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位于欧洲东南端，巴尔干半岛西侧，人口363万（2014年），首都为地拉那，由于其国旗上绘有黑色的双头雄鹰，又被称为“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北部和东北部分别与塞尔维亚和黑山接壤，东部与马其顿相连，南部和东南部与希腊毗邻，西部濒临爱奥尼亚海，与意大利隔海相望。阿尔巴尼亚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通过都拉斯—爱尔巴桑—奥赫里德—萨洛尼卡尔大道连接罗马与拜占庭，见证了欧洲不同历史时代的文明发展。[215]
阿尔巴尼亚人口中97%为阿尔巴尼亚族，是伊利亚人的后裔。公元前167年，阿尔巴尼亚被罗马占领；9世纪后，历经拜占庭帝国、保加利亚王国、塞尔维亚王国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1190年，建立起封建制公国，后于1415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长达近500年，19世纪中期的多次起义也都遭到镇压，直至1912年才宣布独立。1925年阿尔巴尼亚成立共和国，1928年改为君主制，1939年二战爆发前5个月被意大利入侵，二战期间也先后被意大利和德国占领，1944年实现解放，1946年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1976年修改宪法，改称为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1991年改称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并于2009年正式加入北约。阿尔巴尼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是欧洲最不发达和低收入的贫困国家之一，人均GDP仅为4000美元左右，虽然近年来经济状况较以往有所改善，但整体经济形势并不乐观。[216]
中国－阿尔巴尼亚关系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相距遥远，史书上并未发现两国往来的明确记载。二战后，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相似性，两国于1949年11月23日正式建交，1954年互派大使，50～70年代关系良好，双方政治和人员交流较多，签订了一系列技术和科学合作协定，互派留学生，并且中国在自身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还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无息贷款和急需物资。这一时期中方称阿尔巴尼亚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称中国是“忠实的、坚定的、安危与共的朋友与战友”。1960年，在苏东国家指责中国时，阿尔巴尼亚挺身支持中国，可见双方关系之坚定友好。随后，中国在苏阿交恶之时也向阿方提供了大量粮食和各种经济、技术援助。据统计，从1961年到1969年，中国向阿方提供的无息贷款总额为15.5亿元人民币，中国向阿方提供了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作为回报，在历届联合国大会上，阿方都是支持中国提案的主要发起国之一。但是这种理想化的关系并未长期维持。70年代后，由于领导人的选择和国家利益需要，阿劳动党逐步将中阿分歧公开化，指责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处理有欠妥当、公开攻击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反对毛泽东对斯大林和南斯拉夫问题的评价、责难中国对阿经济合作和技术援助，并将中阿关系恶化的责任全部推卸给中国一方。最为明显的是，1981年阿方公开宣布“我国和中国之间除了形式上的外交关系外，不存在任何具体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同阿尔巴尼亚新政府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特别是加强经贸关系。1993年，两国签署了《贸易发展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1999年阿尔巴尼亚总统迈达尼率团访华；2000年阿尔巴尼亚议会批准成立了阿中友好议员小组，同年年底两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继续朝着良好方向发展。2004年，两国签署了《中阿教育和科学部教育合作协议》《中阿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阿广播电视总局合作协议》。2013年7月1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调频台在阿尔巴尼亚正式开播。两国各部门、各级别领导间的交流和互访也稳步推进，2013年11月，李克强总理会晤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2014年7月，阿尔巴尼亚总统国际关系事务助理卡斯特拉蒂应邀访华。在政治关系不断推进的同时，中阿经贸合作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目前中国向阿尔巴尼亚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机电产品、棉花、大米、炼焦煤、服装、鞋帽、纺织纱线和医疗器械等，也从阿尔巴尼亚进口少量铬矿石。[217]
阿尔巴尼亚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由于历史上两国曾出现过关系紧张的时期，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大量中国援阿人员陆续撤离，在80年代中后期逐渐恢复关系后，赴阿华人华侨数量也比较有限，目前在阿尔巴尼亚注册成立的华人私人公司约30家，国营公司2家，主要经营商品的进出口业务。此外，一些中资私人公司已经开始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开办服装厂和无线通信公司等。“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将有效促进中阿关系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在阿华人也将开辟一片崭新的天地。
第一，发挥阿尔巴尼亚区位优势，为中方企业开拓欧洲市场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对于以占领欧洲特别是中北欧市场为目标的中国企业来说，阿尔巴尼亚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是中国企业进军中北欧市场乃至西欧市场的重要跳板。投资阿尔巴尼亚的中国企业还可以利用阿尔巴尼亚与其他中东欧国家以及欧盟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打开更为广阔的欧洲市场。鉴于阿尔巴尼亚仍属于欧洲较为落后的国家之一，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投资前景十分乐观，是华侨华人可以考虑的重要投资对象国。
第二，立足当地国情，因地制宜发展相关产业。阿尔巴尼亚资源单一、人口不多、国内市场有限，中国企业对阿投资应该立足于当地市场需求，可根据在阿华侨华人近年来与阿方友好交往的经验发掘最有利的投资点，如中国企业可投资电力行业以缓解阿尔巴尼亚国内电力紧张的情况，尤其可利用其境内丰富的水力资源发展水电产业。此外，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铬矿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以3730万吨的储量位居世界第七、欧洲第二，且在1990年以前，其铬矿生产仅次于南非，居世界第二位，出口居世界第三位，但由于资金、技术和体制变化等原因，铬矿生产呈逐年下降趋势，因而中资企业可以抓住这一机会并利用历史上中阿铬矿合作的原有基础，投资在阿铬矿资源的开发，促进双边贸易进一步发展。
第三，开辟中阿旅游新路线，共谱“一带一路”新愿景。阿尔巴尼亚因濒临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而风光秀美、气候宜人，境内多湖泊山泉及原始森林，具有发展旅游业的天然优势。虽然近年来阿尔巴尼亚政府大力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阿尔巴尼亚国内旅游设施不足，许多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而中国人近年来出境游的热情高涨，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国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旅游合作关系，但中阿旅游线路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因而可适当开发中阿旅游热线，在促进阿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沟通。
第四，开展教育和人文合作，促进双边人文交流。尽管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上百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但目前对阿汉语推广方面的努力还处于初级阶段。中阿关系恢复正常后，自2008年起，国家汉办才开始派遣汉语教师赴阿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据统计，2008年至2012年，地拉那大学学生选修汉语课程的人数从最初的15人增至71人，除此之外，在阿境内还陆续出现了由华人开设的汉语学校，但注册人数并未超过百人。[218]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阿尔巴尼亚发展经济和对外交流的愿望也比较迫切，中国对阿尔巴尼亚进行文化推广方面潜力巨大，前景十分可观。同时，可以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大量开展中阿两国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可采用举办相关论坛、文化活动及媒体宣传等多种途径。
白俄罗斯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白俄罗斯位于东欧平原西部，其东部、北部与俄罗斯接壤，西邻波兰，南接乌克兰，西北部和北部分别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相连。白俄罗斯地处欧洲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是俄罗斯通往东欧和西欧的战略要冲以及欧亚大陆桥必经的交通枢纽。独立前的白俄罗斯是苏联通往中欧、西欧的门户，独立后又成为俄罗斯遏制北约向独联体东扩及同北约抗衡的战略前沿。
白俄罗斯族是该国的主体民族，约占总人口80%以上，其次为俄罗斯族，约占11%。由于历史上曾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因而白俄罗斯语和俄语同为白俄罗斯的官方语言，其主要宗教信仰为东正教。白俄罗斯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白俄罗斯人属于东斯拉夫的一支，在公元9世纪基辅罗斯建立后成为古罗斯的组成部分，12世纪后建立起封建公国，14世纪并入立陶宛大公国，16世纪中期并入波兰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王国被瓜分后原属白俄罗斯地区并入俄国，随后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1991年8月25日宣布独立。独立后的白俄罗斯采取了同俄罗斯联盟的政策，走同俄罗斯一体化的道路，两国于1996年结成俄白共同体，1997年建立俄白联盟，1999年签订建立联盟国家条约。此外，白俄罗斯还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成立关税同盟，共同推进统一经济空间、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一体化机制建设，积极响应俄罗斯提出的建立“欧亚联盟”的设想。在独联体国家中，俄白关系最为紧密。[219]
近年来，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采取全方位的务实取向，注重发展与独联体国家（首重俄罗斯）、中国及印度等大国的关系，致力于提高国际地位，积极与各国开展合作、参加国际组织，并严守非军事化、不提出领土要求的中立化方针。
中国－白俄罗斯关系
白俄罗斯是苏联解体后才独立出来的主权国家，但是中国与白俄罗斯友好往来的历史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丝绸之路时期，两国在联合声明中也指出“人民悠久传统的友谊”。中白两国自1992年1月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发展顺利，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成为“好朋友和好伙伴”。2001年，中白两国首脑会晤将21世纪的两国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在21世纪，两国“将在高度信任、互相合作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白方领导人也十分重视对华外交，卢卡申科总统在2013年曾指出，“中国是白俄罗斯亲密、可信赖的朋友”，“发展对华关系是白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白俄罗斯是独联体国家中同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之一。
建交后，中白两国在科技和经贸方面积极开展合作，先后签订了贸易协定、经济合作协定、电子等科技领域的一系列合作协定。在此基础上，双边贸易额由1992年起步时的3390万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139亿美元，8年增长236%。有数据显示，2012年，中白双边贸易额达15.8亿美元，同比增长21.4%，其中中方出口9.2亿美元，同比增长30.4%；进口6.6亿美元，同比增长10.8%。1996年中白政府间科技合作委员会成立以来，现已召开10余次例会。1995～2002年，中白经贸混委会和科技混委会已分别举行了5次会议。此外，双方还决定分别在两国首都举办“中国科技日”和“白俄罗斯科技日”活动，迄今已经举办多次。中国贸易促进会和白俄罗斯工商会还组织相互举办贸易展览会。近年来，中方在白投资不断增多，其中中方独资企业占中国在白俄罗斯投资企业的半数以上。与此同时，两国项目合作也在逐渐铺开，华为、中兴、美的、中信、海经公司等企业在白项目稳步推进。
两国人文交往与合作范围自建交以来也在不断扩大。1999年，两国开始互办“文化日”活动，截至2012年，中国在白俄罗斯举办了6次“中国文化日”活动，白俄罗斯在华举办了7次“白俄罗斯文化日”活动。2009年10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白俄罗斯语网站正式开通。2010年10月，白俄罗斯文化部派多个艺术团体赴华出席上海世博会和“白俄罗斯文化日”活动。2007年1月26日，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挂牌。2011年9月，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揭牌。2012年，两国热烈庆祝建交20周年，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双方举办庆祝招待会，发行纪念邮封。中国留白学生艺术团在“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节”演出，反响热烈。在此基础上，两国互派留学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校际交流范围也在迅速扩展，如2013年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在校学生总数为3.8万人，其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就高达890人。
白俄罗斯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目前，在白俄罗斯的华人以留学生为主，在白俄罗斯从事劳务和经营私人企业的人数并不是很多，据统计，2013年年末，中国企业在白俄罗斯人数为1598人。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在白俄罗斯开办自己的企业，或与白俄罗斯伙伴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目前，中国已在白俄罗斯注册中资企业40多家，白俄罗斯在华注册企业近20家。中白双方企业在对方国家成立合资、独资企业的时机已经日益成熟。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为中白关系发展带来新的重大机遇。白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愿积极参与并为此做出贡献。白俄罗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向欧洲延伸的重要节点，地理位置优越。白方也愿与中方扩大贸易规模，开展产能、工业园、金融合作，并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来白俄罗斯投资兴业。2014年12月22日，中白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中国商务部和白俄罗斯经济部关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议定书》。双方决定以此为契机，互为战略合作伙伴，发挥白俄罗斯独特的区位优势，以工业园等示范性大项目为重点，拓展产能、基础设施、高科技、金融信贷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发展，造福两国人民。[220]在华侨华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以华侨华人为纽带，发挥商会的作用，加强省际沟通交流。白俄罗斯工商会在发展白中双边经贸关系中不可或缺。早在1993年，该会就在两国友好人士的推动下与中国贸促会签署了合作协议。最近几年，白俄罗斯工商会与中国伙伴的合作，特别是和贸促会的合作进展顺利。白中已经建立了6对友好省州、5对友好城市，还在中国进行了6次国家级展出、20多次组团访华以及各种类型的培训工作。“白俄罗斯已经与中国的西部新疆和东北部黑龙江、吉林的多个省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甚至结成友好省市，因此做好区域性合作有助于发挥双边经贸联系的巨大潜力。”实际上白俄罗斯工商会做出的成绩远不止于此，它在促进两国进出口贸易、大型项目投资以及与华侨华人组建合资公司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成绩。[221]
第二，加强农业合作，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尽管中白双方经贸合作日渐深入，但是，双方在农业方面的合作十分有限。例如，目前一些白俄罗斯企业和组织在中国拥有自己的代表处和经销处，但白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中农产品很少，只有有限的奶粉、乳浆的食品加工原料，比如伊利集团、三元集团等中国企业，还有一些小的批发公司，双方在奶粉方面合作空间很大，可考虑建立中白合资企业。此外，白俄罗斯是欧洲比较大的制造亚麻的国家，仅次于法国和比利时。近年来，中国进口欧洲的亚麻较多，国内需求也长期走高，所以中国可以鼓励华侨华人在白俄罗斯成立合资企业或独资公司种植亚麻，在做好基本的加工处理后出口到中国做深加工加工成衣。
第三，拓展产业合作领域，真正实现互联互通。2014年，中白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为18.94亿美元，2013年中国企业对白俄罗斯直接投资额为2718万美元，中国企业完成营业额为16.5亿美元。就目前两国经贸特点来看，中国的通信设备、轻工纺织品、家电产品在白俄罗斯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而白俄罗斯拥有丰富的木材资源，最近新的油田也得到发掘，人口受教育程度高，市场分别向俄罗斯和欧盟国家开放，这些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中白双方要为各类要素资源的跨境流动创造更优越的环境，以有效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玫瑰王国——保加利亚的华社与华商
保加利亚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南部，北连罗马尼亚，南接土耳其、希腊，西邻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东濒黑海，首都为“花城”索菲亚。有“巴尔干果菜园”及“玫瑰王国”美誉的保加利亚，是欧洲重要的农业国家及全球最大的玫瑰产地，酸奶、葡萄酒誉满国际。保加利亚的主要工业包括机械制造业、纺织服装业、化工业等。保加利亚属外向型经济，总体规模小，对外依赖度高。[222]
在保加利亚全国724.5万人中，保加利亚族占83.9%，土耳其族占9.4%，吉普赛人占4.7%，其他族群占2%；官方和通用语言为保加利亚语，土耳其语为主要少数民族语言；国民多信奉东正教，少数信奉伊斯兰教、天主教及新教等。保加利亚人民具有特别的文化及节日，包括他们摇头表示“好”，点头则是“不”。每年3月1日，人们会在胸前别上一朵红、白两色的绒线小花，代表春天给人们带来的问候。5月、8月保加利亚的加布罗沃城都要举行幽默节，民众以幽默风趣的装扮走上街头狂欢。[223]
中国与保加利亚双边关系
中国与保加利亚于1949年10月4日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9月开始互派大使。此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迅速发展。1952年中保签订了两国政府间第一个贸易协议，采取政府间记账贸易方式。1955年成立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委员会，之后在科技、广播、邮电、植物保护等领域进行合作。两国领导人、政府代表团、群众代表团和文艺团体往来频繁。
1985年，中保两国成立了政府间经济、贸易及科技合作委员会（自2007年第13届改为经济合作委员会），该委员会迄今共举行了14次会议。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后，全面执行欧盟共同贸易政策，降低关税和贸易规范化为双边经贸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贸易额逐渐增长。但由欧盟发起的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也限制了部分中国产品进入保加利亚市场。
近年来中保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一是保加利亚特色产品在中国的知名度扩大；二是经济合作的形式多样，领域扩大；三是双边往来频繁，地方政府、企业间的经贸代表团互访增加。据欧盟统计局统计，2014年中保贸易总额为18.6亿美元，同比下降1.6%，其中，保加利亚对中国出口7.1亿美元，下降18.3%；自中国进口11.5亿美元，增长12.6%。中国仍位居保加利亚第九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非欧盟国家贸易伙伴。
金属及其制品是保加利亚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其中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是铜制品。保加利亚玫瑰产品、酸奶、葡萄酒和其他优质产品在中国市场日益受到消费者青睐。保加利亚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械产品、家具、玩具等。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当年中国对保加利亚直接投资流量约2069万美元，同年年末中国对保加利亚直接投资存量约1.5亿美元。2013年中国企业在保加利亚新签承包工程合同10份，合同金额1.7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07亿美元；当年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40人，年末在保加利亚劳务人员共有133人。
保加利亚的华社与华商
中国抗日战争中，张荪芬女士投身医护工作，在战火中邂逅了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两人于1942年喜结连理。抗战结束后，张荪芬带着两岁的长子跟随丈夫返回保加利亚，定居首都索菲亚。她在保加利亚生活了60年，但始终没有入籍，五代同堂，儿孙成群，生活简单朴素。[224]
苏联解体后，保加利亚局势动荡，经济每况愈下，市场上物资匮乏，买面包需排队，使用政府发放的限额票。乱世觅商机，几十个青田人于1992年远道而来，到菜市场、餐馆兜售酱油、领带及计算器。从中国引入的纺织品和小百货，满足了当地老百姓需求，后来这些人建立了索菲亚依林翠批发市场。位于保加利亚市郊的依林翠批发市场，原本只是比达卡跳蚤市场旁的小摊，后规模不断扩大，商铺增为1800家，发展成为保加利亚最大的批发市场，华人聚集于市场的一区，商铺由最初的几十家发展至400多家，80%为青田人所有。生意兴旺，客似云来，每日都有罗马尼亚、马其顿及塞浦路斯的零售商前来采购。但2007年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因欧盟国家实行自由通关制，顾客皆涌入规模更大的罗马尼亚批发市场，促使保加利亚华商转而发展餐饮业。
市道可期的消息传出后，华人大量涌入保加利亚。1997年、1998年达到高峰，华人人数达1万人。但保加利亚移民政策的限制、高关税及语言问题，使华人多半只是前来淘金。如今华人人数约2000人，多拥有长期居留权，主要居住在索菲亚。其中，青田人占80%，其次是温州人、福建人、河北人、上海人及江苏人。虽人数不多，但成立了保加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保加利亚中华联合会和保加利亚青田同乡会等社团。
中餐馆除了维持生计外，早期也是保加利亚华人相互交流的平台。第一家中餐馆于1992年开业，名为祖国饭店。最初，餐馆老板以南方人居多，菜系以浙江菜为主，如今则以分量大、价格便宜的北方菜为主。而中餐馆是低门槛的行业，仅需2万欧元就能开业，如今百余家中餐馆布满保加利亚的大小城市，然而因供过于求，生意普遍欠佳，加之保加利亚设置了许多外劳限制，加入欧盟后，从事中餐业者更面临招聘不易的困境。
保加利亚与“一带一路”
2015年6月10日，保加利亚的政府商业代表团在浙江宁波“中国－中东欧国家发展合作论坛”上，宣布保加利亚特色商品常年展开幕。该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该国家特色商品销往中国市场打造平台，并推动文化交流。[225]以下发展，更见证了中保两国于“一带一路”框架下有机合作的契机。
（一）农业及旅游业的扩大
2014年10月，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决定建立农业合作促进联合会，作为农业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2015年6月26日该联合会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正式成立，中国和16个中东欧国家农业部部长的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并签署合作文件。事实上，保加利亚出口到中国的环保农产品和食品，以及当地传统产品，如玫瑰精油，都是极有市场潜力的。保加利亚也是非常理想的旅游选择，保加利亚旅游部部长在出席“丝绸之路”国际会议期间会见了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双方签署了《中保旅游合作谅解备忘录》，其涉及的主要事项包括：鼓励两国企业赴对方国家投资旅游项目以提高双方旅游基础设施水平，推动两国学术机构开展合作、促进信息交流，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旨在促进旅游来往的各项政策、项目和措施的有效落实等。
保加利亚外长米托夫向《经济日报》表示，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不断发展和加强，中国是保加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希望更多的中国游客能到保加利亚旅游，也期待更多高质量的保加利亚农产品、食品、奶制品和化妆品等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公司也在保加利亚的农业领域开展了相应的投资，两国农业合作还有很大潜力，还可探讨新的合作项目。[226]
（二）铁路、港口及机场的建设
2015年10月29日保加利亚交通部新闻官员发表声明，中国已经正式邀请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加入欧亚高速铁路计划，根据该计划将建设一条连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与欧洲中部城市的高速铁路，横穿欧亚大陆。保加利亚交通部表示保加利亚有兴趣与中国和土耳其举行三方会谈。法新社报道称，三国有望签署一份三方合作协议就欧亚高速铁路做出规划。中国与保加利亚将合作成立一家投资开发公司在保加利亚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方面将为建设工程提供巨额贷款。作为回报，保加利亚将允许中国公司使用保加利亚的内河、港口和机场。
欧亚高速铁路建成后将方便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保加利亚可望成为中国商品向中西欧市场出口的转机基地。“一带一路”的推进，更显示了保加利亚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和战略意义，它凭借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在未来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助力打造保加利亚的交通基础设施，将是实现双赢的良好策略。
走过战乱及经济危机的波黑华侨华人
波黑全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其北部称为波斯尼亚，南部称为黑塞哥维那。波黑面积约5.12万平方千米，地理位置优越，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中西部，东部和南部与塞尔维亚和黑山相邻，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与克罗地亚接壤，南部濒临地中海海湾亚得里亚海。20世纪初至90年代，波黑曾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面积第二大国。南斯拉夫解体后，波黑宣布独立，但因国内民族矛盾严重，波黑爆发了三年多的战争。1995年，《代顿和平协议》签署后，波黑民族关系缓和，战后重建也使波黑经济得到发展。如今的波黑是由两个实体（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一个特区（布尔奇科特区）、三个主体民族（波什尼亚克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组成的非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由于波黑地处中东欧腹地，是进入欧盟的门户，同时也是“一带一路”重要的沿线国家，中国日益重视与波黑的经贸合作和发展。[227]
中波两国友好交往
自1992年波黑独立以来，中国与波黑双边关系发展迅速。1992年5月波黑申请加入联合国时，中国给予其提案支持。1995年4月，中国和波黑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波关系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显著，中波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中波政治高层频繁进行互访活动。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部长会议主席等政治高层多次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政治高层进行会晤；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等中国政治高层也多次访问波黑，进行相关的国事活动。在此过程中，中波两国进行了两轮清理条约的磋商，为两国关系友好发展奠定了基础。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尊重波黑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波黑民族团结，积极谋求两国的共同发展。波黑政府也对中国表达了友好的态度。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议会代表院轮值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分别向中国表示深切慰问。2014年云南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发生后，波黑外交部部长致函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慰问。[228]
与此同时，中波两国在经济贸易及科教文卫等领域也进行了交流与合作。目前，中波两国建立了政府间经贸混委会机制，并签署了《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文化合作协定》《文化合作执行计划》等文件。近年来，两国在科教文卫领域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中国南京民乐团等众多中国文化团体应邀赴波黑进行文艺演出；而波黑议会代表院副主席、波黑民政部部长等波黑政府代表也应邀赴中国参加各类论坛。总体而言，中波两国通过多领域、多层次的深入交流与合作，增进了两国友好关系，为民心相通创造了有利条件。
波黑华侨华人
尽管中波两国关系日益密切，政府间的交流和合作增多，但是目前波黑的华侨华人人数仍然较少，他们绝大多数以从事批发零售贸易为主，经营规模较小。根据中国商务部编制的《波黑投资指南（2015年版）》信息，截至2014年，波黑人口总数约379万，而波黑华商仅有400多人。其中，小型华商企业在波黑主要投资开办贸易公司，经营中国商品批发和零售业，他们集中分布在布尔奇科特区、首都萨拉热窝市及塞族共和国首都巴尼亚卢卡市。波黑华侨华人具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时代机遇和个人努力双重作用下，部分华商的商业规模有所扩大。其中，波黑中国商会会长陈春峰的旅波经商经历比较典型。据《青田侨报》报道，旅波期间，陈春峰开始做起了百货贸易生意。在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又乘风而上涉足产业链的上游，从事代理采购、货运、清关等，逐渐形成了一条龙的国际贸易服务。
由于波黑华侨华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较低，因此他们在商业活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社团组织来发挥其影响力。目前，波黑华侨华人的主要商会和社团有波黑华人联合会、波黑和平统一促进会和波黑中国商会。其中，2013年成立的波黑和平统一促进会则以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导和帮助波黑华侨华人、巩固和增进中波双边关系为宗旨。这些华侨华人商会和社团通过组织的力量支持祖国，服务当地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还积极维护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宣传中国热爱和平的传统与和平发展的理念。
近年来，受到欧债危机影响，波黑经济发展缓慢，华商数量与波黑战后重建初期相比逐渐减少。由于波黑是进入欧盟的门户，同时也是东南欧自贸区成员，其国内自然资源丰富，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这些因素激发了中国企业投资波黑的积极性。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推进，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大型中资企业开始进入波黑市场。根据中国商务部编制的《波黑投资指南（2015年版）》信息，2013年5月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承建波黑塞族共和国斯坦纳里30万千瓦燃煤电站项目，使两国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实现了零的突破。2014年中波基础设施合作进一步加强，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国企业在波黑又新签4份基础设施项目的承包工程合同。[229]
“一带一路”建设与波黑华侨华人
在经济贸易方面，要促进波黑华商与中波基础设施合作建设项目工程对接，实现华商企业转型和经济利益共享。目前，中国东方电气集团、中国葛洲坝集团、中国电力建设集团等大型中资企业积极参与波黑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其中，中国葛洲坝集团、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承建波黑图兹拉火电站7＃机组建设项目，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建波黑Glamocani⁃Minista高速公路项目第1标段等。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大型中资企业应积极吸引当地华商参与工程建设，通过项目外包和资本合作等方式带动当地中小华商企业发展，助其扩大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促进华商企业不断转型升级，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在政治法律方面，培训和挖掘波黑华侨华人群体中政治和法律人才，降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具体工程项目的政治和法律风险。自波黑战争后，尽管经过了近20年的融合与发展，但波黑国内民族矛盾仍然存在，政党冲突和利益斗争仍未消除，需要一批熟悉波黑政治的人才为中资企业提供相关政治和政策咨询。与此同时，波黑新旧法律繁多，国家层面继承了南斯拉夫的法律，独立后相继又修订了许多新法律。此外，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各自拥有独立的立法机构，分别制定出不同适用范围的法律和法规，这进一步加大了中资企业承建波黑基础设施项目的法律风险，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加强相关政治和法律人才培养。在当地华侨华人群体中培训和挖掘相关人才，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承建具体工程项目的政治和法律风险。
在文化交流方面，鼓励和支持波黑华侨华人传播中国正能量，积极推进中波两国民心相通。当前波黑以加入欧盟和北约为外交的中心任务，重点发展与欧盟、美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由于波黑实行重点发展欧美关系的外交政策，因此美国的对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波黑的舆论导向。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对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构成了重大挑战，因此美国与中国在开展进一步合作的同时，也力图积极限制中国发展。在国际舆论方面，近年来美国围绕南海、人权等问题批评中国，这些负能量宣传有可能导致波黑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的误读，最终影响具体工程项目的实施。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政府及相关中资企业应鼓励和支持波黑华侨华人传播中国正能量，通过波黑华人联合会和波黑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当地华人社团组织，借助波黑主流媒体资源，以中波文化交流和合作活动为主要载体，努力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积极推进中波两国民心相通。
欧洲心脏的新鲜血液——波兰华商的流动与发展
2015年10月27日，中国“国家智库”和“波兰经济大会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中波智库2015对话”，并成立“波兰中国一带一路促进会”，这是中外智库首次以共建专门机构形式参与一带一路的推动。[230]
无论是国土、经济、人口还是对外贸易，波兰在中东欧16国中皆居首位，也是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合作伙伴。波兰版图状似刀刃，又居东西欧要冲，因此久处风口浪尖；欧洲主要铁路和贸易线路在此汇集，使波兰作为“欧洲心脏”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毋庸置疑，波兰在中欧“一带一路”建设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而波中两国智库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会”，正是看中波兰作为地区“风向标”的地位。
那么，波兰方面是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呢？目前两国的合作现状又如何？
波兰是欧洲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事实上，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波兰与中国就已着手共建两国间的“丝绸之路”。2012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波兰期间，波中两国共同发起“华沙倡议”，呼吁建立中国与中东欧16国合作机制（“16＋1”），并得到中东欧国家的积极响应。2014年11月，“16＋1”机制又在华沙建立常设秘书处。这对于中东欧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波兰也希望把地缘和产业优势最大化，加强与中国的经贸交流。首先，波兰的产业优势在于农业、食品和环保技术，而近些年中国社会高度关注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波兰物美价廉的农牧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2014年，波兰对华出口29.37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31.5%，尤其是农产品和奶制品增长最为迅速。[231]其次，波兰重视自身在中欧交通和物流大动脉中的枢纽地位。2011年“渝新欧”中欧班列打通了中国与波兰之间的物流通道，而2013年成都至波兰罗兹的“蓉欧快铁”使中波经贸交流走上了快车道，“蓉欧快铁”目前是中欧之间最快的固定货运线路。最后，波兰希望与中国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电子信息技术和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波兰是中东欧地区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国家，而波兰在交通和物流领域扮演欧洲中心的雄心壮志也需要中国在技术和资金上给予支持。除此以外，波兰也是一批中国制造企业在欧洲本土化的桥头堡，目前华为、联想、江铃汽车等企业已经在波兰安家落户。中波共建的孔子学院已有5所，近年双方共同开展的文化周、旅游节、图片电影展等活动也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波兰的华商与华社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欧剧变，成千上万的华商涌入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开辟中国商品批发市场。但由于波兰始终坚持严格的签证制度，在这波新移民浪潮中进入波兰境内的中国商贩并不多。而在剧变之前，旅居波兰的中国人以高校留学生和技术人员为主，当时这个300人左右的知识分子群体阴差阳错地占得商机，在贸易中赚取第一桶金，继而在其他行业快速发展。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波兰华侨华人社会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华商文化素质较高，普遍拥有大学以上学历，大多精通波兰语、俄语或英语，且拥有专业技能，这在当时的欧洲中国新移民大潮中极为罕见；第二，波兰华商虽通过中国商品贸易起家，但并没有在波兰建立大规模的商品批发市场，而是分散进军其他行业。2004年，波兰华侨华人总数也只有1300人左右，远远少于中东欧地区同等经济规模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情况在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签证、经贸开放政策相继出台后有所转变。彼时的波兰成为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对接的桥头堡，大量俄罗斯、匈牙利、罗马尼亚的浙江华商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波兰，建立中转市场，将其作为进军西欧的跳板，又可兼顾东欧的市场和货源。
波兰华侨华人以从事贸易和服务业为主，其中早期华商多已转型至服务行业，21世纪进入波兰的华商则主营贸易业。
（一）贸易业
波兰华商的贸易批发业后来居上，其中“华沙中国城”现在已经成为全欧洲最大的商品城。波兰浙商金建敏吸取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中国商品批发市场的经验和教训，避免了华商批发市场常见的“脏乱差”等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主营东西欧中转分拨业务，所以“华沙中国城”的招商对象也以大型贸易公司和直销厂家为主，而非常见的小型店铺，所经营的货物也多是中高档品牌商品。
“华沙中国城”作为现代化的物流中转中心，拥有1000多家大型贸易公司入驻，华商企业不到四成，其他商贸公司多是从世界各国慕名而来。随着中东欧地区的华商不断迁往波兰，如今“华沙中国城”已经难以满足波兰贸易批发业的高速发展，波兰华商又按照这一模式继续开发其他商品城。目前，已经颇具规模的华商批发中心包括华沙市郊的“马克西姆商业批发中心”和“SCC唐人街国际贸易中心”，这两个批发中心的招商对象以波兰本土企业以及最近几年从其他欧洲国家转移至波兰寻找商机的华商为主。
（二）服务业
早期波兰华侨华人大多文化水平较高，因此很多人从贸易批发业转至餐饮、旅游、培训、法律咨询等行业。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波兰华侨华人多集中于服务行业，而且几乎都有高等学历。柴洪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柴洪云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在贸易行业积累资本后进入高档餐饮业，他创办的华都餐厅连锁店是波兰最有名气的中餐馆。华社规模扩大和中波交流增多创造了新的服务业商机，因此柴洪云继续在旅游、教育、传媒等行业锐意开拓，旗下产业还包括波兰华人资讯网、华沙中文学校和波华旅行社，并担任华侨华人联合会、华人联合会、波中经济文化协会等多个社团的领导职务；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会长何京生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原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主修波兰语，留学波兰并留在当地创办了“老北京”餐厅，并且同时从事制造业和贸易业；“中国人家”餐厅的老板李炽也是在波兰留学，硕士毕业后从事餐饮服务业。虽然波兰街头存在大量小型中式快餐店，但是这些餐馆几乎全是越南人所开，而华商主要经营数量较少的高档餐厅。这主要是因为波兰政府在冷战时期接受了大批越南难民，在华社尚未形成规模之时，越南移民抢先占据了门槛较低的中式快餐业。
除了餐饮业以外，波兰华侨华人中还有一批专业人士在其他行业取得了优异成绩，例如“华沙中国城”律师事务所的陈钢律师、“80后”的波兰武术国家队主教练何溪静等。
2008年前后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袭来，欧洲经济受创严重，而波兰稳健的经济政策创造了奇迹，即使在最低潮的2009年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是当年欧盟27个成员国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加上当时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政府大规模清查批发市场，打击“灰色清关”，使大量华商将生意和资产转入波兰。在此背景下，彼时波兰仅有2000～3000名华侨华人的规模，现已发展超过1万人。
波兰主要的华侨华人社团包括波兰华侨华人联合会、华人联合会、华人青年联合会、青田同乡会、华人慈善基金会、波中商务联合会、波中经济文化协会等。成立于1999年的波兰华侨华人联合会是波兰华社的核心组织，注重社会融合问题，定期举办波兰历史文化讲座和波兰法律普及推广等活动。随着华侨华人总数增加，当地华社还创办了华沙中文学校和华沙长城儿童中文学校等学校。而华文传媒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如波兰《环球周刊》和波兰华人资讯网的创办等。
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
波兰华商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交通和地缘优势发展物流中转业，为中东欧华商零售批发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模式。但要想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的机遇下取得更大发展，则必须从以下两个思路考虑。
其一，目前波兰的贸易批发业仍然以中转为主，华商的网络渠道主要是从俄罗斯、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地的中国商品批发市场进货，再转卖至西欧或者中东欧的周边国家，过程烦琐，成本高且耗时。2013年“蓉欧快铁”开通后，波兰华商可以考虑直接与国内厂商建立合作网络，利用新开辟的中欧交通网降低成本。此外，利用“华沙中国城”对西欧的窗口优势，也可以直接向中国厂家招商，吸引制造商入驻商城，实现点对点的厂家直销模式，把波兰作为“欧洲心脏”的地理优势最大化。而波兰侨领大多精通当地语言、法规、政策和文化，可以作为桥梁促进中国企业对波兰的直接投资以及并购。
其二，中波贸易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平衡问题。以“蓉欧快铁”为例，成都发往罗兹的列车几乎每趟都全部满载，而回程的装载率却不足20%。2014年，波兰对中国出口总额只占进口总额的10%。事实上，波兰的农牧业产品与西欧相比，无论是价格还是质量都占据优势。以奶制品为例，同等质量的盒装奶，波兰产品的价格比荷兰低20%多。但是中国客户不了解波兰产品，习惯性地购买西欧国家的品牌产品，而波兰厂商也不了解中国市场和文化，其商品迟迟无法进入中国市场。波兰华商熟悉两边的市场现状，可以抓住目前的市场空白，加强两地经销商的沟通联系，从而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新商机。
波罗的海三国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合称为“波罗的海三国”，它们在地理、语言和历史方面十分相似，从地理上看，三国都位于波罗的海东岸，互为邻里。从民族历史看，三国都是在新时期从欧洲东南部向波罗的海沿岸迁徙的民族的后裔。从语言上看，三国分属两个语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属于印欧语系的立陶宛语支，临近芬兰的爱沙尼亚则属于芬兰语支。从民族国家的发展看，三国先是经历了中世纪日耳曼人的侵略和统治；18世纪后，先后被纳入沙俄统治范围；20世纪早期曾获得短暂的独立，但在40年代后又被强行加盟苏联，直到苏联解体才重新获得独立。
波罗的海三国皆为欧洲小国，面积小、人口少，中国国内对其了解甚少，大都限于其作为原苏联加盟国的认识。直至近年，随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深化，中国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关注逐步提升。中东欧地区作为欧亚大陆联结处，自古就是沟通中西贸易的重要通道，自2012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举行以来，中国与中东欧的“16＋1”经贸合作迅速发展。当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涉及沿线国家60多个，其中有1/4地处中东欧。该战略的推广，不仅符合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标，也满足了中东欧国家对基础建设和资金的需求。随着中国－中东欧经贸合作的深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将会有更多的企业走进中东欧，而波罗的海三国临近德国和北欧，与西欧和北欧的联系较其他中东欧国家更为密切，可以成为中国的产品和资金进入欧盟的又一渠道。近年来三国对于与中方合作表示极大兴趣，政府层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反响良好，合作前景可观。
波罗的海三国与中国的往来
苏联解体后，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宣布独立。此后，三国积极推动与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的政经合作，同时也十分重视与中国的交往，在1991年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中国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在经贸、能源和文教方面的合作逐步深化。
在经济往来方面，贸易合作是最主要形式，其中以中国与立陶宛经贸往来最为显著。立陶宛曾被誉为“中欧地区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它的投资环境良好，在2015年世界营商环境排名中居第24位，远超中东欧其他国家。中立双方自建交以来，就签订了贸易合作协议，中国向立陶宛出口电子和通信技术产品，以及服装、钢材等，而从立陶宛进口的主要是仪器仪表、奶制品和农产品等。目前，中立双方已经互为各自所在区域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与立陶宛不同的是，爱沙尼亚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常年以电子通信产品为大宗。这主要是由于爱沙尼亚电子信息技术发达，相关产业比较成熟，对电子产品及相关配件需求较大，而中国物美价廉的电子产品颇受该国市场青睐。尽管如此，中爱两国在双边贸易中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由于爱沙尼亚在独立后极力要融入欧洲，其经贸合作的主要对象仍是欧盟，中国并未成为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因而，拓宽经贸往来的领域成为当前拓展对爱沙尼亚经贸合作的突破点之一。
事实上，经贸合作离不开政府间的政策保障以及官方或半官方组织的协助，中国与拉脱维亚的双边贸易就得益于此。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已经签署了《经贸合作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商检协定》等合作协定。以此为基础，同时在两国经贸合作委员会的协调和推动下，中拉双边贸易得以顺利开展。近年来成立的拉脱维亚－中国商务委员会（简称拉中商会），囊括了拉脱维亚各行业最重要的企业，致力于发掘两国经贸合作的新领域，并同时为两国企业合作铺路搭桥，推进双方的了解和信任。
在能源和基础建设合作方面，立陶宛走在三国前面。2014年中国连云港港口集团与立陶宛铁路公司、克莱佩达港口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计划搭建连云港到克莱佩达港的物流通道。此外，近年来立陶宛为了解决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问题，加大了对核电站等能源项目的建设，就此契机，目前已有超过10家立陶宛发电厂正在谈判引入中国的投资。紧跟其后，拉脱维亚方面也表示期待合作。拉脱维亚总理斯特劳尤马在2015年11月到中国访问，特别指出中拉两国在交通、物流领域合作的重要性。[232]而爱沙尼亚对“一带一路”战略下的能源合作比较关注。鉴于爱沙尼亚丰富的页岩气存储量以及先进的开发技术，它们期待未来在开发页岩气等清洁能源方面能实现双方合作。
此外，自建交以来中国与波罗的海三国伴随着经贸、能源和高科技领域合作的深化，文化交流方面也不断升温，2014年下半年，由波罗的海三国联合主办的“波罗的海艺术节”在华盛大开幕。[233]建交20多年间，中国和拉脱维亚两国签署了多个文化交流协议，并实现了多次文化互访，为两国文化交流往来搭建了更大的平台。此外，2010年中国在塔林大学设立了孔子学院，通过办学、展览和文艺表演的方式向爱沙尼亚人民传播中华文化，也极大地促进了中爱双方的文化交流。[234]
波罗的海三国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目前在波罗的海三国的华侨华人，大都是苏联解体后才从中国过去的。据建交初期的统计，三个国家中各有数百名华人，基本上居住在各国首都，其中又以爱沙尼亚华人最多。当地华人以个体经营的商人和留学生为主，前者大都以经营餐馆和超市为生，经过一定时间的经营，当地人也逐渐接受了便宜又方便的中式快餐，不少也成为华人餐馆固定的消费者。总体而言，波罗的海三国的民众对当地华人的存在是比较能接纳的。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华人仍然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工作之余少有的娱乐也以华人圈子为中心，比如和亲友聊天、聚餐、打牌，或者是通过网络收看中国的电视、综艺节目等。近年来，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推出房产投资移民政策，吸引了不少有移民意向的中国人。2010年，拉脱维亚首开此风，对《移民法》进行修订，规定外国人在购买房地产后可获得该国五年期临时居留证。据统计，在该政策推出后四年间，接近2000多名中国人在拉购买房产并获得临时居留权。这批投资移民构成当地的“新华人”群体，区别于千禧年前后移民的“老华人”，其教育程度较高且有一定的资本，以投资和获得申根国签证为移民的目的。
尽管目前波罗的海三国华侨华人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规划中，波罗的海沿岸是重要一环，中国与沿岸国家未来合作的潜力无限。当前，无论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还是有移民或海外投资倾向的中国移民，已经注意到波罗的海三国未来的发展潜力。这是值得关注的趋势，也意味着中国向波罗的海三国推广“一带一路”战略中应当将侨务政策的制定考虑在内，以充分发挥当地华侨华人群体的作用。
中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的经贸合作中，除了基础建设、能源合作以及固有的产品进出口贸易外，还有许多领域尚待开发。以农产品的进出口合作为例，中国市场庞大，对于波罗的海三国的企业而言有巨大的吸引力，它们一直希望能直接出口到中国；而波罗的海三国的农产品，特别是奶制品的品质优良且价格较西欧国家要低，这一方面的投资与合作很有前景。考虑到近年来中国投资移民的目光已经投向中东欧，可以引导当地华人以及有意投资当地的企业和个人转向新的合作领域。
“一带一路”建设要真正落实，一定不能仅仅满足于官方达成的共识和合作规划。据了解，在波罗的海三国中，民间对“一带一路”的反应并不如官方积极，主要是对该战略的目标以及规划并不了解，甚至在当地政府层面，对于如何利用“一带一路”来实现国家双边合作也存有疑虑。鉴于此，培养熟悉双边国情及语言的人才，以及扩大交流平台是当务之急。其一，可以加大中国与波罗的海三国在教育方面的合作，吸引更多留学生到华学习，以实现华文教育推广和公共外交之目的；同时，三国的高等教育有其独特的优势，比如爱沙尼亚的电子信息技术发达，相关教育科系在世界排名靠前，可以鼓励相关教师和学生的双向交流，为推动双方信息科技产业合作培养人才。其二，设立专门的研究中心，定期开展学术研讨和文化交流活动，也是重要的环节。据了解，2015年在中国华北科技学院成立的中国－拉脱维亚“一带一路”学术交流中心，规划定期安排专家互访，共同参与欧盟、拉脱维亚和中国的科研项目，以及派遣中国留学生和教师到拉脱维亚做汉语教师和志愿者，等等。这一研究中心的成立，对中拉两国未来的合作和交流意义深远，我们相信，类似机构的成立以及文化交流的开展，对“一带一路”战略在波罗的海三国的推广应该能起到积极的作用。[235]
“要想富，先修路”——黑山华侨华人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黑山位于巴尔干半岛中西部，与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为邻，首都为波德戈里察。“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耳熟能详的俗谚对于黑山这般多山的小国尤其贴切。事实上，修筑贯通全国的高速公路、畅通物流输送渠道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黑山政府的重要建设工程。作为从南斯拉夫离析而出的东欧小国，黑山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能够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也相当有限。黑山于2006年独立后不久便宣布要修建南北高速公路，可惜好事多磨，2008年开工仪式后，由于欧洲承包企业的意外退出，工程延宕许久。所幸中国政府及时伸出援手，向黑山提供了工程启动贷款和技术支持，因此，由斯莫科瓦茨通往马特塞沃的黑山南北高速公路最终交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路桥工程公司承建，在2014年12月14日正式动工。启动仪式当天，黑山总统菲利普·武亚诺维奇（Filip Vujanovi）、总理米诺·久卡诺维奇（Milo ukanovi）、议会议长兰科·克里沃卡皮奇（Ranko Krivokapi）一同出席，表示了对黑中基础建设合作的期待。[236]
黑山南北高速公路一旦成功修建，将降低该国交通运输的成本，带动沿线城市的发展，促进旅游资源的整合，同时也为中黑两国的紧密合作拉开序幕。2015年，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在浙江宁波开幕，黑山积极参与，副总理武伊察·拉佐维奇在启动会议上发言，指出中东欧各国政府间和民间就“构建中国与中东欧共赢新体系”展开交流的重要性，表示黑山欢迎中国企业投资其旅游、农业、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政府间的共识是合作的基础，中黑两国自南联盟时期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谊，2006年黑山独立时即获得中国承认，两国建交后政经文教领域的交流合作逐步深入，在“一带一路”战略向中东欧铺展的背景下，双方政经文教交流深化值得期待。[237]
黑山与中国的往来
黑山共和国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中西部，东北与塞尔维亚、东南与阿尔巴尼亚接壤，西北与克罗地亚和波黑相连，是亚得里亚海东岸沿线国家。黑山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在历史上长期被异族统治，近代以来曾实现短暂独立，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划入南斯拉夫王国，随后在1945年成为南斯拉夫六个加盟国之一。1992年，南斯拉夫解散，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国纷纷独立，余下黑山和塞尔维亚两国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2006年，黑山通过公投宣告独立。独立后，黑山以加入欧盟为对外发展的核心目标，同时与周边国家积极开展外交关系，也在2006年与中国建交。[238]
黑山是原南斯拉夫加盟国中发展较为缓慢的，经济基础薄弱，以旅游业和制铝工业为支柱。在南斯拉夫解体以后，受到战乱和国际制裁的影响，经济衰退严重；该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中，经历了北约国家的轰炸，许多桥梁、公路都被炸毁，大部分公共设施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经济更是一落千丈。战后，黑山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修复政策，逐步收到了成效，国内经济慢慢恢复。因而，黑山政府十分欢迎外国企业投资，以加速经济的恢复。
中国方面也逐渐关注到黑山发展的潜力，自2006年建交后，中黑两国在经济和科技文教及旅游等领域的合作稳步发展。
首先，在经济方面，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和农业、制造业基础不健全，黑山在能源、农工业产品和日常消费品方面都依赖进口，且以塞尔维亚、希腊和波黑为主要贸易伙伴，长期以来中黑贸易往来并未有较大的突破。近年来，中国对黑山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建设项目上，比如前述的南北高速公路等，据悉，中国在黑山南北高速公路项目中为黑山提供了6.87亿欧元贷款，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计划中借贷数额最大的一笔。随着项目的开展，中国企业对当地市场的了解也不断加深，有利于未来合作的展开。
其次，在教育和科技领域，中黑两国也有密切互动。近年来，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深造的黑山学生逐年增多，越来越多黑山年轻人对学习中文以及前往中国留学产生兴趣。为此，在中国方面的支持下，长沙理工大学和黑山大学合作创办了黑山第一所孔子学院，积极招收有志于学习中文的学生，并通过举办中小学征文绘画比赛等活动来吸引黑山青少年，鼓励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和认识中国。
最后，作为一个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国家，旅游业向来是黑山的支柱行业，但长期以来少有华人旅行团到访，直到最近黑山才被中国游客作为欧洲旅游行程的一个部分而渐被知晓，这相较过去已是很大的进步，毕竟黑山对于中国人而言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国度。
黑山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
现居于黑山的华侨华人，大都是在南联盟时期入境的。据了解，在南联盟建立初期，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华人共约4500人（1992年），大都集中在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前往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华商逐渐增多，南联盟解体前后增至6000人，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贝尔格莱德。华人主要来自浙江省青田县，以从事小商品批发和零售为主，个别经营中餐馆。
南联盟解散后，塞尔维亚和黑山分别独立，由于此前过半的华商都生活在贝尔格莱德，这使独立后的黑山境内华人人数较塞尔维亚少得多。根据2008年的统计，黑山华人人口大约仅有200人，而同一时期塞尔维亚境内华人将近1万人。也是受政局动荡所影响，目前黑山华人人数有限，发展空间不足。但就长远来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推动的脚步，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黑山市场，这对在黑华人社群的壮大无疑是重大机遇。
展望未来，无论是中国有关方面还是当地华侨华人，都应该抓住黑山大力吸引外资的机遇，积极参与对黑山的投资建设。黑山的经济一直严重依赖进口，国内工农业发展十分缓慢，所以自独立以来政府就大力吸引外资，并着力改善外商在黑山投资的环境。在此背景下，中资企业及早进入黑山布局，当地华人协助发掘中黑双方互利共赢的开发项目，当属大势所趋。
目前黑山政局基本保持稳定，但其国内宗教和民族问题仍对社会安全造成威胁。特别是在2006年的全民公投中，独立派仅以0.4%的微弱优势取胜，但是黑山国内亲塞政党拥有较大势力，黑山与塞尔维亚重新联合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一旦黑山再次发生变动，恐怕会引起不小骚动，给当地华人社群以及中资企业带来风险。因而，对黑山进行详尽评估，提醒企业及个人做好避险安排，在短期内仍属必要。
捷足之客——捷克的华社与华商
2015年6月，中捷签署了首都直航谅解备忘录，三个月后，北京与布拉格之间首班直航线路开通，中捷双方迈出了“一带一路”实质性合作的第一步。
捷克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捷克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根据欧盟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和捷克双边贸易额为114.8亿美元，增长率高达11.9%。2015年上半年以来，中捷加强了“一带一路”合作的双边协商和舆论宣传。捷克驻华大使接受央视采访时指出，捷克已准备好迎接“一带一路”，该计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实现“互通互联”的目标，与捷克的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优势一致。[239]2015年5月，捷克主流媒体社论《建设丝绸之路的美好愿景》，向捷克民众详细介绍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并且刊登了中国驻捷大使有关“一带一路”的专访。目前，两国已就航空设施、物流中心、科技园建设和人文交流展开新一轮协商，捷克有望成为继匈牙利之后第二个签署“一带一路”正式框架协议的欧洲国家。
旅捷华侨华人是两国合作不可忽视的有利因素。20多年来，捷克华侨华人是两国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桥梁，也是双方政治互信、经济互联、文化互容的坚实基础。
捷克华侨华人基本概况
捷克华侨华人共有5000多人，侨社规模在中东欧国家中并不突出，却有其一些发展特点。其一，捷克华侨华人原籍高度集中于浙江省，尤其以青田县占绝对优势，青田籍华侨人数将近4000人。[240]新移民在浙江温州和福建福清等侨乡分布并不太多，北方籍贯者更是少见。籍贯集中的特点使捷克侨社在产业集聚、信息分享、资金流动等方面具有优势，华人社区非常团结。其二，欧洲的中国新移民多以从事小商品零售和批发等行业立足，至今贸易业也占有显著份额。捷克的青田籍移民却另辟蹊径，发展高端餐饮业，形成高档化、品牌化、规模化、连锁化的经营模式。
捷克华侨华人人数不多，但社团组织和华文媒体颇具规模。捷克最大的华社组织是青田同乡会。青田同乡会成立于1999年，作为捷克华社的中流砥柱，在监督行业规范、接待国内访问团、沟通中捷商贸和文化交流、维护华侨团结、赈灾扶贫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青田同乡会成立12周年之际，时任捷克总统克劳斯及夫人还为同乡会题写了亲笔贺词。当地主要侨团还包括捷克华商联合会、温州商会、捷克华人青年联合会、华侨华人餐饮协会、福建商会、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等。此外，捷克华侨华人已创办了4家华文媒体，包括中欧新闻社、《捷华通讯》、《华商导报》和《布拉格时报》。这些媒体立足捷克，面向整个中东欧的中文读者推广发行。
旅捷华侨华人两大行业：高端餐饮与贸易制造
华社“三把刀”中的“菜刀”本是中国人在外安身立命的传统行业。然而，捷克华侨经营的餐饮业并非推出传统的低端“夫妻店”，而是一开始就走高档精致路线，独具特色。华商开设的高端餐厅集中于布拉格繁华商业区，强调装潢考究、风格典雅、菜品精致，主打呈现中国风也适合本地口味的菜色，顾客群体也是以本地人为主。高端餐饮业为捷克华社积累了大量财富，也打破了舆论对中餐馆不卫生、廉价劣质的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高端餐饮业使华人有更多机会与捷克的社会精英和中产阶级相互交流和了解，方便华侨华人更快地融入主流社会。现今捷克全国有400多家华商高级餐厅，其中300多家是由青田籍人士经营，[241]另有数百家快餐店分布各地。这些餐厅还于2007年联合组织了捷克华侨华人餐饮协会，以弘扬中华美食文化、传播中国正面形象为己任。
经过20多年的摸索和积累，捷克涌现出一批名牌餐厅和成功侨领。青田籍郑朝伟是最早一批来捷克创业的移民，也是捷克中餐业的开拓者。拥有大学学历的郑朝伟1988年就来捷克寻找机会，在东欧剧变中敏锐发现商机，率先在布拉格创办了当时档次最高、规模最大的饭店，为同乡创业打下基础。青田同乡会成立时，郑朝伟因为卓越的贡献被高票推选为第一任会长；青田同乡会第二任会长孙悦新旗下拥有“东方明珠”和“东方美食”两家餐饮连锁集团，在布拉格市中心拥有多家分店，在捷克华侨餐饮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捷克华侨华人青年联合总会会长周灵健创办的“东海饭店”是布拉格最受欢迎的高档餐厅之一，捷克总统等社会名流经常光顾。凭借餐厅提供的社会网络平台，青年联合总会成立时总统夫人、教育部副部长和参众两院部分议员也代表捷克政府出席祝贺。除此以外，黄频的“黄河饭店”和宗伟勇的“颐和园饭店”更是被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评为“国际中餐名店”。
凭借高端餐饮业奠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网络，旅捷华侨华人经济逐渐向上下游产业扩展，如今在商业地产、连锁超市、物流和文化产业都已经崭露头角。
与其他中东欧国家一样，20世纪90年代捷克的政治经济体制剧变也为华商提供了历史机遇。早期青田籍华商通过从事中捷国际贸易，把浙江义乌等地的小商品带到捷克赚取高额差价，赚得第一桶金。
捷克华商的大型国际贸易公司现有30多家，加上布拉格市内两个中国商品批发市场的数百家店铺，形成中捷商品贸易的产业链。捷克华商的贸易批发业与邻近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相比规模要小得多，但经营方式和品牌塑造独具风格。捷克的社会经济水平在中东欧国家中相对较高，2006年被世界银行列为发达国家，因此捷克消费者对于优质高价商品有较大的承受力。部分捷克华商察觉到本地市场的消费特点，改变之前“量大价低”且过度集中于纺织品批发的传统经营方式，在高端商品和自主品牌上下功夫。历经多年打拼，捷克华商开办了一批专营建材、卫浴、进口食品或首饰等面向高消费群体的贸易公司。这些公司在浙江、福建家乡建立工厂，在捷克拥有大型仓库和稳定的销售网络，然后同时在中国和捷克注册商标，有强烈的质量和品牌意识，从而形成从生产到销售的一条龙模式。近年来，捷克华商开始在当地建厂，并在华商网络以外开拓本地经销商渠道，真正实现品牌落地和本土化的华丽转身。
“袜子大王”陈乃科是贸易行业的成功代表，也是全中东欧第一个创建品牌的华商。陈乃科1993年赴捷，他成立捷克兴华贸易公司专营袜子，并在中东欧各国注册“NAKE”商标。陈乃科的袜子制定严格的规格参数和工艺程序，以其高质量在捷克和邻近国家大受欢迎。陈乃科的产业链包括浙江的研发基地和工厂，布拉格的自营进出口贸易公司，以及遍布欧洲各国的代销商，并且延伸至中高端品牌的时装行业。[242]
2004年捷克加入欧盟，迫使华商加快产业升级和品牌打造。近年中捷“一带一路”合作的展开，更为捷克华侨华人带来重要机遇。
捷克华侨华人如何参与“一带一路”
中捷“一带一路”合作主要锁定高新工业、基础设施和人文旅游等领域。华侨华人具备文化、资金及人脉网络等优势，对双方政商互动多有助益。特别是高端餐饮业为华社和侨领在捷克政治、商业和文化领域的上层社会中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品牌贸易和制造业是中资企业投资捷克的信誉保证，有效遏制了“中国威胁论”、“劣质倾销论”和排华思想在当地的蔓延。随着两国实质性合作项目的逐步展开，捷克华侨华人还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首先，捷克是欧洲传统工业区，在机械制造、航空技术和服务、汽车、化工、环保能源等领域拥有世界先进技术，而中国在交通基础设施、家电制造和电子通信行业也有不俗的实力，双方的产业优势互补，有较大的合作空间。事实上，很多捷克高新技术公司有进军中国市场的强烈意愿，但是文化差异和缺乏了解使其犹豫不决，而旅捷华侨华人可凭借人脉、语言和文化优势打破隔阂。另外，双方规划中的科技产业园也是旅捷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目前长虹集团、陕鼓动力、中兴和华为等公司已经在捷克投资设厂，其中长虹集团最大的海外生产基地就在捷克，年产电视近百万台。捷克中资企业的本土化趋势非常明显，已经成为旅捷华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深耕捷克20多年的华商是中资企业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的引导者。
其次，除了工业实力以外，捷克还拥有优越的人文和自然条件，其中布拉格是全世界唯一整座城市都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这有助于两国加强民间旅游合作和文化交往。随着中国海外游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最近10年中国赴捷克旅游人次增长了10倍。根据捷克旅游局的统计，2014年中国赴捷人次超过25万，且现在每月都以10% ～20%的速度猛增。事实上，旅捷华侨华人可以充分利用其餐饮服务和商业网络的优势，参与双方在食宿服务、旅游中介和配套旅游商品等方面的合作。一旦旅游产业交流平台建立，将大大促进双方民间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最后，针对捷克及其他欧洲国家华侨华人以浙商为主的特点，国内可以考虑充分利用华商“引进来、带出去”的桥梁优势，鼓励浙江企业与捷克方面建立合作关系，把浙商在欧洲和家乡两边的商业网络串联起来。浙江省政府已经在推动相关工作，2015年5月16日省长李强带队与全欧浙商代表商讨合作事宜，并举办了“浙江省海外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243]具体到捷克，青田、温州等地方政府和侨务部门应该继续推动双方的交流活动，向旅捷华商详细解释地方政府参与“一带一路”的规划、投资优惠政策和产业合作方向，方便捷克华侨华人有的放矢地加入国家大战略中来，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浙江在捷克的侨务资源优势，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中东欧走廊的红龙——罗马尼亚的华社与华商
罗马尼亚地处东南欧巴尔干半岛的东北部，连接里海—黑海货运走廊，为中东欧重要门户，是贯通欧洲—中亚—中国经济合作的重要欧洲桥头堡。中罗双方经济合作稳步增长，中国已经是罗马尼亚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人文交流频繁，近年文化科教互访每年都近30次，双方已有30对友好城市，而罗马尼亚的4所孔子学院更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华商于20世纪80年代赴罗马尼亚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罗马尼亚货币贬值，生产下滑，因日常生活用品短缺而实行配给制。一批中国商人携带大批羽绒服、牛仔裤等商品赴东欧各地赚取丰厚的差价。这批“倒爷”当时的主要目的地是需求旺盛的俄罗斯和对华免签的匈牙利，其中少数因中途停留、坐错火车等情况而滞留罗马尼亚，发现罗马尼亚对中国货品存在巨大需求，从而留在当地发展，华人人数不断增加。1990年，中国人入境罗马尼亚人数是8400人。1991年和1992年分别达到14200人和12100人。罗马尼亚发展局的数据显示，1993年注册的中国公司和店铺就达到了1091家，两年后更是增长到2055家。[244]
早期华商从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步行街的“地摊”和“跳蚤市场”起步，迅速积累财富和资本。随着华商人数增加和中国商品零售批发贸易规模扩大，华商开始聚集在固定市场集中经营。1993年，布加勒斯特的中国商品集散地“欧罗巴市场”建立，高峰时多达3000名中国商人在此经营。1999年，规模更大的“尼罗市场”开张，不仅取代了欧罗巴市场，更集中了罗马尼亚华商95%的店铺，而该市场80%的店铺是华商在经营，且大部分都是浙江籍商人，尼罗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罗马尼亚“义乌城”。[245]尼罗集团为了扩大商业利润，于2007年建成“红龙市场”，号称中东欧最大的中国商品批发集散地。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是罗马尼亚华侨华人人数和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黄金时期。华商的特点是出入流动频繁，各方对华侨华人人口的统计差异也较大。90年代初期，有2万～3万名中国人在罗马尼亚寻找市场，1995年至1996年下降至1万人，以浙江籍居多。1998年前后，一批河南人进入罗马尼亚。[246]1998年罗马尼亚劳动部与海关总署预估华侨华人达2万多人，[247]同年的《国际先驱导报》一篇报道则预估人数为1万～4万人。2004年新华社的报道认为“旅居罗马尼亚华人约1万”，[248]但是罗马尼亚当地媒体认为2005年这一数字是4000～5000人。[249]
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爆发，罗马尼亚经济遭到严重冲击，大量华商选择离开。2009年《中国日报》估计华商人数已经下降至3000人，而且华侨华人仍在迅速外迁。除了经济环境恶化以外，华商撤离罗马尼亚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尼罗市场的华商与开发商矛盾激化。留守罗马尼亚的华商迁入红龙市场后，2010年5月红龙市场又发生重大火灾，1000多家店铺化为灰烬。经历了一系列冲突和意外，华商元气大伤，辉煌不再。
罗马尼亚华侨华人现状
罗马尼亚经济从2011年开始企稳回升。2011年3月，红龙市场重建后开始运营，华商开始缓慢回流罗马尼亚。根据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的调研，2013年时罗马尼亚有4000名中国新移民定居，另有约6000人暂居，合计1万人左右。旅罗华侨华人主要来自浙江，尤以青田县最多，其他人籍贯多为河南、福建、山东、吉林和江苏，主要社团包括罗马尼亚华人联合会、青田同乡会、瑞安同乡会、福建同乡会、河南工商会、江苏华侨华人联合会、旅罗华商联合会、旅罗华人商贸总会等。这些华社还创办了多种中文报纸，成为当地华侨华人社会重要的精神食粮和交流平台，包括《欧洲侨报》《欧洲华报》《欧洲商报》《旅罗华人报》。[250]此外，2014年7月罗马尼亚第一家中文学校布加勒斯特二区中文学校成立。
罗马尼亚华侨华人的生产生活主要围绕中国商品的零售批发贸易展开，主要聚居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的欧罗巴、尼罗、红龙、唐人街和中国城这几个华商市场附近，克卢日、锡比乌等城市亦有分布。20多年来，旅罗华侨华人的经营方式形成了固定模式，集中于小商品进口贸易和零售、批发行业，把从中国义乌、东莞等地进口的纺织服装、日用百货转卖至罗马尼亚各地和周围国家。截至2014年，中国人在罗注册公司1.08万家，占外国投资总数的5%。罗马尼亚是欧盟成员中华资公司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公司在全部16个州都有分布，90%集中在布加勒斯特。这些华资公司大多以批发市场的店铺形式存在，虽然数量庞大，但是多是小规模的“夫妻店”或家族式经营。
近几年，华人产业开始从商贸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部分经营小商品批发生意而发财的华商将资本投入制造业，已经建有自行车厂、制衣厂、制鞋厂、建材厂，还衍生出为华商群体服务的中餐业和蔬菜种植业。此外，一些中国国企或大型投资集团也开始进入罗马尼亚，一些企业员工以外派形式来罗。上海丰佳集团在南部布泽乌县投资建设的“欧洲中国工业园”是罗马尼亚境内最大的实业投资和综合配套服务区之一，吸引了很多中资企业和华商入驻，同时包括制造业和商贸业，实现了“中国制造，欧洲生产，当地销售”。但是，总体而言，罗马尼亚华商仍然以从事小商品进口贸易和零售、批发为主。
罗马尼亚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2015年2月，中国新任驻罗马尼亚大使徐飞洪在当地主流媒体发表文章《弘扬丝路精神，续写合作新篇》，指出“罗马尼亚是亚欧丝路门户，是中欧互联互通不可或缺的环节，而罗马尼亚政府的经济发展思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高度契合”。[251]罗马尼亚华商经过20多年的深耕，已经在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建立了发达的人脉网络和信息渠道，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先行者。罗马尼亚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下两项工作最为迫切。
其一，鼓励罗马尼亚华商加快产业升级，丰富投资模式，引导华商参与两国在投资、基础设施、能源和高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合作。
罗马尼亚华商过去20多年的发展史建立在中国“世界工厂”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贸易的基础之上，在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后，必须目光长远地意识到，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原先单一的小商品贸易已经难以再有突破。罗马尼亚华侨华人社会始终变动剧烈，华商流动频繁，单一的突发事件如“尼罗市场拆迁”和“红龙市场火灾”就几乎将整个华商经济连根拔起。在近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下，从事小商品贸易的家族式企业将处于危险的境地。
旅罗华商是中罗“一带一路”战略互联互通的合作基础，反过来“一带一路”战略也是罗马尼亚华商的又一次历史机遇。近年来，中罗合作已经从低端产业链的小商品贸易向高端产业合作迈进。在制造业方面，前述中国欧洲工业园涉足服装生产、家具、香烟、电子产品、家电生产以及新鲜果蔬进出口等，集生产、配送和对外贸易于一体。对于拥有资本和营销网络的旅罗华商来说，从简单赚取差价转向本地制造是不错的选择。对此，中国政府也需要出台相应的鼓励性政策引导华商资本积极参与。此外，罗马尼亚华商也可以考虑参与两国其他领域合作，例如在高科技领域，中兴通讯计划在罗投资两个通信服务中心和电信设备厂，华为公司计划建设全球支持中心和研发中心。在能源领域，包括华锐风电的可再生能源制造厂项目、华电集团的燃煤电厂项目、水利水电建设集团的水电站项目等。在基础设施领域，包括一系列公路、铁路和港口扩建合作计划，尤其是康斯坦察—布加勒斯特—布拉索夫—阿拉德高速公路和沿多瑙河—黑海运河工业园这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现代“新丝绸之路”。上述工业园已经有2000多家中罗合资企业进驻，其中很多就是当地资本雄厚的华商领袖创办的企业。[252]
其二，引导罗马尼亚华商加强组织合作、改变经营理念、加快社会融合。
罗马尼亚华侨华人在用血汗换来财富的同时，也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一些问题。20世纪末物资短缺的年代，华商的确经历了一段“幸福的蜜月期”，但是随着当地生产恢复和法治重建，华侨华人逐渐在当地留下了脏乱差的批发市场、廉价劣质的产品、封闭的中国社区等刻板印象。在尼罗市场拆迁事件中，遭受开发商不公平待遇的中国商人却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呈现贪婪、撒谎、暴力的不良形象，合法权益难以伸张。因此，罗马尼亚华侨华人迫切需要改善形象以维护群体长远利益，助力“一带一路”的侨务公共外交，这些工作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加强罗马尼亚华侨华人的整体团结合作，避免地域小团体相互恶意竞争，在面对不公正待遇时动用合法手段维护正当权益；宣传正规合法经营的正能量理念，改善市场经营环境，统筹规划华商企业的转型升级。
其次，主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华商企业应该改变过去封闭排外的保守观念，增加雇用当地人；在继续办好中文报纸的同时，投资当地传媒产业，加强沟通交流。2014年8月，天津今晚集团就与《旅罗华人报》合作开辟了英文版面向当地社区宣传中国发展情况。华人社会可以考虑继续以“一带一路”为主题加强与当地主流媒体的合作；鼓励第二代学习当地语言文化，改变“客居他乡”的观念，培养下一代扎根当地的意识；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例如参与慈善和文化教育事业。
综上，罗马尼亚华侨华人只有加快走进当地社会的脚步，才能实现经济升级的华丽转身，从而为国家侨务公共外交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做出积极的贡献。另外，无论是中国资本借助华商网络打通中欧新丝路，还是华商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机遇借力升级，都需要中国政策制定部门和罗马尼亚华商认真思考、积极沟通和竭诚合作。
古国王开新局——马其顿华侨华人
亚历山大三世在许多人脑中还是最初的马其顿印象，这位古希腊国王30岁时就创立庞大的帝国，其疆域从爱奥尼亚海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流域。而现今的马其顿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东临保加利亚，北临塞尔维亚，西临阿尔巴尼亚，南临希腊。1945年，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更名为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南斯拉夫六大共和国之一；1991年独立，但因使用马其顿帝国之名而遭希腊强烈抵制，两国直到1995年才建立正常关系。
马其顿多山，瓦尔达尔河贯穿南北。自然资源丰富，煤蕴藏量约为1.25亿吨，铜矿蕴藏量约为3亿吨。首都斯科普里为最大城市，其他主要城市有比托拉、库马诺沃、普里莱普、泰托沃。信奉东正教者占67%，穆斯林占总人口的30%，多数是阿尔巴尼亚人。[253]
马其顿华人社会
根据《后汉书》和《后汉纪》的记载，西域国家“蒙奇兜勒”曾有使者在汉朝时到访中国，并请求归附；同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的著作《地理学》记载有一群来自马其顿的商人来到中国，并到访了汉朝首都洛阳。从古代书籍的记录中可知，马其顿来华经商的时间非常早，但华人前往欧洲经商或定居的记录并不多见。
欧洲华人社会是近50年内逐渐形成的，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人口总数在20世纪50年代仅为1万余人，60年代增加到5万余人，70年代后，由于以法国为主的欧洲国家接纳了大批以华裔为主体的印度尼西亚难民，人口总数猛增到50万以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移民不断地涌入欧洲，2008年，全欧华侨华人总数已经达250万人，几乎遍布欧洲的各个角落，组建了800多个华人社团，开办了300多所中文学校，出版发行了100多份中文报刊，引起各界的瞩目。但旅欧华侨华人仍集中在少数几个西欧、南欧国家，有记录的马其顿华人仅50人。
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西欧华人经济一直以零售业及服务业等为主，除法国陈氏公司等少数华人企业外，华人经济总量十分有限，在夹缝中求生存。在东欧国家，华侨华人数量微不足道，更没有什么独立的经济活动。
苏联解体后，大批中国移民进入东欧地区，商贸批发迅速兴起，华人移民潮自东欧、南欧向西北欧发展，建立起一座座仓储、批发、零售兼营的综合性商场，贩卖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近年来，商城经济已成为旅欧华人经济的主体。
中国与马其顿的政经互动
马其顿脱离南斯拉夫独立后，其经济状况深受政局动荡影响，不断恶化。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改善和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马其顿经济有所恢复，但起色不大。2005年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8%。主要工业部门有矿石开采、冶金、化工、电力、木材加工、食品加工等。出口产品有烟酒、食品、水果蔬菜、化工产品、纺织品、钢铁、机电产品，主要进口产品有肉类、原油、汽车、成衣、工业设备和交通工具、机电产品、钢铁、纸张、动植物油等。贸易伙伴是欧盟国家和原南斯拉夫地区国家。
1993年10月12日，马其顿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99～2001年，中国与马其顿的外交关系一度因后者与台湾当局的政治互动而中断，直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其顿共和国关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才恢复正常，两国各领域的合作关系逐步恢复。[254]
中马两国在高层领导人的推动下，双方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经贸合作取得新突破，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2014年，两国贸易额达到5.25亿美元，同比增长8.5%，中国连续三年成为马其顿第七大贸易伙伴。目前，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5.79亿欧元优惠贷款并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承建的总长104千米的高速公路项目，成为中马在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最大项目。2014年，中国南车与马其顿国铁公司签署价格近2500万欧元的购销合同，马其顿成为中国制造的动车组出口欧洲的首个国家。
中马关系的密切发展，让众多马其顿青年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2013年，马其顿第一家孔子学院在斯科普里成立，为增进两国人民交流创造了机会和平台。2014年，由中国政府援建的拉伊科·津基福夫初级学校投入使用，成为中马两国友谊的又一个象征。中国成都中医药大学与什蒂普大学签署共同成立中医学中心合作备忘录，两国医药合作开始起步。
中马两国在农业、能源、旅游等领域都有强烈的合作愿望，双方合作空间很大。马其顿羊肉质量优良，双方在2014年已就冷冻羊肉的检疫和兽医卫生条件议定书的签订达成共识。马其顿在新能源开发投资方面也向中国敞开大门，赴马其顿旅游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2015年上半年游客数量同比增幅超过76%。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马经济合作
中马两国建交22年来，双边关系越来越好，各领域合作也越来越密切。近几年，两国高层领导人交往密切，民间交流日趋频繁。马其顿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方面需求较为迫切，中国也在加快向外的步伐，寻找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契合点。中马两国在经贸、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旅游、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合作具有较大空间。
马其顿政府曾以外交照会表示愿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在基础设施、经济园区、投资贸易等领域开展合作。2014年，中、马、匈、塞四国总理宣布建设中欧陆海快线，并签署了通关便利化合作框架协定。[255]
马其顿位于泛欧交通走廊交叉点，扼守东南欧门户，战略地位重要。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劳动力成本低且整体素质较高，在吸引外资、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等方面有强烈需求和较大潜力。马其顿政府已多次表态，愿为中国投资者开辟专属工业技术开发区，在公路和水电站建设上欢迎中国企业投资。这也吸引了许多中国企业前来考察。
（一）基础建设
2015年11月24日马其顿国家通讯社刊文《马其顿对中国投资敞开大门》，称在当日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上，马其顿总理格鲁埃夫斯基称“马中传统友谊紧密，双边关系持续提升，并合作开展诸多重要项目”。该文指出，“欧洲重要的交通走廊穿过马其顿，马方有兴趣在‘16＋1’合作框架下共同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马政府全力吸引外资，对中国投资敞开大门”。在中国－中东欧合作框架下，马其顿将妥善利用中方资金支持，开展米拉蒂诺维奇—史地普和基切沃—奥赫里德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256]
李克强总理称，“中国有兴趣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公路、铁路、建筑、IT、农业领域。历届峰会表明，每个国家正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中国积极推动企业参与中东欧地区的投资，目前中国企业在中东欧投资达50亿美元，相信未来还将增长。
（二）援助发展
目前，中方已先后向马其顿提供了人员培训、学校改建、电脑物资等多个援助项目，为马其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例如，2011年11月，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项目实施，马其顿向中国德宇公司定制了202辆，促进了中国公司在马其顿的发展。[257]
随着中马友好关系的加深，马其顿的产品也逐渐走进中国市场，一方面打开了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马其顿产品在中国的推广。在中国市场上，葡萄酒成为马其顿的主打产品。例如，马其顿戴维娜酒庄于2010年成立了亚洲市场部，这也是该公司在中国的唯一推广机构，致力于将马其顿美酒引入亚太市场。
（三）农业协定
2015年11月26日，在马其顿总理格鲁埃夫斯基赴华参加第四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期间，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与马其顿食品兽医署署长波波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国从马其顿输入冷冻羔羊肉的检疫和兽医卫生条件议定书》。
乘风“一带一路”，共叙摩中情谊
摩尔多瓦又称摩尔达维亚，意为“黑色的土地”（2/3土地为黑钙土）。摩尔多瓦位于欧洲中部，大部分国土介于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面积略小于中国海南省。摩尔多瓦只有两个陆地邻国——罗马尼亚与乌克兰。摩尔多瓦最初指的是14～18世纪在葛特－达契亚人——可能是罗马尼亚人的先祖——土地上存在的一个半独立的中世纪国家。13 ～14世纪，随着蒙古鞑靼人和匈牙利人的入侵，达契亚人逐渐分为三支：摩尔多瓦人、瓦拉几亚人、特兰西瓦尼亚人。1359年，摩尔多瓦始建独立的封建公国，后被奥斯曼帝国控制。1600年，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三个公国短暂统一。1859年1月，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合并，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1918年1月宣布独立，3月与罗马尼亚合并。1940年6月，苏联将其再次划入版图，成为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苏联解体后，摩尔多瓦于1991年8月27日宣布独立。[258]同年12月21日，摩尔多瓦加入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1994年3月，公民投票以压倒性的票数支持维持独立国家的地位，反对与罗马尼亚再统一。摩尔多瓦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不断提高自身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摩尔多瓦是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国家（1994）、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2001）、“东南欧稳定公约”成员国（2001）、国际移民组织成员国、“东南欧合作进程”成员国（2004）、欧盟联系国（2014）。
1994年7月通过的摩尔多瓦宪法规定三权分立、民主制、宪法至上、中立、公民权利至上等五原则，实行公有和私有制并存；摩尔多瓦永远为中立国家。2000年7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摩尔多瓦改为议会制共和国，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在国家事务中的权力被削弱。摩尔多瓦议会实行一院制，任期四年，共有议席101个。总理作为政府首脑，由议会选举产生。议会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权力机构。2010年议会主要有共产党人党、自由民主党、民主党、自由党等四个政党。2014年11月选举后，亲俄的左翼社会主义党成为第一大党，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人党沦为第三大党，右翼的自由民主党、民主党、自由党分别是第二、第四、第五大党，右翼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实行更加亲近欧洲的政策，选举蒂莫夫蒂为总统。2015年7月以瓦列留·斯特雷勒茨为总理的摩尔多瓦新政府宣誓就职。
摩尔多瓦与中国
中摩两国于1992年1月30日建立了外交关系。20多年来，两国关系不断推进，政治互信日益加深，务实合作逐步扩大。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双方也保持了良好合作。虽然其自身并不富裕，但在中国人民遭遇灾害时，摩尔多瓦人民感同身受，多次伸出援手。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摩尔多瓦向中方提供了1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2010年，摩尔多瓦又为中国的青海玉树地震灾区和南方水灾灾区捐款5万美元。这种友好情谊值得倍加珍惜。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人文领域，中摩两国的合作也进展顺利。2011年3月，中国援摩中医中心建成并正式投入运营。历年来，中方多次派团参加摩尔多瓦举办的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展演活动，中国的西北师范大学与摩尔多瓦自由国际大学合作开办了孔子学院，这所孔子学院还在摩尔多瓦的首都基希讷乌市及邻近地区设立了教学点。少人闻知的是，摩尔多瓦还有一个“中国村”。这个村庄位于基希讷乌市以北46千米处的奥尔海域附近，此称呼源于1901年一位名叫张青山的中国人为两个俄罗斯人带路，后来跟其中一位来到摩尔多瓦并在此定居。张青山娶了一位摩尔多瓦姑娘为妻，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如今他的后裔已经繁衍至第五代。此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这个“中国村”作为中摩友好的象征，也为两国人民继续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树立了榜样。[259]
摩尔多瓦在中国的知名度不高，但其葡萄酒享誉国际，该国拥有古老的葡萄酒酿造传统，被誉为“葡萄酒王国”。俄罗斯半数以上的葡萄酒来自摩尔多瓦，摩尔多瓦的葡萄酒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比利时等国家也热销，甚至连法国酒乡波尔多和勃艮第每年也大量进口摩尔多瓦葡萄酒。摩尔多瓦酒业的成功源于工艺传承、应用管理和包装行销的精益求精。最著名的克里科瓦（Cricova）大酒厂还拥有酒博物馆，馆内收藏了各类名酒150万瓶。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亲访时题词：“品深窖美酒，叙中摩友情。”
摩尔多瓦与“一带一路”建设
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为中摩合作提供了新思路、新平台和新机遇。2015年4月22日，中国驻摩尔多瓦大使佟明涛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互利共赢》的署名文章，他指出，双方应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顺势而为，进一步丰富合作内容，挖掘合作潜力，打造两国务实合作的升级版，实现共同发展，造福两国人民。[260]
摩尔多瓦农业资源丰富，但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不景气，亟须投资扩大就业、改善民生。2013年，摩尔多瓦人均 GDP 只有2235美元，迄今仍是欧洲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摩尔多瓦连接中东欧地区，与欧盟、独联体、土耳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产品可免税、无配额限制地进入9亿人口的欧亚大市场。这个优势可为中方货物转口提供便利。目前，中国与摩尔多瓦互动良好，但是经济合作有限，2014年，中摩贸易总额仅为1.4亿美元。摩尔多瓦从中国进口产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塑料橡胶制品、化工产品、金属制品和纺织品，对华出口以葡萄酒为主。为解决较大逆差问题，摩尔多瓦政府及企业积极在华推介葡萄酒，扩大中国红酒市场份额，取得良好效果。
1999年8月，中摩双方签署了《中摩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工作条例》，至2010年9月已举行了五次会议。2011年年初，摩尔多瓦曾致函中国政府，希望中国企业来摩建立中国工业园区，投资生产。2014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摩尔多瓦经济部正式签署《关于在中摩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框架内加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摩尔多瓦正在加速融入欧盟的进程，其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需要满足欧盟的标准，中资企业进入摩尔多瓦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不易。但中方也有一定优势。2014年12月，摩尔多瓦铁路总公司与中航国际签署参与摩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合作文件，对首都跑道进行改建并完善排水、照明等附属设施。此外，中国大棚种植、食品加工、农用机械、新能源产业有较大优势。当前，摩尔多瓦致力于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蒂莫夫蒂总统提出在2020年前将能源消耗降低20%，将可再生能源比例提至20%的战略目标，可再生能源、有机农业等也为两国投资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摩尔多瓦土地肥沃、阳光充沛，发展有机农业和太阳能等绿色产业条件得天独厚。中方对有机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巨大，拥有可再生能源技术优势，双方可开展合作，互惠互利。
摩尔多瓦经济部副部长卡尔梅克表示：“近年来，摩中双边关系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摩尔多瓦始终将中国视为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方向。中摩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为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摩尔多瓦欢迎中国企业前来投资！”近年来，摩尔多瓦经济部致力于为国内外投资者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中国企业可建设内需导向型的生产项目，也可在自由工业区投资出口导向型的生产项目，投资者皆可享受免费变更耕地用途、以市场价格获取土地所有权等特殊政策。
摩尔多瓦背靠独联体，面向欧盟，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对中国企业有吸引力。中国积极推行企业“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亿美元。在资金融通方面，中国政府要鼓励更多有实力、信誉好的中资企业投资摩尔多瓦，同时要努力创造良好的国际金融环境，深化与摩尔多瓦的金融合作，积极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企业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在政策沟通方面，中摩双方要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的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强化利益之间的融合，增强政治互信，只有这样才能达成新的合作共识。“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与世界各国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提出的重大举措，主旨是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两国应抓住“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摩扩大经贸合作所带来的机遇，顺势而为，进一步丰富合作内容，挖掘合作潜力，打造两国务实合作的升级版，实现共同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塞尔维亚华侨华人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塞尔维亚位于巴尔干半岛中北部，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黑山、克罗地亚及匈牙利接壤，连接东南欧与西欧，是亚欧大陆的陆路枢纽，也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国家。20世纪初至90年代，塞尔维亚曾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6个共和国之一。1991年，南斯拉夫开始解体。1992年，塞尔维亚与黑山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2003年2月4日，南联盟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6月3日，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同年6月5日，塞尔维亚共和国宣布继承塞黑的国际法主体地位。[261]塞尔维亚是议会共和制国家，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塞尔维亚经济大幅度衰退。近年来，塞尔维亚政府积极推动改革，经济逐步恢复。
中塞两国友好交往
1955年，中国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南斯拉夫解体后，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先后更名为中国驻塞尔维亚和黑山大使馆（2003年）、中国驻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使馆（2006年）。2009年，中塞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外交部合作良好，建有磋商机制。与此同时，两国在经贸、军事、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目前，中塞政府间建有经贸混委会机制，签有《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基础设施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文化合作协定》《科技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内务部合作协议》等协议。
塞尔维亚是中东欧地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双方在各领域、各层次交往频繁。2014年12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塞尔维亚并参加第三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双方总理出席由中方承建的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竣工仪式并签订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协议，夯实了中塞经贸合作基础。[262]2015年11月，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访华并出席第四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习近平主席指出密切人文交流是中塞友谊历久弥坚的关键所在，武契奇表示塞方视中国为最可靠的合作伙伴，愿密切同中方高层和各层级交往，深化同中方经贸、人文合作，并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产能、工业园区等领域重点合作项目。[263]
塞尔维亚华侨华人
塞尔维亚人口共700多万人，其中在塞尔维亚的华人仅有约5000人。绝大多数华人从事以零售业为主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贝尔格莱德、尼什、潘切沃、莱斯科瓦等城市，一些中小城镇也有中国个体商人开设的商铺。20世纪90年代中期，旅塞华商在贝尔格莱德市投资建设了“70号中国商城”，约有530家商户经营轻纺和日用商品。与此同时，旅塞华商还投资1800万欧元在贝尔格莱德新区建设了12万平方米的“Belmax贸易中心”，集批发、零售、办公、服务、中国特色餐饮及文化和娱乐等功能为一体，2008年3月起分两期陆续招商开业。尽管塞尔维亚的华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高，但是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形成社团组织，通过社团组织的力量服务当地社会，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目前，塞尔维亚华人商会和社团主要包括塞尔维亚华侨华人商业总会、塞尔维亚温州商会和塞尔维亚华人商业联合会。与此同时，这些华人社团还积极宣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2015年8月，塞尔维亚华侨华人商业总会在贝尔格莱德市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集会游行。在塞华侨华人、塞尔维亚媒体及各界友人等近200人参加活动，较好地宣传了中国热爱和平的传统与和平发展的理念。
近年来，塞尔维亚经济不景气，当地华商有所减少。然而，中塞两国政府和企业仍积极推进双边经贸合作，扩大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塞尔维亚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第一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随着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进程加速，其在亚洲商品进入欧洲市场的“桥头堡”地位日益凸显，这也激发了中国企业投资塞尔维亚的积极性。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推进，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型国有或民营企业进入塞尔维亚寻找投资机会。目前，在塞尔维亚的主要中资企业包括中国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高速集团、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对外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为贝尔格莱德子公司、中兴通讯塞尔维亚分公司和中国一拖集团等。在塞尔维亚基础设施建设中，上述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合作。由于塞尔维亚经历了10年的国际经济制裁、3年波黑战争及科索沃战争，国内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当前塞尔维亚政府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公路建设方面，目前塞尔维亚重点建设的泛欧11号走廊高速公路塞尔维亚境内部分路段由中国企业承建；在能源建设方面，目前塞尔维亚政府火电领域优先项目——科斯托拉茨电站一期和二期项目均由中国企业承建。
“一带一路”建设与华侨华人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战略致力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以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然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在此过程中，华侨华人以其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因此，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塞尔维亚，中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与华侨华人的良性互动。
（一）支持华侨华人社团的本土化融合，拓宽“一带一路”建设在塞尔维亚的政治“中介”
华侨华人商会社团积极参与当地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在当地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因此，“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积极促进华侨华人社团融入当地社会，拉近与当地居民的距离，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发挥积极的“中介”作用，促进政策沟通，助力中塞两国多层次的全方位合作，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二）提升华侨华人企业的经济影响力，增加“一带一路”建设在塞尔维亚的经济“支点”
目前，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高速集团等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塞尔维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建被誉为“欧洲第一桥”的泽蒙—博尔察跨多瑙河大桥（普平大桥），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承建科斯托拉茨电站项目，山东高速集团负责承建E763号高速公路项目。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中国知名企业应积极吸引当地华侨华人参与工程建设，通过项目外包和资本合作等方式带动当地华侨华人中小企业发展，增强其经济竞争力，发挥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推动作用，促进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
（三）增强华侨华人媒体的舆论导向能力，营造“一带一路”建设在塞尔维亚的文化“环境”
在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塞尔维亚华侨华人利用相关媒体，通过集会游行和图片展览等方式宣传中国反对侵略、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促进了国际友人对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支持和理解。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企业应将中国优秀文化与“入乡随俗”相结合，在投资建设过程中，增进当地人民对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理解。与此同时，应加强与塞尔维亚华侨华人社团及其当地媒体的联系，在宣传中国国际形象过程中传播正能量，发挥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策宣讲作用，提升“中国好声音”在塞尔维亚的传播效果，密切中塞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文交流，实现人心互通。
“一带一路”建设与斯洛伐克华侨华人
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东邻乌克兰，南接匈牙利，西连捷克、奥地利，北毗波兰，其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公元5～6世纪，大批西斯拉夫人迁至今天的斯洛伐克等地区，并于7世纪成立了萨莫公国。后来，斯洛伐克经历了奥匈帝国、德国和苏联等强国的控制。直到1993年，与捷克分离后，斯洛伐克才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由于斯洛伐克是连接东西欧市场的桥梁和通向巴尔干地区的门户，同时也是北约、欧盟等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国，中国日益重视与斯洛伐克的经贸交流与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在斯洛伐克的建设。[264]
中斯两国友好交往
中国同捷克斯洛伐克于1949年建交，1957年双方签订了双边友好条约。1993年斯洛伐克共和国独立，中国予以承认并与之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并承诺中国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签署的条约和协定继续有效。进入21世纪后，中斯关系进一步发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空间不断拓宽。
由于中斯两国政局稳定，两国政府重视经济外交，因此近年来两国政治高层频繁互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等政治高层多次访问斯洛伐克。与此同时，斯洛伐克总统、副总理和外交部部长等政治高层也纷纷来华访问。中斯两国高层的频繁互访活动，加强了双边对话及政治互信。
中斯两国在经济贸易及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也积极进行合作。目前，中斯两国建立了经济联委会机制，两国经贸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斯贸易额达62.1亿美元，斯洛伐克成为中国在中东欧第四大贸易伙伴。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政府间互动，科技合作协定、教育合作计划和文化合作计划签署，促进了交流合作的深化。总体而言，中斯两国通过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深化传统友谊，为两国的民心相通创造了有利条件。
斯洛伐克华侨华人
在中斯两国友好交往不断深化的同时，斯洛伐克华侨华人也不断发展。在当代斯洛伐克华侨华人发展历史上，“苏东剧变”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两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因此当代旅斯华侨华人大体可分为两批。“苏东剧变”改变了中东欧的政治格局，在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下，以前旅居苏东国家的华侨华人，尤其是匈牙利、捷克和俄罗斯的华侨华人辗转来到斯洛伐克，其构成了斯洛伐克第一批华侨华人。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民间资本的成长，繁荣了中国的民间资本市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斯洛伐克政府政治改革和经济开放的推进，中国的许多华侨华人直接前往斯洛伐克进行商贸活动，这是斯洛伐克第二批华侨华人。考察当代斯洛伐克华侨华人历史和现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人数比重小，但增长较快
目前旅居斯洛伐克华侨华人在斯洛伐克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3年，斯洛伐克人口总数为541.6万人，华侨华人有3000多人，其中华人仅有800多人。斯洛伐克华侨华人结构相对简单，目前以青田人为代表的浙江人为主。尽管目前斯洛伐克华侨华人在当地的人口比重不高，但是在“苏东剧变”至今的短短20多年间，其人口规模增长迅速。回顾当代斯洛伐克华侨华人发展历史，因“苏东剧变”辗转旅居斯洛伐克的华侨华人是以北京人为主的中国北方人，仅有几十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壮大的中国民间资本纷纷进入海外市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量浙江青田人旅居斯洛伐克进行商贸活动，这使目前斯洛伐克华侨华人发展到3000多人。
（二）商业规模小，但发展迅速
斯洛伐克华商创业初期大多白手起家，从事小本经营的批发和餐饮等商贸活动。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部分华商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当地逐渐形成系统的商业中心。根据斯洛伐克斯中商报社社长季岳普的介绍，除了传统的服装进口与销售以及餐饮业外，很多有实力的华侨华人企业开始转入诸如房地产、旅游、保健等其他行业。但是，旅居斯洛伐克华人仍主要从事传统的商品批发业务，其商业规模和经营领域仍存在扩大的空间。根据中国商务部信息，目前，斯洛伐克华人大多开展服装、鞋袜、箱包及小百货贸易批发业务，注册的华人公司达2800余家。华商每年从国内进口商品金额约2亿美元以上，其中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市2区的Stara Vajnorska就聚集了50余家华人批发商。
（三）社团组织规模小，但影响力扩大
尽管斯洛伐克华侨华人在斯洛伐克总人口中的比重不高，但是随着华侨华人不断本土化，他们开始将创业初期的各种松散的互助型组织逐渐发展成在全国初具影响力的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目前，斯洛伐克有斯洛伐克青田同乡会、斯洛伐克华侨华人联合会和斯洛伐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13个主要的华人社团组织。尽管这些社团组织规模不大，但是它们正不断努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其中，斯洛伐克华侨华人联合会创办了《中欧华报》，以弘扬传承中华文化、服务旅斯华侨华人为宗旨，并在当地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与斯洛伐克华侨华人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斯洛伐克的推进，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需要当地华侨华人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积极促进当地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互利共赢。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首先，增进斯洛伐克华侨华人利益，促进斯洛伐克华商与中斯“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实现华商企业转型和经济利益共享。近年来，中斯两国相互投资增长迅速。据中国商务部信息，截至2015年，中国在斯洛伐克投资合作主要项目有中东和非洲地区支持中心、ZVL AUTO汽车轴承厂、青岛软控欧洲研发和技术中心、南车集团控股汽车零配件厂和海鹰集团控股IEE斯洛伐克公司等。中资企业应积极吸引当地华商参与其生产和销售过程，通过项目外包和代理经营等方式带动当地中小华商企业发展，扩大其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从批发零售业逐步转向装备制造业，促进华商企业不断转型升级，实现双方互利共赢。[265]
其次，通过斯洛伐克华侨华人网络，降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促进斯洛伐克企业对中国的投资。1993年斯洛伐克独立以来，实行三权分立、多党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其政治体制与中国存在一定的差异。加入欧盟后，斯洛伐克法律法规进行了一定的调整，经贸方面的管理制度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可以利用斯洛伐克华侨华人熟悉当地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法律体系的优势，降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具体工程项目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是“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双向互动过程，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斯洛伐克具有相对于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中国政府应积极发挥当地华侨华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吸引斯洛伐克优质企业投资中国市场，实现中斯两国互利共赢。
最后，整合中国政府和斯洛伐克华侨华人各方资源，传播中国正能量，积极推进中斯两国民心相通。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与欧盟的竞争关系也日益增强，因此欧盟在与中国开展进一步合作的同时，对中国和平发展也抱有疑虑。与此同时，近年来以美国为主的部分国家对中国进行了许多“负能量”的宣传，这些宣传可能导致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斯洛伐克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误读，最终影响到具体工程项目的实施。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政府应该整合中国驻斯大使馆等政府机构，布拉迪斯拉发孔子学院、斯洛伐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当地华人社团组织，以及《中欧华报》《斯中商报》等华文传媒资源，以中斯文化交流和合作活动为主要载体，传播中国正能量，努力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积极推进中斯两国民心相通。
诗情画意，罗曼蒂克——华侨华人在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
2015年4月14日至16日，第11届中国出境旅游交易会在北京举行，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联合参展，并派出包括驻华大使和旅游局代表在内的40多名工作人员参加，推广两国旅游资源。展会期间，两国受到了民众和旅游机构的欢迎，咨询者络绎不绝，部分旅游机构甚至已开始计划开通到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旅游线路。对于中国的旅游市场的前景，克罗地亚驻华大使表示，中国人出境旅游的目的地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欧洲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克罗地亚很希望能在激烈竞争的中国旅游市场中“分一杯羹”。[266]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地处欧洲中南部、巴尔干半岛西北，是亚得里亚海沿岸国家。作为南斯拉夫的加盟国，东欧剧变以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先后宣布独立。独立后的斯洛文尼亚积极与周边国家往来，同时致力于融入欧盟体系，在2007年加入欧元区并成为申根公约会员国。在南斯拉夫时期，斯洛文尼亚曾经是6个加盟国中发展最好的，独立后初期曾出现过短暂的经济危机，但经过稳步改革和发展也得以成功转型，一度被认为是“中东欧经济转型最为成功的国家”。相较之下，克罗地亚因独立后历经较长时间的内战，各方面的发展滞后。2013年，克罗地亚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并在2015年正式启动申根国家申请的程序。[267]
斯、克两国主要聚焦于与欧盟国家的合作，对欧盟以外国家的关注相对较少。不过，自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启动“16＋1”多项合作项目之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开始关注与中国的合作，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出台后，两国都表示希望能够参与其中，以带动双边合作的发展。
斯克两国与中国的往来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其前身——南斯拉夫时期，即与中国有所往来，在1992年先后与中国建交，在经贸、基础建设以及旅游合作方面有长足的发展。
首先，在经贸往来方面，建交后中国就分别同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方面签署相关贸易协议，尽管两国的贸易对象以欧盟国家为主，但近年来对中国市场愈加重视。在斯洛文尼亚方面，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以发电机、电动机、有机化学品和医药产品等为主，在2013年更是将中国确定为海外战略目标市场；同时，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的加快，中国对斯洛文尼亚的直接投资也呈上升趋势。在克罗地亚方面，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机电产品，比如中兴和华为的产品就比较受当地市场青睐。总体而言，中国与克罗地亚的贸易还不平衡，克罗地亚有许多优质的产品，比如橄榄油、葡萄酒和医药产品等，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还有很大潜力。
其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期望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共建更加安全高效的运输通道，提升区域贸易便利。这与斯、克两国的需求十分契合。斯洛文尼亚是欧洲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交通网络比较完善，政府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也比较大，特别是对港口设施的投入不断加大。科佩尔港口是该国最大的港口，近年来中国方面积极参与到该港口建设项目中，希望开辟中欧之间海陆运输通道，以加强中欧物流合作。
2015年上半年，克罗地亚驻华大使科哈洛维奇率领克罗地亚经贸代表团到杭州访问时曾表示，克罗地亚在铁路、公路、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很大的民生需要，克中两国合作的领域很广、潜力很大。[268]这些基础设施的改造，主要是通过国际招标完成的，但目前很少有中资企业真正地参与其中。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企业对克罗地亚不太熟悉，另一方面是由于克罗地亚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条件和优惠政策有待改善。
最后，旅游是近年来中国与克罗地亚以及斯洛文尼亚合作中最值得期待的领域之一。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旅游资源丰富，比如克罗地亚就有“欧洲后花园”之称，被认为是欧洲最美丽的国家之一，吸引了众多欧美游客到访，但到访的中国游客规模一直比较小。为了打开中国游客市场，近年来两国一直携手在上海、广州举办旅游推介活动。2013年的数据表明，到访克罗地亚的中国游客有5.6万人，同比增长高达46%，斯洛文尼亚也实现了较大的增长。
斯、克两国华侨华人的现状
东欧剧变后，大批中国新移民进入中东欧地区，这些华人大都从事小商品贸易，尤其是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还成立了大型的中国商品批发中心。相较之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华人社群的规模要小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都不足百人，千禧年以来有所增加，但也不过千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两国对外国移民居留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市场有限，对中国小商品的需求小，所以当地的华商要么转行，要么“转战”他国。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华人大都来自浙江青田和温州，其中在斯华人主要从事餐饮业，其中不少是从经营小商品贸易转型的。在斯华人不过数百人，但中餐馆就有数十家，如果按照华人人口比例来计算，大概是东欧国家里中餐馆最密集的。尽管当地华人对中餐馆的消费有限，但所幸中国餐饮受到斯洛文尼亚民众的欢迎；此外，不少中餐馆还根据当地人饮食习惯调整了菜肴口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式中餐，中餐已成为不少当地人日常饮食的一个选择。可以说，在斯华人主要由餐馆老板和打工者组成，而打工者中有一部分还是勤工助学的中国留学生。斯洛文尼亚高等教育发达，实行全民免费教育，超过80%的国民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不过直到千禧年前后才开始接收中国留学生，规模也很小。相对本国国民，在斯留学生就不能享受免费的高等教育，每年数千欧元的学费以及生活费对于中国国内普通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所以有的留学生就会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以减轻家庭负担。
与斯洛文尼亚相比，克罗地亚当地消费能力相对要弱，中餐馆在当地属于中高端餐馆，市场发展空间较小。当地华商主要从事批发零售业，大都分布在首都萨格勒布及周边地区。2006年，由克罗地亚华人联合创办的“长城商贸中心”正式营业。该中心是该国第一个大型中国商品集散中心，位于首都萨格勒布，占地面积1.1万多平方米，有超过70家商户参与了经营，其中以服装、鞋子和日用品的批发为主。[269]
斯、克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华人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经营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有一定基础，与当地民众关系相对融洽，极少有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发生。但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比较明显：人口规模小，涉足行业范围狭窄，缺乏熟悉所在国国情、法律和语言的人才。所以，在“一带一路”战略向斯、克两国推广并展开合作的背景下，如何应对问题和挑战值得关注。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值得考虑。
首先，中餐业是华人社会的经济支柱，但规模十分有限，且相较于斯洛文尼亚，在克罗地亚的发展更是低迷。鉴于当前斯、克两国都大力开拓与中国的旅游合作，餐饮业将有新的发展机遇。两国华商除了可以考虑投资设立旅游餐厅外，更应积极推广中国饮食文化。如2015年，斯洛文尼亚孔子学院与当地中餐馆合作举办的中华美食体验活动就大受欢迎，不少摊位前大排长龙。此类活动不仅可以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更有助于中餐馆的宣传和扩大客源。[270]
其次，中国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的双边贸易一直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中国出口到两国的商品远远多于进口商品。事实上，两国都有许多优质的产品，比如克罗地亚的橄榄油、葡萄酒等，但中国国内对这些产品和相关品牌了解甚少。华商在两国经营已有一段时间，对两地市场的情况相对比较熟悉，如果能抓住机遇，沟通两地贸易往来，必定能开拓新的商业领域。鉴于此，侨务机构以及当地驻华大使馆在未来的工作规划中，应当注意协助当地侨社成立相关华商组织，收集双边商贸信息，与经销商沟通，以及培养双语人才等。
俄罗斯华侨华人的历史发展及其于“一带一路”中的积极作用
20世纪末，伴随着中俄改革的大潮，大批中国人涌向了俄罗斯，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华侨华人群体，他们为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回顾历史，俄罗斯华侨华人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沙俄时期、苏联时期和苏联解体后的新移民时期。
沙俄时期
沙皇俄国在19世纪后半期通过侵吞中国东北边疆的大片领土，致使世代居住在此地的中国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在俄国领土上的“中国侨民”。清政府于1858年到1864年先后签订了《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条约，割让了15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世代居住与生活在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上的中国居民便成了俄罗斯属下的居民，所谓“割地成侨”或“人随地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汉族人、达斡尔人、鄂温克人、满族人、鄂伦春人、赫哲人也因此成为第一批俄罗斯华侨华人。[271]
此外，还有另外一批逃亡移民来自陕西、甘肃和新疆，也是回民。1862～1878年，这些地区的回民反清，被左宗棠所率官兵镇压，失败后集体逃亡至当时已并入俄国版图的中亚地区。现散居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俄罗斯的一些地区。[272]此外，由于沙俄的扩张中俄开始相邻，中国商人得以深入俄罗斯中、西部做生意，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托木斯克、克拉斯诺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销售中国的丝绸、茶叶、大黄、瓷器及各种手工艺品，买回俄国的金沙、呢绒、皮货、毛毯等行销国内，但是由于受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冲击，财产损失惨重，绝大部分纷纷撤回了国内。
苏联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由于修筑铁路和开发远东地区，大量招聘雇用中国劳工。据不完全统计，1906年至1910年有55万中国劳工先后进入俄境谋生。[273]十月革命也得到了当时这些俄国华工的积极支持。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中国企业主、商人、地主、富农，在集体化过程中被没收了财产，或者被遣送回国，或者被流放，更甚者则被关押。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远东地区的中国人，特别是远东滨海区域的中国人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被疏散至偏远的农村，苏维埃政府对中国人善于抱团的生活方式十分警惕，对中国人的社团组织加以防备，以至于在随后斯大林的大规模肃反运动中，很多在俄中国人因政治因素而被无辜杀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由于中苏关系比较友好，中国政府派了不少中国青年学生到莫斯科学习，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在俄的中国人便逐渐变少，大多数都回到了中国，1966年最后一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因为“文化大革命”而返回中国，而留下来的中国人则努力融入当地。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解冻，中苏之间的人员交流又开始频繁，个体商贩、公职人员以及学生的人数都开始增加，到了9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号称有10万大军，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华商。[274]
苏联解体后
改革与两国关系正常化给中俄两国人民提供了重新往来的机会，再加上两国政府不断出台促进彼此开放的政策和措施，如两国于1992年在北京签署的《中俄两国关于互免团体旅游签证的协定》给予双方国民往来互免签证的待遇，极大地方便了两国人民的来往，而且还在中俄边境上开放了很多口岸，更是激活了边境地区的旅游和贸易，也因此导致旅俄华侨华人不断增多。据中国官方统计，1993年因公、因私到俄出差或旅游探亲的中国人为7511万人次，1997年为4419万人次。[275]到2006年，据俄罗斯的官方统计，中国合法劳务人员有201835人，其中20%在移民局合法登记，2007年下降到15.3%。[276]近些年由于俄罗斯卢布贬值，再加上俄罗斯国内经济比较萧条，购买力也有所下降，俄罗斯逐年减少对外国劳务签证配额，办理劳务签证费用逐年上升，因此赴俄罗斯务工的中国公民数量也不断减少。
从行业分布角度来看，在俄的华侨华人大多为个体商贩和劳务人员，还有部分留学生、中资企业工作人员以及公务人员等。个体商人主要经营日用品生意，劳务人员则主要从事农业种植、森林采伐和建筑施工等工作。华侨大多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伊尔库茨克、赤塔、阿穆尔州等地，一些较小的城市和村镇中也有他们的身影。目前，在莫斯科已经形成了大大小小颇具规模的中国商品集散地，在莫斯科的300个市场中，除食品市场外，每个市场一半以上的商品都来自中国。[277]以莫斯科为中心，中国商品市场还逐渐向其他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辐射，形成了一个覆盖了大半个欧洲和中亚的中国商品分销中心。
在俄华侨华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立各种社团组织，如华侨华人联合会、华人商会、妇女联合会、同乡社团以及教会等组织。如莫斯科的部分华人主要分属华人耶稣教会和华人真耶稣教会两大教会，经常会有欧美国家或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神职人员到这里来布道，信仰宗教的华侨华人不断增多。在同乡社团方面，如东北人、福建人、山东人、上海人、浙江人等，都有自己类似同乡会的大大小小组织。这些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促进在俄华侨华人之间的交流，以利于站稳脚跟并引进中国更多的同乡。近年来华人社团在维护在俄华侨华人利益并且沟通中俄关系方面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自1993年第一份中文报纸《中俄讯息报》创刊以来，中文媒体在俄的发展也是十分迅速的，仅莫斯科就有《龙报》《唐人街报》《莫斯科晚报》《路讯参考》等报纸。极为特别的是，莫斯科还有中文寻呼台、中文电话卡和卫星电视等，极大地方便了在俄中国人的工作和生活。
从来源地域来看，虽然绝大多数省市都有中国公民前往俄罗斯经商、务工和学习交流，但是从人数占比来看，最多的还是与俄罗斯接壤的东北三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和吉林省）居民，他们更为熟悉俄罗斯人，在生活和风俗上也更为接近，历史上也一直重视俄罗斯市场，所以更多地前往俄罗斯拼搏和开辟市场。当然，来自北京市、河北省、上海市和江苏省等中国近20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地区的也不少，也有很多是来自传统的侨乡福建省和浙江省，来自人口稠密省份四川省和山东省的人数也占有明显的一席之地。
消除俄国对华侨华人及“一带一路”的误解
华侨华人在中俄关系发展中发挥着文化交流、经济助力等作用，但是，俄罗斯对华人新移民的态度并不完全友好。虽然有来自中国人本身的原因，但俄政府对华人移民的警惕以及如影随形的“黄祸”言论，不仅打击了在俄华侨华人的积极性，也动摇了中俄两国民间交往的基础。[278]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俄罗斯政府时时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对中国人入境进行刁难，海关对中国货物进行特别监督检查，警察在街上见到中国人必查护照。还有一部分俄罗斯人怀着很强烈的仇视外国人的民族情绪，这种态势与中俄在国家层面上的战略合作并不相称。
俄罗斯各界对中国新时期的“一带一路”战略心存疑虑，其中一方面就是害怕俄罗斯境内华人越来越多，担心随着高速运输走廊建设的推进，尤其是中国至俄罗斯的高铁开通了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前往俄罗斯居住。再加上俄罗斯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低已带来人口危机，长此以往，居俄华人将会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少数族裔。
不少俄罗斯舆论对中国“一带一路”这种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人员往来以及互联互通的政策既欢迎又担心。但正因如此，海外华侨华人群体不管是出于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还是客观上有助于中国形象的提升，都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行过程中，无论是中国民众还是企业“走出去”前往俄罗斯，都应以行动告诉俄罗斯政府、民众，中国人过来投资、经商，就是在商言商，合法经营、追求盈利，而无其他政治目的，逐步消除俄罗斯对华侨华人乃至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误解。
东北亚是东部陆海丝绸之路的源头，如果没有东北亚，特别是中俄之间的区域一体化合作和发展，就没有东部陆海丝绸之路蓬勃发展的未来，而俄罗斯和中国是东北亚的两个大国，对构建东部陆海丝绸之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一带一路”倡仪提出之后，沿线国家中不仅俄罗斯疑惑，其他国家或多或少也有类似顾虑。倘若“走出去”的企业和民众能够与当地的华侨华人一同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在互动交流中形成坚实的民意基础，那么中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顺利合作将有助于双方国家和民众的生存和发展，也很可能打造出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合作的范例，成为推动“一带一路”顺利实施关键的助力。
爱屋及乌——乌克兰华侨华人与中国乌克兰互联互通
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黑海、亚速海北岸，东北接俄罗斯，西连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南同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毗邻。人口4555万人，在110多个民族中乌克兰族人口占72%，俄罗斯族人口占22%。官方语言为乌克兰语，俄语广泛使用。国民主要信奉东正教和天主教。1990年7月16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1991年8月24日正式宣布独立。[279]
乌克兰是欧洲联盟与独联体地缘政治的交叉点，战略位置重要，西方势力和俄罗斯在此争夺异常激烈。新一届乌克兰政府上台后，视欧美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推进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融欧进程；再加上克里米亚和乌东问题，乌克兰与俄关系降至历史低点。当前乌克兰经济严重衰退，形势岌岌可危。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7%，预计2015年下降4.3%。全国近半数企业停产，货币贬值66%，通胀率超过30%，居民实际收入缩减一半以上。外汇储备急速缩水至50亿美元，经济运转基本靠欧美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和援助维系。
中国与乌克兰互动往来
中国和乌克兰友好交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始于反法西斯战争年代，当时乌克兰战士参加了苏军解放中国东北的战役。新中国成立初期，乌克兰派出大量专家，帮助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同时也有众多中国青年怀揣理想来到乌克兰学习，返华后成为栋梁之材。此后几十年里，中乌友谊通过时间检验，世代相传，历久弥坚。第二阶段是乌克兰独立后，两国关系快速发展。近20年来，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中乌两国都经历了社会经济领域深度转型，但双边关系一直向前发展，呈现政治关系日臻成熟、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人民友谊渐趋深化的趋势。第三阶段是2010年以来的发展新时期。2010年、2011年中乌两国元首互访，就加强两国政治、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达成重要共识。2013年，两国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推动经贸和人文等领域合作全面发展。[280]
乌克兰的华侨华人
乌克兰的华侨华人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主要聚集在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利沃夫、路甘斯克、扎波罗热、辛菲罗波尔、尼古拉耶夫等城市，还有约1万名的中国留学生在乌学习。2007年，乌克兰华人自发成立了乌克兰华人华侨青年联合会。该协会在联系和团结在乌克兰侨界青年，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开展中乌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努力。《乌克兰华商报》是乌境内唯一的中文报刊，面向乌克兰华侨华人，以报道中国及乌克兰信息、介绍中华文化及华人生活为主，每期发行量超5000份。2009年，乌克兰华人华侨青年联合会携手《乌克兰华商报》，陆续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增进华社交流，加深中乌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双方的合作，更包括每期增印1000份，赠予基辅各大院校的中国留学生，帮助他们了解乌克兰政经发展及华社动态。
近年来，乌克兰华商影响力不断提升，林建清为其中的代表之一，他被敖德萨州华社誉为“百忙官”。1998年，林建清在当地一个大型批发市场从事鞋服贸易，是第一批到乌克兰“淘金”的温州人之一。同时期市场里的鞋类贸易，逐渐由以浙江籍为首的华商掌握。这引起部分当地从业者的不满。一些乌克兰商人以各种理由阻止华侨华人进入市场交易，让当地华侨华人遭受重大损失。浙江同乡会成立后，便积极与浙江省政协等沟通，最后以省政协名义，邀请以乌克兰国会议员为团长的敖德萨州友好访问团到浙江考察访问。在亲见浙江建设，感受中国经济社会的活力后，乌克兰代表团成员对华侨华人的看法大为改观。从那以后，到敖德萨州经商的温州人逐渐增多，现已超过1000人。[281]
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克拉马托尔斯克经济人文学院在当地被称为“中国大学”，这是因为学院创始人、院长——李泽皋。
李泽皋来自湖北，1954年被选派到乌克兰哈尔科夫矿业学院留学，1959年毕业后偕乌克兰籍夫人返华，在山西矿业学院任教近20年。1980年，李泽皋重返乌克兰，来到妻子的故乡克拉马托尔斯克市。1991年7月，他在克市登记注册了“白塔”补习学校，每期招收200多名学习外语、计算机、市场经济知识的学员，在当地大受欢迎。1992年8月，李泽皋与三个乌克兰人合资创办克拉马托尔斯克经济人文学院，出任董事长兼院长的李泽皋，成为乌克兰唯一的外籍大学校长。该学院下辖大学本部、分校、中学部、职训中心、补习学校和话剧院，在乌克兰400所大学中排名第146位，超过许多国立大学，且在私立大学中名列前茅，位居乌东私立大学之首。2000年，李泽皋成为第一位荣获乌克兰“优秀教育工作者”奖章的私立大学校长。[282]
乌克兰的华侨华人中，有许多像林建清、李泽皋这样的人物，他们用辛勤的汗水、诚实守信的品质、遵纪守法的行为，既赢得乌克兰政府和人民的信任，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乌克兰地处欧亚大陆咽喉，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雄厚的工农业生产基础与巨大的高科技发展潜力，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之一。同时，中乌友好，合作基础扎实，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乌克兰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些条件都为乌克兰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机遇。
乌克兰的华侨华人从事商品贸易，拥有完整的供货链条和成熟的市场，在“一带一路”的政策支持下，将得到长足的发展。乌克兰的土地资源，对中国农业海外投资具有很大吸引力，当地的华侨华人具有语言和人脉优势，结合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政策和企业的资金投入，将大有作为。在教育方面，中国和乌克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留学生派遣，将成为乌克兰留学生的重要来源，这些留学生熟悉乌克兰国情、语言、文化，不管是就职于乌克兰的中资公司还是在国内帮助企业制订进军乌克兰的方案，都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中乌两国共享“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的同时也要注意国际局势对乌克兰政治、经济的影响。由于政局动荡、经济形势严峻，中资企业正常经营和拓展业务遇到很大困难，有些合作项目受时局影响无法敲定。不过，处境更艰难的是单打独斗的个体经营者。乌克兰货币大幅贬值令华人个体商户叫苦不迭。经济形势逼迫一些华商放弃当地市场。敖德萨著名的“七公里市场”，华商最多时曾超过3000人，而现在已不足千人。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乌克兰局势对“一带一路”建设和华侨华人经济带来的冲击。
华侨华人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本是好事一桩，但是对当地人则未必如此。所谓“树大招风”，中国移民抢占市场与就业机会，不免引起若干不满与纠纷摩擦，加剧乌克兰社会对华人的偏见；另外，长期以来，中国货物几乎就是廉价商品的代名词，但廉价带来的竞争力正不断递减，竞争力的提升最终仍有赖产品质量的提高。谋生存，求发展，基本要能入乡随俗，尊重传统习俗，遵守游戏规则，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在其他海外国家，只有遵纪守法，才有发言权，经济成果才能获得保障。
来势汹汹——匈牙利的华社与华商
匈牙利地处欧洲腹地，既是“一带一路”战略连接东西欧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中转地和集散地。2004年，匈牙利成为欧盟成员国，并以“向东开放”政策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期望充分利用门户优势，寻求与东欧、亚太尤其是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
“一带一路”与“向东开放”形成战略对接，强化双方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中最早响应中国倡议的国家。2014年12月，李克强总理访问中东欧期间，与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国就“匈塞铁路”“中欧陆海快线”等基础设施建设达成协议，这是中国首次为欧盟国家基建项目融资。2015年6月，中匈两国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匈牙利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正式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实乃“一带一路”战略在欧洲推动的重要支点，将产生示范效应。[283]
匈牙利是改革开放后新移民登陆欧洲的第一站，广大的华侨华人从匈牙利走向欧洲各国。经过多年的积累，旅匈华侨华人扎根当地，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并形成广泛的社会网络，构成中匈“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基础。
匈牙利华侨华人历史概况
20世纪80年代末，匈牙利开展政经制度改革，转型期间遭遇了巨大困难，各种生活物资严重短缺，进口商品利润颇丰，而匈牙利又是当时欧洲唯一对中国免签的国家，因此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带着各种小商品搭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来到匈牙利寻找发财机会。
中国移民涌入匈牙利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高潮，匈牙利政府统计，1989年至1992年年初入境的中国人达45000人之多，其中部分借道匈牙利转至其他欧洲国家。[284]早期中国人多通过摆地摊的形式立足，随后逐渐聚集在布达佩斯“约瑟夫区”的集市经营小型商铺，这个集市很快发展起来，当地华人称之为“四虎市场”。
四虎市场曾是匈牙利华商最集中、规模最大的中国商品批发市场。华商群体也随之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并发展成为中东欧最大的华侨华人社区。部分资本雄厚的华商通过集装箱贸易进口中国轻工业品、纺织鞋帽，再通过四虎市场里数千个铁皮商铺和摊位批发到全匈牙利。此后，华商又建设了“唐人街”“欧洲广场”“上海市场”等新市场，并积极向外扩散，形成进口—批发—零售的一条龙产业链。此外，匈牙利华商市场规模大、货品全，也吸引了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波兰、捷克、塞尔维亚等国商人来此采购中国货。
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来匈发展的华商多数以游客身份入境，只有不到一成的华商取得了合法的居留身份，其他人都是非法滞留。除此以外，在市场饱和的情况下，部分华商恶意压价竞争、贿赂海关人员、贩售伪劣货品，招致匈牙利政府的打压。从1992年年初起，匈牙利政府通过收紧对华免签政策、提高进口关税、进行市场检查等手段发起“大清除”运动。华商的生存和经营环境急剧恶化，大量店铺和贸易公司倒闭，很多人被迫回国或转移至欧洲其他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匈牙利的华侨华人规模一度降至1万人左右。[285]经此发展，匈牙利华商寻求落地生根，转变原先不规范的经营方式，主动与本土市场融合，并建立起华人联合会、华文报社、双语学校和慈善机构，成为匈牙利社会的一部分。
匈牙利华侨华人发展现状
随着中国第一代旅匈新移民努力融入匈牙利本土社会，匈牙利华侨华人社会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成为中匈友好交流的桥梁。匈牙利华侨华人的新发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口和社团
据统计，目前匈牙利华侨华人规模已有3万多人，主要居住在布达佩斯。[286]其中又以原籍浙江和福建者居多，尤其是浙江青田和福建福清，另外北京、上海、河南等省市亦有分布。匈牙利华社在中东欧建立时间最早、数目最多、规模最大。匈牙利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简称匈华总会，1998年由21个华社联合组成，是旅匈华侨华人团结互助的主要社团组织。此外，主要华社组织还包括中东欧地区第一个华人社团匈牙利华人联合总会（1993年）、甘茨商业区华人商会、青田同乡会、福清同乡会等。
（二）经济发展
九成的匈牙利华侨华人以商贸起步，少部分从事以华商为服务对象的中餐业、会计事务所、医疗门诊、中文传媒业等行业。商品批发零售虽然为华商带来了财富，但中国商品也因此被贴上劣质、脏乱差、偷税漏税等不良标签；四虎市场更于2014年6月被匈牙利政府强制拆除。目前，华商经济虽然仍以布达佩斯八区的几个批发市场为支柱，但是越来越多的华商开始寻求多元化发展，已在制造、医疗和服务业取得突破。在制造业方面，例如闽籍华商魏翔生产的“wink”牌运动鞋成为匈牙利第一大本土运动品牌，他长期资助匈牙利各项体育赛事，并多次受到匈牙利总统接见；在医疗行业方面，陈震博士建立的匈牙利东方国药公司将中国传统中药带入欧洲市场，建立了第一家欧盟标准的植物药厂，并代表匈牙利获得“欧盟发展优秀成果奖”。2011年，匈牙利“亚洲中心”和中国商务部合作建成“中国品牌产品贸易中心”，进一步加快了匈牙利华商的品牌打造和产业转型。
（三）文教传媒
早年来匈发展的华人新移民以中国认同为主，除了经商以外，对匈牙利的语言、历史、文化和政治兴趣并无太大兴趣。华文报纸成为华人社区获取信息的主要管道，匈牙利的华文传媒发展出相当规模。当地华文报纸有8家，发行量和影响力较大的包括《新导报》《联合报》《欧洲论坛》《万事达报》《布达佩斯时报》。《新导报》和《联合报》（原名《欧亚新闻报》）与国内媒体合作广泛，不仅是匈牙利最大的两家华文报，也在其他中东欧国家颇有影响力。《欧洲论坛》是匈华总会创立的报纸，是各社团互联互通的主要媒介。[287]近年来，匈牙利华文传媒加快了互联网技术和移动技术的革新，并向欧洲华侨华人介绍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一带一路”战略。在华文教育方面，匈牙利华社也走在欧洲前列。2004年两国教育部共建了“中匈双语学校”，这是欧洲唯一使用本国语言和汉语双语教学的公立学校，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国家领导人都曾访问该校。中匈双语学校目前共有在校生300多人，其中三成是华裔，为匈牙利华人融入主流社会提供重要平台。[288]随着匈牙利新生代华人开始接受本土教育，匈牙利华人开始尝试走出传统商贸行业的圈子，在其他领域也做出不小的成就，例如匈牙利短道速滑队的华裔青年运动员为匈牙利争取了众多国际荣誉。
匈牙利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
匈牙利华侨华人在经济、华文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传媒等领域都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对于中匈、中欧“一带一路”合作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建议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加强工作。
其一，加快旅匈华商经济转型，促进华商与本土经济融合。华人商品市场始终存在劣质低档、偷税漏税等现象，近年华商市场屡遭匈牙利执法机构联合大检查，损失惨重。远者不论，2014年年底持续一个多月的治安、海关、卫生、税务、边防等八部门联合执法行动，导致华商市场处于半瘫痪状态，错过圣诞节商机，部分店铺甚至倒闭。面对传统商贸经济模式的瓶颈，华商在完善规范经营的同时，还应该抓住中匈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后在高新技术、品牌制造、基础设施、金融和投资等领域的机会，尽快完成多元化产业转型，并加快与匈牙利未来产业发展接轨。中国方面也应该在中匈融资、人民币清算、高铁建设等领域多利用旅匈华商的网络平台，并在政策、技术、资金等方面扶持华商入驻“中国产品品牌贸易中心”。
其二，利用匈牙利华商商贸平台“走出去、引进来”。中匈“一带一路”合作的主旨不仅是中国资本进军欧洲，也包括把匈牙利或欧洲在技术、管理和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带到中国。我们应鼓励华商转变思维，借助其网络渠道引进匈方优势产品，以改变中匈双边贸易严重不平衡的局面，逐步消除匈牙利及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疑虑和误解。
其三，加强与匈牙利华文媒体合作，宣传中匈“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国内侨务部门和媒体可以借助匈牙利华文媒体在中东欧地区华社中的影响力，加强双方信息采集和资源互享等方面的合作，向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解释“一带一路”的宗旨，宣传中匈“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取得的积极成果，破除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只是为了扩展经济势力范围、倾销过剩低质产能的不实言论。
待之以德——“一带一路”下的德国华侨华人
德国是位于欧洲中西部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欧盟最强大的经济体。德国具有独具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不是一味地追求效率，而是追求平衡发展。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德国也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很快就摆脱了低谷迅速地走向复苏。德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强国，具有强大的工业竞争力，这是其经济复苏的根本原因。德国的制造业之所以领先世界其他国家，是因为德国具有健全的科技创新体系和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科技创新体系保证了其生产的机器设备很难被仿制，所以德国在机械制造业等领域始终保持世界领先水平。而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则保证了德国制造业所需要的高级技术人才。除此之外，德国的劳资对抗很少出现，劳资之间是一种社会伙伴关系，且德国具有世界闻名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都使德国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合理地结合起来。
德国的华侨华人
德国是一个以德意志人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二战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加上劳动力短缺和技术人才流失等问题，德国才开始移民历程，并逐渐形成移民国家。
德国是欧洲华侨华人较为集中的国家之一，从18世纪末开始就有中国人定居德国，但是之后100年里，华人移民的增长十分缓慢。那时的中国移民主要包括受雇于远洋公司的中国海员、江浙一带外出谋生的村镇青年以及以求学始、以移居终的留学生。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移民的数量开始急速增长，力量迅速增强。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德国十大移民来源国之一，且德国的高技术移民主要来自印度和中国。[289]目前德国的华侨华人大约有15万人，多数人在柏林、汉堡等大城市定居，其中约70%的人从事与中餐馆相关的行业。由于文化差异，加上德国对外来移民的限制条件很多，德国的华侨华人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很难，其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与美、英、法等国华侨华人相比还是相对滞后。对于华侨华人来说，德国并不是十分理想的移民目标国。
在德国，华侨华人难以加入德国国籍，只得从事辛苦的低等劳动。为了彼此间互相照应，也为了适应侨居国和欧洲一体化形势变化的需要，德国的华侨华人相继成立了一些社团，影响比较大的社团包括全德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中国留学生会、德中文化交流协会、德中友好协会、柏林华人基督教会等社团，截至2008年德国华侨华人社团总数大约有80家。[290]德国比较重要的华人报刊包括《柏林中国通讯》《当代中国》《华人信息报》等。除此之外，华人学校包括华德学校、柏林中文学校、吕氏武馆等，共25所。其中，全德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是目前德国最大社团，全德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以“大团结、大联合”为宗旨，在春节、国庆等重要节日组织庆祝晚会，成为德国华侨华人之间联结的纽带。全德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还在1998年祖国遭受洪水灾害时组织爱国华侨捐赠救灾及为东南亚海难捐款。
近年来中德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两国互为对方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作为连接亚欧大陆的经济大走廊，德国也是发达国家中第一个公开响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一带一路”为中德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开启了大门。2015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德国第四大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在中德贸易往来中，德国大多为贸易顺差。德国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德国出口至中国的产品主要为机电产品、运输设备、钟表、医疗设备等。德国自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家具、玩具等杂项制品。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较多，德国凭借自己生产制造业的高端技术在中国投资于发电设备、化工产品、汽车制造等行业。而中国在德国的投资领域主要包括运输、机械制造、汽车零配件、新能源、电信等。
德国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战略
（一）新丝绸之路对于中德企业都蕴含着很大的机遇
从中国开往欧洲的班列一共有8趟，5条线路都在德国。中国与德国之间有70多班航班，而中国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之间的“渝新欧”线联结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两端，有助于中国企业将产品出口至欧洲市场，“渝新欧”线使德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支点和枢纽作用。目前有超过800家企业落户于杜伊斯堡所在的北威州。显然，中国企业的发展也可以为旅德华侨华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291]
（二）扩大中国和德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合作、交流
德国的制造业是其优势产业，而中国制造业正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中德两国在经济发展中互相取长补短，中国可以直接引进德国先进的技术，也可以通过邀请已经定居德国的高学历的留学生回国讲学、交流、合作，以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同时中德两国在经贸往来中也可以在标准、规则等软环境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三）发挥德国华侨华人社团的作用，注意吸收知识化会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每年派出的留学人员不断增加，目前中国留学生已成为德国数量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也是中国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2012年，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占中国移民流入量的42.3%，占比最大。德国的留学生大多数都是从事科研、攻读博士的高层次人才，主要从事理工科专业，这些精英人才很多都通晓德国的文化、经济和市场。在德华侨华人社团应注意吸收这些高层次的精英人才，这既可以提高在德华侨华人社团的社会地位，也可以增强德国华侨华人的竞争能力。德国的留学生还可以自身的经验、学识为赴德投资的企业提供更好的建议，以此促进中德两国经贸之间的往来、交流与合作。
（四）在涉藏问题上发挥德国华侨华人的积极作用
虽然中德两国自1972年建交以来关系发展还算顺利，但是德国某些政治人物对待西藏问题的态度成为不和谐的音符。德国历届政府都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对西藏问题持不同意见。面对这一情形，德国华侨华人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鲜明，对于某些媒体及政客施以舆论压力，有些社团甚至组织起来抗议。由此可知，对于类似事件，华侨华人确实能起到影响当地国政治人物及民众观感的作用，应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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