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意为“圣洁的土地”或“清真之国”，无论是“一带”还是“一路”的推动，巴基斯坦都有重要地位，它与中国的互动也十分密切。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东接印度，东北邻中国，西北与阿富汗交界，西邻伊朗。巴基斯坦原属古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8月英国实行印巴分治，巴基斯坦脱离印度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省，此后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关系冷淡。1956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95%以上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巴基斯坦是世界第六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第二十五大经济体。在外交方面，巴基斯坦奉行独立和不结盟外交政策，注重发展同伊斯兰国家和中国、西方大国关系。[84]
中巴关系
中国和巴基斯坦在1951年建立外交关系，初期交往较少、关系一般，20世纪60年代之后双方如“铁哥们”般，在国际上坚定地支持对方，推动两国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中国领导人曾用“比山高、比海深”来形容中巴友好关系，巴基斯坦响应以“两比”——比蜜甜、比钢硬。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巴基斯坦将国防部的备用帐篷全部捐给中国。2015年4月20日，两国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同年7月7日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85]
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中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巴基斯坦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双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在交流过程中，可能带来某些认识上的误解与冲突，包括：①在中巴交流中，双方对彼此的满意程度并不高，而且随着中巴交往次数的增加，满意程度并没有增加，反而呈现降低趋势；②在时间观、性别观、等级观、道德观、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六个维度上，中巴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是造成中巴交往不满意状况的重要原因。[86]
巴基斯坦奉行独立和不结盟外交政策，注重发展与中国关系，但不可讳言，安全局势和语言问题也影响中巴民间交往，巴国紧张的政治局势使当地民众很少能与华侨华人保持密切往来，加之乌尔都语又形成一道隔阂，更需要中巴民众秉持相互尊重精神，加强沟通，增进双方友谊。[87]
巴基斯坦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战略
常住在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不到4000人，以企业工人和经商者为主。甚至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在饱受战乱的边境省会白沙瓦和会奎达均只有1户华人，但流动的人口光是伊斯兰堡就有1万人，他们多来自建筑工程、IT业和资源行业，以及一些商贸和留学签证公司。巴基斯坦华人中有一部分来自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许多维吾尔人加入巴基斯坦国籍且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大多居住在城镇，能操乌尔都语和英语，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社交往来封闭，有很强的原乡认同感。
巴基斯坦华人也建立组织来保障自身利益，积极促进中巴合作与友谊。巴基斯坦华人华侨联合会2010年2月28日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成立大会，来自巴基斯坦各地的100多名华侨华人代表和中国驻巴使馆工作人员出席。
巴基斯坦的气候、文化、习俗与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并允许普通公民拥枪，可能令初抵的中国游客或者商家无法适应。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赴巴基斯坦的游客及商贩不断增多，经济联系也加强。但巴基斯坦经常受到恐怖袭击，对移民人身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2007年“红色清真寺”挟持事件发生后，华社市面冷清，中餐厅生意一落千丈。但是，大部分中国企业的业务基本仍正常进行。在接受《侨报》访问时，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驻巴总代表曹冶表示，该公司除一些新工程技术工人的到位暂时受到影响外，其他方面均比较正常。总体来说，中国人在伊斯兰堡享有较佳待遇，在特别安保方面得到了巴基斯坦官方的支持。
华侨华人对巴基斯坦的建设贡献突出，受到当地政府赞赏与肯定。2011年巴基斯坦国庆节，总统扎尔达里为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功人士授勋，当中就包括6名中国公民：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裁闫立金、中国港湾工程驻巴基斯坦总经理王小平、联合国劳工组织前驻巴基斯坦局局长李东林等。目前中巴在外交、军事、经贸等领域合作顺利，随着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建立，双方友谊将更加坚实。
近年来巴基斯坦华侨华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在巴华侨华人中占据较大比重。“一带一路”战略将会对巴基斯坦华侨华人产生较大的影响。①中巴友谊的不断加深将会扩大中巴经贸等方面的交流，给华侨华人带来更多的投资机遇，例如中巴关于瓜达尔港的一系列协议就已经为中巴之间华侨华人的投资带来机会。②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对中国有着很强的认同感，他们支持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将会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支持中国的稳定与和平，为中巴友谊做出更大的贡献。③巴基斯坦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凝聚力强且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将会在中国民族关系的处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巴基斯坦的安全局势直接影响着华侨华人数量的变化，中巴之间应该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将中阿反恐问题作为非常重要的议题，排除安全隐患，给巴基斯坦华侨华人带来更高的安全感。
展望“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和巴基斯坦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化关系。
第一，农业发展。两国都是人口大国，同样都面临着耕地少、水资源缺乏以及分配不平衡的状况。2015年巴基斯坦人口接近两亿；中国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巴基斯坦农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66.5%，由于天灾、经济和战争的原因巴基斯坦粮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中国在“三农”问题上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巴基斯坦出谋划策。双方应该加强合作，汲取对方经验，致力于解决人口和农业问题。
第二，经济贸易。促进双方经济合作，扩大贸易、减少壁垒。中国企业和华人在巴基斯坦发展应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保护好自身利益。驻巴基斯坦经商参处指出，截至2015年2月底，中资企业累计在巴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336.4亿美元，营业额286.9亿美元，中国派驻在巴各类劳务人员7513人。在投资方面，中方对巴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为32.42亿美元。另据巴基斯坦《新闻报》报道，英国、美国和中国是排名前三位的对巴无偿援助国，中国更是对巴最大贷款国。中巴之间应该在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上，继续促进中巴贸易和经济合作。近年来，巴基斯坦在铁路投标、饮用水净化项目、酒店管理、大米出口等方面都需要中国进行投资。同时，中巴经济走廊的建立将为当地华人和中资企业带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工程建设投资、小商品贸易、高科技产品等，都是巴基斯坦比较需要中国投资的领域。
第三，反恐合作。中国与巴基斯坦若干区域的安全和稳定，都受到恐怖分子及极端势力的挑战。澳大利亚研究机构分析指出，2013年全球发生恐怖主义袭击约10000起，其中超过80%的死亡案例发生于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叙利亚，排名第三位的巴基斯坦的死亡人数为2345人。两国应该加强反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享安全信息，加强双方之间的应急管理机制，打击恐怖势力。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可以商讨建立统一的反恐指挥部，加强三国之间的协调和统一指挥，对位于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的恐怖分子进行坚决打击。
第四，文化教育，尤其是互派留学生、科技人才培养、孔子学院建立等方面的交流。2015年是“中巴友好年”，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巴期间宣布在伊斯兰堡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双方宣布成都市和拉合尔市、珠海市和瓜达尔市、克拉玛依市和瓜达尔市分别结为友好城市。巴基斯坦已经有众多的交换生来中国进行学习，主要集中在北京、新疆等地。巴基斯坦有很多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能在中巴合作中发挥作用，应重视通过加强跨境民族的交流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寻找“香格里拉”：不丹华侨华人
不丹，是一个群山环绕、不为外人所知但又宁静祥和的“香格里拉”，一个几近与世隔绝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小国。作为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不丹在世界各种幸福指数的排名里均列前十位，被称为“幸福的穷国”。
不丹与中国的往来简史
不丹王国，梵语的意思是“西藏的边陲”。不丹的西、北、东三面都与西藏接壤，有600千米未划定的边界。不丹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不管是语言，还是风俗习惯、民间文化，都深受藏族影响，和西藏的佛教文化融为一体。自公元8世纪起不丹就属西藏（即吐蕃）管辖，元朝时中国统一西藏，接受宣正院管辖；清朝时才分裂出去，成为藩属国，在清朝史籍中被称为“布鲁克巴”。
不丹的统治者曾多次接受中国册封，如1322年乌斯藏的万户长帕木竹巴家族的降曲坚赞接受元朝册封为大司徒并建立政权；帕木竹巴政权二世第悉释迦坚赞和五世第悉札巴坚赞分别于1372年、1491年接受明朝册封。后帕木竹巴政权旁落，该族领袖阿旺·纳姆伽尔带领追随者迁至现在的不丹建立政权，奠定了现代不丹王国的基础。
1669年起，不丹与西藏爆发了长达62年的战争，1729年不丹爆发内乱。1730年至1731年清政府先后三次发兵调停不丹内乱，1736年帕木竹巴政权十世米旁旺布接受册封，不丹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之后，不丹一直被英国、印度控制。1865年英军入侵不丹导致其割让了约2000平方千米的地区。1907年乌颜·旺楚克建立不丹王国。1910年、1949年英国和印度分别与不丹签订条约，要求不丹的对外关系接受本国“指导”。1971年不丹成为联合国成员国，2008年不丹转变为君主立宪制政体。但是直到现在，不丹的政治、经济等领域一直为印度所控制，虽然自治，但一直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88]
不丹是唯一未与中国建交的亚洲国家，但是中不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交往。如1971年第26届联大会议上，不丹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与权利，并多次在联合国人权会议和世界卫生大会上支持中国的提案。1972年不丹国王多尔吉·旺楚克逝世和1976年我国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逝世，两国国家领导人均互相致电表示哀悼。自1984年起中不两国就边界问题开始在北京和廷布轮流举行会谈。1998年中不两国签订《在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议》，这是两国第一个政府间协议，对稳定边境意义重大，截至2014年，中不两国已举行过22轮边界会谈。同时，中国与不丹之间的文化往来不断，在不丹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中国政府积极给予援助。两国虽没有建交，但在各领域都有频繁、密切的接触与合作。
不丹的华侨华人
不丹王国主要包括不丹族、尼泊尔族、印度人和印度－蒙古人。其中，人数最多的不丹族属于藏人移民集团，该民族自称“德鲁克帕”，信奉藏传佛教，使用的是宗卡语（与藏语只有文体区别）。不丹的国王、绝大多数政府高官和喇嘛均出自这个民族。
中国在不丹居住的华侨华人主要是藏民，且大部分是“流亡藏人”。1959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的“十七条协议”破裂，达赖集团叛逃，约有13000名僧尼和信教群众随达赖集团逃至印度。此后在一两年间，一些“流亡藏人”陆续到达尼泊尔、不丹等国。[89]
到不丹的藏胞大约有6400人，迫于印度政府的压力，不丹政府共设置了8个聚居点安置。达赖集团成立了“藏人流亡政府”，在不丹首都廷布设置了办事处并派驻官员建立学校、医院、经堂等，同时向“流亡藏人”收“独立税”。为解决“流亡藏人”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流亡政府成立了“西藏儿童村”“藏人儿童之家”等儿童收养机构，在尼泊尔和不丹共成立7所难民学校，不过学校规模很小，只开设初小和高小课程。如果想继续升学，必须进当地的学校。
1974年6月1日不丹政府逮捕了企图暗杀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30个人。经调查，这些人服务于达赖集团的嘉乐顿珠，随后不丹国民议会要求印度引渡嘉乐顿珠等人。[90]
自此，不丹政府视“流亡藏人”为危险分子，且对“流亡藏人”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不丹政府取消了早先设置的“西藏难民”聚居点及“流亡藏人”的学校和经堂，将“流亡藏人”安置在不丹人中间生活。1979年不丹国会通过决议，命令“流亡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如果不加入不丹国籍，一律遣返中国西藏。此后不丹当局又修改决议，如果有国家愿意接收“流亡藏人”，可不遣往西藏。1980年到1985年3100多名“流亡藏人”被迫迁居印度。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丹政府拒绝接收新的“流亡藏人”。1989年印度政府再次同意接收，要求离开不丹的3000多名藏人中的1544名到印度。
2010年“藏人流亡政府”网站上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不丹的藏人有1298人，而加拿大学者希奈赫·麦克弗森（Seonaigh MacPherson）统计，不丹大概生活着“流亡藏人”1600人。不过这些数据可能并未包括“流亡藏人”的二代、三代子女。估计现在不丹生活的藏人约有3000人，绝大部分都已经加入不丹籍。
“一带一路”建设与不丹华侨华人
不丹与西藏接壤，是中国向南亚地区拓展的重要市场，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加强与不丹的联系与交流，有助于维护国家的安定。
（一）加强藏民与不丹华侨华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
多年以来，海外藏胞的幸福生活并未实现，有很多境外藏胞已经不再相信达赖集团，也不再参与分裂活动，甚至还成立了一些爱国团体，捐资发展国内藏区的教育、医疗和环保事业。
在不丹生活的境外藏胞多与达赖集团有联系，还有一些作为“藏人流亡政府”的成员，在两国活动，牟取政治利益。现在不丹的许多高层来自达赖集团的藏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不丹对华政策的制定。也因此，设身处地地理解不丹藏胞的特殊需求，关心这一特殊群体，有助于西藏的安定，让他们更好地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中来。
近年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海外藏胞的处境，在不丹生活的藏族华侨华人经历了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在“爱国一家”“来去自由”等政策的指引下，纷纷回国探亲或定居。事实上，中国和不丹有着悠久的往来传统，加强中国藏民与不丹藏族华侨华人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可以让不丹的藏胞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民族政策，还原真实的中国和西藏关系，有助于西藏的安定繁荣，维护区域的和平发展。
（二）进一步加强中不两国的边贸往来，扩大中国的出口
在经济上，中国和不丹的边境贸易历史非常悠久，在1960年之前不丹主要以大米和纸换取西藏出产的羊毛和食盐。但是1960年后由于大量藏民涌入，边境封闭，自此以后中不两国没有正式的贸易往来。但是中不两国民间贸易往来一直比较频繁，如不丹北部有多个山口通往西藏，不丹的哈阿宗和萨姆奇县与我国的亚东县有相连接的山道，不丹的商贩从中不两国县城相连接的山道贩运中国商品在国内出售。
在不丹生活的“流亡藏人”的二代、三代子女，基本已经加入不丹国籍，在当地接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西藏的青少年，但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慢慢地淡忘了，且在不丹生活的青少年藏人因市场发展有限，失业率较高。进一步加强中不两国之间的边贸往来，可以让不丹的青少年藏人以自己的亲缘优势参与到边贸活动中。这既能增加不丹青少年藏人的就业机会，又可以使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西藏的传统文化，增强对祖国的认同感。同时，来自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也可以满足不丹人民的需求。
近年来，中不两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也有一定的发展。如在2012年两国往来贸易额共1561.4万美元，中国出口额占1560.3万美元。截至2012年底中国在不丹签订工程承包合同1106万美元，完成营业额102万美元。借助日亚线等三条青藏铁路支线的开通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可以进一步为不丹改善其落后的基础设施，在道路、医院、学校建设等领域提供援助，进而更好地拓展南亚地区的市场。
“宫殿之岛”的中国人身影：马尔代夫华侨华人
马尔代夫国名意为“宫殿之岛”，是由印度洋上1200余个小珊瑚岛屿组成的一个赤道岛国，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也是亚洲最小的国家，以首都马累为贸易中心和对外枢纽。马尔代夫民族成分单纯，官方语言为迪维希语，英语通行，也使用意大利语或德语。国教为伊斯兰教，属逊尼派，有少数人信奉佛教。岛上的居民不食猪肉，不饮酒，妇女出行要穿遮体长裙，男士不能穿短裤。马尔代夫严厉禁止裸体行为，即使在一些沙滩上外国游客也不允许穿比基尼或其他暴露的泳装，因为有违当地伊斯兰教风俗。
马尔代夫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渔业、船运业和旅游业是三大经济支柱。渔获出口到中国香港与台湾、日本、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地。船运运输主营中国香港、波斯湾和红海地区及诸岛间交通。马尔代夫洁净的沙滩、美丽的珊瑚礁以及斑斓的热带鱼群不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观光也是当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91]
中国与马尔代夫的双边关系
郑和曾于1412年和1430年先后两次到达马尔代夫，随行人员对马尔代夫的风土、地理、气候、资源等有翔实的记载，甚至马尔代夫人也作为船员，跟随郑和到过东非。当时马尔代夫国王约瑟夫也三次派遣使臣来中国回访。如今马累博物馆中依然陈列着出土的中国瓷器和钱币。之后由于殖民统治等因素，双方关系中断了几个世纪。[92]
20世纪60年代马尔代夫独立之后，中马两国传统友好关系重新恢复。马尔代夫奉行和平、独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重视发展与印度、斯里兰卡、中国、日本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72年，中国与马尔代夫正式建交，驻斯里兰卡大使兼任驻马尔代夫大使，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稳步发展。建交以来，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援建并承包多项工程，支持马尔代夫经济、社会的发展。例如1982年，中国派遣一组电力专家在土鲁斯笃岛上无偿帮助修建发电站。1985年起，中国公司开始进入马尔代夫工程承包市场。如今，中国援建的马尔代夫外交部大楼和国家博物馆已成为首都马累的新地标。2014年12月，马累唯一一家海水淡化厂发生严重火灾，导致马累全城停水，引发淡水危机。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通过直航马累的航班向马运送瓶装水，并向马政府提供现汇援助。2011年11月8日，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正式开馆。2014年9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马累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马两国建交42年来极具划时代意义的互动。
马尔代夫的华侨华人
马尔代夫的华侨华人主要是一些出国务工人员。马尔代夫有个“中国城”，到处都是中国劳动者，但这里的“中国城”指的并不是华人聚居的唐人街，而是当地人为中国援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取的昵称。早在2008年，马尔代夫政府就与中国政府签订备忘录，中国政府计划为马尔代夫修建4000套住房，这个工程是当地首个中企商贸项目，也是马尔代夫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居民住房项目。2013年10月，该项目的一期工程1000套房屋在马尔代夫第二大岛胡鲁马累岛上迎来了第一批住户。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马尔代夫期间，与亚明总统共同为二期项目揭牌，继续在马尔代夫9个不同的岛屿上修建1500套住房。2015年11月，马尔代夫住房基础建设部与中国机械设备工程公司在马累就住房项目三期胡鲁马累岛1500套住宅建设工程举行了签约仪式。中国机械设备工程公司负责设计、采购、建造、移交和质保等工作，从而为中国劳务人员输出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93]
虽然长期居住在马尔代夫的华人很少，但在马尔代夫全岛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身影。马尔代夫的美景每年吸引着将近100万游客，由于马尔代夫与中国有直飞航线，并且免签证，自2010年以来，中国游客就成了该国最大的游客群体。目前，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成都、重庆、香港等城市同马累间分别开通了直航航线或进行包机往来。首家开通马尔代夫与中国直飞航线的马尔代夫美佳航空公司现在的乘客几乎全部是中国游客，目前该航空公司也将业务重点放在中国市场。由于前往马尔代夫各个观光岛屿都要通过首都马累机场进行中转，所以马累是马尔代夫华人密度最高的地方，机场附近的商店也都提供中文服务，许多中国游客甚至并不觉得自己已经置身国外了。中国人目前占到马尔代夫每年接待游客总数量的近1/4，随着马尔代夫的关注度持续上升，赴马旅游的中国游客量进一步增加。
当前马尔代夫观光岛上的各家五星级酒店争相招募会说中文的酒店雇员、餐厅服务员和潜水教练等。旅行社方面也公开招聘中国员工，专门负责中国市场的推广，解答中国游客关于马尔代夫旅游的咨询，并负责度假村酒店房间的销售和预订。马尔代夫旅游局也明确要求各旅游岛增设中式菜肴、配备中文翻译以及服务人员。一些技艺精湛的华裔厨师还会得到马尔代夫度假酒店的高薪聘请。有些酒店还会为游客提供麻将，尽可能多地增加“中国元素”。经营旅馆也成为马尔代夫华人的新选择，这些家庭旅馆价格低廉，店主都是热情好客的华人，提供中式餐饮，还能帮助旅客解决一些旅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特别受欢迎。此外，马尔代夫的治安良好，在此工作的华人安全有保证，去当地打工也许在未来几年会形成一股潮流。
近年中马两国交流不断加深。2011年10月应马尔代夫总统邀请，中国艺术家袁熙坤的环保作品展在马累国家艺术馆举行，这是华人艺术家首次在马尔代夫举办展览。另外，在中国国家汉办和驻马尔代夫使馆的积极推动下，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于2015年在马尔代夫正式启动。2015年1月，中国国家汉办向马尔代夫派出了首位汉语教师志愿者，赴首都马累比拉邦国际学校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传播中华文化。
马尔代夫与“一带一路”建设
2014年9月，中马双方同意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两国将进一步推动经贸、教育、环境、海洋等领域合作。
（一）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
马尔代夫政府近年来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如连接马累跨海大桥、经济特区、国际机场升级、国际港扩建等项目，均与“一带一路”紧密相关。其中，马累跨海大桥是马尔代夫最重要的岛屿连接线工程，该桥是世界上第一座在珊瑚礁上建设的大桥，施工难度很大。为感谢中国在各项目中提供的支持，马尔代夫总统亚明提议将此跨海大桥命名为“中马友谊大桥”，2015年11月，湖北省中交二航局已成功中标“中马友谊大桥”。
马尔代夫是印度洋上的重要关口，实行开放型的经济政策，鼓励外资，并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国与马尔代夫互为免签国，并签有航空运输协定，这些都成为华商前往马尔代夫投资的良好外部条件。2015年2月，中国－马尔代夫双边自贸区建设启动，更多的马尔代夫渔产品出口中国，同时更多中国商品进入马尔代夫市场。
（二）旅游产业
2015年6月，中马合办的“投资马尔代夫”专题推介会在昆明召开。马方鼓励中国人赴马尔代夫旅游，并鼓励中国企业投资马尔代夫旅游业，在马尔代夫兴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胜地；马尔代夫政府还计划开发50个新的旅游岛屿，希望实现两国经济的互利共赢。
中文服务的需求提供了就业机会，也将带动更多马尔代夫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政府正通过多种渠道向马方提供更多政府奖学金名额，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多的人力、智力资源。
（三）环境保护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在2007年曾提出，如果海平面上升18～59厘米，马尔代夫可能会被淹没。事实上，在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中，马尔代夫就一度有2/3的国土惨遭淹没。“即将消失在海平面的岛屿”成为马尔代夫的一个旅游推广口号。马尔代夫约200个居民岛中，大约有50个面临着海水侵蚀问题，其中有16个岛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此外，很多居民岛的地下淡水资源正在枯竭，出现饮水困难。
海洋在中国和马尔代夫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两国的相关合作也不断加深。2010年，中马两国签署了《关于加强在节能环保领域经济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海水侵蚀等一系列问题。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马期间表示中方关切马尔代夫应对气候变化，将提供物资、培训及技术协助，并加强国际谈判中的协调和配合。2015年9月，中国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宣布出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框架下，两国将开展更多项目，体现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
恒河口飘中国香：孟加拉国华侨华人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雅鲁藏布江顺流南下，奔腾越过广阔的阿萨姆平原后放缓，至孟加拉国恒河三角洲时称贾木纳河。贾木纳河造就了泰戈尔眼中金色的孟加拉，同时也将中国和孟加拉国联系在一起。中国和孟加拉国虽不接壤，但两国之间只有狭窄的西里古里走廊，自古以来海路与陆路交往甚是频繁，藏传佛教后弘期高僧阿底峡大士的故乡即位于如今的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附近地区；据《明史》所云，郑和下西洋亦曾到达“榜葛剌国”，即今日之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是1971年新成立的国家，被称为“水泽之乡”“河塘之国”。孟加拉国人传统的聚居区在印巴分治时被一分为二，西孟加拉被划为印度的孟加拉邦，而穆斯林聚集的东孟加拉则被划归巴基斯坦，称为东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独立后与中国友好，东巴基斯坦与中国在此脉络下联系也不断加强。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东巴基斯坦脱离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1975年中国和孟加拉国建交后两国关系稳步发展。在南亚地区，孟加拉国仅次于印度，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人口众多，潜在市场可期。中国学界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规划，但由于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国政治上的互信不足，此规划一直进展缓慢，虽然多方合作停滞不前，但双边合作快步前进。由于近年来中孟两国经济合作持续升温，在包括南北大学（North South University）在内的孟加拉国高校也逐渐掀起了一股汉语热，主动寻找机会学习汉语的孟加拉国青少年也越来越多，同时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也给寻求来华留学的孟加拉国学子众多奖助学金，赴中国留学在孟加拉国内也逐渐形成一种风尚。[94]
虽然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有着久负盛名的印度华社，但包括达卡、吉大港在内的孟加拉国大城市并未形成华社，偶有零散居住的华人做着买卖。与华人相比，近年来前往孟加拉国淘金的中国新移民反倒多了起来，中国企业雇员和中国外交工作人员成为在孟加拉国经常见到的华人面孔。
华侨华人在孟加拉国
位于恒河入海处的孟加拉国土地肥沃，但地域狭小、人口极为稠密，自然灾害频发、资源匮乏和产业落后使孟加拉国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孟加拉国凭借充足的人力资源在成衣制造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成衣出口国，但仍有不少孟加拉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前往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地寻求更好的生活。即使如此，孟加拉国的人力和市场优势仍被商业嗅觉敏锐的中国商人所察觉，随着中国资本的走出去，孟加拉国华人所涉足的产业也越来越多元化。
（一）美容美发业
在达卡，孟加拉国的中产阶级女士们喜欢享受美容美发服务，华人开办的美容美发中心总能提供优质服务，声名在外。1965年由一位名叫Car⁃mel Hsieh的孟加拉国女华裔所开办的“May Fair”美容院，是全孟加拉国第一家大型美容院，之后这个行业多为华裔女性所经营，直至1977年第一家由孟加拉人开办的“Zerina Asgar”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局面。如今这个行业在孟加拉国不断壮大，原本华人独占鳌头的产业现已扩散开来，这解决了很多孟加拉国女性的就业问题。
（二）餐饮业
华侨华人所经营的中餐厅在孟加拉国广受欢迎，孟加拉国人对中餐的热爱程度不亚于印度人。孟加拉式中餐有清真特点，印度华人黄玉堂所发明的菜式“鸡满粥”（Chicken Manchurian）在孟加拉国也是家喻户晓，中餐在孟加拉国充满了浓浓的孟加拉咖喱味。在达卡，冯晓荣开办的“竹轩餐厅”算是孟加拉国中餐馆的一个范例，受到了广泛欢迎。在孟加拉国，吃中餐是一种生活情调，昂贵的中餐并非每个孟加拉国人都能经常享受。[95]
（三）制茶业
提到南亚的茶叶，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印度大吉岭、阿萨姆和斯里兰卡的红茶，但很少有人会想到孟加拉国茶叶的芬芳。孟加拉国的茶都斯里曼高位于疆域东北部，与印度阿萨姆邦山水相连，在印巴分治之前，两边都是英属印度的土地，当时英国人从中国带去的茶农也曾在斯里曼高停留，来自中国的茶农教会了孟加拉人种茶制茶的技术，茶文化从此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四）黄麻业
黄麻种植是孟加拉国的支柱产业，孟加拉国国内有超过500万的人口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黄麻相关的产业。孟加拉国是全球市场上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黄麻出口国，在极盛时期孟加拉国的黄麻产量曾经占到全球的1/3，近年随着产业的升级，黄麻产业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黄麻仍不失为孟加拉国的标志性出口产品。虽然孟加拉国有充足的黄麻原材料，但深度加工技术落后，当年作为招牌的粗麻布和麻袋等产品早已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落伍，在这样的环境下，孟加拉国官方非常欢迎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同时也希望借助国外投资而有所作为。黄麻作为环境友好型作物正开始得到全球青睐，一旦“绿色经济”发展成潮流，将有助于促进孟加拉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在孟加拉国发展应注意的事项
第一，孟加拉国为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孟加拉国国民对于伊斯兰教的认同和归属感正逐年增强，伊斯兰教成为孟加拉国民族主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中国企业在孟投资兴业应当注重对该国文化以及宗教的了解。因伊斯兰教对女性有特别要求，女性兴业者更加应当注意自身形象，切莫认为与在中国国内没有任何差别。
第二，孟加拉国位于南亚东缘，是南亚文化圈中的核心一环。该国虽然目前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但在这片土地上曾经产生过发达的文明。如今孟加拉国仍然文风鼎盛，文学创作源源不断，前往孟加拉国投资兴业，切莫怀有高高在上的心态，应当虚心向孟加拉国人民学习其优点及文化精华。
第三，印度一直将包括孟加拉国在内的南亚各国当作自己的后花园，不容许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国过度染指。在孟加拉国开展活动时，中资企业与中国政府应当伸展有度，避免过度刺激印度，影响商贸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孟加拉国政府内有利用中国力量制衡印度影响的声音，华人在孟兴业时应当注意分离政治以及商贸活动，这将有利于中国政府进行战略布局，同时也利于中孟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提升。
第四，近年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也对孟加拉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一些影响，中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孟加拉国的人力以及市场资源，积极向孟加拉国进行产业转移，帮助孟加拉国发展本国经济，同时在孟投资生产时必须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帮助孟加拉国人就业，参与助贫扶弱活动，赢得孟加拉国人心，在与印度、日本等国的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避免再次出现在缅甸北部密松地区修筑水坝时所出现的困窘状态。
第五，中国在接受大量孟加拉国留学生来华留学的同时，也应当鼓励和资助中国学生前往孟加拉国留学，培养知晓孟加拉国的专才，促进双方民间层面的进一步了解，从而带动“一带一路”在孟加拉国的推进。
佛国华风：中尼关系谱新章
尼泊尔是世界上唯一的印度教国家，也是佛教的发源地。宗教色彩浓郁、庙多神多是尼泊尔国内最大的特点，可谓“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而尼泊尔有3.3亿位神祇，多过当地人口。尼泊尔北与中国西藏毗邻，东、西、南分别与印度锡金邦、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等接壤。公元前6世纪起，尼泊尔境内先后出现了基拉特（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4世纪）、李查维（公元4世纪到13世纪）、玛拉（公元13世纪到1768年）等王朝。这些王朝中，又以玛拉王朝最为繁盛，其艺术、文字和宗教皆取得卓越成就。尼泊尔为农业大国，八成人口从事农业。2004年4月，尼泊尔通过提交工作报告形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47个正式成员，也是第一个加入世贸组织的最不发达国家。
中国－尼泊尔在历史上的往来
中尼经济文化往来，最早可以追溯到1500年以前。两国互动最早的文字记录，当属东晋高僧法显所著《法显传》。《法显传》记载了当时汉人从长安经西域至印度的陆路行程，以及由印度至中国的海路航线。法显是华人访问尼泊尔并留有真实记录的第一人。公元399年，法显起程赴印度，并于416年回到中国。406年前后，法显访问了尼泊尔，其目的是朝礼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和圆寂的圣地。几乎就在法显访问尼泊尔的同时，一位被称作佛驮跋陀罗的尼泊尔高僧到了中国长安。他是迦维罗卫城人，佛氏的后裔，418年被延请到建业（现在的南京），作为道场寺的译主，领导100多名沙门共同翻译佛教经典。此后法显和佛驮跋陀罗的合作翻译，可视为中尼友谊史上的里程碑。[96]
中国和尼泊尔的交往在唐代变得更加频繁。玄奘法师西游中，于公元635年访问了尼泊尔。公元641年，李义表受唐太宗委派，代表唐朝出使印度。路经尼泊尔，受到了当时那陵提婆国王的热情接待，并在国王的陪同下参观了都城东南的阿耆婆满池（玄奘《大唐西域记》有相关记载）。在这之后，中尼两国使节往来开始变得络绎不绝。尼泊尔和我国西藏紧邻，因此尼泊尔和西藏人民间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在双方友好交往中，文化相互浸濡影响，例如拉萨市布达拉宫堡垒式宫殿的建筑形式，即可见到尼泊尔风格。西藏境内也有为数众多的尼泊尔艺匠。6世纪末，西藏建立了绕萨神殿，供奉自尼泊尔传入的佛像，是为西藏有佛寺之始，这就是拉萨市内一般所称的“大招神殿”，至今依然有尼泊尔佛教徒前来朝礼。
宋、元两代，中尼持续来往。公元964年，宋太祖派继业等300名佛教徒赴印度，并于975年回国。公元1384年，元朝的八思巴在西藏建立金塔，尼泊尔选派艺匠80人来藏修造。中国和尼泊尔的交往在明朝时期达到了第二次高峰。公元1384年，高僧智光受明太祖的委派出使尼泊尔，尼泊尔国王马纳罗摩随即派使报聘，1391年到达北京，1394年又来聘。此后多年，两国使节往来不断。[97]近代以来，中尼两国遭受外族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友好来往受到许多阻碍。但是，中国人民和尼泊尔人民的友好关系并未因此而中断。中尼边境人民通商贸易，朝礼佛迹，科技交流不断往来，关系友好和睦。
尼泊尔华人发展现状
中国与尼泊尔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历史，友谊源远流长，友好交往的历史一直传承到了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5年，中尼两国正式建交，自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在工程、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积极展开合作，取得了斐然的成绩。2009年底，尼泊尔总理尼帕尔访华，双方关系提升为“世代友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为中尼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制度基础。2012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尼泊尔，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尼经济和技术援助不断增加，为尼泊尔的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提供有力支持。[98]
尼泊尔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与中国毗邻，双方联系紧密。近年来中国企业与个人赴尼泊尔投资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2014年，中国资本对尼泊尔的直接投资达到了4504万美元，目前在尼泊尔投资规模较大的中资企业有30余家，主要集中在水电站建设、航空、餐饮、宾馆、矿产开发、中医诊所、食品加工等领域。华人与当地群众关系密切，成为推动尼泊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华人在尼泊尔的发展现状，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中尼两国经贸发展迅速，但华人企业规模有限。近年来，虽然中尼两国的经贸有了一个迅速的发展，但是尼泊尔的中资及华人企业规模仍相对有限。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末中国对尼泊尔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累计达13834万美元。在尼泊尔投资的中资企业约有90家，主要集中在餐饮、酒店、中医诊所及食品加工等领域。尼泊尔对华实行落地签，吸引许多国人赴尼旅游，华人在尼投资建立的餐馆、旅行社数量也随之激增。尼泊尔国家统计局2012年统计显示，中国赴尼泊尔旅游已达到7.2万人次。2013年7月起，中国也对尼泊尔实施涵盖了7831项商品的零关税优惠政策。然而，尼泊尔投资环境存在法律、制度等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现阶段中国在尼泊尔投资的仍以中小型私营企业为主。
第二，民间友好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地缘相依使中尼两国民间交流活跃。作为第二外交轨道，中尼两国人民文化交流推动双边关系，是民间往来帮助外交的典型事例。例如，在1996年成立的中国尼泊尔民间合作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成为中尼两国民间密切经贸合作的重要渠道，为双方企业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此外，尼中妇女友好协会、中国西藏－尼泊尔经贸洽谈会等民间组织，也在推动两国双边关系发展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中尼两国风俗习惯相近，有助于文化联系。尼泊尔在地理上与西藏相连，历史上长期往来，两个民族文化生活习俗相近似，且佛祖释迦牟尼诞生于尼泊尔，使两地人民在宗教信仰上联结紧密。因此，中国人在尼泊尔受到尊重，与当地人相处十分融洽。
在尼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2015年是中尼建交60周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尼泊尔是唇齿相依的亲密友好邻邦，是大小国家和平共处、互利合作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水电开发、农业现代化、科技等发展领域合作。尼泊尔总统亚达夫则表示，尼方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建设；希望加强与中国合作，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
在尼华人拥有人才、资本及网络，且熟悉尼泊尔的历史、民俗、语言、文化和法律，能在以下方面会通中外的独特优势。
首先，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向尼泊尔社会介绍中国发展现状。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受益者，在尼华人最能积极主动地向当地传媒、学界、民众、政府翔实地介绍中国发展的现状、成果，以及“一带一路”下的发展机遇。
其次，在尼华人可通过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即第二轨道外交，在中国和住在国政府及民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这是实现“中国梦”与“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源泉。
再次，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一个文明、自信、开放、包容与和谐的华侨华人群体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形象的传播、中国精神的弘扬。在尼华人是连接中尼两国人民的主要渠道，在尼华人能够以尼泊尔民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来介绍和推广中华文化。“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充分挖掘、利用在尼华侨华人资源，鼓励他们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在促进中国与尼泊尔的合作中发挥所长，实现双赢。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获得尼泊尔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响。尼泊尔总理奥利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尼泊尔对“一带一路”战略有信心及很高的期望。他认为，互联互通和国家转型，必将为尼泊尔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发展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尼两国的合作也将更加深入，也将会为中国和尼泊尔，包括在尼华侨华人，提供发展机遇。
光辉土地的汉语热：“一带一路”下的斯里兰卡华社
斯里兰卡（僧伽罗语发音为Sri Lankamva），意为光辉的土地，为亚洲南部岛国，紧靠印度东南部，与印度和马尔代夫有海域接壤，地处亚洲、非洲、大洋洲三个大陆连接的重要节点，地理位置重要。古称兰卡、楞加，《梁书》称之为狮子国，英国殖民者颠覆康提王国后将国名改为锡兰，一直沿用至20世纪70年代，之后定国名为斯里兰卡，但由于历史原因，斯里兰卡的众多机构及产品仍以“锡兰”为名，直到2011年斯里兰卡政府才强力推行相关机构的正名。斯里兰卡为文明古国，可稽历史超过3000年，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发源地，其宗教文化对缅甸、泰国等各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以及我国西双版纳、德宏等南传上座部佛教盛行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斯里兰卡经济发展迅速，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增长，最大城市科伦坡2015年被万事达卡年度报告评为全球增长最为迅速的城市。
1952年，斯里兰卡政府与中国签订了米胶贸易协定，在西方各国封锁的环境下与中国开展有序的贸易往来。1955年，斯里兰卡作为万隆亚非会议的发起国之一，在支持中国顺利参加意义重大的万隆亚非会议上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当时的中国，同样也在自己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给予了斯里兰卡力所能及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斯里兰卡拥有极高的声望。毛主席当年曾大力支持斯里兰卡农业灌溉系统的维护和更新，为当时斯里兰卡农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老百姓对他总是竖起大拇指，各家媒体也将他奉为伟人。中斯于1957年依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交，建交后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交往频繁，两国关系稳步发展。[99]
斯里兰卡地处海陆要冲，世界列强虎视眈眈，面对外在强烈竞争与影响，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如何应对将显得格外重要。
斯里兰卡华侨华人发展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与中国并非近邻。受到佛教的影响，古代中国的云游僧人，远渡重洋前往古印度、古斯里兰卡等地寻求佛法，参禅学习。公元409年，东晋法显赴印度途中，曾在斯里兰卡停留两年学习和收集斯里兰卡佛教经律，对当地文化的观察和描述使斯里兰卡的历史更为生动。位于斯里兰卡西部省的法显石，据称是法显大师在著名佛教圣地亚当峰朝圣时所留宿过的历史遗迹，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援建的数百套民居如今已成为法显石村，竖立在村口的石碑上有“法显石——斯里兰卡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村”的题记。[100]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回荡着中华民族的海洋梦，加强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在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一块刻有汉、泰米尔、波斯三种文字的石碑，见证了郑和船队的斯里兰卡行。公元1409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俘虏了拒绝朝贡的亚烈苦奈儿，并押送其前往明朝朝廷觐见永乐皇帝。1459年锡兰王子世利巴交喇惹前往北京进贡，在返途中得知国内发生政变，遂留居泉州，后裔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第十八代许世吟娥。
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战火纷飞，一些祖籍山东和湖北的华人为了逃避战火，远渡重洋来到斯里兰卡，他们与当地人结婚生儿育女，与当地僧伽罗和泰米尔社区融合。笔者从访谈中得悉，老一辈的斯里兰卡华侨华人多从事牙医工作，并取得良好信誉。二战后，斯里兰卡的新华人也有不少来自香港等地，他们在当地投资办厂，取得了居留权；晚近移民则来自湖北和山东各地，他们的到来不断丰富着斯里兰卡的市场经济。据估计，2000年斯里兰卡约有华侨华人600人，其中新移民约300人。
斯里兰卡华社现状
南亚国家华人华侨数量普遍较少，斯里兰卡也不例外。斯里兰卡的华侨华人规模虽小，但同样也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人口分布
斯里兰卡国土面积不大，城市规模较小，华人华侨多分布在经济中心科伦坡和中部重要城市康提，其他地方（比如南部的加勒和东部的亭可马里）也有少量华侨华人居住。华侨华人大部分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湖北、山东等地，随着中国和斯里兰卡经济、旅游、文化联系的加强，新移入的华侨来源地也越来越多样，甚至包括四川、云南等地。目前，于2012年年底成立的“斯里兰卡华侨华人联谊会”为全岛唯一的华侨华人社团。
（二）经济参与
与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相比，斯里兰卡华侨华人所从事行业一般规模不大，但从事行业种类繁多。除牙医业外，华侨华人所经营的餐饮业也颇为成功，科伦坡与康提有大大小小的中餐馆20余家，前往中餐馆就餐在斯里兰卡仍旧是一种时尚。此外，近年来旅馆业也开始红火起来，随着入境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前往斯里兰卡投资开办酒店、旅馆的华侨也多了起来。在科伦坡和康提等地有多家华人开办的酒店/旅舍，多针对前往斯里兰卡旅游的中国团队游客。
（三）政治宗教
与全世界大多数华侨华人社区相似，斯里兰卡华侨华人多注重参与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参与较少。斯里兰卡华人人数少，政治影响很小，华社虽未遭遇任何政治迫害，但也多被同化，在斯里兰卡本土出生的华裔，基本上没有可以流畅地说汉语的案例，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也与僧伽罗人、泰米尔人没有差异。
斯里兰卡与中国宗教联系源远流长，公元434年，斯里兰卡僧伽罗比丘尼在南京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丘尼受戒仪式，僧伽密多尊者从印度带往斯里兰卡的比丘尼戒从此流行于中国。同样，当斯里兰卡的比丘尼戒由于历史原因逐渐消失时，1996年在台湾佛光山的赞助下，斯里兰卡佛教比丘尼戒有序恢复。龙树菩萨的中观论对斯里兰卡以及中国汉藏两地的佛教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佛教虽在印度销声匿迹，但在中国和斯里兰卡发扬光大，如今斯里兰卡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留学僧”的重要意向国，每年都有不少中国各地年轻僧人追随当年法显大师的足迹前往斯里兰卡求学问道。
（四）汉语热
斯里兰卡传统汉语教学比较薄弱，由于以前老一辈的华侨华人人数较少，有序有规模的华文教育没有形成，许多湖北、山东的老华人教授后代华文往往靠口口相传。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全世界都掀起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孔子学院也纷纷在海外设立起来，如2007年在重庆师范大学的支持下斯里兰卡第一家孔子学院在凯拉尼亚大学设立，2014年红河学院在科伦坡大学也办起了孔子学院。同时，学习汉语也帮助斯里兰卡青年能够拥有更广阔的就业空间。除孔子学院外，新知图书科伦坡华文书局和一些斯里兰卡人所兴办的私立汉语辅导机构也招生火热。
斯里兰卡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已成为斯里兰卡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来自中国的投资发展了斯里兰卡不完善的基础设施，中国所带来的高速公路、第二国际机场和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极大地推动了斯里兰卡经济的发展，使得斯里兰卡自2006年以来经济能够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由于斯里兰卡政府的更迭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当地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一，华侨华人不能把希望都下注在一位政客身上，前任总统拉贾帕克萨对中资机构与项目情有独钟并不代表新总统西里塞纳会买账。例如，科伦坡港口城得到前任总统拉贾帕克萨大力支持，新总统西里塞纳上台后以审查为由叫停此一项目，经过多方努力虽已重新开工，但此类情况，华商及中资企业在斯里兰卡投资兴业、发展中斯经贸关系时确实需要考虑。
其二，华侨华人在开展经贸活动的同时，要保证所从事行业的合法性，在维持自身生意顺利运作的情况下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让“中国制造”在斯里兰卡摆脱以前不好的名声。早期中国国内部分服装、电子设备以价格低廉为优势迅速打入了斯里兰卡市场，但越来越多的斯里兰卡人希望以合理价格买到质量较佳的商品，这些商品并没有达到他们的心理期望，从而对中国商品产生怀疑。
其三，斯里兰卡虽然是个民主国家，但同样存在贪污腐败现象，华侨华人资本在进入斯里兰卡时要注意避免与当地部分官员交往时沾染上贪腐的名声。拉贾帕克萨下台以后，中国所援建的科伦坡—加勒高速公路项目曾卷入拉贾帕克萨及其家庭成员贪腐丑闻的风口浪尖。
其四，华侨华人在斯里兰卡参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勿低估文化、宗教等活动带来的积极影响。中国与斯里兰卡有着悠久的宗教、文化联系，华侨华人应积极利用这个优势，在开展经济活动的同时多促进宗教、文化交流，同时自身也要做到入乡随俗，无论身在何方都要给人留下正面、积极的印象。
龙与象的对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印度华侨华人
印度和中国同为文明古国，中国史籍《史记·大宛列传》关于“蜀身毒道”的记载表明，中印古代已有往来，见证双方经贸联系源远流长。马克斯·韦伯将印度教文明和儒家文明视为自成体系的文化圈。两大文明在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在历史上碰撞出了大量火花，印度与中国在文化和宗教上的互惠，远胜于政治、外交领域的往来。
印度是南亚主要国家，大英国协会会员国，与中国、孟加拉国、缅甸、不丹、尼泊尔和巴基斯坦接壤，与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隔海相望。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国，仅次于中国，占世界人口的近1/5。印度民族和种族众多，号称“民族博物馆”，其中印度斯坦族是印度最大的民族，印地语被定为国语，但英语在南印等地甚为通行。印度也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佛教、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都源于印度。大部分印度人信仰印度教，伊斯兰教也有大量信徒。[101]
印度和中国复杂的国情与双方互动，非其他国家能比拟。早年的那句“Hindi⁃Chini Bhai Bhai”（中国人与印度人是兄弟）现已不再多谈，近年来中印经济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金砖国家”被世界寄予期望。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政府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
20世纪50年代大批西藏社会的权贵、僧侣出境，印度成为中国以外最大的藏族人聚居国。如今，位于印度喜马偕尔邦达拉萨拉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依旧是中国与印度交往时难以回避的问题。
近年来，印度提出所谓“香料之路计划”和“季风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争夺发展机遇。不久前，中国邀请印度邻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时，印度表达了顾虑，未摆上台面的潜台词即是：“一带一路”的实施将使邻国与中国关系过于亲密从而对印度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对中国而言，若期望“一带一路”能顺利实现，印度的反应是一个必须要认真考虑的因素。
印度的华人社群
同其他南亚国家一样，印度并未成为华人首选的移居地，据估计印度现有华人人数仅20余万。
最早从中国前往印度的汉人移民大多并非出于自愿，在茶叶生产技术未在印度普及前，英国殖民者为发展印度阿萨姆、大吉岭等地的茶叶产业，将中国江浙一带谙熟制茶技术的工匠引入印度，负责教授印度人植茶、制茶技艺。甚至1876年被清军击溃的太平军洪杨余部中，便有部分受英国人雇佣前往阿萨姆、大吉岭等地植茶。
印度华人多分布在加尔各答及其周围地区，加尔各答唐人街为印度唯一的唐人街，当地华人多为客家人，祖上多来自广东梅州等地，另有少数华人来自广东、湖北等地。另据《山东省志·侨务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即有少数山东人到印度销售山东丝绸。19世纪及20世纪，华人们为躲避战火及政治骚乱，漂洋过海来到英属印度以及之后独立的印度共和国。起初华人在印度生活并无大碍，20世纪60年代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后，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及华人不信任感加强，华人被双重边缘化，中国鞭长莫及，当地社会也无法接纳认同；印度政府甚至将部分华人送往位于塔尔沙漠的集中营里，一些华人被印度政府强制驱离，不少华人离开印度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造成的创伤至今仍未完全愈合。近年来，加尔各答华社仍未见明显发展，印度政府又借口皮革制造业不利于自然环境，使得以客家人为主的华社无法从事相关产业，生计受到冲击。
印度华侨华人产业变迁
（一）皮革业
在华人迁入印度以前，皮革业因为涉及杀生并且是体力活，一直属于低种姓群体所从事的工作。华人来到加尔各答以后，凭借娴熟的技艺和坚韧的品格迅速拿下了加尔各答的皮革业市场。华人皮革业最兴盛的时候有皮革厂200余家。印度著名华商李志雄为当时印度的“皮革大王”，在加尔各答政府对华人皮革业进行打压的情况下，他依然克服资金和技术等重重困难，不仅没有显现出颓势，反而越做越大，甚至涉足房地产和对外贸易等多个行业。尽管如此，大部分从事皮革业的华人，多为家庭经营、手工生产，缺乏雄厚资本，利润并不丰厚，在印经营面临困境。[102]
（二）餐饮业
餐饮业现在是传统华社得以在印度发展的经济支柱。目前，加尔各答唐人街中餐馆林立，华人结合印度菜式特点，创出“印式中国菜”，这种菜式兼具中餐的鲜美和印度餐的浓烈，风靡南亚各国，取得较佳发展。《亚洲时报》2007年的一项报道也指出，印度式中餐在全印度受欢迎的程度仅次于印度餐，在印度家人外出就餐、年轻人聚会时，中餐厅总是最优的选择。华人餐饮业遍地开花，孟买、德里、金奈等大小城市均有中餐馆分布，著名华裔厨师黄玉堂于20世纪80年代在孟买开办的“中国花园餐厅”曾被评为印度最好的餐厅之一。金奈的“重庆餐厅”、孟买的“金陵饭店”在印度也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发源于藏区的“馍馍”在印度各地也深受欢迎，制作“馍馍”的餐厅不独为华人所经营，印度人也参与其中，将中国饮食文化传遍南亚大陆。[103]
（三）基建产业
印度与中国同为“金砖国家”，两国的发展模式有可以互补之处。印度虽然在软件外包、服务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落后的基础设施仍是发展的短板，具有基建产业优势的中国企业正好可妥善发挥优势，加大对印度的投资。过去几年，在上海城建的牵头下，中铁一局、中铁三局、南车等大型国有企业，联合成立印度中国商会基建委员会，这标志着中国与印度的合作正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双方相互投资和贸易额偏低的状况可望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
印度华侨华人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亚太地缘政治的博弈中，印度和中国皆扮演重要角色，既有巨大利益交汇，也存在不少可能的冲突。中国与印度两国民间社会，特别是印度华侨华人应该扮演缓衡者及联结者的角色，而在实际操作层次，以下几个方面应当特别注意。
其一，虽然人数较少，但印度华人在一些行业里仍具有影响力，他们在发展自己产业的同时，也宣传了中华文化（如中华美食）；一些迁往他国的再移民或往来于中印两国之间的华商群体，也能够积极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为增进中印关系及中国企业进军印度市场做出一定贡献。
其二，自从中印冲突后，华人群体在印度政治参与受到限制，较难发挥政治影响力。虽然如此，印度华人仍可发挥熟悉当地政策及环境的优势，积极与中资企业及相关机构合作，化解不必要的误会；而居住在印度的藏人同胞也应当认识到“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能够给西藏带来相应的发展机会，共同合作，齐心协力，减少“一带一路”战略在印度实施的阻力。
其三，印度历史文化沉淀极深，有意前往印度发展的个人及企业，若能充分掌握印度历史文化，了解印度政治制度与社会形态，将有助于其事业开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史书典籍对于印度历史的再现起到关键作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及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对于印度佛教复兴运动中的考古工作和文化定位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其四，中国政府应当重视及大力支持中国语言及文化在印度的传播，将走向世界的汉语热也带往印度。此外，在当印度瑜伽走红中国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中国的太极和武术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足以在印度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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