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级地震。地震发生之后，中国自上而下纷纷行动起来，加入抗震救灾行列。在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政府反应迅速，运作高效，积极主动指挥救灾进程；中国积极开展“灾难外交”，主动与国际合作，展开救援工作；国内媒体报道公正、透明、及时，为政府科学决策、稳定民心发挥了重大作用；立法机构及时立法，为救灾工作及灾后重建提供法律依据与保障；人民军队发挥了救灾主力军的作用，生动体现了军民的鱼水深情；许多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普通民众主动以各种形式加入救灾行列，表明了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建设。中国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的表现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受到了各国政府与媒体的好评。本节试图以汶川地震为个案，从领导核心、灾难外交、媒体、法制建设、军民关系、公民意识的觉醒及公民社会的建设六个方面探讨中国软实力的国内塑造与建设，并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
一、领导核心
（一）领导人形象亲民
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反应迅速、决策及时准确，在救灾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胡主席、温总理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冒着生命危险，在余震频发之时，深入救灾一线亲自进行指挥，慰问群众、伤员，看望抗震救灾一线的部队官兵和医护人员，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良好形象，改变了以往西方媒体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偏见，为塑造、宣传国家形象起到了巨大作用。
汶川地震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亲民的执政理念
地震发生后仅两个小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已在飞往灾区途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什总统在2005年8月31日，即美国新奥尔良遭遇“卡特丽娜”飓风袭击2天之后，才乘“空军一号”鸟瞰灾情。温总理到达受灾现场后，立即投入到指挥救援的工作中，并且不顾自身安危，亲自到受灾最严重的现场进行视察。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于5月16日乘飞机抵达四川绵阳，慰问灾区干部群众。在救灾现场胡主席用心安慰每一名受难群众，甚至盘腿坐下与群众进行交流，生动诠释了中国领导人的亲民形象。胡主席在建筑废墟上的振臂高呼，“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坚强的中国，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所拥有的自信。
（二）政府应急机制高效
中国政府面对四川汶川地震，紧急行动，迅速成立救灾指挥部，统一指挥，并且在第一时间公布地震消息，保证了救灾工作高效、快速地展开。
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指示，国务院成立了以温家宝总理为总指挥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并设立有关部门、军队、武警部队和地方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救援组、预报监测组、医疗卫生组、生活安置组、基础设施组、生产恢复组、治安组、宣传组等8个抗震救灾工作组。针对汶川地震，中国地震局也于12日下午启动了一级预案，迅速组织了一支180人的专业救援队伍赶赴灾区。同时，包括国资委、央行、银监会、保监会、电监会、民航局、粮食局，以及通信、石油等大企业在内的国家各部门分别迅速启动了应急机制，全力支持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当一个民族面对重大灾害之时，坚强、高效的领导，不仅可以战胜地震带来的种种困难，而且能够激发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信心和决心，提高国家凝聚力与自信心。
二、灾难外交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各个国家越来越倾向于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来共同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如反恐、毒品走私、自然灾害等。在各国的合作与交流中衍生出许多种新的外交方式，灾难外交就是其中之一。一般来说，灾难外交实际上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灾难治理过程中以灾难为契机处理彼此交往，从而促使国家间关系正常化或深化国家间关系，以此建立或增强国家互信和认同的过程。也可理解为国家在灾难管理过程中对外的一种选择方式。332
灾难外交是双向的，援助国可以主动对受灾国予以援助和支持，帮助受灾国应对和抵抗灾难。受灾国也可以主动开展灾难外交，呼吁国际援助。这里主要探讨中国作为一个受灾国在灾难外交中角色的转变。1976年，唐山大震发生时，中国拒绝国外援助；1980年，中国遭遇严重水旱灾害，一开始中国谨慎接受援助，但此后又处于停滞状态；1991年，中国华东发生水灾，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救助；2002年，中国与国际社会积极合作共抗“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迅速开展自救，并积极呼吁国际援助，展现了一个对本国人民生命和财产高度负责的大国形象。
地震发生一星期后，中国外交部主动呼吁国际社会向地震灾区提供援助，特别是为大量四川灾民提供临时庇护的帐篷。积极姿态表达了中国从灾难中恢复的信心，展示了中国不畏困难的高昂士气和国家尊严。这种态度也使援助者们乐于通过各种方式予以支持。世界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向灾区捐助大量救灾物资和资金；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国向中国派出了救援队；多个国家向中国提供卫星数据资源，为中国灾情遥感监测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一改以往对中国的偏见，对中国政府的救灾行动给予了大量积极、正面的报道；各国政府或议会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不同方式向中方表示慰问。此外，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多国政要先后访问了灾区。潘基文于5月24日上午抵达汶川县映秀镇，察看灾情，看望受灾民众。他赞扬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抗震救灾中展现的超凡领导能力，表示将尽其所能动员联合国力量帮助中国抗震救灾，重建家园。30日，韩国总统李明博乘机抵达成都，专程赴四川地震灾区慰问。他是第一位访问四川地震灾区的外国元首，体现了中韩两国领导人之间、政府之间和国民之间的多层次信任及友好关系。6月29日上午，美国国务卿赖斯率约六十人的代表团访问了地震重灾区都江堰。
赖斯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对地震的行动，并且惊叹于地震灾区的恢复和重建速度。此外，英国约克亲王、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也对灾区进行了访问。
中国在此次灾难外交过程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作为受灾国，中国自信、积极接受国际援助，成功地塑造了国家形象并影响着全球公众舆论，向世界展现了一个亲民、开放、自信的中国政府，减少了以往“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同时，中国也通过开展灾难外交增加了国家吸引力，提升了国家软实力，促进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三、媒体
媒体的积极介入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关键。一些国家的媒体作为政府危机管理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扮演着政府“危机信息代言人”的重要角色，被誉为“政府危机管理形象的塑造者”。例如，英国重视突发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协作，要求有关机构在平时必须作好准备，把配合媒体作为紧急反应计划的一部分进行讨论和演习，并任命受过专门训练的新闻官员负责媒体事务。日本将媒体视为“政府应对危机的最好朋友”。政府早在1961年制定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中就明确规定日本广播协会(NHK)属于国家指定的防灾公共机构，从法律上确立了公共电视台在国家防灾体制中的地位。333 在社会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处理和应对中，各国政府着力构建危机管理者与媒体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使媒体成为传播政府决策的途径、公众获取正确信息的渠道和官民共同解决危机的桥梁。
以往，由于中国政府在处理某些危机时缺乏主动性和适当的透明度，缺乏与媒体的沟通，有时甚至导致境外媒体捕风捉影，乃至恶意宣传和夸张，最终迫使中国政府和媒体事倍功半地在事后进行“消毒”，效果却很差，从而使政府和媒体共同陷入被动。在此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政府与媒体积极互动，确保地震消息准备、及时地向外界传达，做到了信息的公开透明，提升了中国政府与媒体的国际形象。
地震发生后不久，全国人民就从网络、电视、广播、手机等媒体和通讯工具中得知这一消息，同时也了解到党和政府已经同步地紧急部署抗震救灾。5月12日14时46分，新华网发布权威消息，让震中以外的民众顿时对异常情况有了全面了解；15时12分，新华网推出专题《地震应急措施》；同时，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等媒体纷纷设立专题，对震灾情况做最新报告，13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开始对救灾活动进行全天直播报道。此外，从5月13日开始，国务院新闻办每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民政部、中国地震局、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卫生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国防部、武警部队司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电监会等多部门的权威发言人，发布抗震救灾的各方面信息，并接受中外记者提问。
地震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既消除了公众恐慌心理，稳定了民心，保持了社会稳定，为抗震救灾提供了实际的支持，同时又获得了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同情，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突发事件的管理水平。
四、法制保障
为了能够更加快速、高效地保证抗震救灾工作的展开，政府各部门认真研究，出台了多项法律与法规。法律与法规的出台使得救灾工作能够在体系内开展，保障了工作的顺利进行，突显了政府国内治理理念的发展与进步。
2008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审计署发布了《关于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的通知》。地震灾害发生后，中央和地方财政拨付的大量专项资金，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慷慨捐助，为抗震救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通知》有利于加强对这些款物的监管，对确保灾民救助和群众基本生活，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推动抗震救灾工作顺利进行至关重要。5月29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又发布了关于印发《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的通知，进一步加强了款物的监管及违法事件的处理。同时，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均出台各种法规，来规定、规范、指导救灾工作的执行。6月4日，国务院第11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8日，温总理为此签署国务院令，9日，新华社发布了该条例。《重建条例》能够保障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地开展，积极、稳妥恢复灾区群众正常的生活、生产、学习、工作条件，促进灾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该条例从启动到出台只花了短短的15天，快速立法的推进，标志着中国政府依法行政的坚定决心，同时也是国务院立法水平的大展示。此外，由于汶川地震的发生，中国开始全面修订实施了10年的《防震减灾法》，拟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经验上升为法律。根据修订草案，中国将进一步强化地震灾害防御体系建设和救灾物资监管，而灾后过渡性安置也必须充分尊重受灾民众的意愿。
抗震救灾活动还引起了国内关于从立法层面应对包括地震在内的各种特大自然灾害的讨论。司法部司法行政学院副研究员李袁婕提出以汶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为契机，尽快制订“志愿服务法”，以法律形式规定我国公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权利和义务，以发挥个人在促进国家和社会全面发展中的作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教授任剑涛认为中国需要一部综合、系统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以应对重大自然灾害。
五、军民关系
中国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在战争年代， 军队和人民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民军队为人民”、“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真理。长期的和平环境，及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繁荣经济发展让人们慢慢淡忘了威胁的存在，也渐渐忽视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使命。1989年，国外媒体对 “六四事件”的歪曲报道，更是损害了中国人民对军队的良好印象，破坏了军民关系。
近年来，中国军队依然继承和弘扬拥军爱民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抗击洪涝、台风、疫情和冰雪等重大自然灾害，挽救人民生命，减少人民经济损失，重新构建和谐的军民关系。此次中国军队在抗震救灾中的突出表现将和谐的军民关系推向了更深层次。地震发生后，解放军武警官兵迅速投入抗震救灾工作。武警某部参谋长率领的突击队，在震后迅速反应，不畏艰难困苦，成为第一支进入汶川县城的救灾部队。全军近百名将军身先士卒，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哪里最危险，将军们就出现在哪里。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军长，为了迅速打通外界与震区中心的联系，带领33名突击队员，采取水陆结合的方式，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徒步挺进震区汶川县映秀镇等地。
“敬礼娃娃”感动中国
救灾过程中，许多人们对部队中“80后”、“90后”的官兵抱有很大疑虑，担心这些在父母关爱下长大的孩子在关键时不能承担起历史的重任。但是，抗震救灾中这些年轻人的表现打消了人们的疑虑。5月14日，15名年轻的空降兵官兵从4，999米高空伞降茂县，以探明灾情；武警战士荆利杰在指挥员下令紧急规避余震后，跪着哭喊“让我再救一个”；济南军区“铁军”部队炮兵指挥连二期士官武文斌，因连日救灾劳累，献出了年仅26岁的生命。5月12日，被连队安排留后的武文斌主动请战赶往灾区。部队到达灾区后，他和战友们始终奋战在第一线。转移群众，他肩扛背驮走在前面，和战友们翻越３座大山，走遍了都江堰市玉堂镇的12个村7，816户人家，把食品和饮用水及时送到受灾群众手中；搜救失事直升机，他不畏山高路险，一直在最前面探路，3次滚下山，幸运地被树木拦住；灾后安置重建，他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清淤泥、搬石头、疏通引水渠，身上多处被划伤。武文斌牺牲后，２万多名当地群众自发赶到都江堰市殡仪馆为烈士送行。一位位普通战士的形象体现着人民子弟兵对群众的深厚情意，“敬礼娃娃”的敬礼动作则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子弟兵的感谢与敬意。5月13日早晨，名叫郎铮的３岁孩子被解放军救出，当他躺在一块小木板做的临时担架上时，他用没有受伤的稚嫩的右手向８位抬着他的解放军战士敬礼。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当2005年8月29日，美国发生“卡特丽娜”飓风灾难后，美国军队的表现却差强人意。灾难发生两天后，第一批国民警卫队才分乘40辆军车才开进新奥尔良，但是他们抵达目的地后并没有投入救灾工作，而是找地方睡觉和打牌。8月30号，新奥尔良开始发生大范围的武装抢劫和放火行为。8月31号，1500名警察接到命令，放弃搜索幸存者，改为执行维护治安的任务。9月1号，6500名国民警卫队奉命赶到新奥尔良。9月2号，州长要求增派4万名国民警卫队参与救援和维护治安。让人震惊的是竟然有人向救援的直升飞机和车队开枪射击。由此可见，美国军队和民众的关系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六、公民意识的觉醒与公民社会的建设
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是一个国家走向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准之一，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之所在，也是一个国家在真正意义上强大的重要标志。334 汶川地震的发生促进了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也推动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
中国公民意识的发展经历了长期艰难的历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政府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改革开放30 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但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依然滞后，离改革所追求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还有较大距离。在许多领域，政府依然实行包办，集中了太多责任，这促使公民对公共生活缺乏参与，公民意识薄弱，民间组织发展缓慢。我国民间组织在服务业就业比重约为0.3%，而在1995 年世界22 个国家非营利组织在服务业就业比重为10%。335
汶川地震发生后，举国上下在悲痛中大凝聚，中国民间组织力量凸显，公民瞬间成长，中国人民的公民意识迅速觉醒，转化为社会各界的普遍行动。为了灾区民众的安危及灾区早日恢复重建，无数民众踊跃捐款捐物。企业家尤其是大量的民营企业家也慷慨解囊，将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表现出企业家真正的企业精神。无数普通公民以志愿者身份自发或有组织地前往灾区，与同救援队伍和灾区人民一起投入到抗震救灾工作当中。2008 年5月12日， 国内100多个NGO（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云集北京参加中国民间组织促进会的会议。获知汶川地震消息之后，50 余家NGO 联合发出声明“发挥民间组织力量，联合做出反应，共同支援灾区，关注灾后重建”。336 14日NGO四川地区联合救灾办公室诞生，这个临时搭建的组织联合了50余家核心NGO，还有其他100家NGO参与协作。地震期间，联合救灾办公室每天收到全国各地NGO募集捐赠的物资，以及其他单位捐赠的物资，折款每天约50至60 万元。此外，救灾过程中，网络成为了公民表达其公民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为公民支持、监督、影响抗震救灾工作提供了平台。通过网络，公民之间可以方便地进行信息沟通、情感交流、思想碰撞，改变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模式，网民的声音成为民意诉求的重要力量，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网络使得普通受众拥有了话语权，为公众参与民主决策提供了途径。
公民意识的觉醒是公民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与标志。和谐、发达的社会不光需要强大的政府，而且需要现代公民社会的支撑。在应对各种事件，特别是类似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时，政府应该满足公民社会日益高涨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要求，发挥公民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慈善等各个领域的桥梁纽带作用，形成公民社会与政府的有效沟通机制，成为政府可以信任与依靠的支柱力量。这是中国实现良好的国内治理，提高国家软实力，从而成就民族复兴伟业，迈向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七、反思
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而不是强制和利诱手段获取你所要东西的能力”，要想产生这样一种吸引力，首先必须使对方对你有一个良好的印象。因此在国际舞台上，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标准之一就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汶川地震发生后，国际媒体一改在“西藏事件”以及“圣火传递”过程中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和批评，对中国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大加表扬。国际媒体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在此次抗震救灾工作中高效、开放、透明，中国媒体很好地扮演了“危机信息代言人”及“政府危机管理形象的塑造者”的角色，中国的民族自信与凝聚力得到了提升与加强，并且相信中国人民能够战胜灾难，重建家园。国际媒体对中国在抗震救灾中国的积极评价体现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但是中国的软实力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软实力国内性方面还存在许多提高的余地。
汶川大地震激发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极大的凝聚力与责任感，政府在救灾过程中反应迅速、指挥准确及时。但是政府在应对灾难面前依然缺乏长效的机制，缺乏立法层面上对救灾工作详尽的规定。政府在灾难发生后紧急立法，体现了政府立法机构运作的高效，但也显示出对危机的预测与准备不够充分。此次救灾工作中，包括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凸显了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与公民社会的初步形成。但是政府对社会管理权限的让渡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很有限的，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在灾后并没有借此为基础形成相应的机制。政府主动承担了灾后重建的重任，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开始降低并呈消减趋势， 政府依然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这一现象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不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汶川地震救灾过程中中国的表现体现了中国国内治理的高效，推动了中国软实力的提高，但同时也揭露了一些问题，为中国进一步提高国内治理水平，促进社会进步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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