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软实力-个案研究:食品安全与中国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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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特别是2008年9月曝光的“毒奶粉”事件引发了全国、全世界的关注和震惊,给中国带来了重大有形和无形的损失:出口到国外的食品受到众多国家的抵制,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经贸政策的安全;食品质量问题威胁到了国内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在某些地域甚至引发了群众对食品消费的恐慌心理;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削弱了政府的国内凝聚力和国际形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中国的软实力。

    一、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回顾

    食品安全的概念多样,具有国际普遍性的是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加强国家级食品安全计划指南》对食品安全的定义:“对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进行制作或食用时不会使消费者健康受到损害的一种担保。”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1995年10月30日通过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其对食品安全的基本要求规定为:“食品应无毒、无害,符合人体必需的营养要求,具有色、香、味、形等感官性状…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增强人民体质。”354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们对食品的要求不再是数量上的满足,而是质量上的尤其是食品安全性及营养性上的考量。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呈现出分布范围扩大,恶劣程度加深的趋势。值得政府和社会的反思。现就我国近年食品安全事件作简要的梳理。20世纪80年代,上海发生甲型肝炎暴发流行,30万市民染上甲肝,经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查,为市民生食蚝蚶引起;90年代,云南会泽县发生甲醛严重超标的散装白酒饮用中毒事件,192人中毒,35人死亡。云南思茅地区发生采食毒蘑菇食物中毒,255人中毒,73人死亡;山西朔州等地发生假酒中毒事件,计200多人中毒,27人死亡。2003年1月山东烟台开发区发生了用“桃红”工业用染料浸泡过的“染色五香花生米”事件。7月上旬,浙江省出现了含剧毒氰化物的“毒狗肉”。12月,又相继出现了用双氧水浸泡过的鱼翅,添加剧毒农药的火腿,添加有毒工业原料——工业橙的卤制食品,以及用印染化工染料浸泡出来的“毒海带”。2004年3月13日,沈阳卫生监督所查处了满满7卡车二氧化硫残留超标近200倍的黄花菜,共计24.5吨。2004年4月份发生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件,由于被喂食几乎完全没有营养的劣质奶粉,13名婴儿夭折,近200名婴儿患上严重营养不良症。这一事件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轰动。5月媒体曝光四川成都新繁、彭州个别生产泡菜的企业使用了敌敌畏、工业盐等有毒、有害物质生产泡菜。2005年3月亨氏美味源(广州)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美味源”牌辣椒酱被检出“苏丹红一号”,随后肯德基快餐食品的调料在检查中被发现含有“苏丹红一号”成分。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可能含有苏丹红的辣味制品、番茄酱制品抽查结果,涉30家企业88种样品。8月,福建、江西及安徽等地出口的鳗鱼产品,被验出含有孔雀石绿,数日后香港更发现多种淡水鱼含有孔雀石绿,中国因此禁止所有淡水鱼出口到香港。8月18日,江苏维维乳业有限公司在上海被查酵母菌数严重超标。2006年6月,北京因食用福寿螺导致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患者确诊。截至8月21日,北京市确诊的广州管圆线虫病病例达到70例。2007年4月12日,“龙凤”、“思念”速冻食品检出致病菌。4月,据香港食物安全中心的公布,在化验的15个白饭鱼样本中,9个含有甲醛。菲律宾宣布,抽查市面多款中国食品样本后,发现其中四款食品含甲醛等有害物质,其中包括上海冠生园公司生产的大白兔牛奶糖。2008年自7月始,全国各地陆续收治婴儿泌尿系统结石患者多达1000余人,9月11日,卫生部调查证实石家庄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所致。

    以上的种种食品安全事件不可谓不让人触目惊心。在软实力的理论框架下,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审视中国的食品安全事件:政府的国内公信力和政策执行力,国内传媒掌握食品安全事件“话语权”的能力以及政府参与国际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能力和声誉。

    二、政府的国内公信力和执政能力

    具有普世意义的国内价值观和国内政策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国内政策得到妥善的实施也是一国获取吸引力的重要评判标准。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备条件,是人实现社会价值的前提,事关者大。一国食品安全出现问题将对该国政府的国内动员力造成重大打击。国内动员力是指一国使用非强制性手段所能动员起来的国内政治支持。当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立场得不到本国民众的广泛支持时,其政策主张就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一国政府能否动员起国内的政治支持,直接关系到其软实力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3552006年12月,《生命时报》对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和重庆五大城市1367名15岁至65岁的消费者做了食品安全的民意调查。356 调查结果显示持食品安全环境在好转的占到44%,认为越来越说明差的占30%。而且有62.1%人表示当前社会给人们健康造成威胁最大的首属食品安全的不安因素造成的。357

    以上数据可见国内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现状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担心和忧虑。如若任之发展,政府的国内动员力会受到很大的阻碍,也就更无从说起在国际事务中的软实力了。另一方面,民众已经开始对政府执行其政策的能力表示怀疑甚至否定,这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潜在威胁。绝大多数的民众认为政府是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责任人,政府监管不力和食品安全法律不健全是导致食品安全事件的两大主要原因。这两项都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除了完善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机构设置外,政府还应当设立公告制度,增加食品安全信息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以构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假如政府相关部门能经常性地就食品安全问题召开调查性听证会,召集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企业、行业公会、食品专家、医生、律师、消费者等公开举证,由此形成权威的调查报告,则政府的结论,就会获得公众普遍信赖。358 面对危机,英国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提出的“3T”法则值得提倡和借鉴:一是以我为主提供情(Tell?your?own?tale),二是尽快提供情况(Tell it?fast),三是提供全部情况(Tell?all)。里杰斯特别强调:“危机出现后,24小时内是应对的最佳时机,这被称为危机处理黄金24小时。不仅仅因为媒体的猜测会在这个时间段里大量涌现,如果拖延,损失将呈几何级数放大。”359

    三、掌握传媒话语权

    传播信息的能力是一国软实力的另一组成部分。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那样,“在信息时代,软实力不仅依赖于文化和理念的普世性,还依赖于一国的传播渠道,因为它能够对如何解释问题具有影响力。”360 在中国食品安全事件上,掌握传媒话语权的则是以美国媒体为主导的西方媒体。2006年美国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引发了境外对我国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尤其美国媒体大肆渲染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先后炒作鲶鱼药物残留事件、冷冻鱼致人中毒事件、巴拿马药物中毒事件、二甘醇牙膏事件、中策轮胎安全事件,等等,炒得沸沸扬扬。由于受美国主流媒体的影响,欧盟、加拿大、瑞士、新加坡、日本、南非、韩国、巴拿马、越南、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媒体,都参与其中,反复报道我国出口牙膏、牛肉、蒸米、宠物食品、植物蛋白原料、水果、蔬菜、大米、水产品、玩具、纺织品、陶瓷、儿童沙滩车、轮胎、风味食品等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妄加评论,给我造成了极大影响和损失。361

    而实际上,中国出口到外国的食品合格率很高。2007年7月23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2006年度进口食品监控统计报告显示,中国食品的抽检合格率最高,达到了99.42%,甚至超过美国和欧洲的食品抽检合格率。不仅是对日出口,2004年至2006年,中国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国的食品,在当地的抽检合格率也都在99%以上,这个数字比美国出口到我国的食品合格率还要高。362 据检测,2004年到2007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到美国、欧盟、日本食品的合格率都在99%以上,高于同期上述各方出口到中国的食品合格率。363 对外媒的恶意炒作,原中国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评论道:“外国媒体不能颠倒黑白,把一个不合格的食品说成是全部食品不合格,或者把一个企业的问题说成是政府的问题。”364 食品安全问题在很多国家均有出现,包括美国自己在内。可是为何媒体的焦点执著于中国?这让我们不得不想到贸易保护主义和遏制中国崛起等政治经济意图背后极其强大的美国传媒软实力。国内一位学者按照传播基础﹑国内传播﹑国际传播和传媒经济这四个维度对传媒实力进行量化的结果显示,虽然中国的传媒软实力在14个国家(其他国家为美国,日本,英国,印度,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法国,西班牙,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和荷兰)中排名第二,但是仅相当于美国的47%。365

    在媒体报道食品安全等问题上,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防止软实力的受损。首先,中国媒体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报道必需可观公正。当食品安全危机袭来,媒体要本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积极地发挥正面导向作用。一方面,通过对事件发生始末的追踪,让公众了解事实情况,避免臆想猜测造成的恐慌和动荡,对事态进行适度的控制;另一方面,媒体要通过政府处理食品安全事件的态度和举措,让公众看到负责任的政府形象,甘当公众情绪的催化剂,为事件的解决做努力。366其次,从政府的角度而言,要加大对外宣传方面的投资力度,重点扶持卫星电视以及国家级中英文新闻网站的建设,培育起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全球性传媒,以增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与西方传媒展开长期博弈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367

    四、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监督

    在食品安全方面,国际制度呈现一种多个国际组织交叉联合监管的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世贸组织(WTO)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卫生问题的指导和协调机构。它负责对全球卫生事务提供领导,拟定卫生研究议程,制定规范和标准,阐明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方案,向各国提供技术支持,以及监测和评估卫生趋势。 WTO种种贸易协定有两项关于食品安全:实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应用协定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简称SPS协定)、贸易技术壁垒协定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简称TBT协定)。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简称CAC)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于1962年共同创建的协调各成员国食品法规、技术标准的唯一政府间国际机构。CAC制定的标准致力于保护各国消费者的健康安全,维护国际间公平的食品贸易,为各国食品标准的制订提供重要的科学参考依据。截止2007年,CAC有176个成员国,下设10个综合委员会、14个商品委员会和特设工作组。除极少数外,WTO和CAC的成员国也就是WHO的成员国。目前成员国,WHO191个;CAC165个;WTO135个。中国是上述三个组织的成员国。在2006年中国还当选为国际食品添加剂和农药残留两个法典委员会主持国。而今中国食品安全出现的诸多问题,引起了食品安全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甚至批评。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发言人乔安娜·布伦特2007年6月2日在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每年据估计至少有3亿人感染食源性疾病。尽管做了许多努力,中国的食品规范和标准在没有得益于一个基本食品法律的情况下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多样的农业产业和复杂的机构设置给食品安全带来了挑战。加强管理食品安全系统不同方面的政府机构和组织间的职责协调非常重要。368 2008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负责食品安全的官员舒伦特指出,根据目前的制度,政府对一切负责,但是应该让生产商对食品安全承担责任。舒伦特认为,体制上的陈规陋俗导致了最近的毒奶粉风波。369 世界卫生组织总部食品安全、人畜共患疾病和食源性疾病司司长苏伦特(Jorgen Schlundt)先生表示:“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食品安全系统都是需要不断改进的。当然,中国需要集中力量在一些关键方面做出改进。”370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失信无疑极大损害了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承诺和声誉。这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将限制中国在国际制度的议程设置以及在国际制度框架下的动员和联盟能力。

    除此之外,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严重限制了中国在与其食品进出口食品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的双边合作,从而让相关国家对中国失去了信心。至今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同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等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33个涉及食品安全领域的合作协议或备忘录,签署了48个进出口食品检验检疫卫生议定书。371 其中尤以美国对中国食品市场的不信任最为严重。在近期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集中爆发的背景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在众多筹划的海外办事处中选择中国为第一站,北京办事处已于2008年11月19日成立。美国公众与卫生服务部(HHS)部长迈克尔·莱维特甚至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欧洲、日本、澳洲、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在华也设有产品质量的监督机构,我们可以和他们分享信息,共同监督中国市场。”372

    五、反思

    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说,食品安全已经限制了我国对形象塑造﹑传媒发展以及国际制度参与等软实力提升工具的运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作用的发挥。政府需要在以上三个方面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因为政府在具体领域的失职可能造成:挫伤公众的认同感和信任度,政府合法性降低;社会资源浪费;经济发展受挫;政治文化的信任因素流失;环境破坏;国际冲突。373因此在食品安全这一问题上,政府责任重大,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建立一个被赋予食品安全监管集中职责的跨机构多层次的中国食品监管体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食品法律体系。在软实力重要提升工具之一传媒的使用上面,中国要加大信息建设,摆脱处于劣势的地位,增强本国媒体的可信度和可靠性,掌控传媒话语权。中国传媒必须正确对待食品安全事件,不能编造假新闻侵害国家形象。此外中国要全面积极参与食品安全国际制度,并尽到应尽的国际义务,树立自己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因为参与国际制度可以为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提供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而轻视或抵制国际制度会损害国家作为合作者的声誉和作为高度责任感国家的形象,损害国家利益。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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