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Darwin（英国1809年-1882年）

    达尔文的著作（指《物种起源》，编者按）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虽然存在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

    ——马克思

    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一生平平静静，飞黄腾达跟一个执著于科学的人毫不相关。但是作为思想史上的一颗巨星，使人仰望的是他从对化石的思索中找到人类起源于何处的答案，把人类从神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使达尔文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继牛顿之后将上帝驱逐出自然界的第二位杰出人物，而那本震撼整个人类灵魂的《物种起源》，也因此成为人类认识长河中极具思想价值的珍品，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反叛宗教创世说的科学家中，达尔文算是幸运的。哥白尼在他临终的病榻上拿出的《天体运行论》长期被列为禁书；布鲁诺因宣传哥白尼学说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伽利略也由于信奉日心说而受到教会的警告，并被判终身监禁；塞尔维特在他正要发现血液循环的时候被教会活活烧死了；有多少科学家因坚持自己的科学信念，不愿屈从宗教偏见而被迫流浪异国他乡。达尔文虽然遭到了恶毒的咒骂和攻击，但他的个人生活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而且他和他的朋友们还能自由地进行还击，使越来越多的人站到科学的进化学说一边。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达尔文享受到了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他也以自己辛勤的劳动为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虽然在达温长期过着隐居式的生活，但正如德国社会活动家李卜克内西说的，“他在宁静的庄园里准备着一个革命”。这个革命彻底摧毁了宗教创世说，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极大地推动了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其实，华莱士也得出了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似的理论，区别在于，他始终不愿意把人类归于自然序列，而达尔文坚持把唯物论贯彻到底。达尔文很担心这种挥之不去的哲学气息将会招致敌对，这是他推迟发表自己理论的真正原因。他期待“随着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的理解力”，而不是一场革命，但并未如愿以偿，革命还是不可避免地来了，于是有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系列巨变，也使得《物种起源》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在古代西方，神学家们认为世间的生物是神——上帝创造的，而且自创造之日起就不曾改变，他们为此做了周密的论证。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几个世纪以后，英国的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即物竞天择、自然进化。这一观点否定了一直以来统治人们思想的神造说，从而开启了生物学的科学进程。

    在变化的生存条件中，生物构造的每一部分几乎都要表现出个体差异，这是无可争论的。如果其中有益于该生物的任何差异（或称为变异）确曾发生，那么具有这种性状的诸个体在生存斗争中会有最好的机会来保护自己。根据遗传原理，他们将会产生具有同样特点的后代。达尔文把这种保存原理，即适者生存，叫做“自然选择”。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指出这种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及其特征：“自然选择的作用，只在于聚集轻微的、连续的、有益的变异，所以不能产生巨大的或突然的改变，它的步骤是短暂的、渐缓的，所以‘自然界没有飞跃’的格言，为每次新增加的知识所证实。”选择的过程虽是缓慢的，如果力量薄弱的人类尚能在人工选择方面有所作为，那么，在长时间里，通过自然力量的选择，即通过最适者的生存，人类就能够绕开自身的素质和才能。达尔文认为生物的变异是没有止境的，一切生物之间以及它们与物理的生活条件之间互相适应的美妙而复杂的关系，也是没有止境的。

    除“自然选择”原理外，《物种起源》又论述了变异及杂交两个生物学的基本问题，二者也构成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理论的第二层次的理论基础。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谈到：“我完全相信，物种不是不变的，那些所谓同属的物种都是另一个已经绝灭的物种的直系后裔，正如任何一个物种的世所公认的变种乃是那个物种的后裔一样。”而正是变异的产生，使物种产生了进化。在杂交问题上，达尔文认为一切动物和植物都会偶然地进行杂交，即使是间隔很长时间后才进行一次杂交，杂交生下来的幼体在强壮和遗传性方面都远胜于长期连续同种受精生下来的后代，因此它们就会有更好的生存与繁殖其种群的机会。在此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指出，即使间隔的时间很长，杂交的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很大的。

    理论探讨之外，达尔文还在《物种起源》中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一个物种会产生其他不同变种的原因，并谈及自己的理论产生所依靠的方式与手段，即通过近似于经验主义的材料积累，从而在材料来源的层面为自己的理论提供了证据。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了轰动。它撼动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被触怒了。他们群起攻之，诬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与此相反，以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则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他们指出：进化论轰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现如今，当我们再次回眸那段历史，尚能感受到这本书所引起的激烈的争论，以及它带给人们思想深处的震动。

    达尔文的微笑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自然科学史也是如此。在《物种起源》发表之前，许多古生物学家认为地球的生命史是以一系列灾变的大灭亡为标志的。在他们看来，物种是固定不变的，种的性质是生来具有的。有很多人曾对这一理论表示反对，例如阿德森在他的《植物家族史》一书中，就反对绝对的固定论；而布芬更致力于填平种间的鸿沟——将狼驯化为狗，把野兔培育成家兔。然而，这并不是新思想发表的吉祥时刻。威尔士的论文《一个白人女性部分皮肤像黑人》，特别是劳伦斯的《人的自然史》提出“欧洲的皇室家族加上精神贫乏的腐朽贵族，能够通过‘种系繁殖’而得到改良”的观点，冒犯了欧洲的统治者，面临被查禁的命运。

    但是真理是无法被压制的，经过半个世纪的沉默和冷漠，伟大的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如同火山爆发一样震撼了全世界。《物种起源》的自然选择理论是自然科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也是生物学进化论的奠基之作，它不仅开创了生物学发展史上的新纪元，使进化论思想渗透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克服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引起了人类思想领域的重大变革，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于它既提供了生物进化的充足证据，又合理地阐明了生物进化的机制，且用自然选择的学说合理而科学地说明了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唯心主义的特创论和目的论利用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长期宣扬的上帝有目的地创造生物的论点，这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伟大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把它引为自己学说的自然科学基础。恩格斯曾指出：“目的论过去还有一个方面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确实，达尔文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在于他对观察的伟大献身精神，而思想界半个世纪的缄默和沉思也帮了忙。从18世纪起，进化论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发展之路，只有到了《物种起源》发表之日，才使这一理论上升为科学的定律。在其后的日子里，各种思想接踵而至，各种假定和学说不断问世，但无一不是在达尔文所建造的大舞台上进行的。

    伟大的著作源于伟大的思想，《物种起源》的成功并不是偶然获得的，它首先得力于达尔文超前的思想，这也是每个给人类思想带来巨大变化的杰出人物的共同品质。在19世纪的欧洲，尽管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早已因文艺复兴的兴起而向前迈了一大步。然而，在生物特别是人类自身的起源上，当时的欧洲人仍处在原始的蒙昧水平，神学依然在这一问题上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为只有它能给这个问题提供完整的答案。然而达尔文却跳出了神学的束缚，在神学之外寻找了解释物种起源的另一个答案。

    《物种起源》的成功也离不开充分的准备。在达尔文之前，也有一些先进的生物学家试图寻求新的解释，然而他们的准备还不如达尔文充分，因此他们的解释未能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从而产生足够的冲击力去动摇神学的理论基础，引起人们的思考，并最终对当时的人们产生震撼性的影响。相比之下，《物种起源》的准备就要显得充分得多，而且全书拥有一个核心理论，这一理论贯穿始终，使《物种起源》一书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正是凭借这种优势，《物种起源》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此外，《物种起源》的成功也离不开运气的帮助。人们常说，历史造就英雄。古往今来，有多少怀才不遇之士，只能借酒消愁，饮恨而终。与他们相比，达尔文要幸运得多。一些生物学家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了物种进化的最初设想，为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奠定了基础。半个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人们虽然未曾公开反对神学对于生物起源的解释，然而却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此时此刻，只差一个具备足够学识和足够胆量的人，公然站出来担负起用更加符合事实的理论来敲碎套在人们思想上的神学枷锁的使命。达尔文扮演了这个角色。他用《物种起源》将旧有的神学理论敲得粉碎，以至后人将《物种起源》称为“一部将上帝驱逐出生物界的伟大著作”。

    历史虽然曾经辉煌，但它却早已属于过去。《物种起源》给那个时代所带来的震动，已无法在我们身上重演。有些人甚至站在《物种起源》的反面去批判它。岁月无声，早已逝去的达尔文已无法再站起来为自己辩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物种起源》的死亡。在达尔文的背后，还有千千万万的支持者在进化论的道路上坚定地走着。也许，在达尔文看来，这一切早已变得不重要，因为他发表《物种起源》的最初目的，就是将人们引出神学的圈子，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对人类自身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事实证明，达尔文成功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在《物种起源》所开拓出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为进化论的正确与否争论得不可开交，而天堂中的达尔文正在微笑。（吴晓清）

    《物种起源》的精神

    杰出作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而是更远。它们就像一座座敞开大门的宝库，只要你翻阅它们，就会有所收获。《物种起源》就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众多宝库之一，它在人类思想史上和人类生物史上第一次以翔实的证据和严谨的论证科学阐释了包括人类在内的物种的由来，提出了广为人知的“进化论”。但是从它于1859年11月24日出版到现在的140多年中，对进化论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过，人们对达尔文或是或否，这是科学发展的正常态，因为科学是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的。然而，在诸多有关《物种起源》的论述中，却都毫无例外地把争论的焦点放置于这一理论本身的正确与否以及它对人们思想的震动的程度上，却忽略了书中字里行间所渗透出的对待科学的正确态度及其所反映出的大师身上的可贵精神。

    《物种起源》的成功源于达尔文的勤奋。我们可能不止一次对《物种起源》丰富的内容发出由衷的赞叹，而这只不过是达尔文为完成这部论著所做努力的冰山一角。为建立自己的物种理论，达尔文准备了20多年，而在《物种起源》中，只运用了其中很少一部分，因此达尔文只把《物种起源》看做是自己物种理论的一个摘要。它虽然向世人宣告了他的学说，但是，达尔文仍然感到，一个理论的摘要总是不丰满的，要让自己的学说有更强大的说服力，需要用更多的事实、作更透彻的阐述，因此自己要做更多的努力。正是凭借这种精神，才造就了《物种起源》这部不朽的经典之作，而这种百年如一日的勤奋精神又恰恰为生活于当今时代的我们所缺少。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达尔文写到：“我一生中的主要享受和唯一的职业，就是科学工作，由这种工作所带来的兴奋使我暂时忘记了，或者完全驱赶了日常的不舒适。”他把献身科学看作是“自己生命的最好道路”。他勤奋努力地为科学多作贡献。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无愧地说：“我用了我的所有力量去进行工作”，“我已经尽了最大能力这样做了”。可以说，《物种起源》的成功就在于达尔文坚持不懈的努力。

    《物种起源》所阐释的进化理论是严谨的。在《物种起源》中，你简直找不到令人不可接受的纰漏，这是因为书中每个论点都是达尔文在大量观察上得出的，有丰富的现实例证作为基础。而且，在《物种起源》发表前，达尔文已对自己的理论反复思考了20年，并且写出了两个理论概要，直到经过莱尔、胡克的再三敦促和在华莱士论文的刺激下，达尔文才将其勉强发表。而达尔文在发表自己理论的时候，也丝毫不掩饰它还存在的难题。像《物种起源》一书这样的写法是很少有的，它用了专门的一章来写自己学说的疑难，极坦诚地摆出自己的学说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尽管这些疑难对进化理论来说，并不带有根本的性质，但达尔文还是认为，严肃的科学著作，应该告诉读者，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着什么问题。达尔文这样做，虽然为当时反进化学说的人提供了口实，但是对一切有着科学良心的人来说，无疑使他们感受到了达尔文理论是真正严肃的科学理论。而且，那些反达尔文学说的人只能从达尔文著作中摆出的疑难来攻击达尔文，这使人看到了他们的虚弱。

    尊重事实，是《物种起源》的显著特点，这部书所引用的材料，都是有根据、有出处的。哪怕引用反对自己的材料，也是忠实别人的原意，决不随意地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达尔文说：“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有一种最强烈的要求去理解或解说我所观察到的事物，就是说，把所有的事实综合在一些一般法则之下。”他进行科学研究，始终遵循着一条基本的指导原则，就是一切假说、理论都要建立在可靠的事实之上。因此在他的研究活动中，摆在首位的是大量搜集、长年积累和甄别事实。他十分注意从书籍、报纸杂志以及和科学家的通信中搜集所需要的事实材料。这使得《物种起源》不仅以它所论述的生物进化学说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以它所采用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回忆录》中，达尔文说：“我出版过的书，就是我一生的里程碑。”对科学事业的无限热爱，是达尔文获得成功的思想基础和前提，而严谨踏实的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则是他成功的根本保证。《物种起源》就是他勤奋劳动的成果，既留下了他对科学事业的卓越贡献，也记录了他对科学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作为后人的我们，可以从对这部书的阅读中去瞻仰一个伟大的灵魂。（李振元）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的施鲁斯伯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他在施鲁斯伯里受到基本的教育后，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

    但达尔文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尤其喜欢打猎、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进到医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几年后，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但他却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依然热衷于自己的自达尔文然科学研究。这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比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达尔文经其老师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活动。这趟旅程从1831年开始，他们从普里茅斯出发，在五年的时间中，他们路经世界许多地方。在考察过程中，达尔文根据物种的变化，整日思考着一个问题：自然界的奇花异树，人类万物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它们为什么会千变万化？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脑海里越来越深刻，逐渐使他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后来，达尔文又随船横渡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越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836年10月回到英国。

    在历时五年的环球考察中，达尔文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回国之后，他一面整理这些资料，一面又深入实践，同时，查阅大量书籍，为他的生物进化理论寻找根据。在悉心研究六年后，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接着达尔文开始将他在这趟旅程中的资料加以整理发表，这使他一跃成为当时顶尖的科学家之一。

    1859年，达尔文将他经过20多年研究所积累的大量笔记整理成他的旷世巨著《物种起源》一书发表，在这部书里，达尔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说明物种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这部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它不仅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作，也标志着进化论的正式确立，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

    1882年4月1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物种起源》发表22年后因病逝世。这一消息对于深爱他的妻子爱玛来说无异于宣布世界末日的到来。此时她心中的悲痛是无人能体会的。她一生爱恋、相依相伴40余年的亲人永远离她而去了！望着他经常躺坐的沙发，仿佛她的查尔斯还在那里听她朗读小说。抚摸钢琴，好像查尔斯还在聆听她弹奏贝多芬的乐章。查尔斯不在了，她感到屋子里空荡荡的。她要把查尔斯留住，永远地陪伴着她。当卢伯克爵士告诉她要把达尔文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时，她接受不了。她要让查尔斯在她居住的达温——这个他们共同生活了40年的地方安息，她可以随时去看他，去对他诉说，对他朗读，对他吟唱他最爱听的乐曲。然而，爱玛是一个开明的女人，她最终同意人们把达尔文的遗体安葬在英国西敏寺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达尔文阐述进化论的著作不止一本，除《物种起源》外，还有《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作为达尔文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提出物种的变异和遗传、生物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重要论点，这部著作很快出版，也获得了巨大反响。

    历史上，在生物学领域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有法布尔。这位法国人以他的昆虫学巨作《昆虫记》跻身世界名人行列。两个世纪以来，法布尔的《昆虫记》以其瑰丽丰富的内涵，影响了无以数计的科学家、文学家与普通大众。其文学与科学上的非凡成就举世推崇：大文学家雨果盛赞其为“昆虫学的荷马”；进化论之父达尔文赞美他是“无与伦比的观察家”。《昆虫学》影响了许多热爱自然的读者走出象牙塔与自然蛮荒对话，唤起人们对万物、对人类、对科普、对文学，甚或对乡土的深刻思念，并在世界各地担负起对昆虫行为学的启蒙角色，因此，本书早已被公认为跨越领域、超越时代的传世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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