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阿联酋，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首都阿布扎比，北濒波斯湾，西北与卡塔尔为邻，西和沙特阿拉伯交界，东和东北与阿曼毗连。阿联酋古隶阿拉伯帝国，从16世纪起，葡萄牙、荷兰、法国等殖民主义者相继入侵，19世纪时为英国的保护国。1971年12月2日，由阿布扎比、迪拜、沙迦、富查伊拉、乌姆盖、阿治曼6个酋长国组成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告成立，隔年2月10日，哈伊马角加入联邦。
1984年中阿建交以来，在国际事务中互相支持。2012年1月，中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年3月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访华。2015年2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访问阿联酋，显示双方高度重视战略伙伴关系，积极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促进海合会合作，加快中海自贸区谈判进程。[162]
阿联酋华侨华人
华商在阿联酋发展较迟，但成长可观。20世纪90年代中期，阿联酋的华侨华人总数未达百人，多以经营贸易公司及中餐馆为业。当时只有宏碁、神脑国际等少数台商大规模投资阿联酋，1992年宏碁电脑在迪拜阿里山自由贸易区（Jebel Ali Free Zone）建立装配厂和发货中心，1994年营业额达3500万美元，在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阿曼、卡塔尔电脑市场独占鳌头，表现突出。同一时期，浙江商人张为志在当地创建展销中心，结合贸易和餐饮，多次举办中国产品展销会。阿联酋对外国移民的主要政策依据是1971年7月18日通过的阿联酋临时宪法。该法第四十条规定：联邦外籍人员享有有效的国际宪章以及联邦共同签订条约、协议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亦应尽相同义务。但由于入籍条件严苛，外籍人士亦不享有阿联酋国民待遇，故华人社会在当地仍自成一格。近年来，阿联酋采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国外资本和人才，加之中阿关系友好，阿联酋的华侨华人发展态势良好。
千禧年以来，中国新移民已成为阿联酋重要的外来群体，事实上，阿联酋已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华人侨居国，华人人口约有30万人，3800家华资企业积极参与当地经济活动。华资企业在阿主要活动在基建、能源、贸易、金融和旅游等相关领域，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经济规模。
阿联酋华人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积极组成社团，其中又以商会组织及各省市同乡会最为活跃，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目前，阿联酋主要的华侨社团计有阿联酋华侨华人联合会、阿联酋中国商会、阿联酋广东商会、阿联酋龙城华人商会、阿联酋温州商会、阿联酋福建商会、阿联酋台州商会、阿联酋江西商会、阿联酋湖南商会、阿联酋安徽商会、阿联酋河南商会暨同乡会、阿联酋中国西北五省总商会、阿联酋中国江苏商会暨同乡会、阿联酋山东商会暨齐鲁同乡会、阿联酋湖北商会、阿联酋河北商会、阿联酋东北同乡会、阿联酋瑞安商会等。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在阿联酋不具有参政权。一名外国人可能在阿联酋发家致富，甚至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但其政治权利始终受到限制，既没有投票权，也不被允许政治结社或进行党派活动。
阿联酋的华文媒体有10多家，如福建商会创办的《闽商报》，以及《999》《新民商报》《绿洲》《东方商报》《华人时报》《华人之窗》等华文报纸，另外还有阿联酋华煦风文化传播、亚洲商务卫视，以及王德君开办的华人网站和教育电视台等。在华文教育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宁夏大学分别与阿联酋扎耶德大学和迪拜大学合作建立了孔子学院，另有迪拜中加学校、阿布扎比中文学校。
根据两国文化合作协定框架，双方在文化、艺术、广播、新闻出版等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为了拓展、深化民间交流，中国文化部与阿联酋迪拜阿维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欢乐春节”中外名曲音乐会多次在阿联酋上演，为中阿文化交流奠定良好基础。阿联酋社会学会主席穆罕默德·穆塔瓦教授表示，“中国古典艺文演出不仅精彩，更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多样性和包容性，希望今后加强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自2009年阿联酋对中国开放旅游至今，国际信用卡组织委托的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到阿联酋的游客数量为15.2万人，2011年突破30万大关。
阿联酋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阿联酋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2014年，中阿双边贸易额为548亿美元，其中中国对阿出口390亿美元，进口15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8.5%、16.8%和22.9%。主要出口项目为机电、高新技术、纺织和轻工产品，进口则以石化产品为主，如液化石油气、原油、成品油、铝及铝制品等。2014年，我国从阿进口原油1165万吨，同比增长13.4%。
鉴于中国－阿联酋经贸文化关系的不断推进，阿联酋与中国又同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有必要积极关注阿联酋华侨华人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参与下列发展战略。
（一）经济方面
阿联酋华侨华人经济已经进入快速发展轨道。2012年上半年，中国与阿联酋非石油贸易的双边贸易额已达93.3亿美元，是历年来增速最快时期之一。2001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仅有203亿美元，2011年这一数字激增到1800亿美元，阿拉伯国家也成为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除了传统的贸易合作和投资外，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金融、航空、旅游、农业和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合作也在蓬勃发展。因此，在阿华侨可以将阿联酋新华侨贸易社区作为中东地区的中国商品配置中心，在中国－阿拉伯国家战略合作框架下，推动中国－阿拉伯新贸易圈不断发展，使其进入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轨道。阿联酋政府的政策有利于投资，华商特别看好其房地产发展前景。[163]
（二）社会文化方面
在拓展、深化和扩大民间领域的交流时应加强当地华侨华人的参与，特别是积极运用在阿华文媒体和华文学校等优势，推动双方在文化、艺术、广播、新闻出版等领域开展有效合作，加强中国与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的文化沟通和交流，让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更加了解中国，了解“一带一路”和平发展的战略。另外，通过华文媒体，可使华侨华人得以即时掌握中国国内最新的发展变化，强化联系，汇通侨情。
（三）社会活动方面
在阿联酋发展的华侨华人社团，其规模及影响正不断扩大。应与这些华侨华人社团保持密切联系、加强沟通，协助解决侨社发展所面临的具体问题，鼓励华侨华人积极地参与当地经济建设，打造出适宜生活、生产、服务的社群，在增强向心力的同时厚植国家的软实力，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
阿联酋在国际政治舞台中奉行温和、平衡、睦邻友好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中阿关系不断升温，中国还致力于加强与海合会国家间的团结，而阿方近年来推行的“东向”政策也是两国关系不断亲密的推动力。中阿两国的合作与交流，在当地华侨华人的努力下，相信会更加密切。
通往中国之门——阿曼华侨华人与中国阿曼经贸合作
阿曼是阿拉伯半岛地区的第三大国，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也门等国相接壤。作为阿拉伯半岛上最为古老的国家之一，阿曼在公元前2000年已有较为广泛的海上和陆上的贸易活动，并成为阿拉伯半岛的造船中心。
阿曼与中国相去遥远，但是自古以来交往频密。“阿曼”一词早在汉朝就出现在中国史书中，名为“欧曼”。阿曼人为开通东西方海上通道做出了重要贡献，阿拉伯地理学家甚至将阿曼的苏哈尔港称为“通往中国之门”。[164]另外，早在600多年以前，郑和便率船队先后四次到访阿曼南部的佐法尔地区，中阿两国的交往和贸易在此基础上更趋紧密。直到今天，郑和访阿的故事仍然为阿曼人所津津乐道，在阿曼佐法尔省首府塞拉莱的博物馆里还展示着郑和访问阿曼时所携带的瓷器。据中国驻阿曼大使馆统计，2014年阿曼的华人总数约有1800人，其中中资机构人员900人，当地华侨华人协会注册人数150余人。
阿曼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阿曼利用石油收入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实行相对自由和开放的经济政策，采取稳定的金融财政措施，降低通货膨胀。为了增强投资引力，阿曼政府在2004年公布私有化行动计划，以电力、邮政、航空、污水处理、危险品以及废物处理为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也逐步推出私有化项目。其经济发展有以下特色。
第一，经济成长快速，竞争力排名靠前。阿曼主要依靠石油出口收入，在国际原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年代，阿曼政府财政得保宽裕。进入21世纪以来，阿曼维持较为平稳的经济增长率；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阿曼GDP曾大幅下降，但是从2010年便回稳并持续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预测，2015年阿曼GDP可达到777.8亿美元。[165]《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也指出，在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中，阿曼综合竞争力排名第46位。
第二，进出口贸易扩大，保持贸易顺差。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阿曼进出口总额降为455.7亿美元，同比减少了25%。从2010年起，阿曼进出口贸易额迅速回升。[166]据《全球发展指数》所载，2013年阿曼商品和劳务输出为593.1亿美元，同比上涨8.38%。
阿曼以石油出口为大宗，主要的贸易伙伴为中国、阿联酋、日本、印度、沙特、韩国等。阿曼主要的进口货物有运输工具、机电产品、五金矿产、轻工纺织品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贸易促进指数（Enabling Trade Index），阿曼在全球138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31位，在海合会六国中排第3位。
第三，石油化工为产业主力。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是阿曼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近年来，阿曼政府加大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与投资力度，并且开始对油页岩进行研究。2013年，在阿曼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与生产作业的企业共有16家。阿曼石油开发公司（PDO）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从20世纪50年代起便在阿曼从事石油业，其中阿曼政府占有股份60%，壳牌公司占34%，道达尔公司占4%。PDO原油产量占阿曼原油总产量的70%左右，天然气超过了90%。
阿曼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多元化的目标，改变对原油出口的依赖，在苏哈尔建成了以石油为基础的工业区，投资总额高达90亿美元，目前，已建成、在建和拟建的石油化工项目共有8个。
中阿经贸合作发展现状
1989年，中阿两国成立经贸委员会，随着两国贸易发展，阿曼已成为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经济技术合作有所深入，规模也不断扩大。
中阿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逐年增加。根据阿曼官方的数据，中国自2003年起连续多年保持阿曼石油第一大买主地位，同时也是阿曼主要的进口来源国之一。2008年以来，中国与阿曼之间的货物贸易额逐年增加。
阿曼工商部资料显示，中国向阿曼出口的主要商品有施工机械、汽车、机电产品、金属制品、家具、塑料制品、矿产品、纺织品、瓷砖和玻璃制品等，特别是石油钻井设备和配件、家具、汽车、建筑机械设备等出口增长较快。[167]
中阿双边经济合作日益密切。《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指出，2014年中国对阿曼直接投资流量为1516万美元。截至2014年年末，中国对阿曼直接投资存量为18972万美元。阿曼石油公司与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4000万美元在百慕大注册成立合资企业，双方各持有50%的权益。
中阿双边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工程承包。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2013年中国在阿曼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24229万美元，共派出人数368人。[168]2007年10月，中国建材装备有限公司承揽了阿曼水泥厂日产4000吨水泥生产线项目，合同额达1.62亿美元，该项目已于2011年年初建成投产；2009年，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承建萨拉拉独立电厂项目，合同总额达到了1.7亿美元，这是中国在阿曼承建的最大工程项目，项目已于2012年建成投产。除此之外，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中铁十八局、长城钻井、中油物探、华为等企业也均在阿曼取得了良好的业绩。
华侨华人在阿曼的发展现状及特点
与其他地区的华侨华人相比，在整个西亚以及中亚地区的华侨华人约占全球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1.2%，大多数来自中国新疆、陕西、甘肃和内蒙古。就民族成分而言，他们中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满族等。就人数而言，维吾尔族、回族和汉族最多。
截至2014年年底，阿曼共计有华侨华人1800余人，在当地华侨华人协会注册的有150余人，主要分布在阿曼首都塞拉莱。目前，在阿曼的华侨华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华侨华人移居阿曼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这与移居海外其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移居的原因是不同的。例如，最早的一批移居阿曼的华侨华人是由于晚清政府同沙皇俄国签订一系列条约，规定俄国获取天山南北地区免税通商的特权，华商前往中亚、西亚甚至是俄国地域经商，久而久之，就有部分华商定居西亚，主要是维吾尔族华人与汉族华人。
第二，华侨华人在阿曼聚居程度较高。在阿曼定居的华侨华人主要是定居在塞拉莱。这一点同新加坡、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情况完全相似。阿曼华人居住的显著特点是“小分散，大集中”。所谓的“小分散”是指少数华人分散定居，“大集中”是指绝大多数华人集中定居。
第三，阿曼华侨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较小。在阿曼的维吾尔族华人主要从事工商业，例如经营皮货、绸缎、地毯等。同时，在阿华侨华人发展较为迅速，特别是二战后，西亚地区华侨华人的文化素质提高较快。一般来说，第三代华人受到了一般教育，现如今的年青一代的华侨华人几乎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涌现了一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工程师、医生以及企业家等。
第四，在阿华侨华人在中阿关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华侨华人把中国先进的手工艺、器乐制作工艺带到了西亚，并赢得了极好的声誉，例如，回族华人酿造出的醋在当地颇负盛名。同时，华人还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了阿曼，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宝库，如烹饪技术、中医、针灸以及气功等。
中国企业在阿投资前景
首先，从资源禀赋来看，中国与阿曼经济的互补性较强，存在自由贸易的良好基础。2014年，阿曼的GDP构成中，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工业占55.2%，服务业占43.5%，农业及渔业仅占1.30%。两国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使华资企业在阿投资成为可能。
其次，阿曼外资优惠政策为国人在阿投资提供了制度保证。阿曼优惠政策主要由地域和行业两个层面构成。中国企业在阿投资可紧随其政策引导而取得较佳发展。具体而言，阿曼鼓励华商在信息技术、旅游、加工制造、农牧渔业、采矿、医疗领域以及在自由区和工业区的投资。
再次，阿曼相对稳定的金融市场为中阿经贸往来提供良好的保障。阿曼政府实施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抑制通货膨胀。这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也使阿曼的银行业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目前人民币与阿曼货币里亚尔还不能直接结算。
最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阿曼独特的商贸优势。阿曼海岸线长达1700多千米，进出口贸易完全不受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向北可达伊朗，往西可以深入海湾各国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对外贸易可辐射到周边多达16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另外，阿曼南部萨拉拉港是海湾地区发展最快和最重要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其地理位置与也门接近，隔海与非洲大陆相望，经红海可以通向欧洲。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阿经济合作
2004年7月《中国－海合会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以来，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已经举办了五轮自贸区谈判和两次工作组会议。[169]近期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重启，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皆为中阿经济合作提供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中国－海合会自贸区经济规模仅次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并且，阿曼位于“一带一路”的西端交会地带，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之一。中阿两国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契合点多、互补性强、合作面宽。21世纪以来，中阿双方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宽，除了传统的油气、电信等行业外，中方也积极参与了阿曼的港口、物流、商贸等行业的建设，这一切都印证了“一带一路”给中阿双方带来的新的合作机遇。
聚焦苏伊士运河——“一带一路”下埃及华侨华人的发展契机
埃及跨越亚非两洲，大部分领土位于非洲东北部，其境内的苏伊士运河是世界上使用最频繁的航线之一，它连接了大西洋与印度洋，提供了亚非、欧洲之间的水上通道，其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在非洲大陆、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具有巨大影响力。
中埃之间的往来
中国和埃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古埃及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端点，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从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开始了。埃及与中国正式建交60年来两国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保持密切的交流。
1999年，中埃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2006年，两国建立战略对话机制并签署了关于深化战略合作关系的实施纲要，此后发展定期交流机制。自2006年埃及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中埃两国政府的经贸合作始终保持增长态势。[170]2013年，中埃两国的贸易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中国跃升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2014年两国贸易额继续快速增长，达到116.2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出口机电、服装等产品至埃及，从埃及进口原油、液化石油气和大理石等。目前，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也在顺利地推进，超过1100家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总投资额约4.7亿美元。[171]
中埃两国在文教领域的交流合作也相当频繁。2002年中国在开罗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并在两国多次举办电影节、文化周、文物展、图片展等活动。截至2013年，埃及有4所大学开设中文专业，有2所大学建立了孔子学院。
埃及的华侨华人
目前，埃及的华侨华人有5000人左右。埃及华侨华人形成主要有三种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包括出国留学和麦加朝觐。自18世纪开始，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云南及东南亚的穆斯林华人每年去麦加朝圣，由于路途遥远，旅费耗尽之后一部分人便留居埃及。除朝圣外，留学也是一部分华人迁居埃及的主要因素。比如1931年云南回教俱进会派出了第一批到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学府埃及爱兹哈尔大学的回族学生，之后累计共派出回族留学生6届33人，其中部分留学生选择在埃及定居下来。[172]经济因素主要是通商贸易。从中国西部省份转道而来的经商者主要从事双边贸易，从中国把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运进阿拉伯国家，再将珠宝、香料和药材等商品运回中国。长年累月的双边交往使他们对埃及产生感情，有的在埃及定居。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有许多来到此地定居的中国香港或中国内地华商，还有一些华人因参与中国援助埃及工程项目建设而留居埃及。此外，一部分留居埃及的华侨华人是出于政治因素，如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特别是西北军阀马步芳的部下），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赴埃及等阿拉伯地区。这些人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在中埃建交后转到其他阿拉伯国家。
埃及华侨华人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开罗、亚历山大港和塞德港等经济繁荣、人口集中的城市，早期主要从事餐饮业。“北京餐厅”“唐城”“龙鑫庄”在当地比较有名，而最受欢迎的是粤菜馆。之后埃及华侨华人从事的行业逐渐增多，其中石料加工业是埃及华侨华人从事的最大行业，据不完全统计，埃及的华侨华人从事石料开采加工的公司约有60家，从业人员约500人。早期在埃及发展的华侨华人企业多半是民营企业，近10年来则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投入当地市场的发展，华为、中兴2004年5月4日在国际电信联盟非洲展览会上与埃及电信公司签署2000多万美元的 CDMA 2000WLL的网络建设项目合同，并与埃及电信（TE）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73]
埃及的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埃及是中东地区经济改革比较早的国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中东、非洲市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可视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枢纽。但是近年来，埃及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失衡、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目前，埃及处于人口增长和就业需求的高峰期，根据官方统计，2014年埃及的失业率高达13%，15岁至29岁的青年失业率为15.8%，其中90%是大中专毕业生，严重的失业问题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埃及的粮食进口依存度较高，导致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在此情况下，低收入阶层的贫困与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政权的更迭。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埃及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改善民生是关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恰好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进一步加强中埃之间的经济合作
中国与埃及作为发展中大国，对于亚非经济与政治的合作都具有引领性作用。虽然中埃建交较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埃及的华侨华人数量较少，从事的行业也有限。虽然中埃之间在政治、文教领域的往来也很频繁，但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一直随各自政策的变化而起伏不定。比如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埃贸易中我国大部分年份都处于逆差状态。20世纪80年代后，中埃两国的贸易额不断攀升，中方一直保持顺差，中埃两国的合作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如经济援助、金融合作、劳务承包和合资开发等。近期，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成功中标埃及新行政和商业首都的建设项目，成为埃及Ain Sokhna港和Damietta港的主要承包商和运营商，合同价值60亿美元。未来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可进一步推动中埃两国在高铁、铁路、海底隧道、核电站等领域的合作，带动更多企业赴埃投资，进一步推动中埃之间的经济合作。
（二）积极发挥埃及华侨华人在中埃经济合作中的作用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中国提供财力支持也许不难，但可能会遇到政治上的抵抗。投资过程中必须考虑埃及作为阿拉伯国家其历史文化、政治社会、传统观念、习俗禁忌、接受心理乃至语言习惯的差异。比如埃及92%的人信奉伊斯兰教，习惯了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而埃及华侨华人有一部分是维吾尔族和回族，适应埃及的日常生活习俗比较容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更加积极地发挥埃及华侨华人的特殊作用，重视与埃及华侨华人的交流与合作，从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与埃及华侨华人的交流与联系。比如可以建立一些发挥埃及华侨华人作用的平台，为赴埃企业提供充分的专业咨询服务，使埃及华侨华人可以更多地参与到中埃合作的项目中，以自身优势帮助到埃及投资的中国企业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
（三）抓住新苏伊士运河园区项目的发展机遇
早在新苏伊士运河项目启动前，中国就是苏伊士运河的最大客户，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商品需要通过苏伊士运河出口到欧洲。而埃及正筹建的苏伊士运河走廊项目将使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延伸直达欧洲，我国赴埃企业及华侨华人应抓住此次新苏伊士运河园区项目的发展机遇。埃及政府正在推动的“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包括港口扩建以及运河走廊、隧道、轻轨等重大项目，而这些项目正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与中国的需求十分契合。中国赴埃企业及华侨华人可抓住机遇进驻新苏伊士运河园区，参与发展交通、电子、能源、玻璃制造等产业。
（四）埃及华侨华人在投资中应慎重决策
由于埃及习惯了多年来接受海湾国家、美国、欧洲的资助，在接受外资投资时项目的建设和后期维护等全由投资方进行，埃及本国却没有相应的政策保护；同时埃及自身的建筑、交通等配套的基础设施也不完善。赴埃企业及埃及华侨华人应密切注意埃及政局动态和经济改革的变化，防范在埃投资风险。在投资中应对投资项目进行详细的调研、充分的论证和科学的评估，投资项目的起点最好相对高一些，尽量不要参与对埃及经济发展和拉动就业作用不大的“楼堂馆所”类项目。要建立海外企业经营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评价制度，对中方在埃及企业的不法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和严肃处理，树立中方企业的良好形象。
巴林华人华侨及在巴中资企业发展现状
巴林是波斯湾西南部的岛国，位于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之间。1933年发现石油，成为海湾地区最早开采石油的国家之一。截至2013年年末，巴林人口达122.90万人，半数以上居住在首都麦纳麦。
中巴两国的友好往来
公元8世纪唐朝宰相贾耽对巴林就有所记载，但贾耽的著作多数佚失，现得记述多为《新唐书·地理志》所引。书中指出，唐朝对外有陆路、海路通道共7条。“海西岸之最南为三兰国，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难国。”三兰国是指今天东非沿海某地，设国是南也门的席赫尔，萨伊瞿和竭国与没巽国位于今日阿曼，拔离诃磨难国就是巴林。这是华人到达巴林的最早记载。如今，随着巴林逐渐参加世界经济等方面的事务，巴林同中国的交流愈来愈多，2014年4月，巴林第一所孔子学院——巴林大学孔子学院揭牌，成为中巴文化交流的窗口之一。[174]作为海湾地区的金融中心，巴林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及移民。据统计，巴林目前约有华人2000人，主要居住在巴林首都麦纳麦。
1989年4月18日巴林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巴林民间对华人较为友好，在国际场合，巴林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较为关切的问题上也多次给予支持。
巴林积极参与“中阿合作论坛”等活动，先后承办了该论坛三届部长级会议、“中阿新闻合作论坛”等，还主办了中国－海湾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中国与巴林之间交往不断，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两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巴林首相哈利法（2002年）、国王夫人赛碧凯（2002年）、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004年）等先后访华。2008年11月，巴林首相哈利法来华并出席南京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2010年12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访巴。巴林财政大臣艾哈迈德2011年和2012年连续访华，工商大臣法赫鲁2012年访华。[175]
近年来，中国积极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关系，派往岛国巴林人员及官方互动可谓频密，单就2013年而言，中国向巴林派出劳务合作人员73人，同年中国副部级以上官员访问巴林3次。巴林也积极回应中国的提议，2013年9月，巴林国王哈马德首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并率团出席在宁夏举办的中阿博览会。[176]
巴林华人华侨以及中资企业发展现状
（一）华人华侨数量有限，但较好地融入了当地的环境
如今在西亚地区定居的华侨华人主要是部分的汉族华人同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华人，主要有维吾尔族华人、哈萨克族华人、回族华人等。目前在巴林有定居华人2000人左右，主要居住地为巴林首都麦纳麦。在巴华侨华人数量有限，与当地人民相处融洽，发展迅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生活习惯、社会习俗等方面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例如，巴林国语为阿拉伯语，但是在国内通用英语，这一点大大提高了华人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便利度。同时，巴林奉伊斯兰教为国教，85%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而移居巴林的华侨华人多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诸多在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大大降低了华侨华人在巴林的交流成本，使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与其共同发展。
第二，在巴华侨华人坚持与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当地居民相处融洽。他们移居以后，勤劳、勇敢、艰苦创业，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获得了当地人民与政府的信赖，与当地居民共同成长与发展。
在巴华社长期以来在维系宗亲关系、传承中华文化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华侨华人移居西亚主要发生在清朝末期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并且多数并非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例如，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沙皇俄国迫使中国边民迁移，这几乎是最早的一批向西亚地区大规模移居的华人。诸多方面的原因使西亚地区的华侨华人数量并不多，但这并不足以影响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发展。
（二）巴林当地华人企业规模不大、总体产值不高
移居巴林的华侨华人主要从事贸易以及餐饮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由于巴林农工基础相对薄弱，配套产业链不够完善，也缺乏发展制造业所需的大规模投资，故目前巴林华人产业几乎没有涉及加工制造业。由于市场规模有限，巴林华人企业规模不大，主要是中小企业，总体产值不高。规模较大的企业只有两家——中国厨具与北京建筑中心。前者主要业务为厨房厨具的设计、销售以及售后安排，现有总资产为1200万元左右；后者主营瓷砖、大理石等建筑材料，在巴林共开设了4家店面。
（三）巴林中资企业发展较快、产业集中度高且竞争力强
近年来，特别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加大了对巴林的直接投资力度，同时在巴林的中资企业也加快了发展脚步。2005～2014年，中国对巴林直接投资存量增加了177万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6.5%。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国企业在巴林共完成营业额265万美元，2014年末在巴林劳务人员计80人。截至2014年12月底，在巴林境内的中资大型企业依然以国有企业为主。
中资企业在巴林的投资产业集中度较高，主要涉及的行业有通信、工程承包、贸易等规模经济效益大、进入门槛较高的行业，是中小企业所无法企及的。
巴林对华资的吸引力
众所周知，石油与石化业早已是巴林的支柱产业。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林开始实行开放政策，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战略，重点发展贸易、金融以及旅游产业，以减少传统产业对油气资源的过度依赖。为刺激经济新一轮的增长，巴林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快实施能源、工业等诸多领域的大型项目，并且海外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以下简称海合会）对巴林提供的100亿美元的援助为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近年来，巴林的宏观经济形势基本趋于稳定，金融业持续稳健经营。
目前，巴林吸引华人投资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石油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基础设施和配套保障服务完善。巴林基础设施相对较为完善。近年来，为了提升现有的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水平，巴林政府拟对一些基础设施进行升级和改造。由于这些项目投资金额巨大，而巴林政府财力相对紧张，除政府单独出资或是全额利用海合会援助资金以外，通常还采取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的方法。
第二，无所得税和增值税，与迪拜、卡塔尔等周边市场相比交易成本相对较低。巴林是低税国家，税收体系较为简单，没有营业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对部分行业收取印花税和市政税，对资源类的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三，交通物流便利，具有辐射海合会国家和其他中东国家市场的潜力。对于海合会国家而言，生产要素自由流通，促进了投资与贸易等经济活动的便利化。通过巴林，中国企业能够顺利打开西亚市场，对于华人在巴的投资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第四，法律法规比较健全，经济政策相对稳健，透明度、对外开放和市场化的程度比较高。巴林政府鼓励外国人在巴林进行投资，允许外资以合资或是独资方式设立公司、工厂或开设办事处。根据海合会的介绍，巴林工商部鼓励外资投资的主要领域有：①能利用海湾国家现有资源的项目；②政府指定区域的发展项目；③有益于海湾地区工业一体化的项目；④技术引进项目等。
第五，巴林民风淳朴，社会较为宽松，英语普及，对外籍人士较为友好。世界经济论坛《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巴林在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148个国家中排第44名，与上一年度相比上升了4位。
华人企业在巴林投资具备的优势以及面临的问题
华人在巴投资经营稳健，风险控制意识较强，经营以自营资金为主，较少利用银行贷款，相对保守。华人在巴林投资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巴林市场相对宽松自由。巴林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对企业的干涉较少，税收政策宽松。第二，信用环境自由。巴林市场法规完善，国民重视诚信，欺诈及恶意拖欠款较为少见，华人企业面临的潜在信用风险较低。第三，行业竞争压力较小。市场需求相对旺盛，同行业内竞争的商家不多，且“中国制造”在质量和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第四，巴林政局稳定，且对中国人普遍友好，华人企业所面临的社会风险较小。
巴林经济社会转型较为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中资企业及其员工、华人企业以及当地华侨华人的生存与发展，中资企业以及当地华人华侨遇到的问题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海湾地区地缘政治历来较为复杂，容易导致当地华侨华人受到伤害，全球化、民主化等国际政治趋势使当地局势更为复杂。2011年2月，受到西亚、北非部分国家政局变动的影响，巴林爆发了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要求国王解散政府、改善民生、促进民主；2012年以来巴林国内局势逐步恢复稳定；2013年2月，巴林宣布重启新一轮全国和解对话，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各政治派别出席，但对话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第二，中国与巴林之间尚未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资企业在当地融资的便利性，无形中增加了企业开展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展望“一带一路”下的巴林发展潜力
首先，巴林的教育体制为其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储备。巴林实施免费教育，普及九年制的中等教育制度。其教育宗旨是普及和完善教育种类，提高教育质量。1978年和1987年巴林大学和海湾阿拉伯大学分别建成开学。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巴林的文盲率约为4.9%，是海湾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其次，在海湾地区巴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截至2013年年底，巴林境内公路总长度4274千米；境内有5个机场，是连接东西方的空中交通枢纽。位于穆哈拉克岛的巴林国际机场，作为中东地区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日均起落飞机300余架次，能够飞往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与主要城市。为提升现有的基础设施服务，巴林政府拟对个别领域进行改造，其中包括：新建一条从沙特到巴林的输油管道；修建连接巴林到沙特的铁路桥；建造巴林—卡塔尔友谊大桥。值得注意的是，巴林目前无铁路，交通基础建设也待进一步完善，这将为中国相关企业带来可期商机。
再次，巴林经济的开放程度相对较高。1972年9月巴林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5年1月巴林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目前巴林共签署双边及多边贸易协定68个，涵盖了投资促进及保护、规范税收以及所得、经济贸易及技术合作等诸多方面。同时，巴林是海合会成员国、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GAFTA）成员国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
最后，巴林社会治安良好，刑事犯罪案件较少。但是由于贫富差距较大、教派之间存在冲突，加之受到西亚、北非地区局势动荡等因素的影响，局部冲突时有发生，不过总体形势较为稳定。
华侨华人于中国卡尔塔体育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卡塔尔位于亚洲西部波斯湾地区，由卡塔尔半岛及其周围的岛屿组成，陆上与沙特阿拉伯接壤。卡塔尔是君主立宪制的酋长国，人口较少，约230万人，主要集中在东海岸，全国根据人口居住情况划分为10个行政区，首都为多哈。主要民族为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有少量来自印度、巴基斯坦、东南亚等地的外籍人士，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英语为通用语言。
卡塔尔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截至2013年，已探明石油储量28亿吨，居世界第13位，天然气储量25.7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3位。凭借石油、天然气为重要经济支柱，卡塔尔进入世界富国之列，截至2013年，人均GDP达105995美元。农业、畜牧业和渔业虽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小，但仍受政府重视。卡塔尔国内实行免费教育、医疗和住房优惠等政策，居民拥有较高生活水平。[177]
卡塔尔在独立前就重视体育运动，不断投资建设国际现代化水准的体育运动场所，承办大型国际比赛，政府也鼓励将体育与青年活动结合在一起，体育运动有明显发展。卡塔尔的旅游业起步相对较晚，2006年多哈亚运会的举办刺激了旅游业的发展，即将在2022年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将带动新一轮旅游业的发展。另外，卡塔尔女权主义的进展在海湾地区颇为领先。
卡塔尔与中国的关系
卡塔尔奉行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强调伊斯兰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努力扩大本国的影响，提高知名度。卡塔尔是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
1971年卡塔尔独立，中卡两国实现通邮。1988年7月9日，中国与卡塔尔正式建交。建交后，双方互访代表团较多，涉及外交、经贸、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且不乏高层交往。2008年6月，习近平副主席正式访问卡塔尔；2012年1月，温家宝总理正式访问卡塔尔，同年5月，卡塔尔首相哈马德·阿勒萨尼访华；2014年11月，埃米尔塔米姆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卡共同宣布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178]
中卡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民间贸易往来。1993年7月，中卡双方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卡塔尔国两国政府贸易合作协定》，此后一系列的双边协议逐步签订，两国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卡塔尔主要向中国出口原油、液化天然气、初级塑料、硫黄、石灰、铝及其制品，进口机电产品、钢铁及其制品、纺织品、成品油家具及其他零件等。中国在卡塔尔开展承包业务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1995年后有较大发展，涉及石油、化工、服装、服务、加工和建筑等多种行业，中国也有较多劳务人员在卡塔尔。
近年来，中卡两国旅游往来与合作有较大发展，民间交往不断增加。卡塔尔自2001年起向中国派出留学生。目前中国在卡塔尔一些体育项目上派有教练，卡塔尔航空公司也开通多个航班往返多哈与广州、香港、北京等地。中国在与卡塔尔的人文交流领域也不断开辟新的渠道，目前“欢乐春节”已成为两国友谊的桥梁及响亮的文化品牌。
卡塔尔的华侨华人
目前卡塔尔华侨华人约有6000人，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虽然数量不多，但都较为适应卡塔尔的社会习俗和文化，部分已融入主流社会，与当地人民和谐相处，安居乐业。卡塔尔华侨华人重视中华文化，团结奋进，发挥桥梁与纽带的作用，长期为中卡两国关系的发展做贡献。
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体育事业，目前中国的一些教练员、运动员在卡塔尔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他们的身影遍布排球、射箭、乒乓球、体操、跳水、游泳等多个体育项目。实际上早在20年前，就有中国的教练登陆卡塔尔，为卡塔尔的体育事业和两国的体育交流辛勤耕耘。现如今，中国的体育教练已经在卡塔尔享有盛名。他们有的仍保留中国国籍，也有的已经入籍卡塔尔。如虞重华，作为国家体育总局公派卡塔尔的援外教练，不仅是卡塔尔著名排球俱乐部的技术指导，受到运动员和粉丝的追捧，又因其待人热情，关注卡塔尔华侨华人的各方面情况，在华人圈子里被亲切地称为“领袖”。又如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诸宸，曾是中国国际象棋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后因嫁给了卡塔尔棋手穆罕默德而入籍卡塔尔。卡塔尔政府也给予在卡的华侨华人体育工作者高度评价。[179]
除了体育领域，华侨华人也分布在卡塔尔的餐饮、超市、金融等行业领域，或在卡塔尔的中资企业工作。在赴卡务工方面，据赴卡塔尔打工者介绍，在卡打工主要收入来源是加班费，特别是节假日申请加班，工资会翻好几倍，积攒下来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外籍务工人员也可以享受卡塔尔的一些高福利，如免费医疗。此外，由于卡塔尔缺乏淡水，耕地较少，农产品无法自给，所以政府鼓励发展农业，有些卡塔尔农场便会聘请中国的一些农学家指导工人们进行大棚种菜，传授无土栽培技术。
卡塔尔与“一带一路”
2014年11月，卡塔尔国家元首埃米尔塔米姆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卡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签署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并决定共同举办“2016中卡文化年”。卡塔尔政府表示将与中方共同努力，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贡献，不断深化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埃米尔塔米姆也在接见中国驻卡大使时强调，卡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为之做出贡献。愿依据与习近平主席达成的多项重要共识，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领域——物流和基础设施，中卡两国合作潜力巨大。中国在卡塔尔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业务，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能源石化行业。第22届世界杯足球赛将于2022年在卡塔尔举行，相关基础设施投资逾2050亿美元，但卡塔尔建设资源匮乏、施工力量不足，也需要重点采购筹办世界杯的相关建设类产品与技术，由此给予了中资企业新的机会和发展与合作空间，中国企业在基建领域具备先进技术、丰富施工经验和较强承包能力，在当地业务将不断取得新进展。卡塔尔目前通过举办一些与中国企业接洽的活动来寻求合作与发展，中资企业在开展工程承包的同时，也努力推动中国产品、服务和技术标准“走出去”。中国在卡企业在遵守驻在国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习俗、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加强安全管理的前提下，与卡方有效合作，实现互利共赢。2008年中卡签订《两国政府关于规范卡塔尔雇佣中国劳务人员的协定》，进一步完善了中国人赴卡塔尔工作的各项机制，有效规避风险，保护在卡中国人的合法权益。
乘“一带一路”之风，中卡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从基础设施、金融、能源、体育领域扩展到信息通信、文化、教育、旅游、新闻等领域。2015年4月，海湾六国的侨领齐聚阿联酋，就“一带一路”框架下华商企业的发展进行交流讨论，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企业腾飞的绝佳时机，虽然面临形形色色的风险和挑战，但有祖（籍）国作为后盾，海湾各国华商团体互相帮助，交流合作，不断进行信息沟通与智慧分享，华商企业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一带一路”的倡议也有着文化融合和文明交流的层面。除了中卡之间互派留学生的增多、中国的体育人才赴卡交流发展之外，“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推动中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文化交流。世烹联会长率团访问卡塔尔，将中餐繁荣发展与“一带一路”相结合，在饮食文化上推动中卡民间交流。目前卡塔尔的中餐馆不多，卡塔尔侨团领袖表示，通过“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提升当地中餐业的发展水平，为两国文化交流增添新的力量。
科威特华侨华人与中国科威特能源、金融及基础建设合作
科威特是一个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部的伊斯兰国家，濒临波斯湾，其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转口港，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20世纪30年代因发现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一跃成为海湾石油富国，但是其农产品几乎都需要进口。近年来科威特开始逐渐改变单一的石油经济模式，工业发展和金融投资并重，以石油美元带动经济多样化发展。
科威特曾经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自1581年起先后由哈立德家族、萨巴赫家族统治。1899年英国入侵，成为科威特的宗主国；1961年科威特宣布独立；20世纪90年代初期蒙受海湾战争冲击，成为国际政治热点。1971年科威特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中科建交后双方关系稳步发展，高层多次互访，政治、经贸、军事、文化等领域均有形式多样的合作。[180]
中国与科威特的经贸往来
在经贸合作领域，1980年至2014年两国政府先后签署了贸易协定、石油框架合作协议等一系列贸易协定，光是2014年一年，中科两国便签下了10份合作备忘录。建交以来的中科双边贸易呈现直线上升态势。中国从科威特进口的商品主要是原油，也包括少量的石油化工产品和动物皮革等。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是各类汽车、运输机械、轮胎等运输机械及相关设备，其次是计算机及配件、手机、家电、电动机械等机电产品，还包括大米、玉米油等副食品，纺织品、箱包、家具等日常用品和建材、勘探设备等工业产品。两国贸易中，科威特一直居于贸易顺差地位。
中国对科威特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3年年末，中国对科威特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8939万美元，主要集中于油气和基建行业。承包劳务也是中科经贸往来的重要一部分，2013年中国企业在科威特新签承包合同20份，新签合同额达8.65亿美元。科威特也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截至2014年11月，科威特已向中国的37个项目提供了总额为9.52亿美元的优惠贷款。科威特阿拉伯发展基金在华投资额达9.7亿美元。截至2013年，科威特以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QFII）身份，在中国人民币市场投资额度已达25亿美元，成为人民币市场最大的外国投资者。[181]
科威特在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同时，还积极开展慈善事业。在科威特阿拉伯发展基金的大力支持下，科威特提供3400多万美元用于支持宁夏人民医院项目，并与我国民政部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在宁夏南部山区和生态移民区支持实施慈善项目。[182]
科威特的华侨华人
过去数十年来，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产油国家急需大量的劳动力，所以不断有外籍劳工输入科威特。科威特是世界上为数极少的本国居民少于外国侨民的国家之一。2013年科威特籍人口仅占总人数的38%，而外籍人口占总人数的62%。依据2014年统计数据，科威特外籍人口数量达到2413081人，其中印度人762471人，数量最多；埃及人517973人，排在第二位；孟加拉国人181265人，排第三位。华侨华人在科威特人数不多，大约5000人。
早期赴科威特的华侨华人一般在工厂工作，现在分布在各行各业，如餐饮服务业、医护保健业等。不过由于科威特天气炎热，且与中国文化差异巨大，所以在科威特生活的华侨华人流动性较大，长期定居在科威特者不多，许多人想赚些钱就回国或者以科威特为跳板再到欧美国家发展。
1997年，科威特的华商董泰康先生组织成立了以“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为宗旨的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经常在一些重要的节日组织庆祝活动，联络沟通在科威特生活的华侨华人之间以及和科威特人之间的感情。协会加强了在科华人的联络和合作，甚至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期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消除华侨华人的恐慌情绪，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沟通使馆，并采取各种措施安抚当地华人，贡献卓著。
中国在科威特的商业发展，以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较大型的承包工程，包括中石油集团承建的加油站及艾哈迈迪炼油厂修复项目、中石化集团承建的浮顶油罐项目及中国港湾公司承建的油码头项目等。目前，科威特中央银行大楼，科威特布比延岛一期跨海桥梁、道路工程，科威特第三移动通信扩容，15口油井技术服务等项目也由中方承建。[183]
科威特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战略
（一）进一步加强石油能源领域合作
近年来，中国的石油进口越来越多地来自海湾地区，目前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60%以上。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随着对石油需求的迅速增长，预计我国对中东石油的进口需求将占到我国石油消费量的近90%。而科威特的石油探明储量占世界探明储量的9.2%，未来在我国石油进口中将扮演重要角色。中科两国在石油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一方面可以保障我国战略能源供应的安全，另一方面科威特石油也能获得稳定的销售渠道。而科威特石油公司制定的2020年发展战略规划，也致力于同外国伙伴合作扩建和更新现有炼油设施，中国石油公司可关注加强这个领域的投资，科威特的华侨华人也可以更多参与到中科两国合作的项目中去。
（二）从石油战略角度处理中科经贸合作
我国未来的石油安全问题和中东地区的政局密不可分，而中东地区复杂、动荡的政治现实也需要我国以灵活的方式加以应对。随着对中东石油产品依赖的加深，中东的政治生活将成为我国关注的重点。目前科威特仍然仰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科威特与伊拉克、叙利亚之间的紧张局势也没有消除。在未来的中科合作中我国很难置身事外或者以低姿态来制定相关的政策，所以应更加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与科威特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而科威特的华侨华人将成为我国处理科威特相关事务的重要媒介，在科威特生活的华侨华人可以借助自身参与科威特经济发展、熟悉当地环境的优势，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各方面加强中科两国之间的联系。
（三）中国与科威特在金融领域的合作
科威特利用来自石油美元的盈余资金，积极发展对外投资，力图把自身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但是由于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虽然允许外国的银行在科威特建立分支机构，但是限制较多。比如外国银行在银行业中的股权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不能涉足保险业等，但是中国与科威特在金融领域的合作还是在不断加强。比如科威特国民银行和科威特投资局分别在上海和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且科威特投资局在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均持有股份，还专门成立了科威特中国投资公司并且在科威特证券市场上市。未来中国与科威特的金融合作可以在两国之间进行，也可以在两国之外（如非洲）进行。
（四）强化基础设施领域合作
近年来，科威特为恢复其在海湾地区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陆续推出了一批大型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我国可以抓住机遇在当地拓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参与科威特基础设施领域项目的建设。中科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既可以发挥我国的技术优势、劳务承包的优势，也可以为在科威特生活的华侨华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五）在更多的领域加强合作
科威特营商环境较好，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第86位，而中科两国签署的一系列贸易协定为中科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双方可以在更多的领域（如医疗保健、水电、旅游、运输、电子网络技术、电信、软件开发、环保产业等方面）加强合作。
中东小巴黎——黎巴嫩华人社会一瞥
黎巴嫩旧时又称“利巴嫩”，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腓尼基人，现在来黎巴嫩旅游的游客经常可以在当地的小店看到与腓尼基人相关的艺术品。腓尼基人是第一个环非洲航行的民族，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字。历史上，黎巴嫩盛产香柏，高大的香柏木是一种重要的建筑材料。以上关于黎巴嫩零散的历史记录，我们都可以在《旧约·圣经》里找到。公元前64年，黎巴嫩被古罗马所占领，在此期间，罗马人修建了著名的巴尔贝克神庙，该神庙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罗马古建筑之一，也是黎巴嫩对世界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黎巴嫩地处亚非欧交会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曾被亚述、巴比伦、波斯、罗马等几个大国占领过；7～16世纪初，黎巴嫩成为阿拉伯帝国一部分，在1517年则被奥斯曼帝国占领。一战之后，黎巴嫩成为法国委任统治地，二战期间则被英军占领。黎巴嫩在1943年11月22日宣布摆脱法国的委任统治，宣告独立，并成立了黎巴嫩共和国。1946年12月英法军队全部撤离黎巴嫩。至此，黎巴嫩彻底摆脱了英法的殖民统治，翻开了国家建设的新篇章。1975年4月，黎巴嫩国内基、伊两派因国家权力分配不均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了内战的爆发。冲突双方在沙特和其他中东有关国家的斡旋下，在1989年10月达成停火的《塔易夫协议》，并开始重新分配政治权力。1990年，黎巴嫩内战的硝烟终于散去。
黎巴嫩的发展现况
黎巴嫩幅员并不辽阔，国土面积大约只有1万平方千米，全国人口约458万人（截止到2014年），其中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人。黎巴嫩是一个典型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语是其官方语言，通用语言则为英语和法语。该国国内54%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主要是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46%的居民信奉基督教，其中主要有马龙派、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亚美尼亚东正教等。黎巴嫩全国一共分为北方、南方、贝鲁特、黎巴嫩山区、贝卡、阿卡尔、巴尔贝克－赫尔梅勒、纳巴蒂亚等8个省，采取省—县—镇三级行政区划。作为首都的贝鲁特，是该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中东著名的商业、金融、交通、旅游和新闻出版中心。历史上黎巴嫩商业繁荣，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密切，贝鲁特曾有着“中东小巴黎”的美誉。
在国家政治建设上，宪法规定黎巴嫩是一个独立、统一和主权完整的国家，采取议会民主共和制的政体，具有典型的阿拉伯国家属性。黎奉行自由的对外贸易政策。任何权力的行使均要以有利于各教派和平共处为原则。宪法还规定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6年，不得连选连任。黎巴嫩的议会实行一院制，并由选举产生。1992年7月，黎议会通过选举法修正案，将国会的议席增加到128个，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平分，此制一直延续至今，在制度上确保了国内政局的相对稳定。在黎巴嫩国内，虽然党派众多，但力量分散，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能够占据绝对的优势。黎巴嫩议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法律、修改宪法、选举总统、批准总理和阁员人选以及审议国家财政预算和对外条约及协定的签订和废除。议会的议员则由普选产生，任期4年。在2009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以“未来阵线”为首的黎议会多数派赢得全部128个议席中的71席，以真主党为首的议会少数派获得57席。2014年11月，议会通过决议，将该届议会的任期延长至2017年6月。[184]
黎巴嫩矿产资源相对较少，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其中主要的矿产资源有铁、铅、铜、褐煤和沥青等。黎巴嫩工业发展的基础相对薄弱，以加工业为主，工业集中在金属制造、非金属制造、木材加工、家具、服装、纺织等领域。黎巴嫩工业从业人数约为20万人，占黎劳动力的7%，工业仅次于商业和非金融服务业，是黎国内的第三大产业。黎巴嫩的农业条件在众多的阿拉伯国家中是相对较好的，但是其规模不是很大，仅占GDP的11.7%。全国可耕地面积24.8万公顷，其中可灌溉面积10.4万公顷，牧场36万公顷，林地面积79万公顷。贝卡谷地是黎巴嫩主要农业产区，该地区的可耕地面积占到了黎全国的52%。黎粮食生产落后，主要依赖进口，国内的主要粮食作物有大麦、小麦、玉米、马铃薯等，主要的经济作物有烟草、甜菜、橄榄等。近年来，在黎巴嫩政府的支持之下，黎葡萄种植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葡萄酒年产量能够达到600万～700万瓶，出口额约1200万美元。[185]
黎巴嫩是传统的中东旅游胜地，旅游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很高，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但是战争给其旅游业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内战前，每年入境旅客能够达200万人次，旅游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0%以上。内战期间，旅游业一蹶不振。战后黎巴嫩政府曾将振兴旅游业作为重建计划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黎以冲突及安全局势不稳再次影响了黎巴嫩旅游业的振兴。
黎巴嫩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与黎巴嫩自古便通过丝绸之路联结在一起，黎巴嫩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和中转站。据史料记载，最先将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货物销往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各国的是黎巴嫩的祖先腓尼基人。在黎巴嫩北部城市的黎波里、南部城市赛达等地，至今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当年古丝绸之路驿站的遗迹。新中国成立之后，两国在1971年11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此后的40多年里，中黎两国的双边关系一直处在良好发展的态势之中。在经贸往来方面，中方向黎出口商品主要是工业成品，包括机电类产品、纺织品、电子设备、汽车类、家具等，中方从黎进口商品主要是废金属等产品。近年来，面对饱经战争伤害的黎巴嫩，中方多次在经济上向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和援助黎巴嫩的国家建设。2014年中黎双边贸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达24.96亿美元，同比增长8%，中国也因此继续保持黎巴嫩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在科教文卫交流方面，中黎两国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签订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并分别在对方国家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深受两国人民的好评。1992年，中黎双方签署文化交流协定。2010年5月，中黎签署《2009 ～2012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黎巴嫩参加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黎经贸部部长萨法迪来华出席黎国家馆日活动。2012年，中方在黎举办“欢乐春节”等文化活动。2013年，中黎共同举办了双边文化日、文艺演出、图片展等一系列活动。2005年12月，中黎签署旅游合作协定，黎成为中国公民组团旅游目的地国之一。2008年11月，双方签署《中国旅游团队赴黎巴嫩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2010年5月1日，中国公民赴黎巴嫩旅游业务正式开展。此外，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黎巴嫩南部的维和及扫雷行动，2006年年底中国维和部队曾进驻黎巴嫩南部执行维和任务。
黎巴嫩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
在黎巴嫩，华侨华人旅居或侨居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在最近几年里，赴黎巴嫩的华人人数才开始迅速增长。随着中黎经贸往来的增多，多家知名的中资企业开始进入黎巴嫩市场。中国每年有上千的商人、工程师或者游客赴黎巴嫩考察市场、安装机器和旅游，也有不少黎巴嫩的商人来到中国寻找梦想，他们在开创属于自己事业的同时，还收获了一份美丽的爱情，襄阳姑娘赵颖的故事，就很能够说明旅黎华人是如何推进中黎关系的发展，并进一步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
15年前，赵颖远嫁到黎巴嫩，现在已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2006年开始的军事冲突，让黎巴嫩硝烟弥漫，华侨华人陆续撤离。因为丈夫在当地行医，赵颖选择留下，并开设了名为“战争中的黎巴嫩”的博客，真实地描写当地的战况，让世人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同时呼吁人们关注和平以及为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救援。也就在同一年，赵颖协助约瑟夫大学成立了中东第一家孔子学院，组织各式各样的中华知识课程及文化活动，相关工作进展顺利，成果斐然。赵颖目前也是中阿文化商贸交流促进会会长，为中阿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拓展中阿大学之间的交流。
黎巴嫩人民生性务实，勤于经济，中黎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广阔的前景。黎巴嫩各界对“一带一路”普遍寄予了厚望，华商及相关对中贸易企业更可望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领头羊。一些民间的经贸组织，如黎中商贸协会、黎巴嫩商会联合会等，已经成为中黎两国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作为中黎合作的倡导者和见证者，黎巴嫩法兰萨银行董事长卡萨，时常为黎巴嫩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出谋划策。在卡萨领导下，该银行甚至制作出版了“一带一路”专刊，并与中国银联合作在黎成功发行银联卡，标志着两国金融合作迈出了新步伐。
中国提出的关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对于沿线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在“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之下，中国同沿线国家在经贸和科教文卫方面的交流将会更加频繁。对于黎巴嫩而言，中黎经贸合作对于黎巴嫩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黎巴嫩每年从中国进口价值25亿美元的商品，占黎巴嫩进口总额的12%，相当于从法国和意大利进口的总和。在黎巴嫩的整个对华贸易中，出口较少，贸易逆差较大，增加对华出口将极大地改善这一状况。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热”持续升温，黎巴嫩民众对参与“一带一路”的人文、学术交流颇具热情。许多高校及科研机构已着手与中国开展合作，民间赴华参加各式培训班和交流项目者众多，甚至中小学也竞相举办中国日、中华文化活动。相信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中黎两国的合作必将为这个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国家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侨情复杂的土耳其华人社会——发挥新疆籍少数民族侨胞的积极作用
2000年，土耳其约有华侨华人8万人，其中，汉族只占1/10，60%是维吾尔族，另外的30%是哈萨克族和其他民族，绝大部分都和中国国内有着生意往来。经统计，维吾尔族约5万人，哈萨克族2.5万人，尚有少量的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和汉族。[186]随着中土关系的发展，经贸的流通以及人文、旅游等社会交流的增加，短期、频繁出入土耳其的中国公民不断增长。目前在土耳其常住的中国人主要有中资企业员工、留学生、个人经商者以及在土务工人员等。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首都安卡拉、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旅游之都安塔利亚、中南部重要城市开塞利等都有中国人常住。[187]不过总的来说，土耳其华侨华人以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为主。不同民族之间的华侨华人并无来往，彼此泾渭分明。不过，他们都普遍认为中国是祖先生活过的地方，而新疆则是祖先的故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新疆保持一定的往来，所以通常也把他们称为新疆籍华侨华人。例如在土耳其的Amasya维吾尔区就有维吾尔族数万人，当地维吾尔人介绍说他们祖先率领西征蒙古军队（由维吾尔人组成的蒙古西征军）来到土耳其凯撒里省并在那里安家落户。
维吾尔族华侨华人和哈萨克族华侨华人在土耳其华侨华人中占比最高，各自的组成虽有不同，但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20世纪30年代新疆喀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解体后辗转到土耳其定居者，主要聚居地是开赛利；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探亲等名义到达土耳其者；三是1962年“伊塔事件”中的出走者。后面这两部分人则大部分聚居在伊斯坦布尔。哈萨克族华侨华人中，最早迁入土耳其的一部分是由于盛世才屠杀于20世纪30年代从新疆逃亡印度，再从印度迁入土耳其；另一部分则是受反动牧主拜克裹胁于1949年由新疆到达印度，然后分别于1952年、1953年迁入土耳其。另外两类则与维吾尔族华侨华人类似，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探亲名义到土耳其定居者或因1962年“伊塔事件”而到达土耳其定居者，主要居住地是伊斯坦布尔。[188]
除了部分新移民仍持中国护照外，在土耳其的新疆籍华侨华人基本都已经加入土耳其国籍，这是因为土耳其认为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与土耳其同族、同语、同文、同教，都属于中亚突厥语系，故而在入籍方面给予优待政策，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华人在大学录取过程中，也享受与土耳其当地人同等优先的待遇。
目前，维吾尔族华侨华人大多数从事中土之间的贸易，主要从事服装、丝绸、中药材、家具、办公设备、家电、电子产品的批发和零售业务，还有的经营房地产、中医诊所、旅行社、餐饮业等，也有不少人在跨国公司供职，收入可观。[189]哈萨克族华侨华人大多从事制革、皮衣加工和销售行业，原本收入非常可观，生活也较之维吾尔族华侨华人富有，但近年来市场行情不好导致皮革、皮衣销量下滑，从而其生活水平开始下降。但总的来说，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华侨华人在土耳其能够逐渐融入主流社会。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以探亲、朝觐等名义去往土耳其的华侨华人以维吾尔族居多，从事的职业也与大部分维吾尔族华侨华人相似，只是有些人仍然还持有中国护照，并未加入土耳其籍。[190]
侨情特殊：与国内分裂势力有复杂联系
从上述概况可以看到，土耳其侨情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土耳其华侨华人多为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与中国新疆的渊源很深，来往频密。新疆境内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人有亲戚关系。很多民族是跨境的，同文同教。土耳其“维吾尔工商协会”是一家华侨华人企业家组成的社团，成立时有100多家知名华侨企业，还有200多名留学生，“这应该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的海外商会，至少在土耳其是唯一的”。[191]除进行商业贸易之外，也会向土耳其政府和民间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中国相关政策，并团结当地侨胞，为当地华侨服务。[192]
第二，土耳其的移民政策受到其国内政治影响，宗教因素在外交中多有体现，损害了中土关系的基础。近年来，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努力受挫，重返中东“零问题”外交也四面撞墙，激化了民族主义思潮，也助长了土耳其社会的激进情绪。埃尔多安曾公开抨击过中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其担任总理特别是应邀访问新疆后，一度趋于客观和务实，谨言慎行，但其认知中的大突厥意识和伊斯兰主义倾向并未明显改观。土耳其政府虽然表面上禁止在土耳其居住的维吾尔族中国公民参与反华政治活动，但私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新疆问题始终是中土关系中持续低烧的病灶，每遇大的波折，就会引发双边摩擦和争执。土耳其政府这种宣称“国门将一直向维吾尔兄弟敞开”实际上却非法转运和接纳移民的方式无异于火上浇油，土耳其需要防止其对华政策进一步被涉恐组织绑架，否则只会给中国公众留下恐怖分子避难所的印象。
第三，正因为土耳其与新疆之间存在的渊源以及土耳其国内政治中“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东突”势力和其他“疆独”分子往往将土耳其视为活动基地和保护伞，影响了正常的中土关系，也增加了地区不安全因素，更是给土耳其当地的新疆籍华侨华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实无论是早期的新疆分裂势力领导人阿力普提肯和伊敏，还是后来形形色色的各类“疆独”势力，都将土耳其作为自己重要的“大本营”。在此背景下，任何土耳其政府首脑，尽管不少信誓旦旦地在访华期间表示“尊重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回到土耳其后，面临政治竞选中残酷的搏杀，都不可能完全抛开新疆问题。
从2014年开始，新疆地区的“疆独”分子偷渡到泰国、老挝和缅甸等地的人数有所增加，不少偷渡人员被当事国的边境安全人员逮捕。但是在逮捕之后，这些人往往声称自己是土耳其人，而土耳其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馆也会第一时间前往“探望”，颁发土耳其护照并要求当事国政府予以释放。这与中国政府要求当事国遣返的立场相悖，中国和土耳其也往往因这些事件而经历多次外交风波。土耳其本国公民同许多中东国家公民一样，往往对中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容易被热点议题引导，形成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情绪。
发挥新疆籍少数民族侨胞的积极作用
土耳其的华侨华人不仅有民族上的分族群居，彼此并不互相来往，更有“疆独”分子和普通华侨华人之间的严格区分。在论及海外华侨华人时，政府和学界通常是持正面积极的态度对华族群体表示赞赏和欢迎，但是不可否认“疆独”等分裂势力也同样是华侨华人群体中的特殊组成部分，对于外界来说，他们同样代表着中国形象和中国声音。坏新闻往往比好新闻传播的影响力更大，因而一小撮“反华”的华侨华人群体对中国国际形象的破坏不容小觑。也正是因为这样，新疆籍少数民族侨胞在沟通中土关系、传播中国正面形象上的桥梁作用更为重要。不仅如此，于中国而言，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过程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土耳其有着7000万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且处于连接欧亚大陆的枢纽地位，直接关乎倡议的成功落实。[193]同时，土耳其也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产能优势实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因此，如何发挥新疆籍少数民族侨胞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减少反华势力的负面影响，是今后国家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幸福沙漠中的绿洲——沙特阿拉伯华人社会
沙特阿拉伯王国大部分地区属热带沙漠气候，夏季最高气温可达50℃以上，年平均降雨不超过200毫米。在阿拉伯语中，沙特是“幸福”的意思，“阿拉伯”则指“沙漠”，意为“幸福的沙漠”。
沙特阿拉伯为君主专制政体，全国划分为13个行政区域，每个地区都由国王委派总督治理，首都为利雅得。沙特阿拉伯人口主要为阿拉伯人，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但在经济领域广泛使用英语。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货币为沙特里亚尔。
沙特阿拉伯是名副其实的“石油王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藏、生产和出口国，石油工业是其主要的经济支柱。另外，沙特还拥有金、铜、铁、锡、铝、锌、磷酸盐等矿藏。沙特阿拉伯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淡化海水生产国。牲畜主要有绵羊、山羊、骆驼等。对于阿拉伯游牧民来说，骆驼是其赖以生存的重要依靠。另外，阿拉伯骏马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194]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文明的殿堂、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加、麦地那等古城均为知名的宗教圣地，有各种特色宗教建筑，也有神秘的先知遗迹。除此之外，沙特阿拉伯各具风情的城市，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阿拉伯风情。
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往来
（一）古代中沙关系
早在阿拉伯半岛由罗马帝国统治之时，中国的蚕丝就通过阿拉伯半岛进行水陆转运。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也曾到达广义上的阿拉伯区域，开通了通往中亚和西亚的道路，丝绸之路成为中阿交往的桥梁。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曾经派人出使唐朝。公元671年，第一批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广州经商。
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的弟子就曾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传播伊斯兰教。据传，为鼓励追随者寻求友谊、增加知识，穆罕默德发出了一条有名的“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穆斯林开始了去麦加朝觐的旅程。明朝郑和下西洋之时，远洋船队曾到达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几个港口，当时郑和派了7人随同麦加使者乘船去朝拜，并带回了麦加禁寺的地图图纸。由于经济贸易密切往来，政治外交和平友好，大批穆斯林移居中国，唐宋时期，长安、广州、扬州、海南岛等地都有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居住。他们有的在中国娶妻生子，其子女被称为“土生蕃客”。
（二）近现代中沙关系
沙特阿拉伯在外交方面奉行中立原则，立足于伊斯兰教，维护阿拉伯世界的团结。沙特阿拉伯重视发展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加强与中国、欧盟、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的关系。1990年7月21日，沙特阿拉伯王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标志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新发展。1998年吉达的中国领事馆开馆，2003年，沙特阿拉伯香港领事馆开馆。
中沙建交后，两国的经贸和能源合作迅速发展。1992年中沙签订《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协定》，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在西亚、非洲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主要从沙特阿拉伯进口原油、乙二醇、液化石油气等，并向其出口机电产品、轻纺产品以及钢铁制品。截至2013年，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已达到722.04亿美元。
除了经贸合作外，中沙在文化、宗教、民间交流等方面也不断扩大合作。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每年都会组织国内穆斯林赴沙特阿拉伯朝觐。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沙特阿拉伯政府向中国捐赠了5000万美元的现金和1000万美元的物资，是所有捐赠国家中捐赠数额最大的，各个阿拉伯国家的王室成员也积极组织捐款和义卖。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沙特阿拉伯馆作为园区内仅次于中国馆的第二大国家馆，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展馆的造型是一艘沙漠中驶来的“丝路宝船”，象征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丝绸之路的兴盛，也象征着中沙两国的交流合作以及文明的融合共生。2011年5月，为促进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沙特阿拉伯政府将展馆赠予中国。
沙特阿拉伯的华侨华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华侨华人为15万～18万人，绝大多数为维吾尔族，占九成以上，主要居住在吉达、麦加、麦地那、塔伊夫、达曼以及首都利雅得；其次为回族，主要居住在塔伊夫。此外还有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汉族较少，部分已入沙特阿拉伯籍。除汉族外，其余均属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
目前在沙特阿拉伯的维吾尔族华侨华人主要来自中国新疆，有因政治、经济原因出国的，也有因朝圣因素移居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赴沙特阿拉伯的维吾尔族95%以上都加入了沙特阿拉伯国籍，改革开放之后赴沙特阿拉伯的新移民多持中国护照，维吾尔族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一般较为富裕。移居沙特阿拉伯的回族主要来自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沙特阿拉伯华侨华人倾向于多元认同，一些华人对中国的了解较少，但仍保留浓厚的民族情感。
沙特阿拉伯华侨华人总体生活较为富裕，第一代从事个体经营、房地产、食品加工等行业，或从事东亚及东南亚贸易。第二、三代多在沙特阿拉伯或英国、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或继承家业，或进入国家的各个部门、各行各业，融入了主流社会。在沙特阿拉伯，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通过婚丧嫁娶活动，民族语言依赖家庭传承。改革开放后来到沙特阿拉伯的新移民身影也出现在各行各业，成为中沙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沙特阿拉伯是一个较大的国际劳务市场，中国的工程承包公司也在沙特阿拉伯得到发展，随之而来的也有一批中国的劳务人员。这些中国向沙特阿拉伯派出的劳务人员多数是工人和护士，项目管理、工程技术人员较少。
沙特阿拉伯的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两国的友好关系早在古代丝绸之路之时就已开始，如今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下，两国的交流合作将进一步加深。2014年12月，沙特阿拉伯驻华大使叶海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致力于寻找满足共同利益的方式，致力于团结，是一个宏伟的构想，沙特阿拉伯将积极向这一目标靠拢，为它的成功实现贡献力量。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李成文表示，当前，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都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共建“一带一路”为双方发展都提供了重要机遇，中方愿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抓住机遇，携手合作，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新的时代光芒，造福中沙、中阿人民。[195]
沙特阿拉伯现已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中沙两国政府对共建“一带一路”有着广泛共识。沙特阿拉伯实施经济多元化战略，新兴产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海陆交通设施的连通将带来更大效益，人才交流也将进一步发展。2014年下半年，中石化以近13亿美元的价格与沙特阿拉伯阿美石油公司签订合同，将为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东气西输线路建设两座大型天然气增压站，这对沙特阿拉伯促进西部经济发展、提升石油出口能力、改善环境质量意义重大。这也将进一步促进教育、创新、文化的交流和人员流动。当前赴沙特阿拉伯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逐渐增多，两国艺术家互访交流活动也更加频繁。[196]
沙特阿拉伯的华侨华人，长期以来都与当地民族友好相处，推动了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中沙两国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在国际经贸方面更具优势，从古代丝绸之路开始，就有着经商的传统，除了与当地人有同样的宗教信仰之外，还熟悉多种语言文化，有些家庭还具备跨国的人际关系网，方便商贸往来。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不论是与中资企业合作还是回中国投资都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此外，沙特阿拉伯的投资环境宽松，近年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吸引外资，今后将会有更多中国人前往沙特阿拉伯寻找经济发展空间，成为新一批的华侨华人。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在沙特阿拉伯的中国工程承包公司将得到发展，中国派出的高学历、高技术的劳务人员也会随之增多。
未雨绸缪，再续前缘——叙利亚华侨华人展望
叙利亚位于亚欧非大陆交会处，其北部与土耳其接壤，东部与伊拉克交界，南部及西南部同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和黎巴嫩毗邻，西部面临地中海沿岸。叙利亚是世界古老文明发源地之一，公元前3000年该地区就存在原始城邦国家。此后叙利亚地区曾被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文明大国统治。一战后，叙利亚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1941年9月，“自由法兰西军”总司令贾德鲁将军以盟国名义宣布叙利亚独立。1943年8月，叙利亚成立自己的政府。从1963年起由阿萨德家族领导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至今。从2011年起，由于反政府活动升级，叙利亚政局持续动荡，境内武装冲突不断，安全形势恶化，人道主义危机严重，这为“一带一路”建设在叙利亚的开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潜在机遇。[197]
中叙两国友好交往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终端的叙利亚，在2000多年前就与中国进行了友好交往。大量商队通过古丝绸之路穿梭于中国与叙利亚等阿拉伯地区，密切了两国的商贸关系，同时增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随着1956年中叙正式建交，双边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巴沙尔总统执政后，于2004年实现了叙利亚总统首次访华。此后，中叙政治高层进行频繁的互访活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随着叙利亚逐步改革开放，叙利亚每年都派团到中国来考察学习，中国政府也经常派团赴叙利亚考察交流，巩固了两国友好关系。长期以来，中叙两国相互尊重双方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积极谋求共同发展。[198]
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为缓和叙利亚紧张局势做了大量工作，努力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暴力，积极主张通过协商对话方式解决矛盾和分歧。近年来，中国政府代表多次赴叙进行斡旋，并在联合国就叙利亚问题和平解决进行积极磋商。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也派代表赴中国访问，积极与中国沟通并相互交换意见。面对叙利亚问题引发的危局，中国政府多次对叙利亚进行人道主义援助，通过物资和资金方式帮助叙利亚改善民生。
近年来，中叙两国在经济贸易和文化教育领域进行多方交流与合作。在经济贸易方面，中叙两国贸易发展迅速。据中国前驻叙利亚大使周秀华介绍，2002年中叙双边贸易额不到3亿美元，到2007年两国贸易额已达到18.7亿美元。但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中叙贸易受到较大影响。据外交部网站信息，2014年中叙两国双边贸易额仅为9.86亿美元。在文化教育方面，据中国外交部信息，1956年中叙签订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1974年中国向叙利亚派遣留学生。2000年中叙签署高教合作协议。目前，叙利亚在华留学生为262人，以中文、医学类专业为主。
叙利亚华侨华人
叙利亚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国内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此同时，叙利亚政府开始逐步实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国内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因此，叙利亚华侨华人及在叙利亚工作和留学的中国公民人数也不断增加。据中国新闻网信息，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前，在叙华侨华人曾多达5000人。许多华侨华人在叙利亚生活多年，并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有些留学生在叙利亚仍有学业或工作任务。因此，在2011年危机爆发后，他们仍保持观望态度。随着危机升级，安全局势严重恶化，他们才陆续撤离叙利亚。
2011年前，中叙两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中国逐渐成为叙利亚第一大进口国。随着叙利亚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叙利亚政府积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特别是2007年颁布的新《投资法》给予了外商投资较为宽松的优惠保障政策，这吸引了许多中资企业进入叙利亚市场进行各种项目投资。据中国前驻叙利亚大使周秀华介绍，2002年在叙利亚的中国企业仍主要从事纺织等传统行业。后来，大量中资企业逐步进入石油、电力、交通、通信等领域。其中，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等中国石油企业积极参与叙利亚的石油工业，与相关企业共同开发石油资源，实现双方互利共赢。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叙利亚承包了许多相关工程项目。根据商务部信息，2011年前，在叙利亚的中资企业承包工程项目主要包括中纺对外技术合作公司承建的杰布莱棉纺厂项目、四川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承建的迪什林水电站项目、中材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叙利亚水泥总包项目等。这些工程项目需要大量的劳务输出，因此在叙利亚工作的中国公民人数也逐渐增多。[199]
随着2011年叙利亚危机不断升级，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大量华侨华人及中资企业工作人员逐步撤离叙利亚。据国际在线信息，截至2014年1月，留下的华人只有11人，其中包括媒体记者以及一些已经在叙利亚安家的中国人。目前，绝大多数中资企业撤离叙利亚，仅有少数企业员工进行设备维护。其中，四川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在2012年年初就把在叙利亚的中国员工全部撤回。目前，相关设备仅靠叙方人员维护。[200]
“一带一路”建设与叙利亚华侨华人
在经济贸易方面，中国政府应努力降低因叙利亚危机给华商及中资企业在叙利亚商业和工程项目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未来在叙利亚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保留一定的经济基础。目前，叙利亚处于内战状态，暴力冲突不断，恐怖主义威胁严重，华侨华人及中资机构人员逐步撤离叙利亚，许多在叙利亚的中资工程项目被迫暂停。尽管战争的阴影仍笼罩在叙利亚，但是，各国博弈达到均衡状态后，叙利亚局势将趋于稳定，各方和解也将是时间问题。因此，现阶段中国应该努力保障华侨华人及中资企业在叙利亚的现实利益，通过外交斡旋等方式尽量减少华侨华人及中资企业在叙利亚的经济损失。同时，保持华商和中资企业与在叙利亚商业和工程项目的相应联系，为未来叙利亚的战后复建及“一带一路”建设在叙利亚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法律方面，培训叙利亚华侨华人及挖掘在叙中资企业员工中的政治和法律人才，为战后叙利亚复建及未来在叙利亚“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党派矛盾和宗教冲突是叙利亚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未来叙利亚政局逐步稳定，其国内的政党利益争斗和宗教矛盾冲突仍将存在，因此战后叙利亚复建和“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资企业在叙利亚投资的工程项目仍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这就需要一批熟悉叙利亚政治的人才，为中资企业提供相关政治和政策咨询。叙利亚的法律主要来源于伊斯兰法学和法国民法，司法系统与中国有一定差别。与此同时，未来叙利亚的和解也将对现有的司法系统产生影响，这些因素为“一带一路”在叙利亚的建设增加了一定的法律风险。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加强相关政治和法律人才培养。要在当地华侨华人群体及中资企业员工中培训和挖掘相关人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具体工程项目的政治和法律风险。
在文化交流方面，鼓励和支持叙利亚华侨华人及在叙工作的中国公民传播中国正能量，积极推进叙利亚政治和解，为未来在叙利亚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奠定民心相通的基础。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国内暴力冲突不断，人道主义危机严重。为了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中国政府积极有为地进行外交斡旋。据中国外交部2015年12月信息，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明确了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三大原则——寻求政治解决、叙利亚人民决定叙前途命运、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同时表示中方决定再提供4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用于叙利亚改善民生的项目。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积极谋求政治和解的外交努力得到了叙利亚人民及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因此，中国在国际社会积极传播正能量的同时，还应鼓励和支持叙利亚华侨华人及在叙工作的中国公民在国际媒体上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努力增进中叙人民的相互理解，积极推进中叙两国民心相通，为未来叙利亚的“一带一路”建设奠定感情基础。
火线撤侨，放眼将来——也门华人社会近况
也门位于红海通向印度洋的出口，19世纪列强入侵将也门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其中北也门为王国，在1918年脱离奥斯曼帝国宣布独立，1962年被革命推翻后，建立起阿拉伯也门共和国（YAR）。南也门则属英国殖民地，1967年，英国撤出后，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成立。1970年，南也门改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PDRY）。南、北也门间矛盾冲突不断，但双方仍能以大局为重，不断调整政策，终于在1990年5月22日统一，成立也门共和国（ROY）。但统一后南北分歧依旧，1994年5月时爆发内战，同年7月南方军败退，也门重归统一。[201]
也门金属矿藏丰富，但限于资金和技术，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有限。另外，也门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部地区。据也门石油资源部2008年公布的数据，也门石油探明储量约为97.2亿桶，但是也门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无法与中东其他石油大国相比，无法为国家工业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长足动力。例如，2015年3月26日沙特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展开空袭后，国际石油价格一度上涨4%，但毕竟也门战略地位一般，石油产量有限，难以对国际油价及地区局势产生重要影响。[202]
中也关系发展
也门与中国往来历史悠久。远在东汉时期，我国和罗马帝国的海上贸易就曾以也门为中转地。宋元时期，中国海上贸易扩展到达木濒皮（今西班牙南部），也门为重要的贸易中介地。明代郑和远航西洋，抵达东非和阿拉伯半岛一带，也门亦属必经之地。但西方殖民势力侵入亚非之后，中也来往受到阻碍。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断多年的中也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1956年9月，中也两国建立起公使级外交关系，1962年10月，中国承认北也门政权并建立关系。1968年1月31日，中国与南也门建立关系。此后中国与南、北也门都保持了友好关系，提供财政援助，参与援建项目。也门统一后，中国同也门的关系得到了巩固，双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合作也有所发展。1994年也门爆发内战时，中国尊重也门人民的选择，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两国政府往来频繁，领导人互访也逐渐增多。中也友好反映在双方签订商务、领事、教育、外交之谅解备忘录，文化和技术合作计划等。两国外交部建立了政治磋商机制，两国经贸部门定期召开经济技术和贸易合作混合委员会会议。2006年也门世界贸易集团在萨那建立了一个中国商品销售中心，其业务范围涵盖综合贸易、代理、市场营销和分拨等。
也门华人华侨发展现状
中也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双边关系不断巩固和提升，贸易总额逐年增加，人员交流以及经济、文化、技术合作也有了新的发展。华侨华人在也门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口规模
由于语言、宗教、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较大，在也门发展的华人华侨数量有限。中也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后，双方人员往来虽有所增多，但除去中国驻也门使领馆工作人员，在也华人主要为留学生、援也医疗队、新闻媒体记者，以及石油勘探、路桥建设、通信、水产、汽车等领域的中资企业员工。据统计，人数仅为600人左右，且由于也门局势不断紧张，绝大多数在也中国公民已于2015年3月底在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组织下分两批返回中国，具体返也时间短期内难以确定。[203]
（二）经济实力
1990年中也双边贸易额为7384万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为7212万美元；2003年贸易额大幅增长至1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60%，其中中国出口额为3.54亿美元。2003年中国是也门第三大出口国、第四大进口国。2005年双边贸易已突破3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也门最大的贸易伙伴，中也双边贸易额占也门贸易总额的17.4%。但2007年受到也门石油生产下降和价格上涨的影响，中也贸易额同比下降约30%。中国向也门出国商品主要包括粮油食品、轻工业品、建材类、机电产品、化工医疗产品，近年来增加了计算机和家电等高新技术产品。也门华侨华人数量少，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参与也比较有限，主要是投入中也双边的贸易当中，或是受雇于中方企业，自行创业者相当少见。
（三）政治参与
经历了“独立建国—南北统一—南北内战—重归统一”的发展历史后，也门虽然构建了现代国家——也门共和国，但部落作为也门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在国家政治发展历程中仍起重要作用。尤其是部落不断适应民主化进程，形成了部落与政府之间的“依附关系”，宗教和亲缘关系是其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也华侨华人由于宗教、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加之人数有限且多数活跃在经济领域，很难融入也门政治生活当中。
（四）文化教育
也门作为阿拉伯世界古代文明摇篮之一，伊斯兰传统在其社会变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阿拉伯语是也门的官方语言，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的也门人也使用英语。随着中也交流的增多，不少也门人尝试学习一些简单的中文，以更好地同中国开展经贸、教育等合作。自1969年以来中国就开始向也门派遣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组织学生和教师培训，提供教学设备。两国自1975年以来就互派留学生，中国每年向也门提供165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同时也门在近年来也每年派人到中国参加科技和经贸业务培训。[204]
也门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充分了解也门当地发展情况，结合侨务政策做好以下工作。
（一）持续关注也门局势发展，做好风险评估和应对之策
也门所处的亚丁湾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通道，了解当地的政治情况对于做好风险评估和建立预警机制十分重要。尽管2015年3月人民解放军圆满完成了也门撤侨行动，赢得国内外的赞许，但这次事件暴露出我方对也门局势缺乏足够的风险预判。虽然有消息称中东国家将派出地面部队打击胡塞武装，但战火发展趋势仍有待观察。此次危机也显示，目前无论是政府职能部门还是智囊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安全形势均掌握不足，对于风险的管控仍存在缺环，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要对当地有深入的了解，就需要官方和民间机构、人员的共同努力，掌握也门政治以及部落与政府间的关系，为也门政局平稳后的华人复员工作做好准备。
（二）加强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在局势稳定后开展多领域交流
近年来，中国在公共外交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似乎都没有充分实现其最为重要的目标，即在地区政局动荡之时能够充分维护中国在所在国的利益，而加强人才培养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目前涉外人员的培养中，更多侧重的是对应国语言的培训。语言人才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强双边交流合作，但这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培养的是既掌握当地语言、了解当地风俗人情，同时又具备一定国际政治素养和外事管理素养的人才。只有加强综合性人才的培养，才能使华人华侨在也门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好地融入也门社会。也门局势稳定后开展多领域多渠道的交流与合作，将有助于在也门国内塑造起良好的中国形象，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实现中也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三）鼓励两国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拓宽投资合作渠道
中也往来历史悠久，双边贸易增长较为可观，过去几十年的合作涉及粮油、建筑、轻工业、机电、教育、医疗等诸多方面，中国也成为也门重要的经贸对象国。在也门局势稳定后，应积极鼓励两国资本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去，不应仅限于资源开发和轻工业方面，而应该大力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中也经济合作迈上新的台阶。同时，中也双方要拓宽投资合作渠道，从过去以官方渠道为主转向鼓励民间资本的加入，加强两国在政治上的友好往来，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法规，为双边合作提供政治保证和法律支持。
“伊斯兰国”阴影下的伊拉克华人社会
伊拉克是一个以什叶派占多数的阿拉伯国家，东邻伊朗，西毗约旦和叙利亚，南接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北连土耳其，是亚非欧三大洲的交会处。里海、黑海、地中海、阿拉伯海和红海环绕的有利位置使其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伊拉克历史悠久，其所在的两河流域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公元前4700年就建立起了城邦国家，其北部古称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在两河流域滋养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先后出现了苏美尔城邦文明、阿卡德王国、乌尔帝国、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550年该地区被波斯帝国控制，637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后几经外族入侵，于1638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1932年摆脱英国委任统治获得完全独立，1958年，以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成立了伊拉克共和国。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推翻了萨达姆政权，2004年6月，伊拉克临时政府成立。后经选举，现任总统为福阿德·马苏姆。但自2014年6月初以来，“伊斯兰国”及其他反政府武装相继夺取了包括重要城市摩苏尔和提克里特在内的伊国西部和北部大片领土，伊拉克再次陷入混乱局势。[205]
中伊友好往来史
一般认为，中国与伊拉克的友好往来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近年来考古发现，中国陕西省和伊拉克都发现了相同的“左睁眼”（意为太阳）和“右闭眼”（意为月亮）的人面图案，由此将中伊两国交往史推至公元前5000年左右。而中国和伊拉克正式交往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时。早在公元360年，中国商品就在幼发拉底河岸巴塔尼亚的定期集市上出售。唐朝是中国与伊拉克交往的全盛时期，大批阿拉伯商人从陆路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贸易，除丝绸之外，瓷器也是重要商品，巴格达的伊拉克博物馆中陈列的中国古瓷就是这一时期两国交往的重要凭证。随后的几百年，中伊两国交往也较为频繁，直到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使双方间的交往基本中断。
自1958年建交以来，两国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双方经贸关系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1972年，两国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中国根据协议内容在伊拉克援建了基夫里毛纺厂、摩苏尔大桥等项目。1981年，两国成立了经贸技术混合委员会，并通过双边会议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定。80年代，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五矿总公司、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都在伊拉克设有代表处，1988年中伊两国的进出口总额达8873万美元。当时，在伊拉克最受欢迎的中国商品主要为轻工业品和文具，如永久自行车、前进牌胶鞋、金星牌电视机等。海湾战争后，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中国一度停止了与伊拉克的贸易往来。1996年年底，联合国推出“石油换食品”计划后，中国有关公司积极参与项目竞标，截至2000年11月，已有60余家中国公司参与了该计划。2002年，中伊双边贸易额达5.2亿美元，但2003年由于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进出口总额只有764万美元。
在能源合作方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曾取得了伊拉克石油的特许开采权。1997年6月，中伊签署了一项价值达12多亿美元的开发“阿达卜油田”的协议，有效期为22年。此外，中、俄、英、法四国还与伊拉克签署协议共同开发拉费丹油田。据统计，2002年从伊拉克进口原油总量已占中国原油总进口量的3%。未来随着伊拉克局势的逐步稳定，两国在能源合作方面存在巨大发展空间。
在劳务输出方面，伊拉克劳动力缺乏，需要大量外籍劳务人员的加入，因而当我国改革开放并开始向国外派遣劳务人员时，伊拉克是接受我国第一批劳务人员的国家，且数量最多。中国和伊拉克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始于1979年，从1979年到1990年，中国公司在伊拉克共签订承包劳务合同702项，合同总金额为20.67亿美元。中国先后向伊拉克派出了公务人员超9万人次，但中国在伊拉克承包劳务因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而中断，战争结束后再次恢复。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伊两国于1959年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并据此每年制订新的年度执行计划，以加强文化、新闻、体育、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来往。但因海湾战争暂时停顿，1995年开始逐步恢复，2003年因伊拉克战争再次中断，战后两国文化教育合作再度恢复，中国政府每年向伊拉克提供20个留学生奖学金名额。
2004年伊拉克临管会轮值主席欧鲁姆访华，同年7月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2007年，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访华，成为伊拉克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位访华的总统。双方在各领域的交往与互动密切，中方尊重伊拉克人民的选择及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中都态度明确，为伊实现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伊战结束后，中国积极参与战后援建，主要包括投资新建及扩建基础设施，恢复水电供应，兴建通信设施、机场、道路等项目。但自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后，伊拉克局势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伊拉克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近年来，在伊拉克的华侨华人人数过万，大多数是石油、电力国企的员工，还有少部分私人小企业和个体经商户。伊方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已占当地日用品市场的70%以上。而目前在伊拉克的中资机构项目主要是中海油投资的米桑油田群，中石油投资建设的艾哈代布、鲁迈拉、哈法亚、西古尔纳等四个油田。[206]除此之外，不锈钢储水设备、机械设备与建材等行业在当地也有很大的商机，已有华商成功的案例。但“伊斯兰国”的壮大使伊拉克的战后重建面临重重困境，华侨华人在伊生活也受到极大影响，虽然“伊斯兰国”占领控制西部和北部地区并未严重影响中伊合作的油田项目，但恐慌情绪仍在蔓延，许多从事个体经营、餐饮、工业材料销售等行业的华人不得不选择暂时撤离。
“伊斯兰国”不断占领伊拉克多个重要城市而导致的持续动荡局势，已迫使大批华侨华人陆续撤离或转移至周边安全区域，尤其是一些以工业材料、轻工业和短期贸易为主的私营小企业更是早早采取了撤离行动。有数据显示，继续坚守在伊拉克的华侨华人有1000余人（2015年8月数据），这些人主要来自二十几家中国公司。目前，首都巴格达仍留有少量华侨，但大多数华侨华人集中在库尔德斯坦自治区及伊拉克南部地区，受到“伊斯兰国”的威胁较小，因而目前在伊华侨华人的安全相对可以得到保障。[207]但处在非“伊斯兰国”控制区域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大量伊拉克民众及其他国家侨民因战乱而流离失所，区域内部紧张气氛仍在弥漫。我国外交部在2015年7月时就已发布通知，提醒中国公民尽可能避免去伊拉克高危地区，建议拟前往海外从事探险、考古等活动的中国公民要充分了解安全风险以及做好周密的行程安排，以确保自身安全。尽管目前看来“伊斯兰国”来势汹汹，但战乱和恐慌终究会过去，因此在安全有所保障的前提下，中国应该布局将来，争取在局势稳定的情况下让在伊华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首先，在伊拉克时局稳定后，中国应积极推广参与伊拉克重建的经验，借助伊拉克庞大市场百废待兴的机会，大力扩展华人在伊从业领域，除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石油合作、劳务输出外，还可发展文化教育、通信技术、反恐合作等，如华为、中兴通讯、杭州三泰电子等在伊发展就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带来新的商机和希望，但同时也要时刻关注各种可能的挑战，因此做好对伊投资的调查及风险保险就十分重要。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分别针对在伊投资行业的法律环境、投资对象和投资交易本身做全面的调查。同时，充分发挥海外投资保险的损失补偿、风险防控和便利融资等重要功能，降低在伊投资的风险，激发更多华侨华人尤其是个体、私人企业在伊投资的积极性。
最后，在解决好政治和法律风险之后，还需要关注文化风俗方面问题。虽然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在伊华侨华人的数量较多，但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的还是少数，中伊两国公民通婚的现象也不多见。同时，由于文化习惯上的差异，伊拉克人难以适应中国人在有限区域内集体工作的行为方式，即便出于提高自身技能的原因来中资企业学习技术后也不愿留下，曾经出现过伊拉克劳工拿到中方技术培训毕业证后迅速走人的现象。由此可见，加强文化上的相互沟通和信任，无疑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一带一路”下的中国以色列合作及以色列华侨华人
2015年以色列亚洲中心举办了多场有关中国的讨论，讨论焦点之一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会议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代表、商业人士和经济学家，共同探讨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热点问题。从媒体的报道中可知，以色列对中国经济有着持续的关注，希望能争取更多到中国投资的机会。该次会议正是希望能通过多方讨论，增加以色列国内对“一带一路”的了解。[208]
自1992年建交以来，中国和以色列在经贸往来、劳务输出、工业和农业等方面有着紧密合作并签署了一系列协议。目前中国已成为以色列在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和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Ma⁃tan Vilnai）表示，以色列十分看好“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希望为中以双方全方位交流合作搭建平台。
以方在科技和农业方面拥有先进的技术，而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和广泛的消费人群，两者是十分适合的合作伙伴。首先，相较于煤炭、钢铁、华工和运输企业的“走出去”，中国在农业领域以“引进来”为主，尤以中以企业合作表现为佳。2015年以色列的利夫纳特、瑞沃勒斯等农业巨头与中国金正大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将以色列质量良好的农产品以及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引进中国。[209]此外，以色列希望加强和中国在旅游业方面的合作，并做出一系列努力，比如简化签证手续、促成北京直飞以色列航线以及培训会说中文的导游等。
华侨华人在以色列
中国与以色列建交于1992年，但两国往来早已有之。在二战期间，上海曾接纳了将近2万犹太人，一度成为其“庇护所”。在中国避难期间，不少犹太人在中国结婚生子，形成了一批中以混血儿。在二战结束后，部分拥有犹太血统的混血儿跟随父母移居以色列，还有的是在改革开放后以寻亲为目的而移居以色列，他们是第一代以色列华侨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10]
除去上述的中以混血儿，大部分中国人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以色列的，其中又以劳工为主。自1991年以色列逐步限制巴基斯坦劳工以来，大批来自东欧、非洲和亚洲的劳工进入以色列，其中也包括中国劳工。他们大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到以色列务工，以福建人为主。福建省从1995年开始向以色列输送农业工人，千禧年以后转为输送建筑工人。据不完全统计，在以色列的福建劳工就有将近1万人。
早期华人基本都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入以色列的，即以色列先向用人公司发放外籍劳工名额，然后由用人公司与中介公司联系，通过中介公司引入劳工。在这一程序下，政府和用人公司都不能收取任何好处。但2002年以色列政府逐步限制外籍劳工入境以来，政府发放的劳工名额减少了许多，劳工市场的秩序就此被打乱，劳工通过非法手段入境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劳工要到以色列务工，就会被以色列和中国的中介公司要求分别缴纳几千到几万美金不等的中介费，以获得入境指标。尽管如此，中国劳工仍然趋之若鹜。同时中国非法劳工人数也骤增，他们有的是通过非法途径进入以色列务工的，有的是到期滞留不归的劳工，从合法入境者变成非法滞留务工者。关于中国劳工的人数，以色列官方和媒体中有一种说法是，在以色列的非法中国劳工在3万人左右，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未有确切的数据支持；而在中国方面，其统计也只是限于在驻以色列大使馆登记的中国人，根据华侨华人研究专家庄国土教授的统计，以色列华侨华人总数在1万～2.5万人（截至2006年，合法入境者）。总的来说，华人在以色列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在以色列人眼中他们较之东欧和非洲劳工要勤快老实，手工技艺也比较好。在行业方面，则主要集中于建筑业，其次是农业和服务行业，还有极少数会进入当地家庭成为帮佣。
留学生是以色列当地第二大华人群体，不过规模较小，比如特拉维夫大学是以色列七大国立大学之一，截至2015年，该校的中国留学生也只有200人左右。中国留学生以主修医学、化学等理科学科为主，而且学习十分刻苦，表现比较优秀。这与以色列教育部从海外招生的目标有关，即只接受最优秀的学生到以色列留学，所以每一年以色列的大学会开设一个月左右的暑期课程，希望海外学生在亲身体验过以色列优质的高等教育后会赴以留学。据了解，每一年都会有200个中国学生获得以色列教育部提供的暑期学校奖学金到以参加课程，其中有不少中国学生就是通过暑假课程而决定赴以留学的。[211]
此外，通过跨国婚姻而移居以色列的中国人近年来也逐渐增多，但从整体看还是比较少的，而且以中国女性和以色列男性的搭配为主。以色列华人社会的规模比较小，直到近年来才陆续成立教授中文的语言学校，为华人子弟和中伊混血儿提供学习中文的场所。当然这些学校规模很小，大都是当地华侨华人出资建立并且兼任教师。不过，近年来汉语开始走进以色列的主流学校，比如特拉维夫孔子学院是以色列第一所孔子学院，起到传播汉语文化的作用，带动了中以文化交流。据悉，中国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巴伊兰大学也正在商讨中，估计很快也会成立新的孔子学院，以配合中以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更紧密的合作，培养熟悉两国语言和国情的双语人才。
中资企业在以色列
中资企业进入以色列市场，是近些年兴起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向海外投资。早期中资企业海外投资主要关注拉美和非洲国家，以获取自然资源为投资目的，行业方面则以能源和矿产业为主。近年来“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开始向民营企业转变；投资目的也从单纯的资源获取转向品牌和技术；投资的焦点也放宽到中东和中东欧地区，比如以色列。以色列的科技产业和农业技术十分发达，是中资企业投资的热点，此外在基础建设领域中资企业也有所涉足。
其一，科技产业是近些年来中资企业投资以色列的热点。以色列以其科技产业发达而闻名，是除了美国之外，科技产业公司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范围内科技巨擘所关注的，在2013年还引起了一阵收购热潮。中国科技企业近年来也发展壮大，在向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地区和国家投资中也积累了经验和资本，也将目光转向了以色列，向当地科技企业进行投资。平安创新投资基金2013年创立的一只规模1亿美金的基金，其中就关注以色列的科技项目，目前在以色列就投资了8个以上的项目。此后，阿里巴巴、小米、奇虎360以及联想集团等都纷纷参与到以色列科技产业中。据观察，这些投资不是单纯的资金上的投资，而是着眼于中国紧缺而又具有开发使用可能性的科技产品和技术，投资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考虑。[212]
其二，相对于能源和矿产等领域，中国在农业领域长久以来都是以“引进来”为主，与以色列在农业合作中也不例外。中国市场广阔，对农牧产品需求量大，生活必需品长期依赖国外企业和技术的发展方式并不可行。近年来，中国有不少企业后来居上，从“引进来”转为“走出去”。在过去一年中，中国的光明食品（Bright Food）成功从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Apax Partners手中收购以色列最大乳品公司Tnuva的控股权，这笔交易对收购目标的估值达到20亿美元，估计是近年来中资企业在以色列农业领域最大的投资。
其三，在以色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资企业也有亮眼表现。2014年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成功投得以色列南部9亿多美元的阿什杜德新港建设项目，紧接着在2015年3月底，上海国际港务集团与以色列海滨城市特拉维夫签署协议，成功获得以色列海法新港码头25年的特许经营权。海法新港码头预计在2020年建成，预计吞吐量达186万标准箱，将会是以色列最大的码头。以色列目前正处于基础建设快速发展阶段，在码头、机场、铁路和公路方面都有投资计划，对于中资企业而言这是投资的良机。
以色列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资企业近年在以色列的投资逐步加大，在科技产业、农业和基础建设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一带一路”战略合作框架下，中以两国将会有更大的合作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色列经济发达、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等都比较健全，但投资以色列仍有一定的风险和困难。从政治和社会环境看，以色列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近年来并不稳定，且巴以冲突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国家和周边安全直接影响经济发展，中资企业在投资中需要谨慎；考虑到中以间语言风俗以及商业文化的不通，以及以色列华人社会中华商阶层的弱势，网罗以及培养熟悉两国国情和语言的人才，减少中以经济合作中的摩擦，将有利于中资企业在以色列投资的长远发展。
中资企业对以色列的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加速了以色列基础建设的进程。一系列工程的建设，创造了一批工作岗位，但同时也暴露了以色列短期劳工的问题。2015年下半年，为了降低住房价格，以色列政府就宣布将有计划地从中国引进2万名建筑工人。据了解，在以中国劳工的生活条件并不乐观，工作时间过长以及拖欠工资现象十分常见。考虑到劳工是以色列当地最大的华人群体，以及在中以基础设施合作中人数规模将会逐步扩大，中国方面应当正视在以非法中国劳工问题，同时采取适当措施来保护当地劳工的合法权益。
相约有期——发展迅速的约旦华人社会
阿拉伯半岛西北的约旦地形酷似一把斧头，斧刃在西，斧柄在东，唯一的出海口是直达红海的亚喀巴港。约旦以伊斯兰教为国教，阿拉伯语为国语，穆斯林多为逊尼派，占总人口九成以上；基督徒则占6%，主要是希腊东正教派，还有少量切尔克斯人、土库曼人和亚美尼亚人。约旦原是古巴勒斯坦的一部分，16世纪后曾被土耳其人统治。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约旦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1949年4月约旦单独与以色列媾和，收并巴勒斯坦地区，版图跨越约旦河西岸，同时改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213]
约旦为世袭君主立宪制国家，统治权力掌握在以国王为首的哈希姆家族手中。约旦王室以“伊斯兰的圣族”“中东第一王室”自称。公元5世纪，麦纳夫家族在麦加古莱氏部落统治权争夺中胜出，其领袖阿慕尔掌权期间，因慷慨救济灾民，被尊称为“哈希姆”（阿拉伯语意为将大饼掰开的人）。哈希姆的曾孙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使该家族更加显耀，现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为其第43代孙。
约旦政局稳定、民族和睦、治安良好，被誉为“中东和平绿洲”，且地理位置优越，在与美、欧和中东国家间自贸协定的基础上，可望成为连接亚欧非三洲的贸易服务中心。
中约往来简概
中国和约旦交往史可追溯至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史书记载，纳巴特王国（今约旦）首都佩特拉处于丝绸之路要冲，见证了中约互通有无、贸易繁盛的景况。但随着交通渠道的变迁及约旦本身所面临的政经危局，中约往来逐渐减少，相关记载不易查找。
中东地区持续动荡以及古代丝绸之路作用的逐渐减退，使两国缺乏交往的渠道和动力。以下几点更是双方关系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原因。首先，中约两国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且约旦地处中东，但不出产石油，资源匮乏，对于有意出国谋生的华人不具特殊吸引力；其次，约旦恪遵伊斯兰教保持教统纯正性的规定，对于外籍人员限制严格，不允许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联姻，对外籍人入籍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度，华人不易获得约旦入境批准；最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也成为华人进入约旦的重要障碍。
改革开放之前，中约两国关系发展比较缓慢，据信与约旦之外交作为有关。1956年，两国交往逐渐增多，但受到1971年联合国大会关于恢复中国席位表决中约旦投出弃权票等因素影响，中约外交关系进展有限。1977年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后，中约双方签订多项政府间贸易和文化合作协定，在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上也有较大发展，如1981年，中国企业承包马安住宅工程获得约旦政府赞许，一炮打响市场。中国政府还向约旦政府提供了各类赠款、经济援助和长期无息贷款。1987年，中国出资在伊尔比德市建成了哈桑体育城，来年中约友好协会在安曼成立。1992年，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外交、公务护照互免签证协议》，为两国外交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1996年，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约旦；1998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赴约旦进行交流。20世纪90年代初，中约军事合作稳步发展，国防部、总参谋部、总后部等多层次军事交往不断。近年来，两国还签订了《中约关于组织中国公民赴约旦旅游实施方案备忘录》（2003）、《中约战略对话小组的谅解备忘录》（2006），以及《中约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07）等协议。2015年9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14]
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约贸易额达36.3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约旦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非石油产品进口来源国。已有20多家中国公司在约旦投资上亿美元建厂，涉及服装互联网设备、箱包制造等。例如，海尔中东电器公司的投产，不仅满足了当地市场的需求，还出口周边国家乃至非洲、北美等地区。此外，中石化承包的约旦复合肥项目、中国水利水电集团公司投资的灌溉系统等工程，都体现了中约经济合作的进展。迄今为止，中国在约旦务工人员总计达上万人，累计承包工程合同额已超过10亿美元。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约文化、新闻、体育、教育代表团互访频繁，艺术交流不断，中国文化部常年选派艺术团出席约旦在杰拉什举办的艺术节。从2008年9月起，中国在约旦开设了孔子学院，进行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广受当地民众欢迎。此外，中国还向约旦大学派遣过汉语教师任教。2013年5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约旦安曼台正式开播，24小时播出阿拉伯语节目。
中国政府除了提供经济援助及赠款外，还协助培训约旦技术人员，并在约旦实施了医疗、供水、住宅等援建项目，如马安工业城一期工程、巴卡医院、贫困家庭住宅等，在电信、信息、人力资源培训和旅游等领域与约方进行交流与合作等，受到约方的高度评价。
“一带一路”与约旦华侨华人
早年约旦政府与台湾当局建交，因而早期在约华侨华人多来自台湾，少部分来自香港。1977年中约建交后，部分台籍行政人员及其亲属选择留居当地，成为首批约旦华侨华人，但人数极其有限。据统计，1993年在约华侨华人大约仅50人，1999年人数增多，但算上流动人员后依旧不超过千人，且主要分布在安曼、克拉克以及伊尔比德等主要城市，从事服装制造、工程建设、中餐馆及其他行业。
约旦自身经济实力不足，对外来投资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如减免所得税、市政服务税及永久性全额免缴土地税等，因此自1998年以来，中国服装厂大量在约旦投资，这些劳务人员大多来自江浙一带，尽管工资不高，但依旧能创造可观收益，多数人三年合同期满可获得净收入8万～10万元。华商投入资金与技术，吸纳和培养了当地劳动力，现今约旦港台企业共有22家，包括T恤厂、毛衫厂、制衣厂等，尤其以台湾骆驼制衣厂员工最多，达2010人。此外，中资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共承接74项工程项目，务工人员最多时达3000余人，但在海湾战争时期工程一度停滞。千禧年以来，中约往来频繁，合同额不断取得突破。华侨华人在餐饮行业中也有不俗表现，据称，人口超500万人的巴格达仍未见中餐馆，但是人口100万人的安曼聚集着10多家中餐馆，以港台人开办的为主，且菜系丰富。
过去20年来，中约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但赴约华人流动性大，且多数为在约承建工程项目人员、中资企业职工、援建人员、留学生以及使馆工作人员，尽管中国每年有数万人前往约旦，但长居者仅数百人。话虽如此，但他们对当地有较深的了解，且了解约旦官民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期待及反应，能在此战略推动中扮演若干角色。
因此，要更好地在约旦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除了强化外交和使馆人员、约旦公安总局办公厅及在约中资企业、教师、留学生代表共建的“三方座谈机制”，以期安定侨社、集思广益外，还必须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深化科技领域的合作。近年来两国合作领域以轻工业为主，华侨华人也以工程项目见长。2004年，中国政府更向约旦提供了价值300多万美元的计算机及网络设备，但在技术层面还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鉴于近年来国产手机畅销海外以及约旦在通信领域的出色发展，可以适当考虑在两国交往中加强技术层面的交流，在通信领域合作创新，实现共赢。
其次，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深化中约文化交往。不仅要把中国的饮食带到约旦，也可以将中医传到约旦，约旦华侨华人开办的诊所已初具规模，并已得到部分约旦民众的认可，但推广中医中药不能只做单纯的商业宣传，还要加深约旦人对中医中药的了解，减少外界对中医中药的错误认知，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加深中约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最后，加大对企业走进约旦的支持力度，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撑。同时，国家也要鼓励在约华侨华人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并与约旦当地情况相结合，弥补文化差异造成的交往不足，进一步融入当地，为中约“一带一路”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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