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柯岩新作《他乡明月》
“热眼”向洋看世界，漂洋过海、出国留学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这本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独特的社会人文景象。虽然早已有人拿起笔来描绘这一热潮中的人生百态，柯岩新作《他乡明月》还是以其新颖的构思，在此类作品中别树一帜。这是一部耗费作者五年心血的工笔之作：细腻的笔触铺设着曲折的情节，动人的故事引发出斑斓的异域生活图景，你不难从中窥见一个新的跌宕起伏的生活空间。
当紫薇和朵拉这对美丽的姑娘借着婚姻的丝线漂向大洋彼岸时，命运并未给予她们太多的眷顾。她们如千千万万远离故土的游子一样，必须面对生活的挑战和情感的失落。《他乡明月》所描述的正是两个姑娘在异国的奋斗史与情感挣扎史。“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是多少人心中的热望，然而真正的美国生活，如不亲临其境实难体会。朵拉和紫薇未始不是带着天真与幼稚加入了出国的队伍。她们最初的想法，原不过是想借此回敬歌舞团领导的挟私报复，几乎毫无心理准备地就来到了美国。而她们所面对的生活，却是与陌生的并无爱情可言的男子厮守。异地他乡，语言阻隔，终于使她们只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安分地做唐人街餐馆老板的儿媳与水暖工的贤妻了。然而命运往往是摆布人的，这一半因为机缘，一半也因为个人的选择与努力。当紫薇难耐寂寞孤独而陷入与台湾巨商的情感旋涡时，朵拉也不无机智地摆脱了婚姻的纠缠，开始了打工留学生涯。命运流转，紫薇终于带着私生女挣扎出了情海，朵拉在音乐学院的学习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重逢时节，原先单纯的姑娘都已是历尽沧桑的女人了。
《他乡明月》所包含的当然不只是两个姑娘成长的故事，生活的底蕴原本是丰厚的，小说的揭示也细腻流畅，那酽酽的愁绪，顽强地奋斗与追求的精神，都被巧妙地置于故事的叙说中，将一份域外生活立体地凸现了出来。在这里，文化的隔膜、乡思与乡愁、追求与困惑都融汇交织在一起，困扰着人物，也裹挟着生活，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而当中最难耐的，恐怕还是那份远离故土无所归依的空空荡荡。“天上一只风筝在飘。忽然悠悠地飘”……紫薇的这一梦境，无疑泄露出她心中的迷茫与恍惚。
而无论生活的境遇怎样，也必须生存下去。《他乡明月》所提供的生存图景是开阔的。朵拉摆脱了不幸的婚姻后，就孤零零地被抛入了美国社会中。这是一个温情与冷漠并存、畸形与华丽共生的社会。随着朵拉打工生活的展开，乖戾可怜的犹太富孀莎丽妲、快乐友善的琳达一家、贵族后裔伊丽莎白们一一出场。他们无疑是认识美国社会的一扇扇窗口，使你看到这所谓“天堂”中的各种世相。朵拉在这样的社会中为了生存而苦斗着，领受过友情，也感受过屈辱，支撑她的则是那个坚定的信念——上音乐学院，她成功了。看来似乎是美国社会发现了她、承认了她，但还是琳达的话一语中的：“发现你的是中国的老师，还有中国的观众。”使朵拉引起舒尔茨教授重视的，是她的中国民歌；使她获得学院大奖的，也是她汇聚海外学于思乡恋乡之情而创作的“母亲的河”“只要你的心／能和着她的节拍唱啊／也不会寂寞……”应该说，是“母亲的河”哺育了她，成就了她。
的确，谁又能割断自己的血缘脐带而独行于世呢？精神上不能，生活上也不能。在舒尔茨教授的追求面前，朵拉不是犹疑再三么？这不仅仅是因为精神文化背景的差异无处不在，而且一个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往往也是根深蒂固的。拼搏于异国土地上的朵拉、汤亦新们，都还恪守着传统的伦理与道德，对友情的忠贞，以及那“中国式”的负责精神，无不显得情真而意切。汤亦新为朋友牺牲自己的爱情，朵拉拼死打工也要救治吉米，这都闪耀着东方伦理的光辉。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是可能的，人类的情感与爱好自有其共通处，但在精神的深层，毕竟还有难言的隐讳，朵拉拒绝舒尔茨的求婚，实际也代表了两种文化在碰撞中还不能完全融合。
这是一批生存在文化夹缝中的人们，虽然接受着西式的生活方式与教育，内里却是难改的中国心，祖国的朝夕发展，永远会牵引并激动着她们。读着妹妹寄自国内报告情况的信，朵拉自然心潮起伏，难以平息。而当她能够以自己努力取得的成绩来为祖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做点工作时，她心中的那份欣喜与满足，确也表现了一片赤子之情。而那些泪流满面地唱着《母亲的河》为朵拉送行的海外游子们，哪一个不是满腹的思乡恋国之情呢？“一声何满子，双泪坠君前”，这情绪怕也只有他们体味更深。“母亲的河”便是流贯全篇的主旋律，而“他乡明月”，恰恰还是证实了《月是故乡明》。（本文与郭志刚先生合作，原刊于《光明日报》1992年8月21日，略有改动。）
文学参与意识的复归
先是《女人之约》，接着是《原始股》，毕淑敏近期接连推出两篇佳作，并受到普遍的好评。这两篇小说均以现今人们较为关注的经济事件为背景，描绘出新的历史形式下的社会现实与众生相。如果说《女人之约》的人物还比较简约集中，对社会整体环境的描绘还不够突出的话，《原始股》的人物则构成了一幅纵横交织的社会网络图，各个登场亮相，有声有色，作者的尝试重点已转向了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把握，在不长的篇幅中，力图通过一家大机关职员购买原始股的种种，勾勒出当前社会的普遍心态与矛盾。作者的努力自不待言，从这份努力中我们所感受到的则是一种庄重的社会责任感。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追求小说的表现手段与技巧的丰富圆熟时，在深入地挖掘人生况味与意境时，也忽略或者说回避了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参与，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越来越少，人们对现实事件的阅读需要更多地由新兴起的纪实性作品来填补。然而纪实性作品对现实的把握毕竟是零散的、泛审美化的，现实仍然需要小说的总结。“新写实”的崛起即表明人们对触及身边事、眼前话的现实题材的强烈渴望。然而“新写实”在追求生活原生态的表现，强调作者退出作品、作品远离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放弃了对社会现实的评说权力。经过了风风雨雨之后的中国或许已很难再为那类政治煽情式的作品所激动，但面对变化的社会、新涌现的矛盾，面对商潮冲击下的整个社会人文价值标准的沦丧，人们将不会仅仅满足于阅读零散的原生态的生活场景，人们将更需要作者对整个社会现实的言说与判断。君不见“要个说法”的说法一出现即风靡全国，在没有判断的时代人们更需要判断。应该说《原始股）的锐气与锋芒便体现于此。作品所流露的强烈的批判意识将人们从那些逃避现实、逃避社会的阅读文本又拉回到社会现实中来。然而作者并无有任何强迫之意，作品所叙述的正是人们所关心的，作者所说的也是人们想说的。在作者“纯属虚构”的叙述中人们感受到的是生活的真实。
商潮的冲击膨胀了人们的物质欲念，发财成了众所欣羡的事情。平凡而普通的人们虽苦无发财的门径，但对钱的渴念却随着新的贫富差距的拉大而有增无减。钱规定着人们的生活状态也拉大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借钱的时候，你才知道朋友是多么的少！”小说一开始就这样规定了主人公沈展乎所生活的人情环境。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可谓形形色色：有居要职并颇有影响力的栾德司长，有几乎被人遗忘的军长奶奶，有大机关的甜蜜女职员安琪娘，有不善钻营的老知识分子吕不离，还有从山村走来的打工仔电娃子……所有这些人与沈展平的借钱与用钱皆有关联。他们对于钱的观念也在这关联中暴露出来。栾司长因地位的缘故，当然隐而不露，但他却是小说中最大的得利者；电娃子对高利息天真直率的索取已显示出农民对于金钱的原始追求；吕不离原来并无太多的金钱欲求，但在女儿的鼓动下，也开始希望起一笔额外的进项；安琪娘的仗义，显示出女人的温柔，但并不等于她不重视钱；唯一对钱无所用心的是军长奶奶，她不懂得钱能生钱的道理，她的钱只为道义与责任而付出，但军长奶奶却将在她的小院中终老而去，她对于钱的古典信条也将随着她的故去而消失。金钱悄然侵占着领地，即将扮演起对人的主宰角色。
当然，人们对于钱的心态只是小说渲染的背景之一，小说所构筑的社会背景是多侧面的，立体的。小说由栾德司长引向了社会的权力阶层，由吕犀引出对当代大学生风貌的描绘，从电娃子又见走进城市的农村打工仔，闲笔及于胶布教授，则知识分子窘困的生存状态跃然纸上。这些外围背景的渲染与围绕沈展平筹措资金购买原始股而展开的中心事件的描述相得益彰，充分揭示出整个时代喧嚣浮躁又缺乏对道德、对知识的尊重的普遍倾向。人与事在这样的时代已很难被说出个是非所以然来。像栾德司长这类人，生活中并不少见，他干练、有头脑、有手腕，身居要职虽非尸位素餐，却也缺少一种可贵的奉献精神；不过于苛责人，自己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权力所带来的特殊待遇，这样的领导是难以以好坏来论定的。而像沈展平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果在前几年或许会被斥为不择手段或贪心不足，他对军长奶奶的欺骗，他在吕不离还未明了原始股的价值时来取得其股票拥有权，都算不得很“仁义”，但面对他贫困山区病弱的双亲，人们又似乎可以原谅他对金钱的那份极端的攫取欲。作者对生活矛盾的感受是敏锐的，在赋予小说人物非定见性的同时也使小说更接近生活的实感。当然作者的倾向也在现实生活的叙述中流露着，当作为普通职员的沈展平为了那几张或许能给他带来财运的原始股，用尽心机终无多得，弄得身心疲惫时，司长栾德却以职务的缘故拥有了许多张股票的支配权，读到这里，人们的同情该指向谁，结论不言自明。虽然沈展平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栾德，但对于目前的他，一个尚带有锐气与稚拙的青年知识分子，作者是给予了相当的同情的。在对生活的真切叙述中，作者的批判意识也极其显明。作为小说中心事件的原始股风波，竟发生在政府某部，不能不令人深思。一个政府的上层机关，居然接受下属公司的原始股进贡，集体介入股票买卖，还将其当作一项员工福利对待，亦可见整个社会心态的麻木。虽然作者已声明小说纯属虚构，但此类事件在现实中也绝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金钱的腐蚀力已不仅仅是对社会个体人的，它已渗透于社会的中心——权力机关。权力与金钱相结合的腐败对于我们的人民政权将是一股更为强大的动摇力量。“原始股”现象应该令人警醒。
不管是小说的事件选择还是人物与环境的设置，都具有对中心意识形态的指向作用，因而小说对现实弊端的指斥颇为尖锐。这使我们又看到了那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式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复现。我们应当有先锋派，我们也应当有技巧与深度的发展，但我们不能绝对排斥责任感与参与意识。诚然，对文学责任感的过分强调是会阻碍文学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的，但对责任感的绝对放逐，也将使文学丧失良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秉性使得他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仍将站出来参与现实，为社会负责，为人民负责，那些宣称文学的参与功能不应再存在的说法，其实是不了解我们的社会与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只怕文学的社会良知作用还是要肯定的，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也是要讲求的。面对社会的离散化与种种潮流的冲击，此种作为也许颇显悲壮，但这样的文学与文学的这样仍然必需。《原始股》的努力是可贵的。如果作者的思考能再深入一些的话，作品所具有的，将不仅仅是现实批判的尖锐，还有历史的凝重。（原载《作品与争鸣》1994年10期。）
诗意化的突刺
《天狗》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颇为独特的人物卢天来：一袭肥大的军裤，手不离一支部队训练冲刺用的木枪，从外形上便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气质。这样的形象设计未始不有点做作，但一个不肯媚俗的老军人形象倒也由此确立。这是一个虽参与到时下的经济行为中，却决不肯放弃自己原有的意志与自尊的离休老干部，怕也只有他才能两次对着台湾老板的豪华跑车练起突刺。小说的中心事件正围绕这两次突刺而展开。
来大陆投资办厂的台湾老板欺侮了大陆打工妹，卢天来这位也在为台湾老板打工的我军原副师长，打起了抱不平。《天狗》的基本情节线便是如此。其中的人物原本并不会发生任何关联，现在却在一种新型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中聚结在一起，于是引出一系列是非纠葛。
小说以台资企业为表现对象，也应该说别有意味。两岸同根的血脉关系，虽使双方在情感上比较容易接近，但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对立也让双方在接触中时常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抗衡心态。因之，劳资间的对立在这里便带有了意识形态的敏感性，也更能反映出敞开国门后的大陆中国人的矛盾心态。当年，大陆人民曾为赶走美蒋的统治而倍感自豪，如今面对那里借助资金力量重又涌入大陆的失败者的后裔们，贫寒的大陆人不得不眼看着他们拥有豪华跑车，同时也会为了略高一点的薪金而成为他们的受雇者，甚至容忍他们凭借金钱去引诱一个又一个的大陆女子。人们的自尊心似乎湮没在对方金钱的重压下。然而，这似乎湮没的自尊其实只是暂时地隐忍着，当卢天来端起他的木枪向着台湾老板谭和尧的跑车刺去时，人们这种被压抑的怒火与自尊终于爆发了出来。或许，也只有这种颇带点恶作剧式的报复，才能将人们在外来物质权势下的受压心理宣泄出来。人们在现实中没有做或不能做的，终于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了。只是小说行为乃是人的现实心理的诗意表达，带有更强的戏剧性。
在卢天来与谭和尧的对抗中，小说所安排的胜利者是卢天来，谭和尧在卢天来气壮山河的最后一刺中不得不痛苦地蒙上双眼。可是从现实的人物处境来看，卢天来的胜利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谭和尧的金钱可以使打工妹屈服，让余庆唯唯诺诺；谭甚至试图用高薪来消磨卢天来的意志，耗尽他的自尊。当卢天来第一次破坏了他的跑车后，谭和尧所表现的是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大度，不是恼羞成怒，而是又将卢天来请了回来，因为他背后有一股强大的金钱力量让他充满自信，以为自己最终能让这个倔老头儿屈服。谭老板几乎成功了，只是当他又犯下一桩风流案时，才彻底激怒了偏要做打工妹的守护神的卢天来，他的豪华跑车还是成了卢天来第二次突刺的目标。诚然侯玉玲们并非甘愿堕落，余庆也并非没有是非准则，只是人们的现实行为并不都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在这里，卢天来是作为我们几十年来所积存的信仰与道德意识的象征出现的。小说竭力为我们塑造的是一个维护理想与道义的老军人形象。当大多数人随波逐流的时候，真正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维护自己的行为准则的人并不多得。卢天来身上充满着的是崇高的浩然正气。只是他并未能阻止侯玉玲们的出卖贞操，也没使余庆们挺身而出，金钱对于人的人格与意志的侵夺并不可低估，不经意中，它也许会像“天狗吞月”一样地吞食掉人们的尊严。这无疑是该引起人们关注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小说意在引起人们警醒的一个问题。
从整个事件来看，卢天来虽然解了气，但在现实的行为过程中却很孤单，他甚至没得到打工妹们的信任理解。这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渲染了卢天来行为的悲壮色彩，也突出了他高出普通人的道德品格，但这种纯粹美学意义上的悲壮与高尚也意味着人物行为在现实关系中的失落。卢天来与他所要维护的对象是隔膜的。当他第一次教训了谭老板后，打工妹们的反应相当冷淡，她们不但不认为卢天来是在为她们主持正义，反倒认为是在砸她们的饭碗。当他试图在感情上与他所维护的人沟通接近时，却并无收效，他两次走访侯玉玲家，看到的只是她家庭陈设的变化，却连侯的面也没见到。小说这样安排，也避免了卢天来的一场尴尬。如果见到侯玉玲，他又能说些什么呢？是以理想道义去教育她，还是安抚一遍？在对侯的关系上，卢天来充当的是一个怜悯与教育者的角色，而实际上，侯玉玲所需要的既不是怜悯也不是教育，而是更为现实的生活保障。卢天来不能提供这些，谭和尧却能给她相应的物质满足，为此牺牲点色相也许算不得什么，她在精神上失去的，在物质上得到了补偿。
民以食为天，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谁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谁也就拥有相应的权力，这权力甚至包括对他们女人的特权。这当然并不是说谭和尧们的为所欲为是合情合理的，但现实的物质利益确实不仅仅是道德信仰所能取代的，连卢天来这样的离休干部不也在为了寻些生活贴补而去当起了看门人？只是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使他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他依然认为自己对于人民是有义务的，他当然不能容忍谭和尧这个他当年手下败将的后裔对于他的人民进行精神人格的污辱。然而他的武器却只有一支木枪，比起谭和尧现代化的跑车来，木枪尖锐然而陈旧。它虽然能刺破谭和尧的跑车，却难以吸引打工妹们，反倒疏远了卢天来与打工妹的距离。
卢天来仍然以一个维护者与保护者的面目出现，而不管是维护者还是保护者都要有相应的“资本”。本来，在原有的单一化社会结构中，这个“维护”与“保护”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维护者只是代人民行使职权，大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如今，随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人民所需要的乃是自身利益的代言人，并非居高临下的“保护者”，这个代言人应当是与他们息息相通的。而此时的卢天来却在根本利益上与他所维护的对象有了差异，虽然他们同是台资企业的受雇者，但卢天来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中的特权却使他的身价特殊，他不依赖老板也能生活得不错，而女工们却对老板有一种依附关系，物质上的依附也造成了精神上的屈从。卢天来的精神是自主的，他仍在以原有的社会价值标准行事，却不承想，女工们的世界已今非昔比，卢天来是无法从根本上与她们一致的。看起来卢天来是在维护女工们的胜利，但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只是在与谭和尧争夺对于打工妹的保护权。在这个台资企业的小天地里，卢天来作为一个“保护者”是宽厚仁慈却没有物质基础的，而谭和尧作为老板虽然冷酷、掠夺成性却拥有雄厚的资金。人们在感情上也许更贴近卢天来，在实际的行为选择中却可能接受谭和尧。
如此来看，卢天来的突刺虽然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但在现实行为关系中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人们的普遍觉悟低或者说人们的见利忘义，应该说人们对于理想道德还是尊重的。只是卢天来并没有真正贴近过他所要维护的人们，也未能从她们根本的利益上去考虑，他的行为显得还处于打抱不平式的初级阶段，这使他所信奉的理想道义显得有些空洞，并不能吸引周围的人们。两次事件中，卢天来都是最后一个才知道女工们的受辱，亦可见他与这个环境人群的格格不入。当然这并不说明卢天来思想行为的超前，而是滞后。对于卢天来的思想行为方式我们是熟悉、理解、敬佩的，却又不能不慨叹。这个人物并未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思想价值内容，仅仅渲染一种悲壮的色彩、表述一种崇高的观念是不够的，理想与道义的价值何在，其深层的社会内涵如何，更是人们所关心的。《天狗》在这一点上的挖掘显然不足，只是将卢天来的行为诗意化了，却缺乏对其行为价值的深度思考。但不管怎么说，小说是在努力反映最新社会矛盾的，并试图以一种正义之气向过分物欲化的社会宣战，这无疑是极为可贵的。（原载《作品与争鸣》1994年10期。）
世界原市是美丽的
——陈昌本长篇小说《痴恋》读后
陈昌本的小说曾多次描写山村教师，他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痴恋》又是以山村教师生活为题材的。这其中当然有个人的情感因素起作用，在作者童年的记忆中，最最敬佩的人就是自己那位抛别大城市来到山村小学教书的级任老师。“我生性喜爱教书，喜爱孩子，才自己找罪自己受！”老师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作者的脑中。作者说：“正是老师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催促着我丢开各种有诱惑力的小说题材，一心一意去写我们的农村教育，去讴歌我们的山村教师！”由童年印象中对于自己老师的敬意到对所有教师的牺牲精神的认识，陈昌本的写教师不独是个人的情感偏向，更有对教师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深切理解与准确把握。并且，其写教师又不只是在写教师，在长篇小说《痴恋》中，作者即将教师的牺牲与奉献精神置放于对我们整个民族内在精神的挖掘上去表现。《痴恋》不仅仅是对山村教师的讴歌，更是对于我们民族精神的礼赞。
《痴恋》的主人公钟劲夫，是一位普通的山村教师，这个其貌不扬、状若村夫的汉子，却有着两肩担道义的责任心与百折不回的事业心。当这个时代的许多人都在为个人的私利而蝇营狗苟地奔忙时，这位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主义者却在为改变中国农村的教育面貌而埋头苦干着。为了建校舍，他可以背一架刀子一样的玻璃爬上那“驴走嘴啃地，人爬脖子酸”的脊梁山，为了让每个学生都能学到科学知识，他可以挨家挨户地去感动“上帝”。他外表如莽汉，对山民、对学生却心细如慈母。山区贫困、村民无知，学校培养出的人才走的走，留下的则学无以致用，这些规状，令他心急如焚，他思考着解决问题的办法，试图探讨出一条正规教育与普及农村科技知识结合的教育新路，尽量为山区的脱贫提供知识上的准备，他所想与所做的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山村小学教师的责任范围，但他硬是顶着上级的压力坚持进行他的农村教改试验，还希望着试验成功后将自己的经验推向全国。可以说，在这个人物身上，凝聚了我们民族精神中很多正面性因素。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无疑，钟劲夫正是这样一位“脊梁”式人物。
应当说，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这类脊梁式人物的支撑，尤其，当某个时代的人更多地为物欲与私利所诱惑之时，“脊梁”更不能坍塌。个人的逐利与自私的恶性膨胀，导致的将是对整个社会运行法则的破坏，若无道德与正义力量的维系，这个社会将陷于瘫痪。个人越是蝇营狗苟，社会也就越应提倡无私的奉献精神。从这个意义来看，《痴恋》所倡导的，正是一种健康积极的人生精神。这对于我们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将起良好的促进作用。
人生也许各色各样，有的辉煌，有的壮烈，有的凡俗，有的琐碎，但不管怎样，都应有精神之光的照耀，倘仅局限于繁琐人生的体验，而缺少精神的追求，这样的人生将是虚泛的。《痴恋》决无阴冷的灰色氛围。小说中也写了一些行为委琐的人物，如那位玩弄权术的县教育局长，如那位在生活之旅中迷失了航向的钟劲夫的昔日恋人，但任何卑下的人与事在钟劲夫崇高精神的光照下，都失去了作祟的余地。小说对卑俗人物的描写是有着主观的价值判断的，对其行为方式是持否定态度的，作者明明白白地将自己心目中的美丑判断显示给了读者。
当然，小说也并不因此而显得简单、概念化，主人公也不是被神化了的。小说对于广大山民、学生的描写是生动活泼的，由于作者对山区与山民生活的熟悉与了解，小说充满了生活气息。在鲜活的生活画面的描摹中，作者将主人公的生存环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山区也许贫困，但民风很淳朴，人心也都善良，我们的主人公则是在这些善良的父老乡亲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主人公的献身行为并非宗教徒式的自我救赎，而是怀抱着返报哺育之恩的愿望。这也许狭隘了些，也许缺少了形而上的超越，但至少，主人公对现实世界是满怀挚爱之情的，他的生活态度是真纯实在的。因为有了这份真纯与实在，理想才能在他身上闪光，道义才能在他身上得以体现。在主人公身上，作者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生活态度。当一个时代过于浮躁了些，当人们缺少耐心去做任何事情时，《痴恋》所倡导的人生态度不正是应当大力提倡的么？（原载《文艺报》1995年2月25日。）
谁是最大的获利者
刘醒龙是近几年非常活跃的一位小说家，两三年里，接连推出十数篇作品，创作势态极佳。这些作品，笔者虽未读全，但从读过的几篇来看，刘醒龙可算得上一位有才能的作家。他的作品很生活、又很“小说”，内在张力饱满，表现出一种高度的技巧与厚重的生活相结合、厚积而薄发的倾向。这恐怕与他多年的基层生活和十余年的文学创作实践的经验积累很有关系。
这篇《菩提醉了》写的是某县文化馆内部的权力角逐。这之前，他曾于1992年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秋风醉了》，亦是同类题材，这或称得上是他的文化馆小说系列。两篇皆写某县文化馆的副馆长争当馆长的故事。在早一些写成的《秋风醉了》中，主人公自始至终就被称为“王副馆长”，没有名字，成了官场角逐的一个意义能指。但这个人物是在大量的生活事件中被塑造完成的，写得颇有立体感，身上亦不乏可爱处。这个“王副馆长”虽无名字，但还不仅仅是一个职位的意义能指，而是一个颇有血性、有着自己的生活目标的“人”，“王副馆长”乃是对这个“人”的谐谑称谓，争当馆长虽是他追求的主要目的但还不是其生活的全部意义，《秋风醉了》写的就是他在追求自己目的的过程中，血性被磨蚀的状况。使“王副馆长”从一个血气方刚的追求者变为一个毫无生气的平庸官员，一种隐在的社会力量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就是以冷部长为化身的社会官僚机制与社会平庸精神的综合。而这个被磨蚀了血性的“王副馆长”，在《菩提醉了》中则成了庄大鹏。庄大鹏虽然有名有姓，却既缺乏对人的生存价值的追求，又没有自主的人格意识，完全沦为社会官僚机制与平庸精神孵化出的社会角逐符码，丧失了其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意义。“王副馆长”褪化而为庄大鹏，使我们不能不正面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在短短的几年中，我们原有的社会规范体系与行政体制已从正在被异化、削弱、尚还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几乎到了全被异化、瓦解、丧失其约束能力的程度了。这并非危言耸听，《作品与争鸣》这两年所刊载的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如《天狗》、《闺年灯》、《激杀》等等无不透露出这样的社会信息。
《菩提醉了》所揭示的社会背景既是如此，在缺乏社会价值追求与规范的环境中，人物的行为也更其平庸、萎缩甚而卑劣。为了一个县文化馆馆长的职位，几个一县之中数得着的文化人可以搞窃听、可以背后告状、亦能撕破脸皮大打出手，令人眼界大开。刘醒龙以颇含谐谑意味的冷峻笔法，为我们揭开了生活的黑幕，晒笑中又引人思考——权力何至于有如此巨大的魔力？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新旧交替、体制转换的时代，权力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已成了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权力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以至财富，连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成了个别权力拥有者“改一下别人的革”，扩大自身权力、谋取更大私利的借口。在台上的孔馆长琢磨着要将庄大鹏们由副馆长改成馆长助理；在台下的庄大鹏们，一旦上了台也会去“改”别人，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权力已被异化，它可以使一切新的东西走调、变味，连中央精神到了“精明”的孔馆长那里，亦被体会、揣摩化为其官场角逐的资本。在这里，一切的一切都围绕权力的谋取而进行，权力的获得也由人民赋予而变为更高一级的权力掌握者的恩赐。孔馆长当上馆长是因为他是何副部长的同学，何副部长被提拔到邻县乃是由曾与他有过嫌隙后又修好的郑副书记的举荐。透过这一系列复杂的人际关系图，我们看到，昔日权力中那神圣的职责与义务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具空壳并成为人际往还的礼物、成为填塞个人私欲的包裹。于此，权力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了，权力的拥有乃是某种身份的标志，对权势的攀附亦成了人们普遍的心态。当政治局的一位常委要来该县考察时，庄大鹏被选为摄影记者，消息一传出，来家里拜年的人突然多了起来，从下午到晚上，来的人没有五十个也有四十个。原计划可以吃用到正月十五的瓜子、鞭炮，一天就用光了。而庄大鹏和妻子梅桃则兴奋得“一夜之间他们接连亲热了三次。梅桃还喘着气说，她有好几年没有这种强烈的感觉了”。此情此态，和当年范进中举后人们的反应或可相比，而庄大鹏却只不过参与接待常委，就能达到如此的效果，人们攀龙附凤的愿望不可谓不强。
这是一种典型的市侩心态，一种将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浅薄、无聊、急功近利的心态。可惜的是，《菩提醉了》所暴露出的，恰恰是这种市侩心态在我们当前社会中的恣肆，连县文化馆这个一县之文化据点亦被濡染尽致，其中的文化人哪还有半点知识分子气息？他们相互倾轧所使用的简直就是市井泼皮的无赖手段，可以不讲人格、不要脸面。庄大鹏搞窃听被发现，何副部长给他留面子，说的就是“老庄不是那种人，搞艺术的人讲的就是一个人格，他不会低贱到去窃听别人的私密”。真是点到了痛处。知识分子最应固守的人格精神丧失了，知识分子也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庄大鹏这一类的文化人也只能被称为文化市侩。在此，庄大鹏的妻子梅桃很值得一提，这是一个争强好胜、很会拿捏丈夫的市民女性形象。庄大鹏身上尚还残存一点知识分子的儒雅气，在梅桃那里，这种儒雅气则是被嘲弄、贬斥的对象。在她的“冶炼”下，庄大鹏终于成了生活角逐场上的“斗士”，这或可视为市侩精神对文人品性的战胜。生存的原则是角逐，而我们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中则含有退守自洁的因素，在现实的利益面前，生存的原则无疑更为适用，它将战胜一切成为当事者的首选原则。
有人曾将我们的文化传统概括为儒道互补的传统。此传统的印迹在庄大鹏身上得到了验证。当他在角逐中失利，他在感情上便向老丁这个从前的角斗士、今日的“出家人”靠拢了（小说的篇名即是由老丁而来）。然而，六根未净的庄大鹏，在突来的机遇中，终于又回到了纷攘的俗世，真是极好地体现了中国文人得势时为儒（代表出世致仕精神）、失势时为道（代表退隐避世精神）的处世原则了。但庄大鹏的行为并非刻意为之的，而是在现实的生存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做出的。小说的最大的成功处乃是作者对我们现实与传统的生存环境的准确把握和深刻描写。
这是一个以阴柔取胜的社会，在《菩提醉了》所描写的这场角逐中，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并不是打得头破血流的老孔与庄大鹏们，而是小说中另一个主要的女性——老孔的情妇小段。这个最初一无所有的年轻女子，通过依附于一定的权力，最终成为大宗财富的拥有者，小段的获利虽也是老孔的胜利，这其中当然含有国有资产被转入个人腰包的现实问题，但从文化层面来看，老孔最终还是被撤了职，只有小段无所损失，她似可被视为一个阴取的象征。限于篇幅，不及展开，但应看到，《菩提醉了》不单单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它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亦是深厚的。将生活准确、多层面地展示出来并富于深厚的文化内涵，如果不是一个有才能而且成熟的作家是难以做到的，应该说刘醒龙是做到了的。（原载《作品与争鸣》1995年12期。）
阿三：一种言述方式
八十年代以来，当大批的中国人涌出国门看世界之时，也有大批的外国人走进中国寻找他们的梦境。在相互交往中，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流变得日益频繁起来。只是交流的具体文化语境有所不同，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是在西方的语境中极力去适应一份陌生的生活，相当一部分留学生题材作品已经有所反映。而走人中国的外国人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也重新认识着中国，这类题材的作品相对于铺天盖地冒出的留学生题材作品要少得多。原因不外乎中国人写自己的心态与感受容易把握，而写洋人的心态则难以深入。写这类题材的作品难度便在于此。
王安忆《我爱比尔》以本土中国人与涌入中国的外国人的交往为大背景，讲述了一个名叫阿三的年轻女孩的命运悲剧。王安忆的写作风格一向冷静而不露声色，有一种超然临下的姿态，她的小说很多以哲理的思辨取胜，与一般的欣赏大众往往保持着较远的距离。但在这部小说中，更多的是对故事的讲述，风格上吸取了张爱玲作品的某些特点，人物生活也与旧时洋场生活有某些相似处。但王安忆的阿三是一个学艺术的现代女孩，在美术创作中颇有天赋，只是她的天赋浪费在了追赶时尚之中。在阿三的追逐中，既有对艺术时尚的趋赶，更有对生活中一些浅表浮面事象的追逐。除了有现代的生活背景，阿三和张爱玲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如《沉香屑》中的薇龙、《倾城之恋》中的印度公主一样无根无基，像浮萍一样漂浮在生活的表层，命运的一种巧合就足以将她们引向歧路。整部小说的讲述风格表明作者开始对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有所顾及。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不再看到那个曾经在语言与逻辑的双重迷宫中恣肆纵横的王安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故事的言说者。
在小说的起始，人物这样表白：“其实一切都是从爱比尔开始的。”也许是被比尔的美国外交官身份与潇洒外表所吸引，一次画展相识后，阿三便自己将自己投入到一场痴迷的无望爱情之中。这场爱情之于阿三是一种个体行为，但从整体的文化背景来看，这种个体行为却昭示了某个时期我们国人心态的迷惘。在阿三对比尔的痴迷中，盲目的崇洋情绪是煽起她热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成熟的爱情本应有相互的理解与沟通，而单纯幼稚的阿三却将自己的爱情置于一种理想的浪漫情境中。比尔是诗意的化身，与比尔在一起，阿三可以像一个文化使者般地谈话，可以领略异域他乡的情调与氛围。像大多数渴望新鲜与刺激的年轻人一样，这种外来文化在最初之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能够接触到比尔这个异域文化的化身，给年轻的阿三以极大的欣喜，她调动起自己所有的聪明才智以赢得比尔的爱情，不但是全部身心的交付，更有不计后果的精力的耗费。
小说对比尔的着墨是大而化之的。比尔更像一个文化符号，是阿三投注热情的对应物。这段感情对阿三至为重要，几乎影响了她十年的人生取向。比尔的不辞而别，杳无音讯，使阿三变得如掏空了心的稻草人，她以拼命地作画来驱遣自己的落寞。她的画逐渐可以被卖往海外，这使她有机会结识一位外国画商马丁。与比尔不同，马丁爱她，然而令阿三大惑不解的是，他们的爱仍然没有结局。“她想：比尔不和她好，是因为不爱她，马丁爱她，却依然不和她好，她究竟在哪一点上出了毛病？”阿三思考不出这个问题的结论，她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女人，只任着自己的天性去行事。她考虑不到在她与比尔、马丁等人之间有着巨大的种族与文化差异，这既能引起他们的相互吸引，也能阻断他们的情感关系。单纯的两性相悦，并不能维持长久。从某种角度审视，阿三更像是一个性别指称，一个女性存在符号。其性格的阴柔面在以男性姿态出现的外来文化面前取的是一种求媚的态度。作家也许无意对阿三之类的女孩子作文化底蕴上的分析，只是沿着这一类女性的自然发展脉络来讲一个在刚刚过去的时间里曾经新鲜的故事。失去了比尔与马丁已不能再进行创作的阿三将走向何方，在现实生活中几种可能都有。小说中，王安忆为她安排了一条走向堕落与逃出陷阱的道路。一切都像偶然为之，阿三成了专在高级酒店与外国人周旋的女孩，最终未逃掉被送去劳教的命运。看起来似乎是命运之手的安排，阿三无缘无故地成了一个倒霉蛋。
作者的这一叙述思路使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对阿三情感历程的探究，一切从爱比尔开始，一切也都结束于爱比尔。这一叙述思路在小说中几乎占了绝对的主导位置。这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故事的取材虽有其独到的地方，但是对阿三一类女人命运的把握却仍然落入了窠臼。从这里不难看出由张爱玲起始的某类女性言述的印痕。这类女性言述未见得不可使用，但使用的不当便有滑向言情的倾向，当代相当一部分港台言情小说即是其庸俗面的发展。为了免于滑向言情，王安忆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女作家来作为阿三女性灵魂的另一个参照，这个人物出场不多，却经常在关键的时候出现在阿三的生活中。王安忆对她只勾勒了一个影子与轮廓，凡出入她的客厅的人都可以拿到出国签证，这是一个崇拜西化生活方式的代表，阿三则像一个自在的行为体，有了这种西化理性的诱使，纯粹凭着女性感性自觉行事的阿三走向歧路也就在所难免。女作家的安置使得小说多少摆脱了单纯的故事言述倾向。可以看出，王安忆一方面试图以阿三的命运引起人们的思索，另一方面她的言述方式又制造了另一个迷宫，那就是从表层的叙述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的对一个凡常女性平庸理想的欣赏与认同。这其实是当前许多作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走近读者的同时，怎样保持作家自身的高度清醒，不被读者的趣味牵着走。从《我爱比尔》的写作中，我以为王安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存在着某种矛盾。
如果以普通欣赏者的眼光来看，这不失为一部颇有趣味的女性小说。阿三的命运极富传奇色彩，张爱玲讲述传奇的本领在此起了作用。一个学美术的女大学生，聪明而灵秀，经历过无数男人之后又从劳教所里机智地逃出。在女性读者看来，阿三实在是生活在一个“神秘”的圈子里，但故事的讲述者以她对女性的了解又告诉我们阿三只不过是一平凡的女人；“她的期望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家，一个像比利时人这样的家”。这是作者理解人物的地方，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逃出劳教所的阿三，在一所农舍前，握着一只处女蛋哭了。女作家的女性视点在整个故事的讲述中起了关键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在王安忆多数小说中所体现出的那类男性思维方式已开始向女性表述回归。（原载《作品与争鸣》1996年10期。）
善与美的追求
当一部小说能让读者忘记它的语言与讲述技巧而进入其讲述情境时，这部小说就应该说是成熟的。《平常人的故事》便是这样一部既成熟又朴素的小说。这里采用平平常常的单元组合方式讲述了四组五个人物的故事。结构并无新奇之处，却能调动读者的情感跟随人物的命运而感动。这一成功并非来自于对形式技巧的刻意追求，而是来自于作者对于生活的熟悉与恰当把握，即作者对于生活的高度凝练化的处理。这种久违了的近似于古典的讲述方式在处理现实题材时仍具有它新鲜、活泼的生命。说其古典，是因为小说的讲述采取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笔法；说其久违，是因为现今采取这样讲述方式的小说实在越来越需要勇气与真诚。《平常人的故事》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点，小说的成功与否并不一定取决于写作形式上的花样翻新，而在于作者对于表现对象的熟悉与感动程度，以及写作中所投注的热情。
《平常人的故事》没有商海的搏杀、情场的追逐，这里讲述的只是贫穷的城市老人群落的凡人小事，几个老年秧歌队成员的生活悲喜剧。“爸辅导秧歌人后，我才知道我的城市竟有这么多贫困的人。”第一人称的叙写方式，使得作者能够自然地表述自己的主观情感倾向，另一方面作者在实际的写作中，第一人称又不断地转换成第三人称的转述，使得故事的讲述又沿着全知的角度而发展，人物与故事在灵活的叙述中显得真实而又凝练，将平白的叙说铺排得饱满而富于转折。
这里写的是“平常人的故事”，挖掘的却是“平常人”的精神闪光处，即他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这些“平常人”大都生活窘迫，有的没有房子住，自己的住房给儿子结婚用了；有的因工厂濒临倒闭而失去了退休金；有的靠捡破烂为生。即使在如此的困窘中，他们那向善与向美之心亦未泯灭，参加老年秧歌队即表现了他们追求善与美的执着心态。捡破烂的老王婆子，“白日的时间被秧歌队排练占用，这时间对王婆子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绝不迟到早退。因此，拾捡的活儿就放到早晨和傍晚”。同行凶恶的拳脚未能使她屈服落泪，而不能参加秧歌队的活动进京演出却使她伤心不已。当最后在大家的帮助下，“老王婆子汇入到进京的秧歌潮里，老王婆不知又洒了多少喜泪”。因为秧歌已成了她苦难生活中的唯一亮色，是她精神的寄托，“王婆披上新装的那几天，在秧歌队的老姊妹们的夸耀声中，美美地走来走去，此刻，王婆子头一回觉到她是舒心地做人，为了这一刻，她认为她遭受的所有劳累所有饥饿所有凌辱都是值得的，在欢腾的锣鼓场上王婆子扭得酣畅淋漓，秧歌把老王婆子一生的苦难都化解了”。这来自底层的欢腾锣鼓，化解得哪里只是王婆子一人的苦难，它表达的是这一群落的普通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这是一个需要关怀和温暖的群落，作者并非有意去暴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而是关注到一个极易被人忽略的社会群落，并且告诉你，这个群落同样有追求与向往。
“爸”在小说中没有出场，但却是一个能够改变这个贫困群落中部分人命运的人物。高老太刚参加秧歌队时还是衣着寒酸的贫穷老太太，甚至人格都显得有些猥琐，“阳光中的高老太和她的老头子，在老干部威严的一瞥下，两人更紧地缩起了脖子，面露恐惧卑怯的神色”。有了“爸”的帮助，尤其去开封做了一回秧歌辅导教师后，整个人不仅焕然一新，成了一位利落的中年妇女，而且“眉宇间闪射出一种主人翁的自信和自豪”。人的精神面貌亦能反映人生际遇的变幻。在这群老而贫困的人群中，作者所要告诉读者的。正是一种精神力量对人的改变；作者所关注的也正是在扶贫济困的过程中，精神力量对人的人格形成的作用。在这里秧歌队的活动乃是这群贫困人群的精神支撑。
秧歌队的活动不仅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使高老太、老王婆子们生活有了色彩，而且也成了崔老头儿和杨老太黄昏恋的契机。当秧歌队在进京演出中为他们举行别开生面的婚礼时，这婚礼所昭示于人的内涵实在很丰富。“崔老头儿拉着杨老太，两个矮小、粗糙、甚至很丑的老头儿老太出现在场子中央，向观众频频行礼。”“人们哈哈大笑但马上收住了笑，人们突然觉得滑稽可笑的其实是自己，观众席上大多数人都衣冠楚楚相貌堂堂，他们有着很好的职业，很丰厚的收入，他们整日出入大厦大饭店和歌厅，无论从各方面来讲都无数倍地优越于那两个没模没样的老人，但他们活得并不很痛快，有许多不如意，许多烦恼，许多纠缠不清的爱恨情缘……他们羡慕起两位老人来，他俩手拉着手，矮小的老头儿拉着矮小的老太，人们能够想象出在今后艰辛的日子里，在人世的风雨中，两人一定会筑起一个温暖结实的巢，一个幸福快乐的家。”“他们所有人都会记住今天看到的这两个普通的老人，这个平凡的故事。”在此，作者很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情感倾向，即对于普通人美好愿望的理解与赞赏。在对麻溜大姐的描述中，我们更看到了作者对这些生活不幸而又意志顽强、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人的赞美。麻溜大姐“瘦小的身子里蕴藏着火一般的热情”，而且绝不认了这穷命，连癌魔在乐观与顽强的她面前也要退却，“麻溜大姐完全靠自己的手在贫苦和艰难中开创出一个生存环境，打出一片通红的天来”。“虽然老天处处和她找别扭，想叫她垮掉，最终，还是老天败下阵来。”小说的动人处也正在这里，作者在表现人物的同时，也给了人物以相当的热情与关怀。这些平常人实在并不平常，我们读到的是他们的“平常故事”，感受到的却是他们在艰难困苦中对生活善与美的火一样的追求。这确实是我们在许多时髦小说中看不到的。如此真实地面对生活，又对生活加以精神的提升，倡导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不正是我们今天的小说写作需加以提倡的吗？我们为作者写作时所具有的真实与真诚而感动。（原载《作品与争鸣》1997年6期。）
时代的光耀
小说有写得潇洒飘逸的，有写得大气磅礴的，也有写得朴实凝重的，等等，很多。刘维颖的长篇小说《滴翠崖》（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无疑属于朴实凝重、认真而刻苦的那一类，在这里，没有时髦风尚的追逐，有的只是踏踏实实的现实主义典型化手法的追求。在朴实的叙写中，作者着力塑造的是一位刚直不阿、为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的人民公仆形象，这一形象是作者将其置放于现实土壤的描绘中来完成的，因而显得真实感人。
在作者笔下，滴翠崖这个吕梁山里的穷乡僻壤又是吕梁山里资源丰富的村庄。由于交通不便、缺少技术指导，这里的老百姓日子还过得较苦，这是现实中国无数贫困山村的一个缩写。像无数贫困山村一样，这里也进驻了扶贫工作组，小说的主人公郑童正是滴翠崖扶贫工作组的组长。小说的故事情节便围绕滴翠崖的脱贫工作而展开：做村民的思想工作，与腐败势力斗争，重新使村党支部具有凝聚力，以领导群众尽快走上致富之路。这一切都耗费着郑童的心血，使他的带病之躯更加羸弱。对于滴翠崖，郑童有着特殊的情缘，仙女柏下圣洁的初恋，百丈崖前生与死的一瞬，落凤峁痛切肺腑的错误……二十年前命运曾两次将他引到这个地方，让他体味了刻骨铭心的爱和撕肝裂胆的痛。如今，他主动请缨来到这里扶贫，为的是偿还老百姓一笔债务，为滴翠崖经济插上金翅膀，在这块他收获过幸福与耻辱的地方，证明他的人生信念与价值。为此，他不顾个人得失以及人情冷暖、时事复杂，像那逐日的夸父一样勇往直前、义无返顾，他抱病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终于使滴翠崖的状况有了起色。
朴实的写作是令人感动的，更让人感动的是郑童这一感人肺腑的形象。六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就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郑童无疑是这“脊梁”中的一员，拼命硬干的典型，光耀时代的楷模。
也许在我们的作品中太多了“小男人”、“小女人”的絮叨，郑童这一形象的出现尤其显得充满豪情、富于诗意。通过郑童，作者表现的乃是我们民族的精魂所在，一种对人生大情感的渴求。这一大情感不是蝇营狗苟的投机钻营，不是心胸狭窄的排斥异己，更不是尔虞我诈的权力争夺。这一大情感所系乃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对事业的不懈追求之心、对人民的无私爱心。作者赋予主人公以这样的品质，让他以此感染周围的人，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某些社会习惯势力，在主人公优秀品质的映衬下，显得黑暗肮脏、令人唾弃。整部作品是乐观的、积极的，以光耀时代的硬干精神鼓舞人心的，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佳作。（原载《文艺报》1997年7月15日。）
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文本
《六神有主》是一篇颇有意味的小说。它的意味不来自它的故事架构，也不来自它的艺术表达。这篇小说的结构并不复杂，语言叙述也不前卫，小说只以较为单纯的叙事描述了六神乡的几个私营企业主与乡党委书记的一场较量。应当承认，作者的叙事技巧是熟练的，一场较量被描述得有声有色。然而这场较量所传递出的思想价值取向却大有可商榷之处，这便使得小说具有一种耐人寻思的意味，同时也具有在价值思想层面进行分析的意义。
这是一部反映时下生活的小说，按其艺术风格与题材内容来看与当前被称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类作品很是相近，只是与前两年的“分享艰难”式作品不同，小说里的基层领导者由对行为卑劣的社会“能人”的妥协与无奈转变为对新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的铁腕控制与拒绝接纳。因而《六神有主》中的郎书记看起来似乎比《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大厂》里的吕建国们更有信念、也更有政治手腕。这是一个被有意识地塑造得高大与坚强的基层领导者，不仅个人领导策略与手腕上有一套，而且从他领导六神乡修缮乡校一事来看，其为民之心亦拳拳可鉴，即使个人生活上的波折也不能消磨他的意志，不可说不是一个理想的乡党委书记。小说题为“六神有主”，这个“主”是有所指的，即以郎书记为体现者的党的领导。
诚然，描写党的领导体现在郎书记一类人身上，比起描写那些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更能鼓舞人心，也比描写那些为破产的国营经济而焦头烂额的厂长书记们更有信念力量，叙说私营企业主对政府权力的凯觑也不能说不是件新鲜事，然而这部试图叙说当下、试图建立一种信念理想的新文本究竟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思想意识呢？
这部小说情节的发生、发展立足于这样一个基础：即财大气粗的私营企业老板已不满足于物质层面的富裕与高人一等，他们已向现政权提出了权力要求，希望能通过权力的掌握攫取更大的利益，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龙广大无疑是这些私营企业老板中较有头脑的一个，他因为违法经营惹了麻烦，“方晓得平时吃五喝六，很神气，到时却没个分量，说话根本不响”。所以他一方面通过捐款博名，一方面又花钱贿选，企图进乡领导班子。龙广大的野心导致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小说由他召集人马谋划成立老板总汇起，到他由于贿选而锒铛入狱终，时时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我们的政权建设是牢牢地掌握在党手里的，决不容许龙广大一类人染指；只要共产党铁打的江山不被龙广大一类人篡取，我们的社会就有了主心骨。小说是将私营企业主置于党的政权和社会的对立面来看待的。龙广大的入党要求，在郎书记眼里是永远得不到的目标：“私营企业主要加入共产党，没得这么便当，要么他们放弃雇工剥削。”显然龙广大们的行为准则是与党的宗旨相悖立的，是应当加以拒绝的对象。对龙广大们的富裕，郎书记如此评价：“没有改革开放，他们能发什么财？还不是草民一个？现在共产党求他们做些事，倒眼睛朝天，搭起架子来了。老人说我们是养猫咬卵子，真是一点不错。”对他们反感的不只是郎书记，另一个乡政府的基本成员包金亭对龙广大们亦是“从心底不喜欢。他羡慕他们，又看不起他们；厌恶他们，又有些怕他们。”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首先是如何看待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发展，私营经济早已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而且在1999年1月份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宪法修正草案中，已建议把“保护个体经济合法权利和利益”写进宪法，私营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不是任何拒绝与敌视所能阻止的。私营企业主只要是合法经营、正当竞争就应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可。这篇小说所流露的对私营企业主的反感与拒斥情绪，也许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很多是通过不择手段的投机而积累资本的，也有不少私营企业主是通过与政权内部的少数腐败者勾结而达到巧取豪夺的目的的，所以，一般正经的人们对这些私营企业主是看不入眼的。但作为一部短篇小说，《六神有主》没有篇幅去容纳这些私营企业主的发家过程，只是将他们作为一些已被社会心理所固定了的模式化人物去对待，因而缺少生活实感，龙广大们只是为了一次矛盾冲突而被纠结起来的概念化人物。所以小说对龙广大们的排斥便显得缺少充足的生活逻辑，陷入了一种观念意识的陷阱中：作为私营企业主，龙广大们搞剥削必然是共产党政权的异己力量，随着他们实力的增强，必然会向现政权提出权力要求，党的权力机构必须与之斗争才能保持政权的纯洁性。这就将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极可能出现的贿选事件，表现为争夺政权的概念演绎，歪曲了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将当前社会中确实存在的阶级对立意识抽象出来推衍故事，犯了主题先行的毛病。观念意识的先行，使小说变得肤浅，从而回避了当前社会最突出的社会矛盾，即政权内部的腐败势力对政权本身的瓦解。
其次，小说所刻意塑造的郎书记，是否就代表着人民的意志、时代的精神呢？郎书记在乡党委书记的位子上是坐得正的，没有什么可令人攻击的地方。他崇拜领袖，在处理问题上也确有领袖风范，尤其在对龙广大们不露声色的铁腕控制上，表现非常出色。然而问题是，六神乡的乡镇经济正处于破产的边缘，乡政府三个月开不出工资，郎书记到任后除向私营企业老板要钱维修校舍外，在如何振兴乡镇经济上毫无作为，他的聪明处全用在了如何防止政权“变修”（权且用这样一个词来代表他与龙广大们的较量）上了。当然，小说的重点并不在写乡镇经济，而如果让郎书记来抓经济，他是否也会像孔太平、吕建国们一样焦头烂额、无可奈何呢？小说巧妙地避开了“乡计民生”问题，而在与龙广大们的较量上来表现郎书记的有原则、有信念。只是到了对私营企业主的钱的利用上，郎书记的原则与信念全都降到了实用主义的水平上。用老板们的名字取代英雄名字命名名牌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共产党不图虚名，人民却需要实惠”。人民的实惠为什么不能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而去要老板们的恩赐？郎书记的铁腕实际上是对自身无能的掩盖。从他对龙广大们的看法看，如前面所引“没有改革开放……还不是草民一个？”他实在是把改革开放看成了政权机关的恩赐，而不是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他自己是权力机构的代表，而他的治下也便都是“草民”了，封建权力等级观念何其严重！也难怪他要向企图问鼎政权的龙广大施以铁腕了。小说是需要塑造当代英雄的，但当代英雄必须出自现实社会、体现时代精神，而不能靠陈腐的观念臆造。郎书记式的人物的出现应当说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倒退。
第三小说围绕贿选事件所营造的乡镇环境是极不真实的。在小说中，六神乡的乡镇经济濒于破产，乡政府发不出工资来，乡亲们也并不富裕，乡里的校舍也都到了危而将倒的地步，而何以独独龙广大们的生意却红红火火？一个月的纯利就有二三百万，是他们经营有方吗？别忘了龙广大做的主要是酒店与娱乐中心的生意，在一个贫困的乡镇，酒店业、娱乐业无论如何是红火不起来的，除非这些行业如报上所揭露的做着以招徕外地游人为主的卖淫生意。而这样，则非有地方政府的参与不可。而小说中的龙广大们却是与地方政府对立的，不存在勾结的可能。一个地方的经济都是互相牵动的，不可能孤立地发展。而我们的小说家为制造一个新崛起的暴发户们的夺权事件，便臆造出一个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概念化世界，实在是面对纷繁的现实社会缺乏表现能力、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潮流缺乏必要的思想文化储备而仓促上阵的结果。阅读这样一个文本，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作家在表现社会现实题材作品上的新困境。（原载《作品与争鸣》1999年7期。）
突围在“故园”
——读刘维颖长篇小说《相约在故园》
相对于少数走红的作家来说，多数写作者所从事的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他们的作品出版了，得到的是较少的关注与掌声，少有批评家注意到他们，他们在自己的园地中默默耕耘，不计付出与辛劳。然而，正是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整体水平；也是他们，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石。较大的数量往往会淹没其中的优秀之作，因此，很多好作品也许就会被时尚的人们错过。读一读这类作品，在流行之外，你得到的将是对社会人生的更普泛的认识。
山西吕梁地区的作者刘维颖便是这样一位默默耕耘着的作家，他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相约在故园》（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历经三年时间打磨的心血之作。作者在致笔者的信中这样叙说他的写作经历：“《相约在故园》从动笔到出版历经三年，前后修改、增删四、五次。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铁、侯鼎我极为熟悉，我本人就有着同他们相似的官场经历，故在这部小说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抱头痛哭，情难自己。我感到自己仿佛不是在用墨水写作，而是蘸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在写一个生命真真切切的体验。”只有作者感动了，读者才能感动，这样的写作也许太古典，也绝非一般的商业性写作可比，但却是令人感动的。
《相约在故园》为我们讲述了内地一个政府机构——抗灾办十几年的历史，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千年代后期机构被撤并，二、三十个人物在这里上演了一出一出的人间悲喜剧。作者的笔触绝不夸张，也不简慢，人物个个鲜活灵动，直如生活中走出的一般，他们各具声口，各有特色，颇见创作者的艺术功力。比如一个次要人物白能贤的塑造，着墨不多，而人物的粗鄙、功利、缺少廉耻却跃然纸上。他利用老婆、女儿敲诈抗灾办的地皮，当女儿三月一开始拒绝冷小东的求爱时，他为了巴结市委书记的儿子硬逼女儿与冷小东谈恋爱，再如让女婿、准女婿为他拉砖盖房，等等，无不表现出他的极端功利心。更为神来的一笔是，作者让白能贤争做个体经营者协会的主席并进而想弄个市政协主席当当，看似闲笔，却折射出我们社会畸形的一面，人人想当官，当官即是为了弄权，连只顾巴结小日子的白能贤都“胸怀大志”地想当官，可见权欲对人的腐蚀已到了什么程度！
作者不仅善于刻画人物，更善于描绘社会世态，一个小小的抗灾办，容纳的却是一部官场世相录。抗灾办几任领导崔娘子、常光禄、顾原无不是用尽权谋、耍尽手段，却无一有好下场。崔娘子被常光禄整倒，常光禄又被自己的刚愎自用与生活小节问题整垮，而最后费尽心机当上抗灾办主任，又面临机构被撤并的顾原也无有个好去处。小说写尽了这几任领导的弄权细节，没有生活实感是绝对写不出来的，可见作者生活体验的深入、细致。在小说里，为了升官，男人用尽权谋、女人使尽色相，为了谋到一个市文教办主任的头衔，侯鼎的妻子曾涛可以与老情人市委副书记江风恢复旧相好，以致搞得家庭分崩离析。人的权欲一旦膨胀起来，人性中的邪恶面也就找到了喷发点。
弄权是为了用权，有权可用就可捞取好处。小说对腐败这一寄生于我们社会的毒瘤也有所暴露。腐败分子邝仲甫的被杀以及由此而隐瞒起来的更大的腐败分子的揭露，都留给了我们广阔的思考空间。为了个人捞钱，竟敢拿防洪筑堤工程做儿戏的邝仲甫留给人们的危害是何其严重！这一豆腐渣工程的结果是吞噬了刘铁和三月的生命。
在暴露世相的同时，小说也为我们塑造了我们社会正义与善良的代表——主人公刘铁，这是小说的亮色。我们毕竟还有刘铁这样的脊梁骨在顶着，因而小说对我们社会的理解是全面的，并不偏及一极，在暴露的同时亦有歌颂。刘铁虽身为副主任，但不会弄权、更不会耍官，抗灾办的苦活、累活都是他干，技术难题也是他解决，虽然当了十几年的副主任却无升迁的希望，在抗灾办即将被撤并的时候，别人都在忙着跑官，惟独他却报了个调研员准备退下来。最后，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舍身堵了漏洞，成了拯救金石市的英雄。这样的人物，作者并未将他塑造成高大全式的人物，可敬而不可亲。刘铁是平凡的，是我们身边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一个正直善良的普通领导干部的可亲可近，这也是整部小说的一个特色，非常生活化。在生活化的叙说中又表达着作者对社会正义力量的尊崇。
小说的生活化处理使得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小说在写抗灾办历史的同时，也写了刘铁、侯鼎等人的命运。在经历了抗灾办的风风雨雨，家庭的破裂，刘铁的牺牲之后，本性善良的侯鼎携多年的恋人腊月回到了刘铁女儿刘小娟和恋人庄园在侯鼎、刘铁插队的故园所开办的农场。这是作者为在世态人心的浮沉中挣扎的主人公所设计的一条突围之路，虽充满理想色彩，却不无悲凉。刘铁的牺牲使小说的结尾蒙上了一层悲壮色彩，而侯鼎的回归故园使得小说结尾又不无悲凉之态。但这个结尾又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点：即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可以是多方位的，机构撤并后无人接收的靳豪、苏琼们不是成立了公司吗？侯鼎的最后选择亦是一条充满希望之路，这也折射出整个社会心态的变化。（原载《文艺报》2000年5月23日。）
写实之外
也许因为个人阅读趣味的缘故，窃以为当下写实类小说最好读。因为社会的转型，丛生的社会矛盾与世态万象都要反映到小说创作中，写实是表现现时代现实状况最有传统也最为有力的创作途径之一。写实的笔法离不开对社会问题与生活流程的关注，能在短短的篇幅内将某个生活流程写得简捷而又流畅，这样的写实应当是到位的。《十一月十七日》便是这样一篇到位的写实小说。
小说选取的表现对象是一位记者的一天生活，而这一天又比较特殊，是狮子座流星雨爆发的前一日。对于那些不关心流星雨爆发的普通人来说，十一月十七日是平凡的一日，而对新闻媒体来说这一日又是制造紧张激动氛围的好时机。作为新闻记者，邱光明从一开始就拒绝加入这一炒作行列，而到处找寻他的独家新闻，结果偏偏在前一天晚上错过一个突发事件而在上司与同事面前陷入尴尬境地，最终还是在十一月十七日上了天文台，去报道狮子座流星雨的爆发。由于作者追踪的是邱光明一天的生活流程，使得因为流星雨的爆发本应有所兴奋的十一月十七日变得相对平庸了，这是日常生活的庸常本质所决定的。流星雨的爆发仅只是小说的一个生活背景，没有成为叙事的兴奋点。本来，对于庸常的生活来说，流星雨的爆发应是一种诗意的存在，但这一作为背景的诗意存在，一旦成为报道对象，它也就成为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需要具体地谋划落实，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兴奋与激动，而幕后的环节却是生活逻辑的演绎。写实的长处在此，短处也在此，呈现着生活流程的同时也将诗意荡涤，写实所展现的生活，便是流水般涌现的日常事件。好在这里的事件剪裁得当，绝非生活琐事的罗列，一些颇富戏剧性的场景描述，比如邱光明在遭到大会点名批评后的打瞌睡，也颇能引起读者的阅读趣味。这是这篇小说写实的成功处。引起人们注意的并非那些突发事件或诸如狮子座流星雨等新闻话题，而是邱光明的生活处境。写实的魔力将我们引向的是他在报社的境遇，他妻子工作问题的解决，他如何由与自己生活环境的不协调而转入相融。由此而牵涉到的社会问题，比如有偿新闻、比如社会关系网对人的生存的重要，等等，更将一扇社会的小窗口展示在我们面前。至此，我们得到了一种阅读的满足。
然而，在写实层面的阅读满足之外，能引起我们心灵震荡的东西仍然是缺乏的。这便是通篇小说诗意的匮乏。在关注日常流程之外，在将小说写得流畅有趣之外，小说的内涵是不够丰富的，耐咀嚼的东西少，缺乏厚重感，这不仅仅是这一篇小说存在的问题，也是当前写实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现象的描述多，而内涵的揭示少。也许这是笔者的苛求，但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写实并不等于拒绝诗意与抒情，在将生活事件写得逼真之外，诗意的追求不应减弱，否则读者在得到一个个流畅叙事之后，对整部作品的印象将是零散的，作品的深度也因而被减弱。仅仅是叙事流畅是不够的，小说应当有让人回味的东西在。在这一点上，《十一月十七日》却难以满足我们的阅读需要。过于拘泥于生活现实，使得作者选取“十一月十七日”作为叙事点的特殊性打了折扣，这个“十一月十七日”只是一个普通记者的普通一日，本应有所兴奋却无从兴奋。也许这正代表了我们的生活，也许作者的原意本在于此，只是作为读者的阅读期待却受了挫。
诗意与抒情本不是此篇小说的追求，而它所追求的对日常事件的叙说，在流畅与简捷之外，在整体运思上也有弱处。比如，小说写邱光明第一次拿到红包时，这样写道：“他吃了一惊，一个信封差不多就是两个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费。”这里有对新闻腐败的批判，但于叙述逻辑上却有不通之处：邱光明调到报社虽说不长，但也有些时日了，在社会上已有点知名度，对有偿新闻应当不是很陌生的（小说中有邱的同事拿红包的细节，如所谓“口子”的好处等），虽然自己没拿过，但也应略有所知，他的反应不应是“吃了一惊”，像个局外人。这里似可看出作者的刻意追求，即有意将邱光明游离于大家已经熟悉的报社生活之外，他在报社中是与大家不同的，不是靠通稿混日子，而是专写突发事件等大文章的，因而与同事的关系就有点特殊；他到报社的时间不长，还没形成自己的关系网，所以老婆的调动就不太好办。小说写道：“同事忙小康，他忙报道，仿佛猴子们在捡糖果吃，却有一只猴子在学向人进化，所以同事很恼火……”这种游离姿态造成了邱光明的尴尬与苦恼。他的尴尬已由一连串的生活事件叙说着，而他内心的苦恼与困惑，却如蜻蜓点水般浮在这些生活事件之外，如狮子座流星雨的爆发一样，没有深入到深层的社会思想层面甚或阅读者的情感层面。这种对深度意义的放弃，便造成了对邱光明第一次拿到红包时“吃了一惊”的描述。在此，邱光明背离了自己的身份而去站在下岗工人的立场上进行社会批判，就造成了一种叙述上的矛盾，即他究竟是要从游离状态找寻一种与自我环境的相融还是要摆脱自己的生存困境向自我环境挑战？从作者选择叙述的生活事件看，两种倾向都有，这种叙述策略本应是一部长篇所采纳的，在这样短的一个篇幅内，两种倾向的存在便造成了小说叙述意向的模糊，难以向读者提供一种更有深度的思考。生活事件的叙述选择也是对作者功力的一种测试。对写作者来说，在写实之外，确实应思考更多的东西。（原载《作品与争鸣》2000年7期。）
作家的立场
在我们的少年时期，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初吧，我们还不知道“保镖”这个文雅的词，那时我们还只知道那些为地主、资本家看家护院的被叫做“狗腿子”，那还是从电影小说里，现实中“狗腿子”已消失多年。很快就改革开放，新事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富了一大批人，看家护院的甚至打手又开始出现。但现在我们不再称这些人为“狗腿子”，而是恢复了旧传统，代之以文绉绉的“保镖”，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不仅从物质上，而且从社会文化、社会心理上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钱人与资产者不再被视为被打倒、批判的对象，而成了人人羡慕的奋斗目标。于是对为这些有钱人与资产者提供人身安全服务的人的贬称“狗腿子”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保镖”取而代之。保镖这个职业在现在还吸引了不少年轻姑娘，很多女保镖也已上岗。但我们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男保镖和他的老板的故事。
小说里的保镖全子21岁，心地善良单纯，在没有当保镖前爱上了一个洗头女，并且为了救洗头女而打折了一个小老板的肋巴骨，因此被关进了派出所的拘留室，他的有权有势又有钱的二姨夫将他领出了拘留室，从此全子当上了二姨夫的保镖，享受起富贵生活。于是有权有势且风风光光的二姨夫成了年轻的全子的崇拜对象，但当他逐渐看到二姨夫的道德败坏处，尤其是知道他对自己所爱的洗头女毛毛一家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全子对二姨夫的崇拜开始瓦解，“他清楚，他要干的事情就是两个字：选择。他必须在二姨夫和那个女孩中做出选择。如果他要得到那个女孩子，那么就得离开二姨夫，也就是说从此离开那令人向往的贵族式生活，否则呢，他将永远失去那个已铭刻在他内心深处的女孩”。最终，全子选择了正义与良知，痛打了二姨夫一顿后而骄傲地离去。这表明，再富裕的生活也改变不了善良的人们对爱情、道德、良知与正义的追求。作者在全子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人性中正义与美好的一面。而对全子的二姨夫则是暴露与鞭挞，从他粗俗的吃相到霸占年轻的“后姨”为妻、到对洗头女毛毛一家的恶行，这个村支书兼副镇长、县人大副主任、市政协常委、省优秀企业家，实际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人性的丑与恶集中地表现在他的身上。
从这样的人物安排上，我们看到了作家的立场，即我们的作者是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来看取生活的，对二姨夫这位农民企业家毫不留情，一点点将他从那些外在的光环中剥离出来。对他的暴露，也表明我们的作家看待社会的心态更加成熟。
现在，全社会已从改革之初狂热追求经济发展，将所有企业家都视为改革家与英雄的氛围中解脱出来。我们看到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看到了社会开放后一些丑恶现象的死灰复燃，也看到了繁荣富裕的背后还存在着贫穷与黑暗；看到了相当多的暴富者暴富的秘密，也看到了金钱与权势结合产生的腐败与堕落，看到了对金钱的追求也造成了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滑坡。
作家对现实应当是敏感的。作家在创作中越是能全面而立体地关照现实，越是摆脱对世俗标准的体认，越是能写出好小说，《保镖》的作者无疑做到了这点。从小说中，我们看到被二姨夫折腾得已有城市雏形的村子，小楼房之间还夹杂些平房，看上去有点丑，而洗头女毛毛就住在有点丑的院子里。她的一家属于被为发展村经济而牺牲的对象。她家本来有一片年收入3万多的苹果园，却硬是被全子的二姨夫砸了建了厂子。作者讲述的这段富裕村里的辛酸故事，虽是为了情节发展的需要，但更是为了真实地揭示我们的现实发展状况。作者对这些底层弱者的体察与观照，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人文情怀。在村支书兼优秀企业家政绩的背后的小人物的辛酸泪，作家不去观照，谁去观照？社会已给了像二姨夫这样的人太多的荣耀。当然，这样的人也并非不可以歌颂，只要他道德品行无可挑剔，仍然是值得赞颂的对象。但作者在这里描写的二姨夫却是德行有亏、甚至可以说是有过罪恶的人。从世俗标准看，二姨夫是社会成功人士，而从道德标准来看，他却是十足的坏蛋，不仅从他对毛毛一家所犯的罪恶看，从他对“后姨”的霸占来看，他也决非道德的楷模。作者在这里剔除了世俗的价值标准，而以一个作家的眼光从一个更高的视点看取社会，这便是以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来进行道义的取舍。由于有了这一取舍，作者才最终让全子痛打了二姨夫一顿。这一收尾，将读者的感情带人了一个更高的审美与道德领域中，摆脱了世俗价值层面。
人文情怀是我们的作家在社会转型期所最应具有的情怀。在整个社会以巨大的步伐推进着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有被前进的脚步碾碎的贫弱者的空间，而修补这个空间的责任便落在了作家的肩上。我们可以去讴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缺少的，因为我们是人类。在人类丰富的心灵生活中，爱、同情、怜悯从来都是唱主角的，一个没有爱、同情和怜悯心的人是可怕的，而一个缺乏爱、同情、怜悯心的社会更不能长久，而且这样的社会也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追求物质丰富的同时，关注人们的心灵，关注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醒人们不要丧失爱、同情、怜悯心，不要丧失对良知与正义的追求，是正直作家所应秉持的一种积极的社会立场。而拥有这样的社会立场，作家才能将爱、同情、怜悯注入人们的心灵，在更广的范围内追求良知与正义。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我肯定彭兴凯的《保镖》。（原载《作品与争鸣》2002年2期。）
天边的太阳很灿烂
文炜的中篇小说《天边的太阳》（载《橄榄绿》2002：1）是一篇读起来颇有味道、琢磨起来也有些味道的作品。它讲述的是武警部队几个女军官的感情生活，但它没有落入俗套地大讲崇高与奉献，而是充满了人间烟火味，而且这份人间烟火味并不来自对世俗生活的一味奉迎，而是来自经过长期警营生活浸染后的既超越于一般生活又来源于一般生活的那份雍容。所以小说中的这股烟火气既是别有韵致的、流溢着警营豪爽气质的，也是富于人间情调的、充满人情、人性美的。这里的女军官既是渴望爱情的普通女性，又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武警军官，作者对她们感情生活的处理，较之一般的爱情描述又多了一份严肃的军人情调。
女主人公辛薇是某武警文工团的一名秀外慧中的女上尉，在小说开始她“二十八岁了不仅至今未能圆满嫁掉，甚至至今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男朋友”，在闺中好友的撺掇下，她认识了一个外表高大英俊、又即将出国的博士孔达明，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挺般配的男女，很自然地谈起了恋爱。而这时辛薇做广播节目时的热心听众、来自荒远寂寞的克拉克勤的武警中队长叶思凯也走人了辛薇的视线。随着孔达明自私卑劣品质的暴露，辛薇毅然割舍了这场世俗的、毫无诗意可言的恋爱，因为辛薇在开始接触孔博士之初，外在条件的吸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辛薇毕竟在警营生活多年，军人的豪迈之气、作为一个女军官的自豪感也占据了她的部分灵魂，当自私的孔博士要求她离开部队、随他出国，同时又犯下一个不可饶恕的罪孽时，正直而自尊的辛薇离开他是合乎人物性格的。之后，辛薇随文工团来到偏远的克拉克勤，见到了被作者斌予了诗情画意而在世俗之见中又丝毫不输的武警军官叶思凯，辛薇了解了他的环境也了解了他的人，两人之间一种朦胧微妙的情感之芽开始冒出，这段情义，作者将之描述得朦胧而有诗意，充满了对警营生活的骄傲与自豪。当小说结束于辛薇激情的涌动时，远方的太阳正在升起，它意味着一场充满诗意的爱情即将开始，远方的太阳也将灿烂起来。
小说在讲述辛薇的感情选择时，同时又描述了跳舞蹈的女军官史虹的感情生活，作者以辛薇的视角旁观了这场说不上丑恶但也决不美好的情感经历。史虹的毫无警惕性，使她受到了大款的欺骗与大款之妻的羞辱，最后不得不离开她喜欢的警营。作者对她的描写是有警示性的，而辛薇的旁观身份，也表达出一种女性被压抑的自尊与自我意识，当史虹为会大款男友而精心打扮后离去时，“望着史虹的背影，辛薇忍不住想现在的男人真他妈难侍候，以为自己都是些什么东西！”这种从一种普通女性的性别自觉出发，来描写一个女军人的心理，的确是对女军人人性描写的一种丰富，也显示出军事题材小说写作已深入到人性的各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对辛薇还是对史虹的情感生活的描写，作者对女军人与地方男性的恋爱都保持了一种高度的警惕，即女军人遇到的地方男性很多是卑劣的，他们会欺骗女军人，女军人的感情归宿还应落在部队。我们不否认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有，但这并不能代表生活的普遍性。作者的这种警惕，虽然表现出某种与世俗人生对抗并试图超越之的勇气，但也表现出因军队生活的相对单纯造成军人性格的单纯，从而造成军人们对时时发生变化的世俗社会的某种惧怕。对女军人来说，不仅男军官是可爱的，世俗社会中的男性也是有吸引力的，作者对辛薇和史虹情感经历的描写也证明着这点。但她们的最终归宿却表现了作者对军队题材感情描写的某种传统上的回归，但对世俗人性的描写则被腰斩了。熟悉警营生活是作者的长处，但也造成了作者在描写感情皈依方面的局限。（原载《文艺报》2002年7月2日。）
胸怀大爱的诗人、作家
吴正的诗、文、小说都有着较高的品格，爱，可看作是吴正小说所特有的高格调的内在肌理。构成这个肌理的，是吴正对真爱挚情的追求，它源自充溢在吴正心中的对亲情的渴求，源自他对故乡、对祖国的深情，也源自他对苍生对世界的悲悯与思考。这些大爱大情感被吴正以个人特有的情愫方式表达出来，给他的作品烙上了深深的个人印记。这样的创作也抚慰了吴正的心灵，使他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中寻找到一片心灵的绿洲。
作为诗人、作家的吴正，对人生爱的体验尤为强烈。他写亲情的夫妻爱、父子爱、母子爱的篇章，感情的浓度极高，富于很强的冲击力。请看他写夫妻情的《醉爱篇》之九：“假如我是阳光，我要遍吻斜依着的你／倦慵而神往；／假如我是水滴，我要切贴泳浴中的你／自由而欢畅；／假如我是空气，我要被吸入你小小的，芬芳／的鼻孔内——再直透到你柔／浪起伏的心胸！”富于想象力的诗人，以阳光、水滴与空气这些无缝、无隙的物质的渗透力表达要与妻子融合为一体的浓烈爱意，读之如饮醇酒。如果心中无爱，是很难发现并使用这样贴切的喻体的。在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上海人》中，他写李正之与李圣清的深情也相当感人，尤其是李圣清去世后，对作为儿子的李正之那悲伤得近乎神经错乱的描述，相当真切地再现了一个诗人气质的主人公失去父亲时的痛苦情状，如果没有切身体验是很难想象的。人间的情爱流淌在他的笔下，拨动着阅读者的心弦。在他的诗文中，对母亲、对孩子爱的叙说也有很多。他写给大女儿的诗句如：“我又能给你些什么呢，孩子／除了那一半的染色体／还有人格，不屈／为了能在这世间直立而活／也不许有屈的／人格”。亲情之外，又可见人格的高洁。这吴正式的情感高格，也构成了他诗文的主要特色。
爱与人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吴正表现爱，也表现着他对人生的思考。他在题为《人生》的诗中，这样总结他所思考的人生真谛：“只有爱——／爱是一颗永恒的星，／照亮了我们的来道，／和去路。”因此，他思考人生、用诗文传达爱的体验，更珍视身边点点滴滴的爱。在他的散文集《黑白沪港》中收有《钢琴老师》一篇，篇幅很短，内涵丰富。不多的文字不仅使我们看到一位母亲对弱智儿子的爱，也看到钢琴老师的责任心与爱心，更看到这爱心的成果——它使一个弱智儿学会了弹奏钢琴，还使他懂得了感激别人爱心的付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吴正作为一个作家对生活事象的捕捉能力，也看到了他作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人文情怀。
亲情的爱、对世人的爱只是吴正爱的世界的一部分。在他心中，对故乡、对祖国、对人类世界及文明的爱构成了更为阔大的爱。
爱故乡与爱祖国是吴正笔下的两大心结。在他眼中，“月，怎么样／都还是故乡的圆”。他是上海人，童年、青少年时代都在上海度过，虽然他成年后事业安家在香港，他的诗中也有很多吟咏香港的佳作，小说的背景也大多在香港，但他对上海永远都怀有一种思念与渴望回归的情愫。上海的里弄，故居的铁门、阁楼、晒台，对他永远散发着亲切温馨的气息，故乡的方言永远都对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在《上海人》中，他几次写到李正之听到上海话的惊喜。他写李正之离开上海八年之后又重回上海时的激动心情——迫不及待地走到机舱门口，“只想在机门被打开的第一刻，上海就毫无遮挡地展现在我眼前”，这种感情何尝不是吴正自己的内心写照。诚如他在《故乡回旋曲》中所写：“这里是他的故乡，他在这里出生、受教育、品味苦甜，辨别真伪，认识人生，沉淀记忆……”“怎么能叫我们不爱她呢？——异乡有千百处，而故乡只有一个。”这种对故乡的爱已化在他的意识深处，使他在若干年后仍能写出散发着上海弄堂神秘气息的《后窗》。这个“文革”期间上海弄堂里发生的人生悲剧，在作者笔下又重新复活在我们面前，小说对那个时代氛围的准确描述，让读者以为，作者似乎就不曾离开过上海。
对故乡的爱是美丽的，对祖国的爱则是高尚庄严的，而对故乡的眷恋又是对祖国深厚感情的具体显现。吴正爱故乡，更爱祖国。吴正在香港的生活颇为优裕。但吴正并不像某些离开大陆的作家一样喜欢对大陆指手画脚。因为大陆这片辽阔的土地是祖国——中国的主体，吴正生于斯、长于斯，对其怀有一颗拳拳的赤子心。《上海人》写李正之拒绝杨重友合伙欺诈大陆政府与百姓的商业计划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论大陆谁是当政者，我们都应该为这个国家和人民着想……我们是中国人，而且都曾是在那块土地上参加过‘修地球’运动的中国人，难道我们不能理解几十万美金在中原劳动大众中意味着什么吗……即使你真能按照你的计划，从大陆赚到了那十万美金，你也会心有不安，你的良心终会在若干年后向你提出抗议！”代表着港商商业良心的李正之，拒绝对祖国进行商业欺诈的重要理由是“我们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永远都应对祖国抱有义务与责任，这不是空喊口号，而应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之中。吴正移居香港后，并不因有了香港身份而傲视大陆人。作为诗人的他总是以纯粹的中国人自居，他甚至为香港人的这种因为被殖民过因而有了洋标记的特殊身份而痛苦，他在《我们也算是中国人》中写道：“分明流着中国血／却要强装欧美腔／搞得不中不洋”，“这正是我们的悲哀啊！／却也有人引以为荣：／甘愿向洋人低头／为的是同胞前能昂首！”对祖国强烈的归属感是他爱国心的基础。在后殖民时代，诗人葆有的是一种纯粹而古典并兼有人格魅力的爱国情怀，这不仅是吴正个人的一种精神取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应珍视的一种高尚情怀。（本文与杨海清合作，原载《文艺报》2002年3月26日。）
爱的需要的缺憾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一是生理需要，二是安全需要，三是爱的需要，四是尊重的需要，五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如果一种需要得到满足，另一种需要就会出现。当然，这并不是说一种需要百分之百得到满足后，另一种需要才会出现。实际上，我们社会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所有的基本需要，差不多都是部分得到满足，部分却得不到满足。一种需要在部分得到满足后，另一种需要也会出现。依照这个理论来看中篇小说《王跃进的生活质量问题》，其主人公王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正是低层次需要向高层次需要逐步满足的过程，其重点又是爱的需要的满足过程。
小说开始时，王跃进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白脸，戴一副金属框的眼镜，看起来斯文的模样，并不让人讨厌。虽然受过高等教育，然而命运不济，名牌大学毕业，却被打发到简陋破败的地区农校，他内心十分绝望，有一段时间甚至不看电视、不读书、不与人交往。这时对他来说，尊重的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都谈不上了，于是他对人生的渴望就只能是满足低层次的生理需要了，“他那一阵子对吃有了一些研究，他在武汉上大学，染上了吃辣的习惯，在小商店里买来火锅底料，在电炉上煮各种小菜和面条，有时还买一只鸡炖了吃”。他就这样吃了睡睡了吃，生活毫无进展。但他毕竟是个年轻的生命力旺盛的男人，吃之外，还有对异性的渴望，对爱情的向往。农校仅有的两名女性，王跃进都不感兴趣，但他却因和其中之一的许彩霞搭伙吃饭而熟稔起来，终于两人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有了苟且之事。在这个关系里，王跃进的爱情需要并未得到满足，王跃进对这个关系开始是感到羞耻的。第一次苟且之后，他没死没活地睡了两天，“恍如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更沉默寡言的人。他好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学校的办公室，关于那个地点还有那个女人。天！那可恶的祸水啊！他在心里哀叹”。许彩霞既非他心中理想的女性，又是一个有夫之妇，王跃进满肚子的不情愿，却架不住女人的诱惑，一而再、再而三地与之发生关系，“一开始王跃进还有点儿怕的感觉，有点儿担忧，有点儿惭愧，有点儿不知所措，时间长了，什么都没有了”。在这种麻木的状态下，爱情是难以滋生的。许彩霞有丈夫，王跃进也有娶妻成家的需要。于是，在他与许彩霞的关系之外，又出现了与黄小凤的关系。黄小凤年轻，才刚过了二十，“女孩的外形条件有一点儿符合王跃进想象中的样子，他面上却表现得有些心猿意马”。王跃进虽然与她交往，但并不碰她一下，两人交往了4个月，却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所以，王跃进在这个关系中也就不十分投入，情感也不热烈。最终，因为断不了和许彩霞的关系，王跃进和黄小凤分手了。圆满的爱情关系应当是生理满足与情感满足相统一的关系，而在王跃进和黄小凤、许彩霞的关系中，王跃进的爱情是分裂的，他寻求生理满足的对象是许彩霞，寻求情感满足的对象则是黄小凤。因为两者的不统一，王跃进的情感需求与生理欲望也是不平衡的，他在生理满足方面是热烈的，而情感需求则相对萎缩了，最终情感满足让位于生理满足，他的爱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这便使得他的“生活质量”没有因为有爱而跃升，他有的只是一种不能言说的性关系。
虽然爱的需求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王跃进却时来运转，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新源市农业局。离开农校前，他本来要了断与许彩霞的关系，却不料因一时软弱而与她粘得更紧，迫不得已将她带到新源，娶她做了正式的夫人。两人的关系合法化了，按说他们过去的生理满足式关系应该向更高层面的情感关系跃升，但两人在个人教养与知识水平以及生活趣味上的差异阻断了这个跃升。小说写道：“王跃进是个骨子里带点小浪漫的人，可他昔日为爱情设计的许多小浪漫在许彩霞这里通通是没有用途了。”他因为新工作而带来的满足与兴奋也无法与许彩霞分享，“许彩霞显然不是个说话的对象，她根本弄不明白王跃进想要表达的东西。说了两次，王跃进就不说了，回家就更少了”。
带着爱的缺憾，王跃进将精力投入到新工作中去。他的努力为他赢来了同事的尊重与领导的器重，王跃进的受人尊重的需求基本得到了满足，他很快朝着自我实现的道路迈进。他官运亨通，先是农业局办公室主任，进而农业局副局长，然后又是县长、县委书记、开发区党委书记，终于完成了社会地位的充分提升。但他人生的基本需要仍然是残缺的，他的爱情是缺位的，他和许彩霞的关系还是堆积着怨恨，没有根本改善。就在王跃进当了4年县委书记、在所在县干了7年以后，作者又安排他与者情人黄小凤有了一段婚外情。按说，这段情应当是被赋予热情与浪漫的，但毕竟时过境迁，王跃进也已是中年人了，其感情的投入十分有限，“两个人的关系保持了两年多，像拉锯战，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胶着状态”。最后在许彩霞的干涉下，两人又一次分手了。
在王跃进人生的需要大致都已满足后，他的爱的需要还是空缺的。最后，作者安排了一对姐妹来抚平王跃进心灵的伤痕。在王跃进与前述两个女人的关系中，是谈不上美的，而且多少还有点龌龊的成分在内，因为他和她们的关系都有过偷情的成分，所以王跃进自己也觉得不够光彩，在感情上也始终拒绝进入。而当他事业成功后，在与作者为他安排的这对年轻姐妹的关系中，他是高尚的而且是纯洁的，他既没有和当妓女的妹妹发生关系，又成为大学生姐姐的保护人。在这对姐妹面前他是受尊敬与爱戴的，他的爱的满足终于跃升了一个层次，具有一个成熟的人的心理满足特征。小说最后将王跃进与大学生姐姐的关系定格于一次散步中，他甚至有求婚的冲动，但没有邪念的大学生姐姐又使得他控制住了自己，“他只好低下头来，看着田野在他的脚下慢慢地向后退去，好像被风吹动的一张张发黄的书页。那时刻他好希望，自己和这个挽着他臂膀的姑娘，就是夹在书页里被做成标本的书签啊！”他的爱情终于有了优美的成分，这是他年轻时的爱情所缺少的，即使在他结婚前与黄小凤的关系中也缺少这种成分，那时他正在为和许彩霞的关系而苦恼。这对姐妹的安排，使得王跃进终于洗刷了自己因偷情所带来的耻辱感，让他作为一个人的爱的能力正常起来，他的“生活质量”也有了彻底提升的希望。
小说没有将“生活质量”等同于物质生活的提升，王跃进从一个穷酸书生到一个颇有地位的官员，其物质生活的改善没有作为叙事中心，作为叙事中心的则是他精神生活（其重点又是他的感情生活）的逐步发展变化，这一点是可取的，较之一般写官场黑幕的小说，显然展示了另一空间，即以人的爱的需要的满足来提领全篇，展示了一个血肉丰满的人。这是女性作者的长处，但长处也是短处，爱情虽是人生命中的重要方面，但爱的需要也仅只是一个方面，人，尤其是男性在事业上的开拓与进取心也是极其重要的，小说将王跃进的事业心归于感情上的受挫，就妨碍了小说在人的社会实现上的深度挖掘，因而是不够全面的，这恐怕也是女性作者写男性所共同面对的难点。（原载《作品与争鸣》2003年3期。）
海峡彼岸的众生相
——读周啸虹小说集《逝水》
最早接触台湾文学，是从琼瑶的小说、三毛的散文里，还以为海峡对岸的人们都是些只会谈情说爱的玻璃人儿，一碰就会碎掉。这次读周啸虹的小说集《逝水》，印象完全不同，原来海峡对岸的人们同样要经历人生的艰辛，他们的刻苦与耐劳同样是秉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与在大陆生活的人们并无两样，都是同根同族，一样的秉性。
读这部小说集，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它对“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它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对海峡彼岸众生相的刻画，无不透着“为人生”的文学的影子。而且，它还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小说叙事凝练干净，有笔记体小说的遗韵，而它在故事选择上的劝善倾向与市井气息，又透出我国古典白话短篇小说的影响遗痕。可以说这是一部从我国长期的文学传统中浸泡出来的作品集。也许作者在主观上没有刻意的追求，但传统的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像《十年》《验》《玉佛记》等作品，初读下来，叙事方式是汲取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营养的，即学习了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有的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有的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以现事现讲的方式讲述出来，完全是现代小说的模式，也很适合现代读者的阅读品味，但故事本身却有着明显的善恶有报思想，与我国古典白话小说有着十分相似的价值取向。《十年》中的陈水旺做着小本生意，无意中资助了落魄中的林文章，而这点资助竟改变了林文章的命运，十年后发迹了的他又到陈水旺的小摊子前寻找恩人。小说的劝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而《验》《玉佛记》中的恶有恶报的思想，则流露出作者警醒世人的意图。这些小说是不同于某些古典小说的劝善说教的，却将因果报应的思想融入于故事的讲述中，令读者自然而然地接受。
当然，《逝水》的思想并不仅停留于善恶有报、抑恶扬善的层面，其中很多篇章对人性美与善的描写也是相当感人的。《表妹》中的胡太太与胡先生感情笃深，胡太太不幸得了脑瘤，疑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胡太太担心将来胡先生无人照料，竟瞒着胡先生替他征起婚来，并以“表妹”的名义介绍给胡先生，然而好人有好报，胡太太的脑瘤手术后被确诊为良性的，征来的替代者于是真成了胡太太的“表妹”。小说以胡太太对丈夫真挚的情谊与为人的善良，表现了人性的真纯与美好。同样，描写下层艺人生活的《悲欢岁月》，对小玉华与陈团主的爱情描写也很动人，艰难的戏班生活，因为这段爱情而洋溢起笑声，他们的“途程”也因而有了光明的前景。
《逝水》所写的人物多为台湾的普通民众，不仅从这些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中挖掘出人性的善与美，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动，以及这变动对人物命运的影响，让人体会不同的人生况味。同样写大陆富家子因时局的变化而来到台湾的几篇小说，人物的命运却很不相同。《炉边日月长》写老薛因受人诱惑而花光了积蓄，最后不得不靠卖贴炉烧饼谋生，而且他卖了一生竟卖出了感情，60余岁仍不肯退休；《变》中的小少爷胡明德则大起大落，他先是做生意失败，穷困潦倒时只靠一块地与三间茅屋生活，后因时代变化，市府建设用地，他又凭地皮与三间茅屋而发了大财，成为暴发户，人生的变数实在也无法预料。同样的背景，故事安排却是不同的，鲜活的人物语言也是不同的，而人物的命运却自有定数。这个定数不是作者强加的，而是从现实人生中提升出来的，事实可信又具体可感，读后不免使人生出对人生对命运的种种怀想。
《逝水》中不仅写大陆移民，对台湾本地乡民的描写也十分出色。《绿》中的金土伯固守着自己的土地与工厂老板抗衡的执着，《这头牛》中阿土伯对已被耕耘机取代了的老牛的感情，《夕阳伴我归》中的青年阿明的回归乡土，无不写出乡村台湾人的乡土情结、家园意识以及精神诉求。
小说对台湾普通民众身上的勤奋、奉献精神的挖掘也是十分到位的。《山中假期》《长明灯》《绿衣人》中的山村教师、灯塔守夜人、邮差的奉献与牺牲的描写非常自然，没有说教意味，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种人生选择与默默付出，于自然熨贴中见化育目的。其实，台湾社会的繁荣正是由这些普通人撑起的，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这样的人物都是文学所应颂扬的。于此，也可见人类社会生活的共通处，文学实在是人类沟通的最好方式。
作为一个大陆读者，《逝水》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台湾同胞叶落归根的那份真情。《“复活”》《遗恨》《归根的落叶》中的主人公与成千上万的台湾归客一样地渴望回到大陆探亲，但他们的故事更有戏剧性与代表性。在大陆已被当作烈士的刘庆，回大陆“复活”后仍受到欢迎；准备归乡探亲的黄先生不幸猝死，而替丈夫归乡的黄太太则感受了丈夫遗留在大陆的妻女的纯朴与真挚；而为了回乡探母，放弃了晋升机会提前退休的张组长，最后竟在归乡后发病死在大陆，把自己这片落叶坠在自己的泥土上……这样的故事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千万个故事中的一个，作者将它们萃取出来，不仅真实，也感人至深。大陆与台湾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在小说中是以朴素的笔调与文风表现的，亲情描写也融合在作者所熟悉的世相描写之中，没有煽情的描述，但真情毕现。作者所展示的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生片断，并在这片断的描写中见出人生的大情感。于此可见作者写短篇的功力是相当深厚的。因这功力，我们也从作者流畅的描述中看到了台湾社会的一个个众生相，这是作者最大的成功处。（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2期。）
丑陋的人性
——评王新军《坏爸爸》
最近几年，底层写作逐渐成为文坛写作的重要力量，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底层写作继承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左翼文学传统，关注底层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关注流于社会边缘的贫穷苦难的人们的命运，为他们的悲惨境遇而呼吁社会的关心，成为我们这个逐渐富裕起来的社会的良知的表现，是对那种陷于小圈子写作的创作状态的一种反拨，应当引起从批评圈到写作圈到阅读圈的广泛关注。王新军的中篇小说《坏爸爸》正是这股底层写作潮流中涌现的一部作品，颇值一评。
《坏爸爸》的故事并不复杂，主要讲几个流浪弃儿的悲惨命运。“我”、小香豆、果果是几个被辗转卖给三旺一家的流浪弃儿，三旺爸爸和妈妈指望这几个弃儿的乞讨能让他们脱贫致富，盖上楼房。为了满足三旺爸爸和妈妈的这种发家致富的愿望，几个弃儿被当作了摇钱树，被要求放弃一切尊严地起早贪黑地乞讨，“我”因为干瘦如柴加上断腿的惨相，一到城里人跟前总能要到钱，而小香豆则因为放弃尊严的下跪也要到了钱，只有果果拒绝下跪，要的钱总比“我”和小香豆的少，总是受到三旺爸爸和妈妈的打骂，终于有一天，三旺爸爸将果果的双腿烫伤了，果果痛苦的样子惨不忍睹，而他这一天要到的钱却出人意料的多，到了第二天早上，三旺爸爸又将果果伤口稍微好点的地方撕开了，让果果继续要钱，小说的结尾，果果的这一惨相惊动了警察，小香豆呼喊着跑去找果果，被一辆白色的车撞飞，躺在阳光下的果果却一动没有动。小说还穿插写了“我”和前几个“爸爸”的故事，“我”是被爷爷带到城里的，爷俩乞讨为生，“我”还算幸福，爷爷死后，“我”随一个失去儿子的疯爸爸生活，日子倒也相安无事，后面的几个爸爸都以“我”为摇钱树，“我”的日子越来越像牲畜了，已经很久不说一句话了。小说标题“坏爸爸”的由来是果果被烫伤后，发出的对三旺爸爸的轻轻反抗。
总体上看，这是一篇写的还不错的小说，语言叙述及情节设计都比较自然流畅，人物形象也立起来了，而且还比较有特点，在底层文学写作中“我”是一个有着一定特色的人物，身世悲惨处于苦难之中。但小说没有写出“我”的自我，处于“我”这样的悲惨处境和生存苦难之中的人，要么对自己的处境已麻木，要么还存有一定的反抗心态或者处于一种自暴自弃的状态。小说中的“我”几种心态都有，却没有得到重笔描画，给人一种模模糊糊的印象，有损人物的性格塑造，人物似乎只在一种身世的叙述与生存的苦难中得过且过着。这个人物的写法有点为叙述所累，追赶着叙述苦难却缺少有性格的个性形成情节。相对而言，果果则写的要好一些，他在那样的悲惨处境中还在争取着自己的一点自由与尊严，比如，执着的要玩那辆已经缺了轮子的玩具小汽车并且拒绝在乞讨时下跪，是一个尚存自尊的流浪弃儿，是小说中唯一的人性亮点。
小说中的三旺爸爸和妈妈则是丧失人性的丑陋的人，为了自己那点致富愿望，竟干起了丧失人性的事情，他们及其他几个爸爸都是贫困的农民，虽未必富裕，却也不至于没饭吃。他们不安于本分的生活，纯粹是被金钱的欲望所驱使。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并不知道钱的万通能力，换句话说，可能还不知道钱的“好处”，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随着一部分人的先富起来，钱既活跃了人们的生活，也让人们陷入了一个怪圈，人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钱了，那些后觉者在看到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由于有了钱而享受到的一切好处后，也纷纷加入了淘金的行列，合法的手段致富太慢了，坑蒙拐骗、敲诈勒索、卖淫行贿，还有各种花样百出的种种行径纷纷登上了社会的舞台，让善良的人们防不胜防。《坏爸爸》即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人利用人们的同情心竟用丧尽天良的摧残流浪儿身心的方法赚黑心钱。桑富贵、五贵爸爸、三旺爸爸都是这样的“坏爸爸”，他们有的利用这些孩子赚足了钱后便将他们出手了，这些孩子在他们那里只是工具，而不是孩子，他们的灵魂完全是被金钱锈蚀透而缺少人性的，他们的金钱欲望已经将他们的心灵扭曲，他们的人性是丑陋的。但《坏爸爸》对这些被金钱锈蚀透了的灵魂似乎还抱有一丝幻想，为了不把这些爸爸妈妈写得太坏，而极力要挖掘他们人性善的一面，比如，妈妈打了果果以后，还会将果果抱起来，搂在怀里，而“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妈妈真的是一个温和的好妈妈了，我心里突然那么湿漉漉地一暖，也想扑过去让她抱一抱。哪怕是被她多踢几脚多掴几个大嘴巴呢，哪怕比打果果打得更重些，比果果流的血再多些，总之怎么都行，只要她真的能这样抱一抱我。”现实中的这类人是否会有这样的举动姑且不论，单就这样的写法来看，实在是有点以所谓的人性论抹去最本质的东西，即善恶的区分，实际是对恶人抱幻想，对杀人凶手讲善意。实际上这些恶人是一群恶性膨胀的人，对他们不能像对普通人那样讲人性存善意，他们中有的是杀人凶手，比如，桑富贵就是看到“我”能要钱，在失手把“我”的第一个爸爸打死后，推下沟，把“我”弄到手而致富的；有的是凶残的恶魔，比如，三旺爸爸对果果的摧残，这些人为了钱什么事都能干的出来，小说对这些人的批判力度是不够的，也写他们的苦恼与不幸，实际上是对暴行的理解与宽容，抹杀是非善恶。但小说还是写出了真实的生活，暴露出我们社会的不和谐音。
《坏爸爸》所写的社会现象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极度的金钱欲望面前，人性的丑陋面可以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对最能激发人们慈悲心怀的孩子下手，可见其恶。面对这样的恶，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书写才更符合艺术的真实，实在是应该认真思考的，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准绳，对恶人也讲关怀，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真实观为基点，写出有力的社会批判力作，这实在是一个选择问题，也是很多底层写作所要面对的。（原载《2006年中国争鸣小说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鞍钢，大工业的交响
工业题材创作在我们共和国的文学创作史上曾经非常辉煌。但是，近些年来工业题材创作似乎很少被人提及。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是大众时尚文化，各类明星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而各行各业的共和国的建设者却渐渐被人们忽略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建设不在进行，事实上，各行各业的建设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几年城市乡村的巨变、人均GDP的跃升即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的严肃文学对我们的建设仍有许多的反映，我们的许多重要建设工程仍有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反映，但描写普通建设者、反映建设生活的文学作品仍然被淹没在各种时尚报道中，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我读到朱赤、周以纯的长诗《太阳都市》，便觉得应当为它写点什么，因为这是一首描写鞍钢50年建设史的长篇抒情诗，鞍钢的风雨历程，建设者的风姿被抒写得壮丽辉煌，读之令人震荡，是一首非常值得关注的描写工业题材的抒情长诗。
整部长诗鼓荡着豪情、充溢着壮丽的想象。作者在描写第一根大型钢轨出炉时，将钢轨比作“太阳的羽毛”、“岩石的畅想”，新奇瑰丽，生动地描写出建设史上那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大型钢轨的出炉标志着鞍钢生产能力的跃进，这火红的年代、令人激动的交响诗，被作者形容为“龙的姿势”、“花的色彩”，喻体贴切，是激情的抒发。如果没有实际的生活体验，激情的融入，很难写出这样充满感情与想象的诗句，而本诗的两位作者一位是曾经多年工作于鞍钢、一位是正献身于鞍钢的建设事业的鞍钢人，他们了解鞍钢的生活与建设史，又有多年的创作实践，他们的诗不是空洞的呻吟，而是充满生活感与历史感的大情感抒发，这是一种与恢弘壮丽的建设史相匹配的语言，灿烂而阳刚，代表了整首长诗的风格。
长诗抒写的是鞍钢50多年的建设史，诗中也流溢着历史的感慨：“这脚音／怎能从我们的记忆中／磨灭／就像那铁水／第一次从我们手中飞溅时／轰轰烈烈的心旌摇曳／那刻骨铭心的英雄意识／我们守候着它耀眼的姿势／呱呱坠地的婴儿／那是我们／全部理想与精血／在高炉母体里孕育的／生命的延续与张扬”。这是作者从一首老歌回想起的历史记忆，没有抱怨与失落，有的只是对那个理想主义年代的平静叙说。历史在这叙说中显示了价值，理想在这叙说中留下了铭心的记忆。作者没有否定那段历史，而是对当年建设者们的理想付出予以了肯定。的确，我们几十年的建设是在不断的积累中进行的，如果我们对当年建设的激情岁月不加肯定，那我们也就丢弃了历史，丢弃了建设理想。那个年代固然有其“左”的与可笑的一面，但它留给作者的记忆却是全部理想与精血的延续与张扬，这是一种历史记忆审美化过程，也是一种历史记忆的延续，这种延续对我们今天的写作也是一种资源。相对于今天那些“下半身”写作，这样的诗性记忆则要健康明朗得多，是我们文学传统中值得继承的一面，不怒不怨，留下的只有美好的情感。
而这样美好的诗句产自鞍钢，是鞍钢这座太阳都市给了作者灵感：“太阳都市／不仅仅生产钢铁／一行行太阳都市生长的诗／在这片热土上／多么丰富多彩的飞翔与舞蹈”。正是鞍钢的建设者们在现实中创造着一个个建设奇迹，谱写着一首首生产建设壮丽篇章，才使诗人的创作有如此丰富的取材。“在劳动中创造／在智慧里升华／在总结中前进／在前进中抵达更加高级的境界／抵达必然王国的巅峰”。
太阳都市的太阳，正是鞍钢的建设者们，正是他们在创造奇迹、在谱写诗篇，是他们在支撑着这个钢铁巨城，也是他们在托起明天的太阳，完成着一首大工业的黑色冶金交响。这便是《太阳都市》这首抒情长诗的价值所在。（原载《文艺报》，2006年6月27日。）
深刻的孤独
一般读者读《世界》可能会觉得人物有点莫名其妙，像范思德这样成功的男人，有那么漂亮的妻子、可爱的女儿，却不好好地呵护，而要去寻找一种在一般人看来很另类的生活，硬要冷落妻子和女儿，让妻子和女儿痛苦，也让那些爱他的女人痛苦，而他这样做也并不快乐，肯定是吃饱了撑的。其实，范思德这个人物以及小说中其他两个主要人物石小萱和马丁身上所体现的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优越的社会地位、金钱或者性能消除的，而是人物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一种自我生存体验，一种内在精神世界对世俗存在方式的侵越，这是超脱于世俗生活规则的精神漫游。范思德离开妻子和女儿寻找情人、到异地寻找别样的相遇，石小萱的离婚出走，马丁的梦游与追问，无不因为对这种精神漫游的渴望。
小说中的三个人物具有完全不同的背景，马丁的背景设计颇具深意，因为他的华裔美国人身份，整部小说具有一种“世界”背景，即当今中国人的生存世界已不再局限于华夏大地，而可以拓展到全球视野中。石小萱的女性身份，给小说带来了两性视角。一个成功男人、一个离婚女人、一个华裔美国人从不同环境来到了一起，他们之间发生的，不是一个传奇故事，而是一种生存探讨，一场相遇后的离散。
范思德的生活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具体是在哪里，他又完全说不清楚。是的，他感觉不到快乐。但问题在于他不应该感觉不到快乐。所有的能够组成快乐的东西，它们都像雾气一样围绕着他，黏附着他：财富，成功，健康，孩子，女人（还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甚至还有个人的生活空间。要知道，对于很多男人来说，这可是件十足的奢侈品……现在，这个名叫范思德的男人，他什么都不缺，什么都有了，但可笑的是，唯独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快乐，却不见了。”他到异地是寻找什么的呢？快乐，还是一种新的生活理念？也许两者都有。
马丁大老远的从美国回来又是寻找什么呢？是遵母亲的遗嘱回国找一个女友还是寻一段乡情？抑或圆一场儿时的梦？人物和人物的行为都没有回答，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个阳光大男孩的梦游，梦中的他去了自己喜欢的女人的房间，去寻找的竟还是儿时困扰着他的问题的答案：“你能告诉我吗？虞姬为什么要死？”“还有，霸王为什么不过江呢？”“那个霸王，难道他死了就是英雄了吗？”当然，他也不忘去替心仪的女人摘月亮。他是一个尚未长大的对女人仍有一种依恋心理的大男孩。白天醒着的时候，他不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也不会去摘月亮，梦中的他是童真的，也是纯情的。这昭示了我们的理性有时给我们的恰是对我们自然人性的一种遏制。只有在梦中“本我”释放，自然天性才会表现出来。
与马丁相较，范思德则自我得多了，他没有梦游但他失眠，失眠的他夜晚漫步，他看到了马丁的梦游，看到了他出入于石小萱的房间，他知道马丁是期望与这个女人发生一场精神的相遇，于是他警告马丁这个女人是个婊子。他自称自己是个流氓，于是与他相遇的女人也就成了婊子，这是一个只为自己活着的男人，他也许有梦，但他的自我过于强大，拒绝一切柔软的心灵空间的占据，所以，他那样对待妻女，在他眼里石小董也就成了婊子，以流氓自居的他便打起了石小萱的主意，他只想占有石小萱，于是对她说，马丁是个傻子，这是老于世故的中年人的手腕，但他对她并不认真，关系发生了，他便又回到自己原有的状态中去了，他在石小萱这里寻找的只是一场发泄，一段人生插曲，给没有快乐的自己找点乐子，这是一个自我且自私的男人。
石小萱的离婚是因为她的精神状态已离开了婚姻的家，她渴望一种身与心的漫游。婚姻并不能解决她内心的那份孤独，于是，她离婚出走了。与马丁、范思德的相遇，使她有了重新寻找爱情的可能。与年龄相仿的马丁，她有发生爱情的可能，但因为她的“不信”与马丁的过于单纯，他们错失了，但这本也不是要写经典爱情的小说，这里写的是男女相遇中的各自的精神状态。石小萱还是被老于世故的范思德诱惑了，这说明她并不是一个很成熟且有既定人生目标的女性，还是一个年轻的精神漫游者，她也需要性，所以，她投入了范思德的怀抱。但这并不能解决她内心的那份孤独，小说的结尾，范思德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我以为是石小萱打来的，她终于要结束自己的孤独，走向生命的尽头，然而，她还是给范思德打了一个电话，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哭声终于终止了她的不理性行为。
小说中的三个人物，自始至终处于一种恍惚迷离，不知所之、不知所终的状态中，一种孤独、压抑的精神状态始终笼罩着人物。三人的相遇，发生的不是一种友情故事，而是个体人的精神交叉，这里没有友情相融后的圆融相洽，而是精神上的隔膜与离散，个体人没有因为相遇而解决精神上的孤立状态，而是走向了更深的孤独，比如结尾“后来，过了一会儿，就如同浮云散去，终于传来了被死死压抑住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哭声”。这声痛哭既是人物深重的孤独感的释放，也是渴望走出孤独的企求。这种孤独是人物的一种内心与精神上的体验，不管人物走到哪里都将伴随着他，很难说马丁以后就不梦游了，也很难说范思德以后就不会像石小萱那样站在河边，作者在此并不是要解决人物的孤独问题，她只是表现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即人们并不会因为相遇而消除独自所要面对的人性深处的孤独问题。（原载《作品与争鸣》2006年12月。）
心都“金属”了的时代
现今的时代一方面是科技的进步、物质的不断富裕、人生的选择越来越五花八门，充分彰显着时代的进步；另一方面，人们的心灵却在不断物欲化的生活方式面前越来越异化，以致失去了原先对生活的灵动的感应、善良的相与以及纯净的境界。哲贵的《金属心》就是一篇关于当下人们心灵的寓言式作品。
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寓示了一个男人在金钱与欲望、女人与皈依等等方面的困惑与矛盾。在这个故事里，霍科是一个身体有先天疾病的并不健康的男人，这就严重影响了他的生存质量，在体力上，他是无法与常人比的，连他最最钟爱的乒乓球，他也只能打半小时。因为先天的缺陷，他和苏尼娜这样的肉弹女人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在这部小说中，苏尼娜这个人物的塑造，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她只是男人的性欲对象，一个性的象征。他在霍科需要成家的时候成为他的妻子，而她这个妻子并没有寻常女人的妻性，她是一个随随便便就可以和别的男人上床的女人，不断地背叛霍科。作者之所以给霍科安排了一个这样的女人，是为了表明身体羸弱的男人在生命力旺盛的女人面前的无能与羞耻，实际写出了男人在女人面前的一种尴尬。这里女人是霍科这样的男人的肉欲者也是敌对者，是男人身体的他者。男人面对这样的女人，是不能拒绝其性诱惑力的，这就是小说里，霍科虽然一再被苏尼娜背叛，却不能浇灭自己对她肉体的想象的原因。然而作者又给这个绝望而又赢弱的男人安排了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就是给了他巨大的财富。正是这巨大的财富，给了霍科尊严，也给他治疗心脏病的可能。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然而，他的身体条件却不允许他换一个人类的健康心脏，只好花费巨资到英国去换了一个金属心脏。换上金属心脏后，他再也没有闻到苏尼娜身上掺杂着花和肉体的香味了，他连看一眼苏尼娜的欲望都没有了。还有，他以前看到自己打乒乓球获奖的照片，心里就会热一下，现在再看那些照片时，却连一点感觉也没有了。看见车祸，他发现自己心里一点波澜也没有，只瞥了一眼，只管自己开了过去。就是看见妈妈，霍科发现她似乎也成了一个跟他没有相干的人。也就是说，霍科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已经没有了以前正常的情感了，他的心已经被金属化了。这里其实是一个寓示，金钱欲望的满足，只是将人的心灵物质化、金属化了，如果说霍科以前的心脏有病，寓示着人类肌体的病态，那么，金钱欲望的满足，也治疗不了人类心灵的病症。被金属化了的人心，丧失的是人的正常情感，自然人性的存在知觉。这也就是霍科久病不愈的原因所在。金钱是作者给出的治疗人类心病的第一方案，却又自己否定了。
霍科虽然身体不行了，不完整了，但他不想做一个连思想也不完整的人。作者给出的治疗霍科心病的第二方案是，霍科得到了一个天使一般的女人盖丽丽的理解与关爱。盖丽丽不要他的钱，凭自己辛勤的工作养活自己，在教孩子们乒乓球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盖丽丽第一次还给他五万元钱的时候，霍科觉得自己的心“揪”了一下，好像自己的心被一只大手用力一捏，全身“紧”了一下。这一“紧”的意义在于，霍科原本以为已经彻底死亡的心，似乎一息尚存。盖丽丽这个人物，对男人来说是天使类型的，勤奋自爱，身上散发着特殊的德性光辉，遇上盖丽丽是霍科的幸运，他最终有所改变，把自己三分之二的钱捐了出去，还和苏尼娜离了婚，给了她一定的财产。并准备将自己的精力放到救助心脏病人基金会的工作中。小说的结尾，霍科很清楚地听见自己左边心室的跳动声。并且，似乎有了一丝温度。
这篇小说其实表明了作者的这样一种态度，即他认为我们以前和现在的人心是有问题的，当下追逐金钱的大潮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真正的解决方法，还是要回到人心的良善的本初去。至于这一方法是否真的可行，作者也只是给出了希望而已。小说构思巧妙，用意颇深，只是写作上还有粗糙和不够精细的地方。但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原载《作品与争鸣》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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