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行宫和花蕊夫人

    到成都定居多年了，却还不知道在成都北面什邡县（现什邡市）龙居山麓有个龙居寺，五代十国时是花蕊夫人陪皇帝避暑的“消夏行宫”。据说那儿远离尘嚣，林木葱茏，云横雾绕，下雨时烟霭迷蒙，一片清幽，是个不可多得的凉爽好去处。

    向来成了习惯，每到一处游玩，总要先查查来由，掌握背景材料。花蕊夫人名声极大，但却有两个，都是五代十国时蜀主的爱妃。

    第一个是五代前蜀主王建的妃子。姓徐，称小徐妃，又号花蕊夫人（约883-926），生后主王衍，封顺圣太后。她交结佞臣，专权受贿，后来被后唐庄宗所杀。王建建都成都，蜀地富庶，留心政事，人民稍得休息。王建优礼中原士人。蜀与南唐当时的中国文化最昌盛发达，作诗填词的文人特多。小徐妃也擅长填词，她所作宫词，写前蜀宣华宫游乐故事，世称《花蕊夫人宫词》，其中可确定是她所作的大约有九十余首。第二个是五代后蜀主孟昶的爱妃，姓费，一说姓徐，我想也许是同王建的小徐妃混淆了的原因吧。籍贯是青城（今四川灌县西），也号花蕊夫人（约940-966），美慧多才，封慧妃。孟昶降宋后，后蜀灭亡，她被掳入宋宫，为宋太祖所宠。据说她也擅诗文，被掳后宋太祖曾命她作诗。她慨然伤感地吟七绝一首：“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宋太祖见她出自真情，不以为忤，反更宠爱，但她终于抑悒而死。

    我问同行的起凤：“你喜欢哪一个花蕊夫人？”

    她毫不犹豫，说：“当然是后一个！”

    向人打听了一下，龙居寺的这个花蕊夫人，果然是后蜀孟昶的慧妃，明代史学家曹学著的《蜀中名胜记》上说：“龙居山在什邡县，有等兹院（即龙居寺），飞瀑千尺，虚亭屹然，桥横路转，高柏拥翠。”“龙居寺，隋建，旁有神龙潭，其右为蜀王孟知祥（孟昶之父）墓也。孟昶携花蕊夫人至寺避暑……”这倒使我和起凤增加了不少兴趣。因为“君王城上竖降旗……”那首七绝的故事，早已脍炙人口，谁都会同情这位身遭亡国之痛心怀哀怨与愤激的才女，要去有这位花蕊夫人遗迹的地方，我们岂能不满心充溢怀古之情！

    由成都经新都、广汉到什邡，不过五十多公里。再由什邡向西北到龙居山，二十多公里。路不好，车子颠簸，走得很慢。到龙居山前，已是下午，只见远处高山连着高山，渺渺茫茫，青青绿绿；近处茂林修竹，崖壑增幽，峰岭苍翠，起伏绵亘，像浪涌波迭的绿色海洋。不多久，车子开到了龙居山麓的龙居寺前，这个隋朝大业年间始建，后经历代续修的巨大古寺庙建筑，顿时随着树上一片响亮刺耳的蝉声展现在眼前。

    如今庙门里边两旁都是小卖部，使人马上感到一种改革开放经营搞活的味儿。一边卖些旅游纪念品之类的杂物，琳琅满目；一边摆着许多冷饮、食品之类的货架，花花绿绿。一个三十岁光景拍彩照的摄影个体户，挎着照相机，摆着个摊点，陈列着五颜六色的古代服装供游客穿上后拍照留念，热情地带点狡猾地招徕生意。他笑着招呼起凤：“要不要穿上花蕊夫人的贵妃服拍一张？”起凤看看那些皱而脏的古装，笑着摇头，对我说：“到我这年岁，已经不想做冒牌货了！”殿内现在供的是高大的花蕊夫人彩塑坐像。美丽的花蕊夫人居中，宫女侍候左右，似是一幅花蕊夫人吟咏图。殿前有林荫小院，古木森森。观音殿前有石刻浮雕人物图像，四角镌有蝙蝠图像，殿内殿外有镂雕飞龙抱柱，据说都是能工巧匠花了多年时间雕成的。

    游人不多，我同起凤慢慢逛着欣赏，观音殿左侧是燃灯殿，右侧是客堂，如今成了“蜀王消夏行宫”的餐厅。本以为这餐厅供应的是素餐，没想到这里可以供应成桌的酒席，鱼肉鸡鸭荤腥俱全。起凤笑了，说：“来之前你怕寺庙里吃素，如今可便宜你这俗人了！”我也笑，虽是暑天，荤腥我可还是爱吃的！

    沿着石阶走向大佛殿。大佛殿厅堂轩敞，画栋雕梁，飞翠流丹，两侧是钟鼓楼，可惜空空如也，但石栏板雕着许多人物画面，造型各异，生动有趣，讲的似是佛家故事。大佛殿建筑独特，气象宏深，平面是“田”字形，但殿内没有菩萨，供的是一组后蜀主孟昶和大臣们的彩绘贴金的塑像，花蕊夫人则在孟昶座前作婀娜的舞姿。孟昶和大臣的造型绝妙，衣着、姿态、面貌、表情各具特色。居中坐的孟昶面目清秀蓄黑须。两侧站立的侍臣，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毋昭裔，这是个五代蜀中对文化发展有巨大贡献的人物；有博学多才的翰林学士韩保升，曾编注《本草图经》，史家称为《蜀本草》；有卫尉少卿、五代著名诗人赵崇祚，曾编有《花间集》一书传世；有悍勇的武将、太师中书令赵廷隐，曾败唐师于剑门，破石敬瑭军立过大功。

    起凤又说幽默话了：“这些文武大臣，当时站得不够，如今死了上千年，仍让他们站着，累不累？”

    逛完大佛殿，我却在思索：偌大一个保存得如此完整的古寺庙，竟真的没有一个菩萨，也没有一个和尚！真的，一个也没有！原来，这个建筑巍然、风光旖旎的古寺庙，“文革”中所有佛像和菩萨全部被砸烂打光，和尚也早四散了，现在虽是在“旧皮囊装新酒”，企图恢复为一个旅游景点，但性质已经变了，是县里的文化部门在经管，观音殿里供的不是观音而是花蕊夫人，大佛殿里供的不是如来佛而是后蜀孟昶君臣。这寺庙虽然仍叫作“龙居寺”，实际已是古代“蜀王消夏行宫”了！

    好大的蜀王避暑行宫哟！石阶高高低低，曲曲折折。山势和树丛遮住阳光，阴凉得很。佛殿两旁，有东西两个花园舒适幽雅，颇有江南亭园乐趣，可供游人憩歇。听得见蜂蝇小虫翅翼振动，看得见黄白的蝴蝶飞来飞去，闻得到空气里满满的花香与草香。我怀着满意的心情问起凤：“来这儿消夏不错吧？”她点头笑答：“可是我疲劳了，是不是找个住处落脚休息一下再慢慢欣赏？”

    服务人员热情地将我们安置在后院厢房。这是一个幽雅精美的小四合院，种着花草，有一种紫色的花特别悦目。一间间精美木雕门窗的居室，古色古香，又有现代化的设备：席梦思床垫，活动式台灯，珍珠罗蚊帐……一个穿新潮运动衫裤的女服务员，十八九岁的姑娘，活泼健康，给我们提来一瓶开水，自豪地说：“这房间，两位十六元，满意不？”确实不贵，我忙说：“可以可以！”

    天渐近傍晚，我们先去餐厅吃晚饭，那回锅肉色香味俱佳，卤鸭也好，喝的饮料是当地产的中国四川斯比泰饮料食品公司出品的纯天然饮料“天下秀豆奶”，是中国、新加坡合资的产品，八角一瓶，不甜不淡，清香爽口。趁着天色尚明亮，我们饱餐一顿后继续游览，却出乎意料地发现有几个农民模样的善男信女正在大佛殿前叩头烧香。殿前烧残的香烛不少，说明糊糊涂涂来跪拜的人不少，先前我们未注意这一点。看到他们叩头的那股虔诚劲儿，起凤不禁咯咯笑了，悄声附耳对我说：“看呀！他们把孟昶当菩萨了！滑稽不？”

    我却笑不出来，说：“是呀！无知的人给他们一个偶像，不问是什么偶像，他们都会下跪求他保佑！真糟！”

    “其实，孟昶是个亡国的昏君，何必给他塑像？塑了像就会害得无知的人去拜他！”

    我说：“孟昶开头还是不错的。继位时才十六岁，惩治了朝中骄横跋扈的元老，仿效唐太宗‘忠言纳谏，择人而任’，选贤任能，惩治污吏，了解民情，重视农业，繁荣了巴蜀经济，使后蜀被史家称颂为‘五代十国混乱中的一片绿洲’，不失为一位明主。可惜后来却亲佞臣、近宵小、腐化奢侈，甚至溺壶也用珍宝装饰。宋师入蜀，不攻自破，成了阶下囚，不久暴卒。后蜀仅仅二世。可见做一个好皇帝并不容易，善始者每每也不能善终。”

    我这是在乱发感慨起怀古之幽思了。这时，接过来回答起凤的问题说：“你说何必给孟昶塑像！这空空的大佛殿，菩萨早已遭劫粉碎，如要恢复，成本浩大。这里本是蜀王消夏行宫，文化部门放上花蕊夫人和孟昶君臣的彩塑，成本便宜，倒也颇有特色。”

    起凤摇头，说：“寺院的兴复、香火的繁盛，标志着生活安定，民间有了余裕。佛教的影响在民间、在海外都不可低估，这里如果是个有菩萨的古代著名寺庙，国内外朝山进香的信徒一定蜂拥而来。”

    我说：“人们对旅游的要求越来越高了。生财之道学问无穷。新都宝光寺，在宝光禅院对面照壁墙上有个大红‘福’字，搞了个摸‘福’游戏，游客到那里，都愿闭上眼朝前走用手去摸‘福’字，摸到者说是有福气，并非迷信而是嘻嘻哈哈乐一乐。蒲江县朝阳湖里，有块‘风动石’，人去用力推它，晃动却不会掉下去，也吸引不少游客。苏州寒山寺，凭那只大钟的钟声，吸引大批日本客人每年除夕去守夜听钟。北京天坛回音壁，中外游客更是流连赞叹。”

    就在我们住的厢房后，有一株擎天的大银杏树，高有五丈以上，树冠如盖，绿荫蔽日，树身分成数根，大得难以一人合抱，枝干虬根蟠结，风姿独特，比我在山东曲阜孔府看到的古银杏树还要巨大古老。这树传说是花蕊夫人手植，距今一千多年。看到这么一株古树，顿时使我想到北京景山下那棵崇祯皇帝自缢的古槐了！那古槐游人都要看一看，这棵罕见的古银杏树却在此寂寞冷落于龙居山麓。其实，它是会使游客惊叹、凭吊并引起许多对史事的怀想与咏叹的！

    临走时我和起凤在古树前合影留念，并不是仅仅为了树的巨大古老，实际是想念起花蕊夫人那首名诗中的愤激之情……

    （本文刊于1994年秋《散文》）

    大足石刻的奇光异彩

    ——“千年之游”日记两篇

    2000年11月14日星期二阴有小雨

    应邀参加“千年之游——全国著名作家大足笔会”抵达重庆。

    昨晚，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邢元敏在雾都宾馆盛宴招待参加笔会的作家。她风度翩翩，介绍重庆建设发展情况如数家珍，她笑着说：“到重庆不看大足石刻不算到过重庆……”她祝大家旅途愉快。宴会后，罗中福、舒婷、黄济人、王群生等同志先后来看我。罗中福是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虽是初识，但很热情。舒婷的诗我一直喜欢，见面还是第一次。济人是位忙人，他是重庆作协主席，与余德庄等筹办了此次笔会。回想十八年前，我与他相识于西安电影制片厂，曾一同畅游华清池，并爬到骊山老母庙。五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时，同住一室谈得也很知心。群生早年我与他同在山东，前几年他身体不好我常挂念，见他健康状况极好，十分高兴。

    今晨离渝乘车一个半小时到大足，此地在重庆市西北部，县里安排了热烈欢迎的仪式。先开大会，县委书记吕明良、副县长周放及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童登金讲话，高洪波和黄济人也讲话。来了不少电视台及报社的记者。重庆作家来了许多，我见到了老友梁上泉和傅天琳、赵晓铃、杜承南、邓毅、王志刚等，上泉赠新作《梦之花》一本。认识了重庆市作协秘书长蒙和平及涪陵女诗人冉冉。

    改革开放以来，来旅游看大足石刻的中外客人据说已数以千万计。“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全部石刻的总称，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最早的宗教石刻造像为唐永徽元年（650）所造，唐末有较大发展，五代至南宋是鼎盛期，明、清继续有建造，历时一千余年，各种人物造像达六万多尊，碑碣铭文有十几万字，分散在全县七十多处，是“包容佛、道、儒三教合一的艺术宝库”。午饭后，我们坐车先去宝顶山参观石刻。

    宝顶山位于县城东北十五公里处，林木葱翠，是一处胜境，这里是南宋名僧赵风智（佛教密宗传法人）在公元1179-1249年间为弘扬佛教主持营建的一处密宗道场，倚山傍崖，以大佛湾和小佛湾为中心，四周全是石刻佛教造像。在大小佛湾之间，有宋朝时建的圣寿寺及明朝时建的万岁楼，经过重修，华丽壮观。我们跟着讲解员，讲解员专业知识丰富，能通俗扼要讲述要点，又有铿锵的声调和美好的形象。

    石窟造像艺术风格多样，驱走了山的寂寞。我曾在洛阳龙门看过石窟，被它宏伟的气魄震慑，那多数是皇家宫廷所造的石窟佛龛，约三分之二的数量都是唐高宗与武则天执政时期制作完成的。这里的石窟则是地方军政官吏及绅士庶人营建的，可贵的是精心布局、数量惊人，将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中国化了！有多处摩崖造像令我看了难忘。

    在大佛湾谷口向西，巨大的释迦涅卧像占据了整个七米高的东岩。卧佛长三十一米，是全国至今发现的古代卧佛中最长的。卧佛头北脚南，背东面西，佛前有诸弟子和帝王送别的石刻群像，如从地中涌出。卧佛只做半身，面部表情既非悲也非喜，而是一种禅悟之态。半身佛像卧于岩内，天地似乎更宽，形象更加宏伟，是艺术上的神来之笔。

    巨大卧佛前端，有高约六米多的“九龙浴太子图”，上边凿九个龙头，下部刻释迦初生裸体像，双手合十坐在金盆内，岩上天然流水经过主龙之口常年吐水沐浴太子，龙首峥嵘，气象深幽，与相邻的释迦涅石刻构成生与死的组雕，十分巧妙。设计凿造者真是能工巧匠！

    卧佛南侧有千手千眼观音像。千手千眼，意为法力无边，智慧无量。观音像占壁面近一百平方米，金碧辉煌。佛教造像中十手以上的观音便可称千手千眼观音。我在河北正定大佛寺见过有名的千手观音，其高大令人惊叹，但不过象征性地只有三四十只手臂。这里的石刻千手观音，竟有一千零七只手，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千手观音多出七只手，不知何故。

    另一处印象深刻的是大佛湾第十五号宋刻父母恩重经变相，造像为三层，上层有七尊巨佛半身像；中层是一组连续的石刻造像“十恩图”，表现父母辛勤养育子女的过程；下层为阿鼻地狱。我不相信轮回，相信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爱心、善良、正义与正直。但这儿在佛教中提倡儒家的孝道，是一幅佛教造像中国化、生活化及引儒入佛的典型作品。据说其内容之丰富，大大超过同类题材的敦煌壁画，而作为石刻造像则独一无二。我感到人们同这些图景虽然隔了多少个世纪，却在生命深处有意味不尽的关联。孝，是不该胡乱全盘否定的，据说邓小平1986年1月来看大足石刻，看到这里时，连声说：“这是中国的了！这是中国的了！”

    又一处印象深刻的是大佛湾第二十号宋刻地狱变相，上部正中是地藏菩萨，左右排列端坐十殿阎王，地藏上方横列十佛，下部刻恐怖的十八层地狱。天色阴沉，这些石刻图景增强了地狱气氛，判官、狱卒等栩栩如生。营建这些场面，目的是“惩恶扬善”，从文学角度看，鬼卒及受刑者的表情、性格都生动而真切。奇怪的是鬼卒中有两个都是马面却无牛头，不知何故？

    石刻无言，但其上点缀、描绘了不少神话，这些神话曾滋养过佛教信徒的心。

    看这些杰出的石刻图景时想到，见到的那些精美的、庞大的石窟作品都是由于大足这块丰饶的宝地处于和平年代才得以完成的。宝顶山这儿的石刻造像，有一些只凿刻了上身而下身尚是石坯，是因为宋末蒙古军将战火烧到了四川，元代又有闻名的专制的暴政，因此停工留下了遗迹。这里没有元代的石刻，直到明、清，这里安定昌盛了，才又有一些延续。我不禁浮想联翩，想到和平昌盛之可贵，以及它与艺术的关系……

    参观石刻毕，登山拾级到“圣寿禅院”，匾上四字是赵朴初题写，苍劲秀挺。陪同参观的周县长在正殿里要大家题字留念，高洪波、张雪杉两位都是诗人，擅长书法，字都龙飞凤舞，即席题诗，我草草写了“化石窟为神奇，赖艺术成瑰宝”十二字联交付差事，但这副对联确也是我的感受。

    晚上在一处有残荷的湖心亭里吃鱼头火锅，席间大家谈笑风生，我左边坐的是评论、散文均出色的雷达，右边是西安的李天芳。雷达讲了一个幽默的笑话，大意是：一个官历经三朝而不倒，人问有何诀窍，他总不答，快去世时，儿孙再求教，他只说了六个字——“多叩头，少说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李天芳的作品我爱读，又听《当代》何启治兄曾说过她人好作品也好，因我年老不吃辣，她怕我吃不好，不断给我拈菜，使我常抱谢意。

    夜凉如水，大批陪同的重庆作家都连夜赶回重庆。走得匆促，未曾话别，甚憾。夜间，在张昆华、徐康二兄房中聊天，回房又与克非兄聊天，十二点半才睡。

    2000年11月15日星期三阴

    北山摩崖石刻造像在县城西北两公里处的北山之巅。早上在大足宾馆吃自助餐后，九时乘车去北山。北山石刻多属中、小型龛窟，为保护石窟，修建了长廊庇护，此处石窟、石刻从晚唐到五代后蜀及宋朝均有。

    印象最深的是北山石刻中的观音。多种多样，都经得起风霜，保存完好。一尊晚唐时的观音立像，头戴花冠，眉目秀美，两耳垂肩，长发披肩，双手在胸前握一枝莲花，服饰轻薄透体，线条柔和；一尊五代时的千手观音，面目慈祥，脚踩莲花，二三十只手姿态、动作各异，整个造型庄严肃穆；一尊宋朝的水月观音，身材窈窕，满身飘带，敞颈露臂，屈腿而坐，颇为潇洒；一尊数珠观音，裙带飘扬，神态妩媚腼腆，解说员说这是媚态观音……美丽的观音菩萨们似乎来到北山开会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看到北山一百三十六号南宋绍兴年间的一龛石窟，十分珍贵。为加强保护，加了铁栏，平时一般不开放，今天特地为我们开了锁。里边阴气森森，我不喜欢，但造像之精美却使我赞叹！这儿真是美神集中的宝窟，有净瓶观音、日月观音、玉印观音、数珠观音、如意珠观音……均有人体的曲线和魅力，但充满神的灵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普贤与文殊两尊石刻巨像，真是见所未见。普贤乘象侧身跏趺坐在莲台上，文静高雅，身下坐骑下的象奴粗犷英武，衬托出普贤的俊美。据说王朝闻到此，称普贤这尊石刻像为“东方维纳斯”。文殊骑狮，头戴宝冠，左手握经卷侧身坐在莲台上，面部充满智慧，莲台下的狮奴着武士装束，虬髯环眼，颇有气概。大家参观到这里，忍不住都纷纷摄影，我也站在普贤菩萨一侧留影作为纪念。来到北山，只要看到这一个石窟洞中的这些石刻精品，就不虚此行了。我站在那儿，看到这些石刻像沉默着，但又似在述说着它们的命运，不禁想：如今，它们是遇到了受保护、受重视、被喜爱的好命运了！后来，让我题字时，我由衷用毛笔写了“绝妙艺术”四字留念。

    下午，高洪波、雷达、张平等三位要回北京，舒婷要回厦门，他们由黄济人、余德庄送回重庆上飞机。开这次笔会，德庄这位重庆作协副主席真忙，我到重庆也是他一大早在火车站接我，使我极为不安。走了些人，张贤亮姗姗来迟，他在重庆四川美术学院学习的儿子陪了他来。我们的参观队伍仍由热情的周县长陪同继续参观。

    重庆市大足报社陈先学同志赠作品《大足石刻平话》《香如故》《余蛮子传奇》三册。认识了《重庆广播电视报·大足版》主编赵甫华，他有《赵凤智传》《蜀王与大足石刻》《大足石刻保卫战》等作品出版，并在电视片上也有成就，足见大足有丰富的创作素材，又人才济济。

    集体去看南山和石门山的摩崖造像。这里均属道教摩崖造像。汉时道教在四川盛行，起初，道教崇拜的偶像来源甚广，神系杂乱。到唐宋时代神系渐渐系统化。南山距县城中心仅两公里，又名广华山，山顶有玉皇观，大树参天，郁郁葱葱，人说这里是大足书卷味最浓的石刻区，因自宋朝以来，许多文人在此吟诗作赋，至今保留着许多碑文。南山有三清古洞。道教神仙体系，据说在此俱全。这对研究道教就颇有价值了！

    三清，指玉清、上清、太清，石刻像皆头戴莲瓣束发冠，穿道袍，气宇轩昂，有三绺长须。均非巨型石刻，但在大约四至六米光景的石窟中，处处造像，近五百个。虽说工艺并不精美，却构成一个道教的神仙世界，颇有文物、史料价值。

    另一处石窟“后土三圣母像”，正壁刻三位圣母像，皆是后妃装饰，造像精美。出这石窟，大家热衷去看石龙窟。龙是道教尊神，此窟位于玉皇观左侧，窟内仅刻一黑黝黝的巨龙，头无角，闭嘴瞪眼，昂首跳跃欲腾空飞翔，鳞甲清晰，神形逼真。龙的后半身似匍匐隐在石中，却比全龙更加威风凛凛。见龙如此，似听见訇訇风雷声，确能引起激情。张贤亮看后题写了“盘龙欲飞”四字。

    大足的冬天并不凛冽，四周绿草仍然萋萋。南山绿荫葱葱，草丛中夏天时应有不少野花开放吧？这里是可以清心养性的好地方。登石阶至一处古建筑前，上悬“南山翠屏”四字匾，系郭绍纲所写，不知郭是何许人。字写得平平稳稳，厚重而又秀丽，遂与张昆华、徐康两位好友及周县长在此合影。

    离开南山，又到石门山。此处有颇具帝王仪态的玉皇大帝龛。有趣的是龛外左侧有“千里眼”及“顺风耳”两尊石像。《西游记》里有这两个小神，现在活生生站在我面前。“千里眼”左手持兵器，两眼凸出，狰狞可怕；“顺风耳”也犹如武士，手握一弯曲管状器，不知为何物。此像风化并损坏，手握的器物颇像听筒，当时想必在“听”的问题上已有某种想象。离此二石刻不远处，有一尊约二米高的独脚神像，面目丑怪，听介绍，才知这就是五通神。五通神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邪神，在我老家江南，流传着“五通”夜间出来奸淫妇女的传说，如《新搜神记》《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也有关于“五通”的记述。民间立庙奉祀，是怕遭祸。可见恶人也会被封神、被人尊奉讨好。只是此像是独脚，一手被铁链锁住，虽一副可怜相，面部仍非常凶恶。从独脚且被锁住看，似乎不像尊奉，而是予以禁锢，不知对否？

    “三皇洞”右壁已垮，仅留存中间的天皇、地皇、人皇三尊道教供奉的尊神及右壁侍立的七尊文武石雕，高度都在两米光景。若不知是石刻，看外表会误为是泥塑。其中一尊护法神将，三头六臂，气势凶猛，过目难忘。若左壁未毁，此洞石刻像颇像人间帝王金殿上朝，文武班列。

    在重庆时认识了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王川平，他分工管文物，这几年主管大足文物博物馆事务，颇多建树。他又是位诗人，赠我诗集一册。我曾问他：“为什么大足石刻经历‘文革’，却仍完整保存未遭破坏？”我这样问，是因为全国当时文物及古迹、名胜被破坏得十分严重。我在山东曲阜，就亲眼看见孔庙、孔府、孔林被毁的惨状，惊心动魄。他回答我：“一是因为大足县那时较偏僻，交通不便，北京的红卫兵未去；二是当地老百姓的善良和信仰，保护了石刻。”看完了石门山崖石刻，我又问陪同参观的大足县同志同样的问题，回答是：“也有点小的破坏，而且不仅‘文革’中，有的农家孩子平日也不知爱惜石刻，会损坏些什么，只是‘文革’中没遭大的破坏，是由于这儿当时交通不便，而且农民不少都信神，有的保护，有的怕破坏了要遭报应……”这说法同王川平的回答基本一致。我为这答案感到庆幸和欣慰，因为我爱上了大足的石刻，因为我反对披上“革命的”或披上“现代意识”的外衣毁灭文化、毁灭美的暴行和愚行。

    看了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四处精华，大家已经满足。我觉得像看了一个石窟艺术万花筒，留下了丰富、变幻、五彩多样的印象。这使我想起了历史，想起了我们的华夏民族，想起了人类的文化、文明和智慧，也想起了政治、宗教、信仰，等等。拉回思绪，回到大足石刻上来，我觉得大足石刻是应当像现在这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受到保护、爱护、重视，吸引中国人和外国人来旅游、欣赏、研究的！大足石刻将是永远辉煌的！

    晚上，去一家名叫“羊的门”的餐馆吃羊肉火锅，举凡羊身上的种种可食之物全部上席，配上蔬菜，风味独特。

    （本文刊于2001年春《东方青年》）

    关羽神化和“关帝冢”的那些事

    一

    少年时代，爱读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部名作“尊刘（备）抑曹（操）”，故事性强，文笔生动，情节精彩，刻画人物深刻。我最喜爱的英雄人物之一，就是关羽，俗称“关公”，三国时名将，蜀国“五虎上将”之首，是个传奇人物。《三国演义》上说他：“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人[1]。”又说：“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名著。晋朝人陈寿所著的史书《三国志》，系统地记载了三国时期的历史（陈寿原是蜀国人，晋灭三国后，他就成了晋朝人）。后来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引证了几十种书，注文比《三国志》原书多出好几倍，包罗大量传闻逸事。与此同时，有关三国的故事也一直在民间口头流传，有的成为笔记，有的成为戏剧，宋元时代，三国故事更被许多说唱艺人采用。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就多达四十多种。许多戏都有演出本流传。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正是在史书、民间传说、话本和戏曲等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再创作出《三国演义》这部长篇巨著的。罗贯中本人经历过元末农民起义，接近社会下层，同情人民疾苦，推崇忠义，敬慕名君贤相和勇将，有儒家思想。他的生平，现在所知甚少，但他的作品读者甚多，研究者也不乏其人。关羽是个比较复杂的形象，不仅武艺高强是个大英雄，作者还把他当作忠义的化身来描写。但也写了他的骄傲刚愎，最后失荆州、走麦城，结局悲惨。由于罗贯中写的关羽在忠义上形象高大，过去在百姓中影响深远。我年轻时，到过许多市县，都见到过关帝庙。不仅是关帝庙多，像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夫子庙，苏州的玄妙观前，北京的东安市场等处，凡有古玩店及工艺品店聚合的地方，都可以买到红木、樟木或其他上好木材雕成的关公像，也有彩磁的或铜铸的关公像出售。大的有半人高，小的可以供在桌上，买的人不少。在社会上，许多理发店铺、商肆、酒馆、旅店大堂里，还有那些与帮会有些关系的人家，我都见到过挂着关羽画像或供着关羽雕像的场面。关羽画像一般是两种不同的画面居多。一种是关羽居中坐着，左边是捧印的关平，右边是手执青龙偃月刀的周仓；另一种是关羽独坐秉烛夜读《春秋》。有的画旁还配着对联，一种是：“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另一种是：“青灯观青史，着眼在春秋二字；赤面表赤心，满腔存汉鼎三分。”这种画与对联，多数是印刷的，每到过旧历年时，与年画同售。总而言之，关羽的影响，那时是非常大的！

    二

    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喜欢过京剧，不但爱看，还能学着唱几段须生戏。但看京剧时，最喜欢看的是三国戏中的关公戏。关公戏又叫“红生戏”或“老爷戏”。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先后看过当时挂头牌的名角杨小楼、麒麟童（周信芳）、林树森、王少楼等的关公戏如《单刀赴会》《华容道》《过五关斩六将》《挂印封金》《斩颜良》《古城会》等。印象深刻的是在上海大舞台看林树森演《走麦城》时，进戏院大堂就看到高高供着关羽的画像，点燃着粗大的红烛和宝塔形的高香，烟雾缭绕。因为这是一出关羽被杀升天的戏，梨园规矩定要如此安排，使关羽被神化的气氛更浓，演关羽的名角上演这出戏时必须沐浴净手先烧香跪拜才能上台演出，十分郑重。观众进戏院看戏时，见到这种情景隆重肃穆，也会提高看戏的情绪，产生崇敬心理。

    名武生杨小楼身材高大，武功扎实，他是与谭鑫培、梅兰芳、余叔岩等同台的名角，极少演红生戏。我抗战前随父亲在北京看他的戏时，他已年老，不几年就去世了，那该是抗战爆发第二年的事。麒麟童演关公我是在上海黄金大戏院看的。他擅长表演，与他配演马童的武生不断用高难动作翻筋斗，他上场亮相威风凛凛，虽然嗓子嘶哑但神态动人。王少楼比较一般，他是海派武生，常在上海共舞台主演连台机关布景的本戏，偶尔演演关公戏。我最欣赏的是林树森演关羽。他形象特好，不但个儿高大，脸谱勾画得特别威武雄壮，卧蚕眉丹凤眼的枣红脸配上绿色锦袍和闪耀着金银光彩的盔甲威严非常，唱腔高昂激越。只可惜，好像是在抗战开始前后，他在宜昌演出，天气热到江里游泳，不幸溺毙。报上登了新闻，我知道后还难过了一阵子。

    京剧那时很普及，红生戏中的关公忠义形象，生动地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对帮助关羽神化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

    由于关羽成了“忠”与“义”的化身，加上他死后蜀国后主刘禅于景耀三年（260）追谥关羽为壮缪侯，以后不少朝代关羽都被推崇加封。例如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封关羽为“崇宁真君”，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敕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清朝顺治九年（1652）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皇帝曾封关羽为“协天大帝”。这样，关羽不仅是神而且是帝。这样，关羽有生辰、死忌，是农历五月十三和九月十三（《三国演义》上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洛阳城曹操感神”上说“十月中旬”关羽与关平遇害。但《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上说是“十二月”遇害）。民间每逢这两天都有庙会，关羽在农民中也就受到普遍的颂扬，声望极高，影响也就极大。江湖上历来抬高一个“义”字，尊崇关羽在旧社会自然成了风尚。

    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些运动，江湖帮会势力消除了，封建的许多活动清理了。经济蓬勃发展，几十年的变化，高楼大厦出现，原有的关帝庙之类大都消失了！“文革”中，又有不分青红皂白乱砸乱毁的情况。改革开放，青年人的爱好和信仰追求，起了极大变化，京剧及一些舞台剧不像当年那样普及，关羽的影响自然也随之变小。挂关公画供关公像的情况在许多年里已经消失。但近年似乎又在某些商店、餐馆和会所等处出现供关羽像的现象。例如古玩店、工艺品店有的也在出售木雕和彩瓷的关公像。我想：这也许同香港和有些东南亚国家的华侨把关羽当作财神来供奉有关。其实，旧社会时供奉的财神爷是骑黑虎的赵公明，亦称赵公元帅，是道教所奉的财神。赵公明黑面浓须，头戴铁冠，手执铁鞭，身骑黑虎，故又称“黑虎玄坛”，相传姓赵名公明，秦时得道于终南山，道教尊之为“正一玄坛元帅”。传说他能驱雷役电、除瘟禳灾，主持公道，求财如意。赵公明怎么换成关羽了呢？这就弄不清楚了！

    四

    1999年春，我去过台湾，游日月潭时，曾坐车沿环潭公路参观了一个景点——文武庙。文武庙将孔子与关羽合祀在一庙，取“崇文重武”之意，所以得这名字。有大牌坊及三层楼高的庙宇，山光水色，雕梁画栋，有神秘空灵的气氛。孔子代表文，关羽代表武，放在一起合祀。这使我想起在大陆，文庙即孔庙，在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武庙即中国最大的关帝庙，在属于关羽家乡的山西运城。这两处我都去过。所以一位台湾作家朋友问我：“大陆有没有孔子与关公合祀的文武庙？”我如实告诉了他。

    我是1973年到曲阜并住了一些日子的。曲阜有所谓“三孔”，就是孔庙、孔府和孔林。当时仍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三孔”已被红卫兵“砸烂”。我去时，见孔庙里已无孔子像，高大的石碑坊被砸断砸倒。孔府里满地还留有砸碎的瓶、罐等的碎瓷片，上着锁，有些窗玻璃都已碎裂。孔林里有的坟被扒开，屎尿遍地。高大粗壮的白果树上倒还歇有少量不知从何处飞来的白鹤在凄啼。但到1983年10月我离开山东时，那里已经过整理，按原样进行了安排。

    山西运城市解州镇西关的那个巨大的关庙，据说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关帝庙。历代尊关羽为武圣，所以关庙又称武庙。这个最大的关帝庙与山东曲阜的文庙（孔庙）遥望相对应，成为游览之所。这个庙真大，因为关羽原籍解州常平村，所以常平村有个关帝庙算是祖祠，而这个解州的巨大关庙被称为“武庙之祖”。庙是隋朝开皇九年（589）建的，宋、元、明、清都重新修建过。有个大殿叫崇宁殿，所以宋朝徽宗封关羽为“崇宁真君”。庙宇中有座春秋楼，供奉有关公读《春秋》的塑像。但十年“文革”中这里是否有损坏，就不知道了。

    五

    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关羽五十八岁，失荆州败走麦城被杀死后，孙权为嫁祸给曹操，特将关羽的首级装木匣星夜着人送到洛阳给曹操，目的是使刘备以为杀关羽是曹操的主意。但曹操未曾上当。他设牲醴祭祀，刻沉香木为躯，以王侯之礼葬关羽于洛阳南门外，令大小官员送殡，曹操亲自拜祭，赠关羽为荆王，派官员守墓。此处在洛阳之南十余里处，北临洛水，南望伊关，据说占地二百五十平方米，冢高二十米，冢前的关帝庙系明代建筑，清朝经历扩建重修，关林占地百亩，建筑布局与宫殿相仿。院内有古柏八百多株，碑刻七十余方，石坊四座，石狮近百，隆冢丰碑，殿宇堂皇。本来这儿叫“关帝冢”，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关林”，是洛阳主要名胜古迹之一。曾听说这儿成为洛阳市古代石刻艺术陈列馆了。但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我是1942年夏天到过这个关帝冢的。那是抗战时期，那年河南大灾，天灾是干旱和蝗虫，人祸是日寇的进犯与轰炸（洛阳常有警报并挨轰炸），汤恩伯的十三军驻扎河南抓丁抽粮扰害人民。贫苦农民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的极多。我当时十八岁，步行走旱路到洛阳拟转陇海铁路的火车西去西安到宝鸡入川赴大后方。在到洛阳前，经过关帝冢。由于知道曹操曾埋关羽首级在关帝冢，遂决定顺路好好看一看。当时，关帝冢的一些宫殿式建筑里和大片柏树林中都驻着军队。古柏高大，郁郁森森。我要进去，被卫兵拦住。我说：“因为这是葬关公头颅的坟墓，所以特地想看一看！”有个连长经过，听我说了情况，知道我是要去大后方重庆读书抗日的学生，同意我入内。我见关帝冢实际是一个小山状的大土坟，长遍野草。冢前和左右都矗立着清朝立的巨大石碑，周围被军人和军马的粪便糟蹋得臭气熏天。大殿破旧，在殿前到处拴着绳索，晒着士兵们洗过的军衣军裤，污水遍地，殿左架着大铁锅，炊事兵赤着膊正在烧粥煮饭，柴火黑烟弥漫空间，呛人眼鼻。我注意到：大殿门关着，但军人们倒是不进大殿的。我得到那个连长同意，用力推开大殿的门进去一看，大殿很大很高，塑的像是三个，十分高大，中间自然是关羽，他左边是关平，右边是周仓。但关羽的塑像完全是一个帝王，他戴着冕旒冠前后悬垂旒串，面涂金粉，我意会到这是因为关羽早被封为“大帝”，这里的大殿是清代扩建重修过的，遂按帝王规格及服饰塑像。关羽的脸涂了金也就不是枣红色了！这同我以前所见过的关帝庙、关帝像及京剧舞台上的枣红脸关公是迥然不同的。但再一看关平的塑像，又同我以前看到的画像、塑像及舞台上的关平迥然不同，以前见过的关平都是白净年轻武生型，这里的关平却是有须的。须不长，但也不短，我真是感到奇怪。但又一想，也想通了！《三国演义》中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中有关羽收关平为子的情节，关平十八岁，而关平跟随关羽近二十年，死时也年近四十光景，古人当时多有蓄须习惯，关平有三绺须应属正常。想是想通了，但因为是第一回看到关平有胡须，总是印象新鲜，觉得特别。当时看周仓的塑像，倒是虬髯簪缨黝黑的脸与京剧中及画像、瓷像上并无不同。当天，我绕关帝冢走了一圈，闻着柏树林散发出的清香，匆匆离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机会到过洛阳，但因为工作忙，顾不上再去关林看看。“文革”以后，总记挂着关帝冢不知是否受过破坏，不知如今是什么模样了？

    六

    读《三国演义》上关羽败走麦城被杀死及孙权送关羽首级到洛阳给曹操，曹操将关羽头颅安葬在洛阳南郊这些段落后，我又偏巧在1942年途经洛阳亲自看了关帝冢。我在这以后，心上常想起一个问题：关羽的头颅安葬在洛阳南郊了，但他那无头的尸体呢？是安葬了呢，还是被丢弃失踪了？曾经问过一些人，也看过一些研讨《三国演义》的文章，但没有得到答案。

    1983年，我由山东调到四川成都工作。成都三国时是蜀国的都城。向成都的朋友们了解过关羽的情况，知道的是：

    成都的关庙不少，少城内更多。在大城从前除山西会馆奉祀关羽外，还有老关庙和小关庙。早年，老关庙被豪富家买作宅地，庙没有了！老关庙街被改为玉泉街（因《三国演义》上有“关云长玉泉山显圣”之说），所以以后只有小关庙街了！此外，成都旧时还有“三义庙”，在提督街，也是奉祀刘备、关羽与张飞的。但庙也早不存在。

    清代将南宋时供奉岳（飞）忠武王为“武圣”改为奉祀关（羽）壮缪侯为“武圣”。进入民国，关、岳并祀，在成都南门二巷子立关岳庙，与文圣街接近的武圣街，是专门祀奉关羽的关庙，但早已没有了。成都南门外神仙树附近本有关羽的衣冠庙，即葬衣冠所在地，抗日战争时曾在此设戒烟所，羁押烟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衣冠庙即已毁去，那一带成为集市贸易市场，地点尚存，衣冠庙早就泯灭了！……

    但在成都了解的这些关于关羽的情况并未解决我心头那个关羽尸体埋葬在何处的疑问。关羽被吴国斩首后余下的尸体看来并未交还给蜀国处理。这该是一个定论！

    这问题直到1978年秋季，我到武汉与书法家、诗人及学者吴丈蜀兄相聚把晤，谈话间才听他说：“东汉三国时，当阳属荆州南郡。关羽败走麦城，麦城在今天当阳之东，沮、漳二水之间，关羽父子被斩于临沮。湖北省当阳市城西，有三国蜀汉大将关羽的陵墓，人称为关冢，即是吴国袭取荆州杀死关羽后所葬的那个关羽被斩首级遗体的地方……《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洛阳城曹操感神”中的玉泉寺也离当阳不远，在当阳西南……”

    这引发了我强烈的兴趣。见我有游兴，丈蜀为人豪爽，决定陪我前去当阳看看关羽的墓冢。他设法弄了辆轿车。社科院文研所的所长张啸虎是我复旦同窗好友，陪我们从汉阳出发。由公路去往当阳，路较远，但三人游兴皆浓，终于到了当阳看到了关羽的这个比较冷落残破的墓冢。

    这是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春天，关羽被下葬在这里的地方。起初就是一个大土冢，看来是吴国草草埋葬的。当地一位老人说：宋朝以后，历代增修，才形成了一个陵园。关墓也像个小山包，高约七米，冢周长有七八十米。明代在这里建了一个关帝庙，比起洛阳的关林就显得寒碜了！植的柏树也少。虽然有牌坊、正殿等建筑，也有剥落破损的红门，看得出新建时的光彩，但经过“文革”，也有损坏，正殿锁着门，贴着封条，无法进入。据看门的老人说：极少有游客光顾，一派凄凉景色。

    值得注意的是庙上有副对联，也不知是何时何人写的，并不出色但颇不一般，我曾经录下来，在此作为结束：

    生蒲州长冀州取徐州守荆州万古威灵第一；

    兄玄德弟翼德擒庞德释孟德千秋忠义无双。

    关羽是河东解人，河东解县后来改为蒲州临猗，故称他“生蒲州”；关羽曾由本乡出亡，投奔刘备，活动范围相当于汉的冀州一带，故云“长冀州”；关羽曾杀徐州刺史车胄守下邳，故说“取徐州”。

    （本文改定于2013年10月，刊于2014年第2期《海外文摘》）

    注释：

    [1]河东解（县）人，今山西临猗西南人，当地人称关羽是解州常平村人。

    武后皇泽寺和蜀道“张飞柏”

    ——日记两篇

    2003年11月26日星期三晴

    四川广元市作协曾两次邀请我去广元，均因忙未能成行。自两年前应聘为四川广元市作协名誉主席后，一直想了此心愿，去广元同那里的作家见面。加之，抗战时我十八岁，由上海万里迢迢到大后方，当时经陕西过秦岭入川时，途经广元，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来，总想旧地重游。今天这两个愿望得以实现。上午九点半，广元作协童臣贤副主席带车来迎接，我与起凤为互相照顾，遂结伴上车北行。驾驶员小袁在北京当过十几年武警，开车技术高超，让我们感到安全、舒适。

    广元是川北名城，古称利州，位于川陕甘三省接合部。北连秦岭，扼嘉陵江上游，境内山陡水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遗下的名胜古迹甚多，属于“古蜀道旅游区”。蜀道之难，古时候首推广元那一段，古栈道等均在广元境内。从成都至广元的高速公路今年春天开通，原来火车要六个多小时的行程，高速路仅三个小时就可到达，途经广汉、德阳、绵阳，绕过剑门关等天险，通过三个大隧道，直达广元。路修得极好，唯一“缺点”是看不到山环路绕的风光，两边景色平庸，不似旧川陕路盘山公路之危险奇特。但时至今日，谁又不想要这“缺点”呢？车行快速，作打油诗一首：“北上飞绕剑门关，潇洒逍遥到广元。疾驰高速六百里，‘憾叹’未见蜀道难。”我这“憾叹”是开玩笑。

    抵达广元，住南河湖心岛上唐式宫廷建筑风格的“凤台宾馆”，取“凤台”为名当同武则天有关。宾馆占地五十余亩，绿草如茵，树木高耸，四面临水，据云是川北最好的宾馆。广元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作协主席白天培早早在此迎接。下午，童臣贤陪同游皇泽寺。

    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在唐武德七年（624）生于广元（当时是古城利州），其父武士，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当时为利州都督。正因广元是武则天的出生地，皇泽寺即是祭祀武则天的寺庙。筑寺年代难以考证，此地背靠乌龙山，面对嘉陵水，历经千载，虽然原来的巍峨寺庙因为开路等已大半毁去，但尚存的倚山建寺部分犹可看出当年古老而森严的气象。相邻的千佛岩尚存佛像七千余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大佛，有摩崖石刻。

    我在大殿中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武则天的坐像，像高两米多，仿照菩萨庄严端坐，浑身金塑，据说是武则天六十二岁时的模样，面部及身体均显得有些肥胖，神情也显得有些老态。如此珍贵塑像，经历“文革”还能保存，颇不容易。我猜也许因为这里是武则天的出生地，所以得到呵护；抑或因为“文革”中“四人帮”推崇“女皇”，所以此像无恙？

    大殿玻璃橱内展出的有关武则天生平的资料中，令我感兴趣的是武则天的“文字改革”。

    有一张改字对照表，列出武则天改了不少字，例如“國”字改为“圐”；“臣”字改为“”，均有其要改的寓意。又如武则天本名“照”，做皇帝后，有人对她的名字评头论足，她遂造出一个“曌”字，音仍读“照”，意谓“日月行空”，自己虽是女人，照样可以统治天下。看来，她思想解放，认为古人能造字，自己也可造字，只是她改的字大都囿于政治，不属真正便民利民的文字改革，不少字都是由简变繁，也无必改的理由，于是并未通行畅用。

    我到过西安，游过乾陵，武则天与唐高宗合葬墓，巍然一座高山，墓前有“无字碑”。乾陵被盗过，但因墓巨大，盗墓者未得逞。郭沫若在时，曾希望看到乾陵发掘，认为国宝必然无数。曾有某外国提出：愿提供资金与技术开挖乾陵，报酬是将其拍摄一部纪录片，但经研究认为不急于开挖，此事遂搁置。西安及乾陵，都没有武则天像，广元皇泽寺的武则天像就更珍贵了！

    2003年11月27日星期四晴

    十八岁时到过广元，八十岁将临之际又旧地重游，广元变美了，我已老了！颇多感慨。

    如今的广元，是一座漂亮、现代化的城市，市区扩大，被白龙江和嘉陵江隔成五个区，高楼大厦林立，市容整洁繁荣，夜晚灯火辉煌，同抗日战争时那个破破烂烂、贫穷落后、夜晚点着小油灯的小城相比，早已改天换地完全不同。这里陕、甘两省的人仍多，居然有个四川省豫剧团，说明河南人也不少。上午坐车观览广元市区时，童臣贤告诉我：“温州人来广元投资创业的不少。”浙江温州人如今在外国也到处有他们的踪迹，被称为“中国犹太人”，居然也来川北广元经商，创业精神之强由此可见。春天“非典”猖獗时，广元有六人染病，但及时隔离医治，未扩大也无人死亡，说明广元的医疗条件也是好的。

    看了新开发区和商业区的市容，小袁开车，我们由童臣贤陪同至剑门关游览。《剑门报》总编杨仕甫也是广元市作协副主席，他刚完成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和剑阁旅游局梁局长驱车赶来见面，并一路介绍，如数家珍。

    剑门关是“蜀北屏障，秦川咽喉”，离广元五十余公里，到达后，只见大剑山壁立千仞。两山之间，是一道奇险的关口，宛如一剑劈开将山分为两半。那形势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剑门天下险”，到此体会更深。

    历代剑门都有关隘、关楼，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我们今天见到的剑门关是1993年重建的，楼体主建筑为两层一底，楼高近二十米，大块青石构成墙体四周，正中开拱形门洞，南北贯通，门洞上方有“剑阁”二字，墙上为旅游需要插有“汉”字大旗。山风猎猎，旗帜飘飞，望四壁云山，如闻古战场厮杀声，令人想起《三国演义》中姜维守关，钟会率魏兵攻剑门关不下，邓艾偷渡阴平直捣成都，蜀主刘禅花天酒地终于投降被俘等故事。剑门关易守难攻，但川陕红军当年曾在此攻克过剑门关，歼灭大批守关白军，说明红军那时士气之旺盛。我们夫妇年岁大了，只拾级到关上看看，不愿再往高处去爬山登险，遂走下去又上车，绕山路直到山顶高处原始森林公园。这里平坦，可以下瞰水库及梁武帝的藏经洞，并可远眺剑门群山，如排垒，如笔架，如插向青天的利刃。时令已是初冬，满山林木色彩缤纷，饱览胜景，顺口戏拈五绝一首：“天险剑门关，排垒皆青山。怀古思姜维，不肖数刘禅。”无诗味，也无新见解，录下记趣而已。

    离开森林公园后，驱车去游翠云廊，这是古蜀道上从剑门关到剑阁县城一段的美称，有七千余株千姿百态的古柏分列两边。其中十几株据说是三国时代张飞令人栽种的，故名“张飞柏”。其余均是历朝历代陆续植下的。古柏粗壮，一般要三四个人用双手才可合围，最粗的可容五六人合抱。古柏根部暴露，盘根错节，粗大的枝干参天，浓荫蔽日，郁郁苍苍。树下道路应是古时驿道。有一棵苍虬的古柏，形状古怪，如一巨大鹿角。主干根部残缺，已成空洞，有砍伐及焚烧痕迹，但两根从主干中长出的粗大树干依然鲜活。柏树旁立有一牌子，上写“阿斗柏”三字。据传后主刘禅降魏后，邓艾派兵押他去洛阳，到此地时遇到大雨，刘禅曾在这巨柏下躲雨。此事被当地百姓传开后，因怨刘阿斗的昏庸，痛恨这棵柏树给阿斗遮了雨，就撕皮砍伐，用火烧树，将此树称为“阿斗柏”。

    漫步在翠云廊中，空气新鲜，古意苍茫，目不暇接，使人不愿离开，想沿巨柏古道一直走下去……这批古柏真是国宝。像这么粗大古老的柏树，有一棵已很珍贵，如有十棵八棵，就是一个旅游景点。如今从剑阁到梓潼，有七千多棵这么高大蓊郁的古柏，真可以算是一项“世界之最”吉尼斯纪录的景观了！只是这里还没有引起外界足够的注意，国内游客来得太少，国外游客基本没有。如将景区道路修得更宽更好，景区文化色彩弄得更浓更丰富，更有吸引力，旅游设施更完备，安全、卫生等问题解决得更好，就凭三国文化、红军文化，确实是大可招徕全球游客的！现在旅游对外国旅行社开放，也可吸引外资，对广元来说，正是发展旅游事业的良机。

    中午，在剑门关镇的剑门关宾馆进餐。这个古镇颇有商业气氛，有趣的是到处是以豆腐佳肴为特色的馆店，店名不同但均带有“豆腐”二字。本地人说“中国豆腐甲天下，四川豆腐甲中华，剑门豆腐甲四川”。传说三国时，蜀汉大将军姜维用豆腐营养三军，用豆渣饱喂战马，以利攻守。又传说魏将钟会用剑门关豆腐制成豆腐干作为士兵干粮。还传说唐明皇避“安史之乱”逃至四川，一路茶饭不思，途经剑门关食用豆腐后胃口大开，赐名做豆腐的“黄豆”为“皇豆”。杨仕甫请我们吃了豆腐宴，满桌一盘盘豆腐制成的菜肴色香味均好。据说当地用炒、炸、熘、熬、煎、蒸、煮、炖等方法可以做出一百多种豆腐菜肴来，这的确形成了一种剑门品牌与特色，但万变不离其宗，全是豆腐，吃时似乎又觉得太单调了。

    （本文刊于2004年第2期《四川省情》）

    海南读史杂记

    1996年2月到海南参加笔会，曾到各处游览，深深为海南的椰风绿韵、碧海蓝天及高楼大厦的特区景色所吸引，也访问了一些名胜古迹，如读史书，颇有感触，爰写杂记数则作为纪念。

    苏公祠里想苏轼

    可能由于我是从四川来的，到海南后总想起宋朝绍圣四年（1097）被从惠州再贬儋州的苏轼。因此，在海口游五公祠时，发现与此紧紧相连的还有苏公祠，就不禁兴致勃勃了。相传苏轼被贬来海南后，曾在此寄宿并诵读诗书，且指导居民开凿双泉，命名为“浮粟泉”，题泉上亭名“泂酌亭”。此处南宋时就留下了“东坡读书处”的遗迹，后来元代改为“东坡书院”，院内修祠，供东坡画像，陈列东坡在海南事迹，名苏公祠。《琼台记事录》中说：“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苏轼在海南最大贡献是文化传播，可见一个人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泂酌亭”的“泂”字，生僻，平时少用，音“窘”，谓远处取水。《诗经·大雅·泂酌》：“酌彼行潦，挹彼注兹。”《诗序》以为该诗是“召康公戒成王”之诗。大意谓“君子”应使“民”归附自己。被一贬再贬远谪海南的苏轼，起这亭名，是否含有深意？

    我曾通读苏轼在海南时的诗文，感到他在海南所作的诗，都较以前少了锐气、少了朝气，也少了才气。无他，是处于高压威慑及一贬再贬的惩罚打击下才如此的。他在海南的诗中，常流露生活的愁苦凄惨，处境的孤独寂寞，即使显露豁达乐观的风趣，也使人感到笑中含泪。人们常说宋诗不如唐诗。苏轼是大文豪，才华与抱负绝非不如李白、杜甫与元稹、白居易，可是宋朝文禁严厉、文字狱多，苏轼就曾因写诗一度险蒙“叛逆”之名而定死罪，以后又屡遭贬谪。他自己曾写诗形容自己的外貌与心情，说“心衰面改瘦峥嵘……畏人默坐成痴钝”（《侄安节远来夜坐》）。流放到遥远的海南后出不了好诗，并不奇怪。只是，这太可惜，令人慨叹！苏轼当年贬谪在海南昌化军（今儋州市中和镇）。传说苏轼与儿子在桄榔树中盖了一间茅屋居住，称之为“桄榔庵”。元代在此建东坡祠，以后明清两代重建并修缮过，并名之谓“东坡书院”。儋州市位于海南岛西北面，如今属洋浦自由经济开发区。我在四川时就听说四川眉山县已与儋州市结成友好县市，相互促进经济发展，四川省的人前往那里投资办实业的不少。当年苏轼被贬谪流放之地，如今已面目一新成为举世瞩目的洋浦自由经济开发区了。我因不满足于海口苏公祠的简陋空乏，很想去儋州看看，可惜行程安排匆促，未能如愿，深以为憾。

    海瑞墓前谈海瑞

    海瑞戏从“文化大革命”后，似已被冷落在一边了！这些年，海瑞几乎被我遗忘了。但到了海南，却又不能不想起海瑞，因为海瑞是海南人，他的墓就在海南。

    海瑞墓坐落在海口市秀美区滨涯村南侧。“北有包拯，南有海青天”，去瞻仰的人都是怀着对这位清官、好官的崇敬心情去凭吊的。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生于明正德九年（1514），卒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海南琼山府城朱桔里人，回族。其曾祖父海答儿明代从军自广东番禺迁徙来海南，落籍于琼。海瑞一生廉洁奉公，史载他死时行囊中仅存俸金八两及旧衣数件。皇帝封典海瑞为二品官，其棺柩从南京运回琼州时，白衣冠送者夹道，哭而祭奠的百里不绝，家家绘像祭之，可见人们对敢于为民请命的廉洁清官多么崇拜。

    但，海瑞一生并不顺遂。他三十六岁时中乡试成举人，进京会试，两次均不第。四十五岁才擢升为浙江淳年县知府，推行清丈、均儒，吏治有好名声。嘉靖四十五年，他五十二岁时任户部主事，上《治安疏》，批评世宗皇帝迷信道教，不理朝政等事，次年二月被诏逮下锦衣卫狱又转往刑部狱，幸好十二月世宗嘉靖皇帝病故，颁遗诏，获恩释免职。这以后，隆庆三年，他任应天巡抚，疏浚吴淞江，简化税制，压制豪强，平反冤狱，革新吏治，做了不少实事好事。可是五十七岁时又受排挤被革职回家乡琼山闲居整整十五年。直到七十二岁那年，才又被朝廷起用，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可是，他为严惩贪污，得罪人多，累遭论劾，两年后病逝于任上。封建时代，清官好官难做，海瑞的一生是相当坎坷的。

    海瑞戏自清末后在京剧中就有。京剧名须生马连良的《大红袍》是他的保留节目，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时亮相。“文化大革命”中，研究明史的专家吴晗因一出《海瑞罢官》遭到批判，后竟丧生。马连良1961年初演出了《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中也丧生，却使海瑞成为人人皆知的历史人物。但也正因如此，在海口的海瑞墓在十年内乱中遭到了可叹的浩劫。

    海瑞墓入口处有“海瑞陈列室”，这五个字是廖沫沙亲笔题写的。我问一位陈列室的工作人员：“海瑞这个墓是真的吗？”

    回答：“当然是真的，墓碑就是最好的物证。”

    我早注意到这劫后犹存的墓碑了。墓碑上有“万历十七年己丑岁二月二十二日午时吉旦敬建”，碑上古迹斑斑，确是四百年前留下的古碑，但我仍忍不住问：

    “‘文化大革命’时期，墓破坏没有？”

    “当然喽！‘文化大革命’中，这墓被砸毁，坟被刨开过！”

    “发现遗骸吗？”

    “有头发、骨骸等物，也都被毁了！”

    我没有再说什么。这里确是海瑞的真墓，但曾被刨坟暴尸骨，隔了多年才又重新修建起来，说是真墓，已无海公真骸，夫复何言！

    海瑞陈列馆里有海瑞画像，他身着大红袍，戴乌纱帽，左手持朝笏，端坐着。他是个白眉白须瘦削高颧骨长脸的老者，一脸清介廉洁之气，令人看了肃然起敬。于是，我站在他像侧，请同行者为我拍一张照片留念。

    我不禁又一次想：中央现在很重视反腐倡廉，为什么京剧及其他一些戏曲戏剧中，不能适当提倡演出一些海瑞戏呢？

    冯子材不应是讽刺对象

    我很喜欢海南的通什市。这里气候宜人，鲜花盛开，槟榔映翠，市容整洁。到通什后我们往北到牙蓄岭上去参观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在它的历史展厅里收藏着各朝代的海南历史文物。我在这里面发现了冯子材的有关资料。

    冯子材（1818-1903）是清末将领，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行伍出身，早年曾随张国梁镇压太平军，升至提督。1884年，法国侵略军进犯滇桂边境时，两广总督张之洞起用冯子材。他年已古稀，以广东高、雷、钦、廉四府团练督办参加抗战。次年二月，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在当地人民支持下，率部在镇南关（今友谊关）、谅山大败法军，不可一世的法军司令尼格里也在此役中受重伤，闻风丧胆。老将冯子材因此成为清末爱国将领中的佼佼者。只可叹清朝腐败，打了胜仗仍由李鸿章出面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我以前并不知道冯子材曾在海南驻节并有政绩。通过这次参观，看到了一些有关冯子材在海南的活动情况和资料，虽然不多，但他在海南的开发中是起过作用的。这使我想到了冯子材当年率领包括海南黎族士兵在内的粤军大战法军的情况。冯子材因治军有方，令粤军面貌一新，士气大振，作战英勇，为人称道。

    只是在这次参观中，女讲解员讲到冯子材时，用了讽刺的贬词，将他说成是一个可笑的“吹大牛”的，想治好海南却实现不了的清廷武官，对他的抗法功绩却一字未提。

    事后，出于一种责任感，我对那位黎族姑娘善意地建议：“你讲得都非常好，就是对冯子材的评价，是否提请馆里研究一下，无论如何要肯定他是一位清末抗法的爱国将领！”姑娘点头。我想：这个很精彩的博物馆，以后在讲解到冯子材这个历史人物时，或许会从爱国主义教育角度改变一下说法的。

    （本文刊于1996年夏《四川统一战线》）

    闲话沂水“黑旋风”

    作者按：1975年9月，我在山东临沂地区，一天突然被召到“地革委”。某常委说：“要评《水浒传》，想找些‘秀才’写文章。《水浒传》上记载我们临沂地区沂水县是李逵家乡。李逵是革命派，宋江是投降派，你快去沂水，查查李逵历史，看看他是怎么革命的，怎么反对宋江投降的，写篇有分量的论文。任务光荣，要努力完成！”我大感惶惑，说：“《水浒传》是小说，不是史书，李逵的历史怎么查法？”他说：“只要写出文章，怎么查法都行！”于是，只得前去“调查”，结果，一月后写了个烦琐考证的报告塞责，结尾是：“李逵究竟不是历史人物，材料搜集不易，论文难以完成。”某常委也只好不了了之。十多年后的今天，闲来无事，翻阅当年在沂水调查的杂记，感到用它来摆摆龙门阵，也不无意味。于是写下这篇闲话。

    沂水是山东临沂地区十三个县中的大县，在沂河上游，是沂蒙山区的腹地。沂水县是隋朝开始设立（在汉朝时这里设东莞县），从那时起，长时期都属沂州府。沂州府北周时改北徐州置州，治所在即丘（今山东临沂东南），隋移治临沂（现临沂是地级市）。唐宋辖境相当于今山东沂河本支流域及枣庄市、新泰县地，清雍正初升为直隶州，后又升为府，治所兰山即今临沂。

    这里战略地位重要，是沂（水）青（州）、沂（水）临（沂）、沂（水）博（山）、沂（水）蒙（阴）、沂（水）莒（县）五条公路的连接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例如城东十里有个谭家营，相传就是当年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时安营扎寨的地方，不时还发掘出古代兵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侵占沂水后，沂水是日寇在鲁中发动侵略的中心据点。解放战争时期，这儿既是敌人想重点进攻的地方，也是我军的重要根据地。

    在《水浒传》这部著名的古典小说里，一百零八将中，沂水县人有四个，这就是：“黑旋风”李逵，“旱地忽律”朱贵，“笑面虎”朱富，“青面虎”李云。朱贵和朱富是兄弟俩，朱贵早在梁山泊落草，朱富在沂水县西门外开酒店，李云本是沂水县的都头。《水浒传》七十回本（实为七十一回）中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中，朱贵说：“小人是王头领手下耳目，姓朱，名贵，原是沂州沂水县人氏，江湖上俱叫小弟做‘旱地忽律’。”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中，李逵第一次出现，戴宗对宋江道：“这个是小弟身边牢里一个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本身一个异名，唤做‘黑旋风’，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第四十三回“假李逵剪径劫单人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中，朱贵对宋江说：“小弟是沂州沂水县人。只有一个兄弟唤做朱富，在本县西门外开着个酒店。这李逵，他在本县百丈村董店东住，有个哥哥唤做李达，专与人家做长工。这李逵自小凶顽，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肯回家。”也就在这第四十三回中，写到李逵上了梁山泊，想把老娘接到山上享福，就回沂水去接娘。去后，先是在路上遇到一个强盗李鬼自称是“黑旋风”李逵，冒名拦路抢劫，真假李逵相遇，李逵先饶了李鬼的命，后来发现他是坏人，终于将他杀了。接着，李逵接老娘，背着娘打算回梁山，赶到沂岭上，山顶有个泗州大圣祠堂，老娘口渴，李逵拿了祠堂里的石香炉去取水，回来却发现老娘已被老虎吃了。李逵一怒，找到虎洞，杀了大小四条老虎。接下去，就是众猎户发现李逵一人杀了四虎惊奇之至，将他请到曹大户家酒肉招待，但发现他是被通缉的梁山好汉，曹大户报了官府，李逵被捕，由都头李云押送，所幸李逵回乡后，宋江怕他鲁莽，派了朱贵回沂水暗中保护。这时朱贵、朱富两弟兄就施计将李云灌醉，救了李逵。李云醒来，经过朱氏弟兄相劝，四人一起离沂水去梁山泊聚义。

    《水浒传》是以南宋以来流行的传说而写。这部书影响很大，在山东影响更大。“黑旋风”李逵这个人物，虽在《水浒传》中有些地方将他写得鲁莽、蛮干，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人，甚至还吃人肉，但他那种爽直、豪放、淳朴、勇敢中还带几分天真的性格，那种忠于农民起义事业反抗蔑视封建统治者的强烈爱憎感，一直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在山东沂水，这种喜爱更深。

    《大宋宣和遗事》这本书中写梁山泊三十六人故事，南宋末年的龚开（字圣与）写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南宋人周密著的《癸辛杂识续集》中保存的三十六人的全部名号，李逵是名列其中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又元人杂剧亦屡取水浒故事为资材……李逵尤数见。”据《录鬼簿》及《太和正音谱》所载，元杂剧演李逵故事者共十余种，现存三种，除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一剧与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第七十三回下半所叙情节大致相同外，余皆不见于《水浒传》。在京剧中，《真假李逵》等花脸戏也为群众喜爱。因此，李逵这个农民起义英雄不仅通过《水浒传》，而且通过戏剧和民间艺人的说唱，将他的形象和事迹广为传播。

    沂水有县志，是清朝康熙十一年所修撰又在道光年间补修过的。李逵这个人物在《沂水县志》中一字未提，但在民间，李逵家喻户晓，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传说、故事。

    1975年9月，我在沂水到处访问老农、说唱老艺人及文化馆退休了的老工作人员，收集关于李逵的传说故事，所听到的许多，基本都是脱胎于《水浒传》的，但较具体。

    比如李逵的出身和离家的原因，有的说得若有其事。说李逵家在百丈村，十分贫穷，但特别孝顺老母，最初总是到沂山上砍荆柴、采药到蒋峪（现属临朐县）赶集出卖，借以谋生。李逵脾气暴、力气大，人叫他李逵牛，一担能挑二三百斤柴火。后来，给一家姓阎的大户扛长工活，姓阎的大户虐待人，逼死了一个丫头，李逵一怒之下，喝了酒，打死了阎大户，当夜就逃离家乡，先到青州，后来上了梁山。

    再比如李逵的家乡百丈村，由于历史上县界的变化，说法很多，但都未离开《水浒传》上的谱。一说是在沂源县境燕崖公社百丈村；一说是在沂源县东里公社东安大队；一说在沂水崖庄公社的北沂山上；一说是在临朐县大关公社李户庄（原属沂水）；还有一种说法传得更广，说“百丈村”原属沂水，现属沂源县，在沂山下有个百丈崖，百丈村就在百丈崖下，现在改名为苗家旺，以前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但苗家旺如今已找不到姓李的人了。

    再比如李逵杀虎的说法，老人们叙述的都同《水浒传》上讲的相似，只是杀虎的地点说法各异。一说在沂水县崖庄区张马庄附近；一说夏蔚区有虎墩和过虎峪两个地名，那就是李逵杀虎处；一说在沂水诸葛区的上华庄、下华庄、范家旺一带，这里都是山岭，李逵杀虎就在这里；一说杀虎处在沂水诸葛区的东五峪、耿家五峪。最普通的说法，认为李逵杀虎处就在沂水县城的东岭附近，我去时是东关大队的果园。这里原名“狼虎窝”，现在还有个虎洞，当时县委宣传部一位姓王的部长陪我去看了“虎洞”。洞已倾塌，人进不去。据说，这虎洞原来极大，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攻侵沂水县时，百姓在洞内躲藏过。后来，日寇怕洞内藏游击队，便把它炸塌，现在仅有洞口遗迹了。

    在果园附近，有条浅水小河，传说就是李逵接母时取水处，说得有声有色，李逵将母亲放下歇息，自己提了只石香炉来到这河边取水，洗净香炉舀水回去后，发现母亲被虎吃了，跟踪寻找虎迹找到了“虎洞”，杀死了四虎。小河虽没有名字，但周围住户都知道这个传说。

    传说中最有意义的是李逵再上梁山的故事。它解答了李逵在梁山泊受招安后的下落与遭遇，满足了人们心理上同情、喜爱李逵的要求，听后使人产生不尽的遗憾。

    传说梁山泊受招安以后，李逵心有不服，也不愿做官，独自悄悄回到了沂水百丈崖家中。哥哥李达这时已经死了，李逵独身一人十分凄凉，幸亏乡亲们都热情对待。李逵嗜酒，喝酒后常常放声大哭，高声怒骂大宋皇帝和贪官高俅。事情传到县里，官府要逮他。有人把这消息送到李逵处，要他快逃。当夜，大风雨，他带了一伙同乡青年逃走，说要再上梁山，终于不知去向……

    上面所说这些，有的属于烦琐考证，意义不大，因为李逵究竟不是历史人物，所以要写这篇“闲话”，是因为十多年前确实花费时间做了些调查工作，湮没可惜，写出来也许对研究《水浒传》和写民间故事的同志有点参考作用，而且也能给到沂水的游客增加一些谈资和游兴。

    （本文写于1987年6月，刊于1989年秋《龙门阵》）

    “刘罗锅”和文字狱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播出后，刘墉之名大著。刘墉（1719-1804），山东诸城人，字崇如，号石庵，乾隆十六年进士，乾隆二十四年以内阁学士再任江苏学政，后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清，著有《石庵诗集》。在电视剧中，曾写到乾隆时的文字狱之风大炽，十分恐怖，也描写刘墉对文字狱既害怕也厌恶。其实，刘墉在乾隆朝的文字狱中却也曾推波助澜，助纣为虐，也许他这样做也有出于使自己免祸的动机，但这同电视剧中那个既有智慧又耿直正义敢谏敢抗的刘罗锅显然不是一回事！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是清统治者政权日益巩固的时候，也是文字狱遍于中国的日子。他们大兴文字狱，来禁锢思想，钳制舆论，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以“想当然”、“莫须有”罗织罪名，来达到残酷镇压、消灭反清思想的目的。有案可稽的文字狱，就有七八十起，著名的如康熙二年庄廷《明史》狱，康熙五十年戴名世的《南山集》狱，雍正四年查嗣庭试题“维民所止”狱，雍正六年吕留良、曾静《文选》狱，乾隆四十二年王锡侯《字贯》狱，乾隆四十七年卓长龄等《忆鸣楼诗集》狱，都施以极残酷的刑罚。一起文字狱发生后，每每波及数省，株连数百人，真所谓“一言兴狱，偶语弃市”。

    我这里所要说的是发生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一起震惊全国的著名文字狱——徐述夔诗祸案，这件诗祸案因其惨烈及影响之大，被史学家列为清代四大文字狱之一（其余三大文字狱为查嗣庭、戴名世、吕留良及曾静三案），徐述夔诗祸案这一文字狱就是从刘墉的一个奏折开始的。

    我少年时就听说过这一案件。因徐述夔原是江苏东台茶人，茶后属如皋县（后又属如东县）。我原籍江苏如皋（后算江苏如东）。父亲生前有个学生沈乘龙是江苏东台人，做过苏州市长，来家时常要谈到徐述夔文字狱的事，当时我虽不甚懂，以后却有心从乾隆朝《东华录》中了解过这一文字狱的情况，但正式看到刘墉的奏折，是由于家乡文化人士赵志毅在县政协的支持下，用多年时间收集、出版了《徐述夔诗案资料集》一书。如东图书馆馆长戴承明同志是此书责编之一。去年寄书给我，我才看到了赵志毅从北京清宫皇家档案中录到的“江苏学政刘墉”的奏折，日期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月，全文如下：

    臣刘墉跪奏，为奏闻事。

    臣在金坛办理试务，有如皋县人童志璘投递呈词。缴出徐述夔诗一本，沈德潜传一本。并称徐述夔已故，既见此书恐有应究之语，是以呈出等情。

    臣查童志璘是否挟嫌，有无教唆之处？应行地方官究问，其徐述夔诗语多愤激，而沈德潜所作传内有“伊弟妄罹大辟”之语。或者因愤生逆，亦未可定。其所著述如有悖逆，即当严办；如无逆迹，亦当核销，以免惑坏人心风俗。现移督抚搜查办理。谨此奏闻。

    并诗一本，传一本，加签恭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臣谨奏。

    这一奏折，乾隆皇帝阅后大怒，八月二十七日就下了旨。于是劳师动众，动用了一品大学士诚谋英勇公阿桂、一品中堂大学士于敏中、两江总督高晋、河边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闽浙总督杨景素、浙江巡抚王宣望等，一起来查办，大兴问罪之师。一个月内，乾隆皇帝下过十几道与此有关的诏书和批谕，残酷处置当事人，严厉查禁“违碍、悖逆之书”。

    刘墉奏折中投递呈词的“童志”据传对徐述夔有过私怨，又在徐氏的仇家蔡嘉树家做总管。蔡嘉树因田地问题同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发生纠纷，想灭人家族，置对方于死地，童志遂为蔡嘉树呈控。

    刘墉奏折中的“沈德潜”是江苏长洲人，乾隆四年的进士，曾深受乾隆皇帝敬重，任礼部侍郎，年老辞归后回原籍食俸，后加为太子太傅食正一品。刘墉奏折提到他时，他已死去将近十年了，但因他生前替徐述夔写了传，乾隆皇帝痛骂沈德潜“丧尽天良，负恩无耻”。

    奏折内“伊弟妄罹大辟”之语，指的是乾隆元年，有泰州民人缪照乘与缪又南之妻蒋氏通奸商同勒死亲夫，蒋氏因曾被徐述夔之弟徐赓武诱奸怀恨，故供指徐赓武同谋。徐赓武遂入监，后审出冤情，徐赓武方出狱。

    “徐述夔诗一本”指的是《一柱楼诗》。徐述夔，字赓雅，生于康熙四十二年，乾隆三年戊午科江南乡试举人。他颇有文才，但在试卷中发挥了孟子以来的民本思想，到复核时，认为他的思想有违碍字样，罚他停止会试。他从此绝志功名，以诗酒发遣愤懑并抒情。他死于乾隆二十八年，年六十一岁。他的儿子徐怀祖及学生徐首发、沈成濯将《一柱楼诗》整理付印成书，广为流传，竟埋下了灭门株连的祸根。

    徐述夔的诗中，主要被认为有反清思想的诗句，相传有：

    《鹤立鸡群》：“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鼠啮衣》：“毁我衣冠真恨事，捣除巢穴在明朝。”

    《曝书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咏紫牡丹诗》：“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

    《咏宣德杯》：“复杯又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搁半边。”

    徐述夔是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人，这些咏物取喻的诗，有的确有比较明显的寓意，如《咏宣德杯》诗，是徐述夔有一次酒兴方酣，举杯时，忽见酒杯底有明朝宣德年号，触景生情，就赋诗云：“欲洗清尘须借酒，今朝有幸醉樽前。复杯又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搁半边。”这就易被解释为：“欲洗清尘”有推翻清朝统治之意；“樽前”与“君前”谐音，亦即“大明天子”的代称；“壶儿”是说“胡儿”，搁胡儿于半边是解除清朝压迫之意。有的诗句甚为精彩，如“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也许仅有含沙射影的嫌疑。但上列各诗及其他许多诗句均成大罪状，如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喻”，就说：“‘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两句，是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之意，而其余悖逆词句，不胜枚举，实为罪大恶极。”

    按清律：大逆者，凌迟处死；正犯之子、孙、兄、弟、兄弟之子，年十六岁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付给功臣为家奴；财产入官，知情隐藏者斩。

    当时，徐述夔及子徐怀祖均早已不在人世，此案查办结果是：乾隆皇帝派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东台，开棺将徐述夔之尸枭首示众，尸体凌迟戳碎撒弃旷野，将徐怀祖首级也开棺枭首于茶，尸体凌迟，戳碎撒弃。阿弥达到了茶，将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徐食书全家老幼及徐首发、沈成濯逮捕。沿途并将与此案有关人员“未能立即查究”的东台知县涂跃龙、“迟缓”“怠玩”的扬州知府谢启昆、“故纵大逆”的藩司陶易及藩幕友陆琰押解到北京，由武英殿大学士阿桂会同九卿及刑部严加审问。藩司陶易则由乾隆亲自审讯，这显然是乾隆皇帝督促下属巩固统治想杀一儆百的举措。乾隆皇帝当时说：“陶易身任藩司……有袒护消弭情事，不知其是何肺肠？”“陶易久任州、县、知府复自道员超擢藩司，乃竟敢于负恩若此，殊为可恶。”以上人犯，会审时均被逐一隔绝，严刑拷鞫，详细对质，记录供词，由刑部定谳。最后，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徐食书斩首处决，家财全部籍没。徐食田之子寿男、福男，徐述夔之妻缪氏、徐怀祖之妻陆氏及徐述夔之孙媳沈氏等均沦为旗人奴婢，徐述夔的门生徐首发及沈成濯二人，名字是徐述夔起的，清廷认为寓意反对剃发之意，又由于在诗集上列名校对，皆被斩首。东台知县涂跃龙，革职徙二年，扬州知府谢启昆，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藩司陶易及藩幕友陆琰均以“放纵大逆之罪”判为斩立决。陶易本定为斩立决，乾隆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但不久陶易即病死于狱中。为徐述夔作传的沈德潜，乾隆骂其“卑污无耻”，“昧良负恩”，下谕将沈德潜所有官爵及官衔、谥典尽行革去，其乡贤祠牌位一并撤去，所赐祭葬碑文全部毁去。

    民间传说，查办徐述夔命下之日，茶徐姓之人纷纷逃避迁徙一空。有的诡托他姓，以谋全身。里中无一姓徐者。又说，乾隆派侍卫阿弥达来茶尚未到达时，夜深里巷中火光烛天，藏书人家将书付之一炬。此后数十年中，父诏兄勉，斥文字为不祥之物。“因此而古籍销沉，风雅绝响者近二百年焉。”

    徐述夔诗祸案，在清代文字狱中，震惊全国。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及反清思想史上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刘墉在这件残酷的文字狱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徐述夔家乡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实际就是一种批评：徐述夔的诗是蔡嘉树告发的，先到东台，东台县不收，再到扬州府，扬州府不收，后来到了苏州臬台手里，臬台一看也不收，在上面批了“与你何干”四字。状子存档。蔡家就不告了。后来刘墉御史下来巡查，查到这份档案，一看还了得，马上奏本皇上。乾隆派人来查。当时从扬州到茶运盐河两岸，夜里火光映天，家家几乎把书都烧为一把火，化为了灰……

    “刘罗锅”是不能轻松地站在这件徐述夔文字狱之外的。

    （本文刊于1999年7月《珠海》杂志）

    不尽沧桑静海寺

    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曾在印度任职的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关于结束鸦片战争的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为：中国向英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圆；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英商进出口货物交纳的税率由中英共同议定，不得随意变更。从此，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了中国门户，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香港被英国攫夺。

    五十年前，1946年秋，在南京，我曾特意去寻访静海寺遗迹。当时，抗战胜利不久，在采访日寇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同时，怀着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我有意在南京采访搜集有关帝国主义侵华的资料。那时，熟悉南京历史的老人都知道静海寺，把它与作为国耻的《南京条约》连在一起。有的老人说：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是在静海寺签订的。所以，除了翻阅各种史书考证外，我决定亲临实地去凭吊一番。虽然，我听说著名的静海寺在1937年12月日寇攻陷南京后，已经毁于战火。静海寺所在的山上，曾有激烈炮战，中国士兵与日寇顽强死战过。正因这样，我更想去看一看。

    据史书记载：1842年5月，英国舰队虎狼般地进入长江，由于事先已派奸细沿江侦探调查，而且英军中有会讲汉语的“中国通”，四天后，舰队越过江阴炮台，6月14日攻陷镇江，七月初一（公历8月初）英舰驶到南京燕子矶附近江面，登陆占领了观音门外的江阴县丞署和卖糕桥，大小八十艘兵舰群集于南京下关江面，炮口对着南京城。

    清廷派到南京任钦差大臣的耆英、伊里布加上两江总督牛鉴在南京面对英国炮舰，慑于淫威，十分狼狈。据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记载：“二十日，耆英等谒璞鼎查于船上。二十四日，璞鼎查至下关静海寺答拜，固请入城，耆英许之。”耆英等在静海寺同英国侵略者见面，璞鼎查的“答拜”实际是同中方谈判，施加压力。在谈判中英国侵略军又抢占钟山高峰架起大炮，声称要炮轰南京城。在威迫下，耆英等奴颜婢膝，全部接受了璞鼎查提出的和约条款。

    谈判并签约后，璞鼎查及其随员们飞扬跋扈地率军由仪凤门（即兴中门）入南京城。耆英等在上江考棚设满汉全席款待璞鼎查及英将莫理逊。侵略者曾游览城东南的正觉寺及南门外的报恩寺。报恩寺内有琉璃塔。英国侵略军曾登塔绘制南京城全景并窃取塔上的一些琉璃砖带走。签约那天，是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1842年8月29日）。当时，英国侵略者为宣扬炮舰政策的威力，让耆英等到下关江面英国兵舰“康华丽”号上去签约。但由于静海寺曾是谈判和约的地点，因此被误认为是签约的地点。静海寺是有名的古刹，作为西方列强侵侮中国的百年国耻历史开创纪录的见证，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谈起静海寺都会产生无穷感慨。

    静海寺原先面积有两万多平方米，规模宏大，依山建于南京兴中门外狮子山麓。狮子山晋朝时原名卢龙山。传说晋元帝司马睿北下初渡江到南京时，见此山形似塞北卢龙，就取名卢龙山。此山屹立在下关江边，形势险要，是一处兵家必争的制高点，扼守着南京的北大门。明太祖朱元璋到此，说卢龙山像一头雄狮，改名为狮子山，狮子山就出了名。山并不大，周围不过十几里，也不高（传说高三十六丈）。宏大巍峨的静海寺和天妃宫都先后在明朝永乐年间建在狮子山下。

    静海寺是永乐皇帝明成祖为了纪念郑和等人航海平安回京而建造的佛寺，寺名“静海”那是永乐皇帝以海外平服，四方平静而敕赐此名的。传说寺内原有庄严的大雄宝殿、天王殿、潮音阁等八十多楹，气势不凡。寺内还种植着郑和从西洋带回的各种珍贵植物。又有记载说，在郑和第二次航海归来后，明成祖就在南京建造了寺庙来供养他带回的“佛牙”，并存放郑和等带回的一些珍贵佛品。如按此计算，静海寺估计应修建于永乐九年（1411）左右。

    我在1946年秋去寻访静海寺到了狮子山下。这里山势依旧，犹如雄狮兀峙于江城之间，但乱树荒草，一派萧瑟景色。正是秋季，那是个阴天，彤云密布，不禁想起抗战中南京城陷时，这里曾有过的激烈战斗，1937年12月，日寇在制造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及附近下关一带都是日寇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屠场。想起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曾在这里的静海寺进行屈辱的议和，在英国侵略者的炮口下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又想，如今抗战胜利了，但却是“惨胜”，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物价飞涨，官吏腐败，特务横行令人发指，而国民党当局又一心在打内战，传说当时也有意收回香港，但英国根本不买账，美国站在英国一边，国耻根本无法洗雪。我当时的心情是十分沉重、悲伤的，我在山下寻访静海寺，但历尽沧桑和战火劫难，铜驼荆棘，杂草丛生，在碎石瓦砾间，静海寺早已杳然不见。只有南面的天妃宫遗址上，残存着一块高约五米的大石碑记载着永乐年间建造天妃宫的原委。我怅然而返，心中激荡着一股仇恨帝国主义又痛心于无法洗雪国耻的愤懑之气，久久难以平静。

    从1946年到现在，弹指间五十年了！现在，香港回归，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兴奋和自豪。本来，囿于五十年前的印象，我遗憾于静海寺的无影无踪，觉得不应失去这一处可以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国耻遗址。但最近知道：南京市人民政府早已将静海寺部分复建，并辟为“中英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陈列馆已经开放，这使我很激动。历史，我们不会忘记，也不该忘记！下次，我如果再去南京，一定要去狮子山下的静海寺游览，那心情当然与五十年前是完全不同的了！

    （本文刊于1995年夏《四川政协报》）

    晚清反侵略名将聂士成[1]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有聂士成的词条如下：

    聂士成（1836-1900）。安徽合肥人，字功亭，淮军将领。初入袁甲三部，参加镇压捻军和太平军，1862年（同治元年）为把总，后累迁至副将、总兵。1868年参与镇压西捻军后，升为提督。1884年（光绪十年），率淮军千余名渡海赴台湾，参与抗法。1891年，调统天津芦台的淮、练诸军，曾派兵镇压热河朝阳金丹道起义。次年，授太原镇总兵，仍留芦台治军。1893-1894年间，曾率部将冯国璋等亲往东三省等地巡历，所过山川要隘形胜，均以西法绘图立说，著有《东游记程》一书。1894年，随提督叶志超率军赴朝鲜，在牙山登陆，镇压朝鲜东学道起义。起义失败，日本拒绝与中国同时撤军，借此挑起战争。7月，所部前锋在牙山成欢驿击败日军，日军旋大队来攻，他率部抵抗，以寡不敌众，突围后随叶志超绕道至平壤。10月，奉命扼守辽东大高岭一带，奋战十余昼夜，日军不能越，以功升直隶提督，又先后夺回连山关、分水岭等处，并击毙日将富刚三造。1895年，以所部三十营属荣禄“武卫军”，称“武卫前军”。1900年春，曾镇压义和团。6月，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后，奉命率军守卫天津；7月9日，侵略军大队来攻，所部力战三小时，他负伤多处，仍持刀督战，后在八里台中炮阵亡。著有《东征日记》等。

    这只是对聂士成一个简单的介绍，比较粗略，而且未能突出聂士成的主要功绩，聂士成自然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他是清末抗法、抗日、抗八国联军的反侵略爱国名将。2000年第1、2、3期《报告文学》刊出的知名报告文学作家张建伟写的《最后的神话——庚子国变一百周年祭》（曾在《中华文学选刊》选登）及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篇》中写到聂士成时，曾夸其为“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真正的军人”。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聂士成的确不愧是晚清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反侵略名将。

    1884年中法战争时，法军凭借强大舰队攻占台湾基隆，台湾告急。商务印书馆所出的陈恭禄教授著的《中国近代史》上说：淮军名将“刘铭传（注：当时为直隶提督授以福建巡抚督办台湾军务，中法停战后为首任台湾巡抚）迭电告急，左宗棠奏旨遣兵赴援，而兵不敢渡台”。但聂士成勇敢率部渡台，作为刘铭传的副将之一抗击法军取得胜利。中法之战后，聂士成率军先驻旅顺。1891年6月，聂士成“晋头品秩，调统芦台淮、练诸军”。1892年，“授山西太原镇总兵”，仍留直隶统率所部淮军。据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军系丛书”《淮军》一书中记录：聂士成是能文能武、熟悉军事及兵法的有心人。1893年，聂士成“因见日本、沙俄窥伺东北，主动请求踏勘东三省边陲地带，测绘山川险要，历时半载，行程二三万余里，辑成《东游记程》一书，成为当时很有价值的军事地理文献”。这样的武将在当时是少有的。

    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清廷应朝鲜请求，于农历四月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渡海进驻朝鲜汉城以西的牙山。聂士成带兵纪律严明。到朝鲜后，出安民告示，“所有粮饷器械一律自备，不取朝鲜一分一毫”。据他抵朝后农历四月二十四日的日记载：“有勇丁违纪取民间蔬菜，余虽爱兵，但即按军令割去一个耳朵，全军肃然”；朝鲜官员“以牛二、猪十、鸡子千犒师；命收鸡子，余悉璧还，作书谢之”；见朝鲜全州百姓在战乱中房屋被毁，他查明难户数目，“每家给以银洋二圆”，“难民得赈，均极感谢”。

    这时，日本已想侵吞朝鲜，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大量派兵进入朝鲜并占领汉城。敌众我寡，在农历七月，聂士成率部在牙山附近的成欢驿与日军接战。聂士成当时的日记记录牙山之战较为详细：

    廿六日，辰刻，叶军门驰至，问战守计。告以“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胜，宜驰往据之，战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而出。此间战事当率各营竭力防御，相机进止也”。叶军门从之，即率所部叶玉标等五百人往。下午，探报稷山有敌骑出没，乃登山望倭军，见马步大队驻振威，众约二三万，军容甚盛。我军马步不满二千，众寡悬殊，颇为顾虑。驰归。晚餐，于光炘来谒，称探得倭于今夜分两股，来袭成欢官军，截住公州去路。即传令各营皆饱食以待。成欢距振威三十里，西南有高山，遥对振威来路。前行十余里，有河桥为必经之道。东有小山，草深林密。东南一山，下有小径通稷山、公州。即令哨长尹得胜带炮队驻扎西南山顶，见敌过轰击之。令帮带冯义和率精锐三百伏河旁林际，敌半渡即出击。令哨官徐照德率百人伏山侧，并在山顶嘹望，何方有警，悬灯为号。令帮带聂鹏程领兵四哨守大道西沟畔，营弁魏家训领五百人为接应。令翼长江自康率仁营扼敌赴牙山路。令武备学生周宪章、于光炘等带健卒数十伏振威趋稷山道侧。营弁许兆贵率四百人扎成欢东角为声援。部署毕，慷慨誓师。众感奋，皆愿决一死战。

    廿七日，五更时，倭前队果渡河桥，我军骤放排枪，毙敌数十。时夜色苍茫，敌猝遇伏，遽引退，桥小人众，挤拥坠水溺死甚众。我军逐之。敌设旱雷于后防追军，遽退，误触雷机，轰毙无数。我军少，不敢穷追。至天明，敌后队蜂拥至道口，与我军开枪互击。不虞尹得胜在山巅迭发大炮，歼敌甚多。正在得手，敌复翻山越岭，分道包抄，我军人自为战，莫不以一当十。自寅至辰，枪炮之声不绝，死伤积野，血流成渠，而敌愈聚愈众，布满山谷。我军四面受敌，犹复决命争首，抢占山头，轰击不停。时驰骋枪林雨弹中，往来策应，见军火垂尽，不得已率众溃围而出，至天安，与叶军门会，请军门先驰往公州，自为断后，一路招集残卒，晚宿广亭。是役，我军多埋伏地中，从暗击明，故死伤仅百余人，哨官吴天培、聂汝贵、学生周宪章、于光炘等皆力战捐躯。敌兵死伤千余，经此大创，遂不敢追。

    牙山战后，聂士成奉命回国到天津募兵，转返中朝边界又突接李鸿章命令：“奉廷旨，前敌得力之员，着毋庸回津招募。”他遂转返平壤助战，昼夜行一百六十里，但途中得知日军已攻占平壤，守将左宝贵等阵亡，他又奉命渡鸭绿江回国。农历十月，淮军所部全军溃退，只有聂士成仍率军在中朝边界安东六百吊要隘，与日军相持一月有余。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聂士成守辽宁摩天岭、大高岭一带，大批日军进犯，聂士成日记记录了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九日之间的战况：

    九月廿五日，叶军门被议（注：叶志超因指挥无方溃逃被革职后斩首），奉旨以帮办军务宋祝三（即宋庆），宫保庆为全军统帅。是时士卒疲乏，粮械不给。马金叙芦防三营复奉调他适，兵力益单。请济师，不许。旋奉帅命，移师分堵栗子园、虎耳山。

    廿六日，倭兵由上游浦石河偷渡鸭绿江，来攻虎耳山，众约四五千。率队出御，自卯至午，枪炮互击，杀伤相当。下午，敌来益众。我军弹药垂尽；旋报宋帅退守凤凰，势益孤，只得将快炮二尊埋藏地下，率众且战且走，小驻笔子沟。翌日，命兵丁掘地，将炮取出，辇之而归。

    廿八日，率队至凤凰城，谒宋帅，命令移守摩天岭、石佛寺。时孙子扬、吕道生同奉帅命率盛军马步扎附近连山关、甜水站等处。

    十月初四，宋帅提兵援盖平，添派八营，令分守大高岭一带。时凤凰城已为敌据。

    十四日，倭以大队来攻连山关。盛军马队出战，众寡不敌，登时失守。闻警，驰救无及，不得已扼守山巅，竭力抵御。是时我兵少，乃于丛林张旗帜鸣角鼓为疑兵，并乘间出奇截杀、攻剿，时出时没，步步设防，重重埋伏，卧雪餐风，苦守十余昼夜，敌不能越。

    廿六日，奉上谕，特授直隶提督。天恩高厚，时事艰难，不觉感泣。

    廿九日，雪。夜，密约盛军接应，亲率数百骑乘敌不备夺回连山关隘。时敌在梦中惊觉，不知我兵多寡，逃窜分水岭，我兵开枪蹑击，毙敌无数，并阵毙倭酋富冈三造。天明，盛军队伍纷纷继至。……

    聂士成在前线作战，善部署，多计谋，能率直并及时贡献好的策略及作战方案，但由于上司畏怯退缩，每每使他无法掌握战机。据他的《东征日记》，平壤战前他到达平壤后，见大军“漫无布置，隐切杞忧”，遂提出“各军宜择要分扎、防敌抄袭，悉驻平壤城中非策”，当时叶志超等均认为对，但未及时布置。1894年底，在连山关、分水岭战斗后，农历十二月初七，聂士成电请李鸿章、宋庆，建议“军兴以来，只闻敌来，未闻我往，此敌之所以前进无忌也。拟将岭防布置严固，率精骑千人直出敌后，往来游击，或截饷道，或焚积聚，多方扰之，令彼首尾兼顾，防不胜防，然后以大军触之，庶可得手也”。但李鸿章、宋庆“均复电来阻”，这种正确的游击战法遂未能实现。

    聂士成带兵作战，不仅常常身先士卒、不避艰险，而且能与士兵同甘苦。在朝鲜及东北作战时，士兵衣服单薄，他遂脱下自己的厚衣，也穿得与士卒同样单薄。士兵受伤，他必亲自安抚并做出妥善安排。在前线作战归来，脱换征衣，身上全是虱子。

    聂士成统率的军队成为当时的一支精兵。1898年，北洋军设武卫军，聂士成部三十营改为武卫前军。陈恭禄所著《中国近代史》说：“聂士成所部为前军，驻扎芦台扼守北洋门户；董福祥所部为后军，驻扎蓟州、兼顾通州一带；宋庆所部为左军，驻扎山海关，专防东路；袁世凯所部为右军，驻扎小站，扼守津郡西南要道……宋庆、董福祥所部虽历战争，然非新法操练，军械恶劣，其能战者惟聂士成、袁世凯所部之兵耳。”聂士成思想不保守，他主张部队请德国教官执教使用洋枪洋炮，并研究西方战法，故他的武卫军有较强战斗力。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聂士成先奉命“肃清畿辅”；八国联军侵华后，他又奉慈禧之命“调回聂士成一军，实力禁阻外兵北上”。

    胡绳1981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谈到八国联军之役时说：“在天津的清朝官兵，只有聂士成（任直隶提督）所率的武卫前军……在天津保卫战中进行了比较英勇的战斗。聂士成自己于六月十三日在天津城以南的八里台为抵抗侵略军的进攻而战死。”“侵略联军在天津以北十公里的北仓遭到聂士成的残部和几千义和团武装群众的袭击（注：当时，聂士成曾将枪炮分发给义和团反侵略），发生了比较激烈的战斗。”陈恭禄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说：“津沽于六月十七日作战，七月十四日城陷，恶战凡二十七日，为中国自订约通商以来未有之力战。其作战者全为北洋军队，时称武卫军，数约三万余人，由聂士成、宋庆、马玉昆统率，三人久历戎行，负有盛名，尤以聂士成所部为能战，其兵新法操练，军械精良，及其战死，宋庆等仍力堵防应战。”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的《爱国志士》一书，在“聂士成”一章中说：“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聂士成奉命剿办，此时八国联军趁机大举侵华，直入天津。聂士成分兵三路：一路保护铁路，一路留守芦台，自率一路守卫天津，顽强抗击八国联军。在军粮城重创侵略军后，他又率部猛攻天津租界紫竹林，浴血奋战八昼夜，与侵略军恶战数十次。八国联军不断增兵，以日本和德国部队为前锋，并燃放毒气炮弹，而聂士成没有援军。但他决心誓死报国。他亲赴各防区，同官兵商讨战斗部署，激励全体士兵。7月，他率部去八里台，同数倍于己的侵略军隔石桥对阵，他屹立在桥上，向部下大声疾呼：‘这是报国之日，宁死也不得后退一步！’激战中，他在负伤七处、军衣焦烂的情况下，依旧忍痛指挥作战。最后他肠胃流出腹外，殉国于战场。后人为纪念聂士成，把他战斗过的八里台石桥，命名为聂公桥。”

    聂士成血战八里台的事迹，在侵华八国联军中一些外国人写的战事回忆录中，提到聂士成和他的士兵，满篇都是钦敬。

    聂士成部下有个士兵名叫苏锡麟曾写过《京津蒙难记》，其中涉及聂士成的一些片断，是很感人的：

    聂军门感到势难挽回，且为大将者应以身殉国，于是换上紫纱袍、黄马褂，冠带整齐，骑马亲赴前线督战。这时有一个步兵管带叫宋占标，跟随军门多年，见军门冠带整齐亲到前线，他已明白了军门的心意，当即奔至军门马前，拽住马嚼环哭劝：“军门！你不能去呀！”

    当时，军门也感动了，说：“你是小孩子，你不懂。”

    宋占标因哭劝不成，于是随在军门马后一同奔赴前方。结果聂军门殉国，宋占标也阵亡了。

    当时在八里台与我们对抗的敌军是德国兵，德军的前方指挥是库恩。此人在武卫前军当过骑兵教练，他认识聂军门。聂军门殉国那天穿的衣服特别显眼，库恩一见聂军门亲自出马，如果不把军门打死，这场战争就不易结束，于是他指挥士兵集中火力把军门打死了。军门殉国，战事也就停止了。

    传说，聂士成死后，下令杀死聂士成的德国军人库恩向前走去，望着血肉模糊的聂士成，忽然大吼：“拿一条红毛毯来！”

    他接过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士兵朝天开枪，向着聂士成的遗体致哀。聂士成，是那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真正的军人。

    聂士成生前因战功曾获勋赏为巴图隆阿巴图鲁、赏穿黄马褂，赠太子少保，抗八国联军英勇战死后，清廷下诏赐恤，谥“忠节公”，为他建“聂公祠”专祠祭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建有他的纪念馆及骑马挥刀的高大塑像。

    （本文刊于1990年冬《双拥》杂志）

    注释：

    [1]作者岳母鲁淑兰是聂士成的外孙女，其父是聂的部将，作战阵亡。其母在夫死后不久病故。鲁淑兰是由聂士成抚养成人。聂怜爱她。她小时聂作战回来常抱她在怀。所以对聂的情况多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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