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与沈从文精神追求的比较与思考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家中，鲁迅无疑是最卓越的一位，他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开创作用即使是否定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沈从文较之鲁迅算是晚一代的作家，对他的评价也曾一度因政治原因偏低，但他当属本世纪以来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大家之列，近些年来也渐为学界所认可。这是现代中国较为典型的两位知识分子，将他们置诸比较，也许，从中能得到一些有益的认识。
一、比较的缘起
这不是一个太小的题目，它所涉及的方面很多，包括有文学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个性的、时代的等诸多内容。那么，我们怎样在一篇有限的论文中，将这么多的内容融贯起来，完成一个整体的比较认识呢？关键在于比较基点的建立。
只要稍存诗心的人都不可能一辈子安于生活的蝇营狗苟，满足于眼前的小功小利而不抬头仰望天空。当他们发现了另一种星光的存在，那些更有进取心、对人生诗意有着更强渴望的人，便会抛开眼前的一切，向着那片陌生的天空走去。
一八九八年，当十七岁的鲁迅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生时，他并不知道日后会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那时他心中汹涌的更多的是对别样人生的热望。二十几年后，当鲁迅和他的同仁们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卷过以后，受到这场运动余波影响的一个年轻军人又从偏远的湘西走了出来。一九二二年，二十岁的沈从文满怀对“新的人生智慧光辉”的倾心，来到了北京，一如当年的鲁迅。
时光流逝，世事变迁。抛去年代的前后不论，当他们在异地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步入中年之后，他们的内心深处又蕴结着怎样的情感呢？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鲁迅《野草·题辞》
“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或认可，友谊和爱情，全部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沈从文《水云》
不管是从鲁迅狂放的宣称中，还是由沈从文谦和的表述里，你依然能看到那两个寻求别样人生的少年的影子，只是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那种对外部世界的寻觅已转化为对生命内在意义的探寻。这是两个永远不会为现实人生束缚的灵魂。读鲁迅和沈从文，你感受最深的恐怕便是这种生命热与力的触发。也许最初你会感到难以言说，然而最终你还是想说。难以言说，是你已被摄入到他们浑融的情感世界中，还是想说，乃是在这摄入中，你同时也放大了自己。而引起你心灵深处的应和的，则是他们对人类怀有的真诚的爱心与悲悯之心，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会读到鲁迅那“狂人”式的愤郁激慨和沈从文对边城的至情抒写。在他们的文字中，你始终能感觉到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追索和对生命诗性存在的渴求。于此，我们将建立对他们比较的基点。
二、人格精神的分野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家中，能像鲁迅、沈从文这样以自我生命的热和力产生出强大的精神影响的作家并不很多。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能像他们那样为了心中的那份诗性存在而走上艰难的追求理想主义精神之途的人并不多。然而他们的个性气质相差却是那样的大，他们注定是成不了同路人的。
“每个活人都像是有一个生命，生命是什么，居多人是不曾想起的，就是‘生活’也不常想起。”（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却是常常想起的，于是他便有了那种表现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固执。他的笔下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出一个个鲜活的自在生命形象，不断地铺排着对原生生命形态的歌咏。沈从文的历史观是非进化的。他感到焦虑与痛苦的是文明与自然人性的对抗，“无常”、“偶然”对生命存在的剥蚀。他的内心充满了变幻的意绪和难以捕捉的瞬间感触，敏锐易感的他几乎难以负荷了。在他的《绿魇》、《黑魇》、《白魇》、《潜渊》、《水云》、《烛虚》等一系列散文中便显明的流露着这样的情感变幻。
沈从文不是哲学家，面对驳杂的思绪，他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便捷的解脱之路，将“自我”从现实中抽脱，“逃避到一种抽象中，方可突出这个无章次人事印象的困惑。”（沈从文《白魇》）但他的抽象却不是一种绝对的形而上的沉冥，他仍割舍不了有生的世界。“我过于爱有生一切。爱与死为邻，我因此常常想到死。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治，受它的处置。人的智慧无不由此影响而来。典雅辞令与华美文学，与之相比都见得黯然无光，如细碎星点在朗月照耀下同样黯然无光。它或者是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结集排比，令人只想低首表示虔敬。”（沈从文《水云》）“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沈从文《水云》）对现实人生的爱使他走向了皈依之途。这是一个匍匐于有生世界的虔诚的沈从文，在这份虔诚中他见到了所谓生命的神性和诗意。因此，在他那里，自然与“自然人性”便成为神圣。
沈从文属于那批“五四”之后走上文坛的作家，应当说是受过“五四”风气熏染的。他初来北京时，社会政治环境虽然黑暗，而思想文化界中那种推崇自然人性、崇拜超越世俗精神价值的“五四”风气犹存，尤其蔡元培在北大倡导的学术自由、“门户开放”，更给众多的年轻人提供了学习发展的机会。沈从文由一个文化不高的年轻军人成为一代名作家，几乎全靠自学，这一方面固然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另一方面，他本人也承认还有三根坚固的结实支柱支撑了他，即“朋友”、“环境”和“社会风气”（沈从文《忆翔鹤》）。而在北大的旁听更使他获益匪浅。沈从文实则是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受益者。正是“五四”所开启的精神风气滋养了这个年轻的湘西人。你从他那些推崇自然人性的文字中，不难发现这种现代精神的影响。然而，他却不能称是“五四”精神的衣钵传人。“五四”精神中高张自我、激进抗争的一面在他那里很少见到。他的情感似乎是被一层柔和的棉絮包裹着，浪漫而绵软，他的代表作《边城》便是这种情感的集中体现。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主张，对社会、对文学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说，只是他的见解与文字总是将你引向那种自然人性和自然诗意的蒙茸图式中；他对社会现实也不满，却能心平气和，因为他相信“抽象的爱，亦可使人超生”（沈从文《生命》），如若能“静观默会天空的云彩，云物的美丽景象，也许会慢慢的陶冶我们，启发我们，改造我们，使我们习惯于向远景凝眸，不敢堕落，不甘心堕落。”（沈从文《云南看云》）这是沈从文所找到的路，既抱着对有生世界的虔诚，又从与自然的融一中寻觅生命的诗性存在。应该说，沈从文对自然神性的皈依还不是一种哲学的探索，它更多的是一种现实存在方式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其实是一种不与自然对立、不与社会对立的自我收缩式的存在方式，这在传统中国文人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倾向。沈从文受过“五四”精神的熏染，身上流淌着蛮夷的血液，有过军队粗野生活的经历，而他依然是一个中国式文人。他那些自然人性的图式虽然有现代精神作为依托，但其抽象、蒙茸和非哲学意义又使得这些现代因素背景显得相当模糊。虽然，沈从文的方式远非积极抗争的，但对生命的虔诚却使他从未放弃过自己心中的圣地，他从未为任何现实的利益而附逆于强权势力，这份虔诚，正是沈从文之为沈从文的根本。
比起沈从文，鲁迅则要积极得多，他有一种傲视天地的胸襟。能说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人必定是要有些气概的。这决非浅薄的自大与自得，实是出于一种直面惨淡人生、上下求索的义勇。鲁迅一生崇战士，尚反叛。他以一种遗世独立的姿态向黑暗宣战。从他早年对魔鬼的称颂，到后来狂人式的呐喊；从奋然前行的过客到那在尤物之阵中举起投枪的战士，这种反叛精神是一以贯之的。这反叛进发着激情，也洋溢着诗意。鲁迅那种特殊的人格魅力也在这反叛中显现着。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鲁迅《野草·淡淡的血痕中》）叛逆的猛士虽能了悟造化的把戏，超越时空的局限，但他“出于人间”。这是一个与造化抗衡的世俗英雄的形象，也是鲁迅的自我写真。
一方面是生命激情的升扬，另一方面是对世事人生的深刻体悟。虽然壮怀激烈，而鲁迅关心的却始终是生命的现实生存状态，这构成了他小说与杂文中最主要的内容。他并不追求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却在揭示着世俗人生的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鲁迅《（穷人）小引》）这种“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使鲁迅遗世独立的反叛有了一种现实的根基而不流于空洞的激情宣泄，因而他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家来思力要深湛得多。
越是思力深湛，越是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鲁迅所经历的内心痛苦也就越多。他在揭示世象人心的同时也拷问着自己的灵魂。《野草》中那些奇丽而峭拔的意象——裸身立于旷野之中的男女，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影，颤动的老大人的身躯……正是鲁迅痛苦激越的灵魂在自剖时的生发。“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是无言的痛苦；“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这是喷薄的激情。激情与痛苦纠结着，鲁迅的内心世界也格外的沉郁冷峻。他的笔下从没有超世的幸福与快乐，他的笔触挥向的永远是世俗的人生世象，只要我们读一读《风波》的开头便会了然：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地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囱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时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这时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说……”
从田园生活的叙写，陡然转入文豪的诗兴，颇显突兀，但却将你从朦胧的诗境中拉人到真实的情景。鲁迅很少被幻象迷惑，即使偶尔做一个《好的故事》，最终还是要从美梦中惊醒。这正可以看出鲁迅那对世事人生体悟太深而无法摆脱的现实倾向，他甚至不惜在完整的小说叙述中插入谐谑的笔法来指摘现实，也不惜打破美好的梦境让你意识到黑暗的存在。
由《风波》开场中那句与行文并无紧要关系的调侃中，我们还能看到鲁迅一种独特的意识倾向——反流俗。骚人墨客多情善感、爱发感慨，这本也是事实，只是感慨多了，便有了媚俗的一面，这在鲁迅看来未免可笑。鲁迅是不会认同于任何流俗的见解的。他那种傲然反叛的倾向，使他在精神上相对处于一种较为优越的位置，所以，他能够洞见各种世象人生并予以俯瞰式地剖示，指摘其中的荒唐与朽腐。而他越是对现实看得透彻，越会陷入一种深重的悲哀与虚无中。因为他原本对生命是抱着一种热烈的情感的。“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鲁迅《野草·希望》）空虚虽难抗拒，可鲁迅却是英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即使在绝望中，他也要为自己找到出路，他必须维护自己精神中义勇果敢的一面，不被黑暗淹没。反抗虚无虽然英勇，但依然不是一个确实的存在，那无从摆脱的现实感，使他必须找到一种真实的寄托。现实的存在中也确有令人兴奋的方面，苏联革命的成功便令人生发出不尽的想往。鲁迅在三十年代最终倾向于左翼，决非追赶潮流与投机，而是经历了痛苦的心路历程的，客观环境或许有促成的一面，他的人格精神却是造成他最终选择的根本，鲁迅并不会轻易为外界所左右。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点，即：不管是沈从文还是鲁迅，都在竭力维护着自己精神世界的统一，在沈从文是不能忍受一种纷乱的世象和思绪的搅扰，在鲁迅是不能接受一种沉重的绝望的侵袭。他们都在为自己寻找着寄托的方式，因为他们都不能脱离现实的存在而进入纯粹的形而上沉冥。那么，他们是怎样来看待这份现实的呢？
三、价值尺度的把握
进入都市社会后，沈从文所面对的是一个与自己已往的生活完全陌生的世界。这是一个既令他兴奋，又使他压抑的新世界。使他兴奋的是能结识一批意气相投的朋友，比如，他年轻时代和丁玲、胡也频曾有过长达七年的友谊；而且在北京，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可以接触到当时最新潮的思想和文化。然而他还得生活，还得在一个并不理想的社会中生存，他得忍受穷困的磨难，忍受退稿的痛苦，忍受一个穷学生所可能遭遇的世俗冷眼。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便反映了这一阶段的生活状态，如《棉鞋》、《第二个狒狒》。在这样的境况中，沈从文天性中的执拗起了作用，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沈从文虽然适应了他的新的生活环境，而他内心深处却始终难以与眼前的世界认同。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腐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沈从文《水云》）于是，沈从文以“乡下人”的身份把自己从“普通社会”游离了出来，表示着自己对世俗的鄙视。当然，他实在也不真的就是个乡下人，而他那里，“乡下人”实际上只是一种相对的价值判断标准。他笔下的“乡下人”，如柏子、会明、《丈夫》中的乡下丈夫、《新与旧》中的杨金标等，无不热情、勇放、诚实、朴讷、善良，沈从文正是以这些“乡下人”来比照现代社会中的病态人生，奇寓自己的理想。你只要将《八骏图》《绅士的太太》找来对照读一下，便会明白沈从文的倾向。
那么，沈从文所倾心的“乡下人”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从人的理性精神着眼，‘乡下人’是一种‘蒙昧人’。他们的理性世界还是一片混沌、原始、蒙茸、处于休眠状态，生命是自在的。”（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的确，像萧萧这一类的“乡下人”便正是在一种混沌与蒙茸中度着自己的一生。处于原始蒙昧状态中的人虽有其淳朴诚挚的一面，也无可回避其无知的负性面。沈从文在赞赏“乡下人”可爱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乡下社会的恶浊。《夫妇》中的捉奸便是乡下社会愚昧与无聊的写照。连那个下乡治疗神经衰弱的璜也“觉得住在这里是厌烦的地方了，地方风景虽美，乡下人与城市中人一样无味”。《夫妇》虽不及鲁迅侧重剖示民族劣根性之看客心态的《示众》有更宽泛的社会批判意义，但整个作品的张力与层面则要比《示众》强烈丰富一些。作为被捉的乡下夫妇是有人情味而令人同情的，有着自然人性的美与善；而捉人的乡下人群体却是无知、无聊并且残忍的。在两者的对立间，作者取了城里人璜作中介进行调解，在璜的争取下，美与善终于得到了保护。由于璜的出现，对立者的紧张得到缓解，使作品保持了沈从文一贯的冲和淡远的格调。璜的城里人身份则颇有意味，它表示着现代文明对人性美与善的肯定、对愚昧与野蛮的审度。
这样的审视视角，表明沈从文的价值判断标准虽然取了“乡下人”为坐标，而他这一尺度本身则是从现代高张“人性”的精神发展来的。他因此陷入了矛盾。一方面，这种现代精神因素的影响使他不能无视乡下人以及乡下社会蒙昧无知的一面，也不能无视那种原始的乡下文明在封建文明的污染中产生的丑恶，比如《巧秀与冬生》中那个代表封建恶势力的族长，不惜将小寡妇沉潭以满足自己的恶欲；另一方面，他那种不承认“一切富人专有的‘道德仁义’”，只认可“一种自然道德的形式”，坚持要以“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衡量一切的固执使得他不能不对自己的“乡下人”倾注着深深的偏爱。要塑造一种理想的人性模式，他的“乡下人”便只能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中而缺少纵横的社会背景。虽然，沈从文也在《萧萧》中让萧萧表示了一下对女学生的向往，但，人物的命运毕竟并未因此而逆转，一切都还在自然状态中进行着。再如《虎雏》，“我”欲以自己的模式来塑造虎雏这个来自湘西的小兵，而他那蛮野的习性却难以改变，“我”最终仍是失败。这种纯自然状态中的人，其实只是人们在进入现代文明后的忆往对象，与现实比较的参照。他们乃是一种孤立存在，一旦进入现代文明，是难以融入其中的。以他们来作为人性标尺的沈从文也就时时会感到自己与现代社会的格格不入了。沈从文塑造的“乡下人”的价值在于，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纯真的美与善的世界，也为人们在这个人欲横流的社会中觅到了一处憩息的园地。他这种对自然人性的追寻则表现了他在文明进步中的道德回归心态和对人类现实生存处境的强烈不满。当你在历史的铁律面前无可奈何之时，道德的回归也许正是一种安慰。
鲁迅没有安慰。当沈从文以他“乡下人”的眼光开始打量都市社会之时，鲁迅却陷入了苦闷的彷徨。启蒙运动时的战友们已经分化，各自走上不同的路。“后来《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他在《自选集。自序》中作如是说。当听将令呐喊的意气风发时代一过，这位“主将”感到了寂寞。二十年代中叶，鲁迅与沈从文的心理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沈从文初出茅庐，还怀有刚接触新思潮的兴奋与迷茫，鲁迅却已面临失却战阵的寂寞，这个沙场老将在现实的寂寥和黑暗面前，并没有退缩，而是决绝地坚守着自己本初的精神追求。因为他相信“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鲁迅《热风·生命的路》）这使得他在社会现实面前有着一种自信：“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同上）在这份乐观中，你可以看出进化论影响的痕迹。进化论的影响虽然在鲁迅的思想进程中只是一个阶段，而这种乐观的思想所给予他的则是毕生的前进信心，现实的黑暗虽也令他绝望，而他却能够在不断的失望中振作起来，奋然前行。
进化之途是漫长的，一个进化过程往住是以个体的牺牲为代价的，鲁迅既接受了进化论的乐观，也就接受了它相对于个体来说的悲壮。他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写在（坟）后面》），这是他从进化论历史观中所得出的结论。他甘愿成为进化的一个环节，他愿为人梯，甘做牺牲；他希望青年人能踩着自己的肩攀向高处，他希望世界充满光明，而宁愿“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野草·影的告别》）。这种牺牲精神无疑使鲁迅在对绝望的反抗中寻到了一点意义与价值。纵使寒凝大地，他也还可以牺牲自己救出“死火”；假如希望尽绝，他还可以充当那复仇的化身“黑色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就是这样的脊梁。他有过为唤起沉睡的人们的“呐喊”，也有苦无回应时的“彷徨”。面对着沙漠样的人生，他还是指出了我们民族“脊梁”的存在。在《故事新编》中，他塑造了禹、墨子、禽滑厘、管黔敖等一系列形象，这是在鲁迅小说中得到正面的肯定与赞颂的人物，他们身上有着鲁迅所激赏的“脊梁”精神。
可以看出，鲁迅所肯定的理想价值，与沈从文那种蒙茸、抽象的自然人性的道德理想不同，他的价值取向是以有利于社会历史发展为标准的，他所称颂的“脊梁”式人物乃是带有他自我人格印迹的社会理想人物。鲁迅最关心的是我们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在这些理想人物身上，他看到了希望。他也写乡下人，而他笔下的乡下人。虽不乏其质朴、可爱的一面，如善良勤劳的祥林嫂、忠厚朴讷的闰土，甚至阿Q身上也有质朴的因素，但他更多的则保持着对乡下人愚弱、麻木、缺乏自我人格的清醒批判，并将之上升到对民族普遍的精神负面的批判上。他认为正是这种愚弱麻木妨碍了我们民族的前进。《阿Q正传》，正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作。这样清醒的态度，乃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
应当说，鲁迅对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乃至全人类的社会历来进步的思考，较之沈从文及其他的现代作家要宽泛深广得多。这不独因为他发出了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声反封建反传统的呐喊，更因为他的批判也是最深刻、最有代表性的。“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个着名的论断早已被公认为是概括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本质的。鲁迅的反传统是彻底的。而表面的反传统、反文化同时也隐喻着对新的文化价值标准的渴求：“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容不得吃人的人，正是珍爱现实生命的表现。爱极所以能疯，所以成为社会的叛逆。这叛逆是全面的，不只是对现实社会的叛逆，也是对整个旧有的文化价值标准的叛逆，同时它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化价值标准的曙光。所谓路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意义也在此。不践路便没有路，鲁迅是先驱。先驱者难免悲凉。先驱者即使呐喊，得到的回应又能是多少呢？夏瑜的血不是被蘸了馒头治痨病么？魏连殳不是孤独地死去了么？鲁迅感到他是处在铁屋子中了。
四、行为方式的选择
不管是游离于“普遍社会”之外的沈从文还是向现实社会宣战的鲁迅都不见容于社会，他们事实上是生存在了夹缝中，但他们仍在追索着自己的理想。沈从文的自白是：“在一种旧观念下我还可断定我是一个坏人，这坏处是在不承认一切富人专有的‘道德仁义’。在新的观念下看我，我也不会是好人，因为我对于一切太冷静，不能随别人发狂。我除了存心走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能使我到这世界上有气力寂寞的活下来，真没有别的什么了。已觉得实在生活中间感到人与人精神相通的无望，又不能马虎的活，又不能决绝的死，只从自己头脑中建筑一种世界，委托文字来保留，期待那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现实的人情总是处处与自然相左，而沈从文又是那样热烈地渴求着自然人性，在这矛盾中，他只能供奉起自己的“希腊小庙”，期待着后来的人步入其中，领会他那颗难以被世人理解的心。在这番表白中，我们也看到了传统的以文传世思想的影子，在渴望心心相通的同时，他也希望他的思想能够通过文字来保留。而鲁迅最初的弃医从文，目的则更明确，“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无疑，沈从文与鲁迅都将思想文化视为一种有效的方式，这倒与那种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的观点吻合了。于此也可见传统影响的深重，即使那些最激烈的背叛者也难以割断文化传承的脐带。鲁迅与沈从文都希望借助文化的力量来拯救社会，他们相遇在了同一个交叉点上，只是他们各人的着眼点并不相同。
中国社会从近代以来就面临着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的问题，社会的动荡，民族的危难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即使苦苦经营着“自然人性”的沈从文也不能不提出他的见解：“我们实在需要一些作家！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沈从文《元旦日致（文艺）读者》）他毕竟是在中国的文化氛围里成长起又受过“五四”精神熏陶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二十世纪以来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中国问题是极关切的，只是他的方式比较独特，思考的切入点也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不同。沈从文所处的时代已不是“打倒孔家店”的时代了，“五四”大潮已过，多数人已开始寻找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沈从文没有像那个时代许多青年作家一样走上左翼之路，如他的好友丁玲、胡也频，而是独自徘徊在自己的文学之塔中。他对文学功能的估计有着近乎乌托邦式的幻想：“凡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勇气和热情，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并要用确当文字方能奏效的。”“诚如康拉德所说，给我相当的字，正确的音，我可以移动世界。”（沈从文《谈进步》，《文艺季刊》1卷3期）正是这份狂热的幻想使他执着于他的文学世界。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他的确也构筑了一个湘西世界作他的小庙。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如他所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人性的世界。当沈从文在现实的纷扰中，对现代文明已感到深深的失望时，出于对那个混乱的时代，对国家民族的深深忧虑，他幻想着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完成对民族品德的重造，实现理想的人性价值，达到人与人“心与心”的相通。显然，在民族重造的问题上，沈从文的思考切入点仍然离不开他“自然人性”的道德理想。这是沈从文的独特处，也是他的局限点。沈从文以他的热情在自己的构筑中贯注了鲜活的生命、投入了道德的理想。读《边城》，读《长河》，扑面而来的首先是乖巧、自然的翠翠、天天们，她们灵动如小鹿般地从你眼前滑过，激起的是你对自然之美的称羡；在摆渡老人的重义忘利面前，金钱世界更显得龌龊肮脏不足相比；而作者对那片土地上的悠柔生活的抒写，则不能不使你心中升起一种田园牧歌般的向往，有方如斯，孰不往矣？《龙珠》《神巫之爱》这些被作者铺排得充满浪漫与华贵气息的篇章，涌动着的是自然的爱欲，《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中两对恋人的死被渲染得极美又极有诗意，“战胜命运只有死，克服一切惟死亡可以办到”，在这里，爱情甚至超越了生命。生命中那蒙茸的自然之力原是可以超越生命之上的，只是沈从文比其他现代作家更赋予这种自然之力以道德的光辉。这同时也造成了他的局限。在对自然人性与道德的尊崇与欣赏中，也许贯注的热情太多，沈从文往往缺少更为理性的把握。《灯》在赞赏老兵忠厚、纯朴、善良的秉性时，对他身上深置的依附性与自我观念的匮乏甚至也抱有某种欣赏的成分，小说中的“我”不是为老兵自我的缺失而悲哀，而是为自己不能成为他理想体面的主人而感到隐痛，这就不能不降低他的理想道德的层次，削弱其力度，这种原始蒙茸状态下的道德，进入社会历史的层面后就显得无力得很。你试比狡一下鲁迅在《故乡》中对闰土的灵魂麻木所表现出的深切的痛楚，便可以看出鲁迅的道德意识是建立在尊重个性人格与社会历史进步基础上的，显然与沈从文迥异其趣。《灯》其实也承认了老兵的悖时，称他作十八世纪忠仆的典范，但沈从文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道德趣味却使他不能对这“悖时”作进一步的反思，只是感叹着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失落。《灯》虽不是直接写湘西的，但由此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既是现代社会中的田园牧歌，也是这个世界本身的一曲挽歌，这个牧歌世界随着沈从文的构筑也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他的《长河》便明显地表现出外来文明对湘西的侵蚀。试图以文字来移动世界的沈从文，实际上以他的文字消解了他所构筑的世界。因为这个构筑并不建立在实有的基础上，支撑它的，只是一种理想的人性与道德，而沈从文又不能完全忘却现实的存在，两相碰撞，矛盾是自然的。文字的乌托邦毕竟脆弱，它的完美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不能不被削减。
鲁迅是认识到这现实的强大的，因而他不把他的希望投到幻境的建立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首先要做的便是向人们指出现实的一切不合理，将沉睡的人们唤醒，共同来做摧毁“铁屋子”的工作。因而，鲁迅以文救世的着重点便是对“现在”的批判。“现在”是由“过去”造成的，他对“现在”的批判又表现为对“过去”的叛逆。这里谈及的“过去”、“现在”、“将来”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而是文化历史意义上的。在鲁迅的心目中，“现在”是一间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之所以如此，乃在于它有着几千年的牢固的“过去”，这情形虽然令人绝望，然而希望仍是有的，所以还是要呐喊批判。鲁迅是将“以思想文化改造社会”的理想当作了一项切实的工作进行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着眼点，不拆毁“现在”的就无有新生的“将来”。这是一种很符合逻辑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的激烈态度，他并不尝试在旧有的基础上的改良，而是一切推倒了重来，他不能忍受任何的苟且和将就。沈从文也主张重造，他的“重造”明显地缺少对现实的批判基础，看起来更像是幻想，鲁迅的主张则富于现实行动性。鲁迅后期已认识到思想改造的局限，只有社会的改造才是彻底的。思想文化固难以束缚压抑，而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却能决定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想氛围。这便是社会的强大，也是物质的强大。思想文化的改造是不可能立时显效的，历史在前进的同时也伴随着停滞与混乱：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错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就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三））
只革去一个皇帝一条辫子的辛亥革命固然使鲁迅失望，转而提倡文艺运动也面临着苦无回应的寂寞，满腔热望的鲁迅感到了悲哀。但从这许多的“我觉得”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正直、诚挚而伟大的心。那种不甘屈服的战士心态则使他“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学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华盖集续编·记谈话》）希望附丽于存在，存在也是现实中的存在，鲁迅将为现实工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生命在这“为”中显出了光彩。他耕耘，他战斗，他也奖掖青年，他也参加左联……这一切都不是为了热闹，而是为了现实的存在。他说他活着就是为了让敌人不舒服，意思也在这里。只有存在着才会有将来，他的提倡韧性的战斗也源出于此。“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佩服。”（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从青皮精神中提炼出韧性精神来，确是鲁迅的独创。韧性既是生存力也是战斗方式：“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鲁迅《两地书·四》）
青皮精神也罢，韧性战斗也罢，都是与现实对抗的行为策略，启蒙者不应当做无谓的牺牲。鲁迅已将自己的整个生命付与了与黑暗现实的抗争中。“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未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段》）在这种生命的投注中，鲁迅为一切现存的与旧有的敲起了丧钟。这是鲁迅与沈从文的根本不同处。冀图以文字的或思想文化的力量来改造社会，虽都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理想，但鲁迅的确投入了切实的行动热情。他所谓“听将令”即表明他是将自己当作革命阵营中的一分子的。而沈从文则只是将自己的理想构筑到他的文字乌邦托中，他要保持自己心灵的自由，不愿受现实的摆弄。现实却是无法躲避的，因为你必须生活于其中，沈从文的洁身自好只能使自己走向孤独。
五、同归于孤独之途
沈从文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生命意义同价值的人所说的话。老先生说这话时心中的寂寞可知！能说这话的是个伟人，能理解这话的也不是个凡人。因为说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同懂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异途同归，完全是为事实皱眉，却胆敢对理想倾心。”（沈从文《时间》）不管是沈从文还是鲁迅都是竞毕生而倾心于理想的，他们心中的寂寞又可知！当他们面对着现实的人情世态时，他们所感受的只能是寂寞与孤独。沈从文感喟的是人心与心的难以相通，鲁迅则慨叹：“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鲁迅《呐喊·自序》）这寂寞乃是理想主义的热情遭挫后的沉郁，也是在沉郁中对自己处境作痛苦的思考后的孤独。
鲁迅在《野草·影的告别》中表露：“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往。／我不愿意！／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这绝望的心情，表明着精神上的绝对孤独与无所归依，它已远远超出了先驱者孤立无援式的寂寞，而是上升到积淀于深层生命意识与生存状态中的孤寂层面。事实上，鲁迅已触及现代意识中的无家可归感。对一切旧有的与现实的叛逆，便鲁迅不能不做精神上的流浪，虚无感由此产生。在黑暗中沉没，在无地里彷徨，这孤独是无涯的。鲁迅不能不产生出“究竟能够坚持多久”的深深疑虑。“孤独者”魏连殳在黑暗中自毁了，他以他的自毁向社会复仇。魏连殳身上有鲁迅的影子，显露了鲁迅深重的苦闷与自我怀疑的一面。但鲁迅不等于就是魏连殳，鲁迅的叛逆精神决定了他必然也要向自身的怀疑与虚无感宣战。这事实上便阻止了他对人的本真存在的思索，更多地为现实所纠缠。现实的压力始终紧迫着鲁迅：“我们日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忽然想到·六》）由于思想兴味的缘故，鲁迅虽触及到了生命本身存在的绝望感与虚无感，但并未沿着这条线路追索下去。
在现代作家中，应该说沈从文是最切近地思考了生命本体的一个。不管是他对自然人性的赞美，还是对原始生命力的高张，都表明着他对生命本真存在的渴求，在他的探索中，他对自然神性的皈依使他克服了虚无感：“温习过去，观照当前，悬揣未来，乡下人当检察到个人生命中所保有的单纯热忱和朦胧信仰，二十五年便用到这个工作上，所作成的微末光芒时徘徊回顾，所能看到的，亦即似乎只是一片寥廓的虚无。不过面对此虚无时，实并不彷徨丧失，反而引起一种严肃的感印。想起人类热忱和慧思，在文化史上所作成的景象，各个星子煜煜灼灼，华彩耀目，与其生前生命如何从现实脱出，陷入隔绝与孤立，一种类似宗教徒的虔敬皈依之心，转油然而生。”（沈从文《从现实学习》）在这样的皈依之情中，沈从文从个人的生命体验走向了“边城”，又从“边城”探向了生命的本真存在。
当沈从文将自己从“普遍社会”游离出来觅向湘西时，他已取向了一条孤独的诗意之路，在这诗意之路上，他将自己的精神皈依到湘西这个自然之家中。你试从他的代表作炙《边城》中，便可看出他对自然的亲和力是多么强烈。“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翠翠，这个带着作者的某种生命理想的自然之女，便是诗，是神。美丽的山水，同样美丽的男女主人公，美丽而又悠惋的爱情，当这一切抒写到你面前时，作者所展示给你的则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沈从文与自然的亲和中，他顽强地与“普遍”社会对抗着，在孤独中保持着本己的自然，思索着生命的自然存在。这份孤独的保持，实在也有赖于“边城”的构筑。“边城”所提供给沈从文的，不单是一个精神的皈依，更是一种自然之根。有了这样的自然根基，他才能面对着现实社会对于他理想世界的消解，继续自己对自然人性的褒扬。
当然，也不能不看到沈从文的追索有浅表的一面，他并没有进入到对生命与自然本体的怀疑，而只是停留在对自然人性的追求与赞美上。要害便在于他对一种价值尺度已事先采取了认可的态度。在对某种预定的价值尺度的陶醉中，你很难跳出这一尺度的限制去做进一步的追索。这就使沈从文的生命思索带有了某种表面性与浮泛性，而是在对理想价值的向往与对现实社会的游离中徘徊，难以深入。沈从文缺乏鲁迅那种深刻的悲剧素质与怀疑精神，他对现实人生采取的是一种“游离”姿态，心中充盈的是理想浪漫的情调，他对湘西世界的描绘，即是他浪漫人生情怀的充分展现，沈从文的孤独是诗意的、明朗的，与鲁迅那种关注现实人生、又对现实人生绝望的灰色的孤独形成鲜明的反差，鲁迅在他的思维领域中达到了他的深刻，沈从文则在他的情感世界中领悟着造物主的创化。
从鲁迅与沈从文的孤独中，你可以感受到那属于知识分子的恒久的痛苦。鲁迅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也许，正是印了这永不会满意的痛苦，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才不断地走向那艰难的探索之路。
六、小结：苦行而不停步
“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做林中路。每个人各奔前路，但都在同一林中。”
——海德格尔《林中路》
由前述比较，可以看到鲁迅与沈从文乃是两个极为严肃的心灵追索者。虽然他们外在的精神风貌差异颇大，他们各人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各人的思想旨趣以及作品风格也相去很远，而他们对待现实生命与人生的执着却是共通的。你越是细读他们，越会感觉到在他们表面的迥异其趣中还潜隐着会合的可能。这两位前辈文学家在他们的生前从未照过面，之间也还有过误会和观点的分歧（关于沈从文与鲁迅的关系，凌宇已在他的《沈从文传》中做了较为详尽与可信的解说），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这些后辈读者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思考。
沈从文的内心丰富而精妙，鲁迅的精神伟大而卓异，我们所面对的是两个甚深的海洋，不可能将全部都揭示出来，这里所展现的只是深海中的几朵浪花。这些是最能漾起我们心中涟漪的浪花，透过它们，我们看到了海的深，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现实生存。当面对着没有鲜花与掌声的沙漠时，我们是否会像他们那样坚守着自己的信条做艰难的跋涉？还是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转入他途？没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坚守是困难的。鲁迅的精神是强大的，在叛逆的激情中他奋然前行着；沈从文的处世是执拗的，在对“希腊小庙”的尊奉中写就了一生。这是两个敢于也能够直面自我灵魂的前人，在他们那里，你可以发出这样的赞叹，原来一个人是可以这样活过的！他们灵魂的光辉将穿越时空的局限而烛照你的心田。也许他们那种借文字和思想来改造社会的书生意气，在当时不能有适意的发挥，但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文字的确可以滋润后人。也许在现实的世界里，他们只能吹起心归“边城”的乐音，发出彷徨于“无地”的呐喊，但他们的精神之碑则立了起来。精神的影响力固不可以夸大，但它将永远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前行则是无疑的。
精神之灯难以熄灭，文化也要发展。只是在这永恒与发展之中，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面对精神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做怎样的选择成了困扰每一代人的问题。我们的前人做出了他们的选择。沈从文，在他的象牙之塔中寻找到了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寄托；鲁迅，则冀图在与现实的精神抗衡中找到切实的意义。然而他们孤独了，一个面临着理想世界的消解，一个面对着无物之阵的寂寞；但他们一个仍要歌咏，一个仍要举起投抢。这便是人格力量的支撑，这便是精神的魅力使然。
最后，引海德格尔《诗·语言·思》中的一句作为结束：“苦行而不停步／追问与迷误／系于你孤独之途。”（本文为作者硕士毕业论文。写于1993年2月至5月。）
性别冲突下的灵魂悲歌
——《伤逝分解读
《伤逝》几乎是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主题小说，60多年来魅力长久不衰，这是一篇文本内蕴丰厚、令人回味无穷的作品。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去挖掘作品的底蕴。以往，人们对《伤逝》的读解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它的社会批判性上。但假如你将视线转向主人公的内在世界，体贴其情感的起伏，玩味其灵魂深处的苦恼与渴求，那么，《伤逝》在其社会批判之外当有更丰富的内容。
小说从男主人公悼念已逝的女主人公起笔，一开始就确定了凄伤哀婉的基调。这段在阴郁的氛围里展开的爱情故事，绝少欢乐的气息，虽然会馆里曾有过于君的笑声，但这笑声仍然不能使整部作品的氛围有所改变。在阴冷的氛围中，男、女主人公始终是在现实的平庸、琐屑中扮演着他们的悲剧，没有如狂似痴的脓丽，也无波澜起伏的曲折，整部作品的故事情节是很单纯的：涓生、子君相爱了并顶着世俗的压力而同居，由于失业的打击，贫困、凡庸生活的折磨，爱情消失，涓生离弃子君，子君返回旧家庭而死去；涓生在追悔中写下这段手记。相对单纯的情节，主人公自我倾诉体式的采用，使得小说对主人公内心冲突与灵魂挣扎的表现更为酣畅，“伤逝”不单单是涓生对于君的悼亡，更是涓生灵魂的哀歌——一个充满希冀却又无可奈何的灵魂挣扎史。
一、性别角色的冲突
小说中，涓生的生活场所有两次变化——由会馆到吉兆胡同再到会馆，这也是他由寂寞空虚到更深的寂寞空虚的一个过程。当中，子君的出现，曾在涓生荒漠般的生活中燃起希望之火，涓生的爱情追求，实际上也是对人生希望的追求，然而子君最终死了，爱情也成了虚无。在这样一个幻化过程中，无论是涓生还是子君起初都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走到一起的。
打开小说，你首先看到的是对涓生在寂寞空虚的会馆中等待子君的描写，涓生的焦灼与企盼，确也让人感动。这是摆脱寂寞的希冀，渴求沟通的向往，一个孤独中的男性向异性的真诚呼唤。于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便印在了涓生的脑中：带着笑窝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她又是勇敢独立的女性先锋，可以蔑视世俗的眼光，勇敢地来与他相会。这是一个代表着中国女性的“曙色”的子君。当这样一个理想的子君出现在涓生的破屋后，空寂被打破了，屋里渐渐充满了涓生的语声。这语声飘荡全篇。涓生始终在寻找与子君的对话，然而他失败了，即使在最初的“语声”中，也缺少于君的应合，于是涓生的语声逐渐变得空荡，“连余音都消失在虚空中了。”通读《伤逝》，你可以发现，涓生、子君之间缺少的便是理解与沟通。诚然，社会现实的压力是强大的，人生世事的挤兑是无奈的，但爱情的根基却并不取决于此，而是在于二人世界的关系程度。否则，你将难以解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纯情，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慨。在涓生、子君的爱情关系中虽不乏真诚，却缺少内涵，他们爱情的浓度与深度都未达到使他们的关系得以稳固的程度。两颗异性的心在最初的碰撞中产生的是相互的好感与爱慕，一旦陷入现实生活的摩擦中，若没有相互的理解与认同，隔膜与厌弃便不可避免。鲁迅在营造《伤逝》的现实环境的同时，细腻而深刻地展示了这种男女间的隔膜与厌弃，将男女爱情的描写由单纯的卿我恋慕，推向了另一高度，显示了男女性别意识的差异，理解与沟通的困惑。
在《呐喊》、《彷徨》的女性形象系列中，子君颇为特殊，她几乎是唯一的知识女性，不同于下层妇女的愚昧与麻木，她有知识，也受过新思想的熏陶，能够卓然不群地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也勇敢地从旧家庭中出走了，然而她依然不能摆脱传统的因袭，进入新家庭后仍又落入旧式妇女的窠臼。在于君身上，新思想的质素是微薄的，她的觉醒也很有限。从她后来表现的怯懦与犹疑，甘于附庸的地位而不自觉，甚而被厌弃后仍未清醒而振作起来看，确令人怀疑她究竟懂得了多少“我是我自己的”含义。总的来说，子君最初的勇敢乃是出于一个女子追求爱情的本性，她的骄傲与坦然也源自女子得到爱情后的欣悦。“我是我自己的”所表达的更多的是对爱情自决权的追求，其中虽也有个性觉醒的因素，但却不是对个性自由的自觉追求。与其把她视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不如将她看作一个追求爱情的年轻女子更符合她的实际。这一点，涓生在悲剧发生后也认识到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然而这理解却来得太迟，在他们相处的悲剧过程中，涓生总是将子君当作一个他所理想的勇敢、奋进的新女性来要求的，而现实的子君却总不能遂他的意。
事实上，涓生对于君的要求是颇苛刻的，他不希望子君“只知道槌着一个人的衣角”，却并不给她以鼓励与帮助，只是怨怪子君的见识浅薄。他一方面要求子君做一独立的新女性，另方面自己也并未摆脱男性中心思想，虽然，他似乎很尊重子君的个性与人格。他反感子君与房东太太的暗斗，是因为这样的暗斗使子君不能在他下班后以快活的神色迎接他，使他不快活，却并不考虑这在于君的生活中却是一件大事。他自己爱花，却无暇顾及，买来的花该由于君照顾，不浇水而枯死则是子君的责任，子君自然而然地要和他有一样的兴趣。他要子君幽静、善体贴，却不愿走进子君的世界去理解她。涓生并非有意识地去苛待子君，而是他的男性意识使他不能接受子君的女性世界。西蒙娜·德·波伏瓦指出：“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故意对一个领域视而不见，从而失去了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个领域就是女人的生活经验。”长期缠身家务，使女人变得平庸、琐碎、狭隘。子君不能摆脱女性这种历史性的庸狭，因为同居后她又落入了千百年来的“女性生活”中去，她要关心油鸡的大小与阿随的肥瘦，与房东太太的暗斗便是在女人世界里的竞争。涓生对于君的世界是并不认可的，子君的操劳在他看来是大可不必的。他所希望的子君是一个能进入他的世界在精神上支撑他的子君，一个能够做幽静体贴妻子的子君，一个向他认同的子君。那么，子君能做到吗？
在子君的理解范围内，涓生是她的爱人、丈夫，也是她的依靠，她以全部的身心来爱着涓生，维护着他们的关系。在一种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女性惰性心理支配下，子君才从父权的家庭走出，就又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置于夫权之下，以期得到一种稳定的保障。在乏味的生活中，唯一在她心中存在的浪漫回忆便是那求婚片断，这是她时常自修的“旧课”。当瞬时的仪式化行为被当作永久的爱的象征时，她所付出的一切也便有了“回报”。在此，我们应该注意到涓生、子君对于求婚情景的体验是绝不相同的，子君那考问式回忆颇使涓生窘迫。在涓生看来，那可笑的电影一闪是可鄙的，因为这未免带有庸俗的色彩，然而深究下去，他对这一情景的厌弃，其实还带有一种逃避心理，害怕永久责任的承担，因为那仪式化的举动也代表了某种承诺。这正是子君所乐于回忆的原因，从回忆中她得到了一种爱的保证。而涓生则仅仅将它当作他们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途径，只是他在慌张中身不由己的一个举措。如涓生误会了子君一样，子君也并不理解涓生。自始至终，她并未真正走人过涓生的内心世界。恋爱时，涓生对她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同居后，涓生对她谈起“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她也领会地点点头”，而当涓生觉得她已成为他生活的负担后，拣了一个机会，“将这些道理暗示她；她领会似的点头”。子君的点头，并不代表她的理解，只是表示着一种温顺与服从。子君是一个很有点“妻性”的女子。鲁迅说过：“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而已集·小杂感》）妻性的逼成，是长期男性中心文化的结果，子君身上的传统因袭也正表现在此。在她单纯的心中，爱情就是共同的家居生活，是对丈夫的顺从与服侍，是川流不息地吃饭与汗流满面地劳作。子君沉在她的女性世界中，没有与外界的任何联系。涓生是她与社会外界沟通的唯一联系者，然而涓生传导给她的社会讯息却是失业与怨兑。不能不说子君的软弱与消沉与涓生有关，如果有一个积极乐观并且强有力的涓生的支撑，子君也许会更乐观勇敢些。而涓生却恰是软弱而带点神经质的。作为一个中下层的小知识分子，涓生并无稳固的社会地位，有时连温饱也难以维持，时时受到社会环境的挤压与排斥，与子君骇俗的同居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挤压与排斥，这就使得他这样一个受过“五四”风气熏染，有着自己的理想与精神追求的青年，内心不能不处于一种极度的痛苦与压力中。在拼力挣扎于社会，觅一生存之地时，他强烈地需要子君的理解与精神支撑亦属自然，然而涓生所采取的方式却是错误的，不是去做积极的争取，而是要子君自觉地想到、做到，甚至以情绪作表达，“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而子君却是一个更弱者，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她更封闭于自己的女性世界，愈来愈怯懦，甚而变得麻木，“她总是不改变
当然，子君自身的惰性因袭，她的较平凡的个性是造成她悲剧的主要原因。当年文君奔相如后，因生活困窘，尚有当垆卖酒之举，而现代的子君，在经济的打击将使小家庭破碎之际，却毫无建树，仍陷在一日三餐的忙碌中。这里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作者的男性角色事实上也妨碍到子君形象的塑造，其潜意识中的传统男性观点，剥夺了子君在此时积极行动的权力。小说中的涓生，也只是要子君勇敢忍耐，创造一个安适的环境让他去搏击，当他的诸多努力并未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时，则他“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将自己生存的无能转嫁于子君，虽不如“女色亡国”式的思维严重，但其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在这种境况下，子君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要冲出这样一种境遇，是需要一个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到“我是我自己的”，于行动上更为果决的卓越的女性的，子君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她的柔顺与服从，她对涓生的“旧式”的爱，都使她不能摆脱女性的软弱与平俗，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生活与爱的自由，任将自己勇敢争取来的爱情葬送在凡俗生活的摩擦中。子君的悲剧乃是一个尚处于半“新”半“旧”状态中的女性的悲剧，一个受过个性解放启蒙，而思想意识的出发点仍停留在男性中心范式里的女性的悲剧。而涓生虽然标榜男女平等，也真心希望子君能与他共同奋进，却仍脱不了男权意识，最终还是习惯性地以女性为牺牲。鲁迅的深刻之处，便在于揭示出这种历史惰性力的深重，他让子君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却又陷身于旧式的罗网中；让涓生主张着男女平等，却又摆脱不掉男性中心的思想。男女两性，就在这种现实的冲突中痛苦着，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
二、人生的寂寞与孤独
涓生、子君的爱情便在这冲突中消耗着，双方都陷入孤绝状态，他们彼此都不能在对方那里找到归宿。在涓生，是不能达到精神上的交流，在于君，是不能找到生活的依托。鲁迅在此展示给我们的，不仅有个体相对于社会的孤绝感，更强调了爱情关系中的孤独与寂寞。在社会挤压面前无能为力的个体，在爱情关系中依然是相互拒斥的，现实人生的寂寞可谓达到了顶点。在涓生、子君的爱情中，没有心神的交融，双方都在自我的世界中寂寞着，煎熬着。当一方想走出这寂寞时，所加诸对方的不是理解而是责求。这样的心态，乃是处于孤绝状态中的人强烈地寻求自我生命的价值感与归宿感的表现，是人生的大寂寞。在此，自我生命价值感的得到是要以生命价值的外化来体现的。无论是涓生的幻想的“新的生路”，还是子君所操持的小家庭，都是这种“外化”的对象。当人幻想通过他者来取得一种价值与归宿时，那么，伴随而来的，则是失落与更加的寂寞。当涓生于寂寞的会馆中盼来子君这希望之神，他的“心宁贴了”，寂寞中不安与躁动的灵魂暂时有了归依；当他们决定同居时，涓生的心则“平静下去了”，那段时光也是“最为幸福”、“最为忙碌”的，由“宁贴”到“平静”，寄托的程度加深，子君成了他自我生命的一种投射。同居之后，涓生发现他们之间的“真隔膜”，在“宁静而幸福的夜”中已意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时，其灵魂的深处又有了不安与躁动的因子。当他者并不能成为其生命价值的投射，涓生就又退回自我心灵的一隅，做着各种可能的幻想。涓生的孤独，事实上并不是一种超越现实人生的智者的孤独，而是与现实人生不谐和的落寞。社会环境的挤压，使他不能在社会中找到自我价值的体现；与子君的隔膜，令他不能在爱情中觅到归宿。他的灵魂始终漂浮着，没有落到实处，他的寂寞乃是因为现实生存关系的匮乏。处于这样的孤独中，他生存的环境只能令他痛苦、不安，他极想冲出自身的环境，在新的追求中找到一种谐和。失业曾使涓生感到将开始新的“翱翔”的欢欣，但现实中，谋生并不如他想的轻易，子君便成了他欲摆脱的对象，“生路还宽广得很”，只要没有子君。因为此时，子君已成为他唯一的现实关系纽带，是他与现实不谐和的焦点。而当他真正失去子君以后，他又感到“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的虚空的存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若一无现实的羁绊，他的生活便只是一个虚空，人是不可能只在精神中生活的，“人必生活着”即此谓也。现实令他痛苦，而脱离现实却又虚妄，这是人生的悲剧，灵魂的悲剧。可以说，涓生是一个理想多于现实的人，他时时脱出现实的轨道，去做精神的飞翔。然而现实人生并没有提供给他时时更新创造的机会，只有他所厌弃的单调与乏味。于是，他只有将自己的灵魂孤立于现实，孤立于子君，才能得到一种平衡，有这平衡才不致丧失生的勇气，才能在“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中幻想着新的生路。涓生既孤立于现实，生存的危机感便时时笼罩着他。子君毕竟只是现实存在中一个平凡女子，她既不能拯救自身，也难以超度涓生的灵魂。于是乎，涓生只能“救出自己”了。
爱情，在这里只是加深了生存的孤独与绝望，对涓生来说，是异于其精神的现实存在；对于君则是其生命过程中编织的一段幻梦。当子君温习着“旧课”，眼光也变得柔和起来时，她心里正感受着爱与被爱的幸福。但她的情感交流对象——涓生却觉得这一幕可笑，这不能不给子君的柔情抹上一笔荒诞色彩。爱本源自心灵的交流，在自造的幻境中的爱是虚妄的。但正是这虚妄支撑着她在一个寂寞而拮据的小家庭中操持着一切，她已将自己的生命价值外化在这操持中。在她预感到危机时，仍竭尽全力维护这份虚妄的爱，为的是免遭幻灭的打击，失去存在的意义。当涓生终于表示了分离的意思，“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幻境中的子君尚有份精神的支撑，从幻境中惊醒的她则不知如何了，恰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说：梦醒了却无路可走。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安排给她的命运是死亡。此乃生命存在的大悲哀：生命的存在价值乃是在幻梦中体现着的，走出幻梦的生命则要被现实的荒漠吞噬。这样的笔法也许太冷酷了，然而却是真实的。
必须指出，《伤逝》所展示给我们的现实生存环境是阴郁而惨淡的。涓生会馆里“在偏僻里的破屋”是寂静和空虚的，子君叔子家里也并不温暖，他们在吉兆胡同创立的满怀希望的小小家庭也渐渐变得冰冷，然后是更加虚空的会馆里的破屋。而主人公周围的人们的冰冷与漠然更加深了这种气氛。老东西与小东西对主人公的“关注”是出于一种卑下心理的窥探；朋友的忠告，其实是因为胆怯与嫉妒；房东太太则嗤笑他们的穷；“世交”也是冷落的，说起子君的死亡，也只是“死了就是了”，漠然之至。阴郁的氛围，冰冷的世情，在鲁迅小说中是反复出现的，在《伤逝》这样一篇抒情小说中依然是同样的阴郁。这不只是因为小说本身即是一幕悲剧，更主要的这里表现了鲁迅一贯的思想，因为爱的炽热与执着而对现实人生的一种绝望。鲁迅是注重现实人生的，在他看来，没有比现实世界、现实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了。愤怒于对生命的漠视与麻木，他小说中曾一再出现的死亡主题，表现死的寂寞与悲哀，如祥林嫂，如子君，如魏连殳……生命在于个体永远是神圣的，而当个体生命价值被剥落，个体的生命存在便永远打上了荒凉、寂寞的色彩，存在的虚无感便难以摆脱。这使得鲁迅将对现实世界与现实生命的炽热的爱，转为一种沉重的绝望，在他的笔下便化成了对现实人生的冷郁描写。
在《伤逝》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生存环境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剥夺，社会环境的挤压将主人公的生存之地压缩到了极点，能否维持生命存在都要打上问号，更谈不上其他。如果生命都难以维持，那么道德与价值，追求与希望便成为虚空的存在。“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就是最沉重的感喟。在一种四处受挤压的环境中，主人公越来越陷入一种自我怨兑中，涓生对于君的厌弃，就是这种自我怨兑的一种迁移。这里，不仅个体存在的自豪感与英雄感荡然无存，连爱的能力也已丧失。那么，摆脱子君，在涓生看来，就是摆脱挤压他的环境，争取自己的存在价值。他幻想子君不在身旁的情景，“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自我的生命力又有了苏醒。但这种苏醒实际上只是虚幻中的狂想，涓生的现实生存环境依然没有改善。子君走后，他回到的是更加虚空的会馆，又回到寂寞与渴求中，其个体生命价值并没有得以外化。在此，阴郁惨淡的现实环境将人物迫回内心，激烈的内心冲突与灵魂挣扎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伤逝》无愧于一支悲郁现实中的人类灵魂哀歌。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2期。）
黑暗心灵的光明
——艺术作为人的精神家园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以一种阔大的境界，道出世事人生的寂寞与悲凉。未必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胸襟，但不同的人却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体验到人生的孤独与无奈。应该说，生命在本质上是孤独的。正是这份孤独，使得每个个体生命在存在的状态下，处于一种渴求中，渴求一份精神的归宿，希冀与他者的沟通，仰慕宇宙的汇融。人类从未中断过对理想国、乌托邦的幻想，即使在宗教的陶醉中，也忘不了对天国（基督教）、极乐世界（佛教）的憧憬。这样一种恒久的向往，恰说明人们对浑融完洽境界的难舍追求。
而尘世的现实是令人沮丧的。亚当、夏娃自伊甸园的被逐，表明人类要在艰辛与劳作中度过一生；巴比伦之塔的故事，又道出人们在艰辛的生活中却要因语言的隔阂而疏离，潘多拉的盒子则独独把希望摒弃人间。神话也许只是神话，但却未必仅仅是神话，神话所道出的往往又是高度的真实。这世界看上去是隔绝而黑暗的，人们注定要在灾难与痛苦中挣扎。但缪斯女神却在这看似黑暗的世界中燃起一点亮色——她赐予人类以艺术。
艺术并非苦难人生的拯救，宗教应该比她更能担当此任。尼采言“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艺术乃是生命的冲动，是生命本身的精神渴求。这份冲动与渴求给人类痛苦无奈的尘世生活以抚慰，在其孤寂的灵魂深处，奏出一支希望之曲。艺术家的职责便在于：给人类黑暗的心灵带来光明。这光明是虚幻的，也许是影子的影子，也许是庄生的梦中蝴蝶，但它却是人类的灵魂之光。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探讨艺术的起源及艺术品的形成过程，只是试图把握一下艺术中的精神因素，把握一下作为生命本身之形而上活动的艺术。马丁。布伯有言：“谁要是在仰承精神之气息后，竟想把握精神或者探知精神之性质，那么他已违忤了精神。”也许下面的探究正是一项违忤精神之举。
一、无言的伤感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丹麦王子曾做过一段着名的独白，那便是困扰过许多人的“存在”（BeingorNotBeing）问题。而“任何一个认识与存在先于生计问题的人多少都是悲哀的”，刘伶的醉酒，徐青藤的癫狂，并非因为生计的困窘，而是在于他们灵魂深处的悲哀。这悲哀是生有涯，知无涯，以有涯随无涯的寥落，也是在恶浊现实中无言的精神之痛，心灵之旅。在这样的困扰下，生命变得更为虚脱空邈，宛如轻扬的柳絮飘摇而不知所止。你可以如庄生那样鄙弃烦恼的“人间世”，向往空旷的“无何有之乡”，然而最终你还是难以摆脱束缚你的肉体躯壳与凡俗世态。这困扰是难言恼人，又无答案的，它已不单单是一个存在与否的问题了，在这里，它已变成唐吉诃德式的风车之战，是以有限的个体向存在的永恒挑战，永恒生命在此变成了一场悲剧式精神之舞。
有人道：生命中难以承受“轻”，“轻”便是生命深处那无言的伤感。而难以承受却又必须承受，这是生命的悲剧，人的悲剧。而承受的方式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在灯红酒绿中麻醉，将这份轻转换为一种油滑的适应，有的在相濡以沫或含饴弄孙式的亲情中陶陶而乐，在现实生存的关联中消融其轻。而有的却永远也难以摆脱这“轻”的纠缠，于是这类人开始寻找某种永恒的归宿感，他希望在这飘忽的精神形而上中寻找依托，觅一家园，以期将自己这缥缈的精神之絮以现实的文字或线条、色彩、符号等等固定。因之，这家园是在创造中实现的，即，是在由内在冲力化成的行动中消解生命深处的伤感，完成一种美。这美的创造，最典型的莫过于艺术的创造与欣赏，在艺术创造与欣赏的行动中，你可以实现你的归宿感，完成与世事人生的浑融统一。于是，似乎你人世了，伤感消解了。但，且慢，艺术却并非为了人世而存在，伤感在消解的同时便又重新产生。艺术同时必须是超世的，才能给人以形而上的慰藉。难道你不以为，在艺术的创造与欣赏中“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尼采语）。这便是艺术之为艺术，她能真正作为人的精神家园的原因，也就是由生命内在的形而上遁人艺术的形而上。如果说你以艺术的创造与欣赏行动来达成与现实人生的统一，是将艺术化而为“我”，即将艺术投于现实生命的存在；那么，艺术的形而上慰藉说，则是“我”化为艺术——降生命存在融于艺术。
后者所强调的是一种由瞬间存在的审美愉悦而达到的那种宇宙感与永恒感，这二者是统一的，统一在艺术的精神气质中，中国传统的“味外之旨”、“羚羊挂角”当也该在此列中吧？这样说来，似乎有了艺术，人的精神便觅到了皈依之途，然而并不。事实上，无论是人在艺术的创造中还是在欣赏中其皈依感都是短促的，在精神得以慰藉的同时，也开始失却慰藉，毕竟，人的精神仍是与现实人生相关联的。
二、西西弗斯之石
“艺术表演着宇宙的创化”（宗白华语）。人对艺术的精神追求也是对宇宙生命的追求。人在这追求中渴望达到大化之境，与宇宙汇融，这是“家园”的“最终实现”。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主人公，几经努力与追求，最后终于使自己的作品臻于完美，但这稀世精品却绘于土着小岛的草屋中，并且随着作者一起焚化飞升。也许此“画”只应天上有，它只能与产生它的天才一起离开人间；也许作者与作品同时融入了永恒；也许精神的形而上家园在实现的同时便也就消失。
作为人的一种精神追求，艺术也许负担太重、步履维艰。即令如此，她也必须担负下去，否则，艺术即不成为艺术。在艰难的行进中，艺术必须背负着人的精神寄托与美好的向往和希冀。因之，人对于艺术是不餍的也是苛刻的，欣赏如此，创作更是如此。
也许你可以感叹“明月千载共悠悠”，感叹宇宙存在的恒久。也可以惊慕人类艺术的精神共同性，但这个“同”却不能终止你对艺术之异的追求。人们对艺术的追求只在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即：只要人的生命存在，灵魂的向往，精神的追求就存在。这样一种源自生命本体的追求是恒久的，所以艺术的形而上也是恒久的，也就是说艺术的精神存在。由此说来，精神家园难以一种具体形态而存在，它只是艺术的一种精神实质。但精神家园又必须以一种现实的形式表达。精神家园的构筑不能摆脱现实人生的藩篱。生命活动毕竟仰赖于物质的存在，精神产生于物质自不待言，即或生命活动进入纯精神的世界，亦需具体形式的约束。精神之絮可以野马也，尖埃也，可以飘忽千里，渺忽云外，但最终的表达仍离不了语言、色彩、线条、符号。便是思维本身也需语言来进行。
形式能否忠实于精神，也许是艺术家最大的苦恼，而对于艺术品的接受者来讲，他的精神结构能否适应艺术品的形式表达也是一大困扰。也许我们可以用“力的同构”来解释陪当的形式表达。而此处精神又在何处？艺术的独特气质又在哪里？在于格式塔质，在于审美场么？也许。在于心灵的吸引与契合么？也许。格式塔质或审美场的解释当比后者更科学，但仍是不确定的。因为精神并非确定的，它是难以把握的。
每每，我以为把握精神之要义，觅到了心灵的依托，然而又倏然即逝。艺术作为人的精神家园实际上存在于艺术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是在不断的追求之中。每一艺术精品与佳作也只能表达人类精神的某一点、某一面。在这一点上，它也许是完满的、独一无二的，但也只是一点。人类精神世界是阔大的须代代挖掘。由此。则“江山代有才人出”。精神的表面是痛苦的。人类心灵的印迹如雪爪鸿泥，万难具录无遗。但正因是雪爪鸿泥才见其珍，见其美。这是人类崇敬具真正精神品格之艺术的缘由。
人类对艺术精神家园的追求，恰如西西弗斯推动他的巨石，永远难以停歇。
愿真正美的创造永在。
（原载《青海湖》，1992年8期。）
潇洒不成沉重亦难
——文人的两难处境
当越来越多的弄潮儿在“商海”搏击中大显身手的时候，也有越来越多的文人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
一度领时代风骚的人文学子、作家、批评家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已被“商品化”的潮流用人到无人注视的角落。严肃的文学作品、学术着作几到无人问津的程度，颇有难以为继的尴尬。以推动社会精神发展为己任的文人也越来越难有用武之地，他们在社会文化指向逐渐流于通俗的时候，不得不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
固然，社会转型，各个社会阶层都要经过一个角色转换与心理适应的过程，可文人在调整自己社会心态的同时，还要面对一个“精神抛荒”的问题，他们多年来所追求的人生价值理想正受到极大的摇撼。
也许，迄今为止还有一些文人仍在企盼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复兴，但更多的文人已开始以比较现实的眼光对待自己。于是，文人“下海”开始成了时尚。某文学博士，几年前找不到工作，便做起了书商，起初还为放弃多年的研究而痛苦了一段时间，在几十万元赚进之后，竟对自己原先所看重的文章学问有些鄙薄了。文人与商人所信奉的价值与法则本不相同，做了成功商人的文人自然要转化为“非文人”。只是向以清高自许，耻于言利的文人，到了只认可“利”的市场面前，不见得人人都能适应，相当一部分“下海”的文人呛水倒是证明了“百无一用是书生”。
文人“下海”原是一部分文人在整个社会人文精神萎顿时对新的出路的探寻，但“下海”经商却是与一般文人阶层的精神追求背道而驰的。文人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经济之外的阶层，一旦也去“海里”扑腾，那还算文人么？骨子里就是文人的人往往不愿去“游泳”，时下热闹非凡的“商海”不属于这些人。
既是成功的文人，又是成功的商人的例子不是绝对没有，郑渊洁即是一例，但这只是极特殊的情况。郑渊洁的创作称得上严肃，却也是通俗的，具有推向市场的可能性，“皮皮鲁牙膏”的出现，既使孩子们觉得新鲜有趣，又能让社会接受。但你无法想象鲁迅推销起“狂人牙膏”的情形，茅盾开起“子夜游乐室”的场面，这只能给他们严肃的社会批判作品抹上滑稽的油彩。文人所推重的文章学问，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作为商品来流通。这是文人立足的根本，倘若连这个根基也要去毁掉，社会所失去的将不仅是一批文人，而是一个时代的人文价值标准。
生存的压力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沉重地落了下来。就在一些“大款”宣称“没有比钱更好挣的了”时，普通人则发觉他们只是在为温饱付出廉价的汗水。一对在研究院和高校工作的夫妇，月收入只有400多元，还要支付孩子的花费，日子相当紧张。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颜回那样，粗食陋饮而不改其乐的。一些文人不能不为生计暂时放下自己的研究或创作，去写一些能换回些稿酬的通俗娱乐性作品。虽说稿酬低廉，但对不愿放弃笔耕的文人，倒不失为与市场结合的最佳途径。只是这样的写作已由原来的创造性工作转向了商品制作，写作时精神上的愉悦感与成就感消失了。有人公然说自己在制作垃圾，说法虽有些偏颇，但其精神上的苦闷却可见一斑。
坚守纯文学与纯学术阵地的也绝不是没有，只是境况窘迫，且后继乏人。一部分早有成就的作家、学者们尚可凭多年修炼的根基不闻窗外之喧闹，但于年轻的学子，走上这样一条路实在艰辛。在严肃期刊大滑坡的情况下，发表一篇论文或作品的难度增大了，其所能引起的反响则小多了。对于需要一些成就感的年轻人，这无疑是极大的发展障碍。更大的障碍来自出版界。一般的学术着作、诗集、作品集订数很难过干，开印起来必定赔本，没有哪家出版社愿做赔本的买卖，要出书，自己拿钱来。年轻的学子们即使耐得住性子，忍得住清寒，坐得住冷板凳，将文稿写出来，也决拿不出几千乃至上万的出版费用。有门路的人开始拉赞助，文人终于落到文丐的地步。有钱的可以出书，无钱的不能出书，钱竟成了裁定文章学问的标准，文章学问的前景也便可知。
终于，文人们明白了，做文人原来也是件奢侈的事情，在生计尚需小心谋划的时候，文人是做不起的。可想做文人的仍然不少，各种各样的办法提了出来。有的要以副养文，兼做点其他来支付弄文的开销，然而精力分散，恐怕最后被牺牲的还是“文”；有的想先经商后从文，钱赚进了再来做文章，但钱赚到什么时候是尽头，还能有心思做文么？有的希望被“养起来”，也就是希望企业或有钱的阔佬出资，只是拿了人家的钱，你的“文”还会保持纯洁与独立么？说法各色各样，给文坛平添了不少热闹，只是文人依旧。（原载《中国文化报·文化周末》1993年9月10日。）
闲话“言情”
目前的书刊竞争可谓激烈，严肃书刊的大滑坡且不去说了，即使通俗作品，各类各色，名目繁多，也难免潮涨潮落。然而就在这潮汐起伏之中，言情小说却始终保持着比较稳定的销售，不容人们小觑。
“言情”的历史，从“关关睢鸠”的《诗经》时代，到“才子佳人”题材横行恣肆的明清小说戏曲，可谓源远流长。像风靡现代的言情故事一样，“才子佳人”在当年也曾是闺阁中经常的话题，很使一些小姐、太太牵肠挂肚、欷献不止，对于封建礼教也是不小的冲击，连《红楼梦》里的贾母都要担心教坏了好人家的女儿。言情故事虽然从一开始就有读者，但声名却不佳。不光文人雅士们将其视为低俗的东西，人不了诗、词、赋的大雅之堂，贾母们也是要将其逐出大观园的。然而它的生命力却出奇的强，流韵至今不绝，才子与佳人依然活在现代“言情”家的笔下。剥去时代的包装，现代“言情”的主人公大都还是才子与佳人的翻版。琼瑶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哪个没有洒脱的外形与过人的气质？作者甚至苛刻到连身高都要限制的地步，女必一米六以上，男必一米八左右。这些主人公经过秦汉、林青霞们的银幕造型，更强化了读者的印象。靓丽的外形加上与众不同的身世背景与众多的倾慕者，成了现代才子与佳人的标志特点。他们爱来爱去，天翻地覆，历经磨难，终成正果。这无疑是最能牵动那些处于初恋年龄的少男少女们情愫的故事了。
多数“言情”家的创作是商业性的，从人物设置到情节推进都有一定的套路可循，雪米莉的蹿红即证明了“言情”类的小说作为商品的可复制性。只要有人读，写家就可以一本又一本地制作下去。问题是，明明这一本与那一本差别并不大，这一家与那一家并无太多的不同，为什么总有人去读？有人说通俗文学与现在的“快餐文化”是相适应的，消费起来简单方便，人们当然更乐于接受。但商品也罢，“快餐”也罢，总要适合人们的口味，才可能有顾客。“言情”自有它吸引读者的内在因素。
商品化了的“言情”写作方式毕竟产生不出内涵深广的作品，现代“言情”比起当年的“才子佳人”来毕竟少了几分真诚，多了一些技巧。“才子佳人”还出过张生、崔莺莺这样的动人佳偶，而现代“言情”能让你投入地读一次便已是很成功的了。（原载《中国文化报·文化周末》1993年10月22日。）
莲花落
莲花落这个词对现在的人们来说，已是很生疏的了。这是旧时曲艺的一种，是乞丐打着竹板唱着讨饭的，那意思和现在街头卖艺者唱的小曲儿差不离。这么一说，莲花落便与破烂的衣衫、肮脏的面容联系在一起。然而就在这些唱莲花落的族群里，很有不少破落户的子弟。祖辈的家业在他们手中败落了，自己既无东山再起的能力，又无曹雪芹举家食粥、写作《红楼梦》的才气与毅力，唯有家境殷富时听得的一点曲儿还留有记忆，只好打打竹板、唱唱莲花落讨口饭吃。人沦落至此，也就没有什么自尊可说了。从这个角度看莲花落，实在包容了不少历史的沧桑、命运的沉浮，其中的文化蕴涵是很丰厚的。
语言的意蕴与文化的积淀确是须臾不可分的。在人类文化的积累中，语言所起的作用很大。但除了专家、学者，很少有人去思考这其中所含的文化意味。在我们频繁的使用中，语言日趋庞杂与混乱起来。当人们说着一些不知从何时、何地冒出来的“新”语词时，常不假思索地以为炫耀，但倘以为一切新产生的便是时髦，那就大错特错了。如同旧时唱“莲花落”的子弟是遭生活淘汰下来的一样，语言也有它历史地选择与淘汰的过程。在我们现代白话文的形成过程中，由于与我们长期积淀的文化结构不符，难以在固有的文化语境中寻觅到位置，有多少曾经时髦的新语汇遭到废弃。所谓的“新”很快便成了过眼烟云。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大至国家的风云变幻、小至一个语汇的存留，无不要经过大浪淘沙般的严格汰选。
然而，就在这无情的汰选中，随机与偶然的因素实在不小，以至后人读史的时候，常发出如果当时怎样怎样就好了的感喟。在这里，语汇存留的汰选相对而言倒更具规律性一些。不管是什么新语汇，都须与整个社会所积淀的文化语境相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一个语词可以映出历史的沧桑与际会，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在这“花”与“沙”的世界里现出的是大社会与大宇宙的变幻。禅的玄机也就蕴藏其中。轻轻撩开禅的面纱，“花”与“沙”的美丽也就呈现出来。所谓妙悟人生，是从一粒“沙”、一朵“花”乃至一个语词开始的。相对于大宇宙，人生只是一粒微小的沙子，就是这粒沙子给予了你生命的乐趣与感受的无限。蚁群被人类践踏在脚下，然而对蚁群来说，人类只是陌生而巨大的怪物，它们仍匆忙地寻觅食物、秩序井然地享受大自然赋予它的生命。自然赋予每个物种的是不同的形态与生存方式，然而大自然却给予了他们共同的生命。生命的价值应当是等同的，在每一个物种之间如此，在每一个物种的内部也如此。这是佛的世界。佛坐在莲花宝座上，每一个唱莲花落的子弟都是佛脚下的芸芸众生。佛说，众生需要普度。众生说，我们活着，这就很好。这就是人与佛的距离。远离佛而成为人，欲望着、痛苦着也渴仰着，这就是凡俗的人生。成为众生的一分子，众生也就雀跃着为你欢呼。然而，就如每个语词是特定的存在一样，生命独异，没有两个遗传基因完全相同的生命个体。成为众生而不受拘于众生，这才是真的享受生命。（原载《文艺报》1996年7月5日。）
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由于有了20多年的改革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积累，正朝着富裕的道路迈进，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普遍提高。大小商场商品琳琅满目，人们的吃穿住用已不再是物质匮乏时代的能吃能穿就行，而向着更高的品牌需求、审美需求发展。住房面积越来越大，小轿车正逐渐取代自行车成为人们的代步工具。人们的娱乐、休闲要求也越来越高，各旅游景点人满为患，度假村、迪厅、酒吧大行其道，各种光碟、CD、录影带早已成了许多家庭的必备品。而技术的发展也带动了媒体文化、数字文化的发达，报刊林立、互联网络盛行，电子通信业也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光手机短信每年就给通信公司带来数以亿计的产值。于是，人们惊呼，一个后现代的消费社会正在形成。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文学也在发生与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为适应消费社会的要求，文学正走出传统的角色，形成新的特质。
首先，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淡出，文学将逐渐摆脱政治的束缚，越来越回归文学本身，五六十年代，文学曾作为政治斗争的特殊工具而被抬得很高，文学过多地承担了文学以外的任务，以至于文学越来越不像文学。当然，伴着文学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泛滥，文学也成为社会公众注目的焦点，一时成为拨弄社会风潮的领军。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从政治的文学、社会的文学、责任与工具的文学回到艺术的文学、形式的文学、探索与先锋的文学；而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至今，随着消费社会的逐渐显形，文学也显露出它的休闲娱乐性能，休闲文学、大众文学兴起，文学的意识形态工具角色正在淡化。文学开始成为娱乐的休闲品，先前的社会政治旋涡中的弄潮儿变成了消费社会的娱乐小品，文学由是边缘化了。这里的边缘化，并不是指文学离开社会孤立地存在，而是指社会中心变了，文学的角色也在变，边缘化意味着文学已成为意识形态的边缘，逐渐变成进入大众消费市场的商品。
其次，进入消费市场的文学，将越来越显露出商品性。文学可以为作家赚来养家糊口的钱，也可以成为出版商赢利的工具，这一切都需要作为商品的文学有卖点，被消费者购买的文学才能成为商品。所以作家写作时必须考虑购买者的需要，考虑他们的阅读趣味。文学将越来越迎合大众的需要走向通俗，文学的深度模式将被打破。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作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创作虽还不能被称为是通俗文学，但越来越具有通俗性。这意味着文学将从高居于社会顶端的象牙塔中走出，成为大众的日常消费品。购买文学作品与购买时装、汽车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文学作为精神产品的特殊性已在消费者的购买过程中消失，它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只有被购买消费了才能产生价值。而且，越来越多的作家将摆脱体制的束缚，进入市场规则，成为市场化的写手，而不必再承担一些空泛的所谓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第三，成为商品的文学将卸掉历史一度加身其上的社会教化、道德批判的功能，休闲、娱乐功能将成为文学的主要功能。自古以来，我们的文学就被历史“委以重任”，承担起超负荷的责任。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历来就与经国伟业联系在一起，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象征，担负着社会教化、道德批判的重任。进入20世纪，新文学兴起后，文学又与社会革命、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又一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负载社会责任是必然的。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成为商品的文学将从沉重的社会责任中解脱出来，文学似不必再负载传统的重压，因袭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以一种轻松、直截了当的方式与金钱交换，实现自己的价值。
第四，随着社会技术手段的进步，文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它将与现代信息业结合成为日常信息流的一种，并以新的方式占领消费市场。今天，网络文学已成为时尚热点，而手机短信的文学性也越来越多地被传播者们实践着。它们的出现改变了文学的传承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审美习惯。网络文学的互动式优长，使传统文学相形见绌，文本不再是不能改变的死的信息载体，而成为一种活的互动式的信息流。读者既可以阅读文学作品，也可以参与到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这是网络技术所支持的一场悄然到来的阅读革命。这场革命将使得互动性成为文学的显着标志，也给文学带来更大的个人化空间，文学将成为人们展示自我、展示个性的最佳平台，更多地成为一种自我性灵的抒发。性灵的文学、轻灵的文学将成为文学的主流，文学消费更将以心灵化抒写作为主要的市场目标，所谓重大题材等的创作将淡出人们的阅读视野，成为文学消费市场的过时景象。
第五，随着文学个人化时代的来临，文学在创作形式上也将花样翻新，文学创作将被各种个性独特的创作理念所包围，成为作家们实验新的创作形式的跑马场。因为越是个人化、个性化的东西，越需要新的表现形式来支撑。为将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人性感悟方式表现出来，并为大家所接受，个性化的形式追求便也在所难免。而个性化的形式追求也将赋予文学以全新的面貌，给人全新的阅读感受。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将从主流位置淡出，让位给个性特色突出的新形式主义文学。这种文学对创作形式的个性化追求将使得文学变得更为丰富多样，也更适应消费社会人们的阅读心理。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文学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会产生很多变化，这必将给文学带来新的面貌，文坛也将因之产生新的局面，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原载《文艺报》2003年10月14日，署名宁逸，原为“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讨论而作，本意为引起争鸣，观点难免偏颇。）
中国现代小说的主体观照
——读郭志刚《中国现代小说论稿》
一部好的文学研究论着如同好的文学作品一样倾注着着者的心血与热情，显现着其个性与气度。读郭志刚《中国现代小说论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以下简称《论稿》），你不能不感受到属于着者个人的风度与气质。着者绝没有拿出破毁与重建一切的气势，使你在这种气势下丧失自信，而是让你在从容和缓的文字中感受其探索学术的执拗与热情，提出与论述问题的独到与精辟。
《论稿》从“五四”到八十年代初，各个时期均有所涉，论及三部分的内容：文学思潮论，作家作品论，拾穗小论，纵横交织，补缺拾遗。这是着者单篇文章的结集，却表现出一种立体的观照方式。
“文学思潮论”是《论稿》对现代小说史进行宏观与抽象把握的部分，较为直接地表达了着者的文学观和研究观，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向题。其中《现代散文对现代小说的影响和渗透》（写于1988年初），较早有开创性地提出了现代散文与现代小说关系的问题，力图从两种文体的联系中找出一个新的思考角度。着者认为：“中国散文的产生远远先于小说，并为小说的产生准备了某些条件……当散文发展到现代阶段，它对小说产生的影响就更加广泛了。这种影响，常常表现为一种艺术上的渗透。”这些看法应当说是很精当的。而《在现代与传统之间——一个和写小说史有关的问题》（写于1990年），则表现了着者对现代小说史研究现状的深切关注与思考。
“作家作品论”更见着者的研究特色。《现代启示录——读冰心的两篇小说》，以讲故事的口吻开篇，从容不迫地议论着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五四精神在当代的传继。着者试图由冰心这位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作家在新时期的新追求来寻求这个问题的解答。委婉多致的文字中流露着着者深深的思考与求实精神：“在冰心的行进路线里，就体现着五四文学的传统，即便只是一部分，它也是真实的、宝贵的，比一些徒作空言或妄言的理论家说的，要切实得多。”《论稿》中对现、当代不少作家作品都有细致、独到的研究，而对许地山的“东方式反省”更为启人心智：“可贵的倒是这个灵魂，这还是用伟大的东方传统的乳汁哺育出来的灵魂……这个灵魂的净化过程，也就是许地山创作中的东方文化意识，在前进中经历的一系列肯定与否定、吸取与扬弃、反省与提高的过程……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支点、这不是什么‘轨迹’，我们直视之为国魂、民族魂更妥当一些。我国现代文学创作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和表现和发扬这个国魂、民族魂成正比的。”你不能不承认这“反省”的深度与高度。
“拾穗小论”，作为拾遗补缺之作，所提供的信息与视角是丰富新颖的。《庐隐创作中的社会信息》这一论题本身就含有颇强的信息性，无疑是认识庐隐的又一角度；而另外，《谈作家的感觉能力》、《用孩子们的眼睛观察世界》当属创作论的范畴，而着者却直觉到：“用孩子们的眼睛观察世界，构思和描绘未来世界的蓝图，这是艺术上的一个发现。我国自鲁迅以下的现代作家们，经常在这个发现中（自然，每一次都带着发现者自己的个性）开拓和充实他们的艺术画面”。无疑，这为现代小说史的研究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作为一部涵盖现、当代小说研究的论稿，不仅有从整体上进行的理论分析，也有分时代分作品的细部把握，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细部把握都是在一种研究热情下进行的，时时现出神采与光华。《论稿》由现代观照当代，由当作反视现代，融会贯通，表现出很高的研究修养。
当然，现代文学的研究日新月异，观念的更新，思想的深化，视角的转换等颇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毕竟《论稿》写于前几年甚或十年以前，有的观点、有的论断今天看起来可能不那么“新”，甚至值得商榷，但其价值与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原载《光明日报》1992年7月28日，署名宁逸。）
质朴、扎实的治学
——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读后
这几年，学界冷落了许多。但是功底深厚的着作仍不少，其中便有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这部现代文学史着，兼有史家的持重沉稳与文学家的匠心巧思。作为着史者首要的就是应具备一定的史识，要有对史实、史料的综合驾驭能力。该书的编写者从对现代文学的宏观认识，到具体材料的调度运用，无不显示了他们的深厚学养。在对现代文学的整体把握中，他们试图描述出我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出其中的艺术规律。从西学东渐之后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变迁开始，该书即对我国新文学运动进行了全景解剖。在大量的作家、团体、文学风格、创作经验等翔实研究资料基础上，该书指出：“‘五四’以前就受到欧洲文学强烈冲击和深刻影响（没有这种冲击和影响，新文学不可能产生）的我国文学，在‘五四’以后没有、也不可能走上欧洲文学的老路，‘投入西方思想和文学的潮流’”，对我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种对文学史的规律性认识对于人们把握现今的文学发展方向将会提供极好的借鉴。
在基本文学史实的选择上，该书是较为全面的，除了一些在以前的史着中就被充分研究介绍的作家作品，该书极注意近年来现代文学界重新发现或重新评价的一些作家作品的介绍，例如对沈从文、李劫人、钱钟书等未曾被以前的文学史所重视的作家，介绍篇幅就很大。在新的作家作品的引人中，该书重点介绍的一般是那些影响较大、研究也较为成熟的一类。毕竟着史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写作，没有翔实的资料而轻率臧否是非，是会贻笑方家的。对于那些曾被忽略，尚还未被深入地研究或影响不是太大，却在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作家，该书则作了简短的介绍。这样既照顾了整体的涵盖面，又保持了应有的审慎态度，这对于一部高等院校的教学用书来说，其尺寸的把握无疑是恰切的。即使对那些已有定论的作家，编写者们也并未按照旧的模式去对待，而是注意介绍这些作家以前未受重视的作品，指出其意义与价值，并吸收学术界近几年来对这些作家作品的新认识及研究成果，加以全面概括总结。全书因而显得面貌较新，不落旧套。
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该书的编写者们仅仅将其写成了一部作家作品传，该书对现代文学的理论建设、社团流派、文学运动等重要文学史现象也都有广泛深入的研究介绍。而且该书的起始“新文学的先声”对晚清文学的状况较之以前的文学史介绍要全面详尽些，这从整部文学史的编排体例来看，说明编写者对于新文学的准备阶段给予了更高的重视，对理清新文学发展的脉络是极为有益的。除此之外，编写者还集中介绍了新文学的各种文体的发生与尝试，对于新文学的文体形式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因此，可以说该书称得上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该书的编写者虽然较多，但行文风格都较为一致，大都趋于简洁平实的文风。该书所涵盖的内容甚为丰厚，给人以厚重扎实之感，体现了编写者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也许，这种态度正是现今我们的学术研究所应提倡的。（原载《文艺报》1994年11月5日。）
打开记忆之门
——《怀旧文学书系》读后
读好书如啜名醇饮香酩，香气满口而且回味无穷。因为书亦有品、书亦有格，这就像人都有气质一样，书的品、格是包容读者的氛围；好书的氛围可以使读者置身于优雅纯净的境界。
近日读到蔡茂友、夏天阳主编的“怀旧文学书系”，便有啜名醇、饮香酩的感觉。该丛书的编选者们敏感地捕捉到世纪之尾飘荡在人们情感中的怀旧思绪，将“怀旧”作为编选主题，汇集了中外文学中怀旧文学之佳品，别开生面地向读者推出了又一套优秀的文学读物。全套丛书分为六个部分：《宇宙外面有个家——生者对死者的怀念》《阴城是一片古战场——文化怀旧》《是我先吻你——永远的初恋》《挂在树梢上的风筝——深深浅浅故乡情》《思念是生命的炊烟——追忆生命的年轮》《失落的摇篮——梦回童年》。它们基本囊括了怀旧文学的主要内容。
夜阑人静，执一二本细细读来，“怀旧”的文学将打开你记忆之门，带你回到一个个昔日的梦境之中。
梁实秋说：“旧的事物之所以可爱，往往是因为它有内容，能唤起人的回忆。”能引起你回忆的东西很多，亲朋故旧、家乡童年、友情恋情、美食佳境等等，它们构成你往昔生活的瞬间和片断，一个偶然的契机，这些瞬间和片断会膨胀起来，将你淹没。“怀旧文学”其实就是对这些膨胀的瞬间、片断的记录。
在童年的嬉戏中，你可能得到最早的人生启示；在你不灭的初恋里，有最真纯的情感萌发；在你涌动的乡情中，有你生命之根的遗留；在你永远的追思里，有你珍藏的私人笔记；在你固执的文化情怀中，镌刻着你思想的踪迹、审美的旨趣。
而现实的世界往往嘈杂，生活的琐碎已使你无奈，世事的纷扰又令你孤独、压抑、疲惫。“怀旧”的心态于是在空气中弥散着，人们疲惫的心灵穿越时间的隧道找到了家园。不管往昔留给你的是幸福还是痛苦，时空的距离可以使你以一种超然的、审美的姿态观照过去，审美中的幸福将具有德性的光辉，而重新咀嚼的痛苦将留下回首反思的感喟。“怀旧”的文学是跨越时空的审美体验，具有一种诗意的、朦胧的美感。捧读“怀旧”之文，便如同咀嚼橄榄，嚼得越久就越有滋味。“怀旧”该细读、该慢品，越仔细，“怀旧”的意绪就体悟得越深。
但“怀旧”不等于沉湎于往昔而不自拔，“怀旧”的价值在于从记忆的缝隙中抠出值得肯定的东西，重振追求理想的雄心，在红尘滚滚的裹挟中擦亮你的心灵，不致被世俗的尘垢锈蚀。“怀旧”起始于对“旧”的追忆，却终结在对“新”的向往之中。
“怀旧”不仅仅是白发老者在夕阳中的悠长思绪，也有青年恋人的难舍情缘。事实上，只要是处于一种新的状态中，任何年龄阶段的人都可以对往昔的生活状态做一反思与追忆，或名之为“怀旧”。那么，这种“怀旧”就能使我们浮躁的心沉静下来，让我们在激越的背叛中无所适从的脚步暂时停一停，重新找到自己的出发点。但“怀旧”决不是在往事尘烟中麻痹自己进取的意志，“怀旧”是整个文化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这种积极的怀旧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自我，增强面对新事物、接受新事物的自信和勇气。
应该说，“怀旧文学书系”的编选者们是有心人，他们从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为我们选择了这一新的阅读角度，让我们重新体味童年，体味怀乡之情，体味逝去岁月的生命年轮，让我们学会审视过去的文化，珍惜今天的童年及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朋友，在你奔波一天疲劳万分之后，你不想读一读“怀旧”的文学，让你的身心沉浸在一种宁静淡远的境界里，得到休整和滋养吗？（原载《青少年读书指南》，1995年10月，署名宁逸。）
新的观点新的探索
——读杜长胜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论纲》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需要在实践中认真对待、在理论上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这几年，随着我国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关于文化建设寸研究与探讨已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的论文、论着也有一些了，但仍缺少有系统的、总结实践经验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专着问世。最近出版的杜长胜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论纲》（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论纲》）在这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高占祥在为该书作的序中指出：“作为一本试图系统论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专着……这本《论纲》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实用性。该书紧密结合当前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实际，对一些学术理论研究中还未涉及或很少论及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能给人以新的启迪。”
例如，作者对于文化制度的论述，就可以说提出了一个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必须加以研究的问题，并做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作者首先对于文化制度作了内涵上的界定，又从历史实践中去认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进而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本质特征，试图从理论上阐释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与现实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实践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以及互为作用的机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从发展的角度认识并展望我国文化建设事业的前景，是《论纲》所提出并加以系统阐述的又一个新问题。在作者看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必须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念和发展理论”。的确，要实现文化事业的长期稳定、协调地发展，需要我们对文化事业有一个长远的综合性战略考虑，在文化发展中应当注意质量与数量、速度与效益、普及与提高、现代性与传统性、主导性与多样性、发展重点与合理结构、文化增长与社会需求等的统一，单纯追求某一方面的片面增长或提高，只会造成文化上的“有增无发展”现象。而怎样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我国实际的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大问题。作者能从发展论的角度研究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向题，充分表现了他的胆识和才力。
理论的研究，目的乃在于揭示规律，为实践服务。关于文化建设的研究、探讨，也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论纲》是在总结我们目前文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对于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实际是极为熟悉的，对于文化法制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文化体制与管理等问题都有针对性的阐述，使《论纲》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文化建设的实践呼唤文化建设理论的活跃与升华”。《论纲》的出版，无疑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理论研究的深入进行。（原载《中国文化报》，1995年3月29日。）
纵横捭阖。言简意赅
——崔志远、龚殿舒着《运河文学体系论》读后
评论者和作家是互为存在的，作家写了书，总企盼有人去读。读者多了，难免歧议纷纷，所谓“一千个读者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人们从感性的角度去认识作家的结果。评论家不是普普通通的读者，他必须将感性的认识诉诸理性的分析与把握，在这份理性的分析中，评论者试图找出一条最能切近地准确地认识作家的途径。这样他才能有资格去做一个评论者并且引导读者去认识、理解作家。崔、龚二位，正是在宏阔的文化分析之外，又试图从作家的内心世界、作家的生长、生存环境去认识作家、理解作家。看得出来，他们对于刘绍棠的作品非常熟悉而且体会颇深。崔、龚二位在作品的阅读与同作家的接触中，发现了作者那颗质朴、纯真的童心。他们认为“刘绍棠的童年生活中，有着丰富而强大的母亲意象”，“在绍堂的周围，形成一个慈爱、善良的母亲意象群，刘绍棠成为这个群落中的‘娇哥’、‘宠儿’，自由自在地生活，其自我人格得以充分发展。”“刘绍棠的童年经验以运河文化濡染、社会化过程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其自我人格。”从作家自我人格的形成去认识作家，刘绍棠作品中的细腻、柔婉的一面便来自于他童年的经验。崔、龚充分肯定了刘绍棠多年来在乡土文学中的辛勤工作成果，同时也指出了他作品中多有重复的地方，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刘绍棠的创作实际。
总的来说，此书在论述刘绍棠的着作中，还是有很多启人心智的地方的，是一本不错的作家作品评论专着。（原载《文论报》，1996年7月1日。署名宁逸。）
撰写文学史应重视的问题
做文学的人，读的文学史着作也不少了。除却从中获得知识与识见外，于书本身亦不无“观感”。大部头的书常常广征博引，卷帙浩繁，大有定九五于一尊之势，读起来不免让人诚惶诚恐，总怕自己才疏学浅，失却了参与品评的意趣；又有不少将大部头缩而减之者，卷帙是不浩繁了，但框架、结构却又保留大书之态，给人以有骨无肉之感，读起来自然还是少了趣味。真正能让人亲近起来的史书，倒是那类不拿架子，较多研究心得与创见的着述。近读章无忌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便觉得无拘无束，趣味盎然，应属此类。此书一出，便有京城名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以为是一部“现实性强、具有创新意义且有理论的严肃性的一部优秀文学史教材。”读书人学浅，不敢下定性的结论，只将章先生本人在后记中的话列出，读者对本书的样貌，自会了然于心。章先生说：“这是一本‘简史’，很多内容都只好从略，但我又不想仅仅重复现成课本上已经有的东西，所以虽是简史，也有很多别的文学史书里没有的内容。历史，特别是文学的历史，应该形象地存在，太抽象了不好理解，也不好接受，因此，本书对提到的作家作品，一般都讲得比较具体、详细，以便于掌握，能更有利于读者形成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总体印象。”
章先生自谦，说得平和，却道出了文学史的一个道理，那便是吸引读者进入史境乃是极为重要的一桩事体。撰书者往往忙于将自己掌握的资料倾箧而出，对读者进行知识轰炸，或专注于建立“体系”，将读者引入理论的玄宫，而忽略了对历史现实的体味。对于具有一定文化修养、又想读史、而非专业研究人员的读者来说，这两类的写法都会将他们吓退。章先生无疑找到了一条向普通读者传达文学史信息的最佳途径。文学史的写作实在是和读者的阅读层面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过去常被一些着者所忽略。只是到了文学史的编写日趋成熟的今天，怎样将文学史研究的讯息有效地传达出去，确是应当越来越引起学界重视的一个问题了，否则，真有将“学术”供在高不可攀的塔尖的危险。章先生的这本《简史》无疑是一个好的范例。（原载《北京日报》，1996年8月28日。）
品评散文之美
散文是颇具魅力的一种文体，因其在语言文采与构思和意境上的讲求，散文又有美文之称。大约因为其“美”，世间喜读散文的很多，写散文的也很多，由读、写而品评散文的也不在少数。古耜是这中间的一位。他的散文评论集《美文之美》收入了他读当代散文名家的“心灵对语”和他对一些现代名篇的鉴赏与比较，以及他对石油战线作家散文创作的见解。
古耜的《美文之美》是一部不俗的散文评论集，融入了作者对于散文这一独特文体的深层理论思考。比如他提出：“精神的丰富性、情感的真实性、意味的浓郁性和语言的艺术性，构成了散文文体的本质特征与基本内涵，而一切具备如此特征与内涵的文章，则都属于散文的范畴，或者说是散文的外延。”这就在时下争论不休的对散文本体与范畴的两种界说（一种是“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另一种是散文是“以第一人称写法和真实、自由笔墨，用来抒发感情、表现个性、裸露心灵的艺术性散体短文”）之外，提供了另一种较为公允的界说。
而贯穿古耜对“美文之美”鉴赏核心的是他对散文作者“心影”的追寻。在这部16万字的评论集中，没有为评论而评论的文字，古耜总是力图走进作者的内心深处，与之做心与心的交流，因而他读散文，往往能产生不羁的悟想，给人以启迪。他对近十年来散文界在反拨以往创作中的虚饰现象、呼唤自身文体个性时片面强调“向内转”和“表现自我”的状况提出批评，指出：“如此倾斜的文体选择反映到散文的形象世界里，便是过多地负载了闲情逸致、杯水风波或一己私语，而明显淡化、削弱甚至消解了其原本应有的丰赡的社会性、浓郁的生活性和鲜明的时代性。”这对当前散文的时弊无疑是一种针砭。作为一个冷静的研究者，作者在《美文之美》中表现出许多对散文创作的真切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读来有新人耳目之感。（原载《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4日。）
中国心绪与情怀
——读《雪丹散文》
相对于小说、戏剧、诗歌，从创作上看，散文无疑是最自由的一种文体，它无须像小说那样精心营构故事情节，也无须像戏剧那样组织安排戏剧冲突，更无须像诗歌那样注意意象组合。散文是作家生存方式的直接展示；在所有文体中，散文最直率、最不加遮掩地体现着作者的喜怒哀乐，他的生存意趣、价值取向。正因为如此，作者的人格精神在散文中也充分地显现着。散文人人可写，而写好了却着实不易，没有健康的人格、相当的学养与人生阅历及生存智慧，写出的散文只能是一杯白开水或者因辞藻的堆砌而显得俗丽浅薄。读好的散文如饮醇酒，可以体悟人生境界的高远；发现好的散文，便如发现一位有涵养有道行的朋友，看他向你叙说心绪与情怀，给你以心灵的滋润与生存智慧的启迪。
陈雪丹先生便是这样一位阅历丰富、学养深厚、情感真挚的朋友，他的《雪丹散文》在记录山川景色、故土人情的同时，也抚慰着你的心灵，增长着你的智慧。
雪丹先生旅居海外已有20余年，创作了多部小说与诗歌集，散文只是他创作小说、诗歌的拾余。《雪丹散文》收录的多是他旅美后创作的山水记游之作和怀人散章，在作者圆熟流利的笔底，彼岸旖旎的风光、故土秀丽的山川与五千年的文化遗存显出无穷的魅力，作者与亲人故友的深厚情谊亦感人至深。
在雪丹先生笔下，美国西海岸风景美丽而壮观：“晴朗的海宇在微风轻拂中荡漾着滚滚碧波，由远而近，向着海岸逶迤而来；不知是风卷着浪，还是浪挟着风，这波涛一浪推着一浪，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岸边扑去；高的浪涛载着银白色的浪花，把海岸周围的海面装扮成了堆银砌玉的世界，煞是美丽；一叠高过一叠的浪涛把后浪所积蓄和赋予的力量，完全用来冲击屹立在海岸边的巉岩的顽石……”（《太平镇寻幽——美国西海岸风景线之二》）这里的景物描写层次分明，用笔细腻、圆熟而流利。作者酣畅的笔墨带给我们的是身临其境之感，阅读这段文字，我们也如作者一样而为大自然的景致所感动。王夫之曾说过：“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姜斋诗话》卷一）彼岸壮丽的景观虽使作者涌出对大自然的无限崇敬之情，然而，在作者的脑际，“却始终悬挂着另一些山水立轴。那里有紫烟缭绕的香炉峰，有孤城万仞的黄金峡，有昂首挺立的五友松，有气象万千的洞庭湖……这些立轴，是那样的秀逸缥缈，雄奇苍莽，令我永远神往。”（《太平镇寻幽——美国西海岸风景线之二》）海外游子的赤子之情在异国景物的生发下被触发出来，每一个中国人读了都会有一种心灵的相通。身在海外，作者仍然不忘中国佳节。中秋夜登高赏月，作者首先想到的还是苏子瞻中秋夜怀子由的那首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词，并由词中“高处不胜寒”的意境联想到近代袁寒云的登高词（《双峰山纵目——美国西海岸风景线之三》）。这是一个浸濡了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无论身在何处，赏的是哪国月亮，抒发的永远是中国式的心绪与情怀。
当然，在与异域文化的接触中，作者也并非固守传统文化的冬烘先生，而是有着现代知识分子自省意识的文化反思者。在《灼热海滩》中，作者和友人去了一个允许裸泳的海滩。不同于那些裸露自己、自在沐浴着大自然的阳光与和风的异国男女，“我们这些衣着整齐的炎黄世胄们，却怀着诡异的心情，到这海滩，来满足一种隐蔽的好奇心，来窥看平时不易看到的裸体——尤其是女人的裸体”。当看到他们和她们是“那样悠闲自在，蹦跳自如，谈笑自若，伸展自由”，于是蓄积已久的好奇心也就放平了。而“她们那旁若无人，一记一记的扣球声，似乎并没有扣在球上，而是扣在我们那被‘子曰’、‘诗云’、‘非礼勿视’等圣经贤传浓浓熏染过的心上。”于是窥人者惶悚了，“生怕被人看穿了我们这一伙偷窥者的心思”。轻轻地点化，没有长篇大论，却给读者思索中西文化的差异留下了大量的空间，这是深得散文文体妙处的运笔。
作为一个海外游子，雪丹先生深爱故土，多次回国游历，几乎游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这形成了《雪丹散文》的又一主要内容——归国记游。不管是着名的人文景观，如敦煌、轩辕庙、武侯祠等，还是罕见的自然奇迹九寨沟、西双版纳，都被作者栩栩如生地描绘给读者。由于作者学养的深厚，写起人文景观来尤显得得心应手。祖国五千年的文化激荡在作者笔底，如临其境的现场描绘之外是历史背景及着名诗词的征引，二者水乳交融，给读者以极大的历史文化知识的满足。在《西安记陵》写游轩辕庙之时还记录了未收录进毛泽东诗词及文集的毛泽东《祭黄帝陵》全文，给有心的读者留下了研究的史料。
收入散文集的怀妻友的几篇散文则以情深而感人，对妻友事迹的朴素叙述中，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作者生命的跃动，阅历的沧桑与情感的抒泻尽在其中。不知不觉，我们走近了作者，于阅读之中建立起一种近乎亲密的友谊与信任——又一位真挚的朋友被你发现了。（原载《文艺报》2000年9月5日，与刘祯合作。）
跨东西方文化语境的学术阐释
——评《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
近十多年来，在跨东西方文化语境下对中国和西方的重要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探讨方面，王宁撰写了不少论文，涉及了当前文学和文化领域的许多问题。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王宁近十几年的部分论文结集为《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推出，为王宁的学术道路做了一个重要总结。
王宁在国内外的学术交往很频繁，他与国外一些着名学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国际文化界尤其比较文学界的风云变幻极为熟悉，这就使得他的学术研究带有较为宏阔与开放的视野，而且能较早地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新风气，并将其介绍到国内来。收入“文选之一”的《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与《文化研究语境中的翻译研究》以及《文化研究在世纪末的新发展》便较早地对文化研究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宁所做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一般的引进与介绍，他的特长在于站在宏观的国际文化背景下，对一些学术前沿问题，对20世纪的整个文学思潮做全方位的扫视，并抓住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分析总结，从而为今后的文学研究提供新思路。王宁是国内较早关注介绍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学者，在后现代主义潮落之时，他也是较早关注西方后现代主义之后文化现状的学者，他对这两方面的关注，在这套文选中都有反映，文选中不仅有他研究文学思潮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与思潮》，还具体研究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命运，并以当代先锋小说、通俗文学为例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其中对莫言、格非、苏童、余华、王朔作品的分析，对我们如何从国际文化背景切人认识当代的中国文学现象颇富启发性。
王宁是专治比较文学的学者，比较文学本身即是一门颇富挑战意义的学科，它是一门“最广阔，最开放”，最“无法归纳进任何科学或文学研究体系中去”的“边缘学科”，它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坎坷，面临着困境。王宁对这门学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与思考的，收入“文选之一”第一编的即是在跨文化背景下探讨比较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前途，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对策。他对超学科比较文学的思考，对学术研究是具有导引意义的，他认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勃兴，将在实际上不仅打破学科的界限，同时也要进一步打破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这一界限。它将在今后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和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一道，共同承担起‘三足鼎立’的历史重任。”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预见。
对中国学者来说，从事20世纪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20世纪西方文学要有深刻的了解，王宁无疑具备了这一条件。“文选之二”即是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从对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评析，到对西方文论的内在发展逻辑的论述，到具体的作家作品阐释，王宁为读者勾勒出20世纪西方文学的主要发展线索。而且，他对具体问题的阐释大都给人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比如他对易卜生的评析，即是以一种后现代理论视角对这位19世纪的作家作出的现代阐释。（原载《文艺报》2000年12月5日。）
更加轻松愉快的读书方式
由着名作家王蒙主编、沈阳出版社推出的丛书“X阅读。中学生版第一辑”，包括《我很重要》《我曾把春天丢了》《海盗般的男孩》三本散文集，其中收录了许多名家名篇，如季羡林的《乞丐》、钱钟书的《永远的快乐》、毕淑敏的《我很重要》等，其他如王蒙、贾平凹、冯骥才、李国文、周国平、席慕蓉、林清玄、刘墉等人的作品也被收录了不少。但这套丛书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名家作品汇编，而是一套旨在“恢复‘阅读’的本来面目，给中学生打开一扇窗户，带来一股清新的风，以改进学习方式”的丛书。所以这套丛书在编辑上独具匠心，每篇的后面都附有几句简短的“悟语”，精练概括，既是编者所悟，又对读者有启发意义，非常适合中学生阅读的特点。而且，这套丛书所选篇目也与一般意义上的散文不同，它必是对青少年人生经验的积累有所助益，在阅读上能新人耳目，富于时代气息的篇目才能人选，所以，除了名家作品，许多很有阅读价值的一般作者的篇目也列在其中。名家作品的厚重，普通作者作品的时尚、豁达与智慧，使得这套丛书既耐读又吸引年轻学子的阅读视线。
丛书的编者志在高远，他们认为，“阅读决不是语文课的专利，绝不仅仅为了写作”；“阅读是爱好，是习惯，是兴趣，甚至是享受，饥之当肉，寒之当裘，愁之当酒，孤独之当友”；“阅读是学习，是寻觅，是解疑，是探索”。他们以这套丛书的编选，实践着他们对阅读的理解。丛书之所以被称为“X阅读”，也与他们这种对阅读的理解有关，“X阅读：什么是阅读”，编选者试图通过丛书的编选，告诉人们“X是未知”，“X是喜爱的”，“X是新的”。人类的智慧，智者的快乐，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都通过这套“X阅读”展现在阅读者面前。但它决不是说教式的灌输，而是像一袋袋正餐后的小食品在你漫不经心地咀嚼中，将一个个人生的经验与道理渗入人的消化系统中，让你很轻松也很自在地接受着作者以及编选者的阅读理念。这种阅读是现代的、时尚的、也是充满灵性与机巧的。这样的阅读将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让我们的读书方式更加轻松愉快。（原载《中国文化报》2003年7月22日。）
她的人生充满阳光与正气
2001年12月1日，林海音先生逝世以后，台湾诗人症弦说：“林海音先生的往生是一个典型最高的完成，也结束了一个时代。”能够结束一个时代的“典型最高的完成”，该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哪！林海音是台湾着名的作家、文学编辑与出版人，她又是台湾许多文学活动的组织者，她家的客厅素有“台湾的半个文坛”之称，她还是“纯文学”的倡导者，一句话，她是台湾文学界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
林海音的影响一方面缘于她的创作，一方面缘于她的编辑出版工作，尤其体现在她对台湾一批重要作家的扶持与提携上。而能在这两方面都作出贡献，林海音的创作天赋，勤奋努力，坚韧执着固然重要，她那健康、健全的人格精神也是助其成功的重要的内在因素。林海音善结人缘，与她接触的人大多有一见如故如见亲人的感觉，作家文洁若有这样的感受，与她一直未能某面的郁风通过通信、电话也有这样的感受（见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这种亲切随和善结人缘的素质对作家来说也许不是最必需的，但对编辑与出版人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
林海音一生的信念是文学，可以说她是一个为文学而生为文学而死的人。她的作品追求的是一种人性的深度，她出版于1959年的长篇小说《晓云》，讲述一个在当时还很新颖的少女与已婚男人的故事，试图挖掘两代女性的命运，细腻展示出女性生活的一种方式。这部作品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仍然能打动我们。她的小说《城南旧事》（1960）更是脍炙人口、畅销海峡两岸。林海音对政治不感兴趣，却也难以躲避政治。1963年她当了10年的《联合报》副刊主编之后，因“船长事件”离职而去，因为她在“联副”上刊登了一首诗被认为有“影射‘总统’愚昧无知”之嫌。离职后的林海音并没有远离文学，而是先后办起了《纯文学月刊》与纯文学出版社，倡导一种“偏重想像及感情的艺术作品”，她不畏政治压力，介绍了许多当时在台湾被认为不可触碰的大陆作家，如老舍、沈从文等。在林海音眼中，没有政治上的是是非非与权势的大小，有的是作家作品在文学上的贡献与艺术品位的高低。她毕生追求的不是权位与金钱，而是清苦的文学事业。她以自己毕生的精力推动了台湾文坛的发展。
文学的生存、诗性的追求是需要智慧与勇气的，林海音的智慧与勇气来自她自由健康的人生信念与价值观。林海音少年丧父，很小就帮助母亲支撑门庭。但她身上，从来没有悲苦哀怨，凄凄切切，而是乐观开朗坚定执着。她的作品表现的也多是人性的光明与美好，而少阴暗与龌龊。健康与开朗使得她的人生充满了阳光与正气。林海音的人生是健康、圆满的，她的事业是成功的，所以她是一个“典型最高的完成”。
林海音又是一个心中有爱，也会爱的人。这个爱在她身上，不仅有亲情的爱、朋友的爱，更有对祖国深切的爱，对文学事业执着的爱，可以说是一种含蕴深广的大爱。林海音爱祖国，她的作品“大多是写生活、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充满温馨、淡雅和凄凉的情调。但穿插其中大量的怀乡和忆旧文章，却散发着中国老百姓朴素的论爱国之心和民族之情。”（张光正《老北京的“番薯仔”》）她爱祖国，更渴望统一，早在1966年她就在《两地》一书的自序中写到：“总希望有一天飞机把大陆和台湾两个地方连接起来，像台北到台中那样，朝发而午至，可以常来常往，那时就不会有心悬两地的苦恼了。”27年后，她回到北京，过了六天“京味儿”的日子，过足了说“京味儿”的话、听“京味儿”的戏、吃“京味儿”小吃的瘾，“和大家京味儿相处，不管外头多冷，心里可真暖和呀！两岸的文化交流，应当不仅止于此，以后会永远永远的下去，直到有一天，不分彼此的合而为一，我是这样的期待着”。
因为有赤子之心，所以就古道侠肠。林海音不仅积极推进台湾文坛，也热情地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她在访问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回到台湾后，旋即就将“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所有书籍一套寄赠现代文学馆，而且力促台湾其他各文学类出版社向现代文学馆赠书。这不仅仅可以以侠义心肠来解释，更是一个深具影响的文学人的责任心与使命感使然。
林海音爱国爱文学，更重友情、亲情。在钟理和的作品尚未被人们所认识和推崇，生活困窘之时，她就在自己主编的《联合报》副刊刊登钟理和的小说，而且在他去世后为他筹集资金出版遗着，多年后又与台湾文学界人士一起筹备建立钟理和纪念馆，钟理和生前写的30多篇作品，绝大部分刊登在林海音主编的《联合报》副刊上。她对友情的注重是出了名的。她的家常常是高朋满座，从夏祖丽写的《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朋友聚会的认真，以及为准备饭食和各种细节所付出的辛劳，这些付出，在一般人有时是不愿或难以做到的，而林海音做到了，应当说，她这种付出的热情缘于心中对朋友的爱——一种对生活爱的深刻表现。对朋友如此，对亲人更是如此，林海音不仅事业成功，还是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妻子，更是一位好母亲。从少女时代，她就协助母亲支撑家庭、拉扯弟妹，为人妻、为人母后，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亲手为女儿做花裙，是一位非常尽责的家庭主妇。林海音对家人的爱又不同于一般的家庭主妇，她还是丈夫事业上的好帮手，儿女踏上文学之路的导师。她在晚年，还为已是台湾着名专栏作家的丈夫何凡编辑出版了26卷本的《何凡文集》；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女儿、儿子、外孙都出版了小说、报道等作品集，她的家庭，成了令人羡慕的文学之家。林海音爱的付出，赢得了丰厚的回报——朋友的尊重，亲人的热爱，更重要的，她以爱心来奉献的文学事业也将永远铭记她的名字。
林海音人格精神中更为深刻的一面，是她作为一个事业女性所具有的现代女性意识。
林海音的一生成功体现了她对女性自我生命价值的全面实现。而她在作品中对女性命运的挖掘与展示，也表明她是一位有着自觉的现代女性意识的作家。她的《金鲤鱼的百裥裙》《烛》《殉》等小说，展示的是道德伦理桎梏中痛苦挣扎的旧女性的悲哀，溢于笔端的则是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而她写五六十年代台湾生活的《晓云》《春风》《孟珠的旅程》等更以一种现代女性的开明与自主处理人物的情感关系，让人感受到一种有担当的女性情怀。她小说中的现代女性不少是像她一样刚强、能掌握自己的女人，《烛芯》中的元芳，在经历了丈夫的背弃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小说的女性立场，为我们展示了现代女性追求自我幸福的艰难之路，林海音以小说家之笔为我们揭示出女性要找到自己的幸福还要自己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
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意识成就了林海音的文，也成就了她的人。丰富了她特立独行的人格内涵。（原载《文艺报》2003年12月9日。）
真实的人性刻画
经济学教授写的小说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像经济学论文一样满是数据与模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离休教授邵以智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一方净土》向我们证明，经济学教授写的小说并不比小说家的小说缺少幽默与机智、理想与情操、浪漫与风流，《一方净土》读起来情节引人，语言晓畅，思想方正，敢于揭露黑暗，真实地为我们展现了高等院校这所谓的“一方净土”的内相，塑造了一批追求理想道德的高校师生的生动形象，是一部高扬理想与正义的知识分子小说。
《一方净土》以A城H大学经济系为背景，描写了一群大学教授与研究生、外国留学生的校园生活。在这群知识分子中，江春雨、陆雨筑、海鹏举、慕秋声等人正直、善良，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道德与良知，而潘炳一、宋跃进、王怀九等人虽身为大学教授，却为人猥琐、卑鄙，打着办学的名义为自己搂钱，整天做的是算计别人、下流无耻的事情。
小说开篇引用爱因斯坦的话：“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善恶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这说明高等教育不仅仅是要给学生以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人的道德素质，提升人的精神追求层次。小说中江春雨坚守学术，追求对社会的知识贡献，并不在意个人的享乐与安逸，在遭受丧妻的巨大打击后仍坚持完成《通货膨胀论》，是很多正直、善良、有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的写照，他的学生慕秋声追随老师，追求理想与知识，不贪图世俗的享乐与虚荣，面对有钱商人的追求、外国留学生的追求并不动心，却将爱情献给了遭受丧妻巨痛、无权也无钱的一介书生江春雨。在这两个人身上，的确体现了高校这块净土对人的全面培养，正是他们这些和谐发展的人构成了高校这块净土的主流。而潘炳一等人不好好搞教学科研，却打着H大学经济系的名义办起了“九一图书咨询公司”。培训、出书、咨询，赚了很多钱却几个人私分。潘炳一老婆孙淑英在学校担任基建处长，却收受建筑公司20万元的劳务费。不仅如此，潘炳一还剿窃慕秋声的论文、乱搞男女关系，在民主选举中搞小动作，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然而坏事做得太多，终有败露的一天，潘炳一终于在家庭丑剧中彻底暴露了自己，因丧失了权力、名誉而跳楼自杀。这些人名为大学教授，却在追求享乐与拜金的社会潮流中迷失了自我，不仅没有了理想与情操，而且连起码的道德也不讲了，确如爱因斯坦所讲，他们只是“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丧失了起码的人的尊严。他们的所作所为，玷污了学校这块净土，是净土中的不和谐音。
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具有典型性，却没有将人物脸谱化，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得也较真实。比如，小说对潘炳一与海鹏举宿怨的描写，就很符合现实的人际关系。潘炳一与海鹏举因为在学生时代追求那小鸥而结怨，“文革”中潘炳一写大字报打击那小鸥，海鹏举又写大字报揭发潘炳一，致使潘炳一下放。没想到，潘炳一却因下放而巴结上了王怀九，王怀九当了校长后又提拔了潘炳一。小说并没有因为海鹏举为人方正就不写他在“文革”中贴大字报的事，潘炳一虽是反派，在“文革”中却是受迫害的一方；改革开放后，潘炳一则顺着新的历史机遇，玩着手段，一跃成为H大学经济系首富。小说真实地展示了知识分子生存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状况。
小说更生动地揭示了人性的真与善、恶与丑。比如小说对江春雨、柳如眉夫妇真挚的爱情以及慕秋声的美丽与善良的描写，便写出了人性中至善至美的一面；对潘炳一等人人木三分的刻画则鞭挞了人性中的恶与丑。小说生动的描写的确可以使读者获得“对美和道德上善恶鲜明的辨别力”。小说是长篇规模，但却以很“经济”的字数展示了“一方净土”中的人性。（原载《文艺报》2006年2月28日。）
后诗性空间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在历史上空前的诗性年代，从“五四”时期的狂飙突进，到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艺，再到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以至1949年后的革命建设年代的文艺创作，我们的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始终处在一种巨大的历史激情中。这些激情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个历史时段的优秀之作：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杨沫的《青春之歌》……这些作品无不充荡着时代豪情与理想主义的激情燃烧，表现着那些时代人们的激情渴望。当然这一类的作品并不能代表我们文学的全部，但它们至少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它们所掀动的时代激情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这一支的创作流脉，至本世纪初仍然有像《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的收视率极高的影视剧出现，可见激情年代的激荡豪情在我们身上所留下的深深印痕。这是一些充满大诗意、大豪情的年代，人们被理想鼓荡着，被激情燃烧着，其时代的诗性空间是理想式的创造历史的大诗意。
以此观照我们的当今时代，个人参与历史书写的大诗意、大豪情的岁月似乎已经逝去，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实际生活的各个层面，时代的主旋律也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浪漫理想的革命主题让位给实际的生活需要，过去那种豪迈的诗性空间似乎正离我们远去，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时代没有或缺少激情，也不是说我们的时代没有诗意，只是我们的诗意与浪漫已被分化到实际需要的各个层面。过去的时代，我们的个人生活即是历史书写的一部分，时代意识就是个人的意识，人们共生在一个大的历史空间中，激情与理想是群体性的；而现今，个人生活就是个人生活，当然也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但却未必非与时代意识关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这是一个充满个人憧憬的时代，当然我们的理想也有共通的地方，但许多人同被一种激情所左右的时代毕竟逝去了，我们的理想变成了许许多多的小愿望，我们的激情已经转变为各种各样的实际的现实操作，诗意存在于各种具体运作中，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姑且称之为“后诗性空间”。
在这样一种时代，是不是我们的文艺只能关注个人生活中的审美情趣？比如类似吃一个橘子所带来的愉悦，这样一些生活禅悟？其实，实际的创作所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仍然有“底层写作”“生态写作”等等这样一些关注社会民生的创作存在。我们可以不必说“为解放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而奋斗”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我们仍然可以为失学女童鼓与呼，为防止土地沙漠化而呐喊，这也是作家的道德选择，只是理想已被细化为各种各样的目标。“后诗性空间”其实带给我们的是更大的创作自由，更多的创作选择，在这样一种空间下，优秀作品的出现几率应当更高。我们期待着。（原载《文艺报》2007年2月13日。）
寒地黑土文学的读解
——评林超然着《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研究》
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本身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尤其在当前人们普遍追求浮华的社会心态下。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专注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是需要定力的。黑龙江青年批评家林超然正是这样一位有定力的学者，他静心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已多载，是一个多面手，在几个领域中都颇有成绩，最近他又涉足地域文学批评，出版了《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研究》，为自己的学术履历添写了新的一章。
对于黑龙江这片寒地黑土上所孕育的文学，除了张抗抗、阿成、迟子建等一些广为人知的作家，普通读者还是比较陌生的。林超然的这部着作将1990年代以来黑龙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整体呈现在读者面前，让大家对黑龙江文学的立体方阵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既知道了黑龙江作家与批评家的创作佳绩，也了解了他们的创作风格与批评风格。作者对黑龙江省多数有影响的作家的生平和创作较为熟悉，对他们的文学业绩也一直予以积极地关注，曾先后发表过针对30多位作家的作品评论，选择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作为研究的题目，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拥有大量的个案研究例证，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得出结论。本书对多数有影响的黑龙江作家都进行了批评读解，除了前述提到的3位作家，本书还为我们展示了对孙少山、王清学、葛均义、王鸿达等几十位黑龙江作家批评家的读解，指出了“黑龙江省作家自由出入各种权威的文学期刊，张抗抗、迟子建、阿成等人的小说，梁南、李琦、庞壮国、张曙光、马永波、桑克等人的小说，张爱华等人的散文闻名全国，曾有3人4次荣获过鲁迅文学奖，除长篇小说国家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外，黑龙江省几乎拿遍其余所有的专业奖项，这些响当当的表现不仅是黑龙江的骄傲，也是全国的骄傲。黑龙江文学就其成色而言，大都有较高的品位，只是外界并不知情”的事实。
作者所进行的研究并不是泛泛而论，对黑龙江文学的研究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并且有着清醒地认识。虽然身为黑龙江批评家，作者的眼界却是宏阔的，站的角度也比较高，没有狭隘的地域偏见，没有故步自封的心态，对黑龙江文学进行了较为恰切的评价。从时代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迁中，作者看到了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的实际状况：“如果从多个角度来考察1990年代的黑龙江文学就不难看到，因为处在一个各种思潮相互撞击、融合的时代，平民化并没有占到明显的上风，解放与保守的并立，改革与僵化的同处，创新与传统的互渗，开放与自闭的统一，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交错，自由活泼与守旧刻板的互相认账……这一切一旦转化为文学创作的精神动力，黑龙江文学就必然变得头绪杂多，一时难辨庐山真颜。但这也一定程度上成全了黑龙江文学，因为相对独立的地域和文化单元，传统和现代相持不下的斗争实况，对于文学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营养。”
作者具有宏阔的眼界，并不是说他没有从地域性的角度研究黑龙江文学，他也指出了黑龙江文学的地域特点：“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能成为‘这一个’且只能成为‘这一个’并不是偶然的。在自然环境方面，白山黑水、林海雪原耸起的是雄性背脊，大山大河大平原大森林似乎标定了文学的性别，刚性美一直是传统黑龙江文学的第一性格。在社会环境方面，移民文化与土着文化是黑龙江文学的两条支流——在全球化的声浪中，没有什么可以故步自封，没有什么可以依然故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接受改变，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就是在地域理念和现代意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阳刚为主、阴柔为辅中找到的一种平衡。”当然，这种地域性在作者的概括下没有了夜郎自大的狭隘，而是多了一种全球性眼光与现代意识。这是与作者的年龄与身份相吻合的，在作者的书写中，这本书葆有了一种年轻人的锐气，也葆有了一种书生的意气，这是这本书最值得阅读的地方。（原载《中国文化报》2007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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