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邛崃天台山那天，正是九九重阳节。我和老伴凌起凤都是六十九岁的老人了，但到此名山，又是登高节，岂能不上山？听人说山路大都有石阶，估计不会太险。于是，趁兴上山，打算饱餐天台胜景。
想不到，山路那么陡，又常遇到非常狭窄的小道，有时只能容一人走过；有时一面是悬岩斜坡，一面类似石栈道，有时苔滑路险，偏偏头上有凸出的岩石，能弯身低头而过。无数次，都想停步下山；无数次，都累得喘气。但看到周围轰然有声的飞瀑流泉，看到幽谷中苍郁夹着黄叶的大树、虬枝回绕的绿藤、峥嵘的怪石、五彩缤纷的野花，人与大自然交融，忘了自己的年岁，童真重回身心，有冒险的刺激，就一心地往上爬了。起凤是几乎被我拽着上山的，但如果没有她自己要登攀的意志力，怕也不行。知难而退，或者因为服老就停步，是爬不上险山看不成美景的。走走歇歇，坚韧不拔地用两个小时观看了响水滩等几个景点，足足爬了两公里的山，到达了“等乐安”。
“等乐安”，好怪的名字！爬到这里，豁然开朗，只见一块平坦广阔的地方，大树上高悬“等乐安”三个大字，有两家个体茶座兼餐馆正亮着“豆花饭”的牌子招徕顾客。刚到达时，一看“等乐安”三字，我心里竟一惊，从右至左念成了“安乐等”，心想，如今有不少人提倡“安乐死”，这地名叫什么“安乐等”，是什么意思？
待一问，才知不是“安乐等”而是“等乐安”。据说，原先此处附近有一个尼姑庵名曰“等栊庵”，年久废圮，庵已无存，以讹传讹，成了“等乐安”。爬山疲惫的人到此休息作安乐之等待，似乎倒也颇有雅趣。
本以为到达这里该距天台山顶不远了，心里不无几分自满。腰酸背疼亟待休息，在那家朝南的较大的个体茶座一坐，向老板夫妇一问，才知道这里距海拔一千八百米高的天台顶峰“还非常非常遥远”。他说，虽然这里离山下肖家湾已有四华里，但再往上爬，有二公里的小磨房，可以看到“天缝”奇观。如到山顶“一两天怕也爬不到”，无限风光当然是越往上越多，有“九寨之水、青城之幽、峨眉之秀”……他说得我们心里发痒。
站在“等乐安”的大树下眺望，阳光将山水染得灵光四射，群峰翠然，杰立豪峙，晴光阴岚，山孕云雾，有一叠散泉在左侧飞驰而下，澄洁甘凛。远处大山丛集，衍迤磅礴，郁如云烟，涌如波涛，繁林秋树，围拥森合，有诗味和禅味的共融，心胸畅快极了。旅游本为快乐，太劳累也无必要，决定登山到此兴尽为止。身在苍茫自然中，泡了清茶静静休息，天高气爽，深深呼吸成都没有的新鲜空气。
三十多岁的店主，木工出身，姓“植”。这姓少有。他说：“先辈明朝时从广东迁来，本是书宦人家。”老板娘姓高，泡茶冲水，微笑待客，十分能干，起凤一再夸她潇洒漂亮又能勤劳当家。这家夫妻店附设古朴的木建构施舍数间，颇像云南傣家的竹楼，离地丈余高，价廉而洁净。老植说：“上边正盖大宾馆，一年内盖成，那时，从山下坐汽车到宾馆，由宾馆往上再爬山观景就方便了！”
看看到了午餐时分，老板娘宰鸡下厨，烧来了鸡块，炒了鸡杂，端上腊肉、素菜、清淡的冬瓜汤。老板会讲吉利话，说：“这里难得见到太阳，今天你们带来了极好的阳光！”引得我们开心地笑了。又说：“从前，等乐安常有大熊、野猪和猕猴出没，现在，游客多了，只有泉流鸟鸣，那些野兽也迁到远处山里去了。”他建议我们以后再来，住在他的木屋里，不但吃住舒适，夜景有月亮或白天有雨雾，风光更迷人，上山也方便。
如果这里有著名的古迹古墓就更好，如果能听到远处寺庙悠扬的钟声就更好，如果能闻到阵阵醉人的桂花香看到似火鲜艳的红叶就更好。但没有，也不影响这儿的美与陶然，在这儿听泉水的喧嚣，看青山之无穷，似更体味到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变迁、生命的意义、人事的代谢……但“到此已无尘半点”、“万物静观各自得”，喝着茶，逍遥自在解脱了一切烦恼，盘桓了四个小时，有恬静的心醉。
并不想走，还是得归去。多亏店主夫妇指点了一条下山的便道，好走，不险，也近。傍晚时，我们曲曲弯弯顺便道下山。走到远处，瞩望“等乐安”，只见大树下雾气中那对会经营的店主夫妇还站在那里频频向我们热情挥手呢！
说是游天台山，实际只是游到了“等乐安”，但“等乐安”真好！爬到山顶是青年人的事了，但人到老年也还能像年轻人那样爬山登高，即使只到了“等乐安”也得到了欢愉！
（1993年10月）
青神中岩江山美
到青神县中岩寺，其实是为了评定四川省优秀图书奖来的。但来后一下子就被中岩的山景和岷江的浩瀚吸引住了。真想不到这里竟有这样一片山水、园林、古寺的好景色。中午抵达后，我们住在中岩寺红墙围绕的临江招待所内。这里推开阳台门窗就可以看到宽阔湍急的大江和远处无边的绿树。远山迷蒙，江上有白色的鹭鸟在飞，也有捕鱼的小船在摇驶，午后的阳光灿烂高照，银白的沙滩横亘在江中央，确会想起“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诗句。
美景吸引人，到达后当天下午就登山览胜。山的最高峰海拔近800米。山径两旁，大树参天，竹林掩映。间或看到泉水潺潺流淌。一路景点甚多，有水月楼、唤鱼池、牛头洞、罗汉岩、卧佛窟、玉泉岩等。在唤鱼池旁，停留时间最长。相传北宋时，山上有中岩书院，青神宿儒王方在书院主讲，年轻的苏轼来此游学攻读，见这潭池水清澈可人，苏轼常来观赏游鱼，而且拍手唤鱼。鱼儿习以为常，听到掌声就浮水游跃。苏轼给这潭池水起名为“唤鱼池”。
王方有女王弗，后来嫁于苏轼。北宋治平二年（1065）王弗病故十年后苏轼曾填词《江城子》悼念，情深意长，为人传诵。在唤鱼池摄影留念后，我们继续上山，一路探访景点，也有歇足的茶棚、小亭，浓荫遮顶，青幽安谧，茂草微风，钟灵毓秀。有些地方，有高高的相思树，结下的红豆，撒落得满地都是。山谷间有不少野姜花，叶片墨绿，花朵洁白，香气扑鼻。走走歇歇，确有宋朝诗人范成大游中岩时吟出诗句的感觉：“赤岩倚，翠逻森戍削。岑蔚岚气重，稀间暑光薄。……”
足足一个半小时，爬到了石笋峰下，两腿已酸。石上刻有“中岩”两个巨字。昂望灵岩石笋，真是奇观胜景，三个突起的巨大山峰如三只石笋，上面怪树虬生，姿态各异，奇伟峥嵘不可名状。只是登山的石级比较陡直，人到老年，游兴已经满足，遂小憩片刻，徜徉着下山归来。
第二天起，抛下美景开始评奖，地点选在山上江边的茶廊里。茶廊空敞，十分洁净，竹制的新桌椅美观舒适，冲茶的山泉水很甜，女服务员态度颇和善。背山靠江，环境极好，“美物静观各自得”，江上有时确也“秋水共长天一色”。从晨至暮，喝茶品书，认真议论，各抒己见，虽费思索却无累乏之感。
住处院内有一棵高达二丈余的大芙蓉树长在岩上，正盛开着几百朵红白二色的鲜花，白色开放后会渐渐变红，艳丽之至，晚饭后忍不住要站在院子里欣赏一番。天黑后，房里没有彩电，不爱跳舞唱歌的人感到无处可以消遣，只好睡觉。附近的卡拉OK舞厅里有客人用噪音大唱流行歌曲，十分热闹。好的是白天爬山累了，就是开炮丢炸弹也不怕了，一觉睡到次日天亮才醒。
我历来认为，非常出名的名胜处虽好，只是游客太多，一片嘈杂，反而得不到真正的享受；真要旅游，该去寻访不知名的景观，到那里才有可能真正享受到与大自然的交融。中岩有山有水，风光不凡，有临江的干净客房，有很好的茶廊，泉水引作自来水，使用尚称方便，而厕所也注意了打扫，但现在从事旅游业的有眼光的经营者认识到：旅游业是现代商业文明的产物，作为一种全方位、高层次的文化消费，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了。游客希望有的是方便的交通、较高标准而货真价实的食宿、清洁的卫生设备、较多的景点和丰富的活动项目和天地……怎么注意市场变化与游客需求改变经营观念？怎么投姿吸引旅客？都到了该多动脑筋的时候了！
在中岩时，看到这个被“藏在深闺”的景点，已经络绎不绝地有一批批游客来光顾了！写这篇游记，为中岩做做宣传，更重要的是寄望于一切旅游地点，为吸引游客，适应新的形势，观念不能老化，应当更注意“包装”的更新！
（1996年）
寻梦洞庭路
我心里有一种汹涌而神秘的呼唤。
到南京后，第四天上午，决定实践久已蕴藏的愿望：去洞庭路寻找、探望故居。洞庭路在我的一百六十多万字的《战争和人》三部长篇小说（《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中被改作“潇湘路”了。小说中的人和事本是“演义”，何况路名。因此，“洞庭路十号”在小说中就成了“潇湘路一号”了！
我同起凤请堂侄秣都陪伴去探访故居。秣都建议我们步行从唱经楼、丹凤街经过安仁街、高楼门、百子亭直趋洞庭路。这正合我的心意。《月落乌啼霜满天》里写过这段路，我当然愿意看看今天的景象，抱着通幽的情趣走着去，去寻找。
天气晴朗，冬阳溅泼。小小的唱经楼想不到依然存在。庙宇似的两层小楼，经过修整，白墙黑瓦，住着居民。从这到丹凤街，当年张恨水的名著《丹凤街》中形容的拥挤、喧嚣、肮脏都失踪了，那种我们当年听惯的市声，亲眼看到的堵塞现象不见了。许多熟悉的店面都成了人家的住所。安仁街变化更大。记得有家小食品店，常出售煮熟的五香牛肉，滋味鲜美，如今却无影无踪。这里本来有个高坡，高坡上是横穿南京的小铁道。小铁道早已拆除，高坡仍在。我们走上高坡，没有了当年破落的棚户区，看到的却好像是一处密集的校舍。下坡来到高楼门，过去空旷的两侧是一些红砖或青砖的二三层花园洋房，现在则密密麻麻新旧交杂的全是栉比鳞次的五六层办公楼和工房。房屋起伏如海洋。一切均非畴昔。真是“旧时心事已徒然”，“惟余眷眷长相忆”。年少时的梦哪里去寻？
终于，经过百子亭，到了洞庭路。洞庭路的路名当初还是父亲起的。想不到当年带有六朝烟火气的这条两侧有高大柳树的僻静短路，如今已成了热闹的集市，开设着“凤凰餐厅”、摆着一些“风味小吃”的羊肉串小摊，熙来攘往的人摩肩接踵在采购花色品种繁多的蔬菜和鸡鸭鱼肉。
稍停，站在洞庭路十号两幢灰青色三层楼房面前了。熟悉，又陌生！这两幢外壳破损凋败的“洋房”，像两个遍体鳞伤的老人在苟延残喘。前幢久无人住，墙上遍布青苔，门窗朽败。进去一看，心紧缩了：从楼下抬脸可以看到三楼的屋顶天花板。后幢原来的大门用砖封闭了，只剩一个后门进出。二楼阳台上晒着衣服，开着窗。上前去探询，住在楼下的一个三十来岁胖胖的女传达出来问：“找谁？”
原来是南京市肿瘤医院的宿舍，一共还住着八九户等待搬迁的人家。
我笑着说：“不找谁，我们早先在这里住过，现在回来看看。”
“呵，从海外来，是吗？”
我戴着黑眼镜穿着夹克挎着相机，起凤梳着发髻，穿着比较鲜艳的豆青色羊毛衫，秣都穿着西服，引起误会了。
我笑着摇头，拿出老干部离休证给她看，告诉她：新中国成立前，洞庭路十号这前幢房屋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修理好准备办《新华日报》用的。因为有这点纪念意义，我们特地来看看。
她很客气，热情地说：“那你们随便看好了！迟来一个月，就看不到这房子了！”
“为什么呢？”起凤奇怪地问。
“这房子决定拆了！”她指指堆积满地的瓦片和砖块，说，“拆起来快得很！要盖大楼了！”
一种舍不得的感情弥漫胸间。我这次来，是怀旧和伤逝的情感驱使自己来的。找到了故居。看到它败落得难以辨认，本已感慨，再听说马上要拆除，今后它将完全消失，更难忍受了。
原先，前幢房屋前面，是大茶园，总该有一亩半地以上吧，面临一个可以钓鱼的水塘。塘上漂满绿萍，塘边杨柳丝丝。花园里那时种有竹林、珍珠梅，有葡萄架，一棵野桑树很高，我尝过树上紫红的桑椹，酸甜味依然难忘……可现在，清水塘早填没了（2015年8月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编导白谛与一位摄像来采访我时，这位摄像正巧是旧日邻居，他说早年南京日寇杀死大批男女丢在水塘里，所以后来用土将水塘填没了），花园加上水塘的地皮已矗立起一幢十几层的大厦。对比崭新的大厦，洞庭路十号的旧房更像一个“乞丐”。这一带紧靠玄武湖，改革开放招来大批国内外游客，远近都有漂亮的高层建筑拔地耸立，洞庭路十号的房屋夹杂在新建的大厦内无论如何是不像样的了！
秣都忽然提议：“这房子不该拆！向市委反映吧，这是有纪念意义的一处房屋，应保留它！”
想法不错，我却没有同意。我默默伫立屋前，一些遥远的故事从记忆中回来了，在心灵上引发出某种寻觅意象中所获得的满足，一时难以甩脱。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这样多的人民，在党领导的革命中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有多少？少数是应当保存的，多数未必都应当保存，也不可能都保存。就拿这房屋说吧，让它随着祖国开放和建设的脚步从拆除转化为新的大厦怎么不好呢？这种“新生”较之保存它似乎更有意义，不是吗？
我老了！也许不会也不可能再来；我也许在以后的日子里，常会在寂寂的夜暝中依然对这故居和它的历史魂牵梦绕！我也许会在创作和怀念的时节依然会冲动地享受到那种消逝了的壮美的情怀。但这一切仅仅不过从属于我个人，是我生活浪花中曾激发的小小的涟漪。在整个人民生活的潮汐中算得了什么呢！一幢实实在在的新的大厦总比这残破衰败了的旧屋好得多！这代表着我们的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前进！……
“拍点照片作纪念吧！”起凤提醒、催促我。
我突然发现那块“洞庭路十号”的已经锈损了的蓝底白字的门牌仍高悬在砖砌的门柱上。它当然快将与这旧屋一同毁灭。我迈步上前，高高举起了臂膀，轻轻用手将门牌摘取在手，像面对一件“文物”，珍贵地将它用手帕包起放入口袋。这对别人已经无用的废物，对我却有意义。我将把它带回到四川成都，放在我卧室里的那只玻璃橱内。
拍了照片，离开洞庭路时，我带着寻梦后的怅惘，也怀着斐然诗意，有离绪悠悠，也有豪情满怀。
（本文刊于1990年《文学报》）
永不忘却的血色回忆
岁月水也似的流过去了，记忆已经遥远。那是一种游荡在我的血管之中，熨遍我的全身，刺激我的心灵，似乎永远不会改变的特殊感受。
置身于古老而又现代化的南京，看着龙盘虎踞的“白下”形胜，这种锥心泣血的感受总是随着血淋淋的记忆，不断强烈侵袭着我。我不能不想起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时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场大屠杀的高潮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昼夜不停地持续了六周之久。当时全市被烧毁的房屋约三分之一，无辜同胞惨遭杀害达三十万人以上。只要想起这些，我心情总是变得非常压抑、非常愤激。旅游的欢愉兴致也就受到了创伤。于是，从我下榻的金都大酒店九楼的窗口，外眺南京四下里云霞斑斓、茫茫无边的景色时，我常默默凝思，怅然不悦，沉浸在苦涩复杂的心情中。
到南京第三天晚上，民革南京市委主任委员夏瑛同志，请我和起凤到家里吃饭。夏老安排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孙芷莉同志，利用吃饭前的时间来采访我。纪念馆的同志们，为搜集、考证资料，做了大量宝贵而有意义的工作，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由于我在1946-1948年间常在南京，有意识地搜集过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又参加采访过当时在励志社礼堂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目睹过在中华门外兵工厂后面小山上和南京城北一带死于日军屠刀下的同胞尸骨的发掘，纪念馆的同志希望我谈谈当年的情况。于是，回忆的帷幕打开了，我的心走进了寒冬，那种特殊的感受顿时变得格外浓烈。
我在1947年间访问过一批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见证人，可惜厚厚的几本笔记连同一些照片早已毁于“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曾用“王公亮”的笔名在1947年的上海《大公报》、上海《时事新报》和重庆《时事新报》发表过关于南京大屠杀和审判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纪实散文和特写，但这些文章早已失落。不过，印象深刻的事总是难忘，现在还牢牢记得的并不少。
1946年2月，当时中国成立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和丙级战犯达两千多人。我在南京小营“国防部战犯拘留所”，访问了三个南京大屠杀中的受害者：梁廷芳、陈福宝和李秀英。
1947年2月，开始审讯谷寿夫。这个身材短小容貌猥琐光着头的日本军人率领的第六师团是最早由中华门攻入南京的日寇部队，杀人最多，暴行最烈。4月26日上午，我在中华门外刑场目击他被枪决，当时，在东京的远东国际法庭，正审讯恶名昭彰的松井石根大将。他是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对大屠杀负有直接的最高责任。他的罪行需要证人，梁廷芳、陈福宝、李秀英三人本来都应当而且愿意去做证控诉，但当时的蒋介石政府不给他们解决来回的旅费。后来仅梁廷芳一人成行，去到东京做了证人，当庭陈述了他所亲身经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
我访问梁廷芳时，这个饱经风霜的壮实中年汉子，为人朴实，脸色庄严，叙事清楚。他本来参加了保卫南京城的战斗，是担架队的一个班长，城破后，逃入了当时外国人组织的国际委员会设立的难民区（也称国际安全区），地址南自新街口起，经过中山北路、中山东路、汉中路，直到汉中门、挹江门等地，包括山西路、宁海路一带在内。日军来搜查，发现梁廷芳手上有老茧就拉出来反绑双手架走。在南京陷落的第四天，梁廷芳同华侨招待所的男女难民五千多人一起，排列成行，由大批日本兵用刺刀押解到江边中山码头。日军架起机枪开始集体大屠杀，死人遍地成堆，血流成河，尸首随波漂流。梁廷芳中弹负伤，在滔滔江水中拼死游到对江登岸，才逃得命。我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续集《山在虚无缥缈间》的第五卷写到尹二在中山码头脱险的一段经历，原型就是来自梁廷芳。记得参加当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松井的梅汝法官，在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上发表过一篇《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文章，曾谈到当时有个证人在东京做证，他记不清是谁了，其实就是梁廷芳。我问芷莉知不知道梁廷芳的下落，她说：“人已经不在了！”我的心一动，不禁唏嘘。南京大屠杀已五十四年，梁廷芳活着该有九十岁左右了吧？人不是都能活得那么长的！
陈福宝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南京城陷时，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被日军逮住，与其他几十个人一同用绳索捆绑着，带到五台山下屠杀、活埋。日军勒令其中一些人用铁锨把活埋的洞穴加大。他力气小，挖时使不上劲。一个会柔道的日本兵把他拎起举在背上，猛摔在地昏厥过去他像死了一样，日军将其他人刺杀和活埋后扔下他走了。他苏醒后，天已黑，悄悄爬起潜逃。几个月后，平靖了，他有亲戚在新街口开照相馆，有日军拿了胶卷来冲洗，拍的全是烧杀奸淫的“纪念照”。他亲戚是有心人，特地加洗了一套照片密藏，准备将来抗战胜利了拿出来作罪证。我在1947年2月见到陈福宝时，他穿着西装，已是一个高个儿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了，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他将一套几十张照片送给了军事法庭。我从检察官陈光虞那里看到了这些照片，看时汗毛悚然，心在战栗，热血沸腾。照片上的日军砍中国人的头，刺中国人的心脏，轮奸裸露的中国妇女，奸后剖腹杀死……我那天曾随陈福宝到五台山下，他指给我看日军活埋中国人的地点。军事法庭取证时，曾按他提供的地点挖出过不少骷髅和骨骼。审讯谷寿夫时，各处挖来的大批骷髅骨骼作为罪证都摆在谷寿夫面前。陈福宝提供的照片也使妄图狡赖的屠夫谷寿夫哑口无言，因为照片上烧杀奸淫的日军佩戴着第六师团的番号。我问小孙陈福宝的下落，她说：“知道有这么一个提供照片的人，但未曾找到。”是呀，悠悠数十年，青年早已成了老年，他也许早已病故，也许浪迹天涯离开了南京，哪里去找呢？
我同小孙谈起李秀英，想不到星换斗移，这位了不起女同胞，至今还在南京，该是七十好几的老人了吧？她家住南京玄武区鱼市街卫巷，当年南京城破之日，她怀孕已七个月，丈夫到乡下躲避去了，她随父亲躲藏在五台山一所小学的地下室里。大屠杀期间，来了几个日本兵要强奸她。为了不被侮辱，她宁死不屈，一头撞在墙上，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头一批日军走后，不久又来了第二批。三个日本兵要奸污她。一个日本兵来解她的钮扣，她见日本兵腰间有刀，就夺日军的刀，用牙咬日本兵拼命。日军用刺刀将她刺砍了三十几刀，以为她死了，这才扬长而去。日军走后，父亲见她死了，十分伤心，但她苏醒过来哼了一声，才知道她还活着，但腹中的胎儿流产了。我在《月落乌啼霜满天》中写的庄嫂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也就是用了她作原型。知道她仍健在，我真高兴。我还能记得当年，她长长的脸型和严肃、冷峻及庄重、愤怒的表情，还有她脸上的伤疤。小孙告诉我：她采访李秀英老人时，老人告诉她：“当年有一个年轻的记者访问过我，并且写了文章。可惜我忘了名字。”我想，那该就是我吧？我当时确是访问了她和她的丈夫，也写了文章的。我真想去看望她，叙叙旧。可惜因为匆匆离宁急于去上海治病，未能如愿，成了一件憾事。
1991年6月，在美国发现了一部由已故美国牧师、当时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委员长约翰·玛吉等拍摄的实录影片，能放映三十分钟，证明了日寇当时在南京的种种灭绝人性的残酷暴行。接着，日本《每日新闻》10月5日报道说：“记录片中‘有一位被刺刀刺伤横躺在床上的年轻姑娘’。记录片放映后不久，一位《每日新闻》记者发现这位姑娘的脸形和经历与他在南京市见过的李秀英极为相似。接到这一消息，《每日新闻》采访组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有关人员协助下，找到了李秀英，最终判定为同一人。”我读着这段报道，心潮起伏，衷心祝愿这位有民族气节、经历过大劫难而如今沐浴在社会主义阳光中的老人健康长寿。对我来说，仅仅只是在四十四年前采访过她，但她绝不是匆匆相识又可以匆匆忘却的人。我希望她能看到我写的这篇文章，也希望以后到南京时能再同她见面。
那晚，菜肴丰盛。吃饭时，我们谈南京的美好变化，谈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谈今天中国再不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摆布的自豪……但一直到宴罢回到住处，我心中总因那种由于南京大屠杀引起的压抑和愤激感到难受。我望着夜深仍华灯灿烂的南京，仿佛仍听到金戈铁马声。半个世纪过去了！欣欣向荣的南京城已难寻觅早年沦陷时凄风苦雨的容颜。但当年南京遭受敌人铁蹄蹂躏的百姓的哀号声，仍在我灵魂深处回荡。夜更深，天上有一泓朦朦月光，我关了电灯，让月光进房，仍不想睡，在疲惫的兴奋中默默思忖。起凤同我站在月光中，并肩临窗眺望。她了解我，我也了解她的心情，她的小叔凌淦，是一个誓死抗日的爱国军人，军校十期的，保卫南京时守中华门，勇敢战死在南京城内。我在《月落乌啼霜满天》中写的童军威，身上就有他的影子。头一天，我们经过中华门，看见了城墙上当年激战时留下的大大小小的弹洞。当时，带着凭吊的心情，谈起她小叔凌淦的死，我倏然发现她的脸色变得那么苍白了！
两年前，我见到报载日本教育当局竟然企图涂改历史，将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战争罪行从教科书中抹去，将“侵略”一词改为“进入”。前年，我读过日本一个所谓评论家田中正明写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卑劣得竟把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说成是无中生有。去年，我也读过日本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胡说什么“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的文章。这些事，这些“书”和“文章”，在国内外都引起公愤，也遭到了日本有识之士的驳斥。
其实，铁一样的事实摆在世界人民眼前是怎么样也否认不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就说过：“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前事已是历史，但是不能遗忘，更不能否认、歪曲。这些年来，日本人民进行了六次“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的活动。这项活动由日中友好人士菊池善隆先生创始。他曾五次带队到南京，在珍珠泉公园种下两万多株树苗。他去世后，日中协会常务理事林右一又率一个三十人的访华团第六次到南京，团里有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有八岁的孩子，他们怀着对大屠杀中受害者的悼念，怀着对中日人民友好的热忱愿望，又在南京珍珠泉公园种下了一千二百株象征日中世代友好的树苗。
南京之行，我的情感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对南京大屠杀的血色记忆，永不忘却，是因为我们愿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共同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许历史悲剧重演；永不忘却，是因为中国人民应当牢记中国过去受侵略的血染历史和灾难，从而懂得我们应当怎样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继续走振兴中华之路！
（本文刊于1990年《文学报》）
与管桦的还稿之交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我去到唐山和冀东采访，主要目的是重写节振国（后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题为《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也是想看看我有感情的唐山人。到唐山后，满目疮痍，遍地废墟，那真是惨绝人寰的景象。我住市委招待所——实际是帐篷里。用水困难，水里全是漂白粉，放出水来像牛奶一样，过一会儿才能澄清，招待所里有一个市委干部的女儿，全家死于地震，她疯了，总是坐在那里哭。天热，我到冀东烈士陵园，只闻到仍有尸臭味，原先华丽巍峨的纪念堂、陵园的办公室全部从根倾圮。烈士的墓，如包森司令员的已开裂，我找到节振国烈士墓，墓尚完好，但碑也倒了，陵园内有简陋的地震棚，住的是原来陵园管理局档案处的一位姓赵的女同志（年久了已忘名字）。她真了不起，家人有死亡的，她却将档案从废墟中挖出来存放地震棚中同住保存，十分敬业。我翻阅档案时，发现有两部厚厚的手稿，一部有稿名，一部没有。有稿名的一部是《包森传》。包森司令员在冀东抗日战争中牺牲，是位有名的将领，这我知道（但此书后来未见出版）。另一部没有书名，厚厚的，是用毛笔写的，很粗糙，但字很好，这部我觉得可能或应当是《将军河》的原稿。两部稿子末页均有红卫兵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的“此稿从黑帮管桦家抄来”的字样，并盖有红卫兵组织的图章。赵同志告诉我，这是地震前红卫兵留下的。
我不认识兼为作家、书法家、画家的管桦，但知道他是冀东丰润县人。他本名鲍化普，其父鲍子菁是革命烈士，1938年参加冀东二十万工人抗日大暴动，任九路军第七师师长带领家乡子弟兵抗日作战，抗战胜利前为抗日作战牺牲，也葬在冀东烈士陵园。而管桦的作品我是读过一些的，挨批判的《辛俊地》我认为是爱国主义的好作品。他写的歌词像《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也欣赏。我对赵同志说：“我将去北京，这是作家管桦的心血，我将负责送还给他！”赵同志说好，我就将两部书稿一并带到北京给管桦送到石板房24号家里去。他不在家，但收到稿子写了信给我说：“……我不在家，非常抱歉。感谢您从唐山烈士陵园给我带来的手稿，我正在查找不到，心里非常着急的时候，您就送来了，真是高兴极了。特向您致以衷心谢意……”
后来，我们通了电话（我当时住在北京朝内大街人民文学出版社作者宿舍），他为人豪爽，向我致谢，又说要画幅墨竹赠我。但我忙于创作想挽回因“文革”失去的时间，很少同人交往。既未再去拜访，同他迄未相会。文人相亲相助，我做了送还他稿件的事，理所应该。后来，见到他的长篇《将军河》出版，我认为送给他的手稿，至少应对他写成《将军河》这部巨作是有帮助的。遗憾的是我们之间只是神交，却未能见一面谈谈冀东和当年的抗日战争。以后，管桦同志去世，这件事也就封存在我心上，只剩下他的信和留在我心上的我们之间曾有过的感情交流了！
王火同志：
您来石板房，正赶上我不在家，非常抱歉。感谢您从唐山烈士陵园给我带来的手稿。我正在查找不到，心里非常着急的时候，您就送来了。真是高兴极了。特向您致以衷心谢意。上星期六人民文学编辑部同志来，我曾托她代我向您致谢，我怕她工作忙，忘了，又写此信。本想去看您，因为闹心脏病，近日血压又高起来，出不得门了。
专此并祝
近好。
管桦
十月十八日
难以忘怀
人到老年，容易怀旧。我也不例外，今年七十四岁了，童年已经那么遥远，有的事早已在记忆中消失，有的事仍留下了印象，即使粗疏，却难以忘怀。
从小父亲就把乡思乡情的种子播在我的心田，父亲告诉我：我们是苏北如东县掘港北坎人，那地方离黄海很近。有时海上刮龙卷风，传说是龙垂下尾巴在“哗哗”取水……于是，浩瀚的大海在我心中留下了神秘感。家乡的亲属有时带些海味到南京送给父亲，有虾米，有鱼干，有紫菜。吃着家乡的海味时，父亲就会谈起他童年的一些往事。他说十六岁时，独自离开家乡，祖母夜里给他缝补衣服，早晨流着泪送他到村头，让他带的有几个煮鸡蛋，塞给他一个小包袱。那时家穷，他决定出去闯一闯。但从那以后，就没有回过家乡，更是回忆着少小离乡背井的痛苦。于是，我年纪虽小，也默然了。到今天想起这些，心里仍是恻然，仿佛看到父亲那深情湿润的眼睛。
父亲离家是步行去南通的。那该是1905年，当时南通城之一代名流张謇先生把实业、教育称为“富强之大本”。父亲自己用红纸写了名帖要求晋见“张四先生”。张氏见来者字迹挺秀，是一个气宇轩昂的贫穷少年，问：“找我何事？”父亲回答：“我要读书救国，家穷无法如愿，想请先生帮助，愿拜先生为师。”张謇先生奇怪这么一个贫穷的十六岁少年竟有这样的抱负，赐座与之交谈，发现他气度不凡，谈吐渊博得体，上进心强，高兴地笑道：“好好好！我收你做学生，帮助你上进。”后来，让父亲到南通县渔团任团练，团部设在南通城东北的王藻祠内。父亲当时在张謇先生处干了几年，终于剪辫去沪，考入中国公学法律系，以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又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法政科攻读……父亲终生对张謇先生是作为恩师对待的。
从父亲的嘴里我不但知道了如东，也知道紧靠家乡的南通。1936年暑假，我这个高小毕业的学生随父亲由南京坐火车到上海，然后由上海乘船去南通。父亲说：“到了南通也就是到了家乡！”我也就有了一种回家乡的亲切感和光荣感了！真想看看南通是什么模样，真想在南通好好随着爸爸玩一玩。然后告诉人：“我回过家乡了……”
记得很清楚，在上海是晚上去坐轮船的。船行一夜，第二天黎明红日升起时到达了南通，在天生港上岸，我们住的那个旅馆当时是南通有名的，名字好像叫“桃之华”（读音如此，是哪三个字早忘了），来看望爸爸的客人很多，爸爸有时也外出看望人家，南通话我能听得懂，但觉得“你到哪里去”念成“你到哪里剃”，把“糟了”说成了“豁倒”，感到有趣。我也就学着讲，因为这是家乡话。
南通整个城市留给我很美好的印象，干净、整洁、繁荣、精致，气候也不错。爸爸和朋友带我游玩了著名的狼山。狼山旁边好像还有剑山、马鞍山等小山。在狼山上游玩，使我想起了镇江的金山寺和焦山上的寺庙。和尚出来殷勤招待，我们在那里吃了斋饭，都是素菜：素鸡、素火腿、豆腐、竹笋、素圆子、香菌、玉兰片……爸爸和客人们吃得津津有味，我却因为鸡呀、火腿呀、鱼呀都是假的，颇感失望。只有风景很好，可以爬山，可以看江，满足了我“玩”的愿望。
到过一处祠堂，给我至今留下了虽然模糊却很长久的记忆。这是纪念一位明末抗日英雄的祠堂。这位英雄姓曹，是位卖切面的人。当倭寇登陆来进犯大肆烧杀奸淫时，他拿起切面刀奋起去杀倭寇，杀死了不少敌人。听了这个故事，我当时十分激动和敬佩。祠堂门口有个铜像，塑的是一个勇武刚毅的中华爱国男儿，手执一把切面刀。铜像虽经风霜雨雪已经斑驳陆离，但人物的英雄气概使人看了难忘。这件事所以给我留下印象，显然是同当时的时局有关。那时要求抗日的民众情绪十分高涨，当局想压制但压制不住，连我这样一个高小六年级的小学生也早就怒火满胸膛了。就在这年的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而第二年就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全民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这个祠堂和铜像如今不知还在不在。
南通离我的家乡掘港北坎很近，爸爸到了南通，动了乡思乡情，很想回去看看。他是对家乡有感情的人。到了南通，在旅馆里，晚上他又讲起小时在家乡的经历、谈起祖母在他离乡时送他的情景……讲着讲着，泪水满面。我明白，讲这些是教育我上进，也是将家乡观念灌输给我。他说过：“爱家乡的人多数爱国，爱国的人多数爱家乡。”但因时间紧，他突然急着要回南京。以后，他终于独自回乡去了一次。那是他十六岁离开家乡后唯一的一次回家乡。
我迄今从未回过家乡。但我想，我总要回一次家乡去看海的！也要到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南通去寻找我过去的踪迹的！
（本文刊于《南通日报》）
心存乡情
一
未到过家乡南通如东北坎，年老了，却仍会深深想念家乡。这好像成了父亲留给我的一份“遗产”了！每每思父和思乡缠在一起，情景朦胧，滋味复杂。
抗战前，在南京，我年岁还小，从父亲嘴里听他讲起北坎，感情好深。他小时候家境贫寒，提过篮子卖梨；十六岁时，决定出外求学寻找出路，祖母煮了几个鸡蛋送他到了村头。他提个小包袱步行去了南通。说到这里，他眼里含着泪花。他也谈到家乡的大海和“龙取水”（龙卷风），于是我脑际留下了乌云密布、天风浩荡，远处海上阴森恐怖地挂下一条条黑色、白色的“龙尾”垂入海中，搅动得海水哗哗地响的情景。那时候，家乡的人带来了海味，从鱼干至水晶虾米。父亲吃得不多，介绍时却浓情蜜意夸这些海味怎么怎么好。从家乡来的一些堂兄们都会喝酒。据说，家族里酒不沾唇的人仅有我。一些年后，我长大了，堂兄们喝酒时仍会笑指着我说：“北坎人都会喝酒，你不行！”如今，父亲早已去世，堂兄洪海、洪江、洪治、洪流们也一个个西行，往事遥远，记忆难忘，笼罩心际，音韵久长。
二
年月流泻，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日寇占领了大半个中国。颠沛流离，我从南京到武汉去香港，从香港到上海租界。“孤岛”沦陷，又从上海途经苏、皖、豫、陕入川。1945年抗战胜利，我重回沪、宁一带。新中国成立后，从上海调至北京工作了十年，又到山东工作，再从山东到了四川，在成都瞬息二十多年了！兜着圈子度过似水年华，年岁渐老，从未回过故乡。前年春天，应邀到安徽开笔会，南京、南通也有友人邀去欢聚、疗养。怀着好心情本拟顺道到一次如东北坎看看家乡新貌，拜访父老乡亲，见见大海，给先人扫墓献花。不巧SARS猖狂，四月间匆匆从安徽飞回成都。与家乡失之交臂。可见，人的愿望每每要实现并不容易。如今，在我这年逾八十视力与身体都不好的老人，想回家乡已是一种奢望。我这一辈子，始终好像在做游子，总有萍飘似的感觉。乡情上心，有时像一杯甜水，甘美解渴；有时像一颗橄榄，回味无穷；有时像一盅美酒，可以温暖陶醉；有时又像一剂汤药，苦涩却能治疗思乡病。
有人说过：“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我却不这样想。我住过的地方是第二故乡、第三故乡，但真正的故乡如东北坎，那是第一，这位子我一直留给了您！
三
1997年出国访问捷克，在布拉格由捷克作协主席陪同与肖复兴等一同参观德沃夏克故居。那是一幢古老建筑物，被大树绿荫包围，宅前有德沃夏克的青铜像，环境幽美，四下静谧，一些洁白的花盛开，有小鸟啁啾。
德沃夏克（1841-1904）是19世纪下半期捷克民族乐派的代表、世界音乐大师，出生于捷克，1891-1895年曾应邀任美国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
那天，下着细雨。走进他故居客厅，管理人员是位白发老太太，特地为我们在客厅里播放德沃夏克的名作《思乡曲》，神奇的旋律，让人心头荡起一种难以言说的乡愁。该是他远离家乡客居美国时的作品，有淡淡的动人心弦的震撼力。也巧，这是一首曾被译成中文而且我年轻时就会唱的歌，歌词是：“念故乡/念故乡/故乡喜又爱/天甚清/风甚凉/乡愁阵阵来/故乡人/今如何/常念念不忘/在他乡/一孤客/寂寞又凄凉/我愿意/回故乡/再过旧生活/众亲友/聚一堂/共享从前乐。”
音乐的魅力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至今想起那天听音乐的情景，我仍激动，也又总搅动乡情。从那时起，我常想购买德沃夏克的音乐碟片，希望常能听听他的《思乡曲》。可惜，无数庸俗浅薄的流行碟子都有，这样经典的名曲至今还未觅到买回。
我有一种难言的感情，欲说还休！乡情应该是无价的。
身在家乡的人有福了！我祝福大家！
秋雨淅沥
晚上，秋雨淅沥，友人G来访，闲谈间，告诉我：一位青年作家刚写过两三本书，就十分骄傲狂妄了，竟大言不惭地说：“G的作品算什么！我是不屑一顾的！”G本是位谦虚的老作家，谈到这里竟激动了，说：“难道我的作品真那么孬，他的作品真那么好？”我安慰他，也真心地说：“不，作家的特点是谁也代替不了谁！骄傲者的作品未必一定好，谦虚者的作品未必不好。正如引起轰动的作品未必一定佳，不引起注意的作品未必一定差。读者多种多样，作品又各不相同，无法用一杆秤来称作品的！何况，如今还有‘炒’和‘捧’的风气干扰……”
G走后，我的心却不平静了，窗外墨黑，一切朦胧，一切显得寂寞，听着雨声，想起了不少往事。
也许骄傲狂妄是年轻人的通病之一，我也是过来人，但如今回忆起一些骄傲的往事，剩下的只有惭愧了！
那是在初中阶段，一位教国语的教师，我主观地认为他“不行”！上课时就不愿好好听讲！一天上课，他教的是课本上摘自《水浒传》的“武松打虎”那一节，教到武松说“鸟大虫”时，他一定是因为班上还有女同学，这个“鸟”字念出来刺耳，所以念作“乌大虫”。
他竟将“鸟”念作“乌”！抓住了老师的辫子，我好不得意！就逞能地马上举起手来，打断了他讲课。他问：“什么事？”我站起来答：“老师你念错了！这不是‘乌’字，怎么你念‘乌大虫’？”于是，课堂上哗然起了笑声。老师气恼地说：“别以为做老师的连这两个字的区别都不知道！但在这课堂上我不愿意传授骂人的话！你知道这不是‘乌’字不就行了吗？……”这一说，反倒弄得我脸和耳朵都红起来。其实，这位老师就是鼎鼎大名的苏州才子范烟桥先生，他学识渊博，有许多著作的，我当时对他毫不知深浅。
后来，在四川江津高中时，骄傲的毛病我仍未改。在高二时，一位葛老师教语文，讲到了韩愈的《答李翱书》。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韩退之老夫子是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文字既有创新，却也常常艰深奇崛而险怪，要讲深讲透他的句子有时是十分难的。我却举手提些刁钻古怪的问题考老师，使老师当堂难堪，气得脸色发白，我却自以为能，暗自扬扬得意。那阶段，我借居堂兄王洪江家上学，堂兄比我大二十岁，做律师；见我骄傲，常笑着说：“你啊，你的头上有两只角！将来，这两只角磨平了你才知道怎么做人！”我听了，并不介意。
考大学时，我决心只考一个，而且要“考一个取一个”，被哥哥宏济骂了一顿，说：“别胡乱骄傲自大，谁也没把握考什么学校就能录取什么学校！快去再考第二个大学！”于是，我忙再去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结果发榜时，第一个蛮有把握的大学未录取，复旦大学却录取了。幸亏又考了复旦，要不，就只好失学了！
到复旦大学后，情况渐变，同学中人才济济，比我强的很多。大学里有一批著名教授，听讲一次课或读他一本著作就使我折服。我也开始大量地读中外名作，遂开始认识到世界之大，人才之多，学说之广，知识之博，自己实在是“沧海一粟”，算不了什么。面对权威，越学越知不足，谦虚遂应运而生，努力想求知的欲望也更强烈。记得当时选修了上海某大报总编辑赵君豪的课。选他课的仅三个学生，但按大学规定，教授的课有三个学生选就可开讲。赵君豪总编辑本不是一个口才好的教授，见来上课只有三个学生更不来劲。一次上课，那两个同学都跑到后排坐着而且打起瞌睡来了，只有我独自坐在第一排专心听课，因为我觉得他的实践经验丰富，许多内容还是有独到见解的。两节课完，他突然走到我的面前，手里拿着名单亲切地问：“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我回答后，他点点头，热情地伸出手来说：“谢谢你专心听我的课！”后来，他因为忙不再来上课了，却写了封信给我，大意说：由于工作忙，以后不能来上课了，很对不起，希望我有空到他报社里玩。我虽未去找过他，但这件事使我懂得：尊重常是相互给予的，目中无人那种无端的骄傲除了伤害人之外并无道理，虚心倒是可以得到收获并也得到别人敬重的。
从那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学习的深入，工作中碰钉子的教训，这才体味出堂兄洪江说的那句话的滋味来了。尤其是参加革命后，从马列主义中学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学到了一分为二，学到了实事求是，学到了全面看人看问题，学到了向工人农民学习，尤其是见到一些谦虚的学者、长者、智者的表现，更感到做井底之蛙的可笑……骄傲有时也许还会剩点尾巴要冒出头来，狂妄则确实铲除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在山东做过一些年的中学行政领导工作，就深深感到教师中的“能人”很多。“人各有长短”，“红花也得绿叶扶”，向他人学习是使自己进步并做好工作的前提。比如拿笔写作，我从不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有多好，但我却总不断阅读别人的作品，从中汲取营养。谦虚使我受益，我总觉得《皇帝的新衣》中那位赤身裸体的君主昂首阔步摆出一副高傲的皇帝架子来既可笑可悲，也很丑陋。
“文革”结束后，有一年，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住着。一天，一位名小说家来，几位年轻的作家要他谈谈创作经验，他见是几个年轻人就谈了。我年岁大，但长相年轻，小说家起先未注意，谈到中间，突然发现有个年岁大的在座，问：“这位是谁？”别人作了介绍，握完手，他就再也不肯往下讲了，并且仿佛怀着愧怍两次致歉，说了不少谦虚的话，惭愧自己不该摆老资格乱谈经验。其实，他谈得很好，我很受教益。平时我是很欣赏他写的短篇小说的。可是他的谦虚使我感到有能耐的人总是很谦虚的，而谦虚更使人起敬。
在一些年里，狂妄的人不是没遇到过，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去中越边界，在昆明时，军区首长宴请。我们是解放军总政治部邀请组成的作家代表团，十几个人，其中老、中、青作家都有。宴请那天，一位名作家到了昆明，军区就把他也请来了。但他的骄傲狂妄却非一般，与我们团会见时，逐一介绍后同他握手。他知道姓名的握手时还像样，对“无名之辈”却用不屑一顾的态度握手，引得有的同志非常气愤！宴请时，一共两桌，他在军区首长张秀这一桌上。军区首长站起来祝酒时，我们一起起立碰杯，他不但坐着不动，而且动筷先自顾自地吃了起来，特殊思想十分浓厚。这当然不仅是骄傲狂妄，也是教养太差的问题了。大家不否定他的才华，但事后不少人都摇头谈他，鄙夷得很。其实，这个作家代表团中，有的是老革命，有的是老作家，有的有专业知识，有的有行政才能，有的是很出色的诗人……他不可能比人家都强，也没有理由骄傲自大。
多少年来，我有个深切感受，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论是老一代还是后起的青年一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像鲁迅说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他们忍辱负重默默奉献，即使在狂风暴雨中，就是有流血的创口，也用手按压住昂头挺胸去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他们中的精华人物都是谦虚而不是骄狂的。像蒋筑英，他的事迹已拍成了电影。像敦煌艰苦环境中以常书鸿、段文杰为首的那些“守护神”们，倾一生心血于神奇的石窟，都不太肯说自己的贡献。像王承书，隐姓埋名一辈子，死后报上才登载她那石破天惊的事迹，人们才知她是我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理论的奠基人。她一贯谦虚，生前总是谢绝记者采访，由她参加或主持过的科研获奖项目有几十项，她都谢绝署名，贡献非常大，她自己却未得过什么奖。临终遗言居然说：“虚度八十春秋，回国已三十六年，虽做了些工作，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英雄人物、先进人物、专家、学者这么多，谦逊常是庄严，常是尊贵，骄傲则常是无知的产物。以为自己“老子天下第一”骄傲狂妄者，不是孤陋寡闻，就是有“自大狂”病态抑或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不然，我想他会惭愧，也会变得谦虚些的。
因为，自己觉得高大，那是你的一种错觉造成的，你总还是你！
因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看到过山外山，天外天的人，就不会“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了！使人肃然起敬的每每是谦虚而有不凡之长处的人。
张岱在他的《夜航船》序中提起过一个故事：一艘夜航船载着些人，其中有位读书人，自以为有学问，所以就高谈阔论，多占了地盘。一个和尚只好跟那些胆怯的人缩在一边蜷足而寝。
一会儿，老和尚问读书人：“请教，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当然是两个人！”读书人骄傲地回答。
“那么，”老和尚又问，“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当然是一个人！”读书人回答，仍旧傲气凌人。
这时老和尚自言自语地笑了，说：“哎哟！这下子我可以伸伸腿了！”他把蜷缩的双脚大胆地伸开到读书人那边去了！
这个故事似乎很值得赠送给那种骄傲狂妄、目中无人的人当作一帖清醒剂服用。因为至今看了这故事，想起我自己年轻时曾有过的那种糊涂的骄傲狂妄，我仍觉得惭愧。岁月推移，我悟出了要自己少点惭愧，就得使自己少点无知的骄傲与狂妄。
窗外很静，静得很美，夜在消逝。听着淅沥的秋雨声，想起了往事，想起了惭愧这个主题，有疲乏不安而抑悒的沉思。我失眠了！到下半夜才睡着。上面写的，实际就是在秋雨淅沥中睡前所想起的片断。
敬礼！人民的公安
在我心目中，和平年代警察是最可爱的人。这种好感来自亲身的体验，以下便是这半世纪来我与警察结缘的几个小故事。
50年代中，我在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工作，常常出差。一个冬夜，我在河北沧州因班车取消逗留车站心情懊丧。这时，来了两个警察盘查了我，待弄清身份后，他们告诉我：他们执行任务要抓一个抢劫犯，认为我一人夜间在此有危险。于是，便陪我找旅店住定，才热情离去。望着他们的背影，我极感动。
60年代“文革”前夕，我在沂蒙山区深入生活，一次由张庄赶往沂源时，在山间迷了路，天暗下来，四周无人，忽听后边有脚步声追赶我。星光下，我发现原来是张庄的公安员，他说：“书记说你独自要赶夜路，我怕你迷路出危险，所以赶来。”他的话使我好温暖。他的名字我已忘却，但面容至今难忘。
70年代“文革”后，我在山东临沂认识一个“老公安”，人称老邵。他爱好文学常来找我聊天，同时也把他写的散文给我看。“文革”中我因是一个省属重点中学的校长，有个姓马的“红卫兵”抄我家时将我的《鲁迅全集》及一部手稿拿走了。我告诉老邵：“《全集》我可再买，手稿于我很珍贵。”过了很久，有一天老邵来对我说：“你的书早被马某卖了，手稿也被他弄丢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马某犯了案，我办案时想起了你的手稿，问过他。这家伙真孬！”老邵是个疾恶如仇侠义忠诚的朋友！
80年代，有次我在上海坐火车赶赴徐州，很挤，站了三小时，两脚酸疼。右边座位上有个公安人员，浓眉，虎彪彪的黑眼，不到三十岁，他到天津，比我路远，但到镇江后坚决站起要我坐下。我不肯，他说：“你年岁比我大得多，你下了车我可以再坐的！”他把我揿到座位上，乐呵呵地在我边上站着。我觉得他真是可爱。
90年代，也就在两年前，我遇到一件困难事：我老伴的名字中有个“凤”字，可是身份证发下来时错成了“风”字。我们年老眼花，没看清也不注意。可是后来上飞机等等都发生了问题。我就到派出所去要求改正。谁知遇到一个女同志态度不好，不给办更正，还说：“责任在你们自己！为什么发证时不仔细看看！”我承认是我们不好，检讨了也无用。实在没法办通此事，万般无奈下我只好写信给成都市公安局局长。想不到局长很快让秘书给我打了电话，这事遂迎刃而解。写这件事，一是谢谢他和那些许多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也有批评那位女同志的意思。人民警察应多给人民办实事，合情合理地多给人笑脸与方便。
回顾往事，使我思想上一直有个概念：和平年代，人民警察是最可爱的人！我从心中向他们致敬！
（本文刊于2000年5月四川省公安厅《警苑》）
心灵镜上的图影
——十年（1966-1976）散记
一
“文革”中，我在山东一所省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做行政领导工作，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打倒后，独自被禁在一间小屋里，不断遭到批斗。一天夜里，被揪到图书馆里提审。灯光雪亮，一排审讯者凶神恶煞，气氛恐怖。一顿“杀威棒”过后，别了“烧鸡”，我满身尘土被强迫像只大虾似的弓腰低头站在那里。
“查了你的档案，你1949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做助教时，本来要去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留学，为什么后来不去？”
“那时，上海快要解放，为了迎接共和国的诞生……”
“胡说！”问话的人敲桌子指着我鼻子，“难道你就这么爱国吗？快坦白，你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潜伏下来搞资本主义复辟！”
幼稚荒唐得可笑，我不承认，又挨了一顿揍。第二天，被戴上了烟囱似的高帽子敲锣游街。接着，造反派里制了两个漫画了的高大木头人竖在校门口，一个刘少奇，一个邓小平。每次批斗，书记和我要到校门口，把木头人抱来放到批斗会的台上陪斗。书记抱“刘少奇”，我抱“邓小平”。后来有人还说过玩笑话：“哈哈，你倘若去找邓小平，他要知道你那时对他这么好，准能提拔你！”
“四人帮”垮台时，我和妻子及两个女儿是在地震棚里得知消息的。我们高兴得落泪，“国家得救了！”
谁还敢再指着我的鼻子说：“难道你能这么爱国吗？”
二
不能忘记“文革”中的两件事：
第一件：1968年和1970年，从河北唐山先后来了两批“抓叛徒”的红卫兵，粗暴地勒令我写出节振国是“叛徒”的材料或“可疑线索”。这是由于我1956年写了以民族英雄节振国事迹为蓝本的小说《赤胆忠心》（1956年工人出版社出版，后被改编为京剧、电影），我坚持实事求是，挨了打，也没使他们达到目的。
第二件：“文革”中有一年清明前夕，红卫兵押我去学校附近的烈士陵园拔草打扫。烈士陵园里有一块国际友人、德国知名作家、记者汉斯·希伯的墓。希伯1941年在八路军115师中身穿八路军军装参加反扫荡，与日军作战牺牲在沂蒙山区。“文革”前，我不止一次瞻仰过他的墓。一个外国人为了一种信仰，不远万里来到异国，为反侵略献出生命的业绩深深使我感动。我曾萌发想写希伯传记的愿望。休息时，我用笔将希伯的墓志铭抄下来，押着我们劳动的红卫兵看见了，问：“你干什么？”我把抄下来的字给他看了，他撇撇嘴，鄙夷地说：“这个烈士陵园里叛徒不会少！这个洋人还没审查过，谁知他是不是个间谍？”
现在，我终于有了重写节振国和希伯的可能。
这两本传记小说，写节振国的《血染春秋》是三十八万字；写希伯的《外国八路》是二十万字，我几乎是同时构思的。
重写节振国，除了写中国魂，也是将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不使烈士蒙受耻辱，当然，最主要的是我想正确反映日本侵华那段历史，弘扬中华儿女的爱国抗日情操。
很长的一个阶段，我奔波在冀东唐山开滦矿及东八县，并到河北邯郸、石家庄采访，为“寻根”专程到节振国的故乡河北故城县找材料。我没有按一般传记小说的常规从幼年写到死，而只是重点写了节振国一生中最光辉灿烂、可歌可泣的一段，时间是从1938年春写到1939年秋节振国牺牲，取名《血染春秋》。
《血染春秋》出书后，连印二版，1982年评为花山文艺出版社优秀图书，1983年被河北省列为职工读书活动推荐书，1986年由唐山电视台改编为电视剧。
采访汉斯·希伯的事迹写成传记小说《外国八路》是与写《血染春秋》交叉进行的。
1978年雨季，为收集希伯的材料，我在鲁南东蒙群山中艰苦地沿着希伯当年足迹采访。过山洪泛滥水深齐腹的蒙河，冒雨登山凭吊战场遗址。恶劣的气候和卫生条件造成的痢疾折磨着我，使我完全能体会到当年一个外国作家兼记者，随八路军在这里反扫荡时的艰苦状况。我访问了许多当年了解希伯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终于将长眠在沂蒙山区四十多年的希伯的点点滴滴发掘出来，写成了《外国八路》。
《外国八路》出版后，很快再版。山东电视台1986年拍了电视剧。接着《希伯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民主德国的汉学家谢纳尔博士1988年在德国发表了评介《外国八路》的文章，最近她来信通知我：民主德国军事出版社已请人翻译，拟在1991或1992年出版此书。
三
我曾经有过一个寂寞痛苦的童年，由于父母在我童年时离婚，我先后有过两个后母。如果说，屈辱的童年导致我极注重事业，那么，童年的艰辛更使我珍视温馨的家庭生活。我一直努力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找到和谐与平衡。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好妻子。我们从十八岁认识到现在，四十多年间从未吵过架或红过脸。
我们的结合是经历了十分曲折坎坷的途程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互相更珍视爱情的缘由吧！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她是国民党一位元老的最小的女儿，随家去了台湾。我们被无情的海峡分开，在敌对战火中割离，只能经香港中转秘密通信。这在当时的确不是件小事，好心的同志劝我同她一刀两断，可是我做不到。
一位“左”得可怕的同志拍桌子要我回答：“是要革命还是要爱情？”
我发自内心地冷静回答：“我都要！”
幸好当时主要的领导人通情达理，相信我的真诚，最后答应：“想法争取她回来！”
她的回来，真是一段曲里拐弯不寻常的历程。她冲破了重重罗网踏进了罗湖桥，我们终于团聚。我们只花了五毛钱在上海法院公证结婚，她抛弃了公主般的生活，穿上灰布制服同我这个拿供给制的干部共同生活。一晃几十年，1981年《花城》第一期上曾发表我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明月天涯》，是以她的回归写成的。那是我献给她和献给我们之间爱情的礼品。人说那写得很美。
我们在“文革”中同患难。我们互相爱护慰藉，全赖爱情支撑生命。可能她是得到保护的，没人侵犯她，侮辱她，这是我唯一的欣慰。
一个冬日的夜晚，我被殴打得太重，感到苦海无边，万分冤屈，我对她说：“起凤，我们死了算了。”我悄悄藏着一瓶安眠药，足够两个人用的。
她动情地说：“跟你一起死，我愿意！可是，你再慎重想一想好不好？如果我们死了，问题更弄不清，何况，两个孩子还小，太可怜了！”我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在患难中，她承受的痛苦一点也不比我少，她从不当着我的面哭，但我知道她心里有多少苦。当我母亲病故的消息从上海传来时，她怕我受不了刺激，独自承受悲伤，瞒了我七十多天。
我们养过一只小麻雀，训练到能飞到手上吃食，放在门外飞出去还会飞回来。这小麻雀带给我们很多乐趣。可是，它被一个学生看中了，强索去喂养。我们叮嘱他好好照料，他答应了，可第二天我们就得知，他将麻雀当晚就烧熟吃了！这件事至今我们想起还会难过。
这些年里，我以忘我的精神拼命工作，为采访、写作，经常离家，经常熬夜，一个家，两个孩子，里里外外，全都由她承包了，有些作品她也出了力，从未有过一句怨言。我对她说：“我的一切作品都该署上你的名字。”
我的职称被评为编审后，她也被评为中学一级教师。拿到聘书那晚，月光如银，洒满窗前，我们关了电灯，沐着月光，喝着清茶。
我说：“我们现在都找到了我们自己的价值。”
她说：“可惜我们都老了！”
我望着月光下她那略带憔悴已变得苍老的面容，心里无穷感慨。她年轻时人人夸她美丽，可是美丽的姑娘经过艰苦岁月的磨难，已变成老太太了！韶光似水，往事如烟，我们得到了一些东西，可是，失去的也太多了！
她常说：“只要国家富强了，我们个人有再大的牺牲也没关系。”
是呀，祖国！我们什么不是为了您呢？
四
我在“文革”中和后来的几年中常做噩梦，总是梦见被“提审”时，反复问我：“你写《月落乌啼霜满天》是不是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然后，浑身冷汗，在被殴打中醒来……
《月落乌啼霜满天》是我“文革”前花了十多年业余时间写成的长篇小说，那时有一百二十万字，从1936年西安事变写到1945年抗战胜利。“文革”既起，这部书稿使我受尽摧残，最后，书稿片纸无存，全部毁灭，十多年的心血烟消云散。这是我在“文革”中伤心的一个大损失。
天下的事每每难以预料，70年代末，我在山东突然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信，热情索取此稿，我只好回信表示遗憾。不久，又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信，询问此稿情况，收到我的复信后，他们鼓励我将书稿重写出来。
重写这样一部书稿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起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谈迁，他用二十多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明史《国榷》，不料一夜手稿竟被小偷窃去。这时他已五十五岁，伤心而不灰心，又用十年编《国榷》，终于第二次完成了一百零八卷《国榷》。巧的是那年我也五十五岁。我思索到：人生包括两部分，过去的是一个梦，未来的是一个希望。我不能放弃希望。1980年，我重起炉灶，开始进入紧张的创作。
《月落乌啼霜满天》是一部歌颂爱国主义、革命人道主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长篇小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始终是在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这才可能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调动各阶级、阶层抗日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然而当时我感到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文学作品或史学研究常有人讳言事实。我力求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如实再现那段多棱多角的历史。
我终于将《月落乌啼霜满天》重写出来，我心中感受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合浦珠还”的喜悦。
这本书1987年5月出版，五十六万字，初版一销而空。《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读书》《当代文坛》《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近二十家报刊发了评介，1988年荣获四川郭沫若文学奖。它的续集姐妹篇《山在虚无缥缈间》，五十二万字，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审定发稿。
五
我在沂蒙做了十四年教育工作，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一次，在北京，路遇七八个军官，都上来亲切地叫我“王校长”，然后邀请我参加他们中一人的婚礼，享受到贵宾式的待遇；一次，走在乡间的公路上，后边来了一辆吉普，在我身边“吱”地停下，一个县委干部跳下来说：“校长，请上车，我送您去目的地！”还有一次，在一个公路车站上，一位务农的学生忽然跑去买了几十根油条猛地塞在我手上，说：“校长，请带着路上吃！”这样使我心弦颤动的事数不清。
我爱山东，也爱沂蒙，山东给了我许多的荣誉。有人试过，写信给我只写名字不写地址，我也照样能收到。
1983年，我调到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做副总编辑的工作。走时，我在《山东文学》发了《别沂蒙》一文告别。我说：“离开沂蒙的前夕，才理解到我是多么深深地爱着沂蒙大地，爱着这里的山山水水，爱着这里的同志和朋友……我在这里扎根了二十二年，将我人生历程中最好的一段献给了沂蒙山……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带着对祖国的爱而走，我也将爱留在此地……”
起程那天，天未亮，屋里屋外就来满了人，告别时，一握手许多人都淌下眼泪。到四川后，收到的惜别信有二百多封。
六
编辑工作是我的本行，1984年10月我从四川人民出版社调至四川文艺出版社任总编辑，终审看稿先后达三千万字。我身体本来不错，年近六十岁时，人常说我“远看像三十，近看像四十，细看像五十”。但人生常难免意外的不幸。1985年6月，我为把一个六七岁的女孩从一个深沟里救出，撞伤了脑子，经过治疗后痊愈。谁知1987年9月，左眼突然失明。原来那次撞伤时左眼也受了伤，当时治脑疏忽了眼。这次，左眼伤疤出血造成外伤型视网膜脱落，动了两次大手术，左眼失明。虽然我只有一只眼睛，但我知道我是不会浪费生命的。
近十年中，我共出版发表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计长篇小说六部，中篇小说十二部，短篇小说六十余篇，散文、论文、杂文等三十万字。
十年以来，我注视着国家取得的进步和其间的曲折，改革开放的成绩使我具有信心，那些现存的积弊也使我忧国忧民。我们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振奋爱国主义精神。
自己写自己太困难，但我还是写了一点。我平凡，处在大时代中，经历和生活却并不平凡。有人建议我写一本厚厚的自传，说那是一本爱国主义的、剖析一个中华儿女的书！凭它的真实，是会有点意义也能吸引人的。我想，也许我会写的。
（本文刊于1987年《中华儿女》）
友情知多少
今夏，吴丈蜀[1]同志从武汉回到家乡四川来歇夏，借住在成都青羊宫四川省书画院。得到消息后，我正想去看望，未料到8月里的一天，他竟先来看望我了！
未见丈蜀同志时，只以为他已古稀以上，可能有点“仙风道骨”，一定已经拄杖蹒跚、老态龙钟。想不到他那天一气爬上五楼来到我的住处同我见面时，我看到面前站着的竟是一个气不喘色不变、气度轩昂、清秀不凡的谦谦君子，只像五十多岁，身板挺拔，精神很好，潇洒得很。于是，我恍然大悟：他的真挚、热诚与豁达，使他年轻，这样的人，是不会老的。他确实就该是这副模样，充满青春气息。我原来的主观臆想完全错了。
我早就从吴丈蜀的诗文和书法上了解他了。
提起四川籍的名书法家，不少人向我推荐过吴丈蜀。
我在好友马骏同志的客厅里见到丈蜀写赠的一幅屏条。他精于笔法而以稚拙简漫出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格调清新，刚劲飘逸，飞扬洒脱，气质高雅。那是他1982年新春重访桂湖时写的诗：“升庵园苑筑新都，烟雨重来访桂湖。庭榭依然人不见，一池荷梗几橱书。”
诗自然，情真切，字精美。每次我到马骏兄家，坐在沙发上总忍不住要频频看看这幅字，品尝这首诗。一件绝妙的艺术品妙就妙在看不厌而且越看越好。丈蜀兄的这幅屏条就是这样。
四川美术出版社前些年出版过吴丈蜀书法选集，那是一本印刷精美的书法集。一套出了好几本，有于右任、张大千、谢无量等，都是书法的大家。1989年夏，我在灌县歇憩，曾捧读丈蜀的书法选集细细把玩，不忍释手，暑热熏人，但看他的墨迹及诗文，意境高旷，清明流畅，心静情远，大可消夏。
不过，使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另外一件事。
我有个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学张啸虎，是前湖北省社科院文研所所长，与丈蜀是好友。过去通信时，啸虎常提到与丈蜀的交往，并盛赞丈蜀为人倜傥真挚。1991年2月，啸虎兄不幸病故，病故后，立娟嫂将丈蜀的挽诗寄我，诗曰：“才通今古重群伦，旷达襟怀耿介身。巨著辉煌成善史，覃思敏湛出宏文。云封岱岳同携杖，沙拥阳关各掸襟。十载知交难割舍，更伤学海失高人。”当时，我读后，思念啸虎，泫怅久之。现在回想，可能是“云封岱岳同携杖”一句，才使我对丈蜀有了“拄杖蹒跚”的错误印象。而丈蜀诗中所说的“巨著辉煌成善史”，却蕴含着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使我难以忘怀。人的生活，离不开友谊，但要获得真正的友谊并不容易。丈蜀和啸虎的友谊故事，使我感到友谊的不朽。
啸虎一生有过许多著作，但他的巨著《中国政论文学史稿》是他耗尽毕生精力写成的。书稿完成尚需修订，可是他患骨癌已无法完成。啸虎病重时，丈蜀去看望，啸虎说：“我已自知不起，唯一的心事，是这部书稿。我想请你为书作序，并希望你能协助完成这部书稿的修订工作，并且使它出版。”
出版学术性著作之难，人所皆知。丈蜀含泪接受了好友的托付，慷慨地回答说：“啸虎兄，你放心吧！只要我活着，在我有生之年，我想尽办法总要使你这部佳作出版的！”
啸虎听了这番话，连声说“谢谢”，不久，就去世了。
啸虎去世后，丈蜀思想上增加了负担。他必须不负亡友的托付，无论如何要实践自己的诺言，也深知，能够将啸虎的这部有价值的遗著介绍给社会，不仅是为了私人之间的友情，更重要的是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能够公诸社会，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中的一项空白，对中国的文化事业将是一项贡献。
于是，丈蜀同志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后来，得到中共湖北省委和省委宣传部及出版部门的支持。省委宣传部和湖北省社科院并在科研经费项下拨出一笔款补助印刷费用。这样，出版问题总算得到解决。丈蜀遂与啸虎生前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易树人一同研究文稿的修订工作。易树人对待老师的遗作极负责任，付出了大量精力作了修订。丈蜀年逾古稀，又仔细通读全稿，继续修订。终于，厚厚两大本精装的张啸虎著的《中国政论文学史稿》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丈蜀在“序”中说：“从此，我国有了第一部中国政论文学史，使我国的文学史行列增加了一个新的伙伴；而‘政论文学’一词，也从此正式确立。这都是本书作者建立的功绩，应该记在中国文学史中。啸虎这部伟构，内容丰富，特色很多，真算得珠玑满纸，光彩四溢。我这篇短文，实不足以道其万一，深感愧对亡友，只不过为了实践对啸虎的诺言，略尽友道而已，但能与他的弟子易树人共同代他完成了未竟的工作，实现了他的遗愿，实感到无比欣慰。”
这样一个故事，理应传为佳话，它使我对生活感到温暖，对具有美好人情的社会倍感可爱。这段故事不禁使我想起了写《十日谈》的薄伽丘讲过的一段名言：“友谊真是一样最神圣的东西，不光是值得特别推崇，而且值得永远赞扬，它是慷慨和荣誉的母亲，是感情和仁慈的姐妹，是憎恨贪婪的死敌，它时刻准备舍己为人，而且完全出于自愿，不用他人恳求。”
我对丈蜀兄从心底里泛出一种敬仰之情。我喜欢他这种真诚、真挚、侠义的人情。不能设想没有人情的生活能使人热爱，也不能设想人们不热爱生活的社会能取得应有的进步和发展。
所以那天，见到吴丈蜀同志后，我们一见如故，我慨然对他说：“丈蜀兄，啸虎是我的好朋友，你是啸虎的好朋友，所以你我也是好朋友。”我多么愿意结识这样一位好朋友啊！愿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地久天长！
注释：
[1]吴丈蜀：湖北省政协常委、省文史馆长、社科院研究员、书法报社社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荆楚文史学刊主编、全国作协会员。
友情的世界
年轻的时候，我特别热情。一次，见到在南京《新民报》做记者的老同学金光群，隔着马路，我高叫着他的名字从汽车中间窜过去同他握谈。他笑着说：“你太热情！这样是要短寿的！”但我现在活到七十了！看到老朋友时，那份热情依然未变，相反的，越老越觉得友情不可少了！
离休后，很忙，除了需要干的一点工作和写作外，要读书看报，每天还要花不少时间给朋友写信，也要花些时间会客陪伴朋友，当然，随着年岁增大，如今已很难陪同远方来客游览成都，也不可能请妻办一桌丰盛的菜肴招待朋友，但同朋友见面晤谈，同忆往事，畅论今朝，在家里简单吃点方便食品或到附近餐馆里聚一次餐依然可以做到。朋友们的到来，总是带给我慰藉或使我激动。我现在已经循着人生之路走得很远，但在以前仅仅偶然结伴同行的许多人，如今已成为我千真万确的好友。法国谚语说：“人生无友，恰似生命无太阳。”我的朋友们所给予我的友谊，像人生的调味品，使我常常感到生活的丰富多彩。
六十年前我小学时代的同学已经很少了。但那天，曾淑英突然从长沙来成都出现在我的房门口。小学二年级时她是我的级长，那时她秀丽挺拔，非常有工作能力，运动会上总是五十米短跑冠军，照片曾作为1935年某期《东方画报》封面。六十年不见，重逢时她已是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了！她做过多年编辑工作，是情报工程师，有一百数十万字的科技译作，得过部级、省级科技成果奖，我赠作品给她，她必将书中的错字改正后成批写信告诉我，那天两个白发老人谈起小学时的许多事，都开心地笑着像回到了童年。她走以后，我写过好几篇回忆童年的文章，至今我们通信不断。
又一天，高中时代的好友施懋桂和柏美伦夫妇从加拿大回来旅游，特地到成都看望我和妻。施懋桂本来经商很发达，年岁大了就不做了，子女有的在美有的在加，都是从事本专业不经商的。我同懋桂在高中时有衣同穿，有钱同花，亲如手足。五十来年不见，懋桂已白发苍老，生活全靠美伦照顾，情况像老年痴呆，但见到我依然肯说话露笑容。相聚一星期，回忆了许多往事，情深意长，遗憾的主要是美伦谈，懋桂只能偶尔谈少量的话，分别时送他们登机，懋桂突然大哭，显然是舍不得同我分开。在海外也历经艰辛，现在经济不错，但精神生活单调，懋桂在加拿大，每天只是散步、看电视、吃饭、睡觉而已。近日美伦来信说：“你们来的信，懋桂已不能阅读，但问他想不想你们，他会点头……”看了信我很难过，也想得很多。
再有一天，大学新闻系的同学好友张镇中和他的夫人姚永蕙专程从上海来成都看望我们夫妇。我们几十年不见，当这位教授和他的医生夫人从软席车厢里下来时，大家就热烈拥抱在一起。他们在家里住了一周，每天我们从白天谈到深夜。成都的名胜古迹对他们的吸引力比不上我们的相聚谈话。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有过冤屈坎坷经历，但爱国之心不泯。这时上海市的领导同志会见美国客人时，常特地用车接这位教授去当翻译，上海外办也请他去给美领馆每周讲一二次中国文化课了。镇中夫妇的到来使我深深体会到高级知识分子是怎样迎来了春天。现在七十岁的镇中被请去在一个外资企业当行政总裁，用他的话说是“打工”，每月的工资相当我一年的工资还多。他常常还去美国探亲，但却坚定地认定他的“根”在上海。
我只举三个例子说明小学、中学、大学老朋友的一点交往情况，以表明我生活的充实。其实，朋友的交往是极多的，国外有、港台有，甚至有一次香港女作家卢玮銮女士介绍一位美籍法国工程师来，要我向他介绍道教情况，陪他参观青羊宫，我只好勉为其难。不过与这种外国新朋友的交往我只能尽力，并无兴趣，同老朋友之间叙友情是两类事。老朋友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的。老朋友的友谊，是历经忠诚去播种，热情去灌溉，原则去培养的。它是完全出于自愿的。我曾长期在上海、北京与山东工作，因此这三地来的老友特别多，尤其是山东的，因为那是我的“第二故乡”，每年从省到地、市，总有不少人来，甚至连不认识的也上门来看望。我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复旦同学中老友自然多，在重庆的老诗人张天授、老报人游仲文来家，有时只是清茶一杯，面条一碗，但却互相都敞开心扉，有作品也互相品评。一位学长董谋先和他夫人李克芝对我的作品特别喜爱常多鼓励，热情地办菜为我祝寿并邀老同学聚会，使我感到非常温暖……今年我七十，外地的贺电、贺卡并贺信，来得不少。事实上，每到新年、春节，贺卡与信件总纷至沓来，使我感到友谊的亲密。日前，吴丈蜀兄来赠我他的书法辑一大册，我历来喜爱他的书法与诗文，这本《吴丈蜀书法辑》我把玩欣赏了好几天，其天趣洋溢，书法已趋于道的境界，每幅作品均给我美的享受。他每次从武汉来，总要来谈谈心，但怕增我劳累，总在兴尽时飘然而去。张惊秋兄，即老作家殷白，来蓉必来畅谈，返渝过一段总要来个电话聊聊，朋友是不让你孤独寂寞的。我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成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改革开放的气象，国家建设的进展，各界的动态……从壮怀激烈到忧患意识莫不一一在胸。
确实，年龄渐大，有时已力不从心。但友情是世界最美好的东西，深挚的友情最感人，正如普希金说的：“不论是多情的诗句、漂亮的文章，还是闲暇的欢乐，都不能代替友谊。”我愿衰老得慢一些，身体健康一些，老朋友们都活得长寿一些，大家共享幸福的晚年。因为，人老，友情不可少啊！
（本文刊于《晚霞》1994年第二届随笔征文）
文学殿堂何所似？
文学是迷人的。我就是被文学迷住的一个人，算算从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中期开始写作以来，瞬息快七十年了。我爱读文学作品，也爱动动笔写小说写散文写特写，间或也涉足诗词，一晃如今八十八岁了！
我从年轻时就接触到许多文学青年，那都是些迷恋于文学的人。我对迷恋文学的中学生强调：你们该学好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学好基本功。想搞写作可以，但把基础打好很重要。我对已在工作岗位上的文学爱好者说：一定要摆好工作和写作的关系。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我在六十多岁离休前，一直是业余写作的。而且我的工作总是做得极好的！绝不因为迷于文学而影响本职工作。中宣部编的《编辑家列传》中，写到我的那篇文章题目就是《在编辑与创作两个领域成就显著的王火》。我这不是老王卖瓜，我是建议迷恋于文学的人，最好有个职业，在认真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的条件下，利用业余时间和假日来从事创作，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不从实际出发是不行的！
现在全国作协有近万会员，加上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还有一些省辖市、县的作协、文联的会员，作家就有好多万！这么多作家拥挤在狭窄艰难的文学道路上，要出人头地绝非易事。所以，图名图利者、想靠做作家维持生计的、想发财者要懂得作家中极少数畅销书作者收入较多，但仅仅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作家均难以靠写作为生。业余写作，发挥所能，这是迷恋文学者应走的正道。
有从事创作的一个年轻朋友索诗，我曾写了四句赠他：“文学殿堂何所似？既非天庭亦非池；宛如迷宫难出道，坚韧何惮人笑痴。”我指的是：别把文学看得太高，文学的道路是曲折难有成就的，要写出点好作品是费力的！
（该文摘自作者与一青年写作者的通信——《四川日报》编者注）
不喝酒者谈酒
熟人都知道我从不喝酒。怎么不喝酒的呢？我的家庭成员不喝酒；从小，父母还教育我别喝酒抽烟。所以，我小时候不接触酒。上中学、大学时，同窗好友没有酒徒，我也不接触酒。步入社会，有接触酒的机会，却已不想再学着喝酒了。中年时期，去一个省属重点中学做校长，“中学生守则”中禁酒，为以身作则，十几年与酒无缘。习惯养成，虽离开教育岗位，也不喝酒。如今进入老境，过去既无喝酒锻炼，从身体条件出发，干脆就一再以“不会喝”三字挡驾了。
我虽不喝酒，只要人不酗酒，我从不反对人喝酒。中国是个有悠久酒文化的古国。爱饮者多，酗酒者并不像俄罗斯等国那么多见。中国人喝酒绝大多数场合似乎总想带点文雅味。烂醉如泥肮肮脏脏往大街上一躺或大发酒疯打人斗殴者少见。自古以来，酒与文人雅士关系紧密。我所崇敬的古代大诗人、大文人都嗜酒，我所交游的当代名作家名诗人都好像未见谁从不沾酒。一次，一伙作家诗人聚会，因我不喝酒，竟玩笑地宣称要将我“开除”出文坛。我想：虽是玩笑，也自有理。如果我会喝酒，也许作品会写得比如今好些。
赴宴不会饮酒，常使我处于尴尬。最初，我每每“滥竽”，不会饮却礼貌性地频频举杯，实际酒不沾唇。有时对方敬酒，我也假作饮酒回报，实际一口未动。这样一被发现，敬酒者自然大哗。20世纪70年代，有一次在上海，上海电影制片厂春节宴请，石方禹代表上影敬酒。我只好干脆将小酒杯藏掉。他发现了，诧异地问：“酒杯呢？”我笑答：“酒杯也喝下去了！”
现在，酒是都市生活不可缺少的宠物。觥筹交错，酒酣耳熟，情感互补，思想交流，喝酒之乐，人所共知。我主张理性饮酒，反对“酒驾”和颓废式的狂欢一醉方休。我能欣赏那种乐陶陶细酌慢饮的微醺。我认为劝酒者应当礼貌待客，尊重对方酒量，爱喝则喝，不能喝就不喝。“只要情意到，喝多喝少不计较；只要感情有，端杯可以不喝酒！”一位外国朋友来华做生意，大惑不解地问过我：“你们为什么总是劝人喝酒，而且一定要将人灌醉？我很害怕！”想必他是遇到过“张飞”了！我很高兴自己虽历经酒场还没遇到过“张飞敬酒”。
说来有趣，我倒并不是从未有过喝酒的欲望。酒有强烈诱惑力，半个多世纪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上海总工会文教部的几个同志聚餐。部长纪康向我劝酒，我就动过凡心。良辰吉日，喜庆大事，有酒助兴岂非锦上添花？但积习难返，仍滴酒未尝。又如“文革”时，受到莫名其妙的冲击，心情苦闷，见一个姓杨的校工每日傍晚独酌，有滋有味，我竟觉得喝点酒摆脱烦恼然后倒头大睡，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有一年，访问外国，宴会上推来一辆酒车，排列各式各样洋酒，红红绿绿色泽诱人，任凭挑选，但我终无勇气让侍者倒上一杯。蹉跎至今，连酒是什么味道也只可意会却无体验。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是聪是呆，是执着是傻帽，真是说不清了！
有一年在张家界参加笔会，有机会随鲁之洛、杨闻宇、蒋子龙、陈忠实等诸兄到湘西吉首市，受到湘泉酒总厂厂长热情款待，参观了泉水清冽、厂房宽敞明净、管理出色的酒厂。见同行者喝名酒“酒鬼”时都赞不绝口，我也不禁嘴馋，颇想一试，结果当然仍未兑现。记得从俄罗斯漫游归来的友人曾说：那儿不少酒厂的围墙上都安着电网，防止酒徒偷酒。俄罗斯人说：“也许除了路灯不喝酒，谁都要喝！”我不禁莞尔笑想：连“酒鬼”这样的名酒放在面前我都不张口，难道我真是一盏路灯吗？
沾酒而量不大的人多，像我这种一生从未沾酒者却绝少。不喝酒者谈酒，是外行谈酒，隔靴搔痒，谈不深也谈不透的。但我身体较好，肝功好，医生认为与不喝酒有关。这倒可给过于爱饮酒的朋友提个醒呢！
（本文刊于2012年2月3日《四川日报》）
温暖的回忆
——记邓季宣校长
1942年我十八岁时，离开了沦陷的上海租界，决定独自到抗战大后方继续求学。7月1日，我告别母亲和妹妹起程到南京，坐淮南铁路火车到安徽合肥，偷过日寇封锁线，然后曲曲弯弯步行经皖、豫入陕，又经陇海铁路经宝鸡入川。途中有时搭商人运货的木炭卡车，有时步行，翻越秦岭到达成都，再过重庆到达江津，投奔我的堂兄王洪江。行程八千里，历时三个月，到江津时已是秋季的9月底了。当时国立九中已经开学，我堂兄王洪江是江津的名律师，认识九中的邓季宣校长。我堂兄去找了邓校长，向他表达了希望让我插班进九中读高二的愿望，并说明我有上海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的转学证书。邓校长听他介绍了我的情况，表示可以，但要求我必须进行一次考试。先笔试，然后他要亲自对我进行口试，看看我是否可以插班进高二。我记得很清楚：9月28日那天，按照约定，我独自由江津西门处鲤鱼石摆渡过几江，到德感坝国立九中校本部应考，在上午9点钟前到了教务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邓季宣校长。他个儿高高的，仪表很严肃。事先我听我堂兄介绍说：邓校长是安徽怀宁人，早年勤工俭学留学法国，在里昂大学和巴黎大学文学院毕业，极有学问，为人正直。我心里不由对邓校长产生了敬重之情。初见他时见他表情严肃，我不免有些拘谨。但他见到我，立即变得和颜悦色，叫我在一个桌前坐下，说：“你很准时，很好！”教导处的一位老师拿来考卷放在我面前。邓校长见我满头是汗，满脸风尘之色，亲自倒了一杯水给我，说：“你从上海到江津，这一路吃了不少苦吧？”我点头说是。他说：“别紧张，你好好考！这次只考你的国文和数学，你是从上海来的，英文就不考你了。给你两个钟点，你自己掌握好时间，考完后我亲自对你进行口试。”说完，他有事就走了。
我喝了水，看了看试卷就做了起来。我记得作文题是《抗战必胜论》，数学题包括了几题几何题和代数题。我自己带了小字毛笔和墨盒，也带了钢笔。于是我先写了作文，又用钢笔做起数学题来。
还不到十一点，我就做完了这些试题。这时见邓校长也回来了，见我已经做完了考卷，他将我的卷子拿到手里大致翻看了一下，取出数学卷子对教导处的那位教师说：“请把这数学卷子送去给徐慧娟老师看一看。”（后来我才知道徐老师是九中有名的数学老师）然后邓校长坐下来认真地看我的作文。快看完时，他说：“作文写得不错，毛笔字也好像是练过的！”我心里感到邓校长看起来严肃，实际上是待人很亲切的一位校长，就告诉他：“在来江津的路上我吃了很多苦，九死一生，不然会考得更好一些的！”他问我毛笔字是临的什么碑帖？我告诉他：“大楷是《汉张迁碑》，小楷是《星录小楷》，但到了高中就不练了！”他点点头说：“有时间还是应该练！”
邓校长当时又问了我一些家中的情况。不一会儿，徐慧娟老师拿着我的数学考卷来了。她对邓校长说：“这个学生考得还可以！”邓校长把考卷放在一起给了教导处的老师，并说：“请你给这个学生办一下注册的手续吧。”
我明白自己入学已无问题了，不禁松了一口气。邓校长又说：“你为爱国，为抗战，冒险犯难来大后方，作文中表达了你的爱国心，为这就该录取你！你可以到高一分校高二插班上课。这里生活是艰苦的，但艰苦可以磨炼人！希望你努力，做个好学生！”
我心里当然又激动又高兴，向邓校长表示了我的谢意。
邓季宣校长收了我这个学生，给了我温暖，使我有了前途。后来，1961年我三十八岁时，在山东省一所省属重点中学做了校长。在对待学生的问题上，我常想起邓校长当年给我的那种温暖。于是，我也总是愿意给学生一些温暖。
高一分校在蜘蛛穴山上，我后来也没再去过校本部。第二次见到邓季宣校长，是在我堂哥王洪江的家里。
那天，邓校长和邓仲纯弟兄二人同来堂兄家做客，邓仲纯是江津城里的一位名医，是邓校长的二哥。那时我每逢周末常到堂兄家我的那间房里看书读报。堂兄把两位客人带到我那间房里坐坐。当时我正在房间里摊开旧报纸，用毛笔在上面练字。见邓校长等客人来了，我除热情招呼外，忙着给客人泡茶。却见邓校长拿起我写在旧报纸上的字在看，我很惭愧，因为没有碑帖，字是胡乱写的。邓校长却笑着说：你应该认真临摹一下碑帖。写字古人叫书法，例如平正竖直，苍劲庄严，流利清新，精于篆、精于隶、精于草，都是用工夫换来的。你喜欢书法，就应该找些碑帖，多看多写。（大意如此，原话记不真切了。）我明白，他这样说，是为我的书法的进步指明一个正确的方向。我确是想把一笔字写得更好些。邓校长和邓仲纯先生走后，堂兄向我介绍说：“邓季宣是邓石如的后代，邓石如是清代书法、篆刻大师，他开辟了清代书法界一代新风。其书法二百年来，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而且远及朝鲜、日本，为后人师从之楷模。邓石如的书法、碑刻、篆印，是书法界公认的神品。邓季宣校长的书法也是得自祖传，是非常好的。他教导你的话，你要好好地记住。”
只是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我当时是练过字的，却写不好。这里顺便讲一个小故事，我在高一分校时同班有个同学王先永，和我相处极好。这些年来，每到春节，我们之间总互相通信，互报情况，互相祝福。2012年12月，他来了一信，其中附有一张复印件，那是1944年3月间，面临高中毕业时，我写赠给他的一幅字，这事我早忘了。现在他把这幅字复印寄来了，不由得使我想起当年邓校长指导和勉励我写字的事，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可是我却辜负了邓校长的期望，后来放弃了练字。二十六年前，我的左眼因为救一个小女孩而失明后，更怕使用毛笔。如今年已九十，更是写不出一笔漂亮的书法，真是惭愧。
邓校长后来被人暗算离开了国立九中，我却一直在关心着他，同学们也一直尊敬他。
他离开九中后，应聘到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了安徽任安庆女中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南京国学图书馆、南京市图书馆和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和研究员。他是一位研究学术并学富五车的学者。在学术界和上述这些单位中都很受人们的尊重和尊敬。1962年，邓季宣校长和他家人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们将世代相传的邓石如金石、书法大约一百七十多箱全部无偿献给了国家文化部，那真是极大地丰富了国宝的贡献。这件事我们的老校长默默地做了。当时文化部办公厅主任朱天是我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学，他告诉了我这件事，使我十分感动。那时我身在沂蒙老区，无法去看望我的老师、我这位博学正直的老校长，至今仍感遗憾。
邓季宣老校长在“文革”时期的1972年在安庆病逝。亲爱的邓校长千古！您当年教诲过的学生在这里向您鞠躬了！
（2014年1月10日于成都）
“那是广告！”
如今的广告术日新月异花样翻新，人人每天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广告，出现在彩电上的广告尤其吸引人：吃的食物让你看了垂涎三尺；用的东西让你恨不得马上买来试一试；治病的药物似乎都是仙丹，一服就可病除……可惜每每买了、试了，常要叹息：唉！上了广告的当！受骗了！
前些日子，研究德国文学的三妹告诉我她新读到的一个德国笑话：某广告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病危时，忽见神灵降临，问他：“你想上天堂抑或想下地狱？”病危者问：“天堂什么样子？”神灵用手一指，出现了天堂：鸟语花香，山清水秀，春光明媚，美景如画。病危者又问：“地狱呢？”神灵又用手一指，出现了地狱：那儿酷似夜总会，五彩灯光，歌舞翩翩，美女如云，酒香扑鼻……病危者毅然说：“我想下地狱！”话音刚落，他就一命呜呼，只见许多恶鬼凶恶地闯上来揪绑其手足欲将其投入油锅然后再掷进蛇窑。他高声叫屈：“为何骗我！你刚才给我看的地狱不是这样子的嘛！”神灵笑答：“是的，那是广告！你难道这还不懂？”
看来，不论中外，广告常掺水分已不稀奇。自从国家制定的《广告法》出台后，广告理应规范。但骗人与虚假夸大的广告仍多如牛毛。完全不信广告自然不对。因为有些广告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并非是产品卖不出去，完全相信广告势必也容易上当。
那么，这个德国笑话也许不无启示。只要我们记住“那是广告”这句话，至少也该多一份理智！你说是否？
（本文刊于1995年6月13日《蓉城周报》）
乌镇记事
——欧阳蕙龄的画
茅盾先生的家乡浙江桐乡乌镇古老而美丽。
7月26日，在乌镇著名的博文堂参加“岁月磨洗后的辉煌——茅盾文学奖历史和成就展馆开馆暨揭牌仪式”后，随着人流参观，我看到了欧阳蕙龄。一位女记者指着她背影说：“认识吗？那是首届茅盾奖获得者莫应丰的夫人，五十岁了，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漂亮！……”
远远一望，我心头猛地一热，不是别的，是突然想到时光真是无情。茅盾奖评了六届，而今，周克芹、姚雪垠、莫应丰、李准、路遥等均已西行，他们照片、原稿、作品、读者等都在，人却不在了！多么让人追忆和悼念……更又觉得，这次，中国作协特邀了已逝作家的夫人、女儿……同来参加活动，真是做了一件有情有义的好事，不禁心里又深深受到感动。
后来，在摆着《将军吟》和莫应丰遗照的展栏前，瞥见风致清娴的欧阳低调地默默静伫在那儿，悄悄离去时似在微微拭泪，这使我涌出一种难以言述的心情。
夜里闲聊，“你知道欧阳蕙龄是出色的画家吗？她擅长花鸟，喜欢画荷花与牡丹，得过很多奖……”有人向我介绍。我知道莫应丰是音乐书画与文学创作都有修养的作家，他夫人是画家并不使我诧异，但朋友拿了她的多幅印在画页上的作品给我看（都是荷花、莲叶与牡丹），我欣赏着却顿时因这些运以精心、出以工巧的作品赞叹了，说不出为什么看了又看她画的荷花、牡丹心里竟难以平静了。
有人评论说：“欧阳蕙龄是一泓秋水，她的画亦是秋水一泓。”又说：“画为心中诗。欧阳显然在画她的情结，画她的心愫。”评得真好！欧阳的画诗意盎然，取材掂意，布局用色，画如其人，清雅脱俗，诗韵真情，她的画似会说话，说的就是芬芳的意境与心曲。
我特爱莲荷，抗战前，住在南京玄武湖畔，夏日湖上荷花红白相映，绿叶莲蓬衬托，清香氤氲，划着小船在荷叶丛中游弋。欧阳的《荷塘情趣》《荷韵》等作品，风神昂扬的白荷，淡雅婀娜的莲叶，绿羽红尾的翠鸟，有乐趣，有可爱的光和色，勾起我许多回忆。我也特爱牡丹，早年专门到河南洛阳及山东菏泽观赏各色品种的牡丹。欧阳的《牡丹》《清香》等画上，那雍容高贵、清雅俊俏的墨叶花王，引起我不少归梦遐想。心里无法平静，该或同这些有关吧？
欧阳肯定聪慧而且用功，她的画妙用笔法，感情细腻，透润清丽，求高洁和静气之美，有内涵和深度，从生活中来，从感情中来，从悟性中来，不失自然的气度与空灵的美，欣赏时使人有时似有朦胧梦境的幻觉。
绘花鸟易带俗气，即使彩色缤纷、眩目夺神的作品，不能脱俗我也挑剔。我中意她的画雅静清谧意味隽永，“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我在欣赏有些绘花的美术作品时不免想：如果说自然中的花比画中的花好看，还要画做什么？如果说画的花耐看耐爱，那才是好画。当然，画是画，自然中的花是花，不能等同，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而又超出原形，写出无尽之自然似寓有宇宙之常理。贵在用艺术之眼及手借助于心思及技巧营造表达出那种虚无飘忽却又实实在在能触动观众的美。
我这些话没有对谁说，更没有对画家本人说。因为萍水相逢，连交谈的机会也没有。
散会那天——7月28日，天晴热，上午有车送我们去杭州萧山机场。同车的人，焦祖尧兄回太原，朱晖兄返北京，我到成都，另外一位想不到竟是欧阳女士，她去长沙。她坐在前面，我看到的仍是她的背影，途中我偶然说起她的画雅洁清高，朱晖建议我写篇文字配上她的画发表，可惜的是我同欧阳不但没能谈谈她的画，而且下车登机前就走散了，既未同英年早逝的莫应丰的夫人交换一张名片，也未礼貌地道别，不免遗憾。时光如水，人生常会东南西北，那么，这篇文字算是补上这点遗憾和为纪念莫应丰同志和乌镇之行而写的吧！
（2005年8月5日于成都）
啊！永远难忘的笑容
——悼念李福崇书记
离开山东临沂到成都二十九年多了，但总常想起临沂当年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和出版办及临沂一中的老师和同学们。半年多前，一位临沂的老朋友打电话给我，谈话中，他说起福崇同志病故了，后来开追悼会时，他参加了，当天去开追悼会的人很多……我当时感到突然，又感到难过。如果知道得早，我是会发唁电给福崇书记的夫人鲁民同志表达悼念及慰藉之情的。但事已过去多时，我发唁电已不合适，如果写信给鲁民同志，怕反而会又勾起她的悲伤。那天，放下电话后，我怅然很久，许多往事都恍若又在眼前。福崇同志留在我眼前的种种印象，绝不是沙滩上的足印，风起浪过就会消失。只要想起他，我就忘不了他同我谈话时那种和蔼可亲而又坚定沉稳的笑容。
1972年初秋，仍是“文革”期间，当时“支左”任中共临沂地委第一书记的61军副政委刘湘同志派秘书找我谈话，宣布决定“解放”我。随即，地委组织部胡广惠同志到一中宣布恢复我原来的行政职务。从1966年夏，“文革”开始到此时，已经六年，山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武斗”等折腾得十分厉害。我在“文革”中，由于是省属临沂一中的领导之一，受到过极大冲击，其中两次被“解放”，但“解放”了又被“打倒”，“打倒”了又被“解放”。使我不知这种胡闹要闹到哪天。这次“解放”虽是正规、郑重其事的，但我身心疲惫，“解放”后就请假带了孩子去上海和江南探亲，看望去世了安葬在家乡的母亲坟地及住在上海的妹妹，大约到了年底才回来。
这样，就进入1973年了！在我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一天，地委有位同志来找我，很客气，很友好，说是上边让写一个土改戏，因为山东的两个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和《红云岗》（即《红嫂》），都写得不错，所以交下这个任务，要新搞一个土改题材的样板戏。而且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旨，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由此成立了土改剧组，由临沂地委李福崇副书记任组长，要调我参加土改剧组。”在那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岁月里，让多写点戏出来，确实是需要的。考虑到教育工作这件事危险，我很想点头答应，但想到动笔杆的事同样危险，我又犹豫了。我当时未答应，我说：“让我考虑考虑！”谁知，过了一天，我就被引去同地委李福崇副书记见面了。他态度很好地说：“听说你很能写，调你来土改剧组集体创作土改样板戏。学校的职务和名义仍旧挂着，但不去管事了，专门来创作。希望你能好好发挥一技之长（这是当时的流行口语，但我听了感到不大悦耳）！你们应该先出去深入生活，到一些应该去的地方看看，深入寻找素材，然后写出剧本来。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嘛！你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的！……”
分别时，我说：“那我就到土改剧组来！”李书记伸出手来，他的手是温暖友好的，他脸上的笑容和蔼可亲而又坚定沉稳。这是第一次见面的印象，很深刻。
土改剧组除福崇书记是组长外，一共有段坤恩、朱孟明、仲朋、王慎斋四位和我。他们四位原来是地区创作组的成员。此外，还有莒南的作家魏贤圣，后期又有何玮参加了工作。段坤恩是原地区创作组负责人，此时是学习组长，是个很负责的好同志。我们接受集体创作的任务后，每天都要学习文件、开会讨论，还要深入生活。为深入生活，到过曲阜、苍山、莒南、沂水、沂南、费县、日照等地进行采访和收集素材，最后终于决定将莒南大店镇早年发生过的一件平鹰坟的实事作为故事写成一个戏剧舞台剧本。有福崇书记作为组长，说明上边对这件事的重视。因是样板戏组我们到各地都得到支持和欢迎。福崇书记工作抓得很紧，所以工作进展比较顺利而且迅速，大家在一起工作也很快乐。辛辛苦苦写成了一个戏剧剧本，我们集体到济南听取省里负责同志的意见，在他们认为写得不错以后，回来经福崇同志同意，交给地区豫剧团彩排，彩排演出后反响不错，这个暂定名为《换新天》的剧本算是有了基础，并且得到了上影厂导演傅超武、夏天及上影厂党委书记江雨声及文学部陈清泉同志的重视，决定要将这个戏改成电影剧本由他们拍成电影。这个过程如今说起来很简短，但执行过程确足足有三年左右。这三年左右中，见过福崇书记的次数不少，但深谈并且印象深刻的只有两次。
文学创作本来是带个人色彩的事，所谓集体创作或江青当时提倡的那一套做法本身是容易引起创作中的困难和矛盾的。因为每个作者的思路不同、文风不同、性格不同、爱好不同、修养不同、基础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对名利的想法不同……种种不同，有时摩擦出一点火花来并不奇怪。回想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们这一伙人在作为组长的福崇书记领导下，都还是勤勤恳恳注意团结的。我为人喜欢低调和团结，注意做人之道，从不与人争名争利，这点我认为福崇同志是了解的。我不喜欢独自去他家汇报什么，但他似乎有时想要听听我的意见和想法。印象深刻的是大约1975年秋天一个夜晚，白天时他让文化局长薛密基同志通知我晚上去谈谈。晚上我遂到了他住处。那晚，鲁民同志在下挂面给他当晚饭，清水煮面条加上点味精，地委书记的生活简单且节俭使我起敬。见我来了，他说：“你也吃碗面条好吗？”我说：“我吃过饭了！您吃的真简单。”他笑了。让我坐下后，他说：“你很少来，所以我想找你来听听你的意见！”我点头说：“我没什么意见。”他夸了我一句说：“你这人好！”就逐个问我组里每个人的情况。我大致说：“我们合作得很好，有时讨论剧本也许会有点分歧，但都属于正常的情况。”我说：“老段有老干部的好作风，吃苦在前，注意团结，我们外出深入生活时，他管经济，注意节约，账目清楚，学习小组长干得很好；小朱为人聪明，思想活跃；仲朋是济南下来的作家，文学修养不错；慎斋写过《姊妹易嫁》，对戏剧熟悉，人也诚恳……”诸如此类，他听了点头说：“你这个人不错，不讲别人的坏话。”但突然问：“他们对你尊重不？”我如实说：“都叫我‘校长’！这就够尊重了！”说这话时，我笑了，他也笑了，说：“你有事尽管找我！调你来，是我同意的！你能发挥大作用、好作用，那就是我的希望！我是信任你的！”他说这话时是带着笑容的，仍是那种和蔼可亲而又坚定沉稳的笑容。
这以后，在我将《平鹰坟》的故事写成电影剧本时，他突然又找我到办公室去谈过一次话。这次，他要谈的是剧本的署名问题。
我恳切地表态说：“怎么样署名都可以！”我是说的心里话，既是集体创作，不署名完全可以的，但他似乎有一种要主持公正和公平的态度，所以找我去谈的。过了一会，我们闲谈起来。我告诉他：当年在北京时，1961年召开亚非澳工会执行局会议时，调我到宣传组工作，为写开幕式上由红领巾列队入场时的一首朗诵诗，我整整一夜未睡，在人民大会堂赶着写，改了送审，审毕又改，凌晨才定稿交给少先队员去背熟，以便上午十时开幕式上朗诵。当然不会署名。1958年，大跃进时我采访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写的文章发在《中国工人》杂志上，用的是“本刊记者”的署名。在《中国工人》上我采访何香凝等的文章都不署名……诸如此类，我是让他理解我的确不会因争名争利而影响团结与任务，让他放心。他看出我的诚恳，最后点着头说：“写成《平鹰坟》让它上了银幕，既完成了上边交代下的任务，又是替沂蒙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你是有贡献的！”分别时，他仍是用温暖的大手同我紧紧握住，脸上又是那种和蔼可亲而又坚定沉稳的笑容。
《换新天》由舞台戏剧改变成电影剧本，是要费很大周折的。为这，常由临沂去到上影厂。初稿是1976年1月完成的，上影方面认为有基础，但提出了不少新的要求。二稿是1976年6月完成的，但仍要继续花大力气修改。导演傅超武指定一定要我执笔。
在修改基本快完成可以交由上影厂老导演傅超武同志去进行分场台本供拍摄使用时，演员基本已经开始确定了，阵容颇好，名演员张伐、张翼、夏天、乔奇等人都愿意在影片中饰演主要角色。陈清泉同志（他后来曾任上海电影局副局长、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作为责编与土改剧组的同志们都交流、相处得极好。但在影片正式开始拍摄不久后，“四人帮”垮台了！十年荒谬的“文革”结束了！人心大快！我们土改剧组的人员也非常高兴。只是忽然在听说江青等被捕后，有人放风说：“土改戏是江青让搞的！”这阵阴风吹来，使我听了十分刺耳。但后来听福崇同志说：“上边查清楚了，这任务是毛泽东主席要搞的！江青是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于是，一场危险的风波平息了，《平鹰坟》的电影也放映了！
最后一次见到福崇书记，是在1983年冬天的成都。这年秋天我由山东调到了四川成都。那天，通了电话知道他到成都开会，我和起凤夫妇俩兴奋地到他住的宾馆看望，谈得很高兴。我感谢他在临沂时对我的关心，他却不断地说：“当年我没有好好重用你，埋没了你！”我说：“不！山东的许多好领导像朱奇民、高克亭、余修、薛亭、张学伟、张清波、王树群、胡广惠等对我都是极好的！你在领导我们创作土改戏时也是极好的！我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我不会忘掉沂蒙老区所给予我的恩德的。”他自从见到我后，一直对我笑着，那是十分亲切的笑容。由于我忙，他也忙，我未能陪他游玩成都。谈了些往事，已是夜深，他亲热地下楼送我和起凤上车。车开动时，他仍然站在那里，和蔼可亲而又真诚沉稳。
于是，他这种笑容就定格在我心上永远不会消逝了！
（本文刊于2015年《洗砚池》）
养生
对养生之道，我有点讲究，也并不讲究。
“讲究”者，吃东西时我注意营养，注意摒弃吃了对身体有害的食物；工作写作时不爱熬通宵，生活注意点规律；我怕在烈日下曝晒，烈日当空就尽量不外出；我怕闻香烟味，能避免就尽量避免，客人来我也不用香烟招待。近两年，因年岁渐大，与老伴都一起减少吃糖，菜也吃得淡些。如此等等，都可以说是“有点讲究”。
“并不讲究”者，指的是：对长寿与否我思想上并无负担，并非时时都注意养生之道。比如人家请吃饭，我就决不谈这样吃那样不吃，我是一概都尝尝，免得人家扫兴或觉得难以款待；比如我的生活规律是晚睡晚起，午间喜欢小睡片刻，可是工作或集体活动需要早睡早起，我也绝不例外，根据实际情况和条件许可来做就是。这样我既安心，思想上也无压力，不觉得这会“损害”我的健康。正如需要熬夜，需要闻香烟味，避免不了时，偶尔为之，我思想上不觉得多么有害，实际上也是一样。
所以，有人说我“讲究”养生之道，有人又认为并不。其实什么都不绝对，倒是合乎辩证法的。
三五年前，人说我“远看像三十，近看像四十，细看像五十”。如今没人这么说了，看来我确比以前老了，但仍有不少人说我“年轻”。
问我养生之道的人确乎不少。我其实并不在养生上多花脑筋多找“窍门”，但人家问我，我就不能不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
我想：年轻时有两条对我的健康是有利的。一是我从未吸过烟喝过酒，年轻时甚至连茶也不喝。倒是这几年年岁大了，人说喝绿茶对身体有益，于是我也就不加排斥，老伴泡了茶，我就喝一点。二是我从小爱运动，溜冰、骑自行车更加内行。溜冰会一些花样滑冰的技巧，骑自行车能掌握杂技演员的一些本领。田径、球类我都喜欢，开运动会时，四十岁前总参加一些项目。1960年我三十六岁那年，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体育运动大会，在二百米平衡竞走项目中，四百几十位运动员中我获得第二名，当时北京市委副书记万里同志发给我一个“练好身体、做好工作”的奖状。我不吸烟、不喝酒维持到现在，可惜，运动未能坚持。由于创作忙，这些年来常常连散步都无法天天保证。虽有当年的基础，步伐仍轻快，腰背仍挺拔，但如坚持运动和活动，我想身体状况一定会比现在更好的。
我的“年轻”同保持童心或年轻的心境密切有关。我总不愿丧失童心和年轻时的心境。我1961年夏天开始在山东一个省属重点中学做过若干年的校长工作，常同高初中学生接近。愿意了解他们，关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同他们亦师亦友。我与老伴从十八岁时相识，后来一同生活，是伴侣，也是好友，迄今未吵过架红过脸。我对她始终保持着年轻时的感情和心境。我有两个女儿，我爱她们，她们小时候，我带她们溜冰，给她们讲故事，甚至希望她们始终是孩子，但她们终于年岁一年年大起来。于是，我又在外孙楠楠的身上找到寄托。我陪他踢球，陪他下棋，甚至同他一样趴在地板上套圈圈……如今又有了小外孙安帝，我抱他，逗他，搔他的脚底，同他一起大笑……所以，我在童年回忆录《失去了的黄金时代——金陵童话》一书的自序中说：“孩子每每能抛开人世间的烦恼与困扰，流着眼泪会突然嬉笑，挨了打后会依然亲惬，淋着雨浑身湿透仍在玩着游戏……我愿意童心永存……”
离休前，我是淡于权力和地位的。对于名利这种身外之物，如来得自然，我不排斥。要自己去孜孜强求或因得不到而懊丧，我是做得到淡泊宁静的，正如我对于养生之道一样。这可能会使我活得潇洒超脱些。
我1987年离休，离休后，写作是我的最大乐趣。我不热衷于一定要活多少多少岁，但我愿意活得长些，多做些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我不把写作当作包袱或认为这会是影响我健康的“苦差”，而是当作生活的寄托、奉献和乐趣。只要写出了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就怡然自得，感到文思如潮，精力充沛，我还不老！还可再写十年、二十年。
确实，对于作家来说，写到八九十岁的在中外古今都不少，七十多岁并不老，更非古稀！
石头的故事
小时候，住在南京城南张府园，有个同年小朋友夏康强，小名叫石头。张府园是个前清留下来的大府第，一进一进的房屋，每进都有花园和假山石，古木参天，住着些做官人家，也住着些小户人家。石头他爹是给住在张府园的大户人家做厨子的，就住在后边一进的小平房里。石头长相聪明灵巧，其实人憨厚迟钝，反应特慢，干什么都慢半拍，我们玩“藏猫猫”，别人一下都躲起来了，问“好了没有？”别人不吱声，他总说还没藏好。玩“捉强盗”捉别人费力，捉他是一逮就准。他家后来因为父亲嗜赌生活困难，将他这独子用二十块大洋卖给一个变戏法的人做徒弟，学变戏法去了。那年他才十岁，他走，我好舍不得！
石头跟那变戏法的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了。后来一晃好几年，我家搬到了城外，我也进中大实校上六年级了。有一年过年，我跟同班的同学杨河金去夫子庙玩。夫子庙过年时人山人海真热闹，西洋镜，木偶戏，耍猴子，练武术，什么都有。忽然，我看到了一处拉场子变戏法的，我心里一动，突然想起了石头。天下也偏多巧事，想到了石头偏偏就看到石头站在场子中央帮着师傅和师姐变戏法。他长大长高了！瘦了！长相仍旧聪明，只是脸上皮肤黄黄的，穿一身破旧宽大打着补丁的棉衣，蓬松着头发。他那师傅是个五十左右、中等个儿的老头，装着小黑胡子，穿套脏兮兮的黑破西装，戴顶旧黑呢帽，化装得跟卓别林似的，正在从一块黑布里往外掏东西，一会儿是只鸭蛋，一会儿是束纸花，一会儿是只橡皮狗……杨河金拉拉我胳臂说：“戏法都是假的，没看头！走，看猴戏法！”可我挪不开脚步了，我舍不得看到了石头就走。我得多看看他。
谁知就在这时，石头闯祸了！不知怎么搞的，他笨手笨脚，递错了东西给师傅；竟露了马脚，将藏在棉衣里的一只活乌龟一下子“扑”的一声掉在地上！
师姐正端个收钱的铜盘要观众赏钱，师傅扬言给了钱马上要变个活灵活现的金眼乌龟出来，没想到石头藏着的大乌龟露了馅，观众哄地笑起来，有的还嚷嚷：“什么蹩脚戏法呀！走走走，别看了！”
师姐一脸惊惶，师傅火了！对着石头“啪”的一个耳光，又“乒”的一拳打在他头上，咬牙切齿地嘴里骂着“妈的×”！石头的鼻血滴洒到地上，他抱头蹲了下去。我好心痛，又好害怕！边上观众里有好心人喊：“别打了！”我也忙喊：“别打了！……”有人往盘子里扔钱！我掏出身边的银角子、毛票、铜板跑上去全塞在石头手里。
“人生何处不相逢”，又一晃几年，抗日战争时期，我十九岁那年，酷暑天途经中原灾区去大后方，万万想不到在河南漯河附近，竟又见到了石头。
那年，旱灾加上蝗灾，民不聊生，好些村庄都是“白骨乱蓬蒿”，逃荒讨饭卖儿卖女的沿途都是。由漯河往西走，去到茨沟一带，沿路常多打闷棍抢劫行人的事，不时可见头破殒命被剥光衣服赤身裸体的单身行人陈尸路边。在漯河城郊路边挂着“保护旅客，武装护送”的木牌，有张办公桌，两个当兵的坐着收钱，七八个穿粗布黄军衣的荷枪士兵七歪八斜地站在一边。
为了安全，我上前交了款，等候着人多些后结伴一同走，由士兵护送。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地上，我忽然发现那些士兵中有一个黑黄脸的瘦高个儿很面熟，仔细端详回忆，很快认出这就是石头！他乡遇故知，我按捺不住上前叫了一声：“石头！”
他先是怔了一下，认不出我是谁了。我报了自己的名字，他似乎想起来了，走近我，带点憨厚迟钝地说：“嗬，是你啊！”
我说：“你怎么当了兵啦？你没再学变戏法啦？”
他摇摇头，无表情地说：“学不会，师傅不要我了。”
我说：“不学那也好。”
他说：“好什么？我爹输了钱自杀了，娘也病死了。师傅不要我，我无家可归，只好讨饭。后来，鬼子打到了南京，我逃往皖北，遇到拉夫子，就当了兵！”
我不禁问：“当兵还行吧？”
他突然笑笑叹口气，看看手里执着的步枪，说：“什么行不行？都差不多。当兵是想干点老老实实的事，想和鬼子打，就是死了也比变戏法强！可是……”
那天，石头他们六个军装破烂的士兵护送我们五六十人一窝蜂地穿过灾荒地段。路旁的树皮早被剥光，树全枯死了。大道边上有条小河也干涸了！在大车道上扬着灰尘顶着烈日走了一程，不多久，前边出现了个小村庄，路在这里分岔了。回头一看，护送的六个士兵包括石头已经不见踪影，估计是找机会打回票了。原来，“护送”实际是军队敛钱的骗局。行路人只好各走各的。那时候，我恍然明白为什么石头会说“都差不多”，明白为什么石头先前说到“可是……”后边的话停口不讲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石头，不知道他是否找到想干的事情，是否打鬼子死在沙场。
（1984年）
春恋
夜里没有风，淅沥的细雨沙沙沙直下到天明。清早，东面的红日从青山间跳跃浮动着上升，照得房里通亮。懒懒醒来，听到一片悦耳的鸟鸣声。打开窗来，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不远处的红柱八角亭侧绿树浓荫中，有飞来飞去的画眉、白头翁和银眼圈在枝头欢唱。雨后，园里的绿草更绿，盛开的桃花、山樱、茶花、紫荆、玉兰、海棠仿佛流动着彩色的光晕，美得叫人心醉。这些年来，住在喧闹的成都，难得见到飞鸟听到鸟音，有一年秋天去九寨沟，也没见到这么多漂亮的鸟儿，听到这么使人开心的鸟叫。就凭这鸟和花，我就爱上这儿了！
十多天前，我突犯平生第一次的心绞痛，来势凶猛，疲惫不堪。关心的同志们都劝我检查心脏疗养几天。空军都江堰疗养院院长卢克瑞，他是我在山东时的学生，就把我“劝”到这里来了。这里远离尘嚣，坐落在都江堰市的蒲阳镇，背靠岷山，面向平原，傍临岷江。一百八十亩地的疗养院里，满眼翠绿，银杏树古老，香樟木参天，竹影婆娑，垂柳飘拂，充溢诗情。开阔处，登高可以看到几十里外大片金黄的菜花，隐蔽处曲径通幽会叫你迷路。最美的是点缀在浓绿淡绿中的红花、白花、紫花、黄花汇成的繁花似锦的世界。在成都市区只能感到春意，在这里可就看到真正的春天了！克瑞告诉我：这里四季花开不断，春夏不必说，秋天的桂花和菊花，冬天的蜡梅和红梅，疗养的人都特别喜欢。他陪我逛了一些地方，我才发现这儿既有游泳池、健身房、球场、服务部、医疗大楼，也有碧波荡漾的钓鱼池、吃麻辣烫的火锅店和卡拉OK舞厅、电影放映厅等。他说：“在这不会寂寞，去游青城山都江堰都很方便。”我笑答：“我喜欢寂寞！我住处附近有个汽车修配厂，空气严重污染，而且敲敲打打的嗓音使我失眠。我是来寻找清静的！”于是，他安排我住在最后一个花园里的小楼上，让我同清静作伴了。
这里原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旧址；早先都是茅草房，如今旧屋荡然无存。去年，在此开过一个六七百人的联谊会，从台湾驾机归来的王锡爵及来自国内外的许多当年“空幼”的学生都来聚会，看到新面貌后，不胜感慨。今年，“空幼”四期的学生还要再来聚会。这所西南唯一的空军疗养院，在改革开放中，也面向地方开放了。卢克瑞志在开拓，正与四川一些著名中青年画家筹备成立一个“蓝天书画院”，既为提高四川中青年画家知名度，使优秀作品走向市场，也可提高疗养院的文化品味扩大影响。我来的那天，就有画家正在大厅里挥毫作画。
我住下后，一边检查身体，一边优哉游哉享受这里的美丽。早上爱听欢快悦耳的鸟叫，中午漫步花草丛中看燕啄泥蜂酿蜜，午后阅读带来的散文集，晚上看看电视新闻。这时的北京正热气腾腾开“两会”，于是，我虽处在清静中，却仿佛也听到春潮的澎湃。
我想，如果在这里疗养一段时间，定会有益健康。可是，当拿到检查结果说身体无严重问题时，我的心又不定了！我确实喜欢这儿的清静。唉！偏又是习惯于忙碌的命，总是希望生命里有一个主题，生命的美丽不在于它的永不停歇吗？
寂寂春夜，夜夜都有蒙蒙细雨，草木总是那样鲜活。悠闲了五天，“思凡”之心又起，怎么也克制不了，我告诉克瑞：“我过了五天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很快乐，但现在要潇洒地回了！”“你不是说爱这儿的清静吗？”“是的，但我得走！”他留不住我，似乎很遗憾。但我觉得他迟早会了解我的。
第六天一早，在鸟声欢唱中，我离开了那所可爱的疗养院。
思念也是回味
——在新都桂湖思念艾芜和哈华
多次到过新都，留下的都是极美好的独特印象。
这个有近三千年历史的古蜀名都，如今是一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是成都的旅游卫星城。来到这里，我总是流连忘返。
它既繁华又古朴，既现代又有浓烈的川味。来这里后，古刹宝光寺的悠长钟声和缭绕香烟，著名明代状元杨升庵留下的园林桂湖的绿叶荷花，甜美雅逸的金桂香气，会沁入我的心田，久久逗留……
我是最爱在初秋桂花飘香时节来新都寻找秋意的，虽然此时荷花已经凋零，但带着残荷的脱俗意境更具诗味。
我会坐在桂湖边的石头上，想这想那……久久不愿离开。
这时，我差不多每次都会想到艾芜和老友哈华。
他们都是新都籍的现当代著名文化人、文坛的优秀作家。由于同他们交往留下的印象，在新都桂湖，我总会久久在心头浮起想念。我在桂湖品味新都，不但有怀古之幽思，而且每每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是由于对新都这两位文人的怀想和思念。说来也巧，一次，看到有位老者瘦瘦的极像艾芜；又一次，一个穿西服的白发老人戴着眼镜特别像哈华。我正嗟叹间，他和他都却隐没在树丛和亭台后的人群中了……
是呀，他俩早都走了，但我眼前仍仿佛看到他们依然活着，在桂湖的秋色中缥缈地与那些游人一同走过……同这古老的桂湖名胜一样，人不在了，但历史存在。历史存在，那些不该忘却的人也依然会存活在大众的心里……于是，思念也是回味，思念无尽，回味无穷……
《香港文学散步》引起的回忆
香港女作家卢玮銮（小思）女士赠我她新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香港文学散步》一书，我读后很喜爱。卢女士曾留学日本，擅长写散文，多年来从事香港文学及香港早期文化活动的研究，工作颇有成果。这本《香港文学散步》从文学的角度寻根认往，在上篇“思故人”中，介绍了蔡元培、鲁迅、戴望舒、许地山、萧红等人在香港的行踪及他们与香港的关系；在下篇“临旧地”中，列举了孔圣堂、学士台、六国饭店、何福堂中学等处当年中国文化人的活动。每个人或每一处地方，都附录有精心编选的文字。附录之前，都有卢女士一篇文笔清丽、带着浓郁怀想幽思的散文抒情点题。她在香港搜寻往事，发掘史料，使《香港文学散步》既有史料价值，也有文学价值。读时，我总是思绪绵绵夹杂着感慨，并得到美的享受，感觉到“处处都有历史的叮嘱，文人的精魄”。于是书中的篇章感染了我的情愫而引起一些往事的追忆。年代虽久远，记忆也不免破碎，但仍觉新鲜。
记忆是从蔡元培先生开始的。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10月间，我随父亲离武汉来到了香港。当时我只是一个初中学生。但父亲无论到哪里都常带着我。在香港滞留居住的一年左右的生活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同文化教育界关系密切。早年，他在上海时，曾在中国公学和南方大学任商科主任、法律系主任并兼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创办过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法政大学成立后，曾一度做该校校长。在南京时与别人创办过文化学院。冬天，在香港期间，父亲曾带我与友人杨天骥同去看望生病的蔡先生。我们一起坐香港巨商李尚铭的私人汽车去的。住址在哪里，已全忘却，只有印象的是蔡的住处会客的房里书特别多，橱架上、桌上，连房中央的一张长条桌上也全放满了。蔡穿长袍、戴眼镜、上唇蓄须，说话声音不大，腹部突出，人显得很苍老。父亲让我叫他蔡老伯。他当时身体很不好，脸黄有病容。他们谈些什么，别的均无印象。只记得杨天骥老伯笑着问过我：“你上学时是不是男女同校？”我点头。他就笑着说：“这就是你这蔡老伯提倡的！他那时做教育总长……”我后来听父亲说过：“一·二八”那年，我随父亲离南京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当时蔡是北大校长。父亲在北京时曾同蔡见过面，父亲这次与杨天骥看望蔡先生后，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参加过“保卫中国大同盟”等举办的展览会及支持抗战的募捐活动，同蔡先生也见过面，只是我未在场。蔡与父亲同一年去世。那是1940年2月，我与哥哥宏济从上海到了香港。当时父亲已因抗日出事身亡。我们在香港见到了杨天骥先生。杨那时不知为什么竟去做了杜月笙的顾问。在告诉我父亲的一些熟人的情况时，也提到蔡先生身体不好。接着，个把月后我就在报上见到了蔡先生在香港病故的消息。出殡那天，参加的人极多，全港学校及商店都下半旗志哀。《香港文学散步》中谈到蔡先生葬于香港的华人永久坟场。卢女士说：“香港山水有幸，让这位文化巨人躺着，可是，香港人也善忘……不是善忘，是根本不知道，年年清明重阳，不见有多少人去扫墓。扫墓，只是个仪式，不必斤斤计较。但如果在五四纪念日的前后，能去蔡先生的墓前致敬，沉思蔡先生生前走过的道路，这毕竟是我们香港人可以做得到的事！”说得是非常有感情的。
《香港文学散步》中提到了许地山先生。我那时熟悉他写的那篇短小而朴素无华的佳作《落花生》，也知道他的笔名就叫“落华生”，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1940年2月，我与哥哥到了香港，在香港皇后道上的宁波同乡会楼上那时举办着一个有关支持抗战的摄影展览。我们有个本家名叫王琪的在那儿帮忙工作。我们去找他时，看到有个相貌清秀而又堂堂，黑发、留一绺黑须、戴黑边眼镜的人，穿灰长袍，由人陪同在看展览，边看边同人谈话。他被几个人簇拥着，给我一种典雅威严、学者气质的印象。王琪说：“这就是许地山，落华生！”许那时是香港大学的教授，碰巧见他一面，也是一种机遇。这次看卢女士在书中介绍，才知他在我见到他的第二年就因心脏病突发逝于香港，葬在薄扶林道的中华基督教坟场，年方四十九岁。卢女士说：“这个坟地，没有一朵花，没有一炷香，寂寂的在那儿已经四十六年，里面埋着一个为香港做过许多事的有用人，一个著名作家，许多香港人不知道！”真令人不禁唏嘘。那么，我愿这篇文章算是为许先生献上的一朵小花吧！
刚才谈到过杨天骥先生。他一般爱用“杨千里”这个名字，是苏州人，诗词书法均佳，人称他为“才子”。他早年在上海某学堂教过国文，胡适是他学生。在1906年，胡适十五岁时，杨天骥汇辑《西一斋课文》以备日后查看学生进步之迅速。其中收入胡适根据杨先生的命题所作的议论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当时杨先生对此文作了赞赏的批语，人都夸他“识才”。1937年冬，胡适声名正盛，秋天时经香港去了美国。杨天骥同父亲不时谈到胡适的事，只可惜许多具体的事我都记不清了。
我随父亲在香港住湾仔“六国饭店”。当时这个八层楼的大饭店算是高级的旅馆。朝着海滨的房间阳台上可以看到翡翠色的大海。我们住房的隔壁，住的是川籍名流谢无量老伯。他个儿不高不矮，胖胖的，脸色很好，两只大眼看起人来慈祥和蔼，脸上总有笑容，不笑时也像在笑，给人坦诚和大而化之的印象，说话声音也很柔和。他那时常穿一套新的藏青色西装，打黑领带。但西装上衣因吃饭时不小心很快就染上不少油渍。父亲说他是“名士风度”。他当时同杨天骥一样，也是监察委员。我们的住房朝海都有个阳台，谢无量那时单身一人在港，他比父亲年龄大一些，四川口音，是同盟会员，曾做过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秘书。父亲特别夸赞他的学识和书法，听父亲说他在中国公学教过书，著述甚多。我后来上大学时，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查过他的著作，均是由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中鲁迅很重视的《中国大文学史》就是他的名著。新中国成立后，我听说他在成都任过四川博物馆馆长，在四川大学任教，主讲《庄子》等，后来是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人民大学任教，住在铁狮子胡同红楼宿舍内。毛泽东主席对他很尊重，曾在中南海专门设宴款待他。大约是60年代初，我看到过当时新华社发的照片，他坐在毛主席的身旁，仍带着他那种安详坦诚的笑容，席上还有章士钊先生。以后，他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63年去世。我因1961年夏就离北京去了山东，以后未有机会和心绪去看望这样一位堪称为文化名流的父辈。
谢无量在香港滞留的期间，应是1937年秋冬。他在香港留的墨迹不少。当时，香港巨商李尚铭很爱结识政界上层人士及文化人。一连几个月，每晚都在他山光道寓所设宴待客，款待得十分大方，毫无吝啬，吃的菜肴总是海鲜及名菜。父亲和我有一次应邀特别吃了“猴脑宴”。他每次都派汽车接送客人，家中照例有一桌麻将或一桌“沙蟹”。谢无量和父亲几乎每天总带着我同坐一辆车去李尚铭公馆玩，当时的常客，除谢无量、杨天骥和父亲外，有“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及他儿子，有卸了任的天津海关关长孙隆吉（此时是银行家），有一个瘦长高颧骨的商人郭绪发。此外，当时著名拍粤语片的影星梁翠薇等也应邀常来吃饭。李尚铭备有文房四宝，有时就请谢、杨和我父亲到书房给他写字题诗留下墨宝，并代别人索字，写后很快就裱了挂起。谢无量的书法风格独特，看来像小孩写的字，但个个苍劲挺拔，不落俗套，人都称好。
谢无量喜欢古玩。在港期间，许多古玩商人都到六国饭店送货给他看，要他购买，他极善鉴别。当时香港假的古董玉器极多，他用白洗脸盆，注上一盆酒精，将商人送来的玉器、翡翠、鸡血石等都放入盆里浸泡。假的就会褪色。他就当面退还商人，使以假充真的古玩商十分难堪，我到他房里，看到这样常笑得很高兴。他用放大镜鉴定古玩，还将一只德国货的小放大镜送给我玩。虽属无意的保存，但迄今仍在我抽屉里。他又特别爱打牌，在山光道李宅打麻将的常有他。他总是输得很多，但输了脸上也仍是十分从容，带着他特有的憨厚的微笑。
《香港文学散步》上提到六国饭店，有卢女士写的怀旧散文，说：“六国饭店的名字紧紧和40年代的中国文艺南方发展连在一起。”书中，节录了我在那《战争和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中写的“六国饭店”的那个片断。那是1937年冬到1938年春时的状况，看到书上八层楼高的六国饭店的旧景照片，半个世纪前我在那里生活过的情景不觉都出现在眼前。现在，八层楼的六国饭店已变成三十层高的六国酒店了，听说是爆炸掉旧楼后重建的。看来，历史就是这样。它不会被人们遗忘和背弃，它也总是在向前进步发展的。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实在太偏激片面了！过去不是这样，现在也不是这样！《香港文学散步》昭示了这一点。现在，香港自有一批值得尊敬的作家，正在不怕寂寞地努力埋头耕耘。他们有一颗可贵的中国心。他们珍重历史，也在开拓今日塑造未来。他们懂得在拥有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该如何去怀念、珍视那些值得铭记的文化先行者，保存并光大香港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属于中国的、美好的东西！
（1987年）
带着感情谈四川
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我十八岁，夏天离开沦陷了的上海，长途跋涉，经历千辛万苦，秋天第一次到达大后方四川求学。我的高二高三阶段和大学一、二年级都是在四川度过的。那次，在四川整整住了四年光景才回下江。未想到三十几年后，我又来到四川。那是1983年秋，因调来工作，我落户成都，到今年10月，整整二十周年了！我是江苏如东人，从来未回过家乡，一直萍踪飘泊，在上海、北京、山东先后都长期工作过，但累计起来在四川工作、生活的年月最长，对四川自然有深厚的感情。
如今想来，第一次在四川，对天府之国留下的美好印象是很多的。
首先是四川的山水，我走南闯北，到过许多名山大川，但四川的山水，其青、幽、险、雄是独特的。我第一次入川，由当时的“西北公路”越秦岭后，经剑阁、梓潼、罗江、广汉到成都，那如排垒的剑门关，群山奇峰如尖刀并竖插向天空的雄姿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迤逦壮观。我见画家关山月画过剑门群山的雄姿，他用墨色作基调，将山姿的险峻、气象的森严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后，我又见到了四川的江水，川江水势开阔，看似平稳实际湍急，浩瀚的江水中漩涡不断，这使人自然想起李白的《蜀道难》但又有其不可言喻的美。犹记得第一次入川抵达成都时，在望江楼看到的一副楹联：“引袖拂寒星，古意苍茫，看四壁云山，青来剑外；停琴伫凉月，予怀浩渺，送一篙春水，绿到江南。”当时我就想：啊！这真是我到四川面对山水的印象与心境！当时背诵熟了迄今也未忘记。以后，在川江边上求学，常听到船工拉纤的川江号子声。许多年来，川江号子在我耳畔常常回旋，引起我无限的遐想与回忆……四川的自然风光，实在欣赏不够，也忆不完。
四川淳美的风土人情，同样给我留下了深永的回味。抗战时期，大批川军将士背井离乡出伐御敌，在淞沪、江苏、安徽、山东等地的抗战中流血牺牲贡献极大。四川百姓当时出钱出粮，整个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对支撑抗战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日寇对四川的大轰炸，无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我们这些当时流亡学生，在四川上学深深体会到四川民风的淳厚与人情的可贵。在记忆中的有些小事，可以作为说明。四川盛产橘柑，我们那时学生贫穷，生活艰苦，有时一天两顿稀粥，发一匙盐巴做菜，营养缺乏，走过橘柑园，才知当地风俗：过路人可以随便采摘了吃。吃后可将橘皮放在树下，愿吃多少均可，但不要摘了带走。学生去不花钱白吃橘柑的自然不少，可见农民的厚道。最后因不少人破坏了规定，摘了大量橘柑带走。橘柑林的主人才只好出来看守加强防范……那时我们外来的流亡学生与本地川籍同学相处融洽，由于我的家乡沦陷，有的川籍同学就盛情邀约去他们的家里吃饭“打牙祭”。我食量小，一碗米饭尚未吃完，想不到同学的家人在我背后用一把大木勺满满装了一勺米饭，结结实实扣在我的碗里。原来主人怕客人客气吃不饱饭，所以传统用这种方法待客，使我十分感动。我实在是吃饱了，只能拼命又硬将一碗饭撑下去。这足见四川民风的朴实可爱。此后，有了经验，提前预防，才能避免胀胃……那是1943年，我上的国立九中高一分校突然发生中毒案件，早饭里被人放了砒霜，大批同学中毒昏迷呕吐。我与几个未中毒的同学赶快到附近农家买生鸡蛋给中毒的人吃了解毒，许多农家知道这事，纷纷拿出鸡蛋不肯收钱，快拿去救那些学生娃娃的命要紧！……往事如烟，但上述这些事是怎么也忘不了的。我们那时外来的流亡学生与本地的同学相处极好。如今我又来成都，这二十年来，晤及不少当年中学和大学的校友，大家都非常珍惜当年共艰辛同患难的抗战岁月中建立的友谊，夜秉秋灯，谈及往事，真是十分亲切甜密。
我也无比喜欢四川的人文蕴积，四川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名胜古迹处处都有，历史上的峥嵘人物多如灿烂明星。“自古诗人多入蜀”。四川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之邦。在此怀古采风可以无尽无休，不胜感慨，又在盛衰悲欢之间感悟历史沧桑大有所得。
我当然不能不喜欢四川的“食”，诸如川菜。作为抗战时的一个穷学生，不可能大尝川菜，但对川菜中的几样家常菜是情有独钟的。比如回锅肉、鱼香肉丝、麻婆豆腐就是。再如担担面、抄手和汤圆这类普通小吃也是一样。总使我口舌留香，余味无穷。我吃不了太辣的菜肴，但这些普通菜点加上火锅，那是走遍全中国都想吃也吃不厌的。
用两千多字来写四川，就只能用“思昔”的方式把留在脑中的点滴印象精略地记一记。这些印象是抗战时期的四川留下的，其实我重来四川这二十年来，四川值得写的人和事更多了。因为四川随着祖国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在飞跃进步。
抗战时在四川，在旧政权统治下，四川还是十分贫穷的。那时百姓面有菜色，反动派拉壮丁，对农民敲骨吸髓，农民赤脚草鞋头缠白布衣衫褴褛，那时不仅农村，城市里的破烂旧屋也满目都是，高楼大厦少得可怜。小轿车数量有限，街道狭窄拥挤。那时四川没有铁路，航运落后，公路少而崎岖；民族工业奄奄一息，农村经济日趋破产。那时全省平均好几千人中才有一个大学生，更别说什么硕士、博士了！那时，我在一个县城里发现全城一共只有三个西医。那时……而如今，拿成都来说，综合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全方位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城乡面貌变化巨大，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交通四通八达，文教医疗卫生事业和旅游事业蓬勃发展，川菜烹饪精益求精……
看今日，想过去，那真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了！要我来写四川，就是用十万字、几十万字也写不完的。继往开来，过去的光荣与今天的辉煌集聚于四川。四川在西部大开发的进军号中将会越加绚丽多姿！
我爱四川，过去这样，现在更这样。我长期工作过的山东，一直把我当作山东老乡对待。直到现在，仍常把我作为齐鲁名人来宣传。如今，四川与山东一样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早已经融入四川。近年外出，在海南、在北京、在安徽，不少人都把我当作是四川人或误说成是“四川人”，我已欣然接受，从不否认。
（2003年9月于成都）
张召信的故事
第一天，在淮镇听到的故事……
我到河北献县淮镇去访问售货员张召信。张召信，是河北省商业工作者中的一面红旗，七年来，他一直在勤恳地为支援农业贡献着力量。
这天傍晚，到了淮镇。淮镇中心商店的同志说：“张召信在西高官村支援抗旱，正忙着哩！”他们建议我明天下乡去访问他。
这时，夜幕笼罩下来，镇外平原上抽水机正在灌溉着麦田，有人欢乐地在田垅上唱歌。中心商店的小段同志，一边陪我到住的地方去，一边就给我讲起张召信的故事来了：
“张召信，在我们这里，可出名啦！抗日战争时期，他是我们这一带的游击队长，神出鬼没。他的游击队，先后打死过二百多鬼子和伪军……”说着，他用手一指，“你看——”
我抬头向西一望，月光下，那儿是一排新房子，有几棵大槐树迎风摇摆着枝叶。
小段说：“过去，这儿是鬼子的炮楼，后来给咱们平毁了，盖上了新房子。淮镇，那时是鬼子的一个大据点。就在炮楼附近，住着一个汉奸特务队长安振胡。这家伙简直是狼心狗肺，杀了我们不少干部和群众。老百姓恨透了他，党决定为民除害，把这任务交给了召信……”
小段讲得真生动，使我眼前像演电影似的浮起了一幅鲜明的景象：
十八年前，那是一个秋天的夜里，张召信，带了两个队员，悄悄摸进了淮镇。安振胡正跟小老婆在听留声机。忽然，门开了，灯下人影一闪，张召信出现在他的面前，严正地宣判了汉奸的死刑。
小段接着说：“张召信除了这个大害，老乡们真高兴啊！鬼子可气坏了。在淮镇贴起大告示：谁抓住张召信，不论死活，一律重赏。回头村的鬼子，还在杀人场上钉了枣木橛子，声明：捉住张召信，马上钉死在橛子上！当然鬼子是‘瞎子抓鸡’——连张召信的一根毫毛都没摸着。”
故事确实吸引了我，但是小段却把话题一转，说：“你不是要了解召信支援农业生产的事吗？我就给你讲一些。反正召信这人过去是斗志昂扬，现在是干劲冲天。为了农业生产，他像战斗一样地在工作，简直不知道什么是休息。领导上因为他在战争中受过十二次伤，很关心他的身体，他却总是说，‘身体很结实嘛，叫我闲着就不行。’像他这种革命意志旺盛的人，病痛不放在心上，不让他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他却感到无比痛苦。”
我心里涌起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听着小段有声有色地讲下去：“1958年，大跃进，这儿成立了人民公社，大家的干劲更大了。那是冬天的一个夜里，大雪纷飞，徐村为了打井，要席子搭窝棚。召信推起车子装了四十领席子赶着送去，俗话说，‘走雪如走沙’，走了一个半钟点，才到徐村。徐村的干部们正在开会。见进来一个‘雪人’，仔细再一看，原来是召信，忙给扫雪倒茶，说，‘召信哥，路难走，天寒雪大，剩下的明天一早我们自己套车去拉吧！你别再送了！’这时已是夜里十一点了，雪花鹅毛般地降得正欢。社干部留他住下，他坚决不肯。回到店里，他赶紧又装上四十领席子给送了去。这次，社干部一见，更感激了，劝他一定要当心身体。哪知他听说打井需要六十盏灯笼夜战，又悄悄赶回去冒雪把灯笼送来了。社干部感动得握紧他的手，连连说，‘召信哥，你爱护公社，我们懂，你是拿自己的干劲来鼓舞我们的干劲。我们要是不把干劲鼓得更足，别说对不起党和毛主席，连你也对不起！’……”
我很感动，正想说点什么，小段却又接着讲起第二个故事来了。
这故事也发生在大跃进里。一天傍晚，大风大雨，西高官村为了夜战，急需煤油和皮绳。召信挑着担子冒着瓢泼大雨给送去。走到半路，一脚滑倒在水沟里，闪伤了腿，浑身一潮，伤口都疼了。他后脑上曾给炮弹皮打过一个洞，手指骨给枪弹打断过，腿上给子弹打穿过，现在都疼得像蛇咬。他却不管疼痛，跛着腿，一鼓干劲就到了目的地。社员们忙迎上来说：“召信哥，多亏你呀！要不就影响生产了！”他回答：“支援农业，我们是后勤兵。我们多流一滴汗，你们好多鼓一分干劲。只要你们大跃进，用什么有什么，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送！”当天他回到店里，刚好公社党委有个急信要分送到七个村子里去。信没有人送。他不管自己并非公社的通讯员，也不说自己伤了腿，讨起这个任务，忍住疼，连夜把信送到了七个村子。他常说：“党对一个党员的要求不必有限度，一个党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责任也不应有止境。”
小段同志只讲到这里就回去了。但在我的脑子里，张召信的形象已经逐渐鲜明起来。
第二天，在下乡路上听到的故事……
第二天清早，淮镇中心商店派了一位小马同志陪我到西高官村去找张召信同志。小马约莫二十岁，也是个会讲故事的人。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飞驰，两旁真是美景如画，到处是成片的果树林绵延相连。小马说：“你不是要访问召信吗？在这些果树上，就有他不少故事哩！”
于是，他给我讲了一个枣林的故事。
原来，淮镇出的金丝枣，外销很受欢迎。去年春天，公社党委号召多种枣树，那天，召信送货到西高官村。社员围住他：“召信哥，谷雨快过了！再不种枣树就晚了！你帮助我们想法找批树秧吧！”
召信找不到树秧，心里好急。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想着，猛然忆起当年打游击时的一段往事来了……
那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以后，他跟一些同志来到沧县浦窝村东面一块洼地里露宿。地上，净是一点点大的枣秧。乌云遮住了月亮，大家没看清，睡下去，刺得身上像蝎子螫似的……
召信想：现在，那地方可能还有枣秧。第二天，鸡叫头遍，他就推着小车去了。当地公社听他说明来意，满口答应支援。召信饿着肚子去刨秧。从清早到中午，一口气刨了一千多株，这才装车回来。西北风呼喇喇吹，走到滹沱河边，他又累又饿，一股急风吹来，头一晕，连人带车倒在河里。幸好一个赶大车的路过，把他救了上来。他心里着急的是枣秧放久了栽不活，于是又熬着饥寒，赶到西高官村。社员们十分高兴，夸他是“及时雨”。召信忙说：“要不是人家浦窝村的社员们共产主义风格高，我一株秧也带不回来。”大家一听这树秧是邻县公社支援的，都保证要把秧栽活。说干就干，召信也跟大家又干了半宿，把一千多株秧全种了下去。
听完这个故事，正巧，我们走近了这片枣林，枣树现在已经有半人高了。
我要求小马再讲张召信的故事。小马说：“反正，召信的故事挺多。他自己是不说的，旁人也说不全。就再拿这果树的事说吧，平日，他送货，在路上见了果树，总要翻开枝叶看看有没有毛病。一次，他突然发现好些果树都长了八角虫，大吃一惊，走一村是这样，再走一村又是这样。他马上奔到各个村子去报信，去向领导汇报，自己又连夜到外地去运农药。这样一来，村村动手，及时消灭了虫灾，两万三千亩果树保住了丰收。老乡们后来见了他常说：‘召信，今年吃果子的时候，可忘不了你啊！’”……
在高官村听到的故事……
事情好像也并不出乎意料，因为张召信本来是忙人。我们到达高官村分销店时，他又不在！怎么办呢？我想，先找村上的人谈谈也好。果然，这一谈，又谈出故事来了。
据说，张召信刚做售货员，作风就不同。他总是推着车、挑着担，给大家把需要的东西送到田间去，送到门上去。他说：“你们农忙，别误了生产。”每次，党委召开会议布置生产任务，他就在会上统计各村需要的东西，会一散，货就送到。所以大伙说他：“跟在党委后面，走在生产前面。”他自己也常说：“听党的话，执行党的指示，决不能打折扣。”讲这些事的，是个村干部，最后笑着说：“反正召信跟咱们分不开。他支援咱们搞生产，咱们少不了他。他收购东西，咱们也尽力支持他。过去，他们商业中提倡收蛋到院，收猪到圈。召信却用不到这么麻烦。他要什么，只要开口，咱们各村就自动给他送上门去。”
一个白胡子老头，讲了另外一个故事：那年，长夏一过，来了新秋。一夜，西高官村东头的堤岸决了口。召信刚送货回来，睡下不久，听到呼喊声，立刻跑上了堤岸。
堤岸已被冲开一个大口子了。抢险的人拼命扔土。可是土一下水，都被滚滚的激流冲跑了。眼看十多个村子的庄稼、田地、房舍、人畜全有被淹没的危险。召信纵身跳下水去，喊道：“会下水的快下水抢险！”二十来个小伙子见他奋不顾身，也纷纷下水。这才堵住了决口。
高官村分销处的老郭同志，这时插嘴告诉我：“召信这人就是好。支家务村有个烈属陈老大爷，临终已经不能多说话了，却还忘不了叮嘱儿子，‘你要学张召信，他不愧是个共产党员。’”
我问：“陈老大爷为什么会这么说？”
老郭说：“召信埋头苦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家能不看到吗？我举个例你听，种庄稼总离不开积肥。召信来后，从我们这高官村通往周围各村的道路两旁，老乡们常常发现田里出现一个个粪堆。起初，有人怪纳闷，谁不声不响干这好事呀？后来才发现，原来张召信每次单身出门，就背上粪筐，推车下乡就带上粪箱，走到哪拾到哪，拾满了就往田里倒。”
边上有个中年人，说：“老郭，你把召信哥复员回来当售货员的事给他说说。”
老郭接着就说开了。
1953年，召信复员回到了家乡。复员前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副连长。复员回来，他就做了售货员。有人问他：“召信，你怎么跑回农村干事了？多没出息！”他平心静气地回答：“我是这儿土生土长的，祖祖辈辈是庄稼人。咱们国家农民多，农业重要。把农业搞好，全国人民吃的大事解决了，工业发展也就更顺利了。现在，农村需要人工作，我是个共产党员，回来，我觉着挺好啊！”
有的人怂恿他：“回来倒也罢了，不过，还是想办法套上两条自己的牲口，拴上一辆自己的大车，走南闯北跑个脚，又自在又赚钱，多舒坦。一样干买卖，何必非干你现在这个？”
张召信听了一皱眉，满脸严肃：“不行！拉脚是个人的小买卖。这是革命的大买卖，自私自利，往资本主义路上跑，我不愿意。售货员是革命工作，对农业生产，对农民生活，密切相关。我就爱干这个！”
稍后，又有人干脆露骨劝他：“你是打天下有功的人，要干也得闹个主任当当！每月只挣十六块五毛，又是个售货员，划得来吗？”
一句话，好似火上泼油，张召信勃然大怒：“划得来？干革命有这话？那么多先烈为人民献出了一切，难道都没有你明白？不想想你现在过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说这话的人见召信一脸火气，吓得跑了。从此，没有再敢“劝”他了。……
第三天，见面时候亲眼看到的事情……
天黑了，张召信同志还不回来。晚饭后，我便到分销店里准备找门市部的同志聊聊。门市部有个小伙子在整理一些排灌器材。跟他一谈，他就讲起张召信同志支援抗旱的故事来了。
“有一次，店里来了一百辆粗管式水车。正逢浇麦，水车来得好啊！可是这种水车是新产品，社员们买了去不会安装，也不会使用。有的人传来了怨言。召信想，这是工厂支援公社的新产品，决不能让它影响工农联盟！夜里，他通宵围着水车研究构造，心里想，过去打游击时，缴获了鬼子的机枪、掷弹筒，我都能摸索着拆开又装上，水车不见得会比枪械复杂，为什么不能试着弄弄？一夜没睡，窍门真给他摸到了。东方露白，他骑车直奔小李庄。这个村有十辆水车，社员们正在发愁，他下车就安装，一会儿白花花的水直往麦田里灌，社员们都乐了，说，‘工人老大哥的新产品真顶用！’其他各村，他去跑了一圈，问题也都这么解决了。这以后，他便提倡做‘多面手’，现在咱们这儿的水利工具早就连卖带装修一手包办了！”
我问：“他这次是出去修水利工具的？”
“这次不是。”小伙子讲，“咱们这儿管理区派出一批民工支援抗旱，明天早上就出发，急需六辆推车。店里没货，召信到处想法都想不到，他就决定巧干。他到这个村子觅点车上座，到那个村子找点车轮，还要跑到邻县找零件，想配成六辆车给民工带去……”
我说：“时间这么急，明天一早就要，能行吗？”
小伙子望望我：“召信哥说到总要做到，我看能行！”
正说着，忽然老郭出现在门口了：“召信回来了！”
我连忙跟他跑出去，远远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粗壮结实的人，黑红脸膛，一副庄稼人的打扮，正在从脚踏车上往下卸车圈零件。
我自然非常高兴，总算把他等到了。我们热烈地握了手。我说明了来意。他诚恳地说：“我实在没什么谈的。工作嘛，都是党领导着大家一起干的，要有一点成绩，那也全是党领导得好。”但又似乎怕我失望，陪我到房里，说：“天已经晚了，我还有点急事要到陈高官村去一次。你请先休息，明天一早我就有空陪你了。行吗？”
他亲切地把我安置好，又骑上车走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来了。出外一看，远处田间红旗飘扬，社员们早出工了。今年天旱，可是，社员们提出要“无雨保丰收”。我向分销店前的广场上走去，看到广场上停着六辆手推车。昨天那个小伙子看到我，高兴地笑着迎来，说：“怎么样？你看，召信哥奔波了两百里路，昨天干了一夜，‘变’出六辆车子来了！”
就在这时候，张召信同志笑着向我们走过来了，他是那么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使人感到这真是一个浑身是劲、永不疲倦的人。
滹沱河水在哗哗地响，一刹那，我突然沉没在思索中，我在想：二十多年来，在这一带，他经历了战争时期的考验，也经历了建设时期的考验，他度过了多少个有意义的日日夜夜呵！农村，居住着我国五亿以上的人口，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他能深刻认识这一点，忠诚地为党为人民在这条战线上战斗。什么艰苦，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他做的事，哪一件不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看吧！他的家乡现在变得多么美丽！党有这样的战士，我们的事业怎么能不繁荣昌盛！
他走近了！我得要好好听他谈谈了。但是，我想：旁人所告诉我的故事，不是已经生动地使我了解了他的一切了吗？……
（这是1958年“大跃进”时，我为《中国工人》杂志写的一篇人物故事，真实反映了当时一些情况。）
流逝
岁月流逝，时光不能倒转，人就总是爱找那些历史的彩色碎片和尘封的生动传奇，考古似的加以注视，予以关怀。
怀旧情结，人所皆有，老人更甚。“十年生死两茫茫”，“夜来幽梦忽还乡”……一类便是。但年轻人甚至少年人，也未始不强烈。明末抗清的义士夏完淳，只活了十七岁。他那有名的《西江月·写怀》就有充满国仇家恨的“离恨夜来寂寞，归期春去蹉跎”的名句。
是呀！一帧旧时的老照片，一片夹在书中早已变色的干枫叶，一曲当年听过的旋律，以至一行诗句，一封旧信……在一定条件下，无不可以使人心灵震颤，引起嗟叹，招来唏嘘。
是漂泊者的苦泪？是寂寞人的叹息？是游子乡愁的纠结？是黑发蜕白的遗憾？是珍贵友情的滋润？是生死恋情的烧炙？是风暴过后夜听点滴到天明的意境？是行走夜路在黑暗中瞥见前方有几点灯火？是踯躅在雨巷中彳亍移步的迟疑？是曾陷身苦难难以言表的回忆？……
啊！都有，都是，但也都不仅仅止于这些，怀旧的感情与心中萌生的那种意境是说不完、道不清也写不明的！
我正是抱着这种说不完、道不清也写不明的心态与意境，比较顺乎自然地来写自己那些流逝了的追忆的。
已经是很遥远的抗日战争时期里了，我在四川江津德感坝上高中时，同学们爱唱一支歌，第一句就是：“我走遍茫茫的天涯路……”那时，日寇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家乡沦陷，亲人流离，大后方惨遭轰炸，生活清苦凄凉。自己唱或是听人唱这支歌时，心里总是酸酸的，汇聚了复杂的感情，掺和了难以说清和说明的意境。
其实，当年唱这支歌时，只不过十八九岁，人生的道路只是刚刚开始起步，心中有的大多还属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少年幼稚情怀，对于真正的人生，既无深刻的了解，对于杌陧的道路尚少踏步与跋涉。
终于，如今我从青年、中年到了老年，再蓦然回首，悚然感到自己确实是走遍了茫茫的天涯路。翘首云天，许许多多的经历、事件、人物……都像一幕幕舞剧复苏呈现在记忆中。光阴流转，四季转换，五味杂陈，虽然时地境迁，尽管留在记忆深井中的旧事，陈迹残垣，有的早已并不如原样完整，却总像影子似的跟随着我，有的更像陈年的花雕那样越久越是芬芳。夜雨秋灯，心上常卷起潮汐。于是，透过记忆的浓雾，写回忆录的愿望油然而强烈。
我确实有过许多独特的、人所少有的甚至稀奇古怪的遭遇。时代的赐予，战争的残酷，人生的沉重，红尘的烦恼，生离死别的刺激，爱情的艰难，革命的磨炼……不能不使一些经历带有传奇的意味。有些个人的隐秘历来既无须也不愿轻易告诉别人或作为炫耀，而到这两鬓斑白时却常浮上心头，朋友怂恿我该把那些不轻易示人的事写出来别让它湮没，一位朋友甚至诚恳地说：“你应当写一部百万字的回忆录，肯定会吸引读者。把你走过了的脚迹印在书上吧！那样，可以保存下来，不然像沙滩上的脚印似的风打雨淋消失掉就太可惜了！”
我懂得一切都会流逝，沙滩上的脚印再深也会被淹没消失，印成了书本，流逝就会变慢或者侥幸得到保存。古代人曾经用石刻的艺术来保存神像、帝后像和经文，可惜时光仍会将早年的石刻打磨风化得成为粉尘或光溜溜的石板。著名的阿富汗石像巴米扬大佛遇到了“塔利班”仍避免不了炸毁的恶运，金属上的雕镂镌刻比石头坚固，日久天长固然避免不了氧化锈朽，有突发事故更难免遭到劫难烧熔坍毁。因此，写长长的回忆录的愿望虽有，同时也有踌躇与犹豫，望笔而兴叹。
要感谢一位朋友，他出了一个好点子，说：“你能选自己生活经历中最精彩最吸引人最值得写的一些事写成若干篇合成一本书吗？如果是这样一本书，一定有价值一定有读者！”这话使我开窍！
接着，我读到过一条美联社的电讯，标题是《短而精图书风靡美国》，电讯中说：在过去两年中，美国霍尔特公司成为全美第五大图书出版公司，它出版了一系列简短严肃的非小说类写实文学作品，涵盖了一切领域，这类短而精图书风靡美国，出版商拒绝透露他们的销售数字，但估计印数很大。策划这类系列图书的编辑詹姆斯·阿特拉斯说：“人们用于阅读的时间更少了，这是现代社会令人发狂的方面之一。”在美国，有趣的短篇小说比较畅销，读者也欢迎。该公司的另一个编辑斯科特·莫耶斯认为从长远看，纪事系列图书比短篇小说卖得更好。
这则电讯启发了我，我愿意尝试一下用若干篇比较扼要的纪事的文字来报答朋友们的好意。作为一本书来说，这本书不薄，但作为每篇文字来说，就都不算长。说实在的，如果化开来写而不是凝缩了写，这每篇文字都可以写成一本书的。
这就是我这部作品得到诞生的由来。
我一生经历的事太多，但就是只写下来这一些事，我就已知足。怀旧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实作品。现在，我看到的许多纪实作品有些似乎已经离真正意义上的纪实作品越来越远了！从文学笔法到杜撰编造之间，似乎已无界限，我不喜欢那样做，因此，为了真实可信，我宁可少一些生花的笔触和美丽的描写，而多一些平实朴素。当然，如果仅仅是回忆，也就太局限了，我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期，以我自己为中心人物，以我的独特生活写出我所遇到了的处于不同环境下的人及其不同的生活。这是鲜活真实的生命历史。我愿意像一个在天涯路上风尘仆仆走了许许多多年路的老人，歇下脚来像一个过客似的利用他熟悉的自身历史和生活，坦诚老实地讲讲20世纪里我自己在人生旅途上最难忘最值得讲的人和事，不加虚构和浮夸，以事情本来的模样，让读者了解他讲的那些过去了的故事。倘会引起您的兴趣，打动您的心，引起您的思索与回味，那我就高兴不尽了。
（2002年夏于成都）
巴老不朽
20世纪20年代起，巴金就在中国文坛上不倦地做出贡献，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作为后生的晚辈，我从他的作品不断吸收过营养。
巴老的作品是他在人生中所见到、经验到、想到和感觉到的生活记录、生活解悟和生活哲理，给予我们最直接最永久的兴味和启示，扣动我们的心弦，与我们同呼吸，使我们的心与他一同跳动。
巴老最爱的一直是祖国、是人民、是他的读者。巴老最可贵的，是他的热情、他的热血和他的热心。巴老是我们文学大军前边一面呼啦啦飘扬的旗帜。巴老是站在文坛上的一个鲜活高大的榜样。巴老百岁时，我曾写诗一首祝贺，诗如下：
敬寿巴老百岁
时光如水，巴金是金。
真心真爱，深意深情。
大智大悟，举重若轻。
大作大家，淡泊宁静。
曲奏南薰，霞焕椿庭。
人歌上寿，仁者遐龄。
立言立德，益世益民。
如鹤如松，长寿常青。
百岁翩临，华夏集庆。
海上人瑞，天际有星。[1]
现在，一百零一岁的巴老西行了，使我们依依不舍。但他的讲真话的、富有传世价值的作品会永远发挥作用；灿灿的“巴金星”会永远在天上发出耀眼的光芒；那撒在大海里的他的骨灰会永远随波激荡。巴金的光辉名字和沉思的形象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上。
10月17日夜深知巴老去世的噩耗，我曾想写些什么悼念巴老，但只写了四句：“讲真话的人走了/你叫我说什么好/说假话的人那么多/你叫我又怎么说/……”由于激动哽咽，终未成篇。
百岁巴老，永垂不朽！
此刻，请允许我在此向巴老致敬！虔诚地为老人家送行，深深地缅怀……
（2005年10月22日，本文刊于《银河系》）
注释：
[1]中科院北京天文台1997年11月25日发现的小行星1997WA22，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1999年通知国际社会，正式命名为“巴金星”。
时光如水，巴金是金
——静夜思，敬悼巴老
今夜，当得知巴老逝世的消息后，我沉下激动的心，忍住悲伤的情绪，开始静思。虽然事前，我明知巴老病重不会长久于人世，但他的西行，总不能不在我脑海掀起波涛。
此时此刻，我的心飞到了上海。我仿佛看到了安详静卧在芬芳鲜花丛中的巴老，于是，我静静地想起了巴老的教导。
他说过：“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他说过：“当初我献身写作的时候，我充满了信仰和希望。我把写作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以忠实的态度走我在写作中所定的道路。”
他说过：“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它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
他说过：“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写作六七十年，我并无大的成就，可以说是愧对读者。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
他说过：“我并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的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没有本领，只有一颗火热的心、善良的心。”……
引起我静思的巴老的这些教导，只是我此刻回想起的一部分，但仅仅就这么多输入我头脑里的营养，已足够使我无尽地享用。巴老用他的一生，用他的笔，表明了他是一个不虚伪、不做作、不作秀、不狂妄自大，不欺名盗世而有赤子之心的人；是一位讲真话、讲实话、讲真情、充满爱心、爱人民爱中国爱中华民族的作家。巴老是作家的旗帜和模范，是中国的良心和骄傲，他的离去，我们舍不得！但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有他生前的榜样，我们会奋而前行。有他那些宝贵的作品和教导，阅读的人们将遵循着去追寻真理和进步。
像我这一代的人，从青年时代起就传阅着巴金的作品，以后几十年至今，仍在深受他优秀作品的影响。今夜，我产生着一种强烈的愿望。望着这样一位远远逝去的巨人的脚迹和背影，我想尽量从他那多富于哲理及人生态度的名言中向他学习。我无法学到他朴实无华的全部，但哪怕只要学到一点、两点或三点也好……
巴老对人的影响自然会由于文字而一代代传播下去的。十年前，巴老的侄子李致同志使我知道他幼年时巴老写赠他的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我曾将这四句话抄写给我读小学的外孙，希望他这么做。此刻，一种圣洁的悼念使我冲动地想写一封信给我那已在读大学的外孙；告诉他我现在的感受，并要他永远别忘掉那四句箴言……
尊敬的巴老，我在这里向您鞠躬！……
（2005年10月17日深夜，本文刊于《作家文江》）
为《当代》祝寿
1999年的6月，是《当代》杂志创刊二十周年。我表示热烈的祝贺。作为一个读者兼作者，更要表示谢意。
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在二十年漫长的路程中，在全国那么多的文学期刊中，始终坚持高品位的严肃文学刊物的方向，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文学期刊出版业队伍中，出类拔萃，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之一，是不容易的。二十年来，《当代》致力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从不哗众取宠，空谈什么“主义”，空耍什么“花枪”；从不为了发行乱“炒”作品和作家；不花篇幅和时间去形式地进行多种文体试验；也不重视表面功夫、泡沫效应、猎奇或降低格调。它只是踏踏实实选精取萃，实事求是，为爱好文学的读者不断奉献出那些有生命力的、值得一读的、优秀扎实、有影响力的小说、报告文学……旗帜鲜明地坚持、发展现实主义，不问你是谁，只问你的作品质量好不好。于是，支持了老人，培植了新人，无门户之见，不排斥任何流派，老、中、青作家兼容并蓄。我很欣赏这一点，希望《当代》与中国文学同步，继续这样做。
我将《当代》看作是老朋友，愿意即兴谈心，讲点希望和建议：
一、希望《当代》特别重视加强作品的可读性。可读，既是文风，更是内容的新颖动人或捕捉住了读者心目中的热点和焦点。生活节奏快，人们都忙，电视、电脑夺去许多读者，报纸杂志和书籍多，不用可读性吸引读者是“傻子编辑”。读者多种多样，关注青年人的兴趣是对的，但中国有那么多的老年和中年人，中老年知识分子都有阅读的习惯。《当代》要切实注意掌握它所不应丢失的读者。
二、建议《当代》发表作品时加深介入度，重点作品必有表态。采用编者按、短评、短介指导阅读，传达信息。这点《当代》在做，但还可增多。捕捉创作中的问题与进展，有所发现地探讨，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有争议也不怕。这将更有利于打响作品、培养作者，使读者更多对《当代》发表的作品进行关注。
三、《当代》应是“静态”的刊物，又是“动态”的刊物。《当代》的重场戏应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之类，这该稳定，就是“静态”。“动态”指的是刊物不能古板单调，“面孔”不变。《当代》近期除原来那些重点栏目外，又有不少新栏目出现，这种“动态”的变化很好，并不多占篇幅却使杂志生动活泼，红花绿叶相得益彰。“动态”即是有变化，不断给人“面目一新”之感。
四、希望《当代》多在使自己具有“不可替代性”上下功夫。刊物多，有不可替代性的刊物才能生存发展。《当代》一是要多刊登富于独特性、有所创新和发现的稿件。独特的生活和思考，对生活独到的感情和发现应是吸引读者的要诀。别开生面的作品才有强大的不可替代性。二是应更多注意塑造典型人物的作品。近年小说出现不少新的写法，打的旗号同典型塑造有别，但还似乎都无法代替典型的价值。典型的感染力和典型之美是不可抹杀或忽视的。《当代》如在一年所发表的作品中推出一二个或二三个引起注意或议论的典型，将是很大的成功。
五、设立“人生回忆录”（包括采访录）一栏。这栏稿件应使读者有强烈的真实感，得到启示，扩大眼界，增进学识，帮助人们温习和体验历史，让人们解悟人生哲理。把生活和人物剖开给人看，应是名家、学者及有特殊经历者的耐咀嚼的、非一般的、新鲜厚重有文学意趣的、立论灵敏的感性的人生回忆录。希望这栏成为《当代》有意识设立的在新世纪的特色名牌之一。
廿一世纪已在面前！为《当代》祝寿！祝《当代》办得更出色，创造更辉煌的历史！
（本文刊于1999年《当代》第三期）
文学的“丝绸之路”与美国的“中国作家之家”
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联合举办向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签名赠送中国作家代表作的活动，在海内外报界刊登后，得到无数海内外中国作家的热烈响应，目前已有数千册书寄往美国，四川也有数十位著名作家寄去了作品。赠书仪式今秋在美国举行。这是一个具有国际眼光的大举动，被许多作家誉为“利于民族，功在人类的壮举”。有史以来，还从没有这么多中国作家的代表作以如此多的数量浩浩荡荡走出国门到达美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的不断交流，而出现的一次史无前例的活动。文学工作者认为这次活动是打开了一条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文学的“丝绸之路”。
中国作协编译中心主任向前说：“由于历史及诸多原因，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译介出去的情况同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现状相比，基本上呈片面、自流状况，还有一些国家很希望了解并译介中国作品，却由于没有书而无法展开。这次的赠书活动可以努力争取将中国真正优秀的作品较全面地展示出去。”
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冰凌认为，联合举办赠书活动，有两层意义：一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二是促进中美两国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实质性交流。作为西方大国，美国的舆论辐射面广，中国作家的赠书对美国读者和专家学者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对中国作家作品走向世界，都将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冰凌表示，热忱欢迎台港澳作家和海外华文作家参加这项签名赠书活动。咨询电话为：（023）933-0151。地址：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秘书处：ICOLEMAN STAPT2A WESTHAVEN，CT6516 U.S.A.。今年5月，由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主办的“中国作家之家”在美国康州海滨城市麦迪逊正式挂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邱胜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林承训、在美讲学的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学者赵浩生、艺术家林缉光及许多旅美作家、各界华人均出席了剪彩仪式。
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旅美作家冰凌在剪彩仪式上说，康州著名华裔实业家沈世光、凌文璧夫妇将自己的房产用于作为中国作家交流的场所，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非常难能可贵。冰凌表示，今后中国作家之家将成为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的会址。作为非盈利机构，将主要用于接待美国作家和中国的作家代表团，既可做写作交流，也可用于作家们进行文化之旅。作家们在这里可以参观马克·吐温的故居、耶鲁大学、容闳墓、印第安人的保护区、长岛海滨的老渔村等人文和自然景观，同时可以开展中美两国作家交流，并开展文学研究和探讨。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邱胜云说，推动中美两国的文学和文化交流对于中美友好非常有意义。康州是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发祥地，又是大文豪马克·吐温的故居和耶鲁大学所在地。康州州长曾经说过，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就是到康州留学，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海伦·斯诺的故居也在麦迪逊市，在这样一片土地上，中美作家交流一定会有丰硕成果。
中国作家协会发去贺信，称中国作家之家的建立，意味着“中国作家在大洋彼岸也有了一个美丽的家园”。
著名学者赵浩生题词：“中国作家有家可归了。”
给冰凌的信
冰凌兄：
春天好！
今天，收到厚厚的一个信封，有信两封，非常高兴。您那么忙，还给我写这么长的信，使我感动，我觉得您待人真是诚恳，人生态度又这么积极，讲友谊，讲感情，实在不可多得。读了袁弘女士写的文章，我觉得她写得实事求是，的确记录下了您为中国文学披荆斩棘，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为中美文学交流所做出的奇迹般的贡献，您做的这些无私贡献，影响会很深远，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您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热心、一个醉心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以及中美交流（包括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的为达到目的而不惧万里长征的苦行僧，您的工作已有很大成绩，值得祝贺并向您致敬。
关于到美国的事，今年就一定不来了！明年如来，我们的机票款自己可以出，请不必客气，发奖的事，我很感谢，但会受之有愧的，因此，不发为好，我说这话是出自内心的，希望理解。
并不怕长途飞行，前年到欧洲访了捷克、南斯拉夫及奥地利，长途飞行感觉很舒适，平时在国内，也常坐飞机飞来飞去的。主要是我一直很忙，四五月间访台，六月去英国后，可能还要去些国家，回成都当已是暮秋或初冬，处理一些事情，一年也就过去了。今年我感到疲劳（最近接待了些来成都的亲友），想休息休息，生活得松弛轻快些，不想给自己加压了！
谢谢在《侨报》上给我发了《半个世纪……》一文，这是给一本书写的，最近在国内《出版广角》上发表了，稿酬不必给，千万千万，袁弘女士写的一文，也请不要费心与催发。
附来《上海画报》一文，从标题到三人三文，八张照片，都好，看了亲切。我其实也是个上海人，《战争和人》第二部里写了许多上海的情景和人物，所以看了你们三位的文章，既加深了了解，又好像听同乡叙旧。文璧女士童年那张照片十分有意思，您照片背后那幢十三层楼的房子我是熟悉的，见到沈先生夫妇，请代我们问好并致谢，以后他们再回云南“探亲”，希望路过成都来见面聚一聚，好好谈谈心。
希望你在从事的又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计算机中心能办成，更希望《彼岸》写成，但您一定注意劳逸结合，不要太超负荷，知小说选和散文选均要出版，高兴之至！
另邮寄上《禅悟》一书，《当代》已出，但书也快出。《霹雳三年》出后即寄，《当代》不完整，不寄了。您忙，信不必复。
紧握手！
王火、起凤
1999年4月1日
（本文刊于2012年，纽约商务出版社出版的《幽默冰凌》）
闲话同名
前些年，我干过一件滑稽事，我有两个老友同名，都叫陈清泉。那时，他们一个是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另一个是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一次，我在北京请两位老陈吃饭，介绍时，我说：“这位是陈清泉！”又说，“这位也是陈清泉！”于是两位陈清泉大笑握手，以后成了朋友。
同姓同名的极多，尤其盛行取单名后，排列组合同名的机会更多。我的小女儿本名王亮，偏偏自己在“文革”中改名王红。她上大学时，我去学校找她，传达室问：“你找哪个王红？”原来同年级就有三个王红。文坛的人可能都知道作家李准和评论家李准同名的事，结果作家李准宣布用繁体“准”字，以示区别。背后，人用“大李准”“小李准”来区分，倒也不混淆。一个干公安的朋友说：他们为破案，在C城找一个关系人××，结果查了户籍，同名者达三十余人……
我这笔名“王火”，有点怪，并不一般，可是居然也三次碰到同名：第一，早年我在山东，一个省属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气愤地告诉我：“今年招来初一新生中，居然有个‘王火’，而且原名不叫‘王火’，是改成王火来上初一的。我一查，他父母竟都是你的熟人！不知搞的是什么鬼！”我也奇怪。后来，另一友人告诉我：改名是那孩子母亲的主张，因风闻我要调往外地，这孩子的母亲认为我这人不错，又有点名气，给儿子改名“王火”，是想让他“当个接班人”。听到这起因，我自然无话可说。现在，不知那小“王火”怎么了？第二，三四年前，有人来信与我商榷在福建某刊物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的观点。我目瞪口呆，忙回信说我没写过那篇文章。找来刊物一看，果然有署名“王火”的评论在焉！只是从那以后，未再见那位“王火”的作品。不知他是改名了还是不再写文章了？第三，一年前的一次会上，某君同我谈起正在放映的电视剧《天桥梦》，虽然捧场，言下之意却又表露出：你们搞的那个电视剧不怎么样！我解释我没参加搞！某君竟笑道：“别谦虚！”当晚，打开电视一看，“王火”之名赫然出现于屏幕，真是有口难辩了！但不知这是否就是在福建刊物上发评论的那位“王火”？
这些年，听说给孩子取名已注意避免雷同，方法一是少取单名；二是取冷僻深奥古怪字为名；三是取四个字的名字，在父母姓氏外加个双字名（只是颇像日本名字的风味了），但在有十二亿多人口的中国是否就能避免雷同了呢？我看依然难说。
无意同名，很正常。但别有用心的冒名顶替，就属于卑鄙了！
1928年初，有个“在杭州教书的人”，自说姓周，并说“曾做一本《彷徨》，销了八万部”。此人冒鲁迅之名，与当时上海法政大学学生M女士同游孤山，在苏曼殊坟旁题赠了一首歪诗——《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给M女士》，诗曰：“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当年随公去。”他答应M女士“时常通讯及指导”。那位M女士写信给鲁迅，鲁迅才知出了“李鬼”，曾在《语丝》上登了启事，说：“中国另有一个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鲁迅，我是毫没法子的……要声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这是假冒，与正常范围里的同名不一样。正常范围里的同名，你是你，我还是我，没什么大不了。有意假冒，那就糟糕可笑了！
厚黑正传
贪官成克杰被处决已成旧闻，但其一则政治笑话流传至今：“成克杰生前最崇拜的人是李宗吾，在他的公事皮包里成天夹着李宗吾的名著《厚黑学》，他天天读。正因如此，成克杰不仅官升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且既拥有漂亮情妇，又深藏贪污受贿来的巨额财产……”李宗吾何许人？原来他籍贯四川，本世纪初写了一本《厚黑学》，被称为“厚黑教主”，此作从民国元年开始在成都《公论报》上发表，1917年印成小册子，30年代出版单行本，风行多年，也曾被禁。他从钻研三国英雄的“特长”入手，论证出史上大奸大雄，无一不是皮厚心黑。沉寂半个世纪后，又被人从故纸堆中挖出，再次出版流传，只是出版后被人误读、误传，使一些人对“脸厚心黑”之道忽然有了浓烈兴趣，似乎认定要发财、成功，非脸厚心黑不可。于是厚黑之学在相当一部分人中走俏。倘若李宗吾泉下有灵，知其作品的副作用今日如此之大，恐怕将顿足三叹了！
上述成克杰的政治笑话，不能说它不深刻，但也有可以议论处。
确实，贪官污吏、腐败分子无一不是皮厚心黑。从新中国成立初被处决的刘青山、张子善到今日的成克杰、陈希同、胡长清……以至四川的刘中山、郑道访……哪个不是厚黑教徒。成克杰生前曾对人说：“要弄点钱，有了钱没有权也一样风光！”他在一份“检查”中称：看到情妇“常年奔波于香港和内地间做生意，总想帮帮她。同时也想为今后的共同生活打点物质基础。”于是，心一黑，利用特权疯狂掠取钱财、贪污受贿款物高达人民币四千万元；又如胡长清，其脸厚心黑更是人所共知，“东窗事发”前夕，竟还在一次会上大谈反腐倡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仿佛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再拿四川省交通厅正副厅长刘中山和郑道访来说，刘中山反侦破的本领、办事的隐秘和狡猾均属一流。他伪装“拒收”澳籍华侨公司一百万元贿赂，以标榜自己的“廉洁”，私下却将女儿、儿媳、孙女均移居澳大利亚，贪污事发后，他密签攻守同盟，直至大案告破，才发现这位“清官”与人合伙贪污达千万元之巨。而郑道访与妻、儿三人在收贿上你索、我取、他收，短短几年，就疯狂敛财上千万元。搜查他家时，“在他并不豪华的家里发现卧室里到处是钱：梳妆台上、抽屉中、公文包里，甚至挂在衣架上、放于床上的衣服口袋里，伸手一摸随处可取。在梳妆台下搜出的一个信封里，十万元的现金已被虫蛀发霉！一个用黑色小包装的十万现金还没来得及打开。”
再说成克杰的那则政治笑话，成克杰的犯罪真是从李宗吾的《厚黑学》一书上学来的？其实不然，《厚黑学》是正话反说，是一部鞭挞大贪大奸之书，而且，即使不知《厚黑学》为何物的贪官污吏，也个个都是脸厚心黑的货，把他们统通归之为“厚黑族”均是当之无愧的。这就是说，厚黑理论已在这类人中泛滥成灾。近年，“厚黑”在一些人中确成时髦，也有市场。在书报摊上，我就亲眼见到一本正式出版的《厚黑智慧大全》，洋洋五十万言，不遗余力地推崇厚黑智慧，将“厚黑”作为世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圣经”！这类精神垃圾说明，打击、抵制、警惕、排除误导的“厚黑”理论在今天已刻不容缓。
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关于成克杰的这则政治笑话，能否让全社会、至少一部分人惊醒：走厚黑之道死路一条！
公仆政要、富商巨贾、明星大腕、老板老总乃至普通如你我者均无一例外。否则，恐怕真足以让人顿足三叹了！
（本文刊于2000年11月23日《新经济时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