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12日，当他与两弹之父钱学森、王淦昌和光学大师王大珩一起，从李鹏总理手中接过那份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证书和一百万港币奖金时，我正在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朋友开一个会，当时有好几个人听说我与大师是在同一个部门，便惊诧而好竒地问我那第一个上台领奖的瘦老头是干什么的。
我如实回答：他是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
他？不对吧！是李四光发现的嘛！朋友们都这样冲着我说。
当时我没有反驳，因为关于这件事要讲的话太多太多了。用一句话或一个简单的结论来推倒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了几十年的一座丰碑是很不容易的。也许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发誓要把新中国科学史上一次旷曰持久的，也是最大的一次名利之争的内幕和盘托出，让人们了解谁是大庆油田的真正发现者和头号功臣！历史已被扭曲了三十多年，现在该到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都说名利场上的纷争，充满了险恶与你死我活的残酷。那么，在中国科技界的最高层是否也概莫能外的惊心动崦呢？
通过大师的助手，我与他相约在1995年的春暖花开季节，就此话题进行长谈。
可是就在我拥抱春风，期待去揭示一代科学大师们面对名利所表现出种种人生世态时，91岁髙龄的中共优秀党员，我国一代科学宗师，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上，于1995年3月22日21时55分猝然
与世长辞。
大师给我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而今，痛别这位仙逝的大师，我只得去寻求那沉重的历史并与之对话。
1963年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二届四次全国人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室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而作为发现大庆油田的主驀组织者与领尋者的黄汲清，此时连话都不敢说！其实是不能说！
历史的错误便从此而开始。
中南海。丰泽园。
毛泽东敞着外衣，大步走出菊香书屋，朝正在值班的卫士长招招手：银桥，今晚弄碗红烧肉，好久没吃了，我有点馋了呐！
卫士长一听蹦了起来。哈，主席要开荤了！这三年多来，老人家为了给全党作榜样，第一个在中央高级干部中提出不吃肉和减工资。那是因为国家遇上了天灾人祸的年头。眼下，老人家要开荤就意味着国家已经从困难中走出！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呀！卫士长想到这里，立马兴奋地向毛泽东行礼立正：是，我马上就去办！
是的，我们中国人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毛泽东将头颅微傲仰起，那双横扫千秋的目光投向了万里无云的晴空。
就在方才，他在周恩来总理送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批示，可以把中国人摆脱困境的一个重要秘密公布于世了。
十天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站在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向来自各族的人民代表透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秘密我们中国人依靠自力更生，在东北松辽平原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与此同时，他自豪地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自给，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何等激奋人心的喜讯！当时参加人代会的代表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周恩来的话音刚落，整个人民大会堂都沸腾起来。许多人激动得不停地擦着热泪。打这天起，二届四次人代会几乎成为议论
大庆油田的会。代表们在会上议论，会下议论，不少人就连梦中都在不停地喊大庆、大庆。
先前的议程不得不被打乱了。大会主席团应广大代表的要求，特别请了石油部负责人作了关于大庆油田的专场报告。
于是，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大庆油田是怎样在石油工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下从地底下钻出石油的；于是，铁人王进喜的事迹开始涌进了领袖毛泽东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中。
于是，石油人和王进离在毛泽东与人民代表的笮声中成了万众瞩目的功臣。
或许就在毛泽东向石油部负责人投去一次又一次充满赞誉的目光时，我们的领袖和人民代表谁也没有注意到台下的另一些人，此刻心头却是酸溜溜的。
他们就是来自地质战线的人大代表和官员。这中间包括人大代表、当时任地质部地质科学院副院长的黄汲清学部委员他是1956年中科院第一届学部委员、这这……我们辛辛苦苦发现的油田，咋功劳没我们的份呢？这不公平！
地质部的人急了。可又没准敢跑到主席台，跑到毛泽东面前说一声：大庆油田是我们发现的！这不是在党的面前抢功吗，不行不行，这是万万不能做的。可不说心里又窝得哺不过气呀！
有人跑到黄汲清的房间，气不打一处来地说：老黄呀，大庆油田怎么发现的，你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你最清楚，得出来说个明白。咱们干了那么多工作，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可不能连个名都不沾呀！你得出来说！
一向视名利淡如水的黄汲清对来者的一番话很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惊讶。他抬抬鼻梁上的眼镜，轻描淡写道：用不着嘛，只要说明大庆油田是咱中国人自力更生发现的，我看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哼，真是个老右！来者一听话不投机，扔下~句不轻不重的话便走了。
黄汲清淡淡一笑，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他万没想到，中午吃饭时他所在的四川小组组长廖苏华把他盯住了：老黄啊，你是搞油的地质专家，大伙都想听听你们是怎样发现大庆油田的，呆一会儿你好好讲讲。龟儿子，咱们中国人再用不着怕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封锁了！廖苏华临别时，重重地在老乡黄汲清的肩膀上拍了一掌，脸上堆满了中国人的自康感。
这可咋办？黄汲清急坏了。让我讲大庆油田怎么发现的？直说，说是我们地质部布置的普查工作？说是我们地质队员先在松辽平原上找到油田，打出油井的？这一讲，不是跟石油部唱对台戏，不是在毛主席面前跟别人抢功吗？可要是不讲，咱地质部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科技工作者辛辛苦苦白干了？
黄汲清坐不住了。凭他的性格，他是个科学界出了名的敢说实话的人，可打1957年的那场反右斗争以后，他这位候补右派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说话的权利了尽管他还是个人大代表。谢家荣黄的好友，当时的地质部总工程师是全国政协常委，还不照样被打成大右派嘛！黄汲清这么想着，心里就越发没了主意。
这顿午饭他没吃好。饭碗一搁，就一个人从会议住处澝了出来，直奔部机关，找到了老部下，当时的地质部石油局副局长李奔李奔是大庆油田发现初期的一线组织者。
这件事可不好办。话说不好，不仅会影响两个部的关系，而且会让中央感到我们地质部有抢功之嫌呐！一向办事梢明的李奔此时也没了主意。
得快拿主意，下午人大小组会上我是推不掉的呀！黄汲清急得直搓手。
李奔想了想，说：我们去找何老头，他在中央呆的时间长，处理上面的事，一定有经验。
何老头即当时的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此事非他典厲。走，我们一起去找他。黄汲清不客气地拉着李奔就走。
何长工，读过一点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老革命家。在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时期，他就是红军军长和军政大学政委，后来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那时在何长工部下还只是个小营长。中国共产党革命低湖时，朱毛并冈山的会师，使整个革命斗争运动从死亡线上找到了出路。何长工是此次朱毛井冈山会师的牵线人。仅这一点，何长工敢在大庭广众之中直呼毛泽东为老毛，并且一叫就是几十年，这在所有中央高级干部中是独一无二的。不过，这位中国革命的元老、毛泽东的同乡，却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之后一直没有得到过重用，尤其是解放后，毛泽东开始让他当重工业部部长，后来改任地质部副部长。据说不了解内情的人经常为何长工抱不平，说你何老几十年为毛泽东打天下跑前跑后的，怎么官位越当越小呀！何长工心里有苦不好说呀！那年长征路上，张国焘这家伙蒙讓了一大批人，我老何也给骧了，竞然给姓张的投了一票。后来事情当然过去了，可毛泽东心里一直记着呀！好你个何长工，当年连名宇都是我给你改的何长工原名叫何坤可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你就不跟我毛泽东走呀！为这件事何长工懊悔了一辈子，可早已既成的事实，懊悔也没用。老毛始终没放他一马呀！
老革命家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一直官运不佳。好在毛泽东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国革命的元老和有功之臣，再加上许多人还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何长工到地质部后虽说是个副部长，但论资格中央上下没几个可与他相比的。他老人家到中南海走一趟，只要开口，就是那些副总理什么的也都会买他三分账。地质部的许多老同志至今对何长工十分怀念，重要的原因是何长工为地质部的早期建设所出的力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罾如现在的地矿部部机关地址在闹市西四，你稍稍注意一下，现在有几个中央部委的办公地方可与地质部那么好的部址相比？再有，北边的地质大学校址，那么大的一块地盘，当年也都是何长工手指一戳就定下的。
五六十年代，地质部在社会上有那么大的声誉，当与何长工在位密不可分。
黄汲清拉着李奔去见何长工，抱的就是这么一种心情：别人在中央面前办不到或者不好办的事，何老头子出面没有办不成的。可他们偏偏忽视了何长工的一个弱点，那就是什么事都不要跟老毛撞车。
什么，大庆油田？哎哟！何长工一听这就懵头了。大庆油田是老毛睡觉也在抓的事，如今油田找到了，石油部的领导成了毛泽东的红人，你们要我到老毛面前说大庆是我们地质部找的，这要让老毛对我何长工怎么看呢？
唉，老黄呀，你看怎么说好呢？
黄汲清朝李奔瞥了一眼，又瞅瞅何长工，心想你大部长都觉得不知咋办，我就更没辙了。
临别时，何长工支着拐杖，拖著那双跛鼸出来送客那是井冈山游击战时给这位老战士留下的终身纪念。1952年8月的一天，身为共和国重工业部部长的何长工，被主管经济工作的薄一波副总理叫了去。薄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到即将成立的地质部去工作。这事来得太突然，何长工不禁拍拍这双革命战争留下的残腿，大声嚷了起来：让我这个跛子去爬山越岭？不成。一波同志你知道，我一辈子对组织分配工作没有讲过价，这次可不可讲个价，让我到机械部什么的去干？变不了啦，今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要讨论通过。薄一波又说：你这次调动，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提的，主席已经点头了。又是老毛，何长工不说话了。
这件事，黄汲清和地质部的许多人后来都听说过。望着这位跛腿老将军那阴沉的脸，此时的黄汲清心头不禁涌起一丝怜惜。不过，他更多的还是对这位老笮命家的一层特殊的崇敬之情。
苻一桩事，黄汲清--辈子没有忘却。
那是1957年新中国历史工知识分子第一次大劫难的年份。当时黄汲清身兼两大要职：同家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和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所长由一名副部长兼任4月，全国第一次区域地质调査会结束后，黄汲清带着一批青年工作者赴广东野外进行实地传帮带。当时的苏联专家已经渗透到了各个工业部门，地质部也不例外。可是，早在四十年代就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地质学家的黄汲清发现，那些在他面前指手画脚的所谓苏联专家，竟是些在苏联本国把他那本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名著捧为经典学习的刚从大学门走出的学生。黄汲清很有些看法，并且直言不讳地向专家组组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其实作为大师他也有足够的资格在这些俄罗斯娃娃面前说说话，可是黄汲清错了。
初秋，他回到了北京。地质部的反右斗争已经进人了高度的具体阶段，他和另外三名高级工程师被点名批判，那时的点名实际上已是内定右派了。除了黄以外，那三名受批判者有3时的地质部总工程师家荣和著名地质学家李春昱。他和黄汲清--一样，都是当时中国地质事业的顶梁柱。谢、李的罪责难逃，特别是谢，他的罪责有两大条：一是反苏联专家。谢的观点踉黄汲清一样，他对苏联的毛孩子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意见大着呢。更何况谢当时是堂堂共和国地质部总工程师，~国之地质最高技术权威，听你俄罗斯毛孩子瞎指挥算什么事呀。二是反党天知道何为反党如果他多一点官场上的涵养，也不至于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也不至于文革开始没多长时间被逼得含冤自尽他的妻子在他死后几天也自杀辞世。
黄汲清和谢家荣作为当时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他们在反右斗争中的命运，对后来直至今天有关这一中国科技界第一大悬案的结果，有着直接与至关的渊源。
从此，他嘴甲的话不再属于他自己了。
从何长工家出来，黄汲清回到人大会议上，四川组的代表们早已在那里等着听他讲大庆油田的发现秘闻了。
黄汲清找到自己的座位后，摘下眼镜，抹了一下额上的汗珠，心头异常紧张。他知道弄不好会捅娄子，可今天冉不讲已是不行了。于是他只好这样不着边际地讲道：……嗯，这么说吧，像我们的四川大盆地一样，东北松辽地区就是现在的大庆，那儿也是一个大盆地，这大盆地是可以含油的，陆相地层大盆地更可以含油，那些厚度很大的有机质、丰富的灰黑色页岩就更可以生石油。咱们的大庆油田呢，是政府1955年开始布置7力最很强的地质队和物探队，经过大约五年时间，后来在松基3号井位打了一门深井，一钻下去，油气就喷出来，好大好大的油气，这就是我们的大庆油田！
黄汲清就这样一边谨慎地一个字一个字琢磨着，一边自感十分生硬地讲着。人大代表们可像是在听说戏人讲三国、水浒，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黄汲清，仿佛他的嘴里蹺出的每一个字都是最最精彩的传奇故事。
黄先生，你说说，过去有没有人在大庆那儿找过油呀？有人站起来问。
黄汲清说：有啊，日本人在那儿找了整整三十年呢！可他们没有找到！
听说日本人找油技术比我们先进得多，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现，而我们才用了五年就发现了大油田呀？
黄汲清一听这，眼睛立马亮了起来，嗓门也高了，话语也溜了：小日本为什么没找著呢？那是因为他们不慊得陆相地层以生油。在我们大庆油田发现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地质学家都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可能生油，而把陆相地层视为贫油区，咱们中国搞地质的人不信那…套，早在四十年代，就提出陆相生油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果然没用多少年就找到了大庆油田！
要得嘛！咱中国人就不比洋人差嘛！
这提出那个叫啥子陆相地层生油的人可是了不起呀！代表们越听情绪越髙涨，有人站起来拉着嗓门问道：黄先生，你知道是谁提出陆相地层生油的吗？
黄汲清一听，心里格登了一下，额头顿时直冒虚汗。他知道由于自己太投入话题而说漏了嘴，于是赶忙改口：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找到了一个大庆，明天还会找到第二个、第子个大庆！
对对，为第二个、第三个大庆欢呼吧！代表们完全沉浸在激情澎湃之中。
险乎！黄汲清躲过欢呼的浪潮，掏出手绢，轻轻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他无意间抬起眼神，一下愣了：他看到了另一位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德封。侯先生是中国地质开山纪元的十八罗汉之一，与谢家荣是同学。解放前，黄汲清任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杏所所长时，侯当过比自己小一截年齡的黄汲清的部下，不过他们彼此都是有几十年交情的好友。方才黄汲清讲话时，并没有想到身边还有位认识他的大地质学家。否则恐怕连上面有关大庆油田发现的那番含糊其词的话都不会讲的。
黄汲清偷偷抬起眼皮，又瞅了一眼对方，只见侯德封十分滑稽地朝他点点头，又摇摇头，之后是长叹一声。
怎么，我哪儿说镑了？黄汲清顿时惊恐起来，他想上前问个究竟，可中间有几位代表的座位隔着不好动弹。七上八下的心，使黄汲清长叹了一声，他的心头涌起一个念头：以后我再也不说发现大庆油田的事了！
事实上，后来的十几年间，他别说想谈大庆油田发现的事，就是最基本的工作和搞科研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了。那些铺天盖地的千篇一律的有关发现大庆油田的宣传，根本不容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出现。特别是黄汲清的声音。
需要申明的一点是，后来关于大庆油田发现的非真实宜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在黄汲清发誓闭嘴不谈时，全国人大会议内外哄起来的大庆热，使作为第一个在松辽平原插足，并第一个在那儿发现油砂和打出第一口油井的地质部领导越来趨感到失落，原因是在上面以及公众印象中，大庆油田的功劳几乎一边倒地倾向石油部及王铁人为代表的石油工人。
对这样的不公，身为当时地质部的几位领导自然首先感到紧张，因为不把这件事向中央和全国人民说个明白，下面几十万地质大军是不会答应的；另一方面也难免有一天囑位中央领导站出来冲着你地质部的部长们说，哎，石油部找了个大庆油田，你们地质部怎么回事，光向国家伸手要钱撑饱肚子，就不会生崽子呀！不行，决不能让举国上下的宣传一边倒。
对这件事最着急的成该数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何艮工了。那天听黄汲清回来一汇报，他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当年毛泽东点名让他到地质部来，就曾这样说过，地质部长虽然是李四光，可他是搞技术的，你是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平时地质部的日常工作主要靠你。是啊，地质部的好坏，别人或许眼瞪着李四光部长，可老毛却盯着我何长工呢！说不着急是假，可说为中国革命出生人死几十年，从不计个人得失的何长工此时一点不为名利也是假。
外人不知道，何长工心里清楚呀。打1955年黄汲清等人提出松辽平原列人石油普査计划之后，于1959年开始大庆会战以来，地质部和石油部两家的合作是从不分彼此的，那时只要一遇到重大问题，何长工就会下道军令，余秋里、康世恩等石油部的小将们马上就会像走亲戚似地往他家跑。
喂，诸位部长小将们，最近在松辽有没有发现敌人的团长、师长呀？每次，何长工不等客人坐下，就摆起龙门阵来。他爱把发现新的油田与矿山按其大小，称之为班长、排长，大的就叫连长、营长，等等。
报告老将军，这次我们抓住了一个军长！余秋里啪的--个立正，庄严地抬起他的那只右手战争使余秋里失去了左胳膊好样的，我就爱听抓大家伙的！
何长工听后，兴奋得一跛一拐地走过来，双手紧抱住余秋里，然后大声说道：毛主席让我们两个断腿少胳餺的人追赶美帝国主义的火箭卫星，谁说不成！
成！这时，屋子里的人全都兴奋地欢呼起来，只有一个人躲在一旁捧者一碗面条在狼吞虎咽着。
好你个康世恩，每次来你都得消灭我一斤白面。怎么样，又该罚你头个发言了！何长工拎着大庆油田会战总指挥的耳朵，嚷着。康世恩则像顽童似地一手捂住耳朵，一边连声抗议：这事你老可无权干涉，是尹大姐对我特殊关照！
是这样吗？何长工转头问老伴。
你这个死老头，先把手给我放下！老伴尹清平站出来说话了，人家世恩在冰天雪地里哨捧子面，难得回来一趟，总给你抓来作
舌头坦白交待，还不许让人家吃饱一顿？
康世恩听了这话，乐得像个大孩子似地手舞足蹈起来：还是大姐好，大姐心疼我哟！
此时，何长工的家里便会响起一阵欢快的朗朗笑声。
那是多么难忘的时光呀！何长工想着过去左右上下为了大庆油田通盘合力的一幕幕情聚，再看看眼下打出油后谁都想在毛主席老人家面前和全国人民面前摆功举旗的局面，心里真不是滋味。
老将军生来不为名利所动，可在大庆油田这个问题上他不能等闲视之了，因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是全地质部几十万人的名誉问题，也关系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地质部的看法问题。
何长工的看法和意见得到了一班人的赞同，自然也得到部长李四光的肯定。于是，向中央写份关于发现大庆油田若干问题的报告的动议，便在地质部上层集体形成。
怎么写？写什么？这又是一个难题。
按照历史实事求是地把发现大庆油田的每一个细节陈述一遍，那就得首先把黄汲清、谢家荣他们在普委第一个制定出对松辽平原进行石油普査的建议和计划的功劳写进去。或者更远些，那就得从黄汲清在1942年秋至1943年夏，受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派遗到新疆考察时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陆相生油论和多期生油论算起。后者显然不能提及因为那样会冒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唱黉歌之嫌。可前者似乎又缺乏新中国阳光下的共产党人光彩。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那个普委全称为地质部全国矿产普査委员会执权的三位大员黄汲清、谢家荣、刘毅都是臭名昭著的大右派或漏划右派。普委主任名誉上由李四光兼任，实际工作则平时全由黄、谢、刘三位常委领导与决策。刘毅是三人领导组的行政长官，兼普委党委书记，打成右派后被押至东北一个农场。据说，这位党的九级高干死得很惨。大庆油田，如此一个在毛泽东光辉思想照耀下取得的社会主义臣大成就，怎么可以与这些右派分子们的功劳联系在一起呢？
李奔当时石油局副局长他们代表业务部门为党组起草的初稿上列举了黄汲清、谢家荣等技术人员的名字，但被删掉了。报吿中的提法后籴改成了李四光的名字，改成了李四光用他的地质力学首先肯定松辽平原有油并后来得到了证实的文宇。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他举世闻名的地质力学理论，实现了大庆油田的重大发现……地质部如此向党中央向毛泽东报告道。应该说，这一报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为地质部以及几十万地质工作者挽回了面子。
—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当事人这样对我说，这个提法是出于何长工的考虑：中央当时对余秋里和石油部十分赏识。如果泛泛地说地质部在大庆油田上也有功劳，不足以压住别人。而李四光是大地质学家，！坎界公认，说他用自己的理论指导发现大庆油田，谁都没话反驳。承认这一点，地质部就是在大庆问题上立头功了，因为李四光是地质部部长呀！后来果真印证了何长工的判断。在这之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们在各种公开场合谈起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时，不再只表扬石油部和石油工人了，而是多了一个李四光。
李四光的名字从此响彻云筲，名垂史册，并且至今余晖昭昭。
毛泽东对李四光说：你的太极拳打得好哇。黄汲清感到纳闷：为什么自己亲自布下的松辽平漂石油普査计划被无情地嫩掉了？历史下如此的玩笑：—个世界级大油田差点被人一笔勾销。
时间：1964年底，三届人大会议期间地点：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一位工作人员对李四光说，请你到北京厅去一下。李四光拉开门跨进北京厅时，发现毛主席在邺里。李四光以为是通知错了，就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饍了门。正想转身出门。
这时，毛主席走过来，握着李四光的手说：你没有走错，就是我找你的。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好哇！
李四光暗自诧异，心想：太极拳我刚刚学，主席怎么一下就知道了呢？于是回答说：我的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太极拳打得还不好。毛主席瀛和地笑开了：我说的是你的地质力学这个太极麥。李先生，你这一拳，給我们新中国打出了一个大油田，打得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发枓呦！
这是一个人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情节，它不仅在黄钢的报告文学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中有，电影李四光中有，许多中小学教科书和科学家传记中也有。
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和三届一次会议相距仅一年，从上面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央对发现大庆油田者，可不是一般的看待厂，那绝对视为座上宾。
我不能肯定这样的变化是否应当全部归功于地质部的那份报告。事实上，我至今--一直末见到这份报告。地质部档案室的老同志都说印象中是有的，可他们费了很大力也没能帮我找到它。但有—点是可以肯定的，李四光以及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从此开始走向科学与政治的神坛。
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刚结束的1964年初，毛泽东奋然挥笔，向全国工业战线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于是，大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红旗，开始高高飙扬在共和国的历史舞台上。地质部也得到了相应的嘉奖，当年4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经委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正式首次肯定了地质工作与发现大庆油田的关系，原文这样说：解放以来，地质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探明了大童矿产储童，发现和勘探了一批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矿产地，如大庆油田……
毛泽东的话更使地质部的人像掉进了蜜罐里似的那么甜滋滋的。老人家说：地质部应是地下情况的侦察与情报部门，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中央会议上告诫所有食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要好好看看徐霞客游记，要学习地质部的人，踏踏实实走下去，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发现宝藏。
跛子部长何长工的腰杆在这当儿也硬了起来，他双手叉在腰际，当着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说：我们指地质部一笔者注搞石油是从1955年开始的，现在已经有八年多的过程了。地质部是为石油部作情报员的，是为石油工业部直接服务的。我们和石油部是有分工的，我们走第一步，他们走第二步……这话外人听了不是很明白吗：喔，弄了半天，你们地质部的人，才是新中国找石油的第一人呀！
哎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何长工立马板起了脸。明白人笑了：你这跛子是只老狐狸，装腔作势做得蛮是那么回事。
不管怎么说，能在毛泽东和全国人民面前讨个公道，何长工觉得自己算又为地质部做了件好事。可他并没有料想到另一层意思，即科学上的任何发现创造，就同科学本身一样，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否则会铸成大错。
当毛泽东刚刚褒奖石油工人亲手树起大庆这面旗帜后，他没有忘记寄予厚望的老朋友李四光。由于大庆油田的发现，毛淨东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对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
老朋友，你的地质力学能找到大庆油田那样的大油田，了不得哟。你能给我上一课吗？--一天，毛泽东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兴致勃勃地问道。
不敢不敢。主席，您是全国人民的导师，我要好好学习您的著作才是。李四光显得诚惶诚恐。
我搞了几十年阶级斗争，打仗、搞土改还成。可讲自然科学，先生，还是你哟！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用夹着香烟的手指指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对李四光说：恩来已经在你的身上学不少了。
李四光很是诧异：是吗？总理？
周恩来站起来：主席说得对。李先生，我知道你的地质力学不仅是门国际闻名的先进科学，而且又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科学。在地质学界独树一帜嘛。恩格斯讲，英国的赖尔第一次把理性带进了地质学，但是批评不讲运动，不讲发展。李先生您的地质力学则第一次把运动，把辩证法带进了地质学，这是个很大页献！
好、好、好！不知是寻觅到了哲学观念上的知音，还是出于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致，毛泽东听到这儿一连称了三个好。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激荡情绪，那只曾指挥千军万马推翮蒋家王朝的大手在空中有力地一画，然后目光炯炯地对李四光说：看来，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事业，都离不开运动这个规律。运动可以推动社会，可以改变社会，可以使过去孤立和失败的事成为今天得道多助与成功的现实。你说呢，李先生？
李四光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尽管他对这位大哲人的话尚不能全部领会，但有一点令他备受鼓舞，那是自己的地质力学理论，在毛泽东这儿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与力量。
然而，可悲的是毛泽东到死都不清楚大庆油田的历史真相。历史愚弄了一个时代，也愚弄了一代伟人。
作为中共非党人士和漏划右派分子的黄汲清，自受人大会上的那次惊吓之后，他又回到原单位埋头在他的资料与图表之中，当然对上面发生的一连串事悄尚不清楚。他只奇怪的是，打这以后，原来与自己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李奔，似乎也变了个样，常常有意无意地躲着他。
这个李奔搞啥子名堂呀！黄汲清生来最怕身边的老熟人跟他闹隔阂。一次开业务会，他一把将李奔拉到一边，问：直说，我哪处做得对不住你？
李奔慌了：先生千万别误会，是我觉得对不住您老！
黄汲清不解，又催著问。
无奈，李奔只好背着人偷偷把部党组写给中央的那份报吿抄件让黄汲清看。
开始，是有您和谢先生等人名字的，可……后来给划了。李奔指着至关重要的那段话，非常歉意地说道。
黄汲清对此倒很珅解，坷当看到大庆油田发现是在李四光部长的直接领导下，运用地质力学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一类字样处，他蓦然逋惊和愤慨了。
这不是事实，也不符合科学！他的身子在黻抖，双手抓住李奔的胳膊，你也是肖事人，该清楚是怎么回事！
李奔懊丧地低着头，默默收起报告：当然，可、可不是为了需要嘛！
需要？为什么当初有人把松辽的普查计划差点给毙了呢？提起此事，黄汲清气不打一处来。他始终觉得，当初有人背着他在这个问题上搞鬼，就像现在有人睁着眼睛瞎说大庆油田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下发现的一样，是别有用心，说到底也还是为了争名夺利！龟儿子！遇到不平处，大师也会用浓重的四川话骂上一句。玩笑时，他也会这么说。龟儿子是四川人最爱说的一句口头禅。
在发现大庆油田的最初期，确实发生了一件差点把如此一个世界级大油田给一笔勾销的怪事。
这件怪事之谜，使大师熬了近四十年时光才把它解开。他生前虽然在各种科学会议和学术著作中公开过这件事，但社会上并不知道，大师也还没有来得及站出来对自己的人民就此事说个明白，便猝然离开了人世。现在我只能借助本篇文学作品首次披露给广大读者。其实它本应在某部注重的科学史书里十分严肃地得到阐述。
1949年10月10，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长期的斗争，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获得了自由解放，并诞生了新中国。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这位东方帝国的臣人到此时已变得一穷二白。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收拾这个烂摊子后，最紧迫与最难的问题是如何使闻家从贫穷中走出来，工业革命无疑是惟一的根本出路，而石油工业则是整个工业革命的重中之重。
作为精通战略的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极为看重。在他刚刚宣布成立人民共和闰后的第十八天，便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签发了成立燃料工业部的命令，并亲自提名资深工业革命家陈郁为部长。新成立的燃料工业部在第二年就设立石油管理局的专门机构。著名地质学家、我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田的开拓者与发现者孙健初先生被聘为石油管理局勘探处处长。当时的中国石油工业处于茫茫大地，何处找油的状况，其战略方向十分模糊，惟一可依靠的是孙健初在四1年代初发现的一个玉门油田和日本人侵略东北时留
下的几个人造石油厂。中央据此确定7加强西北石油勘探工作和发动力量恢复东北人造石油的两大目标。西北石油勘探工作的重担交给了孙健初，并于1950年8月6日，成立了西北石油管理局和玉门矿务局。一代石油先驱孙健初在得到中国共产党如此厚爱下，奋然全身心投入工作，可是就在他欲为新中国石油工业作出贡献的时刻，1952年11月10日深夜，他不幸煤气中毒，与世长辞，终年56岁。孙健初的猝然长逝，使中国石油勘探业曾一度陷人空白。最高决策层把眼睛不得不放在了成本极高，产出极低的东北人造石油上，并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抚顺东制油厂后为石油二厂、锦西石油五厂、抚顺西制油厂后为石油一厂、桦甸页岩油厂后为石油九厂和锦州煤气合成厂后为石油六厂等几个人造石油厂的生产。所谓的人造石油，是以一种叫页岩的岩石，通过大量复杂的干馏等工序，从中提炼出与天然石油成分相近的人造石油来，其成本为天然石油的十几倍。无奈，许多工业建设需要石油，不这样做就会使得诸多产业无法进行。毛泽东等决策者是咬着牙关，勒紧裤腰带从石头中挤这生命油的。到1952年人造石油产量达24万吨，占当时全国原油总产置的55，中国人就是靠了这么一点点人造石油在支撑着新中国建设，特别是朝鲜战场上的大部分急用之油。
太可怜了，又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毛泽东为此忧心忡忡。一个庞大的国家，而且还处在一边建设一边需要满足战争的供给，仅靠四十来万吨石油，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严重的是中国石油资源尚处在被国际科学权威们判定为贫油国的无期徒刑状态。
找，得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底下摸个清楚。1952年8月，毛泽东又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这块牌子刚挂起来，毛泽东就把派去当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的何长工叫到身边。
长工啊，你在地质部听技术人员说了没有，中国到底有没有石油啊？毛泽东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这么问道。
这……何长工急得后背一身冷汗，他瞅瞅一旁坐着的彭真，不知如何回答越来越令他胆怯的老毛。要说有吧，这牛皮吹出来可就不得了啦！要说没有吧，老毛肯定不爱听。
何长工支吾了半天没说出几个字。
唉！油啊油，真是油忧人啊！毛泽东懊丧地朝何长工、彭真挥挥手，示意他们走吧，他需要独自对此想一想。两人走后不多日，毛泽东通知秘书：让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来一下，还有总理。
老人家愁的还是石油。
毛泽东与一位民主人士见面，可比召见老部下何长工要客气得多。
李四光同志今年多大年纪？毛泽东满脸微笑。
李四光：66岁。
毛泽东有些惊异地噢了一声，说：比我大四岁，又是著名科学家，那就是我的先生？！
李四光受宠若惊：不敢，不敢，我在地质界是少数派。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当少数派不要紧，我，恩来同志，从前也是少数派，不止一次被排挤，可是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李四光很激动地点点头。
毛泽东收敛笑容，转到正题：先生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推倒了三座大山，现在要建设新中国。可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眼下我们每天坐车，烧的都是洋油。自己没有油，想爱国，也爱不那么痛快喔！
李四光十分内疚地：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摇摇头：这笔账不能箅在你的头上，中国贫油又不是你李四光说的！
李四光同志，我们知道你对石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主席想听听你的意见。周恩来插话道，你认为我国天然石油的储量究竞怎样？如果真是不大好，我们要早一点考虑走人造油的路。国家各项建设上得很快，时间耽误不起呀！
李四光听了这话，连忙说：不不，我们目前还用不着作这种选择。主席，总理，根据地壳运动的规律，我认为生油是一回事，俯油又是一回事，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地下构造的规律，找出储存石油的构造来。有的地方，地面上虽没有任何油气现象的显示，而地下却很可能是个大的含油地区……
这么说，我们的地底下也有可能有大的含油地方？毛泽东的眉头一挑，问。
是这样。李四光肯定地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地质构造又十分丰富，不应当排斥富油地层的存在！
毛泽东高兴了：先生的观点，符合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强调绝对就不是马列主义了！
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爽朗地笑道：我们地质部长很乐观，也很有气魄！李四光同志，你说中国有石油，我拥护你！
毛泽东听后也站了起来：好，我也投先生一票。
李四光情绪激荡。当时他只感到的是肩头的担子。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像李四光这样的科学知识分子，得到毛泽东
这般十全十美推崇与赞赏的人几乎没有。
离开中南海，李四光回到办公室，脑子里一直在思忖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他感到开展全国性石油地质普査与勘探工作匕迫在眉睫。然而作为--一个新组建的政府职能部门，国家建设所需的矿产资源太多了，有造飞机、大炮的钢铁，有试验核武器的铀矿，有供给人民生活的铜锡矿，还有准备建长江大桥的工程勘察任务，当然，石油是这些矿产资源等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地质部是一个行政部门，矿产普査工作千头万绪单靠一个行政部门难以进行有效工作，必须建立一个专业部门全力投人才是。
李四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何长工等几位副部长，并且迅速形成集体意见。于是，1954年初，一个专门担负计划与指导全国性的各种矿产普査勘探任务的特别机构~~地质部矿产普査委员会宣布成立。李四光和何长工商量，这个实质机构必须有国内地学界最有威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士唱主角。经过再三选择，部党组调来三位大员，他们是西南地质局局长黄汲清、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谢家荣和地质部办公厅负责人刘毅。三人分别被任命为普委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地质部把如此重任交给黄、谢、刘三人，是有一番苦心的。刘是位资深老革命者，九级干部，他到普委另有一个职务是党委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是实际上的行政最高长官。谢是著名的矿床学家，在矿产勘探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权威。另一位黄汲清是从大西南调来，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两方面优势考虑，一方面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另一方面他还是中国数一数二的从事石油地质科学的专家。他和谢家荣实际上是普委的技术总负责，加上刘毅这位行政领导，如此三人班子应该说是最佳搭配。
普委除上面几个大员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李奔。这位少壮派到普委之前已是东北地质局酺局长了。在普委他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是实际上的大管家。李奔在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史上是位重要而又传奇的人物。他是位小八路出身的共产党人。1945年，他所在部队越过陇海供路时，日本人投降了，年轻的他被派到家乡任化县当了县委书记。解放后，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的袁宝华将他召到地埂行业。这位年轻、干练的党员干部深得黄汲清、谢家荣的看重与赏识。中国大庆油田的发现过程，如果没有李奔从中奔波、周旋，或许还要晚几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当年与康世恩在大庆会战中并肩战斗的老石油，从解放初期任局级之后的几十年间从未升迁过，在他辛苦、劳累，并且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数十年后退休时，他依然还是位局长。拿黄汲清的话说，像他李奔这样能干的人，在石油部早就是部级领导了。可叹的是，兴许地质部的人才太多，要不然像李奔这样的功臣在官场上永无出头之日的恐怕也不只他一个人。
除李奔的行政办公室外，普委下设一个地质科，这是主要的业务部门。著名地质学家王曰伦、朱夏、关士聪等也在其中。而更多的是像张瑞祥、邓克刚、苏云山、丁正言、余飞、朱聚善、敖玉、冯福闾、胡定恒、刘政琨、孙人一、陈继贤、宁宗善、周志武、任纪舜、王光等一批刚走出大学门的年轻人如今这些人大多成了我国地质业的栋梁支柱、1954年12月，国务院为了加速石油工业事业，决定将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和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的力量集中起来作战，并分工地质部与中科院担任油气普查和科学研究任务。康世恩任局长的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担任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第二年，该局撤销，并改为独立的石油工业部黄汲清他们的普委任务也由综合矿产普查任务改为全国性的石油、天然气普査勘探。这一消息，对毕生致力于中国油气业建设的黄汲清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軎讯。
或许是近几十年来李四光的名字太响和太光耀的原因，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地质科学界的其他人物知晓得甚少。其实，二十世纪的中国地质科学较之其他科学界更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而中国的地质学界所涌现的一大批跻身于国际地学界之林的世界级大师，又何止李四光一个人！
黄汲清便是可以与李四光并驾齐驱的其中一位、而且是中国地学界难有几位科学大师可以冠之为中国石油之父的其中一位。
二十世纪初的1904年，中国天府之国的四川诞生了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一位叫黄德淦，即后来的黄汲清；一位叫邓先贤，即我们的邓小平主席。黄徳渔比邓先贤早出生140天，少年时的这两个四川娃子没多少区别，他们都被大人送致私塾诵习四书五经。不过，那时的邓先贤据说对算术特感兴趣，而黄徳淦则对梁启超的中国魂如痴如醉。
邓先贤14岁被称作好学生考人县中，黄德淦13岁就进了成都市，成为知名的省立第一中学学生。
中学毕业后，黄德淦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在义和团的发样地，这位四川娃子对政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致。1924年初，北洋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冯熙远取缔学生集会的运动。黄是这次运动的骨干，他因此而被校方开除。
这时的邓先贤已改名为邓小平，并且在中学尚未毕业就被明贤的父亲先是送到東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后来又乘法商的一艘吉利号轮船到达上海，改搭法国邮船特莱蓬号到丁马赛，从此开始了他那伟大的革命生涯。
黄德淦也在此时改名为黄汲清，不过此时的黄汲清对前途充满了担忧。由于吃了北洋大学的亏，黄一度想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想弃学从军以报冯熙远一箭之仇。
就凭你那么点个儿也想扛枪？
黄汲清听了这话，好不灰心，从此打消了从军念头。本世纪中国因此少了—位战将，而多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
津门与京城相距咫尺，黄汲清一横心，一步跨进了京华皇家学府北京大学，专修地质系本科。这年是1924年。
地质两字在那时可不像现在那么不值钱，那么叫人听来陌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许多立志科学报国的知识靑年都瑪择了可以为国找得矿产资源的地质专业。你或许不能相信，中国近代的第一部地质科学专著中国地质略论竞出自大文学家鲁迅先生之手。可想而知地质两宇在二十世纪初的科学启蒙力量。
美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肖艾尔佛雷德！埃克斯曾这样断言：构成二十世纪国际关系之基础者，乃是全球性的矿物资源争夺。这位学者的话虽没有成为人们口头传扬的经典式真理，但却真实反映了二十世纪世界发展的--条重要脉络。
当二十世纪即将来临时，在我们的地球上，到处呈现着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那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人了帝国主义阶段，各个发达国家的经济空前离涨，因而对原有的地盘皆嫌不够，于是都急于扩展市场，多占原料产地，开辟新的投资场所，寻找向外殖民地。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又十分落后的国家，自然成了列强们垂涎三尺的大蛋糕。这个大蛋糕上的奶油，便是我们丰窗的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的开发必须依靠地质科学工作。因此在当时受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许多有识之士无不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大力发展地质科学，再通过地质科学革命，促进全面的矿产资源开采，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生产，达到拯救和振兴中华民族之目的。这一道理在旧中国视为真理，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还是这样，要不毛泽东为什么称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只是在现代化迅猛进程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竞差不多把地质与矿业工作抛在远远的一边，这实在是一种可悲和危害无比的现象。
有一个例子还可以说明当时社会对地质工作的重视。在黄汲清进入北大地质系的第二年，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去世，巨星陨落，万民悲绝。按照国民政府的决定，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将转移到南京埋葬。1923年3月的一天，国父的水晶棺要抬出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当时抬棺的六个人，均是国民政府亲自挑选的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及在辛亥革命中有卓越贡献并被称为对当时社会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的人士。六人中有一位是地质学家，他站在抬棺的左前方第一位，那位地质学家便是李四光。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黄汲清的老师之一。
国父孙中山生前也积极主张发展中国地质学科。早在东瀛的—次同盟会集会上，他就这样对盟友们呐喊道：要救国不学地质、不搞开采矿业是不能成功的。一代地质名家李四光早先学的是造船业，他就是在孙中山的教导与影响下，后来才到英国改学地质的。
当时还有一种情况是：被鲁迅骂作外族强盗的对中国宝贵矿产资源的野蛮掠夺，激起了一批爱国志士们的极大愤慨与不平，激发了他们发愤开拓中国地质科学的宿愿。
在云南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位法国传教士在某山区发现一处锡矿，便雇用当地人开采，不出三年，这位传教士就发了大财。凭着富有，他任意压迫和剥削中国百姓，并且把教堂当作一座供他淫乐的温床，每晚都要雇一帮人到四周抢得一位美貌绝伦的中国民女陪他睡觉，第二天就派人把她扔进百米矿井里活活闷死。其残忍和肆意掠夺我中华民族财富的兽行，终于激起了一场焚毁教堂、杀死传教士的民运。那传教士死后，当地一批百姓便自发组织起来开矿，结果由于不懂地质与开采技术，锡矿没开成，一次因矿洞凿漏造成地下水倒灌，上山参与开矿的三百多位民工全部通难，最小的不足9岁，最大的74岁……廄耗传出，举国哭泣。
如此这般的事，在旧中国屡见不鲜。中国人不僅科学，只能眼看着强盗从自己的家门口抢走财宝，弄不好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这样的悲剧是没法看下去了，而当时我们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刺激还远不止这些。
1895年，日本人抢占台湾后，在某地开采洋油。有一次，一位日本人见一群台湾百姓好奇地围观在出油井房，便对同伴说他要看中届人点天灯。
何谓点天灯？
只见这位日本人用铁勺盛了满满一勺油，让一个台湾老乡张开嘴，猛地把洋油灌进其口中，然后划着一根洋火，那台湾老乡
便活活地被当作天灯点燃烧死，一群日本人则在一旁狂欢取乐！二十世纪初，一队美国人组成一个亚洲考察团要穿越腾格里沙漠。他们在中国的版图上举着星条旗，却不让中国科学家同行参加考察。
你们中国人的屁股后面长着尾巴辫子笔者注只能作这样干活。考察团的一位美国人骑在雇来的一个中国向导背上，像赶马似地这般说道。
中国同行纵然恨得把牙根咬裂，却依旧被无理地排斥在考察团之外。
考察团在千里无人烟的浩瀚大漠途中，断了水。洋人竟为了自己活命，杀了驼队又杀了中国向导，用驼血和人血帮助他们越过大琪
在国际地质大会上，美国人还将此作为壮举向世人大加吹嘘。
—个国家没有科学，也就没有了基本的尊严。
这种民族的耻辱，深深刺伤了一名晚清秀才的心。在黄汲清大师刚刚出生那一年，这位晚清秀才东渡日本，毅然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并拜日本地质学界开山祖师山藤文兴郎门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选学地质专业的留学生。
他叫章鸿钊，中国地质学界称他为中国地学的开山之父。黄汲清叫他先生的时候，章巳是开创中国地质事业的元勋了。
1911年6月，章鸿钊怀着一腔赤子之心回到祖国。此时，正值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后，聿鸿钊即应瀵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筹备事宜。
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大总统孙中山亲自批文在政府实业部下面成立矿务司地质科，并任命章鸿钊为科长。
地质两宇，至此在中国有官府政权的几千年历史以来首次正式出现。
章氏科长作为中国第一位地质长官，他对国人如此大声疾呼道：谋国者宜尽地利以民財。欲尽地利，则舍调査地质蘯未由已！并说：亡羊补牢，或犹未晚，失此不图，而尚谈窗强也，则吾未之知也！
先师的切肤之言，对年轻的黄汲清影响极大，为他后来毕生献身于地质事业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1928年，黄汲清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大地质本科毕业。同班毕业生还有李春昱、朱森和杨曾威，前两位后来都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著名地质学家。只有杨曾威因家境困难而从商去了。其实黄汲清的那届地质系毕业生全部加起来也就他们四人。
二十世纪前，中国的地质科学是零。到黄汲清毕业时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仍然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在打天下，然而这少数的几个人却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迅速崛起，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功不可没。这里所说的几个人，除了章鸿钊外，便是丁文江与翁文灝。
章、丁、翁三人都是留洋冋国的中国第一代地质大师。他们共同创造了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地质人才的高等学府地质研究班即后来闻名于世的中央地质调査所这个所成立于1913年，第一批招收的学员仅为30名。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十分严格，并且对学员实行淘汰制。三年后这批学员毕业时，只有18人拿到了文凭，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地质十八罗汉。他们中有已介绍过的谢家荣，有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叶良辅和发现首钢供料矿山井陉铁矿的朱庭佑、山西大同煤矿发现者王竹泉、北京周口店集人发掘人裴文中等一批科学大师。地质调查所后来没有招过学员，成了国民政府农商部下厲的一个工作实体，第一批学员都被收编为该所地质调査员。由于它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惟一的地质工作部门，故之后全国各大学包括从外恒留学回来的优秀生都被吸收到该所从事地质科学专业，这种状况一直延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
由于章、丁、翁这三位大师自身的学术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加之不断吸收各路精英，地质调査所发展到四十年代时，已是人才济济，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著名科学研究机构，它的总体学术水平与研究人员都是一流的，在国内也有中国地质科学黄埔军校之称。后来新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发现了那么多大矿大油田以及氢弹、原子弹所用的铀质矿物，是与这个调查所的基本人马在解放前全部保留下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主述的关于在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上以及后来所出现的一连串事件，追其渊源，都与这个所的历史不无关系因为李四光不曾厲于过地质调査所，而除他之外的新中国地质事业包括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几乎都出自这个所。
世上所有的恩恩怨怨总是与历史的诸多因素搅和在一起，在大庆油田的问题上也不例外。
黄汲清不历于章、丁、翁、李四光等第一代中国大师，他也不是十八罗汉之一，但他以其自身的天才和勤奋，迅速在地质科学界成为大家。
跨出校门，黄汲清像当时所有优秀青年地质学家一样，被聘到中央地质调查所肖调查员。那时的所长由翁文灝担任，丁文江是技术总负责。翁、丁两人是好友，调查所第一任所长由丁担任，后丁一度驰骋政坛当了上海市督办相当于市长之后又出任北票煤矿总经理，其间让位于翁。今天50岁以下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可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丁文江可谓大名鼎鼎。我看过湖南科技出版社1974年翻译出版的由一位名叫夏绿蒂，弗思的美国学者撰写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令我对丁文江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科学大师肃然起敬。弗思在哈佛大学出版的原著中这样评价丁文江：……他是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做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他认为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丁文江所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的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是前无古人的……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与政治领袖，对黄汲清的事业与人生都有过重大影响。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一种机遇。就在年轻的黄汲清刚刚踏人社会，立志用教室里学到的知识为标救苦难的民族作贡献的时刻，正处于精力与事业巔峰期的丁文江大师，在地质调査所策划了中国现代地质科学史上一次壮举--中国西南边疆地质大调查。他选择了两条线路，一条由重庆人贵州境内，另―条由四川叙州至云南方向。丁文江除自己亲率一支队伍外，还派了两名得力助手组成另一支队伍，他们便是黄汲清和当时在地质学界享有声誉的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
我是从照片上认识赵亚曾的，他身材高大，一副学者风度。相比之下，矮小的黄汲清则显得一副憨相那张照片摄于1929年赵亚曾与黄汲清在翻越秦岭途中的褒城鸡头关。这次远征野外考察，给黄汲清留下了一生都刻骨铭心的印象。
为了获得尽可能多一狴的野外资料，黄汲清和赵亚昝时而并肩间路，时而各辟路线，孤身进人荒蛮的原始森林与少数民族山区。在我们今天看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考察似乎很浪漫。可是在那个年代，野外考察就是一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探险。11月，当黄汲清正在四川叙永的途中，云南昭通方面传来一个他怎么也无法接受的腿耗他的好友、同伴赵亚曾慘遭土匪杀害。赵亚曾死得突然，也死得惨烈。这位出生于北方的青年科学家，不懂得如何对付南方土匪的恶行。这天，在他下榻的一家竹楼小客栈，突然来了一群持枪的土匪。本地人都有经验，只要遇到这种时候，就主动敞门掀柜，任其自然。赵亚曾哪知道，当他一听土匪来了，拼命地使劲将门死死顶住。
土匪嚎叫着让他开门，他越是顶住不开，甚至把身体一起貼在门上。土匪急了，掏枪就是一梭子……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就这样倒在血泊之中。
藤耗传出，举国震惊。黄汲清更是悲痛欲绝，然而这并未能阻止他继续奋勇前进。他擦干泪痕，埋葬了好友的尸体后，又只身豳山越岭进人荒无人烟的贵州原始山川，直至1930年6月与丁文江等人会合。此次野外考察历时一年零三个月，黄汲清孤身行程达一万余里，创造了中国地质史上一次单程考察的最长线路纪录。当丁文江为痛失高徒赵亚曾悲痛之时，黄汲清的勤业精神使这位大师得到了莫大宽慰。明日之中国地质希望，非徳淦典厲！丁文江在翁文灝和当时的新文化旗手胡适面前如此赞扬道。事后证明，丁大师的预言没有错。在大量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1930年至1932年间，黄汲清埋头耕転在科学研究领域，连续发表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中国南部二叠纪珊瑚化石等六部专著。其中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地层总结，奠定了为地质找矿有直接指导意义的中国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他的专著一发表，立即轰动中外地学界。黄汲清从此在科技界也有了黄二曼的美名。
1932年里，黄汲清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选派，赴璀士留学。先人伯尔尼大学，后转人浓霞台大学专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的大地构造学家八—。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靑年科学家此时才得以在欧洲大地熔炼深造。1935年，他的那篇用法文写的对阿尔卑斯地区地质研究的博士论文，在四十多年后国际地科主席只！！如过叫教授访华时仍称其至今依然有重要价值。
或许是当年在北洋大学那份从政之心尚未涙灭，或许是在从事地质科学工作十年后，黄汲清更理智地从科学的高度认识到了一个国家的兴衰与能源工业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1935年秋，他以东方人特有的聪明才智获得理学博士后，毅然把自己的科研目标拨向了石油地质领域。为此，黄汲清不惜冒贫困麽倒流落异乡之睑，带着在璀士省吃俭用留下的几个钱，远涉重洋，抵达美利坚合众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石油工业与石油地质考察。这是中国科学界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由自己掏钱选择当时已在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嵋起的以石油为主导的工业革命浪潮为研究对象的东方科学家。
美国先进的石油地质科学技术，使黄汲清大开眼界，他像海缔似地汲取着这里的石油地质知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美国地质学界老前辈舒各特教授的推荐与介绍，黄汲清得以在海湾石油公司、联邦地质调查所和俄克拉荷马城油田等一大批知名石油公司、油田及石油研
究机构作全面、洋尽的考察、取经与交流。这段经历，使黄汲清领略到了西方石油业的先进水平，同时也深深感到科学无国界在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度里的真实体现。几十年后，每每谈及此事，大师总对舒各特等美国科学家的无私与坦诚深表敬意。
1936年1月，当黄汲清回到祖国，他供职的那个地质调査所，已在日本侵略军的枪炮声中，从北京搬到了南京珠江路942号，并改称中央地质调査所，所长仍由翁文灝兼任。而黄汲清的另一位恩师、中国地学界第一代开元宗师丁文江大师却在査勘湘潭煤矿途中，不幸煤气中毒，猝然长逝，年仅49岁。
丁文江之死，使中国科学界和政界痛失一颗光芒耀眼的5星。当时的地学界领袖人物翁文颡在痛不欲生之余，更担忧自己与丁文江一手创办起来的地质调査所及中国地质业的前程。在这之前，翁虽名义上仍挂地质调査所所长之职，实际已基本不管事，翁此时已升任为蒋介石的行政院秘书长，所以平时地质调查所的事都由总地质师丁文江负责。丁文江死于1月5日，死前他对地质调査所谁来接任问题曾对好友翁文灝和胡适有交待，丁推荐黄汲清，翁对此也十分赞成。因此黄汲清一回国，已是中央政府高官的翁文願便找他谈话。
德淦，丁先生突然去了，我在政府里又腾不出身。地质调査所的担子就交给你了！
年仅32岁的黄汲清一听，忙惊恐地连声推辞：不可不可，所里有谢家荣、王恒升等一批大才大智者，德淦我年轻才浅，实不敢担此重任。先生还是请别人吧！
翁文灝语调深重地说：如今日本人已经侵占我东三省和华北地区，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但要重振我山河，离不开矿业发展，而在这个当口，丁先生走了，你我自当勇挑重任。再说，这不仅是我的意见，也是丁先生生前的遗愿。他流着泪拿出丁文江给胡适与他的信件。
黄汲清听到此处，早已泣不成声。
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将先生的未竟事业进行到底！黄汲清如此发誓。
黄汲清断然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誓言，三十年后的一场革命风暴差点把他打人地狱。道理很简单：造反派认为，这是黄汲清效忠国民党政府的铁证。而地质调査所实际上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情报部门。黄被看中当这个情报部门的头目，不言而喻，肯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如此三岁小孩也会明白的推断，不打倒你黄汲清还打倒谁嘛！你黄汲清还有什么资格沾发现大庆油田的光？这是后话。
轮到黄汲清出任总地质师和所长时1937年，翁文灝辞去所长之职，黄正式任所长，此时中央地质调查所已完成北京周口店猿人和焦作、山西大同等一大批矿山资源与考古的重大发现，成为跻身于国际科学界的知名地学研究机构。肖时根据日寇侵华、我国民族工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外来援助被全面封锁的情况，黄汲清把在本土上寻找矿产资源作为地质调査所的工作重点。
石油无疑是他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
他回国的第--件事就是检査浙江长兴县的油苗发现。长兴油苗是在1934年一个煤山矿井中发现的。当时有位叫陆贯一的工程师对此进行初略研究后，便在报纸上大吹特吹，说是中国发现了大油田。翁文灝闻讯后，高兴得不得了，调来车辆前去考察，结果差点把命都送了一一中途他的轿车撞在树上，造成头部重伤。惊樽好友丁文江忙不迭地在独立评论上写了篇悼念文聿一我所知道的翁泳霓翁的宇号为泳霓。长兴是否真有油，黄汲澝对此极为关心。翁文願与他谈话过后没几日，他便约了盛莘夫、崔克信两位地质学家专程前往。经过几天调查研究，黄汲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虚假的喜讯。因为像长兴这样的煤炭地层，不可能有大的或较多的石油储藏。
长兴石油虽然扫了国人的兴，但黄汲清对西方人断定的中国贫油之说则更加置疑。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地质构造，特别是盆地构造，与美国的几个油田十分接近。难道真是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吗？黄汲清不信。
1937年，在33岁的黄汲清正式成为中国地质工作领导人的这一年，中国石油史上发生了一桩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油田一玉门油田的发现。这是个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共和国诞生初期为中华民族立过大功的油田，今天在油田驻地还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上刻着人们熟悉的名字，他就是油田的发现者、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然而，我们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除了孙健初先生外，实际上玉门油田的发现，还有一位起关键作用的功臣，他就是黄汲清大师。他当时是玉门油田发现与开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展开，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日本天皇的关东军占领我东北地区，造成中国能源供应的极度紧缺。为了缓解这一大难题，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先生以顾少川的名义，串联财界巨头周作民，组织起一个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以求得一线希望。顾维钧的公司虽然不乏财力，但缺少技术，于是就求助于中央地质调査所。所长黄汲清接到指令后，深感在中国大后方大规模开发石油资源非同小可，即与政府实业部国煤救济委员会委员、勘探队长史悠明商议。
先生是专家，你认为我们的国土上真的找不着像样的油田吗？史悠明问。
黄汲清摇摇头，随手铺开一张地图，说：依据大地构造学理论，我认为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带都有可能储油。但目前东北、华北两地已被日寇占领，无法开展工作。西南地区虽发现油气苗头，但地理偏僻，交通运输不便。因此开展以陕、甘、青三省为重点的西北部的石油、天然气普査勘探为当务之急。
那就干吧！史悠明迫不及待地说，过去你和我想干也干不成，现在财神爷把钱拨了，时不再来呀！
黄、史商定，组织一个以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为一方、地质调查所为另一方的混合普査勘探队，立即着手西北油气普査勘探工作。
这是中国石油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策划、并具规模的石油普査勘探，身为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黄汲清倾注了巨大精力和热忱。派谁去担当技术负责人呢？对，应当让孙健初去！黄汲清扳着手指将所里的几位大员轮番排了下队，决定由对甘肃河西走庳及祁连山一带做过地质工作的孙胖子孙健初担此重任。为了慎重起见，黄汲清要求孙健初等先组成一个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免得把中国石油之希望这锤子扎在大戈壁上拔不出来让世人笑话。他的这一战术得到了翁文灝等人的赞同。
就这样，孙健初带着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一行数人从兰州南行，顺洮河西进，过黄河而至青海。归途中经玉门老君庙，在这里发现了千油泉餺头。由于当时包括孙健初在内的试探队员对石油地质科学均缺乏一定实战经验，以为此类干油泉无多少价值，便苹草作了希望不大的结论后匆匆东返。
当孙健初带着远征队伍，垂头丧气地回来将以上情况向所里汇报时，富有石油专业地质理论与经验的黄汲清听后，高兴地抡起拳头，打在了孙健初的肩上：孙胖子，老君庙油田有望啊！
怎么个有望？孙健初很不明白。
你不是说那儿是背斜构造吗？
那又怎么着？
嘿，那可是不一样哟！黄汲清来情绪了。胖子你不知道，美国的大峡谷油田也是在背斜构造地带。论构造，论油苗相差无异，我们的老君庙肯定也能打出工业油！
中，只要有希望，我们再远征一次也不亏！这位河南汉子孙健初，此刻也兴奋了起来。
次年！！月，孙健初再次带上队伍来到老君庙。此次他们吸取上次的教训，放下铺盖，搭起帐篷，在此安营扎寨。经过六个月在冰天雪地里的艰苦踏勘普査，全面彻底地摸清了这一带的生油层地质情况。剩下的就是打钻见油了！当孙健初写完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时，猛然发现自己仍是在纸上谈兵，说找油找油，可连台钻机都没有呀！
这事也难住了黄汲清。地质调査所的家底他最清楚，论人才、论技术可称世界一流，可论装备却是一个叫花子，穷得连最起码的―台千米钻机都没有呀！他把玉门的踏勘结果和缺钻机的情况一并报告了老上司、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瀬，以求得帮助。
老蒋的家底你不是不知道，时下又临全面抗战，哪来钻机可调？
翁的话使黄汲清大失所望。对了，有一个地方有钻机！黄汲清突然拍着脑袋，说道：听说延安那边也在打油并，他们那里有钻机，不妨借来用一下！
翁文灝点点头，说：是听说过。不过共产党肯不肯借又是一回事！
黄汲清来了急脾气：试试总不妨嘛！再说，眼下不是国共合作吗？玉门要是打出了油，对整个抗日是大贡献呀！
那我去试一试。翁文顴说。
这件事后来真办成了。翁文灝通过关系，找到了正在南京梅园村住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将此事电吿了延安方面。经毛泽东同意，由林伯渠亲自出面从油矿调来两台钻机和几名钻并工人，连人带钻机一起长途跋涉到了老君庙。当时具体负责延安油矿钻井的队长就是后来成为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思。那时他还是个共产党的连级干部，可也是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位石油干部。中国石油业从无到有，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史的组成部分。
黄汲清作为一名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他本对党派之间的事无多大兴趣，但玉门调钻机的这件事，使他对共产党有了第一次的深刻认识。当时他对部下同僚这么说：共产党人胸怀坦荡，以全局为重，很讲义气，我佩服！
四十五年后的1982年，当黄汲清在自己成为这个党的一名成员时，他又谈起了这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
有了钻机，玉门油田的钻井工作马上开始。第一口井在钻到130米深时便见油层，日产石油20余桶。孙健初将这一喜讯报到南京。黄汲清高兴得立即复电：继续布井，直至黑龙升天！
于是，第二口、第三口……直至第七口井，井井见油。更可喜的是在1941年4月21日打第8号井时，黑龙在巨大的地压下，果真猛烈地蹿出地面，挟着惊天动地的呼啸，像长虹一般向天际升腾而起
中国的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就是这样诞生的。它在抗战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它仍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着。
玉门找油的成功，给黄汲清以极大的鼓舞。此时，他不仅是政府的地质工作实业部门领导人，而且也是当时中国地学界的最高领导者0938年，他当选为第15届中国地质学会会长，时年34岁如果论年龄，论才干，论实绩，论在学术界的地位，黄汲清此时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前辈翁文瀬和李四光翁此时已从政，无暇顾及专业；而李四光则因不得志带著他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远在偏僻的桂林小城，闭门研究他的第四系冰川特别是在几年后黄汲清发表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专著和首次提出的多旋回构造运动理论，使他跻身于国际科学大师之列。他的这部专著至今仍被世界地学界视为经典。否则，在1946年中央研究院国民政府第一届院士选举中，他不可能成为最年轻的院士。
在科学的长河里，任何一种正确的预见和伟大发现，常常需要经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才能得以证实。关于中国是否有石油的问题，早在我们尚无自己的地质学家时西方的诸多权成就不止一次咬定中国贫油。1915年至1917年，李有盛名的美孚石油公司为了探个究竟，出资300万美元，在当时认为中国惟一可能有油田的陕北一连打了七口井，结果才沾了一点油腥儿。美孚石油公司总栽得知后，大发雷玆，发誓绝不再踏进太平洋东岸一步。300万美元在当时可不算是个小数，洋老板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换固一肚子气，他自然不愿做这等赔本买卖。
玉门虽然打出了油，但中国到底是否真有大油田，是否真需要将极为有限的资金投人到大海捞针般的石油地质普査中去，当时地学界和社会上对此分歧严重，有人甚至称在中国找油是玩儿戏，说什么大敌当前，玩此等儿戏，误国殃民。作为大地构造学理论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黄汲清则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坚不可破的科学理论为依据，指出：世界上重要油田的地理分布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是东半球的古地中海区域，大体是东西方向延展；二是西半球的太平洋山地区域，大体是南北方向延展。两者油田的生成都在白垩纪和第三纪时期，而以第三纪为主……则吾国石油前途，虽不及美、苏，但亦可达到自给自足之境地！这一番话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平。然而读者应当特别注意，黄汲清说此番话的时间是半个世纪以前的1942年见国民政府国防研究院煤与石油其意义就非同小可了！它的意义在于不仅否定了西方权威们的悲观论调，而且从战略匕为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崛起指出了影响社会国民发展的石油工业革命方向。我将它引于本文，其目的是想说明，把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安在黄汲清头上是当之无愧的，以及它与后来发生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内在联系。
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谁在起主导和权威的作用，绝不是长官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需要坚不可摧的理论依据和十次、百次的成功或失败的实践。在可以把扼杀了几十年不能说的真话说出来的科学春天里，在政治的以及包括科学在内的神坛可以被推倒的实事求是的开放年代，黄汲清勇敢而坦荡地站出来说大庆油田是他和谢家荣等一批科学家用大地构造理论发现的话时，我之所以坚信，其原因也在于此。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中国，正值日本法西斯残酷奴役中国人民的最艰苦岁月。黄汲清出于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对石油地质科学的至诚至爱，克脹重重困难，致力于研究与实践。1937年10月，抗日的战火已燃烧到华东地区，黄汲清不得不丢下手中的罗盘与锤子，组织地质调査所员工，将图书、仪器、设备全部迁往长沙。刚落脚不久，日寇逼近武汉，地质调査所又一次大搬迁，先是在陪都重庆，最后落脚北碚小镇。当前方战火纷飞时，后方的黄汲清则在他的那块熟悉的故土上大举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地质调査和矿产普查工作。其中突出的重大发现有闻名于世的陆丰自贡恐龙动物群发现，威西大盐矿和渡口宝鼎山大铁矿即现在的攀钢的发现。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令黄汲清一直引以为自豪的重大发现，那就是威远气田。
黄汲清在威远这一中国第--一个大型天然气田发现上有着无可争辩的功劳。为了实现天然气在中国的首次重大突破，早在1938年，他就曾带队在威远勘探，获得了气田的详尽地质资料。六十年代，石油工业部四川石油勘探局从黄汲清处借得这份宝贵地质资料，并大举进
行了钻探和开发工作，后建成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天然气工业基地。目前以该气田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天然气田已发展到七十多个，年产爾达六十多亿立方米。国家配合这些天然气田，铺设了五千多公里的输气管道和输气管线。如今不仅四川省的大部分城镇和工业企业得益于天然气，邻近的云南、贵州省也因此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的改善。1995年3月31日，我参加了黄汲清的遗体告别，我看到在林海一般的花圈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川、滇、责地区的官员和百姓送来的。我特意记下了一个落款为成都市民的挽联，那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大师当年一指定气田，百姓今日万家用明电。
威远气田发现之后，黄汲清对中鹵的石油地质科学研究与实践已趋成熟。1940年至1943年，他的目光转向了西域新疆。并且在这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黄汲清始终如一地把自己相当一部分热情倾注到了天山南北那块美丽而又神秘的地方。
1942年临近冬季，黄汲清带着五名大员开始了新疆油田地质调査这一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远征考察。他自任队长。队员是：杨钟键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程裕淇著名矿床学家八周宗浚地形学家、卞美年地质学家和翁文波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这是一个强大的阵营，他们中除个别早逝外，其余后来都成了中科院院士和国际知名科学大师。在此次为期197天的野外考察中，黄汲清一行不仅完成了对天山独子山油田的地质调查与油田规模圈定的重大贡献，而且通过大童详尽细致的实地考察，黄汲清独具薏眼，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了陆相生油论和多期生油论两大科学理论观点。他在1943年英文版新疆石油地质调査报告专著中，针对国际地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海相地层才有大油田生存的理论，明确指出：陆相沉积地层同样具备生存大油田的可能。中国新疆的独子山、塔里木盆地等地方，以及其他中国的陆相沉积地层下，完全有可能找到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油田、苏联的巴库油田相嫡美的大油田。
这是何等的气魄！这是何等的远见！它仿佛在国际地学界权威们的头上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响雷，而且给中华民族的石油工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带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在之后的几十年间，黄汲清的这一理论，无一例外地被得到证实。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港油田、胜利油田，任丘油田……以至八十年代发现的塔里木油田等一大批知名油田，也不无例外地都在陆相地层上。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大庆油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是实现大庆油田发现的重大突破的最基本和惟一可信的理论依据。我们今天这样庄严地认为，绝不是受了某种情感的支配而胡说八道。这好比当年大庆的第一口喷油井打了三千六百多米才见滚滚奔涌的黑色金子一样，一个伟大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理论，如果不是建立在漫长深厚与艰苦的研究基础上，它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而且永远不可能产生！
我之所以让读者跟着我一起跨越了几十年的历史时空，目的依旧是为了关于发现大庆油田的那场争执。
1954年12月的一天，鹅毛大雪在北京城上空纷纷扬扬地。
百万庄，中国地质科学院宿舍楼。共和国策一个石油作战指挥部普委的办公地址就设在这里。
老黄、老谢你们来一下。党委书记刘毅招呼隔壁的黄汲清、谢家荣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
根据中央的指示，部党组决定在明年元月20日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刘毅不等黄、谢坐稳，便开始传达上面的指示，何长工同志要求我们普委就明年全国的石油普査方向与任务拟出个计划。这任务很重，它不仅是我们普委向上级和全国人民交的第一份卷，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今后石油工业的方向性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恐怕得少睡几个安稳觉了！我想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貲汲清生性心直口快，他瞥了一眼谢家荣，便说：如此一个大的战略计划，我们少睡几觉倒没什么关系，问題是国家目前财力还有限，而另一方面各项建设对石油的需求又十分紧迫，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布置任务时尽可能地做到方向上和技术上的准确性。你说呢？老谢？
年长六岁的谢家荣，其性格与好友黄汲清差异很大，平时他很少说话，或者像有人说的不善言语。但生活与工作中他绝对是个好老头一一黄汲清的小儿子、现为美国某公司高级工程技术员的黄渝生这样对我说。德淦说得对，我们需要对每一个具体项目作详尽的讨论和研究。谢家荣说。
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技术问题又很复杂，我们需要有一致的意见。刘毅顿了顿，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后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如出现大的意见分歧时，由老黄作最后决定，你们看怎样？他把目光投向谢家荣。
我没意见，德淦对石油比我熟悉。我们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不会闹翻的。谢家荣笑笑。
这个情节是从黄汲清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摘下的。据黄自己讲：这是三人君子协定，没有向群众公布。我以为可信，原因是：正如前面所言，当时普委这三巨头，刘毅是行政干部出身，技术上无疑靠黄汲清、谢家荣做主。而谢家荣虽然以前也从事过石油地质工作，佴他毕竟是位矿床学家，专长主要在探矿上。黄汲清则不一样，他一方面是位研究大地构造的基础地质学家，同时又亲自组织与领导了几个油气田的普査勘探工作，是名副其实的石油地质行家。
黄、谢接受指令后，便开始了紧张而又繁忙的决策工作。
苍茫大地，何处是油田？
要回答这个问埋实在是太难了，谁也不敢口出狂言。
―年前，地质部长李四光在被毛泽东召见时，也曾对中国的石油资源远景作过描绘，但这毕竟是泛泛而论。黄汲清他们现在要做的是十分具体而带有决定性的战略部署，即必须指出：囑个地方已经显示了生存油田的条件，可以把勘探队伍拉上去；哪个地方可能是个大油田，应当列入普査勘探项目；而哪个地方虽然目前还无任何迹象表明有油田的生存可能，但一旦突破就是个伟大发现因此也该下得决心投入力量。
现在，黄汲清和谢家荣要做的就是这些。
四川盆地和郓尔多斯陕甘宁盆地两块布置普査任务应当不成问题吧？黄汲清征求谢家荣。
没问题。谢家荣点头赞同。
新疆的一块和育海的柴达木盆地，也应当列人吧？
应当。过去我们这些地方已经做过一些工作，现在再加把劲是极有可能找出大油田的！谢家荣补充说。
黄汲清铺开墙面一样的大地图，用红笔在上面圈上儿个红圈：加上你我一致肯定的华北这一块，还有一块是我最想做的！他将红笔往桌上一扔，一边在屋里踱步一边说道，情绪十分激动。
哪一块？
这里！黄汲清转身俯在地图上，将手指向雄鸡的头部。
你是说松辽平原？
对。黄汲清的胳膊有力地在地图上勾出一个弧形，然后充满激情地：从地形图上看，我们的东部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和河南西部包括伏牛山在内的地区，形成一片北北东南南西走向的高原山区。在它们的东西则出现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而这两个平原义几乎可以通过渤海湾和下辽河平原连接起来，组成一片连续不断的平原和浅海沉积带。早先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给这一大型地貌特征起了个名字，叫兴安构造线。你还记得否，我们的葛利普教授美国著名地质学家，北大早期教授笔者注对此也十分注意，他认为上述沉积带是地壳上正在开始形成的地墙沉积带……
李四光将它说成是新华夏地槽。谢家荣插话道。
是的，过去我也同意他们的观点，可自从我提出大型陆相沉积盆地可以生油而且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气田观点后，对大型盆地我可是异常感兴趣了，特别是中、新生代的陆相盆地。
你是说松辽平原有可能也是陆相含油盆地？
没错。黄汲清问谢家荣，你还记得四十年代末我一直在研究中国东部地质资料吗？有一次还上你府上要了一大捆呢！
谢家荣笑了：有那么回事。你嫂子还非让你留下一麻袋钞票。黄汲清哈哈大笑起来：那时候老蒋的一麻袋钞票能买几斤小米呀？！嫂子亏大了！
言归正传。黄汲清继续阐述，有一天，在看地质资料时，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把中国东部的大型沉降带作为石油、天然气生存的研究对象呀！这一点你与我一样清楚，松辽盆地的南缘零星分布着白垩系砂页岩地层。这里的陆相地层是很有可能存在于盆地中间，虽然我们至今仍无明显的发瑰，但我想它只是被第四系掩盖罢了。还有一点可以证明，华北平原两侧曾出现了下第三系磨拉斯型构造，即河北的长辛店系和山东的官庄系：它们廷伸到平原中部就相变为砂泥质湖积层。从这些事实推断，我们有理由相信，松辽盆地与华北盆地一样，都可能是陆相含油盆地！
说完了？
说完了。
—番滔滔不绝之后，黄汲清为自己倒了一杯茶水，然后静坐在一边等待谢家荣发表见解。
谢、黄两人虽然年岁不一，但却是同出章、丁、翁、葛利普四位大师门下，并且都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地质的顶梁柱。两人都先后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又同服务于中央地质调査所数十年。新中国石油地质业又使两位大师并肩走在一条战壕。谢家荣性格偏于内向，显得老练稳重。黄汲清则心直口快，给人印象是位充满激情与活力的人。无论是生活或工作中，黄汲清视谢家荣为自己的兄长。此刻，当他将心中孕育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宏大设想吐露出来后，是多么想听听这位兄长的意见。在黄汲清看来，谢家荣的态度太重要了，因为他了解谢家荣对科学从来不会说半句违心的话，另--方面谢是普委中惟一一位与他黄汲清一样可以影响左右的技术决策人物。
你……不赞成？黄汲清看着谢家荣半天不说话，心里很是着急。
我？问我？嘿，我举双手赞成！谢家荣难得有笑，这回笑了，松辽这一块我们不仅要列入计划，而且一定得派队伍去做！这个观点，我在去年就提出过，与你不谋而合。
太好！黄汲清想听的就是这句话。他迅速拿起红笔，在雄鸡状地图的鸡头处画了一个十分醒目的红圈。
1955年1月20口，地质部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査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200人，列席代表116人，除地质部直属单位的负责人外，国家石油管理总局、中科院和国务院、国家计委也派了代表参加。准备参加石油普查队工作的主要干部及技术人员也应邀出席。此次会议，可谓是新中国石油事业的第一次战前总动员、总部署，因此引起了各方面关注。李四光部长致开幕词。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副部长许杰作的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査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中的计划与任务部分实标上是根据黄汲清、谢家荣一手制定出的。可是，当报告人念完最后一个字时，黄汲清疑惑不已：怎么没有松辽盆地呀！再看看会议代表，西北、西南、华北、新嫌几个大局的负责人都来了，惟独东北地质局没来人！真是奇事！
黄汲清急了，他赶紧找到会议的具体负责人李奔追问此事。
因为没有他们的项目，所以没通知他们来人。到底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被会务拖得团团转的李奔这么说。
作为普委的技术总负责，黄汲清对此不仅感到愤怒，而且十分不理解。按常理，他谢家荣制定的这份计划后由刘毅执笔改成了副部长的那份报告，作为会议主报告的基本内容，如果厲于项目与技术上的问题，即使送上去后有重大变动的话，也应当征求他和谢家荣的意见嘛。可现在倒好，他俩都被蒙在鼓里。要知道，黄汲清在自己列出的所有项目中，松辽盆地是他最倾注激情的一个梦。相比之下，其他盆地能否发现油田已是稳操胜券的事，而松辽却不一样，它和华北盆地一样，是中国人能否实现陆相地区找出大油田的突破性工作，其意义非同一般。
还没等黄汲清将撤掉松辽盆地普査项目一事追根刨底，部务会通知他去汇报。
这是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于是，黄汲清以普委技术总负责的身份，在部务会上再次明确和强调了要把松辽盆地开展石油普査列人计划的意见和建议。
于是又出现一个令黄汲清感到奇怪的结果：部务会上，包括部长李四光，还有那个作撤掉松辽盆地普查计划报告的许杰副部长，均对他的建议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松辽盆地石油普査项目就这样重新列入年度任务之列。
黄汲清可箅松了一口气。全国石油普査工作会议结束时，东北局的代表、地矿处处长胡科也赶到了北京。你局准备派哪一位技术负责人带队呀？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査很重要啦！一见面黄汲清就迫不及待地问胡科处长。
对方说，还没有来得及跟局里汇报，回去商定后再吿知。
一定要抓紧。让局里挑一名强一点的技术干部。
是。
黄汲清叮嘱完最后一句话后，心头暂且安顿一些。
松辽普査，一波三折。大师力挽狂著，离著石油
歌。儿子突然実诉道：求求你！着爸，我听不得这个字
1955年，对黄汲清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
1955年，对中国石油工业来说，同样是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正式成立石油工业部。将军李聚奎出任部长，康世恩任部长助理。
这一年，新中国的第一个油田克拉玛依油田被发现。
这一年，作为发现大庆油田最重要的前期工作松辽盆地石油地质普査全面开始。
虽然不能与当年毛泽东在东北、华北等地摆开同蒋介石反动军队进行大决战的架势相比，但作为关系到新中国大工业革命能否顺利向前推进的全国性石油普査勘探工作，其规棋、其意义，在身为这一艰巨任务的总工程师黄汲清看来，或许差不了多少。
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査工作会议结束，新疆、柴达木、热尔多斯、四川和华北、松辽地区的普査任务，已被批准确定和实施。这之后，黄汲清他们的普委开始进人具体操作阶段，队伍的布置，技术力量的分配，一份又一份项目设计任务书，都需要细致的过问和敲定。黄汲清忙得连几百米近的家有时都一连几天无暇回去。那时，他身边除了刘毅和年近花甲的谢家荣外，便是清一色年轻人。他们可
以几天几夜连轴转，谁都不会发一句牢骚。每逢此时，惟一得到奖赏的是敲一次黄总的竹杠。那时黄汲清拿的是一级教授的工资，三飪多块，可以抵十个大学生的钱，年轻人觉得不敲他亏得很。黄汲清乐了，说请客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必须上四川馆子，上水煮牛肉！开始，几位东北籍的年轻人还真被黄汲清的这~招给治那四川菜，尤其是水煮牛肉里辣子又多又辣，好几个人败下阵。哈哈哈……看你们还敲不敲我的竹杠了，黄汲清瞧着弟子们的狼狈相，开怀大笑。若干年后，他的弟子全都练就一口辣劲：一两碗水煮牛肉根本不在话下。弟子齐呼：这样下去，先生可要吃不消了！黄汲清摆摆手，笑道：没得事没得事，你们能沾上辣癯，我髙兴。搞地质的人，终年跋山涉水，风餐餺宿，辣椒是既可食又防寒的好东西，你们能常吃它，证明就可以多上野外，多为国家找矿找油嘛！弟子们听后大悟：好你个先生，原来请客是为了操练我们哪！
那是一段充满欢快和热悄的时光。
黄汲清去世时，距他91周岁生日差8天。人生七十古来稀，像大师这样髙龄的人，尽管在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的现代社会，也是不多见的。不少对寿星健康原因的调査证明，心胸开朗和舒畅与人的寿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黄汲清活着的时候，自言一生中有三段时间活得最愜意。第一段是他走出大学校门后在丁文江、翁文灝手下当地质调査所调査员，到1935年他留洋回国前的七八年。这一阶段，是他学业成就后在事业上学术上迅速嵋起的青春闪光期。第二段是打重庆解放到他亲自组织领导大庆油田等一批国家重要油田和矿产地发现与开采的六七年，这是黄汲清一生中最有成就的黄金时期。第三段起自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开创的科学的春天，一直到黄汲清去世前的十四五年间。三个阶段加起来大约三十年时间，如此好时光，对—般人来说或许不箅少了，但对大师这样高寿的人来说，似乎并不算多。他的一生中，压抑与痛苦的时光远多于他舒杨与快活的曰子。
美好的时光总是难忘的，黄汲清感慨最多的正是组织与领导大庆油田前后的那段时光。论时间，正好是他一生的中间部分。那是他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获得新生的重要转折时期。
在二十世纪的中叶，中国发生了一场震惊人类的大事。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展开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决战。广大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一次选择。此时此刻的黄汲清正在西方国家进行石油科学考察与学术交流的途中。他是1948年夏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而后，々了发展中国石油工业，他赴瑞典、丹麦、瑞士，最后到达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地质旅行。在美国近半年时间内，他几乎走遍得克萨斯、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几个重要含油冈，并与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等十几所著名大学和美国联邦各州的地质调査机构进行了学术交流。由于在本土的几年实践，加之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理论，此时的黄汲清巳经由著名地质大师变成为石油通了。他渴望自己也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找到苏联巴库和美国加利福尼亚那样的大油田！
1949年6月，黄汲清满怀壮志地由旧金山飞达香港，准备回国。可是，就在他下榻香港的一家饭店时，一位在台湾工作的旧友匆匆找上门来，并当面向他转交了一封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的电函。傅斯年是黄汲清非常熟悉而且可以说曾是一度崇拜的人物之一，傅与丁文江、胡适都是好友，黄汲清做了丁文江的得意门生，傅自然对黄也格外看重。此次，傅斯年是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出面邀请黄汲清到台湾大学主持地质系工作的。傅的电文中语气之恳切动情，真让黄汲清激动了一番。可黄汲清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要到那弹丸之地台湾呢！包括傅先生他自己在内？往内地一打电话，黄汲清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正在大撤退，把大陆各界名流拉拢到台湾是蒋介石大撤退计划中的--个重要内容。我不去！搞地质的，就得爬大山，跑大川，台湾那么一块小地方有啥地质可搞呀！黄汲清把傅的电函一扔，毫不含糊地对旧友这样说。那时的香港乱得一团糟，而蒋介石的特务到处都是。黄汲清怕出意外，决定立即抽身回国。
回哪儿去呢？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这是他出国前的从职单位，理当回那儿，可听说南京已被共产党解放，地质调査所也被收管。作为曾在旧政府中任过职的知名人士，当时黄汲清心里顾虑很大，毕竞他对共产党不了解。尤其令他担忧的他那位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恩师翁文灝，听说还被共产党列人重要战犯之一而逃之夭夭了。外界的传闻当时也很多，尤其是蒋介石派特务在离层知识分子中放的谣言就更多。有人说共产党来了，凡在国民党]府中当过官、委过号的，不是杀头就得坐牢。黄汲清心想，自己官也当过地质调査所所长、号也有中央研究院院士入这可怎么办？最后，他心一横：管他那个，老子搞地质搞科学是一生变不了的事，任杀任砍听天由命吧。当时他最挂念的还是妻子和三个孩子。有人吿诉他，在南京混乱时，他的家人搬到了重庆北碚住。黄汲清再也没有犹豫了，在大陆的人们潮水般向南奔命时，他一手挎一个皮包，顶着硝烟与尘埃，回到了山城。北碚是个距重庆卜几里外的小镇，抗战时黄汲清曾作为所长带着中央地质调査所全班人马在此安营扎寨过几年。此时的小镇已是一片凄凉萧条。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坐镇山城还想在此作最后的挣扎。黄汲清记得，那天他正担心在人慌马乱一片狼藉之中家人会不会走失时，--个八九岁的小男孩站在他面前傻笑着。儿子？儿子！黄汲清喜出望外，他放下皮包，张开双臂上前抱住大儿子浩生。
全家团聚在战乱的硝烟之中。那时的黄汲清什么都不想，只要一家五口人平安无事就阿弥陀佛。可偏偏有人要找他麻烦。一天，有两位持枪的宪兵上门了。黄先生，我们奉命请你与我们一起走。宪兵显然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位大科学家，说话还算客气。上哪儿？黄汲清问。南边，或者台湾。我不去。回去告诉你们的上司，我还是那句话：搞地质的，就得有自己的地盘，台湾那么一块小地方，没法干。宪兵冷冷地看了黄汲清片刻，没有说话就走了。
没过几天，又来了几个当兵的，而且还开了一辆吉普车，惟一不同的是军装变了样。
这回你得跟我们走~趟。一位当官模样的人说。
黄汲清看了一眼妻子和孩子，只好跟着上了车。
吉普车一溜烟走了，家人的心却吊到了嗓门口。夜色朦胧时，吉普车又回来了。黄汲清跳下车，拉着妻了和孩子就往屋里走，情不自禁地连声说道：我放心了！我放心了！
怎么回事？妻子问。
我见到了共产党！黄汲清滔滔不绝道，他们都是好人，完全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有几个当官的叫一一对，一个叫刘岱峰，还有段君毅、万里、李文彩什么的，他们对我特别客气，对我以前当过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都知道。说让我把散处在西南几省的地质人员找来一起为新中国腋务，后天还要让我见一位重要人物……噢，我穿什么衣服去见合适呀？好侓共产党干部都没有穿西服的，对，你想法给我买一套中山装。
妻子乐了：行，看你高兴的。
怎么不高兴？谁让我搞科学、搞地质，我就高兴！黄汲清一本正经地说。他的那双充满智慧的眼里，流露出固有的天真。
后来会见他的那位重要人物便是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两位同龄的四川老乡，一见如故。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用枪杆子赶跑了蒋介石国民党，可是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再靠枪杆子是不行喽，得靠工人、农民和黄先生这样的科学家了！邓小平带着浓重的四川乡音，亲切地说道。中央令我和刘伯承同志一方面率领部队解放蒋匪残留的地方，另一方面是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尽快恢复和建设好大西南。搞建设特别是工业生产建设就离不开地质工作。咱们四川老家和云贵康旧省份西康笔者注，可是块宝地，有很多矿产资源吧？所以我今天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请黄先生出山配合政府领导和组织好西南地区的地质工作。你看这工作应该怎么做？
聆听了邓小平的一番话，黄汲清很受鼓舞，说：应该先把机构搭起来。川、滇、黔、康原来都有地质调查所，是否可以考虑在这基础上组成西南地质调査所。
可以。邓小平当即拍板，并说：黄先生可马上着手与这些省份的地质人员联系。需要政府出面的随时找我无妨。
19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次全体会议，黄汲清被选为委员。事隔不到两个月，西南地质调査所又宣布成立。黄汲清任所长，另两位地质学家乐森埒、常隆庆任副所长。成立那日，邓小平亲自设宴招待黄汲清等三人。席后，邓小平单独留下黄汲清。那时重庆市刚刚成立，这个昔日的战时首都，是大西南最重要的工业城市，邓小平对该市的工业发展十分关注。当他听黄汲清介绍说重庆附近不少煤、铁矿和天然气资源因缺乏钻探设备而一时彩响开发时，便立即命令调来六台金刚石钻机。
国家大规模建设需要人才，黄先生是知名人士，在国外也一定有不少地质界专家朋友，是否有人愿意回国呀？邓小平问道。
黄汲清想了一想，说：有。他告诉邓小平，有个名叫赵景徳的青年专家，是地质学博士，学识丰宫，愿回国参加建设。
那就你去请他回来，一切旅费我们负责。你写个报告，我批！邓小平非常干脆。
遵照邓小平的意见，黄汲清即刻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写了一份报告。不几日，邓小平当即批准3000美元拨款作为黄汲清寄给赵景徳回国的旅费。遗憾的是，赵收到旅费正准备回国时，美国当局下令禁止中国专家学者离境，因此赵不得成行。然而，通过这件事，邓小平等共产党领导人那种平易近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给黄汲清留下深刻印象。无疑，这一切都给了黄汲清以极大的精神力量。在这之后的三四年里，黄汲清以前所未有的工作干劲，带领西南地质调査所的科技人员，踉遍了西南云、贵、川及西康一些地区的山山水水，出色完成了中梁山煤田、泰江铁矿、彭县铜矿、遵义锰矿、水城观音山铁矿、东川铜矿和江油海棠铺、简阳石经寺气油
田等重要矿产地的发现与勘探工作，为西南各省的大工业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如中梁山煤田，几十年来一直是重庆市的主要能源供给地。
1954年，黄汲清奉命北调，赴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工作，从而开始了他为新中国石油事业建树卓越功勋的光辉篇章。
黄汲清不曾想到，凭他的性格与为人也不会想到，松辽普杳这样—个已经大会补充研究、部委会集体同意的重要项目，竟然被人不当那么回事地搁在一边晾起来。
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是1955年2月11日闭幕的，形成文件式的会议报告是3月份才印制出来。可至今令人感到是个谜的是：在这份正式报告中所幵列的普査项目中依然没有松辽平原。黄汲清当时不知道这些，他是在这年4月底5月初与谢家荣、刘毅等普委成员准备对所下达布置任务的地方去检查时，才发觉东北地质局的胡科处长一直不见回音，不由着急起来。电话一问，东北局根本没有行动。黄汲清火了，他找到普委地质科技术员苏云山，说立即以普委的名义，草拟一份松辽平原石油普査设计任务书，然后直接给东北局送去。后来苏云山在黄的授意下，很快将任务书拟出，再经黄汲清修改后正式打印出来。黄在此份任务上特别指出：普査队应沿松花江进行路线调査，以便发现基岩露头……5月13日，普委办公室负责人李奔将任务书呈刘毅阅示。5月22日，黄汲清等普委人马离开北京，到西北检查工作。6月11日，在家处理曰常事务的李奔正式向东北局签发了这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任务书。
几十年后，我们回头再看这一历史事件时，有些细节确实令人费解。当时黄汲清向东北局发火、生气，其实是冤枉了东北局，原因是东北局在接到部里发的那份关于第一次石油普査工作会议的报告文件里根本没有提到他们的石油普査任务。上级没有下达松辽找油的任务，东北局怎么可以随便拉上队伍出去呢！五十年代时期，地质队实行的是半军事化，不接到上面命令，揸自行动是要受纪律处分的。再说，计划经济时，上面不给项目，下面也没有钱去干呀！
黄汲清是在大庆油田已经发现了二十多年后才在档案室査到当年的那份报告。这份报告是谁起草的？为什么又把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査项目给抹掉了？其目的是什么？报告在正式形成之前是否向部长们报告了？或者是向更髙一层的领导人报告了？据档案室的当事人说，黄汲清在翻阅这份沉睡了几十年的报告时，连说了几个怎么搞的，因为上面的~连串疑问，他始终弄不明白。
我想，倘若李四光、何长工、许杰还有刘毅这些领导还在世的话，黄汲清肯定要拄着拐杖去问个究竟。可惜，这些人都已一一仙逝了。虽然大庆油田后来还是被发现了，但作为科学家，黄汲濟对这份报告以及在报告上决定删去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那一位领导，他绝不原谅！
要是大庆晚发现五年、十年，国家建设会放慢多少？！黄汲清在临终时，还忿忿不平地对前来探望的弟子这样念叨。
我和我们今天的共和国感到庆幸的是，经黄汲清大师亲自授意并制定的那份向东北地质局发出的关于松辽平原石油普査设计任务书，给历史弥补了一个几乎铸成大错特错的机会。
1955年8月底，东北地质局在接到任务书后的两个月，终于开始向松辽平原行动了。并且成立了一个由5名年轻人组成的踏勘小分队，小分队的队长叫韩景行，28岁，他的队友比他还小一截。对东北局迟迟不动和让一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带队，黄汲清当初听说后很是有气。大师对工作从来不含糊，这是他一生的作风。自然他不会原谅东北局的这种拖拉和不慎重行为。不过关于后一点，大师倒是错了。因为那个资历浅显的技术负责人韩景行虽年轻，但后来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
1955年9月8日，吉林市第二松花江哈达湾码头。
你们谁搞过石油？一位身材高大足有一米八三、满脸胡茬儿的青年汉子，在临上船时，向前来报到的四位络腮处没长毛的小伙子问道。
小伙子们你瞅我，我瞅你，然后一起笑道：嘿曛，可能只有你队长老人家喽！
扯淡！被叫做队长的青年汉子，脸一虎，像是对人说又似对自己说，谁都没干过，还找个什么球油！
呀，队长你老也没搞过石油呀？小伙子们顿觉惊慌，继而又哄笑起来，这倒好，咱们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喽！哈哈哈
住口！队长真火了。只见他从地质包里取出捆书，一本一本地分给了大家，然后纵身跃上了船：带上书，上船！他回头向自己的厲下，下达了第一道命令。
小伙子们捧书一看，嗬，尽是石油地质学、沉积岩石学什么的。太棒了一！在一片欢呼声中，木船栽着五位年轻人一起一伏地顺着松花江水游向远方……
这就是发现大庆油田的第--队先行者：地质部东北地质局石油踏勘小分队。他们的名字是：韩景行队长、束庆成、王胜、陈本善、赵福洪。
那是一个风和9丽的日子。当时，这几位新中国最大油田的普査勘探先行者们，并没有意识到历史将有一天会把他们的名字永恒地记载下来。他们只是根据黄汲清的设计任务书和上级的要求，沿松花江河床进行地质观测，以推断松辽平原地下是否有成油储油的条件。啥叫有油，啥叫没有油，当时我们根本不懂。当回忆起往日那段不平凡的野外战斗经历时，如今都已银丝满头的这几位老地质队员自我解嘲道。
小分队在水上整整走了半个来月，后来到了吉林北部的陶赖昭，便弃船登岸，继续沿沈哈铁路向辽西方向挺进，最后于当年12月底在阜新盆地结束了此次长达三个月之久的踏勘。我在这里仅用了几十个宇便把韩景行他们迈向松辽大地的伟大壮举草草了结了，其实这三个月中小分队所经历的一幕幕艰辛险阻，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韩景行一行回到长春驻地时，一个个已经疲乏不堪。
你们都先别回家！小赵突然伸开双手拦住伺伙们，然后有气尤力地说道，在陶赖昭时，队长许过愿等完成任务后，他请我们吃红烧肉、大肥肠，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同伴们顿时活跃起来，拉住韩景行就往大街边上的一家饭店走。
大伙慢、慢点吃！饭店内，韩景行看着自己的兵恨不得一口就把大碗红烧肉、大肥肠吞下肚子的情景，泪水禁不住在眼眶里打转：整整三个多月了，五个人没尝过一口油腥味儿的东西。想到这，他掏钱又让饭店拿柜上了两碗肉。随后，韩釁行招呼同伙慢点吃，他独自站起身，走进了附近的一家邮局，向邮局工作人员递上一个发往北京普委黄汲清、李奔收的大信封……
像是通好了气，正值韩景行的蹢勘小分队在长春再一次进饭店大啖红烧肉和肥肠时，北京以湘味著称的曲园饭店中也进行着一次石油地质工作者的聚餐。做东的是黄汲清、谢家荣、刘毅和吕华等四位普委头儿。这几人也是刚从大西北检査石油普査工作归来，在野外奔波了整整一个夏天。那时地质队出野外的津貼很高，所以黄汲清等一回北京，普委一帮年轻人串通一气要敲善请客的黄汲清竹杠。刘毅主动出面挡驾，说这次我们几个出野外的人口袋里都余下一些钱，别让黄先生一人请。年轻人一听更髙兴了，哗啦一大帮人，还把当时任中科院地质所所长的侯德封和尹赞勋两位著名老地质学家一起请了来。
正当新老地质学家们觥筹交错之际，李奔兴冲冲地挟着一个大信封走了进来。诸位，喜汛喜讯！韩景行他们在松辽一带大有收获！真的！黄汲清一听，抢过信封便宥起来。太好了，太好了！我早说松辽有希钽嘛！
谢家荣、刘毅等人也坐不住了，纷纷埋首传阅起韩景行寄来的松辽踏勘报告。
韩眾行的报告中说，他们采集的泥页岩中的荧光反应和泥页岩中浓重的油味，说明松辽盆地的含油性是无疑了！谢家荣说道。
我建议让他们送些含油泥页岩样品到京作进一步研究。真像韩景行所说的！那整个松辽平原就是一个有巨厚沉积且具有含油大构造的盆地！黄汲清神采飞扬地接过话。
李奔，你立即向东北局发报！刘毅也来了情绪。
刚才大家议论，说西北地区人烟稀少，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东部地区工业稠密，却没有相应的石油工业与之鴕套。老夫认为，如果松辽能断定有大油田，那么国家的石油战略应当东移。侯徳封不甘示弱地站起来争先说道。
我赞同侯先生的意见！高嗓门的尹赞勋大步跑到刘毅面前，说：书记同志，应当把今天的意见向部里、向中央反映：对对，应该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
曲园饭店的师傅们见这边一浪高过一浪的说话声，以为有人喝酒过了量，慌忙来人劝阻。于是又引来一片欢笑声。
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们确实应该多矚一杯：黄汲清举起酒杯，对在座的人说，我提议：为我们普委制定的松辽普査计划没有落空，为韩景行他们的踏勘成功，为中国未来的巴库，干杯！
干杯！地质学家们具有天生的诗人气质，他们一杯又一杯地痛饮起来。那流进心田的是甜滋滋、清爽爽的又夹着几分香浓浓
的甘露……
喂，你是地质部普委吗？请问黄汲清总工程师在吗？
1956年元旦刚过，正在办公室忙事的黄汲清突然接到国办的电话，要他到中南海一趟，并告知陈云副总理有要事找他。
第二天上午，黄汲清如期赴约。
呵，你就是二十年前组织发现玉门油田的黄汲清词志？好好，我们的石油专家！陈云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似地给黄倒茶让座。
黄汲清当时有些诚惶诚恐，因为他跟这位主管工业的副总理还是第一次单独见面，为什么对方对自己的过去这么了解，他有些不明白。
陈云见黄汲清一脸狐疑，笑了：我不仅知道你在解放前当过赫赫有名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还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你在西南地区找到了好几个对我们非常有用的大矿哩！这一点，小平同志可是常夸你哟！
原来如此，黄汲清的心头豁然明朗。
毛主席在讨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要求我们用三个五年计划，打好基础，争取在十个五年计划之内，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化强国。主人开始了正题，他的目光盯着黄汲清，却又像在问自己：可人们都说中国贫油，但石油又是工业的血液，没有石油，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怎么个建设法呀？我这个管工业管经济的副总理又怎么个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交待呢？
上中南海前，黄汲清并不知道陈云找他要谈些什么。当他听到这位国家领导人如此焦虑的话后，作为一名地质和石油战线的技术负责人，黄汲清的内心受到强烈震动。副总理同志我向你检讨，主要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不不，我今天找你来谈不是这个意思。应该说，在中国石油发展方面，你和地质部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不仅不应检讨，而且应当表扬，尤其听说你对阍划出的几个大盆地生油前景很有信心，这是值得鼓励的。陈云又亲切地说。片刻，他向黄汲清凑近了一下身子，说：你是搞科学的，我是搞经济的，我们都不可能像有些人那样说些不负责任的话，所以今天请你来是想听听你对中国石油的前录到底抱什么态度。你是专家，我相信你的话。
黄汲清本来就是急性子，当他正要开口时，却被陈云的最后一句话给噔住了。心想：不错，论中国石油的状况，应该说我是有发言权的，可正因为我的话会对国家领导人决策产生彩响，所以更要惧重。如果我是个投机政客，此时此刻的机会多好！何妨拍拍胸膣这样说：副总理同志，中国的石油资源丰窗得很，只要你给我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我保证在十年八年之内找到一批大油田。可我是名科学工作者，绝对不能这样说些不负责任的话，那样会祸国殃民呀！陈云见黄汲清沉默不言，以为对方不愿将不乐观的石油前最直言相告，便说：其实我和中央眼下最关心的不是别的，而是希望我们在作出某个重大战略部署前，对中国石油的未来前录心中有数。因为石油太重要，没有它其他事办不成。还是一句老话：一种是有丰窗的石油，那固然很好；一种是真的贫油，那我们不得不走人造石油的道路。
透过陈云副总理的这番话，黄汲清心里清楚，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石油的前景是何等的关注。其实，就在黄汲清来到副总理的办公室时，何长工此时正在菊香书屋，为同一问题被毛泽东考得冷汗一身。
陈副总理，我是否可以这样回答你。黄汲清站了起来。
坐下，坐下说。陈云忙招招手。
黄汲清坐下。据我对中国石油的二卜多年研究与实践，特别是甘肃玉门、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及四川威远气田的勘探开发，我认为我们对中国石油的自给自足前录应当充满信心。尤其是去年一年来对几个大盆地的普查勘探情况来看，石油远景是很大的，我和同事对这一点比较乐观。顺便提前告诉副总理一个可能是吉兆的好消息。
快说，我听听。
不久前，我们向东北松辽平原派去了一个小分队，发现有一片……黄汲清见副总理如此认真，于是从头到尾将松辽盆地的普査与踏勘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好，你们抓得对，松辽这块一定要牢牢抓住不放，直到弄个彻底明白为止。难得有笑脸的陈云此时此刻也满脸粲然。
受到鼓励的黄汲清也像一个打开了的话匣，说：我还有个建议。目前国家向西北投人的石油工业力董很大，而国家真正作为工业资源消耗987。以上的却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如果我们加大对东部石油勘探的投入，并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找到几个大油田。那时，东部就可以形成工业基地与资源基地比翼双飞的局面。
陈云高兴地抓住黄汲清的手：你的建议非常重要，我一定向中央报告。
不久，党中央就石油工业作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东移的部署。我们今天在许多有关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史书和文件中，都可以看到战略东移这四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字眼。其实，作为促成石油工业战略东移的当事人，黄汲清本人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他的理由是，这样容易使人产生为了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我们放弃了西北等其他地方的工作；或者让人产生在发现大庆油田之前，国家对其他地方的石油普査勘探工作是否忽视或放松等误会。实际上，所谓的战略东移，是因为根据黄汲清他们认为的松辽盆地有可能发现一个特大型油田的判断，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对东部石油普查勘探在人力物力上的倾斜而已。即便在数十万人参与大庆油田大会战的时刻，西北、西南、华北、江汉等地方的石油与天然气普査勘探工作良没有停止或削弱过。
然而，自1958年起，以松辽平原为主要战场的我闽石油失业确实开始轰轰烈烈起来。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宏大战役。其投人、其规模，较之玉门、克拉玛依油田以及五六卜年代所有国家重点建设项下要大得多！
最先开进松辽平原的两支正规部队依然是地质部的。
此刻的韩景行已不再是只有几个兵的小分队队长了。他的小分队不久便被命名为中央地质部东北局157地质队，后来又因为各路人马集结而来，一下扩大到一千二百多人，再度改名为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査大队。
第二支队伍却是根据黄汲清、谢家荣的主张而成立的。石油普査离不开物探。所谓物探其全称即是地球物理勘探，它属高科技领域，跨多学科。它的手段有重力、磁力、电法和人工地震，如今又多了航磁、航测和卫星遥感等。加强物探工作，可以避免打许多冤枉井。我们都知道，在沙漠、在海上等复杂地区打一口石油井，少则几十万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几个亿。因此，物探在石油勘探工作中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此，根据黄汲清等人的建议，地质部从西北调来两支当时最好的物探骨干队伍，它们是中匈技术合作队和205物探队，加上由四川东征到松辽的403物探队和原已在松辽的112物探队，合并组成了地质部长春物探队。
1958年，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宣告成立。此外，中科院的研究人员也成群结队地北上松辽，将科学的触角伸向这片荒蛮之地。
至此，中国石油地质的各路将士们开始了在这块26万平方公里冻土上的全面决战。
有人戏称这一阵势是三国地质部、石油部、中科院四方普查、物探、勘探、科研时代。
然而无论是哪一方，他们的口号都是共同的：三年攻下松辽！
这是个诱人的口号。
可惜我没有听到，母亲在以后才让我呱呱落地。但我的父辈们却对这样的口号充满了激情。这种对新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未来充满憧憬与幸福的激情，只有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才会有。
你们说，地质勘探工作是个什么工作啊？
中南海，1957年5月17日晚。新中国的第二号人物，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以难得--见的激昂，这样高声问肴一屋子围聚在他身边的地质学院中业生。这些毕业生中有不少行将奔赴松辽石油勘探战场。
记我打个比喻吧！国家主席重重地吸了一口烟，习惯地踱起步来，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扛着枪，钻山洞，穿森林，长年在野记外，吃饭、穿衣……都有很大困难。今天的地质勘探工作和这差不多，也要跋山涉水，吃不好饭，睡不上觉，吃很多很多的苦……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呢？
没有回音，只有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眼睛和沙沙作响的笔记声。
过去，我们那一代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吃苦，为的是打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你们去吃苦，是为了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奇同志拍了拍坐在一边的何长工，把声音提离了―倍。打游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们副部长的跛腿就是打游击留下的残疾。现在轮到你们打游击了，你们怕吗？怕吃苦吗？怕献出生命吗？
不怕！同学们齐声回答。
对，不要怕嘛，因为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
哗一一！那雷鸣般的掌声，持久不息。在场的年轻大学生们以这特殊方式回报领袖对自己的崇离褒奖与希望。
过几天，同学们要奔赴四面八方，为祖国找宝，打游击去。我很想送给你们一件礼物。少奇的话使肃穆、庄严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
刘伯伯，您给我们讲了三个小时，就是最好的礼物了！有同学站了起来。
不！礼物是一定要送的，否则有人会哭鼻子的！少奇诙谐的话，引来一阵哈哈欢笑。对，我把伏罗希洛夫同志给我的猎枪送给你们。当年我在打游击时很想得到一支枪，但没有。现在你们打游击了，应该有支枪，有枪就不怕危险了！
可以赶跑野外的老虎和狼嘛！何长工的插话又让同学们捧腹大笑。
那是多么幸福与难忘的时刻。在我采访的那些当年参加过大庆油田会战的老一代地质工作者中，他们当中许多人就是被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的一个题词、一支猎枪或一次握手而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艰苦的地质事业。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在工作中或壮烈地牺牲了，或默默地病死了，而更多的是那些至今仍在戈壁、沙淇、荒原上默默地从事着找矿的科学工作。当我问起他们是否因年轻时的一时冲动去当地质队员而后悔终身时，竞没有一个人是点头的。他们坦率地告诉我，搞地质的现在看起来确实比不上其他行业与工种吃香，可在五六十年代它是一个非常值得自豪和荣耀的职业，尽管许多人跑了几十年山、几卄年水，今天仍然四海为家，但他们对当初的选择丝亳没有悔意。
这种崇高的职业精神，我想绝非仅祺领袖的一句话、一件礼物就能产生力童源泉的。那么，它到底出自何源呢？答案无疑应当从共和国那蒸蒸日上的一座座矿山与油田垒起的丰碑上去寻找！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
……当松辽平原的石油会战刚刚拉幵帷，许多大学生和军队的青年官兵就是唱着这首歌，或者是被这充满浪漫色彩的歌所感染而来到北国大地，成为一名新中国的石油地质战士。但是他们很快发现，现实的工作环境与条件，远没有歌词中形容的那样浪漫。一切都足实实在在的乏味与枯燥。干普査的每天刨冰趟水，爬坡走丘；打钻的，每天一身水一身泥，不论冬天与夏天；搞物探的，就像纤夫一样从不离开长长的线圈……没有家，也不可能有家，然而成千成万个家却在不断地往这儿拥来。普査小分队夜宿大车店，老乡告知早已客满。费尽口舌，店主才很不情愿地腾出自睡的一条小炕。组长李恒让拿出钢卷尺一量，人均0.8米。有言在先，每人躺下后不得弯腰曲腿，否则开除睡籍！如此军纪，队员们方得一宿安眠。当时的钻工服与当地劳改犯人的囚服出自同，服装厂的同一产品，惟一区别处在于前者胸前印有安全生产，而后者胸前印的是弃旧图新字样。日久天长，字迹褪去，钻工服便与囚犯脤无异。为此，那些外出办事的钻工常常被当作逃犯而拘留讯问。好在也有因祸得福者。某日，一位钻工在火车上被当作逃犯抓到餐车受审，当乘警从证件上得知对方是石油勘探工人后，顿时肃然起敬，立即又是饭来又是茶的招待，更有几位标致的服务员左右顾盼，好让旁人羡澳哟！
苦与乐，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建设者们的交响曲。
一切为了找油！一个简洁的口号，凝集了千军万马的信念。多少人盼油盼出]，笑话，找油找错了门户。
副井队长梁宏图下夜班归来时，估摸着自家的方位上炕，他脱完衣服上炕后细听彝息声感到十分陌生。坏了，上错炕了！他慌忙跳下炕，在黑暗中来回摸了半宿却不知所措，直到自家的儿子被尿憋醒大哭，梁宏图方才循声上了自家的炕。
北京地质学院女毕业生王晓君是拖着身孕来到松辽的，她没想到向己的食欲异常增大，而这里的副食品却奇缺。饿哟！无奈，她几次趁夜晚摸进老乡的马棚，从马嘴边抢得几块豆饼就往自己的嘴里塞……女大学生双手贴在微微隆起的肚子上，自嘲不已：未来的小地质，你可是偷吃豆饼长大的啊！
这个小地质出世的那天，正是松辽石油勘探迎来第一个曙光之日：1958年4月17日，在吉林前郭旗大力巴村施工的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査大队501号钻机打出油砂！
油砂被送到大队部时，技术负责人韩衆行高兴得落下了泪。他立刻向北京和当地的前郭旗报告了消息。前郭旗旗委书记得到喜讯，其欢欣之情并不亚于地质队员，当场派人给韩彔行他们送去两头肥猪，以示慰劳。宰！肥猪运回大认，马上开宰。当晚，松辽石油普査大队整个队部喝得人仰马翻，醉成一团。
慊行的人都知道，油砂的发现是油田发现的前奏曲。这一曲要是一响，后来的戏就热闹了。
果不其然。进人第二季度的地质部松辽石油眘査大队又有几口浅井见了油砂，其中最著名的是南14孔。此并位于吉林怀徳县境内的王家窝棚，从井深三百米处开始见油砂，一直到并深一千多米的变质岩裂缝中还见着稠油，全井共见含油砂岩二十余层达六十米之厚！好兆头！正在北京的黄汲清得知后，兴奋不已，立即写信告知长春物探大队技术负责人：南17孔、南14孔等均见油砂，预示松辽有望出现大面积生油层。务请抓紧物探工作，以迅速探明生存层分布状况……
石油勘探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可以概括为：普査先行，物探定论，钻井出油。
在韩录行他们的英雄普査大队正组织一支支小分队向松辽盆地周边进行大规模的摸边普查时，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的科技人员开始走向前台，并很快为松辽平原的石油分布与储存情况作出了准确的科学定论：松辽盆地是--个面积约二十六万平方公里的新生代沉积盆地。盆地基底的最深部位在中西部，可深达五千米以上，所划范围之内均有较好的生油层和储油层。
至此，松辽有油已成定论。下一步就是如何打出油了！
这是决定松辽命运的关键一步，是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关键一步！也是验证黄汲清、韩铁行等一大批地质科学工作者的理论与几年
来普査结果的关键一步！
茫茫松辽大地，何处一钻出油？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科学问题。布孔打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孔布在何处，钻怎名个打法，学问却大着呢！它首先需要来自地质普査的野外资料，包括钻探所取得的解释地质情况的岩心实物，以及电法、地溪、化探等一系列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再经过研究分析，得出最终的布孔打钻方案，这就是地质科学在找矿工作中所占有的先期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矿山有油田的发现，谁否定了这一步谁就否定了科学的存在。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里，这种不该忘却与否定的事太多太多了。要不然眼下我国百万地质大军的生存环境就不至于恶化到连工资都发不出的地步！辛勤的地质队员在荒山野地里发现了矿山和油田后，便把采摘丰收果实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当别人通过挖矿、采油，换来了富裕，建起了家园时，我们的地质队员却又从旧日的荒凉迈向新的荒凉。几十年过去了，地质大军们猛然发现，在祖国大地几乎没有荒凉可供他们再去奋斗之时，他们那带着斑斑伤痕的躯体连同终身的职业信念，一起被时代所淡忘，成了一群无人光顾的历史老人院。
然而在那时，在大庆油田发现的前前后后，他们丝奄不会有今天这样难言的感叹。那时他们的心中只有革命的激情与干劲为了石油，可以去拼，可以去死；可以去悲，可以去歌；可以几天不吃一口饭，可以一夜喝掉1瓶老白干！
这就是当年；这就是王铁人的年代；这就是毛泽东十分赞赏的大庆精神。
当松辽石油勘探又一次处在关键时刻，历史的担子也又一次落在了黄汲清等一批科学工作者身上。
在这节骨眼上，黄汲清再一次显示了大师的远见卓识和宽阔胸怀。
物探，还是物探！前线派人向他索求灵丹妙方时，大师毫不含糊地指出：要把最过硬的物探队伍调上去，重力、磁力、电法、人工地震等都得用卜记就学科而言，黄汲清的专长是大地构造学。所谓大地构造学用通俗的话说，就像今天我们使用失光把人体的各个部位、脉络弄得一清二楚似的。大地构造理论的作用，目的在于把我们无法目视的几万年几亿年几十亿年的地层构造情况摸个明白，回过头来再确定哪个地方生油，哪个地方生金，哪个地方生铜……大地构造学是地质学中最基础也是最深奥的理论。而黄汲清是中国的大地构造理论创始人与奠基人，他运用大地构造学这架失光，不仅为中国找到和指出了诸多地下宝藏，間时为生物、考占、自然、环境、农业等领域，征眼和改造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三十年代以来，为了开拓和发展中国的石油事业，黄汲清将自己的失光武器运用到石油勘探中去，取得了神话般的奇效。
1995年3月200大师去世前两天香港文汇报用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石油功臣黄汲清的文章。该文开头的―段话这样说：洋人曾断中国贫油，然而1959年，冒出了个大庆油田。接着，大港油田、胜利油田、任丘油田、长庆油田、四川盆地的天然气田等等竞相问世，全面开花。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钻井平台座座耸立，黑色金子滚滚涌流。
贫油论不攻自破。在这场石油工业翻身仗中，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今年91岁高龄的中国地盾科学院名誉院长黄汲清院士，是位特等功臣人们一定还记，得，1957年，黄汲清展示出一幅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他分别在图上的松辽平原、华北平原、鄂尔多斯、四川盆地、江汉盆地、塔里木盆地等处画了几个圈，论断：应该在这些地方找油话音刚落，从第二年起，便捷报频传该文的笔者称黄汲清有一对火眼金睛，能看穿几千米地底下的情况，能辨别儿十亿年的地层变化。当助手把这份报道拿到病榻前捧给他看时，大师淡淡一笑，说：我这个人哪，第一不迷信，第二不固守，第三靠实践黄汲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不迷信、不固守、靠实践九个字，精辟地概括了自己一生的学术作风。我以为，他之所以在七十年来漫长的科学生涯中能不断进取，成为一代科学宗师，是与这种学风分不开的。
这是--个秋高气爽的星期天。
几卄年如一日操持家务的妻子，像每一个节假日一样，等到把饭菜摆卜，桌后，再到书房里轻轻叫起埋头看书或工作的丈夫。
黄汲清在家里是百分之百的大老爷：不干家务，不管钱财，不问儿女事。这天他坐上桌，却不像以往那样端起饭碗就吃，他一没动筷，二没动碗，嘴里突然冒出一句话：对，该请他了！
妻子一愣，哟，今天老爷子发什么善心了，连忙转身叫出正在复习功课、明年准备考大学的大儿子：浩生，快吃饭，你爸等你呢！大儿子浩生受宠若惊，心想爸爸可从来没这样关心过自己呀。他哎了一声，兴冲冲地在桌边坐下。
去，给顾功叙叔叔打个电话，请他到家里来一趟！
大儿子和妻子甶欢苒广一场，原来老头子还想着他的工作！
下午，顾功叙来厂，黄汲清把小门一关，两人一谈就没了时间。顾功叙比黄汲清小四岁，这位见人便一脸眯眯笑的浙江人，是中闻地球物理事业的幵拓者，也是把地球物理科学引入中国勘探业的主要奠基者。1936年，顾功叙毕业亍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同年，转人加利福尼亚工学院，从事专业研究。抗口战争爆发，怀着报效祖国的心愿，他中断了在美的研究，毅然回国。从此成为在我国地质找矿业中运用和推广物探技术的先驱者，也开始了他与地质大师黄汲清一生的交情。这种交情，使得两位大师在探索地球科学奥秘的工作中取得了卓越成就。
我是机枪手，你是重机枪。黄汲清总喜欢这样比喻他的地质科学技术与顾功叙的地球物理技术。打胜仗得靠枪手，枪手没好枪就啥子没得用。有广你这重机枪，我们打胜仗就容易多了！
顾功叙笑眯眯地默认这种比喻，因为他们曾一起在鞍山、包头、大冶铁矿等黑色矿山和白银厂、铜官山等有色矿山的发现与开发中互相配合，屡次打过胜仗，还有玉门、鄂尔多斯等油田。
现在是松辽未来的大庆油田。
松辽盆地的面积和地层情况比我们过去工作过的几个盆地要大得多和复杂得多，第一阶段的普査与勘探工作现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确定基准井了。关系可大呀！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黄汲清说。
顾功叙自然明由，所谓的基准井，就是以获取整个油田有代表意义的数据为吕的的探油井。基准井井位的确定必须俱之又镇，一钻下去，能否出油，不仅影响到整个松辽战役千军万马的士气，而且对油田未来的命运有着宣接关系。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一口基准井只要一开钻就是数百万人民币还是五十年代的货币价值！打出油还好，打不出油一口并下去，就等于让数万人饿一年肚子。1957年开始，新中国每年已经有几百万人逃荒要饭了。这一切，顾功叙和黄汲清一样清楚。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科学家们的肩上，大多承担着两副担子：一副是要搞出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成就，一副是用最少的钱干出最大的事业。中国的科学家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家都可敬。然而几年之后，文革浩劫又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可悲的科学家。此为题外话，暂停！打住。
还是老话一句：事不出三！顾功叙依然眯眯笑地回答黄汲清。
行！在松辽这个大蛋糕上能三口咬出金娃娃，你这笑眯佛可真是又给全中国人民立大功厂！黄汲清卜分高兴，他知道顾功叙说的事不出三，焙只打三口基准井来完成出油这--壮举。这种胆识如果没有高超的科学技术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匕，捅那么几个水桶口大的井并保证让其见油，这与大海捞针的难度不相上下，顾功叙的能耐大就大在这个地方。
不过这一次他补充了一句话：听说石油部也在松辽上马了，能同他们配合起来一起干，效果可以更好些，至少可以为毛主席省一大笔钱。
这个工作我来做。明天我把翁文波叫来商量商量。黄汲清蛮有把握。
那么，过几天我去趟松辽，长春石油物探大队的朱大绶、王茂基他们干得很出色。如果他们在基准井布孔时，再把握好两个原则：第一，打在沉积岩厚度最大，预测生油条件较好，含油气远录最好的问域；第二，争取打在局部构造上，因为邻近油源区的构造可起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作用，这样的构造很可能储集油气。我想这两点注意了，事不出三的牛皮不会吹破！顾功叙说着呵呵呵地自笑起来。
老弟，祝你再次成功！黄汲清朝顾功叙的肩膀重重拍了一掌。内松辽盆地石油普査的战幕拉开以来，黄汲清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前方的每一个战略部署的走向和具体的战术运用。虽然这段时间他个人的职务一直在不停地变动有些变动连他自己都感到突然和无奈，但松辽盆地就像一个未出生的胎儿一样一直装在他肚里，他不管别人怎么来回地摆动他，捉弄他，甚至是摧残他1957年的反右就是一例，可黄汲清从来没有放弃对松辽石油寄予的厚望和倾注的企身心的热情。
因为关系到中国石油和黄汲清自身命运，有必要向读者介绍这样的一些历史背景：1956年秋，根据中央的指示，地质部的机构作了重大调整。原来的各大区地质局等被撤销，而改为几个总局如东北地质总局、南方地质总局等，原普委被撤销，改组成石油地质局，黄汲清任该局总工程师。普委的其他几位领导，刘毅升任地质部办公厅主任，谢家荣任地质研究所第二副所长第一副所长由黄汲清兼任之后，谢再也不管石油工作了。李奔留在石油局，当副局长。身为总工的黄汲清实际上是当时全国石油地质工作惟一的技术总负责。因为那时石油1，业部还没有成立，康世恩领导的石油管理总局的主要技术顾问也是黄汲清。此间，黄汲清经历了几件大事。一件是他亲自主持和领导了新中国的第--张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这份图对之后的中国石油工业起到广重大的指导作用，今天我国的许多石油勘探设计仍出自于该图，第二件事是他利用总工的身份，建立起广国家第一支最具实力的石油技术骨干队伍，如朱莨、关土聪等技术专家调进了石油局，后来这些人都在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中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经历的第三件事是反右斗争，这次运动差点使这颗巨星坠落，何长工在此立了一功。此事前面有述，在此不复。政治冲击尚未结束，1957年冬至1958年1月，黄汲清又一次受到冲击，不过这次是岗位的选择。一天，还在医院治病的黄汲清问前来探望的副部长宋应，说我现在兼任两个职务石油局总工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前身地质矿产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宋应是所长，副所长还有谢家荣、孙云铸儿位著名地质学家笔者注厂部长您认为石油地质周重要还是地质矿产研究所重要？
黄汲清当时一心希望能够集中精力搞石油，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希望领导能帮他摆脱一下研究所副所长的事务。谁知宋应副部长脱门而出，当然是研究所重要了，而且根本没有向黄汲清询问--句：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事后，黄汲清十分澳悔自己嘴快。这样--来，反把自己搁在骑虎难下的位置上。黄汲清当时面临的两种选择：如果想继续专心搞石油，那么只有离开地质部到康世恩那里去，要不就去当那个地质矿产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了。黄汲清心里清楚，在地质部领导的眼里，石油仅仅是一个方面，而中央賦予地质部的职能是全国各种矿产的地质工作，谁重谁轻自然不用说。黄汲清骂自己自作聪明，结果反倒误了事。不过后来他躺在病榻又一想：建立石油工业虽然首先要普查勘探打头，但最重要的部分还是系统勘探和幵发。作为一名石油地质专家，除了地质知识外，还应当对深井钻探、泥浆选择、各种测井和试油方法等技术熟悉，而领导一个地质矿产研究机构是可以很快获得以上这些技术的。这么一想，黄汲清反倒平静地接受了现实的选择。不久，他辞去了石油地质局总工的职务并得到批准。没几日黄汲清才大悟：部党组已经决定连石油地质局也要撤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呀？后来他才打听到，中央考虑即将正式成立石油工业部，地质部如果再有个石油局会造成技术力量等问题上的分散与重复。这个决策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尽人意。后来地质部和石油部两个行业部门的实际工作证明，作为石油地质与石油勘探开发，它们在诸方面是交叉的和难以分割的科学技术工作。石油工业部要勘探开发油田，没有地质工作等于摸瞎子。而地质部门要进行石油地质调査，没有自己的勘探与开发队伍，又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判断摸清地下石油情况。因此，自有石油工业开始或者说自有地质部和石油部之后，这两个部门又是亲兄弟又是老冤家。石油勘探的系统科学技术，使这两个部门注定要成为需要上相配合的亲密兄弟，而在一个油田成功后谁是功臣：谁该在功劳薄上坐第一把交椅时，地质部和石油部很难不成为冤家对头。扯不断，割不清，爱不够，恨不尽……地质部和石油部风风雨雨并肩战斗几十年间，总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中。是谁的过错？
谁也不是。当年地质部的何长工和石油部的余秋里好得比亲哥俩还亲，他们都是毛泽东的老部下，哪分你的我的？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到哪里，就是脑壳落了地，咋想过一会名和利？何长工和余秋里都在毛泽东和全国人民面前拍着胸脯说过这样的话，可当他们回到各自的办公室时，面对自己部下几百万人的队伍，他们已经很难做到一点也不考虑牵涉自身部门的名声与利益了。亲兄弟吵架，最后还得由老头子来平息。像发现大庆油田这样的事，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看到或听到关于地质部与石油部之间有意或者无意的名利争执，最后老人家也只好时不时地在~些公开场合，拉上两个部的部长们说一声你们两家都有功劳一类的话。这样的话能安抚一阵子，但却很难持久。原因是一些客观存在无法让下面的职工平静。臂如，同样在找矿开矿或者找油采油上出力流汗，有的行业能通过矿、通过油，建起了自己的家园，住进了现代化都市，并且在矿上和油田垒起开拓者之类让子孙后代永远敬仰的丰碑。而地质行业的职工就不行，一旦把矿或油田找到之后，宝藏连同那块曾经为此流血流汗的宝地。不再属于他们。
那座让子孙后代永远敬仰的开拓者丰碑上更不会有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要搬进这里的城市，那么城市就会大口一张：先把钱交来！他们没有钱，连工资和正常的地勘费都到不了位，哪来巨额的人城安置费呢？于是城市就拒绝他们。于是地质职工和地质部门上上下下便大呼其社会不公，大呼其政府和历史应当重新给予他们应有的名誉和待遇！如果说这样的名利与不公是职业的分工和时代造成的话，那么下面的这种情况就无法理解和容忍了：同是在荒蛮的塔里木大沙漠里找油打并，一边的职工奖金连工资加野外补贴一个月一两千元，而且住的是有专职服务员打扫卫生叠被子的移动式宾馆。另一边的职工连头带脑乱七八糟加起来一个月拿不到七八百元，并且只能睡干打垒。两个方阵的惟一的区别是，一边是石油部的职工，一边是地质部的职工。在这种情况下，地质部的职工不骂自己的部长，部长不向上面诉苦才怪呢！如果问题能解决得快解决得好还行，可是这样的问题几乎从来就没有根本解决过。地质部的找油职！与石油部的找油职工在待遇上的这种差异，至今依旧。社会总是同情弱者，因为笔者本身也是弱者的一分子。我丝毫尤意对石油部的工人大哥们说三道四，是他们开凿了一口又一口支撑眷共和国：工业大复和繁荣人民生活的油井，他们有权利得到相应的问报和待遇，更何况，在那没有人烟没有绿色没有节奏的大沙漠里战天斗地，就是一个月给七八千元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肯去的。问题是，同在阳光下出力流汗的另一群找油人，为什么得不到同样的而且本不算高的物质与精神待遇呢？我想：只要这种不平等存在，就可能产生激烈的名利之争。而要消除这种不公，其最终点应在于改革和完善政府对行业部门之间的科学分工与协调，并从体制上进行大手术。否则这样的矛盾冲突将永远难以消解。
好了，让这些问题留给专门研究产业分工和机构改革的政治管理家吧！
黄汲清府来很快找来石油部的翁文波先生。这俩人是啥关系？用现在的时髦话，叫做铁，绝对的铁哥们。翁文波晚年搞预测学出厂大名，其实在这之前他一直是中国地球物理学界的权威人士，是与顾功叙一样的石油物探宗师。翁文波与黄汲清的交情可以逆至翁文波的堂兄翁文灝。浙江宁波翁氏家族在20世纪出了两位杰出的地质科学家。翁文波比他堂兄小23岁，但俩人很亲近。1991年，我曾当面问过翁文波大师，他说他从小就由翁文灝的母亲抚养长大，后来，从事上了地球物理研究，也是受了当时已是中国地质学界领袖人物的堂兄影响。1936年，翁文波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在面临下一步学什么做什么时，已任中央地质调査所代所长的黄汲清曾向翁文顴建议道：中国地质事业要在找矿方面赶上和领先子世界水平，就得培养具有肽界水平的地球物理学家，翁文灝听后点点头，并说：我有个堂弟是学物理的，我给他出出主意，送他到国外专修地球物理专业！后来翁文波真的考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并且从此走上了报效于祖国的物探找矿事业。黄汲清对这位老弟--向看重的原因，还在于俩人在玉门油田的发现与开发中，就有了亲密无间且卓有成效的合作。
当时，翁文波是新成立的石油工业部勘探司总工程师，是实际上的石油部地质工作主要带头人。
黄、翁二位大师本出一家师门均为翁文灝弟子，加上黄汲清义一直担任石油部的技术顾问，平日里你来我往，更是不在话下。如今，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处在节骨眼上，翁文波一听，便向黄汲清保证：我马上报告余部长和康世恩同志，让我们的松辽石油勘探局，尽快与你们的长春物探队取得联系，共同研究确定好基准井位孔的布局
虽然后来地质部与石油部在一些具体成果上出现名利争执的起因始于大庆油田，但两个部在大庆油田勘探开发中的合作与配合，可堪称典范。
1959年农历大年初四，北京市民仍沉浸在春节的欢乐中，来往拜年的人川流不息，离庆的鞭炮接连不断。
这天早晨，一行人叩开何长工的家门。邻居们注意到，儿天来，一群又一群的人给老将军拜年，总是呆了几分钟，就得让给新一批拜年者。而今天拜年的却很蹊跷，一阵兴高采烈的贺年声过后就再也没有人来，且老将军的门也给紧紧关闭……
多年后，这一秘密被揭开：此次的拜年者均是地质石油两部的部长、副部长、局长和总工们。他们是余秋里、康世恩、旷伏兆、孟继声、顾功叙、沈展、张文昭……
这是事先招呼好的拜年会。拿老将军的话说是关于松辽找油的又一次重要的国家会议国家的事情在家里谈，何长工称其为国家会议，并且是何长工提议召开的当时鉴于松辽的地质情况已清楚，故地质、石油两部有必要携手为出油的突破作部署。
余部长，你们在毛主席面前的牛已经吹出去了，今年再不打出油老人家可是要打你屁股了！何长工上来就将了余秋里一军。
余秋里大腿…横，回敬说：我说老将军，你的牛可吹得不比我们小啊。你当着毛主席和全体中央委员的面说我们可以找到中国的巴库！
两位部长的开场白逗得大伙哈哈大笑。大家都知道地质、石油两部领导在中央吹牛的秘闻
也就是几个月前的事。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隆重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这次会议在新中国历史上有宥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埋：从现在起，必须集中更大的力量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同时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来出现的全国性的砸锅炼铁和放亩产超万斤卫星的大跃进就是在此次会议后达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
这可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热闹非凡的党的会议。虽然与会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战士，但这些不再穿军装的老战士们在当时举国上下的形势和毛泽东等领袖们的鼓动下，革命的战斗激情一点不比战争时代弱。那时社会匕放卫星摆擂台的事已屡见不鲜，没想到这股风也上了党的最高会议。
先是地方的代表发言。这些代表一上台就以慷慨激昂的发言，把自己也把中央委员的情绪鼓得飘飘离地。
紧接着是工业部门发言。毛泽东笑眯眯地带头给冶金部部长鼓箪。
冶金部领导敁然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上台就是一副元帅气派：今年我们全国的钢产量坚决达到八百五十万吨！争取七年赶上英国，第八年最多十年赶上美国！
好！好！这些元帅的话可把几位真元帅给乐坏了！林彪是站起来鼓掌的。毛泽东也被会场的情绪所感染，一边髙兴地热烈鼓掌，一边满脸堆笑地和几位真元帅叫好！不过老人家的眼里闪过一丝不快，因为他看到有位大元帅不仅没鼓掌，反而直朝冶金部负责人在瞥眼。他就是彭德怀。
下一个发言的是石油工业部代表。
余秋里因为自己到石油部上任时间不长，他让自己的副部长李人俊打了头阵。
这个李人俊其貌不扬，却身板硬棒棒的，浑身上下满是精神。他走到主席台的麦克风前面说了声主席、各位代表之后，突然用手朝台下一指，指向冶金部领导，嗓门超过了扩音机的声音：我们和你们冶金部打播！你们冶金部产一吨钢，我们石油部坚决产一吨油！
不知谁在寂静的台下惊叫了一声我的妈呀！但随即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这掌声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当时谁也没看表，只有麦克风前的李人俊清楚，因为他几次想接着讲下去，然而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阻止了他。后来掌声终于停了下来。但主席台正中央的一个湖南人的声音抢在了前头：你们行吗？
李人俊回头一看，是毛泽东带着几分微笑在问话。
行！
这次是毛泽东带头鼓掌。会场又一次给予石油部以最热烈的褒此时的地质部代表何长工很是坐不住了。他心头的两个何长！记打起架了：一个何长工说你是瑞金井冈山过来的人可不能跟年轻人比冲动；另一个何长工说都啥年代了，瞧人家的气概，你地质部再顾虑这顾虑那就是右了！
下面由地质部代表何长工发言！
正在思忖的何长工一抬起头，发觉四周的人都众目睽睽地看着他。怎么回事？他再往主席台一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正向他示意道：何长工同志，请到主席台来！噢，轮到我了！何长工赶忙站起来，他那双本来就有点跛的腿此刻就更跛了。场上轻轻地响了一阵窃窃笑语那是友善的笑语。无论是几位大元帅还是余秋里、李人俊这样的小元帅，他们都对老将军十分尊敬。
长工，你有什么卫星可放？
刚刚走到麦克风前的何长工还未来得及镇静一下情绪，主席台正中央那个湖南人的声莲又不紧不慢地响起了。是老毛喔！不用像李人俊那样回头看，何长工对这个声音太熟悉了：从1918年在长辛店的第一次见面算起也有四十年了吧！
报告主席：卫星我不敢放，但我代表地质部几十万职工可以在这里向主席和全体代表报告一个喜讯……何长工毕竟是快六十岁的老将军了，他不能像前面发言的几位年轻代表那样冲动，但却有籐撼山河的那种力量。
好嘛，说说你的喜汛。毛泽东今天特别高兴。
是这样。何长工把秘书准备的发言稿搁在一边，顺着老毛和整个会场的情绪，这样说道：经过我们地质工作者几年艰苦努力，我们已经对全国的地下敌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抓到了敌人的一批团长师长，而旦还抓到好几个军长司令！
这样的比喻，很对台下大多数老战士的口味，于是何长工说到这里博得一阵热烈掌声。
……对了，我们没有石油，国家就强大不了。找不到石油是我们的耻辱！找不到石油我们得通通滚蛋！老将军说到这里，特意回头看了一眼主席台上坐着的人。会场，顿时出奇的静，与方才那种热烈的气氛形成了强人反差。台下几个年轻一点的代表听到这里为何长工老将军捏了一把汗：这老何头说通通滚蛋，通通是指谁，除了你何长工还包括谁？好，把余秋里他们石油部的人算上，可也不能称上通通呀？那还有谁呀？台下的目光转向了主席台。
毛泽东的脸上无任何表情，他的目光投向正在发言的何长工。
是的，过去洋人都说我们中国贫油。到底贫不贫呢？我们的科学家不相信。我们的广大职工不相信，毛主席也不相信！这次何长工没有回头看看他的老乡老毛。老将军的底气真是不减当年，他把嗓门往上一提：在我国的东西南北邻境都有油田，难道惟独伟大的中国没有油田？这岂不怪哉！我们不信这一点！绝对不信！
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地向大家透露：我们中国不仅能够有油田，而且能找到大油田，找到中国的巴库！
巴库？毛泽东听到这里，侧身向旁边的周恩来轻轻一声耳语。是苏联的大油田。周恩来说道。
好，为长丄他们能找到中国的巴库鼓攀！毛泽东这一声说得很响，而钍带头鼓掌。于是，整个会场顿时掌声齐鸣。
何长工从主席台走下的时候，眼里溢着一丝不易觉察的泪花：好多年老毛没给自己这样鼓掌了！
老将军，想啥子事啦？快看这个总体设计行不？余秋里用胳賻轻轻地捅捅依然沉浸在往事中的何长工。
噢噢，还是开我们的国家会议。老将军自感有些失态，便忙接过方才地质、石油两部领导共同研究制定的1959年松辽盆地勘探总体设计，认真看了起来了。很好。设计中把两个部的协调与分工写得比较明确。下一步就看我们能不能早日获得工业性油流了！末后，何长工肯定道。
那春节一过，我就让人以我们两个部的名义把这份总体报告向松辽方面发了！余秋里说。
可以。
我还有个问题要请示，老将军！这时，康世恩装腔作势地凑到何长工的耳边。
何长工开始--愣，继而抬起左手，朝康世恩的后脑勺用力一巴掌，你的请示不用说，我明白。
旁边人不知怎么回事。
老伴，上饺子噢一一！只见老将军朝厨房一挥手，大声吆喝道。
啊哈知我者何老将军也！康世恩乐坏了，他从何长工的老伴尹清平大姐手中抢过一大碗白面饺子就神速战斗起来。
好兄弟，慢点儿。瞧，饺子里的油都流到外面喽！
何长工一把拉过老伴说：你甭管他，今天他爱流多少流多少。明儿要是他不给我在松辽弄出油来，我罚他这饿狼！
报告老将军，我接受您的挑战。康世恩頑皮地拿起筷子向何长工敬了礼，末后又可怜巴巴地抬起手中的空碗，谢谢您老再给来一碗！
哈哈哈……余秋里等人乐得前仰后合。老将军夫妇俩更是一脸开心。
黄汲清是带畚此次国家会议精神，于正月初六离开北京到原书缺页
有了前面两口基准井的失败，松基三井在整个松辽找油人心头的分量太重了！重得它不能有丝奄的闪失。可偏偏它又如此不争气！
怎么办？下步到底该怎么办？
北京，深夜12点，石油部余秋里部长被叫醒。
北京，凌晨2点，地质部何长工家的电话铃响了。
老黄，碰到了这种情况该如何办？
黄总，能不能死马当作活马治？
这一天从凌晨4点一直到第二天下午，黄汲清的家里和办公室就没有断过电话。
我要了解现场的情况才能作出决定。黄汲清让总机话务员挂长春长途。喂，小韩工程师吗？你把岩心的情况给我说说。越详细越好……
老黄，怎么样？何长工又来电话了。
我看可以提前试油！黄汲清回答。
那好，我跟余秋里同志联系一下。
就在何长工与余秋里联系时，康世恩副部长已经抵达松基三井现场。
部长，井反正打不下去了。我们试油吧！垂头丧气了好几天的钻工们一见自己的领导来了，纷纷请求道。
不不！现在试油万万不能！陪同康世恩一起前来的苏联石油部总地质师米尔钦柯又是摇头又是摆手，按照规范，基准井必须按照设计要求打到底，直到终孔后才能自下而上地开始试油。
现在孔偏很大，无法再钻怎么办呢？康世恩问米尔钦柯。那就在旁边再打个孔。
康世恩没有反驳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一甩军大衣，跑到工人中间，悄悄说道：我一会儿带专家离开这儿。如果你们认为自己的想法对，你们完全可以大胆地干！
行！有部长这句话，工人们还有啥担心的！
9月13日，工地上的钻工们就开始在松基三井完成钻探的地下1357米至1382，4米之间的三个油层进行射孔。此间，渗水的原油从孔内渐渐涌出……经过二十天如此来回的提捞，孔内涌出的水越来越少，油却越来越多。
至9月26日，终于人们期待的黑色原油如巨龙一般从千米地下滚滚地喷涌而出，在大平原上蔚成奇观！
松辽大地沸腾了！
北京的地质部机关、石油部机关沸腾了！
还有中南海传骏，油油！出油啦！这天，黄汲清下班回家，脚刚跨进门檻就冲着厨房里正在忙碌的老伴嚷嚷起来。
老伴吓了~跳，围着灶台左右前后瞅来瞅去，很是奇怪地：哪儿出油呀？
松辽！松辽出油啦！黄汲清一边乐一边将老伴一把从厨房里拉出来，然后从包里取出一张地图铺在饭桌上：喏，这儿出油啦！
老伴这才恍然大悟：就是前些年你说有油的东北那块地方？
没错没错。可过去我一直是预测，现在油真的从地底下冒出来了！龟儿子哟，听说那油冒得老高老高喔！黄汲清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嚷着，有油了！这下我们不缺油啦！噢，油浪滚滚哟。
爸爸，你别嚷嚷了好不好！大儿子突然从自己的房间冲出来，双手捂住耳朵叫了一声，然后又转身把房门砰的一声狠狠地关上了。油，油，油，我听到这个字就烦！里屋，儿子又愤怒地喊了一句。
这个小子，他发啥子神经啦！黄汲清不知咋回事，方才的兴头一下没了。
老伴顿时捂着脸，低声抽泣起来。
出什么事了？快说呀！黄汲清急了。
大学没录取他，学校说他思想右。把他分配到京郊昌平的一个山沟沟。老伴长叹一声，指指旁边两个已经打好包的行李，说：这不，明儿一早他就得去那儿报到。
说他思想右？他才几岁呀！黄汲清火了。前年反右时他就因为说实话吃够了苦头，有人差点给他戴上一頂永世不得翩身的右派帽子。后来虽然何长工挺身相助，可如今漏划大右派的阴云仍无时无刻不在头顶上晃悠。儿子才一个中学生，怎么可能思想右嘛！不可思议。
黄汲清有三个子女，一女二子。老大是女儿，叫洁生，老二是儿子起名为浩生，最小的也是儿子叫渝生。三个孩子都生在重庆，当时国家正处于危急与动荡年代，黄汲清用浩劫余生四个字给儿女起名，意在让后代记住这段不寻常的岁月。要说命，大儿子浩生算是最不好的了。当年生他的时候，黄汲清夫妇刚从南京迁移到重庆北碚，日本人的炸弹成为小浩生的催生婆。半岁时，一场肺炎差点使小浩生夭折。幸亏父亲到一位留洋回国的医师那儿要回了一个药
讶。小浩生丹幼聪明，十二三岁就给大科学家的父亲装了台小收音机。
黄汲清--生关心时事政治，斯大林去世的消息就是通过儿子装的那台小收音机知道的。1954年全家搬到了北京。正在上初中的浩生听说北京四中好，一考便被录进了四中高中班。他的目标是成为未来的清华大学生。浩生继承了父亲的血统，学习成绩好，说话办事直爽，是班上的学习课代表，共靑团员。后来反右斗争的风暴也刮进了学校。团组织让每个团员写交心材料。浩生对当时两件事看不惯，一件是学校操场上摆满了小锅炉，让学生上课时间去炼钢；一件是有位教课很好的物理老师被打成了右派。他把对这两件事的看法写进丫交心材料，并交了上去。1959年元月，髙考开始，浩生充满信心地报了清华无线电专业，并且考了很不错的分数数学得了100分，这个分数黄浩生本人当时不知道可是录取榜上却没有他的名，而一些分数比他低的却榜上有名。浩生急了，问班主任是怎么回事。班主任瞥了他一眼，说了一声你也想进大学呀就再没理他。后来母亲得知后找到了学校。班主任很诡秘地说：你这孩子，就凭他的思想，哼，好在学校没在高中生中划右……母亲听后吓了一跳，这言外之意是，倘若上面发话对中学生也可以划右派，那黄浩生肯定是头一个。就这样，漏划大右派的右派倾向儿子，最后被分配到京郊昌平当了一名山区老师。
噢，他们让年轻人说实话，可说又整他们，这是什么玩艺儿！黄汲清又要骂人了。然而，我们的这位可以弄清楚几千米地下奥秘的科学大师，除了骂一声什么玩艺儿之外，他对当时的政治气候不仅十分的无可奈何，而且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从那起，大师的心中一直是十分的痛苦和忧郁。他很少说话，事实上别人也不怎么让他有说话的地方和空间了。
1960年6月1日，当第一列满载大庆油田原油的火车，从萨尔图站驶出松辽大地，宣告这个新发现的中国最大的世界级油田开始为共和国腾飞正式出力时，黄汲清这位油田的发现者，此刻却拖着瘦弱的病体，从附近的一家小粮店背回一小口袋面粉，准备为他正在山沟里挨饿的儿子寄去……
儿子，爸爸很对不起你。从小到大，爸爸从没有管过你的学习、生活，可万没有想到，爸爸却把右的思想带给了你……黄汲清一直到临终，仍感到自己这一辈子惟一做了一件对不起儿女的事，就是自己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右的思想传染给了大儿子，害得大儿子上不了大学，几十年一直呆在山坳坳里。
大师在自身的心灵受到严重摧残时，还不止一次怀着这样的负疚感，给大儿子浩生写信念叨着自己的不是。
采写此处时，我很想知道大师这位大儿子的后来情况。黄汲清的家人告诉我，他们家的大公子脾气有点那个，前儿年从昌平山村返城后住在父亲家，后来因拥挤又搬了出去独住着。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来到离紫禁城仅百米之远的南池子―个破旧不堪的四合院的最靠左侧的耳房里，找到了黄浩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一代中国名院士后代的家两间平均不足十米，顶棚散落着厚厚烟尘的小厘，除了两张床和两个供浩生备课、儿子写作业用的桌子外，中间便是一条人对行需要侧身的窄道。黄浩生现在是北京某中学的髙中数学老师。他的右腿已残，只能靠支着拐杖走路。我问他怎么得的病。他也说不清，说是二十多年前在昌平山沟里教书时就慢慢患上了，近几年更重些。1983年落实政策回城，因为不能上楼房，故这所中学成了他惟一选择，因为全北京市只有这所中学全是平房，他的桷杖支撑不了那些有楼房的教室。
黄浩生老师吿诉我，他在京郊昌平的一所山村中学呆了二十四年。那时他才18岁，天真、烂漫，对未来充满幻想，这是一个人学习、深造的黄金岁月，但他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从大都市的髙褛深院中，突然被抛至遍地石头、土路和靑蓠的山坳里。难道这就是我今后永远生活、工作的地方？刚去时，他悲观、失望过，时常在夜色苍茫的傍晚，独自在村外的一棵大树下面对着夕阳晚霞镛倕流泪……他埋怨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公正？采访时，他抬起一只手给我看，那上面是--道深深的疤痕。那时黄浩生所在的学校不通电，每天晚上备课只能用煤油灯。他手掌上的疤痕，就是当年擦灯罩时划破的。
也许是与父亲的血缘关系和父亲在困难面前那种乐观精神的影响吧，黄浩生在命运的巨大打击下并没有沉沦。当他站在讲台前面对穿着破烂但充满稚气、渴求知识的上百个农家娃儿的天真的眼睛时，他感到心灵在升华，感到有责任把科学知识教授给他们，带领他们在欧几里得的数学天地里畅游，这时他重新感到了生活的意义尽管有时是痛苦的，但却异常珍贵。
1978年，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四中党支部给黄浩生纠正了毕业时的政治结论。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他以数学100分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电大数学专科。1985年，44岁的他又通过自学考上了北师大本科函授班。每逢星期日，他一早就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肩上挎着书包，书包里装着书本、讲义和一只印有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搪瓷杯瓷杯用处很大，既可作喝水用，又可在屮午泡方便面沁他和一些与他儿子同龄的年轻人一起听课、做作业、考试……47岁时，他终于圆了自己的梦当一名大学生。这个梦，对他来说，整整迟了三十年。也许是血管里流的毕竟是书香门第的血液吧。他说，他渴望学习，要不是当时已到47岁，又有家庭的繁重负担，他还想去考研究生、博士如今，黄汲清的这位大儿子还是每天拖着残腿坚持到校上课，他已是这所中学的教学骨干，像他父亲一样对事业异常执着。
我问他对自己的父亲怎么看？有没有因为父亲的原因在山沟里呆了几十年而记恨过父亲？黄浩生直率地说：如果说我继承了父亲耿直不阿的秉性倒是真的。父亲18岁在北洋大学上学时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也真奇怪，18岁的我在四中上学时如果当时对政治不那么敏感、关心的话，也不会在后来遭此厄运了。而那时的我却偏偏什么都想问个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有后来的遭遇也就是必然了。对这些，父亲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责任。相反，我倒感谢他，是他把刚强的性格、面对任何困难都不屈服的乐观向上的精神，以及探求真理、勘奋好学的家风彩响和遗传给了我，使我在茫茫大海中没被淹没，并努力像父亲一样，追求自己执着的事业……
是的，在这方面或许儿子永远无法与父亲相比。黄汲清是大海，是高山。当大海和髙山被无情地填塞和淹没后，那种灵魂的摧残与肉体的折磨，只有高山大海自己清楚。
本是同根生，相臃何太急？只因阶级斗争为纲，一夜间，友人反目成敌人……历史自有公论：中国地学的丰碑本不厲一个人。
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題为大庆梢神大庆人的长篇文章。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外界公开大庆油田。在这之前，大庆油田一直属于保密范围。
我们的最高当局选择了这样一个年份向世人透露一个伟大的发现，无疑是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这个意义正如毛泽东当时接见一位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的：帝国主义分子前不久还叫嚣中国政府要垮台，现在不做声了，因为还没有垮，而且更硬气了。见美！！，特里尔毛泽东传364页在毛泽东眼里，当时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分子是邻国的苏联。
在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的六七年间，中国这个诞生不久的共和国，在人为和自然因素的交叉袭击下，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身后，是六万万人民的饥荒与贫困；在前面，是东南西北全方位的反华包围圈。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兴奋的事件之―。1964年的这一年中，中国还发生了另一件令毛泽东欢欣鼓舞的事，即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大庆油田和原子弹，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解除了来自前后的沉重压力，共和国由此在国际舞台上开始以新的形象出现。
如果说原子弹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一切反华反共势力进行较量的砝码，那么，大庆油田则可以比做社会主义共和国奔向现代化强国的列车轨道。
毛泽东看重大庆油田是站在政治家的政治角度。他褒奖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的有功之臣，绝非亚于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们。在石油系统，毛泽东褒奖了余秋里、康世恩和铁人王进喜。在地质系统，李四光成了他的红人。应该说，毛泽东对石油部、地质部这两个亲兄弟的褒奖是公平的。但是，由于后来的历史走向，出现了激烈的政治运动，这种公平则随之也暴露出了严重的不公平隐患。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毛泽东的威望到了巔峰状态。他的一句好话、一个褒奖，总是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即是他老人家一贯所奉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最后也导致了后来关于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旷曰持久的名利之争。
大庆油田发现与开发的开始儿年里，正如前面所言，石油部和地质部其实从未因谁功劳大谁功劳小出现过公开或者背地里的摩擦。这种名利之争，在科技工作者里面，也不曾出现，至少黄汲清等一批大师从没想过什么个人的名与利。为社会主义建设贡歒力量，是五六十年代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愿和崇髙情操。只是后来的政治势态发展，迫使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起来捍卫自己应有的尊严而已。
人来到这个世上，谁都有维护和捍卫自己尊严的权利。然而，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为了维护和捍卫自己的荨严，却付出了不堪回首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经历的最漫长、最黑暗的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得不到保证的岁月。那年月，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当作发奥的垃圾推进垃圾筒，或者干跪挖个政治的坑给埋起来。
说毛泽东的晚年是一个悲剧，是因为他老人家的头脑中有过多的敌人。他在国际事务中把帝国主义的概念无限度的延伸，造成了中国的极度孤立；在国内，老人家的敌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本质上就反动的知识分子。
黄汲清被划归为那些本质上就反动的知识分子一类。
反动的知识分子是相对于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被归类出来的。在地学界，不用说，黄汲清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路线的的反动的知识分子。
1964年，黄汲清60岁。文革开始，黄汲清62岁。黄汲清压根儿就没想到，在他古来稀的年岁，历史竟会将他与他所一直尊敬的人物对立起来。
历史在捉弄黄汲清，同时也在捉弄当时的那个时代。这一切在客观上是可以归功于毛泽东及他老人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工交系统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从此成为一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这面红旗高髙飘扬了几十年。就广义而言，毛泽东的这个口号并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在这个口号的后面还有两个号召，即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在文革之后，社会上曾经对学大褰提出了许多质疑，其中最根本的是认为大寨并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模式，还有便是陈永贵、郭凤莲那样的典型人物被拔得太离谱了。其实，毛泽东提出这号召，其基本出发点没有多少错。只是后来的有一些典型由于被吹、拔得太离地。一离地就变得虚假，一虚假别人反倒不信了。陈永贵晚年的悲剧与毛泽东一样。郭凤莲现在正是吸取她的前辈的教训，因而又重新受到人民的尊敬。
我们一向尊敬的大科学家李四光先生或许连他本人都没有意识到，他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十几年间，在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与陈永贵相同的悲剧命运。不过，在公众的记忆和印象中，李四光的运气要比陈永贵式的一批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要好得多，至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几个人说他坏话一一笔者的本篇文章里其实也丝毫不是在说他坏话。特此叙述一个情节：在写此文中间，有一天笔者和杂志社的同行路过李四光的塑像时，提议道：来，我们一起站在这位卓越的科学大师面前照个相，让大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张照片后来一直压在笔者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只是历史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新的世纪，而在这新世纪即将到来之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世人、向子孙们说个明白，以免再将这个世纪的一些误会、一些误解带给后人。中国在二十世纪有太多的痛苦，每一个正直的中国公民都希望自己的祖国在新的世纪不再出现痛苦，至少是不厲于人为造成的痛苦。
为了明天不痛苦，有时不得不去揭一下昨天的伤疤。于是，这就
大庆油田发现真相
会使个别人感到痛苦起来。如果个别人的暂时痛苦，能换取更多的人在明天不再痛苦，我想这个别人的痛苦也算是一种奉献。我真诚希望以往那些将李四光视为神的个别人能拿出这种奉献精神和大度来。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我因为写一部警卫领袖风云录而采访过不少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自1964年以后，直至1976年去世前的十几年间，毛泽东实际上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除了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外，连总理周恩来和四人帮中的江青等人也都不太容易受到这位政治圣人的接见了。至于知识界、科技界的人物要想与毛泽东会面，机会那就更希罕了。然而，李四光除外。有史料记栽，仅1964年—年中，毛泽东就两次单独会见过李四光，而且都是朋友式的。一次是两人笑谈太极拳，另一次是请李四光到中南海怀仁堂看豫剧朝阳沟。之后的若干年间，毛泽东见李四光必夸他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在谈大庆油田时，毛泽东必提及李四光。历史使李四光成为科技界一面红旗。
文革开始前，大庆已经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文革后，大庆更是一面鲜红的战旗，像王进喜那样打钻的钻工也当上了拥有几十万人队伍的大庆油田革委会副主任。大庆离不开李四光，李四光随大庆宣传的升温而升温。
人到了圣坛会变成使人惧怕的鬼神。
科学到了圣坛会变成一派荒诞。
在地学界，以黄汲清、谢家荣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的科学家，之所以不服宣传上的某些做法和提法，原因只有一个：科学必须尊重客观事实，科学不能一家之言。
黄、谢两位科学大师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太天真了，他们以为在暴风骤雨的政治斗争面前，也可以采用像搞科学一样的诚实态度去对待。大师们彻底地想错了。当他们还来不及发现自己的想法错在何处时，革命风暴已经把他们从万众敬仰的科学大师座椅上拉到了以鼠为伍的地下狱室。在棍棒和飞机式面前，身材魁梢的谢家荣奉行的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讲因而最终以自杀方式结束了其辉煌的一生。黄汲清太瘦小，瘦小得他想在那间暗无天日的地下狱室里将自己的身子撞击水泥地的力气都没有……
这位当时不足80市斤体重的大师，在谢家荣去世之后，以地学界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身份，遭受到慘无人道的灵魂与肉体的摧残。
文革初期，黄汲清当时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在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研圣殿里，少数几个以打砸抢为嗜好的造反派分子掌握了科学院生杀大权。在文革开始的并不长的时间里，他们逼死了谢家荣，又逼死了另一位著名地质矿床学家孟宪民，他是我国最著名的锡都云南个旧锡矿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还是世界上第一块新矿种香花石矿的发现者。孟宪民在地科院的一批失去了基本人性的造反派的淫威下，从办公大楼的三楼窗户跳楼而死。目击者对这位大师死状至今一说起来仍会浑身发抖。他的脑袋倒插在双肩中央，地上白花花的红殷殷的一大摊……，目击者告诉我，那白的是脑浆，那红的是鲜血。孟宪民死的时候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黄汲清不是没有过像谢家荣、孟宪民两位好友一样了结此生而万事大吉的念头，但他没有这种机会。造反派们不允许地学界失去批判和打击的一个最大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不停地升级的飞机式与批判大会上，才能体验到那种革命的快乐感和胜利感。如果失去了批判与打击的对象，这种斗争就没劲！就不过癱！
黄汲清被关进了一间特设的地下狱室，从此开始了长达一百八十多天的长时间逼供审讯……
—次又一次的提审，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打晕批昏了的黄汲清反倒越来越清醒起来：干吗要死？我没有错！我的学术有什么问题？没有呀！大庆油田是个例证！毛主席不是提倡要学大庆吗？相信党和人民不会把功臣当罪人的！
一位每天接受几小时逼供、见不着太阳见不到光线，只能吃一个慢头或两个窝窝头的老人，在半年后竟然还活着从几十级台阶下走出来，真是一个奇迹！
黄汲清从地下狱室出来的时候，家里给他称了一次体重：78市斤。在这之前的四十多年里，黄汲清说自己的体重没有少过一百三十斤。
这不是失去人性的摧残是什么？我不知道当年参与迫害大师的那些革命者现在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他们应当为做过这样的事而每夭到教堂在耶鲰的十字架面前忏悔一千次，否则天地不容！如今有人一说文革就把所有的错误与罪过统统地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我以为似乎太过于简单化了！
莫哭莫哭，出来就好了嘛！黄汲清问到家，妻子陈传骏抚摸着瘦得像个孩子似的丈夫，整宿地痛哭不停。连抬眼力气都没有的黄汲清反倒安慰起妻子来。他哪里知道这半年中妻子是怎么过来的。我到中国地质科学院采访，当向有关人士问起那一段事时，他们的面部表情一下冷峻起来：啊哟，那个时候，我们在楼上办公，每天从早到晚只要往窗外的楼底下看，就会看到陈老太太黄夫人笔者注的身影。她老在楼底下来回地走动，想有机会看一眼关在地下室的黄先生，我们告诉她说是不会见到的，可她不信，照常还是每天来，不管刮风下雨。那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后来我们都不敢朝窗外张望，怕看到她……
陈传骏就是这样一位至诚至爱的妻子。
黄汲清在生前不止一次这样对子女说过，他的一生如果没有爱妻的关心体贴，就可能没有筝业上的如此成就，也不可能活到91岁高龄。我采访黄汲清的子女，他们跟我说的一样：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的辉煌一生！
大师一生中若有最庆幸的事，应当是找了陈传骏这位贤妻。
他们相识于1936年，也就是黄汲清从瑞士获博士学位回国时。黄汲清那时刚过而立之年，正值大展雄才的年华。由于卓著的才华和恩师丁文江、翁文灝的厚爱，回国不久便升任了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相当于总工程师和代所长之职，如此一位璀璨的科学新星，他的婚姻大事自然引起诸多人士的关注。那时候在普通家庭里十分讲究门当户对，而在高层知识分子界，郎才女貌则更为流行。大才子黄汲清理所当然地成了京城知识界引人注目的对象。旧北京时，才女们最集中的数闻名的北京女师大，这里可以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有才貌的显贵达官家的闺房小姐。说来很有趣，女师大当时有两位人称校花的学生，她们一位叫吴镜侬，一位叫陈传骏。前者比后者大几岁，两人都出身于名门贵族，都是人见人爱的娇花淑女。1922年，吴镜侬嫁给了黄汲清的终身好友谢家荣。十几年后，陈传骏嫁给了谢家荣的终身好友黄汲清。谢家荣和吴镜侬是一对恩爱夫妻，可怜没有白头到老。黄汲清和陈传骏则更是一对如彩随形天下难寻的恩爱夫妻。谢、旲夫妇两人的性格都厲内向，而黄、陈两人则都是爱说、爱笑，性情活泼的外向型性格。他们的恋爱，充满了罗曼蒂克。当他们的子女也有五六十岁时，子女们给我谈起了他们的父母在年轻时第一次约会的趣事：黄提出到郊外的香山玩。好啊，明天就去！陈传骏欢呼起来。第二天，一对恋人搭车前往香山。一路上，陈传骏小姐欢快得像只小鸟，啷唧喳喳说个不停。到了到了。车至目的地，小姐一溜烟眺了下去，回头一看，锖人不见了。左盼右顾，还是没人彩。回车上一看，你道怎么回事？嘿，这黄大才子呼呼地正酣睡着呢！哎哎，你在做什么美梦呢？陈传骏推醒黄汲清，气不打一处来。嘿嘿，对不起，我刚才正好梦见了在德国黑森林与好友约会的事。黄汲清不好意思地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好你个黄汲清，你交待，你在外国留学期间跟哪个洋妞约会过？说！陈传骏小姐气喘吁吁地--把将黄汲清拖下车，非要他说个清楚。黄汲清一见此情，也急不是的不是的，龟儿子才约会嘛！那你刚才不是说在德国什么黑森林白森林约会的，一定很浪漫吧？黄汲清笑了：嗨，那倒是约会，可是我们几个地质学友约会呀！陈传骏这下把沉下的脸浮了上来，将一只纤柔的手伸进黄汲清的胳脾弯，撒娇地说：那……你给我说说那次约会的事。一提起这，黄汲清就来劲了。那次约会是在1934年冬，正在瑞士浓縝台大学主攻阿尔卑斯山脉区域地质与大地构造研究的黄汲清，接到了止在德国留学的老同学李春昱来信，约他寒假去德国南部的黑森林地相聚。一生爱旅行的黄汲清见信后欣喜若狂，在异国能与久别的好友相会本身就是件值得庆幸的事。1935年2月，正值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之际，黄汲清践约赴会。到那儿后，又见到另两位北大地质系的高班学生，同在德国、瑞士留学的王恒升、乐森埒。四位青年学者，相会在异域的冰天雪地，耿耿童心，油然勃发，情不自禁地抓起雪块互相对掷起来。雪仗越打越激烈，乐、王俩人竟然抱成一团，翻滚在厚厚的雪地之中。那场面有太多的童趣、学子趣，爱摄影的黄汲清忙不迭地举起相机，连连几声咔嚓，记录下了这难忘的黑林雪仗图。那照片还有吗？陈传骏被这充满情趣的故事深深吸引了。黄汲清很得意]有啊，你回去就到我宿舍去，保证给你看！去你的，谁跟你到宿舍呀！陈传骏的脸一红，羞道。后来这对才子佳人好上了。当时北京知识界还纳闷：怎么女师大的大美人都给穷酸酸的地质调査所的小子们拐跑了！
黄汲清与陈传骏是在患难中结的婚。1937年6月，黄汲清赴莫斯科出席第十七届国际地质会议，之后在苏联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地质考察与学术夂流。当年10月回到南京，这时，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上海，黄汲清作为中央地质调査所所长，他率幸所员工，辗转到长沙。在长沙他与陈传骏正式结为夫妻。嫁给地质郎的陈传驶，从此也跟着过七了到处颠沛流离的地质之家的特殊生活。从结婚到1949年解放前的儿年里，黄汲清不是出国就是天南海北出野外工作。陈传骏除了那无时无刻挂念外，就是携带三个幼小的孩子，再者便是随丈夫的单位与工作的变动而无休止的搬家。在结婚的头十年里，陈传骏带着孩子，绕着南京一重庆一北京来回搬家也不下十次。常言道，一次搬家就矮半截命。带着孩子的陈传骏已经记不得自己的青春少妇是怎么过的。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在解放初的那次从南京逃回老家四川的一路上，为了孩子能有一口饭吃，有一个不被天上飞机轰炸的栖身处，她竟屡次拉下脸皮，像乞丐似的流着泪向别人苦苦哀求。
解放后，调到北京中央地质部工作的黄汲清当时身兼数职，一天忙到晚。陈传骏为了能让丈夫一心扑在为国家找矿的事业上，她毅然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教朽职业，当起了一名家庭主妇，专门服侍夫君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平日里，她为夫君的喜而喜，为夫君的愁而愁。更神奇的是，每当黄汲清心宽体胖时，她也跟着心宽体胖。若是丈夫日渐消瘦，她也即刻骨瘦如柴。三个儿女无不称他们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文革开始，黄汲清作为地质系统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外加特字号国民党大特务被揪出来后，一向很注意营养的黄汲清黄胖子的全家断了高薪。他从300多元的一级教授待遇，变成了只有每月15元生活费的牛鬼蛇神。他和老伴两人的30元生活费要养活一家几口人咋个活法？经济的宭境和精神上的打击，使陈传液遭受了并不比大师轻松多少的严重摧残。丈夫在地下室关押的日子里，已近花甲之年的她每天支撑着弱不禁风的身子焦虑地到地下室附近的地方一小时两小时、甚至半天一天地等着，那时的她，多么期待能瞅一眼几十年相依为命的老头子，然而她始终未能如愿…一
陈传骏还没来得及用那微弱的身子为瘦得肋脅根根凸起的丈夫偎暖，1969年九大后，林彪的一号令又把京城搅着天翻地覆，鬼哭人嚎。大工賊刘少奇等走资派被遗送走了，国民党大特务黄汲清也没有逃过这场台风。名曰琉散，可对那些被疏散对象与他们的家人来说，都知道这是一次生离死别。黄汲清的一女两子得知后，挽着那瘦得皮包骨的父亲，哭得好是凄慘。一向爱流泪的妻子此次一反常情，她不掉泪，也不说话，只是那双满含哀怨的眼神久久地发呆着。儿女们吓坏了，商量着如何瞒着她悄悄送走父亲。谁知，临上火车前，陈传骏卷起行李，对儿女们说：家交给你们了，我跟你们爸一起到江西干校去！就这样，她用那頋伟大的仁爱之心，伴随丈夫度过了一千多天喂猪生涯。1972年，黄汲清被落实政策回京，时年68岁。那时，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人了。黄汲清摇摇晃晃回到家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对儿女们说的：没有你们的妈，今天你们接回的该是我的骨灰盒了。
老人比黄汲清小三岁。我第一次到她家采访，黄汲清大师已经去世半个多月了。家人都不敢告诉她这不幸的疆耗，他们知道告诉她这睡耗就等于终结她的生命。我望着这已经耳聋、眼花的耄耋老人，心里好难过。不过，我从心底与她全家人一样，希望一直给她带去欢笑和老头子还在医院，挺好的消息。
女性的伟大常常使自认为了不起的男子们感到无地自容。我为大师这样的妻子而感叹！
在中国的学术界和科技界，或许大家还没有听过哪个学科与门派之间的斗争超过地学界的。
地学界的学科与门派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具体在围绕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而更多的是已经上升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潘云唐副教授等人给我讲了地学领域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使我深深地为地学领域所特有的那些斗争史而震惊。因为一旦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深人到一个科学领域，这种结果的残酷程度丝奄不亚于毁灭一个政党更令人痛心。科学就是科学，本不该有那么多的政治性，而一旦政治加人科学领域，科学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其实，科学问题上的争论本来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以及学科本身的正常争鸣，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基本动力。然而由于从事各种学科的人的胸怀、动机、品行等等诸多因素，致使一些正常范围的学术争鸣，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狭隘之争，甚至发展到你荣我耻，你死我活的门户之争、政治之争。历史是无法割断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确，新中国的成立，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曙光。但是从客观的历史分析，我们应当承认，中国人民之所以能站起来，应该说是经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虎门销烟、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以及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斗争北伐战争、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等一直没有停顿过的各种斗争后才站起来的。无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是最波澜壮阔的和彻底的一次革命斗争。那么，中国新政府的成立，特别是新政府能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运转，也不是共产党人靠几个口号发发文令就能成得了的。新政府如果没有几千年来祖先遗留下的巨大物质与自然财富，也不去接管当时旧政府诸多的尽管是腐朽与落后得不成其样的烂摊子，那么我们的共和国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地步。
地质科学事业便是一个突出例子。
从本世纪初鲁迅先生著的第一本地质学术著作，到1912年章鸿钊在孙中山的国民临时政府主持第一个政府地质部门，到1913年丁文江、翁文灏开设第一个地质调査科研机构开始，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十多年里，以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灝也包括李四光在内，还有黄汲清、谢家荣、李春昱等一大批地质事业的先驱者和大师们，已经在中国建立起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地质科学。尽管在旧政府统治时，他们找到的真正可以用来支撑民族工业发展的矿山与矿产地并不算多，但在学术上，在科学的找矿理论与方向上，不仅成熟，而且已经走在了同际同行们的领先地位。解放后，我们开发的鞍山、大同、淮北、包头、攀枝花、玉门、大庆等等一大批著名的钢铁与能源基地，有几个不是在解放前就巳被地质学家们发现或者指出了的！包括八十年代后期才进人开发的塔里木油田，黄汲清在1942年就这样明确指出过：这里油田的未来远景是令人鼓舞的。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足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此外，在深处还可望有更好的油层。包括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最初始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他的那部地质力学奠基之作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发表于1945年。李四光的另一个著名发现中国第四系冰川则比此更要早十来年。
几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在二十世纪的形成与发展，在前半个世纪已经基本完成了它的研究与探索阶段的艰巨使命，而在后半个世纪则是我们共和国很好地团结并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并在他们成熟的科学思想指导下，完成一个又一个矿产资源基地的幵发与实践过程。
不计前人的功劳，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忘却历史的作用，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在地学人才与地质学科研机构方面，新中国政府几乎是将旧政府的那班人马全盘接收过来的。在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从事地质科学工作的总人数不足两百人。研究机构主要是一个中央地质调査所和下厲十几个省级地质调査所，加上李四光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这二百来个人和几个科研机构，在国民党反动派逃往台湾的历史转折关头，几乎全部留在了大陆，后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一个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及再后来成立的地质部，其主要技术骨干与主要领导人都是这一批人。
这二百来位地质科学工作者，为了完好地保存机构，迎接新中国成立，当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曾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黄汲清的好友、当时任所长的李春昱教授等人为保护中央地质调査所的斗争史诗。
1948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兵临南京城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惊恐万状，勒令各机关迅速撤离。所长李春昱。
因为经常秘密收听共产党的电台广播，所以有心不想随蒋介石的旧政府撤离。但是在国民党总统府鼻子底下，要把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完整的科研机构的全套人马留下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胆略。李春昱找到了尹赞勋、侯德封、谢家荣等几位调査所元老秘密商童。大家的意见一致：坚决留下，不跟蒋介石走。黄汲清当时在国外考察，李舂昱无法与其联系。时间一天比一天紧，国民党政府一次又--次地打电话来催促，到后来中统、军统的特务也渗到了调查所驻地作耳目。面对如此形势，李春昱等人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当时要把机构留下来，连职工家属几白号人不能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外，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在混乱与经费断绝的情况下，维持员工及家属生活，困难实在不小。后来，李春昱向担任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会员的老友孙越琦借了两卡车8000斤大米，又发动大家储备了油、盐、咸菜等物，首先安定了人心。可在国民政府机构大批撤离之际，惟独地质调査所不撤显然太扎眼了。怎么办？此时，孙科任院长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已迁往广州，主管地质调査所的经济部部长三天两头打电话派人来催李春昱搬迁。再要想瞒天过海賴着不走是不可能的，而且李春昱清楚，他的上司还有两位政府大员对地质调査所内情是太熟悉了，如果他们不支持或到蒋介石面前说一句不三不四的话，那么整个计划就会成泡影。这两个人就是孙越琦和翁文灝。孙不久就任经济部长，直接主管地质调查所。翁文灝则是孙科的前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又是与丁文江把地质调查所一手创建起来的太师爷，对所里的控制力远在李春昱之上。李春昱知道，要把地质调査所留下来，先得越过这两位神仙。李找到孙，孙先是一笑，然后将他拉进里屋，说：不瞒老弟，我也在作留大陆的准备。孙越琦后来确实留了下来，并一直服务于新中国。李春昱从孙家出来，已见半天明媚。后来他又到行将离开南京的翁文灝府上。当时，翁文灝十分感慨道：我被共产党列入战犯，名列第五位。不暂时避一避是不行了。李问：难道先生要随蒋到台湾？翁摇摇头，很灰心地：我在蒋手下干了那么多年，要说有点成就的话，也只有地质开矿，其他的事就不值得一谈，做官我也不是那块料。到那边一块小地方又没啥地质开矿的事干，其他的我已不感兴趣了。顺其自然吧！先生，假若我们把调査所留下你有什么看法？李与黄汲清一样，是翁文灝的得意门生和老部下，他认为在决定地质调査所前途与命运的此时此刻，征求这位导师和创始人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过李春昱心里也一直打鼓，万一老先生不同意咋办？翁文灝似乎看出了学生的心思，便十分明确地告诉他：你们不走是对的，做科学工作的，共产党来了不会杀头的！李春昱是含着热泪离开翁府的。
在人民解放军开进南京城的前夜，李春昱一面组织几位心腹到长沙租/几间房子并挂起了中央地质调査所临时办公处的牌子以掩耳目，一面组织本所职工在南京昼夜巡逻，以防不测。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旧政府的中央地质调査所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地质机构完好地囡到了人民手中。
1949年8月19日，尚未正式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发出财经工字第一号令，将这个地质调査所划归财经委计划局领导。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国第一个地质工作机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黄汲清、李春昱等原中央地质调査所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1948年就出国，后一直留在英国，于1950年上半年回国不久的李四光坐上了该委员会的第一把交椅。副主任是尹赞勋和谢家荣。73岁的中国地质界元老章鸿钊被聘为顾问。
被列人战犯名单的翁文灝此刻流亡隐居在法国。半年后他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回到祖国。因为翁在国民党政府的特殊地位，故在他回国之后再没有重新回到他心爱的地质事业。黄汲清曾向中央建议让翁当地质图书馆馆长之职，但没有得到同意。后翁一直从事统战工作，1954年12月，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1971年1月27日，病故北京，终年81岁。
1952年，地质部宣告成立。翁文瀕的一大批弟子及他与章鸿钊、丁文江创建的地质调查所，都成了这个部的重要领导人和主要科研机构。不知何故，后来从英国回来的并成了这个机构主帅的李四光，在领导指挥由丁文江、翁文灝、黄汲清等精心培育下发展起来的，由李春昱、尹赞勋等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保存下来的原中央地质调査所这批人马时，中国地学界从此常常出现格格不人，甚至几度分道扬镰的局面。
据说某人让在保护中国地质力量的斗争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李春昱去东北当地质矿产调査队队长时，这位一生容不得别人在他眼里掺沙子的著名科学家，当着领导的面把聘书扔在地上。这样的人在政治运动到来时，自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在反右时，李春昱也戴了顶右派帽子。文革中，他被发配到陕西白水县本从图公社劳动改造。老先生很天真，以为要终老田畴了，便把夫妇俩补发的6300元钱一分不剩地捐给了公家。有人问起他何以出此义举时，他据实相告：到地里干活，要那么多钱有啥用。放在身上也不安全嘛！瞧--个书卷气十足的老头儿。
书卷气十足的不仅仅是李春昱一个人。黄汲清是，老夫子章鸿钊是，被迫害致死的谢家荣、孟宪民是，还有我在本文中提到或没有提到的其他诸多科学大师，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充满了旧时代的那种书卷气。其集中表现在，他们为人处世上的坦诚，追求事业上的执著，对待自我的严律，以及生活上的简朴廉洁。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进这些大师中间，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在这些方面所体现的道徳风尚和人格力墩，有太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和太多让你肃然起敬的地方。
我第--次踏进黄汲清大师的家采访，他的儿子将我领到里面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庵子。屋子里有一张高低床，床的左边是一个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种黄串--发红的三门柜，右边是一张普通的三屉写字桌。除此，还有放在床的下端贴墙处一个五十年代流行的旧五屉柜和斜支在旮旯的一个放着不少书箱与资料的书架。开始我以为这是大师家一间闲置着的佣人小卧室，后来主人告诉我这就是大师的起居室。当时我很惊诧。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一位部长级待遇的大科学家、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住的地方。平日里我所看到的一般普通工人、干部的房间里都绝不会有这种蹩脚的家具呀！
后来大师的小儿子讲了另一些家常事更使我吃惊。他说，他父亲90岁生日1994年时，来了一些亲朋好友，老头子很要面子，想找家烤鸭店请一顿饭。可老伴半天不吱声。黄汲清急了，问怎么回事？老伴告诉他手头就剩二百多块钱，上一次馆子还不得千把块！黄汲清再也没有吱声。后来还是女儿和大儿子冋来解了围：自己动手，在家里弄了一桌饭。大师的小儿子告诉我，他在美国工作还算可以，姐姐和哥哥家的生活并不算宽裕。父亲身边除老伴，还有一个孙子和保姆，平时家里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而所有的开支全得靠当院士的父亲那份--千二百来元的工资。在八十年代初，父亲的工资六百来元，后来是八来元，那时还能对付。到九十年代后，他的工作加院士补贴长到--千二百元，可抠着花还是月月空。黄汲清有不少弟子，过去几十年里，只要到他家，就甭客气，逢吃饭就坐下吃，吃了就抹抹嘴走人。可越到后来特别是近几年，他的弟子心里越不好受：留下吃一顿就等于添恩师一份愁呀！这几年社会上流行名目繁多的各种评审会、研讨会等等，黄汲清是国内外有名钽的大科学家，所以请他当什么评委、名誉主席的多的是。明白人都清楚，这些都不是白当的，只要去会场上坐一下，露个面，或者根本不用去，电话里应一声，别人就会送上少则二三百元，多则几千元！听说个别院士现在就靠这个发财，因而被人戏称评审院士黄汲清不干，他找来助沪，说：给我在报纸卜发个声明，凡是这一类东西，我一律不参加！助芦告诉他说这样的声明报上不好发。他就说：那你就告诉所有来函来电的邀请者，我黄汲清绝不当评审院士。助手照办了。可妤常到大师家的助手，知道大师家的生活窘境，有时想说服他适当地参加一些不是蒙人的评审会。大师一听就摇头摆手，说我也不处反对专家去参加评审工作，可是一拿人家的钱物，你心气就短了，心气…短你说话谈意见就会受影响，最后评审出来的东西就会不真实，就会误人误寧误闻家呀！从此助手再也不提了，而大师的生活依111那样清贫窘闲，八卜年代，在大学教授和有名声的专家中流行当博导博上研究生导师这博导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且还根据你所带的人数给予待遇呢！于是有人一下就带几个、甚至十几个的。论黄汲清的资格，当博导的博导都不成问题。本来嘛，他的许多学生此时早就是博导了。可大师就是不愿带，他说：过去师傅带徒弟都是单传，最多带两个，这才能严师出髙徒。一下子让那么多年轻人到你身边，你一个星期上不了两堂课，这是不负责任嘛。我不千。再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跑不了野外，哪能光用书本上的东两教学生呢？在大师去世前两个多月的1995年1月12日，他要出席在中南海隆重举行的颁奖会。这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髙荣誉奖，颁奖者是李鹏总理。临出家门时，大师有些发愁，因为他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后来，全中国和全世界人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第一位走向领奖台的黄汲清，穿的是一件黄里发白的旧羽绒大衣。这是儿媳在好几年前给他买的。一百万港币的奖金拿到手时，何梁何利奖出资人中的--位女士悄悄走过来对黄汲清说：这钱不算多，老先生您韋着它享享福吧！大师当时一笑，没有说话。转头回到单位，就把这一百万元奖金拿了出来，设了一个黄汲清地质学奖励基金在我为大师这样为国家、为世界科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依然生活贫苦而不平与惊叹时，我更为他及他好友的那种书卷气感到由衷的崇敬。在我们今天的芸芸众生中，这种很可爱其实也很珍贵的书卷气12经太少了！与人与人之间发展到除了金钱便一切换取不回的时候，是否也昭示着社会的基本人伦与民族美德开始进人沦丧的危险境地！
我没有像黄汲清等大师那样熟读四书五经，也没有像黄汲清等大师那样沿着四书五经所规范的道德与哲学去开创自己的人生。不过，有一点我似乎已从他们的身上悟出：凡是太多书卷气的人，凭着他们刚正不阿和天真的性格，一旦遇上小人和政治的时代，吃亏便是他们尤可逃避的现实。
怀着对新社会和对共产党的那种渴望与敬佩的心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崭新时代的黄汲清等一批科学知识分子，他们对一呰过去未曾经历的新事物，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阳生、不安和恐惧，那就是政治和阶级斗争。
李春昱、谢家荣还可以列出一批知名人物，他们凭着自己的性格，敢说敢做，最后必然导致了自己不堪问首的命运。要我看来是他们都太不懂得政治。
政治是什么？间典里有两种解释：--为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困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为是经济的集屮表现。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0的。
我想，大师们都是从蒋介石反动政治统治下走过来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两种随手可以在词典中翻到的名词解释。不过，很明逋他们对后面的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0的那句话缺乏深刻理会。要不然也不至于最后导致在政治斗争中霜要指出的是：有时并非是政治缘故，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比政治隐晦得多的原因毁灭自己或毁灭自己的学术思想。
在解放后的一场政治斗争中，地学界的大师们真正尝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黄汲清、谢家荣，还有李春昱等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被划人右的一类，纷纷从政坛和科坛上落马。
之后，围绕谁是大庆油田真正发现者的名利之争开始。紧接着，便是资产阶级反动阵营和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你死我活交锋的文革运动开始了。那时，地学界的革命学术权威，在发现大庆油田的卓越功绩下，如同太阳一样光芒四射。而革命学术权威的对立面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此时已老的老，死的死，溃不成军。黄汲清在此时此刻便被光荣地推举为这一阵营的统帅人物。他的地位，他的名望，尤其是他的大地构造理论，正好是从苏联引进的修正主义加资产阶级的洋货。他当这个角色在革命派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黄汲清的运气从此来了，他还没有來得及从大庆油田是谁发现的一团疑云中抬起头来，那轰头砸脑的天庭巨雷，如鼓点般地向他袭来……
他被打倒了，批臭了，扔进了地下狱室。后来又被一脚踢出北京，遗送到江西峡江的一个农场。他不仅被剥夺了工作与科研的权利，而且连做人的基本尊严都不给。
那时大师12经65岁，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摧残，使他瘦得不像人样。为了保证火君能有！！气活下去而同往农场的老伴，一次偷偷从农陡家买得--只鸡，想给大师补一补。谁知被人发现。造反派派去的管教十部指着大师的鼻尖骂：你这个老资产阶级腐朽，怎么，想补好身--了--跟我们无产阶级作斗争？哼，看我给你补。那人把煮好的一盆鸡踢倒在地，一把揪住黄汲清的后背，直拖到批斗会上……一只不用力气就可以推倒的死老虎。数月后，北京来了一位造反派头头，他跑到农场猪棚，看见连提起来个水桶都费劲的黄汲清，以胜利者的姿态，哈哈大笑起来。
以黄汲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技术人员，不是被打倒，就是被清理出地质队伍。
黄汲清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几乎全部被下放劳动。他的大地构造研究室等一批机构被撤销。
更严重的是，几代人苦心经营起来的中国地质教育单位由于设立和培养的都是黄汲清资产阶级式的专业课程而被停课、下放、撤销。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有两个校址，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武汉，就是在文革时，上面一声令下，把学校的教师、器材、研究机构统统赶出北京，先迁至湖南石门，后又移至湖北江陵，最后才迁到武汉市。一个拥有上万人的名牌大学，经得如此折腾，真可谓文革一大奇观。代表红色革命势力的人要的就是这样，不然黄汲清他们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徒子徒孙们的阴魂散不掉。
地质队的状况更荒谬了。不管你过去和现在是干什么的，你都必须学习和反复学4地质力学。江西有个物探队的技术干部说：我从事电测工作学地质力学干吗用？上面的人回答他：地质力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地质领域的具体化，你不想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还想用黄汲清那一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啊！更为可笑的，有人竟将什么地质工程师布钻孔，孔孔落空；老贫农布孔，孔孔见煤一类话编成经验，在报刊上大吹特吹……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时光已经移至1971年。
这一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鼓动了数栽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毛泽东，显得异常疲劳。他的最亲密战友野心家林彪一直在盘算如何解决了林立果谋反分子对毛泽东的代称笔者注、以登匕国家上席宝座。几个月后，林彪彻底背叛，最后摔死在蒙古乌兰巴托以东的沙漠里。
毛泽东万分沮丧地低下头颅。他自然顾不及他那亲自树起的大庆、大寨等红旗，此刻他最关心的是如何抓好林彪一直控制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1971年4月29日，北京医院急救手术室一位虚弱的老人在被胸部剧烈的疼痛折磨中，缓缓抬起眼皮，想说什么，又没有说什么就闭上了双眼……一代名流李四光，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在痛苫的手术台上度过的。
李四光是在他政治生涯敁辉煌的时刻，突然病逝的。当时，外界人特别逛地学界谁都没有猜想到，连他本人也自称至少还能活六七年。
但他死了，死得很突然，也很平静。
然而，在当时的外界社会里依然不平静，地学界的学术与政治上的斗争依然充满着火药味。
至于对李四光的个人评价，在地学界后来众说纷纭。在李四光去世十二年后，另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著名地质学家尹赞勋，在已知自己生命行将结束时，冋首地学界往事，写下了一苜无题七律旧体诗，很让人回味！
幸丁翁李四大家万人敬仰幸夫子；
一分为二是规律四人评价不定案；
名列第四李四光前尊后敬我有变；
今后地廣遗吻大勘乱战犯脚下踏；
评人不要简单化妄想地质向前跨；
建国前后不一样不知同行怎样讲；
尹赞勋也算是除章、丁、翁、李之后中国地学界元老了。建国后，李四光为官的第一个副手就是他，当时尹赞勋出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来他当过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常委，北京地质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等职。老先生一生耿直，从不这个派那个派，因而他对李四光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
正本清潭，两度上书邓小平；黄汲清一石挪海，激起千展觭澜。科学大会上，群英座序，一纸定终音……
黄汲清并没有想到自已能活着从江西五七干校的喂猪场回来。他戏萏要感谢林彪，因为如林副统帅不死，他的那把老骨头就可能埋在峡江土地广。
1972年春，当了四年猪馆的著名科学大师黄汲清回到北京。他与老伴在子女们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走出车站时，大师眯着双眼，嘴里不住地说肴含糊不清的话语。
爸爸，您老活着回来是幸事，就别再念叨以前了。啊，身体第一……子女们一边抹着泪一边在旁边不停地劝说。
嗯？我没事，我是在唱歌呢！大师猛地驻足，一把将老伴拉到身边，不信问你们妈。
真的呀？子女们喜出望外。
老伴陈传骏苦笑地点点头。
来，我们一起唱。这回大师的发音很清楚锤子右手囊在背，前行前行复前行。
越大山，爬峻岭，打完了石头唱个歌儿听。大家同打又同唱，响不尽的鍾声和歌声。前行前行复前行，莫辜负了少年好光例
妈妈你怎么也会唱呀？女儿洁生简直开心坏了，搂着母亲直问。
母亲长叹一声，脸上泛出一丝久违的微笑：三十年了，那时你爸常哼这首自编的歌，来哄你弟呢！
是啊，整整三十年了。大师举目当下遍地狼藉的大字报、红海洋，回首年轻时代的往事，心头不由凄怆起来。那个时候，就知道科学救国，啥政治不政治的。只要锤子一拿，行装一背，就投人到大自然里了。1942年8月的一天，黄汲清和地质调査所的同事李陶、曾鼎乾，登上家称天府名岳的华訾山考察。晚上他们住在老乡家，一大早啃几个熟红薯，喝一碗汤就往山上走。登至1500米的山峰时，正值中午。三人拿出饭盒野餐起来。这时，耳边忽闻一阵又一阵高亢、悠扬的歌声。原来，是半山腰一群躬耕的农民在唱山歌，那歌声深深地吸引了生性好动的黄汲清。伙计们，我回去编一首顺口溜，明儿个也像老乡们一样唱出来怎么样？李、曾一听黄汲清的话，拍手叫好。当晚，黄汲清便在昏暗的櫚浦灯下，整理完一天的野外资料后，就左吟一句右哼一句把这首自命为靑年地质学家的山歌给编了出来。后来，三人坐在床头，模仿着四川山歌小调，你一声我一腔地唱开了。黄汲清的这首杰作后来还真在年轻地质队黾流行了一时。
大自然是浪漫的，然而现实却是十分的晦涩。
黄汲清回到北京的第一个窘境是，他连最起码的一个栖身地几乎都没有。1969年离京时，他家尚有四间房子。可此次回京，只给安排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看来虽然猪倌不当了，但还是属于牛鬼蛇神一类。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苦心经营并为中国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大地构造研究室也被无情地撤销了。
那段时间里，黄汲清一直处在极度的悲痛与忧郁之中。他觉得自己真正的老了，快死了。当年的恩师们都死了，当年一起跋山涉水周游世界的地质调查所的好友们也死的死，老的老，没几个中用了。自己是研究地球科学的，而现在虽然猪倌不当了，可依然要职务没职务，要工作没工作，要助手没助手……唉，人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啊，我也七十了，该去天堂见章、丁、翁还有李先生了。不算少了，比起谢家荣几位好友，自己还不是白拣了这七八年嘛！
大师绝望了，麻木了。一天清展，他没有跟谁打招呼，独自拄着拐杖走向玉渊潭湖一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长篇评述文章，题目是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评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马路旁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出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有什么听的，每天都是假大空！大师过去一向有听新闻的习惯，可今天他不想听，没用，听了也没用。他加快了步子，力图想摆脱追到耳边的喇叭声。可是见鬼，他越想摆脱就越摆脱不了……在我国科学技术战线上，常常听到用争气、争光给科研成果命名。每一个这样的名字，都有一段不平常的来历，都包含着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的雄心壮志。
在我国地下找到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件事，也是和这样的争气、争光分不开的……
嗯？说找石油的事呢！听听，听听他们怎么说的。大师的双脚一下停住了。
多少年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直在散布中国贫油论。他们的专家、权威论断说，已知的油田大都在海相地层中，而中国大部分是陆相地层，因此不可能储藏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石油。按照这个论断，中国就只有永远靠洋油过曰子。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李四光和年轻的地质科学工作者却不相信这一套。他们满怀信心地说：石油就像一个浪子，在地底下到处跑。虽然不好找，但总是有规律可以探索。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己的力虽把它找出来！李四光根据我国地质构造的特点，运用地质力学方法，研究地壳运动规律，认为在我国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有着良好的生油和储油条件。他根据这一全新的理论尖锐地指出，说中国贫油，那是形而上学，结论未免下得太早了……
听听，又是万能的地质力学！大师对天长叹：我们都形而上学哪！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地质工作者决心跑步前进，为祖国开发石油当好侦察兵。几年之中，他们转战南北，根据李四光提出的理论，在辽阔的国土上作了大量地球物理勘探的工作，一口气钻了几千口井，展开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査工作，发现了不少储油的远景地区，初步证实我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但是，找油的道路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一个地区，处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按理说，应该找到石油。由于中国贫油论的影响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还没有完全肃清，这一带无油的洋框框也就打不破，所以开头几年，找来找去，没有收获。有的同志泄气了，甚至提出放弃这个地区，结果使这个地区的石油普査工作在几年里几次上马又下马。但是，石油普査的工人们却相信自己的地质科学，他们坚决主张打回老家去再找。工人们的意见得到了李四光的热情支持。他说，工人同志说得很对，我们要打回老家去广这个口号很有意义。早在八百多年前，宋朝科学家沈括就在我国发现了石油，并且说：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穹。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条件这样优越，一定要下决心啃这个硬骨头。随后，他根据大置野外观察资料，如数家珍谈了这个地区的山山水水，每块髙地、每条沟谷的地质构造，并且指出应该在哪里打钻。普査队按照新的部署打回老家去，结果短短一年时间，就找到了一个大油田。
各路普查队的侦察兵们，接二连三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发现大庆油田了，发现大港油田了，发现胜利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油田被发现了……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他们又在说谎话！说得无边无际了！大师愤怒地用拐杖在水泥地上猛地戳击。不行，我得把大庆、还有大港、胜利等等油田的发现真相给全国人民说个明白，不然，这事就会沉怨千古了！刘毅被整死了！谢家荣自杀了！当年普委的负责人就剩我--个人了，我再不把真相说出来，还有谁说得清楚呀！我不能死！我不能这样让全国人民、让子孙万代，还有毛主席他老人家蒙在鼓里听谎话。我要说，即使有一口气也要把大庆油田发现的真相给说个明白！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历史，这是一代找油人用生命和心血凝成的历史。我不说就是有罪，就对不起像谢家荣等许多巳经死去的科学家和同事好友们！
大师愤然折回身，步子变得异常有力。他要活下去，直到可以痛痛快快彻彻底底把大庆油田的事说个明白为止！
他活了下来，活到了--声春雷平地起的粉碎四人帮的十月。
他活了下来，活到了拨乱反正，科学和知识得到尊重的春天。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平同志终于出来！
是吗？拿来我看看！快！
黄汲清从儿子手中抢过报纸，他看着看着，热泪顿时像断丫线的珠子一泄不止……多少年的委屈，多少年的积忧，此刻一齐涌上心头。
这一夜，大师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两点，他干脆爬了起来。他推开窗户，遥望明月当空的天际，心潮澎湃。他想了很多很多，是啊，国家遭受了那么多年的浩劫，百业待兴。可是中华要振兴，科技和知识最重要，而十多年来，在林彪、四人帮淫威下，科技界、知识界的一家独言，假大空现象太严，重了；党的双百方针得不到恢复，广大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应拨乱反正。
黄汲清想着想着，忍不住铺开一叠稿纸，向他尊敬和熟悉的老上级邓小平敞开了一位爱国科学家的心扉……
小儿子黄渝生告诉我，他父亲的这封信发出后，邓小平很快作了重要批示，特别强调了科技界包括文化艺术界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这个批示尽管没有给黄本人传达，但后来在科技、文化、教育等知识界出现的万千新景象，特别是之后不久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是多少与黄汲清的这封信有着关系的。
值得一提的是，黄汲清本人的问题，也在当时的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总局即后改为地质部，孙大光任部长的亲自过问下，得到了彻底平反，并恢复了他在十几年前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之职，他的大地构造研究室也重新组建了起来。大师的一家老小终于结束鸡笼式的拥挤生活，搬进了三里河部长楼。
当时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冢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关心、过问下，全国性的拨乱反正，使得文革和历史上遗留的许多重大问题得以正本清源。黄汲清是个急性子，他想到那么多年
来关于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冤冤屈屈，是是非非，该到了向党和全国人民说个明白的时候了。于是就在1978年1月11日，再度向邓小平因此信清方毅转交邓，故方也是收信人之一发出一封信。这封信是我在行将完成此文时才得到的，又是大师生前的一极其重要的珍贵文献，他在里面不仅阐述了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对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理论的看法。在地学界至今仍盛传李四光和黄汲清是老对头的一类说法，为防讹传，故我在这里将黄给邓小平、方毅的信全文抄录下来，以供读者了解得更清楚些。特此说明一点：由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信中有四处写到英明领袖失失失的字样，我把它略去了，其余的全文如下：邓副主席：方较同志：我在去年6月14日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一大之后不久就听说邓副主席对我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尽管邓副主席的批示至今没有向我传达，但是当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异常激动和兴奋，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信件的批示，而是代表了党对我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巨大关怀和支持。此后不久，我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有了改善，大地构造研究室正在着手恢复。我衷心感谢党、感讲邓副主席，只有打倒四人帮才能出现这种大好局面，我国地质科学事业才大有希望。我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期望，我要为繁荣和发展我国地质科学事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我晚年的全部精力。
但是，在给邓副主席的信中，我当时没有反映存在于地膺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东部的大油田包括大庆、胜利、大港、长庆等油田到底是怎么发现的。逋主要是考虑到这个问題直接牵涉到我个人的历欠作用，而我不想为个人争荣誉，只希望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地质界能够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出现一个生气勃勃的局面，各地质学派能在平等的自由讨论中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以利于地廣科、学的迅速发展。然而现在看来，不把这个问規反袂出来，不说清楚，在地廣界真正落实党的双百方针，充分调动地质战线广大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有很大困难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一再号召我们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反对务虚作假、看巩使乾、投机取巧；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虚夸；提倡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深感有责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有责任把地质界的这个重大问題反映给你们。
我国东部几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作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廣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四十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此之后，我又编制了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團出，并于1957年3月8日在全国石油普查会议上，配合这张大型挂图，作了題为对我国含油气远紊分区的初步意见的学术报告。普委会及下属松辽普查大队经过1955、1956、1957年三年的工作，初步证实松辽平原存在有利于含油的地质构造。1958年4月17日在松辽平原达里巴村的南17井钻出油砂。之后在三十余口井见到油气显示，从而完全证实了松辽平原的含油远景华北平原和其他地区在以后几年也相继被证实有含油远景！不久前我查阅了！955年至1960年期间所有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报告和资料，碡知他们都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并无地质力学的逻论和术语。这是无可争辨的事实。我谈这些并不是宣杨我个人，而是因为这一科学历史事实被篡改了。如果要谈功劳和贡献的话，那应该完全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普委会广大千部、职工的辛勤劳动。我个人只是完成了我应尽的责任。
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有讹传，说什么我国东部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同志的地盾力学理论而发现的。197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独立自主，高歌猛进一文，首次钳误地报道了这一讹传以后几年，这种错误报道就多次出现！考虑到这是作为我国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加以报导的，为坚持科学的严肃性和正确性，我当时曾向有关科学部门负责同志反映了我的意见，但那时正值四人帮攢行，我的反映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打倒四人帮，人民大解放，科技大解放。去年9月18曰党中央正式发布了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为迎接全国科学大会，上级要求上报建国以来的重要科学成果。我考虑到我国石油工作的发展是我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办工业办科学的一个典型，是建国以来我国最重大的科学成果之一，是为中国人民争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气的极好事例，因此我把我在1957年作的学术报告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等材料上报给地质总局的科学大会筹备小组。对于我国寻找石油的真实经过也向地质总局的负责同志及有关科技部门的负责同志作了当面汇报。
但是长期以来在地质系统就有少數领导同志不执行百家争鸣方针，压制不同学术现点，在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上甚至弄虚作假，不頋事实地胡乱吹嘘。如果说这在四人帮猖橛的曰子里还算情有可原，那么在四人帮已被粉碎一年多的今天再继续这样做就是犯罪。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最近在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4日和红旗杂志1977年第~一期上分别刊登的以国家地质总局理论组名义发表的两篇文幸：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向地球开战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在这两篇文幸中除了继续坚持所谓用李四光同志的地廣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的不符事实的说法之外，又进一步制造了李四光同志亲自指导这项工作的谎言。我不知道他们这样说、这样做，到底拿得出什么样的证据。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的心情自然是沉重的。我现在已是身患疾病年过七旬的人了，痛感精力有？艮，何况还有其他很多工作等待我去做。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我只有坚持科学真理的义务，而没有容忍说言的权利。每当我重溫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每番我看到我国地质科学要发展要前进，每当我想到战斗在高山深谷的广大地质战士对自己的期望时，这种责任感就更加强烈，这种义务就不容推辞。因此今天我决心給你们写这封信！
对于地质界的这一重大问題，我的态度是：第一，已故李四光同志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在蒋匪帮执政期间他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蒋匪的利诱；建国以来，他拥护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和爱护。在地质科研中他持续不断地进行了五十余年的努力，有不少发明和创造，形成一家之言。在他担任地质部长期间，我国地质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地质部进行了大量的石油普查，为我国东部几大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铺平了道路。把李四光同志作为科学技术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尽管我对李四光同志倡导的地质力学在某些观点和方法上有不同看法，尽管他的地盾力学理论至今也并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我仍然认为地质力学作为一个中国人独创的学派和其他学派一样都应当积极发展。这种发展应该是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倡的双百方针为指导，在自由讨论中辨明是非并在实残中加以检验，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那种把一种学派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是辨证味物主义的；而把其他学派说成是绝对错误的，是啃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做法本身就是违反辨证法的，是非常错谋的。
第三，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在这个问題上弄虚作假，对兗的事业不利，对李四光同志本人也不利。据我所知，李四光同志本人生前并没有说过大庆油田是根椐地质力学理论布置普查而发现的。敬爱的周总理和李富春副总逻在第三届人大期间的报告中并没有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余秋里副总理在去年7月13日国家地质总局学大庆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中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和树立李四光同志作为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非常明确地加以区分，这才是科学的正确态度。
最后我敕切地希望觉中央派人对我反映的上述问题进行全面的和客覌的调查，做出公正的结论。我砮信在龙中央领导下，这一问題一定会真相大白的。
此致
革命的敬礼
黄汲清
1978年1月11日
信很快转到了邓小弔手中。从日期看，中途除了必要的程序外，几乎是一步登天。黄汲清于！月11日把信写好后，当日让小儿了渝生抄清签匕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又由儿子陪着亲自送到国家科委请有关人士呈送方毅。151方毅圈阅后，转呈邓办。18日，邓小平就见到了信，并作了重要批示：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
邓的这个批示是批给当时主管计委和石油工业的余秋里、康世恩二位副总理。
余秋里又将批示转批给袁宝华、孙大光等。
因为是地质部门的事，所以最后还是落到了当时的囯家地质总局头上。孙大光对此极为電视，并责成有关方面按照邓小平的批示组织力量迅速调查了解。
最后这件事落实到了地质总局的石油组即石油局。
三个月之后的1978年5月27日，由石油组完成的一份关于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问题的调査报告，以国家地质总局名义，呈送给邓小平及有关领导。
我从地矿部档案室査阅了这份文件。上面的签发人不是孙大光。
这份出自石油组的调査报告，用黄汲清自己的话说是批判了我的信件的某些内容，也就是说是有针对地对黄给邓小平的信进行了反驳。
我看后的感觉是，不管当时的地质总局领导还是石油组的人，对办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但其指导思想至少在情绪上多少是与黄的信有一定程度的对立。臂如，黄给邓的信中，一开头就提及了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西方针的实际情况，这顶大帽子戴在谁的头上都是不好受的，尤其是在地质总局的领导人看来。因此，调查报告对黄的这一类问题上的看法作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说了在地质部门的石油地质工作中，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尊重各派学术观点，发扬技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吸取各家之长，指导实际工作。基层的同志叫做多路探索，殊途同归--类的话。其实，黄汲清向邓的信中指出的地质系统在学术上的那种不正常现象，是指的文革以来的状况，这是事实。
还有一个例子能说明一些问题。1969年，周恩来接见地质部的代表时问北京地质学院的张振国，说你们教的是哪一套东西？张回答说：是黄汲清那一套。周问，黄汲清是哪一套？张回答说：是苏联那一套。周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教李四光同志那一套？周恩来与毛泽东一样，对李四光是很看重和尊敬的，我理解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李四光同志是有创造性的周原话笔者注，作为中国的地质教育机构，应该好好学习和继承。周在这里提倡教李四光的那一套，并没有说不能教黄汲清的那一套，但下面的人听了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之后，地学界便出现了全面否定黄汲清的那一套，而抬出李四光那套。这种风气一直延至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受到左的影响，文革开始后，黄汲清的那一套便当作了苏联那一套。文革时以批修正主义为核心，黄汲清是苏联那―套，这等于宣布了他的学术及他政治上的死刑。显然这已不是所谓的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了。其实，黄汲清的那一套除了他继承传统的地质理论外，更多的是他把这种优秀的传统地质理论，运用到了中国的地学实际情况的科学产物。据我所知，他的那部被中国乃至国际地学界几十年来--直视为经典之作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就是突出的例子。对此，另一名著名地质学家尹赞勋有过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尹在八十多岁高龄时曾感慨说：每每想起1945年黄汲清拿来当时西方构造地质的精神，处处融合国内实际的杰作，不禁感愧交加，感的是他拿来宝物用于中国，有发展，有创见；愧的是我未能步其后尘，缺乏结合中国实际的创见见尹回忆录往事漫忆第126页任何一门科学学说，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与发扬才创立的。如果黄汲清的那一套就是因为继承了外国的优秀东西而要被讨伐，被当作修正主义的黑货全盘否定，那么继承外国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又该怎样处理呢？
文革之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地学系统的非百家争鸣局面不是没有，而是非常严重，这是毋庸争辩的历史事实。
调查报告的另一个突出点是，尽可能地说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与找石油、与大庆油田发现是有关系的，同时也指出了李与黄作为不同的学术观点，所担任的不同职务，因而在其中所起着不同的作用。对黄的评价也是贬多于褒。有一点还算客观，浑就是这个报告里也明确指出了在我国的石油普査工作中，黄汲清是有贡献的。不过，李四光的这面旗帜显然不能倒！
实事求是地讲，能在1978年全国拨乱反正尚未结束，十几年来左的思潮在一些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还相当严重的年代，国家地质总局的这份调查报告已是比较进步的了。然而，它并没有完成邓小平要澄清的指示精神，大庆油田的发现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地学界的左和神的影响仍很严重。
75岁髙龄的黄汲清于1978年再度当选第32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又一次成为中国地学界领袖人物。如果说四十年前，年仅35岁的黄汲清被地学界推举为第15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是因为他的卓越才华的话，那么四十年后的今天，当他再度当选这个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则是对他从反右到文革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给予历史的纠正。像黄汲清这样在相隔近半个世纪的两个时代，两度获得如此殊荣，在中国科学界绝无仅有。同年，他又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秀。10月份，他代表中国地学界赴纽约出席美国联邦地调局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同国内外地学界同事的交流与接触中，他越来越感到中国科技界知识界受左的影响太深太深，如果一些因文革而树起来的科学事业上的神话与旗帜得不到正确的解决，中国的科技事业就不能向前很好地推进。于是，这年11月14日，他在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的激励下，在全国科协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围绕双百方针和大庆油田发现问麕，首次在公开场合了一颗震动当时整个科技界的原子殚主席、各位委||、各位同志：今天原想讲两个问超，第一个想讲四个現代化的问超，第二个是关于双苜方针的问超，因为下面发言很多，不愿意多占同志们的宝责时间，想集中时间讲第二个问題，那就是关于贯彻双百方针妁问題。是育家命嗥的问題。我是学地廣并搞地质工作的，我们地廣部门从前叫做地质部啦，现在改为国家地质总局。在学术方面一向有两种不用的学派，一个是以前部长，已故的李四光同志为代表，他所创立的地质力学派；另一派是我们所提出的大地构造派。之所以称两个学派，主要是由于李田光同志著了一本中典地质的书，翻译成俄文。我写了一本中鬮的大地构造一书，也翻译成俄文，这在苏联专家中有相的影响。我们大地构造学派，理论基础也不过是欧洲的，羑曲的地槽学说的基珀，没有什么新的基础。不过，1945年特别在解放以后，总结了中国的和国外的大地构造特点，提出来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多旋回构造运动的概念。所以我们这个学派也叫做多旋回学派。去年人民日报上面有一篇小文幸也谈到这个问題。
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张文佑同志吸收了地质力学中的新内容，増加了力学分析范围概况，提出了断块构造这个概念。中国矿业学院的陈国达教授，又把苏联早先提出的地台活化学说发展一步，提出了地洼说这个概念。在七十年代初，由于我们中科院的尹赞助同志首先给我们介绍外国的所谓板块学说，于是乎板块学说在我们国家流行起来啦。所以，我们地质界出现了四个、五个，至少三个不同的学派，这是一件好事。不是毛本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出现不同学派，正是毛主席百家争鸣的基础。
李四光同志生前自己也认为他的地质力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还应该进一步得到发展，在他很多的讲诂里也都谈到了。李四光同志在哲学上是进步的，在学术上成就是非常大的，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把他作为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在他去世以后，特别是197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幸，超目叫做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这篇文幸把地质力学吹捧得天花乱蚤。从邓以后，许多报刊杂志就不断地对地廣力学大吹大捧，把它捧到吓人的高度，好像这个学派、这个学说不仅可以解决地质矿藏上的重大问超，似乎很多问趙都解决啾。就这样用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地质力学。比方简单说一个例子：让各省、市、自治区的地质队写报告的时候，都必须用地质力学观点来写，否則，就不予验收。还让各大区地廣研究所都成立一个地质力学研究室，并在各省开办了地质力学讲习班、训练班等等，每次都有好几百人参加。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行政命令压制不同学派。例如有一个地廣学的老专家，他多年搞板块构造的研究，并且也列入了计划，所里领导支持他，派了六个年轻干部和他一起工作，这是个好事嘛。但不久，就被停止活动，这六个人就给送走啾，解散啦，就不搞板块构造电，他本人的项目就給取消了。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主持一个大地构造的研究室有二十多个人灵参加工作，但是，在1972年以后，研究室就取消啦，撤铕啦。人分到其他地方去啾，有一部分合并到地质力学所啦。我自己成了光杆司令电！
会场上一片哄笑声。
我在1974年，提出一个研究題目，叫做中国东部的构造岩浆情况的研究，着眼在找铁矿、铜矿。趙目1974年提出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落实下来，最近才有一个人来参加这个工作，工作一直搞不上去。甚至有人把不同学派的争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看，说地廣力学是土生土长的―是辨证唯物主义的，是最适合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学派是洋框框、洋教条，或者是唯心主义的。更有甚者，有的人在某些场合室称，推行不推行地盾力学，不是学术问题，是立场问題。这种把科学和哲学，把科学和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做法，已经搞了相当的时间了。
据我了解，下面基层的地廣干部，地质部门有好几万，引起了很多的反响。但是，因为他们年轻，对地廣力学从来不敢说一个不字，这样大胆地做这些事情，明目张胆地违背双百方针，原因是有的人认为地廣力学解决了许多重大的矿产的问趙、找矿的实际问題，认为许多矿产是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找到的，就是说，地廣力学这个学说已经完全在实践中证明了。实残是检腌真瑗的标准蛛！地质力学已经检验过了，不成问超了，其中最突由的就是说，地廣力学的理论对中国找石油起了作用，大庆油田、大螓油田找到了，都是利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找到的，这就是地展力学最突出的优点。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事实。
黄汲清端起茶杯，喝水。会场一片寂静。因而他在放下茶杯时的声音从麦克风中传出后显得特别大。
我对这个问題从1974年人民日报发表文幸以后，进行了四年的调查研究，这个研究是秘密进行的，不敢也不能公开进行。松辽平原就是大庆了，华北平原，就是后来的大港、胜利油田，它的石油普查工作是怎么来的呢？是过去的地质部普查委灵会在1955年春天布置下来的，繹时普查委员会的技术负责人是已故的鉗家荣先生同我本人，如果松辽平原的大庆、华北平原的大港、胜利油田的普查布置是地
质力学理论方法布罝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技术负责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呢？所以发表的文幸念了以后，我就很奇怪了，大吃一惊，所以就进行了调查。四年的调查内容很多，在这里不能一样一样地说了，要说一个钟头也说不完，只把主要的几点说一说。第一点，我曾经到地质部资料馆全国的地质矿产资料集中在资枓馆奎阅石油普查的报告、案卷。1955、1956、1957、1958、1959、1960年，这些年终报告、总结报告，我都把它详细地阅读了一遍，其中哪个报告也没有提到一句地质力学的问題。我们知道地质力学有它特殊的名词，华夏系啊、新华夏系啊、东西复杂结构带啊、全线构造啊、山字形等等，外国是没有的。如果他们采用了地质力学的理论，怎么一句话都没有提呢？再看记对松辽平原进行了很多的物探、地球物理探矿吧，诹鈇空磁测、玄力啊，还有地盾剖面等等的报告，我也看了，也没有一句提到地质力学的方法和运用的问題，这是一点。第二，华北平原、大港油田加上胜利油田吧，它的普查报告我也是一年一年的都看了都阅读了，1955、1956、1957、1958、1959、1960年的报告，我同样详细阅读了，也找不到一句提到地廣力学的琛论或者方法，同样华北平原的物探资料、航空磁測、重力，我也大部分都阅读了，也没有一个报告提出地廣力学是他们主持工作的基础，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过去作石油普查以后，在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大队的技术负责人名字叫韩景行，工程师，这个人现在新乡工作，我曾经当面问他：你搞的那点普奎，你曾经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没有啊？他说，没有。还有第四点，我也问过华北大队的石油普查的技术负责人叫孙万全，此人现在南京，问他主持普查的时候是不是用了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等等？他说，没有。从刚才举的人证物证来看，可以得出结论说，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完全无关！这恐怕是铁的事实！
会场上，有人热烈鼓掌。
地质力学有些同志提出一个问題，说李四光同志在1954年春天在北京作过大报告，报告里面指出，松辽平原、华北平原要进行石油普查、勘探，我对这个事情进行了调查，他所指的是什么呢？那是1954年二三月份吧，李四光同志应当时石油部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塔拉非木克音译的邀请，在石油部作了一个地质报告。会议的主持人，是现在的副总理康世恩同志。苏联专家与李四光同志座谈对中国石油勘探的看法。的确，他作了一个报告，好像差不多用了一个上午，因为他要有翻译嘛。这个报告是在石油部作的，当时地质部门的技术人员没有去，我自己那个时候还在重庆工作，还没到北京来。这个报告发表在石油部1954年出版的石油地质一书中，这可以查。这本书我看过了，他那个书，一万多字的报告啊，最后一幸，不到三百字，两百字吧。谈到找石油的问題。我看了多少遍，也看不出李四光同志怎么样用地质力学的现点、方法指出找石油的向趙，没有。不过有人说，他的报告5然是发表了，但是是很简略的了，当初的报告是很长的，还有速记做记录，这个情况你不知道了。这个事情恐怕是石油部的同志最了解情况，就是到底李四光同志除发表在石油地质的文幸之外啊，还有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地质部门，特别是我不知道，或者石油部的同志知道。我们在座的有石油部的同志吧，这个事情可以进一步查明，是不是地质力学在石油部，在找洫、探油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我不敢说了，应当由石油部的同志来说。
四人帮橫行期间啊，弄虚作假的作风，弄虚作假的歪风，是十分盛行的了。否定一切与肯定一切的作成啊也很蛊行。我们地膺部门看来受到这个歪风的影响，这个歪风的袭击，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題。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党中央、邓副主席多次译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其就是其，假就是假，把三老四严这样的精神贯彻下去，特别是在地廣科学方面，更不用说了。科学就是求其理嘛！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我们是一天也不可缺少的。一定要把弄虚作假这个歪成压下去。
又一次热烈鼓掌。主席台上科协代主席周培元的鼓掌尤为引人注黄汲清直了直身子，继续发言：现在我在这儿提出我的希望，也就是两个意见吧。第一，今后是不是不要在报纸或杂志上面吹嘘地质力学的理论发现了中国东部的大油田，不要再这么吹嘘了。第二，今后，地质力学这是一个学派了，应该让它发展，这是不成问題的。但是其他的学派、理论是要和地质力学一样，同样有机会发展，这样提要求是合理的。
我刚才谈的问題，不光是地质界的问題，也不光是双百方针的问題，而是关系到中国的地廣科学如何能够更好地成长和发展的问题，广大地盾工作人员如何把自己的才力和潜力完全发挥出来，更好地为地质工作服务的问題，带动整个科技界的双百方针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个大问題，是个重大问题，不是一个小问超，决不是一个两个人的斗争问趙。
我诚恳地希望，全国科协能够组织一个鐧查小组，把我上面讲的问超，切实调奎一下，认真地调查一鮝，搞个水落石出，是比较合适的，恐怕还是必要的。我今天的发言，自己认为胆子是相当大了，恐怕嫌误是很多的，请同志们批评
黄汲清离开讲台时，全场的掌声持续了几十秒。不过，也确实有一部分人没有鼓掌。他们是谁，黄汲清清楚，代表们也清楚。
读者看到此处，一定会有些烦我引用大师的原文、原话太多了。不过我认为没有加进任何色素的原汁原料，比我用文学语言来叙述要好得多。因为这是历史的真实，而复杂的历史是不应该去着意雕琢和加工的。十五六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黄汲清的这个发言，似乎并不觉得有火药味，然而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8年、1979年时，他在科技界尤其是在地学界所产生的反响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述。
正面的反应是：中国的科技界、知识界要彻底打破44左的思潮的干扰与束缚，就得像黄汲清这样敢于站出来说真话。
另一方面的反应是：毛泽东的遗体未凉，大右派又开始反攻了！李四光和地质力学理论，是毛泽东在世时充分肯定的，否定李四光和反地质力学，就是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
有人甚至扬言，要把黄汲清从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的位子上拉下马，将他拉到李四光的墓前向自己的老师碴头！
不过，后来好在两个凡是的风刮过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党风原则，使黄汲清幸运地摆脱了来自各方的重重压力和抨击。
1981年，新时期中国科学史工的重要里程碑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此次会议既是对文革十几年来的拨乱反正，又是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被提到振兴民族、实现四化的这一划时代的高度。会议之后，国家科委作出了向建国以来科技领域的大发明、发现成果进行表彰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科技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广大科技人员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成果进行一次意义深远的大检阅。
为了做好此次牵涉面大、非同凡响的表彰活动，组织者根据邓小平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坚持一定要使表彰有实质性，即谁搞的就是谁的，不能搞像以往那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之类无头无脑，与发明人、发现人不若边际的结果。
这是新中国历史匕鏺大的一次评比，功名在此一举。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活着的和死去的人都有份，谁都不要亏了谁，谁都别想压谁。中央最髙领导层对此次大评比一再这样强调。
说说容易，可具体操作起来就难了。要不然科委也不会让大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来具体主持这项工作！钱三强很快发现，这项工作并不比他句同事搞导弹、原子弹轻松多少。
大庆油田的发现就让他挠头。
根据科委发出的通知精神，凡是参与发现、发明成果的人都可以申报。这一申报就搅成了一锅粥。为啥？因为地球科学不像其他搞原子弹、氢弹等发明创造人，张三李四干的一清二楚。地球科学常常是一种理论，一种预见，一种从一块标本、一张图纸再转化为学术报告的玄学。谁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惟一可依据的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提出找油的理论，一种是在实地工作的。第二种人好确定，像韩景行那样。而第一种人就太复杂了，过去几十年一直说的是李四光用他的地质力学找到了大庆油田，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钱三强有些招架不住了，因为在关于谁是第一个或者谁在发现大庆油田的地质科学上起到关键与决定性作用的问題上，他收到的申请报告就有几十份。这中间自然有听惯了的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也有谢家荣、翁文波等大名和许多过去或现在都不曾听说过的人名。
黄汲清开始并没有申报，后来听说这种情况后，他觉得自己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发现大庆油田的早期地质普査勘探工作主要组织者，非常有必要站出来把事情澄清。于是他在同事们的鼓励下，向科委呈上了自己的申请报告。
好在发现大庆油田时的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对某些人的抢功行为很快得出了结论。最后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在李四光及他的地质力学问题上。
地质力学对发现大庆油田到底有没有关系？钱三强亲自上门征求黄汲清的意见。
黄汲清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无关。他拿出几年来为查清这件事而与李奔、呂华等儿位重要当事人的谈话与书信材料，结论仍然是：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毫无关系。
为了慎工起见，科委相继召集各方有关人士，先后进行了四五次座谈会，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到诚后，支持黄汲清的意见占了多数。
紧接着就是一个根本问题李四光在发现大庆油田上到底有没有功劳？有人说：既然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与发现油田无关，那么他就不该列名上榜！
大家的9光集中到厂黄汲清身上。这是因为，一是黄汲清是坚持认为地质力学与发现大庆油田无关的代表者。其二黄汲清是惟一还健在的当时决策对松辽平原布置普査任务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三是他是地学界最高权威人士。他的意见无疑起决定因素。
钱三强再次上门走访黄汲清，同时也请他到评审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黄汲清终于发言了，他的发言大出人们所料：过去我在不同场合，都不止一次说到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与发现大庆油田无关，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历史事实。但今天我们评议的是哪一位科学家对某--项发明、发现成果上作出的贡献。如果论贡献，李四光同志作为一名科学家，同时又作为当时主持地质部工作的领导者，他对发现和开发大庆油田上的贡献，是卓著和巨大的。我们谁都不能而且也是无法抹杀的！、
鼓羋，鼓掌啊！钱三强激动地站起来对大家说，然后他走到黄汲清面前，紧紧地握住大师的手不放：谢谢！谢谢您。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结局。这是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结局。
很快，国家科委对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学工作这—项3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进行了排名。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单排序，这是韋、人民和历史给予在二十世纪中国科技界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大庆油田中那些作出贡献让子孙万代永远铭记的科学家的名字，他们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韩景行、朱大绶、吕华、王大懋基、朱夏、关士聪地质矿产部、张文眧、杨继良、钟其权、翁文波、余伯良、邱中键、田在艺、胡朝元、赵声振、李德生石油工业部、张文佑、侯德封、頋功叙、味知微中国科学院！
1982年7月，国家科委举行降重的颁奖仪式，黄汲清大师作为这个项目的一等奖获得者代表，走上主席台，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金光闪耀的证书还有每人50元奖金。
许多人从大师的眼里看到那隐隐欲出的晶莹的滚动……
畏啊，这场中国科技史上最大、旷日持久的争议总算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果。过去的一切恩恩怨怨都该结束了！
是的，过去的该结束了！明天，还有新的油田，新的伟大事业在等待着！
结束语关于离山与大海
跟读者感觉一样，当我写到此处，已是几分疲倦。尽管已把有关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所要说的话差不离都说了，然而我似乎感觉还有些什么留在心头没全倒出来。
这时女儿拿着作业本，突然跑到我桌前问道：爸爸，你说高山和大海哪个好？你更喜欢哪一个？
我一愣，想了想，告诉她：高山和大海都好，我都喜欢。
不行不行，只能说一个。女儿娇嗔地要我站定立场，否則她不依。
这使我难住了，并且一连几天，始终没能为女儿的问题琢磨出满意的答案。后来我才发现，高山和大海本来就各有其壮美，各备其雄浑，如果排除个人之钟爱、感情之偏好，它们是难以截然断而论之的一对自然界的阴阳大迨化。
高山和大海媾和时，诞生了大自然的和请之美。
高山和大海离分时，展示出大自然的独尊之美。
其实，即使髙山和大海在撞击时，也还是那巨浪滔天、惊涛裂岸的激动人心的壮伟。
由髙山和大海，我联想到了李四光和黄汲清二位大师。他俩不正个像高山，一个像大海嘛！
是的，为了这部作品，我用了数万字如实记述了黄汲清作为当年发现大庆油田的地质科学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历史作用与曲折经历，有人或许会误解我是在全盘否定李四光以及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倘若这样认为，那实在又是一个天大的谬误。关于发现大庆油田问题而生发出的谬误已经害了不少人，我想再不能用谬误的谬误去冤及他人了。
历史巳经进入了二十世纪末的尾声，无论是李四光，还是黄汲清应当说明，这样的对立面百分之九十以匕的原因是文革制造出来的；那些各随其主的小李四光和小黄汲清，都应当从先人们在昨天的名利场上所经历的一幕幕无论可歌、还是可泣的大悲大喜的剧情中，汲取更多一点的深切反思。
如果高山能谦让一些，大海会把苦涩留给自己，而通过云霭与雷电为高山送去甘霖；同样，一旦高山变得温驯之后，它也会通过汀与河，把涓涓清流还给大海。这正是大自然之所以有令人心旌激荡的天造地设的壮观之美！
在我们的科学与知识界之间，其实能像大自然那样，彼此多一点宽容、理解，少一点欺诈与投机，这比什么都重要。
在学术上，在科学的发明与创造中，那种门户之见、一家独尊，为了抬髙自己而排斥、打击，甚至毁灭别人的时代，已经不再属于今天！因而在现在，我们更应当用实事求是的冷静态度，去看待一些历史问题，其目的依然是为了明天和未来不再重蹈覆辙。
就像我要继续赞美黄汲清大师在听说大庆油田采油出现不稳产时，不顾八十多岁髙龄，再度亲临松辽大地为油田指明深度开采方向的献身精神，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心系塔里木油田一样，我同样要赞美李四光作为二十世纪杰出的地质大师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科学贡献一一这与指出他在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那些令人遗憾的行为并不矛盾。
为了写好此文，我专门请教了几位了解李四光学术的先生给我讲述他的成就一
二十年代，年轻的大师只身下汀南，发现庐山第四系冰川，轰动海内外；
四十年代，成熟的大师独擎地质力学大旗，纵说地壳运动新建树，倾倒国际地质论坛；
六十年代，高龄的大师面对天崩地裂的自然灾害，气壮山河地预言：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仅仅这些，我听后就心潮涌动，敬佩之极！
我特别感到欣慰的是，黄汲清身后相当多的弟子与我的感觉样，他们对李四光及李四光的学术理论也由衷尊敬。这使我浮想联翩如果是李四光的弟子们是否也应当摒弃以往或现存的那些成见，以诚恳和求实的态度，向另一位地质大师黄汲清先生的学术思想吸取些营养和学习钱人格精神呢！
倘若是这样，驾这篇作品杀青之时，我的心中便可得到一些慰藉。
最后，我借用一位地质诗人的山海篇诗句来结束本文：我在喜马拉雅山考察，拣到了五彩的贝壳；
我在东海里钻井，取出了古善的骨骼。
山海易位，是如此无情却又合理，有抗争，有嫉妒，更有合作……
做海时，时时釗剌和鱼儿休成与共，为山时，给革木以土壌汗花结果。
呵，贝壳善骨給我以什么启示，难道只能由地质学家解说？
我请晋升和下降者都来回答，怎样接受客观需要的严峻选择……
注：本文原名为科学大师的名利场！此次出版时，对原稿进行了重要删改，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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