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福祺
一、家乡、家世
1903年正月十八日，云南省丽江县大研镇文治村的方氏大家庭中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国瑜，字瑞丞，他是方氏家族这一辈中的第六个男孩。
丽江大研镇方氏，祖上不是本地人，而是安徽省安庆府潜山县大石桥人氏（此地离安庆府所在地百余里）。方氏祖上从方原仲起开始从军，时为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年，1361年），隶九江府丞徐达麾下。甲辰年（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调南昌左卫中所军，在此居住17年，并娶妻生子。到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秋九月，方原仲随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率领的三十万大军征贵州、云南等地。据《明实录》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岁载：“先是上谕傅友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方原仲所在地属江西都司南昌卫，被编籍云南左卫。方原仲因随傅友德征云南有功，授云南左卫中所世袭百户官职。从此方原仲在云南定居下来，在这里生息繁衍，成为安徽省安庆府潜山县大石桥方氏入滇之一世祖。到清朝康熙年间，改军籍为民户。清乾隆年间，十四世祖函宇公时，住在昆明甘公祠街，他先以行医为业，后改为经商。
清嘉庆中叶，丽江有一赵氏，以经商为业，经常往返于丽江与昆明之间。这丽江赵氏因商务关系认识了函宇公，他们俩相处甚好，他每次从丽江到昆明，都去甘公祠街看望函宇公。这时函宇公已生有四子：庭柱、庭梁、庭栋、庭凤，而赵氏此时无子，他对函宇公的第四个儿子庭凤很是喜欢。庭凤生于乾隆辛亥年（1791年）七月二十二日，聪俊，喜读书，时年十四五岁。赵氏有一女和庭凤年龄相当，他有意要招赘庭凤去丽江。一日赵氏将此意告诉函宇公，希望他能同意。
函宇公和妻子商量后，答应了赵氏，于是方庭凤随赵氏一起去了丽江。
方庭凤到了丽江赵家，成年后便和赵氏的女儿成亲。清嘉庆庚辰年（1820年）六月初九，庭凤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名培纲，字诚甫。培纲出生后不久，赵氏的夫人也生下一子，于是便给庭凤一块土地，让他自立门户。这样，云南方氏十五世祖方庭凤就成为丽江大研镇方氏的一世祖。
方庭凤的儿子培纲自幼好学，但由于遭遇战乱，未能继续完成学业。培纲曾参与地方军务，差点死在战乱之中，后来就以经商为业。他在积蓄了一些钱财之后，在大研镇的文治村盖起了一院新房。培纲娶杨家之女为妻，生下二子：长子玉润，字泽民；次子玉田，字山。玉润、玉田成年之后，同心经商，勤俭持家，家业渐展。他们创建了“崇信”商号，以经营山货为主，经营范围由云南扩大到四川的会理、成都、重庆等地。由于他们经商讲信义，老少无欺，在地方上很有美誉。玉润娶牛家之女为妻，生有三个儿子。玉田娶和家之女为妻，只生有一子。
由于玉润和玉田两兄弟同心经商，方氏的家业比培纲时又增多不少，他们在王家庄又建了一院新居。由于兄弟二人都已娶妻生子，人口增加，王家庄新居盖好后，他们便决定分家。而丽江方氏到玉润、玉田时，已是第三代，和当地的纳西族已经融为一体。玉润和玉田两兄弟分家，按纳西族的习惯，幼子玉田应居祖屋，而玉田想到王家庄新居去住，所以玉润就留在文治村老宅。
玉润住在大研镇文治村，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方堃，字贞元，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十一日出生，光绪年间拔贡，能书善画，后也从商，曾任过丽江首任商务会长。次子方堡，字莜屏，自幼精敏过人，成年后以经商为业，常往返于四川、丽江、昆明等地，后又和成都一位姓张的商人同去安南做生意。方堡经商所得，是方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幼子方基，字仁伯，自幼身体较弱，成年以后主要在家料理账目。
丽江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云南省的西北部，是纳西族的聚居区。在20世纪初年，这里还是一个地主经济和领主经济并存的地区，但商品经济已有了相当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受汉族、白族等民族的影响，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独立出来，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缓慢的发展，当然社会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基础。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使纳西族在进行商务活动时，受到了汉文化的较深影响。
丽江是偏僻之地，但明清以后，特别是自清朝雍正初年改土归流以来，土司制的种种限制被取消了，丽江纳西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增加，地方文化教育有了初步发展。康熙、雍正年间先后建立了玉河、雪山两书院；到清末光绪年间，已有义学31馆及不少乡村私塾。从改土归流到清末的100多年间，先后出了进士7人，举人60多人，副榜10余人，拔贡、优贡20多人，其他贡生110多人，并出现了一大批有诗文传世的文人学士。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校，在地方有识之士和官府的倡导下，丽江府开办了中学堂、高等小学堂等一批新式学校，丽江的教育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二、青少年时代
丽江大研镇方氏到了第四代时，已是一个有20多口人的封建大家庭。这个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靠100余亩土地的地租和经商所得。方国瑜出生后，家里的铺子由伯父、叔父经营，他的父亲方堡则常年在外贩运土产、药材和皮毛等货物到四川等地，卖出后又收购布匹、铜器等物回丽江销售。后来方堡和四川商人合伙开商号经营山货，每年能赚不少钱。那时方家还经营家庭手工业，自己煮酒、制小粉、纺羊毛，把成品出售，所得供给家里作平时零用的开支，而酒糟和豆渣就用来养猪。每年到春节前可杀年猪四五头，除全家食用外，还可拿出部分去集市上出售。所以方家的大人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整日忙忙碌碌，但每年的辛苦也使他们有了较好的经济收入。这些年也是方家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由于人口的增加，老宅显得拥挤，所以在文治村老宅旁又盖起了一院新房，能书善画的贞元公还亲自动手在庭院的墙上画画，多幅栩栩如生的花鸟画至今还依稀可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十八日，方国瑜就出生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他是方堡的次子，他的哥哥方国琛比他年长三岁。
方国瑜出生时体质很差，成长过程中常常生病，别的孩子1岁左右开始学步，而他到了3岁才开始学步，5岁时还走不稳。一次跌倒，右眼触到香炉上受伤。
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他受伤的眼睛未能得到及时治疗，从此眼病绵延，痛苦一生。
方国瑜从小身体弱，所以常常被别的孩子欺负。母亲为使儿子能健康成长，便把他送到邻近的一户姓赵的人家里寄养。这家的老人到过昆明，见多识广，国瑜到他家后，这位老人常常将自己的见闻讲给他听，使他长了不少见识，并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最初的了解。方国瑜7岁时进私塾开蒙读书，他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所成就，不再受人欺负。
丽江虽处边地，但从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归流，第一任流官杨馝为“教养子弟，使知礼仪，以美风俗”，在文治村设雪山书院，并在文明坊置童生考棚，使丽江百姓有了受汉文化教育的条件。乾隆二年（1737年），在文明村创立忠孝学馆，这是丽江改流后最早举办的义学馆之一。义学馆为丽江培养出了不少科贡之士和一批私塾教师。方家居住的文治村及附近的文明、文林、文华四个村，由于较早有了雪山书院、忠孝学馆及一些私塾，使这四个村子从忠孝学馆成立到清朝末年废除科举的一百多里出了多名进士、举人和贡生，方国瑜的大伯父方堃就是贡生之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废科举，设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丽江知府彭继志在当地开办新学，创立丽江府中学堂，又在雪山书院旧址设多级小学，招收初小学童。原来的忠孝学馆改为蒙养学堂，这样，四个村的学童，不出村子就可接受启蒙教育。
方国瑜出生时，方氏大家庭由他的大伯父方堃主事。方堃非常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7岁时方国瑜进杨家学馆开始启蒙教育，后又进过两家学馆，最后进了公办的蒙养学堂。在开蒙的两年里，主要是学习、背诵《三字经》、《四书》和读蒙养课本。1911年辛亥革命起，蒙养学堂停课。1912年春，国瑜进了文治、文华两村合办的初等小学堂，后又升入高等小学堂。进小学后所读教科书，有国文、修身、算术、历史、地理、理科等门，每周内有相间的长、短作文各一次，每次都由教员认真批改。这时小学堂的老师多由云南省初等师范简易科及两级师范简易科毕业的学生担任，所以小学生们能接受较正规的新学教育。方国瑜进小学后，勤奋好学，每天很早起床，大声朗读国文，为不影响家里其他人睡觉，他的母亲每天早起为他打开大门，让他到村边的空旷之地去读书。由于小学几年他坚持苦读，所以他的汉语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进小学后，他白天在学校里读教科书，晚上回到家里，伯父和叔父教他读《四书》，使他不仅能背诵，而且能够讲解。他节假日和寒暑假也不休息，在家读《幼学琼林》、《左传句解》、《古文释义》、《东莱博易》、《史记精华》等书，这些书他读后也多能讲解。除以上这些书外，他还读了《诗经》、《书经》、《礼记》的部分内容，浏览过《纲目通鉴》、《历代史论》等书。他读这些书，虽然多半是死读硬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逐渐丰富，就不仅能够牢记，也能理解其义了。他的博闻强记功夫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方国瑜由于幼年体弱，加上5岁后眼病纠缠，所以他不敢、也不肯多与人交往。平日家里有和亲戚、邻居应酬的事，他从不愿参加，就连家里的堂兄弟姐妹，他也很少和他们在一起玩耍，整日躲在屋里读书，养成了他坐冷板凳的习惯。他自谓“资质粗笨”，故勤奋补拙，读《伦语》“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之句，不甘居下，自署书屋曰“困而好学斋”以自勉。
1918年9月，15岁的方国瑜小学毕业，随即考入丽江“六属联合中学”。
“联中”是在1914年（民国三年）开办的，六属系指丽江、鹤庆、剑川、中甸、维西、兰坪六县，清时属丽江府。联中学制四年，1914年招收新生一班。由于其经费来源是靠鹤庆松桂骡马交易会税收款，数额有限，因此，在校生经常只能保持两个班。毕业一班才能招收一班，开办后只毕业了五个班。方国瑜是联中第二班的学生。
联中附设在云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内（由原丽江府中学堂改名），首任校长由周冠南兼任，其他教职员也都由第六师范教职员兼任。周冠南1875年出生在丽江石鼓镇，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乡试，他得中第六名举人。1905年派遣留学生，他以优秀举子被选送日本留学，攻读教育学。回国后，正值办新学，他在丽江以“启开边地文明”为职志，赤忱办学。
联合中学每年在校生虽只有两个班，但风气很好，学生们生活简朴，刻苦读书，从早到晚，校园里琅琅书声不断。学校实行军事管理，纪律严整。学生们课余活动也相当活跃，有“国语会”（提倡讲汉语）、“演讲会”等各种组织。“演讲会”定期在每星期六下午举行，演讲人由抽签决定，一次三个人，第一个为“正讲”，讲师自由拟定，并把自己拟定的题目告之另外两个人。第二个人称“副讲”，他要在第一个人讲后，就此题目作更深入的阐述和论证。而第三个人为“反讲”，这个人要针对前两个人所讲的内容进行驳论。这种演讲方式对于活跃思维，锻炼表达能力，无疑是有益的。正是这种好的教育方式，联中为丽江培养了不少人才。
方国瑜在“六属联合中学”的四年里，所学课程都是学校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开设的，英语和自然科学占很大比重。他从小学到中学对自然科学都很感兴趣，考试都是甲等成绩。上中学四年都是住校，节假日才回家住。每到回家住时，他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去跟一个叫和让的先生学习诗文。和先生的教诲，对方国瑜今后所走的治学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
和让，字德谦，拔贡出身。他是20世纪初丽江县大研镇很有学问的人，长于诗文，也研究经、史、诸子。他当时并不在小学、中学教书，而以着述为事。每逢星期天和寒暑假，方国瑜都要与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一起到德谦先生家听他讲古文和练习作诗。通过跟德谦先生学习，他开始了解旧学的门类、派别和许多有关的着述。德谦先生在讲课之余，还经常向他们灌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有名才不负此生”，“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一类成名成家的思想。他引《左传》“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话，说立德、立功、立言是人生的“三不朽”。
德谦先生对方国瑜说：“依你的性格、能力，做不到立德、立功，而立言是能做到的，因为你肯读书”。并谆谆告诫他：“不能走升官发财的路子，因为你没有这种能力，若硬强求去做，就会身败名裂。”鼓励他着书立说，成为一个能“立言”的学人。方国瑜的伯父贞元公也很赞同德谦先生的这番话，在国瑜1922年7月离家外出求学的头天晚上，伯父和他谈到深夜，鼓励他去做一个能“立言”的学人。
回忆家父——末代土通判木琼
木光
我的父亲和母亲
家父名琼，字佩明，是木府嫡传第四十七代孙（按木氏宦谱甲种本计）。他是民国时期由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任命的一位丽江末代土通判。家父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幼年时期在古城私塾学习儒学，自幼诚实憨厚。民国十六年毕业于丽江师范，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为承传励志勤学的祖训，祖父对家父的德行及儒学的培养教育倾注了心血，经常给家父讲授历代先祖的为人品德风范和勤学成才的事例，来鼓励家父刻苦学习，为先祖争光。家父自小接受严格的家教，成年以后讲究品德和才学修养，谦虚好学，处事严谨，待人宽厚。他的书房里收集有历代先祖遗留下来的上千册文稿诗词，经常专心阅读吟诵。他对木氏历代先祖的历史历历在目，书法功底深厚，用笔端庄舒朗，涵蕴丰富，结体严谨自如，飘逸潇洒，善于书写楷书。家里春联都是由父亲书写。他经常给我讲述历代先祖文治武功的辉煌业绩，鼓励我励志勤学。
慈母李玉棋是书香门第的闺秀。据母亲讲述，我的外曾祖父李怀忠以上曾出过四代举人，甚至出过父子同举、兄弟同举，是颇具名气的“书香世家”。到我的外曾祖父时，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丽江有四人中举，荣登乙丑恩科，这是继同治九年（1875年）丽江古城八举之后的又一盛事。此次中举的四人被称为清末丽江古城“松竹梅兰”四举，分别是和庚吉（字松樵）、王成章（字竹淇）、李怀忠（字梅卿）、周玮（字兰屏），一时传为佳话。李怀忠中举后曾任丽江雪山书院院长，可惜英年早逝，病逝时年仅36岁。
外公李耀三是清末云南法政学堂毕业生，长于文史，代理过镇雄县知事、永北县（今永胜县）知事兼沿江土司宣慰委员。
母亲毕业于丽江女子师范，未婚前担任过大研完小的教师，是一位品学兼优的贤母，她聪明好学，处事稳重，善于操持管理家务，是父亲的贤内助，她对三个子女的培养教育也耗费了心血和操劳。
举行袭职庆典
双亲结婚后的第八天（1928年元月21日），44岁的祖父病逝，家族联名陈述事由，父亲撰写了《亲供册》请求省政府批复丽江土通判替袭事宜。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于民国十八年六月签批任命木氏三十三代嫡长木琼承袭丽江土通判职（其木氏代数按宦谱乙种本呈报），省政府委派特使到丽江参加土通判袭职庆典。庆典仪式由省政府特派员主持并宣读了龙主席签批的全文，随后颁发土通判印章。庆祝活动连续举办了三天，第一天宴请官客，第二天宴请家族成员，第三天宴请亲戚朋友。家中搭棚挂红持续热闹了三天。
开庭审判民事案件
根据改土归流后土通判职权行施的惯例，凡属木氏庄园内发生的民事案件划归木氏土通判审理，在父亲任内还有上桥头、巨甸、鲁甸等三个庄园，三百多户人口的繁多民事案件均由父亲开庭审判。
审判庭设于家院花厅正堂，审判案桌上摆放用黄绸包装的土通判印盒及签筒，筒内放有多支罚签，还放置有文房四宝等物。开庭时，数名家丁站立两旁，师爷三呼“土通判审堂”，父亲从屏风后走来坐在正堂靠椅上，先由师爷宣读原告诉状，后由父亲审案。审案结束，师爷宣布退堂。
奉命履行滇西北宣慰委员的任务
民国二十年（1931年）省政府发来公文委任父亲为滇西北地区土司宣慰委员，并寄来宣慰的奖章及奖品。父亲整装后带着几名随员动身前往永胜、华坪、宁蒗、中甸、德钦、维西、福贡、贡山等县逐县进行慰问活动，每到一地均受到当地土司、头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宣慰活动历时两个多月，顺利完成了省政府委托的宣慰任务，为全省各民族的稳定、团结做出了贡献。
赴省述职拜会龙主席
父亲完成各地土司的安抚宣慰回来后不久，就接到省政府的公文，指令父亲赴省述职。
因外祖父全家住在昆明，一则述职，二则探亲，所以父亲带着母亲和我一齐赴省，由丽江到昆明行程18天。
去拜会龙主席的当天，父亲一早穿上衫子马褂，在主席秘书招呼下来到五华山省政府，龙主席在他的会客厅接见父亲，亲切地招呼父亲坐下谈话。父亲向龙主席问好后概略陈述了宣慰活动的完成情况，龙主席表示满意。龙主席提起：“丽江历代木氏土司对云南的历史贡献是很突出的，至今木氏土司的形象在滇西北各民族中还有一定影响力，我考虑请你任个县长职务，你愿意吗？”因为父亲无意于仕途风险，婉言谢绝了龙主席的提议。最后龙主席关切地建议让我就读龙主席捐资创办的昆明南菁中学（南菁中学是一所全公费的贵族子弟学校，龙主席的子女和各地土司的子女都在该校读书）。我年仅6岁就进入南菁小学部一年级上学。
父亲不便在昆明久留，把我委托给外祖父招呼就返回丽江。我在南菁学校读了两年，因祖母想念，就把我接回丽江。
护法殿开光
护法殿开光，纳西语称“丹美空普”。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先祖木懿当政年代，他信奉藏传佛教，热心弘扬噶举派教义，大力捐资建造“绛十三林”即丽江十三大寺。丽江成了噶举派的重要圣地。
传说护法神掌管神界的刑律，对行善者的祈求很灵验，因此先祖木懿在白沙街附近的大宝积宫侧面修建了一院护法殿，院内的职事和香火由福国寺的活佛委派了三名喇嘛招呼，置有木氏土司捐赠的田产，以资敬佛。每到正月二十日护法殿开光之日，纳西族群众携带香火祭品成群结队前来祈祷朝拜。
护法殿也是木氏土司的家庙，在正月二十日前三天，护法殿管事喇嘛按传统礼仪到木府敬送茶、糖、酒、果四色礼品，并送来大红请柬邀请木氏土通判去主持护法殿开光仪式。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父亲这一代。
正月二十日，父亲及家人带着香火祭品，骑马来到护法殿，殿内喇嘛吹着长长的喇叭在殿前迎接父亲，殿前的条桌上已供满猪头等三牲及香火，父亲三跪九叩，敬香敬酒后喇嘛拿给父亲一只公鸡，父亲将殿门推开，把鸡丢进殿内，而后敬香的纳西族群众才能进殿朝拜。仪式结束，喇嘛招呼父亲到门楼厅堂献茶用餐。
“三多”及三多庙的历史渊源
据历代先祖口传，“三多”是阿琮阿良手下的一名战将，“三多”武艺高强，作战勇猛，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攻打大理的战斗中，“三多”不幸中箭牺牲。阿良为了纪念“三多”的功绩在白沙建造了三多庙，木氏土司率兵出征前都要到三多庙祭奠“三多”，祈求“三多”保佑。木氏土司在率兵与敌人激战中，曾多次突然出现雷电交加的暴雨，主帅和纳西士兵中产生了“三多”显灵助战的幻觉，提高了纳西士兵的士气而击败了敌人。因此，纳西族将“三多”尊为保护神。二月初八为传统的三多祭日。木氏土司传承千年的历史，每代土司袭职后都要捐资重修三多庙。木公在《重修北岳庙记》中提到“求而无所不灵，祷而无所不验，公感神而殊服，乃命工重修祠宇”。可见历代木氏土司对“三多”神灵的崇敬。父亲袭职后也曾捐资重修三多庙（据传，“三多”是北岳景帝的化身，“三多庙”也称北岳庙）。
三多庙设有木氏土司指令的世袭“打玉”（祭师兼管事），三多庙置有木氏捐赠的庙产，三多庙是木氏土司家庙之一。
父亲年满36岁那年，为求福求寿，邀请洞经古乐会的亲友，家族的长辈同去朝拜。启行之日主客十余人有的骑马，有的坐轿，祖母及父亲、母亲均坐轿而行，我同祖母同轿，多匹骡马驮着行李、伙食、祭品等到达三多庙门，“打玉”及先行的仆役早已迎向父亲行礼。
在三多庙侧丛林中建有一平房和一楼房，三坊一照壁的一座宽大秀丽的庭院，这个庭院是木氏土司祭奠“三多”后休闲的庭院。连续三天祭奠准备和待客都安排在庭院内。祭典程序分生祭和熟祭，第一天早上在“三多”塑像前，条桌上摆满生祭的猪头三牲（未煮过的猪头为三牲）。祭礼开始，“打玉”点燃蜡烛香火，父亲坐在“三多”塑像旁的靠椅上（因为“三多”是木氏土司的家将，历代承传土司只能陪祭不必跪拜），“打玉”高声诵经，家人及来客均来叩拜。
第二天是熟祭，在“打玉”主持下祭典仪式照例进行。
第三天是鸣炮挂匾，家里准备了一块黑底金字的横匾，提有“阿普三多”四字，落款为木氏三十三代土通判木琼敬题，举行了简单鸣炮、挂匾仪式。
祭典结束后，大家围拢倾听洞经古乐演奏，也到寺庙周围丛林中散步，父亲高兴时给大家讲述“三多”及三多庙历史渊源的故事。
为母祝寿赴鸡足山悉檀寺朝拜
鸡足山悉檀寺是先祖木增在明代天启年代为贤母求寿而建，并捐赠三千亩良田作为寺产，寺院规模为鸡足山诸寺之冠。它是木氏土司的家庙之一。
悉檀寺与木府的联系历代以来都较为密切，到父亲任职年代，每年春节和中秋节，悉檀寺的方丈按传统礼节派和尚送来悉檀寺自制的果脯、干笋、蜜饯等礼品，以表对寺主的敬意。
父亲袭职后的第六年是祖母五十寿辰之期，父亲为贤母求寿邀请了洞经古乐会的亲友及家族的近亲，一行十余人骑马坐轿，一路热热闹闹地来到鸡足山脚。
已是黄昏时候，悉檀寺的慧海方丈带领二十多名和尚，已在山下迎候父亲，大家在方丈及和尚们引路下点燃火把，连夜登山，沿途边走边奏着优雅的古乐漫步进山，虽然大家都在吃力登山，但优雅的古乐节奏使人感到乐趣，也就不感觉劳累了。我们的起居生活，寺院方面早已周到安排。第二天早上，寺院的两百多名和尚在方丈主持下坐立两边开始举行为祖母祝寿的诵经大典，大殿正中供着一尊两丈余高的无量寿佛铜像，殿宇宏伟整洁，父亲跪拜祈祷祝愿祖母健康长寿，并向佛祖贡了一份文书。
悉檀寺正殿后院的侧室塑有一尊生白公的塑像，父亲也虔诚祭奠了先祖木增。
求寿法事进行三天后结束，方丈陪同父亲到周围寺庙参观访问，尔后返程。
父亲与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的亲密关系
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于1922年到中国的西南部，并以云南的丽江古城为总部。他受美国国家农业部、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和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三个权威机构的派遣，来到边远山区采集稀有植物和飞禽标本。他是一位精干的“探险动植物学家”，到丽江后通过广泛的社会接触和研究，对纳西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当我住在过去纳西王国的首府丽江古城之时，我获得了所有重要的碑文拓片，拍摄了纳西首领的家谱和珍贵的手稿，我开始了探索这个迷人而神奇古国历史的艰巨工作”。
木府珍藏的《木氏宦谱》甲乙种本和多件碑文资料是洛克撰写书中的重要内容，他费尽心思想得到这些珍贵的资料，自1930年开始他就想方设法来接触父亲。时而向父亲赠送美国带来的花卉种子，时而来赠送美国常用药品和洋货礼品，通过较长时间的接触交往，父亲感受到洛克很有学问，人品也很好，当洛克提出要借《宦谱》拍照和木府内的碑文拓片时，父亲为了在国内外弘扬历代先祖的辉煌事迹，同意了洛克的要求。
《宦谱》在木府花园内拍摄，洛克摄影技艺高超，每幅宦谱都拍了两张，拍完《宦谱》后还请求父亲拍照，以花园假山为背景，父亲抱着刚满一岁的我，邀约叔伯弟兄合照了一张资料像。洛克为了充实资料，请来一位画家按照《宦谱》画像复制了一本历代先祖的画谱，请求父亲签名盖章。洛克非常感激父亲，每逢节日都来木府看望父亲，关系十分亲密。
父亲平生淡泊名利，厌倦官场交往。大部分时光是在他的书房阅读诗文和先祖史料中度过的。
落实政策 享改革开放成果
因为历史原因，土改中木氏家产被没收，木氏家人安排在木府后院两小间房内居住，后来全家被下放到白沙乡山区劳动改造。在“大跃进”期间由于吃不饱饭，营养不良，父亲患上了浮肿病。由于当时治疗条件差，父亲深深感到生命的终点即将来临，决定返回木府家院住地寿终。当时由于极左路线，母亲无法向生产队请假回老家照顾已是病危的家父，家父只得拄着拐杖沿途多次休息，拖着病体回到木府家院住地。回家后第二天早上由于眩晕，摔倒在床头断气寿终，寿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人。一个小时后大伯木瑶来看望父亲，才发现父亲早已断气，大伯立即托人通知母亲回家料理父亲后事。由于当时木氏墓地被生产队没收变成了果园，父亲只得葬于金虹山。父亲病逝的时间是1959年6月26日，享年51岁。
慈母李玉棋为丽江古城忠义巷人，于1988年8月病危期间，我由临沧赶回丽江看望母亲，服侍半月有余。母亲病情没有好转而我单位工作繁忙，我只好返回临沧，事隔三月，母亲于1988年11月10日寿终，享年81岁。1988年首部反映木氏土司对丽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电影《四方街》在丽江公映，已是病危的母亲得知放映《四方街》的消息，带病观看了这部对木氏土司做出正确评价的电影后，母亲的气神都有了很大好转，无奈母亲还是于1988年11月10日与世长辞。治丧期间我和妻子女儿赶赴家中办理丧事，当时党的统战政策已在落实阶段，时任丽江地区统战部部长和光汉及地县政协的领导都送来花圈祭奠，参加送葬的宾客达五百多人。出殡沿途有八家家族和亲戚进行路祭。由于政策落实，当地政府归还一半已被生产队作为果园的木氏墓地，慈母才得以安葬于木家桥木氏墓地。1988年11月父亲在金虹山火化后与母亲合墓于漾西木家桥木氏墓地。
丽江古城往事（节选）
张慧琪
这是我根据大姐张灿琪写给我的，关于她与孙渡的一段既曲折又美好的婚姻和回忆而写的。
我不是军事家和历史学家，因而不可能全面而准确地评论孙渡这个国民党高级将领一生中的功与过，仅就他与我的纳西族一家人的渊源，写出一段往事。
（第十四章） 走进纳西人家的将军——孙渡
一、玉龙雪山下的奇遇
1936年的春天，当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云贵高原的大山中神秘的消失，在丽江石鼓镇顺利渡过金沙江后，丽江古城这个边陲小镇的百姓才被云南绥靖公署第三纵队司令孙渡指挥军队的马蹄声惊醒，知道滇军已来到丽江，而且住进了狮子山下忠义坊旁的县立高小学校内。也许是因为滇军没有和红军在境内打仗，民众未受害，因而兴奋的老百姓纷纷出来欢迎，并说：“红军前脚走，滇军后脚到，孙渡是在送红军。”后来孙渡也曾对他的夫人说：“事实上，在1936年我到你们丽江那回，我不是在追红军而是在送。”
带着这个问题，我在阅读有关孙渡的资料中，有这样一段记叙：“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万里长征。是年底到达黔东，蒋介石即电令云南政府主席‘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为此，龙云曾多次召开会议研讨对策。孙渡以为蒋介石这次追堵共军，实怀有一箭双雕的野心，不仅想消灭革命军而且想乘机消灭地方武装。因此，我们只好遵照蒋的命令出兵，使他以后无所借口。我们防堵红军，以出兵贵州为上策，以防中央军入滇。若共军进入云南之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出境为最好。孙渡的这一番高论不能不令在座的诸公拍案叫绝，龙云也深表嘉许，并即委任孙渡为第十路指挥行营主任负指挥全责。”
孙渡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没有在云南境内与红军交战，而他违背蒋介石出兵防堵之命令，没有助他一臂之力，反而有利于当时困境中的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孙渡在会议桌上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难怪当时人称他为小诸葛，聪明绝顶。他是一个有胆识的将领。
孙渡指挥的滇军驻扎在丽江后，一切恢复正常。丽江地方政府、知名人士在省立丽江中学的大礼堂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派各界群众代表前来参加。大会主席致欢迎词，孙渡将军致答谢词，然后精彩的文艺表演开始。第一个节目是《欢迎舞》。
一群活泼天真的纳西族小姑娘，穿着粉红色的像蝴蝶一样的舞衣在台上翩翩起舞，坐在前排的孙将军十分的惊喜，指着其中一个小女孩，对同座的一位将军说：“她像小天使，你看看这小姑娘就像当代的影后胡蝶。”
孙将军指的这个小姑娘就是我的大姐张灿琪（小名阿灿）。她生于1924年，当年才12岁，就读于丽江实验小学。这一年她曾得过一场重病。丽江流行麻疹，因当时少数民族地区贫穷落后，缺医少药，许多孩子因为麻疹感染肺炎而死，全家人对大女儿的病危也束手无策，为她准备了死后穿的小红棉袄、棉裤、绣花布鞋。幸好我父亲把大研镇着名的中医习老先生请到家中，他用针在舌下一刺，出了不少黑紫色的血，又服上几副中药，小灿琪才慢慢苏醒过来，全家人惊喜万分，我祖母说：“孙女呀，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小灿琪说：“我在你们的爱护下又有了新的生命。”我祖母道：“这张小嘴把我的心说得甜甜的，也许她长大以后也会关爱我们吧。”
有一天，已恢复健康的阿灿，头上戴着一个小花巾，正在家中休息看书，她喜欢文学和唱歌跳舞。突然，孙渡将军只带着一个随身的副官，来到丽江光义街官院巷张府大院，走进纳西人家。我的家人见他进来真不知所措，还是大胆活泼的二姐（张煜琪）叫了声：“孙司令官来我家玩了！”而孙渡则非常自然地脱下宽边灰色军帽，坐在了我家天井里的那棵桂花树下的石圆凳上，问：“小蝴蝶在家吗？”他找的是我的大姐灿琪。
我的祖母和父亲请将军进堂屋就座，他起身后对我的祖母说：“老太太，您老真有福气，膝下有一对那么可爱的孙女！”祖母道：“喏！屋里还有两个呢！”孙将军说：“别怕，别怕，让她们出来玩啊！”躲在房内的母亲，牵着小三、抱着小四出来，孙司令慈祥的微笑着看了又看，对我母亲说：“你应该为她们感到骄傲，个个生得美丽、健康！”我母亲笑着点头。后来她常说：“从来也没有人夸过我生了那么多姑娘，孙将军是第一个安慰我的人。”
孙将军和我的父亲进了堂屋（客厅）里谈论挂着的名人字画，又谈到京剧和滇剧等，然后他告辞而去。他驻防的小学堂只隔我家几百米路，他说还愿再来我们家玩。他对这个纳西人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孙渡走后，我的母亲说：“想不到，我的女儿小灿琪跳了一曲《欢迎舞》，竟把孙将军迎到了纳西人家。”
孙渡，字志舟，于公元1898年5月5日（端午节）出生于云南省陆良县，1917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
从1922年起，在唐继尧统治云南时期（唐继尧是与蔡锷将军一起在云南起义推翻袁世凯的护国大将军），孙渡从最基层的排长干起，此后相继升任为团长、旅长，直到任云南省的宪兵司令官。孙渡常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己任。”又说：“我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军人，也是一个标准的男子汉。”对于这个气度非凡的军官，唐继尧有一个胞妹名叫唐芸庚，十分倾慕他，扬言她此生非孙渡不嫁。
1927年唐继尧病故。云南省政府改组，龙云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孙渡担任龙云的参谋长，并任省委委员。
1931年，孙渡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1936年4月18日，孙渡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时年38岁。这一年的5月5日，丽江地方上的达官显贵为他举办生日宴会，用纳西民族的高贵宴席“三叠水”招待宾客。“三叠水”是用三种大小不同的餐具盛菜肴，即六个大碗，六个小碗，加六个盘子，总计十八样菜。菜的原料考究，有山珍海味，蔬菜鲜果，特意加名贵药材如虫草、天麻当归等，再配当地茨满梨、雪桃等甜食。席面形成蒸煮炒卤烩酥炖，多姿多彩，色香味美，别具民族特色，又显豪华富贵、喜庆的气派，因而“三叠水”又称“纳西国宴”。
在生日宴席中，孙渡也不忘邀请阿灿和她的小朋友，并且给小朋友每人还赠送一件漂亮的小旗袍，一穿就合身，她们高兴谈论着，孙将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身材呢？原来他叫副官李文亮请来名裁剪师在她们身后瞄准了而做出来的。当这群玉龙雪山下的小天使在宴席上出现时，人们窃窃私语，孙将军也满有生活情趣啊！他喜欢上了纳西姑娘！
席间孙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为他的生日举办最高级的纳西民族风味大餐。看着席上色香味美的菜肴和刚刚抬出来的一个又大又圆的水汽粑粑，他微笑着，表情是那么慈祥亲切，说：“我深深被纳西族的民族风情，被丽江的雪山和玉水吸引。”他举杯为在座的先生、夫人、小姐们的健康干杯，在座的宾客又一次起身，举着丽江的窨酒祝孙将军前途似锦！身体健康！
过不多日，孙渡托我父亲的好友杨毅和他的副官徐参谋来到张府，说要收我的大姐阿灿为干女儿，并要带她到省城昆明读书。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完全惊吓了这个纳西人家，对在小学教书的父亲来说直感此事来得蹊跷，对内向多病的妈妈来说，犹如五雷轰顶，父母不知如何表态，只见祖母连连点头。沉默片刻后，父亲张允铭道：“此事家中再商量后回音。”来客告辞而去。
20世纪的30年代，在封闭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一个传统的张大老爷家府，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男子要认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为干女儿，这简直是奇事。
一时间全家踌躇难断，请来了父亲的世家好友和阿爷商量。和阿爷说：“这是一个好机遇，放过了实在可惜，你们不妨答应下来！”父亲点头，母亲道：“我舍不得女儿离开自己，但也不敢得罪了孙将军！”最后我开朗的祖母说：“这简直是飞来的福音，是我天天念经得来的，这样的机会哪里去找，我同意我的大孙女去昆明读书，为下面的几个小妹做好榜样。”这样才由一家之主的祖母定下来。
不久举行了仪式，孙渡亲笔为阿灿起名孙妍华的红缎帖子及衣料等礼物送到张府，张府也按照当地的礼节，把丽江的名酒、茶、火腿等礼品送到军营中。一时间，孙将军与张家对上了亲的消息，传遍了丽江古城的大街小巷。
孙渡的部队在丽江驻防期间，他对部下严格要求，不许胡作非为，不许损伤百姓的一草一木，平时修桥铺路、美化周围环境，月月开一个军民同乐会，在当地留下很好的口碑。
1937年初孙渡的部队调离丽江。那天清晨八时许，从部队驻地光义街牌坊起出关门口经四方街到狮子山，这一路程上沿途的店铺，居家门前都摆着香案，案上放着一盆清水和一面镜子送行，据说这是对孙渡为人的象征。
我的父亲和大姐怀着美好的愿望，挥泪和家人告别，离开了家乡丽江。
二、翠湖堤畔
1936年阿灿与孙渡在丽江相识后，第二年的初春，我父亲和阿灿跟随孙渡来到了昆明，他们是乘当时云南省警务处长李希尧派来的专车抵达的。当时大东门外正在开始装修正门路，到处堆满沙石，因而只好在此下车改乘黄包车。阿灿第一次坐人力车，心中害怕，用手紧扶两柄，叫拉慢一点，车夫说：小姐不必怕，稳稳坐住就行！路边的霓虹灯，各种广告牌在眼花缭乱中闪过，黄包车在石板路上颠来颠去地跑着，好不容易在翠湖东路7号的孙公馆门口停住。这时门卫拉开油绿色的大铁门，朱红色的二道木门上乳白灯光亮了，孙渡招呼父女俩进去。阿灿觉得孙公馆好气派！这是一座十分精美而又古色古香的三坊一照壁的二层中式庭院，天井里借楼上照的灯光看到摆满了花盆，种植着各种花木，香味扑鼻。上楼歇息片刻后，厨师送来了晚餐，全部是玉溪口味。孙渡边吃边嘱咐他们千万不必客气，他说：“今后灿琪就是这里的小主人。”真的，偌大一个院里没有女主人，只有几个贴身的随行人员。
晚饭后孙渡领着阿灿看各个房间，楼上正面是两室一厅，左右两边是厢房，右厢房正是他的书房。大书柜里全都是精装书，有马克思、列宁的巨着，有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军事学，以及各国名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等等。顺着木栏杆走进阳台，看到了昆明翠湖的夜景，这时她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奇妙的境界，似梦非梦。那天晚上他住右厢房，父亲住左厢房，阿灿被安排在正屋十分整洁的卧室里，她整夜难于入睡。第二天一早，梳洗后就忙着去阳台，呀！翠湖良辰美景尽收眼底，大门外是条石板铺的马路，右边是外事处、佛教会、云南大学，左边是昆明市长、省长卢汉等的公馆，整个环境十分宁静。翠湖堤畔柳树成荫，湖心亭旁碧波荡漾，她想到今后就要在这里读书，真是一个飞来的天仙梦啊！
第二天，孙渡叫他的贴身副官李文亮请来一个裁缝，还抱来许多绸缎布匹为她们父女俩做新衣。父亲再三谦让谢谢孙渡的美意，但他说到了都市不比在丽江，出入要衣冠整齐才不至于被人小看。在这段相处的日子里，白天他的应酬很多，出去时换上深灰色中山装，戴上博士帽，穿上黑亮的皮鞋，脸上红光焕发，神采奕奕，真不愧是个出色的儒将。我的父亲也穿上浅灰色雅布衫，戴着博士帽，还戴上一副金丝眼镜，那时的父亲才有三十五六岁，穿着很得体。阿灿拥有好几件漂亮的旗袍，花色都是依着她的喜爱缝制的，但她总喜欢穿上那件阴丹士林布的短旗袍。由于才到昆明，跟着父亲形影不离，有时父亲独自去找同乡玩，有时去茶馆听说书，阿灿就一个人坐在屋里偷偷地哭，想祖母，想母亲，更想那三个可爱的妹妹。有一天晚餐时孙渡问她：“白天去哪些地方看了？”她说：“我爸爸领我去附近一个茶馆听说书。”“听什么书？”“听的好像是《水浒传》。”接着他批评了我的父亲：“不要领小女孩到茶馆之类的地方去，赶快找家庭教师复习功课，准备入学才是正事。”
有一天晚饭后，正是夕阳西下，金红色的晚霞染红了翠湖，孙公馆楼房也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孙渡要领阿灿出去散步。他说我们就去北门花园散步，他叫李文亮喊黄包车，不带任何随行，他们各坐上一辆拉到北门城下。这时他牵着阿灿走啊走的，他的脸上充满了慈爱可亲，使她感到非常安稳，不觉间已走到城墙高处，停下脚步，他指着整个景色说：“你看，昆明多美！”那时夜幕渐渐降临，天空出现点点繁星，与地上熠熠灯火相映成一幅宁静的画卷，这时他突然把她搂在怀里说：“我得了你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天使，是我一生的幸福，今后你就永久陪伴着我吧！”她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得低着头推开了他。夜晚微风扑面，有些寒意，她催促着他回家。他仍是那么自然地牵着她的手走下城门，那两个黄包车夫还在等着他们！回到家他要她去书房坐坐，他说：“你可知道‘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了，日本军国主义已正式侵略中国，很可能我最近就要开赴前线抗日，为了方便你在这里永久住下去，我许下我的诺言。”他写下：昆明翠湖东路7号的房产权属于我的爱女孙妍华所有，任何人不得干涉。写好了盖着大红色的私章，交给她时拉着她的手说：“真奇怪，这次送红军到丽江，反而迎来了你这可人的小天使，一天不见你就觉得好像丢了什么，现在我们快要分别，多舍不得离开你，希望你用功读书，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寄托，将来永久陪伴着我。”这些话非常打动她的心，13岁的小女孩这样得到将军的宠爱，一边流泪一边点头承诺。
几天后，他受命为五十八军军长开赴江西前线抗日，临行时一再地要我父亲招呼好他女儿，并把看管孙公馆的大权也交给了我的父亲。
（第十五章） 不平静的后方——昆明
我的大姐阿灿到昆明后的第二年（1938年），她考入昆华女中初四十四班。
此时的昆明并不平静，日本飞机不时对这个城市进行轰炸。为了避免空袭，学校迁移到呈贡县海晏镇。这地方依山傍水，正好躲藏在滇池一隅，她离开父亲随学校去海晏镇读书。阿灿回忆说，当时的昆华女中是名牌学校，校长杨凤瑞，教导主任秦淑贞夫妇都是留学生。训育主任杨倩伍，对学生要求非常严，她因终身不嫁，同学们在背后亲切叫她杨奶奶。学校管理严格，教学质量高，教师多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能考入这所学校的女孩子都感到自豪而倍加努力学习。学校搬到了海晏镇石龙寺大庙之中，一进三院的寺庙作为办公室、医务室及学生宿舍；学生的教室是借用该镇老百姓各家各户的房子。因而老师天天教导她们要尊重老乡、严守纪律。那时专门管理女孩子们生活的是一位叫许静修的教师，她为人贤淑，除管理学生生活外，也教一门刺绣课。阿灿还记得教体育是魁梧的罗振华老师，早晨他带学生爬山，上他的课就带她们去树林边的滇池游泳，晚上熄灯号响之后他就要到宿舍巡逻，听到他的大马靴响着走来时，同学们就赶快藏起书，吹熄小马灯钻进被窝里。高初中十多个班级，几百个女孩子离开父母共同学习生活在这里，在抗战时期不是容易的事啊！
晚饭后，学生们三三两两的提着小马灯去上自习，突然有一晚，滇池那边燃起了红红的一片大火光，也可隐约听到轰炸的隆隆之声，罗老师跑出来说：日本飞机夜袭昆明市了！一听到这个消息，大伙都奔向望海亭，看着熊熊燃烧的火光，大家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者赶出去，收回我们的大好河山！我们决不做亡国奴！有些高年级的同学要求去前线抗日，用自己的鲜血扞卫祖国。
那一夜几百个姐妹们都没有回寝室，围着从东北来的老师，听他们讲述日本侵略者如何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亲人和同胞，他们是怎样在逃亡的路上受煎熬的艰难经历。学生们眼看着敌机的轰炸，耳听着同胞的血泪史，个个义愤填膺，无不泪下，激起对侵略者的仇恨和爱国的情怀。
此后学校里两个出色的班级高二八班和初四十四班联合组织起了抗日歌咏队，阿灿和同窗好友刘治会、陈明玉、李桂仙等也参加进去。课余时同学们就在海外练唱，学校集会就上台表演。抗日的歌声震撼了海晏镇，表演的爱国戏剧感动了该镇的父老乡亲。学生们还出去在呈贡县贴满了抗日的标语，那时女孩子们除了读书外，都自觉涌入抗日的潮流之中，这是时代的精神，青年人肩负的责任，她们在抗日的岁月中学习、锻炼、成长。
当阿灿放假回到昆明的时候，她总会收到孙渡从前线写给她的信，称呼都是“我可爱的小天使”，内容简单而热情。有一次他在信中写道：“日本飞机在前线也疯狂的轰炸，最近在行军时遇上空袭，弹片打中了我贴身副官李文亮的脑袋，当场就牺牲了，我悲愤万分，一定要让侵略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得知李文亮在前线牺牲，她也难过极了。
将军又写道：“不久前我在前沿阵地视察，弹片打掉我的望远镜，幸好被它挡住，脑门才只受了点轻伤，现已痊愈，留下一块疤，成了抗日的纪念了。”然后他又说：“昆明敌机轰炸更加频繁，为了安全，我已托友人在滇池边买了两间草屋，你们父女俩不得已就到那里躲避。”在前线浴血奋战的他，还时时挂牵着在后方的她的安危，这是多么深切的关爱啊！实在让她感动，也让她心中时时想念着他。
后来在滇池边五家堆小屋里，我父亲和大姐度过抗战时期难忘的岁月，也曾在那里接待过我的三舅李寒谷及我们的表亲（后来一代国学大师）周善甫先生，他们俩都是我们姐妹的恩师。
我的三舅李寒谷是1938年从北平逃难回到昆明的，后在昆明中学任教，每逢假期阿灿就接他到孙公馆，或五家堆小屋休息。这时三舅就教她语文和英语。由于他的教导，阿灿在班级学习成绩很好，他们喜欢听《夜半歌声》、《渔光曲》等歌曲，也一起玩乒乓球，虽然三舅已患了风湿病，但有一颗未泯的童心和富有积极乐观的精神。
阿灿记得，一天中午，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父亲赶快锁好门，她拉着三舅往北门城外跑，她们飞奔着躲进英国花园的坟堆之中，敌机已在上空盘旋。不久隆隆的炸弹声响成一片，投弹之后是低空扫射的机枪声，约半个钟头之后才解除警报。这时她发现三舅的手抖得比往常更厉害了，她心中充满了愤恨，一路默默无语慢慢走回家中。晚饭后表亲周善甫老师来家里说：“今天小东门外惨遭敌机轰炸，妇女儿童死伤很多。”她们的心沉重得很，大家围在父亲的烟台旁谈起忧国忧民之话题。三舅说：“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双重压迫下，加上政府腐败，军阀混乱，搞得民不聊生。1919年五四运动后，爱国师生深受其影响，发动反帝反封建抗日救国的大游行示威，这次北平沦陷，我逃难出来，忍饥挨饿，一路受风寒潮湿，患的风湿病加重了。”听着三舅的讲述，心中充满对他的敬佩。三舅问她，我的创作你都看过哪些，阿灿说：“《丽江吟》、《金沙江》、《劫》、《变》……”
三舅听着笑了。后来由于他的病情加重，才被我外婆强行接回丽江石鼓镇养病。
我的大姐阿灿常对我说：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抗日时期度过的，因而丰富了她的人生，也锻炼了她。
（第十六章） 孙渡和灿琪的婚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孙渡任第五十八军军长，率部队首批从云南开赴前线，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与敌人英勇奋战，经历无数战斗，其中有：1938年10月在湖北崇阳投入的崇阳战役，他的部队在这次战斗中伤亡惨重，而受到记过。1938后2月至1941后9月，孙渡率第五十八军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二次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
1941年12月，华中日军集中在湘鄂的第三、第六、第十三、第四十等师团及其他部队共六七万人，于12月23日向长沙发动进攻，开始了第三次长沙大会战。
孙渡率第五十八军挺进至影珠山地区。孙渡身先士卒，率部冒死突进，将敌之敢死队全部歼灭，守军士气大振，日军在战场上遗尸千具，影珠山战斗胜利结束。
1942年春，蒋介石来到湖南岳麓山开军事会议，表彰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的将士。其中有滇军的五十八军、六十军，蒋和两军将官每人单独留有一张合照。
特授予孙渡陆军上将军衔，并亲手给予一枚抗日民族英雄的金质勋章。至于江西各界送来的锦旗数不胜数，都悬挂在翰堂五十八军抗日前线司令部的客厅大墙上。
孙渡在战场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报效国家，一直坚守在抗日前线。历史将记下他是一位抗日的民族英雄。
然而当孙渡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时候，谁能料想到这个男人却被两个女人所困扰，一个是唐芸庚，另一个则是我的大姐张灿琪。在军事上有计谋的孙将军是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这两个女人呢？
冬去春来，年轮已转到1943年，七年前孙将军在丽江玉龙雪山下相遇而带到昆明读书的这个女孩，如今已成长为亭亭玉立的青年，19岁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年龄，前年的冬天她随同父亲回家乡探亲，她给全家带来的喜悦与快乐，让八口之家过了一个难忘的团圆年。但那时从江西发来的一份电报，却让她独自悄然离去，后来得知她已去了江西。
我大姐阿灿在回忆中写道：孙渡来电：“我们已分别7年，我非常想念你，即派专人接你到江西。”于是阿灿从昆明来到湖南衡阳第五十八军留守处，小住几天后，孙渡派他的副官接她来到江西省上高县翰堂乡第五十八军抗日前线司令部驻地，他们在此重逢。
当远处的晚霞映红了天边、夕阳西下的时候，阿灿来到了村口，看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孙渡穿着旧的黄军装，腰间系着宽皮带，又横跨着一条刀带，很威武地与他的副官长马云龙边走边聊，步行到村口来迎接她。
阿灿觉得将军瘦了、老了，他在前线浴血奋战啊！心中油然升起对他的敬爱，于是走到他面前毕恭毕敬深深鞠了一躬，从而引得孙渡哈哈笑声。他从头到脚打量着她后，说：“长大了，长高了！”此刻他那双全神贯注、大而智慧的眼睛焕发出的光彩，让她的心突突跳动。他微笑着牵住了她的手，一直步行到他的官邸。
这是传递给她的热情与活力。
当他们刚进门，迎面有一个40来岁的矮胖女人微笑着走了出来，她圆脸，细眉大眼，皮肤白皙，黑发髻梳在脑后，衣着穿得很得体。孙渡做了简单的介绍之后，就一齐去用晚餐，吃得很简单，但云南风味菜加上路程上劳累和饥饿，阿灿吃得很香。晚饭后她回到为她安排的房间休息。
孙渡这位一向雷厉风行的军人，命令副官提着小马灯领阿灿去他的办公室。
一路警卫森严，门口都站着士兵。进屋稍歇片刻之后，孙渡对阿灿讲起刚才一块吃饭的这个人就是唐继尧的胞妹唐芸庚了。阿灿想起来了，她早年就说过：“今生非孙渡不嫁。”难得她在闺中等了那么多年，青春一去不再来呀，如今她都已四十多岁了！孙渡说：“半年前唐芸庚由她的嫂嫂送到江西前线来，这门亲事是我在军旅中由我的母亲包办下来的，我对她没有什么感情，一再推诿摆脱也没有结果，她们就是赖着不走；后来上司何应钦（军政部长）来了一个电报，言她年近四十，等待已多年，令我把她接受下来成婚，我非常痛苦，这样做了，十分对不住你，越来越觉得良心受谴责，所以也叫你赶快出来，你说我们怎么办？”听了他的一席话，阿灿觉得掉进了五里云雾之中，只觉得自己怎么会遇上这样稀奇古怪的事？她想哭却哭不出，想跑但迈不开步，平静地说：“我们还是保持原来的关系吧！”他说：“只保持这个关系，我何苦供你读书。”她紧接着问：“供我读书，原来是要叫我做你的小妾？”“不不，你说错了，是要你永远在我的身边。”他就一把把她紧紧搂在怀里，说着：“我心中只有你啊！我在等你长大，现在我岂能放走你。”然后他又风趣地说：“1936年我到丽江那回，丢了红军，追到你的嘛！我的小天使，我们共同解决这些难题吧！”阿灿大声地说：“夫人还在等着你，我们回去吧！太晚了，我太累了。”她冲出了办公室。
阿灿回到卧室，紧关上门，感到十分的委屈和伤心，泪止不住簌簌流出，怎么办啊？沉浸在刚才发生的一幕之中，等待着她的是怎样的命运！翻来覆去难于入眠，漫长的黑夜啊！
第二天当他们三人在餐厅吃饭时，都默默无语，吃完了各进自己的房屋。这个聚会点，充满不和谐的气氛。唐芸庚脸上没有了昨日的微笑，代之的是妒忌和讥讽的表情。阿灿想，自己那么年轻、美貌、信守诺言，自进高中后，不知有多少大学生、留学生都在追求自己，尤其是这次回家乡探亲，青梅竹马时的小伙伴见她长大了都要求家长去提亲，都被拒绝，这些都是为了怕得罪了孙渡，现在倒是他先背信弃义了，在前线与唐芸庚成婚。他说“小天使啊，要你永久在我身边”等，都是骗局，都是欺负女孩的行为，她越想越伤感也十分的委屈，泪水模糊了视线。这时她看到墙角桌上放着一瓶红红的水，是葡萄酒吗？或者是一瓶毒药？
喝下它，一醉方休或者死掉，这个单纯的女孩要以此来结束内心的痛苦与反抗。
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护士告诉她，昨晚她喝下了一瓶来苏药水（消毒用），因而医生帮她洗了胃，她无奈地躺下了。当听到孙渡走来的脚步时，她用被蒙住了自己的头。而他轻轻掀开被子，握住她的手悄声说：“小天使，你想上天堂我会把你拽下来，想入地狱，我也会把你拉上来的。你现在安心休息吧，别再闹了！”
待她的身体和情绪恢复后，有一天，孙渡对阿灿说：“你和我去办公室，我有话对你说。”到了办公室他说：“我叫你出来，自有我的想法，时间长此下去不好，我想快刀斩乱麻，事不宜迟，就在目前战事处于暂缓之际，我要和你宣布结婚，让众人知道我们的关系。”阿灿被他的话吓呆了，就说：“这不是说着玩吧？我们的年岁相差得那么大……”孙渡紧接着讲了孙中山和宋庆龄，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事迹来启发、感动她。他们从办公室回到寓所，孙渡去唐芸庚的房里，几分钟后，只听到屋内发出哭声，孙渡说：“是你自己来找到这儿，不是我请你来的，我是看在母亲、上司的面上和你道义结婚。”他又说：“灿琪是从我的家里出来，我们分别七年，我接她出来，现在我要正式宣布我们的关系与她成婚。”这时唐芸庚吵开了，哭开了。孙渡也拿出他的军人气魄，要摆布这两个女人的命运易如反掌，他走到中间客厅高声说道：“你们都出来听着，这是抗日前线，不是容你们闹下去的地方。唐芸庚，你要有自知之明，我们是道义结婚，而现在我要和灿琪结合，是出自良心和真情，希望你们好自为之。”说罢，他就带着警卫上司令部去了。
1944年的元旦，孙渡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日子举行酒会，地点是第五十八军的军俱乐部“一心社”。他召集了营级以上的军官及眷属来参加这个酒会。他穿着黄呢子的军装，端庄洒脱，孙渡长像非常英俊，有美男子之称，这天容光焕发。阿灿穿着深蓝色长旗袍，外穿一件深绿色外衣，这身打扮不像新娘，倒像一个美丽纯洁的女学生。孙渡一直牵着她的手，步入会场。
在席上孙渡用他的男低音说道：七年前的1936年春，我认识张灿琪，是在丽江的玉龙雪山下，金沙江畔，如发现了一颗珍珠，爱不释手，从此我心中只有她，我要她永远在我的身边，现在我们要结为伴侣，我在你们面前宣布，她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孙夫人，请你们理解和同情我的做法。下面会场气氛寂静万分，在座的客人们也感到震惊。
孙渡是职业军人出身，多年来带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在抗日战场他身先士卒，冒死突进。在情场上，今天他也胆大敢为，以他军人的性格和方式在此宣布结婚，这也是少有的吧。阿灿此时被感动的热泪盈眶，有一个男人这样深爱着自己，也是一种幸福。孙渡左手紧握住她不断颤抖的手，右手举杯，“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抗日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时孙渡的少将副官马云龙，手举酒杯叫全体起立，“为军座及夫人的健康，为军座的家庭幸福而干杯！干杯！……”
问题这样解决之后，孙渡将军如愿以偿。有这样一句话：“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唐芸庚和张灿琪只得接受命运对她们的安排了，她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在了一起。这段时间，孙渡或去前线视察，或在办公室，很少回来。第二年1945年的3月8日夜间九时许，阿灿在上高县卫生院生下她与孙渡的第一个女儿孙沛（乳名幼琪），这时整个家庭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孙渡的脸上充满了慈祥的微笑，这个小生命的诞生给他的心填满了喜悦与安慰，给家庭带来无比的温馨和幸福，此时这个快乐的爸爸已47岁。
（第十七章） 抗战胜利前后
1944年，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接连告捷，中国战场上的日本侵略军也已走向穷途末路，但是他们死不甘心，还要做最后挣扎。听说湘赣一带的日本要来一个大扫荡，他们要施行令人不齿的“三光”政策，即抢光、烧光、杀光。
江西省上高县是日军必经之地，孙渡他要带着部队抵抗，就安排他的家属去比较安全的地带避难。他命令副官刘李智准备两乘滑竿，两匹马驮着简单的衣服及用具，赶快离开翰堂，走西边的山路直去都堂（村名）。估计这条路不会遇上日军，她们上午出发，坐着滑竿一步一颠地走在山里的小路避难，下午听见炮声在后面响起来了，这时唐芸庚及阿灿都不约而同地说她们要下来走，刘李智说：“太太们，不要害怕，军长的安排不会错，他是小诸葛，但我们在路上不能耽误，一定要到都堂我们才能休息；话说在先，要是万一碰上日本鬼子，那我刘李智就顾不及二位夫人了，我带着手枪，背着大小姐往山里逃出去，要为军长保住这点命根子。我们大家都不要怕，走！”他鼓励着她们直走到日落西山，快要黄昏了才走到都堂。但村子已空无一人，找到一家有个老大妈，她说：“人们都已到山洞里去了，家中什么也没有，你们自己找吃的吧。”这时阿灿坐下来喂奶，女儿在哭，但奶汁一点也没有了，她感到心跳头昏，刘李智找到两个鸡蛋，煮来给她，她吃不下去。这时，唐芸庚说：“灿琪啊，你不吃更没有奶了，我们还想什么怨和恨，逃出这条命，保住小女儿就是我们的祖德啊！”她紧紧地握着阿灿的手，这时阿灿已倒在她的怀里泣不成声了，在患难之中她们产生了友情。那一夜她们共睡一张老乡家的旧木床上，整夜没有合眼，才三个月的小女儿在母亲的怀里却睡得很香。
第二天中午她们和孙渡有了联系，他命人走小路到指挥部汇合，当她们一齐折回翰堂时，整个村庄已被日军烧成一片废墟，平时见过的老乡都不见了，那种凄凉景象惨不忍睹，眼前景象更激起了我们中国人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
她们随同孙渡住在上高县，但他没有一刻闲下来，顾不上家，去各处视察日军逃窜后留下的现状，回来后都要和县长等地方官员筹划一番。1945年8月，阿灿听到了美国在日本丢了原子弹、日本政府已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得到最后胜利！从广播中传来全国人民的欢呼声，这时全家人兴奋地笑开了，忘记了这一年的一切烦恼及恩恩怨怨。更动人的是上高县的人民组织起来，敲打着锣鼓到县政府祝贺，要与坚守江西八年的抗日将领孙渡将军见见面。那时他只是穿着一身洗白了的旧军服，微笑着走出来和群众见面。一片高呼“劳苦功高的抗日将士万岁！”他挥手向人民群众表示谢意，还说：“我们是胜利了，但以后的事情还多，还要为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而努力！”事隔不久就接到他荣升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并接管辽宁锦州的命令。
抗日战争胜利给全国人民带来一片欢腾，也给孙渡的家庭增添无限喜悦，眼看着五个月的女儿沛沛一天比一天美丽可爱，孙渡全家人沉浸在欢乐与祥和之中。
不久他们离别上高县，乘坐小船沿赣江而上经高安到了南昌市。一上了岸，码头上欢迎孙将军的群众欢呼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南昌休息的短暂几天，真不知接到多少请柬去做客，在宴会上地方官员们频频举杯祝劳苦功高的孙将军一路顺风！
离开南昌为他们安排了一艘日本小炮艇，艇上服务的人员都是日本大学生。这时他们成了战败国，往日的威风已扫地，对中国的高级将领及夫人服务得小心周到。
船行至鄱阳湖上，阿灿他们站在甲板上观看风景，孙渡给她们讲起了三国时代周瑜在此操练用兵的故事。到了九江，他们又乘坐火车到了安庆，部队要在安庆休息，等待大轮船开赴东北锦州。
在安庆过了小沛周岁生日之后，部队乘大轮出发去锦州；他们乘火车到了南京，住在南京大饭店。有一天南京总统府送来两张戏票，邀请孙渡去观看京剧，他让阿灿和唐芸庚一起去看，自己留下来照顾沛沛。这时大家都在兴头上，她们都穿上花旗袍，又佩带了耳环项链，稍加打扮一番照照镜子自己也觉得漂亮极了。
不一会儿，有专车来接，她们进戏院一看，全场多半是空军，她们被领到第四排入座，多半是将官及夫人们。不一会儿全场响起了热烈鼓掌，并全体起立，真没料想到蒋夫人宋美龄微笑着缓步入场，她美丽端庄的身材，黑丝绒旗袍晚礼服，乌黑的头发高高地梳在头顶，银亮的长耳环坠在脸边。她那潇洒自如，大方而又文雅的风度使每一个人都肃然起敬，她向大家挥手致意后在第一排就座。
几分钟之后节目开演了，第一出是梅兰芳的“打渔杀家”，第二出是马连良的“孔明借东风”，最后才是程砚秋唱的“审头刺汤”。阿灿那时还不太会欣赏京剧，但有旁边的唐芸庚悄声给她做讲解。说实话她没有去注意戏台，而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当代中国第一夫人。
次日他们乘坐京沪特别快车前往上海，沿途经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江南名城，每到一站都有上下旅客，因此都要停下片刻，此时可以随心购买当地特产，如常州篦子、无锡泥娃，还有可口的五香鸡蛋、蒸好的大螃蟹等，应有尽有。
在上海休息期间，云南旅居在上海的名人都来拜望孙将军。几天后她们从上海码头乘大轮起航，经黄海至青岛、烟台，进渤海在塘沽码头停泊。在天津上岸后，乘火车出了山海关，就欣赏到北国风光，来到了锦州。此一路程，她们经过许多大城市，看到大湖大海，大开眼界，真是享受抗日战争胜利带给她们的无限喜悦。
她们到了锦州，住进一栋日本海军司令留下来的花园洋房，各种设备都是日本式的。孙渡忙着接管之事，白天都会去司令部办公。家中由阿灿和唐芸庚共同料理，此时我的二舅李敦谷也从昆明来到锦州，投奔孙渡。他是南京军校毕业的炮科生，原是在昆明讲武堂当教官，由于二舅有才干，口才又好，因而里里外外他都能帮上手，孙渡委派他当了少将参谋。孙渡对他的官兵一视同仁，但特别看重丽江籍的人，其中有少将军需处长和子玉、和少方等，孙渡说他们老实又忠于职守，非常相信他们。但后来孙渡成了光杆司令，调往热河去当主席，他的部属被编入傅作义部队。1949年傅作义在北平起义，李敦谷、和子玉等都做出明智的决定，成为起义人员。
1946年12月26日，阿灿在锦州又生了一个男孩，孙渡的脸上挂满了慈祥的笑容，他说这是他毕生最高兴的一件大事，他给儿子取名为孙锦（乳名幼舟）。这个消息在军界传开，大家祝贺送礼，家里充满了吉祥的气氛。家庭生活也过得十分平静。记得第二年吧，孙渡接电去重庆列席参加国共和谈。不几天回锦州对阿灿说：“和谈未成，可能要打内战了。”她一向恨打仗，听说要打内战，就对他说：“你在抗日战争中劳苦功高，现在要打内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太残酷了，不如告长假回云南吧？”他说：“我是职业军人，一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目前老蒋的嫡系部队已云集东北，我怎能中途退伍啊？再说回到云南，你不知道龙、卢一向不容我的，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不懂军事，万一打起来是突围不出去的，你们就先回云南去吧！你带好这两个宝贝我就满足了。”这话说过不久，他就接到任命热河省主席之命，一时之间他的部队也改编了，他成了一个光杆司令，这当中的缘由阿灿说自己就一点儿都不知道了。形势一时之间已变成这样，只好与他挥泪告别，由我的二舅护送她们回到昆明。
（第十八章） 最后的团聚
一、昆明不依旧
1947年夏天，阿灿从锦州回到了昆明，这时一切都不一样了；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孙公馆内增添了从家乡来的家人，其中二妹煜琪成了残疾人，还在医治当中，三妹、四妹正在中学读书。阿灿时时为了这个沉重的担子而担忧。但是，孙渡来信说：“家中已成了僧多粥少的情况，一切要从俭持家，能读书的支持她们读书，二妹的病也要给她医治，无论如何劝告你的父亲戒掉烟、赌，帮助你支撑这个家。”她记住他的话，少交际，仅和过去的同学在一起玩玩。我的妈妈和二妈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和尽心照看孩子。
这时阿灿的好友吕秀珍在昆明读书，她经常来家看望她。有一天秀珍说：“阿灿，你现在是将军夫人，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但还那么年轻，你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做点有益之事。”是的，她们是很要好的朋友，曾在一起读书，做过许多美好的梦，想当文学家、艺术家，但是如今现实却让她们各自走了不同的路。朋友的诚恳与启发让阿灿动心。阿灿问：“我能做什么呢？”她说：“可以做许多慈善事，有重要的角色等待着你。我现在不想学医了，要去南菁中学当教员，和宣伯超老师一起做点儿有益之事。”她的一席话，对阿灿来说是期待，也是一种鼓励。
当时的局势是：受解放战争的影响，昆明成了反动势力退居的后方，情况十分复杂。爱国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的呼声已在昆明响起。紧接着反动派镇压进步人士，迫害爱国学生的白色恐怖也已开始了，首先是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李公朴两位爱国民主人士先后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这一明目张胆的血腥事件，激起了全昆明市大中院校师生的愤慨，“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的大游行开始了。军统特务肆无忌惮地镇压学生，西南联大女学生张莹、潘琰就是这次运动中牺牲的。他们还逮捕了数百师生，这就是1948年7月发生在昆明的“七一五”惨案。而此时，阿灿的三妹静琪，在建民中学读书，而我仍在求实中学读书，也都积极投入到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之中。作为大姐的阿灿，除关心妹子们的求学外，对她们自己选择的路，给予支持及配合，从中也得到鼓励。
这时的昆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学校停课，有的被查封，军警在继续抓人。
事件无独有偶，在这次运动中爱国民主人士宣伯超老师被关进监狱，好友吕秀珍被关押在警务部。有一天早晨，天刚亮，谢妈手拿一张字条来到阿灿的卧室。阿灿一看是吕秀珍的字迹，上面写道：“小灿，我被拘留，赶快设法营救。”那时的阿灿满腔正义之心，为了就要到来的光明，为了纯真的友谊，急中生智赶快拿好孙渡的名片，乘上自己的黄包车，跑到南菁中学找警备司令关某。他接过名片很客气地问：“夫人，你能保证吕秀珍不是地下党员吗？”阿灿说：“她不是”。在亲笔签字后，她把秀珍带到自己家里躲起来。这一段时间，秀珍完全用阿灿的服饰化装成一个摩登小姐模样，烫了卷发，还戴上黑眼镜，哪里看得出是个地下党员呢？她每天出入于翠湖东路孙渡公馆内，十分自如地进行她的工作。阿灿还巧妙地邀约朋友，请来乐队，在孙公馆里开起了舞会。
宣伯超老师的问题就比较难办了，因他已被关进模范监狱，他的妻子彭文容天天来找阿灿要求她帮助设法营救。因伯超老师为人善良正直，又是个颇有学识的爱国人士，就和唐芸庚谈到这件事，她说：“我俩就去找省长卢汉谈谈吧。”当时的卢公馆就在翠湖附近，隔她家不远，于是她俩就去拜会卢汉。卢汉非常客气地接待了她们，她们谈了来意，拜托他酌情解决。事隔不几天，宣老师果然也出狱了。
曾经有过多次秀珍要求阿灿，掩护她和她的同志借用阿灿家的书房开会。她还在阳台上为她们看哨。在“文化大革命”年代，秀珍被审查，她详细交代了这段经过，专案人员来到丽江了解，阿灿才知道在她家书房里开会的是滇桂黔边纵七支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重要人物。旧时代的孙公馆做了不少有益之事。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秀珍说她要离开昆明去找组织，没有路费要她提供一些，阿灿的钱并不多，当时拿出自己的一条金质项链送她叫她自己去处理作为路费。
她还一再地要求阿灿，如有人来找就说去香港了。在青年时代，秀珍是阿灿的好朋友，宣伯超是她的老师，他们曾经鼓励过她，但她也以自己的一片真诚，不顾自己的安危，在她们需要她的时候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回想起她的一生，这可算是最珍贵的一页。
二、最后的团聚
阿灿回忆，1949年底孙渡从重庆与张群、龙泽会同机回到昆明。她为他的回来非常高兴。他见了女儿沛沛和儿子小锦亲了又亲，见了她的家人也格外高兴，妈妈和二妈做出几样丽江口味的菜。他说几十年来都没有吃到过这样好吃的菜了，当夜一家人沉浸在天伦之乐中。
第二天早晨孙渡说要下楼去看看二妹张煜琪，一见了面他好像感到十分难过，二妹也流下眼泪，他就安慰说：“慢慢养病，总有一天会好的。”上了楼之后他说：“真可惜，不是以前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囡囡了。”
1949年12月9日晚，卢汉宣布云南起义，昆明和平解放。阿灿凭着仅有的一点认识，认为这是件好事，国民党的腐败谁喜欢？孙渡也经常说国民党太腐败。
他们都向往着会带来一种新的局面，但孙渡又顾虑这个突变对他不利，开始烦闷起来。阿灿尽量安慰他：“现在你已回到家就安心休息吧！”自他回来后，许多过去的同僚好友都来拜会他。有住在附近的卢汉先生，总是穿着一身全白的便服，拖着拖鞋手捧劳病筒（竹制的烟筒），带着一个便衣随行来找他闲谈。有时张冲先生也来。客人走了之后，阿灿都喜欢问问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孙志舟，你有政治问题，快些写检查交代历史问题。”趁他心情好的时候她也催他写，但有一天他满脸透红地瞪着眼睛把笔甩在一边对她说：“你懂什么？叫我交代什么？我讲武堂毕业就开始了戎马生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上司命令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能违背吗？能不听吗？”她紧接着说：“你是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出了名的小诸葛，谁不知道呀？你就交代那些和红军对抗的问题嘛？”这时他脸色变过来了就说：“我的夫人，我参加过不少战役，龙云叫我去剿土匪我就剿，在云贵交界的四渡赤水中，我明明知道这是自己人在杀自己人，都在有意无意地闪开，让自己人少流血。我没有故意地杀过一个共产党人和一个无辜人民或百姓，1936年到你们丽江那回，我不是在追而是在送。”最后他谈起了有代价的为民族而战的八年抗日经过，“这么长的历史，交代什么？带着千军万马时不起义，现在纸上谈兵能说明什么？不写了，听其自然，束手待擒更为干脆。”她就说：“要是你在锦州时起义，那该多好。”孙渡说：“有过机会，但比较精锐的滇军都调往前线长春一带，我属下所部全凭蒋介石调来遣去，实则有职无权，只留下一营人保卫锦州，当时曾接到过朱德的联系，然而周围被军统特务重重包围。我曾与可靠的参谋长安乐山策划过，但突来命令调我去人生地不熟的热河当省主席。削去我的兵权，不但成了光杆司令，去上任时原来的主席都还未走，我一气之下只带着一个贴身随行坐火车到了上海，在三轮车上自己的大衣毛毯等物都丢失了。然后从上海坐轮船到了重庆，去拜会了蒋委员长，他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齐去台湾，他说会有你的职位，但说‘我还有妻室儿女在昆明，请求回家’。蒋介石说：‘给你十锭黄条回去安定吧。’但我没有要，我就回来了。”这些都是他的原话。阿灿叹道：岁月的长河已带走了孙渡过去的辉煌，最后蒋介石先生把他的滇军改编，把他变成光杆司令，调到遥远偏僻的热河（其实等于流放），算是手下留情。或许蒋没有忘记让这个当年红军长征时，送了红军，没有助自己一臂之力的孙渡，因而让孙渡独自去选择生与死之路。这一年来孙渡的心情十分不好，但能在家里和孩子玩玩，和他挚爱的妻子谈心，他对这样平静的日子感到是一生从未有过的享受。
1950年8月28日，在这非常时期，他们的第三个小女儿溶溶出生了。
家里的经济已感到入不敷出，应该早些分散，能走的就走，能留的则留，于是决定将祖母、父亲、二妈、二妹送回家乡丽江，把母亲及两个读书的妹妹留下。
困境来临，阿灿也只好与这几位亲人挥泪告别。
孙渡订着一份《云南日报》，天天必看，甚至每个角落都要看到，看完之后都要和阿灿交谈，有一天他说：“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要开始了。”真的，已经开始了，大约每天十点钟就能听到大卡车上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被持枪的军警押送到北门外刑场枪决。
一天夜里孩子都静静地睡着了，妈妈为他们添了火盆里的炭火，他十分歉意地说：“阿婆，这真是太麻烦您了。”妈妈笑笑转身下了楼。他边烤火边把阿灿的手握得紧紧的说：“现在这局面对我非常不利，我被抓走了，你怎么办？”阿灿答不上来，扑在他的怀里，紧紧搂着他，泣不成声。他轻轻地用手抹掉她脸上的泪，很镇定地说：“家中没有现金、没有存折、没有股份，只有这所当年做龙云的秘书长时建下的翠湖东路7号的房子和太和街西门子一院旧房。如生活困难，你可以变卖家里的物品，可以把锦儿出世时同僚送的那些小金镯、小金锁卖掉，还可以卖掉其中一处房子。”又说：“你的母亲是个好人，请她陪着你把我的三个孩子拉扯大吧，我想你的三妹四妹也会帮助你的，我的爱妻，我爱你，我所担心的是你年轻，太使我牵挂。”说着说着也滴下泪，他怕她不安，就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只是要你心里有个准备。”这一夜，他俩都没合上眼。
敏感的人都在各自做打算，万万没有想到唐芸庚突然提出与孙渡离婚。我二舅陪着她到昆明地方法院，经调解协商离婚，并把太和街西门子房子判给她所有。
然后到最后，阿灿和她的三个孩子无家可归了，因为翠湖东路7号的房子被当时的政府征用了。
1951年3月5日，夜里十点左右，孙公馆的铁门被砸得咚咚直响，妈妈去开了门。四个军警，手持逮捕证，举着小手枪，上楼来到正屋喊道：“孙渡出来，你已被捕，马上就走！”他从容而镇定，接过阿灿递给他的博士帽，最后看了她一眼，轻快地下楼，随之听到隆隆的吉普车声渐渐离远了。阿灿的眼前一片漆黑，觉得掉进无底的深渊里。当她恢复过来时，是慈祥的母亲抱着她，用坚定的声音说：“我的小灿，我最心疼的女儿，家中的事都是你帮我们解决，在你困难的时候，全家都会帮助你的，妈妈要永远陪着你，把你的三个宝宝领大，你放心吧！”
这时沛沛6岁，小锦4岁，溶溶才7个月，真是前途茫茫，不知去向！从此，孙渡和妻儿们的团聚也就永远结束了。
1951年3月5日，孙渡在“肃反”运动中被捕。1963年，孙渡被大赦释放，后任云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委员。1967年4月，病故于昆明，终年69岁。
我的大姐就在这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将三个子女抚育成长；1952年参加了西南革命大学云南分校（文教班）学习后分配工作。1954年“肃反”运动中，因孙渡的株连被划为“反动分子”开除公职，下放到山区劳动改造七年之久。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正确贯彻执行。宣伯超和吕秀珍都证实了在“七·一五”张灿琪营救他们的情况。
她得以平反，恢复教师名誉，工资全部补发，并连升了两级工资。
她在给我的信中说：“四妹啊，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
我曾经付出很多，收获也不少，最大的收获是，党认可了我的真诚和善良，让我生活在社会主义和谐大家庭中安度晚年，享受四世同堂的幸福，所以我知足常乐，与世无争，心胸宁静，珍惜生命。我对我的一生用四句话作为总结：童年温馨，青年美，中年坎坷，晚年福。”
2004年的夏天，陆良县文化局的周康林先生专程来到丽江拜访了张灿琪。谈到他们家乡的人民爱戴孙渡，称他为陆良县唯一的一个抗日名将。目前正在编写县志和孙渡的回忆录。家乡人民将孙渡出生地附近一口冒出清悠悠的水井中的水比拟成孙渡一生为人廉洁的象征。这让我的大姐及孙渡的三个儿女无比的高兴和欣慰。
忆父亲周霖
周孚定
一说到周霖，许多人都只知道他是个画家、教师。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家教严谨而又严厉的人。他不仅是个酷爱艺术的画家，而且年轻时就是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他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是个尽职尽责的人民公仆，是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民族统战人士，是为人谦恭、光明磊落的学者。
父亲从小受留学日本的曾祖父、祖父两代人的教诲，既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养，思想上又倾向革命，追求进步，年轻时曾到过上海、北平、广州、南宁、香港、河内、昆明等地谋生。他看到旧社会的黑暗，厌恶军阀和官僚，不愿意做官。凭着他的品德、学识、才能和见识，多次被聘任，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他在24岁时就把省长唐继尧亲发的“知县存记”当作废纸丢入火中。他曾辞去永胜县税务局局长之职，曾拒绝出任丽江县教育局局长和专员秘书长等职。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积极参加丽江县委新闻处的工作，从首任文工队队长、首任文化馆馆长到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首任副县长、云南省文联副主席，除了“文革”中被迫停职外，父亲不仅没有中途辞职，而且在每个岗位上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忘我工作，把他的智慧和才能都倾注在他的工作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父亲曾被当作地主关进寺庙（后被县委纠正放出委以文工队队长之职），当时家里人真为他担心。我不太清楚当时的情况，直到后来听赵行修老师讲：“周老先生在寺庙里跟我们关在一起的时候，他跟我们讲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讲什么叫‘剥削’和‘压迫’，讲阶级斗争，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讲俄国的十月革命，讲中国的五四运动，使我们懂得了许多道理，知道了农民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赵老师还经常说：“你父亲真是我的恩师、再生父亲。”直到现在，我们都佩服他身处逆境竟能那样坦然，对新中国充满希望，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始终向往光明与进步。
很难想象，年过半百的父亲当了文工队队长后竟身背行李道具，带领一支宣传队翻山越岭，蹚水过河，走村进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们演唱《国际歌》、《国歌》、《东方红》，演出《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他从写剧本、当编导到登台表演，无所不干，有次，他一天一夜就赶写出领导要求的剧本《打垮美国野心狼》。1951年11月，他调到县农协创办《翻身》报，同时参加土改工作领导小组；1952年调县文教科，组织创建丽江电影院；1954年7月成为丽江县新成立的文化馆首任馆长。文化馆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配合县委政府开展工作。他曾根据需要，扩建黑龙潭、建设吉子水库，同时也修复了被毁的得月楼。1956年，省文联派专家专程考察东巴文化，父亲陪同考察团到宝山、鸣音、大具、巨甸、塔城等地，回来后向县委提交了报告，提出应系统整理和保护东巴文化及文物，只因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所限而未能顺利开展。57岁的父亲，在1959年的水利建设中表现突出，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当时的生活条件那么艰苦，工作又那么繁忙，然而他干一行爱一行，行行出成果。
1959年，在国庆十周年来临之际，云南省委决定举办大型《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展》，丽江县委积极响应，徐振康书记亲自担任创作小组组长，使当时丽江选送的作品居全省第二位，父亲、和在瑞、杨绍书、桑小之、舒自宽等人都得了奖。父亲反映水利建设的《造福千秋》受到时任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的赞赏，在各种会议上给予高度评价，并号召全省艺术工作者向他学习，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创作出大量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尤其是他反映红军长征途中勇渡金沙江的一幅《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山水画更是得到省委的极大重视，这幅画后来被放大成巨幅画卷悬挂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的墙上，成为镇厅之宝。
父亲在刚完成创作云南厅展品的任务后，迎来了丽江成立纳西族自治县的喜讯，他当选为首任副县长，分管文化教育工作，还继续兼任文化馆馆长。
父亲在分管文化教育工作之后，对全县多数中小学进行调研。他带着行李到各地学校，亲自到课堂听课。为了不影响上课，只在晚上才与老师交流、指导，与师生同吃同住，甚至还参加校园劳动。这样深入基层的调研视察活动，对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在当时交通不便、生活条件极差的时期，对一位59岁的人而言是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由于父亲把全身心都扑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除我上幼儿园时能经常看到他外，平时我几乎见不到，直到他让我跟着去白沙跟他临摹壁画时可以听他使唤当义务工，我才有机会天天见到他。我在那里听到白沙一位农民讲：“有次连续下阴雨，我们几个人在地里劳动，因湿了衣服就跑到琉璃殿拆了几根旧木头烧起大火，边取暖边烤衣服。突然，你爹带着另外两个人进来连吼带叫：‘谁让你们在这里烧火的！’平时我们知道你爹很平易近人，那天简直把我们吓着了。赶快一起灭了火。当他看到被火烧剩的木头上有雕刻的文字和图画之后，气得胡子直抖，眼泪都掉下来了。我们哪里知道这些破庙墙上的壁画和烂木板有那么重要！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烧掉的是重要文物，见到你爹都不好意思呢。”我知道那位农民说的烧火的那天晚上，父亲就连夜写报告同时给县委和省委，要求保护好珍贵的壁画及文物。省委很快就派来专家临摹这些壁画，父亲当然也陪同参加了临摹工作。所以，对于这又一次的临摹，我曾经问过父亲：“以前你不是和省里来的专家一起临摹过吗？怎么这次又来搞同样的工作？”他说：“你以后才会明白，我们丽江的白沙壁画和东巴文物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上次临摹的都送到北京、昆明去了。这次是为了本地也需要留下资料，同时还得培训一批懂得专业保护知识的人才。而政府目前没有经济能力搞保护、办培训班等事。正好在放暑假时让美术老师也在实践中提高一下技能。”听了父亲这番话，我才恍然大悟，他真了不起，他是为了保护本县的文物古迹和珍贵的资料，培训人才，为政府节约资金。这真是“一举数得”的好办法呀！
他不仅带领美术工作者临摹壁画，还组织文化馆写作人员并聘请几位学者，委托张汉槎、张福田、和光具体负责，对丽江县内历代丰富而从未整理过的数万册藏书进行整理。与此同时，他对中小学师资培训、学校建设也毫不放松，组织歌舞团下乡，收集民歌民谣，恢复丽江古乐演奏队伍等。
有知识、有远见的徐振康书记针对东巴文物濒临绝灭的情况，曾与父亲探讨保护东巴文化之事，两人都深知这件事的重要性，但在当时这是冒政治风险之事。
1957年反右时，赵银棠就是因为翻译发表东巴经而失去教师资格，并被送去劳改农场。面对这样的政治风险，徐书记不顾个人安危，果断表态：“政治上我负责，工作上周老挂帅！”有了这样的好领导，父亲干劲十足，年已六旬的他还亲自随马队走村进寨，搜集到数万卷东巴经及文物，聘来和芳等老东巴，从学校调来赵净修、和积善、周耀华等人，在文化馆内成立东巴文化研究室，父亲以县政府的名义发函去请方国瑜教授回乡帮助指导，因当时方教授正在缅甸、滇印国界进行考察，于是他推荐并请来在京的周汝诚教授到丽江整理翻译东巴经。此时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极其贫困，一些领导同志不了解这些工作的意义，会上反对，甚至是谩骂的都有，多亏县委书记徐振康坚持真理，坚定地支持了这项工作，才使我们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成为国际上着名的文化品牌。
1962年初，“全国第四届美术作品展”巡展到昆明，正值云南省文化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父亲当选为云南省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理事、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同时成为全国美协会员、理事，并调入省文联工作。徐书记亲自进北京请回周汝诚来接替父亲，搞东巴经的翻译整理工作。
1962年5月1日至3日，省委要求父亲在昆明举办《周霖画展》的300多件作品开始预展，由时任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省长赵健民亲自审查后，有260件作品通过，5月4日正式展出。美协秘书长建议标价出售，以文养文，父亲一生谨慎，有些顾虑，秘书长高德林请示省委后得到支持，父亲还一再建议画价不要标得太高，应让广大工农群众买得起。谁料想画展不到三天，多数展品都已贴上“已售”标签，不少作品还被重订，向父亲预订的单子写满了十来张信笺纸。
在昆明展出时，父亲接到省委通知，要他陪同陈毅副总理、黄镇副外长及几位首长观看他个人画展，得到“画得很好”、“内容和形式都好”的称赞。在休息室，他们接见父亲时，还让他坐在陈副总理身边，陈副总理亲切地问了生活情况、创作过程，并鼓励他，给他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指示他要以丽江地区作为文艺活动的基地，随时回到丽江多画纳西族的新人新事新面貌，多画玉龙山、金沙江的雄伟山川，努力为地方服务，要多画边疆……当时父亲在家信中写道：“……陈老总在百忙中为了看我的画及接见我，竟付出了一个半钟头宝贵的时间……”；“黄镇副外长请我吃晚餐，之前要同我合作一幅画……这三四个钟头，我简直激动得平静不下来。听说陈老总看画回去后还几次高兴的夸奖我。”“我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骄傲，我要一切听党的话，更虚心、更努力地干下去。希望你们好好地做人，从各方面多多支持我。”
1963年9月3日，父亲乘省委阎书记的包机到北京参加个人画展，并作为云南民族参观团副团长参加国庆活动。这次周霖进京个人画展是在中国美术馆刚刚落成后的第一个个人画展，是中国少数民族画家中第一个进京办个展的人，是云南人第一次进京举办个人画展。9月12日内部预展时，陈毅副总理亲自主持审查，黄镇副外长、文化部、民委、美协的领导，云南的阎书记、郭超副省长都看了预展。陈毅副总理认真看后对大家介绍说：“周霖是个少数民族的好画家，光明磊落，我在昆明一看就喜欢上了……”当他看到周霖的《乡邮员》、《架涧槽》、《纳西族劳动妇女组画》、《活水长流》等表现水利建设及劳动人民的场面时又说：“好！才几个月，就有这么多新作，十几幅，速度好快哦……”9月13日，画展正式开展，1万多观众反应热烈、赞声不绝。中国美协专门组织在北京的画家来观看。
在开幕后的第二天，陈毅副总理设宴款待父亲。陈毅副总理在早餐前的茶话会上介绍：“周老是我请来的画家，作陪的也是中国当今赫赫有名的艺术大师。郭老就不用说了，吴晗是大诗人，王昆仑是剧作家，赵朴初是书法家、佛学家，谢冰心是作家，吴一舸是画家。”当宴会结束后，陈毅副总理用双手与父亲握手，告别时说：“我后天要出国，以后在昆明再见，记住，要带我去丽江的哦！”
次日，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由美协领导陪同来看画展，郭老说：“了不起，了不起，难怪陈老如此的夸您，我不能叫您‘周老’啦，我得叫您‘周公’。”父亲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连声说“郭老过誉”。郭老边看边说：“诗也好，画也好，题也题得好，真是诗、书、画三绝！”“石鼓声闻到凤城，龙潭风物活生生。山泉引自源泉处，天外飞来有鹡鸰。”郭老在看了两个多小时画展后，在休息厅一落座就题了这首诗送给父亲，紧接着要让夫人于立群书写郭老题词：“看了拉松毛，想到纳西去，劳动在深山，心身在画里。”于夫人写好后，郭老在落款处题写道：“周霖同志画中有位纳西妇女拉松毛一幅，有纳西姐妹生活，感而赋此。”
根据当时的报道，这个画展非常成功，延展8天，共展出35天。父亲在家信中也讲述道：“前几天政协还组织了在京的委员来参观，我又会见了许多名人，如陈叔通、包尔汉、李德全、康克清、邵力子等。看后大家都给我鼓励，常任侠委员还作诗送我，爱新觉罗·溥仪也来了……各报正在组织文章，《北京晚报》已发了三幅，三篇短文，据说还要登，还要我写一篇散文。新闻制片厂也拍了我在颐和园作画、陪同政协委员们看画、参加座谈会等活动的一些镜头。此外，《美术》、《民族团结》、《民族画报》、新华社都在组织文章选稿件，美术出版社也在安排印画册载画页。……叶浅予（原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先生请我到他家做客……这几天，美协安排我每天访问两个老画家，真是受益匪浅……叶浅予先生还请我去中央美院国画系作报告，我大着胆子讲了一个半钟头，又当场画了一幅四尺宣，《人民日报》还派记者（徐启雄）来听……每天晚上都是和记者谈材料，摆情况，我自己还得准备谈话资料及写文章，总之工作是相当忙。”
父亲说自己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是在国庆节，作为云南民族参观团副团长的他，三次见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第一次是在1963年9月30日晚，周总理邀请他到人民大会堂赴“国宴”。父亲记述，当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和大家见面时，“我竟爬上椅子看毛主席，有些外宾甚至爬上桌子看毛主席”。第二次是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第三次是十月五日在中南海。父亲在信中写道：“五日中午，约定新华社记者来访……才谈了十分钟……立刻集合出发……我一生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来了，车子开进中南海……毛主席及各位首长，缓步循圆场绕行，频频挥手、拍掌，笑着看我们，接着就和我们照相。”
国庆观礼活动结束后，中国美协安排父亲参观、访问、游览。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参观东海舰队，他为东海舰队题了“威武之师”的字，又主动画了一头猛虎，题为“虎威”，落款均是“玉龙山下纳西人周霖”。北京画展结束后，按照陈毅副总理指示，周霖的画拿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巡回展出，高德林秘书长在信中写到场面如何壮观，观众情绪怎样高涨，以及大家都遗憾未见到本人等。父亲从9月3日进京到11月10日才回到昆明，当天受到云南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郭超副省长、省文联、省美协的领导到机场迎接，还有近千名中小学生挥动鲜花，欢迎队伍的横幅写着“热烈庆祝周霖北京画展成功”、“欢迎周霖先生凯旋”。父亲被安排到各种场合演讲，报告北京画展盛况。几天后，阎红彦政委设专宴为父亲接风。
当时，很多民众从“中央新闻纪录片”中看到，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周霖画展的情况，大家认为他为云南争了光，历代被世人看作是落后、野蛮、无教化的边荒云南，如今在首都北京展现了风采。这不仅是云南的荣誉，更是我们纳西族的骄傲。
回到丽江后，徐振康书记更加支持父亲的工作，省委书记阎红彦曾多次打电话表扬徐书记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党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优秀的知识分子。希望父亲带出一批文化人才来。阎书记还一再强调，要保证父亲的创作时间，这是陈毅元帅的指示。中央正在积极为父亲联系到法国巴黎办画展的事，这是用文化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封锁的大事，不得含糊。
父亲深感党和政府的知遇之恩，身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决心大干苦干一场，为自己所创的新作进入法国巴黎展出而昼夜奋战。他所准备的新作品有四个大的方面：山水类、花鸟类、云南各民族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人物类、丽江风情专题类。他以参加过民间和科考登山队亲自攀爬过玉龙雪山的优越条件，将历年积攒的速写稿作为资料，重新进行再创作。在当时，父亲的意境和画技功力已达到了高峰期，在学习传统绘画技艺的基础上已经独具一格，弥补了古人因交通不便未能接触到高山巨壑、峡谷秀峰、连绵雪山的伟大气魄题材，还把阻隔在边远山区的云南少数民族的火热劳动场面融入新作，将鲜为人知的云南边疆风光展现在画中……
那几年，县委见父亲任务繁重，欲派一工作人员协助他，但被他谢绝了。他不愿使唤别人，让我跟随父亲做点杂事：研墨、打水、烧炭火、裁纸、整理等。当时徐书记让我作为正式人员调入，父亲说：“不能特殊，自己的儿子只能无偿使用。”
我真心疼父亲那样拼命地创作，有时为构思一幅画，连烟头烧到手指都不知道，等到烧疼了才丢掉烟头。我真佩服他不仅有智慧有头脑，而且是勤奋的典范。他每次登玉龙雪山都会留下许多速写小本子。这些素材有的在“文革”中被毁，有的被书画爱好者珍藏。我相信，父亲大量的素材对丽江一代又一代爱好书画的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论临摹父亲画的，还是在父亲的基础上成才的，都是丽江的荣誉。
年逾七旬的父亲积劳成疾，最终支撑不下去了，在75岁时离开了人间。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3年了，然而他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家乡，为人处事谦虚谨慎、光明磊落的一生和崇高的思想品德永远激励着我们。
白晟传奇——一个藏客的经历
杨沛诚
我家和外公家是邻居，从6岁至11岁，外公总让我给他抱脚睡觉，每晚的报酬是一碗酥油茶和一碗青稞炒面，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9岁以后，外公一面抽烟，一面给我讲述他坎坷曲折的经历。我到县城附小读书以后就没有了这种机会，但附小毕业的夏季，外公病倒了，母亲让我服侍他。外公已病入膏肓，却又重新给我讲述了往年讲过多少次的他的传奇经历，还告诉我，长大以后不要学抽大烟、赌钱、喝酒……
一个穷苦人家的遗腹子
外公叫白晟（1874-1939年），字义宇，龙泉中和村人，是没有见过父亲的人。他上有一兄一姐，全赖母亲在丽江四方街绍坞起兹替人补鞋、钉鞋钉过生活，让白晟在私塾读书。长到15岁时，他开始发现母亲头上的白发日见增多，脸也瘦了，心如猫抓，决心找个活路，来减轻母亲的负担。碰巧有一天下午，他看到一群德钦的藏族同胞从鸡足山朝佛回来，其中有一个好心的纳西族李先生也准备同他们一道回德钦，于是白晟就跑到他们住宿地“老叭过”，跪在他们的面前，哭诉自己不幸的命运，朝不保夕的生活，请他们把自己带到德钦去，我没有路费，但可以替你们做一切的杂活，你们做了好事，佛祖会保佑你们……一拜不起。
束河人都知道这些朝佛的藏胞，来时经过人口集中的村落，都要拉用马尾为弓弦和弦线的马尾胡琴，一面拉，一面唱，一面舞，旋转的时候，结扎在腰间的“冲巴”像蝴蝶盘旋，看的人多，给点剩饭的也不少（他们只要饭，不要钱）。等到朝佛归来，则一人一根竹杖，不但不用乞食，还买回土铁锅、大铜锅、铁三脚架等德钦所没有的什物。他们乞食的目的无非是表示对佛祖的忠诚，竹杖则是朝佛纪念品，他们喜欢夸耀谁家的多。他们都是有钱人，最信佛，心最慈，加上好心的李先生又替白晟说情，藏胞终于答应领他到德钦，但投师学艺的问题，却说不能做到。
白晟听到藏胞答应了，连磕了几个响头，转身跑回家，向母亲陈述自己有机会不花一文钱，到德钦学艺。母亲见他决定要走，只得拿了家中准备做种子的豌豆两升，到“老叭过”，向藏胞和李先生致谢，并说明家无余物，只有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请当作饲料。母亲看儿子眼泪盈眶，儿子见慈母满面泪水，真是泪眼人送泪眼人……
初到德钦
德钦是茶马古道上一个非常热闹的集镇，商贾云集。这里是纳西、白族、汉族、藏族聚居的地方，藏客在这里进行最后一次检查，看进藏的必需品是否齐全，因为一出德钦就是踏上了进拉萨的第一个关隘。当地藏族居民很和气，同时很愿意帮助人，也没有土匪的扰乱。
这里还有很多的束河人，他们都是怕被抓壮丁，拖儿带女逃跑出来的，男的搞皮革业，女的酿酒、做豆腐，李先生是收购药材的先生，无权使用白晟，但人情做到底，经过他多方奔波，有很多人表示同情，但力不从心。有些人则议论道：“不能挑洗皮子、薰皮子的毛娃娃，谁能供得起他吃食……”
后来李先生找到一位鹤庆籍的老板张先生，说这孩子非常聪明，你有这么多皮革工人，可以让他做些杂活，如扫地、烧水、早晚服侍私人生活。张先生慷慨地收下了白晟。
张老板年纪仅三十来岁，爱打麻将，又做生意，撒尿用个用布缝制的尿壶（是颈小，肚子大的土罐子)。照他家的规矩，谁是新来的小徒弟，就是倒尿罐的人。但是别的徒弟们倒洗时，仅是用水摇晃一下而臭气犹存。白晟则不然，倒后，在壶中装上半瓶水，再抓上几把砂子放入其中，盖上瓶塞，不住摇晃、换水，使砂石尽可能地把壶中的沉淀物摩擦掉。如此多次倒洗回来，老板一嗅，就不再臭气可闻了。
他起床最早，先烧开水，然后将里里外外打扫干净，等到师傅们起来，开水也烧开了，师娘做饭时，他提水、洗菜、烧火，师娘对他印象很好，对丈夫一番枕边话，张老板也喜欢他了。张老板为了进一步了解白晟的品质，有一次将衣服斜搁在床边，有“袁脑壳”（银圆）一枚，“半开”银币二枚，落在床下，白晟扫地时发现银圆，毫不动心，捡起来放在张老板枕边。又有一次张老板在床下丢下几枚“半开”银圆，白晟捡起如数交给他，还问够不够数目。几经考验后，张老板的心中就有了白晟的一个位置，他考虑到别的徒弟和师傅会对他产生忌妒心，所以假说白晟只不过是个临时工，还不是我们的正宗徒弟。众徒弟和几个师傅由于白晟对他们的尊敬，除了同情外没有人说长道短的。
转眼过了一年，张老板就让他学习缝鞋帮镶口，初时虽然速度很慢，但由于认真，慢工出细活，一针是一针。过后，不论藏靴的正中夹条，鞋头鞋帮的云头也能如机器加工，师兄弟们自愧不如。藏靴有两种，一种是长筒鞋帮有皮子的，也有的是锦绒的，鞋里多是白布或是毛氆氇；另外一种则是“奔子栏”式，短筒，尖钉钉得满天星，穿着它过山路或平地，十分牢靠，但个别老板也图轻便穿它，但钉的是铁平钉，数量也少。第二年，张老板招了一个新徒弟，倒尿罐不再是白晟的任务了，但他要求这项工作还是由他负责，张老板当然求之不得。
白晟在这里一待就是六年，学三年，帮二年的规矩已告结束，而他也基本掌握了全部技术。有一天晚上，张老板喊白晟到烟铺前，语重心长地说：“白晟你该走了”。话未说完，慌得白晟以为他惹恼了老板什么，跪在地上说道“老板，我做错了什么，得罪了您，我愿意接受鞭打，但求千万莫赶走我……”
张老板笑着安慰道：“你舍不得我，我更舍不得你，但你目前是大师傅了，该给多少工资都有规定，我多给了你半块钱，那别的师傅就有意见了。所以我准备了鞋底、鞋帮的两驮熟皮，该使用的工具，连麻线、黄蜡都在内，一套简单的行李，让你到康定开铺营业，路费嘛，我也做人情做到底。”
康定奇遇
康定，是一个地势比较平坦的河谷地，所有的居民和铺子都建筑在比较平缓的沟边。这里人也少，但从商业中的地位来讲，是拉萨、青海、丽江的重要商道之一，也是西康省政治文化中心，它出产黄金、皮毛、麝香、虫草等名贵药材，也是销售大烟的集中地。
这里也有束河的皮匠，偕儿带女，男的做皮革手艺，女的酿酒、做豆腐。白晟的铺面虽然窄小，但在最显眼的地方。
有一天，小镇上来了一个青海都督府的马三虎营长，他经常在康定做大烟生意，人很凶，动不动就打人。他来后的第二天，他的警卫员就带了一只藏靴，说这是马营长最喜欢的一双藏靴，被马镫钩破，要请皮匠师傅配上一只，重金报酬。
但走尽皮革铺都说，这样的工艺莫说会配上成对，连看都没看过，最后到白晟铺子里，他不知情况，就接了这种活。警卫员走后，关心他的人们告诉白晟“皮匠不缝独只鞋，这一点你也不懂吗？这是犯了祖师爷孙膑的大忌。”但做不好会受到马营长打骂的情况，却不忍出口相告。三天过去，交靴的期限已到，各家都关门闭户，马三虎营长真的带了一班兵丁来了，坐在白晟铺子里的条凳上，对白晟说：“你的工艺还差，这里的老皮匠比你高明，但他们不愿替我配靴，而你却大胆接受这个活路，从这一点我十分赞赏你这个年轻人”，然后温和地问起白晟的情况，白晟就从头至尾告诉了他苦命的经历，说着说着眼泪也夺眶而出，连马营长也感同身受。最后，马营长劝他放弃皮革业从事商业，白晟听后大为惊讶，说这几张皮革都是张老板给的，哪里有钱做生意，同时也不会做生意。马营长慷慨地说：我助你二十三驮商品，连骡马在内，另给一支长枪，十响一支，坐骑一匹，你可以把商品卖掉，再买些丽江需要的商品，从木里回去，路途只要二十多天，就到丽江，再买些去拉萨的货物，闯一下大场面。
在马营长诚心实意的说服下，白晟感到无法拒绝而拜受了。马营长走后，白晟把皮子工具抵作房租费，就走了二十天左右的路程到了木里地界，这是土酋木里王的天下，过路者必须纳税，刀、马铃铛、旗子要藏在马驮里。白晟没有多的资金，就将一匹好马送给木里王，这个木里王大为高兴，还回馈了一些马料。然后白晟经宁蒗，经鸿门口渡丽江鸣音“通冷初”渡口平安抵家。
福兮祸所伏
白晟在丽江住持灵山的帮助下，到大理买了茶叶、鹤庆土布、火腿、腊肉、毛线、藏靴、铜器等商品，在次年的五月初开始进藏。他风餐露宿，到了德钦。
德钦没有匪患，一出德钦过了溜筒江，沿途村寨的藏族同胞，侧立在路边，合掌说：“劳都高冷”（意即你们累了)；“磋木告今”（意即磋本来了)。
“崩打”（地名）的人一般不吃公鸡肉，要放生。只吃母鸡肉，也不吃羊肉和鱼，认为下贱。藏族不养猪，吃牦牛肉，不乱喝汤，不能吃得过饱，不然就会浮肿或呕吐。在海拔高的梅里雪岭上不能打枪或高声呼叫，不然会下冰雹；一路要买草料，到“必吐”（地名）则放牧看草。吃了人家的庄稼就要赔茶叶。沿途做饭，用五个石头做锅架，中间的较长，旁边的较短，转锣锅还要去时向外转，回时向里转，这成为一个严格的规矩。“崩打”过后要经过800里黄草坝子（藏名叫“大够草”)。有柴的地方用木材做燃料，没柴就烧干牛粪。
白晟是尾随人家的马帮到拉萨的。一到拉萨，生意如战场，各自分道扬镳。
他初出茅庐，茫茫大千世界，不懂得要上税，找商会，没有主顾，靠藏族的介绍人（奶波）来推销和收购回丽江的商品。其他马帮找商会，虽说多开支一部分，但脱手快，买货主方面手续就简单了。而白晟都自己独闯独干，买的人压价，不划算，就不卖。该买的东西人家抬高价，他不肯买。白晟的马帮曾到江边（雅鲁藏布江）放牧，或替人驮运，但拉萨的生活很高，花销大，手头没有周转金，只好卖一匹牲口，过几天生活。人家的马帮已准备起程回家，但白晟的货还没卖完，卖掉的也收不到款子。照当地情况，只要有人担保，可以向藏族老板赊（又叫钦口）商品，到下回再付款。但人家都知道，白晟穷得连房子都没有，谁肯替他担这个风险呢？
白晟的马帮只剩下16匹马了，手头没有余钱，他用重金辞掉两个藏族的马脚子（马帮伙计），下定决心，到青海去找马营长。于是他再卖掉十匹马，同马锅头王淑，朝青海出发，一路不吃荤，只吃酥油，晚上则插三支藏香呼喊“真主保佑”。
路上没有雪，爬了一山，又下一坡，加上沿途生病休息，走了40来天。他们路过一个沼泽地带，那里是大雁迁徙和繁衍的地方，雁蛋到处都是，但过路人不兴捡吃。他们到了西宁，找到马营长的驻地。马营长出外开会去了，但有几个士兵却还认得白晟，接待到里面休息。闲谈中白晟陈述了失意折本，无力偿还，所以一路吃斋、拜真主来求马营长的经历，还说让我当奴隶，钱是无力偿还了，我曾在拉萨拜“三多”神像时就发誓，宁可吃苦受罪，绝不丢“三多”子女的面子，纳西族以“忠”为本，不能让纳藏贸易“信义”为本的光荣传统坏在我的手上。
士兵们听后，深表同情，让他热水洗脚，吃好饭。
晚上，马营长回家吃饭，警卫告诉他白晟到家里来要求当奴隶的全部情况。
马营长听着、听着，一反常态，吃饭或吃或停，脸色也呈现出悲痛的神色，最后让警卫员将白晟喊来，白晟三脚当两步急忙跑来，跪在马营长前面，哭诉生意失败，要求以身抵债，当牛做马来还这笔仁义债……不等白晟说完，马营长站起来硬让他坐在饭桌边椅子上，叫人重新热饭菜，让白晟一道吃饭，白晟不敢，但马营长的话他又不敢不听，只好半个屁股勉强坐上。吃饭间，马营长也淌着泪水向白晟讲述了他幼时的情况：“马家是个大马场主，父亲有俩老婆，我的母亲是大老婆，因生我时难产而丧生，狠心的后娘将我丢弃在马厩的后面，命不该死，我母亲的丫鬟将我偷养起来，后娘病死后，父亲才领我回家，谁让我俩苦命人碰在一起，是‘真主’还是你们纳西族的‘三多神’？我帮你的二十三驮商品，本是我同情而送你的，并不希望你赔还，即便借你，你逃回丽江，我也值不得到云南来找你，现在我更佩服你们纳西族最‘忠实的做人准则’。现在你先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我愿再助你一臂之力，但事先说好，仅是这一次，赚也好，折本也好，不必远道来这里了……”
半个月后白晟身体康复，马营长一言九鼎，赶紧让下人准备好马群，叫白晟重进拉萨。临走，马营长语重心长地对白晟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你要找个可靠而有地位的纳西磋本为师，还要在当地找个藏族老婆当保护伞……”
东山再起
白晟再次进藏请了锅头（也是向导)，一路上见山很高，水很长。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回他感到山也欢来水也笑，轻轻松松地重到拉萨。人们这回对他都另眼相看了，因为他虽然家贫如洗，但有个大靠山。他把商品寄存在经纪人家中的第二天，就带了青海的土特产去拜“仁和昌”的大老板赖耀彩先生，赖先生与白晟年纪不相上下，但他在茶马古道上最有威望，中甸以下的土匪团伙，也很尊敬他，从不给他为难。听了白晟的经历，就答应，以后白晟的马帮可以尾随赖家的马帮，但不要打旗子。帮助的人多了，他不卑不亢。他汲取别人的经验，“困知勉行”。
下霜前，他转回丽江，家里人高兴，逼着白晟结婚，但白晟说，还没喜房，入睡哪里呢？等我赚了钱起了房子后再说吧。他送给原配王氏一只金戒指以安其心。
白晟在拉萨娶了一个藏族妻子，于是我就有了藏族外婆，我的藏族外婆先后生下我的母亲和大舅。
白晟进藏第六年留下钱给大外公白晃，让他起了两院同样规格的房子各居一院。第七年就跟王氏结婚了。从大哥处接来了母亲，让王氏奉养。王氏本拟随夫到拉萨，但白晟耐心说服她，赴藏之日长，母亲已年逾七十，奉养的时间不多了，大哥负担不小，不能再给大哥奉养了。王氏低头不言。白晟母亲和王氏婆媳二人，亲如母女，过得非常和睦。第三年王氏生下我二舅。外祖父在1912年将14岁的女儿（我母亲）和12岁的儿子（大舅）从拉萨带回丽江，请王氏照料，让大舅读私塾，顺便把外甥赵焕然领去做助手。
白晟做生意，稳扎稳打，从不赊欠（钦口）别人的商品，同时囊中还留下多余的现款，谨防生意场中变幻莫测，所以他的利润不多，但几年的努力，已发展到六十多匹牲口。1922年白晟感到赶马帮，不如专做麝香、大烟生意，于是留下部分牲口，其余全部卖给赖家。他走康定、德钦、拉萨，专从事这个门路，又接了大儿子让他学习化验真假麝香的方法。儿子人聪明，经他收购的都是真货，就在德钦租了一间房子，让他在德钦专门收购，并给他留下一个副手，又让夫人（我外婆）在盐源收购。白晟则专门将麝香运送到印度推销。他不会英语，专门请老华侨杨守其家代销，另给报酬，非常顺手。但他第四次赴印度，主雇双方验货时，检验出来的麝香都是假货，交易不成，还损害了自己的声誉。
天哪，这是作孽呢？他羞愧得无地自容，但仍然回店中，亲自化验，确认其中有部分是真的，别的全是假的，把真的请人出头卖掉，别的都扔进印度洋里。
事后才查到，原来我的大舅头两年还挺认真的，以后就以少东家自居，学会了抽大烟、赌钱，其他事不管，人家来卖麝香时，也不进行识别，全让副手过称付钱，结果假货源源不断进店，使外公蒙受损失，信誉扫地，恨不得把大舅一口咬死，但虎毒不食子，只好认命。
凄凉晚景
祸不单行，白晟的母亲去世后，夫人王氏也相继辞世，我的藏族外婆在我母亲举行婚礼时到过丽江一次(1921年)。回藏后不久，看到外公的境遇，叹息成病而离尘。这更使外公再也鼓不起勇气，终于倦鸟知返，回到家中，给两个儿子办了婚事，将祖墓十多冢全部竖成一样规格，用条石和墓碑的“佳城”，请和志敏、王廷英、白凤祥三人作墓联，又买了足够家庭食用的水田，在房后附近又买一块疏河水岸的高地，让别人托土基，然后亲自捡掉砂石，变成该水域第一块水浇田。把赵焕然送到仁和昌家（赖敬庵称：赵焕然、李子芳、杨超然、黄嗣尧是赖家的商业人才)。又将大舅送易生源号当先生，舅妈己将行李送到号上有五六天了，但大舅都在别人家里豪赌不归，外公只好让舅妈将行李取回，谢绝易生源号，从此对大舅恨之入骨，不让同桌吃饭。大舅心中有愧也让开不理，维持相安无事。
1925年，大姐房子失火，外公从仅剩下的钱中替姐姐起了一座楼房。
二舅妈是大研镇人，不会种地，就在四方街租了一个卖布的摊位，又用300元“半开”买了密士巷一所房子，让二舅从事皮革生意。1939年外公重病，大舅送汤倒尿，外公也不拒绝，含着泪水看着他，反正是父子，也许外公对大舅也感到内疚了。
访抗日军人遗孀刘美清
和尚武
金秋时节，艳阳高照，丹桂飘香，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过了中秋又迎国庆之际，我约朋友老李慕名拜访了刘美清老阿奶，再向其儿子、儿媳采访，感到这位老人的不平凡，启迪着我们后辈如何面对人生挫折，如何弘扬纳西族的传统美德。
一、农家院中 初识刘阿奶
9月30日，一路金风送爽，我们乘车从金山坝穿则古村，朝良美行政村美自村行驶，田野里，片片待收的玉米和大豆，展现出丰收的景象，将一种清润润的舒爽送进车窗。沿途村寨青瓦房舍、果树、鱼塘，从车窗外掠过。到了古朴、秀美、宁静的美自村，下车走一段小道，就到了刘美清老阿奶的大门口，抬头就见“十星级文明户”的牌子挂在门框正中。进入院里，北边为楼房，西边为平房，南边是畜圈房，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小院。一个略弯腰、穿着整洁纳西服装的老阿奶，操着地道的金山东南部纳西口音，招呼我们往北楼堂屋休息。环望全院，院里两排粮架上挂满了金黄色的玉米棒，一串串红透的辣椒挂满了屋檐下，一大堆长条的东瓜和磨盘般的南瓜放在院子天井之南，压弯了树枝的大红石榴泛着清香，猪圈鸡圈里猪鸡欢闹，一派丰收的金秋气息，这是一个勤劳能干的纳西人家。刘阿奶一头银发、面容慈祥、双目明亮、精神矍铄，显示出不凡的气质，一点儿也看不出已是84岁高龄的老人。经过介绍访谈，得知刘奶奶籍贯是江西省萍乡市湘东镇新湄村，1927年农历正月十三出生，读过六年书，在家乡经历了抗日战火的洗礼，对日本侵略军在家乡的滔天罪行无比仇恨，对抗日的军人非常崇敬，于后来嫁给了丽江籍抗日爱国军官和鉴清，成为纳西人的媳妇，这一嫁就经历了人生曲折悲喜大起大落的六十二年。
二、相依为命 共渡难关
和鉴清是丽江县金山乡启柯村人，自幼勤奋读书，擅长体育活动，民国时期在读丽江中学时，参加万米赛跑，获得冠军，人称“万米”、“万米叔”。后来参军，担任后勤军需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参加了着名的“台儿庄战役”，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战后调到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八军，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江西上高会战、长沙会战，逐级提升为五十八军中校军需主任等职，是丽江籍抗日爱国军官之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抗战胜利后仍在江西驻军，1948年到江西省萍乡市接新兵时，经人介绍，与刘美清相识相爱，结为夫妻。1949年第一个孩子在昆明出世，1950年参加云南起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名干部。1951年编入解放军第十四军，驻防大理，第二个孩子出世后请长假回到金山乡启柯村照顾年迈的父母。1952年土地改革中，参加农村查田地产工作，后因家庭划为地主，在当时过“左”的政策下，被判三年劳改，后因服刑表现好提前两年释放。释放后的1953年，由留队转安排，到丽江地区工程局担任技术员，在清溪村负责烧制建材技术工作，每月工资39元。1964年第三个孩子出世。1967年6月他患尿毒症，医治无效病故。
1952年土改后，部分嫁给丽江抗战军人的江西、湖南籍等全国各地妇女因政治、经济等原因，以离婚或逃跑等方式离开了丽江，在去与留的艰难选择中，刘美清以伟大的母爱精神，坚定地留在条件非常艰苦的丽江农村与丈夫和子女相依为命，共渡难关。由于丈夫被划为地主成分，她被迁移安置到美自村。当过国民党军官太太的一个外乡女性，所受的政治上批判斗争压力可想而知。尽管采访时刘阿奶只是略微提及，而老李在路上谈道：土改后，她全家住在一间破旧平房，一切物资均被没收。有一次她上山找柴，连一根绳子都没有，扯来茅草编为绳子，捆柴回家。“文革”时，有人诬告刘美清私藏黄金。她被吊在粮架杆上，后核查实在没有黄金，方释放回家。一个江西来的汉族妇女，要成为一个纳西妇女，要过语言关、生产劳动关、风俗关、生活关等，刘美清老人经过努力，学会了纳西语，逐步融入了纳西村民之中，在生产劳动中，积极参加生产队农业生产，她参加过新团水库建设，参加过贵峰山开荒，到过大具、大东炼钢铁铜。在生活中，她用平和、勤奋教导子女，坚持以“忍”字为先，在与村民相处中与人为善，乐于帮助困难人家。所以尽管受到政治运动冲击、批判，但乡亲们还是以宽容的心态，容纳了刘美清，许多好心人给予她帮助。特别难忘的是东园村的唐之鲁的母亲，是从河南省在抗战时嫁给丽江军人的，与刘美清结拜姐妹，遇到困难时，给予刘美清不少雪中送炭的帮助。村里乡亲们见刘美清不会说纳西语，悉心地教她，不会农活，就手把手地教。每当受了批判后，好心的村民们又私下给予她宽慰，纳西人的大爱，使刘美清走过了1952年至1978年二十六年的难关，也熬过了中年丧夫的难关，独立支撑了这个家庭。这二十六年中，她被人斗过、整过，但她以宽宏大量的气魄，经得起，放得下，不记仇，逆来顺受，体现了她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家庭兴旺 安度晚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刘美清一家迎来了政治上的新生，儿子成人结婚，先后生育了孙子孙女，为刘阿奶带来了祖孙天伦之乐，两个女儿分别出嫁到新团、漾西，各育两个男孩，每到节日，全家团聚，其乐融融。在农村改革后，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刘阿奶带领全家起早摸黑、辛勤耕耘十一亩土地，儿子和家瑞发挥有文化、懂科技、人缘好的优势，会做木匠、石匠、泥水匠，在外打工挣钱，刘阿奶及儿媳在家务农，每年收入粮食万余斤，年年完成国家粮食交售任务，出售肥猪十头以上，经济收入处于全村中上等水平，生活一年比一年红火。她家两次迁建，建起了现在的新院。质朴的儿媳乔莲花是石头乡兰香行政村红星村人，傈僳族，嫁到美自村后，重新学习纳西语言，适应这里的风俗习惯，成为全村能干的农家主妇。全家由纳西、汉、傈僳三个民族组成，孙子在北京工作，结识了一个朝鲜族女朋友，又将要成为四个民族组成之家。这个家庭，几个民族和睦文明相处，是良美行政村、金山乡里有名的民族团结和睦之家。
刘美清教育一儿两女成人，引导他们诚实、勤劳、好学、上进，是村里的典范。孙子和孙女长大后，她耐心教养，鼓励他们认真读书学习。孙子和贵红刻苦勤奋学习，2001年在丽江县第八中学首届民族班以第一名毕业，考入北京中央民族大学金融系。是年，姐弟俩同时考上大学，被村里乡亲们称为“一门双科”。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刘阿奶、父母亲在送子女入学时，鼓励他们勤工俭学，申请助学贷款。大孙女和桂芳考入保山师专，年年取得每月120元的最高奖学金，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还得到过额外奖学金，在读专科时还取得了专本连读，最后获本科毕业。孙子和贵红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是当年丽江县少数考上北京读大学者之一。毕业后三年，他自己还清贷款。读大学时，假期留在北京打工挣钱。他曾到手机城卖过手机，假期留校护校挣钱。他省吃俭用，完成学业。他在读本科时回昆明报考全国注册会计师。他学习成绩优秀，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前三名毕业，考录为该校金融系研究硕士生第一名，获得公费名额。2007年他获得全国注册会计师高级职称。研究生毕业后，2008年在北京某知名会计事务有限公司（全球四大跨国公司之一）担任审计。他以纳西人不服输的精神，经过奋斗、拼搏成为27岁就获得高级职称的纳西族优秀人才。刘阿奶积极参加村里老年人活动，帮助儿媳料理家务，“人逢喜事精神爽”，“仁者高寿”的刘阿奶比起同龄的村中老人，显得年轻。嫁到外村的两个女儿，也勤俭持家、丰衣足食。由于牢记外婆的教导，四个外孙，个个考上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刘阿奶五个孙子、一个孙女，“五子登科”、“一女成凤”，成为金山乡乡亲们教育青少年勤奋读书、自立成才的生动事例。
1999年，离开家乡五十一年的刘美清老人，在儿子及女婿护送下回江西省萍乡市湘东镇新湄村探亲。他们坐汽车、乘火车，从数千里之遥回到老家。老家的亲人、侄儿、侄女、侄孙汇聚在一起，拥抱在一起，悲喜交集，一个纳西老奶从丽江回到江西，度过了半年的欢聚。刘美清奶奶谢绝江西亲人的挽留，又回到了玉龙山下的美自村。她对乡亲们说：“还是我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丽江好，我一辈子离不开的美自村好。”
夕阳西下，访问结束了，这位84岁高龄来自江西的汉族老人，在我心中树立了一个完全具备和传承弘扬传统优秀品质的纳西族老阿奶形象，我衷心祝愿抗日爱国军人遗孀刘美清老人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我的先祖之事
王文学
自元朝起，丽江周边的鹤庆县就实行了屯垦制。明清以来，朝廷继续对鹤庆实行军屯和民屯，并把屯田的范围扩大到邓川、永胜等地。朝廷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一带调集一批又一批军士，主要是以内地汉族人口为主，进驻滇西北丽江周边一带。我的先祖便是在清朝康熙年间，随着进驻云南滇西北的军士，从江苏省江宁府上元县（今南京市江宁区）来云南在丽江南面的鹤庆县城军屯暂居的。当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卫所制度，所有的军人十人一队，十队一所，十所一卫。每一个人背后的全家老少共同组成一个拥有军籍的军户。我的先祖到鹤庆的第一代人为所队的小头目。大批外籍军士的到来，带来了中原内地先进的耕作技术，因此鹤庆的农业生产水平一直领先于白族地区。随着屯田的不断发展，这些区域从夷多汉少演变为汉多夷少，广袤而沉静的滇西北迎来了文化的大繁荣，并呈现出土着民族与汉族之间大交流大融合之趋势。
当时丽江木氏土司政治开明，礼贤下士，一如既往地积极学习汉文化、推崇汉学书画艺术。接连聘请从内地来的文人学士到丽江教授木氏家族的子弟。木氏土司家族曾先后出现了不少卓有成就的诗文、绘画、书法名家，他们的艺术造诣，与同时期中原名士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中明代万历年间丽江土司木增的草书，豪放洒脱，行云流水，艺术成就为历代土司之最。由于木氏土司尊重外来人才，热情接纳先进文化，吸引了不少外来文人墨客将目光投向丽江。与我的先祖一样，一同从江苏来丽江做官、任私塾教师的同乡不少。暂居鹤庆的我们王氏家族一世祖王江清、他的三儿子王运昌，由于从小受过较好的私塾教育，喜好山水淡墨，能书能画，在同乡人和丽江朋友的帮助和引荐下，被丽江木氏土司特聘为幕僚，于是定居在丽江。我《王氏历代宗谱碑序》载：“运昌公时，丽木侯闻之延为西宾，与木侯性相合，恭礼厚待，敬爱如珍，公因即居丽焉。”在丽江，王运昌娶了当地的纳西族和氏为妻，于是从他以后，他的七个儿子也都成了纳西族，就连他本人也被后人称为是纳西族画家。只有他的第五个儿子王建政，又送回鹤庆赡养老人，继承其他上辈的家业，王建政的后代儿孙又娶了当地的白族媳妇，自然这一支的后代又从短暂的纳西族演变为白族。二世祖王运昌，“溯其为人，惟以诗画为事，虽才华智略过人而不热衷于功名利禄，能自韬其光，以求清白传家，”《王氏历代宗谱碑序》载：“运昌公为人正直、性善骚雅、好读诗书，朝夕之暇，爱写淡墨山水、白菜以自娱……”《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中记载：王运昌为丽江境内较早、较有名气的画家。书香世家，文章书画下传，子孙也不乏绘画能者。如二儿子王建质就像父亲王运昌一样以善于国画而闻名。
雍正元年（1723年）起，清王朝对丽江实行“改土归流”，木氏土司降为土通判。究其原因，主要与清王朝稳定藏区的治藏方略有着直接的联系。丽江紧邻藏区，为滇藏交通要冲。清军进藏驱逐准噶尔军队后，丽江在确保西藏和康区稳定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丽江的改土归流，实为清王朝为确保滇藏交通畅通和藏区稳定而不得不采取的一项措施。改土归流对以丽江为中心的滇西北纳西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影响重大。改土归流以后，流官们的主要贡献便是推崇教育，重视教育。由此，官办的义学、书院迅速扩大，从丽江古城到周边村落，最后到较偏远的乡下，普通百姓的子女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到光绪年间，纳西族地区已有义学31馆及不少乡村私塾。这样，我的先祖与同样外来的汉文化人才，在丽江便有了养家糊口的生存之地和舞文弄墨的发展空间。由于我王氏祖辈都为本分人，有不少儿孙懂诗文，能书画，不少人在古城及周边纳西族村落以担任画师或私塾教师为生。当时的私塾，学生从低年级到高年级都有，上午读书、背诵，下午讲课、写字、作文，夜间唱书。教授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二十四孝》、《四书》、《五经》、《左传》、《古文观止》等为主。读完高年级后，想参加科举考试的，就教授学生习作应考的“八股文”。作为边陲丽江，这才与朝廷实行已久的科举考试选人制度接起轨来。从此，一股汉文化学潮在纳西族地区空前兴起，真正形成了崇尚读书求学，踊跃参加科举应试，崇尚“天雨流芳”的浓厚氛围和良好态势。从改土归流到清末的百多年间，丽江先后培养出了一批人才：进士7人，举人60多人，贡生100多人，有诗文传世的达50多人。其中，我王氏家族儿孙中也出现了“府县开先四世科贡，父子大挑三代为官”的现象。其中，较为知名、称得上代表人物的便是六代孙王源及其子王锡桐，父子俩都中了举人，皆擅画，时称丽江古城画家父子举人。
王源，字汇川、号桃溪。乾隆六十年（1794年）甲寅科举人。《光绪丽江府志》记载：王源以大挑官分发浙江，历任新城、遂昌等县知县，有政声。后改省福建，历任长乐、连江、德化、宁德等县知县，及永春州知州。以缉盗记大功。
所至俱有惠政。以廉介自持，门无私谒，自奉淡泊，不妄取与。以故仕两繁省，历任七州县，而宦囊羞涩，家计萧条。至今乡人犹称道弗衰焉。《滇南名画录》称：王源精于画水墨白菜，生动逼真，人称“王白菜”。他在闽、浙为三苏祠撰写的对联，均负有盛名。
王锡桐，字梦桂，号叶唐，少颖慧，积学能文，善书画，工吟咏。道光十七年（1837年）丁酉科举人，着有《味雪楼草》六卷。《光绪丽江府志》记载：王锡桐以大挑官任江苏如皋、睢宁、安东等县知县。徐州同知充咸丰己未科同考试官。旋以剿匪防堵出力，存保花翎运使衔以知府用。咸丰初发逆窃居金陵，睢宁斗城，捻匪环伺。公在任激励士民，团练防堵，废寝食匝月，县城赖以保守。金陵长濠崩溃，匪焰大炽，常镇戒严。奉调防堵镇江，兼理镇江府事，又奉委办金陵城北保甲事，旋以忧劳成疾，卒于金陵。他擅画山水、花鸟，胸有丘壑，笔意秀润，如父一般尤其精于画水墨白菜，神态自若，亦称“王白菜”。虽然他的绘画水平很高，但由于长期在江苏做官，在云南画界并无显赫声名，作品多在江南一带流传，因而在江南一带名气却很大，是云南为数不多的收入《中国历代书画家名录》的画家之一。清代丽江古城画家中，王源、王锡桐父子影响较大。
在丽江纳西族地区，中央王朝推行封建土司制度达470年。木氏土司的实力从明朝中叶到清初时期曾臻鼎盛，滇、川、康、藏四省区交界处的中甸、维西、德钦、巴塘、木里、盐源、盐边以及芒康、昌都等地均被其统管。伴随扩土过程，木氏土司筑造了以丽江古城为中心，向各扩土辖区辐射的大大小小的商贸马帮路。
清代以来，纳西人在“茶马互市”中，沿茶马古道进藏贸易的“藏客”和滇川之间往来的赶马商人越来越多。我王氏的先祖中，也有不少人，为了生计，从丽江古城出发，赶着马帮四处做生意，从此自然而然地分支分岔，定居在不同的地方。
一支赶着马帮常往大具、永宁、四川一带经商，这就在大具买了一块地基住了下来，成为大具人；另一支往鲁甸、维西、德钦、西康、西藏一带赶马帮，后来在维西县城居住下来了，也就成了维西人。
从我王氏家族后裔的分布情况看，除了王源、王锡桐的大部分儿孙，能回到南京居住以外，其余的大都还生息在滇西北，主要居住在三个区域：一部分在鹤庆县城。这部分中，一些从汉族直接演变为白族（王江清的大儿子、二儿子的后裔大部分一直居住在鹤庆）；一些从汉族先演变为纳西族再演变为白族（如王建政的儿孙）；大部分在丽江，这部分人中，有的在丽江古城，有的在玉龙县大具乡，都演变为纳西族；还有一部分人在维西县城，这部分人不少已从纳西族演变成了藏族。光是在大具的，也都发展到二十余户了。从上到下一连几代人中，都有赶马人。一直到我爷爷，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才彻底结束赶马生涯。从先祖王江清为第一代算起，到我这一代也是十二代了。我的先祖为汉族，而后裔中除汉（回南京居住的这部分）外，分别演变为纳西、白、藏等民族。
回首我的先祖到丽江以来的家族史，特别是从丽江明清两代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来看，这一时期，丽江的农、林、牧、工、商、贸以及文化艺术等行业，总体上说得到全面发展，甚至可以说是极其辉煌的。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历代木氏土司效忠中央王朝，守护边关，同时积极地向今天的大香格里区域拓展，广泛吸纳先进的汉文化与藏、彝、白、回等周边民族的文化，以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纳西族地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认为，除了上述以外，还有三方面原因也不可忽视：一是纳西民族确实具有像大海一样广纳的胸怀，崇尚“拿来主义”，其他不少的民族都能与纳西民族融合相处在一起，使丽江这一块神奇的土地富有不竭的生机和活力；二是茶马古道商品贸易“商业文明”的带动和开启，启迪了丽江各族民众的智慧，使一批又一批的丽江人走上赶马路寻求财富，创造财富，丽江成为茶马古道上十分繁荣的中转站和集散地；三是一任又一任流官大兴教育，推行汉学，促进了丽江各族民众迅速提升文化素质，社会进步明显加快。如今，在如火如荼的旅游业大潮中，游客被丽江这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民族文化所吸引，从北京、福建、湖南等四面八方来到丽江，在古城经营或休闲的暂居人口达万余人。随着丽江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从市内其他县份来的，还有从市外、省外来的，甚至是从国外来的人，在丽江买房定居下来，并与纳西族和其他土着民族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交融在一起。今天，对于边陲丽江来说，四面八方来的人口、多种文化在丽江同样也呈现出大交流大融合之势。纵观成就丽江文明史的每一过程，不难发现，丽江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来自各方的努力，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各阶层的共同努力。丽江这块神奇而古老的土地，古往今来，不断焕发出新的风姿，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从我们的先祖，到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丽江文明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余氏祖籍浙江西安县（浙江西安县，清代属衢州府，民国元年改西安县为衢县）。落籍丽江的一世余调元，字号羹梅，清咸丰丙辰六年（1856年）出生于原籍。其父余子虔为补用知府，任云南路南州知州，其叔父余子铮为云南云龙州事。
余府可谓官宦人家。羹梅先生自幼十分聪慧，恪守孝道，“秉性爽明，读书即了，大义有不居人后之志”。但由于家父远在万里滇云宦游，羹梅只有全身心在家中伺候老祖母，尽赡养之责和主持家务。同治癸酉十二年（1873年）与羹梅相依为命的祖母驾鹤西去，先生虽年仅17岁，替父担当孝子，按旧礼隆重地安葬了老夫人，深得邻里赞许。祖母的离世，生父、叔父因身在天涯，鞭长莫及，顿时，年少的先生成了单丁独户。家境日趋况下，亲朋好友劝羹梅弃学从商，以图生计。
当父亲遥知羹梅要步申（不害）韩（非子）经商之尘，寄书信竭力劝阻。至此先生还是坚持寒窗苦读。此间羹梅已到成婚年龄，娶金陵（南京人）颜氏为妻。
新婚宴尔，卿卿我我之时，忽接叔父从云龙寄来飞函，告知父亲余子虔故于任上，噩耗传来，羹梅先生火速赴滇料理父亲后事并来办理补缺的事宜。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送走父亲，叔父又离去。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内，就送别了三个亲人。只有羹梅孤身在异乡奔波生计。
光绪年间，先生到云南后，从事普济堂（今民政救济）和地方厘务（税务），任晋宁州督捕厅，继后任鹤庆州督厅。羹梅先生的女婿和庚吉在羹梅先生墓志铭写道：“迹公生平所遇，逆多顺少”。很是贴切。一波未了，又袭来更大的恶浪。
娇妻颜氏生下小女葆贞就撒手人寰。随后余公继娶张氏，生二男：余均（号伯平）、余恂（号仲斌）。此时余公之女葆贞嫁给和庚吉（1864-1950年，丽江人，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辛卯赐进士，任兵部主事，授中宪大夫），余公就暂寓居女婿之处。光绪末年，余公与致仕还乡的女婿和庚吉在丽江古城合办“福兴当”当铺（“福兴当”于1915年改办“丽日升”商号）。正在茫然不知所措之时，打击又接踵而至，张夫人又丢下均、恂两幼子走了……羹梅先生又纳妾廖氏，生二女。
此时的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维新变法、义和团、孙中山革命风起云涌，先生作为满清官吏人家出身，自己也是旧朝小官吏的人，困惑、徘徊、无望是显而易见的。在茫茫的宦海里挣扎奔波数十载，感慨万端，哪里是落脚栖身之处呀？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余公作为旧员辞了公职。次年，就在狮子山东麓建余宅，从此落籍丽江。这就是余府楹联“传家旧托仙霞岭，卜宅新依光碧楼”的由来。
余公卜居丽江古城后，其长子余均（伯平）娶舒氏，次子余恂（仲斌）娶赵氏，育孙钟尧。羹梅先生于民国七年戊午（1919年）在丽江古城余府去世，享年62岁。人们评价羹梅先生：“处之泰然，勤俭持家，恭敬饬已，凡交接礼无或彝，有古君子之气概，”“不是已而为方，不徇人而为圆，如珠朗若，如玉温然。”
花马儒商播清芬
羹梅公逝世后，长子的伯平先生（1895-1970年）主持了“丽日升”。经营山货、药材、绸缎、布匹等商品。坐镇丽江，运筹帷幄，辛勤地指挥着茶马古道上“丽日升”的商务活动。为人忠厚、心地善良的先生除熟悉地经商外，还积极进行公益事业，铺设了余府北至黄山上段，南抵白马龙潭的五花石路。新中国成立之初，伯平先生主动捐献黄金、银圆，积极支持新生的政权。为减轻政府因城市居民待业和失业的压力，他与赵仕明、李战等四家合股办玉龙铜厂，还与赵紫垣合伙儿开办合群纺织厂，并踊跃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将自家的房产和资本入股参加公私合营。由于伯平先生是位追求进步的儒商，所以，党和政府一直把伯平先生作为统战人士。在1970年“文革”期间他受到不公的待遇和非人的迫害，被遣送到白沙玉湖村劳动改造，年迈的伯平先生到玉湖村50天后，饮恨吞声，无望地离开人世，享年75岁。在那个非常时期，连子女都无法送父亲最后一程，仅有那相依为命、孤苦伶仃的老伴和凛冽的雪风为他送行。那是什么日子呀！
较伯平先生小四岁的羹梅公的次子仲斌先生（1899-1957年）自幼聪慧好学，性格豪爽，思想活跃，富有开创精神。1924年仲斌先生就读于丽江联合中学。受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影响的仲斌，思想追求上进。1927年以优秀成绩的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预科。与陈可轩、和志钧、和志坚、方国瑜、王子骥等属纳西族赴京就读第一代大学生。旅京读书期间，多次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活动。目睹旧政府的腐败无能，树立了实业救国的信念。他在此期间患病，只好返乡休学疗养。回家后，与伯平长兄商议共谋发展商业之大计。随后于1928年在昆明开设“丽日升”商号省庄。伯平在丽江，仲斌在省城，开始了两兄弟携手经商的生涯。
仲斌先生自1928年旅居省城至1949年解放的21年间，“丽日升”不但秉承了丽江老号重信用的传统，经营山货药材，而且极大地拓展了经营规模和范围，并把经营触角延伸到了沿海地区，从事社会服务业、娱乐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外贸和实业（制糖、烟草、化工、酒精）等经营。仲斌信息处理果断，抓住军阀混战趋于平静，市面呈现出繁荣的机遇，把省城“丽日升”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兴隆。仲斌先生把商业扩展到经济发达的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由于仲斌受过高等教育，看到新兴的社会服务产业很有发展前景，从越南海防购进了四十多辆人力车，开办了“兴业人力车公司”，改变了省城昆明骑马坐轿的落后状况。思维敏捷的仲斌先生，前卫地看到，作为省城的昆明，文化娱乐业单调疲乏，在金碧公园组建了“民乐戏院”，并亲自到上海购置戏装行头，聘请知名戏班到云南演出，开了京剧戏班来滇演出的先河。
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或封锁，云南的战略地位凸显。滇缅公路开通后，仲斌先生又敏锐地抓住这一商机，自己开设“丽华汽车公司”，开始了往返昆明——下关——畹町的交通运输。他从一辆汽车起步，后来发展到了十余辆卡车。在滇缅公路的货物运输中，仲斌先生事业的发展颇为迅速，不但还清了先前的债务，还积累了可观的资金。仲斌先生能这么娴熟地经营运输业，不能不说得益于经受住了1931年经济大萧条的严峻考验。在此期间，许多商号纷纷倒闭，他所经营的事业，也和昆明商号一样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仲斌只有到云南汽车公司供职，任营业部主任。利用这个机会，他刻苦钻研汽车的各种技术，成为汽车维修保养的行家里手。机遇只会惠顾有准备的人，经过经济大萧条磨砺的仲斌先生嬗变了，由于有了技术的保障，有了力量的储藏，他的步伐更趋于理性，事业有了质的飞跃。其间，1944年“昆明市银行”成立，他任营业部首任主任，不久任副经理，同时兼任“永丰银行公司”襄理（旧时较大的金融企业中协助经理主持业务的人）。由于他在经营金融方面，业绩骄人，为省城金融界瞩目。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可以有所借鉴启迪。在危机面前，只要我们大家刻苦地练好内功，瞄准市场产品结构转型换代，就会有新机遇的到来。
在取得如此辉煌成绩的时候，仲斌先生并未止步，而是乘势而上，眼光更远大。20世纪40年代中叶，他与别人合资开办了“云丰商行”和“西坝猪鬃厂”经营猪鬃出口外贸，此时又独资开办了“东大陆烟草公司”，烟草事业成就喜人。
为了实现年少时立下实业救国的理想，他于1947年进入实业界，任“恒通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公司所属的“盘溪糖厂”和“恒通酒精厂”上，取得的成绩让人羡慕不已，真可谓有志者立长志矣！
“花马儒商播清芬”，是古城人民对余家的赞许，余氏也不愧这样的赞扬。余氏落籍丽江后，溶入于纳西人中，以丽江人为荣，时刻都想着为家乡多做好事，多办实事。20世纪40年代丽江旅昆同乡会选仲斌先生为会长。作为会长，仲斌先生时时都把搞好丽江同乡的工作挂在心上，每年旅昆的纳西同乡都按期聚会，畅谈手足之情。我们从当年发生的一件事例，可见仲斌对家乡感情深厚。此时抗战南迁的中央刊物《朝报》刊载了肆意攻击侮蔑纳西妇女的文章——《摩西妇女三部曲》，引起旅昆纳西同胞的极大愤慨，同胞们一齐到报馆讲理，仲斌和杨超然先生直接向报方提出严重抗议，轰动了省城。后来报馆馆长王公弢迫于公愤，公开向纳西同胞认错赔礼，抗议才偃旗息鼓。这次向《朝报》伸张正义的行动，在余、杨两先生领导下，维护了纳西族同胞的尊严，展示了纳西同胞团结的力量，也得到了省城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同情。
“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支持抗战”是当时政府的号召。此时全国知名人士大批南下聚集昆明，艺术家们为了支援抗日前线，纷纷拿出自己的书画，开展义卖活动。
国画大家徐悲鸿在昆明举办劳军义卖画展，深明大义的仲斌，利用自己在省城的声望，动员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参与，自己也不惜出高价购买了徐先生的画作。这次后，仲斌与悲鸿先生结下了深厚感情，往后徐悲鸿先生有困难时，仲斌总是给予许多帮助。此时，仲斌先生还收购了不少名人名画。为了边远的家乡父老乡亲，拓开艺术视野，并得到艺术享受和熏陶，他与牛文伯、赖敬庵商议，在所有的名画中，挑选数十件精品，派杨子创先生带回丽江举办画展义卖。杨子创在家乡举办的画展义卖非常成功，名画被古城的富庶人家抢购一空。这也是古城第一次艺术品义卖。
知恩图报是余家的家风。事业发达后，只要对家乡有利的事，余家从不吝啬，可说解囊相助，竭尽全力地满足。为改善丽江家乡学子的学习条件，伯、仲俩先生以父亲羹梅的名义向丽江省中、县中、县图书馆捐献达十万多册书籍；在黄山幼儿园捐款建“羹梅堂”并捐献大量的设备；为白马龙潭小学购捐土地兴建校舍。这些善举，得到了时任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的肯定，赐予褒奖匾额“兴学育才”。
“上善若水”又是地方官绅对余家的表彰。丽江古城民房消防条件差，仲斌先生自省城购置了成套的消防设备器材捐献给家乡。1936年，“仁和昌”赖耀彩修建石鼓冲江河铁索桥，余氏斥资予以大力支持。茶马古道上，有条横亘于滇藏之间的澜沧江，马帮仅靠一根溜索往来此间，十分危险，人畜坠落江中的惨状时有发生。1946年“仁和昌”斥巨资建设澜沧江铁索桥，当仲斌得知此事后，立马出资出力，并主动承担了从香港购买和运输钢缆的重任。经过千山万水，克服重重困难，钢缆终于运抵大桥工地，为澜沧江大桥的建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余家不管是丽江还是昆明的商号，雇员也大都为丽江家乡人。只要父老乡亲求生计来谋职，视其能力量力而用，并当作自家一分子，没有主雇之别。记得一句名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伯、仲兄弟做的好事、善事，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由于余家的以诚相待，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时期，曾在丽江和昆明的“丽日升”当过店员的张忠荣、年福田、张敬全、张汝云等，每到中秋、春节，掌灯时节借着夜幕，都要到余家探访伯、仲先生。余家人从自家花园的苹果树摘下苹果，围着火盆，招待这些“家人”，叙说今昔。在余家求过生计的，无不说“余家好人”。
1949年云南解放，仲斌先生深明大义，率先售出昆明所有资产，解决清退问题，除还清了所有欠账外，还将所卖房产的2万元款额中的1万6千元直接汇回丽江支持政府。由于表现积极，他被选举为五华区人民代表。天命之年的仲斌，对社会主义建设怀着极大的激情，凭着他敏捷的市场洞察力，与他人组建了华西炼油厂，在煤焦油中提炼轻、重油和沥青。后来调整产品结构，生产玻璃器皿，逐步发展为西坝玻璃厂。1957年，仲斌先生因肺病感染，久治不愈，卒于昆明，享年58岁。
钟灵毓秀承家风
余氏家族如今人丁昌盛，分布于昆明、浙江等地，但余氏后代始终将丽江古城作为自己的老家，始终把自己当作纳西族的一分子，人人都是国家建设的人才。
伯平先生的长子钟尧，生于1915年。也承袭了余家的传统，追求进步，忧国忧民。在风华正茂时，曾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中，参加了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游行中，与军警搏斗而负伤。让我们不禁回想钟尧叔父仲斌先生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身影。他1944年在同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毕业后，返回云南从事化学工业。起初任职于昆明化工材料厂当技术员；后任恒通化学工业公司盘溪糖厂厂长，于1945年参加中国化学学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昆明化工厂厂长、昆明香料厂高级工程师。由于在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科研取得显着业绩，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授予他高级工程师。钟尧先生在科研方面有前瞻性，并能结合云南当地资源，研制出当今紧缺的产品。他研制出了乙炔合成乙醛产品并投放市场。他利用云南丰富的苞谷资源提取味精、酱油，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钟尧先生始终没忘怀他是丽江人，是纳西人。他为了丽江父老乡亲早日脱贫致富，由丽江供应野生植物原料，让香料厂生产冬青油。钟尧是个化学专家，是个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科学家，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有《四川李庄松脂、松节油之提高与质量检测》、《香味天竺葵的栽培与加工》、《丽江优势产业天然香料工业》、《丽江发展天然香料桉叶油出口优势产品及其有关综合利用》等着述。从上述着述中，可领悟钟尧先生对故乡丽江的情感何等浓厚。他还撰写出《云南化学工业的昨天与今天》一文。这样的文章只能由亲历、见证了丽江整个发展历程的权威人士才能写得出。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仲斌先生的长子钟麒，民国时期毕业于中央军校，在抗日战争中，曾参加过着名的滇西战役，为保家卫国冲锋陷阵，贡献了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在昆明酿酒厂工作。次子钟麟，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成都空军部队，转业后在福建一家冶金厂任会计师。如今，伯、仲先生的孙辈们有的在高校、中学当光荣的人民教师；有的在教育部门从事后勤工作；有的在政府部门任职；有的继承祖业从商……大家都秉承了余家的传统，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干一行务一行，干好一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发展发挥着光和热。
守望家园写人生
说到余家，不能不说这两个相依为命，守望着余家花园的母女——伯平先生的夫人杨树春老人，和老人的女儿余佩荣。是这两母女守着余家的根，护着余家的魂，是余家的守护神。从她们的言行中，可窥视出纳西妇女身上特有的那种可为家付出一切的高贵品质。因为她母女的执着守望，才有了今日的丽江古城重点保护民居一号院。
杨老太太已是耄耋之年，总是乐呵呵的，十分谦和，满是福相。饱经风霜的她，腿脚还十分利索，思维敏捷，记忆力好，如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老人虽不识字，但余家的经历，她能一一讲出，余家就是她生命的一切呀。杨老太太嫁到余家，虽说是到了大户人家，可是没有过过清闲的日子。像其他纳西妇女一样，有干不完的家务活，洗洗涮涮，起早贪黑酿酒、熬凉粉……纳西人家是没有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奶奶的。
她刚到余家没多久，就解放了。老人是明事理的人，自作主张主动把家中珍藏的紫檀木桌椅、名人字画上交政府。她和丈夫毫不犹豫地将黄金、银圆捐献给政府，还一同积极地把自家房产和现金入股参加公私合营。划分成分后，余家划为民族资本家，是统战对象，一生处世谨慎的伯平先生，更是小心翼翼。一有风吹草动，杨老太太与伯平先生，佩荣小女就担惊受怕，吃尽苦涩。由于历史原因，知晓“兴学”才可“育才”的夫妻俩也无法让小女佩荣接受良好的教育，佩荣还未成年，就进入社会自食其力了。日子是苦些，但一家三口还是艰难地守望着这个家园。
十年“文革”是场噩梦。对杨老太太的一家来说，提及都心惊胆战，心有余悸。
“文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年老的夫妻俩扔下古城的家，被遣送到雪山脚下玉湖村，接受改造。一辈子经商手无缚鸡之力且已七旬的老人，哪里会放羊、喂猪，更莫说盘田种地，上山砍柴了。伯平又惊又吓，到玉湖村不满两个月就撒手人寰，丢下相濡以沫的妻子西去了。茕茕孑立的杨老太太是坚强的，在古城家中也未曾袖手休闲过的她，凭着从小就是盘田种地的巧手，经过反复摸索试验，在雪山下的玉湖村，种出了村里从未见过的嫩绿鲜活的蔬菜，农家啧啧称赞不已，也赢得了村上农民的尊重。由于勤劳，农民们也接纳了老太太，她溶入了玉湖村农民之中。农民们也不歧视她，都把老太太看成是村子里的人。可是，老人心思谁人能知晓？夜深人静，只有皑皑的雪山，冷清清的月色相伴，望着灯火通明的古城，想着近在咫尺的古城老房，却是那样遥不可及。哎！空无一人的余家深深大院不知怎样？她牵挂着小女的冷暖，思念那些远在天涯海角的余家亲人们的安危。背着人们，她独自流过多少寒酸的泪，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后来连泪都枯了，尽了，没了。这寄人篱下的日子哪里是尽头呀？含辛茹苦的生活如此过了近十年，真是苦命的老人呀。
斗转星移，“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迎来了艳阳天。杨老太太返回了自己的家，小女也从外地调回丽江，母女俩又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不久，佩荣也有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尝过悲欢离合，背井离乡的人们，才懂得家的温馨。每天清晨杨老太太就提着扫帚，从院落口子到院子每个角落，都要干干净净地打扫一遍，她要把“淡慢冷落”尘封十年的“珍宝”重新让世人欣赏和羡慕。
天天月月的清洁卫生，佩荣也承袭了妈妈“癖癔”，小孙女也被奶奶“传染”了，休息天，一家子拿着扫帚，扫啊扫，倾注着对余家宅第的多少情愫，只有余家女人们才能说得清了。安逸平静的日子，过得飞快。
1996年余家也和丽江人民一道，经受一场大天灾：“2·3”大地震。余家宅院破坏严重，墙体被震裂，围墙倒塌，花草树木被瓦砾压得狼藉不堪。她没有半点抱怨，更没有绝望，而是默默地领着一家子，拾掇起断垣残壁，重新修葺余家大花园。年已77岁的杨老太太卷着裤脚和子孙们一道，脱土坯，重建围墙。说来也是缘分，刚巧云南建筑学院的朱良文教授（20世纪80年代朱教授曾为保护丽江古城，写信给和志强省长，请求制止当时准备打通丽江古城的蛮干行为，是对保护丽江古城的有贡献的专家）来丽江考察他牵肠挂肚的古城地震震情，路过余家，看见七旬老者在汗流浃背地重建家园。他拍了不少老人劳作照片后，握着老人沾满泥土的手，深有感触地说：“您老人家保护的不仅仅是自家的房子，而是在保护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呀，在您老身上我看到了纳西妇女的优良传统，难得，真是太难得了。”这就是在天灾面前刚强的纳西妇女，也不愧是余家的守望者。在这段日子里，余家又经过了一次严峻考验，让杨老太太难以释然。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的她，彰显出了纳西妇女的智慧和坚韧。事情又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
1994年以后，丽江各级党委和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申报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由于余家花园完整地保留了古代江南民居的建筑风格，单体建筑面积在整个丽江古城民居中占前列，布局合理，装饰精巧，承载着丰富的重要历史信息，让来考察丽江古城的专家学者惊叹不已，因此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将余家花园列为第一号重点民居。可是，在恢复重建木府的规划中，将余家后园列入拆迁范围内，并通知了余家。把余家宅院视为命根子的杨老太太，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几夜未眠，辗转思想，四处奔走。后来她让在昆明的亲人们向朱教授求助，经朱教授向相关部门汇报协商，才终于保留了今天完整的丽江古城重点保护民居一号院——余家花园。如果说木府的恢复重建，再现了木氏土司往日的辉煌，展现了纳西族的博大胸怀，呈现出一个“大”字；而余家花园则彰显的是丽江古城文化的多元性，古城民居的精巧、曲径、幽雅。两者相得益彰，表现出古城“和”的主题。
百年老宅，见证和演绎了多少得失兴替。不管是顺风顺水，还是寒流逆境，历代余家人扎根丽江，以纳西人为荣，情系纳西人民，秉承兢兢业业，拼搏进取，崇善积德，感恩图报之家风，是丽江古城人家品质的一个缩影；而余家自觉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行为，折射出丽江古城纳西族人民千百年承袭保护传统美德，和谐发展的典型范例。
保护守望余家的人们，沐浴着和煦阳光，尽情地享受着和谐生活。我们也期望流芳百年的余家花园常绿常青。
注：本文承蒙杨树春老人、余佩荣女士大力帮助；并且参考了《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纳西族卷》与木丽春《徐悲鸿和纳西人》、朱良文、木庚锡《丽江纳西民居》、和平生《梦想家园》、和士溪《1890年的岁月花荫》诸先生的着文，谨此深表诚挚谢意！
和即鸿传略
杨尔鼎
和即鸿是纳西族妇女中第一位进学校学西医的医生，一生从事医疗事业，在极为不利的逆境中，克服困难，钻研医术，坚守医德，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很大贡献，是一位丽江人民永远怀念的人。
和即鸿（1914-1985年），女，纳西族，丽江县大研镇崇仁巷人（现属七一街），父亲和建林，母亲和保定。和家在几代人的勤劳治家下，于民国年间家境稍康。和建林膝下无子，只有四女，和即鸿是最小的老四。父母特别宠爱，从小送她读书，15岁高小毕业，16岁进省立丽江中学女子简易师范班，毕业后分她当小学教员，但她有志求学，去昆明（当时丽江中学不招女生）考进昆华女子中学读高中，1934年高中毕业，适逢东陆大学招考一班高级护士、助产士班，她考入该班学医，决定了她一生的前途。她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就业于唯一官办的昆华医院，任妇产科助产士。
1939年和即鸿与杨超然在昆明自由结婚，和即鸿崇敬杨超然的正直不阿的骨气，对事业热心的精神。杨超然则深爱和即鸿的贤淑温柔，是具有新学识的现代女子。他们的婚姻是人人称羡的美满良缘。一个是“仁和昌”商号在昆号房的管账先生，一个是新学校毕业出来正崭露头角的女士，夫妻恩爱，具有远大理想，进取心很强，比能力，比学识，互帮互学。
1942年和即鸿生父去世，夫妻回家奔丧，出殡后，和即鸿决心在家守孝两年（民国年间还有守孝的传统风气），应丽江县卫生院之聘，在丽江推广新法接生，培训新法接生人员，纠正旧产婆在接生中不科学的陈规陋习。她是丽江新法接生的开创者。
1944年昆华医院多次电催她回院，于是她回昆华医院供职。
杨超然深刻认识到人才要从幼儿培养，他决心在家乡开办一所幼儿园，为我们丽江多出人才做贡献。和即鸿想，丈夫既有为家乡做点好事的心愿，她必须大力支持，何必守在昆明的这点职务，夫妻异地分居。况且家乡正缺医少药，正需要医务工作者。于是她1946年毅然向昆华医院辞职，丢弃了良好的条件，优厚的待遇，抱着建设家乡的热忱，回到了丽江。
1948年和即鸿在丽江筹办了“萃康药房”，供应西药，是丽江人开办的第一家西药商店。有许多西药，丽江市面不易找到，一些外地医师居奇抬价。有了萃康药房，多少缓解了这种局面，人们逐步得以认识西药，使用西药。和即鸿一边零售西药，一边兼营门诊。她看病认真，诊断正确，慎重用药，而且为病人经济条件着想，既要治好病，又花钱不多。很受贫苦大众的欢迎。她对不会说病情的婴儿，有很好的观察经验，麻疹、疹子等病儿，一看就知，农民将和即鸿办的药店称为“杨超然”家。其实当时杨超然正忙于黄山幼儿园的兴建，没在萃康药房中。来和即鸿药店看病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于是，药店变成了医院。和即鸿不嫌劳累，夜以继日地给人治病，从诊断、开方、抓药、注射一系列治疗，都是她独自一人完成，整天忙得够呛。和即鸿很讲究医德，她不赚病人的钱，除实价的药费外，只收很少的一点治疗费，碰到有困难的病人，免了治疗费往往还要倒贴药钱，得到农民们的颂扬。
1949年丽江解放后，和即鸿把萃康药房交给其侄杨润生管理，她进入丽江的新政权，在政务会下举办丽江县护士训练班、接生员培训班、农村卫训班等。她还下乡巡逻治疗，与年轻人一道，背上行李、药箱，踏遍了很多边远的山区，进村闯寨，免费治疗。她劳累一天，晚上还要坚持写医疗日记。她到过的村寨，人们都称赞她是农民的贴心人。
1952年土地改革中，和即鸿和杨超然因家庭成分，都失去公职，只好回到萃康药房谋生。她们为病人兢兢业业，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看病购药的人又多起来了，曾一度冷落的药房又逐步热闹。和即鸿不仅在药房看病，只要有人来请，不管月黑夜深，天雨路滑，都不辞辛劳，为病人上门治病。那时她的长子才十来岁，常提着马灯，作母亲的伴，为救护病人而奔波。儿子在这种锻炼中学会了看病。
1956年和即鸿的萃康药房改为公私合营，由百货公司管，和即鸿仍在药房看病。
1958年大研公社医院成立，杨超然、和即鸿调到公社医院工作，任儿科医生。当时的公社医院，只有一些老中医，和即鸿夫妇是仅有的两名西医，通过他俩的努力奋斗，成立了公社医院西医部，培养了西医的注射人员、护理人员等，给医院培养了一批中西结合治疗的医生，发展成今天的丽江县中医医院。中医院的很多医生说：“杨超然、和即鸿在我院留下了宝贵的医德、医风、医术”。他们夫妻俩在公社医院中，曾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他们都毫不在意，仍以治病救人为宗旨，沉醉于事业之中。他们白天看病，回家讨论病例，各抒己见。有不同看法，有时争得面红耳赤，饭冷了也不动手热，儿女们都只好等他们有了结论，热了饭，才一起进餐。和即鸿每晚必写医疗日记，阅读医书，有时直到深夜，这种不断学习的精神，对病人的极其负责的态度，给儿女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丽江人民留下了深切的怀念。和即鸿和病人平易相处，热情地向病人解释病情、病因、治疗方法等，并指出生活中要注意的地方，指导病人自我护理。只要较长地请她看过病的人，往往成为她的好朋友，对她既尊敬又亲善。
1982年和即鸿被评为“三八”红旗手，选为丽江县第二届政协委员。
1983年经落实政策，和即鸿得到平反，成为百货公司职工，恢复了中共党员党籍。同年，她因长期积劳瘫痪，卧床不起，杨超然千方百计寻找高级药物，不惜代价治疗。因她年已七十以上，医治终难有效，于1985年2月去世，享年72岁。为她送葬之日，有不少素未往来的农民前来吊唁，哭声恸人。
和即鸿不图名，不图利，将一生默默地献给了丽江人民。
不闻杨柳岸 麦笛任飘扬——纪念我的爷爷王丕震先生
王雪苓
为了这篇拖欠已久的文章，我鼓起勇气去碰触那个自2003年春末以来就一直不敢直面的记忆阀栓。恍惚中，又回到了我们那幢掩藏于丽江古城腹地、玉河畔杨柳岸边的古旧小楼——还是那条小巷，还是那座小院，木门半掩，花木依旧，恍似轻轻一声呼唤仍会听到那怆健的声音来回应，可是，现在却静谧无人，只有那支小小的麦笛声仍在随风飘扬。
其性：坚忍、惜时
我的爷爷王丕震先生出生于近代中国最为动荡的时期，经历过许多大时代的悲欢离合，但一生始终好学不倦。
据说，当年我太爷爷王有富和李奉之在丽江是两位德高望重的名儒，他们在李公祠开设私塾授业，名盛一时。我是孩提时代得知太爷爷的书法颇有些造诣，并对此印象深刻。那时，有同学的长辈向老者介绍我时，提到了我的家世，仍对我太爷爷的书法很是推崇。
爷爷小时候就在李公祠私塾读书，后来考入公立的丽江中学就读。他初中毕业刚入高中不久，随当时的西南长官李汝炯先生出省，考进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十八期炮兵科的学生，两年后任特种兵联合分校炮兵练习团中尉排长，后来曾在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任上尉参谋。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考取了重庆湘辉学院。湘辉学院是抗战胜利、复旦大学回迁上海后，由一些留川的复旦校友私立筹建的，梁漱溟、吴宓等大学者都曾在此任教。可惜，1950年4月学院撤销，于是爷爷转而学医，就读于西南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后来该校与四川大学合并，他成了四川大学农学院的学生。1954年毕业后，原本分配到云南省农业厅的爷爷为成全一对儿分到云南的恋人，主动到玉溪农校任教。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蒙冤入狱。后来被留在化念农场的畜牧队，直至1982年平反返回丽江古城。
回丽江后，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丽江也开始了振兴地方经济产业发展的探索，有关部门想请他去主持养鸡场的工作，但出于风险方面的考量，加上“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别人受损”的品性使然，1983年他在南郊租了一处生产队闲置的畜圈，积累改良丽江鸡种，发展养殖业的经验，同时义务协助和指导养鸡场的工作，我小时有一位同学的母亲，就是当时丽江县养鸡场试点单位的负责人，至今感念王老师（我爷爷）当年的情分。
在南部，我爷爷经过简单打理，收拾出几间猪圈作为栖身和炊膳之所，其余都改造成鸡舍。我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与爷爷奶奶朝夕与共的生活。爷爷开展的本地耐病土鸡与外来良种鸡杂交育种、人工孵化等带研究性的繁殖实验，过程烦琐，每天还要定时记录数据。在孵化期间，常常还得半夜起来察看保温状况。而年近六旬的奶奶则每天往返于各个酒厂和菜市数趟，只为买回养鸡所需的酒糟、菜蔬和饲料，根本不敢考虑雇人来做。然而，高原海拔高和丽江特殊的物候条件终究成了养殖业难以克服的难题。虽然爷爷还有多年经验研发的对牲畜消化系统和呼吸疾病有特效的中草药剂，可以制成复方成药，但毕竟前期投入资金巨大，为成本计算也只好忍痛放弃。
在进行改良鸡种实验期间，我们的生活条件极为简陋，养鸡之余，爷爷常常在两堆土基搭几块木板所成的“书桌”旁读书看报，唯一的消遣就是大约一星期左右会带我去看一次电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逐渐开始尝试写作，只要一有时间就坐下来“码字”，1985年11月，27万字的《则天女皇》由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印数10万册，再版2万册。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在病逝前的18年间，他思接各载，一路读、一路写，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到历代文人墨客、英雄豪杰、巾帼丽人，从舜到秋瑾，共创作142部长篇历史小说，不下2650万字，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人物涵盖其中。
我们且不说他的着作之丰超过了巴尔扎克，单说他惜时如金。10多年来几乎每天伏案写作15小时左右，长时期让自己处于写作状态中的那种无法向外人言说的内心之苦就很难让人不敬佩。也正是这种成就大事的坚忍使他整个的晚年生活有了盼头，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使他拥有了惊人的人格力量，平添了他的精神魅力。
他常说：“论人，我最笨，遭遇也不好。但有一点，我决不自暴自弃，那就是能做什么我总要老老实实做一点。过去这些年，像蜗牛爬树一样往上爬。我以为往上爬总比不动好，比下坡更好，我的小说传到台湾后，约我写几个人，当然这也是试试你，而今开始出版了，这倒不是为了挣几个钱，也不是图个空名誉。我只是想着时间是不能浪费的，能做什么总应该做上一点。一个人想做的总要设法让它实现，好从中求取自我安慰。”他还说：“我爱体育，是它突出地体现了拼搏精神。一个人缺乏了这一点，活着就没意思了。”就这样，他和时间赛跑，和自己赛跑，直至生命的终点……
其情：严教、慈爱
真实，认真地回想起来，爷爷似乎也没怎么对我严教过。与他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他也很少长篇大论地跟我和妹妹讲大道理，但是他会身教。他在南郊畜圈养鸡时，我还在读小学，他紧挨着他那用几块木板所搭就的“大书桌”边再开个小玻璃窗，窗下安置一个一样的木板矮书桌，也不明确要求我必须做什么，但我知道不能干扰他写作，所以也只能乖乖地坐在一旁看书、做作业或画画了，有时候“拘禁”久了，我总会跑开到外面的草坪上捕捕蝴蝶、追追小猫或练练写生。
也许他长年练就的军人的威严，刚毅的气质，对小孩总是有一种威慑力吧，小时候的我面对他总是有几分敬畏，所以有时奶奶就成了我们情感的润滑剂。记得曾经有一个暑假，奶奶叫我和妹妹每天写日记交爷爷看，简单的生活使我们很快就觉得没什么题材可写了，于是我开始想歪招，经常在看完故事书之后，就写日记说今天某某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然后把故事重述一遍，再写几句感想，很是容易交差。时间长了，自己也没觉得哪里不妥，还沾沾自喜。直到有一天，奶奶转告我，爷爷说我学坏了，每每拿些讲故事的日记来打混。我自知理亏，以后也就没敢一直这样“偷奸耍滑”了。
我上初中时，爷爷也因有心养鸡不成，而无心写作却收获颇丰，已决定放弃养鸡事业，专意写作，所以我们搬离了南郊，租住在黑龙潭“锁翠桥”下的一处民居，爷爷希望我能够打好英语基础，说多掌握一门外语就多一双看世界的眼睛。
但是，一开始，我所在的班级是电化教学试验班，我那时眼睛已有些近视了，上课时总不大看得清楚小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和字幕，因此学得并不算好。后来在老师宣科先生的热心安排下，我参加了他在校外办的职业培训班，对英语的学习兴趣渐渐浓厚起来。此后成绩也一直保持在学校前列。但是，即便如此，小孩对枯燥的背单词终究还是比较排斥的，所以记得在有一次早自习的单词听写测验中，我错了一半左右，女老师恨铁不成钢，于是要求我们必须回家找家长在卷子上签字，想来可能有让家长代为教育的意思，许多同学都找人代签造假，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将不及格的测验单交给爷爷签字。他看了看，没有说什么就签了。这时，反倒是我忍不住了，我倔强地为自己作了辩解。直到吃午饭的时候，他才讲到了自己在陆军军官学校当学生的时候，站岗一宿之后还没合眼就不得不参加考试，结果考糟了，一样遭李汝炯先生斥责。所以任何错误都必须先从自身找原因，而不能推给外界因素了事。他要我们珍惜眼前的平安岁月，要珍惜时间，每分每秒的时间，都要换回一点自己需要的东西回来。后来，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当同伴们都不愿意将不及格的卷子交家长签字时，我却会老老实实交给爷爷签呢？也许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平时学习表现还不错，有一丁点儿有恃无恐心理，另一方面，就是我自尊心很强、性格也比较倔强。但内心深处可能还是坚信了爷爷的爱。所以，在一次班级远足时，我和几个朋友再次叛逆，不愿意参加这次活动。班主任说，必须有家长假条方能准许不参加。我如实向爷爷报告，并得到了假条。因此，我想，小孩子在天性里还是会自己知道谁是爱护你的人，然后，也会小小地利用一下吧。
他欣赏刚毅倔强的女性，常常称道她们的事迹，而我和妹妹也少有“女子不如男”的观念。多年以后，我也在许多豪门贵妇和杰出女性的脸上注意到了这种坚毅的神色。
在爷爷的宽容和爱护下，我受到了完整的学校教育。爷爷以他的方式关护着我却从不曾直接夸奖过我，但是从他的书信中我感觉到他的欣慰和期盼。这是我的精神力量之所依。也因为如此，在他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方面那份悲伤堆积在我心里一直无法宣泄，过多的情绪至今无法摆脱，另一方面我觉得失去了精神支持，一度似乎掉进了迷宫里迷了很久的路……爷爷对于一生聚少离多、却忠诚地陪他走过后半生的奶奶，也没有过太直白的感情表露，甚至还有一点点旧式男子的意思。爷爷写作需要安静，奶奶就像影子一样，悄无声息地跟随着他，洗浆缝补，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安排饮食，十年如一日地关心照顾着他。当然，对奶奶以及她的付出，他也不是没有体察到，在我到外地求学后的家信中，他多次提到：“家里很好，仍像你在家时一样黄昏后上床睡觉，是一天中奶奶最难过的时候，电视不能看，书也不能看，针线不能做，谈天说地的人没有，这我清楚。但是我又舍不得把这段时间拿来陪她消磨。
因为我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我想慢慢磨惯了，她也会逐步适应的。我也不主张巧灵过来，尽管我不陪着奶奶讲话，总算还有个活人坐着。巧灵来了，你爸爸不在家时，你妈一个就更孤独了”，“奶奶今年去了普济寺，又去玉峰寺看茶花，精神很好，由于眼睛怕看电视，晚饭后的时间难消磨”，所谓的相濡以沫，莫过于此吧！
其文：质朴、平实
爷爷在病逝前的18年共创作142部，2673万字长篇历史小说。而时下人们对历史小说的观点和界定并不太一致，按照我的理解，茅盾先生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中谈论历史剧的创作时，曾说过：“既称为历史剧那就不能改写历史，捏造历史，颠倒历史。如果可以不顾历史，那又何必称历史剧？”历史剧如此，我想历史小说也理应如此吧。
为此，我记得爷爷每年都要订阅一些文史资料类的杂志，在着手创作每一部历史小说时都要到图书馆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搞清基本的史实，把所写的历史人物的详细年谱和当时的历史大事列出表格。有时，为了弄清某个史料或历史细节，他往往要再三确认和推敲，极是花费精力。不知多少次，会听到他在低声自语：“我这样纠错性的写法，不知又会引出多少人的质疑了，不过我相信我是站得住脚的。”实际上，在我印象里，他的处女作《则天女皇》和后来的《秦始皇》、《女校书薛涛》（出版时改名《风尘才女薛涛》）出版前都曾由出版社分别请了辽宁和四川的省社科院或高校的相关史学专家、教授审阅过，他们均认为王丕震先生的历史小说是忠于历史、完全依据史实和史料文献来创作的。
爷爷所创作的许多历史人物，迄今为止都还没有哪一个国内外的作家肯花这么大的心力去研究、去以长篇小说的形式书写他们命运多舛的人生遭际，因而许多相应领域的研究者也往往会把他的一些文字当作史料来引用。我想，他之所以在年事渐高之际仍然有激情将这些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个性的人物的人生命运加工为特定的艺术美，去鼓励每一个读者，是因为他的这种激情有着绝对的真诚。他正是在这种真诚的情感基础上来发现人，挖掘人类感情的共鸣点、对人命运的关注与思考的。
爷爷的每一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气呵成的，一旦收集好资料、构思基本完成，便开始足不出户伏案写作，并且基本不打草稿。仅仅参考已拟好的年谱和大事件列表，顺着早已编号的稿子逐页写就。但也因为如此，为节约时间不留底稿的做法，却留给了我们很多的遗憾！先是在写作《秦始皇》时期，曾碰到了修改稿在寄返出版社的过程中发生了遗失稿件的事情，出版在即，却迟迟找不到书稿，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又重写30万字的稿子，最后累出病来；后来是至今遍查无门的100多万字的《天京恨》底稿，沥血之作化为影，这其中的满腹辛酸和憋屈，又岂是外人能够言说的呢？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爷爷的创作进入高峰期。而国内出版界也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于是他的《唐太宗》、《司马迁》、《刘邦》、《越王勾践》、《兵圣孙武》、《松赞干布》等书稿投寄各地。但当时内地出版社因体制之故，出版程序颇为复杂，进展缓慢或久拖不决的情况时有发生。时逢两岸关系转暖，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回乡探亲的友人劝爷爷将书稿送台湾出版并代为送稿。
台湾“先见出版公司”的总经理孙仁杰表示要总揽爷爷所有作品的出版，起初向爷爷征了5部稿，并投资30多万元成立了专门出版爷爷的历史小说的“秋海棠出版公司”，用孙先生的话来说：“成立一家出版社、专门为一个作者出书，不要说大陆没有，台湾更没有，我看全世界目前也没有，这是奇缘，也是我们深以为值得做的地方。”考虑到台湾书商的高效率，爷爷同意了，此后，应公司要求撰写出版了“经典系列”23部708万字。“历史实战丛书”40部461万字，“北洋劫系列”8部98.1万字，共71部，计1276.1万字。后来因为一些信用方面的问题，不得不做了些保留。
除了这类被爷爷称之为考试性质的应题作文式书稿外，爷爷还创作了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历史借鉴的“中国改革家历史长卷”：《王安石》、《商鞅》、《范仲淹》、《康有为》。以史为鉴，拜史为友，议兴衰荣辱，析历史成败的关键，即为英杰志士树碑立传，也让后人了解历来变革之险阻艰难，进而增强在新形势下推进泽被后世的改革大业的决心和勇气。这套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9月郑重推出，以“朱镕基泪洒商鞅，王丕震大笔书青史”为标题，并配以极有质感的封面照片做宣传。
在许多编辑和评论者看来，他的写作方法不拘一格，继承了我国通俗体小说的民间叙事方式，习惯于借助对话，直截了当展现人的思想、矛盾冲突，通过对话解决矛盾，“让古人的风范、智慧的结晶、行为处世的思路跃然纸上”（台湾“秋海棠”文案）“这与由来已久的总是将历史人物，尤其是帝王将相套上戏装，说戏文道白的历史小说写法，当是另一种风味”，（林文询，《商鞅》编者前言）我想爷爷之所以没有用那种锋芒毕露的语气，也没有华丽的场景描摹，没有那种浮躁无根的文学浪漫主义，也没有依靠情绪而制造文字，而是选择了以最通俗，最质朴的民间叙事方式，十分平和地演绎一个个历史人物的遭际，应当是他基于对时代、生活与人生的复杂性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而形成的一种豁达的叙述态度。于是，尽管我们读到的只是一个个故事，但它们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却是与生命意义同在。
为此，他对于自己笔下历史人物的态度也总是客观的，并且尽量避免将自己投射在所创作的那个主人公身上。曾有网友细致地比较了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和爷爷的《王安石》，说自己少年时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只觉得写得悲天悯人、肆意汪洋，但总觉得不是滋味，却又说不出所以然来，想批驳又无从下口。其原因就在于，林语堂因敬慕苏东坡，而对苏东坡的政敌王安石多有指摘。
直到读过爷爷的《王安石》，并进一步比较和思考之后，才豁然开朗。为何林语堂对苏东坡情有独钟？这位网友说，将林语堂所处的年代与苏东坡两个对照，便不难知道林语堂属于保守派，他和革命派自然是两条路上的人，自然就喜欢褒苏贬王了；而爷爷则客观了许多，他同时称赞了两个政见不同者。更难得的是，他做到了褒之以实，由此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当然，我想也可能有人会觉得他的东西不好，尤其是后来他为适应台湾出书需要而改用繁体字写作之后，难免给惯用简体字的内地编辑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书中也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瑕疵，但是我觉得好文不仅仅要表达他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能给你很多新的灵感去发现更多更新的东西，引发你更深邃的幽思。
其人：质朴、平实
作为他的孙女，我有幸认识众多友人，从他们的口中，我也了解了爷爷早年的一些事迹。常常感动于他对人的热心体贴、谦和真诚、机智干练，甚至还有舍己为人的侠义，当然，后者往往难免会引发我的惋惜和难解之情。比如，当年从四川大学毕业回云南时，他就有机会留在省城的好单位，但为什么他看到一起分配回云南的同学中，有一对多年恋人将因分配不同城市而被拆散时，就自愿成全了他们呢？难道自己和家人就不那么重要了吗？又比如说，他在玉溪农校任教期间，也曾有将我父亲从丽江带到昆明读寄宿小学的打算，但恰逢一位同事家中发生不幸事故，爷爷便将自己全部储蓄借出解救燃眉之急，儿子的事只能作罢不说。
更为辛酸的是，据说他的“右派罪行”中有一条“企图用金钱拉拢腐蚀干部”就是这样来的……
反观爷爷的一生，我肤浅地认为：家庭的环境、亲人的教育，使他形成了善良、宽容、富有同情心、独立自尊，赋予他自我牺牲的品德与人格。而良好的教育，对文史哲学的喜爱，对写作的痴迷，则赋予了他独特的心灵气质和头脑。从军、从医的专业经历，又给了他真诚执着、冷峻严谨的处世态度，在历经了种种物质和精神的磨难后，由此开始了他对人生命运的悉心探索，对历史社会进程的深刻思考。
然而，爷爷的为人始终是低调的，即便出版了那么多的着作，也曾被《凤凰卫视》、《东方之子》等大牌电视节目采访过，也接受过华人名作家聂华苓、金庸等人拜访。但他从来没有以作家自居过。就像青年诗人蔡晓龄曾写的：“1994年10月，全国纳西族文学创作研讨会在丽江隆重召开，真可谓人物荟萃，四世同堂，王老被尊为主席，刚到中午没等进饭厅就回家写书去了，从未与人神吹，更没时间听别人大侃，写作者都希望有名师指导‘窍门’，纷纷向他求教，你猜他怎么说？‘我不是你们圈子里的人（指文人），更不是什么作家，我一点理论技巧都没学过，所以根本没有窍门”。由此，我想到了有一种曾令我印象深刻的观点：一个学者，有两个感觉最重要——责任感与罪恶感。你一定要有很大的责任感，去写出好的东西，如果责任感还不够强，还要有一个罪恶感，你会觉得如果今天没有好好做几个小时的工作的话，会有很大的罪恶感。在我看来，至少在这方面，爷爷是个无愧于学者二字的有良知的人。
至于那个大家争先讨教而不得的写作“窍门”，爷爷倒是在一封给我的信件中谈到过：“写文章各说各的同一件事情，十个有十个的表达方式。而十个也不会写成一样，写出来是有技巧问题，不能说不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写的那件事，你写的那件事如果是关系重大的，你对它了解得博、精、深，自然就得心应手了，而这，是不是你所想要的那种‘祖传秘籍’呢？”
我曾看过有作者在写爷爷的文中提到：“与正统文学界少有来往，既不请人做广告宣传，也无须评论家着文提携”。我想，这并不是一种清高，一种高姿态，实在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所剩时日不多，同时，他也认为：“人活在群体中，不可孤独，也不能孤独，但每个人各有各自独特的环境，要掌握自己的条件，要与人和而不同，保持自己的优势……”，所以，他在各种稿件遗失、被扣压等打击面前，甚至在台湾出版的海量书籍最后居然只能通过各种渠道靠政府、亲友、自己买回的时候，他仍然尽可能地保持心态的单纯和平和，在向关心自己的各方人士连连致谢之后，继而又回到书桌前继续笔耕不辍，直到一病不起。他也以自己的人生感悟，写下了至今悬挂于普济寺的一副楹联：“佛在有无间只须敬业乐群自得雪中送炭，人活是非境倘若贪赃枉法何来锦上添花”。这就是他朴素的处世之道。
对爷爷在台湾出书而对方失信的事情，看法因人而异。有人说爷爷在权益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就不该把那么多的书稿交给友人带去台湾，有人说爷爷应当与发行者合作，按对方的企划开拓内地市场，也有人说应该打官司拿回权益……但是，正如其发行总监田圻畅（即田申）先生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谁介入到两岸关系的事物，都会有‘说不清，理还乱，是离愁’的真实感受”。事实上，在两岸政治对立、经济互补、文化同异的情况下求合作发展，这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家企业来说应当都充满了挑战。但是，五千年的中国文明，洋洋洒洒，包罗万象，是祖宗留给我们血脉遗产，这也正是两岸“同文同种”的地方。孙先生和田先生选择历史小说，邀约爷爷写稿，借此尝试两岸文化合作，也是不难理解的。我揣测，爷爷也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而开始了与他们的合作。他以其独特的心灵、气质、才华、知识和文学创作，实践了他以民族良心和民族精神为追求的文学创作的箴言。
今年，在丽江市政府打造更有内涵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决心下，在经历了一系列“好事多磨”后，爷爷的《王丕震全集》在他病逝五年后得以筹备出版，虽说全集不全（因为还有近120万字的《天京恨》尚遍寻无迹），但他那牵挂至终字字心血的作品毕竟要与读者见面了！愿爷爷这位纳西人的千古文化之梦，能为丽江古城无处不在的美丽稍稍增添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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