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感受〕

    《战争和人》创作手记

    一、总体构思

    《战争和人》三部曲：《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和《枫叶荻花秋瑟瑟》，共一百六十多万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齐。这部以抗日战争作背景的小说，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写起，一直写到1947年春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就是为了要将整个抗日战争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将整个抗日战争作为背景，歌颂这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间唯一战胜帝国主义的伟大的抗日战争。题材规定了我不是要去写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军事题材的长篇，广大敌后游击战场在我的长篇中只能虚写，我着重写的是蒋管区大后方和孤岛及沦陷区在抗战时期的人和事。但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通过地下党的活动及重庆谈判、访问延安等都要写一些。我把中国的抗战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范围中作为东方主战场表现，当时的这些人和事，这些生活，我熟悉，是我的“优势”。

    在写我要写的这些地域时，除了抗战爆发前和抗战胜利后的情景、态势、时局、人物外，要着重写出抗战时期大后方和孤岛上海的芸芸众生相。在那里，光明同黑暗搏斗，抗战同投降较量，进步同反动对垒。当年的“大后方文学”和“孤岛文学”的影响人们都记忆犹新，我希望这部今天写的作品与那既非毫无关连却又有极大的区别和发展。这是时代及政治形势决定的。我用欧洲古典流浪汉小说的手法（也不仅用这种手法，什么手法方便就用什么手法）使我书中的人物，从这个到那个，从这里到那里，互相交往碰撞，来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为总体构思服务，目的是有利于构成一幅比较真实而且色彩斑斓的宽阔画卷。

    这应当是一部中国人写给中国人读的小说，有当代意蕴却能散发着中国古典的美学风韵。应当有阳春白雪般的高品位，却绝不排斥一般读者的阅读。

    一部多卷的长篇小说，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主题，但写作时的立意十分重要。想表达的东西很多，主要的必须明确。

    有个现成的关于抗日战争的结论，人民胜利了！日本侵略者失败了！过去写抗日战争的小说都是这样写的。但是否应该完全重复应用原有的这个结论呢？这结论当然并不错，只是在我的亲身感受上所得到的立意是：与日本侵略者同步失败的还有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这个立意发掘下去大有可写。

    写作时，我想得很多、很远、很复杂、很无边际，自由自在：中国的人和事有多复杂？国民党这样的庞然大物当年是怎么会腐烂垮台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在统一战线政策下如何产生？共产党当年是怎样深得民心而国民党又是怎样大失民心的？今天有无必要再展示那已过去了的漫长而严峻的战争年代中的人和事？我们应当如何以史为鉴？……我要抱着满腔热情写。

    战争，对于经历过它的人，是想忘记也忘不掉的。迄今只要想起抗战时期所经历的日机大轰炸、偷渡敌人的封锁线、潼关遭炮击、穿过赤地千里的中原灾区……总觉得历历在目。想起战争，会使有的人惧怕，有的人悲伤，也会使有的人感到豪迈。但未曾经历过战争的人，也许会无动于衷。不管怎么，生活总迫使人们去思索那些难忘的遭遇，那些关于战争的历史，从中得到启示，认识战争的破坏性。写战争是为了和平，害怕战争并不能避免战争。

    这部小说，既应当写给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看，也应当写给未曾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看，尤其是青年！

    怎么能笼笼统统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战争呢？有进步的战争，也有反动的战争；有正义的战争，也有非正义的战争。虽然一切战争都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灾难，从这点上来说，战争本身从来不是可歌颂的事。但随其进步性与正义性存在的那些英雄事迹，是值得讴歌的；在反侵略战争面前猥琐退缩的懦夫和败类，必须鞭挞。热爱祖国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传统，从古到今，汉奸卖国贼始终是最被鄙视和唾弃的民族败类。抗战时期，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卖国集团背叛祖国和人民，替侵略者为虎作伥，罪大恶极，写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这一点不能不写好写足。

    在侵略者面前，中华民族的儿女从来不是弱者。有人说过：“战争是一面镜子。”指的应该就是人们在战争中的是与非、勇敢与怯懦等等的抉择表现的反映吧？人，随时随地会遇到不容回避的抉择，正确与错误，不应归之于命运，它首先决定于你本人。这一点，我想，在《战争和人》中是该表达清楚的。

    二、胜日寻芳

    有人说：“避免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凭借实力去要求公平和正义。”说这是“唯一方法”，值得商榷。但颂扬从事反对非正义战争者的坚决、勇敢与无畏，是正确的。许多事实说明：有人在战争中用消极出世的态度去逃避战争的残酷，显然“此路不通”。

    抗战期间，1945年春，胜利尚未降临，我曾在北碚缙云山上走访太虚法师。他五十多岁，一口带浙江口音的话语迄今在耳边回响。他被视为佛教的新派代表人物，抗战时期曾率国际佛教代表团出国访问，争取国际佛教徒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他对抗战是坚定的，认为佛教徒也不应消极出世。这与当时有些人的对抗战厌烦、消极形成鲜明对比。有人嘲讽太虚是“政治和尚”，我当时认为他对抗战的态度很对。深刻的印象一直留在脑际。

    安排童霜威三上缙云山的情节与此有关联。我要写好卢婉秋这个人物。在战争时期，这样的人物是有一定典型性的。她代表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那时，我听说过战争中丧夫失子自己遁入空门削发为尼的女人的故事。

    我想说明的是：战争给人灾难，但当人面对灾难时必须坚强。“经不起不幸乃不幸之最。”这是说：莫向不幸屈服，人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无畏地向不幸挑战，改变灾难，消除灾难。

    从艺术上说，在紧张、压抑得透不过气的间隙中，穿插这样的几笔，也可能会使读者能得到一种“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感觉与享受。缙云山与北温泉的风光景物与人物交汇造成的气氛和意境是要重彩涂抹的。

    三、经常寻思

    以前写抗日战争，有一种并不完全合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写法。现在也不应出现另一种片面错误的倾向，那就是把抗战只写成是国民党独家在干，或主要是国民党干的，抹杀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战争和人》要根据史实来写。虽然地域主要是写蒋管区和沦陷区，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当时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应当正确反映，而且必须使读者感到和看到坚持抗战的共产党的力量由于抗日而不断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终于从敌伪手中取得了大片大片解放区，取得民心。牵制并大量消灭日寇。

    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都是片面，胡乱美化不该美化的东西是错误。作者屁股坐在什么地方写，这点绝不应含糊。事物的本质方面一定要经常寻思。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遭到日本侵略者大屠杀时，上海《字林西报》上曾谴责日军暴行说：“这些凄惨的事实……要成为若干世纪的读物。”

    写南京大屠杀，要真实写出日军的血腥残暴，也要真实反映中国士兵与百姓的奋勇抵抗。这不要疏忽！

    抗战八年，中国军民伤亡人数超过三千五百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折合一千多亿美元。但中国军民共歼日军二百六十余万，日本在整个祸及亚太各国的侵略中，有三百多万人丧生，而且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战争不仅使被侵略国家的人民蒙受灾难，也给侵略国家的人民带来极大的不幸。

    《战争和人》也应当注意到这个问题，防止疏忽，哪怕是较小的篇幅，极次要的人物，但不可能不涉及这一个方面，在全书中应注意到这种安排。当然要自然而真实地安排，不能硬加，不能画蛇添足。我写这部小说的目的，不是笼统地“仇日”。

    四、天灾与人祸

    天灾与人祸常常结伴而来。战争，应算最大的“人祸”，它不但用自己本身带来的伤害与毁灭力量肆意摧残人们的和平生活，而且由于它的降临，天灾来到后，人民同天灾抗争的力量变小了。人类的渣滓会更有机会利用战争攫取利益、草菅人命。在写战争时，我希望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探求战争和人的关系。

    在《山在虚无缥缈间》中，我安排了整整一卷（第七卷），题为《天灾人祸，故国三千里》来表达这一点。其中不乏我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当我写到那段难忘的生活经历时，眼前仍浮现当年由于日寇侵略，河南在“水、旱、蝗、汤（恩伯）”为害下灾区那种“人间地狱”的惨景。我写的这段令人心儿战栗的生活，由于其真实，应被当年在中原地区生活过的人认可，也应能使今天的读者惊心动魄。

    五、解放思想

    我一直不断在解放思想。这同我对历史的认识，同“左”的失误的逐渐得到端正，同时间的淘洗都有关系。我那毁于“文革”的第一稿，同这次写的三部曲，必须应该有很多的不同，以前我的框框套套够多的了，如不是解放思想，我将不会去写这个题材。如不是解放思想，童霜威和他的下一代童家霆将不能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这部作品，“文革”中被有的极“左”分子污蔑是“为国民党树碑立传”。其实完全不是！我是在为全民抗战，为那个伟大的时代，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树碑立传的。可是那场浩劫，稿毁了，还险些人亡。

    如果不是解放思想，我就不敢真实地去写旧社会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本来是犬牙交错、十分复杂的。童霜威是国民党人，第一个妻子却是共产党人。他自己后来成了民主人士，儿子却追求进步即将成为共产党员……柳忠华是共产党人，在狱中坚贞不屈，出狱后却一直并不斩断与童霜威的关系。冯村是共产党员，却会给童霜威当贴心秘书……欧阳筱月做了汉奸，在特定条件下却接受了共产党的使用与教育。老同盟会员燕翘的大女儿是地下党员，小女儿却是天真的自由主义者。陈玛荔是三青团的处长，却也援救冯村。童家霆追求进步，却一直深爱已陷身泥淖身不由己的欧阳素心……生活本来就是复杂的，这些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其实人们在那时代都多少有过见闻，但不解放思想就不会这么写，也不“敢”这么写。

    多少年来，写人物可以不费力地动辄按模式去套用阶级标签，使许多作品中人的个性都简单又简单，使人的关系都死板又死板。那样，真实动人的作品很难写或根本没法写。那样，人物都是大致相仿。清规戒律的束缚，阻碍作者的创造性，也阻碍好作品的诞生。在内容与写法上仍去蹈袭故常吗？不！也许这是我大胆想做出的一点奉献吧。

    马列主义的要旨是实事求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所以，我应该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实地再现那段多棱多角的历史；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真实地从生活出发，塑造各式各样情况复杂性格迥异的人物。这话说说容易，做却艰难，但有党中央文艺方针、路线、政策作准绳，我给了自己肯定的答复。

    六、独特

    为了反映自己的时代，必须恪守自己的风格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经历。

    在史诗性的美学探索上我走过一段长长的路。我感到长篇小说都应该是站在当今、回顾过去、昭示或召唤未来的。为此，如果没有这种想法，没有这种气势和审美观，写出的长篇就不可能有很强的生命力，就不会有强烈震憾人心的感染力。时代召唤史诗，不管我的努力能达到什么程度，但必须有这种创作意图。我正是决心这么写的。做人必须谦虚，但在闭门独自写作时，自负些何妨呢？没有自信和自负，也许我将难以克服从生理到心理的困难写完这么长的长篇。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生活经历、生活道路。没有生活，创造是困难的（当然，凭史料和自己的观点写历史小说不同）。我曾衡量过自己掌握的生活分量，感到我所经历的时代、生活，是可以写这样的作品的。它会有丰富的内涵和多姿的形态。它会有思想的宏伟和情感的丰满。它会有独特的情节和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战争和人》这部长篇小说的由来。我最初仅想写那个时代，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后来思索深入了一步，就决定写战争和人，去想一想幸福的由来和人生的意义，去想一想历史的借鉴和中国的命运，去想一想希望、信念、理想、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去想一想历史必由之路……这些结合，很自然地会形成一部《战争和人》这样的作品。

    我有自己独特的不平凡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我喜欢选择有自己特色的独特题材，并在作品中抒发自己的独特感受。任何一个作者恐怕只有这样将自己区别于别人，不去“嚼人家嚼过的馍”，才能够写、容易写并且写得不一般些。《战争和人》中，确有我的直接生活和间接生活，也有众多我熟悉的人物的影子。但，小说总是小说，它绝非自传体小说，自然无须让读者牵强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无须让读者凭猜测按图索骥或对号入座。而我自己，创作中需要努力的是：使自己有过的独特生活小说化，不拘泥于原来的生活。除了用真名字的人物和因情节、细节需要而忠实于本来面目外，尽量要使人物离开原型，典型集中，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应努力使往事构成的画卷，通过艺术的聚光镜，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开拓生活。

    七、关于“全景式”

    虽然我想构成一幅比较真实而色彩斑斓的宽阔画卷，但《战争和人》这三部曲是“史诗式”而可能做不到通常意义上的“全景式”。

    固然我也想尽量通过虚写，尽量通过描述面的加宽与背景的衬托，给读者一种“全景式”的印象，但不可能真正完全做到“全景式”。因为全景式涉及一个全面重点描写的问题，《战争和人》着重描写的“侧面”（在书中则是正面）是沦陷区和大后方。整个解放区战场是有意放在背后的。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是虚写。当然，我是按照历史有意努力在写国民党由庞然大物走向衰败的同时，努力写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壮大与成功。这用的是虚写或“蜻蜓点水”式的手法，却时刻会使读者感到这种力量的存在与发展。共产党人的活动，也是根据具体条件（国统区和沦陷区），放在它应放的位置上的。因此，像柳苇，属于完全虚写，像杨秋水、柳忠华、冯村等，我不可能也不必用更多的篇幅分叉来写。当然，杨秋水是个令人起敬的洒热血、献生命的战士，柳忠华是个坚定却富于人情味令人亲切的共产党人，冯村是一个机警、隐讳而从容牺牲的地下工作者，这些人物都必须尽力在节省笔墨的情况下刻画好。但，在书中，他们代表的事业是“主角”，他们自己却不是。

    从根本上说，无论多大的作品，也只能写一个或几个侧面，这“侧面”，在具体作品中，则是正面。《战争和人》就必然是我意图所表现的那样，它不可能也无须去正面全景式地用来既写国统区和正面战场，又写解放区和敌后战场，既写国民党区域，又大写共产党人和解放区、游击区。那样，写一大部全景式的根据史料库汇成的长篇是可以的，根据生活写我这样一部小说则无须那样也非我所愿的。我是用文学的笔法让小说根据我熟悉的生活在那段历史的画幕上展开，不是用史学的角度来记载抗日战争史。抗日战争史只是做背景，主要根据我独特的生活进行艺术构思与典型集中来自然地写。

    过去，写敌后战场抗日战争的长篇不少，写大后方的正面战场的溃败的小说也有，但像我在《战争和人》中要这样表现的在我动笔时还未见到。重视正面与侧面、侧面与正面的互补，科学、辩证地尊重历史、尊重生活，是应当遵循的原则。所以，抗战初的武汉、重庆谈判、黄炎培介绍延安书中都写。

    此外，应以写人物为胜。主要人物如童霜威父子等要写好写活，次要人物如欧阳素心、谢元嵩、管仲辉、陈玛荔、燕寅儿、冯村、杨秋水等等都要刻画得各有特色。笔墨少的如柳苇、卢婉秋、燕翘、燕姗姗甚至老钱等，也必须努力做到性格突出。因为《战争和人》是以人物的命运和经历而不是以其描写方面之“全”之“大”显示其史诗性的。

    因此，是“史诗式”，愿努力去做到“全景式”，但在“全景式”上未必是我这部作品的优势。写作时应当明确而注意。

    八、大师的影响

    少年时代，就爱阅读一些从优秀外国文学中翻译改写过来的作品，青年、中年时期直到现在，只要可能，从不愿中断这种接触。我最喜爱的十位外国长篇小说作家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爱伦堡、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狄更斯、哈代和德莱塞。当然这绝不是说其他外国作家我就不喜欢。对川端康成、泰戈尔、蒲宁的不同风格的优美，我喜欢。对欧·亨利的艺术技巧与俏皮，我欣赏。对卡夫卡、加缪，我也觉得颇有可取之处。对雷马克和G·格林的作品我总很爱读……我最喜爱的四位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作家是：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和吴敬梓。但也必然受现代和当代一些名作的影响。好作品我是从不排斥的。

    潜移默化中，我吸收大师或大手笔们的长处，那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浸润和吸收。要说清楚受了哪些影响或如何受了影响是困难的。回顾在我的创作中，我可能有过下意识的模仿，却没有有意识的模仿。写完《月落乌啼霜满天》时，我觉得谢元嵩这个人物有时似乎像受到巴尔扎克笔法的影响了。写《山在虚无缥缈间》第六卷第四节童家霆上最后一课时，我就不觉想到了法国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但我写的最后一课，基本是我自己在上海的亲身经历，我并无意于模仿都德。安排《枫叶荻花秋瑟瑟》中第五卷内的桂林大火时，突然想起过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莫斯科大火，只是并非有意效法，因为1944年9月著名的桂林大火才是使这一段能否出现的关键和依据，这是生活的赐予。

    模仿而无创造是幼稚笨拙的，但否定影响和启发是不科学的。文学并不纯粹是技法问题，文学的主要价值在于有创造。

    我不拘一格地写《战争和人》，不想走人家的老路落入俗套，也不给自己定什么样的框套。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想写一本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长篇，能真实地从生活出发，塑造各式各样情况复杂、性格迥异的人物。我是在大师们的影响下走自己的路的。如无大师们的影响，可能我还要去摸索长篇小说该是个什么模样的东西。世界上没有比书更丰富的遗产了！搞文学也要接受遗产、拜师，要接受大师的遗产拜大师为师。中国的大师要拜，外国的大师也要拜。大师的笔法、手笔，大师的道路，大师的经典作品，你要是读过、见过，就不会把土岗当高山，把湖泊当大海了！当然，拜师绝不是一味去模仿，去死学，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我的题材与生活每每与别人并不相同，即使写不好，也是属于我独特所有的，人所没有的！是我自己的！有了这，加上感染到的，举一反三的大师的气魄、笔法与技巧，那就好得多。拜师而艺术上不受老师束缚。我应当摒弃洋腔洋调，却又绝不排斥意识流小说专写人物内心活动的技巧。要注意中国味儿，却不要使今天的读者感到陈旧而无创新，要兼收并蓄而不是一家独尊。这也许艰难，但该努力。

    九、走自己的路

    白石老人上承徐青藤、八大山人和扬州画派，近师吴昌硕等，走自己的路，自创一体，不但画出玲珑剔透活生生的虾虫花卉来，还创出了红花墨叶一派。花叶本应是绿色，但作为艺术，红花墨叶人们不但接受，还感到墨叶比绿叶脱俗，更有意味，于是成了特色。在山东时结识的名画家王小古，是苏北名画家唐鲁臣的弟子，先学仕女画，后攻花鸟画，终于以画葡萄、牡丹取胜，但最有特色的是他后期的“墨葡萄”“墨牡丹”及“墨菊”。“墨”的创作，也许采撷了齐白石墨叶的优点，却又独具一格，是他自创的艺术流派。于非本来的画也是吴昌硕式的大写意，据说张大千对他说：现在画吴昌硕式的人太多，我建议你改画院体的工笔画。于非遂从宋人勾勒重彩入手，用色富丽典雅，自成一家。这些名画家都受过前人中大师们的影响，又各自走自己的路。可见艺术上，不可忽视大师的影响，更不可忽视自己的特色和独创。

    应当抓住《战争和人》来寻找、发挥自己的特色和独创。只有我自己能写的独特题材、独特思考的作品，如果能配上我独特的真实感情，用我自己的文笔来表现，那必然会有我自己的特色和独创。既受大师的影响，又走我自己的路。倘若谁说我的作品像某某的，那就不好；倘若谁说我的作品使他想起某个大师的作品，但又不是模仿来的，那就好。我的作品有些也许是人家所能写的，有些也许是人家所不能写的。《战争和人》就属于人家未必能写的。这里就有一个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特色、特长的条件和领域。创作时，对这必须明确。

    十、不能就易避难

    小说，不是理论书。主题，应该深藏在复杂的人物形象中，在故事流动、发展、变幻着的时候，引起读者思索，让主题自然而然地传导、转达给读者，这就好；如果作者处处要现身说法来讲解自己的主题，就笨拙。

    一部长篇的主题，尤其不能靠几句话或一段话来点题作一番交代。那样虽然容易，岂不是把生活简单化了，就是把书所含的意蕴简单化了。那样对于一本字数少、反映生活单薄、人物少、情节简单的小说也许勉强可以；对于一部字数多、反映的生活面广阔、人物众多、情节和头绪复杂的长篇，就不行。

    有人说，主题越隐讳越耐人思索越好，实际恐怕也指的是这意思。主题需要深邃！

    因此，主题和想要表达的种种，作者要时刻放在心上，构思时就该早已“心中有数”，但写作时却又非把注意力放在写出活生生的不同的人物来不行。如人物写得成功，就得表现出他们的思想和心灵来，表现出他们内在的情感情绪来，这要比表现他们那些外在的东西困难，却是表达主题必须努力去做的。这比用一段文字叙述主题难得多，却不能避难就易。

    将来，谁如果看了《战争和人》马上用几句话就说出了它的主题，那我该失望了。谁如果能引起思索或悟出一些深邃的内涵或有些说不清却又想得明的启示，那就也许算在体现主题上有点成功！

    十一、窗户种种

    篇幅特长的小说写得不好就像是盖了一幢没有窗户的大厦。不能设想，屋子没有窗户。没有窗户的屋子，气闷、黑暗、单调、无声、时空停止、死气沉沉。人不能置身于那种难忍受的环境中。窗，是光亮的由来，是新鲜空气和拂面春风的输入口，是色彩和声音的进口处，是美景和人物的舞台……人可以从窗里看到外界春夏秋冬的变异，感到白昼和黑夜的交嬗，看到热闹的街道或远山近水，看到新的天地、新的面孔，从窗中感到画、感到诗，发挥想象。

    我在有意识不断地为读者打开一扇扇窗户，目的是为读者增加场景，增加色彩感，增加新的视野，看到他们值得看的东西，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看到他们可能难得看到的东西。有了窗户，小说才能“活”，才丰富多彩。

    乱开窗户当然不行。不能朝放垃圾有臭水沟的地方开窗户，不能朝着烟囱和散发着有毒气体的方向开窗户，不能向人们看了恶心的地方开窗户。

    只向同一个方向开窗户也不行。那样，视野视角太窄，有了日出没有日落，有了北风没有南风，有了临街的景色，没有后园的绮丽。

    开窗户最好要有罕见的、少见的景物，人们爱欣赏耐欣赏的景色和人物。

    应当变着方向、变着视角和视野，变着形式、变着大小和高低，技巧地开窗户。

    在“三部曲”中，每一部开的窗户都要尽量避免重复。每一部都要新开一些窗户，就像高楼上每一层每个方向都要开窗户。

    《月落乌啼霜满天》里，有地域的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南京的六朝烟水气，苏州的锦绣园林，吴江的浩淼太湖风光，安徽南陵的夜行船，香港的灯红酒绿……可以看到国民党官场上错综复杂的矛盾，童霜威家庭中的炎凉纠葛，江三立堂土财主的小天地，香港巨富奢侈的猴脑宴……通过那一时期规定情景的窗户，可以看到西安事变时的狂飙，抗日高潮时的武汉洪波曲，日寇攻占南京时的大屠杀，那一时期战与和的暗斗……

    比如《山在虚无缥缈间》，开的地域窗户是：“孤岛”时的上海租界，沦陷了的苏州和南京，天灾人祸的中原，白雾茫茫的重庆……同是地域的窗户，与第一部并不重复。我开的生活窗户，是“孤岛”上海汉奸、特务的血腥罪恶，童霜威被囚禁的悲凉岁月，童家霆与欧阳素心的忠贞爱情，杨秋水无畏的壮烈牺牲，“大后方”庄来与无耻的对衬……抗日时期“孤岛”上海的面貌在这一部里应当写充分有较全面的反映，这该是这一部的特色，而如果没有地域窗户的变化（由“孤岛”推向苏州、南京；由“孤岛”经沦陷区过封锁线通过中原经陕西入川到大后方），会显得单调。有了地域的变化，“窗户”多了，效果也许会好。

    《枫叶荻花秋瑟瑟》，写了四川江津小城抗战众生相和学潮，写了雾都重庆的光明与黑暗搏斗，写了北碚缙云山的翠岗禅悟，写了成都的名胜古迹，写了桂林的冲天大火，然后又回写到“天亮了”的南京、苏州与上海。在生活面上，我写了冯村的死，童霜威父子走向进步与光明，卢婉秋的消沉出世，童家霆的成长与燕寅儿的爱情，欧阳素心的悲惨下场，湘桂黔大溃败，写了重庆谈判，写了全面内战爆发前的态势。于是，这一部书可望有沉重的历史感和厚实丰满的时代风貌。窗户是伴随着情节主要是陪伴人物出现的，开窗户时应当有意识这么做。

    安排童氏两代做主角，有利于开窗户。童霜威的身份地位、亲友关系及经历，接触各种人物，到许多地方，有各种独特遭遇，便于展开复杂的生活和广阔的画面。让他做主要人物，可以不断地起“触媒”作用。正如二次世界大战时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因其特殊地位而能成为各国人、各种人物集中表演的一个“舞台”（上海租界实际在抗战时期也是这样一个有特殊性的地点）。外国有些文学作品选用卡萨布兰卡这个地点展开故事情节并非偶然。

    童家霆除了家庭关系外，赋予他新闻记者的身份，可以利于开窗户。他可以参加学潮，可以接触各种人物，可以飞来飞去，可以有独特的遭逢……

    我希望开出的窗户，使人享受到真实的生活，栩栩如生的人物，绚烂的诗情画意。像宋代诗人杜耒说的：“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窗外要有“月光”，有“梅花”的幽香。

    十二、“余音嘹亮尚飘空”

    画上有技巧地留出空白，正是它特别具有魅力的地方。“空白”正是隐藏的作品的可表现性下面不可言说的“神秘空间”。欣赏者可以通过自身的体验、理解、生活积累来解说、领略作品的这块神秘空间，想象的天空广阔而多姿多彩，能使画的内涵更丰富、更美。而且，有技巧地留出空白，这空白处本身也是画的一部分，会衬得画的整体更美。画得太满的画，每每会“吃力不讨好”。

    写小说时，留下“空白”十分重要。有许多地方少写，有许多地方虚写，有许多地方不写，正是留“空白”的各种不同的方式。这比“一览无余”或“说得太白”“唆”要高明。

    留下“空白”，就是留有丰富想象和耐咀嚼让别人去发挥的余地。作者在创作时要利用这种可借助于读者想象来帮助自己完成作品的技巧。

    1982年春我在北京参观美国石油大王哈默藏画展，见一幅画：白墙、白帐、白床上睡一裸女，白色的光来自窗外。画很引人注意，一是它的光和色的运用，一是空白的部分多，画了，也没有画，天地很广，空白大，艺术性反而强了！它不同于一张裸体照或一张通常的人体画。它是件艺术珍品，看了就忘不掉，有纯洁的美。

    写电影剧本有人主张：“编剧写百分之六十，留百分之二十给导演，也留百分之二十给演员。”好像也正是这种意思。

    我过去有些作品常写得太实，空白留得少了，好像是怕读者不懂，尽量想以作者的身份找地方多“哇啦哇啦”几句。结果意尽而无味，会使人胀饱厌食。

    《静静的顿河》写到格里高里回来，就行了，如再去写他怎么被处理，就完了。

    《复活》写到聂赫留朵夫与喀秋莎一同流放，就够了，再多写，就画蛇添足了。

    主题，作者顶多写出其中的七分或八分；情节和意境，也一样。篇幅长的作品，就该常注意留空白，不该写满的地方空出来，让读者想得更多一些。

    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歌词在这点上很高明，结尾是：“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童年的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它留出“空白”跳跃，似断非断，不能一目了然，咀嚼后却余味无穷，联想丰富。文字节约，看来互不关联的“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以及“一位老船长”，读和唱的人以及听众都可在音乐的旋律中展开想象的翅膀，用各自的经历和思索去填补其中的空白。而真要用文字来说明这中间的一切，可能花几百字也说不清说不好。

    清人叶燮论诗：“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该琢磨这道理。

    泰戈尔的诗说：“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不求索的。”将这借用到创作上，似也可解释为留出“空白”可以得到你无法写出的意想不到的巧妙效果呢！

    “虚写”也是留出“空白”的一种。写的是虚虚实实，反映的却可以实实在在。“悬念”也是留“空白”的一种方式。悬念连续下去，空白也保持下去。

    三部曲中，每部分八卷，每卷分五节，卷与卷之间，节与节之间均留出“空白”，有个跳跃，省了不少笔墨，也“多”了不少笔墨。

    欧阳素心是一个重要人物。她的遭遇和命运从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就引起关注。在第三部中，她，始终被安排成“悬念”。对她的遭遇在最后是留空白呢还是实实在在地写出？要写也不难，但留出空白似更技巧。读者也许会想象得比我写的更悲惨动人。

    柳苇是虚写的一个重要人物。书开始时，她早已牺牲，用虚写而不实写，也许会使人在感觉上“此时无声胜有声”。

    柳忠华是一个未按“模式”写的共产党人，他富于人情味，却党性强。他的活动如要实写本来不乏机会，但虚写多留空白，既不喧宾夺主，也不冲淡书的整体风格或许更有韵味。如多写他，写成李玉和或杨子荣，那是另一部书的任务。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为、贡献、流血战斗及牺牲，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涂抹的笔墨并不太少，但留出的空白必须很大。留空白绝不是画个零，留空白是让读者感到她的力量的存在，衬得整幅画更壮丽。

    有两个小小的细节，我试用了空白，用真的空白来表现艺术上的空白。

    写童霜威初访卢婉秋时，她墙上那幅空白的画本身就是一块空白。这使童霜威和读者对卢婉秋这个女人都会产生许多丰富联想。写燕寅儿时，最后，她给家霆写了一封空白的长信，那也比拿出一封真真实实的信强得多，千言万语都在留出的“空白”之中了！用几千字来写这封信也未必有这样的“空白”有韵味。

    类此，写卢婉秋之死，未去实写她如何丧夫之后又有丧子之痛，因而抑郁至死。这本来未始不可以联系战争写成动人之笔。但我宁可留出空白。

    唐朝诗人赵嘏诗：“曲罢不知人在否，余音嘹亮尚飘空。”该是我对留空白所期望的那种意境吧？

    十三、可读性

    忙，时间紧，生活节奏快，有了电视机、游戏机、录相，有了带刺激性的游乐场、迪斯科、卡拉OK……能悠闲读长篇的人相对减少。再好的小说，没人读等于白写，写长篇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要吸引人，能抓住读者，使人看了放不下。这难，必须努力。

    过去有些世界文学名著，很难读懂或很枯燥的都有。今后不会也不能排除这样的作品。但无论如何，在今天写长篇，如果充分注意可读性，完全是切合今天的需要，适合今天的态势与读者的阅读心理。写时我脑子里常想着这个问题，常问自己：“看不看得下去？”“好看不？”我希望给读者以“这部书真好看”的印象。当然，不应也不会降低格调来加强可读性的。

    “删，就是提高！”在写完删改时，我将努力把那些“拦路虎”、“枯燥”、“乏味”、“拖沓”的地方尽量删去。《月落乌啼霜满天》初稿六十万字，听取责编和终审意见后，今天删完定稿尚余五十六万字。郑板桥著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使人开窍！

    要可读，首先是写好人物。故事应是人物性格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是主题的巧妙显现的过程。依靠什么取胜？取胜之处首先应是人物、人情、氛围、细节，是情和史（即热烈的感情倾向与历史描写的动人事实），是史和诗，是时代风云的体会和涵盖，是文化品位、民俗习气，典雅悠长的韵味，是表现审美范畴和道德范畴中那些民族和文化中晶莹、可贵、五光十色的瑰宝，是众多人物间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戏剧性很强的变化，是生离死别——偶然的相逢和永久的诀别，坎坷独特的遭际和惊险，出其不意的奇遇，朦胧的画意与艺术的魅力……

    当代长篇小说面临着一个形式创新的任务，面临着手法的变化与发展。传统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但可读性应当成为长篇小说发扬优势的不可失去的基本特征。如果长长的电视连续剧能有观众，就应当想到长篇小说有可读性依然能吸引一定的读者面。应当不拘一格地从各种流派中吸收有用成分，使自己在现实主义的运用上有所得益，不受任何模式的限制，只重在写好人物。希望写的人物能因其典型性和生动性而富于魅力，有助于作品可读性的加强。

    十四、开头和结尾

    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龙的形象，头与尾都是绝妙的。那样峥嵘的头配那样气势的尾，于是，一条神龙跃然活起来了，给人留下了唯有龙才有的使人慑服赞叹的威武印象。

    长篇的头和尾必须特别讲究，头开得好，能使人往下读；尾结得好，使人余味无穷想看下去。恰似画虎，虎头必须轩昂，虎尾必须强劲；恰似画孔雀，仰起凤头与展尾开屏，相得益彰。

    专门找了许多中外名著来看开头与结尾，无意评判好与差，只是发现做到头尾俱佳并不容易。

    《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是好的，就凭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叫人不能不往下读读安娜的哥哥家里究竟什么事乱了套？

    《贵族之家》的结尾是妙的，丽莎进了修道院，那种悲剧气氛由于屠格涅夫的优美文笔，使人掩卷后仍怅然久之。

    《卡斯特桥市长》的开头很特别：主人公赌输了钱卖了妻，读时一下子进入了故事。结尾也特别，主人公死了，由于他的悲惨命运，他立了一块愤世的墓碑，使人读毕留下不尽沧桑。

    《嘉莉妹妹》有一个十分朴实却十分简洁的开头和结尾，好处是开头女主角就上场，容易让人看下去；结尾是两个男人和嘉莉之间的有趣故事告终，嘉莉实现了往时的幻梦，但找不到现实生活的意义，作家涂抹了寂寞、凄凉的一笔……

    在拟每一部的写作提纲时，我就把每一部的头尾都想了又想，设计得很具体，作了安排。

    《月落乌啼霜满天》用西安事变突然发生、童家霆在房顶飞舞红旗赶鸽子飞作开头，气氛紧张，红旗鲜艳，氛围造成悬念。结尾时，夜黑风高，水天茫茫，童霜威上了海船回上海，靠的也是氛围和悬念，使人关心着主人公：他去到敌人魔爪下的“孤岛”会怎么样呢？……

    《山在虚无缥缈间》的开头，意图是快速地将读者带入1939年的“孤岛”上海的典型环境中去，求其扼要、简洁。结尾写童氏父子与欧阳素心月夜在重庆江边重逢，目的是有诗情画意，有浓烈的感情色彩，有强烈的悬念。

    《枫叶荻花秋瑟瑟》的开头设计过好几次，都不成功，最后只好用了点“噱头”——李参谋长谈喝鸡汤不喝鸡的洗澡水，至少使人看了发笑愿意读下去，而这点细节也对塑造李参谋长这个人物有利。结尾好的是悲欢离合出人意外，思想气势较强，而最末几百字又能同第一部开头相呼应。第一部开头，家霆在潇湘路1号房顶上舞红旗赶鸽子飞，第三部结尾童家霆又回到潇湘路1号了，夜里，结尾写道：

    许久许久，家霆睡着了，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又变成小孩了！变成了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他又爬上了潇湘路1号这幢三层楼花园洋房的屋顶了，看着四下的风景。他高高站在屋顶上，勇士似的高举着一面红旗挥舞。鲜艳的红旗，像燃烧的烈火在大风中呼啦啦飘动。白雾迷茫，红旗在浓雾中飞舞，像白色宣纸上润开的一抹鲜红，美丽地招展……

    啊！流逝了的童年，流逝了的童年旧事在梦中又回来了！又回来了！……

    主观上我感到这是一个精彩结尾，我偏爱。但客观上读者会怎么看，尚待时间检验。

    开头难，结尾也难，要求精彩更难。只不过，我确为书的开头与结尾动了脑筋，花了心思，而且，我懂得一点：作品临近结局，便应加快，不可拖拉！

    关于《战争和人》答《书城》杂志记者问

    问：听人说，“抗战才打了八年，你这部小说从动笔到出书却过了四十年以上。”是吗？

    答：早在50年代初我在上海劳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时就动手创作这部小说了。那是1951年。到1953年，我由上海调到北京，仍坚持业余创作，白天忙，夜晚写，我是个不爱打扑克或闲聊、逛街的人，写作是我的一种乐趣。到60年代初，稿写成，共一百二十万字，交给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他们评价很好，认为是“百花园中一株独特的花”。但不久，有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指示，出版社检查工作，停止出小说，耽搁了。那时我已到了山东，对小说进行过修改、润色，但“文革”开始，小说遭毁。“文革”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敦促重写。1980年，我为重写作准备，特地到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旧地重游，回溯历史，逗起遐想，终于灵魂震惊、文思畅开，重新动笔。1983年在山东完成了第一部，是年调到成都工作，接着又完成了第二、三部，在1992年三部出齐，共计一百六十余万字，前后确历四十一年。

    问：第一稿毁后又重写，在构思方面前后有无变化？

    答：当然有不小的变化。第一稿原来的书名为《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又名《月落乌啼霜满天》，从西安事变写到1949年南京解放。重写稿总名改为《战争和人》，用三句诗作为三部曲书名：《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但只由西安事变写到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原本有个考虑：三年解放战争作为背景的第四部名为《春风又绿江南岸》，写到南京解放，又有个打算，四部《战争和人》写完后，接着再写建国后的四部，总名《和平和人》，人物继续顺着故事往下延伸，有的死了，有的生了。有的由年轻变老了，有的由小长大了，悲欢离合与幸福坎坷都有。但由于我现在视力不好，虽未死心，实现不易。当然我还要努力。

    问：写这个长篇的动机是什么？

    答：今天的生活，负载着逝去的以往岁月，要真正理解今天，必须理解那些同我们的未来密切相关联的昨天和前天。对旧事，我有新的思索。长时期以来，人们向文坛在呼唤史诗，我钦羡能写一部史诗般的画卷来表现那个战争年代的长篇小说，它是爱国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的，也是宣扬我们的理想信念和描绘历史的必由之路的，当然不是靠大道理而是用人物形象和艺术手法。我愿意站在今天，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用我满腔热情的作品真实可信地给人以感染，使人看到祖国过去了的一段长长的悲壮历史，懂得现在，知道未来，懂得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明白人的责任。正因为这样，我是用拼搏的姿态完成这个长篇的。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又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零九年间，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危机四伏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在这些战争中，除了抗日战争是中国取得了胜利之外，其他的战争中国无一不败。我这部以抗日战争作背景的小说，正确反映了那段历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春又将三版《战争和人》以满足读者需要。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阅读本书，我相信读者是会有更多的感悟更深的感受的。

    问：这部严肃文学作品有些什么特点呢？

    答：这个问题太大，而且最好由读者和评论家回答。就我来说，只能主观地扼要谈几点：

    一、这部小说有较强的可读性。它不断打开一扇扇绚丽多彩的窗户，展示一片片诗情画意的天地，使你觉得新鲜生动。取胜之处首先是人物、人情、氛围、细节，是情和史，是史和诗，是时代风云的体会和涵盖，是文化品位、民俗习气的韵味，是表现审美范畴和道德范畴中那些民族和文化中晶莹可贵五光十色的瑰宝，是戏剧性很强的变化。

    二、这部小说会使人感到真实。绝不胡编乱造，绝不虚假拼凑。它厚实、丰满，来自生活，不是“放一勺米泡一锅水”的作品。

    三、这部小说是清洁的。我摒弃把作品降格写得肮脏，也反对渲染、玩味中国文化中陈腐的东西。我愿意作品使人崇高、美丽，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得到人生的启迪。

    四、这部小说是独特的。我喜欢选择有自己特色的独特题材，并在作品中抒发自己独特的感受。

    五、这部小说熔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家庭小说于一炉。主心骨是着重写好人物，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和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物，通过跌宕曲折的内容凸现。童霜威这种典型人物是文艺画廊中前所未有的。我以人物的魅力和命运来吸引读者。

    问：《战争和人》出版后，反响强烈，请谈谈这方面情况。你感到欣慰吗？

    答：《战争和人》出版后，反响确实比较强烈。1992年8月，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和四川省作协及《当代文坛》杂志社在成都召开了研讨会；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了研讨会。我非常感谢主持和出席会议的那么多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出版家。著名作家评论家如萧乾、陈荒煤、邓友梅、马识途、江晓天、张炯、蔡葵、谢永旺、雷达、殷白、胡德培、吴野、滕云、陈辽、宋遂良、冯宪光、戴翊、陈朝红、游仲文等都写了评论。迄今，全国报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新闻出版报》《文学报》《作家报》《当代》《读书》《人物》《小说评论》《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红岩》等已发表评论、专访、报道等一百五十余篇（次）。《文艺报》发了一个评论专页，《作品与争鸣》发了专辑，《当代文坛》发了特辑，《文学故事报》选了《战争和人》的部分章节连载，《新华文摘》转载了《作品与争鸣》上的文章。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六万字的《王火〈战争和人〉论集》一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获首届郭沫若文学奖；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作为一卷出版。天津社科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文学专题史》作了专题评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从1994年5月连播这部小说，要播到今年2月结束，应听众要求，将再重播一次以配合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峨眉电影制片厂已将小说改编为三十集电视连续剧。1994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评十年优秀图书奖时，《战争和人》获“人民文学奖”……对这些，我既感幸运也十分感谢。但像我这种年岁，对身外之物，在荣誉面前已能处之泰然了。追求的只是希望我的辛勤劳动成果——作品，能被广大读者看到而且喜爱，那才是我的欣慰。

    问：《战争和人》写的是抗战老题材，为什么能吸引人不使人感到老一套？

    答：我想这主要也许就是它的“独特”所造成。抗日战争确让人听了感到是一个陈旧的题材，因为写的人已不少了，但旧瓶可装新酒，老题材可有新思考，旧事中未被人重视之处甚多。从史的角度讲，抗战确乎是老题材，从文学讲，只要你塑造的人物是新的，主题又是深邃而新鲜的，写的生活和故事是新的，那么，没有老一套的感觉就很自然了。不少青年人读了这书都说很感兴趣。事实上，我写作时就考虑到给青年人阅读的问题。我希望让青年了解那段中国的历史。

    问：为什么你正面写了蒋管区和沦陷区，却未正面写解放区？

    答：一方面，是生活经历和积累所决定；一方面，正面写解放区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已很多，正面写蒋管区和沧陷区的作品却没有，而从大后方、“孤岛”上海、沦陷区和香港来反映抗战历史，同样十分重要和必要。何况，我也虚写了解放区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并未忽略。事实上，写蒋管区和沦陷区要看你怎么写，我写了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为抗战及进步捐躯的先进人物。我如实写了抗战如何能胜利、人心如何倾向进步方面的根由。主导和推动历史的是谁，表达的是鲜明的。

    问：为什么你要塑造童霜威这样一个典型？

    答：童霜威来自生活。塑造一个别人未曾塑造过的典型人物很重要。童霜威从国民党的中间派最后转变成民主进步人士，这样的人物我们在抗战八年到后来的三年解放战争中屡见不鲜。这样的人物反映了那个大时代的本质及历史的走向。童霜威，由于他所处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由于他的思想演变和升迁沉浮，才可能有极不平凡的遭遇，才有可能接触到各阶层的各种人物。用他作一个主角，便于情节、画面和地域上的展开，便于囊括抗日战争史上重大事件，便于在高潮的涌流中推出史诗性意味和历史的沉重感，也便于使全书凸现那个特定年代的气氛。读者应当注意到：童霜威的儿子童家霆也是一个主要人物。这个人物的成长反映了历史的进步。事实上，到第三部时，童家霆已是作品的主角了！

    问：从《战争和人》看，你的写法基本是现实主义的，你显然受了过去不少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但你也采用了一些意识流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写法。你对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看法如何？

    答：这题目很大，我也许说不完整。我的基本观点大概是两条，体现在《战争和人》的创作中。第一，不发展而有生命力的东西是没有的。现实主义沿袭了长时期的创作思维准则正面临冲击，它需要发展也会发展。它有不可忽视的存在价值，它是有强大生命力的，直到今天，我仍信服现实主义大师们的大手笔，愿意学习他们，当然是有变化和发展的学习。第二，20世纪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是一个充满发展又历经灾难的时代。我们现在似乎已经具备了总结和评价这个世纪的西方文学的条件。大量的西方文学著作和信息得以通过各种渠道介绍到国内。事实上，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文学界所产生的影响已经很大。我不笼统拥护或反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中间有不值得效法的糟粕，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写那种浑浑噩噩的混世者、多余人，学那种隐讳的影射或不知所云的表达等也是不行的。但，西方现代派文学也有精华，一大批坚持自尊、自信、自爱的文学家，以开拓创新精神丰富着西方文学的库藏，不乏大可借鉴之处。20世纪终将结束之际，我们如只抱住许多光辉的古典大师或现实主义大师不放，闭眼拒看这个世纪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那是一种欠缺。文学是需要不断交流、借鉴的！

    （本文刊于1995年《书城》第二期）

    和平，是一种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王火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毛浩问

    问：王先生，我们知道你在创作《战争和人》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并且我们还听说你为了写第二、第三部，你在五十八岁时同意调到“抗战时的大后方”四川工作。请问你为什么如此执着地要写出这部作品，你的创作动机是什么？

    答：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唯一取得胜利的一次大型战争。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对世界人民做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是应当大书特写的，我在抗战时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旧事，我有新的思索。我决心把它写成一部史诗留下来。我写八年抗战的艰难复杂的历史进程，主要是如实写出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作用，国民党在抗战全过程中的表现，日寇的残暴，战争风云变幻下的社会生活，各式各样的人在这场战争中的演出……闪射民族的凛然正气，鞭挞日寇和汉奸卖国贼的卑鄙无耻……当然，一部一百六十万字的长篇是很难简单来表达它的主题和意蕴的，我迷恋于文学创作，写过五百多万字作品，但《战争和人》是一部内含丰富可读性强的高品位作品，应是我的代表作。可惜它写成后毁于“文革”，我能估量出它的分量，觉得别人无法写出这样的作品，而读者应该需要它。爱国和奉献是我毕生的信念。所以决定重写。到四川工作有利于我回忆和补充生活。

    问：人们说“理性是长篇小说的烛光”，对于历史小说，可能尤其如此。《战争和人》书名本身也很具理性意味。请问，你这部书是建立在一种怎样的理性之上呢？

    答：我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是在于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精神文明境界，对人类的命运，人生的价值应有终极的关怀，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因此，理性的追求必不可少。长篇小说应该是站在今天，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我的理性基础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我是怀着激情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来写《战争和人》的。

    问：评论家们认为《战争和人》是反映抗日战争整体风貌的，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但是你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吏的家庭作依托来反映这场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呢？

    答：这是一部文学性强的小说。我是从生活出发来写这部长篇的，选童霜威一家作依托正是我这部作品独特之所在。写我熟悉的生活和人，是我的优势。

    《战争和人》重点写了蒋管区兼及沦陷区，也通过人物重点虚写了解放区和游击区，并实写了共产党人在蒋管区、沦陷区的活动和牺牲。这切入角度是新的，却真实全面地反映了抗战的整体风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由于童霜威父子所处的地位，才有可能接触到各党派、各阶层的各种人物，才能到达上海、南京、武汉、香港、重庆等地。童霜威确如评论家李友欣所说的：“是以他作为一种试剂，作为一架探照灯和显微镜，通过他对国民党的五脏六腑，进行探幽显微，暴露他们的丑恶和不可救药，同时显示共产党的影响和力量。”中国的社会是复杂的。童霜威的家庭也是复杂的，童离了婚的前妻柳苇是牺牲在雨花台的共产党人，柳苇的弟弟柳忠华是被囚于苏州监狱的一个共产党人，童的秘书冯村是一个以爱国进步人士面目出现的共产党员，正因如此，西安事变后转向国共合作抗日，童霜威父子和共产党人之间始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也造成了童氏父子后来的走向。

    问：有人说《战争和人》表现了很强的党性原则，你自己也说过，这本书的立意就是要写出“与日本侵略者一起失败的还有当时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你是否要在你的作品中揭示某种历史必然性？

    答：是的，有评论家说：“《战争和人》不仅一般地表现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及人的美丑善恶，并深刻而形象生动地显示了经过抗日战争，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貌似强大的敌人取得胜利，国民党之所以丧尽人心一败涂地，这一点，不仅准确地反映了抗日战争的真实面貌，而且对我们今天和以后永远葆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共产党在抗战中用鲜血换来的功勋，使她扩大了力量得到了民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但仅仅四年，解放战争就打倒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这就是那时的历史必然。童霜威这样一大批民主人士的产生，童家霆这样一批青年人跟着共产党走，也都说明了历史的必然。

    问：评论家们说：《战争和人》走的是文学史诗（而不是文献史诗）的路子，你是通过塑造一系列典型人物来达到这个目的的。请问童霜威这个形象的典型性在哪里？他是不是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里的一个从未有过的形象？

    答：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学是人学”，我想通过一系列典型人物来达到创作的目的，童霜威当然是首要的（其他如童家霆、柳忠华、杨秋水、欧阳素心、谢元嵩、管仲辉、江怀南、卢婉秋、陈玛荔、燕翘等其实也各有其典型意义），评论家谢永旺在《当代》上说：“童霜威是一个信守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形象，是典型的，又是个性的，如果说，这是一个由国民党的高级官吏向一个革命的民主派转变的典型，我以为也是不错的。”张炯在《作品与争鸣》上说：“小说最重要的成就是刻画了童霜威这个复杂人物的典型形象，这是个相当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殷白在《文艺报》上说：“为中国新文学和中国文学画廊增添了前所少见的人物形象，在时代的社会认识意义上，人生哲学的审美意义上，都有相应的价值和独到的特色。”在北京和成都开的作品研讨会上，不少评论家和作家都认为：“童霜威这样的典型人物在过去的文学作品的人物画廊中还不曾出现过”，“童霜威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在新时期文学人物画廊中实不多见”。

    问：你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你也说过这部书融进了你和你夫人两个家庭的一些影子，这种亲历者的身份是很难得的。以后的抗战题材作品就只能依靠史料了。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依据史料创作的作品，你认为这部作品与此有何不同？

    答：现在，有的评论家指出《战争和人》不是单纯根据资料写成的，而是作者根据其独特生活来写的，把它区别于完全根据资料来写的作品。我认为这是强调并指出本书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及塑造了典型人物的文学价值，亲历过的生活写出来会更逼真和亲切，但这也并不排斥参考史料来写小说。小说并非真人真事的“拷贝”，我写《战争和人》时也是大量收集阅读各种有关资料的。

    问：有许多评论家们认为《战争和人》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卷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章，请你谈谈这一章的创作情况？

    答：1946年秋至1947年间，怀着对日寇的仇恨，我曾在南京对南京大屠杀进行采访和研究，有过好几本采访记录，可惜均毁于“文革”。重写《战争和人》中这一章时，我返南京旧地重游，唤起回忆。创作时，又收集了大量资料重新做了研究。写的是小说，但我力求真实。人物塑造有的也有原型。比如尹二是以大屠杀的幸存者梁廷芳在下关码头遭日寇集体大杀戳时他跳江逃生作原型的，庄嫂的拒绝被强奸与日寇搏斗而毁容的情节，是以幸存者李秀英作原型演化来的。童军威的战死则基本根据我老伴的小叔凌在南京阵亡的遭遇写的，如此等等，诸如日寇的罪恶，当时的攻防部署，城破及屠杀的过程等均有根据，所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及评论家们均予肯定。我自认为这一章在全书中仅是“称职”，比这精彩的部分一、二、三部中均有。

    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青年，包括许多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自愿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成功的典型。作为一部90年代创作的作品，童家霆的形象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今天的青年有什么影响？

    答：其实我这部书主要是想写给今天的青年人看的！荒煤等评论家在评论本书时也强调青年人该读读本书。童家霆是在八年抗战漫长艰辛过程中成长为一个先进的时代青年，战争使他早熟，国家民族的命运同他密切相关，他的不平凡遭遇使他深具忧患意识思索着中国应向何处去？他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他的特点是由于出身和社会关系，出国留学，升官发财，他都会有。他不是为寻找个人出路才革命的，他爱国，有正义感和是非感，忠贞于爱情，洁身自好，为了理想和信念，宁可不出国而为了人民的利益留下来奋斗，在那个时期，像童家霆这样出身的青年走这样的路是一种典型。在塑造他时，我曾自问：今天有没有必要再展示那已过去了的漫长而严峻的战争年代中的人和事？现在年轻一代中的有些人是否太注重他们的个人欲望以致会否定过去，认为当年那场战争与现实毫不相干？出国热、金钱崇拜、物质引诱、西方文化和性解放、享乐主义……是否会损害青年人的灵魂？越是思索，我越觉得应当将童家霆写得真实，写得可信而给人以感染，我在创作中，致力于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以引发读者思考。

    我想：童家霆是应当对今天处在世纪之交、肩上有着时代重担的青年一代富有启示的！

    （本文刊于1995年8月13日《中国青年报》）

    时代精神、典型人物、独特个性

    ——《战争和人》三部曲创作杂谈

    爱国主义始终是我一心想宣扬的主旋律。抗日战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爱国主义的创作题材。在实践中，我感到，改变一下“习惯性”的写法也很必要，不能以为战争文学就是写战争过程和重要的战役，而不需要深化与拓进；不要以为写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就单纯是写“同鬼子打了一仗又一仗”；也不能以为除写敌后军民抗战外，广大蒋管区和正面战场及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战争就不能写。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写是完全可以、完全必要的。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二战以后在西方有那么一些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学者”，却无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始终在为军国主义招魂。记得抗战胜利后不久的1946年初，我在上海采访过日俘日侨。当时日本战败，许多日俘集中于江湾“京沪区日本徒手官兵管理处”，虹口区则有“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上海有十万日侨仍散居于原来的住处。从采访中，我感到美国人包庇日本，国民党当局也包庇战犯，而有些日俘日侨对侵略罪责缺乏认识，我就感到恐怕需要许多年的时间，而且要用真正的历史事实告诉那些不知情的受欺骗的年轻人和下一代才能纠正，没有这种纠正，中日两国今后的友好和平，恐怕是难以符合理想的。这些深刻的感受，当我在八年抗战过去后又经历过四年解放战争，随之以新中国的建立，我开始创作《战争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复返的年代》时就有所用心。二战以后，美国出现过不少“仇日”小说，有的还是畅销书。我认为区分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必要的。仅仅写“仇日”，不过停留在谴责小说的水平，而我们需要意蕴深厚、立意高远、站得高看得远的作品。对抗日战争的血色记忆永远不忘却，是因为我们愿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许历史悲剧重演；永不忘却，是因为中国人民应当牢记过去受侵略的血染历史和灾难，从而懂得我们应当怎样坚定地继续走振兴中华使中国富强起来之路。因此，我想写的是一部有史诗性和独特艺术追求的长篇，首先要能高度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社会风貌，能充分反映抗日战争的风云变幻。我要写战争和人、写战争和平、写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肯定与否定、是与非的选择，当时的人物、生活、氛围……然后写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于是，《战争和人》三部曲这以抗战和二战为背景的长篇，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起，一直写到1947年春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就是为了要将整个抗战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将整个抗战作为背景，歌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但题材规定了我不是要去写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军事题材的长篇，广大解放区和敌后游击战场在这长篇中只能虚写，我着重写的是蒋管区大后方及沦陷区在抗战时期的人和事。我把中国的抗战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范围中表现。当时的这些人和事，这些生活，我十分熟悉，是“优势”，不可能费力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

    在写我要写的这些内容时，除了抗战爆发前和抗战胜利后的情景、态势、时局、人物外，我着重写出抗战时期“大后方”和“孤岛”上海及香港的众生相。在那儿，光明同黑暗搏斗，抗战同投降较量，进步同反动对垒。当年的“大后方文学”和“孤岛文学”的影响人们都记忆犹新，我写的这部作品与它们既有关联却又有极大的区别和发展。这是时代与年代及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我使我书中的主要人物，从这个到那个，从这里到那里，交流碰撞，为总体构思服务，目的是有利于构成一幅真实而色彩斑斓的宽阔画卷。

    有个现成的关于抗战的结论：人民胜利了！日本侵略者失败了！过去写抗日战争的小说都这样写。这结论当然对，只是在我的亲身感受上所得到的立意是：与日寇同步失败的还有当时蒋介石领导的走向法西斯和十分腐败的“国民政府”。《战争和人》就是从这开掘下去而写的。

    在描绘历史生活的文学作品中，任何作家都不能纯粹地展示历史，实际都是在用今天同历史对话。我也是通过回忆历史，思考现实并展望未来希冀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启示生活的。我想充分表达自己的以时代精神为底蕴的对祖国、对人民、对正义事业与人类前途的坚定信念。虽然地域主要是写蒋管区和沦陷区，但共产党人和党的领导作用以及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当时所起的影响与作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在蒋管区和沦陷区的抗日斗争和民主人士的活动，是得到了明确而充分反映的，并如实地使读者感到和看到党的力量怎样在不断增强、变大，不但打击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从敌伪手中夺回大片大片土地，并建立起一个又一个解放区，赢得了民心成为中流砥柱。事物的本质方面的充分体现，是我创作时牢牢把握的一环。我不是要根据史料来写一部新闻性的纪实小说，我想写的是文学性和可读性俱强的深入到历史深处，能努力表达情感和战争中人的亲切感受与心灵震撼的长篇，这就使我明确：不仅要塑造出在长篇小说历史画廊上未出现过的一两个真实生动典型感人的主要人物，也要同时塑造出当时的其他各种人物。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好地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社会风貌及抗战风云；只有这样，作品才会厚重而精彩。作品是否已经如此，该由读者和评论家回答，我只是说，作为作者，我塑造人物是下了功夫的。

    除了上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历史风貌及典型人物这两条外，我在创作《战争和人》时，努力掌握的第三条是独特个性。

    独特个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我所具有的独特生活，首先，我经历过抗战，而且抗战八年中有许多别人所难有的生活。举例而言，凡我写到的地方，我都到过而且有所了解，这同完全凭资料或想象来写就全不相同了。第二方面是我的独特感受。比如对南京大屠杀，由于我采访过并参加过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的公审及在华日寇战俘营等的调查，我的感受就会深刻复杂一些。比如抗战时河南受日寇战火蹂躏及“水、旱、蝗、汤”的为害，天灾人祸，使中原大地白骨遍野，惨绝人寰，由于我1942年夏季亲身经历过那儿的生活，当时的感受自然难忘。第三方面是小说的写法是独特的。我从“反面切入”，既写“反面”也写“正面”，用的“反面文章正面做”的独特手法。我写蒋管区和沦陷区，这就是从“反面切入”，但我却时刻注意全面反映抗战，着重如实突出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及中流砥柱作用。按照史实，从西安事变写起，使人认识到国共合作时进行全面抗战的由来，就体现了这种用意。

    独特，是一种个性，是别人难以代替的。文学作品可以凭借它创造特色，使它既不会与过去的任何作品雷同，也不会使人感到它与某一个作品重复。

    我不善于总结经验，也因太忙，还未能真正静下心来思考创作要谛。上面写的是一些感受，不免粗浅，只是创作心路上的一种坦诚罢了！

    （本文刊于1996年3月《文艺报》）

    《战争和人》创作谈

    一

    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已经不少，但这场使中国军民伤亡近三千五百万、财产损失一千多亿美元、歼灭日军二百六十余万的战争，未写和可写的范围还很大很多。改变一下“习惯性”的写法也很必要。不能以为写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就单纯是写“打鬼子”。也不能以为除写敌后军民抗战外广大蒋管区和正面战场就不能写。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写是完全可以、完全必要的。而且，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抗击和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打乱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部署，使它无法“北进”，使苏联能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也推迟了日本的“南进”计划，支援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的作战。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西方有那么一些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学者”，迄今却仍无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日本有那么一些右翼分子，仍在为军国主义和侵华作梦呓式的辩解，否认在华的侵略和屠杀。那么，写一本文学作品来反映那个时代就完全是必要的了！我愿能为此提起我的笔，写一部有史诗性和独特艺术追求的长篇小说。

    二

    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历史本身，我们未曾意识到、感觉到或者判定它的地方，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从人生去发现历史，常会更真实形象些。我应当用人物和家庭带出事件，来写那段历史。是写战争和人，但又不是战争小说。我写的应当是一部熔历史、政治、军事、社会、家庭于一炉的丰富而厚实的长篇。着重写人，加强文学性，作品才有生命力。我应当从生活出发来塑造人物，不遵循任何模式。童霜威应当是一个典型。通过童氏父子的遭际反映那个大时代，反映那段不一般的历史。作品中写到的每一个人物，哪怕是次要的下笔不多的人物，也要努力尽量做到使他（或她）栩栩如生。

    三

    我想写的是战争和人，写战争与和平，写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肯定与否定、是与非的选择。当时的人物、生活、氛围……如果再往下写，将写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

    对战争，应当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对和平，也应当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战争年代的经验是无穷无尽的。回顾过去那段历史，至少，可以使我们懂得：人类必须阻止战争，如果发生了无法阻止的侵略战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战胜侵略者。对民族存亡命运的历史责任感，对侵略者奋战到底的铁石意志，为保卫祖国而不惜牺牲一切的正气，是我们当年用劣势武器坚持抗战的强大精神力量。战争残酷可怕，但和平不能靠祈求和恩赐。不能不加选择地从敌人手中去接受诓人的和平！同时应当认识到：和平不是一种政治策略，被利用来帮助和掩盖侵略，被利用来调解冲突和应付谈判，或作为一种赢得喘息和时间的工具，以准备新的战争。和平是人生哲学，是一种人生态度，是每一代人对自己和后代前途所负的历史责任。

    四

    真实可信，是文学作品的生命。

    倘若我完成了这部长篇，有人问我：“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

    我将回答：“小说，终究是小说。但，它不该是虚假编织的赝品。历史的波涛会使它具有复杂、深刻的内涵。它的生命力依赖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要达到真实可信，首先是人物要使人感到真实。但其他诸如服装、用具，甚至吃的一只菜，坐的一辆车，都不能马虎。

    我应当立一条原则：凡未曾到过的地方就不写，写了要闹笑话，也不像。因此，南京的六朝烟水气，苏州的寒山寺钟声，去南陵的“夜行船”风光……都要经得住当时曾身历其境者的检验，要让他们说：“像！很像！”

    我更应当立一条原则：凡用真名真姓写的人物，必须是认识的或接触过的，至少是见过面的。要不然，全凭资料写，必然会“不像”，甚至会出笑话、脸谱化。这种例子在文学创作中并不少见。

    五

    我是有资格写一本关于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书的！但我在《月落乌啼霜满天》中只打算用一卷来写南京大屠杀。而这一卷，应当是悲惨、壮烈令人难忘而且震憾心灵的。主要是写人，但生活积累应当全用进去！

    1946年至1947年间，我曾在南京采访、收集大屠杀的资料。也参加旁听过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的审判。还在中华门外及五台山等地看到过发掘遇难同胞骸骨的挖掘。我采访过梁廷芳、陈福宝、李秀英等亲身经历大屠杀的见证人，当时并在《大公报》《时事新报》上发表过文章。抗日战争中，仅仅一场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中国军民就被杀了三十多万，大大超过了两颗原子弹给日本人带来的灾难。我们能不如实地写出当年的实情使中日现代的青年和将来的人民了解真相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确了解历史，才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南京大屠杀这一卷中，我写了当时下级军官的誓死抗日，也写了老百姓的爱国精神，那都是有原型的、真实可信的。但在日本兵中，我也写了一个和善一些的日本兵，他不让狼狗咬“老寿星”。正如后来我又写了一个冈田医生一样。那是听人说起过的事，也是真实的。本来，人民总是友好的。我对中日关系寄希望于人民的友好。

    六

    一部多卷的长篇小说，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主题，但写作时的立意是十分重要的。想表达的东西很多，但主要的必须明确。

    有个现成的关于抗日战争的结论：人民胜利了！日本侵略者失败了！过去写抗日战争的小说都是这样写的。但我不想完全重复应用原有的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当然并不错，但在我的亲身感受上所得到的立意是：与日本侵略者同步失败的还有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这个立意发掘下去是大有可写的。

    写作时，我想得很多、很远、很复杂，很无边际，自由自在：中国的人和事有多复杂？国民党这样的庞然大物当年怎么会腐烂垮台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是怎样产生的？共产党当年为什么会得民心？今天有没有必要再展示那已过去了的漫长而严峻的战争年代中的人和事？我们应当如何以史为鉴？……我是抱着满腔热情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同现代生活应当有关。写历史题材，如果只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就意义不太大了。旧事，我希望有新的思索。

    时代召唤史诗的美

    ——茅盾文学奖得主王火答文学社记者姜刚问

    王火，原名王洪溥，江苏如东人，作家、编辑家。1924年生，1948年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做过大学助教、工会干部、山东省属重点中学校长，参与创办两家出版社及三个杂志。40年代开始创作，作品六百多万字。代表作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被评论界誉为是“反映抗战的雄伟史诗”，曾获郭沫若文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奖；另有长篇小说《节振国传奇》《外国八路》《浓雾中的火光》《雪祭》《流萤传奇》《王冠之谜》《女人夜沙龙》《禅语》；中短篇集《梦中人生》《东方威尼斯——一个京剧女演员的传奇》《心上的海潮》《边陲军魂》《隐私权》《流星——王火中短篇小说精选》等；童年回忆录《金陵童语》，“文革”回忆录《在“忠字旗”下跳舞》；散文集《西窗烛》《王火散文随笔》《五味人生》及《带露摘花》；电影剧本《平鹰坟》《明月天涯》《绿云寨》等。

    本刊特派南通师院雏凤文学社记者姜刚就王火的成长道路及围绕《战争和人》这篇史诗般的长篇小说的创作，采访了作者。

    问：请问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答：小学时我在父母和哥哥的书架上开始一知半解地翻阅他们的藏书，后来，就逐渐养成了爱读文学书籍的习惯。小学和中学时代，作文比赛得过奖，对写作有了兴趣。抗战时期，我在四川江津上国立九中高一分校，一次，同学们吃稀饭中毒，情况严重，送到江津县卫生院后，医生官僚主义，我愤而写了一篇《九中就医学生感言》予以抨击，立刻被刊登在《江津日报》上。以后，我就开始了写小说、散文和诗，后来我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有心要以笔为枪，做个好记者，阅读了图书馆及同学中所有能觅到的中外文学名著，并不断练笔写稿，常有小说、散文、特写发表。抗战胜利，我做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屠杀及对日军战犯和汉奸的审判，并在沪、宁一带活动，发表了不少稿件。1948年，出版了《新闻事业关系论》一书（上海东新书局）。在革命队伍中，我先后在编辑出版工作岗位上多年，用笔写作成了习惯。年轻时精力充沛，我既热爱文学，自然而然就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的道路。

    问：《战争和人》动笔于50年代，“文革”时文稿尽毁，是什么促使您再次写下了这部巨著？

    答：这部书稿从开始写，我就倾注了最大的热情，调动了过往的生活积累和思维成果，用拼搏的态度进行创作，我经历过抗战八年，并有独特的生活经历，那段历史给我的深刻感受，使我不能不写。按照自己的心意想写一本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长篇，希望能有宏伟的思想和丰满的情感，希望能有鲜活的典型人物，有当代意蕴却能散发着中国古典的美学风韵，应有阳春白雪的高品位，却绝不排斥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一直认为这部书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文稿毁后值得重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于砚章等同志又锲而不舍地鼓励我重写，于是，我下了决心使这部作品失而复得。

    问：《战争和人》以战争历史为文化背景，请问您如此关注这段历史，从历史中发现了什么，或者说您在历史中融汇进了什么独到的发现？

    答：《战争和人》的背景是抗日战争，我熟悉这八年前后的生活，愿重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和欺侮，但抗战八年，中国胜利了！抗战八年，有个当然的结论，就是日本侵略者的失败，中国人民的胜利，但我在《战争和人》中则更说出了：在八年抗战中失败的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名义上领导抗战的国民党政权，指出国民党的反民主和腐败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并写出了当时共产党抗战的许多情况为何能得人心……在写抗战题材的小说中，我是以这种新意来写的，而且在我这部长篇小说之前，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还没有另一部长篇是实写国统区和沦陷区及正面战场上的抗战图景又写地下党活动以及重庆谈判延安情况的。

    问：您的战争题材历史小说与80、90年代之后开始流行的“新历史小说”存在着艺术上的许多不同，请问您如何看待正史类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其他方面的分野？

    答：其实，“新历史小说”的新，是突破历史真实的局限，走向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我不反对创新，但我喜欢自己写正史小说时应当让人相信作者叙述的是真实的历史，而作者也应当依据真实的历史来写。胡编乱造、随意打扮历史、“戏说”历史，现在很流行，但严谨的史学家反对，我这样的要写真实历史的作者也摇头。“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突破历史真实的局限，以主观叙述的感觉形态进入历史表现历史，使文学中的历史成为现代人表述的历史，艺术上也有其创新之处和特点。在西方，这种手法也早有过。我认为这也是作家在创作中的一种“自由”，只不过我不愿要这种“自由”，在写严肃而沉重的正史小说时，我要根据历史，不容许自己违背历史的真实。

    问：您1999年出版的长篇《霹雳三年》与《战争和人》有何承续又有何发展呢？

    答：《霹雳三年》是以1946年6月到1949年6月那三年内战为背景的。在时间上，它是承续《战争和人》来写的，但它不是《战争和人》的续篇，人物变了，写法变了，结构变了，叙事风格也变了。我是用记者笔法来写一男一女两个记者当时的生活的。而且把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压缩了与过去那三年时空交叉着写。这部作品较之过去我写的有些作品可能更贴近现实和读者的心。

    问：在《女人夜沙龙》中，您为什么放弃擅长的历史题材，把目光转向知识女性，关注她们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悲欢呢？

    答：我除历史题材外，也写当代现实题材。《女人夜沙龙》的诞生，是我在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中，着意于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市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灵变幻，并在小说的叙事方式、艺术结构及其通俗化、大众化等方面，广泛进行一次探索。《文艺报》发表过评论家陈朝红的评论，认为这是“别具一格的探索”。我确是借鉴吸收了通俗文学的某些表现技巧，力图把严肃的思想内涵与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结合起来，造成雅俗共赏的效果，增强作品的可读性。

    问：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史诗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请问您如何看待长篇小说的史诗性要求？您认为自己的作品在这一方面成功的是哪一部？

    答：在史诗性的美学探索上，我走过一段长长的路，我感到长篇小说都应该是站在当今、回顾过去、昭示或召唤未来的。如果没有这种想法，没有这种气势和审美观，写出的长篇就不可能有很强的生命力，就不会有强烈震撼人的感染力。时代召唤史诗，不管我的努力能达到什么程度，但必须有这种创作意图，我正是这么想并这么做的。

    《战争和人》三部曲出版后，由于它具有的“独特风采，史与诗的结合，人生哲理的显示，震人的气魄，壮丽的画面，浓烈的色彩”（评论家语），反响是强烈的，以评奖来说，它先后得过“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和“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这些奖各有各的评委班子，包括了老、中、青三代的著名专家，其组成体现了百家争鸣、兼容并蓄的精神。一部长篇连获四个全国奖项似乎少有。故直到目前，虽然此书已经上网，但盗版书仍猖獗出现，西部省份连新疆都被盗版书涵盖，从这点的反面来说，未始也不是一种成功。

    问：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就广泛汲取西方文学经验的成果，您在小说的艺术结构、叙事方式方面也做了探讨，您如何看待中国新时期文学这一现象？

    答：这是一种好的文学现象，改革开放，增进了中国与西方文学的交流、借鉴、补充、启发、探索，植入新观念、新手法、新追求，都是好事，闭关自守，自尊自大，排斥一切外来的新事物，都是无益的，关键在于吸收、学习时需要扬弃，需要有主心骨，需要将好的拿来，不受腐朽的侵蚀。我看西方作品，从不排除任何一种创作方法。我也很喜欢“新”，新的东西凡有长处我都欣赏，但我不造成一味追新求异随波逐流，有人唯现代主义是崇，唯新唯怪是崇，把那奉为上帝，排斥其他，我不会受这种影响。

    问：在商业文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小说必须在顾及自身艺术性的同时，实现通俗化与大众化，您认为这一倾向对文学本身有何意义？

    答：作品是多种多样的，作家也是多种多样的。作品可以有严肃、枯燥、深奥……只供少数人读的一类；也可有通俗、畅销的一类。作家根据自身的条件与创作目的、创作手法可以自己决定道路，但一般来说，文学作品写出来是给人看的，看的人越多，作品起的作用就越大，提倡通俗化与大众化，目的不外是使作品有更多读者，我这些年来，除了坚持自己作品的高品位，坚持纯文学的严肃性外，也曾想试走一下雅俗共赏的道路，在通俗化与大众化方面探索一番。不久，我有一本小小说集子将由一家出版社出版，他们请漫画家王复羊配了漫画，这也算是一个新的尝试。

    问：《战争和人》出版后，请问您是否尚有遗憾？

    答：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同志曾为《东方之子》栏目采访我，当时他问过：《战争和人》这部书，得到评论界的好评，但毕竟还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没有读到过这部书，你对这些是否感到遗憾？我当时回答：我最遗憾的就是这，因为我的本意希望能拥有许多青年读者，我这书主要是写给年轻人看的，他们应当了解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但可能由于书价太高，篇幅太长，加上发行渠道不通畅，影响了大学生和高中学生的阅读，我极为遗憾。

    （本文刊于《作家与文学》杂志）

    应如实描写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

    近来看到一些拍摄日寇南京大屠杀的电视、电影及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品，总的都不错，但有的只注重写屠杀而忽略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和斗争。在一本新出的杂志中，我看到有几个大学研究生竟发表了这样的谬论：“我们在血雨腥风的南京城里竟看不到几许中国人的积极反抗，有的只是任人宰割……几个日本兵可以顺利地杀掉几千中国人，没有遭到反抗……奴性的民众。”“试比较一下南京城保卫战与莫斯科保卫战……也许可以把民族性格的某些方面看得更清楚一些。”“面对这场战争我们必须深刻反思我们的国民性问题。”“刀架在脖子上时，和平居民做了什么？”“山河哭泣之时，南京居民只有聚集在金陵大学的足球场上，聚集在长江边的下关码头，无奈地面对敌人的枪口，等待被杀戮，他们木然地看着同胞的死亡，也木然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没有想到迎上日军的枪口与刺刀决一死战玉石俱焚。”……说实在的，读到这些摇着扇子乘凉的谬论，我是十分愤怒的。二战中，日寇进攻新加坡时，七万英军集体投降，类似这种事，在中国从未发生过。“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一类的事是极多的。宽容一点去想，那就是这几个未经历过战争的“研究生”太不了解战争，不了解南京当时的实况。所以在一次会上，我说“抗日战争是伟大的，一个作家写抗日战争的作品写得不好，应由他自己负责；写得好，光荣应当归于抗战！”我在采访并研究南京大屠杀时，既看到并发现日寇的凶残与疯狂兽性，也看到并发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与斗争，他们并无“奴性”，并未“木然”。国民党蒋介石等上层人物当时在守南京的问题上忽而要死守忽而要撤退，指挥混乱，不发动民众，不发枪给壮丁，整个领导层糟糕透顶，理应负咎。但这同中国的广大军民和国民性无关。当时，唐生智跑了，留下的南京城防司令萧山令中将及一批军官率队是勇敢战死在南京的。中国官兵作战英勇，日寇战报上一再提及“华军作战顽强”、“抗日情绪高昂”，守中华门的部队基本全部战死，在南京五台山、狮子山、牛首山等地被遗弃下的整营整连士兵都打到底。百姓们有的参加战斗，有的同日寇拼命被杀，有的妇女不肯受辱被杀。最典型的是迄今仍活在南京的李秀英老大娘，那时十九岁怀着孕，因反抗侮辱与日寇搏斗被刺三十余刀。我1947年在上海《大公报》上写过一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就写到了她。所以，我写《战争和人》时，如实写了这些可歌可泣的事，童军威、尹二、庄嫂、“老寿星”等都基本有原型作根据，目的是把真相告诉读者，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不是孬种，虽也有少数败类做了汉奸，但人民并无“奴性”、“木然”。日军屠杀中国人是有预谋的，用二十万兽兵屠杀三十万以上非武装的中国人当然不难。但被杀者双手被捆绑面对屠刀，依然横眉怒目（有的照片就是如此），仇恨敌人死为鬼雄的是主流。我写这些，是说明作家、戏剧家的责任多么重要，你的作品写得不好就会对读者进行误导；也想说明我是用认真的态度在写《战争和人》的；更想说明源于生活忠实于生活的重要。我希望那几位不了解当年抗战实况及胡说什么“奴性”的“研究生”，能多研究选读一些真实而优秀的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不要再坐在那里喝着咖啡说污辱中国人的风凉话！

    （本文刊于1995年12月《文艺报》）

    诺贝尔文学奖谈片

    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献给厉王。王使玉工辨识，说是“石头”，以欺君罪断卞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仍以欺君罪再断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卞和不献玉了，他抱玉哭于荆山之下。文王派人问他，他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使人剖璞，果得宝玉，人称“和氏璧”，天下共传宝也。

    这个故事在中国流传很广。我提它与谈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关系呢？

    瑞典化学家诺贝尔（1833-1896）曾立遗嘱规定，将其遗产一部分共920万美元作为基金，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事业及经济学等多种奖金，从1901年开始，每年在诺贝尔的逝世日12月10日颁发。文学奖金由瑞典文学院评定，90多年来，全世界已有30几个国家的几十位作家获奖，其中不乏许多货真价实的大师级作家。他们的作品辉煌了世界文学之林，使我们在兴奋之余大受其益。诺贝尔文学奖既有评出的大师级作家撑台，又有丰厚的奖金，加上以西方新闻媒介为主的宣传包装，它自然为世人注目，尤其为文学界注目。

    轻率否定诺贝尔文学奖是不科学的，有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奖总比没有好。这对提高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对推动、发展和繁荣文学创作有好处，对推荐文学巨人，对促进世界文学和文化的交流也有好处。但是，每每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结果公布后，世界各地反响不一。有首肯的，有沉默的，有否定的，有议论纷纷的。而在文学界，对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诗人们的态度也不相同，有羡慕向往的，有置之脑后的，甚而像法国的萨特，他拒绝领奖。日本的井优鳟二，生前曾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但他早在被提名时就写好“我无意接受”的声明公之于世。当然，他从未被评上。

    为什么会这样？很难一言以蔽之，但这同评奖本身有关，恐也不容讳言。

    历来，在评奖工作中，即使评委们想比较公正、严肃与客观，但仍不能不受一些因素的制约：提名的推荐介绍问题、个人好恶问题、欣赏趣味问题、政治上的考虑、平衡上的思索、评委自身的水平、外力的干扰、傲慢与偏见及无知、认真与马虎作风的差别、价值观念之不同、可比性的差异……如果处理得当，评奖也许能比较公正与公平，如果处理不好，公平与公正就会受到侵犯，倘若更有不正之风及私心杂念的袭击，结果就更难说。

    用这种感受来看诺贝尔文学奖，我不禁就想到把玉当成石头，或者有眼不识美玉的和氏璧的故事。当然，这倒也不仅仅是针对诺贝尔文学奖而言。

    中国至今还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为什么？

    诺贝尔在遗嘱中叮嘱：“必须授予曾经写出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人。”这“理想倾向”，被有的西方人利用成意识形态的棍子，以政治因素来排斥中国，加上语言文字的隔阂，中国作家和作品的翻译输出很少，这都使中国与这个大奖无缘。但我上述评奖中的其他种种问题所产生的不公也与这“无缘”密切有关。

    那天，一位作家朋友来访，恰巧见我正写这篇短文，遂谈起诺贝尔文学奖。他笑道：“7月间，彗星首次撞击木星，机会千载难逢。我感到得诺贝尔奖简直就同这彗星撞木星一样，既难，又得碰巧！”更说：“宇宙之大，夜晚满天星斗，其实人类发现、了解的星体是那些近的，还有许许多多远的尚未发现，更不了解。而且正因离得远，明明巨大，看上去反而似乎很小。如凭几位坐井观天者说他能了解整个宇宙中的星星，由他评定哪一颗最大最亮，岂不有趣？”

    不能说他这番笑话毫无可以思考之处。

    去过欧洲的人，都有一个印象：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对中国太不了解，正像中国对他们的了解也很不够一样。瑞典文学院的那些位评委也许了解瑞典和北欧，了解西欧、中欧和东欧，但对中国文学了解多少？看过多少？谁也摸不清楚。有个例子倒是颇能说明问题。当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非裔美籍女作家托尼·莫里逊后，香港《明报》记者问诺贝尔文学奖前一届评审委员会执行主席马悦然：“目下中国作家比起莫里逊女士怎样？”马悦然答：“没有一个当代活着的中国作家比得上她。”记者又问：“为什么？”马悦然说：“中国大陆40年代到70年代根本没什么文学作品，浩然的小说价值不大，王蒙在50年代写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但被打成‘右派’，写不出作品。中国大陆才开放十年的工夫，不能很快地写出好的作品。”

    我不想说马悦然先生带有明显的个人好恶、政治倾向或傲慢与偏见甚至无知。但是，我不禁又想起了“和氏璧”的故事，也不禁又想起评奖问题中容易存在的那些矛盾和通病。

    天下并无绝对公平的事。文学作品的好坏与价值高低，要人们完全取得一致看法也难。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5000名会员所评出的奥斯卡金像奖，人们虽肯定并接受了它，但长期以来，在其66届评选中人们也在纷纷议论它的不公平。事实上，经过一代又一代、一届又一届、一年又一年的时间淘洗及观众评估后，当年不少奥斯卡金奖的宠儿，许多早已销声匿迹、烟消云散。而当年未评上的许多“遗珠”，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世界电影史上放射光芒。诺贝尔文学奖又何尝不类似如此！

    美丽的世界本来是一个复杂的多民族、多人种、多国家、多语言、多地区、多人口……的综合体，五大洲、七大洋、50多亿人口、170个左右的国家、地区中，存在着各种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奇异世界。谁如参加过国际性的民间艺术节，欣赏过世界许多国家的民间艺术，就会有一种感觉：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音乐、舞蹈与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音乐、舞蹈，是这样的不同而各富自己的特色，谁也不能代替谁、否定谁。而作家呢？不仅这国这民族的代替不了那国那民族的，而且只要是大手笔的作品，绝非别的大手笔所能代替摒斥的。当然，最民族的也是最具有世界性的，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属于全人类，并能被各国人民所接受，难的只是这种涉及人际关系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产品，其质量、优劣与贡献，是难以用天平或任何计量器具测定的，这就造成评定很不容易符合实际，因此评定更需慎重。从作家和作品的海洋中去觅评一颗大珍珠并不难，但却不易使人人都满意。既可能找到一颗非常大的分工会的珍珠，也可能找到的只不过是大海一角中的一颗不太大的珍珠，而遗留在汪洋大海其他部分中的大珍珠又何止成千上万？但只要找到的是比较美丽硕大的珍珠也就值得欣慰。人们是通情达理的。这就是为什么对文学评奖的结果即使感觉欠缺什么却仍可以谅解的原因。

    世界需要交流与沟通。一国与他国，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学的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十分重要。文学创作中的互相借鉴与启示，本来是文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作家愿使自己在一个八面来风的环境里吸收外国文学的营养，这是有利而且必需的。中国正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在富强起来，中国的地位正随着经济建设的发而日益重要，过去无视和不了解中国的人，将会逐渐改变对中国的偏见，包括对中国的作家和作品。人口有11.6亿，作家数超过5万的中国，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很好；没有，或将来有也不会影响中国作家的创作热情和前景。他们中的巨人，他们中的精品，总是客观存在；流传下去，走向世界，也是历史的必然。诺贝尔文学奖不能说不权威，但不可能是评定世界文学作品至高无上的唯一权威。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并不是靠“评”才诞生才存在的。中国的广大有志气的作家不应也不会为了得奖而去迎合评委们的政治口味和艺术趣味写作。他们正在努力耕耘，首先是为本国的人民拿出无愧于时代的杰作，同时也是为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辉煌！而在这一点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存在意义与我们是一致而非相悖的！

    （本文刊于1994年9月《中外交流》月刊）

    四面来风

    早有人经过试验得出结论：在四面高墙不通风处种上花木很难含苞，种上果树不易结果。但在四面通风处种上花木果树，却必然花香扑鼻、硕果累累。“比喻总是跛子”，只是这个例子不能不使我想到一国与他国之间，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必然趋势。现在似乎已很少听到有人主张闭关自守，对外来的事物一概拒绝了！阅读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后来，只要可能，就不愿意中断这种接触。从事创作四十几年，深深体会到把自己放在一个四面来风的环境里吸收外国文学的营养对创作是有利而且是必需的。现在将一封复信发表于此，介绍一些情况，表达一些看法，并不深刻，但求真实。

    关于我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答上海华东师大王智量教授

    智量兄：

    感谢对我的《战争和人》三部曲[1]所作的肯定和鼓励。来信谈及想了解我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并问我自己认为“与俄国小说的联系是否有明显的轨迹可寻”，只能就我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做点简介，附带谈点看法，恕我没有直接、具体地正面回答您所感兴趣的问题。

    我小学时代是在南京度过的。有关童年的自传起名为《失去了的黄金时代——金陵童话》，今冬将由四川少儿出版社出书。父亲曾留学日本，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继母是北师大的毕业生，哥哥宏济比我大三岁，是个爱读书的中学生。在那种环境里，继母给我启蒙的翻译书是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我从小读过《鲁滨孙漂流记》、《瑞士家庭鲁滨孙》、《安徒生童话》、《黑奴魂》（即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的通俗读本）、《爱丽思漫游奇境记》（好像是赵元任翻译的）、《大人国》、《小人国》（即《格列佛游记》的通俗本）、《金银岛》、《苦儿努力记》等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作品。我还记得第一次读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时，那种使我灵魂战栗、感情震动的情景。我同情得恨不能把自己穿的衣服、吃的东西都拿出来给她！直到今天，我已双鬓白发了，这篇童话仍使我百读不厌！并且每每读起时就会记起童年时初读它的感情。

    中学时代，我先后从哥哥宏济的书架上取读过辛克莱的《石炭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高尔基的《母亲》、斯托姆的《茵梦湖》、法捷耶夫的《毁灭》（鲁迅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但更多的是自己一次次地在“孤岛”上海的四马路一条小弄堂的启明书局里买到的大批翻译小说：有莎士比亚的剧作、狄更斯的《双城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托尔斯泰的《复活》、大仲马的《侠隐记》、小仲马的《茶花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等等。启明书局的书价很便宜，虽然排印粗糙、错字多，却使我大开眼界。在我面前好像打开了一扇扇窗户，又仿佛走进了一个个奇异的宝库，见到了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和事，接触了许多闪闪发光的思想，得到了许多智慧和知识，使我喜悦、满足：人类原来这样伟大！中国之外，有那么多人类文化的结晶应当去采撷，有那么多无价之宝通过书籍这一媒介能送入我的怀抱。我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喜爱与日俱增。那些年间，甚至连文言文的翻译小说，我也从图书馆和同学家中借来大量阅读，包括林琴南、苏曼殊等翻译的作品在内，诸如《花心蝶梦录》（其实即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等，都读得津津有味。记得有一次，找到了开明书店出版的茅盾写的《世界文学名著讲话》，其中雨果的《悲惨世界》（雨果当时译为嚣俄，《悲惨世界》曾译为《哀史》或《孤星血泪》）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我在启明书局买到过并已经读过，别的却无法看到。但茅盾的“讲话”使我心向神往，下定了要尽量多读世界文学名著的决心。读了一批外国的好作品后，使我对人生、对世界增加了了解、受到了鼓舞，得到了真、善、美的享受。我对外国文学的兴趣似已坚定不移了！后来动笔写作，也不能不说是受到外国作家那些好作品的启示。

    阅读外国作品，逐渐由自发到自为，从单纯看故事情节、看新鲜、看知识小趣味到看思想主题、看人物和冷静地思索琢磨了。尤其开始动笔写作后，更有一种学习技巧的愿望。写出好作品的外国作家，都成了我的洋教师。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夏坝及后来抗战胜利回到上海江湾进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时候，该算是我对外国文学作品阅读得最多最广的时期。要问大学时代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平心而论，不是新闻学而是文学。我努力博览群书，尤其是中外文学作品。一方面从作品了解作家，一方面一个个地去搜罗外国作家的作品来阅读，或根据外国文学史，去寻觅一个个国家的出名的作家和作品，真是如饥似渴。尽管在大后方时书是用黄色土纸印得模模糊糊的，油墨味也特别腥臭。屠格涅夫的六大名著外加《猎人日记》读得最熟。《贵族之家》与《前夜》中的片断读得简直能背诵。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看了一遍，再看二遍。读中有学，学中再读。不但读中文的，还读点英文的，当时在华美军带来了许多袖珍本的文学读物，有《战地钟声》《苔丝》《巴黎圣母院》《浮士德》及毛姆的《剃刀边缘》等，我都买来或借来，既学英文又看小说。

    那些年里，我喜爱的外国作家，俄国的除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外，还有普希金、契诃夫、莱蒙托夫、冈察洛夫；英国的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狄更斯、哈代、王尔德、萧伯纳、柯南道尔等等；法国的有雨果、莫泊桑、莫里哀、巴尔扎克、梅里美、乔治·桑、福楼拜、都德、左拉、罗曼·罗兰；德国的歌德；美国的有德莱塞、马克·吐温、杰克·伦敦……

    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习惯一直延续着。我一直在文教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1987年我因伤丧失左眼因而不能大量阅读书籍之前，我接触得最多的当然是大量被翻译过来的苏联的作品，此外，就是以前少见的日本作家的作品，从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到井上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及一些今日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品。只要是翻译过来的名作都在必看之列，可以开列长长一连串的作家名字和书名。只有在“文革”十年期间，阅读是空白，而且“破四旧”中毁了我许多珍爱的外国文学书籍，使我心疼。但即使是在那期间，我也总是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所具有的认识价值，不是别种学术著作所能代替的。在文学艺术古今中外的关系上，把古代的和外国的在历史上起过好作用的作品全盘否定是愚蠢的，更是必然要失败的！人民不会容忍长长的文化沙漠现象！

    从那时起，直到以后，在我心中的评价里，最喜爱的十位外国长篇小说作家是：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屠格涅夫、肖洛霍夫、爱伦堡、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狄更斯、德莱塞。他们都是大手笔！

    当然，这绝不是说其他外国作家都不行，我很难说我不喜欢谁，我只能说我最喜欢谁。因为在阅读中，我不喜欢的我也要找找他的“优点”。世界上杰出的作家实在太多了！对川端康成、泰戈尔、蒲宁，我欣赏他们风格不同的优美；对欧·亨利和亨利·菲尔丁，我欣赏他们洞察世态的艺术技巧；对卡夫卡、加缪，我不带偏见也不排斥；对契诃夫和柯切托夫的有些作品，我非常佩服；对雷马克、海明威和G.格林的作品我从不放过；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福克纳、乔伊斯的作品，我有强烈的好奇心……

    可惜我视力不好，现在已无法大量看书，因此我自己遵循的读书座右铭是：“书无限，而生命有限。只能拿有限的生命看有限的书，不能用有限的生命去看无限的书。”这不是反对博览，而是讲读书要有选择。对阅读外国作品，现在我抱的就是这种态度，要读佳作、读精品、读名著，不读糟粕和平庸之作。而且，从实际出发按我现在的需要和爱好来选择该读的书。

    人的喜爱有些是说得清的，有些是难以说清的。我说不出也没有周密思考过为什么特别喜欢上述十位外国长篇小说作家。这也许仅仅是一种自然的主观的直感或是气魄、气质、题材、风格、技法上的吸引，也恐怕是一种习惯的爱好。正如我在饮食习惯上特别喜欢吃肉却不大爱吃鱼，特别喜欢吃芒果荔枝而又不大爱吃枇杷杨梅（却不是不吃）。当然，也许是他们影响了我而使我热衷于写长篇，或许是因为我爱写长篇而所以特别喜欢“同行”。是什么原因？我自己也拿不出成熟的答案来。只是，对这十颗巨星的名作，我总是怎么也看不厌的，而且感到我在潜移默化中总在吸收他们的长处。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正在化为己有。不能确切说出我吸收了多少，那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吸收。我不能说从未吸收过消极的东西，但我应该说：我吸收的有营养的东西是主要的，这种吸收，受制于我的“体质”，我的“消化力”，也决定于我的思想、立场和爱憎。读了许多外国作品的人，说是自己可以不受任何影响，那决不可能。只不过想具体说清受了什么影响，那既因人而异，也是很困难的。

    回顾一下，我写了几百万字作品，包括多部长篇。在我的创作中，我受过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有过借鉴，有过下意识的模仿，却没有有意识的模仿。也就是说，我是避免模仿，认为“照葫芦画瓢”是不可取的。写了某些作品，事后想想，很像有时会有来自某位外国作家的影响。例如我写节振国的长篇小说时，事先听人说：节振国的性格就像夏伯阳（即《恰巴耶夫》），我读过《恰巴耶夫》，看过电影片《夏伯阳》，脑中自然有恰巴耶夫的形象。但经过采访和研究，节振国的性格与故事并不与恰巴耶夫相同。后来书写成了，其中也无雷同的情节和细节。节振国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的节振国，并非模仿了恰巴耶夫而得来的人物。有人问我：长篇《外国八路》中是不是受过海明威《战地钟声》的影响？我起先愕然，事后想想，我写的也是一个外国人（德国的国际主义者汉斯·希伯）到异国帮助反对侵略最后战死的故事。只是我写作时并未想到过模仿。甚至写的时候，也未想到过《战地钟声》。在长篇《山在虚无缥缈间》中，写了一个“最后一课”，那是受过都德的《最后一课》的影响，但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段历史，有我自己生活的影子。我虽无意模仿都德，却可能不自觉地受到都德《最后一课》的启发。天津社科院文研所所长滕云同志在《当代文坛》上写评论时曾说：“‘最后一课’一节……这可真是不逊于都德名篇的中国文学自己的‘最后一课’。”这也许溢美了，但我的真实生活和真情实感必然是动人的。有的评论家用《一部中国式的〈战争和平〉》的标题来评论我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其实我这“三部曲”同托翁的《战争和平》确不相涉，我写作时从未想到要模仿。只是有的同志觉得我在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中写了桂林大火，《战争与和平》中写了莫斯科大火；托翁的《战争与和平》是伟大的史诗，我的“三部曲”也是作为反侵略的史诗来写的；托翁写战争与和平，我写战争和人，也涉及战争与和平，均有可以比较之处……我认为这样比较有些勉强，却不能否认我早年读《战争与和平》，后在潜意识中确有也想写一部史诗性巨著的企望。但我没有模仿。我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综合”的。比如《月落乌啼霜满天》中的第六卷写的是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这卷从结构上说似乎有点游离，但却又是“三部曲”中有机的部分。这六万字我自己采访和寻找资料花的功夫很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是十分肯定其“成功”的。像我这样写、这样结构可不可以？我突然想起了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二部分“阿塞特”中的第一卷《滑铁卢》，这整整一卷写滑铁卢战役，像块硬骨头不太好读，从结构说在整部作品中好像是外部附加上去的，但又是有联系的。据云雨果为写这一卷在考证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他写的虽是小说，但连历史学家、军事家看到这一卷都叫绝。想到了这，我就决定保存我的这一卷不动。这当然是影响和借鉴，而非模仿，我历来认为向大师学习、受大师影响，但应走自己的路。看来这学习和影响势必会寓含了借鉴。

    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有机会行万里路，南到广东、香港；东到上海、南京；西到玉门、酒泉；北到富拉尔基。在上海工作五年，北京九年，山东二十二年，四川从1983年至今……于是，讲的是一口会合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但这并不妨碍我讲一口纯熟的上海话。从事创作时，我不禁想：我长期受外国文学影响，四面来风，该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呢？我注意防止自己的语言洋腔洋调。写节振国时，我注意语言要在唐山和冀东通得过；写长篇《流萤传奇》时，我注意语言要在鲁南和沂蒙山区得到肯定。我在创作手记中写过这样的话：

    搞文学也要拜师，要拜大师为师，中国的大师要拜，外国的大师也要拜。大师的笔法、大师的道路、大师的作品，经典的，你要是没见过、没读过，那怎么行？那你只能把土岗当高山，把小河当大海了！当然，拜师并非叫你一味去模仿，去死学。拜师而艺术上不要受老师束缚！

    多少年来，我坚持走自己的路。我的题材与生活每每与人并不相同，即便写不好，也是我独特的题材、独特的生活和感受，是我所自有的，是独特的！有了这，加上大师的笔法、气魄与风范，那就好得多。我不能面对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学习聆教，但我可以从作品中沐浴雨露般地学。这点我也不动摇。

    多读外国作品，文章洋腔洋调改不了就未必好。所谓走自己的路，必须特别注意这一点。要不拘一格，兼收并蓄，可又要不失去其中国气派、中国味道、中国风格。一个人该会几套笔法，也是必要的。

    所以当十一年前开始重写《战争和人》三部曲时，我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后记中说：“我不拘一格地写这部小说，不想走人家的老路落入俗套，也不给自己定什么样的框框。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想写一本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长篇。希望能有思想的宏伟和情感的丰满。”我所说的“走自己的路”，内容就是这样。

    世上没有比书籍更丰富的遗产了！只要愿意读，就是继承人。各国优秀作品多若繁星，我读了几十年也只读了世界文学宝库中的极小一部分，实际连许多早该去读的名著也未能读到。作家比一般人更需要有四面来风的环境和习惯，并能充分品尝到外国优秀的精神食粮，吸收精华，取得借鉴。我始终觉得：不断阅读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是一种幸福，能为我的祖国和人民努力创作也是一种幸福！

    匆匆写来，字虽多而意犹未尽，也不知对您是否有点用？

    顺颂

    夏祉

    王火

    1992年7月8日

    （本文刊于1992年《外国文学评论》第4期）

    注释：

    [1]《战争和人》三部曲：指《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留给过去，献给未来

    ——《王火中短篇小说精选集》谈片

    有时，写了自己满意的作品常不易得到关注和理解。

    自己并不欣赏的作品，也许会被报刊和读者得视，给予好评。自己所重视的作品，发表后却像投入水中的石头，沉沦在湖底深埋着不见天日。

    一篇作品自以为有其独特和发现，期盼人们注意到那是一片葱茏的绿洲，可是人们品头论脚，却无视这些亮点。作品太多了，好作品摒弃在视野之外，并不奇怪。

    年轻人的作品也许充满朝气、锐气、新鲜感、驾驭新潮，但老年人写的作品年轻人又何尝一定不爱读？新潮与旧浪连在一起，岂能一刀割断？老年人也并非只会写守旧古板的作品。人们关注并寄望于青年，当然是对的，希望本在年轻人身上，对他们的作品理应多一些宣扬和推崇。只是老年人的作品却更易受冷落，让它无声无息是常有却并不公平的现象。

    有的作品，作者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把它作为社会问题推出的，既无意揭人隐私，更无意攻击或刺痛朋友。可是人的生活常常相似或相近，遭人指鹿为马，遂会受到误解，产生不快。明明是小说，竟使“对号入座”的朋友痛苦，也使作者蒙冤，诚挚的解释甚至也难平复朋友心灵的创伤。别人有此遭遇，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很想让作品再有机会说话，好听听公论。

    如今，全国有几万作家，一年何止出笼五位数以上的中短篇小说，但得到报纸青睐，被书商有计划轰炒抬高的也就那么寥寥可数的极少数作家或作品。何况，好小说在金钱炒家面前从无标准，臭的说香，孬的说好，已见怪不怪。加上报刊太多，书也太多，作为读者，想读一些那种未被乱炒值得一读而却被掩埋在书海中的作品，势必十分困难。

    因此，我不能没有感触，遂有想自己选一本中短篇集的愿望，把我写的自认为值得介绍给读者的中短篇集中挑选在一起，便利读者阅读。

    在我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获奖（1995年获“炎黄杯”人民文学奖，1996年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1997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获“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后，我开始较多的受到读者关注。一方面是大量盗版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在各大城市面世；一方面是不少读者和友人来信询问我其他的作品，有的要购买，有的要索取，特别指出希望读到我的中短篇小说。

    一个好朋友在信中说：“我极想读到你的中短篇集，你能寄给我吗？我希望你能发掘你自己，把你被埋没了的作品挖出来给人看看。不然，太可惜也太遗憾了！……”

    有的在大学里任教的读者，为了在讲课中了解我的创作全貌，更希望多读到一些我自认为较好的作品，像在山东烟台师院中文系任教开设“茅盾文学奖作品研究”这门课的陈思广先生，在来信中就说：“由于您的许多小说均没见到，这使得我计划中的‘王火的创作道路’部分，只得忍痛割舍，但我实在于心不甘，抱着希望再次给您写信，想问问您手头是否还有其他作品集？……”

    可是，很抱歉，友人和读者们的这些愿望很难满足。于是，感触之外，我又像欠了债似的难受了。

    现在，承重庆出版社李书敏社长、蒲华清总编和文编室主任杨希之等同志的关心和支持，选编这本集子的愿望可以实现，我很高兴。

    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应是最了解的，自己选作品，也许较之别人来选，有独到或恰当的优点。

    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发表过二十多个中篇，九十个左右的短篇（包括小小说），这本集子撷选的只是全部中短篇里的小部分，但，是我喜爱、重视的部分。

    为了选这本集子，我对自己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作了一番阅读。

    阅读的过程，也就是我发掘自己的过程，发掘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评估、理解自己这些作品的过程。

    我感到自己并没有白写这些中短篇。这些题材广泛的小说，有长有短，但都描绘了人生悲欢离合的命运，反映了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及许多年来的风雨和变幻，它们依然有生命力，依然告诉了读者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让读者看到了生命的方方面面。有人认为我只爱写长篇，其实我也醉心于写中短篇，甚至小小说。有人以为我只爱写历史、写往事、写旧梦，其实我也爱写现实生活，长、中、短都只不过是形式，更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生活来充填！

    选在这里的作品中，像《新“三岔口”》等得过奖，像《滚烫的回忆》和《菟丝女人》等被《新华文摘》或《新华月报》全文选载过；像《白下旧梦》《流星》《异国的秋雨黄昏》等引来过不少来信，像《香姨的“青鸟”故事》，有一天我遇到一位著名的女诗人，她见面就说：“我看了你这个中篇，写得极好！……”但也有的入选作品发表后毫无反响，只是，我选撷的标准不是得奖或其他。有些得奖甚至选入某种课本的作品我并没有选，我重视的是这次重新发掘时阅读的新感受，感受好的才收。

    难忘写作这些小说时那种摇荡心旌的感觉，当揭开尘封的旧事时，当探索现实的深层时，当显示生活智慧能找到一种叙述方式铺开稿纸时，我曾苦苦在笔尖上凝聚了自己的创作灵感、生活阅历和对人生及世事的体悟，以及我迷恋文学的深情。今天来看，当初投入的思想、情愫和劳累都未白废。这些作品，似无序而有序，可贵的是既不浮躁，也不矫情，写得朴实、踏实而认真。它们有我自己返璞存真的风格，也有渗入文学意趣历久而未消失的芬芳。它们不是某种简单意义上的玩弄文字或文学的游戏。

    我历来认为，写作者，除了思想、生活和技巧外，还应该有渊博的知识、饱满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创新力和鲜活的塑造力。当然，要到达彼岸常远如翘首仰望天上宫阙或去西天取经。我在写，也不断在学；我在写，也不断在探索。写出那么多，挑出一点点。总算自己还觉得挑出了这么些，就不无欣悦了！

    历来欣赏一种清新优美如素面朝天的情调和文笔，欣赏一些奇思妙想和崇高圣洁，历来也喜欢抓住独特，即是我独特的生活、独特的思考，对生活有独到的感情和发现。利用有个性的属于我的表现手法，无论用什么好听的说法或遮掩的幌子，我怎么也不喜欢写得肮脏和庸俗，我的作品应该不会让人误读，它们都是明白易懂无所粉饰的，我从不胡乱反对朦胧，但我不喜欢自己的小说故弄玄虚，假作高深或伪装神秘，以写得叫人不知所云为高明。

    文学作品总是要塑造人的，有很好很强的故事很好，没有故事也无妨。但应当让人觉得好看。生动的细节、丰富的形象、深刻的生活见解很重要。人工编排故事从来不是我的目的。近年来，小说出现不少新的写法，打的旗号同典型塑造有别，但还似乎都无法代替典型的价值。典型之美总是不可抹杀的。因此，这本集子中，《迷宫悲喜》中的“乡下大少爷”（实际就是新的一种异型的“八旗子弟”）、《流星》中的白俄姑娘卡特林娜、《天下樱花一样红》中的日本反战者、《白下旧梦》中的“林荷妈妈”、《滚烫的回忆》中的“不犯错误的好干部”和错划的要做“透明体”的右派、《菟丝女人》中的“菟丝女人”、《香姨的“青鸟”故事》中的香姨、《朦胧之谜》中的京剧名演员穆兰芬、《异国的秋雨黄昏》中的那对夫妇……我以人与人之间错踪复杂的关系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我都希望能给读者留下印象，他（她）们甲不是乙，乙不是丙，但男男女女各有性格、遭遇和外貌及内心，都应适合他（她）们当时当年所处的时代和生活，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类社会，千奇百怪，文学作品中人的生活也理应各不相同。我这里写的人和他们的心灵，都是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里的人。凑在一起，应该像一幅各色人物的众生相。

    历来写小说，还是依靠自己的生活积累，这是“功底”。由于这，我喜欢作品使读者有真实感，把生活和人物剖开给人看，写历史或写当今都是为此，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写作一定要用写实手法和近距离的角度。我只是不喜欢虚假。我们生活在真实的世界和社会中，除了科幻小说和狐鬼传奇外，虚假既不易引起共鸣，也未必对现实有益，我这儿的一些作品都希望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特定时代和年代的特定气氛，反映着真实的人性。

    反映现实，贴近现实，并不是写出现实就行，小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很有道理的。小说必须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能满足读者的审美愉悦要求，能使读者对人生进行解悟和思考。艺术吸引力和长短的篇幅也有关系，短的拉长了，势必也要减少艺术吸引力，集子中选的微型小说，写作时是从精些、浓缩些的出发点产生的。

    20世纪是吸引外来文化的时代，中国人崇拜、接受了外来文化就来贬低自己的文化，那很不足道。但赞成吸收、采集一切优秀的外国文学流派的长处从中得到启示，开拓新视野和新空间，丰富新技巧和新方式，使我们的创作不断得到营养，那就很好，我不愿意多花时间去太注意形式地进行多种文体实验。但我愿意用虚心吸收的态度容纳我能接受的叙事表达方式来写我的小说。

    当前，流行一些文学思潮，错把传统的认为就是最没价值的，偏激地以为走出正统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模式就是最了不起的。只问是不是“新”，而不问“新”到哪里去，揭露些什么？也不问是否脱离了人民中的多数。陈腔滥调当然不可取，形式上的新是否有价值恐怕仍主要依靠内容的深度与对生活的发现。如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似乎已经成了一些人的“靶子”，但我仍坚信现实主义有顽强的生命力。当然，它也需要丰富、改进、变化，对任何一种创作方法，采取“枪毙”态度，都很可笑！对任何一种创作方法，我认为都应当不断改进并丰富，放弃或拒绝丰富和改进，都不会有生命力！文学发展到今天，什么流派什么创作方法事实上都不可能纯之又纯毫无变化，求同存异、百花齐放没有什么不好。各种流派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和丰富，可以听凭作家自由自在从各自实际出发来吸收各种养料、各种状态，那就很好！

    新的世纪已经在招手！世界在不断改变中，中国也要而且也会改变。二十年来，我们的生活已经并正在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前进步，文学总是要打上时代烙印的。面对即将来临的21世纪，我像是站在海边已经看到旭日东升，听到大潮澎湃！跨过这个世纪，进入新的世纪，我不会放下我的笔！我用这本集子留给过去，献给未来！

    （1998年12月底）

    写自己独特的生活和感受

    ——创作《新“三岔口”》的体会

    记得海涅有过这样的诗句：“每一座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已经盖棺论定作为“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制造了许许多多十字架，就是它本身也终于被历史埋葬，竖上了一个大十字架。那么，它该埋藏着多少部长长短短的小说呢？

    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我搞创作，就常想起这句富有哲理的话。现在回顾写《新“三岔口”》的经过，就又想起了这句话。“戏法”虽然“变”得不好，但我是从自己特有的生活和感受出发来“变”的。

    1961年夏天开始，我在一个省属重点中学里工作。1966年夏，“史无前例”像海啸袭来，我首当其冲卷入狂涛。“十年内乱”中，挨批斗、关牛棚、变相刑讯、打扫厕所、在“学习班”被整得死去活来。时而“解放”，时而“打倒”，戴上各式各样丑恶而又尺码不合的帽子……什么残酷的折磨和打击都经历过。“文革”十年，对我来说，时光流逝，像竹篮打水什么也没有剩下。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却总像噩梦一场，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我在这个中学校园里前后住了十七年，其中包括“文革”阶段，因此，有了这十七年尤其是“文革”阶段的生活垫底，我就总想如何以自己熟悉的学校生活为背景来写一个反映“文革”的小说，欲望孕育的时间是很长的，不能不一吐为快。

    但，光说在中学里生活了十七年，也还够不上说有什么“独特”。独特的是我算个“当权派”。作为学校里的一个“当权派”，在内乱中的生活当然是有特殊性和与一般同志不同的。我熟悉当时当地的“规定情景”，也熟悉与我相似的几个校一级干部的复杂内心活动和种种表现。我们几个校干部的“当权派”人物关系是现成放在那里的，需要剪裁整理，却无须花太大的力气去重新结构，既如此，我就决定从自己独特的生活出发，从自己熟悉的人物出发，写写学校里的几个“当权派”，所以，小说最初定的名字就叫《我们三个当权派》。当时，别人写“文革”的小说已经不少。不过，写伤痕的多，写“当权派”之间一场混战的好像还未见。而在“内乱”中，“当权派”之间“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大家都挨整”的情况是到处可见的。写这，可以避免一般化，可以避免大同小异，却又有典型意义，也可以从“当权派”的角度来补充一幅“文革”的图景。而且，见到许多单位的领导层，本来是很团结的，经历过“十年内乱”后，干部关系上造成了裂痕。要搞“四化”，这是个值得重视、应当解决的问题，恰好我们学校里的几个“当权派”，也都在“浩劫”中曾经搞得离心离德互存芥蒂。但事实证明，大家都是好人，这笔糊涂账还真不该纠缠。好的是由于我们彼此之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光辉照耀下，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能够真诚交心，彼此之间终于恢复了信任和团结。尤其当时在学校担任过书记的一位老同志，他整过人，也挨过整，但能以共产党人的责任感和宽广胸怀，带头自我批评落实政策，带动大家搞好团结，我们互相之间，重建了良好的同志关系。有感于此，小说的主题和结局自然而然也就有了。

    生活既是自己特有的，人物又是那么熟悉的，在脑子里概括生活、塑造形象构思好一个轮廓后，我就觉得这小说所要刻画的三个主角并不费力就都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了。要写的容量是大的，因为实际概括了全部的“文革”历程。写个中篇也可以，但我想写得集中而凝练一点，就决定作为短篇处理。

    动笔之前，我曾把这个构思讲给一些同志听。听了的同志认为有点新意，鼓励我写出来。于是，这个1.5万字的短篇得以诞生。

    写时，有独特的生活和感受指导，所以是顺畅的，不太费力。初稿完成，进行修改，忽然又产生了一段真切的感想。这段感想就是小说结尾中借一个主要人物之口说出来的：“我们三个，‘文化大革命’里像演了一出《三岔口》，在黑暗中混战一场。导演者是极‘左’路线。……三中全会的明灯高照，让我们的这出新《三岔口》到此结束吧！……”这当然是一个小“当权派”经历了十年曲折后的独特感受。因此，决定将小说的题目改为《新“三岔口”》。这样，似乎既生动了一些，又能起“画龙点晴”的作用。

    题目改为《新“三岔口”》，与小说的笔法风格是协调的。在结构这个短篇时，我从这个独特的题材出发，感到完全可以不用凄凉悲怆的文笔来写“文革”，写伤痕的愈合，给读者以光明、希望和信心似乎更有意义。再说，回顾在“十年内乱”中，我常有一种“又气又好笑”的独特的感受。当人在最痛苦失望的境地中还能不丢掉笑，我认为是可贵的。不管什么样的“笑”，总是会使人对生活保持一种兴趣和希望的。回想在“浩劫”中，我确还是没有丢弃过笑的。当然，那都是苦笑、暗笑、愤怒的笑、含泪的微笑、冷笑、尴尬的笑。但笑是一种反抗和鄙夷，只要有笑，人就没有丧失生机。比如：我所在的中学，红卫兵造反时，一下子成立了百十个战斗队，每个战斗队来抄我一次家，我便要蒙受百十次侮辱。抄家固然使我生气，但有一天，一个“铁扫帚战斗队”来抄家，这是一个初一的学生独自组织的战斗队，名谓“铁扫帚战斗队”，实际就他一人唱独角戏。他年岁很小，拖着鼻涕，叉着腰，虎着脸，装出一副“唯我独革”的神气，吆三喝六地独自翻箱倒柜，我就忍不住笑了！又比如学生斗我时，给我糊了一顶一丈多高的纸帽，像个大烟囱，根本戴不牢，戴上这帽子我就想笑，觉得太荒唐！又比如拉我游街，本来很紧张，谁知上街后发现所有“当权派”都在游街，我不但不紧张，反而感到可笑了……执笔时，“浩劫”早已过去，春光正是明媚，我感到歌德有两句格言诗很亲切：“痛苦留给你的一切，请细加回味！苦难一经过去，苦难就变为甘美！”所以，《新“三岔口”》里，是用了幽默、讽刺、嘲笑、俏皮的笔法。我用这种笔法写三个小“当权派”在那场身不由己的“内乱”中的可悲命运和不同性格。我是希望把那种“又气又好笑”的独特感受表达出来，鞭挞与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使读者笑过之后，够引起一点冷静的思考，独具慧眼地发现一点生活的真理，也能燃起对林彪、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仇恨，加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我觉得这样来写，社会效果可能会好一些，小说的格调会高一些、健康一些。这是来自生活的一种表现方法，放在写《新“三岔口”》这个题材上，它也是具有独特性的。当然，限于水平，小说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和思想虽未必一定准确，更谈不到深刻，但真实这一点，可能还是会使读者起一点共鸣的。

    拉杂写来，已达到规定字数，最后简单地再说两点：

    第一，《新“三岔口”》写的并不是真人真事。虽然来自自己独有的那段生活，小说总是小说，决非原型照搬，无须“对号入座”。

    第二，《新“三岔口”》得山东省文学奖，我虽受鼓励，更多的是惭愧。因为自知水平和技巧不高，尤其深深感到自己想说的道理写得太实太露，遂必然会使读者减少了联想和咀嚼的余地。我今后要很好地向同志们学习，在创作实践中继续探索，努力写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1982年6月10日）

    也谈传记文学

    《北京文艺》发表了一篇文章——《文学常识之一》专谈传记文学问题。文章作者对传记文学作品的问题似乎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初学写作者读了是会起副作用的。因此我想提出一些意见，同作者商榷。由于这个问题是目前文学范畴中引人注意的问题之一，因此，我也想把自己的看法，提供对传记文学作品有兴趣的同志研讨。

    一、“传记体小说”和“传记文学”是两个概念，但应当注意到这两个概念的关系

    该文作者说：“前不久，我曾参加一个座谈会，漫谈几年来的传记文学作品……对这类作品的写作，大家的意见有分歧。有的人认为写这类作品时，不可改变人名、虚构情节；有人认为，次要人物的名字和个别情节还是可以改动的……座谈会上对人名真假、情节能否虚构之所以有所争论，恐怕和对某些概念不清不无关系……传记文学和传记体小说（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在文学现象上是两个概念。我们某些同志偏偏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了。”所以，他举例说：“流行于民间较广的《杨家将》和《薛仁贵征东》等说部，都是根据《宋史》中的《杨业传》和《新唐书》中的《薛仁贵传》而写成的传记小说。因为它是小说，作者为了突出他所要歌颂的英雄，就虚构了很多情节……同样，罗曼·罗兰写过《贝多芬传》，也写过以贝多芬为模特儿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们读《马丁·伊登》时，会感到其中有很多情节和《杰克·伦敦传》相似，前者是自传体小说，后者却是传记文学；《我的儿子》是传记文学，《青年近卫军》是传记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却不是他的传记，另外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传》则是传记文学……”

    该文作者的这些论断，首先使我发生疑问的是：传记体小说属不属于传记文学的范畴？

    我觉得，“传记文学”和“传记体小说”确是两个概念，但这两个概念是有关联的，不能把它们一刀两断，截然分开。事实上，该文作者也认为《把一切献给党》《不死的王孝和》《海员朱宝庭》等是传记文学作品，那么，试问：这几本书是不是小说呢？它们具不具有小说的特征呢？我想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可能，该文作者会说这些是“传记小说”，而不是“传记体小说”，但我觉得“传记小说”必然也都是“传记体小说”。因此，传记体小说无法包括传记文学，传记体小说却肯定应该被包括在传记文学的范畴中。

    如果这样，那么，该文作者对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就似乎并没有去考虑，他所说的把这两个概念弄清，然后“所谓真名假名；情节能否虚构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的意图，也就是缺乏根据和说服力了。

    二、传记体小说的范围不应无限制地扩大

    “传记体小说”，我想，除了包括真人真事的传记小说外，也包括假人假事的传记小说在内。所以它是应当被包括在“传记文学”范畴中的。因为从文学创作方法上来说，它应当受“传记文学”理论的指导。

    但“传记文学”所包罗的范围是广的，它既包括像《马丁·伊登》《约翰·克利斯朵夫》《阿Q正传》这样一些假人假事的传记体小说；它更主要的是包括了许许多多真人真事的人物传记的文学作品（而且这些写真人真事的人物传记的文学作品是它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当然，它也还可以包括那些根据传说所写的“半真半假”的人物传记的文学作品。

    因此，“传记文学”、“传记小说”、“传记体小说”这些概念都有其特定含义，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不应当简单化地来处理。

    从《文学常识之一》这篇文章来看，我觉得这几个概念被混同了、模糊了，而且，更有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从“传记体小说”来看，它的范围也不应无限制地扩大。

    例如该文作者所举的《杨家将》《青年近卫军》，是否能算传记体小说，我觉得就大可斟酌。因为文学作品总离不开写人，而且每每一个作品中总有一个至数个主要人物。假使对“传记体小说”的特定范围没有一个比较一定的概念，不从传记这一角度出发来分类，那推而广之，不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等都是传记体小说，差不多一切的小说都可以说是传记体小说，那么，要“传记文学”、“传记体小说”等概念，也就缺乏意义了。

    要明确传记文学作品的特定含义，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明确了这一类文学作品的特定含义，才对创作方法有帮助，不在这类作品范围内的小说，可以不受这类作品应有的特殊性的任何限制。

    三、写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和传记体小说，作者对事实必须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董存瑞的故事》出版了。作者在前言中告诉读者，由于收集材料和考证问题中存在着困难，因此有些地方可能与完全的“事实”有些出入，同时，有些活着的人，因为谦虚，不肯用自己的姓名，因此人名有了改动。我觉得这种声明是有必要的。这是一种传记文学写作中的负责态度。读者看了作者的声明，并不会就对董存瑞烈士的事迹发生怀疑。读者知道这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文学传记作品，虽然其中某些地方作者声明是与事实有小出入的，但却会对其他的事实来个“全盘肯定”。读者可以更心甘情愿地从中吸收丰富的养料。

    肯定地说，写真人真事的传记体小说是受到事实局限的。因此，有的时候，有些作者就会根据真人真事来写假人假事的传记体作品，因为这可以更加便利于他塑造人物形象和安排结构及情节。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该文作者举萧也牧同志所说的一个例子：“《刘胡兰小传》的作者，为了将英雄突出，就将另外一个人写成了变节分子。而这个至今还活着的人，事实上只是动摇过，并未变节。这一‘虚构’不要紧，这人所在单位的组织，就根据《刘胡兰小传》所描写的，给他在历史上做了政治性的结论，理由是：国家出版社出的书，当然可靠无疑。当事人不服，为此还打了一场官司。”于是，该文作者认为《刘胡兰小传》所引起的这场风波，“恐怕和对某些概念不清，不无关系”。实际上，我认为这倒不是这位作者不了解“传记文学和传记体小说”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而是这位作者对写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作品时应当忠实于事实，尤其在牵涉原则性的地方绝不能与事实有出入这一点了解执行得不够所致。在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作品中的“虚构”是有限度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绝不意味着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凭空捏造”和“无中生有”。如果真如萧也牧所说的这位作者的动机是为了“将英雄突出”，而不是由于采访不深入，事实了解错误，那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这种做法的不良后果是人人都会想得到的。在写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作品时，真真假假，以假乱真，却又不声明，是很不好的。

    当然，这里还应当作具体的分析。例如写今人和古人就有所不同。根据史料写和根据传说写也有所不同。传记文学作品中是可以容许“百花齐放”的。

    因此说，文学和史学在某些做法上，是有相同之处的，也有所区别。文学的“真实”，不像史学那样受约束，而且文学作品可以有文学上的想象、构思、剪裁和描写。

    该文作者说：“如果将‘传记文学’和‘传记体小说’这两种体裁混淆起来，传记文学就失去了作为传记文学的特点——严格的真实性；传记体小说就会被事实所拘束，不能在艺术上放出魅人的光彩。”这段话是机械化、绝对化了的。因为既是传记文学作品就应当在艺术上放出魅人的光彩。这是传记文学所应有的文学的特征。而传记体小说，如果写的是真人真事，就不应忽视真实。

    探讨传记文学作品的问题，是有意义的，我所以除就以上意见提出商榷以外，也希望抛砖引玉，能听到关心这问题的其他同志的意见。

    （本文1957年夏刊于《北京文艺》）

    从选材上下功夫

    ——读稿随感

    一部长篇小说的成功与失败，常常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决定一部文艺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不仅在于它写什么，还在于它怎么写？题材的好坏，对作品成败的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同题材本身是存在着差别的。虽然，有的作者能从一般的题材中提炼出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主题，但有些题材所能发掘出的社会意义，对于作品的主题究竟是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的。所以，题材好，当然还有一系列写作上的问题和别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每每题材选得好，即使写得差些，也还可以有重写或修改的余地；题材选得不好，则常常造成了“先天不足”的缺陷。题材的选取，既然比较重要，我想从选题材的角度谈一些看法，供初学写作的同志们参考。

    为什么说长篇小说更要从选材上下功夫？

    原因很清楚，因为长篇小说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它的字数、章节比较多，结构、布局复杂些，人物多些，工程浩大，一般来说，作者是要付出较多的心血和劳动的。几十万字或百万字的稿件，且不说写，就是抄一遍，花的劳动量就惊人。一部长篇小说，如果选材不严，下笔就写，就像一项大的建筑工程草率施工，万一不行，损失必然更大。因此，对长篇小说来说，严于选材更加重要。不然，因为选材不严而成了废品，付出的无效劳动或浪费，相对来说就会更大更多。由于选材上未下功夫，选得不好而草率从事写长篇以致失败的这种经验教训，在搞创作的人来说，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我说“长篇小说更要从选材上下功夫”，并且深切认为很有谈一谈的必要。

    我想从最近有机会陆续读过的几部长篇小说手稿谈起。写这几部长篇小说稿的都是业余写作者，而且多数是初学写作的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眼见文艺界的春天降临了，干劲很大，在本职工作之外，努力挤出时间搞创作，这种热情是很可贵的。但我读了这些稿件后，虽然有时也从片断的章节中，能找到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总的来说，却感到这几部长篇小说稿都是失败的。虽然，从政治内容上说，它们大致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它们恐怕很难会有被发表或出版的机会。为什么呢？除了写作技巧等方面的问题不谈，最主要的是题材问题，也就是说：选材不行！钢筋水泥宜于建高楼大厦，山珍海味宜于办上等筵席。题材本身不能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败，但题材本身常常关系着作品的成败！可是，在写作上，这个题材的选择问题却常常会被一些初学写作的同志所忽略或不甚重视。从这几部长篇小说的题材来看，正是在题材上选得不严，受了损失，栽了跟斗。

    让我们来看看这几部长篇小说在选材上存在着些什么问题吧！

    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稿，题目叫《上天无路》，是一部反特惊险小说。故事梗概是：国境外派来了一个叛国投敌、经过特殊训练的303号谍报员，要来盗窃我国政治、经济情报。303号与潜伏在我国东北某地多年的某国防工程里的一个特务接上了头，但在我公安人员严密监视下，经过几个回合荒诞离奇的较量，最后终于被我方破案。303号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被逮捕。写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位工厂的工人，并无公安工作这方面的生活，这个题材不是从生活中来的。故事很假，不是作者有了生活感受而要写的，而是作者根据自己见过的影视、小说等文学作品，杜撰、臆造出来的。这个题材之所以失败，致命伤就是虚假。从这一点说，这部稿件也就先天性地注定了是失败之作。

    第二部是位高中毕业当年插过队的知识青年写的长篇小说稿，三十万字，题目叫作《青春颂》。作者的题材倒是来自生活。看来，是写的他自己的经历。写的是一伙插队知识青年如何在农村广阔天地里经历考验，如何认识到农村是个广阔天地确实可以大有作为。但撇开作者的写作技巧较差不说之外，这个题材虽然真实却较陈旧，写知识青年插队的题材不少都是这个老套。这部小说的题材缺乏新意，看了头知道尾，也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第三部是县文化馆一位同志写的长篇小说，足足有四十万字。他访问了一些当年参加过武工队活动的老干部，写的是《战斗在大沙河两岸》。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武工队战斗活动的题材，写的是一支武工队如何发动、依靠群众神出鬼没地杀鬼子、除汉奸，不断取得胜利，坚持了敌后的斗争，题材也是从生活中来的，作者也有一定的写作水平。可是，这个题材与已经出版过的不少写抗日战争时期的武工队活动的长篇小说以及民兵斗争故事题材雷同。由于这个雷同的弊病，这个作品要获得出版或者发表的机会也很困难。

    第四部长篇小说稿，是三十万字，作者是位机关干部。他将稿拿来给我看时，说：“现在应当大力宣传科技人员。我见这类作品现在很吃香，所以才选了这么个题材！”这个题材是写的农科所的一位科技人员如何坚持搞水稻病虫害方面的科学实验的故事，但情节平庸无奇，事迹不突出，题材是不典型的。看来作者是吃了“赶时髦、随风找”的亏！只着眼于“吃香”的题材，却不去衡量一下自己所选取的这个题材分量够不够，是否典型？于是，作品也很难成功。

    第五部长篇小说稿《欣慰》，也有三十万字左右。写稿的是位中学教师，写的倒是他所熟悉的教育方面的题材，写一位班主任老师如何全心全意教育一个落后学生使之转变而感到无限欣慰的经过。作者看来是有一定感受的。但熟悉教育工作的人一看，就感到这题材太一般化了！是个没有经过提炼、发掘、集中的题材。选题材做思想上的懒汉是不行的，决不可像俗话说的那么马马虎虎“拾到篮里就是菜”！这题材不是没有教育意义，而是教育意义不大。试拿这个三十万字的长篇题材来同短篇小说《班主任》比较，就可发现同样是教育题材，同样写的班主任，可是《欣慰》这个题材写的是一般化的平淡的问题，使人感受不深的问题。《班主任》却是作者对生活严肃认真地进行思考后，提出了新的较深刻的问题，使读者能引起思索，发生强烈的反响。

    上述几部失败的长篇小说稿涉及的有关创作上的问题是很多的，但我只准备从题材问题来谈谈看法，不涉及过多的其他问题。我不惮其烦地列举上面这几部长篇小说手稿的题材情况，目的也只是说明这几部长篇小说之所以遭到失败，题材属于要害。放在我面前的这几部长篇小说稿，字数总计达一百五六十万之多，稿纸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如果这些同志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不是无效劳动有多么好！所以，这几位初学写长篇小说的同志，由于选材不好耗费了心血和劳动的教训，似可作为一种借鉴，昭示我们创作了长篇前第一步就要切实从选材上下功夫。

    上面这几部从题材上来说是失败的长篇小说也大致反映出了初学写作的同志在创作实践中在选材上存在着的问题。无论如何，虚假的题材，陈旧而缺乏新意的题材，“赶时髦、随风找”与人雷同的题材，不典型的题材，一般化缺乏深度的题材，都是不行的！

    当然，有时候也有很好的题材被作者写糟了，而很普通很一般的题材却被作者写成了好作品或比较好的作品的例子。这是同作者的生活底子厚薄、思想水平高低、写作技巧好坏等条件分不开的。像长篇小说《第一个回合》，题材就很一般，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某钢铁基地的工人阶级在党领导下三年间接连修复了三座高炉，使产量突破了历史上最高水平：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全面胜利。这样的题材并不新鲜，也无什么特色，只是由于作者熟悉生活、掌握技巧，对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写得好，不失为比较成功的作品。但一般来说，题材选得好，总是有利于使作品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不可忽视的。

    怎么样在选材上下功夫呢？

    我上面例举的这几部长篇小说的作者，他们写这些题材的作品，看得出也是费过一番斟酌的，但实际上都选得不好，说明下的功夫不够就急于求成地动手写作了。所以，选材是必须下功夫的，在写长篇小说之前，应当反复思考自己写的这个题材是否好？是否值得写成长篇？是否从生活中来？自己是否熟悉这些生活这些人物？这题材是否新颖而有特色？这题材是否典型？是否有积极的意义？这题材是否已同人家雷同？……总之，在选题材的问题上，要慎重、反复地思考，多打一些问号，多作认真的酝酿，深思熟虑确定了再写，不要盲目地，轻率地就施工！在选题材时，也要注意别老跟着人家的脚印走，要闯自己的新路，从自己熟悉的、特有的生活和感受出发选材，不要去嚼人家嚼过的馍。

    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地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百花齐放的方针，就是我们在选择题材问题上的指导思想。

    50年代，有个口号：“到处有生活！”宣扬“题材无差别”，似乎作者选取什么题材，对于创作是毫无意义的问题，我认为是不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大肆鼓吹“题材决定”论，只许作者紧密配合他们的阴谋活动，表现他们所认可的“重大题材”，强制推行“题材划一”的所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阴谋文艺。他们设下种种禁区，使文艺创作进入了题材无比狭窄的死胡同。他们这套倒行逆施的做法，也早已被人民深恶痛绝。我们应当明确识别、抑制“题材无差别”和“题材决定”论！值得提倡的，应当是要在写重大题材的前提下，提倡题材的多样化。写今天，也写过去，有昂扬的主旋律，作者要准确地描写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东西。凡是能激发人民群众前进的健康的东西，都不应当成为艺术描写的禁区。

    重大题材是社会矛盾斗争和生活本质特征的集中反映。重大题材也是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重大题材中，有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有的是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斗争，还有的是集中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英雄人物的壮丽业绩。选这样的重大题材，就可以较好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反映出我们这伟大的时代和各种人物，但重大题材和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其他题材，恰如山水与树木一样，是相得益彰的。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说过：“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鲁迅先生的这种辩证观点，对于指导我们选材，依然是精辟而中肯的。

    在创作中，题材问题历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定作品的题材和一定作品的主题虽然不能同等看待，但题材总是为作者表现主题提供了基础的。在选取题材的问题上，历来是各个阶级有其自己的标准的。因此，写作者只有解决好做“革命人”的问题，才有正确认识题材问题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很好地处理好题材。不然，由于作者的世界观不同，不但会把坏题材当作了好货，而且就是选准了好题材也会写出坏作品来的。所以，对每一个文学创作者来说，深入生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不断改造世界观，这是发掘、提炼多样化题材、创作社会主义文艺所必须遵循的道路。

    生活是五色缤纷的，题材是百花齐放的。但好题材也不可能是俯拾即是或随手就可拈来的，好题材也不存在于别人已经写出了的作品之中。它像矿石似的蕴藏在人民生活之中，只能下功夫去挖采它，才能选出好题材来，进入创作过程。试看，一些成功或较成功的长篇作品，从题材来说，无一不是选得严格、认真而独特的。我们应当学习这些经验！

    创作小谈（二则）

    这是日常写下来的“创作拾穗”中的二则，应《中学生读写》编者之约，拿出来献给爱好写作的中学生，供参考。

    一、谈写作和读书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我“大题小做”，只限制在创作阶段和读书这一点上来谈。

    谁都知道读书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我认为在创作阶段读书尤其重要。

    有的作家就有这样的脾气，一年十二个月，拿一半时间来创作，拿另一半时间来读书。甚至我认识一位诗人，他每年只拿三分之一的时间创作，而拿三分之二的时间读书。

    读书，说说容易，其实是大有讲究的。最近江苏人民出版社来信，计划出版一本座右铭选，要我也寄一条座右铭去。我寄去的一条座右铭就是有关读书的。多少年来我在读书的问题上，除了每天必读报纸、读订阅的一些刊物外，遵奉一条自己定下的座右铭：“人生有限，时间有限，而书无限；只能拿有限的生命和时间来读有限的书，绝不能拿有限的生命和时间去读无限的书。”

    这就是说，书太多，要有目的有选择地读，并不是反对博览群书，更不是反对为了解情况随意翻阅一下某些书，而是反对无目的地乱读，浪费生命。60年代，我在山东某重点中学做校长时，常向学生讲这句话，我是希望青年人学会一种读书的方法，这当然不是唯一的方法，却是我实践后认为好的方法之一。

    我的体会是：在创作阶段，我在座右铭中提倡的这个宗旨每每能执行得更好。读书的目的性，每每能更明确。

    我的习惯是：写成了一个作品以后，就把它搁一搁。然后，在动笔修改之前，就先读一个阶段的书。我已习惯于把这个读书阶段纳入创作阶段中去成为创作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在一个作品写完后，就有意识地去找与作品有关联的书看。比如写的是军事题材的作品，就有意识地去找那些中外优秀军事题材作品读一读；比如写的是云南，就有意识地找些写云南的作品读一读；写的季节是秋天，就有意识地找些写秋天的诗与散文读一读……这种读，当然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开窍。诸如这样，读一个阶段的书，总是不但对于修改会有启发，对于提高作品质量，更有启发。在这当中，要选读的，当然应该是优秀的作品，出自大师手笔的作品，读书也就是拜书为师。“名师出高徒”，拿优秀作品来阅读，对比自己的作品，就易于找出差距。能找出差距，就能促进你在修改时提高作品。但除了优秀作品外，总常爱找些理论书来读读。这当然也每每是选与作品有关联的，比如写军事题材作品，我就总爱读点马恩列斯论军事的著作，读点《毛泽东选集》上的军事著作，读点中外军事家有关军事的著作，然后自己进行思索。通过实践，我觉得对提高作品的思想性是十分有用的。

    作品要得到提高，必须要经过艰难的修改过程。修改过程放长一点，加进一个读书过程，看来时间拖长了，实际对提高自己、提高作品都是有重要作用的。这决不是什么“得不偿失”！

    二、谈改和删

    修改，是写作过程中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再创作。

    写出来的初稿，即使对于思想十分周密、功力十分深刻、生活积累十分丰富的作者来说，也决不可能是无懈可击的。因此，修改就是必要的了。它能弥补不周、纠正失误、清除多余、充实内容、加深含意、美饰文句、突出人物和主题等等，在这些方面都能起到使作品提高、升华的重大作用。

    修改从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下手呢？

    应当要从作品的形象和思想内容上下手，首先采用的方法就是“删”！

    “删改删改”，删也就是改。

    看来是“删”，实际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改”。一篇累赘拖沓的散文，也许经过一“删”，马上会变得玲珑剔透；一篇不忍卒读的小说，也许经过精心的一“删”，立刻会变得凝练集中有吸引力，可以刮目相看。凝练每每体现精华，拉长每每变成拖沓。删，看来似乎简单，却每每可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不可等闲视之。删，是锻炼、琢磨文字提高写作能力的一种好方法。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曾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八个字的经验谈，道出了一种“删”的方法，就是：

    1.删前要多披阅，不能草率就删，而是要心中有数，胸有成竹后再删；

    2.删不是一次能完成的，必须反复地删；

    3.该删则删，该增可增，删中有增，增中有删。

    鲁迅先生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决不将Sketch材料提成小说。”（注：Sketch即速写）鲁迅的经验第一也是要写定后反复地看；第二就是要毫不可惜地删，要舍得删，该删的都得删悼，能短就勿长。

    有一次，我同一位画家朋友谈心。他说：“画家要在一张尽可能小的纸上表现出最大最丰富的内容，一张纸与大自然相比，即使是一张丈二匹，也仍是很小的，因此要珍惜画面。”

    画家要“珍惜画面”，作家自然要珍惜篇幅。

    画家李可染说过：“一寸画面一寸金。”他画的山水，十分珍惜画面，内容值得用一寸的地方，决不能让它占一寸半。我们写文章，让多余的、可有可无的部分占了很多字数、很多篇幅，有时是喧宾夺主，有时是良莠并生，都需要用“删”来解决。

    俗话说：“癞痢头的儿子也是自己的好”。写作品的人常易犯的通病，每每是“家有敝帚，享以千金”，对自己文章中那些该删的地方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不忍割爱，主观上把糟粕当作上品供奉。

    因此，要真正使“删”在“改”中起作用，作者自己必须一要虚心，二要清醒，三要有决心！

    我的长篇《月落乌啼霜满天》，是由60万字删为56万字的；长篇《山在虚无缥渺间》，是由近60万字删为52万字的。一部写节振国烈士传记的长篇小说《血染春秋》，初稿50万字，经过两次大删，压缩到38万多字。主要是将不吸引人的、不形象的、噜苏的、多余雷同的部分大刀阔斧地删了一下。无论如何，少了12万字，从自我感觉上说，从读者反映上说，总是比原来有进步的。我的一个短篇《新“三岔口”》，初稿2万字，删成1.5万字发，也感到比原来紧凑集中。举这几个例子是说明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作品经过大删（就是大改的第一步），总是能比原来有所长进的。

    在“删”时，有时也会有苦闷，感到此处不能砍，那处也不能剔。在这种时候，多听听别人意见，是有好处会得到帮助的。人家认为平淡、冗长、沉闷、多余……就对应了“删”的问题仍旧存在。

    并非说一切文章“删”了都会变好，但可以肯定凡不肯删改的文章多数未必能好。

    我从“删”中尝到这甜头，也因不肯“删”受过损失。直到如今，每写出一个作品进行修改时，第一道工序，总是拿起笔来先——“删”！已经成了写作习惯。

    萧伯纳有一个幽默故事：他有一次给一个朋友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后，说：“请原谅，由于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所以不能写得短些。”这谈的是长短问题，实质上主要表达的是写成后必须“删”的问题。

    “删”，每每总能提高。这是创作中一条应当“奉若神明”的真理。把一切“拦路虎”、“疙瘩”、不精彩的部分、噜苏之处、画蛇添足之笔、重复雷同或与其他作品中相似的情节与细节及对话、平淡无奇的段落、不合理的部分、虚假的东西、陈词滥调、格调不高的地方、你自己也不想看的章节……都删去，你的作品就会大大得到提高了！

    〔海外星云〕

    剑桥印象

    ——访英杂记之一

    年轻时，我做过剑桥梦，想不到七十五岁时竟真到英国剑桥来了！不过，是来观光游览，不是留学念书。

    去了两次剑桥，但两次印象完全不同。第一次正逢放暑假，学生大半都不在校。那是一个凉爽的夏日，因是傍晚到达，来剑桥游览的人不多，洁净的步行街上，一些小巧精美的咖啡馆、酒吧和茶室里坐着聊天休闲的男女。啤酒杯闪着琥珀色的光，泛着雪白的泡沫。空旷油绿的大草坪天鹅绒地毯似的令人心旷神怡。剑桥在晚雾中显得风光清幽而恬静。第二次去，学校已开学，逢星期六，我们又是午间到达，外国游客来得极多。车如流水，各种肤色的人种来来往往，处处人满为患，拥挤而喧闹，文化气氛被冲淡消失了！河边一座桥旁，有一个醉了酒的流浪汉在与一个卖热狗的小店主吵架；街头有奏乐、敲鼓的流浪乐手在献艺，噪音震天……

    剑桥原只是个乡间小镇，直到七百多年前有了剑桥大学，后来才变得名闻世界。一百多年来，许多中国学者不远万里到剑桥来求学、访问，华罗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如今，这座大学城可能有十万人左右，剑桥大学各学院分散在全城各处，不像中国的大学有一个完整的校园。整个剑桥城市都是剑大的校园，那条剑河的中间绕了一个大湾静静向着东北流淌，河上有一座座桥梁。各学院基本都是沿河而建。河面并不宽，架着石桥、木桥。看到这些桥，我不禁立刻想起徐志摩的名诗《再别康桥》：“……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英文Cambridge，是“剑河之桥”的意思。诗人徐志摩把Cambridge音译加上意译就成了“康桥”，译得很美。剑桥在中国出名，同他也是分不开的！

    如今的剑桥早已经成为一个游览区了，来英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很多都愿来逛一逛。市中心几乎被剑大的学院所包围，成了繁华热闹的生活区。书店、文具店、食品店、服装店、酒吧、露天咖啡馆、旅馆……一概齐备。汽车、自行车，简直多得吓人，在狭窄、古老的街道上行驶，时而会擦身而过吓你一跳，尤其是一些双层的大公共汽车，我简直奇怪怎么能容许这种“大象”在“小径”上奔跑。出国前到北京时，在北京大学做教授的三妹和妹夫陪我们参观校园。我感到校园里汽车太多（据说每天进出校门的有几百辆），到了剑桥，才感到这儿的汽车可是真多！我们的车子到了剑桥，好不容易才找了个停车地点，然后方能步行去逛剑桥。

    牛津和剑桥是英国高等学府中的两颗耀眼的明星。英国过去流行一句话：“牛津和剑桥统治着英国。”这说的是在英国的政要、高级官吏及议员中，毕业于牛津、剑桥的极多。皇室成员上大学的选择也在这里。牛津创立于1168年，由于它的保守及清规戒律太多，它的一批被开除出校的学生聚集于剑桥，后来就有了剑桥大学。剑桥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十分突出，牛顿、培根、达尔文这样的伟大科学家是剑桥的光荣，诺贝尔奖得主中有六十多位出身于剑桥或到过剑桥求学。文学家中，弥尔顿1625年进入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华兹华斯1787年进过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拜伦在1805年夏进入剑桥大学，萨克雷在1829年进入剑桥大学，福其特1897年进入了剑桥大学王家学院，1912年哈代曾被剑桥大学授予荣誉称号和学位……剑桥名声赫赫，与这些人物是分不开的！当然，时代变了，事情也会起变化。十七岁的英国王子威廉正值中学毕业，在选择大学的问题上，他就要打破皇室传统，不想进剑桥，而把眼光投向了布里斯托尔大学——一所坐落在英国西南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的现代化大学。但尽管如此，各国向往剑桥名声想进剑桥求学的人仍是多如牛毛。

    剑桥有三十多所学院，分散在全城各处。男女同校，它以学院制和导师制闻名于世。各个学院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建筑物，包括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等。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巴洛克建筑、洛可可建筑……各有千秋。每个学院都有绿化得很好的安静小院，种植着花卉树木。有些学院的建筑物上都有巨大生动的人物雕像。基督学院的建筑物顶上的雕像全是《圣经》中的人物。为了避免受各国旅游者的打扰，许多学院门口都竖着“关闭”禁止游人进去参观的牌子，谢绝游客入内。各个学院差不多都有一所礼拜堂，有的礼拜堂里出售旧书。英国书价很贵，可这里的旧书不但多而且价格低廉。有许多好书，我真想买一些，但重得无法携带，只好割爱。

    我从那些到过剑桥的先行者们的文章中，从徐志摩的诗文中，知道剑桥如诗如画非常美，“清澈秀逸”、“脱尽尘埃气”，剑桥有那条著名的“有灵性”的剑河，清水潺潺，波光粼粼，河上有小船破水划行，河岸有婆娑的垂柳与枫树，沿河有大片绿毯似的草坪。各个学院有古老、庄严的建筑物……但到了这里，则发现天下事每每总是文人笔下写的比实际要美得多！剑河的水并不清冽，河上的小船都已破旧，靠近河西的大片草地，尽管许许多多人在那里蹀躞或席地而坐，近前一看，草地上到处是干碎的牛粪……那些苍老斑驳了的古建筑，虽然庄严巍峨，但有了六七百年风雨的侵蚀，早已说不上瑰丽，反倒给人带来一种阴森苍凉的感觉。

    来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萧乾先生。他的名篇《剑桥书简》和《负笈剑桥》，曾使我对剑桥熟悉而亲切。1942—1944年，他曾在王家学院听课，1986年，他到英国访问重返剑桥时，曾在这里的绿草坪上同他当年的老师见面……于是，我特地到王家学院去看看。当门是一处哥特式尖塔林立的宏大建筑，被誉为是剑桥全城最美最高的宏伟教堂。门首的介绍说明它长近百米，高二十多米，建造已有五百年了！站在那儿，我仿佛看到萧乾先生又出现在我的面前，脸上带着他那有名的微笑……

    剑桥大学今日已经成为一个高科技城市。这个老牌综合大学，科研成果累累，有一个有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卡文迪什（1731—1810）是剑桥哺育出的杰出科学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倡导下，剑桥有了一个“科学园”，使大学教学科研与企业结合起来，使科研成果向市场转移。世界上早把这种现代高科技企业与大学科研结合取得发展的现象，称为“剑桥现象”。许许多多高科技公司，正在这里谋求发展，想“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使我想起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看到的北京大学与方正集团及一些其他电脑公司联姻发展的情况。中国的名牌大学向这条路发展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离开剑桥，我说不出自己有多少感想，有什么感想上的触动。倒是忽然又想起了熟悉的徐志摩的那首名诗：“……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啊！诗人他写得真好！

    我看唐宁街十号

    ——访英杂记之二

    到英国伦敦后，决定到唐宁街去看看。

    对唐宁街知道得不多，仅知它是伦敦白厅大街上一条横街，是17世纪英国外交官乔冶·唐宁（George Downing，1623—1684）的私宅，以他名字命名。唐宁死后，房屋归公家所有。唐宁街十号后来一直是英国首相官邸，内阁会议一般都在这儿召开；有外国政要来，也在这儿同首相会晤。既然如此，到了伦敦，自然愿来逛一逛。

    这里距议会大厦很近，在议会大厦北面，是东西走向的一条街，不到二里长，两侧有高高矮矮的建筑，建于不同年代，风格各不相同，街道上有匆匆来往的轿车、双层公共汽车和行人，就像一条普普通通的马路，并不戒备森严，更没有卫兵远远就警戒。首相住的地方，内阁开会的地方，老百姓或外国旅游者经过或来到，一切都很普通、正常，并不显得有什么特殊，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印象。

    唐宁街十号，实际上只是一座陈旧的、灰色的、不起眼的三层楼的建筑物，里边似乎有三个门，其中的一个门就是十号首相官邸。我在电视上国际新闻报道中常见到的就是眼前这模样。

    据说，80年代以前，这里警卫更加宽松，记者采访可以走近唐宁街十号的门边，各国游客来观光，有时能见到英国首相从唐宁街十号进出。后来，由于爱尔兰共和军宣称要炸掉唐宁街十号，为防患于未然，唐宁街十号的两头进出口处，才安上了黑色的高铁杆防护栏，并且设立了警察岗亭。但这岗亭里外，也只有一二个警察昼夜值勤负责安全。安全保卫当然必需而且重要，但把所有人都看作坏人也很遭糕。这里则不，外国游客好奇地走近铁门，站着朝里张望，并无警卫来干涉或驱逐，拿出相机站在那里拍张照片留念，门卫也很理解。这就不禁使我理所当然地表示欣赏。

    我站在那儿，仔细地看了看这幢古老而并不讲究的建筑物。我能想象得到为了工作需要这幢房屋的里边肯定是相当豪华、气派的，里面无疑会有核桃木或苹果木的高级家具，会有羊皮垫的沙发，会有摆着鲜花的壁炉、大理石的地砖、柚木的地板，桌上有银器，墙上有贵重的油画……房屋外表虽经过刷新，但无论如何，它是一幢上了年岁的旧房子，给人的外观印象是简朴，是一代代英国首相住旧了的地方。但迄今为止，英国的新任首相都沿着前首相的足迹住在这里。他们中没有谁去动用大批国家钱财盖新的、大的、奢华的住宅。这就不禁使我理所当然地又产生了一些感想，觉得这很不错。

    据云，英国现任首相布莱尔特别重视群众来信。首相每天要收到许多来信，秘书们会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中日夜不停地拆阅信件，向首相汇报并作处理。特殊重要的信件首相会自己答复。

    首相住的唐宁街十号官邸，家具都由政府提供，但住房费用和雇清洁工打扫的钱都得首相自己掏腰包。布莱尔的夫人是个名律师，她收入比布莱尔多，但经常为了出庭等事，到地铁站乘地铁，并无夫人架子。布莱尔有时走出唐宁街十号，见到群众，也不摆架子地同人亲切握手。

    英国住在唐宁街十号的首相与美国住在白宫的总统不同。美国总统下台离开白宫时，还常常拖泥带水慢慢离开。英国首相如果下了台，马上就得搬走，一天都不能多停留，上届首相保守党的梅杰落选，新当选的工党首相布莱尔当选，梅杰立刻就搬走了，布莱尔也立刻就搬进去办公了。因此，我又不禁有些感想，觉得这很好。

    在英国我看到不少问题，但唐宁街十号倒给了我一些挺不错的感觉。

    走出唐人街

    ——访英杂记之三

    到了伦敦，作为中国人自然要到唐人街去看看。

    18世纪末，到英国谋生的华人为数很少，可是今天，尤其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来，中国人在英国的已有二十万人左右，住在伦敦的华人，大约有三万人。唐人街古老而有东方色彩，它在市中心的苏霍区（Soho）。这唐人街原名爵禄街，距最繁华热闹的皮卡迪利闹市很近。街两头各有一个中国式牌坊，一个上写“伦敦华埠”四字；一个上写“国泰民安”四字。到了这里，看到牌坊上的中文大字，就有一种亲切感。

    唐人街上中国饭店、餐厅很多，也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口味的自助餐、泰国口味的餐馆。这条街不很整齐，也不豪华，路面有的地方很潮湿，但还算洁净。中国馆店和餐厅的名字诸如喜临门、万富宫、叙香园、杏花楼、金冠等，大都包含一种吉祥喜庆和似典雅却又俗的意味。有一处规模不小的中国超市，可以购到中国口味的食品和各种水果菜蔬，价钱便宜。街中央地带，有两家书店，走进去看看，一家书店有些港台书籍；另一家名叫“文艺”的书店，文艺书并不多，只是些港台武侠小说而已，它兼售杂货，大陆的书未曾看到。附近有个书报摊，有色情杂志出售。此外，街上有理发馆、药店、工艺品店之类。这里广东人特多，有趣的是街上有青岛来的按摩师，当街放着椅子给人按摩。有些外国旅游者高兴地坐上椅子尝尝中国人头部按摩的手艺。有个新疆艺人在奏乐献艺，希望有人布施。更有憔悴的吉卜赛女郎抱着孩子向中国人乞讨。

    在唐人街上逛悠的各国旅游者不少，有些都愿意到中国餐馆吃一顿美味可口的中国饭菜或者面条、春卷和包子等点心。饭店餐厅营业时间很长，生意不错。天渐渐暗下来时，街灯金灿灿地亮了，店招和橱窗里的霓虹灯也红红绿绿地亮了。我们在一家名叫“财神”的餐厅吃晚饭。店堂宽敞，生意兴旺。价钱对伦敦人来说不算贵，折合人民币却不便宜。炒几只菜吃米饭要四五十磅，四只上海小笼包子两英镑，面条一碗要四镑到七镑。陪我们的P是大陆十多年前到英国留学的硕士，如今早已取得博士学位并在英国一家公司工作了。他说：“那年刚来伦敦时，唐人街的饭店都不愿进，因为对大陆来的学生态度不好，觉得这些学生穷。我们来吃饭也嫌贵。但这些年变了！大陆学生拿到博士学位的不少，都成了白领阶层，人的态度也变了。”我问：“如今，英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如何？”他答：“也变得很多了！起先，说起中国人，他们印象中就是在唐人街开小餐馆的广东人的样子。后来，他们看到中国人是各种各样的！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成绩优秀，拿学位的很多。社会地位也高了。加上香港回归，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所以，如今人们认为：中国人已经走出唐人街了！”

    吃完饭，我们决定再逛一逛。闲逛着，就走到苏霍区的中心地带来了，这苏霍区实际就包括了伦敦的红灯区在内。红灯区与唐人街相距很近。这使我感到有点不是味道！

    这里，酒吧可以营业到凌晨三点。咖啡馆是24小时昼夜营业，有优雅的，也有鄙俗的，夜总会营业到临晨六点。酒吧和咖啡馆门口墙上都悬挂着一盆盆鲜花，装饰得十分美观。煞风景的是酒吧、夜总会门口，把门的都是个儿高大、身材魁梧凶神恶煞般的打手。酒吧里乌烟瘴气、灯光幽暗，但生意兴隆，有的门外地上也坐满了喝啤酒聊天的顾客。

    五颜六色、变幻移动的霓虹灯闪闪烁烁。这里有妓院。一家妓院的蓝色灯光招牌上写的是“Girls Girls”（女孩子们！女孩子们！），门内有女人彩色裸照，也有一个半裸的靓女挤眉弄眼招徕顾客。英国法律规定：妓女不准上街。这同法国不同，在巴黎时，无意中夜间逛圣马丁门一带的街道时，竟发现沿街都站满了白人和黑人妓女。我们连忙离开，有一种不安全感。

    这儿有低级黄色的脱衣舞表演厅，电光声色富于刺激性，门口有人敲敲打打做广告招引顾客，但生意似很清淡。有性用品店亮着霓虹灯。也有放映黄色电影的小电影院……在这里的感觉和在伦敦那些高等地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黑人很多，外国游客也不少，灰褐皮肤、黄皮肤的都有，在我们居住的那些地方，平时简直看不到警察。离伦敦市区不过十来分钟的哈罗区（Harlow）有七万人口，夜间只有两个警察巡逻。在这一带，却看到很多警察，而且不断听到警车呼啸声。不愿久留，我们匆匆离开。

    我老是觉得唐人街在苏霍区同人欲横流、纸醉金迷的气氛的红灯区靠得这么近有点那个！走向归途，我对P说：“走出唐人街，这句话说得多好啊！我想，放在今天，唐人街是不会选红灯区做邻居的，当然，在今天，唐人街尽管仍在苏霍区，但中国人的形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中国人在国外努力改变自己的地位，中国人是应该早已走出唐人街了！许许多多中国人也早就并不生活在唐人街了……”

    P点头同意我的观点。

    隔了些日子，今年春节期间，伦敦华埠庆祝春节，英国首相布莱尔夫妇一同出席在唐人街举行的盛会，这是有史以来，英国首相第一次这么做！布莱尔夫人说：“我非常高兴能来参加这样一次华人的盛会，而在我们的家族中也有一位中国人，这就是我的嫂嫂。”原来，布莱尔首相的嫂嫂是位香港人。随后，我在英国《独立报》上看到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该报记者普莱尔斯·威兼斯，题目是《今非昔比的英国华人》，倒是道出了今天英国人对中国人的一些看法：

    “今天英国各地的‘唐人街’都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因为华人正在庆祝他们最隆重的节日——龙年新春。‘龙’在中国的十二属相中是最勇猛的动物。”

    “然而，二十年前的英国华人却很少这样大张旗鼓地庆祝自己的节日。因为当时他们是英国社会地位最低的移民，那时的华人工资微薄、住房条件恶劣，而且大多讲不好英语。他们的工作只限于开餐馆、刷盘子和送外卖等几个低技术工种。”

    “但也就是经历了新一代长大成人的时间，英国华人已经成为经济界和学术界的中坚力量。开餐馆的父母们培养出了一代聪明好学、勇于进取和志向远大的知识分子。英国年轻华人上大学的人数是白人、黑人和其他亚裔年轻人的三倍。”

    “很多英籍华人在工作中的职位也高于其他民族，高达41%的华人雇员担任教授级或经理级的职务，而这一数字在白人雇员中是30%，其他亚裔民族中为15%，加勒比海人中为11%……”

    这验证了P同我关于“走出唐人街”的谈话。

    女王行宫温莎城堡

    ——访英杂记之四

    温莎城堡是英国最负盛名而且规模宏大的古城堡。11世纪时，诺曼地公爵（即后来的威廉一世）在此开始建造了温莎城堡，作为防卫伦敦安全的战略要塞，经过历代君王的扩建改造，这里成了一个拥有精美群体的古堡城了！

    这个城堡建筑群，在伦敦西郊伯克郡，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山丘上，离伦敦市中心仅32公里，全由花岗石组成，庄严、雄伟，从12世纪以来，一直是英王行宫。英王每年总要由伦敦来此休息或度过夏季。当今的英国王朝称为温莎王朝，就是取名于这座古堡。如今，它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行宫。女王平时住在伦敦白金汉宫，夏天会来住一段时日，圣诞节时也喜欢带丈夫、子女来此度过。

    抗日战争前，1936年，当时的英王爱德华八世，在这里曾与一个两度离婚的美国女人辛博森夫人恋爱并要结婚，引起过轩然大波。辛博森夫人是个平民，英王要同她结婚有违英国王家的规定。因此，爱德华八世下台让位给了弟弟乔治六世。他由国王降为温莎公爵。这段“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风流史，使温莎城堡名声更加显著。

    蓝天白云，天气晴朗，游客众多，汽车成串，停车困难。我们在泰晤士河畔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停车场，停下车子，走到河边。河水清清，里边有白天鹅、大雁、野鸭、水鸟及家鸭成群浮游，水上荡漾着波环。用面包丢下去，它们全走上坪来乞食。水上有游船可坐，每半小时票价大人二镑，儿童一镑。观赏片刻后，我们步行往温莎城堡走去。

    温莎城堡里外，全是各国游客，各种肤色，各种服饰。票价十镑一张，60岁以上老人优惠为7.5英镑一张。价钱算是很贵的了！皇家如今也很懂得赚钱。温莎城堡与伦敦的白金汉宫每年都有几个月开放，售票吸引旅游者参观，用票钱贴补开支。温莎城堡1992年11月曾发生过一场大火灾，损失惨重。修了五年，耗资巨大，但门票收入也可以贴补不少。

    我们拿到了一张城堡的平面旅游指示图，开始参观。

    古堡进口处，迎面是一个双塔矗立的亨利八世门，日光树影下，里边是广阔的绿茵茵的草坪和花坛，四周都是风格古旧属于哥特式建筑流派的房屋。我们先参观了圣乔治教堂。这里是历代国王举行授勋仪式的场所。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英国首相邱吉尔就在这里接受过勋章。这教堂也是许多国王、王后及皇家贵胄墓葬所在地。那些墓形状各异，墓碑上镌着名字及生卒年月及职务爵位，有的还有死者的塑像。教堂内气氛压抑，阴森森，光线阴暗。1992年11月火灾发生时，这儿损失最重。现在，树了一块碑在起火地点，作为纪念。

    来此游历，都按指定路线走。到了中院，看到了有名的圆塔，这是温莎城堡中最高的建筑物。登上塔顶，能看到四周景色。天高气爽，阳光照着绿色树林。东面远远眺见朦朦胧胧的伦敦，西面近处就是繁华美丽的温莎镇；南面是占地2000公顷的温莎公园，当年皇家在此狩猎的场所，葱葱茏茏一望无际；北面，瞥过泰晤士河，是出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所在地的伊顿小镇。伊顿公学是私立中学，500多年来一直是英国培养拔尖人才的场所，费用昂贵，收的都是王家贵族和富家子弟，但也给助学金收一部分才华杰出的贫寒学生。伊顿公学也可买票参观，只是时间不允许我们再去伊顿，只好远远望一望算了。

    圈在围墙里的温莎城堡全景在平面图上有点像一只粗壮的电话听筒，占地5公顷多。整个城堡分上、中、下三个庭院。我们到了上院，进国家厅室（State Apartment）参观。这里边有色调温暖、光线柔和的一进进客厅。绘画厅、舞会厅、接待厅等厅堂，宽敞宏大，地上铺着各色鲜艳华贵的地毯，窗上有天鹅绒的窗帘，精美非凡。除陈列着古老名贵的家具、悬挂着彩色图案的挂毯和巨镜，有各种各类来自各国赠送的礼品及炫目的银器和古玩，工艺品、铜雕、磁器、烛台美不胜收，内壁装饰金碧辉煌、豪华而富于魅力，真是琳琅满目。最精彩的是许多巨幅油画，全属珍品，都是著名的欧洲大师的作品，价值连城，伦勃朗、鲁本斯、凡·岱克等的作品都有，多数是皇室成员的肖像画，栩栩如生。最值得一看的，是滑铁卢战役陈列大厅，挂满了在1815年6月滑铁卢大战中大败法皇拿破仑著有功勋的英军将帅的画像。这一仗彻底粉碎了拿破仑想统治欧洲的迷梦，将他放逐到了圣赫勒拿岛上了此残生。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曾详尽描述了这一仗的情况。

    我们继续参观了楼梯厅、前厅和卫士厅。这里仍放着不少文物和巨幅油画，仍有花花绿绿的摆设和富丽堂皇的桌椅，更有武士的盔甲放射着幽幽的冷光，有英国的军旗耀武扬威，还陈列着二战时东南亚盟军统帅蒙巴顿带回的日本军刀。卫士厅显得简陋、引人注目的是放着一具半身铜像。我上去一看，是温士顿·邱吉尔的半身铜像。对英国来说，邱吉尔作为首相在二战中的贡献十分巨大，但竟把他的铜像放在王家的卫士厅里，不知是什么意思？

    再进入的是极有特色的玛丽王后原来居住的宫室了！她的卧室及女儿的卧室都保持着原样。床上的被褥帧幔花团锦簇富丽堂皇。在一个大厅里有件有趣的“玫瑰宫”，是一件可供观赏的微型宫殿，很受游客欢迎。这是1920年前后由英国艺术家和工艺师制造、布置的。玛丽王后是当今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祖母。这小小一座玩具宫殿，将那时英国王室奢富斑斓的生活表露在游客眼前。它有华丽的殿堂、卧室、客厅、画室、御厨房……那些人物，从王后到公主，从卫士到侍女、仆役形象逼真、服饰各异，十分有趣。

    英国人喜欢保存也喜爱古老的东西，温莎城堡似乎是他们的一个骄傲。我觉得他们对待温莎城堡正如我们对待北京的故宫相似。温莎城堡内浏览时有规定路线，女王居住的地方并不向游客开放。但所有看的部分大致已可领略到皇家的优裕生活和豪华风格。走出最后一个参观点时，看看手表，正好是五点一刻，见那些警卫已经在送走游客开始仔细巡视并且准备锁门了。

    温莎城堡大门外，一个白皮肤的“巴斯克”（英国人称卖艺人为Busker）在奏电子吉他自弹自唱，脚下的琴盒里有解囊者投放的一些硬币。两个年轻漂亮淡棕色皮肤的吉卜赛女郎手捧鲜花，穿着18世纪细腰大纱裙的宫廷女侍服装笑着在与游客合影。愿合影的只要付钱即可。夕阳已经即将西坠，古老的城堡在苍茫暮色中，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沧桑感，一座座城堡像一个个坐在夕阳中的衰颓老人在沉思……

    寂静的海德公园

    ——访英杂记之五

    英国的绿化非常好，拿伦敦说，最突出的是在市区有两百个左右的公园，外加好几百处绿草地，大大小小片片绿色星罗棋布。虽然伦敦极大，据云有五个上海大，但城市地盘终究有限，地价又高，舍得保留这么多的地面来做公园，使伦敦有一个良好环境，这很可贵。在我年轻时的印象中，伦敦是“雾都”，狄更斯等的小说中，伦敦浓冽的雾阴暗可怕，被描绘得有声有色。有了雾，雨水也多。二战前英国首相张伯伦总是手执一把黑布雨伞外出成了他特有的“形象”，而现在，伦敦人这种形象已随雾雨的减少不大见到了！过去的浓雾，固然由于英国是岛国，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主要还是大气污染造成，随着环保工作的加强，今天的伦敦，晴朗的丽日增多，平时也少见有雾，在改善环境上，公园的功劳不可小看。

    伦敦最大的公园是肯辛顿花园，占地二百五十公顷，第二大公园就是与肯辛顿花园隔湖相连的海德公园。但要说有名，海德公园得数第一。

    我国《辞海》上有一条关于海德公园的注解：

    海德公园：英国伦敦西区的一座公园，占地三百六十多英亩，原属海德采邑。16世纪英王亨利八世在位时用作王室公园。查理一世时曾向居民开放。1852年第一次伦敦国际博览会在此举行。从那时起，人们常在那里举行政治集会和其他一些群众性的活动。公园里有一块地方专作人们公开演讲和宣传之用，这就是所谓“海德公园式的民主”。

    “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不仅在中国出名，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影响。英国有世界最早的两院制议会。海德公园有个名声远扬的“演说角”，从1866年起，人们享有在这里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讲演权。批评首相、大臣也无人干涉。

    在历史上，这里确曾可能有过严肃认真的讲演者和渴求真理的听众。例如恩格斯，他就曾在海德公园演讲过。弗拉基米尔·列宁客居英伦时，在这里做过听众。

    我在英国时，慕名两次来到海德公园。海德公园太大，第一次，我坐在汽车里兜风，从西边进入海德公园，绿树浓荫，大树林立，绿天鹅绒似的草地，白色水鸟游戏在蔚蓝色湖面上，使人眼明心亮，情绪舒畅。我看到有人在骑马、跑步、晒太阳、打球……对照地图，我弄明白了从公园南面入口处起，有三条道路穿越公园。右面的一条大道通向东北进口，左面的一条大道通向艾伯特亲王纪念碑，中间的一条林荫大道通向园中美丽的湖区。情况陌生，弄不清著名的“演说角”在哪里。

    第二次是一个星期六，是有准备而去的，目标就是“演说角”。事先，有朋友说：“现在那里没有什么看头，你去会失望的！”“没人演说了？”“星期六、星期日仍有，有宣传宗教的，有主张废除工资和商品的，也有控诉不民主侵犯人权的，甚至有宣传性解放的。但说者自说，说了也是白说，听众不多，去那里没什么意思！”“闻名不如见面！”为了满足好奇心，我仍决定去见识见识。

    先打听到了“演说角”在公园东北角，靠近厚重的古罗马康斯坦丁大理石拱门里面，我们那天就停好轿车，步行从有三个弧形门的大理石拱门进入海德公园。果然，“演说角”就在眼前。

    偏偏天下起雨来了！“演说角”实际就是一块大梧桐树下的空地，大树正好遮雨，我们到时正有一个棕发、平头、戴黑眼镜、穿牛仔裤、上身是件长袖灰色圆领衫的人，约莫三十几岁，正慷慨激昂挥着右手演说，他个儿不高，脚下也没像过去我所知道的脚下垫个肥皂木箱或啤酒箱可以站得高些。围着的听众六七十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英国人，也有外国旅游者。这一带流浪汉多，听众中有几个那种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面部胡子拉碴，衣履脏旧不整，有一个还牵条花狗。……演说者尽管激烈，听众却都平静，只有一个流浪汉含笑点头。

    站着听了一会，又问先来的听众，才弄清演说者的来由。

    英国是由四个民族区域组成：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这人是从威尔士来到伦敦的，他说的是1925年英国有一条法律禁食一种烟草，吸食这种烟草的人作为吸毒论处。他因吸食这种烟草，曾被捕并且罚款数百英镑。他心中不平，因此由威尔士来海德公园发表演说，表示抗议，并要求政府修改、取消这条1925年制订的过时了的法律。

    我们问边上在听演讲的一对夫妇，对这位演说者所讲的内容有何看法。那男的是一位中年人，他说这种烟草确非毒品，对人体无害云云。

    天上下着雨，雨水从树叶缝隙处滴落下来，演说者仍义愤填膺一遍又一遍不断大声演讲并做手势抗议。人已渐渐散去一些，演说者身旁地上放着他的行囊。他似乎要坚持讲下去。只是他讲得唇干舌燥，讲归讲，讲的这些都在随风而逝。我十分怀疑是否会有作用、能有效果？……

    我到英国后，从电视中见到BBC台有一个频道每天都直播英国的议会上院和下院开会演说或辩论的情况，喋喋不休。开初，也看一看，后来把那种无休止的天天播放节目看烦了。我看到一则路透社电讯，报道英国议会的情况，新闻标题是“英国议会的语言游戏”。于是，我换了别的频道，不再看这个频道了！

    雨仍在淅淅沥沥，为数不多的听众又减少了一些，演说者有点声嘶力竭了，但仍在坚持……我感到海德公园这块“演说角”的设立，当初或许有其良好意愿，如今却早成了一件“聪明”的摆设了！人们对这块地方的热情早已退潮。你想说什么吗？那就给你一小块地方去说吧！它也许可以让人发泄发泄，但人们对这块地方的期望值早已很小，这块“演说角”只能是一只“聋子的耳朵”。

    “闻名不如见面”，“见面”确比仅仅“闻名”好，因为有了体验。

    后来，我们也离开了！我似乎有点扫兴，蒙蒙细雨中公园内一片绿油油的，倒是好看。这时的海德公园，已不见什么游客。

    “演说角”下那位威尔士人还在演说吗？……四周静悄悄。我心上突然感到这是一种寂静，静悄悄之外，还有一种寂寞……

    宠狗

    ——访英杂记之六

    在英国住了四个月，见到各种各样、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狗真是不少。

    英国人爱养狗，简直是宠狗成风，几乎家家有狗。大街上、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里，常有狗与人一同坐着兜风，招摇过市。我们住在艾萨克斯郡（Essex）的却区兰里（Church Langley），邻居家养了两只外貌难看的狗，一只肥胖的黑花矮脚母狗名叫“苏菲”；一只公的黑花瘦狗名叫“摩里”。两条狗都不是好品种，丢在中国街上恐怕没人会要。但主人对这两只丑狗爱得很深。男主人派登先生每天早晚都牵着两只狗出去遛达。两只狗整天“汪汪”乱叫，主人也不厌烦。

    我们夫妇俩每天傍晚散步，总要碰到十几个遛狗的男女。牵的狗有的高大凶猛，有的娇小滑稽。有时，一个人同时用皮带牵着两三条狗。有时候，狗是自由的，不拴皮带，在主人前后乱跑，一路拉屎拉尿，尽管常见路边竖着木牌提示：“请勿让狗随地拉屎”，但有教养的主人按此办理，极少数没公德的主人，置之不理。所以，一路散步，少不了要在路上见到狗屎。有时甚至见到狗的主人牵着狗耐心等狗在路边把屎拉完才移步。幸亏英国的环境总的比较洁净，路上的狗屎常常很快会被扫除干净。

    英国人不少都有绅士风度，我们夫妇散步时，那些陌生的英国人，绝大多数见到我们总要友好地点头，说一声“早安”或“晚安”。牵着狗的人，见我们是老人，估计我们怕狗，常常礼貌地站在一边，等待我们先过去。有的干脆远远就把狗牵过马路，避免同我们碰面。遛狗，其实确也“艰苦”。狗要拉屎拉尿，人也难以禁止。因此，见到过有的英国人在狗拉屎后，用随身带的塑料袋将狗屎捡起来装上，免得污染街道。有趣的是有时见到路边竖立的“请勿让狗随地拉屎”的木牌上竟挂着一只只装着狗屎的塑料袋。这倒颇有点讽刺意味了。回国后，有朋友问：“在英国观感如何？”我笑着说：“有好有坏，但绝非像有些想偷渡到英国去发财的人那样，以为英国遍地黄金！黄金是没有的！狗屎地上倒是有的！”

    英国人爱狗爱到这样的程度，你如果爱他的狗，拍拍他的狗的头，赞美一下他的狗好，他就会报以微笑对你分外友好。女婿在一家公司工作，公司董事长家里养了一条大狗，是董事长全家的“心肝宝贝”，董事长夫人把狗当作家庭成员。来了客人冷落了狗，狗会生气撒娇，乱叫乱打滚。狗要同人贴脸，伸出前脚同客人握手。这狗每天洗澡、喝牛奶，定时要开门放狗出去大便。这家公司请了个女清洁工打扫卫生。女清洁工是个单身中年女人，每天开着她那辆旧汽车来上班。汽车上满载着她养的十多条狗。她挣的钱很多都花在十多只狗身上，快乐而无怨言。

    英国拿救济金不工作的人不少，这些人闲得没事，喝喝啤酒逛东逛西，养狗也是他们的乐趣。狗成了伙伴、伴侣。地铁里，常看到有一些流浪者，男的女的都有。有的年轻的还成双成对，养一条狗。狗在流浪者心目中依然还是宠物。

    英国人离婚率高，离婚后的单身男女，常常养狗。据说英国有上百万孤寡老人，儿女子孙一般均不同老人住在一起。老人寂寞，就养条狗做朋友。人与狗接吻，狗与人接吻，并不罕见，社会问题，助长了养狗之风。据说全英国被喂养的狗约有六百万条。

    电视上和报纸上，常有罐头狗食品的广告。报刊上，常像美人照似的刊有狗的“玉照”。逛超市时，见到狗食品罐头形形色色丰富多样。伦敦据说有许多为狗服务的公司和店家，有狗的时装出售，也有狗的美容院和医院、洗澡店。

    其实，英国的这种情况在欧洲许多国家大致也相仿。1997年，我访问捷克时，在布拉格的一次会议上，见有的人竟带了狗来参加会。狗汪汪乱吠，主人很高兴，客人也高兴，无人觉得不正常。在另一次会议上，有人不友好地问我：“听说中国人吃狗肉？真的这么残忍吗？”我直率回答：“其实，这是生活习惯的问题。中国是个大国，有五十几个民族。有的民族，比如朝鲜族，自古以来就爱吃狗肉。此外，有些省份里的某些县，自古以来也有养狗吃肉的习惯，但在中国全国，吃狗肉并不普遍。我就不吃狗肉。而吃狗肉这件事，正如你们吃牛肉、猪肉、羊肉一样没有什么不同，不属于残忍不残忍的问题。中国有十多亿人口，生活习俗不能统一规定。拿狗来说，历来有少数人吃狗肉，但从城市到乡村，更有无数人像你们一样养狗爱狗。你们对中国太不了解，建议今后到中国去旅游看一看。”这回答当时问者认为满意而且可以理解。

    我最近还听说了一件发生在美国的真事：一个中国博士生到美国不久，进了一所名牌大学负责管理实验用的狗，给狗做好被实验前的准备工作。狗当然未必听话，他对狗就不断打踢，打得狗汪汪乱叫。狗固然可以用作实验把它杀死，但打狗是虐待，不可以的。为这，他立即被炒了鱿鱼。他很不理解，但国情为此，不理解也得理解。

    说实在的，看到狗在外国之被如此宠爱，又看到英国有那么多穷苦的流浪汉和拿救济金的人，我还真有点说不出的不舒服感。但世界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生活方式及不同意识形态等种种不同价值观、生存观、生活观合成的综合体。在这里觉得奇怪的事，在那里未必奇怪。强求一律本来并不必要，有它存在也并不滑稽，无须少见多怪，还是求同存异的好，爱狗这件事就是一例。

    伦敦点滴

    ——访英杂记之七

    皮卡迪广场算是伦敦最繁华热闹的地区之一。这个广场其实只是地铁的出入口和几条街道的交汇处。在寸地如金的伦敦，这居于八面高楼中间的一块方圆约五六十米的广场得天独厚，被车辆人流充塞得喧嚣非凡。在这广场中央，树着高高的希腊神话中的爱神伊罗斯神像，周围有台阶可供过客小憩，附近高楼上大型电视广告显示屏不断变换着内容。我们在这星期天的早晨途经这里特地来站一站、看一看，领略点“英国风味”。

    在石阶上，有两个酒徒，一个显然醉得厉害，闭着躺着；一个则在轻轻哼歌，衣服都很脏。有几个年轻的嬉皮士，奇装异服在闲逛，发型很怪，有的脸上涂得像鬼。对这种情况，初到伦敦的人看了觉得奇怪，我俩却是司空见惯了。

    英国失业率是高，但具体分折，许多无职业者找个活干并不太难，只是他们看不中许多职业，工资不理想，职业种类不合意，他们宁愿拿救济金，比中国公派留学生拿的钱多。这个国家社会福利相当好，因此也养活了大批懒人，依仗社会福利救济生存，如不计较职业好坏和工资高低，靠双手养活自己并不困难。有些人拿到救济金马上进酒吧，钱没了，人醉了，政府只好将月发救济金改为每周发救济金，以免他们一拿到全月的钱就去猛灌，像父母对待一个拿到糖果全部塞进嘴里的小孩只好慢慢将糖果发给他。当然，对外国人而言，的确找工作较难，许多工作不轻易让外国人做。一份工作如当地人没人做，才能轮上外国人。保障本土利益，英国人是掌握得很好的。

    一周五天工作制，假期多，上班晚，下班早。上、下午两次各半小时的饮茶或咖啡时间，是雷打不动的。上午十点钟，下午三点钟，人们在家里、餐馆或酒吧里、街边露天茶座里，都要饮茶或咖啡，吃点巧克力或甜点心，谈天说地。今天，我们就在一家街边露天茶座里坐着喝茶了。不喝咖啡，喝茶，会使我们想到祖国，想到在国内的日子。上星期天，我们是自己开车一个半小时到南部海边勃里丹（Brihtan）度假的。那天的天气晴朗，太阳特好。英国人对太阳特别喜欢，太阳一晒他们似乎更喜欢懒洋洋地过。因为这儿是海洋性气候，经常阴天下雨，温度也不高。有了晴天，那些空草坪上就会躺满了人享受日光浴。那些草坪旁的空横椅上就会坐满悠闲无事的英国男女，其中老人当然是很多的。英国人似乎欢喜这样的悠闲生活。我们到勃里丹海边后，忽然刮起了大风，风大得叫人受不了，有趣的是许多英国人仍裸着上身躺在海滨昏然入睡，好像舍不得离开。

    英国人收入越高，税缴得越多，收入越少，则享受社会福利越多，这实在是个问题。但另一方面，大多数英国人工作还是讲究效率的，英国在高科技领域仍是具有实力的。英国人很注意改革和改进。

    我们离开茶座，坐地铁准备去著名的大英图书馆参观。伦敦地铁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铁，有一百多年历史，主线十条，车站一百多个，遍布城区，每天有二十万人左右乘坐。它作为一个国营企业，收入来源只有售票、广告、车站商店盈余及多余地皮出租等，为提高经济效益，公司裁员二千几百人，又将车辆清洗、车站清扫及维护等工作通过招标交给私营公司干，节省大量开支。国营地铁能扭亏为盈是颇不容易的。而服务质量要求却很高。乘地铁如晚点十五分钟，可以退还票款。地铁车上总是十分安静，看报的人多，毫无表情想心事的人多，频频交谈的人少，这似乎也是“英国风味”。

    我们后来到世界闻名的大英图书馆参观，图书馆就在大英博物馆里面。这里的阅览室真是华丽、宏伟，有四百个座位，每个座位配有一部检索微机，一把靠背椅，桌面上有可以调整方向的架书板。书桌上有辐照桌子两面的日光灯。厅内空气严肃，寂然无声，只见许多英国男女全神贯注地在阅读或翻找资料、写笔记。在这里，似乎使人能体会到英国的另一个方面，这里的许多精英，推动着英国科技文化的发展，他们并不慢悠悠，也不懒洋洋。

    我们沿着墙边，按英文字母顺序来到K排，从K排到P排，每排最外边的座位是卡尔·马克思当年到大英图书馆阅读和工作的地方。他于1850年6月取得阅览证，当时住在伦敦索荷区迪安大街28号；1867年发表《资本论》。我们在国内时看到资料说，当年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坐的位子扶手上有印痕，桌椅下有鞋印痕迹；但我们失望地发现：桌椅和地面都已重新修整过，当年踪迹已无处寻觅了！

    （本文刊于1995年《开放》杂志第一期）

    伦敦杂拾

    ——访英杂记之八

    国内朋友来信，说国内正在打击伪劣商品。其实英国的商品假冒现象也非常严重。《泰晤士报》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街上伪造商品充斥，上万人因此失业》。文章中说：制造假冒商品者每年至少从中渔利十亿镑，致使制造业减少大约十万个就业机会。

    在英国，假冒的名牌服装、药品、摩托车零部件、计算机软件、音像磁带、电子产品、香水等充斥市场。据说假名牌服装大多来自外国，先合法地出口到英国，然后打上名牌商标，进入市场以接近名牌服装的价格出售。

    根据英国法律规定：警方有权搜查和没收任何冒牌商品。许多创出了名牌的公司还雇用私家侦探来保护他们的声誉和利益免受侵犯，“福尔摩斯”当然也能发现和抓到些制造假冒商品的骗子，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带有国际性。国际商会下面设立了假冒商品情报局，报载那位局长爱立克·艾伦说：“假冒商品现象很严重，不仅在远东地区，英国国内也是鱼龙混杂，而且常同犯罪团伙和毒品交易纠缠在一起。我们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坚持不懈地打击假冒商品，英国正这么做。

    我对酒没有兴趣。看到国外报刊报道：由于人们生活变得富裕起来，中国的啤酒消费大大增加，1991年已达124.9亿瓶，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中国的啤酒消费的迅速增长，近年来吸引了一些外国厂家到中国开办合资企业。帕布斯特公司已在华南办了一家合资啤酒厂。米勒啤酒酿造公司在北京的一家合资啤酒厂也投产。北京已举办过一次德国啤酒节。啤酒生产的发展给国家带来丰厚的利润。

    在英国，酒吧很多，一般酒吧又可兼做餐馆，许多商人习惯于在他们公司附近的酒吧用午餐以便节省时间。英国人最爱喝啤酒，苦啤酒比较流行。英国啤酒在常温口感最佳。但在苏格兰，威士忌最受重视。威士忌成了苏格兰重要的出口产品。

    在苏格兰，威士忌酒共分四大派系。地区不同，地貌不同，生产的酒也不同。这使我想起了国内许多名酒的情况，都是名酒，但各有不同。这就可以适应各种酒客的不同爱好和需要。白酒在英国本来很少知音。但现在听说白酒的饮用量也开始逐渐上升。中国是否应该酿造一种适合英国人口味的白酒来英国销售呢？

    萧乾先生过去曾这样评价英国：“二次大战后，这个一向靠剥削海外属领过活的大英帝国解体了。不过这个古老殖民国家本身没垮，仍居列强之一。当然，北海油田的发现帮了他们的大忙，但重要的毕竟是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的适应能力。它十分保守，然而在关键时刻又颇现实，很识时务。”近几年英国经济不甚景气，但绝不能把她看得太“糟”。在不景气时代，新富翁仍在大量出现。这些人并不是靠什么平常人不能掌握的特别技术起家，他们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开动脑筋，抓住机会，努力经营。

    有一家自动修鞋公司，创办人名叫麦克·斯特罗姆。原先英国的修鞋店都是一些开在小街上的小脏铺子。他却在闹市开了家装潢漂亮的大修鞋店，修得既快又好，要价却较高。结果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如今他在全英已开了一百多家修鞋店，他成了一个大富翁。

    罗伯特·厄尔是靠饮食业起家的百万富翁。他在大学里学的是饭店和旅馆管理，毕业后在伦敦塔附近的一家饭店工作。这家饭店为外国游客提供“中世纪式的饮食和娱乐”。他发现这种做法很受欢迎，有利可图，就在1978年自己开设了“莎士比亚酒家”，为海外旅游者举办“都铎（英国古代一个王朝的名称）之夜”，由此创业，几年之内，在英国建了一些新的饭店。成功后，更在美国开设了饭店。

    杰里米·帕特维一直对园艺感兴趣，开了一家花店。70年代他在北海边的克拉克顿买了一处花园，并逐渐转向种植绿色植物，因为它比花卉更能卖钱。为了找到能供应植物的来源，他花了许多精力在加勒比海两个英属小岛上找到两个可以供应树苗的植物园。他密切注视市场需要的变化，及时供应时兴的植物，能在顾主订货后迅速把植物运来。他的主顾包括英国的许多大植物园、大花园、超级市场，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外国也来订货。

    安尼塔·罗迪克在非洲和太平洋中部的波利尼西亚群岛旅行时，发现当地妇女使用天然化妆品很好，她决定要成为一个使用天然化妆品运动的发起者，于是她向银行申请货款四千英镑开化妆店。现在，她的国际天然化妆品公司在英国已开设了四十九家店，在国外有六十几家店。公司的产品如黄瓜清洁剂、胡萝卜冷霜等，是十分有吸引力的。这些英国人的成功当然并非偶然。他们都是改革型的，也都是开放型的。

    香榭丽舍的招引

    ——游法杂记之一

    早受到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和凯旋门名声的招引了！到了巴黎，决定从协和广场开始步行，从头到尾走完香榭丽舍大街那一千八百八十米全程到达凯旋门。

    香榭丽舍大街和凯旋门给我的好印象主要来自爱伦堡笔下的巴黎，在他的《暴风雨》《巴黎的陷落》和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那条浪漫的林荫大道，两侧绿树高耸、郁郁葱葱。秋天时，红叶黄叶流光溢彩令人心醉，阳光下，踩着落叶散步……虽遥远，但我似早已熟悉并不陌生，我带上一种愉快的好心情走上协和广场。

    人说协和广场是今日花都巴黎的中心，它与凯旋门、卢浮宫在一条直线上，广场大极了，四周一圈和当中的长条修成安全地带供人游览休息，内圈和外圈是汽车道。川流不息的汽车从这个大圆盘飞驶到四方。可能法国人特爱“自由”，巴黎的汽车特别粗野，一辆辆像一只只老虎，发出的声响震耳。比起英国的交通来，巴黎的交通乱得多。每条马路上汽车、摩托都像亡命之徒。以后看到，整条香榭丽舍大街上，并排飞驶的汽车、摩托都像在追魂。

    协和广场中央竖立着一座二十多米高的方尖碑，是19世纪时埃及总督赠送法国的礼物，碑身刻满古埃及象形文字，两侧各有一个造型美丽附有青铜美人鱼雕塑的大喷水池。这广场原名路易十五广场，有国王路易十五的铜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起来，铜像砸倒。1793年，巴黎市民在广场上搭起了断头台，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美艳的皇后玛丽·安东尼逃跑被抓住，在这广场的断头台上被处死，协和广场就更出名。美国电影《绝代艳后》拍的就是玛丽·安东尼的故事。我在捷克布拉格旧皇宫里看到过玛丽·安东尼做奥地利公主时的画像，可真是个大美人。现在这里日光煦和，有儿童嬉笑玩耍，有鸽群飞翔，一片平和。

    蓝天白云，从协和广场西去，就是巴黎最漂亮的香榭丽舍大街，三百多年前，这是从巴黎西部田园中开辟出的一条供贵族消遣的跑马大道，法文“香榭丽舍”，原意是“田园乐土”。踏上香榭丽舍路口，笔直的大道宽阔有一百多米，中间可并行八辆汽车，大批汽车“哗哗”流水般风驰电掣东来西去。公路两侧是高大的梧桐和栗树，每侧都有非常广阔的人行道，人行道一边，又有大片绿化地带，有密集的大树和可以休闲的花圃及公园。为了安全，我们赶快走上人行道。

    一千八百八十米长的香榭丽舍大街，分成两段，中间以大圆盘路口为界，这两段风格迥然不同。我们先走的这一段算是东段，是一条浪漫的林荫大道，两侧都有可供憩息的公园。西段则是巴黎最繁华时新的大街，有纸醉金迷的色彩。

    走在东段的人行道上。给我从小说和电影中得到的印象相似。只是一路走去，只见沿着大街两侧的人行道上每隔百米左右就有一个现代派的艺术品陈列着供人欣赏，有巨型雕塑，有木料泥塑，有钢铁制成，有玻璃材料或水泥砌搭，着眼于“新”和“奇”，大的有两三间屋面积，小的也有三四米高，两三米宽，看的人有，是否很欣赏难说。一件艺术品是十几个粗笨的大铁环焊接在一起；另一件艺术品是一群丑陋人物的彩塑，有的身上穿着“可口可乐”的广告。我见也有中国美术家的作品，是一尊庞大的挺胸凸肚笨重的中山装半身人像，但没有脑袋……现代派艺术也有很好的，但美丽的香榭丽舍充塞这些艺术品有的很煞风景，犹如一间高雅的厅堂里放进了低劣粗俗的摆设，不伦不类了！

    欧洲今年流行色依然处在黑、灰、白、蓝一类素净的时装上。来自外国的游客在香榭丽舍构成了美丽的图案。黑皮肤、白皮肤、黄皮肤……欧洲人、亚洲人、美国人、南美人……金发的、黑发的、赭发的、红发的……群集香榭丽舍，逛大街，去看凯旋门。走完东段，经过大圆盘路口，西段的香榭丽舍大街就给人另一种观感。那是穿了时装的巴黎，靓丽而丰富多彩，敏嚣而又堂皇，沿街一栋栋六七层的楼房，底层都是奢华的商店、漂亮时髦的时装店、化妆品店、精品店，又有许多剧场、影院、俱乐部、酒吧、舞厅、夜总会，夹杂着银行、旅行社、航空公司办事处、报纸杂志社、汽车展销厅、餐馆，沿街更多的是用鲜花装饰着的咖啡座。匠心独具的橱窗布置，使得街景目迷五色，琳琅满目；浓烈的咖啡香使人想停下来喝一杯歇一歇，但要看凯旋门，应该再往前走。

    闻名世界的法国凯旋门早就远远展现在我们眼前。此刻，越近就看得越清楚了！它雄伟壮丽，雄踞在香榭丽舍大街的西端末尾，全部用石料砌筑而成，五十米高，四十五米宽，二十二米厚，四面有门。下面横门可以并排驶过好几辆汽车。“凯旋门”本是古罗马奴隶制统治者为炫耀对外侵略战绩而建的一种纪念性建筑，例如罗马的泰塔斯凯旋门就建于公元81年。法国这座凯旋门，是法皇拿破仑一世为纪念他的赫赫战功而建的，1806年开工，三十年后落成，只是拿破仑未等到它完工就一败涂地被放逐到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悒闷而死。这座门落成后，成了法国民族荣誉的象征和人民表达爱国热情的地方。1885年，大作家雨果的国葬仪式在此举行。1944年的8月25日为庆祝巴黎从德寇手中解放，戴高乐率法军在这里举行入城式，并与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等在凯旋门下合影留念。我们走近凯旋门时，看到一批法国参加过二战的老战士。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有男有女，戴着勋章缓带，举着三色旗正在聚会。

    凯旋门上有巨型浮雕，著名的法国雕塑家吕德的浮雕《马赛曲》实在是不朽的佳作，我是早从摄影集和报刊上见过这浮雕的：一位右手持剑的女战士正在振臂高呼，号召人们战斗。法国国歌《马赛曲》是法国作曲家鲁日·德·李尔1792年创作的，它不仅在法国家喻户晓，在世界也传播极广。我是童年时代就会哼唱的，那旋律十分鼓舞人心。我想在《马赛曲》浮雕前拍张照留念，但既要拍完整的凯旋门，又要突出《马赛曲》浮雕，很难办到，外加汽车奔驰如虎，不敢站到大街上去。照片是拍了，《马赛曲》是模糊的。

    凯旋门的拱门，内部刻有拿破仑麾下近六百名将军的姓名。中央是一座无名烈士墓，代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难的一百三十多万法军官兵。墓前有一盏明灯，日夜不灭。

    走完香榭丽舍，来到凯旋门下，我仿佛听从招引已经完成了任务，仰脸向凯旋门顶上望去。上边密密麻麻全是人。人在高处显得这样小，但他们在举手指点，在东张西望，看得一清二楚。我历来看凯旋门的照片很粗心，从未想到凯旋门是可以让大批的人攀登俯览巴黎的。这次巴黎之游，才知凯旋门有电梯及石阶直通顶端，旅游者可以到上边去鸟瞰四方。亲眼目睹和看照片到底不一样。

    （1999年10月25日）

    塞纳河天长地久

    ——游法杂记之二

    天上布满雨云，偶而还飘点碎雨花。

    我和起凤及小女儿一家在艾菲尔铁塔附近的塞纳河边，上了游船，以便乘船在水上瞻仰河两岸巴黎绚丽多彩的风光和名胜古迹。游船很大，一百多米长，干净、舒适，舱里舱外可容纳二百来人。有一排排猩红色靠背的座椅，透明宽大的玻璃窗。虽不豪华，却也富丽。每半小时一班，票价50多法郎一人。可能由于天气不好，上一班船满载而去，我们这班游船却很空，大约只上了四五成座。

    巴黎是充满着浪漫、繁华与文化艺术气韵的都市，林荫道、大马路共有六千多条，纵横交错。碧绿的塞纳河像一条圆弧将市区一分为二。河北边为右岸，南边为左岸。著名旅游景点大多沿塞纳河分布。巴黎的城市建筑容纳了自古希腊以来的各类建筑风格。尖顶的、圆顶的、方顶的都有……像一个建筑博物馆。

    游船的路线是沿塞纳河向东驶去。一路可以看到两岸美丽、雄伟的各种古建筑、热闹的街道和绿树、草地。我们每个座位上都有“译意风”耳机，我起先以为是英语的，谁知拿起戴在耳上竟有中国话的介绍，而且是纯正的普通话。介绍扼要、清楚，与两岸风光配合，从历史到人物，从景点到民俗。市中心是巴黎最古老、豪华的地区。有1937年为巴黎国际博览会而造的夏乐宫，路易十四当年为残疾军人建造的荣军院，现在都历历在我们目光之中。塞纳河右岸是贸易和金融区，左岸是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等文人学士常来喝咖啡、购旧书和聚会的拉丁区。一些小咖啡馆里，寓言作家拉·封丹、戏剧家莫里哀、拉辛据说是最早坐咖啡馆的文化人；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等常光顾咖啡馆。近代作家如阿拉贡、马尔罗、纪德常出现在街边的咖啡座上；二战后，萨特、加缪等人，也常在咖啡馆里谈论存在主义……再过去，我们就看到著名的华丽辉煌的卢浮宫了！它曾是王宫，法国大革命后，不再是王宫，现在成了国家美术博物馆，珍藏数十万件珍贵艺术品。“译意风”的介绍，配着悦耳的音乐，在过巴黎市府大厦时，突然插播了戴高乐将军在二战打败德国法西斯解放巴黎后的讲话录音。我不懂法语，但那声音激昂慷慨，引人遐想。而当我们的游船远远地可以看到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时，播放了舒伯特的《圣母颂》……神奇的旋律将一种诗情画意带上心头。

    巴黎圣母院在塞纳河上的一个大岛——西岱岛上。在历史上，巴黎原先只是塞纳河中间西岱岛上的一个小渔村，住着高卢族巴黎人。公元1世纪，罗马人占领了西岱并使它发展成一个小市镇。到4世纪，这里正式命名为巴黎。6世纪开始，巴黎成为法兰西王国的首都，直到如今。我放下“译意风”，走到船舱外尾部的甲板上去观看西岱岛。这个长不过一公里，宽仅五百米的小岛，布满古建筑。我凝望着有点阴暗的巴黎圣母院。这座最古老、雄伟的天主教堂，1163年开始建造，经过两个世纪才完成。造成后的几个世纪中，历遭天灾人祸，差点被拆毁，也差点被烧毁。修葺后，1864年才重新开放。我的目光在寻找钟楼，哪里该有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主人公卡西莫多敲打的那口大钟（虽然我明知那个故事只是作家的虚构）？那两座巍峨的塔楼，使我幻想起当年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内加冕称帝的盛况；也想起1970年戴高乐在此举行葬礼……岛的西部，有灰色墙壁的司法宫。这里曾是王家宫殿，附有监狱。法国大革命后，1793—1794年间，这里曾是十分恐怖的地方，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都从这里被送往断头台……

    忽然，我听到了悠扬的钟声，钟声正是从巴黎圣母院里传出来的，清脆飘忽，碎了凝滞的空气，沁入心脾……

    游船绕西岱岛后，又循原路回来。风，带着湿润和水腥味吹来。两岸傲然挺立的建筑典雅美观，但不免古老陈旧。塞纳河上的桥梁，既多且姿彩各异。整条河上有三十多座桥梁沟通两岸交通。我们的游船，兜这么一圈，只穿过十几座桥，但已饱览桥的艺术。一座名为“新桥”的十二孔大石桥，其实是河上桥梁中最古老的一座。桥头有亨利四世骑马仗剑的雕像，它连接西岱岛与河左岸；还有一座怪石桥，上面有三百多个怪面兽；最壮观的亚历山大三世桥，它离艾菲尔铁塔不远。

    沐点碎雨丝在游船上饱览塞纳河两岸景物。听不见街上的喧闹声和汽车喇叭声，既舒服又开眼界，虽然不免匆匆，游兴未尽。但水上之游似可更体会到巴黎的美丽，只是在经过一段河岸时，瞥见一侧岸边人行道下类似桥洞的地方，透着幽暗的青色，住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有男有女，囚首垢面，有的和衣席地而卧，有的抄手站立看着我们。这与游船的富丽及两岸美奢的建筑，形成强烈对比。

    正是因为禁不住这次水上航行的诱惑，在接着来到的日子里，我们沿塞纳河步行，想进一步窥探巴黎的妩媚与巴黎的情调。

    塞纳河边有那么多的书摊，而且有那么多旧书。书商们从上午开始打开固定锁着的木箱盖，展示他们出售的书籍。我在爱伦堡的作品里见他描述过这种露天的书摊。书摊也出售绘画作品。有些街头艺术家展出标上价格的新作，自己默默坐在一边的小凳子上，等待知音。10月上旬的巴黎，时雨时阴，有时风已寒凉刺人。一个走向迟暮的本来长得很美的黑发女艺术家，估计是法国人，穿一身深灰连衣裙，画的都是巴黎的名胜。她面上带点忧悒和寂寞，在河边冷风中独坐吸烟，但不见有人光顾作品……

    喝咖啡自然必不可少。据说巴黎有一万多家咖啡馆。当年塞纳河左岸一些咖啡馆里，法国有名的作家、诗人最爱在街边一坐，喝着咖啡聊天或研读、构思作品，观赏街景和行人。领略一下他们当年光顾过的咖啡馆，岂能没有魅力？此前，我们在离艾菲尔铁塔不远处的一家名叫KeNo的咖啡馆喝过咖啡，为了避雨。在卢浮宫附近一家名叫De la Comedie的咖啡馆喝过咖啡，为了休息。这家在街边打着红色遮阳棚的咖啡馆，门首标明是1664年创办的老店，肥胖的侍者挺着肚子剃着光头打着黑领结，咖啡价格比别家贵得多。现在逛塞纳河边，我们找了一家在转弯角名叫Au Vieux Chatelet的咖啡馆，在沿街的小圆桌旁喝咖啡。靠背的藤椅很柔软，手拥着一杯加了奶的咖啡，咖啡苦而香，价格不算贵，悠闲地坐着，我不能不想起一批作家诗人的名字。巴尔扎克是个没有咖啡写不出作品的人，几万杯咖啡帮他完成了九十多部作品。他也许曾在此喝过咖啡？俱往矣！无须问，也无须考证他们中谁曾在此喝过。我追求的只是那喝咖啡时的一种环境和好心情。这对我仅仅是旅游巴黎的一种体验，或说是体验的一个方面。

    沿河有花市。花店占道经营，却很得游客欢迎。宽阔的人行道变窄了，一边摆满五彩绚丽幽香扑鼻的各色鲜花，樱桃红、罂粟红、珊瑚红、纯白、淡紫、嫩黄、蝴蝶蓝……都有。一边放满深绿、浅绿、荧光绿、龟背绿的各种盆栽。从花团锦簇般的花市走过，身上似染上一层暗香，眼前似有彩云飘流。这自然也是塞纳河边的一道风景线。

    终于沿河边过石桥走到西岱岛上的巴黎圣母院来了！宽阔可爱的广场上，飞翔、停歇着许多鸽子。游客多得难以数清。排队进了圣母院，大教堂内气势恢宏，巨大的七彩玻璃窗里透进光芒，使可容纳数千人的大厅阴暗肃穆。祭坛中央供着圣母悲伤抱着殉难耶稣遗体的大理石雕塑，边上天使围绕。四周许多名画和雕塑，庄严华丽，幽深古老……

    修造在塞纳河右岸的卢浮宫，栋宇精丽，宫殿长达七百米，占地45公顷，是巴黎最大的王宫建筑群，自然非去不可。它的庞大美观，内涵的丰富，我读过一些巴黎旅游者的文章，对此都有介绍，我也为它的光辉灿烂惊喜。但也像在塞纳河上见到那伙河旁穴居的流浪者一样，在出卢浮宫的一个广场上，两个服饰狼狈蓄着长发的街头艺术家正在现场绘画出售。画得很快很好，手法奇特，色彩鲜亮，构图巧妙。一定还未被社会视线重视，无人赏识，因而连生计也十分艰难。满面疲乏伏地作画，有一种对艺术的忠诚和痴迷，辛劳而无助，似有一种无言的哀戚。

    在同一个广场上，两个瘦削的乞讨者，一个化装成带白色翅膀的天使，一个化装成金色衣履的埃及法老木乃伊，两人分开站立，木然不动，谁如在他的面前的空盆中投下一个钱币，“天使”或“木乃伊”就会深深鞠躬。布施的人不多，盆中只有寥寥的钱币……起凤同情他们，让外孙安帝往盆里投币。

    我的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闪光的塞纳河天长地久。河水不清冽，也不算肮脏。它像一位饱尝沧桑的老人，目睹着巴黎历史的变化，目睹着兴与衰、贫与富、快乐与悲伤。它默默无语，却在潺潺不断地静静流淌……

    （1999年10月30日追记）

    美丽的维也纳

    ——奥地利散记

    秋天的奥地利维也纳真美、真好。

    下午3点20分从贝尔格莱德起飞，一小时后，我们坐的奥航飞机已抵达维也纳了。飞机下降前，我就注意到了那条美丽的多瑙河。这是欧洲第二大河，全长2850公里，有大小支流700多条，流经德、奥、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我在南斯拉夫时，站在多瑙河畔摄影，那河水毫无污染，蓝得发亮，清澈可爱。现在，从天上看下去，河水也是清亮亮的，绿树成片。大地像锦绣花园，令人神往。

    我爱维也纳国际机场的华丽和宽敞。机场内部到处都是通道，五彩缤纷，有那么多形形色色漂亮的商店，有餐馆、咖啡厅，也有可以往宿的Hotel。在里边逛一逛，异国情调和繁荣富裕的气氛，使你开心，问讯处、外币兑换处和商店里许多奥地利女郎彬彬有礼的笑脸都使你高兴，你忍不住要打开钱包进商店购一点欧洲旅游纪念品。但，价格并不便宜，甚至许多物品都比维也纳市里贵得多。

    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的贾建新文化参赞进机场迎接我们。他是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外交官，不但能干，仪表、谈吐都好。互不认识，他却一下子就肯定我们一伙是中国作家代表团了！异国他乡，大家一见如故。他接我们到大使馆招待所休息。招待所原是一家三星级宾馆，大使馆买了下来改做招待所。我们每人一室，一天收40美元，还供三餐。我们访欧已超出20天，吃多了西餐，在维也纳能吃到本国菜肴、喝到稀饭，感到特别可口。

    早就向往维也纳了！在文学书、历史书上读到过它；也从电影和戏剧中知道过它；更从那些大音乐家的生平和乐曲中增进了对维也纳的感悟。几十年来，每当听到《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和约翰·施特劳斯其他乐曲的旋律，听到贝多芬、舒伯特、莫扎特、海顿等的名字和他们的乐章时，总常常连带想起维也纳这“音乐之都”，这“华尔兹舞曲的故乡”。而现在，美丽的维也纳展示在眼前，张臂欢迎着我了！

    奥地利是欧洲中部的内陆国，同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瑞士、德国相邻，面积8.38万平方公里，人口近800万，12世纪形成公国，1867年与匈牙利合并成为奥地利共和国。1938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二次大战中，她曾作为德国的一部分参战。1945年德国战败，奥地利全境由美、英、苏、法四国分区占领。1955年四国同奥地利签订和约，同年10月宣布永久中立，奥地利恢复独立至今。从今天的奥地利来看，由于一直享受着和平安定，她是一个富饶、宁静、美丽的国家。维也纳街上外国旅游者极多，服饰多数都华丽讲究，生活在这里显得轻松而优雅，令人羡慕。

    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人口只有160多万，但它是位于欧洲中心的国际都市，是联合国的三个总部之一，也是重要的国际交通枢纽。它背靠葱郁的卡伦堡山，面临潺潺流淌的多瑙河，风光如画，古迹众多，景色实在迷人。维也纳没有美国纽约那种摩天的高楼大厦，它的建筑物大多都建于欧洲著名的巴洛克文化的黄金时代。这些旧建筑物保护得很好，有欧洲的特色。在街头巷尾、广场、公园，常有一座座青铜的或大理石的雕像闪烁着美的光芒，在各式各样建筑物的顶部，在门墙上，也都可以看到各种精美绝伦的雕塑和雕像。这座精美绝伦的城市，充满音乐艺术和科技人文的气氛，由于绿化好，使它更充满了诱惑力。

    感谢大使馆的安排，我们在维也纳短暂逗留，大使馆派车使我们浏览了这花园般城市的市容，又让我们游览了我们想去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和旅游名胜。

    打开我手边的维也纳市区和郊区图，国家歌剧院和维也纳音乐厅都在地图中央。我们的汽车在城区行驶，经过繁华洁净的街衢，经过国家图书馆、斯特凡大教堂……一路走马观花，来到了作为“音乐之邦”主要象征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国家歌剧院有“世界歌剧中心”的美誉，建于1869年，它是一幢雄伟的建筑，阳光下显得金光灿灿。有带半圆形的双层顶部建筑，有两层楼的底部建筑。大门下边是五个拱形门，二层也有五个拱形门，显得很气派。这里晚间经常有音乐会演出，它的出名并不在于建筑，而在于演出的都是世界一流的乐队和歌剧，而且节目几乎从不雷同。

    出名的维也纳音乐厅矗立在我们面前，它显得古老，却又有最现代化的音乐演奏厅。音乐演奏厅因为金碧辉煌，被称为“金色大厅”。世界一流的交响乐都以应邀在此演出为荣。每到除夕之夜，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总向全世界电视现场转播，成为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文化参赞贾建新告诉我：虎年春节前夜，这里将举行“中国新春民乐演奏会”。这是维也纳音乐厅首次邀请来自亚洲的乐团，也是中国民乐首次走进金色大厅。回国后，今年春节，我在中央电视台的荧屏上果然欣赏到了这台使维也纳听众倾倒的音乐会，不禁遐想联翩，想起了几个月前在金色大厅门前瞻望和参观的情景。

    访奥期间，我还游览了维也纳市立公园。这里有约翰·施特劳斯纪念碑。他演奏小提琴的金色铜像竖立在白色大理石的台阶上，姿态潇洒，背后的大理石拱门上雕刻着小天使、音乐女神的裸像，栩栩如生，背衬着高大的常青树和黄叶树，台阶前盛开着黄色的菊花。在这里，令人仿佛听到圆舞曲的旋律随风飘来。据说，每年夏季这里都要举行施特劳斯圆舞曲的露天音乐会。维也纳的人们得天独厚地能享受到乐坛大师的音乐。可惜我们是秋天才来。

    为了凭吊那些音乐大师的坟墓。我们到了中央名人公墓。我真佩服并且钦羡欧洲一些国家对名人墓地的保护与关注。这种感觉，在捷克访问布拉格时我就有深切的感受了，到维也纳，这种感觉更浓。这个中央名人公墓里，有郁郁葱葱的古树、如茵的草地、可爱的喷泉，整个墓地就是一个设计精美的大公园，每个墓前石碑的雕刻设计形态与内容都不相同，表现了葬在墓中的人物各自的特点与禀性，可以说每个墓都是一件艺术品。有意思的是人们爱到这里来寻找、凭吊、献花的都是那些在人类文化史上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大师的墓，皇位、爵位或金钱、富裕所造成的名人如今墓前却冷落而寂寞。

    在维也纳，那条著名的商业街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这条以18世纪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莱西娅命名的步行街，没有车辆行驶，逛街、购物安全方便。商店的大玻璃橱窗里都摆设着吸引人的华丽商品。这里讲德语，但英语也常可通行无阻。奥地利的先令，一美元合六先令，商店收先令也收美元。物价比捷克和南斯拉夫高，但商品丰富、质量也好。首饰店里珠光宝气，时装店里服饰上乘，旅游纪念品尤其多，外国旅游者都在这里悠闲地逛商店，我也选购了一些纪念品。

    我到维也纳前，在英国的小女儿亮亮曾写信说：“爸爸，您到维也纳一定要去故宫游览，到那里，您一定会想到希茜公主……”维也纳之游，故宫的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皇宫离国会大厦和国家歌剧院都不远。我既在亮亮寄给我她游维也纳的照片上看到过它，也从国际影星罗蜜·施耐特主演的电影《希茜公主》（又译《茜茜公主》）上熟悉过它。它并不高大巍峨，却有富丽堂皇的印象。皇宫前的广场平坦洁净，后花园里树林葱茏、花卉繁多。步行游览故宫时，我不禁想起了1742年开始的奥地利女皇玛丽亚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相继进行改革的事。是他们母子，为奥地利国家奠定了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的基础，在奥地利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想起了1853年与奥地利皇帝弗兰兹·约瑟夫结婚的那位神话般的美艳皇后希茜公主。希茜正式名字是伊丽莎白，她思想开放，感情丰富，热爱自由，会写诗擅长骑马，具有强烈的和平意识与民族感情，在奥匈民族冲突中，她为民族和解做出过贡献，但1898年9月10日，她在瑞士日内瓦被一个无政府主义青年暗杀殒命，当时这事使欧洲震惊。漫步故宫时我不禁想：我脚下踩着的路，也许希茜当年都走过。我看到的宫殿，她当年曾在大厅中随着出神入化的圆舞曲翩翩起舞过。于是，一种怀古的幽情油然而生……

    故宫门前广场上，有十几辆马车停着，每辆马车由两匹骏马拉驶，花几元或十几元美金就可以乘坐，体味一下18世纪的宫廷生活。我看到一个白发的老年外国旅游者由一个导游的年轻美貌的金发姑娘陪伴着坐上了一辆马车，御者挥鞭，马车蹄声“嘚嘚”向西远去……

    维也纳不是以赌场、红灯区、餐饮娱乐、摩天大楼等花花世界吸引游客。这里风光如画，古迹名胜众多，城市绿化得妩媚清新，洁净而无污染，富裕而平静，建筑物和雕像充满情趣，特别重要的是富有高品位的文化气息，充满音乐的浪漫气氛。由此可见，它成为世界名城绝非偶然。

    在缅甸飞来飞去

    ——访缅散记之一

    1993年12月1日晨，中国作家代表团蒋子龙、冰夫、王扶、赵小兰和我五人从北京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起飞时，北京是摄氏零下六度，真正严寒的冬天。两个半小时后抵达昆明，是摄氏十六度，春天一样。午后一点多钟，飞机继续飞行，两小时行程一千三百公里，到达仰光机场时，烈日高照，温度高达摄氏三十二度。一日之内，经历了冬、春、夏三季。

    一

    缅甸文化部副部长吴梭纽、印刷出版事业董事长吴昂乃、著名作家文学宫负责人吴苗丹等一批人都上来迎接。我驻缅大使馆文化参赞林朝宗、一秘韩学文、新华社首席记者张云飞等也来欢迎。新闻记者都纷纷拍照。天热，我们一下飞机感受到的不仅是气候的火热，而且是“胞波”情谊的温暖。这以后，仰光的英文、缅文报纸、电视台就常刊登我们的行踪和报道了。有时参加宴会，正坐着进食时，就看到旁边的电视荧屏上出现了我们来参加宴会的录像，报道的速度是很快的。

    警官骑摩托开道，三辆“皇冠”和主人的轿车形成一支车队，载着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驶向幽静美丽的茵雅湖宾馆。一路上，警察敬礼、绿灯放行。这样的车队在仰光一直保持到我们离开。去到外地时，也是一样摩托或警车、军车开道，车队奔驰，将我们作为贵宾。刚抵茵雅湖宾馆，还来不及洗澡，就得到通知：宣传部部长谬丹将军立刻要热情会见代表团。大家匆匆洗脸更衣，马上乘车去宣传部。穿军装仪表堂堂的谬丹将军和一大批宣传部的负责人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愉快交谈，用缅式茶点招待我们。他强调：我们是亲戚、兄弟关系，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希望我们在缅甸生活得像在家里一样，并表达了中缅双方文化界应多进行交流的愿望。会见后，韩学文一秘马上陪我们到大使馆见梁枫大使。梁大使当年曾是周总理的越南文翻译，他与我们一同喝茶交谈，告诉我们：缅甸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对我们很友好，在这里外交工作比较好做。大使是位仪表很好、和蔼亲切的外交家。以后，在宣传部吴登盛副部长盛宴招待我们时，梁大使也亲自来参加。当晚六时半，吴昂乃董事长在金碧辉煌彩灯闪烁的水上餐厅用中国菜肴宴请我们。厨师是在北京培训过的，鱼翅、明虾等的烹调滋味都很鲜美。在国外吃中国菜，别有一番滋味。

    从这天开始，好客的主人每天都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宴会也陆续不断，使我们确有“走亲戚”、“访好友”的感觉。

    二

    到仰光后，我就在注视着关心的一切。得到的印象是这个七十多万人的大城市非常美丽。西式建筑和缅式建筑及佛塔寺庙蔚为一体，形成仰光独特的风格。空气毫无污染，绿化极好。亚热带的树木枝繁叶茂，高高的椰树果实累累。到处鲜花盛开，市容整洁，街上汽车极多，街道宽阔而且干净，不见有人随地吐痰或乱抛废纸杂物。缅甸人待人接物态度和蔼。在缅甸工作了八年的大使馆一秘韩学文说：“这里社会安定、治安也较好。”他未见过缅甸人在街上大声吵架或打架的。缅甸已经扫除了文盲，人民教养都不错。上公共汽车，年轻男人让老人妇女先上。市面看上去比较繁荣，私营企业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逛盎山市场购物中心，见经商的个体户很多，给我们一种兴旺景象。

    五年前，缅甸仰光发生了一件事：被缅甸人民尊奉为民族救国英雄的昂山将军（早在1947年7月已被刺遇难）的女儿昂山素季要竞选国家首脑。群众上了街，形成了骚乱。于是，产生了缅甸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的组织。“恢复法律”指的是昂山时制定的宪法规定：凡与外国人结婚的人不得担任国家首脑，而昂山素季的丈夫是英国人。“恢复秩序”，指的是保持国家的稳定团结。从那时起，昂山素季始终住在仰光她的宅子里，但不准出来从事政治活动。昂山将军的铜像、塑像、画像和照片今天在缅甸仍随处可见。昂山素季的事件发生后，西方大国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制裁缅甸，诺贝尔和平奖也发给了昂山素季。从那以后，一晃五年了，到缅甸前，我看到过法新社9月7日发自仰光的一条电讯，标题是《缅甸政治气氛趋于宽松》，电文说：“五年后的今天，缅甸的将军们仍未显示出他们放宽控制的任何迹象。但是，此间持乐观态度的人士说，已开始出现发生变化的蛛丝马迹。当政的军人肯定不会返回兵营，军政府在缓慢地实行对外开放。乐观主义者——缅甸的和外国的都有——说，这对缅甸只会有好处。一位长期居住在缅甸的外国人本周早些时候说：‘他们迈出的步子很小，但每一步都是对与世界其他地区发展关系的一种小小的承诺。’……”一位外交官说：“最重大的变化是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成为世界商业和经济社会的一部分。”军政府接管政权后不久便放宽了经济限制，而且已开始收到成效。一位态度比较乐观的观察家承认，毫无迹象表明军政府要放松对权力的控制，但同时又说制定会议至少标志着一种对话的开始。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约有一千八百名政治犯获释。一位外交官说：“目前气氛比较宽松……”访缅归来后，我看到提前出版的日本《经济往来》杂志1994年1月号上有创价大学教授今川漠一写的《亚洲的时代属于谁》一文中说：“近年来，实力不断增强的国家，如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对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另外，亚洲也还存在着虽然经济实力不够，但凭借军事力量和地理特点，对欧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家，如缅甸，对欧美的压制人权的批评毫不理睬……”西方记者的报道和日本教授的论述多少也反映了一点今日缅甸的实际。

    西方大国有的总是爱用“人权”来干涉别国的内政，他们实际上对“人权”却有双重标准。对自己一套，对人家一套；对这个国家是这样，对那个国家是那样。缅甸过去是一个极贫极弱受尽帝国主义欺凌的亚洲国家。它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感竭诚渴望自强自立，各国的事理应由各国自己处理，别国无权也无理由指手画脚横加干涉。中国同别国相处，五项基本原则中有互不干涉内政一条，这自然也是中缅友好相处中根本一条。

    缅甸现在没有提改革开放的口号，但实际是在走改革开放的路，这两年来进展较快。1993年6月，中国、泰国、老挝和缅甸四国，在曼谷召开了开发湄公河流域的会议。我国云南与缅甸的经贸往来关系密切。缅甸盛产红宝石和翡翠，据云前些时候在掸邦又发现了一个大红宝石矿，红宝石是国宝，国家控制出口的。缅甸森林占全国面积百分之五十七，从飞机上下望，森林覆盖面积之大令人惊叹。柚木最出名，盛产稻米，我们在缅甸每天都能吃到质量上好的大米。我们在缅甸遇到不少帮助他们建立烧碱厂、建立电视台的中国技术人员，也遇到一些来缅甸经商的商人，多数是从云南入境的。云南省的瑞丽已被批准为国家级通商口岸、边境对外开放城市，中缅贸易十分兴隆。到曼德拉市时，恢委会主席觉丹将军宴请时说：“现在，日本来这里投资并开展贸易的人很多，中国来的也不少！我们是友好的近邻，希望中国更多的人来合作并做生意。”

    从我们的感觉和见闻来说，这个国家机器的运行很正常，寺庙里香火兴旺，街道上看不到什么军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气氛比较祥和。人说：“泰国有什么风光名胜，缅甸也有，就是没有妓女和人妖。”我们到了不少地方遍览名胜古迹，确有此感。缅甸很注意意识形态问题，报刊书籍及电视没有诲盗诲淫的东西，歌星唱歌，台风较正。卡拉OK也有，有些个体户骑摩托来参加，纷纷把塑料花带及桂冠献给歌星，但举动都相当文明、克制。缅甸是佛教国家，法律并未禁止一夫多妻，但实际生活中一夫一妻制占绝大多数。在缅甸时，我们住过几个都很漂亮的一流宾馆，见到许多来自西方国家的男男女女及日本、印度的游客，也见到许多港台游客和商人。仰光茵雅湖宾馆里每天都有人举行婚礼，贺客盈门。餐厅旁的大厅里，晚餐后常有一位白发的老音乐家弹奏钢琴，叮咚的琴声、神奇的旋律使人心旷神怡。他弹的李斯特、巴赫等的抒情曲，使我陶醉。西方大国“制裁”虽给缅甸人民带来了困难，但缅甸正在前进！在发展！到处可以感到朝气！

    12月3日晨由仰光飞往蒲甘。蒲甘在上缅甸。我们坐的是缅航的小飞机，觉得像搭乘公共汽车一样方便。飞机开来后，载了我们立刻起飞。飞行平稳迅速，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蒲甘。由机上鸟瞰，只见大佛塔成百成千到处林立，真是奇观。缅甸素称“万塔之国”，我们就是为瞻仰佛塔来的。

    三

    蒲甘属曼德拉省。缅甸人说：“牛车轴声响不断，蒲甘佛塔数不完。”全程陪同我们的是缅甸国家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吴温佩和文学宫编辑吴昂拉通以及大使馆一等秘书韩学文。我们就简称前二人为“佩”及“通”，简称韩学文为“韩秘”或“老韩”。“佩”沉默寡言，一路上常在写诗；“通”在荷兰留过学，擅长英语，工作负责。“韩秘”会缅语，熟悉缅甸。有他和“佩”及“通”陪同，游览时方便不少。

    驱车到良吴下榻底律毕萨耶宾馆（吉祥宾馆之意），真想不到建筑在伊洛瓦底江畔的这个宾馆如此美丽。红色、紫色、黄色、白色的鲜花盛开，大树葱葱。在广袤的大花园中，一幢幢不同的红色、白色的，别致的缅式木结构别墅式建筑，间隔矗立，有点像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那种布局。屋里墙壁、屋顶、地板及家具全是柚木的，住在里面舒适极了！“韩秘”陪我们在伊洛瓦底江畔漫步摄影。江边随处都可以捡到树木的化石。江里有船捕鱼。这里的木瓜特别甜美可口。有了木瓜，夜晚我们乘凉吃瓜，非常愉快。

    在缅甸古代，国王本身就是修造佛塔的带头人。公元11世纪，蒲甘王朝的阿奴律陀王修建了瑞喜宫佛塔，江喜陀王修造了阿南陀佛塔……虔诚的佛教徒把修建佛塔作为一生中最大的愿望。有人说：“蒲甘王朝后来衰亡是由于兴建佛塔过多造成财力人力浪费过大所致，也有人说佛塔的兴建并未损害王朝的基业。我无意去考证并争论这种是非。面对这古塔蔚为奇观的历史古城，我却觉得这是今天缅甸人民贡献给世界的精华和瑰宝，是缅甸人民体现他们的统一与坚定信仰的辉煌和骄傲。古代在蒲甘地区实际有佛塔约五千座，所谓佛塔，大的实际等于一座寺庙。可惜1976年一场地震，佛塔倒了二千多座，现在仅存二千几百座了。但随意闭上眼用气一指，手指向处仍总可以看到佛塔。此地天气干燥，雨水少，佛塔大都能保存良好。蒲甘王朝的国王们当时所做的，形成了吸引世界各国旅游者来瞻仰赞叹的奇景。看到蒲甘的古塔群，使我联想起中国的万里长城，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

    下午，参观瑞喜宫塔，实际是寺、庙、塔一体。塔与仰光的大金塔相仿，金碧辉煌。墙上雕塑精美，朝拜者极多。从里到外，铺了红地毯接待我们。我们入境随俗，在大使馆“韩秘”陪同下，献花、进香、捐款、题词都一律照办。缅甸人认为鞋是肮脏之物，不能用鞋玷污圣地。我们下车后都早早在外面脱了鞋袜赤脚进去。当年，周恩来总理到这里也脱鞋袜入庙，塔前有一处周恩来捐款纪念亭，是用周总理的捐款在1961年建作纪念的。有和尚在高声念经，声音洪亮，音调悠扬，像唱诗一样。塔帝有宽阔的长廊，两帝遍布香火店兼带出售精美的与佛家有关的手工艺品。

    接着，又赤脚朝拜了阿南陀塔，阿南陀为佛教高僧，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塔很雄伟，四面都有大佛塑像。塔的建筑采光技术独特，光由窗户进来，使佛身闪闪发亮。站在下面仰观佛像，不同角度看上去佛的容貌表情就有不同的变化，十分奇妙。蒲甘最高的塔是他冰瑜塔，高六十几米，爬上塔顶看日落美景是信徒和旅游者必做的事。上塔顶的通道越来越陡，爬到三分之二处，冰夫、王扶和我都不想再往上爬了。我们被日落前的彩霞及远处的江水吸引。这里可以遍览蒲甘全景，虽未爬到塔顶，已感到满足了。

    第二天，仍是看塔看寺庙，仍是处处用铺红地毯的高规格接待我们。乘车到距宾馆约五十英里的布巴山参观。布巴山是当年火山喷发后形成的。远看山顶佛塔高耸，险峭惊人，到布巴山下，拾级而登，想不到猴子比峨眉山还多，都纷纷来向游人索食，十分有趣。我也买了花生与王扶喂几只带着小猴的母猴，想不到却有一只凶恶的猴子上来抢食，一把抓伤了我的左臂。害得当地陪同我们上山负责保卫我们的“梭”——一个精明强干十分可爱的小伙子，马上动手驱赶猴子，连连用英语问我：“痛不痛？要不要紧？”赤脚上布巴山，我感到艰难。冰夫、王扶也同我一样。子龙、晓蓝等向山顶爬去，我们三人却留下来下山休息在长廊里等候。

    下午，继续参观摩奴诃庙。摩奴诃是孟族的国王，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被下缅甸国王俘来做寺奴，后来死在此地。死后，他弟弟建塔当作神来供，人们也都来敬献香火。摩奴诃的神像巨大威武，对比之下，庙塔显得又窄又挤。据说，这是用来表示摩奴诃遭囚禁做寺奴压抑万分的心态。他的像造型特别硕大健壮，也特别庄严。缅甸是个多民族国家，现在特别注意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的问题，借以增加凝聚力，摩奴诃庙的故事，寓含的教训对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都有其历史意义。

    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佛教是国教。在全国三千五百多万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虔诚的佛教徒。小乘佛教于公元前3世纪传入缅甸南部，最后传入上缅甸蒲甘王朝的都城蒲甘城，公元10世纪，缅王阿奴律陀登基，利用权力解散了阿利教和大乘佛教的组织，定小乘教为国教。从此，小乘佛教在缅甸历代国王推崇下得到广泛传播和很大发展。小乘佛教已深入到诗歌、音乐舞蹈等缅甸人民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了。在参观佛塔和寺庙中，回溯历史，我颇有解悟。1885年英国殖民统治者通过第三次侵缅战争，掳走了缅甸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锡袍王，使缅甸沦为殖民地，在近百年的殖民统治中，英国不仅大肆掠夺缅甸的宝石、柚木、大米等，还从文化上入侵，派来大批传教士在缅甸到处建立基督教堂，使佛教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发展处于低潮。缅甸人的反英抗英斗争在缅甸人民争取独立中，与佛教信仰紧紧联系。缅甸僧侣都积极参加反英斗争和第二次大战中的抗日斗争。缅甸独立后，佛教得到发展，宪法规定国家承认佛教为联邦大多数公民信仰之宗教的特殊地位。缅甸人至今谈起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记忆犹新难忘旧创。由于有这种历史沿革，现代的缅甸社会和各个方面与现代缅甸人的整个生活，处处充满了浓厚的佛教色彩，是有其根由的。佛教信仰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与伦理道德处处相关。我能欣赏到佛教对他们的魅力，也能追寻到佛教在缅甸得到如此崇仰信奉的轨迹。

    12月5日早晨，离开蒲甘赴机场乘飞机到曼德拉市。机上缅甸“空姐”风姿美艳、彬彬有礼，拖鞋赤脚捧盘子送缅甸水果糖给我们吃。飞机仅二十多分钟就开始降落。淡淡的雾气中，见下方佛塔极多，误以为飞机因雾大无法飞行又驶回蒲甘了！待再细看，才知已安抵曼德拉市了！在机场热情迎接的是穿白色上衣红色“笼基”的曼德拉省省长和穿漂亮警服的上校警察局长。

    四

    缅甸共十四个省和邦，曼德拉是一个较大而富庶的省，盛产红宝石。抗战时，中国远征军曾在此与日寇鏖战。四百多年前，缅甸阿瓦王朝建立时，定都于曼德拉，城内有气派堂皇的皇城。这里也是缅甸最后一个贡榜皇朝的故都。19世纪40年代中，英国侵缅军在此将缅甸最后一个国王俘虏，后囚死于印度。我们住在曼德拉宾馆里，宾馆对面就有红色城墙及护城河，里边是原来贡榜王朝的故宫。在曼德拉宾馆住定后，我们立刻去参观故宫。故宫规模宏大，大小建筑百余处，第二次大战中，宫殿被毁，现在政府花十四亿缅币用五年修复，已建了四年，快竣工了！本来宫殿全部是柚木结构，现除大柱用水泥外，其他仍全用柚木，壮观得很。重建故宫，不但是为国家保存了一处辉煌的名胜古迹，而且可供旅游者参观，更重要的是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帝国主义侵略缅甸的这笔旧账，年老的缅甸人记忆犹新，年轻人则从故宫这类“活教材”上，可以了解过去屈辱的历史也从而坚定反对外国干涉内政的决心。

    第二天，乘车到彬乌伦参观。这里很多都是以前留下来的英国式建筑，是当年英占缅甸时总督的避暑地。有风景很好的溶洞、瀑布，又有占地二百四十英亩的植物园。英国总督统治缅甸，选择彬乌伦作避暑胜地，如今虽已早就换了人间，但仍可从房屋、设备想象当年帝国主义分子的奢侈生活。在南棉饭店午餐后，下午，我们在游了溶洞及瀑布后，又到植物园参观。这些地方游客都很多，植物园里各种热带植物和奇花异草很多。广阔如茵的草坪上，有几十个缅甸男女正欢乐得像过节似的敲鼓跳舞。看到我们，就友好地招手。于是，我们情不自禁地加入他们的队伍随着鼓声节拍一同欢跳。一问，才知他们是红宝石矿附近的居民，很富裕，结伴来彬乌伦游玩的。植物园里，有些男女演员正在拍电视剧，一个女演员告诉我：“我到过中国，去过成都！”我告诉她：“我就是成都来的！”她高兴地点头笑了。

    曼德拉省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主席觉丹将军热情会见并宴请我们。这是一位值得一记的将军，他身材魁梧，戴金丝眼镜，穿缅装，常带微笑。他告诉我们：他过去曾读毛泽东主席的军事论文，很喜欢。现在，他想读邓小平的著作。并说，如有这书，他可请人翻译成缅文来读。听了他的话，我很遗憾来时如果带一本“邓选”来送他那该多好！

    12月8日下午五时，由曼德拉机场起飞赴黑河，省长、警察局长又来送行。抵黑河机场时，天已擦黑。黑河属掸邦。掸邦省长等在机场欢迎。坐上军车后，摩托警车及武装战士用军事礼仪护卫开道。军车飞快夜行，走了一小时环山险峻的山路，到达高山上的掸邦首府东枝，住进了十分讲究的东枝宾馆。

    五

    东枝宾馆设备完善，房间布置豪华，管理水平上乘，服务特别周到，一切使人感到方便。到缅甸后，一直生活在夏天似的，来到这里，凉爽些了，又看到宾馆里外有许多火红的圣诞花，才使我顿然想起已快年底，圣诞节快到了！

    掸邦人口四百五十万，与泰国及我国云南交界。东枝是在高山上，气候宜人，这是个好大好大的山城，又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繁荣、洁净的山城，有二百多万人。夜晚灯光晶亮，颇像重庆。白昼远望，英式建筑、缅式建筑连绵不断，遍布山间，佛塔寺庙也很多。我们到的当晚，东枝“恢委会”主席因公外出，副主席、秘书长会见宴请，先请我们听民歌。两位美丽的女民歌手与三位男的乐师坐在台上，其中一位年老的乐师弹弯琴（一种弯的类似七弦琴的乐器），女民歌手唱的是缅甸的古典、古歌及民歌。歌声悲壮凄凉，令人动情，一问才知是缅甸未独立前流行的古歌和二战抗日时为争取胜利所唱的歌曲。歌词虽听不懂，意蕴却很能体会，听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帮助我们理解缅甸人民。

    来东枝，主要是为了游茵莱湖。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是掸邦省东枝县县长吴佩登，陪同我们游湖。从东枝到茵莱湖，车行一个多小时，来到湖边良瑞镇。这是个高山环抱间的“天池”似的大湖泊。十四英里长，七英里多宽，风光旖旎，雨季一般水深三十英尺，最深处究竟有多深还弄不清。湖边有湖人，也称茵莱族人，靠湖为生，美丽的茵莱湖很出名，世界旅游者都爱来游览并研究。

    天气晴朗，阳光强烈。我们坐两头微微翘起的瘦长摩托艇游湖。船高速行驶在风光如画的湖上，蓝天白云，远处青山秀丽，湖面开阔，水天一色，使我想起云南大理苍山洱海的景色。忽然大批白色的形似海鸥的水鸟成群飞来，在我们头顶盘旋，水鸟呱呱鸣叫，要人喂食。去时我们未带鸟食，回来时带了大批鸟食，船驶行时，海鸥飞来，面包屑和玉米花撒上去，就飞着啄食，十分有趣。

    我们终于见到了闻名的茵莱湖“脚划船”了！这里的湖人，皮肤黝黑，划船用脚不用手。他们站立在船尾，一只脚踩在船板上，一只脚悬空绕着木浆熟练地划动，同侧的手握住桨把，手、腰、脚同时用力，木船就破浪前进，不划船的手和脚，可以起平衡作用。茵莱人出门就是湖，所以他们与船形影不离。茵莱人从小就练习用脚划船，为什么用脚不用手划船呢？一些研究者认为：茵莱人一辈子生活在水上，很少走路，为了保持四肢发育平衡才用脚划船的。

    我们又见到了闻名的茵莱湖的“浮岛”了！人都知道田地是在陆上，可谁又想得到此地的田地是浮在水上的呢？这里的湖人住在水上，木楼用粗木桩支撑在水中。他们除了打鱼、捞水草等外，就在水上种植菜蔬。先用芦苇、兰草等做成框架，底部放上水浮莲、杂草等，上面堆积些泥沙。日久天长，杂草泥沙混为一体，腐殖质富于营养，有时能有二三英尺厚，水上田地形成了，他们用粗竹竿、木桩将浮岛固定，上面种植西红柿、辣椒、黄瓜、蘑菇、玉米等，也可种花。浮田可以买卖，要多少切开就是，买的人可将买的浮田像船似的撑回去。正因这样，政府在湖上规定了界限，不许胡乱无限制地扩展浮岛。

    碰到一些西方游客，据说他们就是专为看“脚划船”和“浮岛”这两种世界少有的奇观来游茵莱湖的。

    茵莱湖里盛产鲜鱼，足供东枝居民食用。湖上渔舟点点，湖人在阳光下撒网。远处湖岸上高高的椰树成行成排。湖里有著名的旁道坞水上佛塔。上去后才发现是一处极大的寺庙，渔民都来这里进香，我们赤脚入庙，作为外国贵宾，住持拿来金箔让我们给佛像贴金。金箔每张不过二寸见方，放在佛像上，用手抚平使金箔贴上即可。但只有男子可贴，女人除外，子龙、冰夫和我给佛贴金，王扶、晓蓝无此缘分，只好在下面等候。

    中午在水上餐厅进午餐，远看湖光山色、心情舒畅。吃的是缅餐，滋味与中国菜相仿，一盘米饭，多种荤素菜肴，吃到了茵莱湖上肥美的大鱼。

    12月10日，又乘飞机飞回仰光。飞机不准时，中午就在机场等候，但久等不来，下午才到，傍晚飞抵仰光。我们要在仰光继续停留参观。

    六

    12月11日参观仰光珞伽野生动物园。著名作家、文学宫顾问吴苗丹和著名女作家杜茵茵及貌貌因陪伴参观。吴苗丹多次访问过中国，热心于中缅作家的文化交流。他是一位热情、活跃、友好而且风趣的诗人。杜茵茵七十高龄，50年代访问过中国，并得到过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在中国三个月从南到北到过很多地方，对中国人民怀着深深的感情。貌貌因是文学宫主管百科全书的女编辑，也是作家，我们访问文学宫时受到过她的接待。野生动物园里，有狮、虎、熊、象、鳄等动物。也许是看到了王扶和晓蓝的衣服色彩，孔雀开屏欢迎我们。整个动物园占地一千六百多公顷，很大。我们坐轿车进去，看见了林中的鹿群，看到了狼，更有许多猴子拥上来希望车中的人喂食。从车窗里扔出糖果花生，猴子都来抢食。一只猴王，个儿高大，模样威武，站在一边，矜持而骄傲。他不来与群猴抢食，似要保持领袖的尊严。印象最深的是骑大象。两头巨象为迎接我们，都挂红披绿，由驯象人陪同我们去骑。我们从一个高梯架上登上象背的座椅，绕道走了一圈，过去只在电影里看到印度的王公贵族坐在象背上的情景，如今亲身尝试这种平生第一次的滋味，自然觉得十分有趣。

    参观完毕，在野生动物园有着鳄鱼的清水湖旁的大厅里午餐。餐前，大家谈笑风生，像开同乐会。吴苗丹率先唱了一首缅甸民歌给大家听。杜茵茵拿出一批她50年代在中国拍的照片给大家欣赏。其中有她同周恩来总理等的合影。她说：“在中国的日子是难忘的。”那时照片上的她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如今已是白发老太太了！蒋子龙应邀唱了一支歌。他歌喉响亮，音调优美，大家都热烈鼓掌。杜茵茵招回了回忆，也唱起了当年学会的一支中国民歌，冰夫即席朗诵了毛泽东的词《昆仑》，诗音铮铮，不同凡响。词难译，汪晓蓝却意译得很贴切。尽兴后，大家进餐。子龙幽默，对主人说：“今天在野生动物园吃午饭，很高兴。但既在这里吃饭，如果把狮子、老虎和大象都请来一同吃，那就更好了！”引得主人哈哈大笑，格外欢乐。

    七

    缅甸宣传部副部长吴登盛是位名作家，《仰光报》上常有他写的文章。12月12日晚在人民公园宴请中国作家代表团。他将自己写的书赠送给我们，向我们介绍了很多缅甸作家创作、出书的情况。我们总的印象是缅甸政府十分重视作家。他说：“因为人民都极崇敬作家。”“政府很重视繁荣文学，作家遇上了好时代。”“现在是文学家获奖最多的时代。”他的话，隔了一天，就使我们得到了验证。

    那是12月14日，宣传部邀请我们去国家剧场参加缅甸国家文学奖发奖仪式。台上摆满鲜花，绿色布幔上有一个会徽：一本书闪闪发光。缅甸文学界老中青的代表人物都来了。政府各部首长和军政重要人物也都来了。真是济济一堂，喜气洋洋。我们被安排在前排就坐，每人拿到了一册印刷精美附有获奖作家照片及介绍的印刷品。会开始前，宣传部谬丹部长陪同“恢委会”秘书长一位将军来到，随同来的有一批中将、部长。秘书长是缅甸的二号人物，亲自来参加大会，说明了他对文学艺术及知识分子的重视。他高高的个儿，戴眼镜，穿绿色军装，佩军衔，来时全场起立向他致敬。颁奖仪式由吴苗丹主持，吴温佩协助主持，讲话后，两位美丽的鬈发髻头插鲜花的女工作人员，穿白色薄纱上衣彩色女裙，披着漂亮宽大的纱巾，文雅庄重地用托盘托着奖品，吴苗丹念名单及作品名称后，作家一个个上台领证书及奖金。颁发一、二、三等奖及手稿奖。发奖时，对作家十分亲切，握手时，总要微笑着同作家说些什么。

    国家文学奖每年颁发一次。一等奖奖金五万缅币（官价一美元折合六元缅币，但黑市浮动在百元上下）。手稿奖指的是未出版的手稿被评定有价值的，可得奖金二三万元，作者有此奖金可将手稿出版成书。获奖作家中有老作家老翻译家缪汉丁，他译过《红楼梦》；也有少数民族作家、儿童文学作家、短篇小说作家、诗人等，约共二十多人。最令人激动的是：有一位作家已经去世，奖金及证书由他儿子上台领取；另一位作家也已病故，奖金及证书由他夫人代领。

    缅甸领导人重视繁荣文学的意愿与重视作家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十分难忘的记忆。

    八

    过去印象中的中缅“胞波”情谊，来自纸面上的阅读。这次访缅，才有了感情上的认识。高规格的待遇姑且不说，宣传部长谬丹将军和副部长吴登盛及印刷出版事业董事长吴昂乃等的坦诚会见与隆重接待，曼德拉省“恢委会”主席觉丹将军等的推心置腹的谈心，都使我们感到在缅甸就像生活在亲戚家里。我们与文学宫顾问吴苗丹的相处十分融洽。吴登盛与吴苗丹多次表达愿与中国文艺界及编辑出版方面加强互访并合作出书的愿望。吴登盛告诉我们：他到中国访问回来写了许多文章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程陪同我们的诗人吴温佩与编辑吴昂拉通与我们亲如挚友。“佩”和“通”一直照应我们的生活，“通”总是清晨起忙到夜晚，吃饭时总将好的菜往我盘子里放。他对中国颇向往，但未来过，我真希望将来能在成都接待他和“佩”。我们在缅甸的游览告一段落，主人特地让我们去看中国援建的比南京长江大桥还长的丁茵大桥，也去看中国援建的雄伟的国家体育馆，同时欣赏缅甸运动员的精彩表演。在参加吴登盛的宴会时，宣传部下属各部门的负责人及许多作家、记者、文艺界知名人士都出席了。刚访问云南归来的名作家吴苗杜坐在我身边。他和我谈起话来，告诉我1958年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时，中国作协主席茅盾邀请一些亚非作家访问中国，其中包括三位缅甸作家，他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到了中国，1958年11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了他们。他取出大小两张照片给我看，大照片是周总理、茅盾、巴金等与全体访华亚非作家的合影，小照片是总理与三位缅甸作家的合影，其中都有他。他将照片递到我手上，说：“中缅友好万岁！这送您作为纪念！”使我十分感动。

    宣传部长谬丹将军，穿军装时仪表堂堂，穿缅装时温文尔雅，待人谦虚和蔼，有儒将风范。在盛大的告别宴上，他热情洋溢地念了陈毅元帅的诗：“共饮一江水，彼此情无限……”并说：“缅甸有句俗话：‘家盛贵客来’！你们是贵客，来了可以看到我们缅甸现在的发展进步。我们去访问中国，也感到你们的兴旺发达！中缅友好万岁！让我们子孙万代友好，共同开辟金银大道！……”友好和尊重是互相对等的。我们在缅甸深深体会到缅甸人民的友好，也深深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光荣与自豪。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繁荣稳定，在国外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去到异国，这点感受更加鲜明深刻！

    缅甸半月，就这样过去了。说来有趣，我们出发赴缅甸时，住北京御园宾馆，登机前，一位作家恶作剧地开了个玩笑，说：“希望你们不要遇到空难！”前段时间，世界空难不少，我们并不迷信，但飞机实在坐得太多了，不仅从北京到昆明去仰光，在缅甸时又总是飞来飞去，总航程超过一万公里以上，于是坐飞机时，总不免想到“空难”，当然，空难实在是极少的，中航、缅航又惠我以安全。访缅归来，这就成为笑谈了！

    缅甸的敬老之风

    ——访缅散记之二

    在缅十五天，我对紧张的日程安排完全能适应。离北京时是零下摄氏六度，到仰光时是摄氏三十二度，一冷一热相差极大。在缅时每天主人盛宴招待，缅餐很油腻；进寺庙要赤足，阴深处脚冰冷，日晒处烫脚；高级宾馆只供应冰水不供应热水……这些我都不在乎，尽管同团的朋友们很照顾我，我自己也争气，一直健康，小的病痛也没有。于是，同行者问我：“你养生有何秘诀？为什么竟这么年轻？”我不禁笑了，这问题可答不好。

    去缅甸前，我看了些关于缅甸的资料，知道缅甸人很敬老，还有个敬老节。缅甸的敬老节是传统节日之一，每年缅历七月（公历十月）月圆日以后，缅甸人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敬老活动，叩拜长者，敬献礼物，聆听长者的教诲。缅甸人认为凡是敬老赡养老人的人可以长寿、身心健康、长得俊美、力大无穷，所以缅甸人说：“敬老是每一个想长寿人的习惯。”缅甸人敬老，使我在将届七十岁去到佛国时，怀着一种宽松无虑的心态。

    到缅甸后，我很注意老人。在仰光豪华的茵雅湖宾馆每天都看到有人热热闹闹地结婚，结婚时，双方的家长和年长的来宾都受尊敬，被让坐在酒席上首，被让着走在前边。在仰光，大使馆文化参赞林朝宗有一晚开轿车陪我们浏览市区夜景，看唐人街。唐人街上皆是华侨，许多老年华侨夜晚都在街边茶馆里乘凉喝茶，欢乐谈天，悠扬自得。那状况同昔日四川、云南的茶园相仿。在曼德拉游避暑地彬乌伦到植物园时见到一大群农民在草坪上欢乐地载歌载舞，其中许多白发老年人，见到我们，热情招呼，我们也进去同他们一起跳起舞来，他们是红宝石矿附近的农民，来旅游的。年轻男女陪着许多老人来歌舞，老人都很开心。

    全程陪同我们游览的缅甸朋友吴昂拉通，三十八岁，是位编辑，在荷兰留过学，因为我年岁大，一路对我很照顾，每晨见到我总含笑先说早安然后问我睡得好不好。吃饭时坐他身旁，总要把好菜和新鲜蔬菜敬我，一次又一次。全程陪同的诗人、缅甸国家文学奖获得者吴温佩陪我们到曼德拉后，因老母生病，匆匆赶去侍奉，老母病不要紧了，又匆匆赶回继续陪我们游览……这些，都使我得到一个印象，缅甸人确有敬老之风。

    缅甸著名诗人吴妙丹退休后是文学宫顾问，仍在主持文学宫的出版工作和国家文学奖评奖工作，他三次访华，对中国人民感情深厚。我们在仰光，他一直接待我们，思想活跃，谈话风趣，看上去只像五十岁左右的人。有一天，缅甸著名女作家杜茵茵陪我们参观珞伽野生动物园。她七十高龄了，是位很受尊重的老作家。50年代，曾访华从南至北游历过三个月，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她将珍藏着的与周总理的合影等拿给我们看，那时好年轻漂亮。午餐前，大家谈得高兴，她动了感情，唱起了当年在中国学会的民歌，沉浸在回忆中了，似又恢复了青春，面对头发花白的她，却使人觉得她一点不老。又有一天，在宣传部副部长吴登盛的宴会上，我遇到了老作家、老记者吴苗杜。他1958年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时曾应当时中国作协主席茅盾邀请来中国访问，他看中了我的“老”，对我非常亲切，特地将他在中国与周恩来总理的两张合影送我留念。我问：“是给我们代表团的？”他说：“不！是送给您的！”他珍视中缅人民友谊的感情令人难忘。他告诉我，他刚访云南归来，在云南度过了愉快的日子。他是老作家老记者了，仍在报社工作，精神状态也朝气蓬勃。回国前，我们被邀参加缅甸国家奖颁奖大会。亲眼见到许多老作家老文艺工作者出席大会，有些有贡献的老作家都获奖并受到尊重。著名老作家少丹妙该是七十岁以上了，他曾译过《战争与和平》，介绍过《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到缅甸，又译过《红楼梦》。

    老人在缅甸受到尊重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在曼德拉参观一所中国寺庙天道宫时，在那里看到了附设养老院里的一些白发苍苍满面皱纹的华侨老人，籍贯有四川、河南、山东……虽见他们穿得也整洁干净，但我的心情仍不觉恻然。华侨在曼德拉省号称七十万，富翁不少，穷人自然也不少。这些年迈丧失劳动力晚年孤孑的华人流落异国他乡，虽因华侨间的互助，有天道宫这样的地方栖息，但看到他们年华迟暮流离失所来慈善机构求温饱，总令人不免想到在异域谋生之艰难。于是，我深深感到生活在自己国土上的那种难以言表的幸福。

    缅甸的出版业

    ——访缅散记之三

    1993年12月1至15日，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访问了缅甸。我们与缅甸编辑出版界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并应邀参观了享有盛誉的文学宫。

    文学宫设在仰光市的一幢大建筑物内。文学宫中有一个国家出版社、一个大型图书馆和阅览室及一个书店门市部。接待我们的文学宫负责人吴苗丹先生，是缅甸著名的作家兼出版家，虽已年届六十岁，仍在主持着文学宫的工作。他介绍说，文学宫的主要任务是出版书籍。每年除课本、练习册等外，共出书五十多种，另外还有四本杂志、一本儿童画报，每年还出一本年鉴和挂历。编辑人员仅十余名。吴苗丹先生说：我们除出书任务外，还兼顾文学发展工作，每年兼管全国文学协会颁发国家文学奖的评定任务，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等，还设“手稿奖”。

    听说设有“手稿奖”，我们感到新鲜，一问才知这是奖励并发现新作者和新作品的一个好办法。质量高的手稿，出书有困难，可以送评手稿奖。评上了手稿奖，作者不仅冒了尖，而且得到的奖金可以用来资助出书。

    文学宫的负责人又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读书俱乐部”。俱乐部会员2万人，这些人都是他们出版书籍的推销对象，所以文学宫出版的每本书的印数一般都能发行到2万册，基本上不用贴钱。读书会员遍布全国，每个会员每年一次性缴一定数量的会费（20缅元），俱乐部会经常给会员及时寄书，一年中会员收到书的书价比自己缴的会费要多得多，所以会员也乐于缴会费。

    谈到文学宫出版利润问题，吴先生等介绍说，因为出版教材和教辅、练习册等有赢利，加上儿童画报每年收入的120万缅元，再加上其他书发行量也不少，所以不必考虑赔本问题，当然也不存在买卖书号的问题。我们还就如下问题进行了交谈：

    问：“出书的方针是什么？”

    答：“主要是出爱国主义的、有利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书籍。”

    问：“有没有书卖不出去的问题？”

    答：“有！卖不出去就到旧书店减价出售。”

    问：“私营出版社有吗？情况如何？”

    答：“私营出版社很多。除我们外，国内各地绝大多数都是大大小小的私营出版社，国家不去包办代替他们的工作。私营出版社出的书也在文学奖评奖范围内。”

    问：“他们出坏书吗？”

    答：“坏书是不能出的，出了坏书出版社就办不下去，这是国家可以管理的。”

    问：“如何管理私营出版社？谁来管？”

    答：“国内事务部下面有个办公室，管私营出版业。有些重要的、特殊的稿件须送审，绝大部分稿子都不用送审。”最后，吴苗丹说：“我们希望能同中国有关方面进行交流并合作出书，主要是为了友谊。如果可以，希望同我们联系。”

    缅甸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吴登盛也是著名作家，他主管缅甸出版印刷事业。他向我们介绍说：“缅甸宣传部掌握3亿缅元，一个作家如果有好作品但出书困难，要赔钱，宣传部就予以资助。”他还谈到每年国家都颁发文学奖，每年也发新闻奖、爱国文学奖、文学竞赛奖及其他各种书籍的奖。谈起奖金，他说：“有位做烟叶生意的大商人，捐了800万缅元，存在银行里，每年有80万利息，可以用来支付奖金。国家文学奖一等奖奖金5万缅元；文学手稿奖奖金在2—3万缅元。”谈到稿酬，他说：“国家出版社分两次付稿酬，出版前先付大部分，出版后付其余的。私人出版社的稿酬高些。”“缅甸有个传统，人民都尊敬作家。”

    他又谈到缅甸图书业的另一个情况：许多地方连小镇中都有很多出租书籍的小店。老百姓不买书的，花三五元租金也可租书看。租书书店全国约有一万户。著名作家的作品不管多么贵，出租书店都去买下来出租。吴登盛副部长也向我们提出：“欢迎能同中国有关方面继续进行交流并合作出书。比如他们出我们五本书，我们出他们五本书。”

    1993年12月14日上午，我们应邀到雄伟的国家剧场参加隆重盛大的国家文学奖发奖仪式。缅甸国家领导人由宣传部谬丹部长陪同出席，政府各部部长，还有一批将军均出席了发奖仪式。获奖者得到证书及奖金，领导人与获奖作家亲切握手交谈、合影，并在会后像过节似的一同吃面条，喜气洋洋地庆祝颁奖。

    缅甸国家领导人和宣传部重视繁荣文学、出版事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无神论者游佛国

    ——访缅散记之四

    出访缅甸归来，友人问：“此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说：“是缅甸的那许多巍峨、辉煌的寺庙、佛塔和一尊尊佛像。”

    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佛教是国教。全国3500多万人口中，80%以上的人是虔诚的佛教徒。小乘佛教于公元前3世纪传入缅甸，在缅甸历代国王推崇下得到广泛传播。1885年英国侵略者通过战争，使缅甸沦为殖民地。在近百年的殖民统治中，侵略大肆掠夺缅甸的宝石、柚木、大米等物资，还到处推广基督教。但缅甸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爱国的佛教僧侣都积极参加，基督教推广不开。二次大战后，缅甸独立，佛教遂得到进一步发展。现代的缅甸社会和各个方面，与现代缅甸人的整个生活，处处充满了浓厚的佛教色彩。我发现，缅甸人的佛教信仰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与伦理道德处处相关。我告诉友人：“我能欣赏到佛教对缅甸人的魅力，也能追寻到佛教在缅甸得到如此崇奉信仰的轨迹。”

    我们在缅甸的参观访问，主要项目是参观寺庙、佛塔，主人领着我们拜佛。友人问：“你不是无神论者吗？”我笑了，说：“是的，可是无神论者不应该孤陋寡闻，更不应该不尊重‘胞波’的宗教信仰。到了佛国，应该入境随俗，尊重友好邻邦的习俗。我不信佛，但我认为释迦牟尼及缅甸人尊崇的许多菩萨都是伟大的人物，佛教文化是灿烂的，佛寺佛塔是光辉的艺术，我此行得到不少收获。”

    于是，我摆了下面这些龙门阵给他听……

    一、“赤脚大仙”

    去年12月启程飞缅甸前，北京是零下6℃，冷得刺骨，但听说缅甸虽是“凉季”依然很热，拖鞋不可少，我就想在北京购买一双拖鞋。谁知跑遍王府井只有绒拖鞋、棉拖鞋，没有塑料凉拖鞋。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贩才高价购了一双。到仰光后，温度一般是32℃左右，发现街上的缅甸人不分男女穿拖鞋的占多数，这就感到带来一双拖鞋十分必要了。只是开始我与同伴们还不习惯这样做，依旧穿着皮鞋外出。

    谁知在仰光开始参观朝拜寺庙佛塔时，才知：必须赤脚进庙，连袜子都得脱光。这下，就感到穿皮鞋太不方便：袜子要穿要脱，要系带子，比起穿拖鞋麻烦得多。于是后来离仰光去曼德拉和蒲甘、东枝等地参观时，也学了乖，干脆赤脚穿拖鞋上汽车。到寺庙外，就将拖鞋留在外边，一个个成了“赤脚大仙”，光着脚板进庙，出来趿上拖鞋就走。鞋子脱在外边，绝对不会遗失，我们拍了些照片留念。只要在寺庙中、佛塔前拍的，上身是西装领带，下边却全是赤脚，极不协调，却十分有趣。

    缅方以贵宾相待，许多寺庙特为我们铺了红地毡，但在外边就赤脚，又四处去瞻仰，路上常有碎石棘刺硌脚，日晒处烫脚，阴凉有水处冰冷沁人，赤脚有时也很艰难。缅甸人认为鞋是最脏的物品，他们通常把那些最卑鄙下贱的人比喻为“挨鞋打之物”。据说谁如被人用鞋打了，就是奇耻大辱。寺庙佛塔是神圣之地，自然不能让鞋玷污。听说，当初英国殖民者侵占缅甸时，曾将有的寺庙作为兵营，英军官兵全副武装穿着大皮鞋耀武扬威进进出出，引起缅甸爱国僧侣及人民的英勇反抗，英国侵略军终于退出寺庙。

    我国驻缅大使馆一等秘书韩学文告诉我：“周恩来总理以前访缅时，入寺庙也是立刻光着脚的，这是尊重缅甸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宗教信仰！”在缅甸自始至终，我都是自觉遵守脱鞋之后入寺庙这一条的。而且，每每脱鞋赤脚入寺庙，就会想到周总理。

    二、借花献佛

    在仰光，缅甸人在夜间9时前，都爱来拜著名的大金塔。

    那一夜，驻缅大使馆文化参赞林朝宗亲自开了轿车带我们到著名的大金塔去看夜景。大金塔下据说埋着佛祖释迦牟尼的8根头发。塔高112米，基座周长400多米，主塔周围有60几座小塔，塔耗纯金数吨，塔顶镶有数千颗钻石、数百颗红宝石、数百颗蓝宝石，还有大块的翡翠，豪华琳琅，光彩夺目，令人叹为观止。夜间，塔附近远处在四面装配有水银探照灯，强烈的灯光将塔映射得金光灿烂。置身其中如入仙境，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在进大金塔前，看到一些美丽的赤脚缅甸姑娘手捧茉莉花串、菊花、玫瑰、曼陀罗花等迎着拜塔人叫卖，让人捧着鲜花敬献给佛塔。一个披着长发的大眼睛姑娘笑着上来兜售鲜花。她的花并不贵，可是我们身边没有缅币，无法购买，又不通缅语，只能摇头做手势表示不要。谁知美丽的卖花姑娘却将几束雪白芬芳的茉莉花往我们手上一递，做了一个赠送的手势，转身就跑了。委实出乎我们意外。卖花姑娘广结善缘为佛送花，她的纯朴与友善、虔诚，使我们感动而且不安。

    其实，并不奇怪，老林后来指着大金塔旁斜廊中的一些花铺告诉我们：“来拜塔的人如果穷，买不起花，可以向卖花的人借了花去献给佛的！”这对我倒是觉得新鲜。成语中有“借花献佛”，那出自《过现因果经》：“瞿夷寄二花于善慧仙人以献佛。”以后元杂剧中遂有“借花献佛”语。现在，来到缅甸亲自有了这点经历，我不禁想：“借花献佛”这句成语看来是发源于这种佛国的淳朴习俗的呢！

    我后来将那串芬芳的茉莉花轻轻放在大金塔下了！

    三、敲钟还愿

    仰光大金塔旁，有一口巨大的铜钟，大小和形式类似我国苏州寒山寺的那只古钟。人们说这是一口“不跟帝国主义走的铜钟”。传说当年外国侵略者占领缅甸时曾要将这铜钟劫走，但当他们将铜钟迁到木筏上时，铜钟竟从木筏上自己滑入江中不见踪迹了！后来，缅甸人民独立后将它捞起又安放在原处供人瞻仰，这口铜钟成为缅甸人民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象征。看到这口钟，使我立刻想起了苏州寒山寺的那口铜钟。那口明朝嘉靖年间铸造的大钟是被日本侵略者劫去了，所以康有为题寒山寺诗曾有“钟声已渡云海东，冷尽寒山古寺枫”之句。到日本明治年间，有位从寒山寺归国的日本和尚，为寻这口钟遍访日本各地未能觅到。于是他化缘铸钟，一式铸了两口，一口留在日本，另一口送回寒山寺……缅甸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都有受侵略欺凌的历史，在这点上，感情很容易融合一致。所以，见到这口铜钟，听到这个传说，我心里不无激动。

    好客的主人将我们作为贵宾，请我们敲钟还愿，说：“请每人敲钟三下，敲一下可以表达自己一个心愿。”

    苏州的寒山寺钟并不轻易让人敲。日本旅游者每年除夕专为听寒山寺的钟声来到苏州寒山寺守夜敲钟。我多年前为写《战争和人》长篇小说也到苏州寒山寺敲过那口大钟。现在，在缅甸有此敲钟机会焉能放弃。于是，我高高兴兴地用力敲钟，默默表达了三个心愿：一愿我的祖国改革开放成功，人民康乐，国家富强；二愿我的家人和好友健康、幸福、快乐；三愿我们这次出国访问完成任务平安回去。这第三个愿望要解释一下：那个阶段，空难事件特多，我们临上飞机前，有位女作家开玩笑说：“希望你们不要遇到空难！”到缅甸后，又常坐小飞机飞来飞去，因此，平安无事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这才产生了我的第三愿望。

    我从来不信靠许愿就会实现愿望。但我希望这些愿望都能实现。那是因为这三个愿望表达了我对中国的热爱，我对家人和好友的忠诚，我对出国任务的重视。

    我愿意采取任何形式表达这样的心愿！

    四、佛像贴金

    听说缅甸人崇拜榕树是与佛教传入缅甸同时开始的。据佛经上讲，和榕树同科的菩提树是和佛祖释迦牟尼一起出生的，同时又是释迦牟尼悟道的地方，他们就视榕树为神圣。缅甸有一句俗话说：“心诚的人施舍榕树籽一样小的东西，可以得到像榕树那样大的报答；心不诚的人即使施舍榕树一样大的东西，也只能得到榕树籽那样小的功德。”

    在缅甸时，见到大榕树上常插有虔诚的佛教徒们敬献的鲜花和金伞及红布条，有的大榕树的树干上挂着小佛龛，佛龛里供着佛像。有时，会见到有人在大榕树下诵经打坐。

    对神圣的大榕树如此，对佛自然更加虔诚。方式之一，就是为佛像贴金。

    过去写文章和讲话时，常会用到“贴金”这个词儿。“你这是给我贴金！”“他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如此等等，但却从未多想“贴金”这个词儿的来源及本来含义，也未想到过“贴金”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贴法？金贴多了会怎么样？

    到缅甸后，曾两次有机会给佛贴金。给佛贴金，并非人人可贴，一般是施主作了较大数量的捐赠后才由值班僧侣根据情况决定金箔的数量，提供贴金的机会。我们感到这是给贵宾的殊荣，都以尊重宗教信仰的态度，恭敬地从命。

    第一次是在曼德拉市参观有2500年历史的有摩柯牟尼佛像的大寺庙时，寺庙住持请我们给佛像贴金。但只准男子上去贴金箔，女子无此缘分。摩柯牟尼佛像巨大非凡，英武庄重，金光闪闪。陪同我们的驻缅大使馆一等秘书韩学文熟悉缅文及缅甸习俗。我们就照他的样子做。金子捶成的金箔极薄，都用黄裱纸夹着，每张不过2寸见方，一叠叠由缅甸僧侣送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一张张地将金箔放在佛像身上，隔着黄裱纸用手使劲抚贴，金箔就贴在佛像上了，黄裱纸则由僧人收回。第二次是在掸邦东枝的茵莱湖中。茵莱湖是驰名世界的风景名胜地，有个旁道坞水上寺庙，规模宏大，建筑华丽。寺中央供有四尊约莫半人多高的金佛塑像，我们踩着红地毡上去贴金。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次当然熟练了。但发现这四尊金佛塑像，由于来贴金的人太多，佛像本来不高大，日积月累地贴金，佛像已被金箔贴得臃肿饱满看不出本来面目了！我不禁想：“恰当的贴金可使佛像金光闪闪，分外华丽尊严；不恰当的，没头没脑地过多地贴金，却使佛像变形，佛恐怕也是不喜欢的吧？佛犹如此，何况于人！？”

    这次，我仅恭敬地给佛像的身上贴了一张金箔。

    五、古都“塔林”

    缅甸历来有“万塔之国”之称。典型的“塔的森林”在上缅甸的蒲甘。我们是坐小飞机从仰光到蒲甘专诚去看佛塔的。

    俗话说：“牛车轴声响不断，蒲甘佛塔数不完。”又说：“到了蒲甘，闭眼随便用手一指，手指到的地方总有佛塔。”蒲甘的佛塔，大的就像一座大寺庙，小的则像我国小县附近小山上常有的那种“镇山宝塔”。公元11世纪，蒲甘王朝建立后，阿奴律陀王、江喜陀王、阿隆悉都王等个个都是修造佛塔的的带头人。他们和所有虔诚的佛教徒把修建佛塔作为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和事业来干。佛塔就是佛的化身，拜佛塔就是拜佛。古代在蒲甘实际有佛塔5000座光景。此地天气干燥雨水少，佛塔大都保存完好，可惜1976年一场地震，佛塔倒塌了近一半，现在仅存2000多座了！

    有人把蒲甘王朝后来的败落归咎于兴建佛塔太多，劳民伤财，而且占用了大量良田，荒芜了大量土地；也有人认为佛塔的兴建并未损害王朝的基业。不知怎的，看到了蒲甘古都的“塔林”，我立刻想到了中国的万里长城，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对缅甸历史，我缺乏深入研究，面对蒲甘佛塔，那灿烂多姿的佛教文化，我觉得这历史古城遗留下来的佛塔之林，今天是缅甸人民贡献给世界旅游者的精华和瑰宝，也是缅甸人民体现他们的统一与坚定信仰的辉煌和骄傲。缅甸今天的佛教仍然发达，缅甸这些年又实施开放，引进外资，积极从事建设，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值得游人高兴。

    我在访缅后，为此思索过……

    〔书评序跋〕

    关于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

    萧乾先生是我尊敬的教师，40年代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时，借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梦之谷》。人事沧桑，一晃几十年，1983年我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分管文艺，当时社里出版《萧乾选集》四卷本，为了解全面情况，我特地将已发排了的第一、二卷校样调来过目。第一卷是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于是，又重新再读了《梦之谷》。现在回想：第一次读时，是纯粹抱着仰慕和学习态度读的；第二次，是以编辑身份抱着审阅态度读的。如今，我第三次细读《梦之谷》，则是抱着赏析态度读的，当然也还是学习。

    萧老的散文、特写、译作、文论，名震遐迩，评论推崇者较多，相比之下，小说显得冷落。尤其是他唯一的一部优秀长篇——《梦之谷》，似乎更未受到过应有的重视。我一直认为小说应该是文学的主力。正因如此，回顾三次阅读《梦之谷》，加上对萧先生的一些了解，现在应华艺出版社出版《萧乾研究专集》编者之邀，觉得实事求是地写一篇不算评论的评论还是可以而且应当的。

    一

    萧乾先生创作小说的数量不算太多，创作的时间不算很长，但他重视小说创作。他自己说：“在我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写小说仅仅占去五年（1933—1938）时间。那以后，我曾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小说艺术……但我自己却没再写小说。”（《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1]

    他一直倾心于小说，倾心于写长篇，无论在写《梦之谷》之前抑或之后，始终念念不忘创作长篇。他说过：“1931年，当我流浪在福州时，我便开始计划写一个长篇。抗战期间，什么全丢了，单单一匣卡片，一匣亡母的遗发，由沿海带到西南，又带出了国，如今还放在我身边。为什么写不出呢？外在的原因是抗战，由1937年[2]，我便算放弃了文艺创作。另外，是因为自己对这管秃笔不满意，对社会认识也还嫌不透彻，多少个人的小小恩怨成分得涤去，才能写出我应写的一个东西：对基督教会在中国的评价。”（《创作四试》前记），1947年7月，（《萧乾选集》第四卷）“三十年代我在写过一些篇之后，确曾计划过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它并不是《梦之谷》。为了那个长篇，我曾积累了两铁盒卡片，并曾带着它们转过大半个地球。1966年8月23日，它们同我的其他文稿一道消失了。此生大概也无力再去写它。”（《梦之谷》序言，1980年12月，《萧乾选集》第一卷）“记得当我给开明书店《十年》写了《鹏程》（1936年6月——作者注）之后，巴金曾鼓励我抓住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这个我既熟悉又多少有点战斗性的题材，写个长篇。”（《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那么，萧乾提到的计划要写的长篇，可能就是一个有关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对基督教会在中国的评价的题材了。萧乾后来也说过：“1956年春，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计划：去开滦三年，准备写那个煤矿的工人在二十年代进行的反英斗争，但我并没能去成。”（《未带地图的旅人》）由此可见，至少有两个长篇都曾孕育而未诞生。

    萧乾是重视小说的。他说过：“1933年，我还未正式加入一家报馆工作时，我便在一篇《我与文学》里写下了自己的愿望。那愿望很简单，便是我的最终鹄的是写小说。”（《〈人生采访〉前记》）“虽然从1938年我就没再摸过这行，关于小说写作，我是一直没停止过学习。我七年海外的时间，也多放在小说的研究上。……我的野心依然是在小说写作上，这是十多年前定下的志向。在这方面，最早鼓励指导我的是杨今甫师，各沈从文、林徽因、巴金、靳以四位。”（《创作四试》前记）

    巴金和靳以是注意到萧乾作为一位小说家的不凡才华的。萧乾回忆：1937年春，《文丛》创刊，编者靳以一定要萧乾写个长的东西。于是萧乾就写了《梦之谷》中的序曲。本来是拿给巴金、靳以看看，打算写完后再考虑发表。可是靳以马上就把它登了出来。结果，骑虎难下，只好写一章发一章。写到中途，七七事变发生，接着发生“八一三”，萧乾流亡到了内地。但当时在上海“孤岛”坚持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还是把它列入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辑和《现代长篇小说丛书》，并且写信督促不可半途而废，所以小说终于完成。萧乾说：“如果没有这位老友的热情鞭策，这部小说是注定要流产的。”（《梦之谷》序言，《萧乾选集》第一卷）

    说这些的目的，我是想表述一个意思，就是萧乾虽只写了一部长篇，但《梦之谷》显然是极有造诣引起内行关注的作品，也是萧乾自己非常喜爱的作品。萧乾无论在国内和国外，多次谈到过自己这部作品。尽管他总是很谦虚，但喜爱之情是表达得很清楚的。

    萧乾属于从30年代就开始把新文学运动不断向前推进的一代人中之一。他一生爱国，是个民族感情特别强烈的人，一生寻觅着真、美、善，是个对人生和文学执着进行思考献身于文学的学者型作家，但却曾不被理解，遭到过莫须有的错误对待。包括他的作品，例如长篇《梦之谷》就未曾在国内出版的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或得到一段应有的评价。《梦之谷》也许不应算是萧乾最主要的作品，但它却表现了萧乾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才华。我在再三阅读《梦之谷》之后，对此总是不胜遗憾。

    我想，他如果有创作长篇的条件，凭他的才华和努力，那么，今天献给读者的绝不会仅仅是一部《梦之谷》，他必然会有独特、真诚、审美价值极高的其他长篇进入中国的文学宝库。所以，不禁使人感慨地想到：一个作家走的道路，与他的遭遇密不可分。以他的才华、生活积累、学识与爱好，萧乾作为一个小说家，在长篇小说上的成就本会大大高于今天的。这应当视作是中国文坛一个很大的损失。

    二

    萧乾先生自己对《梦之谷》说过这样一些点题的话：“《梦之谷》写的是一场失败了的初恋。……但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我并不仅仅为一场被摧残了的恋情唱挽歌，我是想控诉在那个社会里，穷人连恋爱的权利也没有，而毁灭这对青年的姻缘的，是一个有‘党部’做靠山的地痞，他凭财势强横地霸占了一个孤女。……这部小说如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就在于我是先在感情生活的初次尝试中经历了一场惨败——也即是说，小说的情节基本上是我个人的经历；过了六年，我才动笔去写它。……但自信还是出于一点真实的感受。”（《梦之谷》序言）“然而这篇东西确实浸着我个人深切的感情。既可作为小说，也可以作为我个人那段生活的记录来读。”（《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

    萧乾是一个热爱人生的人。创作小说，总是“挑自己生活中感受最深的写”（《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他在《梦之谷》中的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感情，也挖掘了人物内心的感情，在艺术表现和人物描写上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他自己喜爱这部长篇，我觉得原因首先在此。

    这个初恋故事，发生于1928年冬天，他十八九岁的时候[3]。当时他在北京崇实中学上高中，以闹学潮的罪名给赶了出来，“接着传来一个险恶的消息，说我上了市党部的黑名单，一个高个子的潮州籍华侨同学跑来悄悄地问我：敢跟他去广东吗？……我终于在汕头落了脚，在美丽的角石——面对大海的半山坡上一家学堂里，找到一个凭喉咙唤饭吃的职业。……而且就在那里，我第一次尝到恋爱的滋味——或者不如说苦味，懂得了在现实生活里，两人相爱并不就能成为眷属。她也真挚地爱上了我，但是一只大手硬是把她攫了去。那只大手是江电船的老板，长途汽车公司的大股东，她教书的那家小学的校董——更重要的是，他是‘市党部’的什么委员。是初恋，也是脆弱心灵上一次沉重的打击。”（《未带地图的旅人》）

    《梦之谷》的故事并不复杂，就大致这么简单。但艺术中的真实，自然并非全盘照写生活中的真实，小说必须带有虚构成分。作品层次繁多，起伏逼真，增加了作品的张力，给读者从人物到故事都留下鲜明的印象。萧乾自己说过：“《梦之谷》写的是一场失败了的初恋，最早启发我写它的有屠格涅夫的《初恋》——也是一场破灭了的梦，和拉马丁的《格莱齐拉》，我爱书中的海景和那天真活泼的女孩。”（《梦之谷》序言）

    拉马丁是诗人，认为诗是感情充溢时的自然流露，他的作品给人以轻灵、飘逸、朦胧的感觉，着重抒发内心的感受，有时只不过是心灵的叹息，《格莱齐拉》也有这些特点。

    屠格涅夫擅长塑造少女形象。1860年写的中篇《初恋》，1915年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初恋》中的女主角写得跃然纸上。他善于写景，能够刻画自然景色的瞬息万变，又能赋予诗意和哲理，有时还赋予象征意义。这些描写不仅是人物心境变化的反映，而且往往成为情节转折的契机。他是真正的语言艺术家，风格简洁、朴素、细腻、清新，富于抒情味。他的忧郁的气质，又使作品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

    但，是否可以说《梦之谷》可能也受到过德国施托姆1850年发表的中篇《茵梦湖》的影响呢？萧乾在《一本褪色的相册》一文中，谈到他1926年在北京上初三时考取了北新书局的练习生时，曾阅读《茵梦湖》的事，说：“门市部柜台上陈列的书籍也是五花八门的……也有害我哭湿了枕头的《茵梦湖》。”

    《茵梦湖》描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莱茵哈特和伊丽莎白青梅竹马从小相爱。伊丽莎白的母亲却把女儿嫁给了家境富裕的埃利希，男女主角因此抱恨终生，却逆来顺受，丝毫未作反抗。对于1848年前后封建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的德国社会和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来说，这部小说中所描写的环境和人物，都具有相当大的典型意义。施托姆善用自然景物烘托气氛，作品充满浓郁诗意，作品中常穿插民歌、民谣。他运用回忆、倒叙和故事套故事等方法，使情节紧凑集中，富于戏剧性。他的主要倾向为现实主义，同时具有浓厚的浪漫情趣。他的作品感情真挚、意境优美。倘非敏感，这些影响在《梦之谷》中都可找到。

    我无意于一定要说《梦之谷》也受到《茵梦湖》的启发，因为萧乾自己没有这样说过。但我完全同意他这样一段话：“去年在海外有人问起我受过哪些外国作家的影响，我的答复是：一个作家读他本国及外国的作品，就像一个人吃各种副食品，有蔬菜也有脂肪，有淀粉也有蛋白（他的主食只能是他所经历的生活）。他把这些吃下去后，在胃里经过消化，产生热量，你不能断言这热量是来自哪样食品。”（《一本褪色的相册》）

    这是很辩证、很合理、很切合实际的一种解释。

    何况，《梦之谷》就是《梦之谷》。它是中国的，不是外国的。它是一部具有作家自己的独特生活、独特内容、独特风格、独特的立意和构思的作品，有其自己从内容到形式的新意，是作家个人经历、观察和体会的产物。它是属于萧乾自己的“这一个”，而非模仿之作。无论是作品中的生活和故事，无论是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人生哲理与主题，无论作品中的爱与憎，都是萧乾自己的，不是从别处现成取来的。萧乾的写作，也许确可能受到过上述《初恋》《格莱齐拉》《茵梦湖》的一些启发，但我们无须用比较文学的态度来检验。

    试看萧乾1936年秋在上海写的散文《苦奈树》（《萧乾选集》第三卷）吧，文末有个附记说：“……它是《梦之谷》的胚胎，我最初并没有把它写成长篇的打算。”

    《苦奈树》是篇仅仅一千五百字的散文。散文中“寻梦”的构思已有，回忆初恋丧失的叹息也有，那棵后来在《梦之谷》中提到的苦奈树也有……只是到底仅仅不过是一个粗糙的“胚胎”。优秀的作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但想象、虚构、丰富、结构、充实、剪裁、弥补、穿插、转换、提高，从总体构思到细节的安排，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都看得出作家的才华、能力与付出的辛勤劳动。这也说明，小说异于自传。《梦之谷》是根据一个真实故事写成的，但它毕竟是有了艺术加工的小说。

    《梦之谷》中有不少仇恨帝国主义、仇恨旧中国的笔墨。例如：“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是九月十九日。我打开报纸，大字标题告诉我：昨天……那条蚕食着我们的虫豸胃口大了起来，它从皇姑屯出动了，一夜之间，海棠叶的东北角被它一口吞了下去。……我是走到国破人亡的地步了啊！……船进了吴淞口，我又一次看见国际的军舰大检阅，并且在我们的咽喉，我们的扬子江入海处，有日本巨大的航空母舰，美国阴森森的潜水艇，以及挂了星条旗的巡洋舰，灰身的舰身上面睁了一个个黑色炮眼，挂了中国旗的小炮舰，真像儿童玩具般地泊在黄浦江边，似乎是用自己的弱小来陪衬人家的强大。”（《梦之谷》第二十九章“感伤的行旅”）“‘告诉你，我恨灯了。天看是黑遍了，灯也点不亮’，她装得很淡漠地说……‘你呀，你是我生命里的一盏灯，然而你不是太阳。灯随时可以吹灭。世界上没有太阳了，我索性把你丢掉吧！’……”“爱情，没咱们苦命人的份儿，那不过是灯笼上的装饰，不中用啊！”（《梦之谷》第三十一章“坑大灯笼小”）“在我面前分明是一只巨大得怕人的火坑，熊熊地冒着血红的火焰。一个人，它贪婪地吞噬着，它吞走了一个青年仅有的一点光亮，也吞走了我的梦。”（《梦之谷》第三十三章“最后的装饰”）这些笔墨，愤激地诅咒黑暗，从字面看，是发自内心的呼号，更可贵的是这些文字间和作家在全部小说里蕴含、表达的浓烈的对美与丑、是与非、善与恶的爱憎分明的意蕴与感情，个人遭遇与蜩螗国事缠连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凝重的历史基调。在那极端黑暗的旧中国，《梦之谷》的谴责和揭露不能说是非常有力的，但方向却是正确的。萧乾说过：“从1936年由津来沪后，我就有意地往战斗这个方向走！”（《创作四试》前记）可以说，《梦之谷》是一部真正来自生活感受的肺腑之作，也是一部寓含战斗意义的痛苦和憎恨之作。

    在《梦之谷》中，作家抨击社会不公，揭露坏人，为弱者抱不平，通过人物的命运来鞭挞和控诉旧社会、旧制度，控诉好人没有好结果的黑暗世道，如果不是用今天的要求来要求过去，可以肯定地说《梦之谷》是一部具有明确政治倾向的作品。写的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两个小人物的初恋，但用高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通过一个爱情故事描写了丰满、逼真的典型性格。虽有点羁绊于个人的悲欢离合，但听得到时代的声音，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是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一时代某些本质的作品。好的文学作品应是一个国家社会史的佐证，《梦之谷》有此价值。

    《梦之谷》发表与出版迄今，瞬忽五十多年。一部小说，到今天五十多年后仍充满生机，读来仍可以使人超越时代地来深入思考人与人的联系。那种热烈的纯洁美丽而又悲惨的恋情由于其发自内心，由于作家的美学技巧，由于小说中引人深思的人生哲理，更由于今天这世界上仍存在着穷人连恋爱的权利也没有以及邪恶势力的猖獗，使这部长篇永远也不会过时。爱情的故事常常有的会差不多，但遭遇未必相同，作家的笔触独特，就会使小说的生命力一直顽强。《梦之谷》这几十年来，在香港，它曾被大量翻印过，行销港九及东南亚，而且比较畅销。在国内，广东人民出版社及花城出版社均曾先后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接替出版）也在四卷本《萧乾选集》中把它列于第一卷的篇首出版，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曾嘲笑过艺术不朽的想法，他认为：“社会从来都从当时的艺术家那里获益，而每小时都在产生新东西，不必向后看，我们不会留下什么，而埃及将永存。也许某个热爱埃及的人在翻阅故纸堆时，会找到我的作品。”其实，他这话也许是谦虚，也许是失之偏颇。重读《梦之谷》时，我的感受是：优秀的、美的作品总是不朽的，总是会留存到后世的！

    三

    《梦之谷》在任何时候都未必一定会引起轰动效应，但作家敞开心扉创作的这个长篇，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一读并赞赏其魅力的。读时会感到是一种享受。它的生命力在于有作家真情实感的倾泻，有作家美的心灵和意境的熏陶，有作家敏锐观察能力和艰苦生活阅历的点染，有一种对人生经验、人性价值、人类行为价值的思索。

    旧中国的丑恶现实太多了，应该清除。作家的胸膛里填满了愤怒。萧乾当过学徒，受过贫穷和凌辱，上过恶棍的当，尝尽人间不平。《梦之谷》中那种愤激与暴怒，那种哀怨与无奈，表示了作家的内心。作家有社会良心，呼声是响亮的。除此之外，《梦之谷》的主要价值，还在于它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

    阅读《梦之谷》，会被它的诗情画意所笼罩。作家是用散文的、诗意的笔法写《梦之谷》的。严格地说，《梦之谷》没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太多的情节，或者可以说它并非是以情节取胜的长篇，它取胜的是作品中的“诗”。

    作家说：“最初我要写的是一篇回忆性质的散文。我是在骑虎难下的情势下把它写成小说的。”（《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是的，《梦之谷》是一部散文体的小说，也可以说有些章节是接近于诗体的小说。当然，不仅仅是用华丽的词藻，而是用真挚的感情来直扑人心的。对于南国风光与氛围的描写，对于海的描写，对于山谷的描写，对于清晨与黄昏的描写……都一样。

    如要引用小说中那些美的散文与诗的语言，可以大量摘录。

    只是我认为精彩的突出的是如烟如梦的意境的美，经过锤炼的语言之美。小说中写的爱情动人至深，常常是美丽、真实得令人难忘。正由于这种美，就使悲惨凄凉的结局更令人嗟叹。例如第二十四章“镀了银的日子”中，男女主角烟和盈幽会，作家描绘了优美的景色和男主角焦急等待的心情，无论是对话、心理、动作，都切合少男少女的身份、思想，而最重要的还是那种可以感受到而未必一定在语句上写出来的藏在内容背后的诗情，真切地使人感到了对书中人物心灵的逼近。

    《梦之谷》写得美。正因为美，读后会使人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盈在同烟秘密相见时说过这样含着血泪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为了念书，临时当了回妓女，你还要我不？为了念书，为了我们的那一天！”多么刺激人灵魂的话语哟！小说中作家揭示的美与那个黑暗社会造成的丑恶对比鲜明。用诗和散文来写小说，让美妙的意境留在心头，却用严酷的事实戳破幻梦，故事结束了，遗憾却会长存心间。

    萧乾是驾驭、运用语言的能手，也是善于撷取典型细节的小说家。他说过：“在这部小说里，我写了漂泊在南国的一个北方人的心境和尴尬处境。语言不通，人地两生，好像身在异邦。那位潮州姑娘，吸引我的，首先是语言相通，再有就是身世近似。”

    《梦之谷》在体现“尴尬处境”“语言不通、人地两生，好像身在异邦”，在第四章“我的贵干呢”中，用了两个人笔谈的细节，十分精彩。

    两个萍水相逢的人竟使用拙笨尴尬的笔谈法谈起心来。风趣、幽默，引人发笑，可又使人同情主人公的可怜，感到悲恻。但时代气息和语言的运用绝妙，生活景象通过这种简单细节较忠实、典型地反映出来。

    萧乾说过：“我真正的兴趣，是探讨文学语言。因为对一个文学工作者，语言犹如画家的线条，音乐家的旋律，是用以表达意象或感情的主要手段。在我整个学习写作的过程中，它是我的主课之一。”（《一本褪色的相册》）萧乾的文字语言，鲜活而独具匠心，在《梦之谷》中时刻能有感受。

    40年代我第一次读《梦之谷》时，记得曾发傻般的将《梦之谷》中所有用过的比喻语句都画出抄在本子上过，当时我深深感到作家语言文字上的讲究，虽然有时也有过于雕琢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他这方面的努力是有价值的。现在，第三次阅读《梦之谷》时，我在第一章里又大致用笔画了一下，仅仅比喻语句就不下六十多处。

    萧乾说过：“鲜活则是文学语文的生命。”（《一本褪色的相册》）他在《梦之谷》中的实践，证明他做得是有成绩的。

    《梦之谷》结构谨严，内容和形式是和谐的统一。小说就是要讲故事。作家娓娓地讲，没有去卖弄一些与故事无关的，与情节、动作或小说主题无关的描写。作家当时虽尚年轻，但对人情世故、人间冷暖，由于自己的坎坷旅途已很熟谙。以第六章“我沿街推销着自己”中写一个好心的友人带“我”寻找职业的一节为例，谋生艰难的人生三昧，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使人读后既感到作家鲜活的生活体验和随意着墨处的逼人才气，也能从作品中窥见活生生的作家本人，随之必然会感到一阵苦辣与辛酸。

    我关注着萧老多年，发现他即使处于逆境时，也总是微笑着的。他的笑容真诚、善良而带点幽默。他绝对不是不懂得人间存在着那些不合理、不公平的事和不友好、不道地的人。他自己对许许多多人和事都有亲身体会，但他仍在微笑。他用微笑在观察人生、体味人生，用微笑来疏离恶浊。而在他的笔下，每每出现那种带着微笑间或有点俏皮而实际深沉悲愤的文字。他把微笑送给人间，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却在运用一支犀利有力的笔。

    四

    对《梦之谷》来说，我觉得，作家由于受自己那段难忘的经历的拘束，好的一面是使人有可信的真实感，不足的一面是作家写人写事受到了局限，有的人物如果色彩浓一些，加工得多一些，艺术上的效果可能会更好更强。

    作为长篇，可能是由于边写边发表的原因，《梦之谷》在布局上看，未必很匀称、完美，加之限于篇幅（全部13万余字），有些次要人物尚欠立体感。由于抗战爆发，作家急于为抗战贡献力量，无心在这部爱情小说上进行更多的打磨，从小说全部看，前半部细，后半部有些章较粗，收场比较急促。

    作家本来感到“旧本子的文字有些地方过于雕琢，同时还夹杂了一些洋文和不成熟的潮州话”（《梦之谷》序言）。1980年在病榻上把全书修改了一遍，作为定本。我现在第三次阅读的就是这个定本，对作家自己曾提出过的这些缺点，已没有明显的感觉。本来，30年代的作品保留原貌以保持30年代的气息，不去改动是可以的。但作家为了对读者负责，重版时做他认为必要的修改。在我的感觉上，内容并无实质性的触动，仍旧洋溢着30年代的气息，文字语言上是改得好而不是改坏了。

    《梦之谷》的结尾，是使人痉挛颤动感到煎熬的部分，这说明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听到有人说结尾太黯淡。但作品的结局只能按人物命运的必然逻辑去写，真实可信而无可非议，有条“光明尾巴”反倒损坏了原作。何况，作家本有呼唤光明之心，这在全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早已表露无遗。

    《梦之谷》这部真切哀婉的长篇，有强劲的生命力，它浪漫抒情地一层层、一步步、一点点地运用文学手法和文学语言写了一对恋人的欢乐与苦难，引人入胜，给人以美的享受和苦的体味。五十多年来，凡认真读过这部以真情动人的长篇的人都不可能没有深切的感受，感受到作家撰写的这部小说掘进人物内心，在呼唤人、呼唤人情、呼唤人性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是非爱憎。

    1982年，萧乾在一篇短文[4]中说过：“一件艺术品的寿命，不决定于它问世时锣鼓敲得多响，也不决定于它立即受到的褒奖。最具权威然而也是最严峻的考官，是时间。对于为赶浪头、追时髦而凑出来的货色，他淘汰起来也毫不手软。真正来自生活感受的肺腑之作，会像陈年老酒或出土的陶瓷，几十年几百年后，光彩倍增。”

    重读《梦之谷》，就有这种想法。它是经得起时间冲刷的一个艺术珍品。

    （本文刊于1991年第四期《四川大学学报》）

    注释：

    [1]萧乾在《〈王榭堂前的燕子〉读后感》一文中说：“我自己从1937年的‘八一三’就再也没有写小说，那以前也只写过一个长篇，二十几个短篇。”（见《萧乾选集》第四卷）这是笔误了，《梦之谷》是1938年5月写成于昆明的。

    [2]应是1938年，因《梦之谷》完成于1938年5月。

    [3]按《梦之谷》小说中和《未带地图的旅人》应是十八岁；按梅子、彦火编的《萧乾年表简编》是十九岁，这应是虚岁和十足年龄说法之不同。故此处用十八九岁。

    [4]此文指《观〈风雪夜归人〉有感》，原载1982年6月上海《新民晚报》。

    读徐联的长篇小说

    认识徐联同志有二十八年了，这二十八年来，交往不算多。但每次他来我住处，总会谈谈创作，总会告诉我他写了什么又在写什么。他似乎醉心于此，乐而不倦，来了总要讲点他已写或想写的题材给我听，有时讲得很动人。讲到得意处会宛然地一笑，使人觉得他对自己的作品极有自信。他写作的进度很快，但显然常开夜车。

    我很欣赏他这种醉心拥抱文学的态度，他这种执着于创作的热情使我感动。他送过我书，一本又一本，都是长篇小说。先是《流浪女》《狼国在呼唤》，后是《漩涡里的女人》《觉醒》，接着，又是《啼鹃带血归》和《野岛》。连续六七个长篇，自是丰收。《流浪女》在成都获过奖；中篇小说《二送藏袍》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有些长篇在一些省市电台被连播……他说：“写作是我与同时代人交往的桥梁，然而我不想为了这种交往而写一些违心的东西。我愿我的每部书都引人喜欢，但我无意迎合读者。我希望我在自己身上点燃的火种能够传播开来，进而看到我的书在人们思想和心灵深处迸发出火花……这便是我著书的初衷，也是我做人的操守。”这是谈得很好的。

    徐联同志是全国作协会员，担任过四川作协理事、四川省经济文化协会会长，他希望听到我对他的作品的意见。这是他的谦虚。抱歉的是我的视力不好，他送我的那么多作品，我实在无法一一仔细阅读。如果不一一认真品味，不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仅凭一点肤浅的了解，是很难写出踏实中肯的评论的。我花了十多天的时间看了他写的《流浪女》和《野岛》，这只是他创作的多部长篇中的两部，在读的过程中，我这种无法草草写出评论的感觉更强，浮想却也不少。

    《流浪女》和《野岛》先后出版于1989年和1993年。而1993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很大成绩，在国际外交上取得很大胜利。拿文学来说，也出了不少好作品。但这一年，在文坛却也卷过两阵难忘的“炒”风。“炒”得轰动，也“炒”得丰富了“地摊文学”。作品因“炒”而走红，令好奇者都想赏识一番。但这是文学的出路还是文学的死胡同？历史和读者都会做出裁决。开初，先是“玩文学”的走红。“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让我一次爱个够”、“过把瘾就死”……出现了些绝对不自以为比读者高明而且大体上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太高明之物的作家和作品。他们不打算提出什么问题也不打算回答什么问题。他们不想写任何有意义的历史角色，把各种人物都降到饮食男女同一条水平线上，把各种语言都拉到同一条水平线上，严肃、机智、滑稽、轻松固然有，调侃、粗野、卑劣的语言也掺合。他们有的不乏才华，但玩世不恭、游戏人生，树了不少痞子做代表人物。新鲜倒是新鲜，无聊也够无聊。靠“侃”靠“玩”来建造文学的殿堂，实际未见营造出高楼大厦来。接着，下半年，又有一股更大的“炒风”。作品尚未面市，就已“炒”得热火朝天，从稿费的数字上炒，更从“性”上乱“炒”，颠倒了高品位与肮脏的地位，似乎“比金瓶梅还金瓶梅”的所谓文学作品，才是第一流的“名家”，最最出色的文学作品。于是，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中有的面对这种情况迷惘困惑了！难道文学应该往这方面走？望而却步，徘徊不前，停笔不写者大有人在；而眼红手痒想亦步亦趋进行效法者也不是没有。可贵的是徐联绝不为一时的风气所左右。他埋头辛勤耕耘，潜心于创作，乐在其中。在这一年，拿出的是两部既非“玩文学”又非“性”文学的长篇。看出版日期，《野岛》就是12月份出版的。他没有随着风去飘摇，也没有迎着风趴下，却是顶着风用“面壁”的态度一字一句作自己的文学艺术上的追求，固执不懈，取得了收获。于是，这使我感到：要想出好作品、出成绩，首先要真诚地对待这项事业，也要默默无闻地苦于实干。任何动摇犹豫或侥幸取巧心理都应排除。徐联在动荡的“风”潮中，心绪并不浮躁，仍保持冷静的写作情绪，坚定地走自己认为应走的文学路，这是值得称道和赞赏的。

    《野岛》讲述的是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一个故事。男女主人公任翔和裴丽瑶在荒岛上有着一段离奇的经历。故事曲折委婉，充满着人间的酸甜苦辣，生离死别。这是一个悲剧，甚至有些荒诞，但这故事发生在那疯狂而又特殊的年代，当时的人们赤诚而又蒙昧，因而显得是合情合理的。反常的生活产生反常的心态，这样一个有点离奇荒唐的故事，也就完全有存在的可能性了。故事有些压抑、沉重，但矛盾的撞击，心灵的冶炼，使人得到启发，读后引起思索，也是很自然的。

    《流浪女》则是描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赛尔加草原上，一支流浪的藏族“热巴”队所经历的风云变幻，从中充分展示了人们之间强烈的爱和恨，并以此衬托出整个中华民族的魂魄和历史的精神。书中对正面人物格桑卓玛、华尔丹等，作者并没有强加于他们什么高尚的灵魂，他们对祖国、对故乡的爱，对敌人的恨，多为自然的，是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流露，然而愈是这种自发流露的情感，就愈能反衬出我们中华民族本身所固有的强大内聚力，从而也就揭示了历代分裂主义者之所以不能得逞的根本所在。在对反面形象的刻画上，作品一反过去写贵族头人皆是凶恶残暴的手法，把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千户之子嘎布龙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内，尽情渲染他作为人的复杂性。这部作品的艺术结构打破了大团圆、大喜剧或大悲剧的封闭形式，而采用了开放型的结构，这无疑给作品本身乃至读者都留下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文学作品要刻画人物。“小说是形象化的哲学”，写人就要穿透人的灵魂的或精神的深层，《野岛》和《流浪女》中被压抑、被泯灭了的生命意识，被扭曲、变形了的人物内心，较为淋漓地得到了表达。

    文学作品需要作者的感情真诚、热烈。《野岛》中表达的情感与思绪使人感到真诚。结局的点题似乎看出作者是对人与事有所感而抒发的呐喊。虽未必很深刻，却是社会荒谬因素的浓缩与鞭挞，不乏诚挚与炽热。

    文学作品需要诗化，《流浪女》《野岛》中不少篇章，作者在意境和文字点染上在作此努力，爱情、友谊和《野岛》中的鸟岛景色，以及《流浪女》中散发出的草原风情，都写得颇具诗情画意，情景交融。

    文学作品需要“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思致微渺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无论是《野岛》还是《流浪女》都有此效果……

    在古老的中国向现代化的中国进行艰难转化的时代，历史的风雨，生活的波涛，社会成员除了经历幸福、光明，也必然可能有痛苦、困厄的经历，当然，我们文学作品中所能反映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成员的心路历程、运转的方式都应当是向前、向上的。《野岛》《流浪女》虽是悲剧，但无悖于此。

    我不太了解徐联同志的全部生活经历，但文学作品每每同作家的经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经历该是深广宽阔的。从他偶尔来同我谈话之中，我感到他在认识社会、洞察人生上是常在开动“机器”的。他的心灵似有较大的翱翔天地。他在《野岛》中将岛写得多姿多态，人岛相衬，颇富内涵，也令人看得出他的艺术追寻。

    在创作中，有许多难题是需要作家付出终生精力来攻坚的。创作不能自满。例如，写小说脱俗是极难的；如何使较深的思考通过巧妙的结构在纸上深刻而自然地体现也是很难的；如何摆脱从意念出发人为设置情节也不容易；一部作品要在人物刻画、情节设置、思想艺术上都够得上高雅的精品的标准更是十分难的。要使我们的作品扎根时代，扎根于深厚文化基础之中，写出博大复杂的社会生活画面，透视出典型人物的复杂心理多重感情，“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应当是有志气、有责任感的作家的终生努力目标。徐联是一位颇有潜力和后劲的作家，他不仅出版了九部长篇小说，而且还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诗歌、随笔、文艺评论……值得一提的是，他牢记自己曾就读电影文学专业，受过已故前辈陈荒煤先生的教诲，故在写作长篇小说之余，始终不忘电影文学和电视剧本的创作，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先后创作并发表了《青山遮不住》《洁白的晚香玉》《弯弯的山路》《虎山行》《戒严夜脱险》等十八部影视剧本，其中三个剧本被拍摄成电视剧，与此同时，出版了《女儿国情事》和《浪迹》两部电视连续剧剧本。看来，徐联能有此收获，是他对文学艺术的不懈努力与追求的结果。我愿与之共勉，期待着他陆续有更厚重的新作问世。

    （本文刊于《当代文坛》）

    独特的文学踪迹史

    蒋蓝是一位肯下苦功不怕艰难的作家。从2011年开始，他用两年时间写作了《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运交错的历史》这样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其中可以看到作为一个采集者的辛勤付出。

    在四川、云南两省边境的许多地方，他像一个探险家，像一个勇士，像一个采矿工，更像一名考古工作者或者探宝者，跋山涉水，不管春夏秋冬。七百多天里，寻寻觅觅，一字一句，写写改改，先后十二稿。这是一部读来可津津有味的长篇，也是一部有历史意义、历史价值，又有生动文学笔法、叙人叙事、动人心境的长篇。蒋蓝自己说：“用近两年时间来全力完成一件事，长期奔波于田野山河间。”“写作中，我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官场文牍、稗官野史、江湖切口、烟帮密语、袍哥茶阵、天国客家用语等构成的专属空间与特定时间，我才可能竭力成为一个文学/文化的福尔摩斯。”“我相信，我追踪的四川提督唐友耕的踪迹，及所带出的1850—1900年之间的四川官场史、军事史、民俗史、植物史、道路史、城建史乃至风化史，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再现努力。”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蒋蓝是能真正深入到他要写作的那种生活中去的，尽管艰苦而且艰难。事实上，今人写旧时代和旧人物，总比深入今天的生活写今天要困难，但他是努力深入了，而且确有所得。他的作品感染了我，我仿佛能看到他站在大渡河边面对大风呼啸、波涛滚滚，遥想当年石达开在此艰难作战的情景；又仿佛能看到他在寂静的深夜里钻研白天采访到的散乱资料；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在孤寂简陋的客栈小屋里听春雨声奋笔写作……

    蒋蓝不仅是一个“写书的人”，也是个“读书的人”。他博览群书，正史野史、诗词歌赋、中外典籍直至写作本书时所能觅到的一切文史资料、四川典籍、地县方志、信函日记、档案文件、民间传说、地图照片、老人回忆以及书中人物后裔的叙述……均在阅读研究及考据之列。正因如此，此书得以丰满，此书得以完整，此书得以可信，此书得以成功。

    我想，这部“踪迹史”如果不是作家来写，纯由历史学家来写，可能不会像蒋蓝这部述作感人而且吸引人阅读。文学作品重于塑造人物，尤其是典型人物，当然也要同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优美的文学笔法及文句、叙事、写景、状物……史学家重在发掘、研究，重在实地考察及潜心考证，有所发现和前进。哲人则从学术角度体现人之才能识见，从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之累积及体悟中寻觅出规律、法则及正误之道。蒋蓝在处理文史哲的问题上做得很出色。他是作家，文采斐然，他写踪迹史，自然要去伪存真；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想象力的作家，常常在叙史叙事时颇多哲思，或诗意盎然。但这些都是既尊重史实又尊重文学性的一种写踪迹史的必要和可贵之处。

    蒋蓝在书中极恰当地用“杀孽深重”、“刀头舔血”来形容唐友耕。选这样一个人物的故事做本书主线，写出了晚清时期那段极不平常的历史，像历史老人串起的一串晚清时期的珠链，作为古董，自有其独特的价值。蒋蓝说过：“人迹是构成史迹最重要、最深切的痕迹。”我同意这种说法。

    （本文刊于2014年12月8日《人民日报》）

    致田闻一[1]的两封信

    一

    田闻一同志：

    酷暑天，感谢惠赠大作《成都残梦》为我消夏。这部长篇纪实小说可读性强，内容吸引人，有悬念，读来津津有味。读完全书二十万字，颇像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您希望听到意见，决定写这封信给您。

    我在街上书店、报亭及书摊上看到《成都残梦》畅销。目前，正宗文艺书印数都少，《成都残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印数三万四千册，真不容易。您的书艺术品位是高的，却大众化，我很赞赏。我们很需要有畅销书作家，您颇有成功的条件。

    曾读过您写的第一部长篇纪实小说《未遂政变》。那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真实题材，写的是蒋介石麾下将校军官团拟发动政变的一个真实完整的故事。为写那书，您曾远去东北采访。书出版后，反应很好，也是畅销。《成都残梦》沿袭了《未遂政变》的写法，文字上更老练出色，有新闻记者犀利的鸟瞰透视力，也有小说作家细腻描写和让人物丰满于情节过程之中的技巧。听说您正写第三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希望早日看到新作问世，您就沿这条路走下去似也颇富特色。坚持思想性，提高文学性，增强纪实性，注重可读性，似乎是你创作遵循的准则，很好。我欣赏您作品中那种叙事功能的弹性和张力、艺术氛围的催化、对我党和国民党双方情况都熟悉的丰富知识及伸展自如、充满成都地方色彩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景物的生动描述。

    对成都解放这样重大的题材，您用纪实文学作品将这段历史生动地写了出来，可说是一个贡献。我对这段史实不熟悉，无法从史的角度评价作品。但看到您在后记中说：您的家族，当时在两个敌对的阵营中都有重要的角色人物，又有计划地、系统地采访过一些当事人，研究过史料和一些素材。那么，我想基本事实是不会违反的。纪实文学这点很重要，当然，既是文学作品，也必须允许有丰富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

    我不是说大作已经完美无缺，但成就是主要的。您工作繁忙，业余创作条件艰辛，锲而不舍使我感动，您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愿您接受我的祝贺！

    握手

    王火

    1992年8月

    二

    闻一同志：

    继长篇纪实小说《未遂政变》《成都残梦》之后，我又读到了您新出版的二十五万字的《八千里路云追月——尹昌衡都督传奇》。

    您的这部作品，除了与一般纪实小说类似的有可读性之外，故事性、传奇性都强，而且与《成都残梦》一样，有浓郁的四川味。在写到成都时，当年成都的风俗、民情及景物，通过字里行间都透露在读者眼前，色彩斑斓，宛如看一幅旧时锦城写生画，您书中写的主要人物尹昌衡，是四川彭县人，年仅二十七岁就被推上四川省军政府都督高位，在成都有过许多不平凡的经历。由您这样一位四川籍的对成都十分熟悉的作家来写这样一个传奇人物，语文是有川味的，写到四川各地时也是有川味的，正如“川厨烹调川菜”，川味自然而生，得心应手，这是我很欣赏的一点。

    写长篇纪实小说，选择题材很重要。一般的人和事，平淡无奇，难于写得出色。选择尹昌衡作主角，写他的传奇传记文学作品，先天地就必然会带着传奇色彩。尹昌衡的经历确是一本有戏剧性的“书”。他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生，四川武备学堂毕业，被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加入过同盟会，1911年在成都任都督府军政部长，随即继任四川省都督。1912年为征藏军总司令，后兼川边镇抚使，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以后又兼领川边都督……他在成都杀过清廷赫赫有名的“封疆大臣”、绰号“屠户”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头；他曾率兵西征得到“威猛金刚”绰号，在川边血战、巴塘遇险、瓦解兵变中生命都处在千钧一发之间；他以后又突然被袁世凯、段祺瑞等监禁，从将军成为囚徒，缧绁京师；最后终于又冒险潜离北京，回到家乡四川，沉沦于成都……在你这本书中，方方面面，前前后后，都写得淋漓尽致。你选的这个人物是个有历史穿透感的人物。你将他从清末到新中国诞生之初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串了起来，形成了一个明亮的焦点。优秀的纪实小说必须关注人物的形象与典型性，总要塑造一两个乃至若干个典型人物。你刻画的尹昌衡，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弱点；既是将军，又是风流才子；既曾叱咤风云，又复变得意志消沉，是个活生生的人物。你在小说中多处引用了他的诗作，倒也为这个人物增添了几分儒将的色彩。我只知道尹昌衡著有《止园诗抄》，是在您这本作品中才读到了他的一些诗的。这些诗对认识他这个人有价值。尹昌衡在您的书中是一个凸形的人物，你主要写他，他凸出了，就是成功。

    纪实文学作品是要有强烈的文学追求的。用形象来表现事实，以事实来承载理性。它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文学描写与刻画及氛围环境的渲染上，而必须排除文学中的虚构因素。我无从去考证这部作品中人物与事实的出入，但我想您在写过三本纪实文学作品后，定会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这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主要点。长期的编辑、记者工作，使您具有丰富的知识，这对您写纪实长篇，很有好处；您的文字的基本功是不错的，简洁生动，不乏盎然情趣和华丽词藻。我知道您结识了尹昌衡的儿子中唯一还活着的尹宣晟，他现在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他同父亲尹昌衡相处最久，感情最深。他向你敞开了心扉，于是，您就掌握了不少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书中最末一章“将星陨落山林”虽短，但令人读后心潮激荡，恐怕材料是来自尹宣晟的吧？您的初稿，他细看过并提出了好些中肯的意见。我觉得创作这样一部纪实的传说小说，您有这样的幸遇，是很可羡慕的。因此，如您所说的，“为了完成这部很有意义的作品，我不知牺牲了多少休息、娱乐、睡眠、天伦之乐及健康……”我认为，您是值得的。

    从您的连续三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中，我感到您是在认真严肃地走一条畅销书作家的路。我是赞同的！我们需要一批好的畅销书作家：有所追求，层次高些，不去媚俗降低格调，却力求自己的作品能雅俗共赏，能有强烈的吸引力，能使书的印数高些（如果书印数太少，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到，岂不是写了也等于未写！）。新时期文学的奇观，除报告文学之兴隆突起外，纪实文学的繁荣不衰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有些纪实文学作品走了“邪道”，就更衬得类似您的这种纪实文学作品的可贵。我能了解您业余从事创作的艰辛，但愿意为您的热情耕耘打气！愿您更有第四、第五本的纪实长篇问世。

    握手！

    王火

    1993年11月1日

    注释：

    [1]田闻一系四川省作家、《四川政协报》编委。

    伏枥还欲奋烈鬃

    ——读廖永祥同志新作《柳季诗选》《蜀诗总集》

    两本厚重的装帧精美的新书放在我的面前：一本是巴蜀书社出的《柳季诗选》，一本是天地出版社出的《蜀诗总集》；前是廖永祥兄的诗集，后者是他编选自先秦至辛亥革命前为止的四川历代诗人二千三百余家的诗作，是本籍诗歌作者一部较完备的选本。翻阅这两部新作，我对作者充满了钦佩与祝贺的情意。

    廖永祥是老记者、老干部又是老诗人、老学者。他曾是新华社重庆分社和四川分社正、副社长，《人民日报》重庆和四川记者站站长，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兼文学所所长，先后出版有《新华日报纪事》《新华日报史》《新华日报旧体诗选注》等在新闻学领域颇有影响的专著。1980年后，他编纂出版的古典文学著作，有《历代三峡诗歌选注》《四川山水诗选注》《锦城诗粹》等。这次出版的《蜀诗总集》九十万字，是他历经多个寒暑孜孜以求，查寻资料，披沙淘金做了大量的收集、增补工作，将先秦以迄晚清的历代蜀诗，取其精华汇成一书，可供欣赏，更可作工具书用，对巴蜀文化积累也是一大贡献。《柳季诗选》是他从60年来所写的2500首左右旧体诗词中选出1200余首外加上20首新诗合成。“柳季”是永祥兄的笔名。他认为旧体诗以其具有民族语言、民族诗歌传统等特点，作之者仍然很多，他也爱写。他又认为鲁迅说过：“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的莫如心声。”“这样的心声，富于现实性、革命性、战斗性，与一般旧文人写传统的纯文艺的作品，有根本的差别。”他说：“我就是受这种心声的鼓舞、启示，沿着这一条路子来写旧体诗的。”纵观这本诗选，言志缘情的上乘之作比比皆是。例如1950年初重庆解放《新华日报》一出刊，他写了《函重庆友人，寻月初下落》七绝（注：“月初”即陶月初，现名林平兰，廖之夫人）：“秋水萦怀见心期，仙踪何处更神驰。青春最是人怆别，柳暗花明知不知？”将云山远隔的一段革命恋情写得绵绵意深。在《题灌县王小波纪念祠》七绝中说：“不公分配矛盾多，拉大偏差复如何？鲁叟犹持均贫富，千秋人仰王小波！”关心人民贫富，溢于言表。永祥兄曾有诗赠我，中有“长忆嘉陵江上月，清光犹照共读人”句。他与我抗战时曾在北碚夏坝复旦大学同窗共读，这两句诗，引起我对往事的许多回忆……

    廖兄有多方面的才能，早年出版过《柳季小说选》。听说他有写一部长篇小说《记者外传》的愿望。年岁大了，但仍要不断努力做出贡献，这是他的抱负。以他人生经历之丰富，思想之活跃，笔法之老练，诗人之气质及工作之勤奋，我认为写成后必是一部优秀的长篇。他在《七九·咏怀》一诗中说：“双鬓银丝吾老矣，伏枥还欲奋烈鬃。”志豪气壮，如见其人。今年是马年，我已仿佛看到他真像一匹不老的宝马扬鬃飞驰，志在千里！我愿拭目以待他的新作继续出版。

    （本文刊于2002年3月《中华文化研究通讯》）

    流声固无穷

    ——读廖永祥《〈新华日报〉纪事》

    廖永祥同志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完成的《〈新华日报〉纪事》一书出版了。他谦虚，用了个“纪事”的书名，其实书的内涵广阔深远，带学术性，具有“史”的笔法及特色，具有珍贵的文化积累价值。我读了此书，在此深表祝贺，并愿向宣传干部、新闻工作者、党史及抗战史研究者、新闻史家和报学家、大学新闻专业的师生们诚恳推荐，希望此书受到应有的关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本书介绍了《新华日报》的情况和历史经验。《新华日报》是一张伟大而不一般的报纸。它是抗战爆发后，国共二次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创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它的创刊，意味着结束了国民党长期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国统区的统治中心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武汉失守前迁至重庆。抗战胜利，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它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这张实际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不同凡响的报纸，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两个历史时代，前后九年。它为团结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为教育人民认清时代方向，为传播革命理论和知识，为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为人民争取解放，创建新中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华日报》在这九年多的战斗历程中，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当年读过该报的人都知道，而当年没有读过它的年轻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和大学新闻系的师生也应该补补这一课。

    读这本书时，使我想起了抗战时期在大后方阅读《新华日报》时的情景。高中时我在四川江津，大学时我在重庆北碚，都阅读《新华日报》。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高中时只能偶尔偷偷读到。大学时，北碚有新华书店，报童报丁发行工作好，每天订阅的报纸都可及时读到。《新华日报》当时担负的任务重要而艰巨，它矛头针对日寇和汉奸，向大后方人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高举团结、抗战、进步的旗帜，充当人民喉舌，及时地将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和敌后抗战歼敌的消息报道给人民（而这些消息每每是国民党当局封锁住不让群众知道的）；同时，又在编好报纸、搞好发行、改进文风、树立记者好作风等等方面，为后来新中国的报业先行地创建了许多好经验。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读到《新华日报》是1946年夏天在南京，那时我离开四川回沪宁一带了。像我这样的青年人，在接触地下党员之前，就是依靠《新华日报》和新华书店出售的书籍了解我们的党，了解解放区及敌后抗战的丰功伟绩，了解一点初步的马列知识，了解毛泽东著作，从而更加坚定抗战信念并懂得中国的走向，以后才选定了革命道路的。

    我曾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永祥同志是我复旦大学时的学长。他学的是外文，1944年就参加了进步的《中国学生导报》的创办，开始了新闻生涯。抗战胜利后，调《新华日报》做编辑、记者，此后历任《晋绥日报》、《新洛阳报》、新华支社编辑、文教记者。1950年后，曾任新华社记者，新华分社正副社长，《人民日报》记者站站长。他有三十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可说是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了！可贵的是他用五六年时间，潜心对《新华日报》进行专题研究，参加学术讨论，给大学新闻系研究生讲课。这本书中论述的专题，大都以重大历史事件、问题为背景，不仅记述史实，还加有分析、评述。全书文章三十五篇，按历史发展顺序排列，较完整地反映了《新华日报》创办的过程，而且于准确的叙事之中，体现指导思想、观点、方法，可窥《新华日报》全貌。新闻事业始终在世界上蓬勃发展，报纸是电视、广播无法代替的，因此作为传媒始终为编者、读者所关注。怎样把报办好，过去、现在、将来一直是应探讨的主题。历史经验对今日面临市场经济大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业是有借鉴作用的。廖永祥这几年来，不舍昼夜，集中精力撰写此书，态度严谨，材料丰富，有深刻思维，有独立见解，颇不容易。新闻学著作，这些年出得太少，这部沉甸甸的三十余万字的好书出版，就更显得宝贵而被需要。“雄姿列往志，流声固无穷”。它不是昙花一现会被轰“炒”的书，但却是有永恒价值值得阅读研究的书。

    跨越沧桑，辉煌晚霞

    ——读《李华飞文集》

    华飞同志是位多面手，百万字（两卷）的“文集”分小说卷、诗歌卷、笔记·回忆录卷、散文卷、戏剧卷、文论卷六个部分。由于他的人生经验丰富，阅历不凡，创作态度严肃，激情充沛，“文集”显得丰富多彩而有分量，我读来津津有味。

    “小说卷”中的十八篇小说，写法并不拘泥于小说常规，题材都好像取自他的生活片断，描绘真实自然，语言朴实流畅，人物多数均有形象，最可贵的是充满爱国热情。其中包括他青年时代1936—1939年间创作的六篇，老年时期1982年迄今的九篇。我喜欢的是他在日本留学时写的《亡国者》和《名古屋之夜》等篇。这同郁达夫等当年留日青年写的小说异曲同工：诉说中国留日学生的屈辱、反抗与痛苦，透露出盼望祖国强大的企求。如今来读，老人可以回溯历史，青年可以了解历史，大家都能体会到今天中国强大起来的可喜。读来既有感慨，更有回味。

    “诗歌卷”包括新诗一百几十首及散文诗十首。华飞同志是巴蜀诗坛最年长的一位从30年代走过来的著名老诗人。他的诗，真实袒露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人生解悟。生命寄托于诗，用诗表达爱憎与苦乐及昂扬情绪。他的诗，与人民的进步同呼吸，与时代的脉搏同跳动。诗风豪放爽朗，蕴涵感人力量。《渡洪江》（实指乌江）是最早歌颂红军长征的诗，1935年9月刊于东京《诗歌》杂志，据说当年甚得郭沫若同志的赞许。正因写了这诗和其他抗日文章，诗人在东京曾被日本密探审讯拘留。如今来读，仍有沉重的历史感，使人心潮澎湃。《弹筝的老人》是华飞同志1957年发表在《星星》上的一首名诗，他因这诗而离开文坛二十多年。其实今天来看，这是一首歌颂了人生的真善美与变幻无常的好诗，有浓情密意。诗人自己是否就是这样一位弹筝的老人呢？很像他呢！他的诗写得极多，“文集”中的一百几十首是精选出来的，从他的诗可看到他的生活与为人。他年轻时写的诗充满青春气息，年老时的诗仍然年轻。“诗人是不会老的”，此之谓乎？臧克家同志为“文集”题词说：“坠地金石自有声”，也许是用来作为“诗歌卷”总评的吧？

    “笔记·回忆录卷”包括笔记五十多篇，回忆录八篇，从《白屋诗人吴芳吉轶话》到《杨沧白与猴子洞》，从《一个留学生在东京》到《大后方沉浮录》，这是我阅读时感兴趣的部分，有人誉之为“现代文学的活化石”，有人誉之为“真情至性凝为文”，都恰当。这不仅对认识和了解李华飞的创作经历有直接意义，人物逸事、时事秘闻、人生遭逢、民风民俗，皆成了作家的心血结晶和时代风云留下的趾痕。作家还应当多写。

    “散文卷”包括“滇云篇”“蜀水篇”“人物篇”“海外篇”共五十二篇。高缨同志为这一部分作序说：“这数十篇散文，偶有空灵缥缈之作，但大多数的笔墨厚实而酣畅，有人有物，有景有情，有识有智，读后使人有所得。”“‘人物’‘海外’二篇，似乎更为可贵，因为其中许多事、许多人、许多细节为后来者所不知……比如东京聂耳追悼会的悲壮场面，张天虚维护国名的激昂言词，叶圣陶的为人师表，闻一多的志士风格，等等。”评论是中肯的，我也喜读“人物”“海外”二篇，因这有作家独特视角和身影。

    “戏剧卷”包括与人合作的大型川剧《望娘滩》与《薛涛》及八集电视剧《大禹》、五场歌舞剧《攀枝花》。《望娘滩》是个有影响的剧本，写的是都江堰的神话故事，有四川特点。1989年四川省川剧团以此剧到东欧多国演出，颇获好评。《薛涛》曾获四川省文艺创作奖。本卷的剧本写得人物性格鲜明，富于想象力，有的富于传奇性，故事性强，矛盾冲突尖锐，读剧本时如看到望娘滩上江流滚滚，薛涛井边松竹弄影，禹王宫前香烟缭绕……气魄与手笔是出我意外令我吃惊的。诗人写剧本，剧本中常有诗情和诗意。

    “文论卷”中的三十四篇文章，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艺多方面的内容。政治经济部分多数均是写于解放战争时期，但迄今读来，仍觉得有助于了解近代史，对新旧社会能做出对比。《薛涛与元稹的关系及其他》《论薛涛与竹文化》《诗经漫步》《正视四川在近现代史的地位》等篇，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和思索，可以给人启迪。华飞同志现在还在与友人一起自费办一份非卖品的《老年文学》杂志，编得很出色，不付稿酬，愿写稿支持的人很多。“文论卷”中的《老年文学问题》一文，读了就明白此老的意图。他是要在党志“重视老龄工作、发展老龄事业”的指导思想下，把全国的老年作家、文学家这个“方面军”团结起来为改革开放创作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而努力。由此可见这位八十三岁的不老翁的精神状态。

    文如其人。读《李华飞文集》使人加深了解了这位执着迷恋于文学的老作家。他得失成败，从不离开文学；俯仰百年，总是坚握投枪。无论身处顺境抑或逆境，始终保持着直面人生的正义感和是非感，在文学的精神领域中驰骋。正如马识途同志为“文集”题词所说的“华飞万里春常在”。他是一朵“老来红”。他兴趣广泛，能熟练运用多种文学样式。审美情趣、知识水准、艺术素养都是向高处着眼。他的作品决无市井气与纯商业化追求，决不忽略人格和理想，与那些伤害文学与社会的作品迥然不同。我读“文集”时，有一种面对崇高之情，不禁泛出钦敬。

    前些时，看过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部专题片，陕西一位老劳模（可惜我未记清名字），坚持植树数十年，一年一年在绿化山坡。如今，那本来童山濯濯的山坡上全长满了他手植的粗壮高大的绿树。他仍一年复一年继续种树……面对巍巍青山，我看时肃然起敬。李华飞不也正是这样一位在文学山岭上不断植树的劳动模范吗？六十多年如一日在“植树”，文集的出版说明他绿化的地盘已是很大很大一片了。他的作品有如绿树，有益社会和人民。最近，仍常看到他有新作发表。我在此祝福他健康长寿，继续不断为绿化文学大地做出贡献。

    （本文刊于《人民日报》）

    啊！胡兰畦！

    ——读《胡兰畦回忆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倪进云副编审来到我住处，从包里掏出一本刚出版的《胡兰畦回忆录》来，脸露喜色地说：“我磨了十年，终于把这根绣花针磨出来了！”我知道她为出版此书曾付出过辛勤的劳动，接过装帧精美的这本厚书，翻看着书前精印的二十几幅照片和沉重的六十万字正文，不禁欣慰地对她说：“你磨出的是一根金针！”

    胡兰畦是反法西斯的杰出女战士，德国人民称她是“敢于和希特勒较量的女人”！她1929年冬出国留学，30年代，她在留德学生中因从事反帝反法西斯运动，于1933年被投进德国女牢，获释后被驱逐出境，先后流落到法国、英国，后来又去了苏联。她写的《在德国女牢中》，最初被译为法文，载于1934年德国文豪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旋被译成英、德、俄三种文字。1937年4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在德国女牢中》在上海由《妇女生活》杂志连载，又由生活书店出版，曾风靡一时。现在，在这本回忆录后，附录了《在德国女牢中》的全文。

    胡兰畦是位革命先驱、女中豪杰：她从小崇拜秋瑾，五四时期便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洪流。20年代初投入争取女权的斗争，去上海列席全国学代会，是四川第一个妇女联合会的主席。她以后在广州参加国民革命，是黄埔军校最早的女学员之一。抗战前，她在苏州监狱慰问过因要抗日被囚禁的“七君子”；抗战爆发，她组织过抗战时期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战地服务团——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辗转七省抗日前线。1936年，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49年为策动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起义，她也出过力……

    胡兰畦是革命的资深女作家，写过书，当过报社社长。1934年8月，与萧三一起，在苏联参加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当时，蒋介石在上海杀害了殷夫、柔石、李求实、胡也频及冯铿等左翼作家，她应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一个干部之托，请高尔基在会上表示了愤怒的抗议，支持中国革命。胡兰畦多次与高尔基交往。高尔基逝世时，她被安排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捧着高尔基的遗物为之执绋到红场送葬。胡兰畦与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史沫特莱、安娜·西格斯等世界名作家均有交往。德国名作家安娜·西格斯作品大多以反法西斯斗争为主题，代表作为《第七个十字架》，胡兰畦同她有诚挚深厚的友谊。

    胡兰畦是一位交游广阔的女社会活动家。为了民族的振兴，国家的进步，人民的幸福，她与许多国内外风云人物都有过交往、接触，可以开列长长一串与她交往、接触过的亲密朋友、名流、名人的名单：宋庆龄、何香凝、陈毅、廖承志、恽代英、周恩来、邓颖超、邓演达、杨秀峰、陈铭枢、李立三、吴玉章、杨之华、李济深、郭沫若、项英、邹韬奋……在国外，她接触过“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倡议人蔡特金及玛丽亚·吴塞、奥·托堡……从这长长的名单中，就可以想见这个奇女子当年驰骋奔波、跌宕起伏的飒爽英姿和侠骨风范。

    胡兰畦一生经历十分独特，有极不平凡的遭遇。这位女战士富于传奇色彩，生活曲折大起大落。她加入共产党很早，可是一生坎坷，不仅是30年代在德国坐牢，不仅是大革命失败后被蒋介石亲自点名驱逐，不仅是旅苏期间被王明、康生迫害，而且新中国成立后蒙冤被错划为“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到“文革”时期所受的苦难更不待言。她直到80年代才由党为她落实政策，恢复党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川省政协党委。但可贵的是她即使身处逆境也始终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女性，始终对党忠诚，始终不停止对光明和进步的追求，始终在奉献她的光和热及爱心。读她的回忆录时，我们会不仅被其经历所吸引，更会被其精神所感召，被其行为所激励。

    书出得稍迟了一点，胡兰畦老人以九十三岁高龄在1994年12月去世。如果让她活着看到此书，自然更好。但书也出得适时，在今年作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及世界第四次妇女大会召开的一件珍贵礼品而出版有更不寻常的意义。让中国妇女和世界妇女都来看看这么一个大写的女人，这么一个中华奇女子，让她的英名远远传扬开去，让她的光辉灿烂的精神传颂于永久。老人是会含笑于泉下的。

    20世纪是一个风雷激荡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中国的社会是复杂的，人生也是复杂的。有胡兰畦老人这种特别复杂经历的人却未必多。她的这本书是她一生革命生涯的回顾，也为中国现代革命历史提供了不少史料。这是一部可以传诸后世的回忆录。如果说欠缺，那就是在丰厚的内容中有些地方简略了一些，但当了解到老人写回忆录时有一个宗旨：凡遗忘了的事虽经知情人提示而仍记忆不清的坚持不写，遂也不觉得遗憾了。想到一位高龄的老人，能有这样的记忆力与毅力，在文字记录整理加工者范奇龙和责编倪进云帮助下完成这项工程，实在是十分不易。

    中国为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类似胡兰畦的革命女性而骄傲。像这样不一般的回忆录，是无法用一篇短文评述介绍的。只有你自己去读，才会有得益和启迪。我读完此书后，不禁放下书脱口而慨叹曰：“啊！胡兰畦！……”仅这一个“啊”字，蕴含了我无穷的感慨与收获。读一读这本非同小可的回忆录吧！你必将会有许多新鲜的超乎寻常的感受！

    （本文刊于1995年7月《四川政协报》）

    人心正反是沧桑

    ——评《心路沧桑》

    出身将门的高戈里著的《心路沧桑》最近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此书有个副标题——《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是一本题材独特，富于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值得一读的好书。它揭示了一段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史实，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真理。作为旧军队的国民党第60军，怎么能变成共产党的人民子弟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呢？这当然有一个艰难、曲折、脱胎换骨的改造过程。本书对此做了“解密”，填补了这方面作品的一个空白。它既是一本文学书，也是一本历史书（一本涉及中国革命史、当代史、解放战争史、解放军军史的书）。由于作者有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其论述常使本书带有政治理论色彩，也是优点之一。

    上年岁的人或熟悉三年解放战争的人都知道：解放战争时期，我军越战越强，蒋军越战越垮，突出表现在大批蒋军纷纷先后起义、投诚。据统计，那时期，我军共接纳、消化、改造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177万人（这个数字之庞大，超过如今美国现役军人总数）。当年这滔滔177万左右蒋军官兵是如何消化改造的？如果不能变被动为主动，消化并改造之，会是什么情景？我军为什么有这么强的组织、改造能力？作者说：“对昔日的战场对手，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的工作团，就能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对旧军队的改造，作者指出：“重心在于思想改造。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用起义官兵滚动改造起义部队：以改造滇军（国民党60军为云南籍军队）为例，解放战争初期，30多名老红军、老八路先改造了海城起义的第184师；两年多后，他们带着海城起义官兵又改造了长春起义的第60军……”本书用形象的故事和事实写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也写出了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遂使敌对阵营中无数官兵倒戈而来，经过改造，整个有生力量心悦诚服，成为凝化在共产党军事机器中的强大队伍，与人民生死同心，为人民解放和革命事业不惜献出鲜血与生命。在世界人民的革命史上，像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这样规模巨大的战争中的敌我队伍的流动、易位、改造、改变，恐怕是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相形之下，春秋时秦国名将白起长平之战大胜赵军，俘赵军四十多万人全部坑杀，手段之拙劣残忍就无须比较了！所以，本书写的这样一个题材，恐怕对世界各国研究军史的学者均会引起关注的。

    国民党旧军队是怎样一种状态呢？绝大部分是糟透了的。旧军队里有黑暗的非人压迫，军官可以任意残害士兵，贪污腐化，抢劫强奸什么坏事都做。书中以海城起义的184师为例：“在400多名军官中，公开要求治疗梅毒花柳病的就有30多人，在参谋处和医务处抽鸦片的军官甚至公开摆鸦片烟灯。”……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我在四川江津德感坝上高中时，亲眼目睹当时国民党的渝江师管区强拉壮丁捆绑吊打并用枪毙逃兵的名义杀害壮丁。德感坝有个伤兵医院，院长等集体贪污，一次为应付上级来检查，天亮前将重伤而得不到治疗的伤兵全部抬到江边的树林里，胡乱搁置，晚上时，那些伤兵有的已死，有的正被野狗咬食，惨不忍睹……

    旧军队改造之后是什么情况呢？作者以国民党60军作为一个“麻雀”解剖，改造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50军后，军容、军心、军风、军纪、战斗力、凝聚力迥然不同。1949年，50军南下参加解放战争后，进入鄂、川作战，士气昂扬，在歼敌2.7万人之后，又整编了蒋介石嫡系陈克非20兵团，溶编了袍哥舵把子的“挺进军”，屡立奇功。1950年10月，50军出国抗美援朝，面对强敌在冰天雪地中悍勇无前。在向高阳攻击前进中，歼灭英军第29旅皇家来复枪第57团一部和英军第8骑兵团“皇家重坦克营”全部，炸毁敌坦克和装甲车27辆、汽车3辆，缴获坦克4辆、装甲车3辆、汽车18辆、榴弹炮2门，俘敌少校营长柯尼斯以下官兵约200人。这同时，50军第148师442团1营作为全军前卫直插汉城。1月4日，率先攻占汉城。这些彪炳军功，可与日月同辉，堪称奇迹。

    本书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也是一部研究性的著作，是作者呕心沥血采访、思考、调研、阅读多年而诞生的。作者工作之余，将精力全部投入这部有意义有价值的作品，采访过130多名历史亲历者。这样的书正像作者在书中谈到另一个问题时说过的：“自然界的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但他们的硬度却有着天壤之别，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各自空间结构不同。”借用于他的写作，本书的质量是由于久磨不懈及反复锤炼，由于其第一手采访的可贵和真实，自会有其不同一般的光彩，作者又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这与当时有些人草率马虎、仓促上阵、追风媚俗的创作态度大相径庭。我欣赏这种写作态度与风格。

    （本文刊于《人民日报》）

    诗人之歌

    那是1988年的春季，当时，我到上海给左眼动了大手术回到成都已经半年，但还不能阅读写作，过的是懒散、静养的生活。陪伴我消磨时光的是一只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我常常独自躺在床上闭着眼打开收音机听音乐。我的心情处于沙漠般的寂寞境地中，不知今后我将怎么生活，唯有音乐使我在心灵上能感受到阳光和雨露。

    有一天，白发满头的老诗人张天授由渝来蓉，看望我时，专诚送了我一盒录音带，说：“这是我写的《成都情思》，我自己很喜欢，人家也说好，由著名作曲家敖昌群谱了曲，战旗歌舞团的女高音歌唱家沈惠琴演唱的。希望你听了能喜欢。”

    天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4年参加革命，从事学运时参加创办过《中国学生导报》。他是老报人，更是老诗人，几十年来写了不少诗，也写了不少歌词。有人写过《张天授的歌词创作》专门评介他的歌词。病中得到他的关心，感到温暖。但当时我由于失去左眼心情懊丧，百无聊赖，没有兴趣去摆弄录音机。他走后，我将他赠的录音带，放在抽屉里，打算以后心情好的时候再听。

    清楚地记得，不久，在那一年的4月上旬，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6点15分和中午12点，两次都在“蓉城歌声”栏目中播放并介绍了《成都情思》。啊！这不就是天授的《成都情思》吗？我每天按时收听，一连听了一周。第一天听时，正逢下雨，窗外雨声淅沥，衬得《成都情思》分外悠扬。从一开始，我就被这支歌吸引住了。一支多么优美的歌曲呀！含蓄、优美、脱俗的歌词，奇妙悦耳的曲调，都使我心动，而女高音中速、深情、圆润而优美的歌声，将词曲表达得淋漓尽致，一下子就把我带进了一个情思缱绻、浮想联翩的境界。

    于是，以后，我常让女儿给我拿来录音机，装入《成都情思》的录音带，不断地一遍遍欣赏。好的歌声百听不厌，那盘录音带在病中带给我不少欢快和慰藉。

    我是1983年秋天由山东来到蓉城的。成都美丽的市容与景色，成都的晨曦与晚霞，时时刻刻感染着我。读过不少描写成都、抒发心绪的精彩散文，却一直遗憾没有听到过一支真正能颂赞成都、使人热爱成都的美妙歌曲。这是应当回荡在蓉城上空经久不灭的神奇旋律。我觉得成都应当有这样一支歌，正像北京有它的《北京颂歌》，哈尔滨有它的《太阳岛上》，济南有它的《泉城美》……这样的歌，将与它所歌唱的城市形影不离、永存不朽。

    好了！终于听到了这支歌，它使人触动情思，深爱锦城，从音乐中感受到成都的美！它使我随着歌声心潮起伏，沐浴在一种漫步在望江楼前、荡桨在锦江河上的意境里。

    “再见/你锦江河上的朝阳/再见/系着我的生命的小船/成都啊成都/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永远和你同在/心啊，留在你的门前/卫护着你/卫护着你啊/时刻倾听着你的召唤/时刻倾听着你的差遣……”

    “深情雕刻在你的心上/真诚，交给你生命的琴弦/……”

    天授虽然白发萧然，年已古稀以上，歌词却像他平日为人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热情奔放，“色香味”俱佳。一看确是来自生活倾注了浓烈的感情写的。他对成都的感情，不是泛泛的感情，已经成为一种“情思”，似乎是淡淡流泻的心声，却字字锦绣，有浓浓的情意。我很欣赏敖昌群配的曲，那缠绵，那节奏，那诗意，那欲言又止，那耿耿忠诚，如果不是对词作者和歌词有深切理解，是谱不出这么精美的曲子的。

    真高兴蓉城有这样一支与它相匹配的乡恋之歌！近几年，我在双流机场、在火车北站都听到过这支歌在播放。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不止一次作为“每周一歌”播出。成都市征求市歌，《成都情思》被选入市歌的集子。最近，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编了《蓉城歌声》专栏节目集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但又选用了这支歌，而且就用《成都情思》作为书名。精美的东西总是有生命力的，这支歌经历了漫长的五年，在多如牛毛的歌曲世界中保留下来，说明已被群众唱开，当然绝非偶然。

    蓝天、白云、春风、秋雨、芙蓉花、银杏、盆栽、古柏、青竹……杜甫草堂、武侯祠、王建墓、文殊院……青城山、都江堰、宝光寺……尽管这支歌的歌词中并不一一写到，但歌词如诗，含蓄佳妙就在这里，音乐的魔力也就在这里，是虚写，是概括，歌声一起，山川风貌、历史文物、新兴工业、改革开放、四方为客……就都立刻随旋律浮现眼前，诗情画意，绵绵不绝，令人陶醉。

    真欣慰蓉城从此有了一支道出成都人共同心声的歌！听到这歌声，成都人的心会缭绕在蓉城周围，成都人的情会守护着家乡，愿为可爱的锦城献出力量和汗水；远离成都的游子，会永远不忘哺育自己成长的热土地……

    我写信给天授说：“有两种歌：一种是因为有名歌星唱了走红的；一种是唱了它歌星就会出名走红。反正，这两种都是好歌！《成都情思》就属于这样的好歌，应当介绍给来成都的名歌星都唱一唱！”我想，北京来的，上海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歌唱家们，你们在成都演出，假如在台上唱一曲如此优美的《成都情思》，热爱桑梓的成都听众能不为你们的美妙歌声而情思澎湃吗！？

    和平是时代的召唤

    ——读《世界和平圣诗》

    当联合国敲定21世纪为和平与发展的世纪，世界诗人大会邀请联合国各成员国的首脑们对世界和平写上愿望与箴言，汇集成册出版，这是一个好主意，也是一个好构想，更是一个良好的希望。如今雁翼同志赠我的这本精装的非卖品——《世界和平圣诗》放在我的面前，看到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首脑们的诗和箴言，都同声在谈论和平、赞颂和平、祷祝和平，使人感到欣慰，因为这说明，和平确确实实是全球全人类所热爱并渴望永久掌握的瑰宝，人们都希望21世纪是一个和平的世纪。因此，这本《世界和平圣诗》是使人感到光辉灿烂的。

    但，理想与现实，口头与行动，每每并不一致。我们处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国际局势总体走向缓和，但仍然存在一些紧张根源。有的地方还在响着枪炮声、流着鲜血，一些非正义的行为被诳言所掩饰，一些阴谋诡计被假和平的面具所蒙蔽，有的大国追求霸权，正以违反削减大规模杀伤武器和裁军及限制军备竞赛的原则强悍地走危险的希冀用先进武器控制全球的险道。显然，我们还无法从这种人的笑容和口头上的橄榄枝来获得信任和安全，获得和平的保证与保障。

    我在自己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中说过：“和平是人生哲学，是一种人生态度，是每一代人对自己和后代前途所负的历史责任。”我也说过：历史经验表明，为了避免战争，促成社会上全体人民既能明确区别战争的性质，又能有和平意识的觉醒，是人们对自己生活与未来及子孙后代应负的重大责任。和平的事并不简单，实现永久和平的愿望更不容易，但无论如何，和平这种信念是崇高而不可丧失的，有这种信念，人们才能为之奋斗，为之努力，因此，任何努力服务于这种信念的人和事，均应支持和赞美。

    1997年10月，我在第34届国际作家会议上发言时曾向25个国家的四百余位作家说过：“亲爱的朋友们，我已是一个七十多岁的白发老人了！我诞生时，中国正在军阀混战。中学时代，日本侵华，我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大学毕业前后，面临内战，我为人民中国的诞生尽了自己应尽的力量，懂得战争之残酷，也就更懂得和平之可贵。在今天这现实世界中，作家应当用笔把人类团结得更紧密，反对一切不义的战争，共同来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共同去缔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世纪之交的文学理应为这铺路、开道！作家的作品和诗人的诗篇，可以深入人心为和平不断播种，使和平开花结果，使人类的智慧共享，让21世纪的世界成为和平普照、理智闪光的世界。”

    和平是最强音，是时代的召唤，也是时代前进的要求，我们理应认准这一方向，让所有的人为此做出贡献！

    （本文刊于《银河系》2000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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