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钟华
家，是一个人生命的依托、心灵的港湾。离家，回家，是人生中的寻常事。
然而对我们和家来说，却显得寻常而又不寻常。
我是纳西女，家住丽江古城百岁坊。因祖上曾出了位拔贡，我家被称为“和拔贡家”。与大多数纳西人家不同的是，从拔贡老爷爷以来，我家几代人多出门在外，或寓居，或客死他乡者，代所不乏。回家，对我们这家人来说，更有一层现实的、具体的和心灵的、情感的历程。它意味着恋乡，思乡，感恩故乡，回报故乡……
先从我的祖上说起。高祖和钦是拔贡，生活在清咸同年间。拔贡是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年版）。故高祖当年曾到过昆明、北京。这是我们家第一个离家赴京城和省城的人。不知当时丽江至北京需行多少天，但从我记事以来听说的是需走3个月；丽江到昆明是18天。那已是民国以后的事了。
高祖卒于云南县（今祥云县）教谕任上，因造福于当地，被传成了当地的城隍。
人回不了家，只有灵柩回到故里。
曾祖和富谷，曾被授振武将军衔，于光绪年间随名将杨玉科参加抗法战争，杨玉科阵亡，曾祖受重伤。杨玉科反被诬陷、籍没家财。曾祖为其赴京告状。延京三年，终得平反。后奉命主持督修杨武愍公（杨玉科）祠，劳伤并发，殁于大理。曾祖生前多次离家远赴云龙州、滇桂边境、昆明、北京、大理等地，保家卫国，伸张正义，鞠躬尽瘁，殁于异乡，最终仍以灵柩还乡，魂归故里。
祖父和积贤，清末丽江杰出的教育革新家，丽江府中学堂（今丽江市一中的前身）及云南省第一张白话报——《丽江白话报》的主要创办人。曾任丽江府中学堂、丽江府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及丽江白话报社社长。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因业绩卓着，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省学院就推举祖父赴欧留学，然因他致力于家乡办学事宜，毅然放弃了此一难得的机会。凭着一颗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祖父担起了办学兼办报的重任，“昼则坐镇学堂，夜则谋划报纸出刊事，累月未归家”，终因积劳成疾，37岁即辞世。对我们和家人来说，祖父是上述三代人中唯一一位“生于斯，死于斯”的“守家”者。往返于百岁坊与中学堂之间，可能是祖父一生最频繁的“离家”与“回家”了。
到了我父亲这一代，计四子一女。虽为名门后代，然因父母早逝（祖母亦只活到46岁），家道中落，历尽艰辛。除已成年的大伯迁往石鼓定居外，其余四兄妹先后到了广州、昆明谋事。为了生计，老家、故乡只能是他们的梦境。除二伯父如愿以偿、回乡定居外，三伯父及我父亲，皆客死异乡。听说他们生前唯一的愿望是此生能回家看看。然而，回家的路，对他们来讲多么漫长、多么渺茫啊！
我们这一代，父辈四弟兄共有七个子女。我是独生女，又是排行最小者。除了大堂姐、小堂兄早逝于家乡外，其余全在外谋生。至今除我一人外，都已客死异乡！1988年春，我赴台奔丧时，与二堂姐、大堂哥相聚。他们一直保持着家乡的风俗习惯，在一起还不时讲讲纳西话。他们最怀念的是故乡！问得最多的，是家乡的故地、亲友、小吃；讲得最多的，是在家乡的趣事；最动感情的，是期盼在有生之年能回家看看。大哥如愿以偿，数次返乡省亲，还穿着纳西服装留影。
而二姐，因健康原因，终不能如愿，只有数次让姐夫和侄子代她回家。最后，他们都已长眠在异乡的土地上。二堂哥16岁离家，80多岁了，还能讲一口较流利的纳西话。在昭通工作了大半辈子，晚年回了一趟家，最后仍逝于昭通。小堂姐参加边纵，在严酷的战争中经历了战火的洗礼，20岁即病逝于保山。她的战友们在胜利后大都返回故乡，她却留在了异乡，葬在当地应龙池风景区，因搬迁，至今连坟墓也不知在何处！
我们家五代人，无论男女、无论婿媳，大多数都归宿于他乡，遥望故乡而不得归！回家的路，好漫长，好漫长……
现在来谈谈我自己。我出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刚满周岁，父亲即随堂伯父入滇军上了抗日前线。母亲带着我从昆明回到了在石鼓谋生的外婆身边。直到12岁，才回到老家百岁坊。但回老家的机会很多，凡要去参加老家的红白事、购物及办其他事，外婆或母亲都要把我带上。所以从石鼓到古城老家的这条路，记忆很深。那时，七十多里的山路，要走两个半天。在我六七岁以前是捆在马背上行路的。从下海洛到沙坝这一临江路段，是条又弯又窄的茶马古道，最窄之处，仅能单马而过。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滚滚江流，马蹄踏在已被岁月磨光的石板路上，常常滑倒，前腿跪地，几乎要滚进江中，吓得我直叫。如今回想起来，都还有点不寒而栗！这还不算，马爬陡峭的冷水沟坡及雄古坡，得不断地绕着走“之”字形的路，忽上忽下，忽快忽慢，马累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而我的双脚则疼得发胀。待到住地“打野”或住店，被大人抱下马时，双脚已麻木得站不起来。
8岁以后，我就跟着大人们爬山下坡，用双脚丈量这条回家的路了。当时一般在街子天（石鼓三、六、九为街天）下午启程，走过江边小路，爬上冷水沟坡时，已累得两脚酸软、满身大汗。在大人们边聊边哄、边夸边逗下，好不容易到了雄古住店时，已是天黑时分。脚已磨出了水泡，浑身累得像散了架。母亲让我用热水泡过脚，然后用盐或酒帮我擦脚板，说这样可以消劳解乏。草草吃过晚饭，大家围着火塘，以木为枕，以板为床，盖上床粗毯，横七竖八地睡觉了。外面狂风呼啸，阵阵狼嚎从不远处传来，我在恐怖和疲劳中进入梦乡。第二天鸡叫头遍，我在恍恍惚惚中被大人们叫醒。吃点干粑粑，摸黑爬上雄古坡。不能说话，不能点火把，只有人们的喘气声打破着这寂静而又几分恐怖的氛围。因为在雄古坡的“四间湾”一带，是强盗们常出没的地方。过了这一危险地带，又下到“尔刷洛”。
这是一条狭长的深山沟，一到冬天，沟底箐里结成几尺厚的冰块，用石头砸也砸不烂，人被冻得脸耳麻木。上了坡，过“补市洛”，就算平安到“平地”了。接着穿过拉市坝，翻过黄山哨，终于到了丽江坝。过茨满，经“钏堆”、“午托”，爬上狮子山顶，首先进入眼帘的，是老家花园里那棵高大的柿子树。见到它，就像见到了家，高兴得直叫“雅阁嘞吐色！”（“又回到家了！”）——这就是儿时回家的感觉！
丽江解放后，我随母亲回老家定居。1956年上大学，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远行。由丽江到昆明，三天车程。再坐小火车到沾益，换乘代客车的货车，经贵州盘县、安顺、贵阳、遵义、桐梓，进入四川綦江，到达重庆南岸海棠溪，汽车轮渡到朝天门码头，再上两路口转至北碚。记得约花了七天时间。沿途领略了壮观的黄果树瀑布，从门缝中瞻仰了遵义会议地址，亲历了娄山关惊险的“七十二道弯”。在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我第一次体验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激动之心、爱国之情，油然而生。然而离家越来越远了，也平添了几多惆怅。乃至到了綦江之夜，我竟蒙着被子偷偷哭了起来。
到了西南师范大学，校友们热情地把我迎进美丽的校园：掩映在绿树丛中错落有致、宽敞明亮的教室，别致新颖的桃园、李园、杏园、梅园宿舍，名师荟萃的教师队伍，在当时的西南诸大学中，算是佼佼者之一。能在这样的大学读书，我是幸运的。然而，故乡，古城，老家，石鼓仍使我魂牵梦绕。唯一的愿望是好好读书，毕业后回家，报效乡梓、报效民族。我以品学兼优的成果，完成了四年的大学学习。遗憾的是我被留校任教，回不了故乡。留校，对多少人来讲，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工作，可我却感到失望。从此，“不安心工作”成了我鉴定表上抹不去的评语。
第一次回乡，是在我离家六年之后。因有身孕，当时坐的是苏式小型飞机，24个座位，一张机票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飞机颠簸得很厉害。尤其是到了贵州威宁上空，气流波动特大，飞机忽上忽下几百米，全体乘客吐得一塌糊涂！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能闻点油腥味都是一种奢望。但在下机后机场免费赠送每位乘客一碗红烧肘子面时，因晕机太厉害，竟没有一个人吃下这碗面！从此我成了一个乘机恐惧者。直到20多年后，才敢再次尝试坐飞机。
从昆明到丽江，有三天车程，是粗糙的土公路加一段段弹石路。一到住宿地下车，全身是一层厚厚的灰尘，犹如从水泥厂车间里走出来一般。累是累，苦是苦，但离家越来越近了，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特别是车行至剑川甸南山坡上时，玉龙山奇迹般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就像见到了久别的母亲，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我又见到玉龙山了！我又回到家了！”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6年前离开老家到重庆，一共花了10天的时间，离家越来越远，心里越来越想家。6年之后返乡，才4天就到家了。久别的游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看惯了重庆的雨雾，领教了重庆的炙热之后，倍感故乡的天特别蓝，云特别白，水特别清，地特别绿！听惯了川东的方言之后，又听到了熟悉的纳西话，倍感亲切，倍感兴奋，倍感幸福！更坚定了不再离开老家、把自己的所学回报家乡的决心。
本来回家生小孩，为的是创造条件回故乡工作。母亲一人在家无依无靠，孩子又小，需要照料，按当时的户口政策，这是最好的理由。可不巧的是正碰上“干部冻结”，回家的愿望又泡了汤！就这样，在“一切服从组织需要”的年代，我又回到了山城重庆，心儿却留在了家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举家返滇。虽只到了滇池之滨，但随着新时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回乡的路程不断缩短。特别是高等级公路、机场的建成，陆路一天即可到家，空中飞行，只需45分钟，回家犹如当年从城里到乡下，便捷得多。更主要的是，可以随时回家开展课题研究，把家乡的文化推介向全国、推介向世界，为纳西学的研究和纳西文化的弘扬尽点绵薄之力。这是此生最愉快、最欣慰之事！
我们夫妇都是地道的纳西人。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自己的民族。这种与生俱来、难以割舍的情结，潜移默化地濡染了我们的子女乃至孙辈们。虽然生长在他乡，成长在异文化圈中，但纳西人的根骨、纳西人的血脉、纳西人的文化、纳西人的性格，让他们有一种血浓于水的情感！他们以纳西人而自豪！从而也形成了一种报效家乡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儿子幼时曾与我母亲在家乡生活了四年，能说一口较流利的纳西话，对故乡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虽然在异乡长大成人，但故乡的亲人、小伙伴、儿时趣事常挂于口，一讲到丽江，就深情无限。只要回乡，他都要一个人摸到老屋看看，尽管屋已易人，但他却搜寻到了童年的记忆。至今他的车子里回响着肖煜光的纳西流行曲，每到激动处，还会来个“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说他要回到故乡生活，后半生要在丽江度过！
女儿在她的《我的纳西情结》一文中对纳西、对故乡的感情，有过发自心底的叙述，在此不再赘述。现在，她正在故乡主持一项引进的文化产业项目，频繁往返于昆明和丽江之间，实现着回报家乡的愿望。而昆明到丽江、丽江到昆明，犹如我当年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那样便捷。
我的孙子对回家的表达，就是一到假期，只要一有机会，就要领着他的朋友们到丽江。即使只有他一个人，也会走到古城的一些小巷慢慢地品味、领略，把心儿贴近、再贴近自己引以为自豪的故乡和乡亲们。
回家之路，从我的祖辈到我的儿孙们，一代代不停地走着，走着。有形的路——时空距离越来越缩短，而无形的路——心路历程则将越来越长，无限延伸……
古城记忆
杨福泉
少年眼中的纳西人
我出生于1955年9月17日，属羊。我在22岁考入大学之前，没有离开过丽江。我的童年、少年和不少青春的岁月是在这个处于文化巨变的纳西古王国的土地上度过的。
纳西民间文化对我的影响在童年就开始了。我的祖父和祖母都是懂很多民间故事的人。他们常常给我和弟妹讲故事。像那机智的姑娘用火红的烙铁杀死吃人的鬼婆，鬼婆在树下化作荨麻的故事；一个妇人生下一只怪手，这只怪手最后差一丁点捞出了金沙江中神秘的金钟的故事；纳西族火把节来历的故事，金沙江姑娘和玉龙山老翁的故事，等等。
除了祖父母讲的故事，我还从古城的老人们那里听到了很多民间故事。我小时候，每天晚饭后，常与小伙伴到四方街玩耍。古城的一些老人在晚饭后也不约而同地来到四方街，在北面店铺前成一排坐下，慢慢从怀中掏出各种各样的小酒瓶，边呷边说古道今，讲的多是地方掌故和民间故事，有时还互相争论谁对谁错。
我常与小伙伴静静地坐在一边听这些老人神侃，有听不懂的可以问这些老人，但插话不能多，因为当这些老人侃得高兴时，不喜欢话头被打断。听这些老人的神侃，至今想来受益不少。如今四方街上变化不小，晚饭后老人神聊海吹的这一道古城风景早已如烟消逝，我有时走在四方街上，眼睛还常常禁不住地去望那一块如今已成店铺的地方，想起往年那些生活在古老的古城故事中的老人们。
悠悠岁月中，四方街迎来送往八方客，小时候，常常见到一队队藏族马帮赶着打扮得光鲜漂亮的骡马穿梭般往来于古城，领头的马或骡往往神气活现地戴着漂亮的头饰，上面有各种刺绣图案，中间嵌着一面明晃晃的镜子，脖颈上挂一个大铜铃。此为“茶马古道”马帮的古风，既图吉祥，也是炫耀自己的马队。石板路上留下一串串铃声和马蹄声。由于赶马汉子穿的是钉过铁钉的皮靴，马蹄上钉了铁掌，不知这是走丽江古城五花石板路的大忌，有时一不小心，就人仰马翻在那奇滑无比的五花石路面上，引起周围一片善意的哄笑声，跌倒的赶马汉子也不恼，笑着起来，照料那跌得晕头转向的马，将马背上的驮子扶正，与笑得最凶的几个卖菜纳西女开上几个粗鲁的玩笑，拍拍屁股又赶自己的路。
小时候的古城，没有现在这样游人如梭，但充满了一种生动热烈的生活气息，我家那条街道上常常有来自东面达饶和洱时高寒山村的赶街山民背着山货、赶着猪羊的人走过，他们中的很多人喜欢一种直吹的竹笛，吹奏纳西民间小调的笛声是他们来的标志，笛声和被驱赶的猪和羊叫唤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使街道上显得热闹而生气勃勃。我常常见到来卖柴和木炭的山里汉子把货出手后，在四方街旁小吃店惬意舒心地喝上一碗窨酒，吃上一碗鸡豆凉粉，然后抹一抹嘴，掏出竹笛，一路走一路吹奏而去。
逢年过节，四方街上就搭起彩棚戏台唱滇戏，四乡各族农民身着节日民族盛装来城中热闹，常常就在四方街烧起篝火跳“阿仁仁”、“多来丽”、“阿丽丽”等民间歌舞。我小时，几乎天天晚上都有乡下的农人在城里围火而舞，城里一些喜欢恶作剧的淘气小孩常常趁青年男女跳得正欢，偷偷地将姑娘们羊皮披肩后面的那悬垂在象征星星的彩色圆盘上的麂皮细线（象征星光）相互拴在一起，跳完舞后，姑娘们东倒西歪一串串地分不开，她们的脸跳得红扑扑的，带着笑大声地诅咒着那恶作剧的人，而那些淘气鬼则躲在暗处痴痴乱笑。
四方街西侧的西河上设有活动闸门，居民利用西河与东河的高差冲洗集市和街面，居民也喜欢用水桶汲水冲洗门前的五花石街道。抗日战争期间在丽江古城居住八年之久的俄裔作家顾彼德在《被遗忘的王国》一书中曾说，他周游列国，而丽江古城是他所见过的唯一每天用溪水冲洗街市的城市。我小时候，在四方街收市时常去看市管员关闸放水冲街，常常脱了鞋就在水流中踩水玩，有时鱼儿也会随着河水冲到街上来，看着人们把它捉住又放回河中，古城里人人都知道这河里的鱼属于黑龙潭的龙王，不能吃。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两个管理四方街集市的老人一个姓许，一个姓黄，黄老人总是戴着一副墨镜，样子看去很有些威严，许老人高挑个子，留着白胡子，说话高喉大嗓，他是城里古乐队着名的乐手，一只笛子吹得出神入化，人称“许必里”，意为“许笛子”。这两个老人对市场的管理相当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集市上交易的人既敬重他们，又有点怕这两个老人，因为在这两个老人面前可来不得半点马虎，如违犯了市场管理规则，这两个老人是不讲情面的。我多次看到他们在厉声呵斥那些不守规矩的贸易者。特别是“许觱篻”老人火气一来，老远都可以听得到他发火的声音。四方街在这两个忠于职守的老人管理下秩序井然，保持着滇西名市的风采。
善吹笛的许老人早已谢世，黄老人还在，如今已经90多岁了。在他80多岁时，身体还十分硬朗，精神矍铄。他每天清晨四点钟即起，首先练写毛笔字，如今写得一手好字，已有登门求教的学生。天蒙蒙亮，便出外散步，又极讲究卫生，从不在外面吃喝，出去散步时在衣服口袋里装一瓶水。他每天都坚持散步六个小时，风雨无阻。老人也是个装了一肚子古城掌故和旧事的奇人，我这几年多次向他访旧问古，不必去他家里，上午在古城街道和黑龙潭，下午在新修复的“木府”一准能见到他。老人非常高兴能把自己知道的古城旧事掌故讲述给后人，不论来访者问多长时间，老人都兴致勃勃地滔滔讲述。他幽默地多次对我说，你来问我，我高兴得很，因为我不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带到棺材里去。
丽江古城不仅是个高原水城，而且是个别有风致的“桥城”，数百座横跨大河小溪的古老桥梁使丽江古城平添许多古朴雅秀之态。桥的形式有廊桥、石拱桥、石板桥、栗木桥等，多达354座，桥梁密度堪称居中国古城之冠。其中建于明代的石拱桥最有特色。较着名的有锁翠桥、大石桥、万子桥、南门桥、马鞍桥、仁寿桥，均建于明清时期。其中以四方街迤东的大石桥知名度最高，在桥上可以看到玉龙雪山及其倒影，因此又叫“映雪桥”，建于明代，双孔石拱，全长10.6米，宽3.4米。中桥墩两面分筑分水金刚墙，以备洪水暴发时减缓对桥梁的冲击力。
古城的桥与古城人和四乡纳西民众可谓魂魄相依，过去人们还认为桥有桥神，古城的民众有祭祀桥神之俗。古城的“桥市”是丽江独有的一奇，纳西语称之为“笮芝”，特定的桥卖特定的货，如四方街头跨西河有两座石拱桥，北桥卖鸡豆，称“卖鸡豆桥”，南桥卖鸭蛋，称“卖鸭蛋桥”；而大石桥更是一个熙熙攘攘的桥市，过去，远道而来的山民在此卖麻布、兽皮、黄鹰、草药等各种山货，邻县的商贩在桥上卖花生、甘蔗等。现在，这座桥还是四乡农人乐于卖各种农副产品和传统手工制品的“桥市”。
这些石桥是生意兴隆的“桥市”，也是婚恋的“鹊桥”。我小时，每逢盛会节庆，便见来自四乡的年轻人在夜色降临后群聚桥上寻找意中情人，他（她）们身着传统民族盛装，男女分坐两边护栏石上，对山歌，弹口弦，吹树叶，对歌斗歌，不仅对唱的民歌是诗，那竹片口弦弹的竟然也是五言的民间诗歌，熟悉民歌的人听得出来所弹的词意。月光雪影中的玉水河，永远地记下了古城这一个个美丽而古老的夜晚。
外地人对古城那无数曲径通幽、曲折莫测的小街小巷既向往又望而生畏的情景早为古城人熟知，很多外地人单独走进这些密如蛛网的小巷，往往目迷五径，如走入神秘莫测的“八阵图”一般，有的或半天走不出来，有的则是走来走去老是回到原处，没逛上几条街。古城人是非常乐于为陷入迷宫中的游人指点迷津的，不少人常常热情地把迷失路径的游人像领小孩一样地领到“柳暗花明”之处。我小时候与伙伴常常在那千曲百折的古城小巷玩“捉迷藏”、“抓坏蛋”等游戏，在这童年的玩耍中逐渐熟悉了那无数的小街小巷。
小时候，每到除夕和大年初一，我和弟妹要依次一一地向长辈磕头拜年，大人会给三五毛压岁钱，那时这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很可观的一笔钱了，我们拿它欢天喜地地买来鞭炮，变着花样地放。又买来水彩、画笔等，聚在一起画画，画好后挂起来相互欣赏。
按传统习俗，大年初一应该由年轻男人早起，妇女则可以睡个懒觉。内地的人也有这种风俗，并把这种习俗解释为大年初一由妇女开门不吉利，因此应由男人开门，而纳西人则普遍把它解释为妇女辛苦了一年，新年第一天应该多睡一会，并由男人服侍。因此，我早早地起来开大门，并烧上开水，冲一杯放上糯米花的红糖水，用盘子端到奶奶和母亲的床头，年幼的妹妹也得到同样的待遇。直至现在，如果我春节在家，也喜欢恪守这个传统规矩。只是现在已经很少喝那放上糯米花的红糖水了。
清明节也是饶有特色的古城一景，所有的家庭都要扫墓。听老人讲，过去不管多大的官，这天只能步行上自己的坟地祭祖。我小时在清明节清晨的任务是去折柳枝，弟弟长大后，就和我一起承担这个任务。那时河边都长满柳树，少年人喜欢用柳枝条编一个草帽戴着，并折一节柳枝做一个柳笛。时至今日，每到清明节，古城人家户户上坟祭祖，古城纳西人一直保留着上坟插柳，戴柳条帽的古俗。
在古城周围的山道上，上坟扫墓的人们络绎不绝，细雨迷蒙，瓣瓣桃花残红与绿色的柳丝在风中相互辉映，少年的柳笛声飘摇在轻雨中，使人在这个边城小镇中充分领略到杜牧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古老意境。迄今每到清明这一天，我们家就约上早已出嫁另立家庭的姑妈和妹妹等，全部人马浩浩荡荡地去祖坟扫墓。
每到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小孩在手上缠上五彩线，五官上涂抹上雄黄粉以避邪，我们一帮小伙伴相互看着各自黄粉斑斑的脸乐不可支地笑。中午，大人叫我们也饮一点雄黄酒，说是可以避邪。古城街市上卖五彩线的人一下子增多。四方街的摊点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刺绣品，以五彩斑斓的彩囊居多，女孩子特别喜欢佩带。
古城的火把节热闹非常，家家户户扎很多个松木火把，火把上缀满五彩的鲜花和各种水果，连过三日。我们兄弟姐妹三人每人扎一个火把，火把扎得与自己的身子一样高，并着意地把自己的火把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早早地把火把摆在门外。吃过晚饭，老幼妇孺都坐在火把旁边，点火时间一到，满街一片通明，姑娘和小伙子邀约一起扎特大的火把，在火把旁跳绳。有些好动的年轻人则邀约一起，每人举着一个点燃的火把去游逛。有些人还喜欢拿上一把称为“叔西”的树叶，冷不丁放几片到人家的火把里，火把会爆出一阵“吡吡拍拍”的声音，但因民间认为这也是吉祥之音，因此人家也不会恼怒。入夜，从高处鸟瞰，满城火光通明，映耀玉龙白雪，美丽非常。
阴历七月初一至初十四，古城人过“烧包”节（即中元节）。“包”是个纸袋，上面印有经符图案，内装方形草纸和叠好的金银纸，封面正中写上本家庭的祖先之名，下角署上祭奠者的姓名。纳西语称这节日为“三美波计”，各家各户接祖先回家，与家人一起相聚十多天。祖先在家期间，我记得大人总是关照我们这些小孩要注意言行举止，不要喧扰吵闹，以免祖先生气。十四日，人们举行送祖仪式，在古城河流中烧包，放河灯，人们敲锣打鼓，姑娘们穿戴一新，提着花篮，花篮中盛着送祖先上路的食品，将食品投放河中，让它随水流飘去。听老人们讲，过去我家所在的“告肯”村过此节最为隆重。我这几年回家，看到很多家庭都新置了祖先牌位。节日期间所放的河灯花样众多，五彩缤纷，其中有称为“七星灯”的大灯，腾空高升，夜空闪耀着一片明丽的祥光。从这个与祖先相聚的传统节日中，我感受到了这座古城的祖先在当代古城人心目中的地位。
“说故事”和讲古论今是古城的另一种突出的地方文化，除了上面讲到的古城老人在街头的神侃。过去古城里有不少茶馆，聚集着很多茶客，常有一些老人在茶馆里讲故事，讲评书，有用汉语讲的，有用纳西语讲的。
在那没有电视机、音响的年代，每天晚饭后，很多古城居民就悠然地走出家门，来到那些无形中已经成为公共集会场所的街头空地，古城的老头们大多精通或略通文墨，人生阅历多，他们喜欢云天雾地、海阔天空地讲古道今，家庭主妇们聚在一起，一边纳鞋底、编彩线（用来镶衣服之边）、打毛衣，一边聊天，小孩则叽叽喳喳地像一群麻雀般地玩“周周济机”（纳西民间一种互相追逐的儿童游戏）或“乃乃普扑”（直译意为“躲躲藏藏”，即“捉迷藏”），小女孩则喜欢玩“妈社土”游戏，这是一种甩接四至六颗小石头的游戏，两三个女孩围坐一起，首先快捷地一起伸手示手形（拳头克表示剪刀的二指，二指克表示手帕的巴掌，巴掌克表示锤子的拳头）决出前后顺序，然后按顺序玩，将数颗放于巴掌中的石子往上一甩，然后用手背将它们接住，以接得多者为胜。另一种是甩出几个小石子后，在它们尚未落地之前又将地上的另外几个石子抓起往上抛，同时将落下来的石子接住。玩这种游戏的女孩边玩边唱童谣：“妈社土，妈社土，甩出小石子，甜的东西出来了，糖做的食物出来了……”
男孩子则多喜欢玩“击杏核（或桃核）”游戏，每人各出数十个杏核或桃核，将它们分成几堆，然后将三个杏核有数厘米间距地成一竖排放在台阶上，击者手持一个杏核，在两米外之地瞄准这三个杏核击打，如果击中其中一个，而这个被击中弹出外面的杏核又没有碰到前后的杏核，击者就赢得一堆杏核，以击中最前面的那个杏核为大胜。
男孩还喜欢玩一种弹子游戏，弹子可以是石弹、铁弹或彩色玻璃弹。首先在地上挖一个可以放得下弹子的洞，玩的人（一般是两个人）站在两米之外，以规定的持握法将手中的弹子瞄准小洞弹出，谁的弹子距洞近就先走一步，又先将弹子瞄准那小洞弹出，而另一个则要用自己的弹子将接近或快落入洞内的对手的弹子弹开以争取自己先接近小洞，最后以谁先将弹子弹进小洞为胜者，颇有点像现在的高尔夫球最后将球击进洞的玩法。当然，这是纳西穷孩子的游戏，与这从者如云、挥金如土的现代阔佬的游戏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这种“杏核游戏”不会像高尔夫球场貌似绿茵茵可爱一片实则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各种危害。这种简单的传统游戏，当时古城里我们这一代小孩玩得那么入迷，每天看着纸盒里因输赢而起起落落地增多或减少的杏核，心里也如水波起落，老想着赢得更多的杏核。
夏日的丽日蓝天是古城孩子的福音，大伙可以到传统允许游泳的河段里游泳，还分为女孩和男孩的河段，男孩游泳的河段河面宽，河水深，女孩游泳的河段窄，因此称为“夹夹口”，意为“狭窄的水沟”，河水也不深，但河岸上都有浓密的柳树。游泳后，大家光着身子躺在河边晒半天太阳，然后相互邀约着去小饭馆里去喝一碗当时只卖五分钱的菜汤，或是去买一块零两分钱的鸡豆凉粉，放在巴掌上，卖者会给你的这块凉粉上蘸上辣椒、芝麻盐和一点酸醋，边走边吃得不亦乐乎。
下雨天也会使古城的孩子们兴奋，因为雨一停，我们就可以去古城的北门坡（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后曾建城墙，但因常倒塌而废弃，留下此地名）处玩一种称为“吉子吉木母”的游戏，翻译成汉语大概的意思是“堵水和环抱水”。下雨后，北门坡上流下好几条小溪般的水，我们用泥巴筑微型小坝将水流堵住，然后在小坝外面旋一个洞，有时在洞周围还插上小树枝代表树林，水从这洞里成漩涡状涌流而出。有时，在水流上游玩的孩子会恶作剧地将“堤坝”决口，让汹涌的水流冲垮在下游玩的孩子所筑的“堤坝”。
纳西族有个传统的“牧童节”，纳西语称之为“见丹儿”，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牧童每到这天就相互邀约在一起，大家各凑一点肉食品，在山野放牧的地方欢欢喜喜地唱歌、聚餐。这个牧童节也演变成古城少年儿童的一个节日。小时每到这天，一帮小伙伴就邀约在一起，用自己平时节约的零用钱（如没有，家长在这天也会给一点）买上豆腐、带上腊肉等好吃的东西，然后到山上或田野里有树林泉水的地方去野餐。大家在山野拾柴做饭，在河沟里钓一些泥鳅，那时浅浅的河沟里总是躺满肥嘟嘟的泥鳅，懒洋洋地纹丝不动。而一旦你把穿着诱饵的鱼钩放到它的嘴边，它便十分贪婪而急切地咬起钩，全身扭动起来。结果很快就成了盘中食。用这种方法，我们很快就可以钓到一堆泥鳅。那时河沟里的鱼儿也很多，几个人钓上一会也能钓到不少，凑一顿以鱼为主菜的野餐真是易如反掌。
我们将钓到的泥鳅、鱼和豆腐、青葱混合煮在一起。吃饭时，大家喜气洋洋地围拢一起唱一个在纳西儿童中极流行的《见丹儿》：“见丹儿，见丹儿，大家一起来吃饭，大家一起来吃肉，大家一起来喝酒。”歌曲单纯明快，它产生在那很难得吃到肉等好食品的年月，只要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都能领会到当时这些歌词的美妙和诱惑力。当时能在野外这样自由自在地大嚼一顿，痛痛快快如脱缰的野马玩一回，是我们这些孩子欢天喜地的事。
古城保存至今的很多民俗充分体现了民间相帮共济的淳朴民风，一家有丧事，远近街坊邻居即主动倾力相帮料理丧事，守灵、送灵、抬灵，不遗余力。我成年后，参加过多次为人抬灵的活动，在将那重重的棺材抬到山上坟地的过程中，一路上，大家争先恐后地抬灵，唯恐轮到自己抬的次数少。众多帮忙的人渲染出一片热烈的气氛，融融的人情，减轻了死者家属心中的哀戚之情。
在丧礼中古城有“哭丧”的习俗，我少年时常有机会听到这种“哭丧调”，唱者多是死者的女亲戚，她们用生动如诗一般的语言，配上一种悲哀的调子，叙述死者的生平，表达自己的悲伤之情。丧礼成了说唱人生悲情哀事的极佳场合之一。
古城中有不少以“哭丧”情真意切，常引旁人落泪的着名歌者。
居民起房盖屋，街坊邻居和亲朋好友也不计报酬地帮忙，特别在竖柱上梁之日，相帮者更多。新房梁柱上披红挂彩，贴满吉祥如意的对联，新房在鞭炮声和众人的号子声、喝彩声中巍然竖起。古城的石板路经人踩马踏，年深月久，路面被磨得很滑，我小时，还常常有石匠自动邀约义务修路，在光滑的五花石上凿出防滑的槽道。悠悠岁月中，古城民众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那份古朴的乡邻情谊，使古城蕴含了一种浓浓的人间温情。
记得我少年时，丽江城郊山上的鸟很多，我们去砍柴时，常常在树林里看到一群群彩色鲜艳的鹦鹉在飞着、叫着。各种雉鸡拖着长长的美丽尾巴，在灌木丛中串来串去。在林间嬉戏的各种不知名的小鸟的阵容就更是壮观。
那时山上也有狼，我们去砍柴时，清晨四五点就出发了。常常是在星光月光朦胧中走山路。在路上经常能听到狼嗥，声音拖得很长，有些凄厉。但在白天砍柴时，我没有碰到过与狼狭路相逢的事。在丽江东北面过了“化雷日”（意为“猫路”），有几个位于密林中的山村，我还听那里的山民讲过他们猎到豹子的事。
现在，我对丽江一些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美好的人和事怀着深深的惆怅。
那丽江坝子东南面蛇山上的白塔和那座东坝子的小龟山就是其中的两个。丽江坝子东面有一座石灰岩小山，据老人说，这座山叫小龟山，因形似乌龟而得名。山上过去有座汉传佛教寺庙，叫金山寺。据说在清朝道光年间，从永北（今丽江市永胜县）来丽江做生意的马帮在丽江古城里时间待久了，觉得在丽江古城中日常开支大，因此就常常到这座龟山上来打野放牧，他们曾集资建了三间大平房。后来，一些来自四川的游方僧人看到这是块风水宝地，便以多年化缘所得，在此兴建了一座规模颇大的庙宇，取名为“金山寺”。寺周围松柏参天，风起处，松涛长鸣，有虎啸龙吟的气势。由于此地离城仅数里，游人很多，曾是丽江坝区的名胜地之一。
我少年时，常常随父亲到龟山周围的河沟里钓鱼，那时山上尚有不少松柏，还有一些昔日金山寺殿宇的断壁残垣。山的周围河沟遍布，柳树成荫。那时河沟里的鱼虾特别多，一天钓上几斤鱼全不费事。
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这座龟山全是石灰岩的构造，因此后来就遭了殃。80年代以后，不少想发财致富的人们瞄准了这座山，附近的乡镇企业和私人蜂拥而上，争先恐后地在这座原来是风水宝地的佛教圣地炸石，天天锤击钎撬，炮声隆隆。
天长日久，这座山至今几乎已被削去了一半，宛如一个满身疮痍浑身伤痕，即将被折磨而死的巨大石人，真是惨不忍睹。而这座可怜的山正好在如今从丽江飞机场到城里的路上，我每次回丽江，又不能不目睹这座横躺在东坝子，至今还不断地被人折磨着的昔日佛教圣地。想起少年时这里美妙的一切，想起这里曾经梵钟沉洪，松涛长吟的过去，我心里都产生隐隐的痛感。
三棵苹果树
我家的小院子里原来有三棵苹果树，父母从小就将这三棵苹果树分别叫我们兄妹三人负责照管，我负责树龄最大的中间那棵，我妹妹负责北面的一棵，我弟弟负责南面树龄最小的那棵。我们三人颇有点像这三棵苹果树，在艰辛的岁月里悄然成长，抽芽、长叶、扬花、结果。
我妹妹杨福海生于1957年11月，属鸡。弟弟生于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属鼠。家里原来给他取得名字是叫杨福荫。但由于小时候多病，按照传统习俗，民间认为如果能够寄名于一家子女多的家庭，身体便会好起来。因此，家里就请一个古城里子孙兴旺的张姓人家为他另取了一名，叫“福庚”，弟弟因此就有了一个干妈。现在弟弟的名字就叫杨福庚。
在需要给苹果树浇水的季节，我们每天一放学回家，就忙着各自去离家不远的河里挑水，给各自负责的苹果树浇水，有时还在祖父的指导下，给树施点肥料。
每年，在我们的精心养护下，这三棵苹果树枝叶繁茂，每到苹果成熟的季节，树上结满了又红又亮的果实，但有点怪的是我们每天照料这些苹果树的三兄妹却都不怎么吃，于是，大人们就常常将苹果送给亲友邻居。
我们关于纳西古王国的一些民间知识，最初首先是在这三棵苹果树下学到的，在夏天的夜晚，月儿高挂，星光朦胧，夜凉如水，祖父和祖母与我们在树下纳凉，给我们讲那些神奇美丽而又有些诡异的故事。祖父高兴时，在苹果树下为我们表演以手击碎砖头的硬气功。
那时，我们特别喜欢唱那首在学校学的至今仍觉曲调和开头的歌词十分优美的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们三兄妹小时，除了祖父母给我们讲故事，父母亲还教我们唱一些歌，至今记得最牢的是用纳西语唱的“迎客歌”，在唱时还要学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每当家里来了客人，我们三兄妹就在苹果树下边走舞步边唱这“迎客歌”：尊贵的客人您来了！您降临到了我家，请您们坐下来歇一歇啊歇一歇……歌调歌词都很简朴，但反映了小孩子对客人一片单纯真诚的心情。
读小学时，我和同学常常去各自的家玩，在各家的院子里相互讲一些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听来的故事。有时淘气的男生讲一些鬼怪的故事，女生听了害怕就不敢回家，于是，男生就自告奋勇地送她们回家。有时，我们还在某一家的院子里玩演戏，我曾和男女同学们仿照小人书的故事演过“杨家将”，我演杨宗保，后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就被同学们喊为“杨宗保”。
丽江古城纳西人的一个传统是讲究勤劳，哪家的小孩懒惰，便要被街坊邻居看不起。我小时，古城人家做饭都烧柴火，因此，我从10岁起就跟着祖父和母亲上山砍柴。年纪稍长，便与邻居的几个小伙伴结成一个砍柴的小集体，于是，丽江坝子周围的很多山就成了我童年时艰辛但又快乐的工场和游乐园。那时砍柴虽然相当辛苦，但又自得其乐。去砍柴日，清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在星光月色中走向山中，一路上还和伙伴们高声唱歌。砍了柴回来，还讲究柴捆得美观，不管是挑还是用背架背，在某个固定的有泉水的休憩之地，我们吃完带来的晌午饭，便着意把柴捆重新捆得更为整齐美观，那时我们这些少年人的心思是想在背或挑柴进城时，让人们看到你的柴捆是很中看的，整齐美观的柴捆无形中向人们展示着它的主人能干的信息。进城时，我们排得整整齐齐，怀着似乎是接受人们检阅般的心情走回各自的家。
如何把找回来的柴垒得整齐美观，那时也是我们花心思想的一件事。我每次砍柴回来，顾不得休息，要马上动手，在苹果树下把所有的柴块（那时砍的多是栎树柴）的一头用砍刀砍削得一溜光滑，然后亲自把柴垒在苹果树下，让柴块光滑的那一面朝向外面，看着那垒得齐整美观的柴堆，听到来家里的人们的赞扬，心里就乐滋滋的。
那时，丽江山区农村的村民家庭和经常来此地找柴火的古城居民家庭结成一种“朋友家庭”的关系，称为“扣巴”，村子里的“扣巴”经常给城里的“扣巴”一些柴火和山里野生的蕨菜等食品，他们到城里来时就在自己的“扣巴”家里落脚。我们家也有这样的“扣巴”山民朋友。我最初是从他们那里了解了纳西山民的生活，这使我以后在从事民族学工作时受益不浅。
从小养成勤劳的习惯是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中重要的一个内容，就和养护这三棵苹果树一样，我和弟妹从小就学会承担家务，如我和妹妹负责打扫卫生，父母对此也作过分工，我负责打扫院子中上面的那块院坝和两间屋子，妹妹负责下面的那块院坝和两间屋子和大门外的卫生。我和妹妹还负责每天去河里捞菜叶喂猪。
妹妹后来还承担起到田地里去割可以当猪食的野菜的任务。每天一放学，她就背着个竹篮去北门坡的苞谷地或菜地里去割猪食。在读小学时，我们就养成了自己洗衣的习惯，除了自己的衣服，有时也帮父母洗衣。
我在大学读了三年书后，我家重新在原宅基地上建盖了楼房，房屋结构的改变导致了院子结构的改变，那三棵苹果树就不得不被砍伐了。那时我的弟妹都已经走上了谋生的道路，走进了社会。但我们常常怀念那三棵苹果树，怀念在苹果树下与逝去的祖父和祖母以及无数在世和已不在世的亲友、同学一起度过的岁月，怀念苹果树下那艰辛但又充满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我总觉得，这三棵苹果树的精灵，已经融进了我们的心和灵魂里。
动物情缘
在我家里人中，我和弟弟特别有些动物情缘。
纳西人的习俗是善待狗和猫，在东巴经所记载的《创世纪》中说，是狗和猫从天上天神那里给纳西人带来了五谷的种子。因此，纳西人对狗和猫非常友好，每到过春节，腌制的猪头肉是第一大菜，按规矩，要先喂狗和猫第一块猪头肉。
过去，纳西族民间有句讽刺汉族习俗的俗语，叫作“哈八肯失资”，意思叫作“汉人吃狗肉”，把吃狗肉看作是一件很坏的事情。过去，如果谁在外面吃了狗肉，一旦被家里知道，那将禁止此人参与祭天仪式，这是非同小可的惩罚，相当于短期开除了当事人的“族籍”。要过上一两年，并请东巴举行了“除秽”仪式后，才能恢复参与祭天。
在我们家，弟弟是个特别喜欢狗的人，从小就喜欢养狗和与狗玩。在漫长的岁月里，家里养过很多狗，它们最亲的人无一例外是弟弟。弟弟养狗的一大特点是将狗作为自己的朋友来对待，不像一些人主要靠严厉的管教来使狗怕自己，变的伏伏帖帖。他对狗是随其自然，很少打它们，家里养过的狗都和他亲热得像兄弟一般。
记得在弟弟读小学的一个时期，上面曾规定城乡家家户户不准养狗，我们家养的狗无处发落，最后只好忍痛请人把一只叫小黄的狗杀了。弟弟放学回来后，一眼看到了家里苹果树下挂着的狗皮，他把书包一丢，跑进房子里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连晚饭也没吃。
弟弟喜欢养狗的脾性一直没变，他当了警官后，照样喜欢养狗，他养的狗通灵似的，每次他回家，家里的狗看来老远就闻得出他的气味，人离家里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狗就高兴而激动地大吠起来。现在我在古城的家里有两条狗，他们的名字都是我弟弟的女儿给起的，一只叫闹闹，一只叫马迪。我每次回家，看到这两个家伙在家老远一闻到弟弟的气息就疯狂地跳跃和大吠的情景，觉得又好笑又好玩。清明节和春节全家上坟，这两只狗紧紧地跟随着弟弟，服服帖帖，而在平时出外溜达，是需要有人用一条带子拉着它们的。父亲戏称弟弟是“狗王”。
我家也长年养猫，迄今有一只养了十多年的老猫。1996年地震时，全家人外逃躲灾，这只猫也失踪了，生死未卜。但地震后十来天，当全家人从露营的野外重新回到家里生活时，这只猫又悄然回到我家里来，当时瘦骨嶙峋的，已不成模样。现在，这只与我家相依为命的老猫与那两只狗和平相处，与主人一起过着平静的日子。
我自小就跟母亲学喂猪，知道如何跟猪交朋友。我去喂家里养的猪时，常常为猪挠痒痒，看着猪四脚四手张开的那股舒服劲，觉得很好玩。很多人不喜欢猪，但少年时的我觉得猪那憨厚的样子也挺惹人喜欢的。家里每年养的猪和我都很友好。
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当知青，于是就有了一个大显身手和与猪朝夕相处的机会。知青一年到头的油荤全靠所养的那头猪，能否把猪养好关系到一年的生活。
我们这户知青是四个男子汉，相比之下，我的养猪经验丰富一些。到农村后不久，我们所在的生产队当时没有猪崽，就与邻村联系，叫我们自己去挑买一头小猪。
我和一个村里的人去挑回了一头模样和骨架都不错的猪。我从此悉心喂养，很快就把这头猪喂得肥肥的，并和这头猪成了好朋友。我会用弹舌的方法发出一种特殊而响亮的声音，这头猪很快就熟悉了我的这种声音，我们白天是任猪自由在外活动的，到要呼唤他回来时，我就发出这种声音，那头猪就会一路哼叫着快步跑来，看着它那因肥胖而步履蹒跚一颠一颠的好玩模样，村里的农民也禁不住发出开心的笑声。那猪跑到我面前便用它的嘴巴轻轻地拱我，嘴里喃喃地发出一种类似撒娇的声音。
在那全年的油荤都要靠着这头年猪的年代，猪养得好坏全在于它的体重和有“几指膘”，即用手指量它的肥肉有多厚，以“五指膘”为最上乘。那年，我们养的这头猪膘肥体重，肥肉比五指膘还厚一些。据那年来的知青工作检查团说，他们差不多已走遍了丽江境内的知青户，我们养的这头猪是全县知青所养的猪中最大最肥的一头。
我1996年5月在美国加州大学访问四个月后回到昆明的家里，意外地发现家里多了两只小小的鸽子。原来，当医生的妻子从医书上知道鸽子肉是最补身子的，想为学习任务重的女儿补一补身子，因此就买了两只鸽子回来，不料女儿却死活不准妈妈杀吃这两只小鸽子。这样，这两只鸽子就成了我们小家庭的两个客人。
后来，有一只鸽子得病死去。那只剩下的鸽子就与我们相依为命。天长日久，我们三人摸准了她喜欢吃的东西，每天喂她葵花籽、绿豆、黄瓜、莴笋叶等。这只原来很小的母鸽子慢慢长大。原来想找一只公鸽给她配对，但环顾家里那蜗居斗室的环境，没有养很多鸽子的条件，而且怕日后鸽子繁衍起来，家里养不了，但又不会忍心杀吃或把小鸽子送给人。因此，就将这鸽子视为一个家庭成员养在家里，因我在家里与她玩的时候多，没料到我就成了这鸽子最喜欢亲近的伙伴，只要我在家，就和我形影不离，我在电脑上写作时，她会悄然地蹲到我的脚下来，后来我们就给她买了一个用于养狗的稻草箩，我在家工作时，把这个箩放在脚边，她就自己跳进去睡在里面。有朋友来访，她会大模大样地飞到我的脚上或肩膀上，然后就开始悠然地梳理她的羽毛；我清晨在低头洗脸时，她也会飞到我的背上来；我到房子里去，她也寸步不离地跟着，如果把房门关了，她便会用翅膀一下一下地打门，嘴里则不高兴地“咕嘟噜咕，咕嘟噜咕”地叫着；我有时睡个午觉，她总会乖乖地躺来床边，观察着我，如果我翻个身，她就用一种好听的声音长声地叫“咕……咕……”，如果我睡着了，她就静静地躺着；我如果出去，她就会站在我放在门口的拖鞋上苦等着我回来。
这只鸽子真是个精灵，我有时在家里唱唱歌，她也会跟着咕咕地叫，声调高低有致，仿佛也在随着这曲调唱歌；有时我与女儿在一起唱卡拉OK，她也会跟着抑扬顿挫地叫，我们都亲热地用与纳西语音相似的一个称谓叫她“阿老乖”。
阿老乖就这样在我家已经生活了五年多，真正成了我们这小家庭的一员，我们每年春节回丽江，都把她带回去。如今这只小鸟已经随我们回老家“探亲”三次了。我们家的很多朋友把这作为一件趣事来谈。回到家，她自然就要逐渐适应与两只调皮凶猛的狗相处，回去几次后，这些动物朋友看来已经知道大家都是一个家庭的成员，终于就相安无事了。
一只在市场上被作为一道菜（我家的这只鸽子可不是珍稀的“信鸽”，而只是一只普通的，被人们称为“菜鸽”的鸽子）卖的小生命，在茫茫红尘中鬼使神差地来到了我家，成了与我们相依为命的一个家庭成员，这可能也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吧！
艺术与苦乐年华
我们三兄妹看来都秉承了喜爱滇戏的祖父的一些艺术细胞，三个人都喜欢音乐和乐器，我和妹妹在丽江地区中学读初中和高中时，就被双双选拔到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里。妹妹在幼儿园时就爱唱歌跳舞。长大后，常常在厨房帮母亲做饭时唱歌。她读中学时差点进了丽江地区歌舞团。弟弟也是丽江“五七一中”（即现在的古城区一中）文艺宣传队的小提琴手。那时，丽江的文艺演出活动多，兄妹三人常常活跃在舞台上，这也成了街坊邻居和亲友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弟弟小时候还喜欢体育运动，特别喜欢乒乓球和足球，还曾经入选丽江足球少年队和乒乓球队到昆明去参与比赛。
由于我是大儿子，父亲从小对我要求比较严，再加上在我少年时，父亲的胆囊炎和胆结石症常常发作，一发作起来，父亲常常发出相当痛苦的呻吟声，一家人都为此而张皇失措，忙着请医生，带父亲去医院。因此，我在家有些“少年老成”，不那么唱歌。但当我在学校，或在下乡支农与同龄人在一起劳作和娱乐时，我喜欢唱歌跳舞的天性就常常不自禁地冲决而出，于是，我在读初中时就组织同学自导自演了当时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定计”全场，全凭着看电影和剧团演出的一点印象来排演，唱腔还模仿得有板有眼。后来一直读到高中，这出戏成了我为导演和主演的保留节目。在中学时，我还学跳藏族和维吾尔族歌舞。这些文艺活动丰富了我的思维和生活。否则，那时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不断的学校生活是艰苦而又枯燥的。我们读初中时，每天要求在学习之余都要积一篮肥料上交，为此我还和同学一起去偷过劳改队办的砖瓦厂牛圈里的牛粪，用两只手慌慌张张地将那牛刚刚拉出来的大堆湿漉漉的粪扒拉到篮子里。我们常常以人顶替骡马，几个人拉一辆马车，将一车车肥料拉去校办农场。那时，劳累之余的唱歌和排演节目，就成了一种排除劳累和放松身心的调节剂。
我在读初中时开始学拉胡琴。那时，住在我们家那条街道上的不少初中同学都喜欢乐器，有的吹笛子，有的学小提琴，有的学二胡。我们用卖牙膏皮、废纸等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钱买最便宜的乐器。我的初中同学李树葵家里特别穷，甚至连非常简陋的胡琴也买不起，他便自己去打了一条蛇，把蛇皮剥下来，自己做了一把简陋的胡琴。在那月照古城的一个个晚上，我们常常相约聚在一起，弹琴唱歌。虽然那时我们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一个月吃不到几块肉，但如今想来，精神生活却是很充实的。
我于1973年高中毕业，于同年10月到丽江县黄山乡祥云大队跃进生产队插队当知青。我插队的农村虽然离城不远，但土地相当多，每人平均有十多亩，因此，劳动量很大。我们和村民一样干各种重活，冬天赤脚跳进冰冷的水里挖沟，掏沟泥积肥，进行种小麦大会战，农忙时常常顶着星星出工，戴着月光回来，回来后还要自己做饭、喂猪、浇菜水等。夜里，常常和青年突击队一起挑灯夜战，突击打麦子、谷子等。那时，上大学读书和回城工作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我们被要求要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打算。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我偷偷地手抄了不少当时所谓的“黄色歌曲”（实则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外歌曲），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学唱各种歌曲，学会了那么多的歌曲，有三四十年代时的，有五六十年代的，有外国的，国内的，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我至今还能完整地唱出那时学的很多老歌。我还将一把胡琴带下乡，在寂寞和劳累中拉一拉它，让它慰藉那时一颗单纯但又疲惫和有点寂寞凄伤的青春心灵。在农闲时的夜晚，我有时在月光很好的晚上去村头拉琴，村头长着一棵很大的柳树，树下哗哗流着一条小河。
我在树下忘情地拉琴，有时还和同伴和着琴声唱歌。我们的自娱自乐也感染了村里的男女老少，我们身边时时围绕着很多村里的人，有的年轻人也开始跟我们学拉二胡。
我至今不后悔当知青的那两年，虽然从上大学等的角度讲，我们似乎是被延误了两年，但就是这两年使我真切地懂得了农民的生活，对农村社会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也充分体验了人间生存的艰辛。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两年艰苦的农村生活，我的思想和人生可能就有一种残缺，它必定影响到我的气质、性格和思想等个性化的素质。那在艰难的生活中让艺术伴随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为我的人生旅程增添了一种带有审美和理想色彩的人生意蕴。
当了两年知青后，碰到了招工的机会，我进了丽江汽车运输总站，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那时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分子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更何况当时我所工作的这个单位是当地最有名的国营企业。我每天穿着那一身似乎可以滴得出油的工装在街上走，在那时却能引来社会上不少人羡慕的目光。
钟爱的艺术仍旧跟随着我，我参加了单位上的文艺宣传队，填词作曲，唱歌跳舞拉琴什么都干。因为在写文章和这些方面露了头角，当工人一年后便被调去当宣传干事，那时我还留恋工人身份，起初还不去，后来站党委叫组织科下了死命令，我只好就范。
就在我考上大学后，艺术依旧伴随着我的人生，我常在宿舍里唱歌，第一学期里就和班里的八个女生合作，出演歌舞节目“库尔班大叔您上哪”里的库尔班大叔这一角色。这个节目和我们77级中文系演的其他节目一样获得较大成功，翌日，大学的广播里还播出了我们的演出实况。
1983年2月，我应邀赴西德科隆大学访问两年，与一群羁旅游子相聚在异国，艺术依旧抚慰着游子孤独的心。我很快成了留德学生和访问学者联谊会的积极分子，担任理事。并且和当时也在科隆大学音乐学院学习指挥的中国着名钢琴家石叔诚合作创作了两首歌曲《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故乡的小河》。这两首歌曲当时在西德中国留学生中曾广为传唱，《中国青年报》于1985年4月27日在头版长篇通讯《心向祖国，腾飞中华》中对此作了报道。至今，不论我身在异国他乡或家乡，我还常常在一些聚会上唱这首《故乡的小河》来表达我的思乡之情：“故乡的小河，流荡着我少年时的梦，我生命的绿色，来自故乡的小河。河边有一棵杨柳，柳笛嗡嗡，伴随着妈妈的歌；河里有一片明月，月色溶溶，融化了田野的梦。故乡的小河，我每天呼唤你，天涯海角，你流在游子的心头……”
驮铃声声唤童年
丹珍七林
走茶马古道时的藏客“恒德和”商号，系由我祖父一代苦心经营、继由时任丽江商会会长的我伯父周石奇一手创建，我父亲周炳奇则于1930年“德广号”倒号后，赴康巴藏区扭转败局的同时重整旗鼓在中甸又设分号，他以信誉为宗，乐施好善而行事，在藏区修桥铺路、挖井、开矿，并将纳西皮匠、缝纫、银匠输入中甸，又将求学藏胞接到丽江读书。因而不仅能扎根于藏胞之中，而且深受上层人物与百姓的尊重，推举为中甸县商会会长。“茶马古道之旅”重现古城的一幕幕，引起我周氏藏客后裔又回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茶马童年——我生在中甸，长在丽江，从娘胎里就踏上了茶马摇篮，幼童时的昼昼夜夜是在中甸老街“仓房街”度过的，随后将我“左驮货，右驮人”与赶马哥为伍，从马背上驮回到了玉龙山下，从此丹珍七林（当时我只有这个藏名）便一直生活在这块热土上。
读书时我曾着迷过《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电影，我从儿时记事起父亲就一次又一次摆过关于“藏客”，关于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生涯的惊险、传奇般惊心动魄的“龙门阵”，在古城街市上，我还见过汽车还不普及时的马帮、马锅头，见过钉马掌摊、卖马草场，还有挂在铺面的驮铃、马垫、马鞍等；与人类共有的一种奇特现象——怀旧忆旧一样，我也对自己的寻根发过几多思旧之幽情，尤其是“茶马古道之旅”说的好像都是自己的家事、家乡事。后来我明白了周氏家族也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中的一片枝叶，一朵浪花：周氏祖籍是江苏常熟市，为此我和侄儿专程去故地重游寻过根，无奈只有现代都市的繁华，家的印象深埋于历史烟云难以再度清晰；我自己生于藏地，于是前些年又携老伴寻根到香格里拉县。
驮铃声声唤童年。过去我们家的宅院其实就是“马帮之家”、“藏客之家”；四合五天井的多幢房子，大门二门五大扇；有一院为专供马脚子、马锅头歇脚的，家里的小伙计、管家人在门外一站，便是在恭候南来北往的马帮们；其中不乏买卖红糖、纺织品、延寿果、粉丝的，也不乏呢帽、“鬼子呢”（英国产）、香烟（当时叫洋烟）、手表以及来自藏区的许多山货药材、土特产品的……当时一介顽童的我们，常在藏商与纳客之间穿来穿去捉迷藏，并时常有一两个大点的孩子“要”来好吃的和我们分享；我们一面听着大人们点货时“今、冷、松、日”（藏语，意思为：l、2、3、4）的吆喝，一面在打开马驮后的山茅草、竹席堆中“翻江倒海”，收获少许红糖、延寿果“遗物”，你抢过来，我抢过去，情趣自在打闹中。
当时我们家是六十多口人，吃大锅饭，平常做家务，轮流坐庄。六十多人分工明确，各负其责，一日三餐也辈分有序、各为其主；周氏旅马店的规矩，实际上也是“恒德和”商号的规矩。虽说财力物力当时在丽江不算一流，但周氏在藏区尤其在中甸的信誉仍有口碑可查。如县太爷办案，坦英（藏语为县长）、达达（藏语为千总）到台后，一定特邀我父亲解难释惑后方开庭，民间有：“有难事要事想不开的事，先找裕达（周家）、树树妈（金子的母亲）”之说；衙门也曾赐予周氏“孝友家风”门匾。来丽江住周氏家的藏商中，有不少是上层人物，但周家宅院中的房间等级、用途局外人一看也可一目了然，如哪些住“磋本”（老板）、哪些住“昌举”（管家人）、哪些住马锅头、马脚子等，一直到工作地、休息地均井然有序，互不干扰。在漫长的茶马岁月中，周氏由我伯父管丽江的摊子，由我父亲管中甸的摊子（父亲之后又为叔叔汝奇），生意中常与藏商“三堂会审”价格质量后，才按需求分配；因公平公道合理，讲信誉，故周氏茶马经商史一直延续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氏也分了家，60多人的大锅饭也以各立门户画上了句号。至目前，我这辈兄弟11个有11个宅院，姐妹18个又有18个宅院。
当古城又闻马蹄声之时，似乎所有时空又倒流到了从前……
“牛无二姓”
四荣
丽江牛氏源流
牛氏本不姓“牛”，是商（殷）朝末代君主纣王的兄弟取姓为“牛”。
相传，能说会道的纣王继承王位后，微子做了卿士。微子见纣王残暴奢侈，荒淫无道，多次劝说他，但纣王没有回心转意。为了保存宗嗣，微子离开了王宫。临走时已过午时，便把过头的“午”字作为自己的姓，这就是“牛”姓的来历。
微子的后裔牛父（宋武公时皇父的车右），在作战中同宋武公一起阵亡。成为保家卫国的英雄，成为牛氏的始祖。微子为牛氏的先祖。
牛姓因宋国的强大而壮大，不断从宋国向外迁移。春秋时期，就有到诸侯国做官的，战国时期，有赵国的贤士、将军，秦国的大儒、豪族。
汉代，牛氏发展到甘肃陇西（甘肃临洮）一带，因名人辈出，人丁兴旺而成为陇西的名门望族，居于郡中八姓的第二位。在三国时，魏有后军将军牛金，战功卓着。司马懿怕“牛继马后”，便想法药死了牛金。牛金的儿子为了避难，因祖先叫宜僚，便改为“辽”姓。300年后，其后裔到南北朝末，皇帝又赐姓“牛”，又成为“牛”姓。
唐宋时期，牛氏因发展迅速而分布在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出了不少名臣、诗人等。如唐后期宰相牛僧儒，五代梁大将军牛存节，词人牛峤、牛希济等。
元末明初，河南荥阳牛氏“一门济美”的十八兄弟，因遇“红军作乱”，将灶锅打成十八片，兄弟各持一片，投奔亲友分散离去，而称之为“打锅牛”。明朝安定后，十八兄弟于农历十月十九日，在汜水县城西十里亭曾筑台举行过隆重的对锅认亲会。
“打锅牛”后来迁移到五省十八县，如今已遍布五湖四海。除“打锅牛”外，牛氏还有“天宫牛”、“八角牛”、“扁担牛”、“鞭杆牛”。“天宫牛”为隋代宰相（天宫）牛弘后裔，分布在河南洛阳市西许、马寨等村庄。因分离时折扁担和鞭杆各持一节作为以后相认之物而称“扁担牛”、“鞭杆牛”。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和白水县。“八角牛”主要分布在山西洛安府（今长治市）。
丽江牛氏当是山西“八角牛”。因遇到嫁祸于人之事，而破锅后三兄弟各持一份到云南，其中牛进忠到滇西北玉龙大雪山下，落脚大研里卖鸡巷，而成为丽江牛氏的始祖。
从商到丽江
丽江的牛氏称“牛无二姓”，也就是丽江纳西族牛氏都是同一个始祖，即从山西阳城县小翼庄落籍到丽江的牛进忠后裔。
牛进忠原命（生于）康熙甲寅年(1674年）二月二十八日，大限（卒于）乾隆二年丁巳(1737年）三月十五日，享年63岁，定居丽江的时间当在改土归流后的雍正初年。
因与落籍在丽江大研里卖鸡巷（今四方街北大街50米左右）的赵家为山西老乡而成为生意伙伴。因为人忠厚，是个靠得住的人，赵家便把女儿嫁给他，并将自家院旁的地基也给了他。牛进忠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盖起了三坊一照壁的小院房子，正房坐西朝东为楼房，其余两坊为平房，大门朝南，设在照壁的左角，门前有一条从玉泉西河引来的水沟，缓缓流入中河。
牛进忠娶了赵氏后，如同赵家代代单传，只生了一个儿子牛坤。
牛坤娶了李氏，但结婚多年没有生育。牛氏不能断了烟火，为了传宗接代，后继有人，便养了个赵家的儿子，名牛应麟。没想到有了养子后，又接二连三生下三个儿子。
就这样，牛应麟为长子，次子为牛毓麟，三子为牛化麟，四子为牛即麟。
热心丽江教育
因当时丽江的流官知府十分重视汉文化教育，牛氏四兄弟都入学读书，考取功名，成了进入士林的人物，牛毓麟为贡生，牛化麟为优贡，牛即麟为贡生，一优两贡，牛家在边陲丽江大研小镇一下成了读书人家。
牛应麟虽没考取功名，但也是有文化知识的人，他继承了先辈的事业，走茶马古道，做纳藏贸易而积蓄了不少资金。
优贡牛化麟在湖北黄冈县代理县丞，也是有钱的，空余之时，喜爱吟诗琢句，日积月累，便集成《西堂偶吟》。可惜后来遭到“乱世十八年”，而只有记载，没有作品传世。
牛氏四兄弟因热心于边地民族开化，热心于文化教育，而得到历任府官的尊重，并都对丽江纳西族文化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光绪丽江府志·人物卓行志》突出记载了牛毓麟的事迹：“字恒超，岁贡生。
资性沉毅，嘉庆庚申年，和太守费颜捐置乡会赆金，毓磷慷慨捐资，筹划多方。
既集事，毓麟定章程条约，太守善之，捧籍长辑曰：‘卷金善后事，非易易也，惟牛先生之力是赖！’……太守卒，与弟即麟并力从事，恐负太守美意，故情殷奖籍后进。每于书院考课暇，结‘玉泉文社’，仿春秋闱功令，三日盘飧，悉具自家厨。每闻捷音，先移私金踵门送之，曰：‘为先太守馈贺仪也。士林德之。’”
可见热心丽江教育事业的牛毓麟，为奖励地方科举人才，不惜钱财，慷慨捐资，而且为了使丽江多出科举人才，快出人才，亲自订立了奖励章程和条约，以期有更多的纳西人获取功名。
在知府和费颜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后，牛毓麟同四弟牛即麟仍坚持不懈，以丽江教育多出士林人才为己任，只要有考中科举的学子，就及时拿着奖金亲自送到家中，还不扬其功，谦逊地说是已故的和太守让我这样做的。
越是谦虚的人越受人尊重。他那把名利让给他人的做法，在丽江古城被传为美谈。
嘉庆十七年(1812年)，他还重修了古城的关帝庙，也就是武庙。
《光绪丽江府志·人物卓行志》中还记载了老四牛即麟的事迹：“字玉书，附贡生，为人慷慨英豪，乡里有贫乏者，称贷不吝。嘉庆初，和太守费颜倡捐卷金，一时郡人杨溥相继而倾囊笥，即麟以公正与毓麟同为太守所器得，延请董其事，并出家赀百金，归商人权子母。三十余年，尽心勤恳任为己事。后存积至七千余金。丽人士赴春秋闱者，俱沾其惠，至今称道弗衰。”
牛氏兄弟把丽江学子春秋两度的科举考试，争取功名，当作自家的大事，任劳任怨去做义务工，使寒窗苦读的学子大受其惠，使丽江边陲的纳西族人文蔚起，科甲连绵。同时长江后浪推前浪，带动了后学者。
上述典籍还记载老二牛化麟：“优贡……性好善，乐施不倦。丽旧有卷金，权舆于张太守圣功，但赴春秋两闱，距京师及省垣道里辽远，不无菲薄之虞。适和太守费颜嘉惠士林……踊跃输金，以赞成其事。邑人至今为美谈。”
牛化麟为牛氏三世祖四兄弟中取得功名较高者，为嘉庆癸酉科(1813年）优贡，曾在湖北黄冈县代理县丞，还乡后，也为丽江的文化教育出资出力，受到人们的称赞。
改土归流后，丽江纳西人（尤其是大研古城人）十分尊重读书人，才填补了丽江改流前无科举人才的空白，出了翰林、进士、举人等数以几百计的科举人物，以及众多走出玉龙大雪山到外地做官且有突出政绩的名宦。
如今，纳西族的大中专毕业生名列全国各民族首位。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何况文化教育，培养地方民族人才，也有牛氏先祖的一份功劳，这从丽江史志中可以得知。
特立独行的诗人曾代理黄冈县丞的优贡牛化磷，是清代丽江纳西族特立独行诗人牛焘的父亲。
《光绪丽江府志》人物志下卷“文学志”中说：“牛化麟，字履仁，着有《西堂偶吟》。”但经过清代咸同年间长达18年的民族战乱，以及社会变革，这部书已荡然无存。这在丽江不只他一个，这些精神遗产，精英文化，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民族，属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是必须引起重视的。
值得庆幸的是，牛焘生前自辑的四卷诗集《寄秋轩吟草》，经过十多年战乱和百多年风雨“大难不死”，还是被抢救过来，于2007年5月由玉泉诗社、古城博物院出版问世。这部诗集计有289首古近体诗，其中有近50首长诗。
诗集是由牛焘的玄孙编辑的，也包含着李世宗老师不可磨灭的心血和功劳，是根据他的手抄本打印，并做了拾遗补阙，最后请李老师认真做了校订。
在清代纳西族诗人群中，牛焘的诗作独树一帜，充满个性，周钟岳看罢牛焘的《寄秋轩吟草》感叹道：“先生诗任情舒卷，绝去依傍。诚哉，其为特立独行之士也！”
赵藩仿元遗山绝句评论牛焘诗（人）道：“何曾一语着粗毫，琢句矜严选韵牢。
垂老空山抱琴死，招魂谁与续《离骚》”。还说牛焘“诗、文、书法皆工雅”。在《丽郡诗征》中，赵藩所写的牛焘小传这样说：“牛焘，字涵（含）万，拔贡生，历任镇沅、安宁、邓川、罗平校（学）官，有‘寄秋轩稿’。
“涵万家饶于赀，而标寄萧然，弹琴咏诗便可终日。司铎数校，晚而归田。蓄一雷氏琴自谱新曲，被之弦轸，听者移情。同时与马子云能吹铁笛。郡中有‘牛琴马笛’之曰。
“回寇之乱，涵万避山洞中，抱琴而死。其女弟为吾中表王梅村孝廉之配，故抄得七十余篇（首)。”
这是牛焘51岁以后，因他是拔贡可以去任职，而家人催他去谋职以后的传略。在这之前从《寄秋轩吟草》中可以得知，当他博览群书而打下诗文功底的而立之年，沿着纳西人走的南路茶马古道，从丽江到石鼓到巨甸有意走了一趟，写了《江行偶集》十二首写景如画的边塞诗。
他31岁便赴京赶考，沿途吟下不少好诗。他考取优贡，并得到选拔。他可以谋个小官，至少是学官（即现在的教育局长)，但他没有去，因为当时“家饶于赀”，而过着自由自在的潇洒生活。除吟诗作词外，自谱新曲，自弹自唱，可谓无忧无虑。
他48岁时，又沿着久远的茶马古道，从维西到了德钦，着有边塞诗《澜沧江西行诗》二十首。
51岁，他因家人催促他去省城谋职，他使谋得邓川学官之职。55岁去镇沅，58岁去罗平，62岁卸学官职回到丽江古城家中。
正如纳西族女诗人、作家赵银棠所说：“牛焘诗才潇洒，写景如画，所到之处，不论山川、风物、人情，有感于心，即付吟咏；所写无不生动活泼，意味深远”。
加之有音乐的天赋，他不仅给我们留下音乐感很强的诗，而且留下十多首有关音乐的诗，是纳西族音乐史不可多得的资料。
牛焘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卒于咸丰十八年（1861年）的“乱世十八年”中，是义军进攻丽江，火烧古城，而逃到文笔峰山洞中，望着一片火海的古城，愤怒地绝食死去。云南文化奇人赵藩对他的诗作和他爱乡爱国精神作了高度的评价，是值得我们后人追思的。
乱世遭遇
在“乱世十八年”中，在义军和清军争夺丽江的拉锯战中，古城被义军烧为灰烬。未被烧毁和幸免于难的不到十处（家)，而其中有牛家的两个大院，即阿溢灿牛家大院，那斗拱翘角具有明代风格的大门至今保护完整，里外的格局也无多大变异。现做客栈对外开放。
还有一个院落是木氏土通判给牛家地基而被称为“当市洛”（汉语意为新宅基地）的牛家大院，是丽江牛氏发祥地卖鸡巷牛家，也就是清代丽江大诗人牛焘一个支系。战乱结束后，没了衙署的府县官曾借用当市洛牛家大院作为办公地点。
在长达十余年的战乱中，丽江牛氏家族的损失也是极其惨重的，卖鸡巷房屋全部焚烧成废墟，阿溢灿（牛家巷）除现存的牛家大院外，其余房屋院落都被烧尽。据说牛焘有个儿子，因目睹义军残杀本土人的可怕场面而惊悸成病。
牛氏也为收复丽江古城而有多人献出宝贵生命被载入《光绪丽江府志·忠义志》中。记载的三位忠烈如是说：“牛士正，由练勇保举正品衔，随杨（玉科）武愍公带领兵练守鹤庆城池，因回兵麇集，士正登陴坚守，日夜不懈，城陷，力战死之。”（牛士正为三世祖牛化麟孙子，即牛焘胞弟牛耀的儿子）“牛继荣，随杨武憨公克服鹤庆城后，回兵大至，城复陷。继荣力战不退，被贼擒杀。”
（牛继荣为三世祖牛即麟的曾孙，即大儿牛秋五子牛士亮的老大）“牛士范，五品军功。从张（润）副将攻榆（大理）城，于城北五里桥阵亡。”（牛士范也是牛即麟的孙子，即大凡牛秋的八子，牛秋共生了八个儿子，所以在牛氏家族中成了人丁较旺的支系）丽江牛氏家族谱也在战乱中遗失，战乱结束后的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修了家族谱，原因是经过十多年的战乱，家族的人难以相认，更不知道家族的历史，出过什么样的人物，为丽江作过什么样的贡献。重修家谱，为的是激励后人继承先辈无私的精神，不为名利所动！
牛氏四大支
据说，当时人丁兴旺，并因热心于丽江文化教育、在地方有极高声望的牛氏三世祖四兄弟，想搬迁始祖牛进忠的坟墓，结果在选好的日子，正要在坟地动土的当儿，从坟上扑棱棱飞出三只斑鸡，一只飞向拉市，一只飞向白沙，一只飞向文笔峰下的珊碧山。加之原有不动的坟地，便成了四个大文系的人生归宿地，也是到丽江才三代就分支的原因。
老大应麟在拉市，老二毓麟在白沙，老三化麟在文笔峰下，老四即麟在象山南麓，后因建丽江地委党校的校舍和房屋，而于20世纪60年代，搬迁到吉坞山松林中，牛氏丽江始祖的坟墓就迁在那里，有七代孙牛石泉（牛焘曾孙）撰写的对联：“王屋麻楼考是系，雪岭霞峰卜人文。”是着有142部的鸿篇巨制的纳西大作家王丕震父亲——纳西族书法家王有富书丹的。墓门两边镌有丽江牛氏简述和谱略。此祖坟于民国初年由当时有功名——任贵州都匀县知县的牛石泉领头重修。
那时修坟墓不仅讲究规格，而且讲究有功名的人才能按照家族规定重修，因此有功名的牛石泉重修了祖坟，才有了追溯到丽江始祖原籍，预示后裔人才辈出的佳联。
民国知县
牛氏三世祖优贡牛化麟，曾代理过湖北黄冈县丞，其三子拔贡牛焘诗人曾任过邓川等地的学官，牛焘的曾孙牛鉴清（字石泉）云南优级师范毕业，在民国十五年曾任贵州都匀县知县。据说他大抓文化教育而得到县民的爱戴，辞职离开都匀时，县民依依不舍挥泪送别。
牛石泉小时候读书非常用功。勤奋出天才，14岁就成为圣公，后来因学习成绩拔尖而被选送到云南优级师范（云师大的前身)，因文理皆优，毕业后曾任丽江劝学员长，县第三届参议会候补议员，省立丽江中学董事，为纳西族第一个数理化中学教员，民间顺口溜说：牛鉴清，牛鉴清，数学算得清。
据说着名纳西画家周霖的父亲周冠南从日本购买来一批物理化学的试验仪器，当时只有牛石泉一人才会操作使用，其他教员都成了不“识”洋货的人。
和心友老师讲，有一次牛石泉当众做化学试验，观者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当他边讲边变戏法似的做出五颜六色的异彩之时，静无声息的人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奋，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李世宗说他是“丽江才子”，他是第一个在大研古城清唱京戏的纳西人，他的京戏是在昆明读书时学来的。省立丽江中学的莲花池中“是亭”第一联是他的代表作，是周冠南命名，他应作的嵌字联，联曰：
是处小偷闲，恰好时雨浣花，且拾荷钱买春去；
亭瞳真可爱，趁观池鱼吞墨，便凭柳汁作袍回。
该联对仗工整，用典绝妙，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激励学生趁着大好时光，努力奋发，那就会有美好的回报，不愧为1937年任省立丽江中学校长的“滇西才子”范义田赞不绝口的丽江名联。
牛石泉英年早逝，死得很惨。他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在1927年云南胡龙争战中，成了牺牲品。这本来不干他的事，但同乡的王季莲（曾任中将师长兼云南省宪兵司令）说他这么一个有学识的丽江名人，在都匀县当县太爷，太不像样了，要跟着他去干一番大事业才是。
牛石泉便跟他去做文官，结果在罗平被围困了几天几夜后，在异常饥饿的情况下，饱食了一顿而撑死。后来，官兵们因他是丽江知名人士而用了一个当地有钱人家的红漆棺材好好掩埋了。谁想战后，又被不服气的主人挖掘出来，取走装过死人的棺材。据说这家人做得太绝了，后来出了不少事情……到上海经商
丽江牛氏始祖是经商到丽江的。二世祖牛坤仍继承父业从事商业。三世祖的四个兄弟就有所不同，除了老大牛应麟到西藏从事纳藏贸易外，其他三兄弟有了钱就去大力支持丽江教育事业，因而留下美名。
民国初年，家住大研古城牛家巷（阿溢灿）的牛即麟的后裔，牛氏的七代孙牛星海，在丽江商家都处于不怎么景气的情况下，在一家商号当店员的他，沿茶马古道到维西及澜沧江一带，拿驮来的茶叶、粉丝、红糖等货物换回麝香、虫草、贝母等药材和皮张等山货，驮运到昆明等地转买，从中盈利。随着流动资金的增多，往来业务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创立了自己的商号“春华盛”。在昆明、下关、维西等地设了分号。
后来，便与同在澜沧江一带发迹的拉市木荣春的荣华盛合资成立了“春荣记”商号，把总号设在昆明，分号设在上海。总号的掌柜为牛星海。他们把来自茶马古道的药材等山货，以及丽江寿元丰生产的名药“虎潜丸”（以采自高海拔的玉龙雪山的药材为主，加工泡制而成)，因而药效特别，等运到上海销售，赢得可观的利润。生意做得异常红火。
不过，上海是个花花世界，是个大染缸。在上海分号的木子经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在染缸里不能自拔以致糜烂。从昆明发出去的一批又一批的山货药材，只有去的贷，没有回的钱，木子在上海花钱如流水，使牛星海欠下一屁股的债，变卖了家产，才还清了欠债。
就这样，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后，合伙的商号便倒闭了。亲家变成了冤家，只有各干各的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丽江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建立已久的纳西和藏族的贸易关系，加上日寇封锁了国内港口，丽江成为昆明至印度的国际商品贸易的中转地，丽江的商业得到空前的繁荣。
就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牛星海得到了一笔他人的赞助，于是善于经商的他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创立了“炳记”商号，分号设在昆明、下关、维西，并设到了腾冲，又成为丽江古城不可小觑的商家。
后来牛星海还在丽江组织了三合盐号和民间慈善机构施棺会，用盐号的利润，作为施棺会的费用开支，为地方做善事。
办学为民
民国期间，南门桥畔的私立文伯小学，是家住新华街桃源巷（纳西语为“补子阿劳过”）的丽江富商之一的牛文伯接收来的丽江省立附小。
牛文伯是丽江牛氏八代孙，是三世祖老大牛应麟的后裔。民国初年，他先开药铺起家，后继承上辈“裕春和”商号的事业做生意。
1939年，在昆明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委任的“公膏局”局长虚职，在康定设了“裕春和”的分号，为云南的龙云和四川的刘文辉做大烟生意，成为官商的同时，积累了不少资金。
后来国家严禁鸦片，牛文伯便转向做山货药材生意。他趁着抗日战争时期，丽江成为昆明至印度的国际商品集散地，古城成为“小上海”之机，不仅在昆明、下关、德钦、拉萨设了分号，在即度加尔各答也设了分号，并派胞弟到印度分号管理业务。购买300匹骡马，雇用马锅头、马脚子沿着茶马古道，从印度驮运回国内紧缺的棉纱、毛呢、布匹、纸烟、文具用品等洋货，获得丰厚盈利，成为拥有雄厚资金的丽江较大商家之一。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丽江火爆了八年的商业，一下落入低谷，加之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商家纷纷倒闭，牛文伯的“裕春和”也损失不小。
难能可贵的是，1944年，正当丽江仅有的三所完小之一的省立丽江中学附小面临着停办，近十人的教职员工面临失业，二三百名学生面临失学的时候，作为富商的牛文伯一口答应接收丽江中学附小，也就是现在的大研中心完小的前身。
在承担了一应费用的同时，新建了四个教室和一个教员休息办公室，修补了旧教室，填补了新课桌、教桌和教具等。面貌一新的附小，经县教育局改名为“文伯私立小学”。
云南省教育厅为表彰牛文伯为丽江文化教育、培养地方人才所做的难得贡献，颁给他“嘉惠菁莪”的匾额。这是他继承丽江牛氏一向注重地方教育，注重培养人才的光荣传统，说明牛氏后继有人。作为后人，应当以有这样的前辈感到自豪，并效法继承这光荣传统。
在社会变革时期，牛文伯于1948年任丽江县银行经理，因当时小票在丽江市场难以兑换，经董事会集体讨论通过后，盖上牛文伯的印章，作为小票在丽江市场通行，以便利群众。牛文伯却被以“制造假币”的罪名遭到处决。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做生意成了丽江大富商的牛文伯，在学校面临存危的时刻，接收了学校，承担了所有费用开支，为地方文化教育，培养人才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是难能可贵的，是牛家光荣传统在他身上闪光。因此，丽江地方史志中为他作了肯定的记载。
出色的实业家
家住阿溢灿的牛尚麒，因少年失怙，读了四年私塾，便出远门去亲戚“春荣记”商号设在上海的分号学经商。
丽江“春荣记”分号的掌柜木某某，经不住花花世界的侵袭，腐化堕落。人各有志，牛尚麒到了上海大世界，却大开眼界，感受颇深，觉得应该学点实业技术，回去开办地方实业，那才会对落后的边陲丽江有好处。他便用心去学习化工、纺织等技术。
学而有成的他于1931年从上海回到久别的故乡后，利用维西和丽江的植物油，在大研古城开办了丽江第一个肥皂厂，起名为“丽华洋枧厂”，用木模子土法制造“洋枧”（肥皂），日产100条。由于价格适中，质量也还可以。产品供不应求，远销维西、中甸、兰坪、永胜等地。
有着市场经济头脑的牛尚麒，见袜子在丽江市场好卖，就从昆明购来脚踏织袜机，以及织袜的棉纱，在古城建了织袜厂（可能是丽江织袜第一家），将产品投放市场，不出他预料，袜子畅销于市。
抗日战争爆发后，对于走茶马古道已久的丽江商家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而对于牛尚麒红火的肥皂和袜子产业则是个厄运和打击，由于制作肥皂的原料砂碱和织袜的棉纱没有来路，只有倒厂闭房，停止生产。
但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的他得知，驻王家庄的安牧师想利用教堂旁的古城东河的水力，就从英国带回一套水力电动制作木料的机器，但因那儿的河水落差欠佳——不能发电而搁置下来。得知这一消息，牛尚麒便向家族的丽江富商牛文伯借了20两黄金，购买了安牧师的洋机器，利用中河南门桥上面阿布布（今新纳大酒店）落差较大的河水，在着名的植物学家秦仁昌的帮助下，安装了发电机后，又安装了电动锯木、刨木、铣木等机器，办起了加工制作木器厂，生产家庭用具，课桌教椅，栏杆扶手……成为云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新事，也是丽江水力发电和电力加工制作木器的先声。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古城中河的百岁坊段才有小型水力发电厂。尽管有人从中作梗，牛尚麒的这一新生事物在古城中只办不两三年时间，但他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敢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是改革开放创新的年代。
兴旺之族
丽江牛氏是一个兴旺之族，始祖牛进忠于雍正初年从山西阳城落籍到丽江后，成为纳西人的我们“存”字辈，已传9代，据说已有150余户。主要在古城阿溢灿至汝启当积善巷下段，在民国年间被称为“牛家巷”。是牛氏分为四大支后，为三世祖老二牛毓麟、老四牛即麟的后裔。
据了解，大佛寺（今兴仁小学）至汝启当大片地基为牛家地基，20世纪40年代卖给了丽江富商李达三、李烈三等，建起了李家几个大院。
也是20世纪40年代，大佛寺西南面牛氏地基，面临着被别人占用的危险，家族中的人便动员大研古城的所有牛家，每户出一点钱集资建了“牛公祠”大院。
自后，每年春祭就轮流做东在公祠中举行礼仪。历来重视文化教育的牛氏在这里还办了对外开放的牛氏宗族学校，以在金沙江边的笔墨田庄作为费用开支。
另外分布在瓦北（新华街）补子阿劳过（桃源巷）和黄山段的牛氏，也是牛应麟的后裔。
牛氏发祥地卖鸡巷为老三牛化麟的后裔，也就是作者的家，1954年因公家需要而重新分给房屋而迁居到百岁坊，另有老四牛即麟的一家后裔也是同样的原因而同时搬迁到百岁坊。牛化麟的支系主要在当市洛（新院巷）。
金沙江边巨甸、金庄、红岩以及江对面中甸总共18户的牛氏，是大研古城中出去落籍在上江一带的，他们是因购买了那里的田地，需要收租而落籍在那里，都是三世祖老四牛即麟的后裔。
牛氏成为丽江纳西人后，热心于丽江文化教育，也不乏科举人物，除三世祖牛化麟为优贡，其他三兄弟为两个贡生，一个文廪外，还有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科举人牛焯，咸丰壬子科（1852年）副榜牛锡庆，光绪丁酉科（1897年）拔贡牛承汉，贡生牛焘、牛士清等。
更有特立独行的诗人兼音乐家牛焘（拔贡），还有湖北黄冈县丞牛化麟，贵州都匀县知事牛石泉，都有诗作和对联存世。
民国初年有闯上海的商业家牛星海；民国后期有挽救了面临关闭学校的富商牛文伯，有出色的实业家牛尚麒……
牛氏从商到丽江，做生意有了钱就供后代读书，第三代便成为丽江的读书人家。值得称道的是，牛家读书人取得功名后，为地方文化教育培养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江山代有新人出。民国期间，牛氏从事教育的人就不少，有理化和国文、美术、音乐等大中小学教师。社会变革后，尽管教师成为历次运动的对象，牛氏仍然出了不少教书育人者。这是牛家家族的光荣传统，也是家族的骄傲！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牛氏不乏有成就有贡献的专家，有从事高温合金、工业X 射线分析、微束分析研究和应用工作以及从事稀有金属和铀矿床研究工作的高级工程师，有从事克山病防治研究工作的国家级专家，有扎根边疆的全国优秀教师，有教授、副教授，有爬格子及潜心研究的文学家、艺术家等专家学者。真是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当然，牛氏的后裔还需加倍的努力，百倍的奋发，走出玉龙山，走出国门，在各条战线上为中华争光，为丽江争荣，为家族争气！
回忆茶马古道上的支前岁月
杨炳文 口述 阿伟 整理
爷爷辈走过茶马古道。丽江茶马互市正红火之时的商号之一“永盛园”，系由我爷爷杨子钦一手创建。由于长期经商并在来往客商中享有盛誉，因而在丽江至藏区古道上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本满杨藏客”。我叫杨炳文，从丽江县供销社退休，是“杨藏客”的第三代后裔。
我也走过茶马古道。沿着爷爷辈、父辈的足迹，也沿着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足迹。那是1957年底，我受政府委托，以秘书、财务主管身份参加了丽江支前马帮大队，与部队一道开赴康巴地区平乱。当时马帮大队有1500匹牲口、300多名干部、群众；我们来到中甸报到后，指挥部又将马帮大队分为5个中队，并发给每人1套军用棉衣裤，每人1把带刺刀的老式步枪、100发子弹、4个手榴弹，以备路上安全防范之用。
中甸——乡城为8个马站，从中甸——德钦为11个马站，从德钦到芒康为15个马站。这是马帮行进的主要路段及马站情况。我们一般择水草密林而居。露营时招呼人马、物资，站岗放哨分工有序、各司其职。吃着马锅头饭、喝着山泉水、围坐篝火堆之时，我常常想到了古道茶马互市丽江诸多商号、马帮、藏客的艰辛，要远在我们之上。爷爷辈弟兄七人中，有一人就在古道捐躯，有一个至今音信全无，还有一人虽知活着也难寻真容；父辈中也有人从事马帮运输，半路被抢劫一空无功而退的……我们的马帮大队，运输的均为军需民用支前物资，比过去好在我们每人均配有自卫还击武器，紧要时还随时有部队护送。
一路风霜雨雪、越高山跨低谷是家常便饭，还不时遇到土匪袭击。在与土匪交火中，常有战友、同伴倒下，但活着的依然誓死与马队、支前物资同呼吸、共命运；有时行进中牲口失蹄、人马坠下深谷，不见踪影；第二年春暖雪化时，半山腰树梢上依稀可见残缺不全的人骨马尸倒挂着，随古道季风在悲号、晃荡……
1958-1959年间我所在马队除送部队给养外，也为修公路队伍分忧。当时修通的中甸——乡城186公里公路，中甸到德钦l84公里公路，支前马队亦立下了汗马功劳。1958年底战事稍息，我便回家一趟。1959年2月春节刚过，上级又来了命令，于是原班人马在2月10日前，分别前往中甸指挥部报到。到中甸后，队伍随马帮，由中甸——尼西——大上桥头，分四天行进；然后分两路人马过江，一路到四川德荣，一路直抵奔子栏东竹林准备到德钦县。面对湍急江流，马队从容应对。我们用四个汽车内胎绑上木板过江，也算是急中生智；牲口则用木船四匹一次渡送过去。我们从东竹林翻越两个大山垭口后来到白马雪山脚下，然后到德钦县城兵站接受任务。其间天公不作美，因七天七夜大雪使人马困顿雪山两头，军需粮、民用物资一时接济不上，我们就吃马料，干南瓜片煮火腿。
古道之路布满凶险，除天气如魔术般变幻无穷，还常受山洪、泥石流的不断威胁。当时一路上有13辆军车在奔忙，其中2辆在一次通车仪式中，被山上滚石砸瘫痪了。当时木坚是车队队长（丽江拉市人，在丽江县供销社退休)，也能证实当时环境之恶劣。与1950年部队为和平解放西藏进藏时一样，第一次见到军车的沿途藏民，时不时拿来自家的草料、肥汤水“喂”汽车，已见怪不怪。
马队行进途中有一些人和事，至今历历在目！
上桥头至奔子栏，途中有座山关口险要，为“两江夹一山”地形。1935年红军长征过此地时与土匪发生遭遇战，牺牲了五位红军战士，一直长眠于山顶。我们路过时，老远就能看到当时红军留下的木牌标志以及当地小学校新设的烈士墓地标志牌。
佛山区有一村落叫巴美村。我们路过时不时有一些操纳西口语的老人出来搭话招呼，周边还有许多土碉堡高竖其间，看去年代已相当久远；我们在该地露营中，那些操纳西语的“藏民”来了。问我们：“是木天王处的人？”原来当地有一传说，早年木天王要西征藏区至西藏，问及到西藏还有多少路程，回答是两个多月，便到此止步收兵回营，留下了部分人马在此另辟村寨休养生息，因而有不少纳西族人杂居其间。
联想到白沙铁、铜、银匠，束河皮匠们，当年靠一把锤子、一把锥子、一张皮子，到藏区闯天下，至今仍有诸多后裔们落户生根在藏区。东巴经记载，纳、藏、白三兄弟，同为一母所生，看来此说也有一定根据。
1959年8-9月，平叛任务已基本完成。丽江支前马帮大队受到了地方政府、支前委员会的表彰。一面大锦旗上写着：“踏遍千山万水，支前战斗在康藏高原”。
我本人也收到了立功喜报：“杨炳文同志在支前平乱中搞好工作，做好人马健康、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署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0062部队总兵站”，日期为“1959年10月2日”。
回忆重走茶马古道支前的马帮岁月，我对悠悠古道上从苍茫时空飘来的驮铃声声，总有一辈子说不尽道不完的千般情结；这情结中有我一家四代为“藏客”的寻根之情，有战友、同伴为新西藏血染古道的思念之情，更有为新世纪重振茶马古道雄风、再创茶马古道辉煌的殷殷之情……
姚家往事
姚璐
丽江古城五一街兴仁上段，大佛寺与原雪山书院之间，有一块风景秀丽之地。
这里，坐落着一座纳西四合院，其门对着文笔山及略偏东的笔架山，门口有一棵参天的滇朴古树。它历经数百年风风雨雨，依然挺立在门前，守护着这户人家。
门上方悬着“松竹居”的匾额，两侧贴有“笔砚树荫户，孝仁文传家”的对联，它就是我们的家。
看到门口的这棵大树，人们都会肃然生敬。从她身上长满的疤痕，使人联想到这个院内，一定会发生过的许多有趣的往事。
一、姚家的来历
姚家来自南京应天府柳树湾。始祖叫姚宾文，至今已有14代。从第3代开始到12代，已娶有3位木姓及23位和姓的妻子。也有姚家女嫁到纳西人家中，我们家族已和纳西族通婚，我们的血液里也流淌有纳西族的血液。
姚家世代以手工、经商、办学等为业谋生。家族中出过几位未曾取得功名的小秀才，但他们办私塾，教书育人，为推广和普及当地文化，作过积极的贡献。
因年代久远，特别是清朝咸同年间，经过持续十八年战乱之灾，新中国成立后又历经了数次政治运动，家中所藏的书、字画等已被烧毁。再到“文化大革命”时，家中最后留下的寿屏及几件值得传世的珍品，也因“横扫四旧”而毁。故而，关于我们家族早期的详情也就无法说清了。
二、老地契
“文革”期间，二祖母拿出一份古地契给我的父亲看，并问这是什么东西？父亲一看，原来是姚氏的一份古地契。看后他十分惊叹地说：“原来我们家的宅基地，北到北门，南至河边，东至书院、西到小西门止，足有数百亩之多啊！”当时，父亲怕这份地契落到红卫兵手中，引来灾难性的祸害，我没有来得及问地契中所记载的详细内容，就匆匆忙忙一把火烧了。
事后从姚氏家族的居住情况分析，我们家在城北，与北门接近。姚灌园叔叔家就住在大河边，且与小西门较近。而姚鹏、姚义兄弟家居中，与古契所指范围是接近的。
《光绪丽江府志》中载：丽江府城于雍正元年（1723年）由“总督高倬和巡抚杨名时提请筑土围”的记载。既然古契中有“北门”等词出现，我们分析先祖们买这块地的时间和来丽江的时间应该在雍正元年前后，也就是流官修建小土城之前后。每代以25年推算，我是第12世孙，至今已300来年，与姚氏于雍正元年前后来丽江的说法相符。
还有两种猜测：一个猜测是，那时丽江古城居民还不很多，而我们家这一带可能还是荒坡，不用花多少银子就买下来了。另一个猜测是：木氏土司特别喜爱中原有识之士和有一技之长的艺人。只要这些人士愿意来丽，他就馈赠给他们“一箭之地”予以鼓励。由此推想，也许木氏土司象征性地让姚家出些小钱就给予姚家很多土地。如果是这样，我们姚氏祖先应该是丽江古城较早期的有文化或有一技之长的移民之一了。
如能把这份地契保存到现在，它就会成为一份研究当地历史的好材料了，追悔莫及！
三、增生粹轩轶事
姚家第五代祖中，出了启祥及子晖两位登仕郎。八代祖中有增生姚纯、文生姚纶。其中，纯（字粹轩）志高博学，才华流溢，写一手好字。关于他，流传有这样一个故事：青年时的他，思维敏捷，文笔流畅，一次参加乡试，他写下一篇佳作。然时间还未过半，兴致未尽，就再写一文，满怀激情，一并呈上。谁知画蛇添足，被判为违规，名落孙山。此事，对他刺激过深，从此弃了仕途，安心办私塾执教，平平淡淡，了却此生。他写下的：“吃三餐饭胸无事，看数行书眼不花”；“执教于寒舍，桃李芬芳，蓬门弦歌”等，即是佐证。
我年幼时家族长辈常教导说：你的曾祖父（指粹轩）所书、原悬挂于城隍庙内戏台上的“看结果”及“高山流水”两块匾额很有名气，两块之中“看结果”三字最传神。我们家算不了名门望族，但也出过读书之人，你们要好读书，要出人头地，可不能为家族蒙羞啊。“看结果”三个大字内含因果报应的色彩，在那轰轰烈烈，沧桑巨变的年代里，怎能被潮流所容，故而没有传世。然“高山流水”之匾额幸运存于世，今高悬于黑龙潭公园五凤楼大门之上。
还有一说：原黑龙潭公园内的“龙神祠”，原仅三间房子，故挂了“玉龙宫”三字。后来扩建之后觉得字数偏少，请他添写了一个“水”字，即成“玉水龙宫”。
仔细看看，不难看出“水”字比之“玉龙宫”三字，确实略逊一筹。
松竹居院内正房堂屋前刻的“笔花昨夜开东阁，梅信先春到画堂”及“玉堂映日开丹桂，金屋藏春醉碧桃”两幅楹联是他的遗墨。
纯之孙，我堂伯祖父灼炘（字重华，秀才），为清朝创建丽江府学堂（今“市一中”）时的首批教师。也是着名的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的启蒙老师。
四、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孟章，无师自成泥塑家。大佛寺大殿内由他塑成的金身达摩，两眼圆睁，腿盘金莲，神光远射，叹为观止。还有那尊伽蓝，手握巨蟒，七彩金身，威风凛凛，而那尊护法韦驮，庄严雄伟真是一代奇观！他还把佛像从金沙江边喇嘛寺塑到了藏传佛教中心拉萨。他把藏区羊皮画传到丽江，也把独具一格的丽江建筑彩绘流传后世。
把泥团暗藏袖中，为他人捏肖像是我祖父的绝活。有一次，他去德钦做生意，得知慈母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一时又回不了家，只好塑造一尊母亲遗像，以尽一片孝子之心。他整夜搓捏，终不如意。过于困倦而有睡意，手中人头突然失手掉地，捡起一看，着地时恰好把下颌上提，酷似再生。塑像完成后珍藏于祖先神龛中。整个肖像仅有一个鹅蛋大小，小巧玲珑，惟妙惟肖，面部皱纹及手掌上的指纹都清晰可见。前来观看曾祖母遗像的亲友，总要向它点头致意。传为本里奇观！曾祖母广积懿德、风范昭戚里，这是向她行礼之根源。然而其像也做得精制而小巧，不低下头来，怎能看清啊。十分遗憾，这尊塑像于“文革”“破四旧”而毁。
祖父虽非佛教徒但有尊佛之心。常常教人“心即佛，佛即心，一个人只要心好，便是菩萨在世。”时常告诫子女：“人生一世要做好人，不要染上‘吹、赌、嫖、游’四个字”。这些也就成为我们家的治家格言了。祖父性格豪爽，办事公道，勤劳俭朴，深受邻里尊敬。
祖父还与我的外公鲍燮川和我母亲的舅父王守恒合伙开办了“同盛园”商号，我祖父出力股，他们出资，也因此我外公将母亲许配我父亲。祖父常年奔走于西康、西藏，于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之间的茶马古道上。
古道艰险，雨雪泥泞，种种艰难险阻，加上对家人的牵肠挂肚，只有不畏惧一切困难，坚强不屈的人，才能担当此任。我外公的父亲和我的祖父都具有这样的品格，但他们都未能躲过强盗恶匪的凶残，都遇难在这条古道上，从而造成我们两家几代人的悲剧。今天，我每当走到市内以茶马古道为题材的每一组雕塑之前就会发呆，缅怀祖宗而久久不忍离开。
茶马古道牵人魂，姚鲍同路结姻缘；先祖勤跑谋生计，悲欢血泪洒其间！
高黎碧洛云岭峻，怒江澜沧丽水急；姻祖两代征险途，历程艰辛哪堪提！
五、父辈们
我的父辈中，堂大伯艾园、二堂伯芝园、三堂伯椿园、四堂伯桧园，他们都是读过书的人。大伯与二伯以做粉丝、酿酒为业，三伯家造马护垫。四伯母家往新华街，是丽江做软玉石香炉的唯一世家。四伯由泰山大人传授技艺，并提供边角料，以刻制精美的印章石为业。这些产品，绝大部分都卖给藏民，他们都与藏民交易营生。
做豌豆粉丝是我们家的拿手好戏，新中国成立后，还将家传做粉丝的工艺，无私奉献社会，办起了粉丝厂。大伯和二伯还到其他地州传授技艺，可以说丽江做粉丝的工艺是从我家传出的。
我的母亲鲍秋月的娘家以纺织为业，自然她是位纺织里手。她嫁到的姚家又以制作粉丝为业，当然她也是做粉丝的能手。她在雨水季节织布，旱季以做粉丝为主，后园里还种有蔬菜，每年都养两头大肥猪。父亲在学校教书也很忙，家务都由母亲一人操持，她为全家呕心沥血，积劳成疾，57岁就去世了。临终前反复叫着我的名字，游子在外，连一杯水都没有孝敬过她。写到这里，我泪从眼眶涌出，长跪祖先堂前放声号哭，祈求饶恕。忠孝两难全啊！
我的父亲栗园，字果青，他自幼天资聪敏，幼时瞬间即能心算出从一逐加至十的和数。他八岁殒父，饱尝风霜，人穷志不穷，发奋苦读。高中毕业时，因品学兼优，校方已推荐保送“中法大学”深造，但因家境贫寒确实无力去上大学。
只好应母校之聘，到省立丽江中学任教师。后经校方关爱，送西南联大进修，以理化班第一名毕业，回母校执教一生。他爱岗敬业，兢兢业业，爱生如子，诲人不倦，为人师表，桃李成蹊。他荣幸地当上了第四届省人大代表和第五届省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2011年教师节前夕，有两位年纪比他小不了多少的63年前的学生，专程来丽江祭扫先父之墓。其中一位是昆明市第二十三中学高级教师教务主任、市政协委员火辅滇先生，另一位是云南中医学院郭汝吉教授。他们相处的时间十分短暂，但父亲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印在了他俩的脑海之中。这真是：
荷池是亭相投缘，
师生情义重如山。
六十后，
扫师茔，
尊师重教杲地天。
我的父亲多才多艺，幼年时就有“姚龙”之美称。他小时写的作文《喻水》中说：“水之静而洁者万物可鉴，动而污者一物不映，夫求学之道如是……江河之水，其声轰轰，气势汹汹，遂其所道，杳然而去，流之海洋。蒸发为汽，浮及九霄，充实天地，凝而为云，飘游九州，沛然而下，万物得以养焉，天道得以行焉。水流于地上者，则以势之所趋，以之灌溉、以之取电、以之惠工、以之利商、以之泽农，由是人事得昌。学问之道亦如是：志气竟立，循勉迫进及其成也。”
他写的《说山》篇结语又云：“夫卓然负青天而立，历万古而不倦者山也，定宇宙之方，正江河之规亦山也。育载万物直纵九天，辟混浊而与原始清气相接，常与仙鹤为朋，游云为友，山之德可谓至高也。吾平生之极仰佩者，唯山也。”13岁的少年即出这样的言语，判定了终身喜作山水画之根！
他写的两首诗如下：
平生爱画已成癖，笔乖墨潦尤自惜；
风雨行走湿纸中，烟云缥缈画外溢。
胸中有元气，泻笔成金川；
泛舟驰峡中，万里如电扫。
我幼年时父亲最爱给我们讲的是《说岳全传》，特别注重讲：“岳母刺字”的故事。当我考上大学时，父亲把我叫到祖先神龛前庄严叮嘱：“你将成人了，岳母是姚氏之人，她给岳飞背上刺的‘精忠报国’四个字，这四个大字也就是对您的期望，要好好记在心上，踏踏实实做人！”
回顾这一情节，73岁残年的我，情不自禁地以诗描述我对人生的回眸：
慈母生我喜，亲友乐开怀；持家累疾别，育恩深似海。
幼小随父教，引导心明白；正心行玉路，期盼早成才。
寒窗十六春，八秋效军工；踏上报国程，练就一身功。
回乡三十载，勤奋度时暇；广电落土宇，温馨千万家。
集劳成恶疾，爱妻不离身；子女尽孝心，亲友情深沉。
六旬遇贵人，天使赏吉安；人间有真情，怀恩度天年。
只得庆幸的是，我没有辜负父母养育之恩。
大伯父，字艾园，从小得到父灼炘（字重华）熏陶，很有文学素奍，口才也很好，很喜欢讲故事，讲小说。
他以做粉丝为业，晒干后的粉丝喷上些水，等到变软后都要打成小把。每到晚上做打包的事，就在厢房卧室里放一张矮方桌上进行。方桌上点上一盏油灯，灯旁必放有一线装本小说，邻里及家中老少幼小围坐在厦子上。准备工作就绪，伯父拿起手中的工具，在桌上一拍，高声一呼，今晚的节目就开始了。
他讲起故事来，全神贯注。随着故事情节，时而哽咽，时而狂笑。时而细若无声，时而咆哮如雷。因他身体魁梧，中气十足，声音洪亮，吼叫起来门窗也跟着共鸣。如讲到“景阳冈武松打虎”时，他停下手中的活，提起铁锤似的拳头，往桌上砸了下来，似乎成了真武松。又如讲到黛玉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桃季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无尽头，何处是香丘……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我知是谁”，他泣涕如雨，吞声饮泣，彪形大汉一下又变成了纤纤弱质，多愁善感的弱女子了。
他讲的内容十分丰富，从“二十四孝”讲到《东周列国志》，从《西厢记》讲到《今古奇观》、《醒世恒言》、《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从孙猴王讲到包龙图……常到更鼓三通，日复一日，很少间断。
邻里有一位家住兴仁正街面上的阿妈银富，听讲故事从不缺席，她从小双目失明，但记忆非凡，当晚所讲故事，包括诗词，一字不漏地能记下来。
第二天在她们家铺子旁，又会有一大群人围在她身边聚精会神地听她讲。她讲得活灵活现，有声有色，滔滔流水，同样精彩绝伦。这也是我们村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六、大树之魂
种在姚家院前的这棵布满了疤痕的大树，枝叶繁茂，覆盖了整整一个三角花园，经过此处的人，都赞美它郁郁葱葱、苍老挺拔，问是什么人种的，它的年龄，树名？经过我父亲的查证，叫“滇朴”。至于它的年龄，我问过邻里八九十岁的老人们，他们也只是说他们年轻时就有这么大了。
自我懂事以来，每当天刚蒙亮和夕阳西下时，家门口这棵古树和大佛寺内的古树群上的数万只麻雀，相呼相应，振奋齐鸣，奏起那动人的“麻雀闹林”曲，响彻乡里。时而还能看到听到翱翔天上的各种候鸟及乌鸦的鸣叫，天天如此，犹如美妙的交响音乐。晨间，再懒惰的人也难以再睡。每到傍晚，鸟声又提醒人们去准备灯火。居住在周围的人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优哉游哉……幼年时，我们家及邻里的兄弟姐妹们在树荫下的大门台阶和门口空地上，捉迷藏、“打铜钱”、“打核桃”、玩“老虎抱子”、“这洞没有放哪洞”、“斗蟋蜶”、“麻仕土”，尽情嬉戏。到了晚上，在皎洁的月光下，一排排坐在门前台阶上，后一个的手搭在前一人的肩上，有节奏地左右摇晃，口里唱着：“啊肯翩乎——呼（风吹菁叶摇晃晃），啊祖啊肯的吕用——用（给我棵蔓菁好不好）”，“月亮莫，莫莫糖”等民谣。我们有时静静地听大人们讲“占支大犹”等毛骨悚然的鬼怪故事，越怕还越想听。太晚了，只好由大人一个个送回家。
在那漆黑的夜晚，在大人们的指点下，我们寻找大熊星座、北极星。找到牛郎星和织女星，大人给我们讲，他们被阻隔在银河两边，每年七月七日，好心的喜鹊为她们搭起鹊桥，恩爱夫妻才得相会。这童年往事，多么令人回味啊！
大佛寺的泥土品质很好，更引起男孩们的兴趣，用这里的泥土在我们家门口做各式玩具手枪、养蟋蟀的盒子和其他一些玩具，这也是古城男孩子们的一道风景。
由于主人的好客，邻里的老人们，冬天聚集在落了叶的树下晒太阳，夏天在这郁郁葱葱的大树下乘凉，促膝谈心。欢度晚年也就成了这棵大树下的一道风景。
老人和儿童们各得其所。
一到傍晚，站在大树下面观看天上，一群又一群喜鹊飞过来，飞过去，又飞了过来，遮天蔽日，热闹非凡。人们说是喜鹊当丁马（纳西语红娘之意），老鹰在办婚事呢。
眺望远方，三五成群的老鹰徘徊在山边觅食，悠然自得，自然和谐，天成有趣！如今这样的场面消失殆尽。原因是农药、鼠毒、“灭四害”……伤及了其他生灵，人类的朋友也就越来越少了，可悲可叹！
因我们姚家知书达礼通人情，常有邻里男女老幼欢聚在姚家门前。有民谣曰：
姚家院前古榆荫，
仁门常聚妇孺欣，
冬晒欢，
夏凉阴，
和谐温馨互珍惜。
家门口这棵老树身上布满的疤痕，其实也是遗留在她身上的历史烙印。这些疤痕既是茶马古道的见证，同样也记录下了我们家的故事。
我的创业之路
和育苗
我生在美丽的金沙江畔一个纳西族教育世家。从小就受本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熏陶，对丽江这片热土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厚情结。有个能为民族文化事业做点事的梦想。
高中毕业后在许多地方都打过工，但自己心灵深处却一直有个声音在呐喊着：“我是纳西族！”因此，我所从事的工作岗位都有意地选择了民俗文化相关的行业：开始在云南民族村纳西村当过演员，学习纳西古乐、民歌舞蹈等；在丽江纳西文化产业开发公司当过业务员，涉及众多文化产品的研发、制作、推销；在东巴万神园整天拜访研习千万个天地神灵；在“东巴王国”里当过部门经理，在博大精深的东巴文化里遨游；这些无不是从事纳西民俗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但起初由于自己只是个打工者，即便有千种想法也很难付诸实施而甚感郁闷，之后我考取了导游证，开始了六年的导游生涯。这期间，我在接待每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中痛并快乐着，正当我导游工作做得炉火纯青之时，自己心灵的呐喊声却变得更加强烈……
有时我在给客人介绍纳西民族文化精彩篇章之时自己先被感动，宾客阵阵的掌声唤起了我心中一股强烈冲击力。有一次我无意间听到有个丽江的同学讲，再也不想回丽江了！我惊讶，后来得知他回家时有种陌生的失落感，外地游客在他家里倒变成了主人。丽江变了，古城变了，纳西人变了……我内心的煎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这一夜一种莫名而又强烈的民族忧患让我失眠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内心的呐喊声变得更加强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只要我们能投入，或许古城可以成功的保护一千年，但古城里的纳西人呢？只要引进最现代化的手段，东巴古籍可以收藏、保存一万年，但我们的纳西语呢？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深陷在苦闷、彷徨、探索中……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待了一对来丽江度蜜月的新加坡夫妇。丽江该去的该玩的他们几乎都已去过也都玩过了，但还是游兴未尽。我顿时产生了一个念头，给他们做个东巴婚礼吧，在最短的时间里给他们策划了一个简单的婚礼，想不到新加坡朋友竟非常满意，新人从早上笑到了晚上，临别时紧紧地拥抱了我并说了许多感激的话。那一刻我好似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似乎找到了多年以来一直在寻觅的答案。再想想，丽江这片蓝天白云、清风明月的绿水青山间，蕴藏着多民族和谐和睦、各宗教包容交融的和谐文化，丽江可以说是中国大香格里拉婚俗文化的窗口；如今丽江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发展，已历时15年之久。我想如果把丽江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打造一个新兴的婚俗旅游文化产业，会使丽江的旅游更有生命力。
有了这个想法，我欣喜若狂。赶忙筹措启动资金，于2008年5月注册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名为丽江喜鹤民俗文化有限公司。公司宗旨为：弘扬纳西民族文化，继承优秀婚俗遗产。公司之所以命名为“喜鹤”，是因为鹤在纳西族中是圣洁姻缘的象征，喜鹤即是幸福姻缘的桥梁。在纳西语中“喜鹤”意为幸福财富的象征。办了这个公司，我有做不完的事了。
设想易，创业难。起初一年内公司几乎没有生意，主要原因是：产品不为人知，又打不起广告，只有靠自己和几个朋友满世界去宣讲；资金不足，东挪西凑；人才缺乏、跳独角戏、孤掌难鸣；没有办公场地，更找不到举行婚礼的现成场地等。问题多、困难重重，我也曾怀疑过自己走得对不对，但很快又打消这个念头，我只有每天给自己打气并且不断地告诉自己：和育苗你一定能行，加油！
追逐梦想，永不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我终于接到了第一单生意，当时激动的心情现在也无法表述。我投入百倍的精力去完成，后来慢慢地也接到了一些婚礼订单，但也远不够公司正常运转。
在2009年偶然的一次机会，经过朋友红梅的介绍及玉龙县团委的推荐，我得到了丽江市“贷免扶补”创业小额贷款的扶持，建立了公司宣传网站，并加大了对公司人才的吸收。目前，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并且受到了国内外游客、学者及政府的认可，为我搭建了国内外民俗文化交流的新平台，并获得全市创业明星奖。经过不断的努力，受到广大客户群体的一致好评，特别在本地已有一定的影响力，经过不断的努力，几年下来我们已先后为中外及本地客人举办了一百五十多场次大中型各式婚礼。
我坚信我的路子会越走越好，越走越宽广！我想把纳西东巴婚礼打造成一个世界级品牌；未来丽江将会是一个人人都向往的喜结良缘之都——幸福之地。
我的创业宣言是：花的事业是美丽芬芳的，我在精心为他人酿制甜蜜事业之时，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闪光点，我愿意永远做一片绿叶，永远为天下有情人搭建鹊桥，祝福他（她）们终成眷属。
寻访祖居地——攀西地区纪行
夫巴
盐源与木里，是丽江纳西族送魂路线的必经之地，也是纳西先民自汉至唐以来一直盘桓居留的根据地；而西昌是古越嶲郡的首府，纳西先民曾在此留下难以磨灭的足印，直到今天，古纳西人的遗民，仍然生活在雅砻江畔。因为这个原因，当年的洛克和李霖灿曾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这一地域，留下珍贵的记载。于是，但凡今天从事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都梦想着能亲自去寻访祖居地。
然而，真正能成行的没有几个。
复杂的策划与简单的开端
笔者近年来业余研究丽江古城的历史，略有所得，而一旦接触这一课题，便给我这样一个启示：欲弄清丽江古城的历史，就必须研究纳西族的历史，而要研究纳西族的历史，就必须去研究纳西人祖居地的历史。纳西学研究的突破，有待于四川西南部古纳西人历史文化研究的进展。
基于这一认识，笔者策划了一个踏访盐源、木里的计划，想去实地看看，期望能补充一些资料。于是买地图、找资料、设计路线、确定采访重点并寻找同伴，但最后发现，这是一次不可能有同伴的旅行，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仅仅是想去而已；而就我而言，是非去不可了。
当我宣布即使孤身一人也要去探访盐源、木里的时候，首先受到亲人的劝阻。
妻子说，经济上花多少钱都支持你，但孤身一人到陌生的地方，我不放心。朋友们也说，虽然你身强体壮，但也不能过于冒险。
1999年10月中旬，笔者有幸回丽江参加“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见到多年不见的老战友李卫生上校，他从怒江调回到丽江任武警支队政委，而支队长杨日炳同志，也是我在武警指挥学校时的老熟人。经过权衡，我向他们提出派一辆小车送我进盐源、木里的请求——我知道我已离开部队多年，向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有些过分，但这是我寻访祖居地的最佳方案。
不出我的预料，李政委和杨支队长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我知道他们为我担当了一定的风险，但除了在口头上表示感谢而外，我只有在心中铭记他们的友情了。
整个“东巴艺术节”期间，故乡都浸泡在绵绵的秋雨中。10月19日，我利用闭幕式前的空档，陪同余嘉华教授到白沙祭拜三朵神，丽江友人杨树高派车助行。风雨凄清，三朵寂寞，守门人不知去向，我们在古枫树下苦等了近两个小时方得入内，待祭拜完毕，返回城里的时候，连日阴雨的天空射出一道阳光。我们说：三朵是灵验的。
20日晚，当我匆匆赶到白华老家，向父母告别，连夜回到玉泉宾馆的时候（准备第二天一早上路），已经退房的余教授在房中等我，他说：“如果有专车去，我想同你一道去，这很可能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机会了”。我满口答应。因为我知道余教授是学识渊博的古滇文化学者，有他做伴，是这次考察求之不得的“高级指导”。
10月21日，我和余教授在丽江支队与李政委握别，乘坐一部“北京2020”越野车，迎着久雨初晴的秋阳，从丽江城向东驶去，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寻根之旅。
一次复杂的策划，竟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开端，我深感庆幸。
莫问“好不好”，只问“通不通”
从丽江到宁蒗有二百多公里路程（老路），按我乐观的估计，用大半天时间赶到宁蒗，然后下午时间赶到盐源。因为从地图上看，宁蒗到盐源只是隔着一道山梁。没想到车出新团便出了故障，不得已，返回城里修理。一耽搁，已是11时许。重新上路，赶到金安桥边，正是午饭时间。在蝉们的聒噪和江流的涛声中吃过午饭，继续赶路，终于到达宁蒗县城时，已是下午六时许。
宁蒗县中队长欧阳和指导员李冬红热情接待了我们，在县城小饭馆内就着一杯清香的荞酒，品尝了一锅辣子鸡，饭店对面是宁蒗到盐源的岔路口，上面指示牌上写着“盐源107公里”。看着夕阳下不算高峻的山峦，恨不得马上就翻山过去。
根据李政委的安排，李冬红指导员将陪同我们前往，一是路上有个照应；二是乘便走访友邻县中队。一交谈，原来小李是丽江大研镇纳西人，原在玉溪支队服役，后来在昆明指挥学校毕业，近年才调回丽江。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他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他也很乐意陪我们走访木里。他给我留下热情、坦诚和训练有素的印象。
当晚，小李就调动关系网，探询盐源、木里的情况。还好，有一位姓熊的老板去过那里，并说一个朋友这几天还在木里。他们都是永宁的摩梭人，要我们到木里后就去找他。
我们问，那边的路好不好走？
熊老板说，不能问好不好，只能问通不通。
他说这一带都是林区公路，又逢雨季，路况特差，两省之间的道路更无人维修，所以，主要是宁蒗到盐源这段路不好走，到了盐源又好一些。还说现在有一条从永宁经水洛到木里的路，虽然是矿山小路，但可以免走回头路，节省不少时间，只是最近时断时通。他当即打了几个电话，但都说还未抢通。我们决定走宁盐公路，好在路程不算太远。
漫长的107公里
10月22日早饭后，我们从宁蒗县城往东，跨过宁蒗河，便行进在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公路上。本是山区土路，经过一季雨水的洗礼，早已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狭窄的道路加上弯道和沟坎，使行车速度一再减慢。驾驶员小杜是一名永胜籍士兵，他说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路。无数次的熄火，无数次的起动，伴随着无休止的诅咒。车上装的一袋苹果，早已颠得稀烂。颠了一早上，已经翻过几座山，以为该到四川地界了，没承想才到达烂泥箐地域。又颠了个把小时，来到一个叫水草坝的荒凉地方，一看地图，仍在宁蒗县境内转悠。直到此时，我才初步体会了熊老板那句“名言”的含义。
从水草坝翻过一道山垭口，终于进入盐源地界，茂密的松林在一片怪石嶙峋的山地中突然止步，孤零零的小屋点缀在裸露的石头间，更增加这里的荒凉。此地叫磨坊沟，山谷中流淌着一股清澈的水溪，病牛般的石头卧满整个水沟。溪边有一块稍大的平地，宁蒗和盐源的中巴客车在这里对接调头，双方交换客人后原路返回，仿佛都不愿意进入对方的领地。
沿磨坊沟而下，来到一个叫“地来角”的村子（在一些地图上标为“得力沟”），村前有一个横向的山谷，盐塘河流淌其中，谷底现出一片白色沙滩，是磨坊沟冲入盐塘河的沙石。盐塘河源于盐源坝，先是由东向西，然后往北，在“地来角”北侧十余公里处接纳宁蒗河和盖祖河后，转向东，称为卧龙河，又在木里附近接纳理塘河后称为小金河，几乎绕了一个大圆圈，在盐源东北的瓜别、洼里附近进入雅砻江。在这个旋涡形的山水河，到处都有纳西先民的足迹。
车到盐塘河边，终于看到一点柏油路面，这是西昌经盐源到达泸沽湖的旅游道路，路况稍好，但路面上仍有不少深坑，据说这边的旅游业发展缓慢，从眼前的路况便感知一二。
从“地来角”往前走，两边是葱绿的山峦，中间是默无声息的大河，约九公里，前边河湾处冒出一个集镇，这就是着名的黑盐井——盐塘镇。从汉到唐，这里的主人一直是纳西先民，也曾被吐蕃占据，后为南诏所有，“黑盐井”的地名就是因为吐蕃煮盐工艺落后，盐呈黑色而得。这么一个历史重镇，如今只是个百十户人家的荒凉小镇，守望着一江清波。
从盐塘往前走，见路边有无数黑洞，但是煤井，有时三五成群，有时上下相望，规模不大，但满沟都是，看来此地煤炭资源十分丰富。
中午时分，终于钻出盐塘河谷，到达梅雨镇。这里是盐源坝子的西缘，也是盐源到木里的岔路口。一出峡口，眼前便豁然开朗，空气清新透明，道路突然直起来，宽起来，亮起来。两旁是正在飘零的黄叶，闪烁的斑点在阳光下飞舞，令人心旷神怡。盐源古称“昆明”，昆者大也，明者亮也，我似乎理解了“昆明”这一地名的含义。
从宁蒗县城到梅雨镇不过90多公里，而我们走了4个多小时，此地离盐源县城还有12公里，虽近在咫尺，但“盐木”公路在此分岔，我们决定暂不进县城，争取下午赶到木里。
此时我们饥肠辘辘，就在岔路口“金苹果加油站”附设餐厅吃中午饭，与服务员一交谈，原来她们是当地“纳汝”人，外面叫蒙古族，内部叫蒙族，实际是古纳西支系纳汝人。其中一个来自瓜别乡的小姑娘叫纳华咪，我们用纳西语问她几岁了？她答：“层瓦库（岁）”。再问“喝水”、“喝酒”、“吃饭”和数理词等语言，她的答语基本与丽江纳西语相同或相近。
这一情况让我激动不已。
没想到我第一次进盐源“寻根”，第一个碰到的人是“纳汝”同胞，我们一直生活在金沙江以西的丽江坝子，而这个“纳汝”少女与她的父母兄妹们在雅砻江畔长大，当我们在某一天偶然相遇的时候，却发现相互间的语言是相通的，而这种语言是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就共同使用的。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涌上心头，在我的要求下，我们合影留念，让这种美好的心情永远珍藏在记忆之中。
跨进山国之门
告别“纳汝”人的小餐馆，我们踏上了去木里的公路。临行前，热情的老板娘一再交代，到木里可以去找她的大哥——一位在县政府当局长的“纳汝”人。
公路从盐源坝子的西边直北而行，路边是正在收割的庄稼地，不一会便进入飞播林区，两旁是齐刷刷的松林，公路越来越直，十几公里距离内只有起伏而没有转弯，让人想起玉龙山下那段“通天路”。几个城里人在开满鲜花的林间野餐，周围洒满绿色的阳光，颇富浪漫情趣。
汽车冲上一片叫干海子的高地，眼前是裸露的红土，透着一股干旱而贫穷的气息，显得空旷而寂寥。绕几个弯，来到棉亚垭口，路边有一座藏式小佛塔，黄顶白身，在蓝天绿树的映衬下，异常醒目。这里是木里的门户，小佛塔仿佛是标记，似乎在告诉人们，从此进入藏文化的领域。
翻过垭口，一条深邃的山谷呈现眼前，谷底便是卧龙河，在斜阳下闪闪发光。
它就是盐塘河的中游，不知何时又绕到我们的脚下。公路并不急于转到谷底，只是徐徐下降，而两边的山高得令人战栗。顺着山谷往北望，眼前是一片山的海洋，起伏的峰峦仿佛是汹涌的巨浪，没有尽头。
木里，实在是一个大山的王国。
车到莱子湾，前面出现堵车，原来是一辆上行车轮轴折断，另一辆下行车想绕行，结果陷在软土中，车身倾斜，下临深渊，进退不得，堵死了通道。此段公路系新开崖路，有不少滑坡塌方，有的整段路基下沉几十公分，似乎只要有一场大雨就会把它冲走。据说前年雨季塌方，几个月不通，木里县城盐巴卖到12元一斤（我们只能庆幸没有选择在雨季进山）。
等了近两个小时，车子修好了，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眼看夕阳衔山，离木里县城尚有几十公里路程，都急着要赶路，但直到天黑以后才赶到江边。不知何时，理塘河已汇入卧龙河，使小金河显现出大江风范。过江桥，前方江流东旋，而公路绕过一道悬崖峭壁朝西北而去，前方黑色山影中亮出一片灯光的时候，我知道木里县城到了，一看时间，已是晚上八时许。
早上从宁蒗出发，经盐源到木里，总共不过180公里路程，而我们走了近10个小时，但终于到达了木里，所有的辛劳都被欣慰冲淡。
木里印象
中米山和内台山由北而南对峙排列，博瓦河在山谷中曲盘而下，一道倾斜的台地从中米山麓向东延伸，木里县城就坐落在这块海拔2300米的台地上。
盐木公路从南往北爬升，到坡尽头，见路边有一些贴瓷砖的建筑，算是进了县城。前面一个“丁”字路口，县城主街由此向东岔开，很快又折向北边，但这条唯一的大街也是此高彼低。下到半坡，就是县府招待所，周围还有县委、人大、政协等机关，算是县城的核心地带，但单位之间也是坡路联结。
据介绍，木里在民国时期是盐源县的一个区，1952年始建县，当时为了寻找一块能够放得下“县城”的平地，很费了一番周折，先是到康坞梁子上的康坞寺（又称枯鲁寺）附近，后又到理塘河支流的苦巴店沟，然后到木里大寺，终于在大寺附近找到一块大喇嘛的跑马场，就把县城设在这块唯一的平地上。建县之初，创造了在木里土地上第一次烧砖瓦的历史，所以取名为“瓦厂”（现为一区政府的所在地）。1961年又迁到博瓦河畔的现址，此前，这里是二区政府所在地。
木里县土地面积达13000平方公里，比丽江还多5400平方公里，人口仅10余万，每平方公里仅10余人，是个地广人稀的贫困县。历史上，木里曾是藏族和纳西族的杂居地，到明末清初黄教兴盛，木氏衰微，这里始成为政教合一的“黄教喇嘛王国”，但至今仍有俄亚、屋脚、荐脚等纳西族、蒙古族乡。辖区内原有三大寺十八小寺，其中木里大寺在新中国成立前有军队、法庭等，号称“700人寺”，是木里的政治中心。所以，当年的洛克和李霖灿都是从永宁到达木里大寺，从未涉足现在的县城。
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个找不到一块平地的山城里，饮食和娱乐业却并不显得冷清。当晚九时许，我们在街上发现大多数饭店还在营业，歌舞厅随处可见，酒香和歌声飘荡而出。原来，木里森林覆盖率达70%左右，前几年木材生意火红，近年又有金矿开采，吸引了一批冒险家进入山国，使这个偏僻的小县城也充满了现代社会的繁华与喧嚣。
从县城往北，很快就下到博瓦河边，这里有一座废弃的纸浆厂，是前几年投产，最近才封闭的，当地人对7000多万元投资很感惋惜，但博瓦河中泥沙堆积，树根成堆，有的把桥涵都掩埋了，说明滥伐森林已显恶果。如此说来，关闭纸浆厂只是暂时的损失，而对木里的山水却是长远的幸事。有朝一日，木里会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走近理塘河
从木里县城到木里大寺，还有近120公里的山路，按已有的经验，单程需要一天时间。10月23日一早，我们与尼玛取得联系，他正准备到三区办事，很乐意带我们顺便到木里大寺。
尼玛是个少言寡语的摩梭人，待人处事却十分热情诚恳。30岁左右年纪，一头卷发，一件T 恤衫外套皮马夹，不乏帅气。他说老婆孩子在永宁，自己长年在木里，在畜牧场打工，前几天才从水洛金矿下来。为了多了解一些情况，我和李冬红坐尼玛的车，余教授坐小杜的车。
尼玛开一辆破烂不堪的日本产客货两用越野车，车上到处是油污、泥巴，还有望得见车底的破洞，工具器物随时可能掉下去。才走了一段路，便觉车子晃得厉害，停车一检查：我的天——车底的方向杆竟是用一根麻绳捆绑！我们以伸舌头表示震惊，而尼玛却笑着说，不要紧，天天如此。随后找来一根8号铁丝重新扭紧。一上路，果然好多了。
从县城出发，溯博瓦河而上，过李子坪则称蚂蟥沟，潺潺流水衬着绿色山峦，景色非常优美。尼玛修车的时候，我听见许多鸟在林间鸣唱。蚂蟥沟尽头便是康坞梁子，向东往康坞寺，向西往克尔梁子。随着海拔的升高，山头上燃烧着成片的红叶、黄叶，还有粉白色的冬樱花，真是五彩斑斓，绚丽多姿。
尼玛几乎认识所有在这条道上跑的驾驶员，每次会车，总要停下来打招呼，或递支烟，或探询路况。看见有人在修车，他也会停下来帮忙，直到修好为止，难怪他有这么好的人缘。他那张看似破旧不堪的车，跑起来却十分有力，倒是小杜的车屡出故障。到克尔梁子，几次返回接应，亏得尼玛经验丰富，排除了故障。
我们说，要不是尼玛，我们可能会困在山中。
翻过克尔垭口，眼前是一个壮丽的峡谷，两边的山高得令人生畏，锯齿形的山顶仿佛是一群在天边睡觉的神仙，从山巅到山脚，相对高差均在3000米左右，据说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公子曾在木里大山猎获一只大熊猫，当是在这一地域吧。谷底深嵌着一条河流，尼玛说，这就是理塘河。如果在克尔梁子上，可以看见泸沽湖边的狮子山。看来我们已经绕到永宁东北方。
从克尔垭口向北眺望，在理塘河西岸的一座大山之半（直线距离约20公里），有一块呈灰色的地方，尼玛指着说，那就是木里大寺。不过，克尔垭口到大寺，尚有近40公里路程。
从此往前，已进入理塘河峡谷。道路徐徐下降，在一个叫博科的地方吃午饭，是这条路上唯一的小食店。下午四时许，终于到达理塘河边。河谷很窄，两边偶尔有小块稻田地，村舍多在半坡之上。地图上一个村镇的点，实际只几户人家。
不到五时，河谷的一半已笼罩在大山的阴影中。车过理塘河大桥，已是暮色苍茫，山巅的夕阳在半空中燃烧，木里大寺不知飘向何处，我们似乎堕入黑暗深渊。
过江桥，连续几个“之”字拐弯，汽车很快爬升到山半。隐约穿过几个山寨，但狗吠声总在坡上传来，说明我们正行进在坡壁间。
当爬到最后一个弯处时，天光又明亮起来。往西是瓦厂，也即通往永宁的大山谷。往北，靠着悬崖边上有一条仅容一车通行的小道。跨过一条溪涧，前方，木里大寺赫然出现在眼前。
夜宿木里寺
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大峡谷里，有一条神秘的小道，沿这条小路上去，就可以到达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喇嘛寺——几年以前，笔者曾大胆推测过希尔顿的“香格里拉”可能取材于木里寺。当我第一次站在木里大寺门槛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又想到这一推测。真的，如果滇藏交界处真有一座称得上神秘的喇嘛寺；如果希尔顿的“香格里拉”喇嘛寺在现实中真的有所参照的话，那只能是眼前的这座木里大寺。
大寺西侧是一座由悬崖峭壁构成的大山，叫尼达牙布，4000多米高的顶峰几乎就悬在大寺的头上。寺庙东侧有一道斜坡急切而下，坡下约500米处有几户人家，然后又是一道陡坎，插入看不见底的理塘河峡谷。在这个上倚绝壁下临深渊的天险绝境，有一道长约300米，宽约10-80米不等的三角形台地，木里大寺就建在这块险峻无比的台地上。
史载，开山喇嘛松典绒布于1649年到此选址，夜晚，他的帽子被狐狸叼到此地，认为是神示，便定址于此。
因为台地太窄，所以大寺为坐北朝南；因为是三角形，所以把寺庙分为三个空间：一是入口及小广场，二是院子，三是大殿。
入口很窄，宽不过5米，西侧坡边有一加盖的储水池，旁边竖一根高10来米的旗杆。东侧为一幢平房，设有商店和厨房。从小广场往北，有一道宽门和围墙，里面就是院子，院墙外有一排制作粗糙的转经筒。院内东西两侧各有一幢二层楼房，其中西楼为小喇嘛住处，东楼为寺庙办公、卧室兼接待室，管事喇嘛扎巴就住在楼下。院子北端就是雄伟的大殿，红色的大门，彩绘的檐壁，显得金碧辉煌。
尼玛是这里的常客，扎巴老人在他的卧室兼会客室里接见了我们。这是一间看得见楼楞的土木结构房子，一张大床，一只悬吊的灯泡，几张勉强可以坐的凳子，这就是一切。很快，一个叫益西的小喇嘛为我们献上酥油茶、糌粑和奶渣。
扎西歉意地表示让我们先喝点茶，等一会让益西做晚饭，有菜，有猪肉，而他这里只有酥油糌粑。并说晚上可以住在这里。我们说，我们是丽江纳西族，会喝酥油茶。老人很高兴，并叫住那个小喇嘛，说他也是纳西人，是泸沽湖附近的达祖人（有称为“大咀”，属盐源左所）。
听说寺里需要到瓦厂办点急事，尼玛二话没说就开车走了。
益西是个腼腆的小伙子，年满18岁，红光满面，穿上袈裟之后还是一位很帅气的小伙子。
乘扎巴办事的时候，我们告退而出，看大殿大门开着，就与一个小喇嘛商量，进去看看。
进门就是大经堂，空气中弥漫着酥油和香火的气味，地上是纵向排列的僧人座位，用化纤面料制作的“蒲团”有些艳丽。正面是释迦佛像，不甚高大，两边还有些小佛，空中悬着经幡，使高而阔的空间不显得那样空洞。我们跟着点灯的喇嘛，按顺时针方向参观，每到佛像前，学着小喇嘛的样，以两个食指按在供桌边沿，以头叩桌，表示行礼，并在多个功德箱中放进一些小面额钱币，以示诚意。
转完一圈，正准备出去，小喇嘛示意，大殿后面还有去处。于是钻门而入，原来是供观音菩萨的。余教授指着观音像说，藏族的观音五官轮廓线特别鲜明，具有藏族审美的特点。的确如此。在我看来，这里的菩萨与丽江喇嘛寺的极为相似。
从大殿出来，益西在招呼吃饭，“餐厅”就在扎巴卧室的隔壁，“饭桌”是一个四方形铁皮柜——本来气温很低，一看铁皮柜便有一股凉意袭来（后来才知，此物是已故活佛遗骨的包装箱，是从拉萨运到这里的）。冰凉的铁柜上有几盘菜，屋里弥漫着一股哈腊肉的气味。米饭有些夹生，夹生饭很快转凉，但我们不管这些，以汤泡饭，勉强灌进几碗了事。
当晚，月亮出奇地好，一算时间，正逢农历九月十五，小喇嘛们都在房间里做自己的事，我与余老师、李冬红步出寺门，绕到东面，观赏夜景。
月光下的理塘河峡谷透着一种清凉与寂静的意味，绵长的山峦泛着一层神秘的蓝光，谷底几粒灯火仿佛深渊中的生命，明灭不定，隐隐的涛声随风吹来，使峡谷朦胧而空灵。
绕到寺后，视野中耸立着几道黑影，原来是一片断壁残垣，这肯定是木里大寺的原址，我们决定明早来拍照。
返回寺内，只见厨房里有火光火影，原来是尼玛回来了。益西正在给他热饭，火塘边围着几个小喇嘛。我们挤进人群，喝杯开水，与他们闲聊。
此时的小喇嘛们已换上时装，有穿牛仔的，有穿运动衣的，也有穿西装的，个别的着皮鞋戴手表。而益西仍然穿着那双拖鞋，忙着提水烧火。李冬红对我说，看来喇嘛之间的贫富差别也是明显的，你看穿皮鞋戴手表的，肯定家境较好，而益西，穿戴不如他们，而且总在干杂活。我说，从小能吃苦，将来会有出头之日。
跑了一天的路程，已是满身尘土，本想洗个澡，但寺庙里没有这个条件，看来香格里拉的沐浴条件都是作家编出来的。当晚气温很低，床铺又脏，我们只得和衣而卧。
平生第一次在喇嘛寺里过夜，又是在神秘的木里大寺，有些兴奋，久难入眠……迷迷糊糊中，一声鸡啼传入耳鼓，跟着成十成百的鸡啼在夜空中炸响，远近高低，此起彼伏。
哪来这么多公鸡？
忽又想起李霖灿先生当年到达木里，也曾说到“纯阳世界”里只养公鸡，不养母鸡的话，难道几十年过去依然如此？想到此，那鸡啼声似乎更嘹亮了，一声高似一声，仿佛恶作剧一般，好像要让我牢牢记住木里大寺的神奇之夜。
辗转难眠之时，楼上响起脚步声，突然，一声粗壮的螺号声在窗外响起。这显然是起床号。我提起相机冲出去，想抢拍喇嘛吹螺号的镜头。一看，令人失望：两个吹螺号的小喇嘛都未穿袈裟，其中一个还缩在墙角，全无一点想象中的威武雄壮。我只得失望而归。
告别木里
天大亮的时候，我们提着相机走出寺门，去拍摄断壁残垣。东面群山起伏，正对寺庙一段近20公里长的山峦，酷似一位仰卧的男子，两只手似乎还交叉在腹部。这一发现使我们对木里寺的“纯阳世界”加深了印象：人是“公”的，鸡是公的，连山也是“公”的。
当太阳从那座“公山”升起，木里大寺沐浴在明亮的朝阳里，寺庙及其背后的遗址显现出各自的辉煌与悲壮，新寺仿佛是刚从旧址中蜕化出来，而旧址像是被遗弃的空壳，忍受风雨的摧残。旧址的起点是一个下陷的平台（可能原来是厅堂）。往前是一道断墙，墙上长满青草，东西两端均有高墙遗址。再往前，就是原来的大殿遗址，据资料介绍，这里原是一座四楼一底的高大建筑，如今只剩一二层的墙与窗。原来木里大寺那尊高达23.3米的铜制强巴佛（弥勒佛）大概在东侧大殿内，当年洛克到此，为了能拍摄佛头，曾爬上二楼取景，如今佛像没了，寺庙被砸烂了，只剩下一堵堵高墙似乎要向世人证明往日的荣光。
返回寺庙，我特意在寺前高地上拍摄一张全景照，发现新寺的规模无法与旧寺相比，但从被毁灭到恢复重建，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又稍觉宽慰。寺西陡坡之上约800米处，还有一座经堂建筑，紧紧贴在崖壁上，显然也是大寺的一部分。此时，昨夜高啼不休的那群神鸡正在院内外自由觅食，小喇嘛们排队进入大殿。老扎巴在门口招手，让我们进去参佛，但交代不准照相。
厅堂内，百十个喇嘛在专注地念经，辨不清他们在念什么，但节奏和旋律是那样庄严神圣，洪钟般的声波仿佛要把整个大厅抬起，平时略嫌空阔的厅堂，此时又显得狭小了。昨晚戴手表穿牛仔的小伙子们，此时被包裹在红色的袈裟里，从凡人变成了神。
拜了一圈下来，只见扎巴手拴一束红布条，在门口向每一位施主祝福，并把红布条挂在脖子上，我们欣然接受了他的祝福。
从后来找到的洛克的照片看，当年的木里喇嘛城从现在的大殿遗址一直延伸到寺西陡坡之上，据洛克介绍：王宫在喇嘛城的最低处，是一座很大的石头建筑，建于60年前（洛克是1924年第一次到达木里的，照此推算，大殿建于1864年——笔者）。欢迎仪式在皇宫前的小广场举行。低沉的喇嘛念经声，喇叭声和海螺声有一种威严感，锣鼓声带来了热闹的气氛。宫殿入口看起来雄伟壮观，两旁竖着两大包刑板，令人不寒而栗。这些一头红一头黑的刑板是用来逼迫臣民服役或用来惩罚犯人的。王宫是木里的办公地，又是他的衙门。
一进门就是马厩，又暗又臭。在马圈旁进去就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里那几棵发育不全的小树好像是为了使幽暗的院子增添活力而栽的。我们上了两架又陡又宽的石阶梯，来到一张油渍斑斑的窗帘面前，拿过酥油的手在窗帘上留下无数黑色的印子。一个西番仆人拉开窗帘让我们进去。走过外室，我们来到了明亮的内室，木里王就在这儿接待了我们。
他见我朝他走来，就立即站起来欢迎我，做手势让我坐在小桌旁的椅子上。他坐在我对面。桌上摆了木里的最佳食品。光线从凸窗射进来，他背朝窗子，我看不清他的相貌，他倒看得清我脸上的每块肌肉。
洛克曾在这里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也许是唯一能为木里大寺的辉煌作注释的见证。
尼玛天不亮就走了，他要到三区接人。而我们准备当天赶回盐源县城，所以，吃过早饭就交付食宿费，辞别下山。先经过那条箐沟，发现沟边有一座小木屋，以为是水磨房，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种水轮驱动的转经房，原理与水磨房一样，但旋转的不是磨盘而是经轮，其用意显然与风吹经幡相似，要让风和水为他们诵读吉祥的佛经。
往沟下一看，下方还有几座。这种别致的水转经轮，把自然崇拜与宗教崇拜融为一体，颇为别致。
下到半坡，前方山梁上兀立着一堵碉楼的断墙，两边是深谷，前后是陡峻的山脊，地形十分险要。砂土舂捶的墙体被风雨剥蚀得只剩下筋骨，看得出这里是当年从理塘河到木里大寺的唯一通道的关口，居高临下，视野开阔，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木里寺即便只剩下这堵墙，也值得去看看。
从木里寺到县城，一路顺畅，时逢星期天，县城找人不便，但小城人的热情友好使我们如愿以偿地找到想要的资料。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终于爬上棉亚垭口，回首一望，只见木里县城方向的天边飘着一朵红色的云，似乎在向我们招手。
再见了，木里。不知何年何月，我们又再次相会。
盐源见闻
10月24日晚，当东方天边升起圆月的时候，我们正急驰在盐源坝西面那条笔直的大道上。路过“金苹果加油站”，顺便向“纳汝”姐妹告辞，约九时许，我们在县城一家不错的宾馆安顿下来。
当晚，在县城一个大排档里点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大家举杯相庆，同时向李冬红和小杜告别——他俩明天就赶回宁蒗、丽江。我和余老师则继续前往西昌、冕宁。
好几天未洗澡了，当我浸泡在温热的浴缸中，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知足感便渗透全身。
25日一早，我和余老师便租一辆三轮摩托车直冲县城后面的制高点——烈士陵园，拍摄县城全景。在此一望，整个盐源坝子和县城都尽收眼底，视野中除了建筑、道路和田野外，还有不少柏树。直观上，盐源坝子比丽江坝子大多了，只是没有丽江坝平坦。
吃过早饭，送走李冬红他们，便前往县政协文史办和县政府史志办，路上，见人家门口放着一个火炉，灰烬中袅袅升腾一股轻烟，散发出柏木的幽香，这让我想起儿时在家乡过年过节，大人们总爱在香炉里燃上几片柏木，让一个宅院都充满清香。此地多柏树，历史上曾有过“柏兴府”和“香城郡”的名字，原来种柏烧香也是纳西族的传统。
盐源古称“笮”，汉代设“定笮县”；五代至宋末为“贺头甸”（据和即仁老先生说，纳西语称盐源为“和敦”，可能“贺头甸”即来源于此）。其中唐初曾设“昆明县”；元设“盐井千户所”，置“润盐县”；明设“盐井卫”；清置“盐源县”。
笮者，纳西语之人也。据县志办主任邓荣安先生的考证，“古时代称‘笮’的地区甚广，大约相当今岷江上游的阿坝、甘孜两州，以及南山雅安地区，凉山州牦牛山以西地区，其先民，《华阳国志》云：‘皆夷种也’。但自秦以后，史书中称‘笮’便专指今盐源县了。”这基本可以看出纳西先民流动与集聚的线索，而古定笮县地域广数万平方公里，它包括大笮（今盐边、米易县和攀枝花市之大部）；笮秦（今冕宁西部和木里县）；还包括西昌之一部分，并管辖今云南大理和丽江部分地区，比如大理洱海，历史上曾被称作“昆明湖”，而西昌、盐源到丽江、大理一带，汉代统称为“昆弥蛮”或“昆明族”。所以，定笮是汉代到唐代古纳西民族的活动中心。
现在的盐源县城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原来称盐井镇，即古代之“白盐井”也，明、清时的县治“卫城”，在今县城以东15公里处，称卫城镇。而定笮县治则只有一些土墙根，称为“土城”，在县城与卫城之间。据当地学者考证，定笮旧城平面布局为方形，面积1.13平方公里，城墙周长1.4公里。当我们赶到土城遗址时，只看见一道土坎躺卧在苹果园中。至于“诺济城”、“昆明城”和“双舍”等与纳西族历史相关的遗址遗迹，由于研究考证的缺乏，只有一些猜测和推想，而现有的遗迹亦得不到保护。可以说，纳西族在盐源的历史，一部分仍然埋在地下，另一部分也将埋入地下。
寻找“开山姥姥”的盐井
此次到盐源的一个心愿，就想去看看纳西先民开采的盐井。当我们提出这一要求之后，县志办主任邓荣安先生便安排小谭老师领我们前去（小谭原来是一位中学教师，近年才调到县志办）。
从县政府出来，往西北绕过一片旧街，已到城外。前面一条干沟，跨沟西行，穿过一个村子，来到坡顶，有几座红砖房，几个工人正在拆卸设备，其余人则在草地上打扑克。一打听，原来这是一口即将封闭的盐井。
我们说想看看“开山姥姥”的盐井。他们说，那要到盐厂附近。
这里说的“开山姥姥”，即盐源历史上流传的摩梭牧羊女。传说是她在放羊的时候发现了盐井，然后才有后来的开发，所以后代尊称摩梭牧羊女为“开山姥姥”，据说过去还有专门的祭祀场所，我们手中的县志资料封面上，即是这个美丽的牧羊女形象。
说起“开山姥姥”，小谭老师颇有见地：“盐源的古代历史，其实是摩梭人的历史”。他从古代的开发到现代的史载，阐述了他的观点。
按工人的指点，我们从坡上下来，到小河边，河岸崖壁上有不少裸露的水管。
小谭说，这些都是过去盐厂引卤水的管子，现在已废弃不用。
过河，不远处就是盐矿厂的大门。厂区有些破旧，路程上到处有白色的盐花。
询问古盐井，几个工人指着一间低矮的房子，说这就是厂内最早的盐井，已经关闭，进不去。
“这是开山姥姥的盐井吗？”
她们说，开山姥姥的盐井在盐灶村。其中一位女工说，她家里还有一个“摩梭盐锅”。
这一消息让我们喜出望外。在我们的请求下，女工领我们走进位于盐矿西侧的盐灶村。
一条窄街，两溜低矮的房子，这就是曾经出现过“盐源八景”之一“井灶浮烟”的盐灶村（现在已有一个过时的名字：工农街）。原来，古代没有钻探设备，熬盐都用盐井自然溢出的卤水。因井水浓淡不匀，盐户便轮流打水，每家在附近设盐灶（盐灶数由官府核准），昼夜不熄，热气蒸腾，于是就有“井灶浮烟”之说。
而盐户熬盐的工具就是纳西人发明的“摩梭盐锅”。由于历代官府对盐业生产都是专营控制，所以两千多年的积累，盐灶村的规模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宏大。
女工推开门，让我们进去，并向家人说明来意，没想到一家人都取笑我们：“这有什么可看的”。然后指着墙脚那个又黑又脏的东西说：“诺，就是这个”。
我们一看，那盐锅外形像个广口陶缸，高约30厘米，口径约50厘米，锅壁较厚，锅边已经破损，当时锅里还有残留的猪食。原来是用它来做猪食槽的，怪不得要取笑我们。
总算看见一件纳西文物，虽不能确证这是汉代盐锅，但至少是古代制品。我们摄下资料片，并要求女工不要丢弃它，将来有用（据说摩梭盐锅熬的盐质地洁白，因此称该地为白盐井，原因是铁锅含铜。而盐塘镇煮盐工艺落后，盐呈黑色，称为黑盐井。果如此，摩梭盐锅应该是古代纳西人的一项科技成就）。
从女工家往前走，穿过一条小巷，便到小河边。河埂边有一个半块篮球场大小的土坑。女工说，这就是老盐井，前几年才填埋的。由于填埋，已看不出老盐井的原貌，让我们有些许遗憾。而盐井旁有不少房屋的墙体是由煤渣垒成的，块块相叠，不知烧了多少代？熬了多少盐？
古老的白盐井，熬煎过多少纳西人的血汗，如今机井代替了古井，“开山姥姥”的遗址已被填埋，纳西盐工的后代子孙不知去向……看着这些用煤渣叠砌的盐灶房，仿佛累累白骨，让我这个纳西后生心头发酸。
牦牛道上
从盐源向东，跨过雅砻江，翻越牦牛山，就进入西昌坝。盐源到西昌坝图上距离仅180公里，实际走了6个多小时。10月25日晚，我们在西昌城受到市建委朋友的热情接待。
西南地区最早的统治者是秦国，后来是蜀汉政权。秦的首府位于中国西部，而从长安经成都到云南的通道有两条：一条是经汉原、西昌安宁河到攀枝花，然后进洱海地区，称为“零关道”；一条是经宜宾到昭通到滇池地区，称为“石门道”。
汉源古称牦牛县，所以汉代的零关道在唐代又称为牦牛道或清溪关道，它是着名的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区段。汉源位于大渡河边，从汉源到定笮（盐源）、大笮（盐边），是从成都平原到云南高原的过渡带，又是汉唐时代中原王朝与吐蕃和南诏等少数民族势力之间的交界地带，这一长约千里，宽约五百里的地域，是古代牦牛羌的领地。至今，西昌西面的山脉仍称牦牛山。当年汉武帝打通“蜀身毒道”，就是选的这条道。而当时的“昆明蛮”，即居于川滇交界地区的麽些等少数民族，阻挠汉军南进，使汉军无功而返。回去的士兵可能为了推脱责任，谎报军情，说昆明湖（洱海）如何浩大，昆明蛮如何顽固等等，于是汉武帝在长安凿昆明湖，造楼船训练海军，决心攻伐昆明蛮，这就是“汉习楼船”典故的缘由。
东汉时张嶷到越嶲侵犯了麽些蛮的利益，麽些蛮奋起反抗，被张嶷“笞杀之”，夺占了盐池、铁矿。从汉到唐的几百年时间，因为纳西族的关系，牦牛道时闭时通，说明纳西先民一直与这条古道息息相关。
当汽车跨过安宁河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西昌坝是那样的美丽；碧蓝的天宇下，金色的田野平躺在两列青山中间，一条安宁河仿佛是血管，流淌着富饶与美丽。往年过西昌，是在寒冬时节，车窗外有披着毡子的彝胞在寒霜中瑟缩，今值深秋，才知道西昌还出产甘蔗。这个长达200多公里，宽约3-5公里的坝子，海拔约1600米，年平均气温17℃，号称“天府第二平原”，是成都到云南之间最大和最丰饶的坝子。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秦皇汉武都看重这块土地，为什么纳西先民曾依依不舍，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它的原因。
26日，在西昌市建委的帮助下，我们乘车前往冕宁，一路上，田畴屋宇，绿树掩映，赏不尽的秋山景致。安宁河谷时而收缩，时而开阔，到泸沽镇附近，两山夹峙，孙水河自东而入，使安宁河旋成一个圆弧形，显现曲折与回环之美，这就是着名的泸沽关。
从泸沽镇往北，谷地又逐渐展开，约30公里便到达冕宁县城。此地古时称保塞城，唐时又称北谷城，《云南志》和新旧两《唐书》所记麽些三部落首领苴那时“台登北谷之战”，即发生于此。
从史书的记载看，纳西族在唐代分为东、西两大集团，不是内部原因，而是由于唐朝、吐蕃和南诏之间的矛盾斗争，使纳西族不幸被夹在中间，又由于优良的军事传统和雄厚的军事实力，充当了三方争战的前锋。比如吐蕃、南诏侵唐，“其盗塞必以蛮为乡导”；南诏与吐蕃的铁桥之战却以迁徙麽些为结局；而唐朝大将军韦皋西击吐蕃也是以麽些为前锋。实际上，唐、吐蕃和南诏之间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场纳西族的自相残杀，从此民族元气大伤。到宋朝宋太祖以玉斧划界，不再管辖大渡河以西地区的时候，麽些蛮已不可能结成一个统一的联盟，只剩下被其他民族各个击破的命运。剩余的残兵败将收缩在雅砻江和金沙江险峻莫比的“第一湾”附近，重整旗鼓，“依江附险，酋寨星列，互不统摄”，相互间的戒备与仇视可见一斑。直到宋末元初，丽江的麦琮子孙利用“元跨革囊”的机遇，追随忽必烈，统一了玉龙山周围地区的纳西族，创建了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终于翻开了民族发展的新篇章……
牦牛道上风光无限，古战场没有了硝烟踪迹，到何处去凭吊先人的英魂呢？
朝拜“黑白界山”
雅砻江是金沙江支流，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与长江源头相距不远，起始阶段与金沙江并驾齐驱，两条江最近的地方仅隔一座山，到滇、藏、川交界的横断山地区，两条江几乎同时遇上两座大山，拐了一个形状相同的大湾，形成“长江第一湾”和“雅砻江第一湾”。让金沙江拐弯的大山叫玉龙雪山，主峰扇子陡高达5596米；而让雅砻江拐弯的大山叫剑山（今称锦屏山），主峰三堂山高达4488米。长江第一湾内、外分属中甸、丽江、木里、宁蒗四县；而雅砻江第一湾也分属盐源、丽江、木里、宁蒗四县。古时候这两个第一湾的主要居民都是纳西族。
也许是两个“第一湾”有许多相似之处，使我对剑山发生了浓厚兴趣，经过初步研究，我觉得剑山很可能是东巴经《黑白争战》中“东”、“术”两个部落之间的“界山”。其理由有二：一是汉唐时期纳西先民即生活于剑山周围的“曲罗”之地（一直到民国时期，冕宁、木里、盐源所属的雅砻江河谷仍有称为摩梭的纳西族，后来同化于藏族，但内部仍自称为“纳咪依”）。既然雅砻江流域是纳西先民的居留地，而且在这一地域创造了象形文字和东巴经，那么，东巴经中的一些记载就可能与这一地域的事物有一定联系。如同象形字“水”的构造特点与无量河和雅砻江有关一样，《黑白争战》（又称“东埃术埃”）中东若阿路与安生米威在“界山”相遇的描写，在现实中也可能确有其地。
二是《黑白争战》以纳西族两个部落间的争斗为故事线索，他们把“界山”以东的称为“东地”，“界山”以西的称为“术地”。而在唐代史书中，纳西族也分为“东”、“西”两个部落，他们的分界点即是南北走向的剑山，居于剑山以东、安宁河谷地域的称为“东蛮”；剑山以西、“边水左右”的则称为“西蛮”。而且东巴经书中把“东地”描写为阳光明媚，山川秀丽的“白地”；把“术地”描写为黑暗、阴晦的“黑地”，现实中的安宁河谷与雅砻江“索回三曲”的峡谷，在地貌外观上确有较大差异，这很可能是《黑白争战》的地理背景。同时，这也是《黑白争战》把白部落作为正义方的原因。
剑山全长百余公里，全山有30多座超过4000米的高峰，每年从秋末到初夏，山顶积雪如银，北端山峰东侧有一段长达几十公里的断崖，巍峨壮观，犹如斑斓锦屏，故又称为“锦屏山”，志书中称为“崖壁矗立似屏，景色壮丽，故有‘锦屏山，宝带水’之称”。
让人称奇的是雅砻江峡谷中有古代碉楼，剑山上有可以翻越的道路，山中有居民，山上有湖泊，与东巴经传说有很多相似之处。
因为有上述的推测，笔者到达冕宁之后，就执意要翻过牦牛山，去朝拜“黑白界山”。
从县城往西南，是一片由冲积扇形成的原野，疏落的村庄散布在溪流涓涓的田野间，河沟中裸露着无数鹅卵石。沿路堆积着圈肥，村中竖着粮架，与丽江农村依稀相似。不一会，汽车进入山谷，约下午两点，来到牦牛山垭口，脚下是伸入雅砻江峡谷的麦地沟，远处是横亘如屏的剑山，可惜天气不好，山顶云雾笼罩，看不清它的真面目。
心有不甘，从垭口前行，绕到一个拐角上，可以看到高达4194米的锦屏山主峰，然天公不作美，只看见黑乎乎的山体。如再下去，不可能看见山顶了，于是我们在地上铺一块毛巾，跪在“黑白界山”之前，拜了三下。
从县志资料得知，锦屏山风光确实非常壮美，当地一位开饭馆的“纳咪依”人告诉我，雅砻江大湾附近还有酷似两头牛打架的山峰。但此地尚未有旅游经济，因而照片资料很少，县志办的同志无法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遗憾与向往，留待日后弥补。
凭吊台登城
10月26日下午，从牦牛山垭口返回冕宁县城，在县志办找到一些资料，其中有关于台登城遗址的文章，说在泸沽镇附近尚有古城墙埂，这是我事前未敢奢望的。
关于麽些三部落首领苴那时及其台登、北谷之战，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都离丽江纳西人很遥远，但这是史载无误的关于民族历史的权威史料，并由此可以证明隋唐时期的纳西族曾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政治集团。于是，我们决定在返回西昌的路上，去凭吊台登城。
泸沽镇是古牦牛道上的咽喉之地，孙水河由小相岭西入安宁河，几乎使安宁河谷一分为二。由此往东，翻越小相岭，可达喜德、越西，如今成昆铁路即走此线。往北，经冕宁县城，可以到达大渡河边的汉源，进而入成都平原，这就是今天108国道的走向。就在孙水河与安宁河交汇处的北岸，有一片被称为“梳妆台”的高地，台登城坐落于此。该城为汉时所筑，当时司马相如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桥孙水，以通邛、笮”，在此设指挥部，实施开发邛、笮之地的战略计划。到唐初该地成为吐蕃东扩的前沿地区，成为西川节度使的心腹大患。唐贞元年间，韦皋依靠麽些军队在这一带打了几次大胜仗，终于取得“西击吐蕃，招抚南诏”的胜利，麽些武官的名字也由此载入史册。
车子从孙水河大桥北侧西拐，约800米，走出居民区，前面是安宁河，对岸即山地。过桥东望，河岸上有一溜高地，即台登城遗址“梳妆台”。资料介绍“梳妆台”原高40米，长约200米，西临安宁河，南傍孙水河，三面环水，背面平川广袤80华里，是个雄控一方的制高点。古城北面城墙直到1957年还较完整，1958年建铁矿厂时始拆除，剩下的墙埂也得不到保护，逐渐消失。当时残存的遗址东西宽740米，南北长323米，占地358亩。遗址上陆续出土过汉代砖瓦，与史载年代相符，1986年，又挖出一条古城排水沟，显示了当时的繁华程度。
只可惜，这样一座遗址一直得不到保护，如今更有高速公路正穿“越”而过，“梳妆台”已挖去一大半，只留下靠安宁河边的一小部分，我们赶快按动快门，记录下这最后的台登城遗址。也许，后来之人就再也找不到它的踪迹了。
我与余教授默默地站在桥边，安宁河在脚下悄声南下，高速公路正在吞噬古城遗址，谁也不能阻挡，谁也无法挽救……
我们凭吊已经逝去的台登城，凭吊正在消失的古城遗址。
越雟城的守望者
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最初目的，是打通“蜀身毒道”，也许后来发现经营西南夷似乎更有经济价值，于是在川、黔、滇地区设置郡县，其中越雟郡就设在邛都（今西昌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当时的越雟郡下辖15个县，包括川西南和滇西北地区，丽江属于遂久县。可以说，越雟城曾经是纳西先民的首府。
10月27日，我们来不及参观西昌卫星城，也无暇游览着名的邛海风景区，一早便去拜访市志办和州博物馆，并有幸认识了刘弘馆长。刘馆长是个成都人，受童恩正等学者的影响，报考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凉山州工作，目前已在西昌开拓出一片不算寂寞的文博天地。
他是个现代型学者，由于历史地理的关系，与云南文博界和社科界学者有密切联系，他说封闭和封锁不利于事业的发展，所有的文物都可以参观、拍照，学术成果可以交换。
谈到越雟古城，他说现在的西昌城是在唐代雟州城的基础上，由明代的建昌城和近代新城构成的，目前明城还有城墙、城门，而汉代越雟城在郊外，遗址尚存。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城东南的高规乡，看到几段旧墙埂。据资料介绍古城南北长373米，东西宽251米，墙基厚5米，当年的越雟太守张嶷曾驻守此地，而当地人称其为“孟获城”。在立有文物保护标志碑的附近，随处可见汉瓦残片，笔者在路边就捡到两块绳纹瓦残片。
回到博物馆，刘馆长打开贮藏室，让我们见识了越雟郡的历史。
那是怎样一间贮藏室：汉代砖瓦多得难以计数，有的就堆积在走廊过道上。
而秦汉时期的青铜器、铁器琳琅满目，有兵器、祭器、礼器、饰品、农具。其中有铜钱铸模，模具中还有尚未出模的钱币，说明此地古时就有铸币工厂。另有一棵“摇钱树”，造型繁复，设计精美，颇具装饰性。有一件以背水少女作装饰的铜杖头，神态逼真，为国内所罕见。
在这些文物中，尤以兵器为多，戈、矛、斧、钺、刀、叉、剑、戟、弓、箭、盔、甲等等，简直是一个兵器库，让人叹为观止。其中一柄长达140公分的铁剑，是所有刀剑中最长的，我当时就肯定这是只有骑兵才能使用的“马刀”。
陶器也是博物馆中的主藏品，尤以骨灰陶罐为多，这是古代实行火葬民族的器物，基本可以肯定与纳西族有关。
守着满屋子的宝贝，刘馆长颇感自豪，同时也深感遗憾，因为西昌在历史上曾经是几大势力争夺拼杀的地方，濮人、麽些人、汉人、白人、藏人、彝人都留下足迹，其间的更迭与交替，往往造成历史的中断。这种中断遗留了大量文物，同时也为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带来不便。近19年来，西昌文物盗掘流失严重，现有馆藏文化有不少是从民间收购来的，有一座汉墓，上层古墓被盗，而下层墓葬未被盗墓贼发现，才得以完整发掘，当时发掘出的青铜器数以百计。至于古纳西人与越雟郡的历史研究，目前涉足者为数不多。
告别刘馆长，我心中涌起一种感慨：不能叫那么多汉代文物为纳西族历史文化说几句话，该是纳西族学者的悲哀和遗憾。在我的潜意识中，那些钢臂甲、长矛和马刀，分明是古纳西武士驰骋疆场的遗物。
白门怀古
从丽江到盐源、木里，又入西昌、冕宁，长途奔波，马不停蹄，节奏之快，让常人难以承受。到10月27日下午从博物馆返回住地，余老师面色潮红，发起低烧，可能是风寒引起支气管炎。吃了一些药，有所好转，但人在旅途，不敢耽搁。而此时计划中的行程已近结束，于是我决定连夜返昆，争取让余老师第二天一早回家治疗。
车到渡口，时已半夜，看余老师病情稳定，此时离昆明只有七八个小时路程，我让余老师单独回昆，而我中途下车，去拜访计划中的最后一站“白门”故地——攀枝花市。
提着两大捆书从金江车站下来，搭个的士赶到市区，已是子夜一点，找了几个宾馆都已关门，只好在一个招待所安顿半夜。
第二天早上与市建委副主任邓恩强取得联系，便去游览市容，下午去看雅砻江与金沙江汇流处。两边是炎热的大山，中间是浑浊的江流，如果不是新建了城市，我想象不出古时的渡口是怎样的荒凉与死寂。然而，由于处川、滇之交，历史上的渡口曾经是西南丝路程的咽喉，“白国”的门户，军旅与商旅不曾间断。从秦国攻略蜀郡之时，便占有了江南之地，其中渡口便是通道之一；汉武帝打通“蜀身毒道”，也是从牦牛道过渡口进逼洱海；东汉时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也是从渡口附近渡江的；到唐朝“天宝之战”时，中原军队基本上也是由此渡江入滇的，当时的诗人刘湾所写“白门太和城，来往一万里”（太和，原诗称大和，即大理南部之南诏古城名称）。虽然里程有所夸张，但地点却很明确；宋朝末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其东路军抄合也只烈也是从西昌过渡口到达楚雄境内，对大理形成合围态势。
由于渡口气候炎热，古时候瘴疠肆虐，给行旅带来困难，汉军无功而返，还谎报军情，惹得汉武帝在长安凿昆明湖训练水军，留下千古话柄；诸葛亮虽然过了泸水，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唐朝军队则因“泸水飞蛇瘴烟重”（元稹诗句），落得个“去者无全生，十人九人死”（刘湾诗）的结局，以至中原子弟视云南为死路程，宁可自伤折臂，也不敢“赴云南征”，白居易《折臂翁》诗所吟咏的就是此事。
然而，就在这谈“瘴”色变的死亡之谷，依然留下纳西人的足迹。据该市学者叶大槐先生的介绍，“白门”地区古时属于大笮、定笮，原为濮人故地，后为麽些人占有，至今盐边境内留有古纳西人母系氏族的“悬崖挂头肢葬”遗迹；在盐源和诸葛亮渡泸处附近，留有古纳西人生殖崇拜的遗存“公母山”和“公母石”；汉、晋、隋、唐时期，更有大量纳西人活动于金沙江畔，时人称金沙江为“麽些江”。到唐时在江南地建立越析诏，是当时“六诏”中“地最广，兵最强”者，他们“持铎槊，遍泸水”，连南诏都畏惧三分。
古时的白国门户，随着宋、元时代云南政治中心的逐渐东移而渐被冷落，一直到现代又恢复为茶马古道的一个支线，从丽江过梓里桥，经永胜、华坪到渡口再入四川，带动了民族地区的经济交流和文化发展。到20世纪中叶开通“丽华”公路，后来又开设攀枝花市，修通成昆铁路，使“白国门户”成为丽江的东大门。
今天的攀西地区，已成为中国西部着名的钢铁基地、水电基地，而丽江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滇西北地区成为旅游胜地，古老的通道正焕发新的生机，传统的民族关系更加亲密融洽，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深入，丽江与攀西地区——纳西人的祖居地，将迎来新的发展时代。
历时十天的“寻根之旅”顺利结束，沿途的所见、所闻历历在目，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们。我相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纳西人踏上这条充满诱惑，充满惊喜的回归之旅。
古城知青记忆
杨陆
老三届丽江知青记忆中的这段时日，悠悠44年！
如今已非“人生七十古来稀”，遍是耄耋之龄，倘与88岁“米寿”比，44年恰只半数。实际上不能这样比，因为人的寿命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要阶段，概念不同。对于人生的价值、每个人的风华岁月，对于大多数人而言，44年已是大半生了。
时光转回1968年12月。此际，自1966年“五一六”通知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已两年半，原丽江一中的“老三届”——1963年秋入学的高三、初三，1964年秋入学的高二、初二，1965年秋入学的高一、初一，共6个级、21个班、1162名初高中学生，在经历了走向社会“破四旧”、“大串联”、革命造反战斗队、大字报大辩论、大联合之后，连同曾被视为不关心国家大事的“逍遥派”同学一道，均已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几乎所有的同学，回归并且重新意识到学生的本分，也都不能不考虑着此后的前途。自“文革”开始，大专院校、中专已停止招生三年了。而升学，从来就是学生对于走向就业的憧憬与追求。
丽江一中，是云南省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之际创建最早的三所老校之一，六十余年来历经丽江府中学堂、省立第六师范、丽鹤剑中维兰六属联合中学、省立第三中学、省立丽江中学。薪火相传，育才桑梓，久称为“滇西北文化的摇篮”。新中国之初，省中与国立丽江师范、丽江县立中学合并为丽江人民中学，延续至60年代的丽江一中。当时的丽江专区尚辖迪庆、怒江两州，共12县，高中部面向全区各县招生，在省会以下尚无大专院校的当时，算得是专区内最高学府了。学校的大门，一直是清末建校时那尖顶四方砖柱、两旁木栅栏的原有券门，古朴而庄严。迎面一泓池水中央的“是亭”，校园内森森古楸掩映的青砖楼、红砖楼，民国时期修建的“八大教室”，经年高悬的“实事求是”匾额，每使莘莘学子滋生出教育神圣、励志成才的心境。多年后，我在搜集丽江古楹联时，查访到30年代省立丽江中学的大门联，主旨终是阐扬教育之重，谆谆勉励学子。“文革”两年多，老三届学子们在求知欲最旺盛的青春年华中断了学业，尤其本该在1966年夏毕业参加高考、中考的高三和初三级。此时虽已复课，而“文革”以来，教师首当其冲一个个被“揭发”批判甚至揪斗，本校数名老教师先后致死，年轻学生在“血统论”大棒下被划分红类、黑类，对“白专道路”的批判，“读书无用论”思潮的泛涌——这一切现实使人们不能不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产生疑问，在“复课闹革命”中求索。
这年9月以来，云南省革委会先后发出了通知，对1966、1967、1968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进行分配和安置；这三届的中小学校毕业生，凡有条件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就坚决动员、组织，要造成一个强烈的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为荣的社会舆论。新华社发出消息：《柳河五·七干校为干部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人民日报》所加按语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很有必要……”随即《云南日报》发表文章，全省各地着手组建“五·七干校”。干部尚且下放劳动，1967级后的大专院校毕业生要面向农村工厂边疆基层，咱们这三届初高中学生的去向，已经很明朗了。
历史定格在196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报纸要过几天才能看到，其时也没电视，但广播电台一播，立时举国尽知。最新最高指示传达不过夜，学校当晚就沸腾了。组织敲锣打鼓上街游行，贴标语、呼口号，行列中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许多同学至夜阑不眠，谈论农村，想象起今后的务农生活。有的激昂，有的沉默，抑或感到失落。就从这天开始，数年来的中学同窗天然划成了下乡知青、回乡知青两块。而无论下乡或回乡，总之都将要务农走到一起来了。毕竟，对于自小生活在城镇是去插队而非回乡的同学，农村是一块充满未知的天地。在经受多年社会历练后，许多同学终于理直气壮唯物主义地说：以前老是说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什么非得人人都分清五谷？既然社会分工有不同，行业各专，若非务农或是农村工作干部，那就不必！而当时在城镇长大的同学，就因不谙五谷，便感到是得接受再教育了。
于是下乡务农，顺理成章。事实上到了农村，多数地方的农民竟不约而同，认定知青是在城里找不着饭吃，才挤来农村。固然，举国一盘棋，农民、工人、干部、学生，都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贫下中农并有了作为再教育者的自豪感。即使没人计算过：知青的到来使农民的人均耕地、平均口粮下降了多少。可见，谁都难以逾越社会舆论导向的框定。
此后一个月里，丽江一中的老三届、大研镇职业中学的学生，纷纷领取毕业证、办理离校手续。除了个别确属特殊情况经批准不下乡，以及少数当年幸运入伍的同学而外，属回乡知青的，便陆续各自返乡；属下乡知青的，各按插队地迁移原城镇户口、置办务农行装，只待欢送了。在老三届六个年级中，我是初二，而历来多与高年级生交往，此际更能理解尤其高中同学对升学就业的向往。这期间我曾随几位高中同学蹲茶馆，只听得谈论各人今后，感觉不出关心国家大事的慷慨激昂了。他们唱起《茶馆小调》，那是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影响很广的一首进步歌曲：“……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这老歌此际唱来，个中意味，竟成了中断学业将要上山下乡知青的一种感情表达。到后来，国家将知青插队计为工龄，而且老三届不是从实际下乡时算起，乃以毛主席发出指示起计，这使大家的工龄提早了一个年头。这其实并无实际意义，因为老三届到退休之时，是男是女都早已超过35年这一最高退休待遇的年限了。无论如何，1968年的12月21日，成为中国知青——包括回乡知青在内数千万人一个纪念性的日子！
仅隔5天，这年的12月26日，是毛主席75岁诞辰，丽江当晚组织了盛大庆祝游行，伴随锣鼓口号和音乐，一眼望不到头的队列都跳起“忠字舞”，规定下来：跳75遍！这样规定却是“左”得可爱、十足形式化了，把人们内心对领袖的热爱，硬搞成一种宗教仪式般的表面行为。这规定其实引起了许多人不满，当然谁也不会公开反对。后来重新传下话来：跳15遍就行了。于是跳了15遍，之后游行结束。
五天后的午夜，同学们在收音机里聆听新年钟声，踏入了即将上山下乡的1969年。元月25日，在民主广场召开欢送大会，丽江军管会主任、专区革委会主任刘世泽发表讲话，单位代表、家长代表和知青代表分别发言，全体下乡知青、参加欢送的各单位人们、各公社前来接知青的同志，都伴随乐曲一遍遍跳起“忠字舞”，广场上红旗猎猎，一片激昂。也看到有的家长眼眶里涌出了泪水，还有个别公社前来接人的同志居然不见踪影，知青们只好分头打听，终于得到回答说：明天一早到客运站就是了。
我们将往之地，是丽江县最西北部的鲁甸公社，只有11名知青，为全县各公社中知青最少者。“复课闹革命”期间，我担任班里的服务组组长，于是此际被指定为本公社知青的带队，后来也就成为公社、大队的“三结合再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其他10人，也都是自己报的名。我来这里是熟识的当地回乡知青向我介绍说：那儿坝子里种谷子，山坡间种苞谷，高山上种药材，觉得挺好，于是才报的名。还在离校之前，各班分别在学校大门口那熟识的券顶下合影留念。也没问其他同学怎么想，我是感到：很多同学从此难得相见了，于是在本班合影照片上题诗：“……十八年后再相见”——当时，我将满十八岁。
欢送的次日，1969年元月26日，为丁未年的腊月二十七，春节前三天。这天一早，丽江客运站里人头攒动，除了县城附近几个公社的知青外，远程的知青都从这里分别乘车，劳燕分飞。
记得这年的当地插队知青，分赴丽江县黄山、金山、白沙、拉市、七河、石鼓、红岩、鲁甸、大具、大东、宝山、龙蟠等公社。下乡数月后，听说又有昆明知青（丽江茨科药材学校学生）、上海知青相继分配来，安置到了县内条件较好的几个公社，与我们共同组成丽江县境的首批插队知青。
写于2012年滇西北梅雨季
大师风范 山高水长——记任继愈、季羡林题词
周廷伟
任继愈题词
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保护管理，之所以有今天令人瞩目的成就，除了古城保护管理部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也与一批国内顶尖级的专家学者的关心、支持密不可分。就拿任继愈先生为方国瑜故居题字的前后经过来说，就足以体现了一种山高水长的大师风范。那是在1999年，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政协经过认真调研，向县委、县政府提交了《关于修复方氏大院建立方国瑜故居的可行性报告》。这一报告得到地委、行署和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组织相关人员着手理顺产权关系，以及修复方氏大院的相关工作。这项工作由古城管委会、古城房管所牵头，组织本土专家学者组建了名人故居恢复工作组，各项工作也有条不紊地得以顺利开展。在设计布展中，故居门匾的题字成为一项重要的内容。由谁题字，怎样题字，能否题好字，非同小可。因为它关系到名人故居的门面，是人们视觉中的第一印象，更是一个国家级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古城的重要文化符号，工作组在相关讨论中达成的共识是，如能求得国家顶尖级大师季羡林或任继愈的题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通过反复讨论，最后大家一致选择了请任继愈先生来题字。任继愈先生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史专家、国家图书馆馆长。长期以来，他对丽江民族文化的建设，东巴古籍记忆遗产申报工作等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而且从大量的史料得知，尽管方国瑜先生和国内许多大师级人物都有过诸多交往，但其中任继愈先生是与方国瑜先生来往最多、交情甚深的国家级大师，他对方国瑜先生生前死后都多有溢美之词。当时工作组的这一思路是正确的，即通过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这一平台与任继愈先生取得联系，说明事由而求其墨宝。这一思路到东巴文化研究院后也一拍即合，院领导当场表态全力予以支持配合，并委托该院李静生老师尽快促成此事。
之后，李静生老师专门为题字一事给任老发去了信函。信函发出不久，我们就喜出望外地盼来了任老的复信函，并同时盼来了“方国瑜故居”，以及落款“任继愈题”的墨宝手迹。任老的复信函，尤其令我们为之动容，信函全文如下——李静生同志：来函嘱写“方国瑜故居”题名，今写好寄上。
方先生和我交往数十年，他的学问、人品，不但在云南、在全国学术界也是极受推崇的。学者中，他涉及的领域不止云南史乘，他在我国历史地理界也是仅有几位大师之一。纳西文化已走向世界，祝研究所（注：东巴研究所）事业更上一层楼。
此致
敬礼
任继愈
2002年6月30日
收妥任老墨宝后，我们请工匠将字仿刻在一块汉白玉做的匾上，郑重地挂在了方国瑜故居的大门上方。回想方国瑜故居从筹建、布展、正式开馆到现在，已历经了几度寒来暑往、花开花落。我作为筹建工作组的成员之一，自始至终成为方国瑜故居从筹建到现在的亲历者、参与者、体验者。我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本来想等故居正式开馆后就“告老还乡”，但一直于心不忍、于情不甘，原因有三：一是诸如任继愈、季羡林、费孝通等一批国家顶尖级的大师风范，在守望方国瑜故居的日日夜夜里，无言地融入了我的血液和灵魂里。二是承蒙古管局领导的厚爱，而一时难辞挽留美意。三是多年如一日守望方国瑜故居，实际上也等于每天都在接受着一场爱国主义的洗礼和教育。
方国瑜故居，是我退休十多年来的又一课堂——在这里，笔者见证了方国瑜故居从筹建到现在的每一年、每一天……在这个被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地方，在这个由任老亲题“方国瑜故居”大门门匾的地方，我相信无数在这里参观学习过的人们，灵魂同样得以净化和升华。“缅怀先贤、激励后人”一直是方国瑜故居奉行的初衷和目的，当时针指向2009年7月，任继愈先生——这位一直以来为丽江文化建设、东巴文化振兴等倾注了大量心血国家顶尖级大师，永远离开了我们。笔者与故居同仁一道以方国瑜故居的名义，以丽江所有父老乡亲的名义，通过电子邮箱，向北京任继愈先生治丧委员会发去了一封至虔至诚的唁电。大师驾鹤西归，而大师风范永垂千古——大师的高尚情操、博大胸怀、音容笑貌，与方国瑜故居同在，与丽江各族人民同在。大师风范，山高水长。
季羡林题词
一座普通的民居内，竟会集中这么多国宝级大师的题词墨宝，这在全国地级市中恐怕也并不多见。而走进丽江古城方国瑜故居，讲解员总会如数家珍提到一连串国家级大师的名字：楚图南、徐中舒、费孝通、任继愈、陈垣、季羡林等。
因为这里的11个展室除了方国瑜故居的主体内容外，这么多国家级大师的题字墨宝，也为方国瑜故居及丽江古城的人文文化内涵，添上了浓墨重彩的靓亮之笔。
笔者作为筹建方国瑜故居的参与者、见证者之一，已写过《古道热肠添锦绣——费孝通先生为丽江古城题词的一段佳话》、《大师风范 山高水长——任继愈先生为方国瑜故居题词小记》两篇文章。为了较全面地记录下国宝级大师们为丽江古城及方国瑜故居题词墨宝背后的点点滴滴，本文对一代宗师季羡林为方国瑜故居题词的前后经过也作了一个回瞻。
方国瑜故居筹建初期，各方面工作在丽江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及古城管理局具体过问下得以有序推进。到2004年，辗转全国各地搜索有关史料的工作有了一个较好的回报。其中，有幸得到方先生亲属、学生，以及北大、北师大、云大等方先生生前工作生活过的母校的倾力相助，无偿献出了一批珍贵史料和文物（含方先生生前部分工作生活用品），使方先生故居的展示内容得以极大充实与提升，使故居整体软硬件建设初具规模。更让人感动的是，方先生故居的筹建自始至终凝聚了一批国宝级大师、地方知名人士的心血与智慧。我们求到了国学大师任继愈的故居大门匾额题字，也搜求到了国学大师楚图南、费孝通等，以及国内多所着名高等院校、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在方先生逝世后发来的唁电、联、诗等共计二百余件。在整理相关史料中，我们翻阅到一份国发[1981年171号文]关于国务院恢复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特聘顾问名单，其中同时列有季羡林、方国瑜二老的名字。从中我们也了解到，方老生前在京工作生活期间，曾多次看望过陈垣恩师、同事季羡林先生。这一线索促使我们又产生了应向季老求一幅墨宝的思路。
思路定后，故居筹备组郑重给季老寄去一函，恳请季老为正在筹建中的方国瑜故居题写墨宝，并同时派人赴京求字。相关人员到北京后，得到在京工作的丽江乡友赵文中先生等的尽力相助。几经曲折，赴京人员终于在北京301医院受到了季老的接见。此时的季老，已年逾九旬，健康状况亦欠佳。但病房中的季老，依然不乏谦恭、热情的一贯作风。当他了解到赴京求字的来人是来自祖国西南边陲小镇方国瑜故居筹建组的成员后，非常谦虚地说：“你们千里迢迢而来请我题字，但我实不敢当一个‘题’字，要题也只能‘敬题’”（谈话大意）。一次时间很短的与季老的见面交谈，让人感到作为一代宗师的季老，对方国瑜先生学品、人品的推崇及赞赏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原来的想象。
在方国瑜故居开馆之后，在故居中央方先生塑像上方，季老亲笔题写的“方国瑜故居 季羡林敬题”的金光闪烁的匾额，正为无数到此瞻仰的人们昭示着一个“缅怀先贤、启迪后人”的永恒主题。
2009年，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归，我们以方国瑜故居的名义，通过电子邮件向北京季羡林先生治丧委员会发去了一封至虔至诚的唁电，以表达我们对一代宗师的无尽缅怀与思念之情。有道是“水惟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
我始终相信，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留给我们的谦恭礼让、虚怀若谷的印象背后，永远屹立的是他那最能震撼人心的伟大人格魅力！
纳西鹰猎文化与奇人桑叔季
来圆
金秋时节的丽江，天高云淡，艳阳璀璨，游人漫步古城小巷，就会看见纳西族的汉子们，手臂上挂着形体剽悍的猎鹰，或悠悠散步，或是围坐在古桥石栏上高谈阔论，这景观与古城店铺前聚首亲切叙语的纳西老大妈相映媲美，俨然一道人与自然和谐的风景线。如此悠闲自在的生活节奏画卷，给从都市来的游客的视觉上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这就是古城文化中的一大奇观——纳西族鹰猎文化。
纳西族鹰猎活动的渊源，据考证，始于宋理宗宝佑年间（1253-1258年），徐霞客在他的《徐霞客游记》附编《丽江纪略》中，记述了忽必烈南下丽江时留下“管鹰犬”的部落。这一文化在纳西族地区的延续，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鹰猎活动，汉语称“放鹰”。鹰，纳西语叫“我”，放，叫“肯”，故纳西语称“放鹰”为“我肯”。纳西鹰文化内涵，包括：鹰犬的驯养技巧、鹰犬的鉴赏与评判、放猎活动、攀登追逐及野炊休闲等内容，其文化内涵，不仅体现了人类驾驭自然的智慧，也体现了纳西族汉子的审美情趣，团结拼搏精神。鹰猎活动，属人类物质文化，纳西族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将“鹰猎”这一原属宫廷皇室中的休闲体育活动，在继承之基础上，逐渐加以改革完善，如今这一活动，已成为纳西族的一项传统文化习俗。该活动遍及丽江坝与半山区的纳西族村寨。
“鹰猎”活动每年从农历九月开始，至次年的三四月份，活动期半年左右。待结束后，将所养之猎鹰放生，让其回归自然，这已成为养鹰人约定俗成的习俗。
纳西族在历代“鹰猎”活动中，曾有过不少趣闻轶事，其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典型人物，当属养鹰土专家，奇人桑叔季。
桑叔季：名岳生，字蕴嵚。（1876-1958年）纳西族，出生于古城五一街一户书香门第。自幼身残，家中排行老二，因纳西族称“小”字为“季”，故乡邻称他为叔季，即小叔之意。他小时候在家读过私塾。由于家庭境况较好，加之腿部残疾而倍受家中怜爱，自小喜欢垂钓、养鹰，尤其在养鹰、放鹰方面，情有独钟而技艺高超。久之名扬乡里。桑公所驯之鹰，大都从“窝雀”开始喂养，放猎季节，桑公架鹰牵狗，出没山野林间，拄拐杖，经过长时期的野外生活锻炼，练就了一副好身手，不怕坎沟蓬刺，丈内沟壑也不在话下，他用拐杖轻轻一点，随即跃而过之，从未落后于同行者，故而世人称奇。
桑公对鹰文化的探讨严谨执着，他为了摸清鹰的生活习性，以及品类特点，于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三月，带了一条狗，一只鹰，一张弩弓，只身一人，徒步从丽江出发，经维西县，沿澜沧江南下，然后翻越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途经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抵湄公河入海口，展现在他面前的，已是烟波浩瀚的大洋，他也曾遭遇盗匪，蟒蛇猛兽，过瘟疫流行区，历尽千辛万苦，可丝毫动摇不了他的决心。桑公回到家乡，已经是第二年七月。当时，由于长时期无桑公的音讯，家中认为他已过世，在屋中安放了灵位，等他到家，全家才转悲为喜。
事后，他饶有兴趣地对家人言：“这条路好走得很，饿不着肚子，林子里野生木薯和野果子多得很，野鸡、斑鸠随便可以打得着，吃都吃不完，沿途也没有关卡盘查”。桑公坚韧不拔的探险精神，豁达开朗的心境，令人敬佩不已。他的探险生涯也创下了纳西人只身徒步探险旅行的先例。为更进一步加深了解鹰的活动习性，他又“六载多隐居山林”并历时11年而绘制了5本图谱，其中4本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本的《各种鹰谱》，民国十六年（1927年）本的《百鹰图》，民国十七年（1928年）本的《各种奇异百鹰图》，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本的《百鹰各种的形像》。在图谱中，他详细描绘了鹰在各种不同环境下所表现的体态，共绘各种鹰类280只，描述鹰之不同形态174种，并加附29条文字说明。
他所绘的图，对鹰的观察之细，表现形态之多，令人赞叹！不仅增添了纳西族“鹰文化”中的审美内涵，而且丰富了古城人文史料。在野生飞禽研究领域，对同一类属野生飞禽的习性，作如此细致之观察，并绘出如此众多之形象，出自一位非专业科学工作者之手，实属罕见。
桑公的探险生涯，以及他一生与鹰结下的不解之缘，他的为人处世与趣闻轶事，在古城老一辈人们当中，至今仍被传为美谈。如今，在蒙古草原上，当年忽必烈叱咤风云时的鹰猎活动，已濒临绝迹；在京都皇宫御苑中，再也见不到它的踪影，而在西南边陲的丽江古城中，该文化却奇迹般被纳西族完整保留至今。无独有偶，它与纳西古乐并列而形成一张一弛之道，蜚声于中外。从事世界鹰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爱文先生，在丽江考察后发出感叹：“世界鹰文化之根应在中国，而只有在丽江才能找到它的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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