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9月20曰，9月30曰……国庆快到了，怎么中央还没有下达爆炸试验命令？王淦昌也同大家想的一样，该是国庆前的一天正式爆炸呀！可一直到国庆节那天，北京仍然没有命令。
王先生，张爱萍将军明天要带你们去古楼兰！像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一样，王淦昌也焦急地等待着北京下达爆炸命令。当听部下有人这样通知他时，不免奇怪地反问：张将军让我们到古楼兰干什么？
听说是带你们去散散心，那儿有很多鱼蜾化石呢！
什么什么？去拾鱼螺化石？王淦昌火冒三丈，我不去不去！都什么时候了，谁有那份闲心呀，不去！
是王先生说不去呀？哈哈哈……正在说着话时，帐篷外传来熟悉的声音。
张副总长来啦！工作人员赶紧乘机溜走，免得挨剋。
王先生，我是来向您转达周总理话的。张爱萍说着在王淦昌的铺上坐下，郑重其事地说：总理指示说，我们的小太阳要等国庆过后，把那些来参加我们15周年庆典的外国朋友都送走后再爆。为了稳定军心，我和基地司令员同志作出了新安排，一方面让大家进行预防预想查漏补缺，增加演练，以确保万无一失。另一方面怕大家在临战时大意紧张带来急躁情绪而影响我们的万无一失，我准备组织同志们到古楼竺散心来调整一下情绪，您看如何？
王淦昌这才恍然大悟：张副总长，你们到底是打仗出身的，考虑战斗艺术真有一套。行，我看大家的悄绪现在波动很大，太需要调整了。包括我在内，都有些等不及了。好，明天我也跟你到古楼兰去拾鱼蜾化石！
乇先生，由您一带头，我的工作就好做了几倍！张爱萍握住玉淦昌的手，动情地说，王先生，你那么大年岁整天跟大家没曰没夜地工作，千万要注意身体。否则我无法向总理交待啊！
谢谢，谢谢总理和你的关心。
第二天，王淦昌随张爱萍一行到了古楼兰一带，那实在趄个值得一看的戈壁滩匕的独特景致。古河道虽然〒涸7，却留5了深深的河床和随手可拾的鱼螺化石。加上左右追逐的、摇动着小尾巴和眼睛光亮溜圆的黄羊群，使整个死亡之海呈现少见的生命画卷。不用说，诗人将军的这--招，让随行人员简直乐开了怀。但惟独只有―个人既不拾鱼螺化石，又无半句笑语，他就是王淦昌。
王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张爱萍关切地问道。
没没，我在想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或者哪个环节上有质童问题，我想回去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先要看看那些线路接头安装得牢不牢。一想到这些，我就没了其他心思啊，张将军！
张爱萍把科学家的双手放在自己胸前，对天长叹一声：国宝，我终于明白总理为什么这样珍重您这样的国宝啊！
现在我下令：根据中央命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为1964年10月16日。从现在开始的48小时内，全体人员进人战斗状态……10月14日下午，张爱萍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石头房里向基地高级将领和王淦昌等技术领导者下达正式命令。
小太阳终于要闪光了！王淦昌内心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而作为现场的技术主要负责人，王淦昌又无法平静。在过去的几十天里，他和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等已经不知多少次检査过每一个可能出现问题的接头、线路，或者装置，但毕竟这是第一次大爆炸，第—次真正的大爆炸，久经沙场的大科学家王淦昌心头紧张得直冒虚汗他相信自己和同事们的能力，但他又担心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因为这毕竟是件太大的事了，只要有半点问题，就可能影响整个大爆炸，或者可能出现难以料想的可怕后果！啊，实在太可怕了！那绝对是不能想象的事！可又不能不朝那方面想一想。万一……万一怎么办呢？不，不能有这种万一，绝对不能有！可谁又能保证没有这种万一呢？
事后有人说那两天里的王老头真的像个老头，不管见什么人，都要不停地问你这到底怎么样了？那到底有没有问题？当别人清楚地告诉他什么问题都没有时，他反倒又朝你瞪眼睛：你怎么就敢保证没有问题？训完，他又自己蹲下身子重新检查，直到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才罢手，可等临要离开时，又在唠叨：再一起想想，看
到底有没有问题呀！
他心头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140傍晚7点20分原子弹放到铁塔，当那个巨大的圆锥体家伙傲然挺拔地耸立时，所有的人都紧张得有些不能自控，包括我们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
15曰的一天是在检查再检査中度过的。大爆炸前的十几个小时是怎么度过的，我问过数位参加原子弹试验的人，他们都用了极其简单的太紧张或稀里糊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好在我看到了张蕴钰司令员写的一篇题为中国一日的文章，他在文中细述了原子弹爆炸前那扣人心弦的情景
在10月15日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在整个试验场区有多少人没有睡觉，至少在那个晚上没有人能像以往睡得蹐实。多少年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相：上弦月，呈半圆形，从顺时针方向看，右边发亮。试验场上几处铎烈的灯光在朦胧的月色下却有些显得暗淡昏黄；我们住的帐篷内非常安静，听不见以往熟悉的呼噜声。在躺下之前我们都互相催促过，但能否真正睡着却又是另一回事。
第二天，我们的激动和不安似乎都已经穗定下来。按照张爱萍总指挥的指示，李觉、朱岬云和我在上午10时分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驰去，很显然，铁塔上任何一项工作也不需要我们，更不要说伸手去干。对塔上搮作的技术专家我们也没有丝毫的担心。但是过去我们总是怕它不响，现在却又担心假如在万一不受控的情况下响了怎么办？这种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们这时来的目的，也正是在这里。
在我们党内和军内有这个传统，就是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领导和同志们必须在一起。如果真的响了，我们和塔上的同志一起来个太空葬，那真是一种灿烂辉煃的荣耀，那时我们会成为最早庆祝我阒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的人车到铁塔前，我们在警成线外下车，闻单地问候了值班的哨兵。李觉将军对上塔的同志说，张司令和朱主任都在下面，等一会儿再上去。我向操作吊车的卷扬机手致意。然后我们围着铁塔小步地来回走着，诹在清闲地散步。不一会儿，李觉又钻进了铁塔旁的一间小砖房。这里安装着引爆电缆的电闸和一部与塔上通话的电话机。按程序，塔上正在进
行接插雷管的工作，我在离小屋不远的地方席地而坐。太阳很好，碧空洁靜，地面上有轻微的风。对试验来说这真是一个顶好的天气。塔上缓慢地放下吊篮，几个操作手走下来，李觉将军从小砖房出来在铁塔下迎接他们。接着我和他登上吊篮，朱卿云主任留在塔下。
吊篮徐徐往上升，把我们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间内，为我们消除了身上的靜电后，又登上了几级台梯才进入爆室。九院试验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他简单地对我们说：就完了。然后又继续埋头检查。
这个核装里在安装时我已看过，现在再看忽然觉得它已经具有了活的灵魂，庄严、纯正，令人肃然起敬。检查完后，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后一件工作是合上了起爆电缆的电闸。我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操作规程顺手取了下来，即时在上面签了字：1964年10月16日。张蕰钰。
从塔上向四周眺望，极目所见的效应物都是静靜地展开在地面上，整个情景就像是大战前的战场。
我突然摸了摸装在我口袋中的那把能够起爆这个核装置的钥匙。
在向下降落的吊篮里，我和方正知教授并肩站立，我们身材的高矮差不多相同，体态和面色也类似，只是他比我少一脸络腮胡子，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工作起来精力充沛，作风严谨，他的气质使他更像一个高级熟练工人，他的名字应该记在功臣榜上，使更多人记住他。
我们三人走下吊篮之后，李觉将军又特地嘱咐卷扬机手：请把毛主席像降下来，忘记了就是政治事故。我们对面而立彼此相看着。这些日子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不久他又回到他的青海大苹原去。苦命的将军，一生戎马位偬，从西藏到青海，从青海到歹布泊，在这里他才能够呼吸到充足的空气。他喜欢考古，一个念念不忘的心愿就是到周口店去考察那里的北京猿人遗址
方正知教授又合上了小砖房内的电闸。从铁塔上的核装里到主控站的起爆电缆这时已经全部接通了，我又一次摸了摸那把钥匙，它还是那样紧贴在我的衬衣口袋里。
我们一起离开了铁塔，我的车是最后离斤的。走出几百米，我又让车停下来，向塔看了最后一眼。这座铁塔在核爆炸后已经不再是本来面目，它的上部在那个惊天动地的瞬间化成了气体，塔身残骸扭曲着倒在地上，像一具巨大的恐龙骨架，更像一座造形奇特的纪念碑。22年后，这里竖起了一个爆心纪念碑。其实，真正的纪念碑还是这座铁塔。
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了主控制站，在主控站的领导同志还有基地的邓易飞副政委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程斤甲教授。程开甲教授是1950年从英国归来的学者和技术负责人，是真正的一位老师。在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它不能不响。他薄薄的嘴唇颤抖着，那样子像是在对原子弹诅咒和祈祷。爆炸后我又见到他这个试验方案的制订者，并对他说：这一回，你是张飞的胡子--满脸。
在主控站，我将启动控制台的钥匙交给了在那里负责指挥的张宸寰同志。
即将工作的启动控制系统是可靠的。主控站的门口堆放着许多沙袋，这些都是用来蝽塞门洞的，以防止冲击波的压力。在上甘岭作战中我们也使用过米袋和面袋来构筑工事，今天这一方法又派上了用场。事实证明没有比这种办法更经济和更有利于争取时间了。
在主控站担任指令长的是忻贤杰同志。他学术一流，功底深厚，与人共事平易近人，是个很有声誉的研究室主任。今天，他带领这些科技人贞将用自己的一双手去撞击这个世界。他1988年冬逝世时，我曾沉痛地向他遣体告别。
我来到白云岗指挥部的时候，张爱萍将军说幻指令已经发出。这时炊事人灵送来包子，老远就闻到了香味，但吃到嘴里却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吴际霖和我站在一起，这位核武器研制的领导者，我始终忘不了当时他的那种复杂表情，与平时的和颜悦色判若两人。
指令发出，我回到自己的位置。
耵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读秒的声音让我感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和紧张。我屏住了呼吸，我们面对着爆心的方向，戴着有深度黑色的防护眼铗，头朝下低着，等待着最后时刻的降临王淦昌这个时候在哪里？
在张蕴钰的视野--里没有见到他的身影，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王涂昌仍在布置--项项比司令员启动人爆炸似乎还重要的丁，作，那便是大爆炸后的科学数据的测试与采样这是验证原子弹爆炸必须和最重要的事。将军和士兵们可以看到餺菇云就算完成任务了，可对科学家来说，大爆炸仅仅是表象，获得各项数据和采集到各种样本才是根本的。王淦昌在忙着大爆炸前必然交待完几十项细微的事，但--毕竞眼前的大爆炸是最辉煌的，作为核武器的主要技术领导者，王涂昌比所有参加试验的官兵和将士们更期待亲眼看到自己研制的小太阳闪出万丈光芒！
一切安排就绪。似这并不意味就没有什么事做了。从决定16日爆炸试验倒计时48小时幵始，所有技术问题已经全部准确无误地完成了。然而这还不能按捺得住王淦衿那颗悬在嗓门口的心。
我与王淦昌先生本来有约，请他细说一下在原子弹爆炸24小时内的每—个细微的工作与他的心情。因他后来突然离幵人世而未能实现。我从郭光甄、苏方学著的娃娃博士邓稼先一书中见到了有关王淦吕和他弟子邓稼先在大爆炸前的一段描写，可以一窥这位大科学家当时的悄景：当原子弹试验进入48小时准备程序之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紧张得几乎晕厥，其中最甚者數王淦葛教授和邓稼先。王教授总是不时地问身旁的人，某某测量仪器某个焊点牢不牢。他忽然于静思中惊叫一声，拉住人问，你看见那条导线按程序插进去了么？你碎，实看清楚了？没有丝毫差错吧？他甚至还要求打开已经贴上封条的工号大门，再进去检查线路，总担心有人不慎碰了哪条线路引起脱焊。
可以看出，大爆炸前王淦昌那根紧张绷紧的心弦是何等颤动！是啊，在庞大而无比复杂的原子弹工程试验中哪怕是一个焊接头、一根线路、一只螺帽的任何一点点的松动，便有可能使整个试验陷人可怕的后果！这样的问题，谁都不敢设想。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谁该负责？又有谁负得起这种责任？不管什么是责任，不管负得起还是负不起，作为生产和技术总负责的王淦昌第一个跑不掉！
大爆炸前，他无疑是最最紧张和压力最最大的一个人。都说上了年岁的人不易激动，都说大科学家最沉得住气，但这回王淦昌比那些一二十岁的士兵更沉不住气了5、4、3……读秒声使王淦昌的血压直线上升，似乎连心跳都停止了……
惊天动地的隐秘生涯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王淦昌在黑色防护镜下看到距他23公里远的爆心点突然闪了一道强光，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即大地开始剧烈地颤抖……在他前方有一颗硕大的火球轰鸣着、怒吼着，以雷莛万钧之势，携着百米高的沙尘3迅速托起一个蘑菇状烟
成功啦！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于是所有躲在掩体里的千军万马齐声卨呼，成功啦！我们成功啦！
那情景，王淦昌一辈子忘不了：士兵们纷纷摘下自己头上的帽子往空中扔去，将苹们互相棰拳，科学家们抱成一团1…他们喊呀叫呀甚至骂呀，连王淦昌这样年纪的老头儿都兴奋得跟着年轻人在地卜乱蹦乱跳。王淦昌突然感觉两眼模糊，用手抹一抹，原来是泪水，是激动的泪水！
王院长，我们成功啦！
王先生，我们终于胜利啦！
邓稼先、程开甲等科学家们一齐围过来，一个劲地向王淦昌祝
贺。
真有趣！太令人高兴了！嘿嘿，太有趣了！王淦昌的弟子们见他们的恩师说的仍然是那类太有趣、太高兴的话，忍俊不禁地更加放声大笑起来。
当天傍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内。
毛泽东笑呵呵地示意周恩来：你说，你来向大家报告好消息吧。
在毛泽东面前，早已站满了被接见的东方红剧组的几千名工作人员。
周恩来一边笑着，一边退后毛泽东半步：主席，还是你来讲吧。这下可乐坏了在场被接见的艺术工作者们，他们看到了一幕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亲密谦让。
毛泽东又笑了，对着话筒朝周恩来说：今天应当由你讲，今天一定由你讲。
周恩来顿时露出灿烂的笑容。他走近话筒，用目光扫了一眼全场，说：请同志们坐下。因为我们的合影架子还要接待很多人，我怕你们一高兴把它跺塌厂！
全场一片哄堂大笑。
同志们，我向大家报告两个好消息：第一，赫鲁晓夫下台了！周恩来伸出一个手指。他的声音刚落，全场齐声欢呼。
第二，今天下午3点，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伸出另一个手指，并把臂膀举得髙髙的。
万岁！毛主席万岁！
万岁！共产党万岁！
万岁！中国万岁！
人民大会堂内的欢呼声，飞向天空，飞向神州大地上，劫难中的狨密历程。
罗布泊的一声巨响，惊醒了西方世界的霸权主义者。美国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隔日便开始进行铺天盖地的报导，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最使西方政要和情报部门想不明白的是，到底是谁主持和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一篇篇臆测文章带着情报部门和政要们的恐慌心理，不断抛出。
一个曾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1领导和主持了毛泽东的东方帝国核试验的成功进行。
中国的奥本海默！
一时间，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大量地刊载着一篇又一篇有关1记抓8的传奇、轶事，匕识肪8成为公众议论的东方神秘人物。
10见8叩就是王淦昌的英文名字。西方人推测王淦昌是中国的奥本海默是有足够理由的。这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迈特内手下曾与中子的发现擦肩而过，后来又在四十年代提出微中子实验建议，五十年代末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无疑是此次东方核爆炸的领头羊。
在二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中期，当中西方世界开始出现某些和解时，王淦昌作为中国核能代表团团长出现在美利坚合众国，引起了大西洋彼岸不小的轰动。
原来中国的奥本海默是那么慈样，并不是几十年来盛传的恶魔呀！美国公众发现政府和情报部门又将他们捉弄了几十年。
西方世界知道王淦昌的名字的比中国人还多，这正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那是因为西方传媒在当局霸权主义思想引导下，对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每一点发展都感到紧张和不舒服，特别是那些可以影响世界和象征一个国家实力的核武器与尖端科学领域里所出现的任何一点事，西方当局和情报部门都要大肆逭染一番。
美国的簕权主义者害怕中闻奥本海默，除上述原因外，他们感到格外恐惧的是：自1964年10月16日那次大爆炸后，中国的核试验就像下凡的仙女在浪漫地散花，仿佛要把整个罗布泊的四季照个通体透亮。美国情报部门连续不断地派了高空侦察机和无人驾驶间谍飞机飞越那块令簕权主义者惊恐的死亡之海，而且得到的情报是：中国核试验的研制速度、技术水平，太快太神，实在是不可思议！
1964年10月169第一颗塔绑式铀球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的西方国家为了掩饰恐慌心理，恶意说中国的铀球原子弹只是具有实验性质的核试验，从这一步到实用核爆炸至少还要五年。
结果仅仅时过半载，1965年5月14日，罗布泊上空又一声巨响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飞行员于福海在儿千米高空将原子弹准确无误地投下，后据雷达测得：空爆原子弹与靶心目标仅40米偏差！
这一次西方政要们哑了。
1966年10月270，当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在忙于派高空间谍飞机采集中国空爆样品时，新华社又传出了一则惊人新闻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闻公报：中国在本国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它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又一次膜撼天地的巨响！
听听傲慢的美国人这回还能说什么？多么不容易呵！美国人在沉默了24小时后，幵始装出一副阿嘴脸，说：中国的导弹核试验是在预见的时间之内进行的。嘿，这真是极其难受的大度！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试验场地的上空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圆柱体--
它在湛蓝的天空中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犹如蔚蓝色海洋中一个浮沉着的深水炸弹；它使幼地拽着降落伞，摇晃，飘飞，寻觅，滑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白点，一个只能凭感觉而不能凭视觉捕捉的白点。
突然白光！白光，无所不在的白光，亮彻天宇的白光！
就在人们因强烈的震撼稍稍眯了眯眼的刹那间，白光中现出了金色，犹如一个新生的更为壮观的太阳，将另一个太阳挤向一边，那个在大自然中具有永恒意义的太阳竞然被挤成了
一个小小的无光彩的弹丸。一片夺目的晕眩。茫然之中是灿烂的光海。核火，在这一刻超越了大阳。崇拜太阳的人在这一刻意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力的燃烧。一切都按照预先的轨迹运行。火球的上方漸渐出现了草帽形的白色云团，云团悠悠地旋着，旋着，变成了一朵白色蘑菇云。在这数十公里高10公里宽的蘑菇云顶部，是黑墨色的穹庐……许久许久，人们的耳鼓中留有两声惊心的巨响。一声来自前方的巨响是巨大的火球的爆裂，而另一声更为惊心的巨响，是来自背后的绵绵无尽的天山山脉的回响摘自彭继超东方巨响
当天23时30分，仅11岁的我和亿万中国人半夜起床听到了这样一则重要新闻--一则经毛泽东亲自圈阅的重要新闻：我们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毛主席的这一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已经实现了，在两年8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嫌炸成功了！
氢弹比原子弹厉害好几倍，是一种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中国的此次氢弹当量为300万吨。
上帝，毛泽东想干什么？难道他手中有100个奥本海默？白宫一片惊恐。在他们看来，中国倘若没有100个奥本海畎，就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将美国、苏联用了十几年才走完的那条艰巨复杂而曲折漫长的核历程，仅用短短两年时间就全都走完了！可怕！可怕的中国人！可怕！可怕的中国奥本海畎们！
其实西方世界应当清楚，中国具有几千年历史，又是个四大发明之国，华人的聪明与智慧是超人的，一旦获得可以充分发挥的机会，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中国奥本海默就是这样一群非凡的创造者。
作为核武器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64年王淦昌和并肩战斗的同事们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褒奖这些杰出的功勋人物，将他们接回北京。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罗布泊的那一声巨响之后隆重召开，这使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被左、右倾挤压了数年的中国领导人和我们的人民一下变得扬眉吐气！在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从未在中国政坛上出现过的名字王京，被代表们一致选举为新一届人大常委。
王淦昌看到人大公报上有向己的名字，心头涌起的激动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加人到广国家政坛人物的行列，而且是以化名的身份出现。自进人灰楼及后来到肯海髙原的罗布泊基地，王淦昌虽然工作中再不用王淦昌这二个字纪录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但化名后的王京其实也没有儿个人这么叫他。从国家的总理到共和国的元帅，还有帮天厮守在一起的同事，其至那些娃娃兵们，全都叫他老王、王先生、毛老头，这是他听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呼唤。
哨哨，我是王京，王京就是我。这位平时天真得像孩载般的科学斗士，手拿人大会议新闻公报，唠叨着冋到家，他拿着报纸有趣地对自家的孩子说：这个王京就是我！
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王淦昌当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直至1987年第七届人大。而在这二十多年间，王淦昌始终在中国核武器试验及核能科学工作的最前沿领导着中国核试验的秘密工作。
我们常把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誉为两弹先驱，这两弹指的就是原子弹和氢弹。
出于时局与形势的考虑，罗布泊第一次大爆炸之后，中南海随即决定搞氢弹战略决策。就在王淦昌参加人大会议之时，他和并肩战斗在核武器试验一线的核专家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又一道命令：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早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最髙决策者已经把视线触及到了别人有我们也应该有的氢弹上。而这个蛋的威力远比那个蛋要大得多，且其相关的技术当时也仅介戈苏英三国能够掌捤。从来就好胜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当时杓发誓要成为氢弹老四。这时，王淦昌、钱三强等中国顶级核物观学家对氢弹方面的技术一无所知。
毛泽东的命令发出后，二机部部长刘杰召集部下迅速写出了，，--1年到五年能爆炸氢弹的报告，送到总理办公桌上，周恩来马上告诉刘杰：三年才能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发展核武器的心情太迫切了。
我们今天应当怀着崇高的敬意，说一声：感谢钱三强。因为正是这位有远见的中国核武器研制战略家，在王淦昌他们全力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同时，悄悄开始布置另一个核战略气弹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
已经解密的史料告诉我们，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的能最点燃氘和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并在瞬间释放巨大能撳的核武器。一个原子弹的威力可能娃几厅至几万吨梯恩梯当摩：，但氢弹的当量则要大至儿丁--万吨梯恩梯。可是并不是所有核武器都能在短时间内让众多科学家掌握的。美闰人从原子弹试验中得到启示开始氢弹探索，他们的第一颗氢弹爆炸用广十年时间，苏联用了更长时间。中国总理对部下用二，年时间爆炸氢弹的计划很不满意，可想中国的科学家又将面临更紧张更艰巨的秘密历程！
小黄，有--天我们要搞氡弹试验，所以组织上决定把你的那个研究小组的专业研究内容作重大调幣，进行轻核理论研究。这是--项非常艰臣的任务，可要注意保密啊！一天，钱三强把三十來岁的黄祖洽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叮嘱道。正是钱：强的这着棋，使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为中国科学家们开始进人氢弹正式研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被称为中国核武器国产一号的青年物理学家于敏同志也加人了黄祖洽他们的轻核理论研究行列，并且因此使中国这方面的科学理论得到广迅速突破。
一日，钱二强带着于敏和黄祖洽等一批轻核理论研究人员来到核武器研究院，对主持工作的副院长王淦昌说：王先生，我把最后的民将都调来了，现在就看大家的了！
王淦昌瞅着于敏、黄祖洽等年轻人，崑上眉梢。经研究，于敏充实到核研究院的理论部，而这时的理论部真是兵强马壮：主任邓稼宄，副主任周光朽……这么一批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的年轻科学家，给全面主持生产与技术工作的王淦昌犹如送来7千军万马。
其他的我不用说，大家也与我一样清楚，周总理说的二年拿7氢弹，这是道死命令。虽说我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可是对氢弹我们谁都不懂，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没碰过，三强同志没碰过，钱学森同志没碰过，你们也都没碰过，但我们必须把别人七八年、十几年搞出来的东西，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它搞出来。难在什么地方？难就难在第一步要搞清它的基本原理。不知我说得对不对？请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俗话说二：个良皮肢合成一个诸葛亮，有趣，我们这儿可以有好几个诸葛亮！--次会上，王淦昌点着理部的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人说。
王先生说得对，要说氢弹可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苏联人撤走后，我们还有王先生、三强院长，他们都是在西方留学或者搞实验时，不同程度地接触过原子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就连我们几位年轻同志也知道原子方面的不少基本原理。可氢弹就不一样了，谁都是门外汉。现在上面给的研制时间又这么紧，但我想也没有什么值得怕的事。攻下原理这一关，我们就可以突破。娃娃溥士邓稼先平常就冇--股诗人气质，容易激动。他的话就像给理论部的年轻科学家们打了一针兴奋剂。
邓主任和王先生说得对，第一步我们就要抓原理研究，我想只要方向对头，应该是可以突破的。于敏充满信心地说。
稼先和于敏兄在这方面是行家，有他们的理论功底，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配合，应该不成问题。周光召说。
就是。我们敢向中央保证，一定在预定的时间内把我们自己的氢弹爆炸成功。像以往的每一次会议一样，王淦昌觉得他手下的这批年轻人太有希望了。
好，我们向中央报告，以求尽快投人原理研究。同时也把实验迅速开展起来，同步进行，一旦有突破，合二为一，时间就能抢出来了。王淦昌说。
听说法国的戴高乐要当氢弹老四，我想我们绝不能当老五，争取把戴高乐比下去！邓稼先的话又引起了一片欢欣鼓舞。
王淦昌每每在临睡前都要向理论部方向望上一眼，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灯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体。好几次他实在不忍心，进屋动员年轻的科学家们早点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赶了出来：王院长，您都快60岁的人了，还常年呆在戈壁滩吃沙子睡帐篷床，我们加点班开个夜工，还不是受您老影响？什么时候戈壁滩上见不着您的身影了，我们才敢偷懒呀！
有这些好小伙，中国还愁干不成上天人地的事？王淦昌常常被这些聪明绝顶而又可爱的小伙子们所感动。但是科学毕竞不是小儿的玩艺，核科学更不用说了，它是一门新科学，根据当时的实际，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与组织下，采取了龙头三次方合成作战的战略步玀。当时王淦昌他们有两种考虑：一是热核聚变，如美国的氢弹试验装置用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固定体，进行热核聚变就算完成了氢弹试验，这对王淦昌来说比较熟悉，他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其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突破；还有一种意见就是直接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后来周恩来总理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了氢弹试验也要像原子弹那样小型化的见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亚时任副院长和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统一了研制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的战略决策。
当时碰到第一个难点是关于氪弹爆炸的热核聚变的核数据掌握不广，因为没杳核数据的理论探索就等于大海捞针。为此女物理学家何
泽慧率三十多位科技人员，在王淦昌的另一位弟子丁大钊教授等曾进行过的轻核反应研究基础上，苦战半年，成功获得了相应的核数据。同年9月于敏率领的一支小分队在上海计箅机所不分昼夜，战斗100天，发现了氢弹的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等方面的关键性原理，为整个气弹试验开辟了一条光明道路。
于敏兄，太感谢你了！你为我们整个氢弹试验找到了一扇可以通向胜利终点的大门，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邓稼先得知消息后，专程飞抵于敏处，当他见到于敏后拥抱住这位好搭档！兴奋得像个大孩子。
哎，稼先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你这个样，我们都会吓出毛病来呀！后来邓稼先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此次氢弹原理研究成功时，由于太兴奋与紧张，竟然脸色苍白，连手都在发抖，害得周总理赶紧给他解围。
我能不激动吗？数据和原理这一关过了，就等于我们可以大踏步向实验的方向前进了！我又可以为不远的胜利而喝它个大醉！事后，邓稼先在王淦昌面前分辩道。
王淦昌特别欣赏自已的这位得力助手，他本人不善言谈，可邓稼先是位豪情喷涌的科学家，所以他从心眼里喜欢邓稼先！于敏他们给我们整个研究工作带来一个喜人的突破，这个开头好。你和光召同志要抓紧从另--条路子人手，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计算论证，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攻克热核聚变原理。王淦昌不愧是个站得髙看得远的大科学家，他要求邓稼先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中国在热核聚变理论的研究领域超越西方国家的老路子，从而为中国以后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摆脱许多被动局面。
邓稼先不负众望，很快另辟蹊径，并和于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著名的邓一于理论方案。
直接进行多级热核试验。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王淦昌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氢弹试验。
由于氢弹的原理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虽然邓稼先、于敏他们把热核聚变原理的研究完成了，但从原理到实验、到核爆炸成功，这过程又是极其艰难和搜长的。王淦昌是实验高手，但氢弹试验却让他费尽心思。首先是那个核装置本身就够他动足脑筋的。假如能用不带核反应的冷试验解决的问题，都用冷试验解决，这样来提髙热试验的成功率，尽可能减少热试验的次数。这是他日夜思考的问题。王淦昌多次从周恩来总理的口中得知：为了进行核武器试验，政府和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王淦昌懂得，在试验中多动用一个核反应堆装置，等于把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口粮剥夺了，因而他比别人想得更园多。
搞核试验的人都清楚，冷试验的卜次效果可能就只抵一次热试验。为此王淦昌带领大家付出了比原先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正足在次次冷试验中，王淦昌他们很快解决了引爆设计中的许多关键技术。与实验中得到的技术再到邓稼先他们的理论研究之中进行回炉后，幣个氢弹研究工作便进人实质性的研制程序。
氢弹试验实在太复杂，从热核材料的部件研制到产品设计、爆炸实验、再到物理测忒，每一个环节都得王淦昌操心。他早出晚归，奔波在几千里基地上，从细微的一个计算题到顶天立地的一个钢铁装贾，他都要过问。
当年与王淦昌并肩战斗在罗布泊的同志告诉我，王老头除了工作和技术，其他什么都不在乎。穿的也是绿军装，住的也是帐篷，睡的也是木板床。虽然中央有指示，他的待遇应当跟基地司令级首长一样，伹见过王淦昌的人，实际上谁都不会相信他有那么高的待王淦昌是以一名忠于职守的科学家，在对待每一件生产和技术上的事，而在庞大的氢弹试验的系统工程中，他又承担着统率千军万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的重任。然而，王淦昌没有而且不可能想到的事发生了--报告王院长：北京城里全乱了，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的灰楼也被包围得水泄不通。
周光召主任的家都被抄了……
备人把这呰消息偷偷地告诉王淦昌。
谁敢包围我们的灰楼？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说过的国家绝密地方呀！为什么要抄光召的家呀？他又没做什么坏事！我要到北京给他作证！王淦昌是一个从来不知政治奥妙的老知识分子，他根本想不到别人告诉他的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我们是什么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戚怎么为国家造原子弹嘛？瞎胡闹。我要找聂元帅问问清楚！
王淦昌从来没有这样气愤过。
1966年12月27日，王淦昌想找的人来了。当聂荣臻元帅从飞机上下来，来到指挥部帐篷时，王淦昌劈头就问：聂总，周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话，那我这个当老师的又是什么呢？你得给我说说清楚。
聂荣臻一愣，继而笑开广：王先生，你当然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哩！
什么？我、我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我怎么会是呢？王淦昌瞅者大家，又瞅着自己草绿色的军装，一脸茫然。
哈哈哈……廷荣臻大笑，然后打趣地说：王先生，你相信我足大军阀吩？他们骂我是大牢阀，还要火烧我，万炮齐轰我，可我并不怕他们呀！我告诉他们，毛主席让我指挥原广弹等核武器试验，你们谁敢来火烧和炮轰我？那我就让谁尝尝磨菇蛋是什么滋味！你跟我一样，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比你来搞原子弹的，谁要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就告诉他，你是革命的学术权威，那就来罗布泊造造原子弹呀！
王淦晶被逗笑广，自萏自语道：怪了，政治怎么就比我搞原子弹还复杂？
聂帅的到来，使基地重新恢复了紧张而专一的试验工作，王淦昌的心头暂时消除了--一丝掠过的疑云。爆炸之前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使得他尤暇顾及北京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千里戈壁滩上的核试验基地上有的只是一片神秘而紧张的战斗情景。
经请示中央，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在聂荣臻到来后的第二天进
行。
王淦昌和邓稼宄等科学家们感觉这--次试验似乎比两年前进行原子弹忒验时还要紧张，原闪是这一次大家心里都没多少底。我到罗布泊不下卜次，每次做这种试验，心都提到嗓子眼上……记得有一次试验，当鲎知道，第二天才能知道物理试验的具体结果。会不会没有结果呢？那一夜睡不着，翻腾得厉害，真担心啊！心慌、心跳、紧张、不安，非常之难受！我躺在床上，不敢动，也不好意思叫人，强忍着，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那时我是四十多岁，如果是晚几年，心脏就会受不了，就会死在那儿了……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和浑身的毛孔全都舒服极了……于敏在十几年后对作家彭继超谈起当年的心情时，充满丫真切感。
1966年12月28日，曾经让全世界震惊的中国西部罗布泊又腾起一团直冲云筲的蘑菇云……
这便是让王淦昌终身感到自豪的大太阳氢弹爆炸成功
了！
王院长，你感觉怎么样？在大太阳徐徐升起的一刻，聂荣臻元帅握住王淦昌的？关切地问。
王淦昌吐出了一句真言：不轻松，太不轻松广！
聂帅听后，默默地点点头，因为这仅仅是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氢弹大爆炸还有太多的路要走。可此时此刻的聂帅心头不由涌起了难以形容的忧郁：唉，罗布泊的大太阳虽然升起，可当量级的热核聚变还有很长的距离。但聂帅最担心的不仅是这些，他担心的是一场已经开始袭击神州大地的劫难……
文化大革命？
知识分子被叫做臭老九？
有功之臣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聂帅望着身披绿军大衣、脑门已呈光溜的王淦昌背影，心头--阵痛楚：这么好的老科学家，忠心耿耿为祖国，凭什么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之列？我能保得住他们吗？一个被别人火烧、炮轰的人？
聂荣臻对天长叹：唉，老天啊，能多给我几年时间，中国的核武器就可以在世界强国之林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人也可以不再总受人欺压了。
然而突发的政治风云，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历程开始陷人可怕的命运1967年初，当中央决定大当量的氢弹实弹试验命令正式下达后，--一些電要部门和生产基地却像断了齿的轮子转不动。那个试验必须用的铁塔制作任务交给了华北某金属结构厂加工，可人家根本不动手。
张展寰，你去用三天时间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指派大将。
作为氢弹试验的基地总指挥，张農褒后来因为脱不开身，周恩来又重新派遣另一位大将到这个金属结构厂，他整整用了！2个白天和黑夜才总算动员了职工到车间干活。
至于王淦昌他们急需要的一些部件，更是催张三张三说要革命没时间，催李四李四讲批判还没完。这样还能干事嘛？勿来事勿来事！王淦昌一着急就冒出几句别人半懂半不懂的常熟话
啥都可以马虎，科学实验是马虎不得的。这样搞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更大的核试验嘛！王淦昌向周恩来总理和元帅们发起牢骚来。
于是一封以中央军委名义的特别公函产生了。
毛主席号召做的事绝不能耽误！特别公函所到之处，全都坚决拥护。
为试验发展中国核武器作贡献是顶顶光荣的事，成了千军万
马的战斗号角。然而，被革命和造反弄得神魂颠倒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狂热，就连国家一级机密单位的人也跟着发疯与发高烧。
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后的第二、第三天，聂荣臻元帅在基地的马兰招待所主持了一次核武器试验高层会议，基地指挥方面的负责人有张震寰、张蕴钰、李觉、胡若嘏等，技术负责人有特意从北京赶来的钱学森和一直在基地工作的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程开甲、郭会英、于敏、周光召等。聂帅给大家出的议题很清楚：总结此次核爆经验，来年进行百万吨当量的空投氢弹核试验。
大家谈的时候小要过于慎重，随便些。聂帅的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特别听说来年就要搞大当童级的空投氢弹试验，将军们和科学家们精神振奋。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眼下到处都在貼大宇报、抄家，可这样的风我绝不允许它刮到基地来，也不允许它对准在我们这儿辛辛苦苦工作的科学家们。我们这儿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领导指挥的最高机密单位呀，乱冲乱批还了得！大家放心，有我在，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谁要想动你们或者想在基地上打主意，我和几位老帅都说了，那就拿我们的命一起抵上！
王淦昌他们听完聂荣臻的这番话，内心泛起无比感激的巨橢。尤其是周光孖，这位已经被冲击得不轻的科学家，身体又有病，在聂帅亲自过问和保护下，才使他摆脱了造反派们的无理纠缠，来到基地重新参加核试验。
就在这时，一向被外界视为苍蝇也飞不进的罗布泊也发生了一连串荒唐的事。
有一天，一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横冲直撞地开进基地禁区，警卫人员想拦住，结果反被对方缴械。谁敢这么胆大妄为？原来一打听，是那个通天人物毛远新。
谁敢冲核试验基地，就给我统统逮起来，一个也不放！聂帅火了。一道命令下达，那个中央文革派来的要员毛远新被官兵们押进一间小黑屋。
谁干的？给我马上放人！康生冲着聂帅高嚷，聂帅义正词严地回答：放人可以，但得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核基地是国家保密地方，难道你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
下面的一件事更叫人听后心惊肉跳。
1967年6月17日，中央决定首次空投氢弹爆炸试验。聂荣臻亲
自在基地坐镇。空投爆炸时间定在上午7点。一切准备就绪。聂帅和王淦昌等都进人了指挥室，等待空军飞行员驾着栽有300万吨当貴的热核装置的飞机起飞。
嘶飞行员徐克江驾驶着726号轰一6飞机准时从马兰机场起飞，聂帅和王淦昌等基地指挥员与科学家们始终盯着战鹰，并且不时指指点点。8点整，徐克江的飞机进人空投区，地面指挥立即发出10、9、8、7、6、……2、1起爆！的命令。
……10秒、20秒、30秒过去了，飞机竟然还在平稳的飞行，聂帅和王淦昌他们期待的大爆炸迟迟不见。
怎么回事？聂帅不安地看看王淦昌，王淦昌则用更加不解的目光看看聂帅，目光分明在说：这是飞行员问题。
是吗？聂帅又把头转向穿越于白云间的轰一石战机：嗯，好卨嘛。它还在天空中转悠，好你个家伙！
快给我接通飞行员，问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上！聂帅发脾气了。
报告聂老总：飞行机长徐克江说他因为背毛主席语录而一时忘了按自动投掷器！
扯淡！聂帅脸色发青，看得出他是强忍着不让自己的口中吐出脏字。
报告聂帅：北京来电。
不接！
是总理的。
聂帅这才接过话筒：是总理啊，我没有完成好您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呀。
怎么回事呢？是技术故障？人员有没有伤亡？这是总理关切而焦急的声音，……好，没有伤亡就好。告诉徐克江同志，请沉者冷静，不要紫张。
总理和聂帅的指示传到了白云间的战机上。机长徐克江定了定神，将拇指貼向自动投掷器，然后用力一按……
顿时，他看到被自己抛出的一个白色圆柱体，飞速地坠下，瞬间，一顶猛然张开的降落伞使劲的想拽住坠下的圆柱体，只见白色圔柱体在与地面即将撞击的瞬间，一个巨大的太阳闪着强烈的光芒，亮彻天宇与大地之间……
王淦昌泪水横流……
空中投掷氢弹爆炸成功后，王淦昌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着手研究地下核试验。
进人六十年代，行从美国奥本海默完成曼哈顿计划，苏联的库尔恰托夫院士也在斯大林元帅的紧遥下相继完成多次原子弹试验后，当时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一方面为抑制对方的核试验，一方而想使自已永远保持在全世界的核簕地位，签订，限制在空中和地面核试验条约。虽然这…条约对第三国并不存在约束力，然而毕竟核武器由于它所具有的臣大毁灭性后果，只要继续不停地试验，就会对自己的闽土家园带来环境与自然条件的严重破坏。地卜核试验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被提了出来。中国总理是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想在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前面。
王淦昌在接受这--新命令后立即开始布置。10月，他与自己的学生、后来也成为杰出物理学家的程开甲教授时任西北技术研究所所长，组织召开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讲座。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争取在一两年内将地面核试验多数转人地下。在这之后，王淦昌作为我国地下核试验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全面担起理论与设计的策任。繁重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奔波于罗布泊和北京之间。然而这位年已六旬的老科学家不曾想到在他从事如此机密和重要的工作时，一场他根本弄不懂的劫难洪水猛兽般地向他袭来……
那一天王先生从青海回到北京，我开着他的伏尔加专车去接他上班。在他将要钻进车内时，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后绕到车子后面，半天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回过头一看，原来后车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貼了张标语，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脸色气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着。这帮狗日的！我心里骂了句，因为在王先生回来之前就有人已经贴过同样的标语，可每次都被我撕广。我没有到今天又有人贴上了。为此我曾向李觉副部长反映过，他也很生气，说王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宝，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将军指示我不要比王先生知道这样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还是没有把好关。时隔近二十年后，我采访跟随了王淦昌十几年的司机大邵同志，这位中原大汉仍然怀有几分内疚。大邵全名邵春桂，现已退休在家，这位经历朝鲜战场洗礼的老战士，自1960年起就来到核研究所院之后成了王淦昌的专职司机，同时又兼王淦昌的随身警卫。
王淦昌平时是个好老头，从不跟别人计较什么，埋头业务工作，把国家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视为生命去实现，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追求。他的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父亲从来不知道向单位和上面要点什么，所以单位的人一说起我父亲就是王先生那里不会有什么事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倒是我们这些儿女和家人被他常常弄得一肚子气。
但王淦昌的大智大惹又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别人想嘲弄就嘲弄、想污辱就污辱的人。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人可以参加国家最机密的核试验？天下哪有你们这样的革命者？造反派？王淦昌平时本来就不善言辞，有话常常心里说。
这回他火了，一连几天在心里骂人。
好啊，你们说我反动学术权威，那我就反动吧。王淦昌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不再坐专车，改乘公共汽车。
王淦昌住在中关村，工作在花园路的灰楼，其间有相当一段路程。原先每天都是大邵车接车送一这也是中央规定给王淦昌等大科学家的待遇，一方面是出于照顾，另一方面为了保密。自隐姓埋名后，王淦昌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自由出没在公共场合。这回老先生不坐专车，可把大邵急坏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或者失密了怎么办？
王先生，您快上车吧！您越这样人家越会注意您的。伏尔加里的大邵一边把车挡和油门开得最低，一边急红了脸跟在王淦昌的后面不停地叫唤。
王淦昌只管自己走，不理那一套，既然昨晚决定不坐车就永远不坐车了！他从家门出来后直奔开往花闶路的331路公共汽车站。他上了车，把大邵害苦了，开着伏尔加不快不慢地跟在公共汽车后面，一路上被后面大大小小的其他车子骂得狗血喷头。331路车到站了，王淦昌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后照样步行，任凭大邵大呼小臧。
—连数日，王淦昌和大邵天天这样对峙。结果吃不消的不是60多岁的王淦昌，而是身强力壮的大邵。组织上让他为王淦昌开车时就说得明明白白：王淦昌先生是我们国家杰出的科学家，要像保护高级首长一样保护他，不得出任何差错，这是一项极重要的革命工作。虽然大邵并不太清楚王淦昌到底是在从事什么工作，但王淦昌经常进出中南海，去见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可知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伏尔加像只蜗牛似地跟着王淦昌一步一步地慢行着……望者性格耿直的老头儿，大邵突然灵机一动：王先生你是不是爱国的？大邵把伏尔加贴近王淦昌，然后伸出半个头冲王淦昌这么说。
王淦昌一愣，停下步子，两眼直盯着驾驶座上的大邵：我怎么会不爱国？
大邵心里偷偷一笑：老头儿上钩了！随即装出一副特别认真的样子：我看你不爱国。
我怎么不爱国？我不爱国怎么去……王淦昌想说去为国家造原子弹、氢弹的话，但一想到纪律，便改说，我不爱国做啥当初从德国冋来到浙江大学去教书，后来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我看你不仅不爱国，而旦你还里通外国……大邵有意气他。对人情世故一点不沾边的王淦昌哪能清楚大邵的阴谋：我怎么会里通外国？胡说八道！
真的？真的是胡说？
自然，绝对是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会里通外国嘛？王淦昌挺着脖子，分辩道。
那你为什么不坐专车？
人家骂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可我不是！笑话，我怎么会成反动？成为坏人？王淦昌一提起反动学术权威，气不打一处
大邵哈哈大笑起来：王先生既然你坚持自己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不是里通外国，那就证明人家确实是在胡说八道。既然您认定人家是在胡说八道，干吗还理他们？生他们的气呀？值得吗？您生了气，影响了工作，您说谁高兴？还不是那些想整倒你的人高兴嘛！所以你犯得着吗？
这劈头盖脑的反击，真把王淦昌给点拨开了：是啊，我凭什么跟那些无知又鲁莽的人计较呀？他们哪能理解我们这些连自己真实身份都要隐藏起来的人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呢？真精糕，我干吗自己生自己的气？想到这里，王淦昌止住了步子。
上吧，再不上后面的车就要顶我们的屁股了。
就这样，王淦昌重新坐进了伏尔加。
1969年，党中央正式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并任命王淦昌为此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同以往核试验一样，当中央的重大决策下定，所有相关的制造与参加试验的数百家工厂、数十家研究单位、数万人将要投人紧张的运转。
可是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王淦昌从北京飞抵罗布泊时一看，昔日人声鼎沸的战场，怎么就见不着几个人了？
老院长您总算来了，我们的人都被拉去开批判会了，这儿已有―两个月没正经搞生产了！有人走过来悄悄告诉王淦昌。
—两个月没工作？这还是不是核试验基地了？王淦昌心头之怒不由直冲脑门。他找到上面派来支左的头目、人称恶二赵的！两个人此两人后被镇托！，责问道：中央的命令可以不执行吗？，自知不好正面与王淦昌较爾：便悄悄避到一边去。然而没有人干活怎么行呢？地下核试验可不是往地里种萝缺一个方面的人马，就会使整个系统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身为地厂核试验的总指挥，王淦昌心急如焚。他又一次找到军管会头恶二赵，要他们赶快停止把大队人马整天拉出去搞运动。
那怎么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群众运动，广大群众不参加还叫什么运动，谁都别想破坏这场伟大运动的开展！恶二赵气势汹汹，根本没把王淦昌这个总指挥放在眼里。王淦昌是个忠于职守的人，想不到碰了如此！典子灰！当天，他用机密电话向北京汇报了基地的情况。
胡闹！地下核试验是毛主席、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怎么能耽误呢？定要恢复生产和科研工作，该上班的同志都得回到第一线！这是中央的命令，必须执行！周恩来得知后，直接向基地打来电话。
恶二赵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开会传达，然而基地的广大干部群众和指战员恨透了这两个人，没有人理他们。这一下，恶二赵反倒紧张起来了。他们明白，文革重要，可核试验也不是件小事，每次核试验执行的都是铁的纪律和铁的命令，跟打仗没有两样，谁真要耽误了，或者在试验过程中出了什么事故，那可是天塌下来的事，谁顶得住呀？恶二赵只得极不情愿地张罗人开工，但已经餡入混乱的基地竞然到了想动也动不了的地步。
无奈，恶二赵找到了王淦昌：王总，这可怎么好，找不到人上班呀！我们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可还是不见效，是不是由你向中央把这里的情况汇报汇报？
王淦昌不傻，知道对方想把皮球踢到他这边来。思忖片刻，他说：既然这样，就用我这张老脸去做做工作吧。在中央对地下核试验定下的时间内，我们一定要按时完成，否则就是对不起毛主席。你们说呢？
危难之际，王淦昌心头比谁都着急。其实基地广大干部群众、科技人员和指战员都很关心地下核试验，只是大家恨透了恶二赵破坏生产和整人的那一套，一些胆小的人甚至惧怕他们的疯狂行径，所以宁可少找点麻烦，让造反就去造反，让参加批判会就去参加批判会，啥生产啥试验，才不管呢！面对如此一盘散沙，王淦昌怎能不急？
同志们，我们干的这个事业比西方世界有一大段距离，不能再耽误了呀！大家应该清楚，科学试验花的时间是很多的，我们本来就
有很多事情要做，再因为运动和整天开会，生产和科研就没有了保障，这就完不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核试验意义重大，它可以丰富我们过去的地面和空中试验，能牮握许多新的数据。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全力投人工作，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试验这一关！
王淦昌一个科研室、一个生产车间地跑，一遍又一遍地跟大家讲道理。当时的科研人员连看业务书都被禁止了，只能在自己的家里偷偷看。王淦昌就利用就餐时间，挨家挨户去请出科研人员带着业务书上研究室学习、研究。
生产部件的车间里不见一个人，王淦昌拖着自己有病的身躯，到处寻找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告诉他：王总啊，我们都已经给人家夺权了，再出面也没有人理我们啦。再说，大伙真的来上班，连食堂里的饭都吃不上啊。大师傅们也都回家的回家了，闹革命的闹革命去了，不好办呀。
看着车间主任为难的样子，王淦昌急得直搓手，他是个科学家，能独自运算和设计无数错综复杂的中子、原子一类的顶尖难题，也能作为一名核武器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导与组织者指挥和处理各种千头万绪的业务工作，但他却从来没有做过行政工作。面对车间主任和下面提出的类似难题，不知如何是好，深思之后，他突然对车间主任说：能不能把同志们的家属发动起来，让她们给大家做饭？
这……车间主任想了想说，倒是个好办法。可谁给她们开工资呀？我们职工的钱都是上面按人头拨下来的，家属们干了工作也不能从财务那儿拿得到钱呀！
这个问题我能解决。王淦昌不假任何思索地回答，可以由我来给她们发工资嘛！
车间主任不由捧腹大笑起来：王总您有多少钱可以给大家发工资？再说您真给大家发了，人家造反派会说您是在雇工干活，是剥削阶级的行为嘛！
王淦昌一下愣住了，心想对呀，这倒是个难埋。于是嘀咕道：那还是我去动员那些烧饭的大师傅吧。
也许正是基地的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们看在他们老院长这么认真和天真的份上，再加上王淦昌本来威望就高，所以大多数部门和机构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然而，被恶二赵人为搞成的两派只要一发生冲突，基地上的生产和科研就会受影响，甚至伴工停产。派别斗争已经严重到拿枪拿重武器的地步，为了让双方停止武斗，回到生产和科研上来，王淦昌不止一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跑到两派的司
令部劝说。
你们都清醒地想一想，现在是啥时候了？按照中央规定的时间我们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你们大家都不能再情绪化了。搞地下核试验是国家大事，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否则将来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
但由于派系斗争和管理匕的混乱，一些原先就借机回北京休假或者办事的人都没有回到基地，使得基地不少岗位的人手异常紧缺。从青海到北京，来去需要坐好几天火车。王淦昌利用自己经常回北京汇报工作的机会，抽出时间走访那些留在家里的同志，劝说他们返回基地。
九院家属大院中不少老同志感慨地对我说：那阵子王院长天天串东家走西家地找人，碰见一个就盯住一个不放，一直到人家同意回基地为止。好多同志回到基地，就是冲着老院长的面子才离开北京的。没有他呀，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如果不是王淦昌上上下下动员，如果不是凭着他崇高的威望，被恶二赵把持大权的基地在那几年是绝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试验工作的。基地的人们还记得，当时从乌鲁木齐通往基地关口的要道，都被两派的造反派重兵把着，别说物资不易运送，就是行人也常常都要被扣下。
一次，王淦昌和随行几个要员刚走出乌鲁木齐机场就听到激烈的枪声，通往基地试验场的通道被造反派们死死地把守着。怎么办？我们带的都是机密资料，可不能被坏人抢走啊！王淦昌着急得在原地转圈。
有人建议绕道而行。不行，一旦途中发生情况，资料丢了怎么交待呀？得重新想办法王淦昌急中生智，连夜给有关部门打长途电话，于是很快来了一架飞机将王淦昌一行安全送抵了核试验基地马？
今天很多中国人为自己国家拥有强大的核武器而无比自豪，谁能想到当年王淦昌他们所进行的试验工作是那样的艰难！不说国家的物质经济条件差，不说西方世界对我技术与情报的封锁，我们自己给自己却制造了那么多的难题！
中国的地下核试验，实际上是在一个人工挖掘的山洞里进行的，这个洞长达一公里。在这样深的洞穴里装配原子弹，其难度要比在地面上大好多，特别是几百稂各式各样的线路，每一根都要拉几公里长，接头与接头之间、线路与线路之间，稍稍有一点点问题，都有可
能酿成大难。
为了确保所有地下装置与线路不出任何问题，王淦昌一面向各个环节与系统提出要求，同时亲自深人洞内指挥和监督每道工序的操作和检验。
―次，探测器突然发出啪啪啪的响声，王淦昌立即赶到现场，询问是不是产品本身有放射性物质泄漏了，是不是山体本身有贫铀矿存在？为了査清真相，王淦昌一连几十小时钻在幽暗潮湿的山洞内，那时的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经过反复测试，终于査明是一种叫架气的东西在作怪。氡气是一种放射性有害气体，对人的呼吸系统有很大损害作用。王淦昌得知真相后，看到在洞内工作的解放军小战士们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便一个个告诚他们：小同志们，大家在干完工作和吃饭时尽量不要呆在洞内，那样会很危险的。在工作时，一定要戴上防护口罩。千万千万记住我的话，人的生命宝贵啊！
他这不是宣扬活命哲学吗？
这是扰乱军心！王淦昌没有想到早已想治他的恶二赵一帮人，竟然把他关心战士们的话当作反动言论，公然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拿出来让革命群众批判。
王院长，他们把大字报都貼出来了，您还是先躲几天吧。几位好心人过来劝王淦昌。
王淦昌两只眼睛一下瞪得老大：我躲什么呀？周总理交待的任务谁来完成？氡气就是有毒嘛，他们懂什么？同志们长期在洞内，不注意防护就是要伤命的嘛！我叫大家注意点有什么错？他们这样批判我，我要向总理汇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错！老科学家较起劲来谁都拉不住他，什么叫活命哲学？我们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嘛！
正是老科学家的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影响了全基地参加地下核试验的将士与科技人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试验准备工作热火軔天地进行着。
然而，地面上的大批判一--浪比一浪高。当恶二赵赤裸裸地批判王淦昌是反动学术权威、笑嘻喀地腐蚀青年人时，—位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便责问造反派：像王淦昌这样好的专家，你们都要批判，那这个世界七就没有好人！就这么一句话，这位同志竟然被恶二赵一伙抓了起来，并戴上了手铐，拉到刑场进行慘无人道的假枪毙。
王淦昌得知此事后，潸然泪下。他愤怒地对天长嚎：我们辛辛苦苦干工作错在什么地方？他终于倒下了，血压骠然升高。但是他知道核试验远比自己生命重要得多，于是不顾大家的劝告，连续三天三夜在现场指挥把最后的核装置和千燥剂放进洞穴。当工兵用最后一块水泥封死洞口时，指挥系统传来紧急状况：控制台的电压几乎全没了！
没有电源怎么引爆几千米地底下的原子弹呢！
把洞口重新打开，我要进去检查！王淦昌立即命令。
不行，王院长你不能进去，里面已经有了核物质装贾，太危险了！你绝不能进去！战士和现场的同志们组成一道人墙，把王淦昌拦住在外面。
你们都给我闪开，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有权负责处理。谁也别想挡得住我，走开，让我进去！王淦昌扒开人墙，指挥工兵迅速拆除封口，猫着身子钻进深深的山洞之中……
后来终于査出事故原因：一个地方的电线脱壳！
这一事故，使乇淦昌下决心发动基地人员重新从头到尾对已经装置好的整个核爆系统进行全面检査。
1969年9月23日，王淦昌和参加试验的上万人在几十公里外的山巅上，亲眼看到了在天山支脉的一个山体上扬起滚滚尘埃。从千米地下发出的阵阵闷雷，回荡在天山南北……
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
老院长，我们成功啦！我们终于完成任务啦！
在大家兴高采烈地向王淦昌祝贺时，这位两殚元勋的脸上只露出了一丝十分凝重的微笑……
王淦昌带着地下核试验成功的喜讯回到北京，然而当他回到那个熟悉的灰楼时，一切都突然变得陌生了。
王淦昌先生，根据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我们决定把在北京的九院所有机构，迁至四川绵阳一带，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大迁移工作，组织决定你也一起迁至那儿。二机部军管委正式通知王淦昌。
我一个人去，还是家属都迁去？王淦昌问。
当然是全家都去，而且，你们要作好长期工作、生活在那里的准备！
好的，我回去马上作迁移准备。王淦昌丝毫没有想过其他什么问题。在他看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高度机密的，几年
前自己连名字都改了，这很正常。只是这一次是大迁移，所以他想到了家的问题。间到家里，王淦昌对老伴和子女只说了几句话，就把全
家离开北京的事全都定了下来。王淦昌当然不明白中央作出这项决定的大背景。
就在王淦昌忙于在罗布泊组织地下核试验时，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9月119，周恩来总理和苏联的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短暂会面。这次会面，中苏两个大国敌对了近十年后双方都想试探--下对方的某桦意图。怛是那时的两国政治家们实在太不相信对方了，所以作出的一些判断现在看来都很偏激。在柯西金走后的一个多月，也就是在王淦昌报告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消息后的第22天，中南海爿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主题只有一个：研究当前国际形势和苏联战略动向。不知哪来的一份情报显示，苏联内部有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尚不够充分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毁灭性打击，这使得中国领导人怀疑老苏真的想对我们中国突然发动核袭缶。会议经毛泽东批准，政治局作出决定：在全国立即开展一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全民战备动员。为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管有无问题，一律紧急撤离北京。根据这一梢神，毛泽东随即到了武汉，林副主席到了苏州，只有周恩来留在北京守家。
据后来了解，林副主席的彳一号命令共有五条内容：一是苏联谈判代表团于10月20日来北京会谈，对此要提高警惕；二是为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军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将重武器和重要目标隐藏起来；三是通讯联络要保持通籌；四是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五是导弹部队要随时作好发射的准备。
王淦昌老两口带着外孙女三人很快到了目的地四川绵阳而今的长虹集团便是当年王淦昌他们的九院子属单位司机大邵--一家跟着王淦昌荣幸地一起到了绵阳那片山沟沟里，并且这一去就是近二十年。下面是大邵回忆跟着一起到四川后的有关王淦昌的―些情况
开始部里说了，凡是重要的领导和院长们都要迁到那里，可等我们一到那儿住下后，发现院级领导中就王先生一家搬去了。其他的院长都没有去，房子留着却是常年空空的。我对王先生发过牢韁，说你看人家多精，根本就没打算来。我们倒好，一下把全家的户口都迁到了这儿，现在想回去都没有门了。王先生说，别人我不管，可我们来这儿没有错，九院把主要人员和技术设备都搬来了，今后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机构，我们不跟着工作的地方还能干什么？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从来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私事，只要他认为是上面交给的任务，不管在哪里，不管是十什么，他都要全身心地投人，直到完美地把它做好为止3那时绵阳的条件极其困难，连孩子吃的食糖都得从北京带过去。而我们的九院工作区为了适合战备需要，整个工区和生产厂失铺得特別大，共占6个县的地面，近的相互间距离三四十公里路，远的达一百多公里。整个绵阳地区实际上成为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大本营。那时王先生已经近七十岁的人了，但他是生产和技术的总负责，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在几百公里的工区里奔波。当时我们所在区域还有不少国民党残留部队，敌情很复杂。每次跟王先生出门，我必须带上武器，随时准备应付不测。由于文革影响，许多工厂停停干干，这给王先生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他既要安排科研工作，还要做人的工作，那几年真是难为他了。绵阳地区又是地震多发区，我和王先生多次出门碰上地震，因为担心出事，我不让他往下面的工区跑，他哪肯听！地藤一来，夜里我把他拖到汽车上睡，他就是不让，说怕什么？我是搞原子弹的，震波多大，对人类危害多大，我心里都清楚。他照常睡在屋里。有一次我问他，王先生你真的不怕地震砸死人啊？他嘿嘿一乐，说死谁都怕，只是你心里装其他事多了，死的事就给让路了。我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心里装了那么多工作，哪能顾及到自己生死？但就是这样一个兢兢业业为国家作贡献的老科学家，四人帮一伙仍没有放过他。青海基地的恶二赵派人把王先生抓到罗布泊，说是工作需要，实是为了批斗他。而在后方的绵阳，他们则进行大抄家。我知道王先生家里的东西都是国家核武器试验的重要资料和文件，所以我坚决不让造反派动一动。为此，造反派也给我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司机帽子。但这也并没有使我在抄家问题上屈服。我一直死死地把着王先生家的门，就是不让造反派进王先生住的房子。后来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把房子封存起来。我心想这一招也行，既保护了王先生的东西，又可以过抄家这一关。但造反派头头警告我，说你以后不准再照顾王淦昌了，就是他从青海回来也不能去车接。不几日，王先生真的从育海回到绵阳，我偷偷开车去接了他。王先生见了还特别高兴地对我说：还是绵阳这儿好，在这儿我就不是受批判的坏人了。他哪里知道这儿的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许多好心人一直全力在保著我们这位可敬的老先生而已……
1975年，因文革中断数年的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又重新被列人议事日程，时已68岁的王淦昌仍然以技术总负责人的身份，与小伙子们一起，从吐鲁番到戈壁滩，乘着汽车，整整颠簸了！1个小时，到达爆炸地。
让我再进洞看一遍。同每一次核试验之前一样，王淦昌坚持要在最后时刻亲自检査--下装置和线路。当在场的人看到老先生吃力地弯着腰在低矮的猫耳洞里钻进钻出时，谁都会感动。
大燦炸仍然在王淦昌的注视下获得预期的成功。
这一年，正是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的年份。
这--年，王淦昌的名字又出现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名单上。
1976年，70虚岁的王淦昌再赴风雪迷漫的青海高原，在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的腹部又一次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三次地下核试验。经过代号为21—29、21—92、21—93三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我国的空中、地面和地下核试验基本走完了所有历程。王淦昌带着让全国人民引以自豪的核试验成果，回到了北京。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最最敬爱的人周总理离开了人世。
你们看，上次我向总理汇报工作时，他向我提了五个问题，当时我只回答了三个。现在剩下的两个问题我也想出来了，可他已经走了……王淦昌坐在椅子上悲痛欲绝地向人诉说著。
几个月后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悼念人民总理的活动。王淦昌不顾人多车挤、年高体弱，义无反顾地加人了悼念队伍。
10月，沉闷了许久的中国响起一声春雷。王淦昌无比激动，他说：这是更大当量的核爆炸！我要继续努力为国家作贡献。
1978年，王淦昌奉命从绵阳调回北京，任二机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在这之前的三个月，他再次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9年10月20日，72岁的王淦昌实现了他毕生的追求，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0年2月，他被推选为新成立的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同时还被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这一年，他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同志作了题为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的报告，从此致力于中国核电站和其他核能科研的领导与组织工作。
1982年，75岁的王淦昌主动辞去二机部副部长等职，仍兼任原子能研究所名誉所长。
83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会上他再次当选常委委员。
1984年，王淦昌亲自主持和指导秦山核电站及北京的强流电子直线感应加速器论证等。
1986年，他与王大珩等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国外高新技术发展的建议，即著名的中国863计划。
1987年，王淦昌主持国家神光激光装置鉴定会，并在80寿辰时发表有关中阐激光研究的重要论文。
1988年，他与王大珩、于敏等物理学家向国务院提出将激光核聚变列人863计划，并获得批准。
1989年，王淦捍赴苏联杜布纳访问，被莫斯科大学授予名誉博。
1990年2月，他与钱三强、李觉、姜圣阶联名写信给江泽民、李鹏同志，就中国发展核电站提了建议，由他领导的氟化氪准分子激光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1991年，王淦昌接受国家对863计划作出贡献的奖励。
1994年，王淦昌向863计划提出五点新建议，受到国家重视。
1995年，他与钱学森，黄汲清大庆油田发现者和王大珩一起获得李鹏总理颁授的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1996年，他捐款设立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
1997年夏，他被无名氏至今仍未査悉骑车人突然撞倒致重伤，住北京医院数月。
1998年12月，王淦昌逝世。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外科学界著名人士、社会学界、教育界近千人送了花圈……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王淦昌等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原子能出版社。
作者：李球芝孙晓光常甲辰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
作者：胡济民、许良英。
他养什么人？一个草命者？还是一个戊革命？一个土得从里到外抹泥渣的土农艮？述是满肤妗轮的大知识分子？冕1个坏傳筹个皮毛孔都波思水的坏肇？
不知什么缘故，当我和天下所有的人行将告别二十世纪的时刻，内心突然滋长起无比的惆怅……
我常在想，曾经匆匆而过的二十世纪里，什么人什么事最值得我怀念？什么事什么人最令我难忘？
应该是有的，有很多事很多人。但奇怪的是，此时此刻，我惟独想在结束永远不可能再来的二十世纪之际，为他记录我的世纪绝笔。
他算什么人？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革命？一个土得从里到外掉泥渣的土农民？还是满腹经纶的大知识分子？是一个坏得每个皮毛孔都流恶水的坏蛋？还是--1个好得谁见谁都愿为他烧一把香的阿弥陀佛？
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呵，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一名纯真的儿童时，在见他的第一眼后，我从此一直做膻梦，那18梦伴随我度过了数十载春秋……三十年后，当我早已成为铁杆男子汉且又见到他后，我发誓该为他写一部传世之作为一个小人物所经历的一百年的大事情写传。
他叫陈月盘，江苏常熟何市人氏。于北伐革命前三年大学毕业。二三十年代曾以阿迹子的笔名在上海、南京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蒋介石而颇负盛名。最辉煌的岁月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日本人误认为中共江南最大头目而到处遭到追捕。革命了，可又失败了。于是又回到了革命的对立面的剥削阶级分子行列。这一回，他受尽了人间苦情与孤情。耀眼辉煌的前半生和五六十年与泥土为伍的后半生构成了一个小人物的百年孤独史。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特殊的夜晚。
那天月光很亮，只是有些秋夜特有的寒意与惨淡。那天夜里生产大队基干民兵值班，只有13岁的我也加人了站夜岗的行列。那时年岁小，外加我天生的胆小，然而为了显示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我勇敢地报了值夜岗的名。
那天夜里我们大约在十点来钟开始站岗放哨。其实是很简单的过程：几个人在头儿的带领下，拿着一杆没有子弹的步枪，便顺著几个生产队瞎跑，走到哪儿就算哪儿，通常是先上生产队的仓库场看一看有没有堆放在外的东西，然后看看火种。这算是重要任务。之后就是到各个自然村落巡逻，这中间的突出任务是检査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家庭的敌情。我知道在对敌斗争严重的时候，基干民兵每夜都要派人守在这些牛鬼蛇神宅基边静观阶级斗争动向。我曾听说临近—个生产大队的基干民兵值夜班时，有个民兵是光棍，他主动要求到生产队的一户富农家守夜班，那富农家有个小媳妇的丈夫大概因为长期受压抑，没有什么性功能，妻子要闹着跟他离婚。那年月，牛鬼蛇神家庭想找门亲事实在太不易，富农的儿子哪敢撒手？可又一时想不出什么法子。有一天夜里欲火烧身的妻子将他从被窝里一脚踢出了家门。那躲在暗处的值班的光棍民兵发现了这一阶级斗争动向，赶紧冲过去用没装子弹的枪将富农的儿子逼到篱笆边，问是怎么回事。那富农儿子拉腔就哭诉起来。
那光棍民兵一听，说这有啥愁的？我帮你解决。说着把身上的枪往富农儿子肩上一挎，便大步进了厘。半个多小时后他拎着裤子出来了，对富农的儿子说，你进去睡吧，她不会再欺负你了。第二天，那富农的儿子在地里干活时找到那个光棍基干民兵，悄悄说道，大阿哥，你真有办法，我娘子今天早晨起床开始就对我格外的好，看来还是你能救我。喂，我们俩说好了，你每天夜里到我家那儿值班。如果我娘子敢对我不好，我就让你进去治她，你看咋样？那光棍乐得心花怒放，还有比这更好的？于是说行啊，不过你得给点吃的，否则我值夜班也很累痲。那富农儿子连连点头，说这自然这自然。就这么着，那个光棍基干民兵就一连在那窗农家的宅基值了一冬的夜班。第二年开春，民兵营开始换班，可是这位被公社评为值班模范的光棍基干民兵就是不肯换班，还说他要坚守阶级斗争最前沿。当时公社武装部还为此特意发出通报，号召全公社民兵团的基〒民兵们向他学习呢。有趣的事还在后头，一天公社武装部长为了让其他生产大队民兵营的千部向这位思想觉悟尚，敌情观念强的值班模范民兵学习，特意带了三个大队的民兵干部一行二十人夜访这个模范的岗哨。武装部长到那儿--查，发现拿枪站岗的不是他的民兵，而是那位本该受看守的富农分子的儿子。武装部长气得问模范到哪儿去？对方吓得只好如实说来。武装部长就差没有当场昏倒。这这……这是什么事嘛？！后来听说因为这个教训的原因，故大队基干民兵值夜班再不采取羊个守哨了，而是集体流动着巡逻放哨。
妈的，今天太冷了，风又刮得那么厉害，牛鬼蛇神们肯定又要蠢蠢欲动。走，我们去査查他们！我组的那头儿副营长对我和几位民兵说道。然后他又问我：小明，你是呆在大队部还是跟我们一起去？
我也去。这其实是不用问的话。因为我确实还没有真正面对面地见过一个阶级敌人呢，所以我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同时我虽只有13岁，可内心还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革命战斗意志呢！
我就是在这夜认识老地主陈月盘的。
陈月盘是我所在生产大队的惟一的一位地主分子。在这之前，地主分子在我的印象中极其清晰：就是那些像刘文彩家有的水牢、狗腿子，任意强奸民女的恶霸，要不就是在风雨交加的农历大年三十夜晚上门逼债并抢走白毛女的黄世仁那样的坏蛋。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大生的阶级仇恨，一提起老地主，我和所有贫下中农都有同样的心情，并从心底里憎恨刘文彩和黄世仁这样的恶不知是有意的落后，还是老地主祖上軾专挑阴暗角落钻，陈月盘的家很偏僻，在大队最东的一个自然村，我和他虽然一个大队，但却是一东一西相隔三四华里的两个自然宅基村落。因为年岁小，所以在这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去过和见过陈月盘那个生产队和他本人。
惨淡的月光下，我们一队民兵真的像要面临一场战斗似的向陈月盘家逼近。在一座破落的农户屋檐下，持枪的民兵副营长突然压住嗓门轻轻地向我们发出指令：不许出声，注意敌情！由于第一次同阶级敌人交锋，我当时的心头真是很紧张，也有些害怕。现在想起来觉得特别可笑，一个死猫似的老地主有什么可怕的？然而那个年代和那个年龄的我，有这种紧张和害怕心理实在太正常了。
咚咚！咚！副营长突然用拳头猛砸破屋下的木门，而且嘴里一边大声喊着：开门开门！
这时，屋里传来一个又弱又颤的声音：谁？谁呀？
少啰嗦！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快开门！我见民兵副营长有些不耐烦了。咚咚咚又是一阵砸门。
噢噢，别敲了，我马上开门……听得出，里面的人在忙碌着起床穿着衣衫。
大约几分钟后，门吱嘎一声开了。里面探出一个上身披着一件破棉袄，下身用草绳系着裤子，一边咳嗽一边在哆嗦的干瘪老头，令我惊诧的是这个干瘪老头鼻梁上竟然还架着一副眼镜！
陈月盘，这几天你在干什么？快交待！民兵副营长压着嗓门像训斥三孙子似地问起话来。
什么，原来这个干瘪老头就是恶霸地主？那一瞬间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地主形象一下发生了动摇。这么个干瘪老头怎么可能是刘文彩、黄世仁式的恶霸呢？当时有一句话我一直不敢说出来，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戴眼镜的干瘪老头太可怜了，丝毫没有一点让人心颤和畏惧，更谈不上可憎……
快交待呀！威严的民兵副营长的声音一下离出几分贝，我对自己心头刚刚萌发的一点点想法而紧张不已：这不行，这不是同情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吗？13岁的我，第一次感到了政治的压力。那一瞬间对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的一份怜悯之情，使我不由得全身直冒冷汗。
我？我这些日子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呀。天天都在生产队耕転劳作，别无他事可求。黑暗中，老地主的话竞然如此文绉绉，这对大跃进年代出生的我来说，又是一件惊诧不已的事。也许那一份以后一直留存在我内心几十年的同情和好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萌生和深扎在心头的。
恶霸地主怎么会是这样的？我自己幼小心灵里的阶级立场开始出现了不可抗拒的动摇。
少他妈的斯文腔！民兵副营长的话使我在黑暗中第一次感受到的一点文明马上变成了野蛮味与火药味。你交待交待，最近写没写变天账？
虽然月色下谁也看不到谁的脸色，但我一下感觉空气顿时凝固了起来。
老地主还是一腔斯文地回答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问话：岂敢岂敢，我仅作厂几首未成品的小诗……
恶霸地主还作诗？我太惊叹了。然而这回惊叹的不只是我，连我们的民兵副营长都感到紧张异常：啥？你还作小史？不会是当年的剥削史吧？快交出来，快快！
这回轮到老地主紧张起来，他一听这赶紧返身进屋，一会儿，千瘪的老地主哆嗦着身子从里面又走了出来。都在这儿。说着，他伸出双手向民兵副营长交上一个小本本。
有火柴吗？
等有人嚓地划亮一根火柴，我已经好奇地钻到了民兵副营长的胳膊前第一个看清了老地主递过来的那个小本本。油腻腻的，上面密密麻麻不知写了些什么东西，我正想顺著民兵副营长翻页的手细看时，火柴灭了。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乱七八糟，正是变天账！又是民兵副营长的声音，好了，你老实回厘去，等天亮我们看看你的这些小史……
是小诗。老地主陈月盘胆怯地轻声纠正道。
知道知道，你他妈还不老实？小屎大屎，谁不知道你老地主屁股蛋里能拉出的还不都是狗屎？民兵副营长火了，随手将站都站不直的老地主往屋内一推，然后朝我们一挥手：走！
没有走出多久，民兵副营长又叫人划亮火柴看了看老地主的那个小本本：什么竖一行横一行的，我看不懂狗日的诗，反正老地主的嘴里唱不出好歌腔来！见他妈的鬼！只见他顺手将那个小本本扔进沟里。
老地主，恶霸？说话斯斯文文的，能写一手好诗的一个干瘪老头！
虽然文革的十年正是我不慊事的少儿时代，虽然我家庭也因为父亲是个小走资派和爷爷曾在解放前当过一阵树贩子而牵连不少，但我检点自己时常常因为上面的那一夜曾经发生过的一幕而充满了内疚与负罪感。
事过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早已在京城像模像样生活了十几年后大有一副衣锦还乡之状的我，回老家探望父母双亲。一日，与父亲从小镇返家途中，一位颇有些面熟的老人与我父亲打招呼后擦肩而过，我问父亲此人是谁。
他就是陈月盘，以前我们大队的老地主。父亲说得很随便，我听后却大为吃惊。
怎么他还活着？
活得好好的，现今他还是市政协委员呢！
我扳扳手指，也该快三十年了，当年我看到的老地主也至少有六卜来岁了，怎么可能三十多年后他还活着？！
那天傍晚，我缠住父亲，希頊他说说他所了解的有关陈月盘的事。
提起来就叫人气愤。想不到父亲的内心竟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怎么不？你知道我为什么在文革初期就被人赶下台？最重要的—件事就是说我阶级阵线不清，对老地主陈月盘过于亲近关照。他们那些人哪电知道剥削阶级的分了--中也有对我们共产党、对我们革命作出过很大贡献的人呀。我们应当实事求是，不能太不人道。就说陈月盘，他在刚解放时就申明自己曾为共产党做过有益的事，那时我是生产大队长，对他自己说的事作过调査，问过上年纪的人，也当面询问过当年与陈月盘一起从事敌后斗争工作的县委某领导同志，得到的结论是，陈月盘确实在解放前为革命作过很大贡献。在大跃进时期，我们全县动员大战太湖流域的望虞河水利工程，他当时已年过半西，却跟着我们年轻小伙子一起挑灯夜战，还为提高工效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就因为我是生产大队长，曾在社员大会上多次表扬过这么个老地主。四清运动和文革运动中，有人就说我为剥削阶级唱赞歌，不分阶级阵线就把我打倒批臭。再后面的事你自己也经历了。总之世道对有些人太不公平
父亲一生刚烈自信，但自被造反派们打倒后，就再也没有了这种秉性，变得对什么事都没有了信心。然而最令我震惊的是我自己后来遇到诸多不幸的命运竟然会与老地主陈月盘连在一起！如果不是父亲这一说，我恐怕这一辈子都不知其缘故呢。
陈月盘自然不清楚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很多与他奄不相干的人的命运跟他的沉浮有关。
爸，我很想见见老地主。我刚说完，又自觉再称谓陈月盘为老地主似乎不太合适了。因为早在八十年代初，党的决定就已经取消了阶级成分，地富反坏右便永远成了历史。于是我问父亲：现在你们叫陈月盘都怎么个叫法呀？
还是叫老地主呗。父亲解释说，陈月盘这个老头子很开朗，他自己说过去别人叫他老地主心里就有气，现在如果别人叫他大名反而觉得不舒服。他说当了一辈子老地主，如今别人不再叫他老地主，心里就有一种失落感。因为现在改革开放后，在农村真正当地主的人都是些先富起来的人，他陈月盘说我戴地主高帽子时穷得饭都吃不饱，而今那些富得流油的人却轻轻松松不费一点皮肉之苦就要把老地主的帽子拿过去，我心里不平衡。你说他这个人……唉，也只有他才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父亲的话里隐含着几分敬佩之情。
一定是个性格独特的乐观主义者。我决意找到陈月盘，以了结我的一桩心愿。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父亲却把陈月盘接到了我家来。
作家，哈哈哈，想不到快七十多年过去了，我又同作家打起交道来了！一个穿着老棉袄、虽然手持拐棍但身子骨依然十分硬朗的老人稳稳地走过来与我握手。
呀，小何同志，我早听说你在北京当作家，了不起。我一生梦想当个大作家，可就是命运不佳，偏偏当了个真正的作家在家做活的人，哈哈哈……这是我第一次与老地主对话，而且令我惊叹不已的是老地主竟然如此幽畎开朗！
他旁若无人只管自己说着：我们这--带的人，只知道我是个地主，或者只知道我是个为共产党干革命的地主。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在二三十年代还是江南一带颇有名气的文人墨客哩！不信你们可以翮
子就是我陈某人的笔名呀！他们都不知道呀，小何。老人抚摸着银色的山羊胡须，很是得意地指着站在我身边的父亲，连声对我说：你爸他们都不知道，都不知道的。
左联，你小何同志肯定知道左联吧？那时我在上海用笔名写文章攻击蒋介石国民党后，上海左联的同志几次找我谈话让我加人左联，后来要不是常熟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急着要我到乡下来进行地下工作，我肯定也是左联的一分子了。那样的话，小何你们的中国作家协会是不是也可以吸收我为中国作协会员了？唉，时间过得真快哟，不知现在作家队伍中还有没有当年左联的同志……老人抬起一双眼皮耷拉但仍有几分光泽的眼睛看着我，期待着一个久远的回答。
有，但已经极少极少了。我这样回答老人，其实我根本不知道现在我们中国作协到底还有没有当年左联的老同志了。
这回是我主动站起身捶过他的手一一我知道我攔过的是一双文坛前辈也是位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世纪老人的手。
我想知道您的一切，并且能早一日把它写进我的作品之中……我怀着敬仰之情看着他。有价值吗？我仅仅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而且还是个老地主呀！他的眼里半信半疑，随即是几分期待。
我坚定地朝他点点头，肯定地回答他：我要为走过二十世纪的普通人立传，您老是最合适的一位……
他激动地站起那具比我整整年长半个多世纪的身躯，颤抖着双唇，说：那我就把--切都告诉你……
老人一张口就告诉了我一个让我吃惊的秘密：共产党在江南抗战时，如果没有了我，可能就没有了后来那出曾经轰动一时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
这是怎么回事？我着实吃了一大惊，因为几乎像我一样三四十岁以上年龄的人都太熟悉沙家浜这出戏了。就是在今天，每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氏时，我都会自豪而又简单地说一句沙家浜就是我的家。这是一句戏中的台词，但它确实清楚简明地吿诉我的友人我是哪一方人氏。沙家浜几乎是共产党人在江南革命抗日战争的写照，它作为历史的真实再现，早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然而一名老地主怎么可能与这样一出具有代表意义的革命历史戏连在一起呢？
陈月盘淡淡一笑，弄了弄那撮花白的山羊胡须，说：这得从我祖上说起。从老人的口中我才知道了陈家的地主来历。早在乾隆年间，陈家在江南的第一代人就在常熟东乡一带靠勤劳致富成了当地的富裕人家。到第二代时，便成了小地主。第三、第四代时已经是相当富裕的大地主了。仅他们陈家的土地，就占了当地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陈月盘的曾祖父陈若渔是陈氏家族在江南常熟东乡的第五代，也是陈氏家族中最勤劳、聪明的一位，所以到他这一代，就财产而言，是顶峰阶段。陈月盘告诉我，中国的早期地主阶级许多人在没有成为剥削阶级时，或者即使成了剥削阶级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大都是些很勤俭勤劳的佃农，相反有不少穷汉之所以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如那些剥削阶级会勤俭持家。这种现象即使到了解放前后也还不算少。陈月盘的阿太曾祖父在当时便是当地有权势的人了，但因为几代人都靠种田起家的，祖上没有官位，到了陈阿太那一代也是一介平民。那时有钱人家死了后都要建大坟、树石碑圆寂。为了升天能得福造化，陈月盘的曾祖父就出钱托好友--上海俞平伯的父亲俞翰林从朝中买了个官。俞翰林做过曾国藩的秘书，这事自然很容易办成。后来阿太陈若渔死后真
的入穴了有石碑的大坟。当然这一形式对陈家来说，更重要的是从此象征着不仅家有万亩良田，还有了一冠红顶官帽。陈若渔有个女儿嫁给了邻近的支塘乡的一个名医，这位名阁的小儿子就是后来成7中国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研制的主要功勋人物、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王涂昌先生。陈月盘比王淦禺大一岁，但辈分却小了一辈，因为王淦昌的母亲与陈月盘的祖父是亲兄妹。1997年我在北京见到中国核武器之父王淦昌时，说起了陈月盘的事，这位科学大师还清楚地记得外婆家有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陈才子茅真陈家到陈月盘的祖父那一代开始便走了下坡路。不过陈老爷子虽然抽大烟，但却喜欢读上海的申报一类的思想进步的报纸。由于受家庭影响，陈月盘小时候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有一次他看到一本白居易的诗书，那里面田园式的诗情意境太让幼年的陈月盘着迷。陈月盘自己说，他后来一辈子没有离开农村，就是因为受了白居易诗中那种刻骨铭心的意境的影响。正可谓一日人诗意，终身不改当诗圣。
陈月盘的父亲也是位思想进步的地主。他送儿子上学却不让他读四书五经，而是选学国文的学校。陈月盘读了七年国文后考上了太仓师范。母亲一听每年要花400块大洋学费，就不同意儿子再上学了。可儿子说啥也要去上学。也巧，陈月盘初出远门念书不足半年因吃生栗子闹了一场大病，母亲借机说你就别上学了。儿子一听哪肯！后来他考上了南京的江苏省立师范，这是所公立学校，不要学费，于是家人就不再反对他上学了。五年大学生涯，陈月盘见到了大世面。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常熟何市乡当了一名乡村小学的代理校长。可第二年北伐战争就爆发了，受新潮思想的影响，陈月盘从此开始了他那二十多年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他借上新华艺大之名，离开家乡，先到苏州，后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他在南京的公开身份是新街口小学教书匠。这日后的五年多时间里，陈月盘作为一名具有鲜明斗争立场的革命知识分子，用阿迹子这个笔名，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并曾风流一时。他公开骂蒋介石是你赶走了野猫，你还要吃我一类的民族败类。特务分子对这位阿迹子警惕起来，到处想追捕他。无奈，陈月盘逃回了乡下的老家。此时恰逢老父亲去世，他便挑起了陈家的重担，当起了地主豪绅……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江南大地沦为小日本的天地。充满爱国热情的陈月盘不甘当亡国奴，他利用其特殊身份，积极组织民众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后来新四军著名将领叶飞同志带领部队来到了苏南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成立了著名的江南抗日游击纵队。陈月盘是当地有势力的头面人物，又是思想进步的爱国者，叶飞自然先找到了他。
陈先生，我们是一家人，应该携起手跟小鬼子干！叶飞第一次见到文质彬彬的陈月盘时，就高兴地拥抱起这位江南才子加財主的陈月盘，显得异常兴奋。那时叶飞才26岁，又对当地情况不熟悉，于是把陈月盘当做十分可靠而亲密的战友看待，地方上和场面上的事，少不了交陈月盘去办。当时武装斗争的条件十分艰苦，有许多困难是部队上无法克服得厂的。江抗纵队的经费便是一大难题，而叶飞的部队初来乍到，谁都不认他们。
这是500块大洋，你们先用着。一日，叶飞正在愁眉不展时，陈月盘将自己家的存货送到了部队上。
老陈同志。叶飞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而他的一声同志使陈月盘这位地主出身的革命分子从此把自己的那頼火热之心也交了出去。
白色恐怖下的苏南一带，革命武装斗争十分艰难，常常要爾生命危险。许多胆小的人几次下来就再不敢投身革命了。而作为当地有名的财主陈月盘则一如既往地参加了江抗的革命斗争。正当敌我势力不相上下之时，叶飞率领的江抗部队奉命转移到了江北。陈月盘本来是要随部队北上的，可就在此时，新四军的一批伤病员从前线秘密转移到了常熟的阳澄湖来了。老陈，你是最合适给新四军伤病员提供帮助的人士，革命需要你留在江南。叶飞深情地揉住陈月盘的手，带着无限期望之情。
就这样，陈月盘告别了亲爱的战友，继续留在常熟地带。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沙家浜这一出戏。
于是也有了沙家浜这出名戏的很多不完整的地方--一切皆因为陈月盘是个老地主的缘故。
这儿有必要向年轻的朋友交待一下沙家浜这出戏的一些背景：此戏取材于当时发生在常熟一带一队在当地养病的新四军伤病员的一段真实故事。
话说1939年5月，正值抗日战争进人特殊年份，我新四军在党中央指挥下，东进江南，横渡千里碧波荡漾的阳癢湖，几百条大木船在明澈如镜的湖面上飞速行驶，在军号声的伴随下，浪花飞溅，气势磅礴，浩浩荡荡。叶飞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像是新四军的一把匕首直插日本侵略者的心脏。东进！东进！战士们离唱斗敌战歌，威震江南大地。当年9月，叶飞的部队奉命西撤，在常熟境内的阳澄湖横泾后来改为沙家浜乡一带的村庄留下了一个后方医院
和一百多名新四军伤病员。盘踞在阳澄湖里的当地土匪头子胡肇汉即沙家浜戏中的草包司令胡传魁，投靠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句日寇勾结，多次袭击新四军后方医院，沙家浜地区的军民面结起来，奋勇抗敌，于是就有了后来崔左夫写的纪实文学作品血染的姓名三十六个新四军伤病员斗争纪实，于是后来就有了上海人民沪剧团在1958年根据崔左夫作品改编成的沪剧芦荡火种，于是就有了后来由江青亲自抓的、由著名老作家汪曾棋根据芦荡火种改编成的京剧串：命样板戏沙家浜。
沙家浜的戏如果在当初排演和编剧时能听我讲讲当年的实情，可能更会千古不朽。陈月盘说到这出名噪一时的经典京戏时，竟然直言此话，着实令人吃惊。
沙家浜对普通观众而言，是一部戏，可对我们这些当年直接参与同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斗争的当事人来说，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和回忆。陈月盘抖动着每一根白须，就像梳理和扯动着深埋心头的--团带血的旧纱……他以当事人的亲历细说起构成千古名戏的那段真实往事：常熟是有阳澄湖的，但常熟过去并没有沙家浜这个地名。常熟过去虽然没有沙家浜这个地名，但阳澄湖边有许许多多沙家浜一样的村庄。郭建光是沙家浜里的戏中人物，可新四军队伍里却有一个真实的郭建光，他的真名叫夏光。新四军里的夏光有名有姓，系湖南人氏，1909年出生于湖南武冈。在北伐时参加革命，1927年进人毛泽东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人党。抗日战争燦发，夏光参加新四军，首任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第三支队第六团作战参谋。1939年5月随叶飞到了江南苏常一带。同年8月，我新四军在江阴与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展开激战，夏光时任江抗第五路军参谋长。由于连续作战，时势紧张，夏光体力不支而病倒。在江抗部队奉命西撤时，叶飞令他留在敌后治病。夏光随即将所有作战文书交给参谋处，化装成便衣，只带一名通讯员，通过土匪头目胡司令控制区深人到敌后，与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率领的后方医院的三十多位伤病员会合后，从此开始了演绎沙家浜之戏的原型生活。1940年，叶飞率部队西撤后，党中央又派谭震林同志来到苏南开展敌后斗争，夏光已时任江抗纵队司令，后又改任新四军苏中军区一分区参谋长、苏浙军区第四纵叭参谋长等职。解放战争斯间，夏光任华中、华东军区参谋处长，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重要战役，其战功卓著，智谋过人。解放后担任过几所海军军校的负责人。
可惜因1955年错误处理，从此离开部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平反昭雪，后一直任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负责人。可惜在沙家浜大红大紫的时候，这位戏中高唱要学那泰山顶上―青松的英雄人物却被造反派关在牛棚里连听戏的资格都没有。
说起沙家浜里的另一位主角人物阿庆嫂，我看到陈月盘那双混沌的目光里顿时流餺出一丝亮泽的光芒。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说：你知道我跟阿庆嫂什么关系吗？
什么关系？我问，带着现代年轻人对男女之间所有的那种好奇心问。
呵呵，这要你们当作家的去想象了！不想九十有余的陈月盘依然留存几分浪漫。那真是不一般的关系哟他意味深长地留下一个破折号让别人去回味，而给我讲述的却是生活中真实的那个陈庆嫂。真阿庆嫂叫陈二妹，我们当年都叫她二妹。陈月盘说。陈二妹的家其实也远离阳澄湖，不过她家确实开茶馆，却不叫春来茶馆，叫涵芬阁。在常熟董浜镇上，那二妹开的涵芬阁茶馆确实是地下交通站。二妹家的男人是地下党员，但二妹开始一直不知道自己丈夫的真实身份。二妹家的茶馆前门挨着街，后门通着一条河，那河匕长满了芦苇，所以新四军和接任叶飞来苏南指挥抗口救国的浑震林将军经常在那儿开会碰头。我和二妹及她男人陈关林都是乡里乡亲的熟人，有一次我到涵芬阁给谭震林他们送一笔枪支弹药款，碰上二妹在茶馆铺面做生意，就向她打听新四军和林俊谭震林的化名什么时候到她那儿时，二妹吓得双腿直哆嗦，说你们别瞎嚷嚷，我这儿哪有啥新四军和那林俊什么的。二妹只知我是当地有名的开明地主，却不知我一直是在为新四军做事的，所以弄出了这样的笑话。后来当她看到谭震林将军跟我手拉手的情景才知道我是自己人。二妹确实像戏里的阿庆嫂一样聪明机智，多次为了掩护新四军伤病员和地下党开会，与敌人展开了机智的斗争。1941年的一天，她的男人陈关林突然被驻地日军抓走了，敌人用残酷的毐刑逼陈关林招出新四军伤病员的下落，陈关林视死如归就是不招。无奈，日本鬼子换了一种招数，先让他吃下三大碗饭，然后又挑来一担水让陈关林喝下去。当陈关林喝得肚胀如鼓时，鬼子就将他按在地上叫人踩在他肚子上。陈关林宁死不屈。后来恼羞成怒的鬼子就把他和62名新四军伤病员一起押到苏州虎丘山，然后装进麻袋，再用刺刀活活刺死后又用镪水灭尸于荒野之中……丈夫的牺牲对二妹刺激极大，中共常熟地下党县委决定将陈二妹送到江北暂避敌人的追杀。三个月后，二妹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悄悄从江北回到了常熟。但茶馆是不能再开了。党组织便给了二妹200块大洋，希望她做点小生意度日。二妹因为还要带身边的两个小孩，所以生意也没做成，便从小镇搬到了乡下，一住就是儿十年，直到1997年她83岁时去世。
沙家浜的戏出名后，常熟一下冒出丫好几个阿庆嫂，在文笮时还弄出了不少笑话：一个演阿庆嫂的女演员竟然也自称自己是真正的阿庆嫂传人，说她娘当年就是开茶馆的，也掩护过新四军伤病员。真真假假那时谁也搞不清，只要谁在台上红，谁就是真阿庆嫂了。结果那个女演员还真被军管会捧到了天上，可惜她不自重，跟几个军管会头头睡觉，最后被弄死。而真阿庆嫂陈二妹则被造反派挂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田头挨斗挨批。唉，文革呀什么事都给颠倒了。陈月盘对天长叹道。
生活中的胡传魁真的那么草包一个？我对戏中几个主角原型特别关注。
那可不是！陈月盘的两只眼睛立即睁得好大好大，连连摇头说，那是戏。戏里的土匪司令胡传魁长得肥头大耳，是个真萆包，但沙家浜历史上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司令是个比刁徳一还
光都是湖南人。胡肇汉兵痞出身，1926年起担任国民党保安特务团团长。日本人占领上海后，胡肇汉的部队溃不成军，作鸟兽散。胡肇汉后来便带领一批手下败兵流窜到阳澄湖一带避风。那时苏常地区正属政治真空，各种土匪势力蜂起，胡肇汉便被一保长收留，雇佣为地方治安队长。日久天长，带兵出身的胡肇汉跟当地的野土匪的交手中屡获胜利，于是其名声大震，成了当地方圆几十里的一股重要势力。加上胡肇汉生性暴戾恣睢，又同国民党勾结，后来出任三靑团京沪行动总队司令。1939年春，新四军东进江南，袭击虹桥机场，炸毁敌机数十架，威震四方。善用心计的胡肇汉一看形势有变，便脚踩两条船，忙与新四军搞联合，接受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收编。但胡也有没有想到的事，1939年，叶飞的部队奉命西撤，结果胡肇汉的队伍被一下拉走了。胡气得天天大骂新四军使他上了大当，并推托有病留在江南没有西撤。叶飞带部队走后，胡肇汉便坐不住了，开始收罗一些地方残匪，重新组成了一支四五十人的小队伍，自任司令，主要流窜于阳澄湖一带。不久，夏光任江抗东路部队司令的新四军队伍来到常熟后，为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胡肇汉继续抗日，决定让胡肇汉出任新四军东路军副司令。但这回胡肇汉变得更狡猾了，他心想你们新四军共产党不就想要我的队伍嘛，好吧，我就偏偏不让你们收编，什么副司令我也不要。就这样，复光多次给他写信，胡就是不理不睬。正在夏光他们犯难时，有一天我知道了胡肇汉的下落后，便向夏光作了报告。我从一个朋友那儿知道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娶了个小老婆，所以他常常到那儿去。共产党为了达成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急需要同胡肇汉当面做工作，所以对我提供的情报异常蠆视，夏光同志当即带部叭移驻到车渡。部队刚到车渡，夏光与副司令杨浩庐便到湖边瞭望，见到一只非常漂亮的蓬船正向岸边驶来。村上的老乡便说这就是胡肇汉的船。夏光一听很高兴，可谓尤巧不成书，船上正是胡肇汉。听夏光后来说，夏光未等船靠岸，就先喊了声副司令，胡肇汉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时，就无可奈何地当上了江抗东路部队的副司令。胡肇汉心里有算盘，所以对这个副司令实在有说不出的几个不情愿，但那时抗日是全民大事，谁敢公开说我不愿抗日？碍于这层理由，他胡辇汉无奈装出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接受了新四军江抗指挥部关于统编部队一致抗日的指令。出于对统一战线和抗日的大局考虑，夏光提出第二天由他带领的新四军和胡肇汉的部队举行一次联欢。次日，阳澄湖畔喜气洋洋，一片欢声笑语。新四军特意给胡肇汉的队伍送来了两头猪和其他慰劳物品。胡肇汉一看夏光他们如此抬举自己，心头洋洋得意，摆出一副副司令的架式，大有与新四军共产党平起平坐之势。可与戏中的草包司令不一样的是这个忠义救国军的胡司令十分狡猾，在1940年后当抗日形势于中国共产党人极不利的时候，他便又开始投靠国民党，不断袭击新四军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同年夏天，胡肇汉勾结日本鬼子，在吴县陆巷村，向我新四军发起突然袭击，造成夏光部队110余名新四军战士伤亡，活埋新四军伤员十余名，继而又在阳澄湖边烧杀抢数日，枪杀进步抗日青年和渔民36人，犯下了血腥的罪行。从此胡肇汉在阳澄湖一带就有了杀人魔鬼之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大军南下，胡肇汉像丧家犬似的到处逃窜，最后避到了阳澄湖千里芦苇荡之中。他凭借着水中优势，几次侥幸逃脱了解放军的水上追捕。江南解放了，可大土匪胡肇汉却一直没有落人人民的手中，并且仍不断地对百姓和新政权造成危害。新中国刚成立，吴县湘成公安分局的干瞀接受了追捕胡肇汉残部的特殊任务，由局长包振家亲自率领该局七名精干的同志化装成渔民，开始了千里追捕胡肇汉的行动。那时刚解放，胡肇汉的势力还不小，他手下有几个土匪大队，行踪诡秘。后来包局长他们从一位曾在胡肇汉手下当过一大队大队长的土匪头目那儿知道胡肇汉有个小老婆与胡仍有来往，于是迅速采取措施找到了那女人，果然那小老婆交待了胡的活动行踪，说他在上海浦东有一家布店是胡的秘密交通站。而这个浦东秘密交通站，正是沙家浜戏中
刁德一的原型王群给胡肇汉安排的。当时的上海浦东，就像一片谁都不会注意的野荒滩地，恰好被胡肇汉他们一帮国民党残渣余孽给利用上了。但胡肇汉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的公安干警这么快就追到了他自认为绝对安全的浦东。据说追捕胡肇汉的场面特别惊险，公安部门组织了两个梯队进行攻击。结果措手不及的胡肇汉及残部被一网打尽。1950年11月28日苏州行政区人民法院宣判了胡肇汉和他的参谋长王群的死刑，并当场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看来历史上的胡司令要比戏中的草包司令更具戏剧效果嘛！我不由感叹起来。
野鸥忽啼春雾绿，澄波倒影远舟遂；平生只爱水乡居，到处芦湾风与月。不想九载老翁独自吟起诗来，当我问此诗出自谁作时，陈月盘理着他的山羊胡子呵呵笑起来：老生也。他说这是他在三十多年前特意为生产队的一名叫洪生的渔民老弟所作，可惜比他年少二十多岁的洪生弟已在前年去世了。人生就如一场戏，而且有时候比戏更具戏剧性。老生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自新四军进人常熟和阳澄湖一带后，日本鬼子与国民党投降派队血腥镇压尤其严重。夏光领导的江抗部队不能公开活动，只得整天东躲西藏和进行有限的抗击斗争。由于敌人的封锁，新四军和伤病员的弹药和药品也很难搞到手。谭震林和夏光便多次找到陈月盘，请他出面帮助解决上述问题。于是陈月盘不得不螫天在敌后抛头露面，几乎过几日就要到阿庆嫂的茶馆里跟地下交通站的共产党员接头，送购得的弹药和医疗用品。有意思的是共产党内的许多同志还以为陈月盘这位大地主也是一名党的重要领导呢。可一细打听陈连一名党员都不是，便觉得十分奇怪。为此陈月盘先后找到叶飞和谭震林都谈过此事，希望自己能加人中国共产党。可叶飞和谭展林都希望他留在党外，说那样更容易出面为革命工作。你的情况我们党组织非常清楚，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入不人党都一样的。但眼下革命形势非常复杂，你不参加组织，更能为革命做事，所以不要有什么顾虑。谭震林的话说得更明白。还有什么说的，陈月盘从此就一直按照党内的同志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不是革命队伍的一员，相反以更高的要求将自己放在严酷斗争的最前沿忘我地工作着。
然而正是他这种忘我的投入，敌人很快注意了他。日本鬼子和伪军们经过一段秘密追踪，误认为陈月盘就是他们梦寐以求想抓到的江南共产党头目。无奈，陈月盘不得不暂逃上海。在十里洋场上，陈月盘既有不少往上的文友，也有已经执箪着不小权力又时下在本人统治下无所作为整日闲得只知槎麻的同窗显贵。可陈月盘与无论是文友还是同窗的那些人不一样，他心里直装的是芦苇荡里的那些新四军和伤病员同志。于是在卜，海呆了不到半年时间，他便急着要求回到了常熟老家。这回他带回了一个同窗学友，即后来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的实力派人物熊剑东。此人行武出身，生性暴烈。日本人占领上海后，熊剑东在上海滩呆不下去了，便跟着陈月盘避到乡下。可他见到日本人就血性上来了，一连几回把在常熟做生意的日本商人给拖到野地里杀了你。恨日本人，这一点我同你一样，可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手段，那太残忍了！陈月盘说。
熊剑东便哈哈哈大笑起来，月盘啊月盘，生性文绉绉，只能一生做个被人奴役的月盘呀。
五六十年前，我对同窗学友的话并没有理会，不想后来还真被他言中了。唉，人哪，本来父母给你起个名字完全是一时的一种念头或灵感闹已，可很多人却真的因为一个名字的缘故而命定终身。我就是。一个月字一个盘，命里似乎注定永远攀握在别人的手里……陈月盘说起往事，不由感慨万千。
熊剑东如此杀人不眨眼，没多久也无法在乡下呆下去了，陈月盘只好送他回上海，劝他另想出路，后来又帮助熊与国民党方面取得了联系，使这位野马有了比较好的归宿。
经过一段时间敌我之间的拉锯战，我江抗队伍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新四军的敌后斗争形势出现了僅持状态。这时，根据中共江南特委的批示，常熟地区准备成立自己的政府组织。江南特在研究常熟县长人选时，首先想到了陈月盘。
老陈有开明地主的公开身份，文化程度又高，又是当地有影响的人物，非他莫属。江南特委的负责同志这样评价说。
在当前敌我斗争十分复杂的条件下，陈月盘这样的人出亩当我们自己的政府负责人是合适的。特委同志意见一致。
可江南特委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决定传到常熟地下党组织，当组织向陈月盘本人征求意见时，他自己却首先否定了：不行不行，我连一个共产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共产党的县长呢？不行，你们一定要找位坚强的江抗领导同志担当此任。
由于陈月盘的再三推辞，中共江南特委最后只得另选了民抗司令、在常熟一带声威显赫的民族抗日英雄任天石出任常熟县长。说起任天石，陈月盘禁不住老泪纵横，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五十多年了，可就像是昨天的事呀。陈月盘用那双颤抖的手，抹了抹眼角边淌出的泪水，说：任天石在我们常熟近代革命史上是位最了不起的英雄。他就是后来沙家浜戏中的那个以中医身份到春来茶馆送情报的县委书记4陈天民。我听写沙家浜的作者说过，戏中的陈天民就是任天石名字搬过来的，陈和任音相近，中间的天宇没动，陈天民的民却隐意任天石是民抗司令的民字。任天石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常熟梅里塘桥人。1913年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初中毕业后，任天石回家学医。九一八，后，思想进步的他，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从那时起，我们这些激进人士经常在一起碰头。1932年任天石考上了上海的中国中医学院。三年后他完成学业回到家乡，在常熟城里开了一个诊所。这时他认识了常熟的地下党负责人李建模，从李建模那儿看到了不少马列主义进步书籍，任天石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初，任天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常熟人民抗日救国武装自卫会。1937年常熟沦陷后，任天石就开始革命生涯，与敌人展开地下武装斗争。次年原红军团长赵伯华回到常熟，任天石便与赵一起举办了革命武装军事骨干训练班，不久便成立了常熟地区第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队伍，简称民抗，任天石任负责人。1939年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江抗来到苏南后，任天石的民抗与江抗会合，两支革命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任天石的名声也在当地响了起来，成了人人皆知的英雄。1940年任天石已是中共常熟县委书记了，由于我坚决不出任常熟县长之职，结果任天石又兼任了常熟县长之职。在他领导下，常熟人民在阳澄湖一带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夏光他们的新四军伤病员队伍，既要养病，又要打仗，难得很哪，要不是任天石和我们坚定有力的配合，新四军伤病员这支队伍是无法坚持到革命胜利时刻的。
老地主的这段回忆，使我对沙家浜的戏有了很多联想：陈天民，这个我党的地下领导者形象，可以是任天石的。但我倒有另一种联想，作者当时是不是也考虑到您在常熟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就将地下丁--作领导者的名宇前面用了您的陈氏姓？
陈月盘一听惊骇不浅，连连摆手说：不会不会。早先写的芦获火种，到后来的京戏沙家浜时，我早已是戴帽地主和当了一二十年的牛鬼蛇神了，怎么可能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为
—个地主恶霸树碑立传？
听了老人的解释，我只得嘿曛自乐，心想这是肯定的。但我仍然希望自己的猜测可能有一些是对的，因为我了解一些中国文人的独特写作心理。汪曾祺在世时，我就曾问过他沙家浜里的人物姓名是怎么出来的，他说大部分是根据你们常熟抗战时期那些民族英雄组合起来的，有时用张三的姓，有时用李四的名；总之别看什么阿庆嫂郭建光啥的，知道内情的都明白哪是写谁哪是写谁的。
据后来我回老家采访了解到，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月盘在常熟的影响同任天石不相上下，陈是公众熟知的人物，任是百姓心里的英雄人物，两人都为当地抗日斗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问题是由于后来的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因而这两个人物在当地历史上的作用被完全拉开了距离。任天石后来在抗战结束后便改任为京沪路中心县委书记，1946年9月，他又任华东十地委常委兼社会部部长。1947年十地委机关迁至上海。任天石刚到上海市区，就被人告密，被国民党逮捕了。在狱中的任天石宁死不屈，同国民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新中国黎明前的1948年，任天石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可是活着的陈月盘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岁月里，陈月盘以自己独特的身份，进行着同任天石他们同等重要的斗争。他多次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解救了数十名新四军伤病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陈月盘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为后来成戏的在沙家滨养病的36个伤病员及后方医院的新四军们送枪买药的许多事。陈月盘说郭建光夏光第一次找他时，开口就问你是不是有枪？他便告诉郭建光，你应该问常熟是不是有枪？因为常熟有了枪才能动员百姓起来打东洋人，保卫自己的国家。陈说从那次见面后，郭建光夏光就经常找他，只要伤病员有什么困难，就来找陈月盘帮忙。为此陈月盘说，他祖上留给他的一千多亩佃田，最后到解放时仅剩了300多亩，那几百亩個田大半是为帮助新四军伤病员买枪买药和营救地下党员卖掉了。
沙家浜戏中的新四军伤病员队伍经历的是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的严酷斗争，演绎的是一曲军民鱼水情深斗顽敌的战斗凯歌。历史上的阳澄湖地区的那支新四军伤病员队伍确实有过比戏中更残酷的艰苦斗争，特别是队伍初来沙家浜时，人生地不熟，伤病员多数是闽南人，他们中间还有好几位是红军战士。叶飞和谭震林领导的江抗正规部队西撤后，夏光率领的这支连医务人员在内的一百多人队伍，既缺少必要的武器装备，又对当地情况极不熟悉，所以曾屡次受到敌人的袭击，先后有几十名同志英勇牺牲。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身经百战的夏光同志十分清楚这一点，于是在他的主持下，养病的后方医院很快组织起了一个特务连。一方面负有保护后方医院中的重病号责任，一方面利用丰富的作战经验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先后与日本鬼子和胡肇汉的忠义救国军多次交战，取得了张家浜大捷、阳沟桥战斗和八字桥围歼等战斗的胜利，使新四军威震四方。尤其是新四军队伍与当地老白姓紧密配合，利用阳澄湖一带水面自然优势，狠狠打击了敌人，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赞歌，为日后沙家浜戏的产生留下了动人的历史生活原型。
八年抗战，新四军在阳澄湖--带的后方医院，创造了我军抗战史的辉煌一曲。而对一个爱国主义的革命者来说，陈月盘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岁月。那八年间，他陈月盘由一名使笔杆子的激进文人，变成了半职业革命者，成为当地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他为此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贏得了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拥戴。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陈月盘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日本人投降的日子里，中共江南特委和新四军队伍为了遵照党中央关于防止内战的指示，纷纷撤到了长江以北的解放区，苏南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本来陈月盘是准备随大军北撤的，但当时一位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找到了陈月盘。这位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曾是陈月盘的学生，他的恳切要求使陈月盘放弃了跟共产党大部队北上的心愿。历史就是这样无情，陈月盘的这一走一留，使得他这辈子的命运完全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写法。
如今，蒋家王朝巳奄奄一息，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借助长江天险，从而想拖延我们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目标。所以党指示我们要做好敌后革命工作，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我们敌后工作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陈先生您是位有身份的人，以前的同窗学友不少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大官，听说上海的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派人物熊剑东就是您的同窗好友，是吗？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又找到了陈月盘。
是，我同熊剑东不仅是同窗学友，而且我还在日本人手下救过他一命呢。陈月盘说。
太好了。这您就更容易去熊部为我党进行策反工作。怎么祥，有困难吗？
没有。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一定努力去完成。
就这样，在进人解放战争之后，陈月盘又满腔热情地投人了为我党我军展开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
陈月盘再次来到了上海。
好啊月盘兄，你来了正好，奶奶的这日子简直不知怎样打发了。你来简直太好了，可以帮我出出主意，日奶奶的国民党政府越来越不行了，往后我们这些人的后路不知怎么个弄法。唉！熊剑东见老朋友投他而来，真是喜出望外。稍假思索，便叫来副官作记录道：从今起，这位陈先生就是我的私人秘书，他可以参与我部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决策，要把陈先生，不，现在应该是陈秘书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好，不得怠慢。
是。副官毕恭毕敬。
不用说，凭着熊剑东在上海的势力和往日的生死之交，陈月盘在熊部的工作非常顺利。加上由于我军各个战场的频频大捷，熊剑东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焦虑，不时与陈月盘倾心相谈。陈月盘借机不时向熊灌输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未来的前途认识。然而就在陈月盘不断以自己的好友身份向熊做工作的同时，身在南京的蒋介石也一直没有放松对熊剑东的拉拢。有一次熊从南京回来，陈月盘发现他一反常态，畎默地一个人跟谁都不说话，尤其让陈月盘担忧的是以往熊大小事都会主动同陈月盘叶露，可这一次一丝不透。陈月盘思忖着情况可能有变。果不其然，不出多久他知道了内情，原来蒋介石为了达到拉拢熊剑东的目的，承诺说要让熊当浙江省省长，并且暗地里给熊个人不少钱。鬼迷心窍的熊剑东从此很难再听得进陈月盘的话。有一天，陈月盘刚刚躺下，就有巳被陈月盘策反归顺我方的熊部手下来向他报信，说熊剑东要在下半夜带着部队开往江边准备迎战解放军。陈月盘听后心如火焚，当即去敲熊剑东的门。熊剑东就是不开门，令警卫拉走陈月盘。熊剑东不听同窗好友的劝吿，结果出师大败，一向好胜的熊剑东自知无脸在主子蒋介石面前交待，便一枪自尽了。
消息传来，陈月盘自责自己既没有完成好共产党交给的任务，又没规劝好同窗，使其最后落得尸骨遗野的下场，心头顿时极其沮丧，―气之下，回到了老家，从此再也不愿在外抛头露面。
我自知没多大本事，但自尊心却极强。干什么事都希望能有个圆满的结果，可天不助我。策反熊剑东没有成功后，我总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革命事业，所以一气之下，再也不想折腾了。从此了断了一二十年的革命生涯，因为策反熊剑东工作的失败对我刺激确实太大。本来我自认为是完全有把握的，另一方面我个人也有打算，一旦策反成功，我准备正式参加共产党，并且已经同在革命队伍中任领导的学友商量好了，准备上北京去见我一向敬佩的周恩来同志。但熊剑东一事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打击，觉得自己再也无脸见共产党了，所以横下一条心回家种地当农民。时近百岁老人的陈月盘回想起当年这彻底改变他后半生命运的一气，真是颇多感慨。他说：人哪，有时就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要是我当时能想开一点，照样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或者同中共华东地下党组织说清楚，自己也许照常可以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做些有益的事。可我没有那样做，一气之下的后果，便是我永远与革命事业脱离了。但令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我本人也曾经为之出力流汗的革命事业在胜利之后，竟然使我这样一个无私的革命者在解放后居然成广舉命的敌人，并且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弹压几十年……
陈月盘讲到此处，那双早巳失去光泽的眸子闪着泪光。
很久，我没有向他问话，因为我们面对面地坐著时，我便能感受到此时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内心世界的那份痛楚。
有时人生的一闪念，便是对天堂与地狱的选择。我品味着陈月盘的一生，似乎更相信哲人金言。
老地主陈月盘的命运就是这样！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事可能真是命里注定的。陈月盘突然冒出―句宿命的观点，但马上他又作了自我否定：其实我这个人是最不相信命的，只是有时碰到那些无法理解的事绕不过弯时，不得不这么去想，想一下似乎心头就能少一份沉重。
自策反熊剑东失败后，陈月盘回到老家常熟何市小镇的陈家宅基。这时，陈家除了那座标志主人曾经是位财主的大房子还留在那儿外，实际上陈家已经沦为破落户。革命几十載后的陈月盘当时从父亲手里接过多少佃田他至今都记不得，只知道有那么千把亩吧。后来在他手里就没有哪一年正经收过全额的佣租，所以陈月盘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的家底到底有多少。陈月盘自家门里有位叔伯，在陈月盘教书和参加革命时期，家里的事都由这位叔伯代管。那时不少陈家的佃农到年底时经常不交租，陈月盘的叔伯就愁心得很，问侄子怎么办，陈月盘便大话一放：够我们陈家大小吃的用的了吗？如果够了，就别为难佃农了，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家都不易，免得伤和损财嘛。他这么一大手大脚，渐渐陈家不收租成了当地佃农的习惯似的，所以后来新四军断药缺粮，郭建光向陈月盘求援时，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卖地。到底经陈月盘自己手卖了多少地，他都搞不清。总之自打从熊剑东那儿回到老家，当陈月盘自己真想以农为生时，一盘点自己的家底：仅剩490亩田产，再就是一幢空荡荡的大房子。
月盘，你跟共产党干了几十年革命，通后落得什么好处？一点也没有嘛。听说共产党搞什么社会主义，就是要共产共妻，镇压有钱人。你大小也是个地主，留下来肯定好不了，还不如和我们一起到台湾去发财。就在国共和谈破裂前夕，曾在开滦煤矿当老板的同乡学友王崇植，在赴台湾之前回到老家见到了陈月盘便动员他说道。
陈月盘听后笑养摇摇头，说我骂了蒋介石几十年，到台湾能有好日子？
王崇棺拍着胸脯对老同学说：这个你只管放心，老蒋这人就讲老乡观念，他对江浙人有天生好感，你只要愿意听他话，不会吃亏的。
陈月盘说：我既然跟共产党干了几十年革命，就不想把后半生交给国民党了。至于说到跟着蒋家王朝发财，我看还不如回家种田。谢谢老同学的好意。
王崇植后来到了台湾还真发财，并！！官至蒋介石的社会局局长。可他却没有劝动陈月盘一起赴台。没儿日，陈月盘的嫡亲表兄也要搬往台湾去。陈月盘的这家嫡亲表兄不是别人，正是前面讲过的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王淦昌的堂伯侄。王淦昌的母亲便是陈月盘的祖姑妈。陈月盘虽比王淦昌辈分小，年龄却大几岁。王淦昌在我采访他时亲口说过这样的话：月盘是好人，我们小时候就很要好。那年我背着家人报考了徳国留学，家人极力反对，他听说后便跑到我们家来做工作，我对这事印象很深。陈月盘对比自己年龄小几岁的阿伯王淦昌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也十分推崇。而今亲戚家的表兄要到台湾做生意去，这是时势变化的结果，陈月盘不好多加阻挠。但他心头异常沉重，因为他清楚此次一别，便是天各一方。王家的这位表兄也是位知识分子出身，后来靠了陈月盘在上海与熊剑东的关系，才开始把生意做大的。自然这位表兄十分希望此时很背时的陈月盘跟他一起到台湾，意在回报陈的往日恩情。陈月盘面对表兄的好意又一次回绝了。只是这一次惜别对陈月盘心灵上刺激很深。那天他从上海回到偏僻的乡下老家，当他走在自幼熟悉的那条村头小路时，举村头路边，袅袅炊烟，忍不住勾起心头万般情结。当晚，他写下了一首西江月：瓦灶石台绳凳，纸窗竹径泥墙；风微日暖豆花香，沽得
南邻新酿。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芒鞋箬笠立斜
阳，呼鸭绿蒲塘上。
陈月盘告诉我，他此时年值四十有三。后来九个月里，他这位革命出身的地主分子第一次正式当起种田的农民，学会了锄田，学会了牵牛犁地。
一句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是不是对以往自己的革命生涯有些懊悔之感或者说看破红尘的意思？我吟着陈月盘五十多年前的诗句，总感觉当时他的心态很灰暗。
陈月盘老先生听完我的话后，不屑一顾，说：错：错广。如果说当时我一点也没有伤感之情，那不客观。但从那时起，我确实发誓再不关怀世事和从此老死家乡。因为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发觉自己可能本来就不能成为革命和时代中那些力挽狂谰者，所以干脆就省了那份心思，老老实实当个靠自己双手自食其力者。这不是赌气，我从小爱读古人的诗作，尤其是欣赏陶渊明笔下的那种田园生活，可我觉得陶渊明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乐农派，我可以说比他要更多一层对田野和土地的情感。因为我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对这儿的一草一木，我觉得太恬静太美丽太适合我这个人了。故当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做不成后，当不能实现个人理想中的那种大成功后，我的心一下又回到了原始的那种田园式的理想境界之中。因此我觉得自己比陶渊明更少了几分知识分子的清高，多了几分对泥土的亲近，与其说对泥土的亲近，还不如说我对家乡的那份抹不去的眷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那么如果给他五石米呢？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我不一样，当我立志后半生与土地为伍时，我心头极其坦荡自然，绝没有一点为难自己的地方，否则我之后五十多年里经历的事特别是解放之后—直当老地主的非人经历就早已挺不住了，不知死过多少回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我只有点头的份。因为我只能相信这样一个简直有点怪的老头的话，我扪心自问：假如我像他经历过几十年多舛命运后还能像他那样挺得过来么？挺得如此乐观自如？还挺得如此延年益寿？我想我肯定做不到，我想不是我一个人做不到，而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陈月盘的人生魅力就在于此。这便是一个小人物的不一般之处。
芸芸众生，命运各不相同，有些事是无法比较的。陈月盘的命运也许找不出第二个与他相同的人。
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使当年的革命功臣蒙受的不白之冤非常人所能想象。而让陈月盘最寒心的也并非是在土改时被评为地主成分，恰恰是这过程中他所感受到的那种切肤透骨的世态炎凉。
新中国还没成立的时候，由于陈月盘早已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当他着手接管家产后，便开始整理以前祖上留下的佃田，加上他的思想深处根本就清除了剥削阶级意识，因此在短短的时间里，他把绝大部分的悃田该卖的卖掉了，该送给那些贫苦乡邻的就送出去了，最后只剩下洱十来亩地是为了自己生活和耕作留在了名下。解放了，土改运动便在全国展开，第一件事就是按地划成分。轮到陈月盘时，土改干部不知如何执行政策了，因为按政策，他当时的地大概就够个富农。但是谁都知道他陈家是历代富裕大户，那些政府准备划在地主成分线以内的地主分子就向土改工作队施压，甚至放言说你们要把我们划为地主，那他陈月盘就应该是第一个划地主成分的人。如果他漏划了，就证明你们共产党偏心眼，就是看在陈月盘曾经为你们共产党办过事。要是那样的话，既然在陈月盘问题上你们共产党可以不按政策办，那凭什么非要我们执行你们的政策呢？
当时执管陈月盘所在地区的区委领导正是当年他教过的姓仲的那个学生。于是仲来找陈月盘，说你看大家都盯着你，不好办呀，再为革命事业贡献一次吧。
陈月盘想得太简单了，心想划地主成分也是劳动种地，不划地主成分也是劳动种地，不都一样嘛！还谈什么贡献不贡献？得，评就评吧，谁让我是个名声在外的开明地主嘛！
就这样，陈月盘怀着再为革命事业贡献一次的纯真心愿，被光荣地划人了地主阶级。当时他并没有在乎这个地主成分到底对他后半生命运有什么利害关系，而且他心头明了的是，反正共产党了解我，再说我自己的学生不就在管我的地方上当干部嘛，他出来说一句，我这个地主自然就同别的地主不一样了。
然而陈月盘大错特错了。在无产阶级的眼里，所有被划归为剥削阶级的地主是一样的罪恶累累。
老地主，今天生产队有只粪缸破了，你下去修一修！
第一次有人叫他地主，陈月盘说我有名字嘛，人家愣了一下，说你就是地主，有什么不能叫的？快去把活干了吧！
陈月盘心里闷了一口气，可干完活，累了个半死，就忘了这口气，反倒乐滋滋地自我总结道：我又在做农民的长征路上迈出了一步
老地主，今天是元旦，社员们放假了，生产队的母猪要生嵐，没有人管，你搬到猪棚去管一管吧！生产队长说此话时连商童的口气都没有，完全是一副命令式的。陈月盘话到嘴边，想说一声自己也希望能在元旦假期里去儿子那儿看看孙儿，可他刚刚开口说话时，对方早已人影都没了。
老地主，最近上面有话，你们四类分子以后出门要请假，另外你也不要每天到镇上上早市了。又有人通知说。
陈月盘站在原地想说又不知说什么，因为他越来越感到只有别人在不断地向他下达各种命令、各种限制，而自己想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了，即使能吐半句话，人家也根本不听不回答。
地主？我真的是地主？为什么地主就得受这么多限制？凭什么对我也这么限制？
凭什么？就凭你是大地主一个，你说凭什么？笑话。总有一天陈月盘可以说话了，可人家就这么回答他。
这回陈月盘真生气了，他回家就抄起笔给那位当过自己学生、又一起同他当年在抗战时期干过地下工作、已经当上常熟县委领导的学生写信，他想问个究竟。
--一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陈月盘始终没有盼到那位当了县官的学生的回信。有次陈月盘听说那个姓仲的学生到大队来检査工作，陈月盘瞅机会跑到检查队伍前面，想亲自当面问一声自己的学生，可人家远远看到老地主向他走来时，就问身边的公社武装部长：你们这儿对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作者注怎么管的？随行的公社武装部匕随后便气势汹汹地跑过来用手指戳着陈月盘的葬子骂开了：你这个老地主怎么賊心就不死？回去给我罚三天苦力！
悲愤之中的陈月盘又给与他当年一起革命和抗日的、如今都在政府和军队里当领导的熟人、同学、战友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他想，过去与自己一起战斗的那么多人中，总有那么几个人是了解我陈月盘的吧，总该出来为我说几句公道话吧？于是他等啊等，突然有一天，大队民兵营长找到了他，手里拿肴一大叠信件，奄不客气地朝麻月盘一扔，板着脸说：以后你给外人写信先交我们，然后再由我们看是不是该发出去。
那天，陈月盘听到这话后，半天没有从惊呆中回过神：怎么，我连写信的权利都没有了？
从此，他再未给任何一位过去曾经与他并肩参加革命或被他救过命的同事、战友、同窗写过一封求助信。他心里说：你们眼髙，我陈某心高。
此后，明细人情世故的陈月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老婆和孩子们，你们以后再也不要同我来往了，我一个人过，你们都过你们自己的，不要管我这个地主分子！
陈月盘有5儿三女，大儿子也是地下党出身，其他几位读书的读书，参加革命的做革命工作，本来就远离他，这回他向孩子们发出一道家规叫他们不得犯规，否则就不是陈姓。
最让陈月盘难作决定的是与自己往日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妻子。自己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恋什么儿女情长嘛：你的路长着呢，该怎么走就往下走。他对妻子说了绝情话。可是真当妻子挥泪向他告别时，陈月盘这回可忍不住眼泪哗哗而下……俗话说，五十出头，病魔纠缠，人生悲剧，莫过于在年迈的口子里孤独度苍生呀。可一个老地主，还有什么值得别人费心思的呢？陈月盘望着娇妻的背影，往事顿时浮现眼前妻名玉彩，是位贤惠女性，比陈小4岁。当时两人的婚姻是大人们包办的，结婚时陈月盘只有17岁，还在苏州上学。由于受新思潮的影响，陈月盘当初有想逃婚的念头。结婚前二天他还在上海徘徊，后来因为想到自己九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很不容易才把自己拉扯大的，如果当了新郎就想逃婚，母亲准会眺河自尽。为了这份孝顺，陈月盘勉强接受了这桩婚姻。可就在人洞房的那天晚上，陈月盘以颇带赌气的口气责怪小娘子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他要她离开他另去寻找幸福，后来新娘子哭了。陈又哄着说我给你想个法子：等我上学去了，你就偷偷跑出我们陈家，只要留个条子便可。那样我就可以把一半嫁妆送到你娘家。13岁的新娘子玉彩听着小官人的一番话，反越觉他和蔼可亲，所以等陈上学去了，她不仅没有走，而且正正经经当起了陈家儿媳妇。半年陈月盘从苏州念书毕业回家一看，婚姻巳成不可改变之势，也就死了那份心。从此他教妻子认宇，陈月盘在乡下当小学校长时，妻子也成了学校的一名老师。之后，陈月盘一直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妻子由于带着孩子及为了照顾婆婆，一直留在家乡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教书。是在陈月盘策反熊剑东失败后从上海回到乡下的日子里，妻子也带着孩子一直住在镇上，只是一到假期就搬来与陈一起住。那些日子对陈月盘是温馨的，然而现在一切都得改变，并且是永远的改变……
陈月盘感到揪心的痛。可又有什么办法，因为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让人仇视的地主分子！
别了，一切儿女情长，一切世态炎凉，皆随我头顶上的这顶地主分子的帽子而去了。秋风萧瑟，陈月盘独自蹲坐在野草丛生蛙声震耳的田埂上，对着悬空的一弯冷月，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惆怅。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无数他永远想象不出的一个又一个严寒与一场又一场风暴。
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连陈月盘自己都不明白，一向以革命者和幵明地主自居的他，竟然变得再也找不到以前那种自我感觉了。
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岁月。广播喇叭里整天喊着坚决镇压阶级敌人、彻底粉碎蒋介石反攻大陆阴谋一类的口号。陈月盘从刺耳的广播中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盘踞在台湾的老蒋白日做梦想反攻大陆呢！哼，这个蒋该死，还不死心呀！
一天，陈月盘找到生产队长，说：我对国民党太了解了，对蒋介石的脾气也略知一二。他嚷嚷反攻大陆，那是说说而巳，绝对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信他。
谁知生产队长瞪大了眼珠，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老蒋不反攻大陆？
不几，陈月盘被叫到全大队社员会议上。他被两位民兵押到前台，然后令他把头低下来。
陈月盘不明白，反问为什么让我低头？
民兵二话没说，上前一步，用力狠狠地将其头往下一按：你这个狗日的老地主，叫你低头你就老老实实低嘛！
后来干部和社员代表纷纷上台发言后，陈月盘才明白过来：自己已经成了麻痹群众斗志，企图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牛鬼蛇神了！
那一天，陈月盘感觉是自己最耻辱的一天。他心头好冤啊，面对苍天，陈月盘大喊道：老天你作证，我自二十年代开始就与蒋介石为敌，同他视如仇家，我怎么会跟他同流合污呢？老天啊，你要为我作证！啊，你说话呀！
老天无声。
陈月盘悲痛欲绝地跪在田埂上，久久起不了身……
后来是四清运动，我又成了腐蚀干部的阶级敌人典型。陈月盘指指我的父亲，说：这段你老爸是最有体会的。
我转头问在四清运动中被揪下台的父亲。
父亲抽着烟，苦笑地对我说：当时我的一条主要罪状是阶级阵线划得不清。说我们重用老地主，也就是重用陈老先生。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说，要不我当了你好几年下台干部的子女也白受冤屈了。我半真半假地追问坐在一边的父亲。
其实就是一点点屁事看得出，父亲内心的气还堵在胸口，当时县里号召各公社都要写地方志小史。我们大队接受任务后，觉得应该找了解历史和有些文化的人来干这事。一排队，觉得生产大队里只有陈月盘先生是既知道我们这儿的历史，又是大队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于是就决定让他来写地方志小史。后来小史就成稿出版了。四清运动开始后，这件事就成了阶级斗争大事了，说我这个当大队长的根本没有阶级斗争观念，让地主分子有了空子写变天账，还说小史实际上变成了陈月盘他们这批阶级敌人为自己树碑立传。于是我便被打倒了，理由是我阶级立场不稳，有严重政治问题。
陈月盘接过话说：天地良心，我为了写那份小史，费了不知多少心思查阅资料，然后逐个年代逐个人物进行对校，完全是站在史学这个角度写的，哪知反被当作我自己想变天的东西，还害了你爸和公社的几位主要干部。正是有理说不清。唉，哀哉哀哉也。
往后的日子就不用说了，陈月盘成了彻头彻尾的阶级敌人了，而且是个非常危险的敌人。
他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自由与尊严。
紧接着是急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陈月盘作为生产大队惟一的一位地主分子，首当其冲地成了各种大批判和游街的对象。下面的这些镜头是我作为红小兵的一员所亲眼看到的镜头之一：大队仓库场上，身穿黑色棉袄的陈月盘站在批斗台上，胸前挂的那块打失的恶簕地主牌子，被人飞机式押着跪在地上，嘴里时不时地自己喊着打倒恶霸地主陈月盘、永远不得翻身的地主分子陈月盘等等口号，直到最后又被一群造反派押着游村……
镜头之二：清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各生产大队的地富反坏们被排在了走资派们的后面，每人手抱一个用纸糊的比自己高大出一倍的牛、鬼、蛇、神。陈月盘是我所在生产大队惟一的地主分子，因此他每次都是游街对象。本来陈的个子就小，加上戴霹--副眼镜，又怀抱一只跟社会主义扭着劲的野牛，所以看上去又滑稽又好笑。根据游街需要，每到一个热闹的街心和十字路口，走资派和陈月盘等这些牛鬼蛇神们都要髙高地喊几声，打倒自己的口号，然后相互抱拢一下，以示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是一伙的坏人。照理，我父亲作为走资派也是要被列入游街对象的，由于他那时年轻，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游街这类事没有轮到他可是与我父亲并肩当了十几年大队支部书记的瑞康伯伯就惨了，听说他在解放前当过保长，所以被一次又一次地拉出去同陈月盘他们那些牛鬼蛇神一起游街批斗。我亲眼看到造反派硬要瑞康伯伯与陈月盘搂抱在一起，哪知这两位同是落难人，抱在一起后竟死死地不能分开，他们面对面地嚎啕痛哭起来。这还了得！造反派便通过活生生的现实，从陈月盘和瑞康伯伯身上看到了走资派和地主阶级是一鼻孔出气的人民公敌，陈月盘和瑞康伯伯后来都成了文化大革命中重点看管和批斗对象，受尽折磨与迫害。
老先情不自禁地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轻轻地贴在胸口，然后顺时针地按起来，我看在眼里，体味着老人仿佛是在抚摸那依旧流血的伤口可是您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旦比别人活得更健康长寿！我有意转换气氛道。
即将步人百岁高龄的陈月盘听此话后，脸色顿餺笑容：可不，我差不多活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巨年岁月，也经历了二十世纪所有风风雨雨，但我活得好好的，现在还耳不聋眼不花。不信你们瞧瞧。说着，他跨出我家的门槛，在院子里蹦了几下，又灵活地转了几圈，然后连声问我：看看我死不了吧？
肯定肯定！我高兴地和父亲连忙将陈老先生扶进屋里重新坐下。再给他端上一杯茶水之际，我由衷请教老人：你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为什么还如此健康长寿？莫非真的有祖传养生秘方？
笑。然后他很神秘地告诉我：这就是我祖上传给我的地主分子！我、父亲和老地主顿时一起开怀大笑。想不到如今的陈月盘是个乐天派哩！
说到这里，陈老先生将手伸向口袋，从中拿出两本薄薄的小本本，这是我的诗集，知道你在京城当作家，是特意带给你斧正的。我先找那首小诗，再把本本给你啊。
老人认认真真地翻着，然后又有滋有味地给我念了起来：此为五律诗，题为来游，你听：来游皆是客，相遇即为亲；小步高松路，闲听野鸟音。岚光殊寂寞，溪影亦纷纭；分手桥边立，潺潺水下……
好好，充满诗情画意。我一边叫好一边忍不住抢过陈老先生的诗集。
这二百多首诗大多是在我戴地主分子相子期间写的。很可惜啊，若不是文革中给造反派抄走，我会留下近两千首诗作哪，这可能是我惟一留在世上的东西了。陈月盘突然涌发出的那种只有文化人才有的忧郁情感，深深地感染了我。一个名噪一时的文化名人，在经过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革命后，没有当上革命的功臣却反被戴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几十年，而命运偏偏使他又在饱受摧残折磨后顽强地活了近~个世纪的澡长岁月，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职业革命家，在当了几十年的坏人和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时，该是怎样一种人生心态，难道不值得探究吗？
一定很精彩，也一定很神秘。
当我打开记述这位老地主人生轨迹的两本油印小诗集时，我完全证实了自己的这份好奇心。
陈老先生的两本诗集分别题名为骑牛集和野寥集。编著时时值他九十岁生日，我不是特别明白两本诗集的题名，但看过后记后，方知这位老地主的内心世界竟同明镜一般透亮宽阔。
诗集的后记这样写道：参加革命后回到老家时，已年至43岁。我自信能学会种田，不怕寒风烈曰，成为一个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
我早想要力耕，像陶渊明那样，吟出可爱的田园诗；也早认为新中国一定会诞生，那时谁也不像陶渊明瓶无储粟而乞食。
我特别注意到陈月盘的后记最后落款是用的阿迹子，这个伴他走过近百年的笔名，使我重新把当了近半个世纪的恶霸地主，归位为一名文化人。
二十世纪是怎样一个百年？二十世纪是人类拥有灿烂文化的百年。文化人创造了这个人类史上最辉煌的世纪，可二十世纪又是中国文化人沦为一群最痛苦的孤独者的百年。也许陈月盘是无数文化人沦为最痛苦、最孤独一群中的典型代表吧。
我这样苦思的时候，他又支着拐棍来到我的面前：在家孤单了几十年，再也呆不住了，我想在生命的有限时间里，重温一下当一个文化人的感受。噢，真是太久远了！
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我对当了几十年老地主的陈月盘老先生如何能面对厄运、坦然人生的博大胸怀和明镜般心境，异常敬佩，甚至很不可思议。从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到八十年代初，再往前从陈月盘策反熊剑东失败后解甲归田，当了四五十年农民和三十多年的无产阶级镇压对象的地主分子，可是在这漫长的失意岁月里，身为一介文人出身的他，竟然写了一大堆歌颂新社会和新生活的诗篇如阴次晴冷暖无穷，月未西沉日又东；梅花桃开春更好，千枝万朵泼新红。春更好入夜拖拉机响急，插秧就趁黄梅节；大多妇女称能手，热汗如珠和雨滴。热汗二三月里杏桃红，人在微风碧浪中；正是春耕生产热，广播高唱学雷锋。
读一读上面的这些诗，你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写出来的诗篇，因为只有从心底里涌发出对新生活充满向往和热忱的人才能有这种激情，而陈月盘在写这些诗时又是什么样的境况呢？
我们沉默着。我心头不由一阵冷寂，因为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参加过抄他家的那一个夜晚，对此我不敢当面对老人坦白真情……然而我感到极度自责。
好在老先生自己先把话题转开了：其实我作的诗大多是对家乡田园生活的描绘与抒情。我们江南水乡的景色太美了，劳动也是美的呀，这种自然美与劳动美，是我诗作的生活源泉，也可以说是我能够活下来并得以长寿的生命之源，你信不信？
我当然信。否则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力童可以让这样一位蒙受屈辱、备受摧残、命运跌宕的世纪老人坦然人生，长寿百岁。
陈月盘共有七个子女，其中第四个在他参加革命工作时过继他人后不久夭折。剩下三儿三女都非常有出息，不是共产党干部，就是在大学教书。然而正是这种身份，使他们在父亲当恶霸地主的几十年里不能正常地照顾老人，甚至连走动的可能都几乎全被剥夺了。陈月盘的妻子年轻又漂亮，但这样的地主婆是不允许存在的。文革中被造反派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不得不寻了短见，与老伴没打一声招呼便永远离他而去……
有情不若无情好，越是恩深越是恼；终会生离成死别，更怜孤寂天涯老。陈月盘为亡妾作了这首无情诗。他说他知道妻子尹晚会寻短见死的，因为像文革那样的运动，怎么可以让一个好端端的女人死守着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地主呢？再说，在那些革命者眼里，一个老地主要什么感情和寄托？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地主是牛鬼蛇神，是牛鬼蛇神就不是人，不是人还要什么七情六欲？那年月，地主分子的我，完全丧失了应有的人性，只像一个孤独的木偶，一个尚有生命的孤独的木偶而已。陈月盘自己说。
从--个革命者到被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的敌人，从一个知识分子到一个纯粹的农民，这一生你真不感到有许多后悔与心底的仇恨？
我向老人提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
他开怀大笑，然后清清楚楚地说：说来你可能有些不信，我没有半点后悔，更没有半点仇恨，有的只是一点点可惜。可惜什么呢？可惜那些曾经把我错当阶级敌人并最起劲整我的人死得太早，如果他们活到今天能看看现在的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政策就好了。古人云：仁者寿。虽然我的一生儿乎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而且命运坎坷，但我能成为百岁寿星，最重要的是我心甘情愿地在后半生的近六十年间当了靠劳动自足自乐的一个农民。人生什么最快乐？劳动。人生什么能最长寿？把心放平……
这一天，我父亲是准备好了要请陈老先生在我家吃顿饭的，但客人怎么也不肯。在我读书和参加革命工作时，我家是地主富豪，别人请不起我；解放后我当了地主分子后，再也没人敢请我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摘了帽，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了，别人也不敢轻易请我去吃，所以我一辈子一直是自己管自己。你们别客气。我得赶紧回家，早展淘的米还在竹篮里呢！陈月盘老先生站起身子就走，任凭拉扯也没用。我早听人说他至今仍然不要任何人关照，连子女孙辈接他到城里过也不愿意，每天依旧黎明即起，打扫庭院，刷锅起坎，手脚麻利得很，村上人无不称奇。对这样一个已经习惯于独立生活近百岁的人来说，我知道怎么挽留也是没有用的，于是我对父亲说，放行老地主吧。
晚霞下，那条通向远处的长满青草的长长田埂上，老人的步履像一个移动的影子。然而我感觉那条田埂是他踩出来的，因为那条田埂是中国的，是中国的二十世纪的田埂，是一个小人物走过的中国的二十世纪的田埂……
1999年10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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