江一中，接管了一切校务。工宣队长苦大仇深，根子正，学识不高觉悟高，“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成了天经地义。

    工宣队一进校，掀起了一轮批判斗争的新高潮。校园内贴满了大字报，“多年来学校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培养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苗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绝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知识越多越反动”，“对臭老九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的需要……”，一时之间校领导和众多的老师都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挂着沉甸甸的黑牌，黑牌上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穿上细铁线，往脖子上一挂，勒在脖子上，押到会场，台前站立，低下“狗”头。

    一个瘦小的男学生走上了讲坛，他个子太矮，但他猛然一跳，增加了高度，在老师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然后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听说这名勇敢的男生是工宣队长的儿子，真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一代更比一代强。”

    接踵而来的是一波又一波的轮番进攻，一轮又一轮的口诛笔伐。还外加体罚和逼供，精神折磨又加上了肉体折磨。谬误和谎言重复上千次，就可以成为“真理”。

    学校的专职党支部副书记钱惠芝服毒了。体育老师李宏灿、历史教员杨受之、生物老师杨绩廷、图书管理员李泽生，还有那位打钟的校工阿八叔，都相继被逼自尽。用工宣队长的话说，“他们一个个都自绝于人民。”他对李宏灿老师的评价很高：“真不愧是国民党体育教官，临死前还做了一个精彩的体育动作，从二层楼的高空纵身一跳，就这么逃避了人民的惩罚。”

    校园是育人之所，被誉为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教育家有理想，有激情，而他们的激情是严谨的，冷峻的，通常也是抑郁的。他们将毕生的精力致力育人，把知识和关爱献给了学生们，燃烧自己，却照亮了别人。他们追求的是社会的真善美。然而这里失去了公平和正义；这里没有硝烟，却充满了血腥。

    二、“避虚社”与《呕心集》

    “高三年级出现了反动组织‘避虚社’、发现了反革命刊物《呕心集》”，这爆炸性的新闻一时在学校传开了。是谁吃了豹子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光天化日之下结社为刊？于是整个校园沸腾了，批了老师这回要斗学生了。头头们都说“文化大革命”要天下大乱，从而达到天下大治，说这大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人民。

    高三年级毕业班的大哥、大姐们怎么了？他们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满怀着参加高考的希望，向更高层次求学，用知识报效祖国。可是“文化大革命”无休止的动乱，使他们的梦想如肥皂泡瞬间破灭。他们几个无非爱好文学，又憎恨虚伪，于是一起写点文章，评论时事，抒发情感。不料，这学生们的隐私和笔记落入了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如获至宝地将这些文字上纲上线，进行评论批判，于是轰动一时的“避虚社”与《呕心集》就出世了。

    古时“清风不识字”等佳句都可以成为反清复明的证据。历史和现实是那样相近，又那么逼真地重复和上演着。

    有的人沉默了，不少人却随波逐流。

    三、冲向社会

    学生们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叫作“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被一种盲目的冲动和狂热的激情驱使着。他们被动员冲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决心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造反派风起云涌，为所欲为。丽江最有名望的古迹忠义石牌坊毁于一旦，丽江蛇山上镇山宝塔被强行拆毁，民间的文物字画被强行收缴付之一炬；“黑五类”、“臭老九”的家庭被洗劫、抄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千年的历史文化遗迹都当作“封资修”被革掉了。

    人们的思绪处在极大的混乱中。曾有人冷静地梳理着纷乱的思绪，把困惑留在心底，但对这场“革命”不敢有任何怀疑，跟着“革命”的大潮才最稳妥。

    伟大领袖毛主席八次接见了红卫兵代表。他老人家把青年人比做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就极大鼓舞了红卫兵的革命热情。“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要努力跟上全国的大好形势，听从红色司令部的号令。丽江这个小小的地方也不能例外了。红卫兵组成了联合司令部，造反派组织了战斗队。于是一场规模宏大的、跨区域、跨行业的“革命大串联”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了祖国大地，从中央到地方，国家机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司令部，开展夺权斗争，冲击国家机关成了合法的革命造反行为。

    “权”对于造反派是一种诱惑，它又是一种催化剂，催化着各种野心的膨胀。

    各派势力利用造反派作为夺权斗争的工具。为了权力，造反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引起了没完没了的大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终于在1967年12月13日，丽江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武斗。听说这“文攻武卫”是江青提出来的。造反派双方都高喊着“誓死扞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打出手，很多人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弱势的“韶山”派敌不过强盛的“八派”，于是一百多号人退守到新大街一旅社中，打起了防卫战。一旅社被围困了三天三夜，攻守双方都要“为真理而奋斗到底”。

    父母亲劝说孩子们回去，不要参加武斗。可是孩子们却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扞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围困的造反派却又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残酷的内乱和无休止的自相残杀何时能了啊！后来军管会出面干涉，才把两派强行分开了。

    四、下乡支农

    革委会成立了，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人民需要安定生活，要穿衣吃饭，不能这样瞎闹下去了。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一切都该安定下来了。

    学校早已停课，但还有支农任务，我们被派往金山公社文智大队参加夏收夏种。带队的是高年级的某红卫兵头目。地委书记康长征也列为随队。但身份不一样，红卫兵是响应号召支农，而走资派却是劳动改造，两者性质截然不同了。

    康长征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微胖，但他的胖却是一种浮肿之态。多天来高强度的劳动使他疲惫不堪，一张晒黑的脸膛上又增添了几道皱纹。我们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总是沉默寡言，也没有人敢和他说话，休息时他总是拿出《毛泽东选集》独自阅读。看他的样子根本不像是反对过毛主席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凶残。所谓“走资派”也是凡人，同样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泪水和悲哀。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在特定的环境中，人们的情感只能封闭在心灵深处。我同情他，但不能流露出不该有的神态，立场不稳是要遭批的，因为我还是一个被他们认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没有资格戴上红卫兵袖章。

    劳动和改造成了统一的整体，劳动表现已上升到对革命的态度问题，用汗水洗刷着资产阶级的污渍。

    有一天，我忍不住轻声问康长征：“觉得累吗？”他好像有点惊诧，答非所问，反问我“多大了。”我说“刚满十六。”他叫我一声“小鬼”，脸上露出了很不常见的笑容，像长辈对儿女的慈爱。

    开饭的时候，人们照样排成两列纵队，进行着某种仪式，高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康长征排在最后，最后一个进入食堂，最后一个打饭。他特别喜欢喝米汤水。他说“这米汤有多种营养，倒掉可惜了。”原来这米汤不定量，填饱肚子是首要问题。

    一天的劳累也是够折腾人了，可是我们的红卫兵首领还要在晚上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对象是丽江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康长征。批他如何反对毛主席，批他如何执行了“三自一包。”在豺狼虎豹般的嗥叫声中，这位老干部就这样任人摆布、任人羞辱。谬误和谎言重复上千次，就成了“真理”。

    五、烧“黑材料”

    夏收夏种终于结束了，我们也回到了城里。我听到了这样的宣传：“文化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夺权，取得了全面胜利。”又说，“走资派”还掌握着很多“黑材料”，要进行秋后算账。造反派岂能答应。于是又一场收集和销毁“黑材料”的行动开始了。

    这是些什么材料？是造反派的档案，还是什么秘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怕它？这已难于考证了。

    这一天，丽江地区有头衔的“走资派”们全都亮相了。他们身上挂着黑牌，背着“黑材料”，被押到学校的篮球场中，像赶往屠宰场的羊群。这一行少说也有七八十人。造反派头目在麦克风前挥舞着拳头，慷慨激昂地声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个女的声音特别的洪亮，同学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口号司令。”

    口号司令一连喊了几十个打倒。从打倒刘少奇开始，一直到打倒地委书记康长征，县委书记张经学，一直喊到打倒校长和老师，一个也不放过。

    “黑材料”被堆放在球场中央，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着，发出呛人的油烟味，纸灰夹带着火星漫天飞舞。走资派们手执木棍，翻动着纸堆，使它燃得更快些。火越烧越大，只烤得他们大汗淋淋。汗水沾上纸灰满脸灰黑，看不清是谁的面孔了。

    有人受不了了，直往后退，但场外成千上万的观众将他们围在中央，只要有人退却，就有众多的手将他们推向火堆。有人倒下了，自己爬不起来。高音喇叭里不断响着震耳的口号声……

    后来听说康长征书记在医院里医治无效，含冤去世。这件事也没能引起人们的震惊，因为每天都有新的悲剧在发生，见惯不怪了。一个人的悲剧对于整个社会是微小的，然而就是这样无数个微小的悲剧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大动荡、大浩劫。

    六、下乡插队之前

    有天晚上我正要入睡，被大街上锣鼓喧嚣的闹声吵醒。夜深了还折腾什么？

    校革委会通知全体师生集合，要参加游行庆祝活动。

    北京来电，特大喜讯，据国内最权威的医学专家鉴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至一百六十岁；林副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一十岁到一百三十岁。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顿时，万岁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啊。

    连日来学校都要划线站队，还要清理阶级队伍。号召所有的学生教师都要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行了，反戈一击有功。还要把那些非无产阶级分子从革命队伍中清理出去，使我们的革命队伍更加坚强，更加纯洁。

    这一清理整顿，“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牛鬼蛇神”首当其冲。

    可是对于守本分的普通群众、教师、学生，人人都不得安宁，都必须从灵魂深处闹革命，过“筛子”、洗脑。于是，人们纷纷表示忠心，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每天早晨要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开会前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集体宣读誓词，齐声欢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倘若一个生人在街上行走，就有可能被某位热心的红小兵把你留下来，请你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如果背不出来那就要闹笑话了。如果人们不小心将“红宝书”和伟人的肖像损坏，那麻烦可就大了。老头子唱样板戏，老奶奶跳“忠”字舞，成了街头的时髦。

    人们小心翼翼地生活着，生怕触犯了神灵。像足球赛场，运动员怕禁区内犯规，判罚点球。

    1968年12月26日，又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天晚上我们又被召集到新大街广场上，参加毛主席七十五寿辰庆祝活动。此广场后来建成“红太阳广场”。同学们载歌载舞尽情地狂欢着，演出了好多文艺节目。

    广场上人潮涌动，红旗飘飘，场上燃放了75个礼花炮，把夜空照亮成火树银花不夜天。

    不久，我们响应号召离开了心爱的校园，到边远山区插队落户，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悲壮的知青之歌。对理想的追求和强烈的求知欲望，成了我永远的梦。

    有人曾为这段青春感到无比荣耀，然而它留给我们的却是深深的困惑和遗憾。

    连续六代设学的“木孔塾资”

    阿布

    清代设立府学以前的丽江，木氏土司崇尚并学习汉文化，对下禁止人民读书。

    “改土归流”后，丽江的办学如开闸之水一发不可收，除了官办的学宫书院，古城中的私塾亦如雨后春笋，诵读之声不绝于耳。由于私塾没有一定的学制、员额和年龄限制，因而便于普及，私塾先生中亦不乏教学有方者。它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可磨灭。

    在丽江，只要是上了年纪的，就没有不知道五百多年前木老爷计留“杨神医”的传奇故事的。就是这杨郎中的后人开办私塾成效卓着的历史，离今天很近却少有人知。

    孝廉方正一门三举

    在杨家的六代私塾先生中，第一代是雍正年间的廪生杨廷佐。当时正值“改土归流”，民间的读书热情如开闸之水般迸发出来，学童骤增，官办的学宫、书院一时不堪重负。丽江府儒学教授万咸燕等鼓励地方新近出现的贡生及廪生等学有所成者开办私塾，杨廷佐于是响应号召办起了私塾。这杨家私塾成为丽江民间最早的私塾之一，杨廷佐是“改土归流”后杨家的第一代私塾先生。

    第二代私塾先生便是孝廉方正杨绰。

    杨绰（1778-1859年）字敬庵，号竹溪。他本已是贡生，因母亲失明，为尽孝道，决意不再考取功名，在家开馆办学，边教学生边尽孝道。杨绰注重自我提高，夜夜攻读，从不懈怠，因而学业日进。他教学有方，善于激发学生兴趣，教学效果显着，因而学生乐学善学，教学五十多年，真个是桃李芬芳，年近八旬才把教职交给二儿子杨即程。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教学生涯与今天的多数教师相比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承包地”和“自留地”都种得一样好。杨绰不仅培养了进士李樾、李枟，举人木正源和众多的贡生，他的四个儿子及孙辈也学业有成，其中杨法程、杨本程、杨光远中举人，杨法程中副榜，成为名噪一时的“一门三举”。一门三举，在古城历史上只有过两家。随着声名日隆，私塾规模扩大，杨老先生干脆把杨家大院分成了“生活区”和“教学区”，还写了“读书堂”三个大字，制成匾安放在教学区的墙壁上。直到今天，“读书堂”匾仍存，是一件难得的文物。

    由于杨老先生学高德厚，成效卓着，经地方举荐，朝廷封赠“孝廉方正”，大石桥边曾立有孝廉方正德教碑，碑文曰：“钦赐孝廉方正奉直大夫竹溪公杨老夫子绰德教碑”。

    杨老夫子之后，杨即程、杨熙远两代子承父业，继续设学授徒。

    几上几下杨穆之

    杨穆之（1871-1932年），字迓衡，清光绪丙午（1906年）科优贡。与其曾祖父杨绰相似的是，这杨穆之也是一个对教育痴心不改的先生，不同的是，他曾为官为民，几上几下，经历比其曾祖父更显坎坷。

    杨穆之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据说5岁时即能背诵百首唐诗。6岁进入“读书堂”，17岁入庠，23岁补廪生，因常代父执教，学生中有“小老师”之称。

    1906年由府学选拔赴省应优贡试被录取，进京朝考又名列优贡一等第一名，还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召见。虽然当时正式的科举已停，但这朝考一等第一，对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丽江来说，仍然是一段佳话，丽江为之轰动，其应考论文《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义》在地方读书人中传诵一时。

    杨穆之朝考一等第一，钦点礼部任职，成了一名京官。乍一听，一个南蛮子弟竟然当了京官，何等荣耀，谁知这样的任命却苦了我们的这位优贡第一。当时的清王朝已到了腐朽不堪的程度，留部任职看似风光，实际却是一个只有荣誉没有实惠的差事，所得俸禄还不够送礼，且出大于进，日子远不如一个地方小吏来得实惠，要外调又没有贿赂之资，无奈之下，只得辞职回家另谋生计。也许是由于他的才能，或是他优贡第一的威望，回乡后于1908年11月被任命为丽江县学务总董。当时正值推行新学时期，既要更新教学观念，又要实践新的方式方法，困难重重。杨穆之在县内大力支持兴办初级小学的同时，重点整顿丽江县唯一的高等小学。这所学校的老师多系旧的科贡生员，思想较为守旧僵化。杨穆之想方设法，让他们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和实践新的方式方法，迅速走上新教育之路。1909年底，杨穆之当选云南省咨议局议员，于是辞了学务总董上了昆明，其间与蔡锷多有接触，后来还当了都督府的编修，参加过“重九”起义。蔡锷十分敬重他的文品和人品，还给他题赠过“灯火微时看日出，冰霜履尽见春来”的对联。从1916年到1922年的六年间，杨穆之先后担任苴却（今永仁）设治局和阿墩子（今德钦）设治局行政委员，卸任时仍是两袖清风。

    1926年，杨穆之继承祖业执掌“读书堂”。多年的宦海沉浮，终究没能悟出为官之道，却在长期的读书和教育实践中逐步掌握了教育规律，形成了一些与众不同却又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他的教学提倡以人为本，激发学生兴趣，他常说：“饭要自己想吃，不能靠别人硬塞。”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学生鼓励多，表扬多，从不打骂学生，听他的课让人如坐春风。由于知识渊博而又教学有方，学生越来越多，在“读书堂”就读的时间越来越长。

    末代先生杨鉴勤

    提起杨鉴勤，人们就会想起他的《雪山联》，想起他的兴办义学。

    杨鉴勤（1891-1956年）自幼好学，在就读省蚕桑学校期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毕业后投笔从戎，后为滇军某部参谋。在昆明时到大观楼游玩，十分欣赏孙髯翁的长联，因其诗文功底深厚，对长联自有一番与一般人不同的领悟。当时有不少人误以为丽江的经济和文化都落后而轻视丽江人。杨鉴勤凭着对家乡的热爱和较为深刻的认识，模仿大观楼长联写了《玉龙雪山联》，让长官和同事刮目相看。

    20世纪20年代末的祖国西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杨鉴勤于是自动弃官，于1928年回到丽江，兴办义学私塾，成为杨家私塾的第六代暨最后一位私塾先生。

    杨鉴勤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着有《长啸集》一部，收有千余首诗词和对联；他的书法，真、行、草、隶俱佳，很受人们喜爱。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写过一副春联：过不了国难民难，说什么新年旧年。横批：人心思共和。表现了他的爱国情怀，得到人们好评。在私塾里，他既教写诗作对，也教书法，二十余年的义学私塾，培养了数以百计的学生，真可谓桃李盈门，今天仍活跃在丽江文坛和书法界的老一辈中，有不少就是杨先生的门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