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软实力-催化剂与倍增器:软实力与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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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而言,科学技术被视为国家的硬实力范畴,它能够显著地提升一个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例如,随着科技发展,武器的精确性、杀伤力、火力范围、机动能力都得到了大大提高。美国B-52型轰炸机携带的原子弹每枚当量高达2400万吨梯恩梯;单就破坏力而言,一架B-52飞机上装载的爆炸物比以往人类历史上所有战争中使用的全部爆炸物当量都大。189科技对经济实力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自18世纪起,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的科技中心,而成为世界科技中心的国家都迅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而在丧失科技中心地位后失去经济中心的地位。二战后,西欧、日本都抓住了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原子技术、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等,大大缩小了同美国在经济方面的差距,不少人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但美国抢占了新技术革命第二阶段,即信息技术革命的制高点,至今仍保持了在经济方面的领先地位。然而,科技不仅可以促进硬实力的增长,它同样也是软实力的倍增器。

    一、科技实力可以增强制度性实力

    强大的科技实力可以直接提升国家在国际机制中的控制力和主动权,尤其是在与高科技紧密相关的机制方面,如知识产权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核不扩散、环境和气候问题。

    知识产权与国际标准是一种重要的制度性权力,主导了知识产权与国际标准就会主导国际科技成果的转让利用和科技创新。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是现代社会,尤其是创新型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将极大地打击社会各界从事创新活动的积极性,扼杀创新活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任意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通过大量的专利申请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围堵,阻止别国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升级。国际标准制定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标准经常是利益载体,基于谁的技术制定的标准,谁就自然成为先行者。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标准化机构的技术领导权,尽可能将有利于本国的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及检测方法纳入国际标准。190

    同样,一国的核技术发展水平决定了一国参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逐渐意识到核试验对环境的严重污染,试图限制核试验的方式,美国、英国、苏联1963年签署了《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外太空进行核爆炸。美苏在这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他们的核技术最为成熟,已经具备了进行地下核爆炸的能力,而其他即将跨过核门槛的国家,如法国、中国,尚不具备这种能力,限制核试验的方式也是实现核不扩散的一种方式。到1964年,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核武器国家,还有其它国家正在加紧发展核技术。这时美苏为了限制核武器进一步扩散,就开始倡导建立比较完善的核不扩散机制。这一努力最重要的结果就是1968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开放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该条约于1970年生效。条约规定1967年之前已经拥有核武器的五个国家成为合法的核武器国家,而其它国家不再有获取核武器的权利。随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加入,该条约获得了很高的合法性,尽管中国和法国直至1992年才加入该条约,但一直不影响他们合法核武器国家的身份,而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未加入该条约,从理论上讲,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发展核武器,但由于其核技术发展滞后,未能在1967年之前获得核武器,最终成为“非法”的核武器国家。1996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开放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试图禁止所有核试验爆炸以全面禁止核武器扩散。一直致力于发展更先进核武器的美国之所以积极推动该条约通过,是因为美国已成功研制了用于模拟核武器技术性能和破坏性的每秒运算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具备了计算机模拟核试验的能力。而俄罗斯、法国、英国也都具备和模拟核试验的能力。可见具有高水平的核技术,是核大国不断完善、强化核不扩散机制,同时有保留自身发展先进核武器的前提。

    环境保护方面的科技使某些国家在制定国际条约时占据主导和主动地位。环境问题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已成为当今“全球问题”中的重点问题。国际环境机制大多是协商一致的机制,其建立有赖于各国在科学上的共识, 要求各国对环境问题的成因、发生机制、危害方式、变化规律、发展趋势和防治对策等形成较为一致的科学认识。跨国空气污染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酸雨出现了,受害尤为严重的是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20世纪5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湖泊普遍酸化,渔业减产,但这些国家并没有排放大量酸性废气的工业。60年代初,瑞典科学家奥顿(Svante Oden)通过对湖泊学、农学和大气化学的综合研究,发现了一些普遍性的趋向和关系:酸雨是欧洲的一种大范围现象,降水和地面水的酸度越来越高,含硫、氧的大气污染物可迁移100—2000千米等。由此他推断北欧的酸雨极可能是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排放的废气顺风飘到北欧造成的。他的这些发现在1967、1968年发表后,立即在欧洲引起了轰动。这时欧洲大陆国家也出现了酸雨现象,并通过对大气的科学监测,发现酸雨确实是一种跨国污染。191这时瑞典呼吁了很久的限制各国酸性物质排放的国际机制才得到欧洲各国的认真考虑。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达成了各国要共同保护环境的共识。最终1979年欧洲三十余国签订《关于长距离跨国大气污染公约》(Convention on Long-Ra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各国同意在控制二氧化硫排放和酸雨方面加强合作。然而,各国却难以在跨国环保问题上达成共识,一方面是这些复杂的问题往往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还涉及责任划分、利益分配、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一点在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建立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因为这一问题较之跨国空气污染,涉及面更广、涉及的科学问题更为复杂、有着更大的科学不确定性。

    值得指出的是,一个国家对相关科学问题的研究会极大地影响到该国在国际气候变化机制中的立场和处境。例如,黑碳气溶胶的增暖效应已成为当前气候变化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美国一些学者提出,黑碳对区域和全球气候的影响不可小视,其增暖效应可能高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因此,为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进行黑碳减排更为有效。另一些科学家则对此提出强烈质疑,认为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际观测都表明,与气候的自然变率相比,黑碳的气候效应在时间空间尺度上都是一个极小的量值,根本没有必要考虑。中国是黑碳气溶胶的排放大国,如果美国科学家的说法成立,无疑将会增加中国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压力。因此中国在这一领域应该认真开展科学和对策研究,以避免出现被动局面。192

    二、科技实力可以增强同化性实力

    科技实力对同化性实力的增强表现在如下方面:(一)科技发展使国际传播这一软实力发挥作用的方式越来越有效;(二)科技与一国的文化产业结合,形成高科技文化产业,增强文化产品的亲和力,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三)科技本身是一种普世性的文化,发达的科技对世界各国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尤其是一国在某些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关键科技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可以为其赢得崇高的声誉和威望;(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与援助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发挥软实力的重要工具。

    (一)科技对软实力手段——国际传播的提升

    一国拥有富有吸引力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并不意味着该国拥有同化性软实力,因为实力(power)意味着使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为的能力。所以富有吸引力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只是软实力资源(soft power resources),它们只有进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才能成为实力,只有一国通过传播使他国的公众接触到这些软实力资源,才会改变他们的认知,使其对该国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产生好感,并改变其行为。所以软实力的只有通过国际传播才能发挥作用,软实力随着国际传播技术的提高而变得愈加重要,其传播方式也随着传播技术的变化而变化。

    在工业革命前,国际传播主要通过非大众媒体(人工、马匹、官文、书籍等)来实现,影响力有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际传播到了工业社会才出现,电报和无线电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提高了国际传播速度,增大了国际传播信息量,扩大了国际传播的范围。193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诞生的国际广播,迅速成为各国政府发挥本国软实力的工具,用于宣传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外交政策,提升本国形象。冷战时期的美国之音(VOA)、英国广播公司(BBC)成为发挥西方软实力的重要工具。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国际广播这种软实力手段的有效运用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20世纪下半叶展开的信息革命再次提高了国际传播作为软实力工具的效能。卫星通信的出现使电视跨入了国际传播的行列,催生了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半岛电视台这些国际电视新闻网。而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播成本降低,传播速度更快,传播方式更多样。

    国际广播和国际电视新闻网是一种“一对多”的单向传播方式,实施者需要强大的技术、资金、人员支持,所以实施软实力的能力集中到了各国政府和大传媒集团手中。网络传播不仅进入门槛低,在传播方式上,既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既可以是“一对多”(电子邮件群发),也可以是“多对多”(聊天室)。194这使实施软实力的能力分散化,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个人都可以通过图像、声音、文字等方式进行国际传播,这使得一国传播自身文化、价值观的方式更为丰富,渠道更为多样,使软实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信息时代,通过吸引和说服而获取的良好形象和声誉,开始变得比通常通过军事和经济手段获取的领土、原材料和使用权更重要。195

    信息技术的优势使美国在软实力塑造方面占尽先机

    当今世界,美国不仅拥有广受欢迎的文化和价值观,还主导了传播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在天基侦察、直播、高速计算机方面都出于领先地位,集成复杂信息系统的能力更是无与伦比。196美国还控制了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中央处理器、操纵系统和浏览器都是美国包揽制造的;美国主创的域名注册标准和 ICP、 TP 传输协议等作为全球性的互联网工业标准,在全世界得到推广应用;全球13台顶级域名服务器中,10台位于美国。197强大的传播技术决定了美国在运用软实力时成效会更大。西方发达国家在传播技术方面占据了巨大的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即使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也苦于没有传播能力而无法发挥其软实力效应。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软实力能否得到有效传播,不仅取决于技术手段,还受资金投入、传播内容、传播策略等因素的影响。

    (二)高科技文化产业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文化软实力的实现不仅仅依靠大众媒体进行的国际传播,还需要国际文化贸易这一重要手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贸易成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方式,文化贸易的规模甚至超越了传统制造业贸易。自1996年以来,美国的文化产品出口就超过航天工业成为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英国文化产业也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到2001年,文化产业所创造的年产值接近900亿英镑,超过了任何一种传统制造业所创造的产值;日本文化产业的规模比电子业和汽车业还要大,截至2005年底,日本与动漫有关的市场规模已超过2万亿日元,动漫产业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198

    一国文化产品要成为软实力资源,吸引他国公众,就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产品既反映了人类的普遍价值,又具有民族特色。二是这种文化产品的传播样式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199在信息化时代,文化产品内容应当能够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传播,其表现形式应当尽可能的实现多媒体化,将文字、声音、图象有机的融合在一起。高新技术的应用成功的改变了文化产品传播样式,使其适应了信息化时代的要求,首先是促进了图书、电视、广播等传统文化产品的数字化,如数字图书、数字化出版、数字广播电视、网络广播电视、播客、移动电视、数字电影等等;其次是创造了全新的文化产品,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信息通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相融合,不断产生新的文化产品的形态和种类,如电脑动画、电脑游戏、数字电视、网络电视等等。

    高科技与文化产业相结合而形成的高技术文化产业是一国有效运用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凡是成功实现这一结合的国家,其文化软实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美国的电影业和传媒业、日本的动漫产业、韩国的网络游戏业、德国的出版业、英国的音乐产业等都成为国际文化产业的标志性品牌。例如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球的6%,而市场占有率却高达80%;日本的动画产业占世界市场的62%,游戏领域则占世界市场的三分之一。200伴随这些文化产品出口的并不仅仅是娱乐元素,还有一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得到他国民众认同。

    (三)科技文化对软实力的提高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产物,显然也是一种文化。科技文化有三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精神,其要义是是尊重事实, 崇尚理性, 追求创新。201;二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基本理论和概念,以及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和技能;三是物化的工具、设备、仪器等,以及非物化的运用工具、设备、仪器的方法和规则。202

    在前农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各国政府并不重视科技发展,甚至将外来的先进技术视为“雕虫小技”, 甚至斥为“奇技淫巧”、“下九流”加以排斥。但到了全球化时代,开放和发展成为大多数国家追求的目标,吸收、利用别国先进的科技文化成果有助于发展经济发展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且科技文化凭借这种鲜明的实用色彩,在世界上各个国家,不论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方面具有多大的差异,往往都具有较强的吸引力。2002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进行了一项名调查,发现尽管世界各地的人们对美国电影、音乐、民主价值观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但绝大多数都十分羡慕美国的科技成就。在43个国家调查的平均值显示有近80%的人羡慕美国的科技成就,而喜欢美国音乐、电影、电视的只有不到60%,喜欢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只有50%。即便在民众普遍讨厌美国的国家,也对美国的科技十分喜欢,如在7个穆斯林国家的调查显示,尽管只有30%多一点的人喜欢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仍有近70%的人羡慕美国的科技成就,在约旦,尽管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仍有近六成的人羡慕美国的科技成就。203

    科技因为能够改善普通人的生活而变的富有吸引力,而某些关键科技领域,如基础科学研究和航天科技,尽管不会直接影响普通人的生活,但由于其具有高度的象征性,一旦一国在这些关键科技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可以为其赢得崇高的声誉和威望,极大的提高其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诺贝尔奖中的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即三大科技奖是科学界最权威的奖项,它所奖励的是原始性创新科技,是对人类整个文明、社会进步都有重大作用的基础科学研究。诺贝尔奖不仅成为衡量科学家个人成就的标准,更成为判断世界各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及经济和教育成效的客观而有效的标准。所以不仅科学界关注诺贝尔奖,普通民众也对各国的获奖情况十分在意,每年诺贝尔奖的评选结果都会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广泛报道。200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被三名日本物理学家分享,荣膺化学奖的三位学者中,也有一名日本化学家。这给处于金融危机中的日本人带来了极大的鼓舞。10月7日,日首相麻生太郎亲自打电话向获奖者贺喜:“国民也倍感欣喜。现阶段日本没什么鼓舞人心的消息。衷心感谢你们带来了愉快的心情。”中国媒体有感而发,认为日本的科技发展“不仅成就了带动经济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更打造了一张精致无比的科技软实力名片,其对外不断强化的所谓‘酷日本’CoolJapan)的文化辐射,使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畅行无阻。”204美国获诺贝尔科技奖的人数更是世界第一,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为美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航天科技具有更大的象征意义。航天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之一,它的发展取决于整个科技水平的发展。一个国家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可以反映出这个国家的整体科学技术和高科技产业水平,如系统工程、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系统、推进能力、通信、遥感和测试技术等诸多方面。另外,只有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国家才能发展航天事业,因为航天事业耗资巨大,2007年全球航天开支高达251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开支占了其中的81%。205 航天事业的象征意义还体现在对人们心理的巨大影响上。人类自古以来就对浩瀚的太空充满了好奇和崇敬,一个国家能够在航天事业上有所突破,会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极大的心理冲击。一个国家如果能将自己的宇航员送入太空,不仅仅是国力的体现,而且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前民众的自豪感,提高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1957年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当时在很多人看来,这不仅表明苏联在航天技术方面领先于美国,更表明苏联更注重发展科技事业,体现了苏联社会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美国无法推翻这一观点,只能努力发展自己的航天事业,通过超越苏联的成就来展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今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中国公布了登月计划之后,日本和印度也公布了各自的登月计划,都试图抢在中国之前成为亚洲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国家。各国在这场竞赛中不仅是为了获取硬实力,更是为了获取软实力。

    神州七号太空行走的成功提升了中国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与援助对软实力的提升

    优秀的科技文化不仅能得到他国民众的羡慕,为国家赢得名誉,还有助于其以科技交流、合作的方式开展公共外交。科技研究离不开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与政治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开透明、广泛公平的参与、不论资历而尊重成就、实事求是、敢于突破成见等。科学是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能够超越深刻的政治和宗教分歧。在两国由于政治、宗教极度对立而无法开展交流时,科技交流能够使两国保留最基本的沟通渠道。 206在冷战期间,美苏科学家之间的“第二管道外交”,不仅起到了促进了双方的科技进步,还促进相互理解,缓和了两国间的矛盾。科技交流还使很多苏联科学家深受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影响,有些科学家成为苏联内部人权和自由化的积极倡导者。207

    如今美国凭借自己先进科技文化吸引了大量海外留学生。美国的海外留学生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来学习科技学科的。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至2006学年在美国学习的564,766名外国留学生中,专业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STEM)的留学生占33.09%。208因为留学生会在几年的学习期间完全浸没在美国的文化环境里,他不仅仅学到了美国先进的科技,也会吸纳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留学生大多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回国后很可能成为社会精英,将美国的价值观发扬光大。即使一些留学生最后选择留在美国工作,在信息化时代,他们也会与祖国保持密切的联系,成为“离散族群外交”(Diaspora diplomacy)的实施者。

    科技公共外交除了科学家、留学生交流之外,还有重大项目的多边国际科技合作,如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研究计划等。科技公共外交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国际科技援助,是较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一国积极参与科技公共外交会赢得他国民众的好感,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综上所述,科技发展可以直接提升国家在国际机制中的控制力和主动权,还可以提升国际传播的效力,催生高技术文化产品,推动科技文化进步,推动科技公共外交,多方面的提升一国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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