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民族的文化特性
日本文化是日本民族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创造性活动及其产物的总和。在对日本文化众多的概括中，“菊花”与“刀”并存特征的概括较接近日本文化的实际。“菊花”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以此对日本文化命名似乎并不是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花”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生性好斗而又极其温和；黩武而又爱美；据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胆怯。303
具体而言，日本的文化特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神道思想与武士道精神、大和民族优越论、岛国的危机感和扩张意识。
一、神道思想与武士道精神。当代日本历史学家、文化史家石田一良教授认为“神道是日本文化的核心”，304如果不了解神道，就不能真正了解日本古代文化。神道教(简称神道)端倪于绳纹时代的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敬，形成于弥生时代农耕社会的共同祭场上。它原本反映了日本原始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和朴素的自然观念。但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目的对神话传说进行裁减、取舍、渲染和编排，以“君权神受”、“天皇神圣”的说教，宣扬政权合法性，将神国学说政治化。日本神道认为：自己的国家离太阳最近，比任何文明古国都更早、更多的接受太阳的恩惠和能量，是“太阳的故乡”，因此具有先天的优越地位和自然的天赋权力。太阳神既是全日本的国土神，全民族的主神，也是天皇家族的祖神。天皇是太阳神的子孙，崇拜天皇就是崇拜太阳神，就是崇拜国家和民族。天皇不仅代表了太阳神在人间的权力，而且本身就是“现人神”，代表了民族的统一、国家的权威和民族的最高权益。日本人通过对儒家和佛教思想的吸收与改造，将日本神道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成为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并作为观念上的文化形态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对日本国民强大的凝聚力，在日本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同时也给日本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神道思想、神国学说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灵魂及内心深处，其中表现最为典型的就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就是看透死亡，为主君毫无保留地舍命献身。这种思想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日本的统治阶级将武士道忠君报国精神奉为国民的最高道德标准，强令国民敬拜、尊崇，成为天皇制的精神和道德支柱。
二、大和民族优越论。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写道：“日本的岛国历史，甚至帝国的神话，使勤劳而守纪律的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作生来就是与众不同和卓越无比的。”305其实，早在明治维新前，日本思想家佐藤信渊就已开始宣传“日本为世界中心”的主张。他妄称日本人是世界万国中最优秀的人种，日本担负着以日本为中心和宣传皇道于世界的历史使命。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精英对国民的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相当“成功”。由于侵略朝鲜和中国连连得手，日本人便养成了蔑视亚洲其他民族的傲慢心态。在军国主义横行年代里，“大和民族优秀论”进一步发展，成为统治集团对外发动战争的理论依据。二战后，日本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很快治愈了战争创伤，而且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创造经济奇迹，是由于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形成这种优越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其封闭的地理环境。海洋把日本与世界其他地方、其他民族隔离开来，使它产生一种彻底的孤立感。狭窄的空间和猖獗的自然灾害更是把日本人彼此间的距离拉近，使其获得一种其他民族不易产生的、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一体感和排外倾向。上世纪70年代初日人高桥敷写过一本小册子《丑陋的日本人》306，曾在日本轰动一时。人们可能误以为作者是在批判日本国民精神的缺陷，但实际并非如此。通读全书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两大特点：一是充满同西方人争强斗胜的精神；二是对流落到西方的中国人无比蔑视。日本人在国外一旦做出不光彩的事情时，常常佯装中国人以转嫁西洋人对日本人的种族偏见，因为西方人难以从外貌上区别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
三、岛国的危机感和扩张意识。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民族文化中造就的“危机感”，是导致日本扩张意识产生的重要根源。日本列岛陆地面积仅为37 .78万平方公里，其中五分之四系山地和丘陵，全国均属地震、水、旱、风灾多发地区，不适宜耕种，经营水田更是难上加难。资源极端匮乏是日本国土的致命弱点。自中世纪以来，日本时时感到其生存及其延续受到威胁，处于掌握不了生存命运的状态。这种危机感既使日本民族养成了好学、奋进、自强不息的性格，但也促使它不断产生向外扩张的冲动，认为只有把国土、国民扩展至海外，才会有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出路。
史料记载，倭人军队最早于4－5世纪开始侵略“百济、新罗，迫使其国人为臣民”。30714－16世纪，日本地方封建藩主属下倭寇屡屡侵扰中国山东、东南沿海，成为我国安全一大威胁。16世纪末日本刚刚成为统一国家，就把征服朝鲜和向中国大陆扩张正式列为上上国策。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随着其国力的增长不断变本加厉。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从政治、经济上开始奴役朝鲜。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并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从此强占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将铁蹄踏遍了整个东南亚地区。
二、日本软实力的历史变迁
近代之前，日本由于国力弱小，其软实力的对外影响力微乎其微。相反，它主要是从其他国家吸收和获取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经验。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和作用相当广泛和深刻，推动了日本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日本文化的早期开发和发展。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特点是中国主动传播文化，而日本则积极吸收。正如吉田茂所说：“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308
自19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开始接触并吸收西方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新认识，使日本人对“华夷”观念和中国崇拜产生疑问。1849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国，更使日本朝野为之震惊。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作为理想之邻的信仰开始动摇。1853年日本迫于美国军舰的压力不得不打开国门。从此西方文化开始涌入日本，“洋学”成为日本思想界唯一有创造力和吸引力的学问，西方代替中国成为日本知识分子新的精神家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海战、日俄战争等逐步确立了地区强国的地位。但在其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日本深深感到要全面控制亚洲乃至“脱亚入欧”成为世界大国，除了具备军事和经济实力之外，还需要利用包括文化在内的软实力加以宣传和塑造。为此，日本主动与有关国家展开文化交流，提升日本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第一个同日本建立对等的文化外交关系的国家是法国。1886年，由法国政府出资在日本东京创立了法日协会(France-Japan Society)，随后，协会创建了东京法律学校和日本法国法律学校，后者于1903年更名为法政大学(Hosei University)。1909年，日英协会(Japan-British Society)在日本成立。1920年由德国驻日大使索尔夫发起，在东京成立了日德协会(Japan-Germany Society)，该协会在推进日德文化交流中成效显著。二战期间，德日学院(Japanese-German Institute)在德国柏林创立，它是德日作为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特殊关系的表现。1936年，日德医学协会建立。1943年，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互译出版物的文化协议。1927年，日本和意大利共同在日本东京成立了“日意协会”(Japan-Italy Society)。
为了便于西方了解日本的文字和文化，日本成立了大阪帝国罗马语俱乐部。为提高日本人用罗马字书写日语的能力，日本政府改善了日语语言课程，在大阪市的初级学校开设学习罗马字的暑期班，并向外国人散发宣传日本的资料。同时，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文化知识，日本政府不仅向主要西方大国派遣留学生，而且还大量翻译西方国家的科技和政治思想书籍，这使日本成为亚洲国家中翻译西方出版物最多的国家和吸收西方文化最广泛的国家。与西方国家开展文化外交和以西方文明对国民进行文化改造，为重构日本文化、确立日本的民族自信心以及实现“脱亚入欧”战略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也为日本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重视对亚洲国家的文化外交活动，尤其是中国。而日本在提升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的成功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世纪末，中国已经意识到，日本的成功主要依靠的是建立在教育改革基础上的现代教育体制。于是，中国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随后接受日本派遣的教师和管理人员到中国翻译教科书，并派遣1万多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中国青年学生中也出现了赴日留学高潮。到1906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达到8000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革命骨干，如近代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广州黄花岗起义烈士喻培民、林觉民，云南护国运动的领导人蔡锷等。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日本对中国的软实力影响达到了顶峰30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奴役亚洲各国，建立殖民帝国。日本近卫内阁于1936年8月在《基本国策纲要》中鼓吹建立一个“以皇家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日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随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对外申明中将其称为“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所谓的共荣圈涵盖了主要的亚洲太平洋国家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属印度以及阿富汗和夏威夷群岛。为了使受侵略国家的国民接受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减少对日本军事占领的反抗和敌视，消除世界舆论对日本侵略野心和侵略行径的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一方面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肆鼓吹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将造福大东亚地区的人民；另一方面又对被占领国实施文化侵略，妄图以软实力征服其国民，为其侵略行为进行文化包装和寻找合理的外衣。
日本在文化侵略过程中采用的手段主要包括，一是强化研究和诠释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内涵，从理论上寻求“大东亚共荣圈”的合理性，提出了驱逐欧美文化和捍卫亚洲文化“独立性”的口号。二是用宗教的手段神化“大东亚共荣圈”美梦，利用宗教文化交流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灌输反共思想，从而达到麻痹和控制亚洲各国人民的目标。三是通过教育文化“亲善”活动达到文化殖民统治的目的。日本通过成立国际学生协会、交换留学生、与相关国家签订文化协定的方式，塑造日本尊重文化的表面形象并培养东亚国家内部的文化亲日派，为日后在占领国培植亲日傀儡政权和御用文人打下基础。
二战期间，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侵略和占领，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虽然它将文化视为战略手段用来美化侵略、提升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但这丝毫无法掩盖日本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本质，其软实力发展因军国主义横行而严重受阻。
三、日本软实力的构成与不足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经济上面临崩溃边缘，军事上被解除武装，政治上完全受控于美国。这一时期，日本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严重损耗，几乎处于归零状态。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重建，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70年代迅速腾飞，直至今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国家硬实力得到极大提高。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高度重视软实力的培养和提升，通过增强对外影响力和改善国家形象，为跻身世界政治大国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概括而言，日本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援助外交。进入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对原材料进口的依赖越来越大，同时，开始图谋政治大国地位。出于以上动因，日本逐步将东南亚国家视为援助外交的重点，以期重返东南亚，增强它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为此，日本开始调整其对外援助政策。
1977年3月，福田纠夫首相访问东盟国家途中在马尼拉发表的“福田主义”，就是其对外援助政策调整的集中表现。福田代表日本政府宣布，日本决不做军事大国；日本将从“对等的合作者”的立场出发，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做贡献；为此，日本将向东盟国家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同东南亚国家开展“心与心相接触”的文化交流。1978年7月，福田首相在波恩举行的西方首脑会议上宣布，日本将在1978年到1980年的3年间实现ODA倍增。据统计，60年代初，日本每年的ODA总额约为1亿美元，到1970年则猛增至18.24亿美元，1991年以来，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每年居世界援助国之首，几乎占世界ODA总额的20%。310
可以说，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外交较为成功地改善了它在当地的不良形象，改变了有关国家对于日本的态度，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的首脑到东南亚诸国正式访问的时候，所受到的异常热烈的欢迎的背后，是对经济协力的期待”311以日本对柬埔寨的援助为例，柬埔寨由于长期战乱，经济落后，百废待兴，人民生活贫困。在短期内要想恢复经济和重建国家，没有大量的资金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日本的经济援助有力地推动了柬埔寨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柬埔寨消除贫困和地区差距、保护环境、支援农业开发和市场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柬埔寨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日本的经济援助树立了它在柬埔寨的良好形象。由于对柬经济援助以经济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为主，大大减轻了柬埔寨的外债负担，日本取得了柬埔寨政府和人民的好感和信赖。为表示对日本援助的重视，柬埔寨政府于2003年4月4日发行使用的500元柬币面额的新钞上，印着由日本无偿援助建设的基若那大桥的雄伟景象。首相云升表示，这是为了庆祝柬日建交50周年。312
二、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二战以来，日本因为其战败国身份一直无法在国际社会获得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即使是在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依然乏味可陈，被国内的政治家讥笑为“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小脑袋恐龙”313。20世纪80年代，为了改变“政治侏儒”的形象，日本加速了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开始“第三次远航”，以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提高日本在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积极参与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各项活动，并试图提高在此类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增强驾驭国际制度的软实力。
虽然政治上天然的缺陷限制了日本在国际和平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但是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给了日本另一条权力管道——通过雄厚的财力发挥国际作用，例如日本认捐了将近20％的联合国会费。另一方面，在环境保护、难民救援、军控与裁军、女权保障等领域积极发挥其资金和技术上优势的同时，日本政府积极支持日本官员担任国际组织的重要职务，如负责柬埔寨事务的前联合国特别代表明石康、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等。这些官员在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也为日本参与国际事务、增强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条件。1992年6月15日，日本国会强行通过了《关于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合作法》（简称“PKO合作法”）和《关于派遣国际紧急救援助队法修正案》，突破了战后日本向海外派兵的政治禁忌，使日本迈出了军事力量重新走上海外的第一步。同年，日本正式向柬埔寨派遣了600名士兵和75名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而当时主管柬埔寨事务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正是日本籍官员明石康。从此，日本开始在亚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参加联合国的维和、停战监督、难民救援等行动，并经常参与对灾区的重建工作。
近年来，日本积极支持和推动联合国的改革，争取赢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为了方便联系联合国的协调工作并研究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日本外务省增设了“联合国局”，全面负责日本的联合国外交。目前日本外务省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日内瓦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外务省负责这一项工作的职员总数接近400人，几乎占外务省1/10的编制，可见日本政府争取“入常”的决心。
在这些机构的推动和配合下，日本政府借助联合国改革的机会，表示支持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的改革，并考虑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1992年12月11日，宫泽内阁向加利秘书长递交日本对安理会改革的意见书，表示日本“有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安理会恪尽职责”。之后，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表达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愿。2004年9月21日，小泉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题为《联合国的新时代》的发言，声称：“我国正在竞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当选之后将加倍努力，在全球贡献的基础上，在安理会发挥建设性、创造性作用。”
三、文化交流与传播。20世纪70年代，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后，日本政府意识到，要确立国家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仅仅依靠本国的经济力量远远不够，必须是日本的文化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否则“仅仅是一个徒具躯壳的大国而已。”314为提升软实力，日本首次提出“文化国家”的发展理念，力图把日本文化推广到全世界，对外要树立日本文化国家的形象。自此，作为一项对外文化战略，建立“文化国家”成为日本历届政府一大政治目标。
日本政府为此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力开展文化交流。1972年，日本设立了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它是由外务省管辖的、开展各项文化交流项目的特殊法人，后来成为了担负日本最早的国际文化交流枢纽作用的专门机构。该基金会的宗旨首要是，“生产、搜集、交换和分送资料，以向海外介绍日本文化，促进国际交流、其中包括书籍和其他印刷品、电影、幻灯、照片、录音机和磁带等其他视听材料”。例如，1973年，它资助了向外发行的34部电影和派遣海外的21名日语专家；1991年则资助了129部电影和204名日语专家。3151986年，日本文部省拨巨资设立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搭建对外文化交流、输出日本文化的国际舞台。在与各国开展艺术、体育等文化交流活动中，日本着力宣播本国的文化。它向世界表明，日本不仅可以向世界各国提供属于硬件的先进设备和巨额资金，还可以提供软件方面的东西。
其次，积极推广日语教育。基于语言伸展到哪里就会把它所负载的文化价值带到哪里的原理，日本政府把加强日语教育看作是向全世界传播日本文化、让世界了解日本的一个重要手段。日语的国际推广事业由外务省下属的国际交流基金会、文部省和邮政省三方共同承担。1989年日本政府成立了国际交流基金会日本语国际中心。该中心由基金会资助、同时接受文部省的业务指导。为推广和普及日语，日本政府还派遣本国国民赴世界各地建立日语学校，并在当地国家培训和招募日语教员，作为日本语国际中心的讲师。结果，日语学校在全世界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全球约有200万人在该中心的资助学校学习日语。
最后，重视留学生工作。1996年日本《教育白皮书》明确提出：“留学生交流……对促进国际理解、国际合作精神，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合作为其培养人才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接受外国留学生赴日学习日本文化，加深对日本的理解、同情，并把日本文化（包括大和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广播到全世界，为培养国际公众对日友好态度、赢得良好的国际舆论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日本政府把留学生看作是向世界传播日本文化的使者和实现日本文化走向世界较为便捷而有效的中介，深知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作为各国的精英，其态度不仅会影响到其本国的广大民众，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到影响到其政府的对日政策。因此，留学生工作始终成为对外文化政策中重要的一环。
铁臂阿童木影响了一代人
日本的文化软实力的对外发散比较成功，它同时也促进了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日本的文化随着日本商品、尤其是文化产品，飞速向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蔓延、渗透，如日式宗教、卡拉OK、茶道、柔道等。日本的电脑动画等新媒体艺术，已成为日本21世纪艺术文化的原动力之一。日本的动画片、漫画、电子游戏软件在亚洲地区颇受欢迎，一些动画人物，如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樱桃小丸子等在周边国家可谓家喻户晓，不仅吸引了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且引领了世界动漫设计趋势，使流行文化成为日本软实力提升的新动力。
客观而言，日本软实力从二战后至今获得了显著的提升，这可以从美国《时代周刊》在2007年3月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中得到验证：在接受调查的27个国家28，389名民众被问及心目中全球最受敬重国家时，日本得到高达54%的支持率，排名位居世界第一。316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二战后日本苦心经营和精心塑造的国家软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提升和认可。但是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与日本相邻的东亚各国，日本的软实力却踯躅不前，甚至有所倒退。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
靖国神社：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象征
第一，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持暧昧态度。由于近现代日本的侵略而形成的历史问题，成为战后日本增进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和提升软实力的巨大障碍。战后初期，由于各国忙于处理国内问题，加上日本与许多国家尚未建立双边外交关系，因此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起伏以及国内政治保守主义倾向的加强，日本很多政府要员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模糊甚至否认的态度，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邻国的强烈反对，成为严重的外交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学教科书时，多次违背自己制定的“邻国条款”，允许否认或美化日本侵略史的书籍在日本发行。日本的首相、政要和大批国会议员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特别是小泉首相就任以来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舆论也为此进行辩护，将此说成是日本的“文化传统”。2007年3月，上台不久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谈话，企图否定慰安妇事实，最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为此道歉。所有这些都引发日本亚洲邻国的激愤。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矛盾作法，背离了日本总体外交战略的理念，已经导致日本的软实力在周边乃至世界范围大打折扣，使日本文化外交目标无法完全实现。
第二，日本文化本身具有狭隘性，缺乏文化的“普世性”。由于岛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日本文化存在其不可避免的狭隘和偏执，许多文化特性让世人无法理解和接受。例如，“耻感文化”是日本文化最具特色的一种，它以耻辱感为主基调，人们往往以是否会遭到他人耻笑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人们考虑更多的是，如果做坏事不被他人发现，未受到舆论的评判，就没有必要自寻烦恼。耻感文化一方面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与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养成了日本人不知认罪的劣根性。317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日本人认为承认侵略，承认屠杀，无疑是摧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同时，日本文化中没有一个严格的善恶标准，它的价值观完全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众多的日本神话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传统文化缺乏罪的观念，罪恶只不过是善良偶然出现的偏差。通过善意的对待和净化，罪恶可以转化为善良。善恶不分导致日本人把东条英机等二战甲级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里，导致日本人对于罪行并无诚心悔改。318在生死观上，日本人认为，无论人生前表现如何，也无论他是为何而死，怎么死，死去后就与生前的一切功过是非完全了断。死者即使劣迹斑斑，其罪行都可以饶恕，一笔勾销，不可再追究，以告慰在天之灵。正是这种生死观导致日本对侵略罪行的“健忘”，对战犯的“宽容”，以及对参拜靖国神社的认可。319
此外，日本在国际商业中推行的某些政策也损害了其软实力。例如，长期以来，日本一直以“科学研究”为名实施商业捕鲸。这一行为遭到了国际环保人士的强烈反对，即使是与日本友好的美国和欧洲国家政府都明确希望停止此类行动。但是，日本依然不顾国际舆论继续这项具有争议的商业政策。日本的上述行为，使它在国际社会，特别是推崇环保和动物保护的人们当中的形象蒙上阴影，软实力因此而受损。
（第六章 中国软实力剖析
中国既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既拥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又还在软实力建设上存在诸多需要改善和提高的领域。本章将在和平崛起的大框架下，回顾中国软实力的历史变迁，研究其构成与不足，分析其特点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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