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文集·第九卷:西窗烛 带露摘花-王火序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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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意

    编这本序跋集时,起凤去世已快六个月了!她走了!我书桌对面那张靠背椅总是空着,我的心也总是寂寞孤独。过去,那是她的座位。每当我写作,她常静静坐着陪我,看看书报,更多的是拿我写了放在她面前的文稿一张张阅读,有时倒杯水给我轻轻放在桌边。当我停笔时问她:“怎么样?”她总微笑着说:“行!”有时就谈点很好的看法让我改动。但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我总摆脱不了想念她。想起她,我就想哭,因为她是一个用她一生心疼着我的人,如今生死两茫茫了,我岂能不朝思暮想?夜里,我总希望在梦中再见到她,但我服安眠药入睡,很少能见到她,偶然见到,梦醒后更加伤心。

    她是2011年7月2日夜11点47分走的。那是个星期六,我事先缺少心理准备,7点多钟,医院开始抢救,她还是清醒的。9点钟,小女儿亮亮从英国打电话来大声叫:“妈妈——妈妈——”,她接着电话仍会慈祥地答应,但11点后,监测仪上病情严重了。她走前半小时,我站在她床前,用右手紧握住躺在病床上的她的右手。右手是温暖的,她也紧握住我的手,并且长情地看着我。但时间很短,她闭眼不看了,手也松了,监测仪上的变化使我心惊:氧饱和、心跳、血压、呼吸……都在下降,她的手也变凉变冷了!我明白:那不可挽回的悲痛时刻来到了!我放开她冷了的手,看着监测仪上各项数字变成了直线,忍不住在她额上深深吻了一下,眼泪流下来,我说:“七姐!一路走好,将来我会同你在一起的!”我默默看着孝顺而疲劳的大女儿王凌,她哭着忍着悲痛同她的好友及护工替起凤换上入殓的新衣……起凤平静地躺着,像熟睡,依然一头黑发,身上干净,面容美丽,善良而平静,但这就是刻骨铭心的诀别了!……

    现在,编这本序跋集有这么些心意:一是我在找点有意义的事做以便打发时间。二是我写的序跋很多,有些写得还可以,集中选在一起,可免散失。我给自己写的序跋有几十篇,我只选了很少;我给亲友写的序跋有几十篇,我多选了一些。三是序跋由于重要,又由于较短,起凤都看过,有的曾提过意见让我修改,有些序是我俩合写的,长篇小说《王冠之谜》的序还是用“庶华”的名字写的。编这样一本序跋集,应是对她的一个纪念,同时也悼念请我写序跋的已经逝去的而常常在我思念中的老友殷白、余润泽、闵宜、塞风、徐靖、贺祥麟、李友欣、金成礼、帅雪、李秀英等各位,愿他们安息!

    (2011年12月冬至在成都大石西路36号家中)

    愿是五光十色的烟云

    ——《西窗烛》序

    每个人的经历,不会完全一样,如果有所选择地如实写一些出来,总是会吸引别人的。这本文集是从我写的三十多万字的回忆、纪实文、散文、随笔中挑选出来的,属于“我的世界”。希望读者对其内容和多样化能感兴趣。

    自己将各篇仔细一看,眼前恍若能够穿过岁月的迷雾看见飘过一片片五光十色的烟云,映照出许多遐想,回闪起不少心潮。

    这些文字如果说愿意献给读者的话,那就是每篇都还言之有物,老实记录下了一些人和事的追忆、时代的变化与色彩,以及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心理剖析、萍踪感情和创作体会。没有无病呻吟的哀叹,没有绮丽浮华的好梦,文字追求朴实,体会发自内心,叙事尽量质朴。一些文章发表后,曾被《文摘报》摘录或被报刊转载。有的文章迄今仍有读者写信来索取。《追寻汉斯·希伯的踪迹》一文还引起了国外的注意。

    回溯过去了的几十年中,我主要做了三方面的事:一是从事教育工作,在一个省里做过十几年的省属重点中学的行政领导工作;二是做了三十年以上的编辑出版工作;三是写了四十多年的文章。这里选的一些篇章,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上述三方面工作与生活的一鳞半爪。

    编选这个集子,今天来重读,不尽沧桑,又不胜庆幸。因为,时光如水,记忆如流。倘若以前没有写下来,现在既写不出,也是难以写或无法写的了。而这些人和事,这些浓浓的情和忆,记下来倒不是毫无必要的。

    集中有一篇曾刊载在《中华儿女》杂志上的文章,题为《心灵镜上的图影》。实际这里的每一篇文章,无论长短,都是我“秉烛西窗”,从自己心灵镜上反映出来的图画或侧影。我希望它们有我自己的“独到”之处。“尘封土埋掩不住,擦光拭净又一新。”在沉默、静止和流动之间,我感受着现实、历史和命运而动笔。

    不知是哪位文学家说过:“人,全都是为‘发现’而航行的探寻者。”我想,他这当然首先指的应是文学家。文学家的写作,如果无所“发现”,必然是一种失败。集中选的文章,都是有所感而写,但究竟有多少“发现”?却又惶惶然了!好的是记忆尚未成灰,豪情也未冷却,滓秽不录,物我通灵,笔下流泻出的,也许缺少花的芬芳,如有草的清香,我也堪以告慰。

    要了解人生,只能向前追溯,要度过人生,却应向前瞻望,是人所共知的一种人生哲理。可惜,人随着年龄增长,每每总是容易怀旧、容易向前追溯。去年,《十月》原主编苏予来访,问起我在想写些什么。我谈到想写些回忆之类的文字时,她建议我:还是把回忆之类的文字放后一步,到再老一些来写,先该仍写些我该写的东西,比如长篇小说等等。她走后,我思索好久,觉得她似是勉励我:现在你还不老,还应向前看,还应在创作上去拼搏,而把那些属于回忆录之类的写作放到更老一些来干。她的话当然有理,我也感谢她的好意。但我不想机械地按照她的建议实践。我还是依自己的主观安排与客观要求来办,该写什么和想写什么时就写什么。

    一个人善于利用人生,生命毕竟还是悠长的。集中的文章,都是过去应报刊编者之邀利用点点滴滴的光阴见缝插针写下来的。当时如果未写,也就早都消失遗忘了!当时写了,也就有了这本集子的存在。那么,过去这样,今后也依旧这样。该写而未写的人和事还多,湮没可惜。写小说的同时,我想,还会把这类文章穿插着写下去的。

    历史在静静流淌,往事必如烟云。但愿我的这些心灵镜上的图影能像五光十色的烟云,凝视时,给人以美丽,给人以亮色;烟云即使散了,光彩和印象仍然在心。

    (1990年金秋于成都)

    点燃时光

    ——《王火散文随笔》序

    不知怎的,总是忘不了“文革”。“文革”中有个阶段,我被莫名其妙地“打倒”,又莫名其妙地闲置,无事可干,无书可读,无文可写,无话可说。于是,有一种奇怪感受:时光在飞驰,却毫无价值;我嗟伤于无所作为,甚至感到了时光的停滞。那当然是错觉,时光不会停滞,也不会流逝,而人是会停止,会流逝的。当一个人无法自己支配时光,丧失了使用时光的权利,时光有犹如无;人,存在犹如消失。

    所幸,恍如一场短暂的噩梦,后来,时光终于重又给我带来了希望和喜悦。当我仍然可以依靠时光在改革开放时期做出奉献时,我就更感到了时光的存在与可贵。时光是与奉献联系在一起才有生命的。

    有个颇有意味的故事:一个希望长生不老的人找到了一位哲人,请教:“我怎样才能延长生命?”

    哲人说:“点燃时光!”

    “点燃时光?时光怎么能点燃呢?”

    哲人笑了:“时光一半在白天,一半是黑夜。倘若谁不会把黑夜变成白天,却会把白天变成黑夜,这样的人等于减寿。相反,谁能使黑夜也大放光明变成白昼,时光就翻了一番……”

    近年应邀写了不少散文、随笔,都是时光的产物。每当光线阴暗,拿起笔,灿烂的台灯金光一亮,我就有点燃了时光的感觉,有了置身于时光流动之中的体验,有了活力。由此,感到生命延长。

    我写的散文、随笔,大部分都属于旧梦,属于钩沉。有的依靠时光积累起第一手资料才能写成;有的依靠时光的汰洗、鉴定遂能下笔;有的依靠时光的发掘才能出现;有的仰赖时光的孕育才有选题、立意;有的历经时光的考验才能有境界和思索;有的承受时光的沐浴得以玉成。旧梦虽已阑珊、凋零,通过回忆写了出来,却也带着雨露、透着新鲜。能将特殊岁月、时代风云、人物身影、是非正邪、心灵感悟……点点滴滴镌烙纸面,首先要依靠点燃时光,将老了的旧梦园地耕耘一番。说来可笑,在这种时候,烦恼也好,遗憾也好,一切都似可不受干扰。大环境左右不了,小天地却可自己营造,无须瞻前顾后,无须浮躁不平,无须牢骚太盛,无须别人哭笑,但能踏实读点好书,写点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东西,即使不能因此而快活,也会因此而充实,这总是自我完善的一条途径。

    曾做过一个奇怪的荒芜的梦:仿佛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突然回到了久别的故园,一切那么熟悉却又那么生疏。旧屋沐雨栉风,已更苍老,庭园经过严冬显得凄冷,我的心感到寂寞而又孤独。但,春风中,绿树发芽,春草丛生,仿佛有个悦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那是布谷鸟的叫声……醒来后,梦境依稀仍在眼前,心情却自不同。梦已逝去多年,布谷鸟叫声难忘。

    我明白绝对无法抗拒老境的到来和羁绊,但,哲人关于点燃时光的启示和布谷鸟的啼声,对我似可格外起点激励和鼓舞的作用。遂决定用这些启示和感受为这本集文作序。

    (1996年8月)

    峥嵘历史风云儿女

    ——《国立中学的回忆》总序

    时光会流逝,但值得称道的历史,实际是一部形象深刻的教科书,应该保存、流传。

    本书实录的是那段回忆抗战后方国立中学的历史,这是一段颇有影响和意义、轰轰烈烈、不应湮没和忽略的历史。作为中国教育史来说,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这一独特篇章,应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属于抗日战争时期中等教育史内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7年,面对虎狼似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国共合作,“七七”、“八一三”后,中国人民的全民抗战开始。日本侵略军凭借优势兵力,强占我大片国土,战区大学纷纷内迁,有些中学也跋山涉水艰难迁校。更有许许多多青少年中学生及难童为抗日离乡背井,颠沛流离陆续进入内地。从1938年到1944年,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先后成立了二十二所国立中学及三所国立华侨中学、两所国立中山(班)中学、两所国立女子中学,还有三所高校附中,收容战区流亡学生,全部给予公费上学的待遇(有的国立中学也吸收了少量公费或自费的当地学生,比如四川的国立中学就有不少川籍学子),由于国立中学的成立,使得大量战火中的中华儿女——知识青年,有了稳定的归宿,能顺利完成中学学业,保存并发展了民族的有生力量。

    当时,国立中学集中教师精英,师资队伍强,教学质量高,1945年抗战胜利,所有国立中学师生都在1946年夏天开始或返原籍,或组建新的学校。留在四川的一批烈士遗孤和本地学子无法前往,遂在原中大附中、社教附中基础上,兼容其他多所国立中学在校师生,成立了国立青木关中学,但总的来说,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历史,至此应算基本告一段落。

    在这段抗战中诞生的国立中学的历史中,在国立中学上过学的学生人数,估计先后应在十万左右,他们被称为“战区流亡学生”。

    “战区流亡学生”这一特定条件下获得的“知青”名称,是一个光荣的称呼,寓含着抗日爱国的行动、艰难困苦的锻炼和拼搏奋斗的精神。这是一个抗战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特殊群体,它涵盖了全部国立中学的中学生,当然也包括了当时流浪来到后方的无数大学生和师范生、专科生。这批战区流亡学生遭遇不同,但大多数经过战火的洗礼;日寇铁蹄的侵扰蹂躏、逃亡流亡、敌机轰炸……又经过国立中学那种烽火岁月中校舍简陋、破袄草鞋、忍饥挨饿、思念家乡和亲人、疾病折磨、囊中空空、点着桐油灯夜读的磨练,他们国仇家恨深、报国意志坚,用乐观精神化解苦难,刻苦攻读,奋力上进,在大批优秀教师领导下,课余展开多样活动,高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戏剧,办墙报宣传抗战……正是这样,国立中学像炼钢炉似的锻炼熔铸出了大批钢一样的人才,每届毕业生大部分成为合格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也有为救亡从军抗日献出热血的;也有进入各界工作,走上不同岗位,成为加强抗战有生力量的。随后,有的参加学运,从事革命进步活动,有的为实现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理念,做出了牺牲和应有的极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国立中学的学生,有的参军保卫和平、反对侵略,为加强国防奉献热血和青春。大多数战斗在各条战线,奋发有为,几乎人人都有一段艰辛的历程,人人都体会过风雨挑战,也人人都有各自独特的付出与贡献。每一所当年的国立中学都可以列举出长长一串光彩夺目或有杰出贡献的学生名字。例如国立九中有“两弹元勋”邓稼先,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和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他都是头功。他虽然因辛劳过度六十二岁就早逝,但他的丰功伟绩,使人民永远铭记在心。例如前国务院总理朱基是国立八中的;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上将是国立中大附中的;天津市长聂壁初是国立十六中的;世界著名地理学家、瑞士苏黎世学院博导许靖华是国立青木关中学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是中大附中的;还有作家贺敬之、聂华苓及台湾发行量最大的《联合报》副董事长原发行人刘昌平等都是国立中学出来的……此外,院士、专家、学者、教授、将军、社会活动家、高级记者、编审、音乐家、总工程师、医生、中小学教师、演员……应有尽有,无法一一列出。部分同学,由于机遇及其他原因,或许未必享有盛名,其实能力与学识、对人民的贡献及默默耕耘的心胸与态度,均可钦敬,他们实际都是成功者!应当提及的是还有部分报国有心、才华不凡的同学,在上世纪“左”风盛行、法制未立阶段,在一些运动及“文革”中遭受不幸,蒙受冤屈,受到种种不公的待遇,创伤严重,令人心痛。但却仍衷心耿耿,有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受艰难气若虹”。每个人未必都有优秀顺利的人生,但每个人都有积极进取的人生!事实证明,当年曾受教于国立中学的一代人,是热爱祖国、历经长期战乱受到过淬火雕凿的强者;是身处社会剧变、为新中国的建立及国家的富强与现代化作出积极工作的一代;是追求进步、富有贡献经得起考验的一代。

    光阴如同流水,抗战胜利迄今瞬已六十多年,沐浴世纪风雨,经历时代沧桑,昔日的年轻同窗,不少已经先后西去,令人悼念;来往聚会的同学,如今都已个个白发苍苍。但国立中学昔日留给我们的回忆却始终难忘。对所有恩师的深刻怀念与感激,对老同学的殷切思惦与友爱,昔日在战争条件下孜孜攻读相濡以沫的情景都历历在目。甚至连过往最艰苦的战时生活在回忆中都变得美好迷人了!这是一种奇妙深厚的感情。昔日国立中学的学生们今天相遇,不管你是哪一个国立中学的,只要说起“当年我是战区流亡学生”,“我是国立中学的学生”,那么,不管你是二中的、他是八中的,抑或是十四中的,立刻产生一种“一家亲”的感情,都像久别重逢一个学校的老同学一样,互相变得亲密无间,可以无话不说,甚至相见恨晚。这是由于当年互相在抗日战争时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这是由于当年曾有过相同的生活的遭遇,是“同过患难”的!这是由于那段共同有过的“不愿做亡国奴”的历史,使大家能有共同的语言,只要是国立中学的就都是同学、校友。高度凝固力由此产生,“天涯海角都是情”由此产生。时至今日,在台湾和异国他乡的国立中学的同学、校友仍对当年国立中学的往事念念不忘,仍对当年的母校、老师、同学深深萦怀,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与努力的大有人在。而在国内,各地许多同学会的纷纷建立,许多精彩校刊、级刊的出版,天南海北使我们既怀想当年又讴歌今天,互相继续切磋,互勉保持健康发挥余热,当年豪情,迄未消弭;关心世界形势,向往中国兴旺,抗战精神,始终保持。这是可以告慰于母校的!

    人到老年,容易怀旧。《国立中学的回忆》这套书限于人力、财力,不可能完整包括当年所有国立中学的全部应当具有的文稿,也不可能容纳许许多多能搜索到的各校校友所写的精彩文章,对国立中学的历史实录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一个部分,但对我们国立中学的校友、同学来说,已是可贵、可喜的开端。

    十万大军,一支铁流;峥嵘历史,风云儿女。此刻,请让我们——当年国立中学培养过的同学们,一同向亲爱的母校致崇高的敬礼;向敬爱的老师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向已经离开人世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最深切的怀念:向我们所有虽已年迈仍生气勃勃的当年的老同学及校友致最良好的问候和祝愿。并向倡导和主编出版这部书的郑锦涛、黄作华两位热心肠、付出精力和财务的老同学,表示感谢和慰问。

    (2006年7月于四川成都)

    写赠仲山侄

    ——《从漫天飞雪到青山绿水》序

    仲山是我喜爱的侄儿。前两年曾看过他编的《聚沙》《在那遥远的地方》《参政何须有官衔》《联结能人与企业的纽带》《难以忘却的人和事》等小集子。这次他的新集子《从漫天飞雪到青山绿水》请我写序,我当然很乐意。这本集子中的有些文章,仲山曾寄给我看过,我也曾不客气地提出修改建议,也有几篇我很欣赏并向有关刊物推荐发表过。仲山不是专业作家,在业余时间里完成和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作品,精神可佳也值得赞许。

    爱国是我们家族的传统。集子中的许多文章充满了仲山对祖国的热爱,对大好山河的歌颂,对勤劳善良的中华民族的赞扬;也是仲山内在思想的真实反映,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由于历史的原因,仲山没能读上名牌大学和系统地学习文学。依靠自己的勤奋好学和从他父母身上学到的文学基础知识,长期支撑和应对工作的需要。他在工作中颇有建树,在稀土方面是位专家。秘书长的工作使他写惯了一套程序化的文案。他的兴趣却又在文学上,他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这是难能可贵的。

    集子中许多文章具有真实、生动的特点,读其文仿佛见其人。在粗犷之中见到细微,反映了仲山对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事物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特殊的视角,读来使人感到旧事旧景突现新意。

    集子中写人物的文章反映了仲山在交友中善采别人长处,发现别人的亮点,从小事中见到人物身上的闪光,很可贵。当然,从严要求,个别文章在文体准确、文字精练等方面尚可提高,这也是我对仲山的一点期望。

    谨此,与仲山爱侄共勉。

    (2002年11月28日于成都)

    王纯和王列《问祁连》序

    我亲爱的侄女王纯和王列写了一部回忆录,取名为《问祁连》。《问祁连》是一个极好的题目,是一个含有思想的书名,回忆录如果仅仅是个人经历的流水账和感悟的表达,未免不足。回忆录能寓含思想,有心灵的触动,再加上感悟的抒发,那就有了回味,有了意思。

    王纯和她的妹妹(我的三侄女)王列那时年岁很小,作为父母关爱的两个小女孩,“文革”降临,父亲是部队著名的兵工专家[1]。必然受到不该有而必然有的冲击。这时,忽然听到一声令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王纯和王列从北京同其他一批军干子弟,离家迢迢万里去到甘肃山丹军马场。(我亲爱的大侄女王明,当时在上海随祖母读中学,也就被敲锣打鼓远送到新疆去“农垦”。上海《解放日报》当时还在第一版上刊登了记者写的采访特写,表扬了她和我的母亲。我的爱侄王捷当时实在太小,才被留在父母身边生活。)论理年纪小小的王纯和王列,本该沐浴着父母之爱,享受着家庭温暖,接受正规的、良好的学校教育,循序渐进成为国家和人民需要的高、精、尖端人才,可是她们在一瞬间都失去了一切,面对着荒凉峥嵘的祁连山,开始了一种并不适合年龄的、莫名其妙的、超出想象的、受尽折磨的艰难生活。

    本来,人生的轨道就是无法预见的,没有人能事先写好他的自传。所幸,许许多多这种受过爱国主义教育的孩子,当时属于那种天真洋溢,只要生命尚存就必定奋勇而活的人,能立足面对现实,真是顶天立地,颇不容易!

    正如有人所说:“人生的游戏不在于拿了一副好牌,而在于打好坏牌!”那批被称为“知青”的孩子们,男男女女,用青春年少的宝贵时光,以豪言壮语鼓舞干劲,“吃着草,挤着奶”,有的成了烈士,永远葬身在那儿了!(王列被分配到煤窑干负重拉煤的活,落后的煤窑出了事故,她曾险遭活埋)有的耽误了学习,损害了健康,影响了一生。但生活本身是有辩证法的,这些知青像军人似的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战役,有胜利,有失败;有损失,也有战果。作为知青,失去了许许多多,在坚韧、毅力、刚强、意志、能力与体力的锻炼方面却也必然或说不定会成为一笔派生的财富!人生本来就像曲折崎岖的山涧泉水,遇到阻挡仍会滚滚或潺潺而流泻。悠悠多少年的崎岖跨过去了!“文革”结束和被否定后的“回城”风,使大批知青历尽沧桑重新有了前进的起点。王纯的爱人李建中,王列的爱人骆天柱都是从北京到山丹的军干子弟,这就“青春作伴好还乡”。侄女的父母在河北石家庄部队里居住,两个女婿和女儿就都到了石家庄工作生活,一晃又是许多年,时光真像流水……当年,因蹉跎岁月急切着曾想赶快离开的遥远的地方,待到岁月流逝,回忆镌心,却会转变成思念、难忘的地方,一种怀有神圣感情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过一种特殊记忆,有些特殊记忆常是多情而且可以从苦涩变为甜美的!不回那里,对那些过去的人和事,会魂牵梦萦;回到那里,见到了过去的熟人和遗迹,会念天地之悠悠,怆然而涕下的。

    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年月中,当初年幼年轻的知青们,年岁增长了,各有不同遭际之后,那股怀旧之情,促使他们从各处来到当年生活过的老地方,这是他们昔日的战场,他们来聚会,悼念应该悼念的,怀念应该怀念的,感谢友谊,畅叙别情,然后互相祝福,并在那里立碑刻石留念。随之而来的就是用自己最纯挚真诚的感情写下真实的回忆录,叙述自己独特的经历和伤逝的感受。《问祁连》当然就是这样诞生的!

    我读了《问祁连》是有所触动的。早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期,我曾到过甘肃,先在兰州,后去张掖时路过山丹,但没有下车,看到了山丹境内的焉支山(又名焉耆山),但也有人说那就是祁连山。后来,我回兰州又到临夏去过,因为那时正在“引洮上山”,劳动大军正在“大兵团作战”。这本是违反科学的蛮干,但当时要“人定胜天”、“超英赶美”,所以要“低处的水往高处流”。我亲眼见到日日夜夜好几万人汗流浃背,熬红了眼在那里“折腾”。我回兰州后访问了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他向我介绍了甘肃的“大炼钢铁”和“引洮上山”,我告诉他:“听工地上的群众说太累太紧张了!”他坚定地说:“毛主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紧张是东风!”我记录他的话,经他过目同意,用《紧张是东风——访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为题,将文章发表在北京《中国工人》半月刊上作为头条出现。但后来事实证明:世上虽有许多智慧的格言,却都不会阻止人们去做傻事:“瞎折腾”是绝对不行的!“大炼钢铁”和“引洮上山”这种事只造成了人民的灾难!我记录并发表那篇文章也是一个错误。

    广义的祁连山其实是指甘肃省西部和青海省东北部边境山地的总称。古老、褶皱、断块高耸,西北—东南走向。那真是浩浩渺渺,气势宏伟的大山脉,它像一个又一个饱经沧桑的长寿老人蹲在那里观望世事和一代又一代的变化,它心里一定有比较、很明白。它不会说话,但不妨碍我们提问!它不会回头,我们却可以回头。回头看一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发现使过去成为过去的理由。

    当年的老知青写回忆录,恐怕必然会有这点意思的吧!?

    (2011年10月5日夜于成都)

    注释:

    [1]我哥哥王宏济是国防科技、教育战线的著名学者,是兵器系统与运用工程新学科的主要创始人。“文革”后是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国维修与维修性工程理论奠基人,我历来以有这样的哥哥而自豪。

    风雷震颤,风雨芳菲

    ——《火红的金达莱》序

    往事已然苍老,但历史不能忘却。

    早有人说过:“文革”貌似一场正剧,其实是一场悲剧和闹剧。《火红的金达莱》,是一个极好的共产党员和他的妻子(也是共产党员)在“文革”期间及以后的遭遇的叙述。这里充满了帅雪同志及其夫人卢爱忱同志的喜怒哀乐,这里是他们一段刻骨铭心的难忘记忆,一段正常人在正常年代少有的经历,一段事后滤沉多年冷静下来的思索,一段富于人格力量的回顾与总结。对于我这样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读了以后,对那场毫无历史必然性的毁灭文明、毁灭生命的愚昧与“混战”,仍不免感到心跳引发共鸣,有一种风雷震颤之感。原因在于其内容及思想感情的真实及新鲜,它勾起我对往事的回想,也挑起我的兴趣,在本书的叙述中因其真实而使我沉思。

    本来,每个人的经历及心路历程,其实都可以写成一部各不相同的作品。因为各人的经历绝不会完全一样,各人的想法与体会更不会完全相同。《火红的金达莱》写的是荒谬年代中的一首悲欢交响曲。我经历过“文革”,并出版过《在“忠字旗”下跳舞》一书,但雪同志写的这部书,我既熟悉又生疏。熟悉的是“文革”中遭迫害、诬陷、批斗的那一些,生疏的是他们夫妇发配边疆流放长白山麓务农四五载的劳动、生活与见闻。这段生活不乏生死考验、艰苦崎岖,却居然也不乏诗情画意、田园景色。这对我来说,读时颇获风雨芳菲的意境,这自然就是一种新鲜感了!

    我查找地图,在吉林省地图上找到了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延吉县(现在是龙井市),又大致找到了原来光新公社新化大队所处的地点。呀!那真是长白山区一个太遥远带点神秘的地点。那里离朝鲜的边界多么近!这是个春天开满红色的金达莱而冬天布满漫山遍野深厚积雪的地方。他们夫妇在那里语言不通、生活习惯迥异,人地生疏,两手空空,但像《鲁滨孙飘流记》中的主人翁那样仰赖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及毅力,寻找生存和改善生活的权利。他们制爬犁、当“猪司令”、插秧、积肥、改土造田、整理打石场、搞水利建设、收割水稻、抗旱点种、挑水上山、伐柴、狩猎、做养鸡养鸭专家……因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信念而韧性地生活下来。看看两个共产党员的这段“戴着屈辱帽子”的生活,背后可以得到的思索与回味很多很多。在养猪时,作者说:“和猪们在一起,我有莫大的欢乐,更有安全感。”在被邀约去帮助县里出去做外调工作时,作者说:“一个等待落实政策的‘现行反革命’,却去为落实别人的政策努力创造条件并参加对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滑稽之至!”……类似这种事实与感叹,更足以看到“史无前例”的荒唐与荒谬。幽默的话透着辛酸,反常的事有着苦恼人的笑叹。

    我在前边说起过人格力量的话,帅雪夫妇本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可是“文革”一来,红白颠倒,竟成了“现行反革命”,甚至开除党籍。于是就受到了种种非人摧残。可贵的是在逆境中,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奋斗去赋予生命意义,像一位哲人所说的:“生命在闪光中见出灿烂,在痛苦中见出真诚。”他们干一行学一行,在生死存亡之间,依然在为党为人民为共和国做好事。他们反对“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的事,因此蒙冤招祸,可是他们流放到冰天雪地之中,依然注意民族团结,搞好知青教育,甚至因当地盛行酗酒之风,会喝酒的老帅居然五年中极少同社员一起喝酒,还带动了男人们干家务……他们既不忘掉党员、干部应有的责任感,也不抛弃时代赋予的使命感,只做好事,不做孬事,正气凛凛,我行我素。那种处境下做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美国人我想可能难以理解,生活在今天改革开放好时代的年轻人怕也不易明白。他们的表现说明:好党员就是这样,放到哪里都会放光,在人民中间就像革命的种子。“文革”末期国家元气大伤,但“四人帮”覆灭,党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国家恢复得很快,靠的自然是无数百折不挠的好党员和好干部起了中坚作用。《火红的金达莱》也许可以曲折地反映、印证这一点。

    《火红的金达莱》,可贵在于真实。它写了“文革”,但又并不是一本专写“伤痕”的书。它用很少的篇幅涉及“文革”里的那种批斗、殴打……而用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写了干部下放当农民的生活,写了一对党员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后依然挺拔的故事。这是特色之一。在写这段生活和故事时,又不是用凄凄惨惨、悲悲哀哀的心愿与笔法来写,而是用一个共产党员的笔墨抒发站在今天、回顾过去、瞻望未来且对未来中国怀抱信心的胸臆,表现出了拳拳的赤子之心,不乏乐观主义与豪情壮志,这自然是特色之二。

    “文革”早已是历史。帅雪同志的文稿有其特色,就有其价值。有同志曾倡议建立“文革学”。无须建立或不建立,若干年后,研究历史的人,如果看到《火红的金达莱》一书,那将可能会像获得一种珍贵的参考资料来对待。

    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忽然想起林则徐被充军新疆时所吟的诗了!诗中有两句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啊!“往事多历历,漫说等云烟”。风雷震颤!风雨芳菲!

    (2002年1月2日于成都)

    余望的传奇人生

    ——《阳光照彻》序

    《阳光照彻》一书,作家用真实而生动的笔触,写出了书中主人公坦荡的传奇人生,也写出了余望所处的时代和历史,读后使人心中五味俱陈,感动殊深。

    我亲爱的外甥余望有坎坷崎岖的经历,非常人所能忍受,但他有志气有勇气承担沉重的命运,无论风霜雨雪,哪怕雷霆霹雳,均能豪迈面对。他坚毅真诚,终如有人夸他的那样:“他在默默抚摸着时代造成的痛楚之时,尽力地击发自己的亮点,在求生存中造福社会,在求发展中关爱人群。”他打开了一片天地,做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好事,在时代的风云激荡中成为一个站在浪潮前沿的有贡献的人物。

    余望的家庭背景比较特殊。他的祖辈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大变革时代,而且都是名门望族子弟,有条件吸收先进文化知识,追随新思想而成为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辛亥革命前,他的外祖父凌铁庵及两个叔公凌蕉庵、凌济庵便与黄兴、柏文蔚、于右任等一起,发起组织了长江中下游反清团体“岳王会”,撰写《光汉》《兴汉》等书籍,宣传反清爱国思想,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会员。凌氏三兄弟在武昌起义及以后均出生入死,尽国民革命之天职,成为安徽籍革命党人中有较大影响者。安庆潜山余姓也是旺族,上溯到明清两代多有贤人辈出。尤其是中共早期的党员、第一任潜山县特委书记余大化烈士,是余望的叔父。余望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受到先辈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而矢志不渝。

    正是特殊的家庭背景,在极“左”思想盛行的年代,造成了余望少年时代的不幸,青年时代的挫折。他在“文革”中曾遭受冤狱之苦,但巧遇陈振亚——一位曾受到他外祖父凌铁庵营救的共产党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庆地委书记),引发了后来他与陈振亚之间的忘年之交,并引导余望投入改革开放大潮之中为社会做了大量工作。余望正是从前辈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优秀品质,养成了有胆有略,坦诚直率,刚直不阿的个性。他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敢为人先,善于从现象中悟出客观实际的道理,并与不良势力抗争。为平民百姓谋福祉,为受冤屈者打抱不平,为贫困者争福利。

    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余望善于利用各种关系,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他团结台胞、台属并帮助他们拓展为经济服务的空间,做出成绩回报社会。他曾赴台访问并拜会陈立夫等一些国民党元老,介绍家乡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他多次赴港澳为安庆的贫困学生争取港澳同胞帮困助学。余望将前辈人爱国、爱乡、勤劳善良的传统和自己的聪明才智相结合,成为造福社会的资源,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本书的内容跨越了近六十年的时空,也是余望人生走过的六十年。六十年来,祖国大地虽经风风雨雨,但时代在进步,国家较前繁荣,民主法制较前加强,改革的潮流浩浩荡荡。本书紧紧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让时间证明一切。余望的命运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革而发生变化,从厄运走向光明的前途。

    前年我在黄山与余望相遇,见他名片上用了“天柱山人”的别号。大凡去过天柱山的人,都会为天柱山主峰的雄伟壮观而感叹。它潜于群山之中,雄起于群峰之间。那擎天立地之势中,蕴含着历史的久远和无限力量的源泉。天柱山以古皖文化荟萃之地而著名于世。余望以“天柱山人”引以为豪。一则他的祖籍是潜山,反映出他爱国、爱乡的情操,更深的寓意在于他崇尚顶天立地、坚忍不拔的“天柱精神”。这使我欣慰。

    余望是我亲爱的外甥。时光如水,匆匆半个多世纪,至今我仍记得他六七岁时聪慧可爱地在他舅舅结婚时给新郎新娘当牵纱童子的模样。他有过一位擅长书法和诗文的父亲;有过一位慈祥勤劳、伟大的母亲。可惜两位老人均已早逝。他的妻子程华芳是一个十分能干与他同创事业的知心伴侣。如今,他生活幸福,子女均已成材,孙辈也在成长。今年是他六十寿辰,《阳光照彻》一书的出版,固然可以作为他寿庆的礼物,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从阅读这本人物传记时,体会到失败的转化因素与人格的坚持,从而感悟到一些哲学意义,那就是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战役——多事多难的漫长战役。因此,人,必须善用人生。正像哲人所说的:“经不起不幸乃不幸之最”,“弱者坐待良机”!我欣赏余望那种不屈不挠对任何事都全力以赴,做强者打开局面,自始至终,心无旁鹜的作风。愿爱甥余望谨慎谦虚、戒骄戒躁,继续诚信待人,养德远实,不断有所作为。

    是为序。

    (2004年7月23日)

    人品、学养、才情、气质、心灵的外化

    ——《仉雁秋诗文选》序

    我想写一篇不拘一格的序。

    雁秋是我的老友,更是好友。我们相交相识开始于20世纪的60年代初,一晃四十几年了!但他成为我的好友,该从“文革”中的1972年开始。那时,一场“乱仗”,是非颠倒,我在工作单位上突然被“打倒”,无端遭到从心灵到肉体的摧残。造谣的大字报将我的作品泼上脏水,将我这个在抗战后期就与地下党密切交往的红岩儿女,污蔑成一个“牛鬼蛇神”。“文革”的疯狂,使有的人露出狰狞面目,丧失了人性。在那忍受煎熬的漫长过程中,却使我看清了周围一个又一个人的真实面貌。那是一天上午,雁秋和张树林(原临沂一中语文教师,为人忠厚正派,后调到地区档案局工作,不幸早逝,令我怀念)两人奉派来到我的“囚室”,目的自然是来核对“材料”、了解情况。但他俩和那些态度恶劣的“黑干将”不同,态度平等,目的端正。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如实陈述,他俩有信任和同情的态度,临走还说了些安慰的话,而且从那以后,就不再肯插手我的“专案”了!这件事,雁秋也许早忘怀了,我却牢牢记住,深深珍藏。我看清了雁秋为人的品质,心中就将他列入我的好友范围之中了!

    临沂一中是山东省属重点中学,来的教师都是优先经过挑选的,所以精英济济,有不少才华出众的人,雁秋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在我感觉上,他博览群书,有思想,有抱负,勤奋精干,口才好,作风好,是受学生欢迎的语文教师。因此,明知雁秋与其他一些有创作基础及条件的老师大可都成为作家,有着写作的丰富潜能,却除了希望他们全力搞好教学之外,是不去相互切磋,谈什么文学创作的。那时,风向偏“左”,业余创作被视为“种自留地”,做作家可能被看作“追求名利”,这是遗憾的事。不然,像雁秋和其他一些文字出众的老师应该早就入列作家队伍了。

    我1983年离开临沂到四川成都工作,同雁秋分别至今二十六年了,中间只见过一次面,但未断过联系。他后来在临沂一中语文教学上颇有成绩,做了教导副主任。他得过“模范教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调到临沂地区出版办公室后任党组成员、副主任,创办、主编过刊物和报纸,曾被评为“首届全国少儿报刊优秀工作者”,连任过好几届临沂市政协委员。人们夸他:“出色的工作成绩令人敬佩,忘我的奉献精神令人感动。”故人如此,令我高兴,他工作上成绩辉煌,但写作上的情况我并不了解。如今,他出文集了,嘱我写序。九卷三册厚重的诗文放在我的面前,使我欣慰,出我意外。我不禁想:这些文字作为载体承载着的岁月是悠长的,写作历程前后好几十年,一个专心致志忙于工作有时又受疾病折磨的人,能水滴石穿般地前前后后写下这么多诗文,不但艰难而且可贵。这是一种追求阳光从不虚掷生命的志士的作为!我不能不从心底里向他祝贺!

    《仉雁秋诗文选》选录的有小说、故事、童话、寓言、散文、杂文、诗歌、文论等,洋洋大观。我近日正犯心绞痛,视力也差,难以一一阅读,只能抽选了部分作品来看。总的印象是文如其人,雁秋人品好文品也好,学识溢于行间,诗文发诸内心,这就是这篇序言的题目的由来。他酷爱文学的这些心血结晶读来有不少都使我深深感动。

    拿小说来说吧。小说《桃花峪》,还是他十多年前写的。今天看来,题材不新,但不过时,读来仍感受到沂蒙的泥土清香,塑造的那位全心全意在艰苦条件下办好“帐篷小学”的女教师周梦桃,形象神圣。她最后在山洪爆发时救学生献出了生命令人悲痛。如果心中没有对教育工作的大爱,没有对学生的深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

    雁秋的小说诚挚、真切,充溢着纯真的情趣,故事紧凑,笔墨集中,且寓意深刻,形象和意味有张力。《糁嫂》和《猫·狗·鱼·人》是两篇讽刺小说,对市场经济下经营之道中的是非曲直及人情世态中的炎凉势利,做了画龙点睛式的反映与披露。《信誉》白描了三个人物让读者去体会为人之道。《姊妹花》是反腐主题,有警世作用。这些短篇中的人物都栩栩如生,有真实感、可读性,来自社会生活,有现实意义。

    特别引我注意的是雁秋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实际是在儿童文学界已经有所作为的作家。他在《少年天地》杂志上连载过的儿童系列故事《朋朋的故事》,五十多篇,七八万字,当时颇受读者欢迎,对孩子极有教育意义。塑造的主人公朋朋是个“十佳文明少年”,他做班干部能团结同学做好事,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生活面广泛,故事有趣,紧扣儿童生活和心理,读来津津有味。这使我想起意大利作家亚密契斯的《爱的教育》,那是一本享誉世界的名作。其实,雁秋当初有条件把《朋朋的故事》写下去,再写它几十篇出一个单行本的。却不知为什么竟中断了这个题材的创作,颇为可惜。儿童文学部分我还读了《卖馍馍的小姑娘》,写得简练、干净,意味深长;《爱唱歌的小蜘蛛》和《翠翠当国王》,写得有趣又有意味……雁秋关于儿童文学这部分的作品不少,使我能触摸到他有一颗美好的童心!

    早年与雁秋在临沂一中同事时,记得一次听他给高中学生讲诗歌课,那堂课他讲得很精彩:言辞精辟,声调铿锵,诗意盎然。从那,我心里总觉得他这个人有诗人气质,如果写诗,应当是一个心地光明、如诗如梦、如火如荼的诗人。有这种想法和看法,可能源于觉得他既腹有诗书而又神采飘逸,诵诗时情感丰富。这次翻阅他编入文集的诗卷,读到了《我们的国与家》,那些昂扬的诗句使我激动。读了他的《四季歌》,出乎意外的精彩。就是写给儿童的小诗《云妈妈·雨娃娃》等也使我欢喜。我不禁想,雁秋应当是优秀的少儿作家,应当是杰出的诗人!只可惜他业余写作,虽是多面手,如果早早就走定了儿童文学和诗歌这两条道路,他这两方面的好作品必然会更多更出色,他在这两个领域的成就必然会更大。

    雁秋的散文,我仅读了三篇:《泪洒故土》《等待》和《妻子是本深奥的书》。读完,使我想起苏轼的一段名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出、行、止”是为文的三要诀。雁秋这三篇散文都是深情之作,尤其是《泪洒故土》。乡土记事常是散文作者的好题材,但《泪洒故土》一文那是用最纯正、真实、深厚、充沛的感情才能写出的散文。我读过不少好的写怀念故土的散文,最数这篇短短的《泪洒故土》使我印象深刻,忍不住连读了两遍。我深感这是可以选入中小学课本的佳作。

    雁秋的诗文选字数太多、门类太多,题材广泛,涉猎面广,我无法读得再多,但仅就上面提到的这些已使我感到,他固有的机敏、丰富的人生阅历、丰厚的学识底蕴和灵动的艺术感悟在这部文选中溢出了光彩。作品中常反映出他工作的影子,写作与工作相结合是一个特点。他的工作和生活体验,在杂文、杂感部分表现得尤为突出。杂文、杂感部分我读了《草根才是绿原之源》《莫把名人当圣人》,能意会到他的爱憎和思考,能体会到他对大千世界及人性的剖析。刘勰论文说过,“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在这部分文字中是努力在做的。作者从对自然风物、文化遗存的观照中生发出对历史、人生的领悟和哲思。他赤诚做人,在工作之余或工作之中走创作之路,虽然艰辛但是乐在其中。他是作家,也依然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一位优秀的新闻出版工作者!

    这部诗文选布满文化气息,也有诗心诗情。它讴歌时代,关注教育,感受沧桑,留痕岁月,涉足山水……鞭挞假、丑、恶,褒扬真、善、美,浏览其间,作家的观点是鲜明的。他的写作不单纯是自娱自乐,而是生命的延伸,精神的迸发,文风飞扬而纯正,发乎心而形于言,写作是雁秋的一种“感发的生活”。这样的文字应是使读者心境清新的有品位的文字!

    写这篇序时,正是初冬的一个夜晚,外边下着中雨,我写着序,想念着雁秋。雁秋的作品中常有沂水蒙山的气息和浪迹,使我仿佛又到了一次深爱的临沂并见到当年那些亲爱的老友们,忽然心上涌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诗来。我疲倦了,就停笔于此吧。我先后给友人写过五十多篇序跋,但年岁大了,心脏血压不好,凌起凤同志有病需要我照顾,我视力也坏。鉴于此,我决定把这篇序作为最后一篇,以后不再写了。这篇序就是我的一点心意,送给雁秋老友作为纪念吧!

    (2009年11月15日于成都)

    陈焕仁《谁是未来的省委书记》序

    今年,立春节气来得早,天还寒冷,窗外的绿树已富生机。读完陈焕仁同志的这本集子后,我的心里热辣辣的,颇有触动。

    找来了本书责编唐宋元同志写的审读意见,现在把它摘录一些放在这里。他说:

    “收入本集中的作品,应当视为我省小说创作的一个新收获,具有自己的独创性。这首先表现在作者所选择的题材领域是极少有人涉足的。作品将一些新鲜的人物和生活场景带进了文学画廊,丰富了文学读者的审美视野。作品对于不同类型的秘书和省委书记形象的描写,使读者有可能从字里行间窥视到‘高层生活’的复杂而又微妙的特点。题材本身所具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独创性。”

    “其次,作者在描写颇具‘神秘性’的‘高层生活’时,并非故作惊人之笔,而是如生活本身那样朴素和娓娓道来,使作品具有朴实凝重的特点。笔触所到之处,时时在平稳之中隐含着幽默,颇具深长意味。这也是形成作品独创性的因素之一。正因为如此,作品在文学等次上大大地上跨了一步,与一些在‘高层生活’中猎奇的作品相比较,自然就显出较高的优势。”

    “第三,作品将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和作家作为‘社会良心’而为人民‘鼓与呼’的情感结合得较好。这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收入集子中的作品从根本上说,都是从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来观察生活和描写生活的,但并没有粉饰现实,情节的发展中寄寓着某种值得称道的‘平民气质’,这就使作品能够与更多的读者沟通心灵。”

    见仁见智,在文学作品上,每一篇作品可以有大相径庭的看法。本书责编的意见,我无须都一致,但责编许多意见都是中肯的。我在读完集子里的所有作品后,思索很久,想得很多,愿意谈一些看法作为书序。

    《雪夜》写党风好转的一个侧面,短小玲珑,文笔清新,正如作者自己说的它“无非是要在冬天深山有雪的夜晚,燃烧起一堆熊熊的圪塔火,去温暖那些冷了的心”。我很喜欢。

    《市长助理》写的是我国改革中的领导体制和干部路线的改革,写了破格录用人才及在这个问题上颇为微妙的冲突。平实洗练,情节虽不曲折,但富于回味。

    《绿蛇》这个中篇是有分量的。它写了“文革”期间一段复杂的生活和一些人物的复杂心理、不同命运,写了知识分子在那不正常年月的不正常遭遇,批判了左的危害。小说生活气息浓郁,不落“伤痕文学”的旧套,值得一读。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现、所理解、所领悟和所感应的不少都能给人富于哲理的启迪。其中塑造的主要人物,大都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这篇小说,虽不是写改革的,但历史不可割断,过去的教训适足以为今日的改革作一种回顾与反省。对于左的否定因而生发出来的对于改革、开放的坚定追求是焕仁同志小说、散文的经常的题材。

    十七余万字的《谁是未来的省委书记》这部带有记者笔法的长篇,贴近时代和人民,思路清楚,文字干净,舒展自如,平易中时见情趣。透过秘书生活反映某省书记院及其联系的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看似很平静,实际不少矛盾和斗争。作品通过这种斗争生活的描写揭示历史运动的正确走向。作为人民改变自己生活命运的历史创造活动的艺术反射,充满热情地呼唤改革。小说读来使人感到一种从深处喷发出来的历史沉重感,由于所采取的角度和写法,展示的问题可能多了一点,读时不免苦涩,但读后余味悠长,它绝非无病呻吟或生造硬凑之作。

    《谁是未来的省委书记》写的是1982年春秋间的故事。它没有动人心魄的高潮、山旋路转的跌宕和回肠荡气的情感纠葛。小说中涉及的多位省委领导人,都是些好的或很好的同志,都在日夜辛劳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但却因历史沉积的重担、难以拓展的局面、艰难以赴的工作放在面前。阅读时,那种历史的沉重感,使人抑止不住对改革的渴望。我想:作者的立意当是在此。例如老书记虽然可敬可爱,年岁实在太大了,又因劳致疾,由于他是一把手,凡事都需他点头,于是必然造成一种“阻滞”。作品中展示的事也许过于集中,在尺度的掌握上也许有的未必四平八稳,但1982年1月,邓小平同志面对严峻的形势曾经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严肃指出:“总之,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我们如果重温当时历史,当会感到小说中反映的生活显示了新时期我们党的正确选择和社会机制的良性运行,寓含着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是语重心长发人深省而非危言耸听的。

    一写省委,势必就会成了敏感题材,引人注意。但小说就是小说,无须也不应该对号入座或当作真人真事来考据。因为既是小说,作者必然早就作了典型概括,加上了艺术构思。明显的无意褒谁贬谁。所以,阅读这部作品,重要的是要看到这部小说中要求改革的主旋律是高昂的,有鲜活的气韵和蓬勃的活力,这体现了作者的那种革命热情。从本书中的四篇作品来看,可贵的正是这样一条革命热情的红线贯串在所有作品中。陈焕仁同志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廿多年,现在主持四川省新闻出版局的工作。他一直很忙,但见缝插针,真诚有为地耕耘,从来不放下手中的笔,小说、散文、杂文什么都写。他这样做,我看就是由于心灵闪光,胸中有一股革命热情在激荡。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应当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从作品看,陈焕仁同志追求的就在这里。改革题材的小说难写,他选了这类题材下笔,值得欣赏和鼓励的是他在小说中流露的感情和意愿,流露的希望和企求。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人民取得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关键是要把党建设好,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党的领导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至关重要,同全国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写《谁是未来的省委书记》,使它给人以感情的触动、心灵的震撼和理智的启迪,我看,作者的目的正是满怀激情地为了揭橥这点。读到小说最后时,使人感到社会主义当它作为一种发展中的社会制度以坚定的意志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时候,当未来的省委书记是谁尚谜一般地含蓄着未曾确定让读者去思考时,我们就会油然产生一种信心:有理由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最终必将通达人类所憧憬的辉煌的未来。

    小说写的已是改革之初的事了。现在,经过改革,值得欣慰的是情况与小说中反映的已有很大变化。改革,仍正在继续进行。对照小说中的生活,现在干部已经向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过渡;党在领导政府机构的同时,也支持他们有效地开展工作,充分行使自己的职能;领导人太多同来管事又谁都管不了的局面已经改换;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不说空话、多办实事的作风,正得到大力提倡。只是,问题依然不少,例如会议太多、文件太多、形式主义的应景活动太多,如何下决心精减会议和文件,反对官僚主义,扫除形式主义的花架子,使各级领导干部能够腾出主要精力,研究解决重大问题,能够真正深入基层,同群众打成一片,亲自动手,实实在在地把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紧密结合,完成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尚待努力。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不可能一下子百废俱兴,不可能一个夜晚所有难题都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是未来的省委书记》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文海无边,天外有天。写改革题材的小说,作家视为畏途,但值得提倡,应给予爱护、扶持与理解。如何使之走向更深刻的揭示,如何在塑造人物和审美情趣上更上一层楼等,依然是写这类题材容易碰到的“横竿”。达到一个高度,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北京大学毕业、学者型的陈焕仁是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他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领导工作经验,又有其丰富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才华,他以业余时间写了这样一本好书,他以后的新作品,必然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我相信!

    (1991年2月5日)

    为闵宜老友喝彩

    ——闵宜散文集《寸心集》序

    1993年夏,余润泽、闵宜夫妇远道从山东临沂来成都看望我们。老友相见,十分高兴。但十年分别,我们的变化自不待言,他们俩也老得多了。看到五十几岁的闵宜老师白发已染双鬓,双目只有很差的视力,我们很动感情,不由得想起1961年夏季初识她时的情景。那时她才二十多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她眉目清秀,戴着一副眼镜,很有书卷气。那时,她风华正茂,热情中带点天真。她说:“我想当个好教师!”……

    可是,三十多年后,秀气的姑娘变成了老太太,这使我们感慨良多。本来,人总是会由年轻走向年老的。关键是: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你生活得是否有意义,你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你曾向人民奉献过多少?……而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闵宜老师早已可以无愧地做出正面的回答了!

    手边有一份资料,是有关单位为她整理的主要事迹,为了让读者了解作者,摘录如下:

    闵宜,特级教师,山东省八届人大代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山东省优秀党员、优秀园丁、临沂地区和山东省职工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曾出席全国教工第三次代表大会。她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作协山东分会会员、临沂地区科技拔尖人才。她的名字被收进《中国女教师》和《中国当代教育名人大辞典》。

    她扎根沂蒙三十七年如一日,她爱学生胜过爱自己。她说:“爱是教育的基因,是教师生命的主旋律,爱事业有多深,爱学生就有多深。”她节衣缩食,接济过许多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她倾家中藏书供渴求知识的学生阅读,为有的学生迈进中国科学院,获取博士学位作了铺垫。

    她潜心育才,循循善诱,不因学生成绩优良而偏爱,不因表现较差而苛责。她认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做不到家的工作。1979年,她受到全国妇联的表彰,见到了邓颖超,她更加努力拼搏。1980年5月,她右眼视力骤降,其左眼在“文革”中因病变未及时治疗,已近失明。领导上让她住院,但她强撑着把高三文史班送进考场。

    她被迫改行教历史。她在自己敬爱的恩师山师大安作璋教授的关怀指点下,艰难地通读了大量历史书籍及有关历史教改的文章。有人劝她珍惜那点可怜的视力,可她一想到吴运铎,想到美国盲聋哑女作家海伦·凯勒,就情不能已。她以语文教师的功底探索文史横向联系,寓历史知识于语言形象之中,进行史话教学、诗化教学和历史教学中美育渗透的教改科研。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历史课的力度与深度,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振兴中华的责任感,提高其文化素质,为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提高艺术修养;为使学生学得活,记得牢,她倾尽了身心。

    她在教学中勤于笔耕,在《历史教学》《语文学习》《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历史教学中的美育渗透》《史话教学论略》《秋瑾爱国诗词析》《诸葛亮的忧患意识初探》等十余篇论文。她参与编写的《教子育才故事新编》《水浒一〇八将》《当代中国文学专题史》皆获省级以上奖励并正式出版。她的诗集《春蚕的情思》、歌谣集《小学历史歌诀》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明天出版社分别出版,她参与编写的《沂蒙女子散文》作为向世妇会的献礼于1995年9月出版……

    记得有一次,闵宜曾叹息地对我们说:“在大学时,我是学校创作组唯一的女组员,我曾梦想成为一名女作家,但我的梦总是难圆,因为教学工作实在太忙了!”可她又说:“虽然如此,我总在十分紧张的工作之余,不断学着写点东西。”我们自1983年分别后,她的主要精力和成就仍是在本职工作上,但业余也确实一直不辍于写作。她应当算是圆了自己年轻时的梦了。她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依靠她那极差的视力,艰难但醉心地争分夺秒地爬格子,出版并发表了不少作品。这里所选的,就是她作品中的一部分。“镜里流年两鬓残,寸心自许尚如丹。”她依据陆游的这两句诗,将自己的散文集取名为《寸心集》,是不无深意的。

    做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做文章是要有点激情的。这里入集的散文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与激情。这些作品没有伪饰,出自真情,可以看到闵宜接触到的人和事,以及她走过的一个个磨灭不了的足迹。我们钦羡她有一颗滚烫的心,她对教育工作毫无保留的献身精神,她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使她的审美意识和信念、情愫显得灿烂高尚,她笔下流泻出来的文章充满着真情和爱心。这就容易激发并鼓励读者,使读者受到感染。

    逐一评论或介绍书中的每篇文章,不是写这篇序的目的。应当指出的是:在读这本散文集时,除了散文本身之外,读者肯定可以有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从闵宜圆梦的事上,可以知道:人的理想是能够用无坚不摧的意志去实现的。闵宜要做一位良师,她办到了;闵宜要做一位女作家,她也做到了。现在流行说“好梦成真”,那不只是一句口头上说的吉利话,通过实干也是可以达到目标的。闵宜老友用自己圆梦的事例表明并启示了这一点。我们希望今后闵宜老师一定要重视保护眼睛!千万千万!但我们不能不在这里为她已经做成的事喝彩并致敬!

    王火 凌起凤

    (1995年6月于成都)

    感受李一安

    ——《透明的思索》序

    记得朋友向我介绍李一安时,说他是位优秀的编辑工作者,全国及省一级编辑出版奖得了十几次;他又是作家,曾数次荣获省市级创作奖。

    还有朋友向我介绍说,李一安年富力强,他的思想能承上启下,既有传统的严谨,又有光辉的后劲。他以他特有的敏锐感受来感受世界、感受人生,用一支挥洒自如会写好文章的笔……

    其实,我注意到李一安已非一日,我早已开始在感受李一安的感受了!

    我知道他曾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和湖南文学杂志社当过“官”,他主编和策划的畅销书有的相当成功。但最引起我注意的,是我曾经读过他写的两篇意味深长而且美丽隽永的散文。这是两篇过目难忘的作品。

    一篇是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心中的大佛》。这篇散文曾被《新华文摘》转载,又被四川文艺出版社选入《新时期优秀散文精选》出版,并被选入上海高中语文课本。这篇散文写的是作者游四川乐山观看大佛时,见到一位飞鸟似的冒险吊悬在半空中替乐山大佛清除身上小树和杂草的原铁道兵某部排长的故事。这位复员军人与作者恰巧都是湖南老乡,他是拿自己做铁道兵施工时掌握的绝技在尽义务。作者描绘出的这位没有领章帽徽的军人,那种高尚的精神世界使人深深感动。文章写得简洁自然,清峻而有深度,以情操取胜,来自生活,但有对生活的升华和超越,使人心胸开阔,回味无穷。

    另一篇是我在《散文选刊》上读到的他写的《透明的思索》。这篇散文后来被上海文艺出版社选入《八十年代散文选》,90年代又被文汇出版社选入《大家随笔丛书·时人闲话》出版,被广西民族出版社选入《中国散文集粹》出版。《透明的思索》包括“节日”“品烟”“宴会”三章,三章都以独自默想、品味的形式表达,独运匠心,炉火纯青而又意味深长。

    现在,李一安选撷了他所写的近六十篇散文作品以《透明的思索》为书名出版,嘱我写序。我先将上述两篇读过很久的名篇先重读了一遍,依然叫绝,于是,又将全书各篇作品都依次浏览一遍,这才更感到作者写作态度之认真严谨,用字遣句之功力底蕴及挤绞脑汁之努力。

    本书共分四辑。

    第一辑《透明的思索》包括的十八篇散文,都无浮躁、浅薄、急就之弊病,如《原色》《风情》《活法》《一年四季》《槐花几时开》等篇,凝重沉稳,都是成熟之作,独具情调与意境。

    第二辑《感悟风情》包括的十五篇散文,状写名城名胜及逆旅见闻种种,无刻意钩沉之生涩,有诗情画意之渲染,有的浑厚、悠远,有的妩媚秀丽,引人入胜。

    第三辑《感悟人生》包括散文十一篇,富于对生活的解悟,也可体味出不少人生哲理。《生活的最强音》中写了李谷一;《元配夫人》写了李宗仁的元配李秀文;《郑洞国将军》写了郑洞国;《故人西来》写了水运宪和曹世华……都有第一手材料,值得一读。《父亲的求学之路》《女儿也也》等篇,亲情溢于纸上,动人心弦。我觉得一安肯定是写小说的能手,因为他如写人物常常既鲜活而又有个性。一安出版过中短篇小说自选集《舞台》,可惜我未读到过,无法印证。

    第四辑是《书人书语》,包括散文十六篇。可能由于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多年,是极喜欢这一辑的。一安的书评常散见在许多报刊上,近年,我曾在《人民日报》上读到过一些。在这一辑中,他写到的人物,有些是我熟识的文坛老友,有的是我心仪已久的作家。这些散发书香气息的篇章,情深意笃,豁达从容,不乏精辟的见解,流水行云,涉笔成趣,作者及其评述者的人品神韵也在作品中潆洄流贯。

    真实的散文具有直抒胸臆的特点,实际是作者剖解自己的内心向读者展示,所以散文也常常是散文作者人格的体现。人品是散文的魂。综览这本散文集,感到李一安的散文,同广泛的社会生活相联系,深厚而大气,不媚俗,言之有物;他的散文中有诗,更充满了思考生活的智商和对生活及人的厚爱。

    这近六十篇散文,不少是近几年写的,有些是以前写的,经过时光的淘洗和读者的筛定,写成、存在并汇集,何止十年八年之功!人的生命本来不过是历史长河和无垠宇宙中的一次机缘,但可贵、可爱,值得珍视。从这许多散文中窥见的李一安的这些岁月留痕,能看到作品中反映出的作者那份雄心壮志,那份理想信念,那种诚挚真情和青春气息,那种智慧的升华和理性的梳理,还有美丽而善良的愿望,使人深感他那逝水年华的汹涌与澎湃。他带着眷恋用笔在抚摸漫长的过去岁月和经历,将脑海中闪光发亮的人和事,用他的审美意识和满腔热情给我们送来了许多精美的作品。他是够资格的一位散文家。湖南多才子,但李一安的散文当然早已绝不仅仅属于湖南。

    一安常写评论,但他评文评人有自己严格的标准:不好的东西,他惜墨如金;看中的作品才大力推荐。我不大喜欢为友人作序,写这序时,突然想到了一安写评论的态度,竟下笔滔滔地写了这两千来字,因为,我乐意向读者推荐这些值得好好读一读的精美散文!

    (2000年8月于楠斋)

    高风亮节典范永存

    ——老红军袁学邦《岁月的追思》序

    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为老红军袁学邦同志的这部回忆录写序的。

    袁学邦同志,四川阆中人,1918年1月31日出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浴血经历多次战斗,光荣负过伤,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翻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长征前后,他与全体红军通信兵把我军的有线电通信线路架遍了整个川陕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中央军委电话队、中央军委三局及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部任职,亲自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安装、检修电话,架设、抢修中央机关及周边地区有线电通信网,保证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与各部队、边区各地的有线电通信联络。抗战最艰苦阶段,他参加了延安大生产运动和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报名,离开中央机关奔赴前线,转战南北,尤其是在解放太原战役中机智勇敢,英勇作战,荣立一等功,被西北军政委员会授予“人民功臣”称号……

    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九兵团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组织全兵团通信战线的指战员周密研究部署了多兵种协同作战条件下随时随地保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的方案,使之在对拥有高科技装备的敌人展开大反击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为可贵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的袁学邦同志,负责关系我国安危的我军某大型通信枢纽工程建设,为保卫我国领空安全做出了突出成绩,1957年2月光荣出席了防空军全军种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8年,袁学邦同志转业并奉命亲手筹建了我国第一个专业载波机厂,出任厂长,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研制出我国第一部半导体十二路军用载波机,最早介入数字通信的研究与开发,研制并成功装备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海底电缆通信系统,为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提供了相关系统设备,受到中央军委的祝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袁学邦同志步入科研领域,为一些蒙受冤屈的科技人员落实政策,领导了多项技术攻坚。其中,代表我国打破国际霸权主义核垄断地位的某重大工程保密通信系统的研制,获得了圆满成功,以袁学邦同志为所长的研究所受到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国防科委的表彰和奖励……

    袁学邦同志离休后,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奉献余热,常作报告宣讲革命传统,除注重政治理论学习外,还学习诗文书法,并撰写回忆文章。有数十篇回忆文章在中央、省部级刊物上发表,十余件诗文书法作品在中央、省部级举办的大赛中获奖……

    2003年3月26日,老红军袁学邦同志在成都363医院因病逝世,终年八十五岁。我有幸看到过他生前写下的遗言,使我因其情操之高尚而由衷感动。在遗言中,他说:“当我休克时,不要抢救”,“我走后不要告诉任何人”,“不举行任何仪式”,“将我的骨灰送回家乡”,“将骨灰撒到水库里,让水库里的水灌溉农田生长粮食供人民充饥”,“儿女们,我走后希望你们照顾好妈妈,让她安度晚年,我就无忧无虑、清清白白而去了”,“五块石建设银行有我储蓄的稿费,作为我向党交的最后一次党费”……用不着我说什么,他的这些遗言,不但勾画出了老红军的高风亮节,而且表露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赤胆忠心。

    袁学邦同志在晚年,曾用八年时间写成了三十余万字的回忆录。他说:“这是我给子孙后代所作的一个交代,但愿孩子们能够从这本流水账中了解我所走过的道路、我毕生从事的事业以及我的人生信念和追求,这也算是我对社会做出的最后一点贡献吧!”其实,他这部回忆录,因其经历的伟大,因其思想的深邃,是给人民留下的一笔十分珍贵的财富。袁学邦同志有很好的子女,如今将这部沉甸甸的回忆录公开出版,是做了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好事,使我们都能有机会读一读这样一本非同寻常的好书。

    当20世纪30年代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滚滚铁流造成的旷世奇迹传向世界后,“红军”这个光辉的名称便引起世界瞩目。提起工农红军,人们都肃然起敬。这是一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理想和信念,不怕死、不畏难,勇往直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当时为了抗日,历经难以想象的艰难苦辛,众志成城胜利完成了爬雪山、过草地……北上抗日的任务,像播种机,像宣传队,是工作队,也是战斗队。他们立下的功绩,是与天地齐光、与日月共辉的。

    当年的红军,风雨沧桑半个多世纪,如今都早已成为老红军了!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士兵,老红军的人数随着时光的推移、自然规律的不可违背而日渐减少。正因为如比,老红军越来越成为弥足珍贵而特别令人尊仰的一个群体,袁学邦同志用他一生壮丽而不平凡的事迹,可以作为老红军中一个典型范例让后人看到:什么是老红军?老红军是怎样的一种人?我读《岁月的追思》时,总是热血沸腾,不能自已。看了他的遗言,知道他的事迹,读了他的回忆录,谁都会懂得怎样才是一个大写的真正的人,而且明白人应该怎样活着才无愧于一生。

    老诗人臧克家曾有名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老红军袁学邦永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同时也永生在受他的人格魅力感染至今活着的人及会向他学习、从他的回忆录中汲取力量的后辈身上。

    老红军袁学邦同志永垂不朽!他的回忆录也将长传于世!高风亮节,典范永存!

    (2004年1月5日于四川成都)

    走向哲理的思考和历史的审视

    ——《西京沉浮》序

    历史小说终究是小说,不是历史史料。但小说的作者,必须熟稔他所写的那段历史,则是毫无疑义的。倘若吃不透他要写的这段历史,没有对这段历史及其中的人物抱有独特见解,光凭一个大概的历史框架来编撰故事,历史小说要想能写好,必然极难。

    前两年,我也读了一些新出版的历史小说。好的固然有,可惜发现不少这类读物的通病常常是油盐酱醋糖佐料加得多多,文学上的渲染有那么一点绚丽多彩的气氛,离真实的历史都很远。有的甚至为了招徕读者增加印数,不惜从降低格调上来多花笔墨,好迎合低层次的读者。也有的历史小说,作者不是以史为据,而是想以古喻今,读后隐隐然使人感到有含沙射影之嫌。历史被歪曲了,历史人物被随意美化或丑化了!在阅读这类“历史小说”时,我常自杞忧,感到不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现象。

    如今,放在面前的这本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小说稿《西京沉浮》,读毕以后,却使我有一种清风明月之感,觉得作为历史小说来看,是一本严肃的注入了作者读史和论史的心得与激情的作品,它既无哗众取宠之心,也无随意臧否人物的做法,应当说是一本有其独到之处的历史小说。

    我与《西京沉浮》的作者岩痴(金成礼)曾一同工作,现在贴邻而居。从我的阳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白天在窗前阅读,深夜在灯下执笔。他的勤奋使我钦佩,而平日给我的印象是一位于平实中见深沉的老编辑主任。他对历史和古典文学颇有造诣,过去出版的书都属于这个范围,带有学术性。动笔写历史小说则还是第一次,只是既有历史和古典文学的修养,则写历史小说就有了功底。《西京沉浮》,文如其人,恰是于平实中见深沉的作品。他是在走向哲理的思考和历史的审视中酝酿、写作这部作品的。这是一部除了作小说看之外还能得到历史知识和历史启迪的书。

    这部历史小说,虽重历史,但有一定的艺术概括力,又由于这一段历史本身布满了宫廷秘事、外戚内祸,风云紧骤、惊涛骇浪,所以读来可以津津有味。我阅读到写陈平与周勃“将相和”及“元勋沉沦”、“长沙痛哭”等章时,颇动感情。这里有作者面对历史的沉思与叹息。作者的笔触在这些地方很像他平日讲话,洋洋洒洒,一发如长江大河,颇有神韵。小说中,对吕雉、吕禄等人物,按历史面目实事求是描绘、评价,令人可信。写汉文帝德被天下及以身作则倡导节俭之风等处,使人神往。作者写这部书,有自己的追求、寄托与体会,自然不是消闲之作。

    书中有些地方,除冷峻的历史批判精神外,微微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忧郁”。但回溯那段历史时期,齐生死、等荣辱、听天由命、顺乎自然的道家思想在西汉是占统治地位的。审视当时这段历史和人物,融人生的情怀于历史生活场景中,并做了哲理的思考。反射出一点这种历史观及情感,衬托当时的氛围,不但不足为怪,也是适宜这样做的。

    历史小说的成败,我想,主要看作者能否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遭逢和性格所体现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他所写的那段历史发展的特定时代背景、条件和原因,使人们对这段历史有所认识、有所解悟,从而启迪人们的思索。今天,是历史的延续;同时,又是明天的历史。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人生哲理,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这可以供许许多多有识之士来发掘。不能完全否定那种以古喻今的历史小说,可我更欣赏用历史的自然面貌与本色来使读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及感应能力上来品味,来以史为鉴。

    岩痴同志要我为《西京沉浮》写序,基于上面我谈的种种想法,我感到义不容辞。愿从我阅读书稿所感受到的一些方面谈谈我对这样一本有其独到之处的不拘一格的历史小说的欣赏。一得之见,未必都正确,谨供读者参考。

    希望读者能喜欢这部作品。

    (1991年10月改定于成都)

    打开一扇扇女作家的窗户

    ——序祖丁远《走近女作家》

    坎坷和不幸,沧桑和历练,常常是生命中非常沉重的负担,在本书作者那里,却似乎成了他性格和血液中的一种兴奋剂,在时光的更迭中,愈加显露出灿烂的光彩。流泻下去的光阴不复再来,但他这二十多年里似乎是在寻找生命的最佳状态,抓紧时间不放,为的是补偿过去流逝了的损失。

    已经不年轻,可喜的是心却始终坦诚而充满着青春气息。他说:“写作是我的生命。”将写作当作一种奉献和爱好。“毫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想起这些,我由衷地对丁远老友产生一种敬意和亲切的感情。

    他本应早是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名记者,年轻有为,前途无限,不幸却在1957——二十三岁那年竟遭无妄之灾,二十二年后才平反!

    二十三岁,多么年轻可爱的年纪;二十二年,多么漫长的八千多个日日夜夜!想起这,怎不叫人心酸。往事已矣,是非昭昭,好在噩梦已去,他终于又拿起笔大步跨入文坛,而且,成绩斐然。这许多年来,大批散文、杂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作品,繁花遍地似的散见于各种报刊,十多本沉甸甸的作品集陆续出版发行。

    其实,是大可写写自己的。如果把自己的辛酸遭遇、不幸生活与心路历程来写一写,必然是一部动人的书。只是他不这样。他始终以为他人作嫁衣的精神,花大力气在写别人。他写过有影响的像《从神秘到绝密——蛇医专家季德胜传奇》这样的驰名中外的传记;写过像《社会脊梁——“党风记者”李升平》这样荣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中国作家世纪论坛”全国征文作品唯一特等奖的长篇报告文学;写过《寻梦人生》等散文、随笔集;更在《中国作家风云录》《中国文坛·作家风云》等书内写了一批又一批的著名作家。如今这本《走近女作家》,集中了一批女作家的事迹单独出版。事实上,他已采访过而未写的作家还有不少,他打算一个又一个陆续写出来的作家也排着队。我觉得他是衡量过取舍才这么做的。他确确实实是在做一件极有价值的工作。因为人们很想了解当代名作家的一切,包括成就、业绩、为人、思想、生活、心态、经验……现今和以后,研究文学史、人文学的学者,也需要掌握这一切。而祖丁远兄的这方面写作,是可以积累起来达到这种要求的。

    写真人真事难,需要用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采访,去研究,去考察,去如实记录,去用变化着的手法写成作品。不能浮躁,不能失真,不能马虎,不能凭想象,不能虚夸或造成差错及纠葛。一篇专访或人物特写,实际是一部小传记。精练、浓缩和准确,是祖丁远的写作准则,他乐此不疲,为的是想把这一项绝不轻松的工作尽力做下去。这项工程目的在于将一批值得记载、推荐与介绍的作家写出来,积累形成一个阵势,用文坛的风云人物反映出时代的风云与实际,反映出人生的玄妙及作品的辉煌,翔实而耐读。作为一个独行侠似的采写者,他的勤奋与韧劲,可以使人竖起拇指。

    当然不是随意的采写,他是一个严谨的挑选者。不一定追求时尚去采写那些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却未必值得去写的对象。比如这本《走近女作家》吧,所选的并非爱作秀的什么“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而是文品与人品相得益彰、扎扎实实立足于崇高创作的女作家中实力与精神的中坚。有的作品精彩、出类拔萃;有的社会瞩目、德高望重;有的历经艰难,出手不凡;有的自强自立,笔走风云……介绍她们,无论是她们的人生历程、内心世界、喜怒哀乐、家庭情况,或是创作回眸、成败教训,都有记录下来的价值,都有献给读者的必要。他并不借此旁征博引、露才扬己,这很可贵。炽烈的激情、实事求是的文风、严肃认真的态度,在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窥见采写者的功力、追求与苦心。

    闻名世界的奥地利作家斯·茨威格既是出色的小说家,也是杰出的传记作家。他写过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他认为那些名作家、名诗人以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用他们的才能和激情为人类建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他们都是伟大的建筑师。所以他将自己所写的著名作家的名作冠以总标题为《世界建筑师》。我无意说丁远写的人物都是个个那么了不起,我是想说,读丁远的这本书时,使我不能不想起斯·茨威格的这种严肃的见解。我似乎能意识到,丁远可能也是有这种见解的!

    我过去在一篇谈一般性创作的短文中,说到创作中“开窗户”的技巧问题,内中有段话说:“我在有意识不断地为读者打开一扇扇窗户,目的是为读者增加场景,增加色彩感,增加新的视野,看到他们值得看的东西,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看到他们可能难得看到的东西,并增加读者的好奇心。有了窗户,小说才能‘活’,才丰富多彩……窗外,最好要有阳光,最好要有罕见的景物,人们爱欣赏、耐欣赏的美景。……我希望开出的窗户使人们享受到真实的生活,栩栩如生的人物,绚烂的诗情画意……”我这谈的是小说的创作,但对报告文学、人物专访,异曲也可同工。披览本书时,我感到作者正向我们打开了一扇扇这些女作家的窗户,不是向外看,而是让我们朝里看,让我们能看到这些女建筑师在工作、在生活、在路上、在家中……带着她们的作品在向读者走来。你可以看到她们的风采,你可以知道她们如何抉择和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你可以了解她们是怎样把握生命之船驶向创作成功的彼岸……尽管这些女作家中也有我极熟的朋友,透过丁远老友打开的窗户,我仍有所得益并增进了了解。于是,序的题目就是这么来的!

    (2004年9月于成都)

    《殷白作品选》序

    殷白是位有影响的评论家和老作家,他自己只愿意承认是个“老编辑”。的确,殷白也是一位资深的老编辑。在延安,他就参与《大众文艺》《中国青年》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在晋绥,他长期担任《晋绥日报》的副刊主编,并参与编辑《人民时代》等刊物的工作;重庆解放初期,他负责《新华日报》的副刊主编,并主持《大众文艺》《解放一年》《西南人民文艺丛书》等书刊的编务;在实际主持西南文联(任秘书长)工作时,自始至终兼任《西南文艺》主编。这个刊物在当时西南诸省市培养过不少文学新人。1957年以后,他在重庆再未担任实质性的职务,却始终没有忘记党的文艺事业,仍然自动关怀这样那样的工作,尤其是文学的编辑和辅导工作。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更加焕发了他的青春,他以新时期的文学如何既师传统又尚革新的主题,应邀在四川境内讲学,走遍了大部分地市,到处看稿,发现作品和人才,热情向全国推荐。前些年,他还参与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系列《革命烈士传》的工作。接着,作为重庆出版社的特约编审,又为《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现代中国作家评传》等编辑出版,频繁奔忙于京渝之间,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殷白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经历了从延安到晋绥、到重庆的几个阶段的重要实践,没有离开党的文艺传统,没有停止现实主义的探索和创新的追求,这无论是从他的评论或是创作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但和他的实践经验相比较,应该说他写得太少。这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他一贯扑在工作上的历史现象,和未能幸免的自50年代末期到“文革”这段历史对他的耽误,还有他身处逆境仍不忘情于党的文艺事业和关怀他人的个性特色。他对我说过,早年在延安“文抗”任支部书记时,听当时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张闻天)说过一句话,要求在文艺界工作的党员干部和党员作家,多付出一点时间精力,用来多做全体作家之间的沟通、协调、团结的工作,他说他把这句话听进去了,“甚至可以说影响了一生”。这决非虚言。几十年来,无论延安时期在党中央身边工作,进城后在西南大区的文艺岗位上,还是后来长时期处于一个省辖市的几乎被遗忘的“无名高地”,殷白始终如一的自觉工作着,习惯而热情地关心党的文艺事业,力所能及地关心和帮助他人,独独无言于自己奋斗的辛酸。历史的遗憾是,他应该写得更多而相对地写的和发表的东西太少,我们对殷白的这个现象,不仅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从革命文艺整体受益的补偿上自有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殷白说他只在“打杂”之余自己写一点,亦非掩饰之辞。应该看到,像这样一位经历丰富的老战士,在文艺战线上做了这么多工作,又写了不少东西,各个时期都留下了自己的作品,有评论,有创作,起过很好的作用,有些作品还得过奖,这样一位勤恳执着追求革命文学的人,应该说是值得钦佩和羡慕的。

    我阅读殷白的作品不算太晚,就说《茧市》吧,早在40年代从上海生活书店的《中国的一日》上读到,而至今还记得,尽管不是用他现在的笔名。后来,我又断断续续读到过殷白的评论、散文、报告文学,虽不很多,但有的给我以隽永深刻的印象。

    现在,这本选集的原稿放在我的面前。我左眼失明后,视力不好,阅读、写作都较以前艰难,无法将每篇文章都细细看上两遍。但我将几十篇散文全部读毕,其他除选读了一些外,有的只能大致翻阅一下,不过,在散文中一些我喜爱的篇目,都读了不止一遍。读时,我的心是不平静的。

    “美”的欣赏,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我的感受当然未必定是别的读者的感受。这些作品中,有一部分很容易引起我的共鸣。像《我心上的茅公》,我很喜欢那亲切朴实的文字和意味深长的结尾。我同殷白一样,也曾同文中提到的茅公和郭老两位前辈有过一点接触。所以那自然容易勾起我对他们的想念。

    我读《忆米谷》一文时,也不能不为作者悼念的深情所感动。因为我1949年在上海时认识漫画家米谷,那时他在《解放日报》,我在上海总工会,我们由于工作关系做了朋友。可是没想到殷白是米谷从小的伙伴,又是同到延安的战友,米谷去世时的情状,使我心弦颤动。

    《龙华五十五年祭》是一篇豪情满怀慷慨悲壮的散文。文中提到的欧阳立安烈士,我1949年在上海时曾专门收集、整理过他的材料。他牺牲时仅仅十七岁,是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

    共同经历的牵连,增加了我的亲切感。而主要的是我觉得这个选集里的作品有几个特色:

    第一,我读过的作品不但有其技巧上的独到之处,而且都是有益于提高人民精神素质的作品。既有时代标记、时代气息,也都是遵循革命文艺的战斗传统写出的作品。比如,我特别喜欢《酸苦的糖》和《故乡车站上的木栅栏》。这两篇读来真有点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所说的“如月之曙,如气之秋”,悦目盈胸。前者我觉得与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类似可以引起不同的回味;后者情调极像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却是一个离别慈父奔向革命的游子的心声。无论文字和内容都可说是上乘之作。小说《草地炊烟》,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十分动人。当时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小说集都收了这个短篇,并被外地报刊转载,在人民同心同德与三年困难时期作斗争的当时,自非偶然。现在读来,革命先辈的艰苦卓绝,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一个作家写了几十年文章,如果总结一下,得出一个“作品都是有益的”结论,并不容易。这本集子中的作品,是作家从各个时期的不少作品中挑选出来的。这本闪耀着革命传统光芒的书出版,我认为是一件好事。

    第二,这部集子中的作品,都是有生命力的。这里没有无病呻吟的东西,没有故意逃离政治的花花草草,没有八股文章,都是言之有物反映了时代精神和时代进程的作品。像一些有关延安、晋绥、重庆等地生活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都有作家自己独有的生活、独有的感受。如《步行记》《蓝家坪秋夜》《延河往事》《第一次收获》《念庄一日》《思想的浪花》《战斗·农村·文化——记〈晋绥日报〉副刊》《随军西行续〈新华日报〉》等,既有史料价值,又使人能得到启迪和教育,或领悟生活的光彩,关键是作者很明确写什么和为什么写!一个有丰富生活经历的人,写出自己的“独家材料”,必然不同于泛泛。一个作者自己写的文章,也必然会有高低粗细之分,但只要是自己血管中流出的,就有生命力,就能站得住,就有保存的价值,就能使人读后能有所得并留有回味。

    第三,这部集子中作品大量挥发出作家的革命之心和革命之情,这很可贵。

    前些时,老诗人塞风(李根红)同志寄了他的诗集《弯路上的小花》赠我,开篇第一首诗题为《祖国》,我极欣赏。头四句是:

    请摸一摸吧,

    摸一摸我的胸膛;

    里面有一颗心,

    在为你激荡。

    也不知为什么,读殷白同志这本选集时,我常想起这几句诗。我仿佛摸得着在殷白作品的字里行间,有一颗这样激荡的心。

    许多作品都是作者征途上的追寻、记忆与思索。写这类作品,光有深沉的思考而无浓烈的心情是无法使读者享受审美快感的。我曾听说关于殷白写《梁定基和他的“瓦斯卡片”》的故事。这篇报告文学是珍爱一位非党知识分子写出的调查报告。殷白满怀热情写这篇文章,两次上书重庆市委,终于引起了市委书记的重视,使牺牲了的梁定基得到了应有的高度评价,补发了科研奖金给困难中的梁定基遗属。集子中有不少作品都看得出作者是用革命的热诚和激情在赞美劳动、宣扬情操。也有一类作品,像《哭星火》《悼李虹》等,一片真意,无限同志爱,扣人心扉。许多作品中,作者那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和怀念革命往事、讴歌当代建设成就和新人新事的眷眷之情,是始终维系在一起使人难忘的。有这种“心”,有这种“情”,他的作品我认为像我这种上了年岁的人能理解和受到感染,青年一代也会一样理解和受到感染。

    有人说过:文学就像炉中的火,我们看人家的作品就像借得火来,把自己点燃,而后再传给别人,以致为大家所共有。我所以愿将读殷白同志的一些作品后自己得到的感受多写一点出来,原因就在于此。

    此文写就已经步入90年代,我为《殷白作品选》在90年代之初出版祝贺,并以良好的心愿以序代酒,祝殷白同志健康长寿,在他火红的晚年创作和工作上有更新的成果。

    (1990年1月)

    舒德芳《四代人生》序

    茫茫红尘,熙熙攘攘,芸芸众生,浑浑噩噩。人到老年,无所事事者多,像本书作者舒德芳女士在高龄阶段,这样使生命境界依然保持最佳状态进入勤奋与高尚的少。如今她捧出这本长篇纪实小说《四代人生》要我写序。面对书稿,我突然想起一副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这是我同意写序的一种对她的尊重情态。

    《四代人生》写了一个“小世界”,一部四代人的命运交响曲,一家四代妇女的爱情悲喜剧。是纪实的,却带点传奇色彩。虽写的“小世界”,但这个“小世界”牵连反映到大的世界。小说中记叙了一家四代的人生道路,反映了人物所经历的时代轨迹及社会变化,有其典型性,有其价值和意义,更有其可读性。所写的事是逼真的,所写的情是纯清的,所抒发的感慨是动人的,作者的心是诚恳的。所写的漫长岁月中的风雨雷霆充满了喜怒哀乐,所描述的成都及四川的风土人情及文化蕴涵是有地方特色、历史蕴涵的。熟悉舒德芳夫妇的人,很清楚书中所写的并非虚构,只是作者似乎有意将人名改了一下。其实“绿玉”就是作者本人,“继刚”就是她的先生张奎光,这是一目了然的。我以为作者所写的“小世界”,是由于她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感受与思考。作者诞生于1926年,阅世的时间广而且长。从军阀混战到抗战军兴,从解放战争到共和国建立,从十年浩劫到改革开放,她胸中涌动创作欲望,要一吐为快。自诉体会,遂成此书,自然不是无病呻吟之作。

    文学还是植根于生活土壤中的。有独特生活经历和解悟的人,其经历娓娓道来就是一部生动的小说。人生短暂,却又冗长;人生有顺风也有崎岖;有青春更有老年。留下一些人生的记录,使之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这是文学的功效。有对往昔的回忆,缱绻的留恋,生活的磨难,苦难的侵袭,亲友的怀念,幸福的追求,伉俪的深情,先辈的追思……汇成一种解不开的情结。这些人间常情、人间爱憎,凝结成作品,这作品理应是经久芬芳的。

    张奎光兄是我复旦大学时的学长,他在经济系,我在新闻系,他为人敦厚方正,学识渊博。由于是老同学,因而认识了其夫人舒德芳女士。在我接触中的认识和直感上,觉得舒德芳性格坚强,为人爽朗,聪明而有锐气,努力而不懈怠,过去工作时尽职尽力,持家时不畏艰难,爱国爱家,是那种善于奋斗,挺拔不折腰的女性。她爱好写作,与文学有缘,多年来硕果已经不少,文如其人,读《四代人生》,似可见到她快人快语的英姿及爽直率真的为人之道。她和奎光兄如今有一个充满阳光兴旺温暖的家庭,儿女孝顺,四代同堂,人所钦羡。现在《四代人生》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在此首先要表示祝贺;并愿以序代酒,祝奎光、德芳二位快乐、长寿,全家幸福!

    (2003年5月于成都)

    徐靖的世界

    ——《心底的歌》序

    认识本书作者一晃快十四年了!初认识时,是1983年,我们同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别人向我介绍:“徐靖是个组稿能手!她常能组织到许多好书稿。”显然,当时她在组稿上已出了名,不仅在出版社,而且在文艺界。后来,从四川人民出版社到四川文艺出版社,工作接触较多,我感到说她是“组稿能手”并不夸张。她如果去外地组稿,决不空手而返,组来的稿也常使我惊喜。她对作者很负责任,作者对她很信任,我觉得一个出版社里,有类似徐靖这样会组稿会团结作者的编辑,是一种需要。我们在工作上互为支持,合作共事,一直配合得很默契。

    我离休后,她仍活跃在工作岗位上。过了几年,她也从副编审岗位上离休了,但我们一些老同志不时仍能在一起开会,激动地见见面,亲切地谈谈心。有一次,我曾劝她应该写写东西,既是寄托,也是奉献。她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她正准备将以前和现在写的散文编选一个集子。她仍是那种说干就干的脾气。几天前,她果然送来了已编好的这本散文集要我过目。

    望着厚厚的一大沓稿子,当年她将稿组来放在我面前使我惊喜的那种感情突然又涌上心头。这位往昔参加过淮海战役的小女兵,这位长期努力“为她人作嫁衣”的老编辑,其实是很有写作才华的。问题在于几十年的工作缚住了手足,她只能舍此就彼,少写甚至不写。离休了,时间多一点了,这方面的能量也能自由释放出来了。于是,作品集问世了!我仿佛能看到她发有银丝坐在灯下戴着花镜握笔在专心写作的情景。这使我颇动感情。天气虽热,我的视力近来不好,却认认真真读了她的每一篇文章,读得津津有味。

    我走进了一个徐靖的世界。

    集子里的散文,有的是她过去写的,有的是现阶段写的,但都是她从自己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因为这属于她的“世界”,读完这些文章,我对徐靖了解得较以前多,较以前深。这些严肃、美丽而动情的散文,记录了她的脚迹和游踪,写的都是与她有关的人和事,描绘了她所亲历的人生天地,记叙了她追求真理投身革命与服从斗争锻炼的征程,喷射着她的爱与恨,倾诉着她的激情与思索……虽未必全面,但至少清晰地画出了她的轮廓。

    她的散文朴实真诚而清新幽丽,常常满含情韵,有奇峰突起。比如《泰山奶奶庙前》,从内容、技巧和结构上说,如果仅写成一篇泰山游记,就一般化没什么稀奇了,她却别致地抓住了一对“朝圣”的“神色忧郁”而面色“饥黄”的老大娘和她的女儿做文章,有悬念,有忧国忧民之思,使人读完浮想联翩。比如《阅尽人间冷暖的妈妈》,是一篇深情悼念母亲的优美散文,但不仅如此,作者透过慧眼,刻画出的母亲的形象慈爱而深邃,母亲的遭遇令人痛心而发人深思。作者对旧社会的黑暗作了控诉,对“文革”极“左”时期“恶”的强大、“善”的软弱进行了鞭挞,我读毕心灵受到强烈的震动。类似这样的作品,集子中有不少,如《一条米袋子》《贾英》《檀香树与茉莉花》等都是感人之作。徐靖写着曲折的往事和艰难人生,却着眼于历史进步,常常在于再现生活亮色和表达理想追求,这是一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抒情方式。值得称道。

    集子中分量最重篇幅最多的一批散文,写的是一个个她所熟悉或接触过的著名老作家,包括艾青、丁玲、萧军、沙汀、艾芜、秦兆阳、白朗、胡兰畦等。文中有未为人知的属于她的“第一手材料”,也有她的独特感受。从中更可窥见她的工作、性格、是非观和价值观。因此,是有特点、特色之作,有可读性与史料性。其实,这方面她是能写得更多一些的,她做编辑工作时间长,结识作家多,理该多写些才好。

    时下,有些散文作品中,理想光芒暗淡,人格力量弱化,不少是风花雪月、猫猫狗狗,吃喝玩乐、琐屑小事,用媚俗的色彩,灰冷的调子装饰卑庸的人生,掩盖或撇开火热的现实。徐靖的作品虽未必有轰动效应,却有高尚的情操和人格的力量,给人以健康的激动和光明的信心。这就可贵。

    我前面说读完这本集子后,我对徐靖同志了解得较以前多,较以前深,就是因为读她的作品使我了解了她的过去,她的深层底蕴及她的爱憎。人都生活在世界上,但每个人在大的世界中都各有其自己的小的世界。各人的世界各不相同,这常常就是文学作品丰富多彩各不雷同而又多样化的由来。我走进了徐靖的世界,看到了那一幕幕绚丽多姿的景色,听到了弹奏着时代精神乐曲的音响,领略了她诗情画意的内心,感到高兴,受到鼓舞,所以写下这一些虽零碎却真实的感想,应作者之命,作为本书之序。

    (1995年7月29日)

    李秀英不朽

    ——《不屈的女人》序

    女作家秦忻怡写的纪实文学《不屈的女人》要出版了,她要我为书写序,我觉得义不容辞。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大后方回到南京,曾作为记者在南京采访过李秀英大姐。当时,拉贝、马吉等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记录尚未发现。采访她时,我明确:寻找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是为了捍卫人类的文明和尊严。往事历历,像李秀英大姐这样的人和事,刻在心上是不会被时光冲洗掉的。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军罄竹难书的反人类严重罪行,李秀英是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但她不是一位一般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为了不被侵犯,她被日本兵刺了37刀。她是一位英烈不屈的奇女子;一位我心目中的“圣女”;一位足以代表中华女性为保持优秀民族气节和尊严不惜殉身的女性。

    她的事迹与情况,女作家秦忻怡在书中已经比较完整、详细地写了,读者当可从中得到解悟。

    随着岁月的流逝,李秀英年岁越来越大,但她作为日寇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每当寒冬十二月里悼念南京大屠杀30余万遇难同胞的时候,她都会和许多幸存者一起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凭吊并参加活动,人们都对她肃然起敬,红领巾都亲切地叫她李奶奶,听她讲难忘的往事。

    可恨的是日本右翼分子至今仍无耻地妄想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甚至说这一事件是“虚构”的,并对见证者进行诋毁,李秀英对此十分愤怒。从1994年起,为了向侵略者讨回公道,她在中日两国正义人士的支持下,先后以“身体损害”、“名誉损害”为由,将日本右翼作者松村俊夫及日本出版社展转社发行人相泽宏明告上法庭。年复一年,一审二审虽然胜诉,但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却迟在86岁的李秀英逝世一个多月后(2005年1月20日)才到达。日本最高法院审判长异田二郎等五位法官一致判定:驳回被告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东京高等法院对李秀英的二审判决,上诉费用及申诉费由上告及申诉人承担。

    知道了这消息我既激动也悲伤。激动的是,许多年来,这还是诉告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胜诉第一案!这个案件是承认还是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较量,它是在中日两国正义人士努力下取得的胜诉,也是李秀英老人坚定地反击日本右翼分子所取得的胜利。但我悲痛的是李秀英老人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病故了!我悲伤地想,如果这位爱国而有骨气的李秀英老人生前能看到这判决,一定会西行得更从容坦然。可恨判决来得太迟了!

    1937年,“七七”、“八一三”抗日战争开始,12月,侵华日军攻陷南京,万千中国军官、士兵光荣牺牲,日军有计划地展开了兽性大屠杀。在魔爪中的中国人,遭到滥杀、奸淫、劫掠,火光冲天,血浸国土,但手无寸铁的同胞们也拼死作了抗争。李秀英就是可歌可泣的一个!从那时,到2007年12月,整整70年了!在南京大屠杀这一悲惨事件中,日寇的杀戮与中国人的斗争同在,蒙难同胞的死亡屈辱与光荣并存。秦淮泣泪,石城坚矗。历史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如果说,二战中欧洲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屠杀已经超越国界和有责任意识的社会,属于世界人民保卫文明与和平的典型事例,那么,1948年的东京国际审判,理应已为南京大屠杀作了正式的结论,绞死了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中国在那时也在南京审判并处决了日本师团长谷寿夫等屠杀南京人民的乙级战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自然也应超越国界和有责任意识的社会,属于世界人民为保卫文明与和平、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并要日本进行反省的重大事件。

    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目睹者、幸存者随着年龄老化,逐渐凋零减少,目前听说只有四百左右的人在世,均是80以上高龄的老人。这充分说明做好这些老人的调研工作、经历资料的收集和保护他们的重要。这些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直在做许多汇集史料、开放展览、关心支持幸存者等工作,很有成绩。一批学者和作家,也用笔用脑写作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及其中人物的书籍。他们防止这段历史的湮没和遗忘,值得钦敬。

    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国人不愿做报复主义者,但中国人懂得:只有富强才能保卫自己不再受人侵略屠杀。中国正在和平发展,希望国内和谐,也希望世界和谐。日本同中国及亚洲各国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是不可能逾越的。中国政府坚定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日本只有在历史问题上用行动表明有真诚正确的认识,在中日建交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基础上,中日关系才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取得双赢。

    秦忻怡写这本书,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在南京大屠杀中,李秀英老人的亲身传奇经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秦忻怡在李秀英老人活着的时候,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一次再次从山东到南京实地采访,得到有关部门的帮忙和支持,与李秀英一家做了朋友,收集记录了宝贵真实的资料,使之不至于消失,孜孜写出了这本有价值的李秀英传记。这不仅仅是写出了一位“圣女”的传记,也是通过写她,捍卫历史的尊严,呼唤人类的良知,教育后代。使读者(尤其是青少年)深刻了解并铭记中华民族那一段沉痛的历史,并从李秀英老人的经历中,学习她的优秀品质,由此产生崇敬、难忘与悼念她的情感。

    这是一本值得珍视的传记,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李秀英不朽!我也向辛劳写成本书的女作家秦忻怡表示敬意!

    表深情感触写诗性人生[1]

    ——给《岁月诗痕》作者龚炤祥兄的信

    祥同志:

    您好!

    感谢让我读了您的部分诗词,总体感觉很好。我喜爱诗词,但不擅此道。所以只能简单写点读后感用以回报。

    诗词之可爱,使它成为人们可以共享与吟诵的空间。您从政多年,业余有此爱好而无意中在走诗人之路。在冗重繁忙之余,您默然觅求着抒发思绪陶冶心灵,用雅致晓畅、清奇凝练的诗词,不带任何功利性,只是有所感触与感悟企望表达;或以诗词言志,生存在社会现实之中,您的情感与大众相通,呼吸与时代历史相连,即兴命笔。诗词数量并不算多,却也不少。您的诗词当然是写您自己,或写您自己的看法与想法,但却能使读者引起某种感情回忆,或某种感慨与审美意趣,这该是感染人引起人共鸣或回味的诗词艺术魅力造成的吧!?

    我第一首读到的大作,是您1999年5月填的下面这首词:

    伴春秋几多风雨,韶华岁月飞去。区区功过谁明晓,甘苦自知无数。暮色住,人彻悟,回眸笑望丹心路。何消再语?看花落庭前,桃繁松寂,一地鸡毛絮。自清傲,莫怨佳期总误。从来木秀风妒。常吟绝妙流杯赋,胜过万言千诉。长袖舞,又何许?青烟一缕化灰土。兑勾心苦!任歌卷半帘,南腔北韵,月洒孤芳处!

    记得当时与词同时收到的有您录制的《南腔北调》戏曲唱碟。放听碟子后,首先感到您的多才多艺,接着读词,感到这首词既脱俗又有才华。这次再读,看了您加注的题解:“1999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川听取省委书记谢世杰汇报后,在讲话中曾吟诵辛弃疾词《摸鱼儿》,要求干部既应积极进取,又应看破看透。作者闻之有感,特步辛词之韵而填此词。”更有一种独特的感触,觉得词的内涵丰富广阔,心事浩茫,含而微露,表达得恰如其分。您意在言外,使我心头漾出一种可以言述而又难以言述的叹息与禅意,感受到词里有喧闹中的寂寞。您心头奔放的激情与平中见奇的心境,使我气韵旋折。何况“题解”又等于叙述了一个背景故事,值得咀嚼、回味与思索。

    您1962年7月填的词《沁园春·观潮抒怀》,给我的印象是大气盎然,辞藻奇伟瑰丽,大海有形,心潮与海潮激荡碰撞,胸有豪放之气,思绪辽远。与这类似的是1969年6月您填的《永遇乐·三峡放咏》。“文革”初,您遭受冲击,直到1969年初夏才能买棹返沪探母。三峡途中填了这首词,发自胸臆。经历了那场浩劫,有愤懑与压抑的发泄,更有慷慨豪迈的心态,写了三峡之美,写了山水间“浩浩长河,绵绵秀景”引发出心中的激越,下阕中有“千年回望,一江淘去,多少恶凶尽杳。从来事,沉渣易起,英雄后笑”。真是淋漓痛快、神采飞扬,而又能让人思索回味。

    我发现您是常有幽默、风趣感的。1960年的《浪淘沙·食堂就餐记》和1968年的《浪淘沙·游街敲锣记》就有痛苦中的苦恼人的幽默。1992年填的《西江月·会见日本首相宫泽记事》简洁、明快、风趣,是严肃中的轻松。2004年的打油诗《转职广而告之》则是离职后无官一身轻坦然面对的自娱自乐了。读后令人能有会心的一笑。

    在旧体诗词中,一首诗中有无好的诗句,是决定这首诗词成败的关键。一个好的形象或一种好的意境,一个好的比喻或是好的叙述,再或一个好的典故或一个精彩的警句,都可以成为一个“诗眼”使整首诗词鲜活而有生命。您的七律《黄山松》《游庐山》《答钱来忠赠诗》及两首“藏头诗”《赠梅葆玖》《赠樊建川》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或有鲜活的诗意或有美的追求,或有对文化人物的赞扬,就不多赘。

    文如其人,诗词也如其人。阁下的诗词实际已写活了自己。您的思想境界、真诚个性、灵动智慧及为人(2003年填的词《浪淘沙·曹杨中学五十周年校庆》看得出您是极重感情的人),都通过这些诗词可以看清三五,大致不差。而这些也使您的诗词值得阅读、欣赏。

    中国的传统诗词历史已有数千年。古人依据中国文字语言特点长期实践逐渐发展、定型下来。在诗坛上,新诗、旧诗有争议,现代人应用诗词格律如何才对才好也有争议。旧体诗写作的多样化(如臧克家同志所说的“传统派”、“改革派”与“新古体”并举)也有不同意见。其实,形式只是一种表达。无论新诗、旧体,旧体中也无论墨守成规或有改动,主要应看那诗有无诗意,有无诗情。首先要有诗意诗情,然后用了适合形式表达而得到读者喜爱认可的就是好诗。至于词,《中华词律辞典》共收录词牌词调2566个,文体4186个。包括了后人愿意仿效的优秀自度曲(它也就成了新的词牌)。《文心雕龙·通变》的赞诗云:“定律运用,日新其业。变则其欠,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法。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我看很有道理。随着文明的进步,音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主张改革诗韵并进行实践的人也不少。我不太泥古,但也不薄古,主张的是“继承:发展两争优”。祥同志既讲究诗词之音韵平仄,也自谦地写点打油诗即兴抒情,以景托志或者缅怀留痕。我认为“作诗修心情有致,填词养性趣无穷”,人生如此,实在快乐!

    《岁月诗痕》行将出版,我在此表示祝贺,希望以后还有佳作,并祝我们的友谊长在。

    紧紧握手!

    王火

    2007年3月10日

    注释:

    [1]此信承蒙龚炤祥兄作为附件,放入他新出版的大作《岁月诗痕》。

    研究并写出苏州

    ——《姑苏札记》序

    我在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月落乌蹄霜满天》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1980年,为重写做准备,我特地到南京、苏州等地跑了一圈。我的一个学生崔晋余是位“苏州通”,陪我漫游苏州。我们去了枫桥镇和寒山寺,面对着那潺潺的古运河,我们谈了张继的《枫桥夜泊》,听着钟声,看着河水静静流淌,想着历史的演变,人事的沧桑……诗的意境,诗的感情盎然降临,过去、现在与未来都逗起我的遐想,心扉开了!灵魂震惊!我情不自禁了!回去就开始动笔……

    我写这段话不是偶然的。因为晋余是我的一个好学生,也是我的一位知心朋友。多少年来,我们虽远隔吴、蜀两地,却从未断了联系。那次我为创作《战争和人》到苏州,与他同游寒山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我知道他在苏州民族建筑学会任秘书长,常看到他写有关苏州的文字。

    1999年,他还寄过由他任执行主编出版的《苏州古亭》《苏州古桥》《苏州古盘门》《苏州古塔》等书给我。这些书是“苏州民族建筑知识丛书”中的几本,陆续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书不但出得精美,而且文化分量很高,富有阅读、保存价值。见到他在这方面不断有成就,我是十分高兴的。

    我是江苏人,童年、青年、中年到老年,都不止一次到过苏州,母亲去世后也安葬在苏州凤凰山,所以对苏州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现在虽落户成都,春晨夏夕,夜雨秋灯……总会想起苏州。旧时的苏州和改革开放后的苏州都常常在我眼前浮现。见到晋余长期在苏州生活,将闻名中外的苏州作为一个“富矿”,发掘开采,以生花之笔穷微极隐,为苏州添色加彩,并与一些志同道合者就苏州的园林、旅游及古建筑等作出专门而广泛的研究,我极为赞赏。

    如今,生活节奏快,大家都忙,我养成了一个爱看短小精悍的美文的习惯。晋余用他的敏锐感受来体验精美绝伦的苏州,这本《姑苏札记》,分为“风景园林篇”“花卉盆景篇”“文史风物篇”“名人趣闻篇”。一篇篇玲珑剔透的小品,可谓珠玑盈车,风格自由而轻松,既有可读性,也有知识性,都言之有物,颇堪玩味,给人以启迪。他写作态度真诚,下笔无拘无束,文体、格调不强求一律,常在朴实中见灵巧,在平凡中见新奇。读他这些文字,既使我觉得有他对苏州的深情眷恋,也使我有一种当年坐着马车从阊门到虎丘嗅着绣球花香气听着“嘚嘚”的蹄声浏览苏州的意境。在我想念苏州和江南的时候,像《姑苏札记》中这些篇章,会把苏州的今昔之感、园林丘壑、古木奇石、亭桥水榭、恬静的小巷、深深的庭院召唤到我面前,引起我无限的怀念。这正是我喜爱和珍惜的。

    苏州的名声越来越好,建设越来越好,国内外游客越来越多。研究苏州并且写出苏州,早已成为一门“苏州学”,有了许多专家。各种如实考据并反映苏州的书都会有生命力的。《姑苏札记》也不例外。我高兴这一点,是为序。

    “耕园”主人童戈

    ——散文集《怀念微笑》序

    认识童戈(童臣贤)同志三四年了!他给我很好的印象:热诚、干练、健康、常带笑容,见多识广但不逞能;经历丰富、富有文才却不炫耀。

    我知道他是一个有荣誉感、有事业心的“老公安”,担任全国公安报年会理事会秘书长,又是四川广元市公安局党委成员,他主办过在公安系统颇有影响的《广元公安报》,如今是广元市作协副主席兼《广元文学》的执行主编。广元的自然风光幽险雄奇、人文底蕴博大精深、名胜古迹星罗棋布,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一批颇有成果和后劲的作家。童戈做了许多具体出色的文学组织工作:建立基层组织、举办笔会与评奖……从策划、安排到接待,不断泡在各种活动中,不断为外地来游广元的作家们做“导游”,看到他忙忙碌碌而又精神饱满,我为广元作协有这样一位不知疲倦的为作家服务的能人高兴。

    童戈说自己是一个“爱舞文弄墨”的人,又说“藏书、读书、爱书、写书,一直是我生活的主旋律”,这是确实的。我读过他写的散文《今夜无法入眠》,颇受感动。才知道十几年前,当他住的地方狭隘得无法安排一个书房时,他工作之余每天晚上都骑上自行车到离家四里地的办公室去独自读书、写作,总要到夜里十一二点才再骑车回家休息,就这样坚持了十余个春秋,直到后来住处面积扩大,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斋,他才改变这种为了读书写作夜间骑车来回的状况。最初,公安部老部长、书法家赵苍壁早年曾为他的书斋题写了“耕园”二字,可是居处太小,又无书房,这“耕园”二字一直无处张挂,只得静悄悄地躺在他办公室的文件柜里,直到迁去新居,“耕园”二字“才裱了高挂到了新书房的门楣上”,“在家中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童戈藏书有六千册之多,这数量足以说明他的爱书,也使我吃惊,热爱读书、写作,使我与他交谈时能有共同语言,所以,我非常喜欢他这个人,很欣赏他的“耕园”故事。

    这几年,我有时能在《人民日报》和《四川文学》《天津文学》《四川日报》等报刊上读到他的作品,但总觉得他太忙,不可能有时间写作。现在,看到这本《怀念微笑》,就发现他其实是见缝插针挤出空来抓紧时间和机会细水长流般地不断写作的。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因为这既说明了他对文学的热爱,也说明了他不怕艰苦的勤奋与干劲。

    集子中有一篇散文就叫《怀念微笑》,读了这篇散文,在我眼前仿佛揭晓了一个谜底,我了解到童戈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对自己的妻子怀着深深的爱情与感激之情。文中有他的感悟,文风朴实平淡,其实却是作者发自内心的深情之作,读时可以体会出这种味道来。我感动的是,如果他没有这样一个和美融洽的家庭,没有这样一位贤内助,他就不会脸上常有笑容,他就不会做那么多工作,他就不会那么不怕疲劳,他也不会不断地写出作品来。

    这本散文随笔集大致反映了童戈的生活面。有一部分是写人物的,如《春风吹拂剑门关》《陪邓华将军下乡》《独臂将军在苍溪》等,都极动人。有一部分是回忆往事的,例如《一把香木梳子》《童年买书的记忆》等文,都饱含人情、韵味浓郁。有一部分是写广元包括川陕邻近的绮丽风光和一些名胜古迹、人文景观、风情民俗的,如《春季到苍溪去看花》《在望红台上》《鼓城山——七里峡记游》等。这一部分连同童戈在国内游历过许多地点所写出的《站在卢沟桥上》《听纳西古乐》《走进岳麓书院》《登长城》《享受羌寨美味》《在咸亨酒店喝酒》《在三峡大坝上》等篇章,都属于游记性质,有采风所得的兴奋,有异彩纷呈的审美旨趣。童戈又访问过不少国家,远的如欧洲的法国、比利时、奥地利,邻国如俄罗斯,东南亚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所以就有了一连串的访欧散记、东南亚漫笔和俄罗斯纪事……

    总的印象是:这本集子中的选文有几个特点:一是作家富于爱国心、正义感,注意思想性和高格调;二是题材多彩多姿,不单调;三是文章短小,无论散文、随笔,都不冗长,没有什么空话和繁文褥节,有一种精小灵巧之美;四是作者有些篇章写得真诚,看到和感受到的美丽吐露在纸上能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工作这么繁重的一位作家,写出这么一本集子来,比专职的作家应是困难得多的!

    童戈老友要我谈些写散文的体会,我想:写散文、随笔,也容易,也难。这是写作者人所共知的道理。我也爱写点散文、随笔,却至今仍难以写得多数像样或被人欣赏。例如粗、浅、嫩、旧等问题,常难解决。如何把粗糙与粗略变得精雕细刻与自然流淌,通过“精耕细作”和讲究遣字炼句,使之更加精美;如何把写得肤浅变为内容扎实深刻、有所发现、更富意趣;如何把稚嫩改为老辣、犀利而不平庸;如何把旧的、老一套的形式和内容变为新颖的、富含独特与独创的、不同凡响的篇章;如何使散文与随笔的情与美写得脱俗、激动人心、为人欣赏而又与众不同……都要通过阅读、学习、磨炼、思索与创作实践,像爬高山似的去得到进步。前些天,我偶然又重读欧阳修的《秋声赋》,就又有启发,感到文字不多、篇幅不长,却把一个秋天秋夜写得有声、有色、有状、有音、有气、有意,甚至有容、有味,但这些虚无却又实在的东西,有的是可视、可见、可听到的,有的则仅仅是一种感受和感觉。而感觉和感受人人有所不同,你感觉到的我未必有同感。感觉又每每分为听觉、意觉、视觉、味觉、思觉、体觉(体感、心感……),文字本来是大有局限性的,比如绘声绘色,文字用来绘声就不如音乐曲调生动真切给人那种用音感达到的感受程度;比如文字用来绘色,也达不到美术绘画给人用眼睛可以获得的刺激和感知……用文字来表达音乐和美术所表达及抒发的情和美、乐与悲、善和恶……种种领域的空间很大,在表达上也有很多探索和开拓的可能与方式。而例如宋朝时的欧阳修所作的《秋声赋》却早就创造性地写出如此精彩绝妙形容秋声和秋天的散文来,实在令人佩服,使我每一次重读都能有所得益。自然,道理有点懂了,并非就能写得好了!关键还在于不断在体味复杂的生活中去读、去创造、去想与去写,去磨炼。

    写写就把话扯远了!快拉回来!童戈同志书斋“耕园”这个名字起得真好!作家都该有自己的一块园地,更该出力在自己的园里耕作。童戈的“耕园”故事,使我仿佛能看到在一个幸福的家园里,这位“耕园”主人——一位力耕者,在深夜静静地独坐灯前,用笔作犁,在格子纸上不懈地耕作!……

    他是有生活源泉和生活积累的人。那么,春天播种,秋天总会有丰收的!

    (2004年11月于成都)

    倾听黄钟大吕之诗音

    ——塞风诗集《母亲河》序

    近几年来,读过老诗人塞风(李根红)同志三本诗集:《弯路上的小花》《塞风抒情诗选》《根叶之恋》(与李枫合著),我都很喜欢。

    去年,读到他与李枫同志合著的《根叶之恋》时,我曾想写一封长信给这对恩爱不渝的夫妇,表达我的敬意与激动的感受;又想写一篇评介,题为《这是真正的爱情诗》作为推荐。但因为忙,耽搁下来了!我不擅写诗,只是由于过去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终审签发过不少诗稿,养成了喜读一点诗的习惯与爱好。如今,塞风的《母亲河》诗集放在我的面前,我开灯夜读,忽然像喝了一壶酒,读得浑身火热。我爱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那是不朽之作。每当听到录音机或电视中传来《黄河大合唱》的旋律时,总是热血沸腾。而此刻读塞风的《母亲河》时,有同样的发现。我好像看见了汹涌澎湃九曲连环的古老黄河在咆哮奔腾;好像看到了这条母亲河上的纤夫、船工在吟诉沉重的传说;仿佛看到了黄河岸中原土地上的青纱帐和人民的喜怒哀乐……塞风高大刚毅的身影呈现在我眼前。他正站在黄河岸边仰对云天,披着霞光,思念着他的家乡与逝去了的父母,像一个行吟诗人高唱着乡情和人生的豪迈之歌。

    我是带着感情作为一个爱诗者写这篇小序的。当然,这仅仅只是一个老编辑对《母亲河》的读后杂感,而不是诗人或诗歌评论家的评述,更非全面论诗之作。我感到一种歉意,他的诗写得这样的好,当我在担任一个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时,为什么竟没有为他出一本《母亲河》这样的诗集!

    诗言志,了解塞风的诗,应了解塞风的人。

    塞风1921年3月生于河南灵宝沙坡村。上初中时,就和同学合办《豫西儿童报》,以歌谣形式揭露旧社会的黑暗。1940年秋,投奔延安追求真理,在陕北公学学习期间深受萧军的影响,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炼,写过一些有性格的诗歌。1943年他就参加了春草诗社。1945年出版长诗集《天外,还有天》,并在上海《时代日报》副刊《星空》(主编林淡秋)发表长诗《黄泛行》。1946年9月,在武汉协助邵荃麟编辑出版《文艺学习》月刊,并以诗人的愤怒激情写出《军阀统治下的河南》等通讯特写,发表于上海地下刊物《群众》上。同年冬赴胶东,编辑《胶东文艺》。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曾负责编辑《山东青年报》。次年,调山东省文联,编辑《山东文艺》。1951年调河南省文联,任驻会常委,开始从事专业创作,写小说,也写诗。……1957年的密云骤风期中,他不幸蒙受不应有的冤屈,以后被迫停笔二十余年。可是,如他在短诗《赠诗神》中写的那样:

    你曾接受过我一个诗句:

    黄河、长江

    是我两行混浊的眼泪……

    正因为如此

    当我重新走到阳光下

    第一个拥抱的就是你

    这些年来,塞风发表了许多诗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从我的感觉来说,特别值得珍视的是他的童心和爱心长存,火辣辣的热情依旧,对真理的信念毫未动摇,刚烈与柔情交融心田,积极与乐观汇聚一身。他的经历不平凡,有遍体荣光、壮怀激烈;也有崎岖坎坷、荆棘满身。有过大欢乐,更有大悲伤。但,不是经过九蒸九晒的中原汉子,不是有过他这种阅历与人生体验的山东诗人,是写不出他这种诗的。他对于诗,是那样的执着与投入,他是王粲说的那种“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诗人。

    诗才并非与诗人的人格无关的本身可以独立的东西。塞风这本诗集有其风格。风格的形成,来自诗人的修养、独特的个性及熟练的技巧。读塞风的诗,在形象、语言、技巧之上的,是风骨气韵。他独抒性灵,诗里流闪清新的光彩,不拘格套,似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清人叶燮论诗颇有见地,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原诗·内篇》)诗是人之性灵所寄,如果其感不深则情不深,情不深就无以使人惊心动魄。塞风不肯忘情于滔滔黄河及莽莽中原,情感丰富真实,所以诗是多情的,多情遂能拨动人的心弦,敲击人的心灵。他说:“诗,太阳般的尊严,因此,对诗的亵渎,是一种罪过。我常常扪心自问。……”(《黄河奏鸣曲》)他说:“我不喜欢/不喜欢轻飘飘的诗句。”(《爱的沉淀》)他的诗确实时而汪洋辟阖,时而变幻超恣,气势磅礴,雄浑悲壮,有金石宫商之声,实乃黄钟大吕之音,构思和境界也非一般。

    曾读《随园诗话》,很欣赏袁枚的一段话:“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塞风的《乡情》《父亲》等诗,都有“大巧之朴”、“浓后之淡”。黄河与黄土地写的人何止百千,但塞风在生活中发现美,并用诗的语言来创造美,诗咏出了新意,对生活有新的发现。像《破冰断想》《黄泛行》等就是如此。于是,诵读之后,不乏新奇恢宏之感,常见古直劲健而又悲凉豪放之句。

    评论塞风诗作的文章,有的说他“求浓缩、寓深情,力避空泛和冗长”,有的说他“粗放豪迈”、“亲切细腻”,有的说他“朴素自然”、“豪情如火,刚气如虹”,有的认为“充满着对祖国、人民、事业、信仰的无限热爱”,“给人们带来爱和希望”,“含有极其深刻的哲理内容”。这些我都同意。但我特别强调提出塞风的诗是“黄钟大吕之诗音”,绝非置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和审美要求于不顾。事实上,诗要求运用形象思维,要求有构思、有意境,能引起丰富的联想,要含蓄……这些特点,作为老诗人,塞风都不但注意且在不断求索。我只是想特别强调我读《母亲河》的直感就仿佛是听到了黄钟大吕之诗音,感到他笔走龙蛇,似地火运行,深邃而强烈。

    婉约、典雅、飘逸、绮丽的诗我也喜爱。朦胧的好诗是诗,怪诞的好诗也是诗。新潮旧汐、前浪后浪加在一起构成丰富多彩的诗海。但靡靡之音的诗是不值得赞誉或提倡的。黄钟不能毁弃,瓦釜容不得它雷鸣。这是我读《母亲河》被其诗音所震动且感到喜悦的主要原因。黄钟大吕的诗音,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祖国繁荣进步之所需,是我们精神世界升华之所需,能感悟、唤醒人心,能燃起人们美好的向往。人无完人,总不难找出大大小小的缺点;诗无完诗,老诗人也绝不可能句句好诗无懈可击。但《母亲河》里的诗,总体上都是“高骨凌霜,高风跨俗”之强音。这是同混沌沌、软绵绵、甜腻腻的诗作迥然有别的作品。

    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第一次走过中原大地沿着黄河去大后方。50年代,我又数次走过中原沿黄河去向西北,那感受至今新鲜。塞风说:“黄河代表着民族的气质。是它孕育了我的生命,给了我特殊的生活磨练,我完全能听得懂它的高亢而不屈的心声,因此我终生为之歌唱是义不容辞的。”(《黄河奏鸣曲》)记不得谁说过的:“为人不可以有我,作诗不可以无我。”塞风说:“我属于黄河,黄河就是我的诗源。”写这本诗集,他像是在开掘一个富矿,从容而丰产。

    他的诗点燃了我的记忆之灯。那时,经过黄河边时,我脚下踩着坚实黄土地,仿佛觉得自己是沿着祖先所留下的足迹在走,心头涌出一种无法形容和表达的渴望与向往。这种渴望与向往,如今虽因年代不同而有异,但塞风的诗却使我感到自己又站在黄河边在静静倾听了!我被他的黄钟大吕的诗音引入往昔的回忆,引出今日的沉思,又被引进未来的展望。

    于是,两鬓如霜的我,说不清什么原因,我的心跳加速了!我的眼眶湿润了!

    这也许就是好的诗歌的力量吧!

    (1994年1月6日于成都)

    一部出真情的书

    ——王智量教授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代序

    智量是位名教授,又是位著名的外国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用他自己谦逊的话来说:“我根本不是个什么小说家。”但他的现实主义的小说《饥饿的山村》,却是本很有特色的长篇佳作。

    小说以三年“困难时期”为背景,以贫穷的山村李家沟为舞台,写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王良在天灾人祸中含冤错划为“右”派被下放到那里后所发生的故事。小说的主题正如书名所昭示的是“饥饿”。小说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出发,描述了那一特殊时期人们缺粮的饥饿之外,还有人格和尊严的饥饿,精神和文化上的饥饿以及情感和性爱上的饥饿,书的分量就沉重了!

    真实,是这部作品的生命,既无隐讳和虚伪,也无胡编乱造和添油加酱。因此,它才给人如入其境之感,具有震撼人的灵魂的力量。像我这样年岁的人,是经历过并且十分熟悉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段时日的。那是一个特殊的难忘的时期,由于缺乏建设经验,由于浮夸风,由于左的错,也由于当时苏联领导人的错误影响,以及某些农村干部素质不好,天灾人祸交杂,国家和人民面临巨大困难。写那个时期那几年,写那时一些人物在农村的遭遇,该不该写?值不值得写?这点智量出自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有胆有识地掌握得比较恰当,他用自己的独特生活、独特体会,怀着满腔赤诚写这部长篇,不是纯粹为了暴露,不是消极谴责。这是一部风格冷峻悲怆却又热血澎湃、真实而给人希望的作品。虽然,在饥饿的年代,小山村以外的天地展开得少了些,不然,将使这部小说更为壮观。

    我喜欢小说中作者所倾注的对农村劳动人民所具有的那些善良美德的感激之情;我喜欢书中在塑造主人公王良时对他所作的无情而坦率的解剖;我喜欢书中那位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的党员李江玉能说真话为群众鼓与呼的勇气与真诚;我喜欢作者在小说中明确表达出的那种思想——人即使在坎坷的苦难中,仍需要保持着真、善、美的情感和行动;我甚至也喜欢作者刻画的两个女性形象:秋眉和李七姑。这两个女性不过是农村两个可怜的小人物,但由于有血有肉,读后就有印象,这是作者刻画人物能触及皮肉、深入灵魂的功力所在。

    《饥饿的山村》是一部说真话的书,一部填补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对50年代末60年代初饥饿年代空白的小说,一部饱含感情来看祖国,寄托着希望,对现在和将来都有认识作用和启示作用的书。

    (1995年6月4日)

    为不朽的拉贝树碑立传

    ——黄慧英《拉贝传》序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一个恐怖的梦。梦见我又回到龙盘虎踞的古城南京了!仿佛身陷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中,火光血海,尸体遍地……然后,又梦到了审判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在中华门外,看着挖掘骷髅累累的万人坑……醒来后,梦境依稀,心跳剧烈,情绪悒郁,久久难以舒缓。

    这种梦,以前并不少做,但自从答应为本书作序以后,我仔细读了全书,深受感动,以致昨天读到最后两章时竟潸然流泪,夜间就做噩梦了!

    我对南京有着特殊的感情。我深爱南京,因为我从六岁随父亲到南京居住,在南京上小学,1937年抗战爆发时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对南京我相当熟悉。“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八一五”日寇开始猛烈轰炸南京,我曾亲身经历……抗战胜利后,从1946年开始,我在南京采访过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幸存者和一些屠杀现场,也参加旁听过审判日本战犯,我可以从一个记者采访的角度见证南京大屠杀。

    读这本拉贝先生的传记,使我震憾和心潮澎湃。我先后给不少书写过序,但唯有为写序读这本书时使我落泪并做噩梦。

    当年我采访南京大屠杀时,就知道城陷前后一些国际人士成立“难民区”保护百姓的事,也听说有德国人在内做了好事,后来陆续知道一些情况(例如访问幸存者李秀英大姐时她就说起难民区和鼓楼医院的外国医生等),但限于主客观条件,未去深入发掘。近许多年来,许多学者、作家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他们的成绩是应当赞赏的。

    本书作者为毕业于南大历史系的黄慧英女士,为写这本书,断断续续做了十几年的研究工作。她不但研究了拉贝的一生,研究了拉贝日记,同时研究了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研究了当时与国际安全区有关的一切,还研究了包括淞沪抗战史及有关的一切。她寻觅、阅读、考证了大量资料、档案及书籍,寻找旧时南京的地图、地址,从德国大使馆、金陵大学……到安全区里的街道……直到发现拉贝故居。甚至与拉贝在德国的亲属交往切磋。她对拉贝的身份与他的行为的矛盾性也做了研究和分析,忠于史实和事实,有根有据,花了三年完成了这部27万字的书稿。我认为她的治学、写作态度严谨、认真,难能可贵,令人起敬。文笔也是非常流畅达意而且富于感情的。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自从东京审判之后,本已是世界公认的历史事实与滔天罪行了!许多年来,尽管日本右翼分子一味想否定这场大屠杀,但不断涌现的铁证越来越多。1996年12月2100多页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得到了公开,又是一个重大铁证,引起了全世界轰动。德国人拉贝先生抗战初1937年12月间南京陷落前后,他身任南京安全区主席,是南京大屠杀的权威见证人。在南京大屠杀中,他和其他十多位外国朋友拯救、保卫了25万中国难民的生命。他英勇地用他特有的身份捍卫了人类的尊严和良知,在同人中功劳应当说是第一位的。拉贝为德国西门子公司在中国工作三十年,有难以割舍的中国情结。他那种在危难之际,跨越国界、满腔热忱、舍生忘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为是令人难忘的。他的曲折坎坷令人悲恸的传奇人生也是令人难忘的。我读这本书时,曾经不由自主地想到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影片——曾获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辛德勒的名单》。那使我感动过:二战时,到波兰科拉科的德国商人辛德勒,以商人和纳粹党员的特殊身份,用金钱救出了1100条犹太人生命的故事令人钦叹。当看到影片中战争结束,辛德勒因破产离开科拉科时,犹太人互相拔下嘴里的金牙铸成一枚金戒指送他。这是他们对辛德勒救命之恩的一点心意。而当辛德勒死后,在耶路撒冷天堂山的辛德勒墓地,当年的幸存者们带着自己的子孙,用他们的独特的方式深情悼念着辛德勒。我曾经泪湿眼眶。

    辛德勒和拉贝都同样伟大。辛德勒了不起,但拉贝更了不起。不仅因为拉贝救卫的人数之多大大超过辛德勒,更在于拉贝当时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处境在野蛮日军的枪口和刺刀下更险恶,尤其因为拉贝无私的人道主义及主持正义的英雄行为使他回国后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并一直沦入十分杌陧不幸的境地。他成了一个悲剧人物!欣慰的是,在他最阴暗悲苦的日子里,被他救护过的南京人民怀着敬意和感恩怀德的情感,给过他温暖的回报。虽然邀请他到中国居住未能实现,1950年拉贝病故。但1997年初,拉贝先生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终于将拉贝先生的墓碑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代表着拉贝先生的英魂回到了热爱他的中国人的身边!

    拉贝的故居得到了保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有“拉贝史料馆”,挂着拉贝的大幅画像供人凭吊!这本《拉贝传》的出版及再版,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事。无论中外,都讲究为值得纪念的人物树碑立传。拉贝先生,我们是应当为他立传以志不忘的。黄慧英女士花了多年的时间和精力,用她的才智写了这本《拉贝传》,是填补了一个空白。前年夏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四川省委老干部局在6月14日邀我到峨眉山为离退休的厅局级以上干部讲我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我讲到了安全区和拉贝日记,可惜那时不知道《拉贝传》,不然,我可能会讲得内容丰富些。我认为黄慧英的贡献是很大的。这本《拉贝传》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也是一本写得很出色的书;是一本用事实说话的书;一本有史料价值的书;一本有生命力不会过时的书!

    我年岁大了,但仍愿意写这个序是因为这本书有价值、有意义。今年又是“七七”、“八一三”抗战爆发70周年和南京大屠杀70周年。国际媒体报道:今年日本右翼分子要拍摄一部所谓《南京真相》的电影片,预定12月在日本上映。事实是客观存在,历史是无法抹去的!此刻,我愿意为本书作宣传,我希望尽量多的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可以使你进一步了解南京大屠杀,从拉贝先生和当时的国际安全区的角度来了解南京大屠杀,同时,更使我们感染到正义、真理、道德、良知、仁爱、善行的可爱与可敬!懂得人是怎样可以通过义举变得伟大、神圣而且英勇的!什么叫作对人类做出贡献?人的名字怎样会被大写载入史册。那么,使人尊敬和怀念的拉贝先生,用他的行动达到了不朽,为我们做出了一个范例!

    (2007年3月16日于四川成都)

    燧火闪光,前锋流韵

    ——李友欣《履冰文存》序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也是河南人民苦难最深重的年代。陇海路黄河对面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原半壁河山大旱惨烈,赤地千里,飞蝗肆虐,颗粒无收。汤恩伯驻军仍在征兵征粮,敲骨吸髓,灾民流离逃亡,饿死的传说达三百万人。那年8月我从界首步行经漯河、临汝去洛阳,沿途亲眼见到灾区宛如人间地狱,逃荒讨饭的同胞都在卖儿鬻女,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情景。印象之深刻,至今难忘。从那,对河南的人和事却产生了一种特有的感情。

    就在这年,豫西南出版了一张民营的进步报纸——《前锋报》,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说话。这张报纸积极报道灾情,疾呼救灾,为水深火热中的百姓请命,还提出了生产自救、平抑粮价、惩治贪污等许多措施和建议。报纸影响很大,在整个抗战时期,它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赞成联合政府,发行量经常达万份左右。当时,被称为“中原文化拓荒者”的作家李蕤同志,1943年开始以《前锋报》特派员身份撰写精彩的灾区通讯十余篇在《前锋报》连载,深受河南及大后方关注。据李蕤年谱载:

    1944年,李蕤继续在《前锋报》任主笔……编辑部同仁前后有张林翰、王峻远、李友欣、钱继扬、黄黎夫等。是年,《前锋报》副刊改名为《燧火》,李蕤任副刊主编。

    这里“编辑部同仁”中的李友欣,笔名就是“履冰”,他那有着泥土清香的进步思想的处女作小说《瓜田里》,最初就是发表在《前锋报》副刊《燧火》上的。

    但据友欣兄自己的回忆,“年谱”的记载是有误的,他说他和王峻远并不属于《前锋报》的工作人员,他当时只是作为一个作者,经常给《前锋报》写稿,通过投稿与李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燧火》副刊的刊名由来,是“希望它能够如燧石敲出的火光一样”,“得到光……得到热,燃起各处的燧火”。叶圣陶、茅盾、叶以群、田仲济、冯沅君、臧克家、姚雪垠、碧野、塞风、苏金伞等都在这副刊上发表过文章。

    后来,李友欣(履冰)同志离开豫皖苏解放区,到达南京,在《新华日报》工作,后随刘邓大军入川。新中国成立后,在文艺界和文学界工作,时代变了,但他当年在《前锋报》写作的精神及在《燧火》上发表作品的锐气依然保持,一以贯之。

    我来四川工作是在1983年,与友欣兄有机会相识。我们恰巧同年,由于他是河南人,谈起当年中原1942年的大灾荒,又谈起抗战胜利后,《前锋报》与河南另一家民营进步报刊《中国时报》合作出版联合版的事,再谈到我们都熟识的地下党员燕凌、宋铮夫妇,他们是我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长,也是友欣的好友,于是,虽交往不多,但足以敞开心扉交流。

    友欣在四川文联工作期间,主持创办过《当代文坛》,也主编过《四川文学》。我到四川后,见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川十人小说选》中收有他的小说,又见到他出版的小说集《八月的阳光》。此后,陆续在报刊上见到他的小说、评论、散文,写得都很好。现在,他的文存出版,嘱我写序,难以违命坚辞,只能勉为其难,重读他的部分作品,谈些不成熟的看法,回报厚爱。

    友欣同志刻画人物,写景状物,抒情达意均属挥洒自如,得心应手。他是一位优秀的评论家,所以观察事物、揣摩心态、揭示问题,能入木三分,有独到之处。他熟悉农村,题材来自生活,写农村题材,自能生动、真实而贴切。他为人耿直,不爱写花草缠绵、风月悱恻,总去选那些使他有感受、想使人有启发的有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面向农村,关心农民,大处着眼,而不是在咀嚼小小的悲欢,是为一种特色。

    他常引证赵树理的话,说:“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又不是用其他方式可以解决的,这就成了我写作的主题。”他把这当作箴言。所以他认为“应当通过真实而有血肉的对生活的描写,推动群众探索人生的道路……”

    他确实是这么做的。

    20世纪“四清”运动时,他写的小说《在一个高级农业社里》,曾被激烈批评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这种所谓“批判”当然是十分荒谬可笑的。这在当时实际是一篇值得称道的好小说。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工作组长王文聪独断专行不民主,主观主义瞎指挥,好心也办坏事;乡长朱青云、队长翁全忠觉悟高,实事求是说真话;王文聪培养的典型“开会专家”林玉英;能发现王文聪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县委张书记……这些人物都各有特点,有较鲜明的形象,有代表性。小说反映和提出的问题,当时有普遍性,突出写了建社过程中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难能可贵。如果不是受批判而是受到肯定,那该多好!何况,小说中反映的情况和问题,至今也有现实意义,足见其生命力!

    《八月的阳光》这个短篇小说发表后,友欣同志说:“它受到的诛语和恶谥……更骇人听闻。”小说表现了对当时农村基层先进典型的思考,意在指出,不应对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做夸大、不实的宣传,不应在物质和荣誉上采取尽量给以满足的做法,而应对其有更加严格的要求,不吹捧,不搞特殊化,在政治上给予关心和爱护,才能树立起真正的好典型。对这样一篇人物、故事、主题均好的小说加以鞭挞,当然十分荒唐。今天读这篇小说,见到干部的勤政廉洁,仍会有清风扑面之感,会有启发。缺点是有“左”的痕迹,写地主分子也脸谱化。但这是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局限所造成,添点阶级斗争为佐料,自不奇怪。

    以上两篇编入集中还有一个好处是“保存真实,立此存照”。因为它们记录了作家本人在为农民创作中所做出的贡献与遭遇的曲折,使今天的读者了解当年农村的情况及那时作家创作的艰难。

    我很喜欢曾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车上的世面》。小说通过一个心灵扭曲了的女性的写真形象,记述描画了一段社会发生变化的风情,有一种某些人物被异化后的尴尬与无奈,短小精悍、干净利落,有点苦涩,有点叹息,颇像一幅世相漫画。看来突梯,实际严肃。

    我也喜欢中篇小说《身世蚕眠话今昔》。这个中篇贴近现实,语言风趣,有很强的可读性。写的是改革开放后的1987年,一位原籍河南的离休老干部王子青抚今思昔及他遭遇、见闻到的一些事情的故事。有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有着令人感动的眷恋故乡及故人的深情,有着怀旧忆往的沧桑,又有对转型时期众生百态的速写和描画,自然而不矫揉造作,集幽默讽刺于一体却不油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通过阅读不尽感慨,似可窥见作家可贵的心灵,他的爱憎。

    许多年来,友欣同志忙于工作,写作纯粹业余;认真但不高产。近年他身体不好,但还写了一些很好的作品。年来视力下降,恐怕很难动笔了。他过去写作,有如鲁迅先生说的,他是“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他的小说,都是“有所为而发”,是来自血管的。文存中的小说,有小部分因时过境迁,是并不时髦的,但精神和思想未必过时;有许多至今读来依然令人有所感触,有所思索,有所赞叹。现在结集作为文存出版,对他来说,是一厚本献给过去、纪念过去的书,也是一本留给今天和留给未来的书。读他这些作品时,不由得使我想起他慷慨激昂、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想起新中国那些热火朝天乘风破浪的峥嵘岁月,想起当年那张了不起的《前锋报》,想起当年那个有名的副刊《燧火》。而眼前就仿佛闪烁着火的光亮,耳边仿佛听到不能忘却的奋力悠扬的战鼓流韵。

    今年,友欣兄八十高寿,谨以此序为友欣兄祝寿,并祝文存的出版。

    (2004年7月于成都)

    情浓意美

    ——何映森《放飞感怀》序

    认识诗人何映森同志已有好几年了!那时他是《人口》杂志的主编。我们有来往,虽然并不密切,但我却觉得一直离他不远。因为我有个习惯:凡熟识的朋友,送了书,或在报刊上发表了作品,只要可能,我总要读一读。读时就宛若看到作者站在我的面前,与我娓娓谈心。

    映森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朴实、诚恳,执着于文学,勤奋于写作,热心于散文学会的工作。他写诗也写散文。我读过他写的有些哲理小诗,诸如“灵感点燃我心上的灯/我用这灯照亮憧憬”,“雨滴亲吻旱地的嘴唇/用挚爱愈合泥土的伤口”,“人生在写一篇论文/理想提出论点/奉献来作论证”……也读过他写的很好的散文诗,如《童年的梦》。他的散文集《小路悠悠》,我浏览过,为他作序的尹在勤教授,说他的散文“素净乃真”,认为他“力求自然,力争素净”,“总是诚挚地倾吐自己”,我也有同感。尹教授的评点是切合实际的。

    现在,映森将他的一本新编好的集子《放飞感怀》送来给我,要我写序。我最近忙,视力也不好,但对于散文,我有偏爱,我仍读了这本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愿意写一点直感回报他对我的信任,并向读者介绍。

    我觉得映森有一双善于发现美、寻找美的眼睛。散文应是美文,有这么一双探美的“慧眼”是十分重要的。这本集子中的第一辑“山水有灵”中的十几篇游记散文及第二辑“风物览胜”中的一些篇章寻幽访胜都可一读。因为其中都有他捕捉到的独特美丽景色和场面,都有他对于自己这种发现的感想。他去过的地方,有的我曾涉足,有的我未去过。不论去过或未去过,读时都能津津有味感到鲜活。这是因为他有这么一双眼睛才会有他对见闻的体验。而这样的体验,写出来是五彩斑斓吸引人的。

    我觉得映森有一颗热情、诚挚的心。第三辑“深情倾诉”、第五辑“文思心语”及第六辑“逝者如歌”中的散文,读后就有这种感觉。无论是亲情、友情、乡情,他都表达得淋漓感人,因为他有这样的一颗饱含真诚的心,笔下文字自然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即使是随记随写,但情真意切是发自肺腑的。

    映森在这本集子中的《十年树“情”》一文中说:“激情是一切作家、诗人都不可缺少的,激情中最可贵的是真情。真情如撞击的火花最能照亮和打动人心。”情是散文的生命,散文应是情文,主张以情取胜,我赞成他的观点,并且看到了他的实践。

    我觉得映森是位酷爱文学迷恋写作的人。他业余写作,工作很忙,但写得不少。有的作品看得出是急就章,却也反映出他“见缝插针”的勤奋。搞创作,只有勤奋才能出成果。最近他告诉我:他常常在抽空读书(这当然好!中国有悠久深厚的散文写作传统,经、史、子、集四库中都有极优秀的散文。外国的好散文如今译介过来的也多),以后,如果时间多了,会读得更多,也写得更多,而且还想写长篇。他熟悉农村生活;参军后曾在西藏边防工作过十八年;1986年转业到成都在城市生活也有十六年了。以他的生活积累、思想水平、文字技巧、刻苦精神来评估,今后他必然会不断有佳作问世的。

    散文容易显露作者的襟怀、气度及灵魂心路。映森的作品不猎奇、不虚饰,真实而健康。写作对于他,是一种认知,一种与读者的共鸣。他能感受到什么就写什么,但写出来发表的东西不媚俗,淳朴而不乏味,流畅而不油滑,没有无病呻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社会、对民族、对大局的关心和注目。我欣赏这一点。

    近年来,散文的繁荣形成中国文坛一大景观。映森,有写诗的基础,这是一种优势!他现在喜欢写散文,而且常读从古到今的散文大师和名家的作品,向中国的大师和名家也向外国的大师和名家学习。看到过高山大海的人,有利于开阔眼界,懂得什么是高大与广阔,必然会在创作上有“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感,从而产生大气的作品,我为他高兴。

    文章之道,其道多端;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我已年近八十,但是比我更老得多的季羡林先生说过:“写散文虽然不能说是难于上青天,但也决非轻而易行,应当经过一番磨炼,下过一番苦工,才能有所成。”这是名言。对于写散文,我至今仍觉得非我所长,且常在琢磨如何增强现代意识,以超前的眼光来审视生活,以便写出情浓意美且富于前瞻性的精锐散文来。写序至此,愿与努力耕耘、与时俱进的映森老友共勉之。

    (2002年6月于成都浣花居)

    看这一片春华秋实

    ——闻辅《芳草集》序

    我是1983年认识闻辅(文甫)老友的,那时他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一位编辑副主任。我们曾工作过一个时期,相处得很好。后来,他调四川教育出版社任副社长去了,虽不常见面,只要发现报刊上有他写的文章,我都要读一读。不过他有许多笔名,有些文章是用我生疏的笔名写的。因此,现在这本厚厚的《芳草集》原稿放在面前时,我不禁一惊:嗬,居然有这么多文章我没有读过!

    说是“一惊”,其实并不该吃惊。闻辅是个热爱写作的人,但从事编辑工作近三十年,一直致力于为他人出书。他责任心强,工作认真,想写,每每少的是时间,许多创作计划都搁置了,不少该下笔的好文章都水也似的流逝了。尽管如此,他写得还是很多的,无论顺境、逆境,无论春夏秋冬,只要能抽挤出那么点空隙,他就要“见缝插针”。《芳草集》是一个自选本,内容丰富多样,形式不拘一格,有熬夜笔耕的产物,有带病孜孜的佳作,看得出他对文学的热爱与陶醉,对写作的勤奋与执着。

    看到他比十年前显然多了点皱纹,也多了些白发。于是,面对着一位辛勤耕耘者收获来的花朵、果实,想着他那艰辛而喜悦的风采,我不能不带着感情,仔细阅读他这许多带着感情的散文。

    行文之自由自在和自然,使他的多视角、多层面、多场景的散文都发自内心,抒情、描叙及议论富于人情味,都平易近人。用自然、平和、朴实、清纯八个字来形容读后的总印象,也许是恰当的。

    “山水篇”中的三十多篇游记,在对山山水水的热爱中,流注着清晰的历史意识,景物风情,韵味旖旎。发怀古之幽思、咏时代之美奂。白马秋风的蕴蓄,青城后山的秀丽,鸟岛奇观,邛海横渡……泛现着丰富的遐想与沉思,采撷着古今的感慨与启迪,读来,美丽如画,色调斑斓。作者洋溢着饱满厚实的激情,常使人掀起低回不已的汹涌心潮,仿佛身入其境,能借壮丽的自然山水陶冶襟怀。

    坚持从生活出发,扎根于生活,立足于真实人生,“人物篇”中十九篇人物散文给我这种直感。十九篇,写古人,也写今人,以彩墨点染的笔触描绘人生图画,读来有纵横开合之气度,又有沉甸甸的沧桑变迁的感喟。

    “书影篇”中二十多篇散文评论,言之有物。闻辅是以一位有高级职称的资深编辑的身份,在捕捉和开掘出版物和影剧的韵味和价值。文中熠熠闪烁着的,是炽热情怀。他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编辑实践经验,在戏剧方面也有较深造诣。书评和影剧评论中发挥了他的所长,反映了他的爱憎与独到的体会。

    我看,真诚是这部散文集中的聚光点,也是这部散文集的灵魂。闻辅为人真诚、实在,在我印象中,是个于无声之中自奋自强、廉洁耿介颇为奇崛的人。文如其人,我总觉得这里选集的散文都是感情很真的作品。他在断断地倾吐心声,真诚的情与真诚的思紧密合在一起,既有他生命的剪影,又有他对生活的关切与坦露。因此,这些散文就不乏有一种诚实美。

    文学是寂寞、艰难的事业,同时也应该是辉煌的事业。它重在参与,只要有那许许多多矢志不渝热爱文学的人在忘我地迷恋、开拓与开掘,只要人类的精神与心灵的渴念不灭,文学就永远会伴随着人类社会一同蓬勃向前,它不会变成沙漠,更不会消亡。

    人间需要真、善、美的求索,每个真正在生活的人应当坚信,生活之树总会带给你一片浓郁的绿色。生活绝不亏待每一个真正投入并奉献过的人。把自己沉淀到丰富的社会生活中去,进入生活和时代的海洋,与群众同呼吸、同忧共乐,生活就会充实。你就不会心河干涸、笔头枯涩,你就会像果农对果树的精心培育,春天时有繁花满树,秋季时有硕果累累。

    我很高兴看到有闻辅这样一位热情、正派、优秀勤奋的同行者在潇洒前进!

    风神潇洒,率性而行

    ——贺祥麟文集《散文随笔卷》序

    花了三天时间,津津有味地读完了本卷数十万字的文稿,正是深夜,但心潮依然澎湃,有激动,也有解悟;有喜悦,也有感慨。窗外的雨仍在淅淅沥沥地降落,灯下听雨,与贺祥麟教授交游的一些往事一时又都浮上心头。

    那是去年10月,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相逢,一同出席第34届国际作家会议。这位眉发银白的老教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是初相识,他爽直而风趣,极易同人交流。我们似乎很快就成了老朋友。

    他英语流利,在会场上戴着“译意风”听各国作家发言,每个发言他都勤奋地用笔在本子上记下内容。他在大会上的发言,题为《时代·作家·文学创作和人文精神》,眼光广泛,内容精辟,谈了20世纪的世界文学和当前的中国文学,也谈到要真正与世界各国种种丑恶的现象和社会罪恶斗争,就必须提高各国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加强人文精神教育,据我体会,他讲的人文精神,显然既包括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也包括人道主义。他说: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有的国家强调多元化是可以的,但不管怎样“多元化”,任何一国不能没有“中心”,没有中心的国家就没有凝聚力,而中心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同我闲谈间,他还说了一个论点:有人认为现代派是反人文主义的,这是极大的误解。实际上现代派优秀作品也是站在人文精神立场,无情揭露现代社会之堕落、哀叹人文精神之式微的……我们没有深入探讨什么问题,但他给我的印象是:思想活跃,博闻强记,有是非感,也有锐气。会议上有诗歌朗诵的安排。他穿一套蓝灰西装打一条红领带,朗诵的是一首爱情诗。白发老人朗诵自己的爱情诗,给人一种浓浓的浪漫主义气质,格外引人注意。朗诵前,他用英语介绍了他的爱情故事,就更使人唏嘘。他说:40年代末,我在美国求学,爱上了一位中国女留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我出于对新生祖国之向往,别了女友回到祖国。但后来朝鲜战争爆发,通信中断,一晃数十年。1986年我应邀去美教书,到处托人打听她的下落,却杳无音讯。有一次,去亚特兰大开学术会议时,特地去拜访她当年的旧居,旧居如昔,人事全非,站在楼下门首,念起旧情、想起旧事,心潮似海,热浪翻滚,写下了这首诗。故事动人心弦,诗很美,感情凝重,最末有“我在等候,我在等候,我在等候……”三个排句。朗诵完,引起听众反响。有的上来握手表示感谢,有的上来问他:后来找到人了吗?他说,找到了!她在加州住,我们通了信,还相约1987年我回国前路过加州时去看她。但一位老朋友知道后劝道,她已结婚,你何必要让一位当年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在你眼中变成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破坏了你当年心目中美好的形象呢?于是,我经过思想斗争,接受了友人的劝告,没有去同她见面。这引起了争论,有同情,也有非议……白发红领带相映的贺教授显然也不禁沉醉在往事中,给我富有人情味的感觉。

    会议中,我们常有交谈的机会。近年来,有些老年人在一起,爱谈病、谈过去的坎坷、谈牢骚。他这个老头却同我一样,不是绝对不谈那些,爱谈的都是当前的热点、焦点问题,从中国到外国,从文学到社会,从教育到经济……这样,大家共同语言更多。

    会议后期,我和他与一批外国作家同去北部诺维萨德、弗尔巴斯等城市访问。在南匈边境美丽的小城松博尔那夜,开完诗朗诵会后,那些外国诗人快乐地喝酒唱歌。到十一点半时,我困倦了,他也想睡。东道主马上以贵宾相待派车送我俩去郊外一处尖顶的古堡睡觉。管事是个五十多岁微秃的人,礼貌地欢迎、接待我们。古堡楼下是华丽的餐厅、大会客室,楼上则是卧室、盥洗室,并不奢侈,却很舒适。原来这里是铁托元帅当年来松博尔狩猎时常住的别墅,现在只偶尔供贵宾寄宿。睡前,我们自然而然谈起了铁托。对铁托的评价,在南斯拉夫有人肯定,有人否定,有人对他一分为二。贺教授既看到铁托当年主政时的失误及他肇下的后遗症,同时也认为铁托无论如何是位民族英雄,除了二战中率游击队痛击法西斯侵略者外,战后几十年能同时无畏地顶住两个超级大国的重大压力,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与发展,很不容易。他的见解自然是公正的。

    会议结束,同贺教授分别那天是10月24日,我还要去访问黑山共和国,他要经瑞士回国。大家握别,那时距他登机时间已很紧迫,出乎意外地他竟要乘出租车去看望已故的南斯拉夫著名大诗人瓦斯科·波帕的夫人。因为十七年前他在贝尔格莱德时,与波帕夫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听说波帕去世后,夫人生活十分枯寂,热心肠的他就决定挤时间前去看望老友。他看重友情使我敬重。后来听说波帕夫人当天开门见到他时,悲喜交集,双手捂了脸就哭出声来……

    我同贺教授的友谊就是这样在国外建立的。回国后,我们的友谊不但保持而且竟发展起来。我在成都,未想到他那位九十四岁高龄的老母亲也住在成都。而且他的妹妹贺佩大姐竟正巧是我抗战时期在四川江津国立九中时的校友。贺教授不但是位爱国者,1950年为了新中国毅然离美返国;而且是位孝子,去年10月至今,他为了省亲,已来过两次成都。同我谈起老母时,那种人子之爱溢于言表。他两到成都,我们均见面欢谈并畅叙。不但如此,还频频通信。今年春节后,他去国外度假,简直像考察,四个半月间,先在南美智利漫游,又再到美国观光探亲,7月间才经日本东京回来。他眼勤、脑勤,手也勤,一封封信来,每封信上都将见闻描绘得栩栩如生。我不禁想:这人年轻时如果做个记者必定出名!读他的信是一件快乐开心的事,我喜欢同他交朋友。

    贺祥麟教授1921年生,比我大三岁,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美国艾莫黎大学文学硕士,美国新英格兰学院名誉文学博士。1950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广西大学、广西师院和广西师大,曾任民进广西自治区区委会主委、广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广西分会副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广西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曾先后在美国威克森林大学及美国新英格兰学院讲学任客座教授。

    有人说过:“对一个作家不了解,那只可能看到他作品的一半。”这是我写上面这些的原因。但这句话又可以反过来理解:“对一个作家的作品不了解,你也只能看到这个作家的一半。”我读了这卷几十万字的散文随笔,感到对他的了解又加深了不少。他不但学有所长、有所成,而且风神潇洒、率性而行,于是就有下面这些片断的读后感了。

    文如其人,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的散文随笔自行其是,言之有物,有的写得有智慧,有的写得有情调,有的有理性和良心的责问,有的给人以知识和新鲜的见闻,有的记下史料,总的来说,都有思想,有见解,有个性。正因如此,读来不但受到吸引,而且不断感到作者热情灼人,能体会到作者学识、见识、阅历、胸怀融化于文章中的人格境界。

    他的散文随笔,写得十分真诚。一位对散文很有见地的散文家说过:“散文之道无他。写自家的真感受,发他人未曾发的议论而已。”深感受才有真情,真感受才有真议论。他始终以一双锐利的眼关注着天下,关注着过去和今天,眼睛背后的心地广阔得很,以一颗真诚的心,去发现和描写真善美,去批揭假恶丑。感受真切,情愫真诚,观点真实。他的散文随笔并不以舞文弄墨讲究辞藻的华丽为胜,但功力自到,由于发之于心,出之于胸臆,泻之于笔端,朴素自然,每每无雕凿粉饰,无矫情与做作,无匠气,可贵的是一个“真”字,即使信手写来,也实实在在,娓娓袅袅有其自己的独有风格。

    他的散文随笔,写得放松和自由,写得通俗有趣,滔滔呵成,丰富复杂也明白如话。笔调从容,心态闲适,读来生动活泼,常常有幽默感妙趣横生,一如听他谈话,决不枯燥乏味,读时使你发出会心的微笑,笔墨情趣,常多回味。

    他是一个有炽热信仰、服膺真理和正义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热爱生活,向往美好与光明。关心和感受生命包含的启示,撷取动人心智的人与事,化而为文。虽是老年人,但生活态度积极,一颗心特别年轻,思想决不僵化陈腐,文章里也决不无病呻吟。由于在国内国外飞来飞去,东南西北畅游,如他所说的像个“游牧民族”。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见多识广,他的散文随笔就是即兴之作,致亲友信,也有生活的咀嚼和心灵的思索,反映的生活丰富多彩,时刻有爱国心的体现。于是,才华可以像鲜花般的开放在纸上,激情能在人生之巅峰喷薄如锦。

    贺祥麟教授是研究外国文学和莎士比亚的专家(他只自称是“莎迷”),散文随笔应属他的副产品,但成就可喜。本卷所辑作品,仅从1980年开始至1997年为止,已洋洋大观。质量虽未必篇篇整齐,个别文章中一些看法或提法,看来他保持旧作未做改动,目的不外是反映那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烙印及思维,以求其“真”。有的文章不免琐碎,有些一家之言或对人物关系的叙述,即使可以引起议论,也极坦诚,决不世故。完全书生本色,值得尊重。

    所以,我愿向读者推荐这厚厚一卷散文随笔。这种推荐并非做广告。我拒绝做广告。今年春天,意外的有家酒的集团要我为他们的酒做个广告,盛情可感,但我说:“对不起,我从不喝酒!”干脆拒之于千里之外。但这卷散文随笔值得一读,向读者推荐义不容辞,这倒并不因为贺教授是我的朋友!

    是为序。

    (1998年9月于成都)

    《黑色的爱》序

    由于负责出版社工作的原因,前几年我曾不止一次婉谢过别人要我为他的书写序的好意,但现在,我不能谢绝靖一民同志的要求。他的集子《黑色的爱》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为之高兴。我正在病中,医生禁止我用眼动笔,我却宁愿用潦草的字句来写这篇序,因为我的心是诚恳的。

    我在鼎鼎大名的沂蒙山区工作、生活过二十二年,对那里有深厚的感情。在那里,曾陆续看到一批青年作者由崭露头角到出名;从一个地区跃上了全省、全国的文坛。靖一民同志应当就是这中间正在继续努力攀登冲刺的一个。他现在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员。听说最近他的名字已被分别收入《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人录》及《中国民间文艺家辞典》,对于一个三十岁的青年人来说,他的收获是可喜的。

    记得我同他相识是在1983年的9月底,那时,我要离开临沂地区到四川成都工作了,来送行惜别的朋友很多。一个天高气爽的初秋下午,阳光灿烂,他随别人来看望我。他在文化馆工作,我听说他对民间文学有兴趣,虽在一年前刚开始发表作品,但全国性的《民间文学》上已刊登过他写的故事。他有点拘谨,沉默寡言,带点忧郁,但朴实浑厚的模样给我留下了印象。我感到这可能是个不善辞令但善于实干的青年。当天没谈什么,合摄了一张照片留念,就分别了。

    感觉没有错。他确实是个能努力拼搏的人。同我分别以后,他一口气连续发表了几十篇故事。与此同时,还写小说、报告文学。显然,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后来是临沂市文化馆“美术、创作股”股长、《沂河文艺》报副主编,工作极忙,但一直没有放弃创作。我们分别以后,倒是通起信来了。他编的《沂河文艺》和写的作品常寄给我。《沂河文艺》编得挺好,版面美观,内容可读。他写的作品常有花果一般的清香和令人耐嚼的人生滋味。我甚至想:如果把靖一民调到出版社来,一定也是个称职的编辑。在临沂时曾听人说:靖一民只上过两年小学,我对这将信将疑,因为我觉得无论从他编的《沂河文艺》看或是写的作品看,都比有些大学毕业的编辑强得多。

    我终于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那坎坷困危的经历,很像高尔基童年有过的遭遇。我不能不对他产生了同情和兴趣,也使我理解为什么他留给我的印象总是忧郁和沉默。他1958年3月出生于沭河岸边一个落后的村庄里。那时,父亲已被错划为右派,每月只发十八元生活费,父母被迫离婚。母亲带着他四处流浪乞讨,终于改嫁。1962年父亲“摘帽”后再婚,将他接了去,但继母并不疼爱他,常常打骂他。父亲不忍,只好送他去莒南县乡下祖父处。他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后,父亲又把他接回来,可是继母仍旧像从前一样待他。此时,“文革”已开始,父亲为逃避批斗常四处躲藏,家中没了经济收入,继母更不容他,他被迫流落街头。所幸父亲又找到了他,将他送给一位老红军抚养。在老红军家里生活了一年,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可是继母知道后,又到老红军家吵闹。他只好又回到祖父那里割猪草、放羊,虽然年纪很小,但什么农活都干,只是没能上学(这之前,曾上过两年小学)。那时,他总是问自己问苍天:“为什么我是一个多余的人?”甚至常常想到死……

    1971年,他十三周岁,得人帮助到郯城县第二饭店当服务员。他下决心要学文化。每月极少的工资用一半左右买学习用品。学了几年,能读小说、写信了。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高玉宝》,高玉宝的命运使苦孩子感动,他开始在日记里写自己的命运,但并没有做文学梦。以后,他又当过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车工。1974年,结识了一位很有才气的姑娘,她长他四岁,诗写得相当好,多是表现自我感情的。他读了她的诗,被打动了,第一次知道文学的感染力这么强。可不久,姑娘由于出身问题,抗争不了命运的戏弄,自杀了!他躲在一间草棚里哭了一夜,决心学着她的样子写点诗,抒发感情。尽管他并不懂得诗是什么,却觉得人要生活就需要文学,需要诗。1976年,他参了军,被分配到海军北海舰队政治部文化工作站工作。在那里,结识了些作家,才开始做起文学梦来。以后总是学习、写作,坚持不懈,用他自己的话说:“写过几百万字,但一个铅字也没见。”不过,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他终于挺身走进了文学殿堂之门。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作品仅不过是靖一民已发表的一百三十余篇作品中的一部分。虽未必篇篇精萃,有的还不免稚嫩,却不乏真情实感、令人羡慕之作。我不打算对集子里的作品多加评论。选辑在这里,理应让读者来谈读后的感觉与得失。我介绍靖一民的用意是希望让读者看到:人,必须兢兢业业以自己的意志和智慧,用自己的眼泪、汗水甚至整个生命同逆境搏斗,去披荆斩棘开拓现在和未来,去做命运的主人!一个有过苦难生活经历积极向上的青年人,他通过作品所表达的意图和思想感情,无论如何是应当容易引起同龄人的心弦颤动并得到某些启示的。

    靖一民自学成才,他是从一块贫瘠的土地上艰苦奋斗成长起来的。他年轻,还有待进一步成熟,前面还有漫长而未必平坦的路,但过去的经验可以昭示:只要思想闪着光,坚持社会主义的创作方向,走创新和继承发展的道路,富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刚健的美学意识,忠于时代、忠于生活、忠于人民,我相信他会有勇气和耐力继续前进,在横竿面前跳得更高的。靖一民同志过去的经历,对他从事文学创作可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可能会从往昔的难忘记忆中诞生出无此经历的人所无法拥有的好作品来。

    (1988年7月8日于四川成都)

    李书敏书法代序

    书敏同志:

    握手!

    我们相识并相交瞬间二十多年了!友谊由浅而深,相知也随之增多。我对您的许多方面均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是极好的认识。现在您的新书将要出版,嘱我写序,我义不容辞,但我觉得就书谈书来写这篇序,不如用这信封来谈我对您的一些总体印象和对您的了解似乎更好。因为“文如其人”,我写出对您的印象和了解及对您的感觉和感情来,可能更实际和理性一些,读者如果对作者增加些了解,对阅读作品也有帮助。如果您同意,就用这封信代序如何?

    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编辑出版家,敬业称职,不论放在这方面的什么岗位上都能努力踏实地工作。我们相识时您当时是重庆出版社的社长。重庆出版社从那时到现在始终是出版界的一朵奇葩,一座山峰。出版过许多有影响的滋润过无数读者心田、似绵绵书香泽被读者的好书。你是社长,总揽全局,经营管理。你也是编审,有时还亲自做某些书的责编。您重视选题计划,重视联系作品,重视装帧,重视印制与出版,能及时准确地贯彻方针政策、感受社会的脉动,营造葳蕤书林。从与您交往中,使我深深感到您有编辑出版家的文化担当意识,有善待作者之道,有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举措。您卸任后,在重庆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管主办的《出版视野》杂志担任执行主编。这本刊物办得极好,是各地版协刊物中的佼佼者,秉承自己的宗旨,坚持自己的品味,不仅信息多,办得新颖活泼,非常大气,而且丰富多彩,信息量大,专业而又有可读性。刊物的栏目众多,有卷首寄语、特别关注、出版要闻、改革探索、综合信息、书刊点评、编读杂谈、出版春秋:有知识走廊、出版扫描、百花园地、协会资料等等栏目。每期封面都美观大方,封二、封三及封底图片、书画、摄影作品(包括插图)都较精彩。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每期我都必读。我知道这个刊物的编辑人手是较少的,但这个班子的高尚敬业精神是可喜可赞的。为这个刊物付出的心血中,可以看出您的敬业勤政精神,我认为在全国各省市地区办的版协刊物,这《出版视野》应是办得最用心最出色的一本!

    您是一位率真豪爽重友情、讲友谊的益友。我有这印象不仅由于您因为我年纪大了,常惦记我,使我感到友情之可贵,例如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您就很快来电话询问平安,殷殷关心。更从您对其他人身上同样感到您待人真诚而动感情。例如您对马识途、袁明阮两位老人都常关心。以我的感觉,您并无求于这些老人,只是因为他们德高望重,您对他们有感情才这么做的。更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我熟识的好友王吉亭与您是知交。他不幸患癌症,于去年8月逝世于成都。您历来与他交往切磋较多。吉亭有学识。为人谦和。在他去世前的7月15日上午,您去重庆江北324医院看望,因当天下午成都要派车来接他回成都就医。分别时,您和他双方都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别。那时,吉亭已不能行走,说话困难。你俩相拥而泣,泪流满面。7月21日,是吉亭的67岁生日,您发一条短信祝他生日快乐,在电话中念给他听:“巴山苍苍,蜀水泱泱,君之厚爱,永志不忘。配合医疗,祈早健康,快乐人生,岁月悠长。”吉亭边听边叹息,重复说了两次:“书敏,谢谢你!”他去世后,您在电话中通知全国你熟悉的他的好友,包括我在内。您写了悼亡诗:“年年岁岁盼吉祥,停笔凝视意惆怅。天总难遂人心愿,痛哭吉亭欲断肠。”外国谚语说:“友谊不因死亡而消亡。”又说:“观其对友人而知其为人。”我是思索过这两句话的。

    您是一位爱读书、善读书、读了书又善于思考的读书人。您将读书看作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有人说:“世界实际都是被书籍统治着的。”我认为所说的基本是对的。您读书很多很杂,这可能同您的工作需要有关。您读的都是有益有用的书,读时认真,边读边思索,读书的态度和方法端正而勤于钻研。古人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得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也见古人说:“读书有四要:深入、怀疑、虚心、耐烦。”您读书,所引起的思索的强度很高。读书易,思索难,两者缺一,便都毫无用处。您则读了总是有用。您写的《读书偶得》在刊物上连载时我多数都读了,这就是属于读书心得的结晶。读后引起我不少思索。您虽有文化底蕴,但始终用谦虚的态度进行阅读,还将感受与成果一一写下,写了一本书。我要为您喝彩。同样一本书,读的人不同可以有不同的感受,但只要出自真实的感受,有益于人的感受,这种感受的天地是广阔的,是值得给别人去阅读再感受的。

    您是一位书法家,又是摄影家,是作家,广电方面也是行家里手,您对美学、美术有造诣。近年来,我看您的书法作品,能从书法本源着眼,重意、重神、重气韵,入古不泥而新意时出,深为钦佩。您的不少摄影作品,取景如画,妙趣天成,有的摄影作品色调美丽、剪裁得体,有的摄影作品匠心独运,有纪念意义……说您多才多艺,故在于您的热爱生活,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当然也在于您的聪颖与好学,与您的日积月累的大量阅读分不开。

    “行者常至,为者常成”。就拿写读书笔记来说,您就写了不少。现在,您的新作放在眼前,我突然又想到了您的为人。您为人忠厚宽容,这本书中也寓含着你的为人待人之道以至于评论世界大事之道。书风墨趣,想到您潜心于在书海里遨游之乐,真为您高兴!

    希望读者爱读您的作品,读了有所收获!

    紧紧握手

    王火

    2008年8月30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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