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九十年代，扑面而来的“大众文化”现象，已越来越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广泛注意。1994年12月7日，《文艺报》就这一问题邀请首都部分专家、学者举行了专题研讨会，并发表涂途等人的文章；《人民日报》对此曾作过报导。与会者认为，目前所说的“大众文化”，不是我们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其在理论来源上，是对西方概念的套用，在现实实践上，也存在大量移入、模仿西方文化的现象。因此，对于当下“大众文化”中的负面影响不应忽视，如对性和暴力的宣扬、把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的倾向等等，都是应当引起警惕的问题。同时，与会者又指出，“大众文化”乃是当前一个突出的带有世界性和时代性的文化现象，它所表现的规律，也有属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时代内容的东西，特别是与高科技结合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大批量、模式化的制作和传播，既有促进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又对文化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关于“大众文化”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文艺报》将继续就此进行研讨。为帮助读者了解情况，现将1994年其他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摘要介绍如次。
从目前来看，对于“大众文化”的称谓与概念使用还无统一说法，有将“大众文化”作为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并列的概念使用的；有将其与“通俗文化”混用的，也有将它与我国四十年代以来提倡的文艺“大众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相混同，认为“大众文化”可以代替后者的。还有，“大众文化”的一些变种称谓如“市民文化”、“市井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等也颇流行。针对这种情况，不少学者对较为通用的“大众文化”概念做了一些疏理和匡清。例如，严昭柱在论述支持高雅文艺发展的意义时曾指出：“把高雅文艺和通俗文艺的失衡，理解为精英文艺与大众文艺的对立。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套用了现代西方文论的概念体系。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确有精英文艺与大众文艺的对立。所谓精英文艺，是指少数知识分子精英的先锋文艺；所谓大众文艺，是指完全商品化即完全迎合市场需求的卑俗文艺，在西方文论家看来，这也是社会大众所能配于享受的文艺。这里显然渗透着把知识分子精英与大众对立起来的、鄙视群众的历史唯心论思想观念……我们的文艺，无论是高雅文艺还是通俗文艺，都应该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属于人民群众的文艺。它们的不同，在于艺术上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雅俗之分、粗细之分。”他还认为，“在整个文艺事业中，通俗文艺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通俗文艺有它特殊的作用。探讨和认识这种地位和作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支持高雅文艺发展的意义》，《理论与创作》1994年第2期）
而怎样估价“大众文化”现象崛起的意义与作用，1994年第5期《东方》发表李泽厚与王德胜的谈话，李泽厚认为：我们应“正视大众文化在当前的积极性、正面性功能”，“当前知识分子要与大众文化相联系，它们的联盟有两个作用：一是消解正统意识形态，二是引导大众文化走向一个健康的方向。”他还指出：“大众文化不考虑文化批判，唱卡拉oK的人根本不去考虑要改变什么东西，但这种态度却反而能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对正统体制、对政教合一的中心体制的有效的侵蚀和解构。”
与李泽厚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陈炎，他在1994年5月在太原召开的“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指出：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不仅在经济上给大众带来了更多的实际利益和发展空间，而且在精神上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信心和创造空间。此间所形成的以感官享受、现实利益和初级关怀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国家的以群体、客体、秩序为要义的观念体系，还是对知识分子以个体、主体、自由为旨归的价值标准都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其历史意义在于：1．缓和国家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由于长期的二元结构所形成的紧张关系；2．在客观上实现了中国城市社会观念体系的多元化；3．在结构上有利于中国社会在现阶段的稳定性。潘知常也认为：从美学的角度看，当代大众文化的出现，意味着从时间角度对传统美学的解构；当代大众文化在美学上的特点，是提出了一个虽不完善但值得反省的命题——“审美与生活的同一”，这与传统美学固执的“审美对于生活的超越”显然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当代大众文化看到了传统美学的根本缺憾。（见《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综述》，《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对于“大众文化”积极意义的肯定也有从多方面满足人民需要的角度出发的，王元化在答《探索与争鸣》记者问时指出：“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蓬勃兴起，其意义不可低估。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对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不只是一个“单纯批评问题，而是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注意引导和提高。文化工作者参与到大众文化、通俗文化里面去，创造出好的通俗作品来，这似乎至今还未引起注意。”王元化还指出：“文化结构是多种层次的。高层文化对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往往具有导向作用，从而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素质。当然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也不只是单方面、被动地接受影响，它们往往为高层文化以至整个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民间气息，注入新鲜活泼的生命和活力。高层文化的社会覆盖面比较小、比较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作品的社会覆盖面却是很大、很宽的，它们是以社会上大多数人为对象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以其浅显生动的特色与读者观众相沟通，从而产生着‘直接’的影响。高层文化则需要通过中介环节才能影响到广大读者观众中去，因此它只能是‘间接’地发生影响。”（《对当前文化问题的五点答问》，《探索与争鸣》1994年7期）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请人们注意“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张汝伦认为：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它给人类带来许多新东西，也毁灭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在一个真正多元的社会中，大众文化应该有它的地位，但它对人类文化生态的破坏必须警惕，它的霸权更应加以抵制，要做到警惕和抵制，就必须坚持持久的批判，“批判是真理的生命，人类精神与文化如果要有未来的话，就不能没有真正的批判。人类不光需要娱乐，也需要真理和思想。真理和思想的确不能代替金钱和娱乐，但金钱和娱乐也决不应消灭真理和思想。”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精神文化的建设者，而不是文化工业的从业者。（《论大众文化》，《复旦大学学报》1994年3期）
在“大众文化”发展势头甚猛的情况下，自然泥沙俱下，很多学者对目前“大众文化”中存在的鄙俗化、低级趣味等状况深表忧虑。严昭柱在前述文章中写到：“在高雅文艺和通俗文艺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境外的卑俗文艺通过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途径大肆进行渗透和侵袭，特别是有淫秽色情内容的书籍、报刊、画册、音像影视制品等等猖獗地强夺我们的文化市场，对我们的青少年发生了很坏的思想腐蚀作用。但是，我们有少数文艺家、包括名作家，却写起包含大量色情描写的读物来。”在“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上袁济喜也指出：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实际状况可谓喜忧参半。有些状况令人担忧，表现为意义的丧失、感官文化的泛滥，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与传统审美文化的断裂。中国传统美学以政教为中心，审美境界以“天人合一”为中心，尽管宋元以来出现来了商业化大众文艺，但一直被裹挟在封建体制之内。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审美文化的断裂在转型期显得十分突出。因此，弥补“大众文化”中的真空地带，建立健康的大众审美文化机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面对这样的现状，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的发展前景，各家看法亦有分歧。栾昌大在《21世纪中国的文学艺术》一文中对我国文艺的未来作了如下预测，认为：“在新世纪，西方艺术将会继续对中国艺术发生巨大影响”；“文学艺术事业作为第三产业而存在，基本上要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从事文学艺术事业，也可以成为巨富”；要把“文艺推向市场”，要“远离高雅而奔向通俗”，要以“大众化”为“主要发展趋势”，他强调，“这里谈的文学艺术的大众化，并不是中国四十年代谈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时所谓的普及文化、文艺的大众化，而是与现代大工业生产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并生并存的大众化”，在这个趋势下，作家艺术家放弃“对社会人生理想的思考与追求”、“不再以民众导师的面貌出现”、作品“几乎像报纸那样一次性消费”，“文学艺术整体地位变化，文学创作失去往昔的辉煌”，“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也会被大大冲淡”，人们对金钱魔力的日渐叹服，对艺术的圣洁感日渐淡化”，“等等，因此，他预言，“新的世纪将是大众艺术的世纪”。（《理论与创作》1994年第3期）
栾昌大的意见，并未被大多数学者赞同。石城子在《关于大众文化——从“廷潘胡同”谈起》（《中流》1994年7期）中指出：近十年来，文化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中，有成绩也有问题，而关于文化市场的讨论，多数都提到了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的文化市场机制，以满足大众文化消费问题，但我们的文艺是有明确的方向的，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大众文艺也不能例外。满足大众文化消费与贯彻、落实“二为”方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成了一个亟待从思想上、理论上搞清楚的问题。他还认为：人们对艺术的这种娱乐、消遣要求，即文化消费，只是人们欣赏艺术的极浅层次的、某种时候和某种场合的暂时性的目的，决不是它的主旨。真正的艺术品是不会被“一次性”消费掉而失去恒久的存在价值。这样的艺术对象能够“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反过来又对文艺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创作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才是一切真正艺术家的追求。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需求，不仅有满足自己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面，还有要求文艺促进与推动他们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面，并且后者才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文化市场的建设必须在“二为”方向指导下进行，对于大众的艺术欣赏习惯和水平，既要‘适应’，也要逐步加以提高，以毛泽东的“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与“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来概括“大众文化”今后的发展方向才是比较辩证和科学的。这一看法，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原载《文艺报》1995年3月25日，署名宁逸。）
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为纪念左联成立六十五周年访楼适夷、草明、刘白羽
六十五年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组织相继成立于上海。这个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作家联盟，在三十年代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期，在粉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推动当时进步的革命文学的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抹杀的作用。在我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左联的广泛影响也是难以回避的。鲁迅曾指出，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战胜敌人的一切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文艺运动”。
许多年过去，中国社会已经历了几次巨变，即将步入新的世纪。而世纪之交出现的思想行为价值的混乱，使一些人陷入了惶惑与无所适从的状态，更漠视起文学、淡忘了历史。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审视我们所走过的路，回忆一下本世纪中期早年的这场“唯一的文艺运动”，很有必要。时值左联成立六十五周年之际，我们走访了在京的几位仍健在的左联及其外围组织成员：楼适夷、草明、刘白羽。几位耄耋老人在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的状况下仍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访问，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与鼓励。
谈起往事，几位老人仍满怀热情。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是时代的主潮，吸引了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他们以自己曾是这场运动的参加者而自豪。刘白羽回忆，当时他自己是受进步文学的影响而走向文学创作并参加在鲁迅影响下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像他这样的青年在三十年代为数不少。他说，文学的力量是很大的，文学在感情上能引起人们对革命的向往，文学家、教育家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在教育青年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草明也谈到，左联是特殊的时代环境的产物，当时人民大众的抗日呼声很高，而国民党当局却压制大众的抗日要求，在政治思想文学等各个方面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党把以鲁迅为旗手的进步作家组织起来成立左联，不仅促进了左翼文学的发展，而且通过文学形式来支持鼓舞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其意义是十分积极的。
从几位前辈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们既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参加者也是思想受益者，他们都是在当时进步文学的思想熏陶下开始文学创作、参加到左翼文艺运动中来，树立革命理想，成为中国革命文艺队伍的一员。对于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他们无怨无悔，认为那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虽然他们在这条道路上有时走得很艰难，付出了许多牺牲。楼适夷先生就曾被国民党当局监禁四年，抗战爆发，才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他在严酷的暴力胁迫下不改初衷，可谓坚定。
草明、刘白羽都谈到，三十年代的文艺状况颇为复杂，但在众多的文艺潮流中只有左翼文艺作品最吸引青年，国民党当局虽然对进步的文艺作品与期刊极尽摧残之能事，但仍阻挡不住左翼文艺作品的广泛流播。刘白羽先生谈到，当时不少书摊都躲过当局的查禁，私下里出售革命文艺作品，他就是在东安市场的一个小书摊上买到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的。访谈中，草明先生也提到一位至今仍健在的左联成员尹庚冒着危险发售刊有鲁迅答托派书信的《现实文学》的情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左联的刊物及外围组织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鼓励反帝爱国抗日的民族精神方面，的确起到了发动群众、引导群众的作用。楼适夷先生就曾参加过《前哨》《文艺新闻》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左联五烈士牺牲的消息即是通过《文艺新闻》透露于大众的。除组织编辑进步的期刊外，左联还组织各类演讲，出版大众文艺丛书，对于将进步思想普及到大众中去起了很大的作用。当鸳蝴派们以其无聊的恋爱纠葛取悦着读者之时，以左联为核心的革命文艺则以其鲜明的倾向、进步的理想烛照着人们的心灵，引起人们对革命与进步的向往。思想领域便是这样，如果进步的思想不去占领它，便会有其他的思想侵入，其破坏作用往往会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无疑在占领思想阵地方面是极为成功的，诚如毛泽东所肯定的，左翼进步的文艺运动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在思想领域的斗争中为我们党的革命成功铺下了坦途。
但成功却是烈士用鲜血书就的，着名的左联五烈士便是代表。在我们的访谈中，刘白羽先生提到，那位曾卖书给他的小书摊主也牺牲于国民党的屠刀下，这些无名烈士为我们的革命文学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刘白羽指出，我们今天的文学乃是烈士们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他说，五四新文学、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延安文学是一脉相承、逐步发展的，中国文学史要以此为线索来写，否定了它，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就无根无源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传统。他还特别强调，我们现在不要怕西方攻击我们是革命文学，以为其不是文学，也不要一提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就只有革命，其实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艺术性很强；文学是创造性很强的东西，需要发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它通过感情而诉诸理智，只讲革命没有艺术是吸引不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更不能使他们在感情上倾向革命。我们的文学是革命文学，在今天讲就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文学，这个文学的建立来之不易，应当珍惜。今天，我们作家应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学、创造二十一世纪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责任，这样一种文学在国际上也会有影响，随着国势的强盛，也会影响世界上的读者、传播社会主义的真理。但文学不是书斋里空造出来的，文学首先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现在的生活日新月异，一个作家不能捕捉到就没有生活的积蓄，我们的作家应抓紧九千年代末深入生活，写出符合于时代需要的作品来。访谈中，楼适夷、草明都谈到，左联虽是个历史问题，但其意义、作用，还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左联时期的革命精神发扬到现在，应集中在爱国主义上，应在党的领导下，发扬革命传统。我们的国家现在很安定，国际地位也比较高，要珍惜这个局面，把工作做好，将群众工作做得更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爱国的责任所在。
从几位前辈的忆谈中，我们深深感到他们爱国忧时的热忱与崇仰理想的精神。半个多世纪前，他们以自己的热忱参与了那场对中国文学发展走向影响甚深的文艺运动，今天，他们在晚年仍关注着我们文学的命运，希望他们曾为之奋斗过多半生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能继续繁荣地发展下去，其赤诚之心诚可敬佩。六十五年前，左联成立伊始，鲁迅便指出，“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诚哉斯言！这对于今天仍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原载《文艺报》1995年5月27日，署名宁逸。）
由爱情向性本能的滑落：历史理性的匮乏
爱情，曾经被我们的文学遗忘过，或者说，被有意识地回避过，这是特殊的历史年代的特殊现象；进入新时期后，这个自古以来就吸引了无数文学艺术家的所谓“永恒的主题”，便成为我们解除了禁锢的文学家们再三表现的对象。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具有挑战意味的新视阈，很快，爱情之花就洒遍了几乎每一个角落，文学中单纯的情爱描写在不几年中就有沦为陈词滥调的危险。于是，性描写这个兴奋点开始出场吸引人们的视线了。短暂的遮遮掩掩、欲说还休之后，赤裸裸的性暴露就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蔓延开来，从正常的性行为到变态的窥淫、乱伦等等，遍及性的方方面面，几乎到了无书不性、无性不书的地步。性的诱惑淹没了爱情的光芒，成为很多作品表现的中心。于是人们开始哀叹：“爱情，这个人类生活中最超越的问题，在过去的时光里，都是支持我们向往诗意生活的基本信念，而在今时代却似乎成了奢侈品和梦想的产物。在文学世界里，爱情也正在褪下它那本应有的神圣光芒，显露出贫乏、苍白而不合时宜的面貌。”（谢有顺《重写爱情的时代》，（文艺评论）19953）“现如今，不再是什么性压抑，相反，性的无拘无束，大摇大摆，左奔右突，倒压抑了‘情’，是爱情压抑，爱情像洪水漫过的田野上的草木，奄奄一息，或荡然不存”，到处飘荡着解放了的肉欲，文学的兴趣集中到性上；也许是文学的无奈，你再深沉，就被人瞧不起，你再清高，就被人嗤笑为愚蠢，就无人理睬，现代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性感特征，红尘滚滚，物欲滔滔，谁还有功夫、有心思去爱呀情呀地绕来绕去？另一方面，文学中的杀戒大开，在一些发霉的故事里，常常是性与杀的二重变奏，美人爱土匪，土匪爱杀人，刀光剑影，动不动就人头落地。中国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此豪放，变得杀人不眨眼。性与暴力成为现代文化的两个支点，情感、道德、伦理等等人格精神好像成了古典的命题，随着历史一同变成了文物，变成了人类精神的昨天。现代文化仅仅剩下了物欲、原欲的释放，仅仅剩下了感性的膨胀与扩张。（以上引自石月《文学：在性与暴力的涡流中》，《小说评论》、1995．1）
那么，究竟该怎样看待文学创作中的这一现象？是仅仅在愤怒的道德谴责中做一番情感宣泄式的批判，还是理智而冷静地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恐怕后者更为可取。王达敏在《论当前小说性描写热与性描写艺术原则》（《当代作家评论》1994．5）一文中认为：是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酿成了性描写热的奇观，它的必然性潜存在作家意识中，也潜存在读者的意识中。他分析其中原因时写道：其一，世界范围大众性文化浪潮的冲击与启示。其二，文学商品化的需要。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被抛入市场。文学一旦进入市场，就必然要受市场经济的转换而被商品化，去尽力采取并非它本意想采取的方法去达到出版和赢利的目的。其三，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当代文学的逻辑演进及当代文学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开放性促使它必然要走到这一步。回顾当代文学在描写人的性关系方面由拘谨的情爱描写到自由的情爱描写、性爱描写，再到性行为性征性状描写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性描写热的出现，实是文学发展的必然。1992年大众文化大潮的滚滚热浪挟着多种驱力，更把中国当代小说的性描写推向了峰巅。
然而，文学发展的必然就一定意味着性爱描写的恣肆与泛滥吗？怎样评价、界定性描写的性质，王达敏在文中也认为这“历来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不确定因素之一，人们对性描写的看法，手中所拿的标尺往往不一样，加之因时因地因人之异，他们所掌握的尺度也绝对不一致。”“不确定因素之二。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性的标准对性描写的性质作以准确的界定。”“不确定因素之三，性描写是艺术问题，实际上，在如何评价性描写上，人们已不是把它当作艺术问题，而是当作道德问题来对待的。”道德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面对对象的，“道德评价只有融入艺术的审美评价之中，才能对性描写作出合理的评价。”因而，在怎样对待性描写上就形成了性开放与性保守对立的两极：“它们一为取消性描写，一为泛滥性描写”，过分地保守，不是办法，它将扼杀文学写作的活力与生气，而一任性描写泛滥开去则更不可取，因为“从心理学的观点分析，追求感官刺激，在刺激中过生活是一种精神变态。把感官刺激当作现实的代替品，不仅不能消除需要的焦灼，反而诱惑被压在无意识层中的原始本能苏醒并夺路喷发而出，它一旦喷发出来，就会危害受害个体以及整个社会。”（王达敏《第三价值——文艺的女性世界原则》）在此，性描写的审美尺度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杠杆，对待性描写，既不能单纯从社会道德原则方面考虑，也不能完全从纯艺术方面考虑，而应该从作品和作品的社会效应两方面出发，用整体性观点去看待性描写，将整体把握与具体分析结合起来。文艺作品中的性描写应遵循真善美的艺术原则，我们分析性描写，也应遵从这一艺术原则。石月也以为：性和暴力，完全可以是文学反映的对象，它们既是人的内容、也是社会的内容。然而，如何去反映，历来就是一个难题，完全陷入，顺流而下，肯定是歧途。因为，在这样的层面上，“连妓女的品位都在急剧滑坡，在众多的当代女妓中，再也升华不出一个李香君、董小宛、杜十娘、柳如是。”（鲁枢元《性与精神生态》，《上海文学》1995．2）
过分的性描写既造成了文学品位的滑坡，爱情的重写是否就是一剂最好的解药呢？事实上，爱情与性并不是两个能够截然分开的问题，正常的爱情必然包含有性爱的因素在内。恩格斯把爱情称为性爱，把性爱的最高形式热恋称为性的冲动，就是把人的自然属性作为爱情的起码条件。抽去性爱的纯粹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在现代社会中已难有立足之处。在此，怎样看待爱情与怎样写爱情则成为极为重要的了。在有的作家那里，“爱情的特质说到底就是浪漫主义。”（王安忆《无韵的韵事——关于爱情的小说文本》，《上海文学》1995．6）而谢有顺则以为，人性的自由与尊严是爱情赖以生长的基础。在长达数千年的支持中国人生存的思想传统里，并没有向神圣终极追问的勇气，而是寄生在儒家的务实原则与禅道的逍遥自适的人生信条里。一个缺乏终极参照的国度里，爱情永远都无法获得深情的品质，无法被神圣之光所朗照。在一个社会学或者文化学的层面上，爱情只能带上非本质的面具出现，因为真正的爱情不是被社会与文化这些外部条件决定的。一批不再担负明显社会使命的作家，就相继为爱情找到了两条最基本的消解途径。一是爱情的性化，一是爱情的日常化。文学与爱情之间存在着一种失恋，仿佛文学与爱情无缘，事实上，真实的原因是育正的爱情无法诞生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在非本质的境遇里，我们只能面对一片无情的天空。（以上引自谢有顺《重写爱情的时代》，《文艺评论》1995．3）
虽然将爱情的匮乏根由追溯到我们数千年的思想传统上是有失公允的，但当下文学中也的确存在着爱情理想的匮乏。对此，多数人的矛头指向的是现实物质化的“金钵”。事实上，人们对于重新提出“爱情”这一标旗来挽救被滔滔物欲所淹没的文学写作，已信心不足。爱情在这里被视作性的形而上、最后的精神堡垒，它与现实仍然相隔遥远。如果爱情被引入这一超凡脱俗的描写状态中，便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将爱情完全超脱于现实之上，与大众疏离，另一种可能便是迎合大众的阅读需要，泛滥为言情读物。而怎样将现实与超越把握好，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王安忆在分析《上海文学》1995年6期所刊登的三篇爱情小说《背影》、《爱过》、《残红》时说：“不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爱情竟成了一桩麻烦事。它本来应当是凡俗人间的一个超脱或者神游，结果却成了麻烦的焦点。”
“这是一代成熟的爱情家，把它看了个透。他们对我们是有教育的，要我们不必对爱情抱有幻想，他们继承着鲁迅先生《伤逝》的传统，将人生的附丽进一步粉碎。他们对于认识人生，生活和社会，是有帮助的。他们确是要比言情小说家站高了”。然而，仅仅将爱情封闭在二人或几人的小圈子里作爱情游戏，仍然反映出写作者描述视线的局限。
面对性描写的泛滥与恣肆、爱情理想的日益俗化，纯粹而又“形而上”的“爱情”重写未见得是最佳途径。这里，需要我们的作家们放开眼量，以理性的精神反思我们所走过的道路，重新思考我们身处的时代，并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其中，“重写”的爱情才会具有永久的魅力。（原载《文艺报》，1996年3月29日。）
“文化工业”问题研讨会纪要
近几年来，文化产业在我国获得了迅猛发展，影视文化、录音录像技术、大规模批量生产的VCD影碟、多媒体电脑、信息高速公路等已广泛出现于人们的生活中，一种新型的文化观念正在形成。怎样从理论上认识这一现象，早已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2月25日，本报理论评论部邀请首都部分专家、学者以及从事文化产业的工作者举行了“文化工业”问题研讨会。会议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探讨了“文化工业”问题，气氛热烈，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一、“文化工业”一词的缘起
章国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指出，“文化工业”一词起因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本亚明发表于三十年代的一篇文章——《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亚明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提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个新的文化现象，就是收音机、留声机、电影的出现带来的文化方面的变化，提出复制技术使文学艺术作品出现质的变化，艺术品不再是一次性存在，而是可批量生产的。这就使艺术品由为少数人欣赏变为为多数人欣赏。本亚明认为这是文化的革命和解放，给无产阶级文化带来了新的广阔天地。文章招来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阿多尔诺的批评，阿多尔诺和凯勒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首先使用了“文化工业”一词，该书专门设有“文化工业”一章，这个词的英文即CultureIudustry，翻译是没有错的，它指的是用工业生产方式来生产文化产品。阿多尔诺是反对“文化工业”的，他认为“文化工业”的出现就是资本垄断对文化的控制，使文化变成一个被资本所操纵的行业。资本侵入文化领域，造成了文化的质变，使文化从一个人类的创造性的审美活动所创造的成果变成一个工业机械生产的东西，这就取消了文化的内在本质——内在的一次性的不可替代的性质，文化艺术品的“光晕”（即一次性存在）被取消了。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则认为，最早涉及“文化工业”问题的是马克思，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里对这一问题谈得比较多，只是没有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
二、“文化工业”的概念
吴元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董学文认为，“文化工业”是和“大众文化”差不多相一致的，翻译成什么并不重要。章国锋则认为，“大众文化”更多的是民间文化，指民间歌曲、舞蹈、文学、戏剧等；而“文化工业”则是资本入侵或占领文化领域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文化工业”是高科技和资本结合产下的一个怪胎。王逢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也认为“大众文化”的对象是大量的人，大量的群体，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文化工业”。崔少元（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博士研究生）则将“文化工业”定义为：资本在文化领域的运作、渗透，包括资本的投入、分配和流通，是一种文化的商品化。
三、怎样理解与看待“文化工业”
吴元迈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阿多尔诺的观点有许多片面性，如全面否定一切“大众文化”等，他是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来看待“大众文化”的。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批判和揭露是完全应该的，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示，但“大众文化”的产生在西方在中国都有其合理性，客观上是服务于老百姓的，有许多可以吸收、借鉴的东西，不能说它完全是渗透了资本主义文化、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不能将其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更不能等同于西方文化。优秀的“大众文化”照样可以反映人民的心声。西方学者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是与其整个的社会批判学说相一致的，他们认为艺术不需要与社会统一，艺术对于社会来说是社会的反题，这一点对于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不可取的，中国的文化不可能站在与社会对立的角度提倡反社会的文化、无功利的文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还是毛泽东讲的，要阳春白雪又要下里巴人，要普及与提高的结合。另外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英国的威廉斯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比较可取，他认为“大众文化”的消极东西可以批判，但“大众文化”同“精英文化”一样都可以创造我们共同的文化，这就比较辩证。
王逢振认为，当时阿多尔诺的批判是带着对未来的设想，那时他觉得文学艺术还是一块净土，人们还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摆脱商业文化影响的审美享受。现在文化的商业化、商业的文化化已成大势所趋，目前又一次革命的出现，电脑、超网络、文献宇宙等的发展，使得整个意识形态、生产方式都在变，尤其经济的一体化、区域化，必然对文化带来很大的冲击。不管在西方社会也好，在国内也好，目前这种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机制、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人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四、怎样评价中国出现的“文化工业”现象以及我们的对策
崔少元认为，“文化工业”在中国已出现是毋庸置疑的问题。董学文则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还不能说已进入“文化工业”的时期，比如从印刷量来看，日本是中国的3倍，人均36倍。在我们的政策领域最好回避“文化工业”概念，采用“文化产业”的说法，因为“文化工业”特定性太强。我们应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工业”，即在文化内涵、价值取向和整个“文化工业”素质上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在“文化工业”的瓶中装我们自己的酒。
王逢振认为，今天谈文化，可以谈得大一些，今天人们乐于消费洋葡萄酒和麦当劳，其中也包含着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我们要看到这种现象，研究这种现象。
章国锋指出，资本打着文化的外衣进行渗透，不断影响、改变、侵蚀人们的思想，形成意识形态的倾销，这种文化暴力比武力更厉害。我们发展自己的文化事业要有应有的对策和基本立场，如果对西方的“文化工业”采取不抵制、不认识，只是麻木地接受的态度，其后果是可怕的。现在世界出现非领土化、非国界化的现象，不论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都打破了一切边界，这种打破一切边界的文化渗透是毫无阻挡的，这样下去，中国的文化传统会不会丧失，值得忧虑。刘润为（《求是》杂志社文教部副主任）认为，“文化工业”的普及面已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领域，对文化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技手段和操作手段。西方“文化工业”的主流还是服从资本的逻辑，二战后的“文化工业”，以美国为例就是垄断性。在反文化这个意义上，“文化工业”消解审美，追求的是同步反映、本能功能，绝对没有再思考和理性的升华。西方“文化工业”产品对第三世界具有明显的殖民文化功能。他们推行欧美中心论，必须引起第三世界的注意。但我们不能采取单纯回避的方式，我们现在采取的文化策略，应当是一方面不闭关自守，不采取隔绝的态度，另方面不丧失主体意识。排除有害因素、吸收有利的东西，发展壮大我们自己，使我们在复杂的文化格局中战而胜之，得到发展。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走欧美的“文化工业”模式不行，否则就会失去文化主权，第三世界主权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发展权问题。现在世界的发展正在向“文化霸权”阶段转化，将来谁在国际格局中、在文化上取得支配地位，谁在全世界就是赢家，有支配地位。
五、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关于“文化产业”，章国锋认为，“文化产业”与“工业”是一个词，马克思着作中出现很多“产业”工人就是用的“工业”工人。崔少元认为“文化产业”与“文化工业”不尽相同。钱光培（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指出，对于“文化产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我们是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的角度、特别是北京市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到底该如何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我们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来源于日本的“新文化产业”，是指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产生的一种人类文明的现象。资本主义可以用“文化产业”，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文化产业”，关键是看在“文化产业”中贯彻什么思想。把我们的经济、整个社会发展跟整个世界发展的潮流接轨，只能把我们的国家推向进步。文化和经济的结合不是文化的堕落，而是文化的进步。面对这一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起中国的“文化产业”论。对文化的经济价值的认识，国人是落后了。文化是财富，文化会产生很大的经济价值，没有这个认识，就没有观念的解放。发展“文化产业”，不能像过去那样单纯靠政府拨款，如果有产业机制，可以帮助促进文化，要依靠经济杠杆的作用，促使社会把文化搞成高水平、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国家可以集中力量来搞好基础研究、高雅艺术、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余的产业化，用税收养公共文化事业。文化已成为今天经济进步的新形象，开发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未来的经济学不是单纯的“产业”，而是“产业”与文化与社会学的综合体。高起祥（北京社会科学院院长）认为，“文化产业”的提法比较好，不要涉及太多的概念问题，关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文化产业”角度来研究北京的问题，北京今后路怎样走，就要分析北京的优势、劣势。北京的优势有三：一是首都，有巨大的辐射力、吸引力，这给北京提供了广大的文化市场；二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三有充分的人才智力优势。须以此来确定北京的发展战略，“文化产业”必须是主要经济支柱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走的是一条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如何避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萧条之路，是值得研究的。北京最佳的选择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包括旅游业、体育业等）。“文化产业”是可以大力吸纳劳动力的产业，英美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从事制造业的人数。北京可以吃文化饭，文化可以吃市场饭。现在文化市场的消费需要很大，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文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文化只有走产业化的路才能发展。再把文化局限为事业单位，已不适合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态势。现在，一部分企业家已把注意力转向投资北京的“文化产业”。目前，不从经济角度研究文化，不从文化角度来认识经济结构调整，已说不清文化。（原载《文艺报》1998年4月14日。）
撼人心灵的南海启示录
——长篇小说《海噬》研讨会纪要
重庆作家余德庄的长篇新作《海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引起了良好的反响。为鼓励作者在描写我们时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所做出的积极努力、繁荣长篇小说创作，《文艺报》理论评论部于4月16日在京召开了长篇小说《海噬》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陈昌本，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锲，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吉狄马加，以及文学评论家、学者雷达、曾镇南、孙武臣、何启治、胡德培、李复威、李敬敏、陈新增、关登瀛，本书作者余德庄，本书责编霍刚，《文艺报》副总编吴泰昌、严昭柱、贺绍俊，副社长吕虹，《文艺报》理论评论部主任何孔周、副主任王山，《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张陵等与会，会议由《文艺报》主编郑伯农主持。与会者一致肯定这是一部有现实主义力度的好作品，是近年来写商海题材的作品中较为成功的一部，也是近年来长篇小说的可喜收获。
一、惊心动魄的商海警世篇
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海噬》是一部“商海警世篇”，在当前文学创作中，有特殊意义。小说集中写了主人公裴子鸿从商的经历，叙述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变成恶魔的过程。作品揭示了人性的扭曲、恶的毁灭，虽然展示了触目惊心的阴暗面，但透过不动声色的批判笔调，仍然让人感到一股强大的凛然正气。陈昌本认为，小说写这么一个人物的命运，“有警世作用”，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发掘较深，主题是很好的。”张锲也指出：“这部书的作者有生活、有思考，写出了一定的深度和力度，反映了时代生活的缩影”，是一部“恰逢其时的作品”。何启治认为：小说中“大骗骗小骗，老骗骗新骗，对社会的黑暗、腐朽的一面写得比较充分，像晚清的黑幕小说，思想又有很大的超越。把黑暗写充分了，引起警觉也有积极意义。”雷达则认为：“小说对人性的损耗、心灵的沉沦写得很充分，对社会生活转型中人性的揭示很深，提供了一种深层的真实。其实‘海噬’应该叫‘人噬’，就是人吃人的一个途径。”吉狄马加说：“这部作品是想通过一个大的时代、大的社会背景来反映我们社会的人的众生相。人性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中也在不断地变形，不断地得到考验，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性的、商业性的社会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人经过时代的阵痛走向新生或毁灭，的确有警世作用。”
对于《海噬》的警世作用，李敬敏是这样看的：“我认为作品不是全景式的，是从一个侧面去反映时代的，反映了商海的负面效应如何毁灭人，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裴子鸿形象。裴子鸿所处的特定环境中，商业、金融还有某种无序状态，骗子、奸商为所欲为，好像没有什么法律制裁，人们看到的是市场经济处于初期无序状态时的一种景象。小说的警世作用就是一方面裴子鸿的堕落可以警世，另方面从裴子鸿堕落过程中看出商海的无序、市场的不成熟，这个也可警世。”曾镇南认为：“小说一方面对普通人有警世作用，另方面对治理国家的人更有警世作用，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社会，我们中国人在未来的世纪中要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都是需要思考的。改革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成新的挑战、新的考验，新的问题也会出现；而且会毁掉一些人，毁掉生活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应允许各个层次的人对改革的进程进行思考。”
二、有时代内涵的人物塑造
《海噬》是一部触及现实、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大家认为这部作品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特别是有典型意义的主人公裴子鸿的形象。裴子鸿的形象真实可信，让人觉得惊心动魄。陈昌本说他并不是一个“一下子坏到底的角色，他一开始是受人骗的，接着为了捞回来就去骗人，结果自觉自愿地走到翡翠岛上去，最后被大海吞没了。是商业大潮逼得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再加上他自己没有一点最起码的觉悟，就变成了一个奸商、骗子，最后走上了一条死亡的道路。”“这个人物的设计是可信的，写得很真实，阅读中你可以顺着他的思想感情走，顺着他堕落下去的路子去看。”何启治也认为：“《海噬》是从生活中来的，真实性很强，主人公裴子鸿从商的经历反映了相当丰富的生活”。孙武臣认为裴子鸿“这个人物就是一个世界，作品提供给我们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生活，提到的历史细节、商业细节，的确在统计资料中、在历史学家中都很难找到。小说写了一个人怎样走向异化，写了钱是怎样锈蚀一个人的灵魂，告诉我们是有这样一类人，从这样一类人那里看到了社会的一些方面。”霍刚认为裴子鸿“是一个今天小说人物画廊里不可或缺的历史形象。”
除了裴子鸿，陈昌本认为：“吴铭这个人物写得有特点，这是一个金八式的人物，当然《日出》中的金八没有出场，而吴铭出场了，但他从一开始出来就不是那么剑拔弩张的，似乎一直在帮裴子鸿，但后来反过来一看，后面整个是他做的圈套，从买别墅到后来的一切，都是大鱼吃小鱼的一个圈套，这个人物是写得深刻的。其他人物，像梁菲、李媚都是写得有血有肉的，梁菲坏、走私，但她有良心发现的一面，人物是复杂的。
雷达认为，华露的行骗，使得裴子鸿陷入了一个“我被人吃了，我不再吃人是不行的连环扣，最后由一个尚有良知、尚且不无知青时代受过责任感教育的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基本上靠女人活着的、无耻的人，而且他的内心谴责的声音越来越少，虽不像吴铭、郑达那样彻底的无耻，最后也同流合污了。作者把知青那代人的心灵、创伤，把他们走过的道路写得很深，尤其在前半部中，对主人公与妻子、女儿以及以前情人的关系描写得很深，特别是有关沈郁芳的一段，写得不简单，非常深刻。这部书如果没有生活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小说探讨了世纪末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裴子鸿虽不能代表从商的全部知识分子，但他有认识价值，有时代内涵。”
三、艺术表现的优长与缺憾
《海噬》的故事性很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这本书比较好看，拿起来就放不下，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吸引你一口气将它读完。正如陈昌本所说：“这部书读起来一环扣一环，具有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这是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中很缺乏的，而这部小说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可以说做到了雅俗共赏。”曾镇南指出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有这么几个优点：“一是很集中，集中写主要人物，基本上是贴着人物来写，用这个人物的眼光来看生活、处理事情，基本上用现实主义的写法，按迹循踪，登堂入室，让他形尾毕露，清清楚楚。相反对那些骗他、被他骗的女性，写法则是雾里楼台，欲露还藏，既构成悬念又节省了笔墨。笔墨的集中使小说的篇幅很恰当。作者对人物的体验比较深，不仅是创作经验的问题，也是一个生活经验和生活库藏的问题。另外一个，小说写商战、写了很多公关人物，港商包的二奶、三陪小姐，写得很节制，基本上没有色情的表现，在性的描写上把握很新鲜，相反对人性的揭示是深的，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好小说。”孙武臣认为：“作者的艺术经验、把握能力很强。作者感受了很多的生活故事，并把这些故事通过他的体悟典型化了，把故事变为情节，而情节中又有许多大悬念里的小悬念，扬抑跌宕，表现了作者艺术上的把握能力，没有这个能力，这部小说不见得能让你一口气读下来。”胡德培认为小说“比较注意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构思方法，构思比较完整，结局令人震撼，让人思索很多。最后一部分确实有许多很细致、很值得研究的地方，一开始把气氛渲染得很好，在他看到通缉令、不得不出逃到国外去时，心灵上已觉得无法生存了。在这种气氛下，出逃的过程一张一弛，写得很精彩。具体的描写、渲染的办法，在艺术上达到了纯熟老到的地步。”
对于艺术表现中的不足，有些与会者认为小说对黑暗的东西写得很充分，但对光明面则写得不够，写得较薄弱，有的则认为能将黑暗面揭示深刻了就不错，不能面面俱到。陈建功认为小说太拘泥于“海噬”的事，“商海不光吞噬灵魂，也焕发了许多新的灵魂和新的生机，这是新的时代赋予我们的新活力。至于小说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扩展开来的生活场景、引起丰富联想的视野是不够的，不光是各个生活层面的弱点，包括民俗的积累、人的心灵的特征、人的各种本性的暴露，不够缤纷、沉稳，反映的社会面还不够开阔。”李复威指出，作者“在哲理层次上写了宿命论的思想，他说人生是个大磨盘，走来走去、转来转去还在原地踏步，这代表了一种观点，作家已探索到了这一点，但没有展开。”
四、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
这部作品使我们认识了今天社会的一个侧面，认识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从作品反映的现象来看，究竟社会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就涉及一个老问题，即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问题。孙武臣指出：“本质的真实往往在顾及到真实的一面的时候，还要顾及真实的另外一些方面，要通过一些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前进了不是倒退了。”李复威则强调“我们如停留在传统的商海观念上是不够的，也不完全符合今天的历史现实。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商海无情，这样一种传统认识在复杂的转型期究竟该怎样认识？这本书从八十年代写到九十年代，正是商品社会的初期一一原始积累阶段，有些东西完全从道德评价的角度看是讲不通的，而从历史评价看是有进步意义的。在传统的商海观念里，作家应该更多地注入现代意识，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商海有两重性，有历史的进步性，也有传统的拖累，机制的不健全、不正当竞争所造成的种种危害。”“当前有许多作品都写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改革之后带来的进步意义是政治家所关注的；作家关注的往往是大刀阔斧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中的坎坷人生。这里的矛盾怎样解决？是作家没看到历史的本质，还是属于作家的天职？文学的本质？文学家与政治家是两种思维，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怎样尽到作家本身的天职，从人生出发写人生，当然人生里面要蕴含历史的内在的进步意义。”
郑伯农指出，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二者归根结底应是一致的，因为道德也是有历史性的，它不是抽象的。为什么中央讲要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都要搞？总的说应该是协调一致发展的。道德也不是抽象的，所以这部书不光给老百姓看有启示，给从政的人看也会有启示。它确实不只反映出一个侧面的问题，也反映出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也确实存在着若干不足的东西，有些地方成为骗子的乐园、妓女的乐园、冒险家的乐园，虽然是历史的过渡现象，也确实还存在着这么一种现象。这部作品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基本还是一致的。”（原载《文艺报》1998年4月30日。）
文化产业：一个现实的话题
——高起祥、钱光培访谈录
近二十年来，文化发展在世界发展中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渗透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中国的文化可否走产业化的路，如果可行又该如何迈步？这些已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最近，笔者带着这样的问题走访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高起祥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光培。
记者：二位近年来，为推动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是否可以谈谈此项工作的背景与起因？
高起祥：最近两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对于北京发展文化产业问题做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包括本市的、区县的以及国内若干大城市的调研，在世界上也跑了几个国家和大城市，包括美国、法国、加拿大以及香港，做了一些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二十一世纪城市化的进程肯定要加快，而且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象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方国家那样走单纯工业化城市的路，已经很难行得通了。下一个世纪城市的发展必然是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世纪。发达国家已逐渐认识到走单纯工业化城市道路的弊端，他们在发展城市工业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甚至出现了比较长时期的城市萧条和城市衰退，这在美国的一些城市表现得特别突出。这说明今后城市发展必须把可持续发展这个基本原则考虑进去。
北京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学习苏联的经验，走的也是工业化城市的路，特别是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城市的路。从1980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曾经有五次批复意见，江泽民、李鹏三次在北京视察工作，都明确提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按照中央给北京城市性质功能的定位，北京不应再走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城市的路。从北京的自身条件来分析，北京的优势不在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北京的优势，首先是在首都的区位优势，既然是首都，就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第二，北京有丰富的人才智力优势，这是国内很多大城市很难相比的，甚至国际上的一些城市也很难具有。第三，北京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这也是国内的很多城市、国际的很多城市很难相比的。综合考虑这三大优势，发展北京的经济最突出的应该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在北京已经出现了，而且发展的势头很好，引起了上上下下的广泛关注，政府也给予了比较多的政策扶植。第二个方面是发展文化产业，当然这里的文化是大文化的概念，包括旅游、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也包括体育。如果真正使北京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成为首都经济的核心，成为首都最基本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北京就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现在北京市的各个局、各个区县都在酝酿、思考怎样把工作的重点、把产业的结构的调整转移到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上来。
对于文化，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不是所有的文化单位都可以走产业化的路，其中一部分可以作为公益事业由政府集中财力加以扶植，如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馆、一部分高雅的艺术形式等等。但是，其他能够走产业化路的，我们认为都应该改变过去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大胆地放手地让它走产业化的路，去和市场经济接轨，按企业的运作方式来经营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也需要拿出一整套的支持和鼓励的政策来，只要政策适当，既可以保证正确的健康的文化生活内容，也可以真正按照企业化、产业化的要求使文化产业能够比较快地发展起来。
钱光培：目前，北京发展文化产业的气候已经形成，领导有决心，各企业也都在努力。过去一提文化就哭穷的局面已很少见了，各个文化口更多地谈论的是怎么发展自己。
记者：发展文化产业是完善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功能，推动首都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文化产业应当成为首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请问，你们在推动北京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是如何看待与评价“文化产业现象”的？
钱光培：文化产业应说是文化与经济结合的产物。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很早就有了，从印刷术出现就开始了，特别是工业化以后，文化与经济的结合越来越加强了。当然，文化形成产业，除经济外，科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先是印刷术，现在的电子技术、音像业、包括多媒体都加快了文化与经济结合的进程。到今天，已发展到足以影响世界产业结构排序的地步了。现在世界的第一大产业是旅游业，旅游业是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行业，它的崛起，说明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已到了相当强的程度。有人说这是经济对文化的侵略，但也可看成是文化对经济的占领。所以，日本学者说，文化已经成为经济进步的新形象。文化与经济的结合，从经济的角度评价是经济的进步，不是经济的后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评价，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文化是起推动作用的。首先，文化产业现象的出现，对文化本身来说，由于给它提供了经济基础，文化的发展有了一种经济保障；第二，迫使文化不得不面对市场，不得不考虑广大市民，甚至包括国内外游客的需求；第三，还不得不面对同类文化产业的竞争。它实际上把文化生产者同文化消费者的距离拉近了，是有利于文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的，尽管出现了一些迎合，但这种弊病不是不可克服的。从文化产业现象的社会评价看，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各种经济产品的文化内涵加大了，同时，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也相应要求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会显得更浓。城市的文化气氛是城市的形象，有了这种形象和没有大不一样。随着文化设施、文化产业的发展，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会得到进一步的满足。我认为，无论从经济评论、文化评价、社会评价来看文化产业现象，它都应当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
当然，随着文化产业的出现，也会有负面影响。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有好的一面，同时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但这些负面影响不是不可克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文化产业法规对其加以规范，还可通过宏观调控加以规范。另外，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还面临着一个世界其他文化的侵入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两种态度，一是全部堵在门外，看来这是行不通的，二是在吸收其他文化的同时积极地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世界的其他文化不一定都是坏文化，文化一旦创造出来就有超国界的性质，就在世界流传，我们吸收了他们的好的文化不一定我们都沦为奴隶了。文化产业是人类的需要，中国人也需要，我们只有用我们的文化产业首先占领我们自己的市场，才能抵制由经济的一体化带来的文化入侵。对于我们来讲不是要堵，首先是要大量地吸收。当然，对一部分意识形态很浓的，我们需要抵制。如果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强大了，我们也可以把中华文化向外传播。好的文化的传播对人类的发展应当说是有好处的。人类社会如果没有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就没有人类的今天。对文化产业现象应站在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发展的立场来评价。
记者：你们认为，在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在理论上需要解决哪些课题？
钱光培：第一个课题就是关于文化的经济价值的理论阐述。文化除其意识形态性、审美功能外还有经济价值，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到现在还不清楚。而这个问题在当今是非常重要的。在文化的经济价值问题上，中国应当有一个大的觉醒。文化的经济价值得以实现的方式就是文化产业。
第二个课题应当进一步研究一下文化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通过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看到我们发展的新途径。
第三是文化产业论的学科体系的建设。
第四，要认真研究一下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从而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找到道路，并且根据中国的实际、各地区的实际，研究出相应的政策。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中国还是一种新兴的产业，需要政策的支持，我们应利用我们的体制优势来支撑这个新兴产业，让它有一个大的发展。（原载《文艺报》1998年5月7日。）
小说是世俗的
——访谈歌
谈歌以写《大厂》而闻名，他的工业题材小说相当引人注目。在这些小说中，往往表露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分享艰难的忧患意识和为民请命的基本格调。它们以对时下生活的快捷反映、对现实题材的努力掘进而构成当代小说的一道亮丽风景。最近，笔者借谈歌到北京学习之机走访了他。现实中的谈歌并不像他的作品那般沉重，他是亲切而随和的。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就谈到了他的作品、关于他作品的评论，他目前的创作状况，等等。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作品很多都是以工厂为题材的，您为什么对这类小说的创作情有独钟？
谈歌（以下简称谈）：我们这批人主要是生活型的作家，我们以自己的体验、了解反映着时下的生活。我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我在做专业作家之前曾长期在基层工业部门工作，做过工人、机关干部、工业行业报的记者，对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比较熟悉，对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过巨大贡献的企业以及企业的职工干部有着较深的了解，对他们在变革时期承担的一些责任有很深的体会。由于大量地感受接触，我小说里的人物闭上眼睛都恍若在眼前，非常鲜明深刻，所以，我写这类小说也就不奇怪了。
记：就我所知，除了工业题材小说，您还写过一批历史小说，您写这类题材的作品与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吗？
谈：我写这类小说都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过去那些事情，并想借此呼吁一下，不要丢失我们传统的美德。中国传统的诚实、勇敢、英勇献身等等这些精神，不管是在计划经济下还是市场经济下，都是当今人所应该继续继承和发扬的。我们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战乱、动荡、繁荣与发展，能够建立起这么大的国家，我们老百姓身上的传统美德起着很大的向心作用。一个人应该有点精神，一个民族也应该有点精神，这种精神从古至今一直在激励着我们这个民族向前走。但是目前，我们却不能不承认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人身上是很坏的，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等等，这是有悖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应该遭到批判，作为作家不应对这种道德滑坡冷漠。
记：您的工业题材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有，有的评论家认为您的工业题材小说往往表现了这样的主题，即为了维护工厂的经济利益就必须以牺牲良知与道德为代价，这是对人文精神的背离，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谈：我只是如实反映生活的真实情况。目前第一线的工人活得非常艰苦，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工人下岗，这当然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在这种历史进步中需要工人付出些代价、尝受些痛苦。我只是直面生活，并没有有意去张扬坏人在逍遥法外，确实现在也有些坏人在横行霸道。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本身就展示了自己对工人的最深的同情。
记：有些评论家认为您的这些作品是在用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笔调铺陈生活的烦恼和无奈，缺少历史理性精神的观照，对当下改革的必然性与导致困境的体制性因素揭示不够；在艺术表现上叙述语言太直、太满、太露，叙述方式没有精心的结构。您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创作的？
谈：我认为说这些话的人没有认真地读我的小说。我关于工业改革困境的小说有二三十篇，我是力图从各个侧面去展开问题的，比如我去年在《百花洲》第四期上发表过一篇名为《下岗》的小说，即正面揭示下岗的原因，如因产业的调整、改革的需要，需要工人承担这份社会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处在第一线的，对这场改革的大趋势比较清楚。我写的是生活，下笔时涌现出的是对生活的感受，而不是什么理性。也不能说我的写作是自然主义的，我在写作中还是有所取舍的，所取就是工人最关心的是什么、最深切感受到的是什么，读者最需要看到的是什么。自从介入工业题材写作以来，我已收到上百封的读者来信和电话，读者认为我是在真实地、客观地反映目前国企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我不大在意批评界说些什么，而且文章出来就是让人批评的，批评界对一个作家不要太苛刻。小说的创作应跟百姓沟通、读者沟通，我的读者就是城市的产业工人，我是为工人而写作的。说到语言，工业题材小说只有用这种语言写，工人才爱看，如果充满了文气，在语言上精心雕刻，有些读者可能就要不耐烦了。如果说我在语言上不讲究，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不讲究，我所面对的读者需要这种叙述方式。对语言的界定有两把尺子，一把在评论家手上拿着，一把在读者手中拿着，小说是给什么人看的，就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说话。如果将我的小说都换成文人化的语言，就会失去一多半的读者。我的小说不是写给教授看的，是写给大众看的，评论家与读者是两个不同的阅读圈子。为了读者更好地接受，我坚持用口语化的生活语言去写作。
记：写了这么多的小说，您是怎样认识小说与小说评论的？
谈小说不应忘记读者。小说是具有大众性比较世俗的东西，它跟诗歌、散文不同，诗歌、散文讲究心灵的智慧、内心的体验和感受小说就是讲故事，要讲一些人们爱听的故事。小说起码要好读，有人爱读，有更多的人去读。小说应该走出象牙塔，走到民间去。当然小说对民间有一种启蒙作用，但民间对小说有支撑作用。如果小说失去大众，小说也就到了死亡的时候了。小说不能缺少烟火气、地气，我反对把自己的小说搞成插花艺术。我的小说的读者应该越多越好，我是本着读者第一的原则去写作的。目前小说越来越文人化，这对小说是不利的，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小说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冲击，应该在如何通俗上下点功夫，不要离大众越来越远。小说没人看，作者是有责任的，过于追求小说的技术，反而忘记小说的本质。当然小说有各种各样的，我并不反对别人怎样去写，但小说要有人民性、大众性。
小说应该让人读得懂，评论同样也应该让人读得懂，应该提倡一种明白如话的批评，这样才会对创作有所助益。而现在有些评论家热衷于讲些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话，比如某省一评论家提出将作家分为三种，一种以头脑写作，一种以心灵写作，一种以皮肤写作。这个提法非常含糊，什么叫皮肤写作？实在是讲昏话，对读者对作家都是一种误导，评论界应少说点类似这样的话，多从我们的传统中继承一些优秀的东西，别尽是套用外国名词，张嘴就是外国人名，让人不知所云。我们是需要从西方学点东西，但所学应化作我们自己的语言、化作深入自己血脉的东西。
记：迄今为止，您写了多少小说？目前正在做什么？
谈：到目前为止，我已发表了六十多个中篇，一个长篇，一百多个短篇。现在正着手创作一部写企业改革的长篇小说，已完成十多万字，准备写三十多万字。在今后的创作中，我将努力写得更好，努力开拓各种题材的写作，使自己的创作更上一层楼。（原载《文艺报）1998年9月10日。）
枷锁的打破
——访着名文艺评论家李子云
11月10日本报发表了刘锡诚的文章《凤凰再生——拨乱反正中的（文艺报）》。文章回忆了《文艺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中所做的重要工作，文中所提的一些重要史实均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刘文中提到在1979年3月《文艺报》所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李子云曾做了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要发言。最近记者采访了李子云，她欣然回忆起文艺界那一段激动人心的往事。
李子云（以下简称“李”）：我看了刘锡诚的文章，他提到的文艺报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我参加了，当时，我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发言。这个发言我还不是在这个会上第一次提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我作为文学方面的代表参加上海市委召开的理论务虚会，在这个会上，我觉得在文艺方面拨乱反正，首先应该解决一个文艺跟政治的关系问题，我的发言就主要谈了这个问题。开了这个会之后，到北京来参加《文艺报》的会，我又将这个问题在会上提出来。在这个会上，大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因为粉碎“四人帮”之后，批判了“四人帮”的阴谋文艺，批判了他们所谓的“黑八论”，对他们的批判都加以了清理，可是文艺跟政治这个根本关系一直都没有接触到，接触到这个问题确实就接触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问题派生出来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上海时就已开始形成一篇文章，即《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79年第4期的《上海文学》上。当时《上海文学》的负责人钟望阳觉得这篇文章是带有根本性的、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认为用本刊评论员好像分量更重一些，所以就没有用个人署名，在整理的过程中，周介人也参加了，所以如果署名的话这篇文章应由两个人署名。
在1949年之后，“政治第一”，文艺为政治服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已变成顺理成章的一个说法。那么，我们现在提出来反驳这一个说法，便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讨论，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大约持续了两年。后来四次作代会肯定了我们的说法，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说法是不对的，我们这时候才喘了一大口气。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当时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思想理论界、文艺界正处于拨乱反正的活跃时期，您觉得当时文艺界的活跃与党的三中全会提倡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有什么关系？
李：我觉得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没有早些时候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也就不可能让我们将当时已开始的怀疑表达出来。事实上，我们并不是三中全会一开，就豁然开朗，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和看法的。这个思想在我们脑子中酝酿很久了，可是我们没有条件提出来，因为当时提出来就要变成反革命的。我们从事文学工作的，难道还看不出来十七年的文学越来越萎缩，越写越窄吗？开始是只能写光明不能写黑暗；不能写缺点，写缺点就是揭露阴暗面，后来是只能写英雄人物，落后人物都不能写。当时批判“芸芸众生”、“中间人物”，儿女情家务事统统都不能写了。最后英雄人物只能写没有缺点的英雄人物，还只能写在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这些现象还没到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出现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干脆八个样板戏中的人物都既没丈夫也没老婆，也不晓得他们的孩子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因此，在三中全会之前，我们私下就在思考这一问题：拨乱反正到底“反”到哪儿去？“反”到十七年没出路，“反”到十七年仍然只剩下没有缺点的英雄人物，然后就是只有阶级斗争。我们想来想去可是不敢说出来。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我们忽然觉得胆子就大起来，觉得冲一冲吧，这个时候不冲没机会了。党中央号召我们实事求是，我们就把实事求是的话讲出来，拨乱反正应“反”到文学本身去。
所以我觉得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推翻两个“凡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无法打破那些枷锁，把新鲜的思想从闸门里放出来，这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大转变的关口。
今天回顾我们走的路，我发现我们确实已走得很远很远了。我们现在在人性的领域里什么都可以涉及，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爱是不能忘记的》出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个爱是一个古典式的爱情啊，连手都不能碰一下的爱情。当时不少作家、评论家去讨论爱的权利，如张抗抗的小说就叫《爱的权利》，刘心武的叫《爱情的位置》，就是人们一个最基本的爱情的权利去把它争来都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我们想想走过来的每一步，开始时都相当艰难。走出第一步是艰难的，底下的几步也不轻松。我们现在的写所谓私人话语，得来的多不容易啊。在当时，什么主张个人的一些权利都变成个人主义，主张一些人性的东西，都是罪恶的。今天回顾过去的这一段，这一段也不算短了，二十年，确实是很艰苦的。
记：请您谈谈对当前文学评论、文学创作的看法以及对如何促进文艺进一步活跃的建议。
李：二十年发展到今天，文学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局面，现在的评论工作的确很不容易。过去的状况很单一，文学评论工作也很容易做。现在这么丰富、多样，面对这么丰富的作品，采取怎样的态度，应怎样分析、评论，怎样发掘作家对文学做了哪些贡献，在我们的总体的发展中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我觉得目前评论界在总体上还追不上创作的发展。而且我觉得商业操作与文学评论无论如何还应区分开，文学评论工作还应有它的严肃性。面对大众文化的滚滚潮流，必然会有一些带有广告式的或带有商业操作式的东西出现。但文学评论工作有它的职责，它应对这些现象进行科学的评论分析。目前来看，这样的分析评论比较少。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也有一些侧重于建构一个虚构世界的作品，作为创作都是可以的，但其中有些反映现实的作品还很粗糙，作为评论家就应指出它的粗糙的地方；也有虚构推衍得已变成一个虚无缥渺、生编硬造的东西了，评论家就应分析出它的痕迹来。可我们的评论往往在这方面不是很充分也不是很中肯。评论家应保持他独立的品格，他有他独立的看法，现在评论好像不是很振作。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转型期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改变，流行文化、畅销书、通俗小说开始出现，在这个出现的过程中又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分。对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我们是绝对需要的，今后读纯文艺小说的读者会越来越少，而读通俗小说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当然应该发展这样一些读物去满足更多的读者的需要，可是纯文学的东西才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的高度，这个我们也很需要。我们不能期望评论家一点也不受商业化的影响，有的愿意被商业所操纵你也不能太深责他，这都是各人的选择，各有各的合理性，不要愤愤然。现在的时尚杂志有那么多，你阻挡也阻挡不了。纯文学杂志越办越艰难，有的发行只有两千份，还可能要被自然淘汰，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把文学看成那么神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相信文学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存在。（原载《文艺报》1998年12月24日。）
新世纪理论批评界的出击
新年的钟声刚刚响过，人们还沉浸在世纪交替的兴奋之中。一个高层次、高水准、对全国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富有建设意义的会议在首都召开了。
1月13至15日，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28名委员聚会北京。严肃的思考、坦诚的态度、活跃的气氛、广泛的话题，显示出会议的蓬勃生机，它的影响力必将在今后的理论批评实践中体现出来。
评估近年来文学理论批评
会议的成果之一是对近年来文学理论批评现状进行了认真的评估，检视了理论批评发展的态势。
委员们肯定了文学理论批评在新时期2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王巨才在讲话中说：“新时期以来，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深入，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冲破极‘左’的和僵化、教条的种种羁绊，从思想、观念、方法、品格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和进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中，理论批评所显示的时代精神，科学和民主意识，思想深度和艺术透析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应当说，我们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适应时代要求又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理论主体形象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经过20余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文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纷纭复杂的文坛现实，理论批评是否能及时做出自己的概括与总结，是否有相应的应答策略，却是值得认真检视一番的。弱点和不足是明显的。几天来，委员们围绕当前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委员们指出，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严肃的批评家日渐减少，而文学作品产量的增多，又造成了批评家阅读的局限性，使得批评家面对全局显得难以把握。受商业利益的驱使，媒体炒作的分量增大了，一些批评日渐陷入庸俗化的境地。媒体包装和商业化炒作的合谋，蚕食了不少评论阵地，损害了文学批评的声誉。这几年，社会对批评的淡漠，使得文学批评成为一个相当寂寞的行业。而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脱节，也制约了理论批评的发展，理论批评对丛生的文学现象无力解释，穷于应付，往往是谈文学仅限于文学自身，不太回答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忙于制造体系概念，却不关注突飞猛进的现实发展。理论界缺乏争鸣，回避真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有些领域甚至受到排挤。批评摇滚化、泡沫化、空洞化了。理论批评的影响力在减弱，阵地在缩小，形成了一种热闹和寂寥同在、执着与浮躁并存的局面。
针对这几年文艺界存在的消解权威、消解崇高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委员们也进行了批评，并对当下不少作品缺乏正确的历史观表示忧虑，尤其对理论批评界所存在的一股否定一切的思潮提出应予警惕。许多委员认为，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应予充分肯定，它们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指出其中的不足和缺陷是必要的，但不能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如果认为上世纪的文学只配留下一份“悼词”，应予彻底“清算”，这就走人虚无主义的迷津。对最近出现的《十作家批判书》等文学现象，委员们各抒己见。有的认为其中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并有尖酸刻薄之处，但也不乏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见解。有的委员则分析了其背后的商业目的、社会心理、学术策略等因素，指出其历史观的片面性。
探讨发展策略
委员们在讨论现状的同时，也对文学理论批评今后的发展与提高提出自己的看法。
有的委员指出，文学理论批评是文学与社会的结合，是一项社会的事业。批评和创作的根基是统一的，都扎根于时代现实和生活现实，都是对时代的发音。批评不是寄生性的东西，批评本身也是创作，要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文学批评是理性认识的成果。应以理性对社会发言。理论批评家要慎重辨别风向，不要盲目跟风。如西方思潮的风、商业运作的风。应拒绝商业炒作，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
有的委员认为，理论批评家应面对当下的现实，现实是急剧变化异常复杂的。一方面是文学创作数量激增，文学现象比任何时候都纷纭复杂；一方面是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文学主张比任何时候都纷纭复杂。许多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如出版商、企业家、炒作等介入文学，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现代化传播手段的广泛应用，既极大地拓展了作家和读者的视角和思维空间，也对文学理论批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现实急需理论批评家考察新现象、研究新问题，从理论上作出回答，从学术上进行心平气和的交流与切磋。理论批评家应充分认识到现实文艺格局的变化、批评功能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迎接新现实的挑战。那种仍然按照旧的文艺格局看问题，幻想只搞纯文学、抱着文学“老大”的观念是不现实的。目前的困境也是一种机遇，这不是套话，确实需要去做很多工作，需要理论批评界加强沟通与团结。中国文学在21世纪有可能出现一个高峰期，文学理论批评应为此多作准备。
有的委员认为，理论批评既要富有历史感、现实感，又要富有理论深度。而不管是现象阐述还是理论透析，其中都有一个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时代的新高度上实现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怎样科学地吸收古典的、西方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充实起来、厚重起来，成为阐述现实的有力理论思想，依然是理论批评家们应努力去实现的。理论批评家应当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原着，重视对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目前有的理论问题比较混乱，在评论工作中，批评的标准尤为混乱，这反映了历史观、价值观的不一致。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文艺与生活到底是什么关系、文学作品中反映的历史观、文学价值论、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什么是人性的深度等等，依然要我们去进一步探讨。与此同时，一些由社会现实和文学创作中提升出来的问题，也应在理论批评家的关注视野之内，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开放时代的文化战略、文体的自觉和文体魅力的关系、借鉴海外的表现形式和发掘本民族传统文化、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的互动、重大的题材选择和角度的切人、题旨的时代感和超迈感、作家社会责任感和作家生命体验的煎熬感的关系。只有研究了现象，把握了实质，推出了名作，洞悉了国情，理论批评家才能说是真正站在了时代思想的前沿，才能发出自己的洪亮声音，引起社会的关注。
构想理论批评委员会工作
此次会议是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因此，会议还讨论了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工作内容及活动方式。委员们对委员会的今后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与构想。会议确定，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是在作协主席团的领导下，以社会化的方式开展文学理论和批评活动的专门组织；是吸引广大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参与作协的工作，关注文学发展，探讨理论问题，开展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文学理论研究，提倡和鼓励不同观点与学派的自由讨论，倡导健康的、说理的文学批评，树立与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文学研究和批评风气，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加强创作思想的引导。对委员会如何开展活动及开展活动的方式，委员们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如开一些不定期的专题研讨会，出版一些丛书，搞好与传媒的合作，密切与有关学会、研究会的联系，加强理论批评队伍的建设，努力培养新人，等等。
委员会主任张炯、副主任王巨才、丁振海、郑伯农，委员朱寨、杨义、李希凡、谢冕、陆贵山、童庆炳、董学文、陈思和、饶艽子、李准、谢永旺、顾骧、韩瑞亭、李下、蔡毅、曾镇南、丁国成、严昭柱、郭运德、雷达、雍文华、朱向前、何孔周、吴秉杰等出席了会议。中国作协有关领导陈建功、金坚范也参加了会议。（原载《文艺报》2000年1月25日。）
《世界和平圣诗》与中国诗人雁翼
今年伊始，一位中国老诗人酝酿已久并且牵动了整个世界的一个创意终于实现了，这就是以中、英、法、俄、阿拉伯、西班牙6种文字出版的《世界和平圣诗》的问世。
1998年5月，数百封邀请函由世界诗人大会通过各国驻联合国使团发往联合国一百多个成员国首脑官邸，邀请函写道：
经过许多代人前仆后继的奋斗，人类正进入第三个千年。这是一个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新时代。然而，破坏和平和发展的力量并没有完全消失。因此为了提倡并进一步发展全世界的人类和平，我们将编辑一部诗集，书名为《各国首脑献给和平的圣诗》（注：后定名为《世界和平圣诗》）。
显然，由于国家首脑们有着对世界和平的特殊作用，首脑们献给和平的诗作将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为此，我们特邀您以您所热爱的母语写一首关于和平的诗……
这一大胆的邀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创意立刻得到了各国首脑的积极回应，他们纷纷提笔为和平而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美国总统克林顿、法国总统希拉克、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英国首相布莱尔等等欣然提笔题写了诗与箴言，很多国家的首脑还给世界诗人大会打来电话或写信表示祝贺。
要策划并实施这样一个大规模、高层次的世界性主题活动，没有浪漫的激情、敏锐的思想、执着的信念以及国际性的影响力是难以实现的。而雁冀，这位年逾古稀，曾经历过战争的硝烟，三次负伤的老战士，一位思想随时在捕捉人类敏感主题的诗人，以其特有的浪漫与执着，实现了这一奇想。
雁翼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诗人，爱与和平是他诗歌的主题之一。“诗微笑在爱的旗帜上／飘展在历史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权欲的煽动，美丽的地球／在互相厮杀中挣扎自救／血染泪浸的脚步，艰难地／追索入神共求的和平／……”当年，他的这首《爱的旗帜》在世界诗人大会上朗诵之后，迅速被译为多种语言在世界上流传，影响很大。同时，雁翼也是一位极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他是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副总裁、英国世界文学研究院院士、剑桥华人世界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在欧美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1993年雁冀曾在美国各地参观访问。访问期间他看到二百多年来没有被战争破坏的美国建设得很美，联想到二百年来不断遭受战争磨难的祖国，便对陪同的美国朋友说：假如我的祖国有二百年或一百年没有战争，一定比美国建设得还要好还要美。由此，雁翼思索着：是否世界上每个国家的首脑与民众都能深刻理解战争的危害、和平的可贵，让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不同民族间的猜忌与仇恨不再被酿成战争呢？作为一个诗人，自己能以什么方式来为世界和平做点贡献呢？
1997年底，雁翼的助手张文立找到了他，希望他发动各国的着名诗人，让他们邀请各自国家的领导人用本民族的语言写诗来赞美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并编选成书向世界发行。
张文立的这一提议与雁翼埋藏心底已久的想法不谋而合。但这一提议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方可实施。首先，雁翼认为，自己个人的影响毕竟有一定的局限，另外各国的诗人能否动员起本国的元首写诗也很难讲，并且，这一创意需要有合适的操作渠道才能运转。这时，雁翼想到了总部设在美国的世界诗人大会，想起了他的朋友世界诗人大会主席、美国女诗人罗斯玛丽·魏尔金申女士。1990年雁翼曾邀请罗斯玛丽访问过中国，她对中国印象很好。罗斯玛丽不仅是位有影响的诗人，而且与美国和联合国许多高层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她所领导的世界诗人大会是由她亲任院长的世界文化艺术学院发起组织的一个颇受各国诗人尊重和拥戴的诗人组织。
当雁翼把成熟的策划意见通过世界诗人大会秘书、美籍华裔诗人陈雪丹博士（陈雪丹先生也是《圣诗》的副主编）转交给罗斯玛丽后，她立即表示支持，并愿亲自协调各方面关系，争取如期收到各国首脑们的诗稿。1998年初，罗斯玛丽给雁翼来函，正式表示世界诗人大会已通过了这项策划，而她将与雁翼联合出任诗集主编。
世界诗人大会能很快通过此项策划主要是因为它的创意好。人类在经历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一系列局部战争的灾难后，祈求和平与发展已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21世纪不应当再有战争了。雁翼的策划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心声。诗人是人类最敏感心灵的代言人，而世界诗人大会这一世界性的诗人组织不完成此项史无前例、具有深刻历史价值的创意又由谁来完成呢？
罗斯玛丽迅速取得了联合国秘书处的支持。在创意逐步变为现实的过程中，雁翼又将创意进一步丰富起来：一，将《圣诗》以中国独有的印制技术印在中国丝绸上。在首发式上，还将把中国的礼品随《圣诗》一起送给各国首脑，以宣传中国的民族文化。二，将各国首脑为和平而写的诗作或箴言刻在石碑上，建成碑林。目前，丝绸版已开始印刷、纪念票设计样图已完成并计划于今年底在香港上市，和平碑林也已在大连旅顺口羊头洼动工。此外，雁冀已与美国圣达国际投资集团和美国中国贸易集团签约，由他们代理于今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为《圣诗》的出版和发行主办的盛大新闻发布会和酒会，并邀请联合国的重要官员和有关国家的大使出席。
为建造世界和平碑林，各国曾极力争建。一些日本人认为应建在广岛，因为广岛是唯一遭原子弹攻击的地方；一些德国人则认为应建在柏林墙博物馆，因为柏林墙曾是战争与和平的见证；而包括罗斯玛丽在内的美国人则希望碑林建在联合国总部。最后，在雁翼的坚持下，碑林落户中国。
作为《圣诗》的主编，雁翼付出了许多，不仅是体力精力的付出，他还将自己多年积蓄的稿费全部拿出，以弥补经费的不足。在活动进展过程中，曾有许多国外着名公司为得到随赠礼品的指定权愿出天价赞助，但都被雁翼婉拒了，他说“这项活动属于中国，我不愿让这一创意沾染更多的商业色彩。”雁翼不以《圣诗》的名义赚钱，因为他不愿亵渎此项活动的圣洁性。雁翼为自己能参加《圣诗》的编辑和出版而自豪，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他想借此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是最热爱也是最渴望和平的。为着心中理想的实现，雁翼这位老诗人正不懈地努力着。（原载《文艺报》2000年5月16日，署名宁逸。）
一段被遮蔽的历史
——中外学者研讨19471949年台湾新文学思潮
8月16至20日，在秀丽的江南古城苏州，来自海峡两岸及日本、美国的50余位作家、学者聚集在苏州大学红楼会议室，共同回忆论析着50余年前发生在台湾的一场文学论争。
1947年11月到1949年3月，在台湾《新生报》副刊《桥》上，发生过一场关于台湾新文学问题的热烈讨论，涉及台湾新文学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至今仍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岁月流逝，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段史料或被尘封或被扭曲。近年，台湾一些思想界、文学界的人士多方努力，重新发掘了这场论争的珍贵史料，计有杨逵、骆驼英等26人的41篇论文以及相关的9篇文章，已由陈映真、曾健民辑集为《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于1999年9月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台湾文学的热心研究家还寻找到了当年论争的见证人孙达人、田野、萧荻、王业玮、周青、朱实、谢旭、方生，并将他们请到了会场，为研讨会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史料。
对历史事实的回顾，一些见证人对史料的补充，对前辈作家、学者的怀念，构成研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与会的研究者及见证人在回顾论争的过程时指出，在台湾“二·二八”起义被镇压后不久，白色恐怖笼罩岛内之时，刚刚创办不久的《桥》副刊在歌雷的主持下，不顾多家报纸被当局查封，多位报人、知识分子被捕入狱的危险局势，以蔑视强权、追求文学真谛、迫切希望融入祖国文学的热情，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展开了这场劫后重生的文学重建运动。对文学前辈们的胆识与勇气，与会者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之情，尤其对杨逵这位台湾新文学界的巨人在台湾光复后的文化活动以及在论争中的核心作用进行了追念。杨逵的《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一文，实际上为台湾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强调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并明确地规定台湾新文学的历史任务，极力呼吁台湾省内外作家要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主张并坚持台湾新文学的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自台湾的青年学者蓝博洲及生活在大陆的论争见证人方生等人还报告了杨逵关怀当时在台湾岛内影响甚大的麦浪歌咏队的情况。台湾的清华大学博士生徐秀慧对光复初期杨逵的文化活动进行了专题研究。
研讨会上，与会者还分析了论争发生的时代背景。台湾学者曾健民提交的论文《在风雨飘摇中绽开的文学花苞——“台湾新文学论议”的思想和时代》，在分析了论争的思想来源及其时代过程后，还梳理了论争在当年遭到的恐吓及白色恐怖时期遭封杀及近年“台独”分子对论争事实进行歪曲的过程，使人们更接近了历史真实。台湾学者李瑞腾的《（桥）上论争的前奏》则介绍了何欣主编《新生报·文艺》后的一些情况，为研讨这场论争提供了部分背景资料。
论争的特点、论争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也是此次讨论的重点。大陆学者刘登翰所作的报告《历史的警示》认为，这场论争的大部分论者都是从当时台湾文学发展的紧迫现状提出问题，并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另外，论争的主题是关于文学的建设，但对许多重要论题的阐释，却是从社会矛盾和社会形态的分析人手，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使这场讨论得以深入、并具有重要认识价值的根本原因。对这场论争的文学史意义，与会者都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它修补了台湾文学史的一大空白，能够让将来的台湾文学史更加完整。对其历史价值与意义，大陆学者陈辽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一是既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和腐败，又坚决维护台湾与中国的一体性；二是肯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但承认台湾文学有其特殊性；三是反对日本奴化教育和奴才文学，但是坚持把日本统治者与日本进步文化人士严格区别开。
另外，陈映真的《范泉和“建设台湾新文学论争”》、朱双一的《欧坦生、（文艺春秋）和光复后台湾文学的若干问题》、吕正惠的《发现欧坦生——战后初期台湾文学的一个侧面》等论文则从不同角度对论争作了专题研究，施淑的《台湾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再出发——新生报（桥）副刊的文艺论争（1947-1949）》、曾庆元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应用的问题》、陈建忠的《发现台湾：日据到战后初期台湾文学史建构的历史语境》从理论上阐述了论争所涉问题。涉及文学理论问题的还有曾庆瑞的《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新写实主义”》，文章着重从大陆与台湾新文坛的交流与影响的角度，评析了当年论争中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关于创作方法的论争。他指出，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新写实主义如何在台湾新文学界传播、生根和成长、发展，如何影响着台湾新文学和大陆新文学一起在创作中发挥作用，有助于整个文学事业更好地为大多数人服务，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问题。赵遐秋的《从“文学大众化”到“人民的文学”》则论析了关涉论争路线、方向性问题的“人民的文学”问题。论争的开篇作者欧阳明说将“人民的文学”规范为新台湾文学的路线和方向，作为建设台湾新文学的纲领，“是有着新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赵遐秋认同了这一观点，并指出，欧阳明的这一看法固然是非常明显地受到了30年代、40年代大陆新文学发展的影响，却也是台湾岛上新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其精神必当延续到今天，延伸到未来。很多学者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及观点。
研讨会气氛热烈，既有历史的回顾，又有现实的讨论和史料的探讨。与会者怀着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开会，有泪有歌。在学术上，不论来自中国内地，还是台湾、日本、美国的学者都怀着平等之心交流切磋，时常争论迭起，在对论争达成共识的同时也形成一些不同看法，比如对台湾引入大陆左翼文艺主张中的某些论点的得失、对这场论争的历史背景资料的分析等。大陆资深评论家李子云在总结发言中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一场接续“五四”文学传统而进行的战争，又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而进行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两岸作家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共同冒着生命危险并肩作战、相互交融、不分彼此，我们很难从他们当年的文章分出谁是本省人、谁是外省人。而在这场论争中提出的理论主张甚至所用的语言，则和大陆30年代左翼文学主张不仅相通，而且惊人的一致。这些资料都非常有说服力地又一次证明，大陆和台湾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当年那些学者异口同声所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脉。
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江苏省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苏州大学承办。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文艺报》总编辑金坚范主持了开幕式，中国作协副主席陆文夫、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秦志法、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赵本夫等出席了开幕式。（原载《文艺报》2000年8月29日。）
中国文学中国学术中国文化活的传统
——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徐州召开
2001年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诞辰120周年，也是他逝世65周年。4月26日至27日，中国鲁迅研究学会、江苏省鲁迅研究学会、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南京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大学联合召开了“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拉开了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活动的序幕。这也是新世纪鲁迅研究界的第一次重大会议，新的研究视点和富于争议性的论点给会议增添了不少自由热烈的气氛。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林非指出，对鲁迅的研究纪念应该在本世纪得以发扬。鲁迅是一个极深刻的人，怎样学习他的深刻性，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课题。鲁迅从上个世纪初便开始探讨怎样使中国人的人性与个性自由得以发扬，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他的一生都在关心普通的民众，这对我们文化人是有启迪作用的。如果我们民族的每个人的人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起的作用将是不可限量的。江苏省鲁迅研究会会长包忠文提出，我们当前文化艺术有低俗化的倾向，这些现象与鲁迅当年坚持的文化方向可作比较。鲁迅研究重视学理化研究是对的，但如果忽视对现实的观照就没有了根基。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也对鲁迅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及21世纪的鲁迅研究进行了思考，他指出，鲁迅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文化宝藏，它是千百年来中外最优秀文化传统融合汇粹的结果，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新文学传统的开端和渊薮。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可供人们不断认识和阅读的开放性的传统。走近鲁迅，认识鲁迅，研究和诠释鲁迅的作品，将是一个长期的永远未完成的运动过程。在当今，推进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加强民族素质和精神改造与建设，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已经更加严峻地进入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人充满忧患的思考。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中，除了学术自身的发展突破以外，更需要有一种为改造和提高民族素质和民族精神的现实的迫切感。老诗人兼学者吴奔星在提交大会的书面发言中对当前一些反鲁迅的倾向提出批评，指出从这些现象中“看不出一点可以动摇毛泽东对鲁迅的‘三个伟大’以及‘民族魂’的经典性评价，只不过暴露了他们对鲁迅生平及其人品和文品的一无所知，徒然传为当代文坛的幼稚可笑的奇谈怪论而已。回想‘文革’时期的神化鲁迅和世纪之交的丑化鲁迅，很像一对孪生兄弟，生性不同，而令人可笑则相同”。
研讨会上，徐瑞岳就鲁迅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不朽遗产、江锡铨就鲁迅与七月诗派的关系、朱晓进就鲁迅与30年代文学论争的政治化倾向、杨洪承就新时期的鲁迅文化研究、刘祥安就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汤哲生就鲁迅和金庸、陈梦熊对鲁迅研究的回顾、徐德明就《阿Q正传。序》与历史叙事的对话及文本间性、刘俊的《狂人日记》新论、陈子平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应对策略、王世家对鲁迅的评价的看法、朱寿桐的关于鲁迅的苛刻与梁实秋的宽容、宋剑华就鲁迅研究中的主观性问题、闵杭生就对鲁迅的误读与妄评问题，都做了观点各异、新鲜生动的发言，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鲁迅研究的新进展。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陈漱瑜在总结发言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新文学一切开端的开端，是中国新文学的天才创造者、出色的现代白话文的创造者。他不仅奠定了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又是新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开拓者。鲁迅是立足于现实的，正是他洞察现实的穿透力，使他的作品超越了现实，超越了时空而具有永恒性。鲁迅是为现实而创作的，但由于他把创作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创作中融进了自己的血和泪，因而他的作品又成为他生命的延续，而不会跟他的肉体同时朽蚀。当前，无论人们如何评价鲁迅，鲁迅都是一个绕不开、推不倒的存在，是一块踢起来反而会伤自己筋骨的老石头。由于鲁迅是中国现代先进文化的载体、先进文化的代表、先进文化的标志，因而他同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使他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整个人类。学术是有承传的，鲁迅学也有承传。鲁迅的文化传统不是罗布泊中的楼兰古城，仅仅记录着往日的辉煌，而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文化长河，形成了中国文学、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活的传统。（原载《文艺报》2001年5月15日。）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文学创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文学创作关系研讨会在穗举行
在全国人民迎接建党8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对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建党理论的学习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借正在全国深入开展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东风，为了在文学创作领域自觉贯彻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文艺报》社与广东省作家协会在全国文学界率先召开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文学创作关系”的研讨会。6月21日，来自北京、天津、湖北、江苏、广东的学者、作家、文学评论家60余人，齐集新落成的广东文学艺术中心大厦，深入探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并就这一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实践，进行了理论上的延伸与拓展研讨。会议碰撞出许多精彩的思想火花，对文学界如何学习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这次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本报总编辑金坚范，广东省作协主席陈国凯，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蔡运桂联合主持，与会的代表踊跃发言，气氛热烈。
与会代表指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江泽民总书记经过长期思考提出来的，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这再一次说明，理论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三个代表”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关系，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怎样把握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这一方向对文学提出了什么样的时代要求，文学批评的标准又如何来构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行思考与探讨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将有建设性意义。这个研讨会是对建党80周年最好的纪念。有的代表提出，我们要用文学作品来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必须重视“写什么”和“如何写”这个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学观。任何伟大的作家及其作品都会切人他所处的时代，或直接或间接或曲折地表现一定时代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社会风貌。改革开放的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宗旨的文学，必须反映改革开放这一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潮。许多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都抓住了时代的主旋律，深刻表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丰富而复杂的矛盾。既塑造了推动时代前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也鞭挞阻碍社会发展的丑类。比如广东作家在反映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方面就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写出了反映经济特区的神奇发展、珠江三角洲农村城市化的巨变、国企改革的进展与步履维艰、城市商战风起云涌，以及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等与时代紧密联系的文学作品。在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表现现代工业文明与其必然要代替农业文明方面做了一定的贡献。随着历史的推移，当后代的人们要了解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从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翻天覆地变化，这些作品也许会起着“历史书记官”的作用，显示其长久的艺术价值。有的与会代表认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创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也应符合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要求，先进文化的标志就是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人类文化的未来的方向。并且，文艺创作要落实“三个代表”，就要努力贴近人民群众，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愿望，道人民所想，抒人民所愿。作家要摒弃贵族写作习气，将自己融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去，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朋友，尽最大努力创造出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高质量高品位的精神产品。还有的代表则从历史的回顾与发展中得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结论，并且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小说家的评价以及知识经济正悄然崛起的现实中，得出我们的时代正赋予小说家以历史的机遇，给予了文学巨大的表现空间的结论。提出了小说家应如何深入生活无愧于时代重托的问题。代表们认为，21世纪是如何从落后的工业经济向新型的先进的知识经济转型的世纪，这一先进的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型经济在目前还是很小的一个规模，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必须充满热情地讴歌这一新兴经济。代表们认为，“三个代表”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它最大的特征表现在其先进性、包容性，这一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我们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宽阔的视野，展示了一个新舞台。文艺家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在会议发言中，与会者从多方面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深深体会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文学创作所具有的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围绕这一中心议题，与会者还联系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社会现实与文学实践，展开讨论了经济全球化与当前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纯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关系、主旋律与大众化等问题。
在谈到当前纯文学在面临影视、听觉艺术的冲击时，有的代表认为，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后文学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而电子生产力正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广大作家艺术家要面对这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做出自己面对时代的回答。有的代表指出，经济全球化给文学带来的挑战和冲击很值得讨论。首先，经济全球化正全面改写着我们的生活；其次，我们各个民族地区、各个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还有一个如何回应的问题；第三，怎样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感官消费文化的冲击也很重要。经济全球化给文学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新的生活现象、新的人物正层出不穷，面对这一变化，没有人文精神的高扬，没有独立品格的文学思考，是不行的，同时经济全球化在技术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还有的代表指出，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实际是一个世纪来中国人的中西之争，在文化层面上则是中西的文化之争，我们在面对西方时，在文化层面上实际有两个西方，一个是在体制内运作的政治经济的西方和与体制内运作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一个是对这个价值观念进行反思的西方，而现代化与反抗现代性实际是两个西方之争，我们在面对这两个西方时，我们自己的本土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面对本土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对话的情形下，我们该做三个层面的工作：第一，必须学习西方，我们没有办法不接受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第二，必须拿出中国的眼光来；第三，我们拿出中国眼光不仅仅是看自己，还必须看世界，用中国文化的眼光整合所有资源。
在谈到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关系时，与会者对二者进行了概念上的辨析。有的代表指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纯文学与俗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面对当下社会，极具现实性的问题。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文化环境、大众心理、传播媒介等的变化、影响，消费社会的发展，大众文化通俗文学的崛起、膨胀，精英意识淡化、纯文学写作与研究产生了与读者疏离与脱节，走向边缘化和萎缩，传统的文学价值被现实所消解、颠覆。面对这些问题，对文学来说，首先要调整自身的视角和立场，以自己的作品介入到读者活动之中。其次要更新文学观念，给当代通俗文学重新定位。要从人文精神层面上给通俗文学以导向，倡导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互补互动互促，共进共荣。再次，要研究观众和读者的价值心理，即文学批评在这方面应该“在场”。在当前形势下，文学既应是介入社会，又应当守护灵魂，这样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在谈到主旋律与大众化的问题时，有人指出，文艺的主旋律与大众化之间的关系是极其辩证的。主旋律不是政策观念的简单图解，不是政治生活的随意附庸，更不是领导个人兴之所至的指点；主旋律应该体现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希望，应符合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其次，还要理解大众化的本质要求：它并非曲意迎合部分人的欣赏口味，也不是形式上简单地涂抹一些群众喜爱的通俗因素，大众化应该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从内容到形式上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同时具有鼓舞人、振奋人、感染人的力量。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这次会议为全国文学界学习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开了个好头，并希望能推广开来，蔚成风气。（原载《文艺报》2001年6月26日。）
在历史的发展中沉淀
在现实的冲撞下重写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由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国际研讨会于7月11日至13日在南京召开。来自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内地的近百名专家与会，就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内涵、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形成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与世界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与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与中国近代文学文化思潮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变异与发展等论题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
正如董健所说，确认一种传统也就意味着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对历史事件和经验教训进行理性的筛选。提出传统问题，就为我们深入研讨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言说机会，同时也为不同学术观点论争的展开留有广阔的空间。人们对现代文学传统不同层面上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必然会大大地加深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这一看法代表了多数与会者的看法，大家认为，在新世纪之初举办这样的研讨会，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进行全面反思，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有助于促进这一学科的整体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朱寿桐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学科名称，在一些学术着作中有时被叫做“中国新文学”，在正式的国标目录中往往被尴尬地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至今尚未理直气壮地发展成为一门具有严格学术规范性的学科，除了它历史沉淀的相对短促外，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研究及其自觉的缺乏是一个重要原因。翻开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着，乃见人们热衷于考察的原是这段文学史的“性质”、“根本性特征”等批评意义上的现象，几乎全都忽略了文学史研究应该加以总结和寻证的构成这段文学历史进程的内在传统的问题。因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显现的便多是文学评论的基本气象，而较少文学史研究的学术风采。匡正这种学术失范的路子自然很多，建立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应是其中行之有效的一条路数。
黄曼君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有着与中国古典文学不同的崭新面貌，这首先是由于其中包含着完全不同的文学、审美和思想因素。但这些因素本身并不就是传统。它们经过了不断地整合过程，才逐步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传统。而且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它将一直向当代、向未来延伸，从而显现出传统在不断整合中的变异、同一和延续。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现代转型、现代构型和现代定型。
另外，朱德发就中国现代文学民族化与世界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李怡就“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龚鹏程、李瑞腾就台湾的新文学传统、游友基就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内涵，刘增杰就某些被遮蔽的传统，张福贵就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赵凌河就新文学现代主义的理论话语，许祖华、谭桂林就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传统与宗教，袁国兴、徐瑞岳就人文主义与现代文学传统，周晓明就现代中国理性主义，高旭东就中国现代的启蒙文学传统，周仁政就审美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俞兆平就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王本朝就晚清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以及汤哲声就现代文学传统的社会基础，刘增人就现代文学传播系统，朱晓进就现代文学的政治文化传统，马森就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度西化思潮，胡有清就中国现代纯艺术思潮和传统文化，王宁就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断代，於可训就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高利克就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寻根与身份认同，丁帆就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等议题也分别阐释了他们的见解。
整个会议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进行了一次全面检视，也提出了问题。如温儒敏就提出了当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有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趋向，他认为思想史与文学史有交叉，但还是有分工的，对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文学的审美诉求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还有没有地位表示了困惑。（原载《文艺报》2001年7月24日。）
一位独特的人类美好精神的吟唱者
——鄂华作品研讨会综述
鄂华是一位成就卓着的老作家，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周扬就将其创作称为“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一枝鲜花。”40多年过去，历史已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鄂华的创作仍葆有鲜活的生命力，他一直笔耕不辍，近年仍有佳作奉献于世。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鄂华曾多次获得国际国内的奖项，他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他的国际题材创作更是独步中国文坛。如何总结这样一位作家的创作成果、创作历程，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史写作都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10月16日，《文艺报·文学周刊》编辑部成功地组织了“鄂华作品研讨会”，在京的与吉林的40余位作家、评论家、记者与会，提出了很多值得认真研究与总结的课题。
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总编辑金坚范主持，鄂华、张锲、高洪波、朱晶、孟繁华、雷达、白烨、刘锡诚、包明德、李国文、程树榛、吴正、宗仁发、廖静萍、缪俊杰、贺绍俊、吴秉杰、吴泰昌、杨匡满、李兴叶、何孔周、张炯等与会并做了精彩发言。着名作家王蒙托人带来了书面发言。很多与会者都是鄂华的老朋友，他们知人论事，对鄂华的评论亲切热烈，而一些中青年评论家则眼光独到，大家纷纷从不同视角对鄂华及其作品进行了中肯剀切的分析评价，整个会议气氛融洽而学术含量很高。下面是此次会议的综述。
一、鄂华现象的存在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现象
谈到鄂华，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才、全才、通才。他的作品包括了文学的所有种类，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没有他不涉猎的；而从题材上看他的作品也是范围广阔的，如在国际题材、科学史题材、现实题材、儿童题材、历史题材等领域他都进行了尝试与探索，其中国际题材小说是他创作中最有特色的部分。由于有了这部分的创作，他在文坛上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更显突出。从整个20世纪文学来看，鄂华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作家都更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不是走向，不是拿来主义，而是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甚至超越民族与国界，从内容到形式直至作家主体意识上的追求。这使得鄂华的创作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这种个性的东西，我们今天来看，仍有重新认识的必要，这对于今天的文学史写作也将产生深远影响。有评论家指出，5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个文学“一体化”的年代，当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成为那个时代文学主流的时候，鄂华的域外题材小说能够发表并受到广泛的好评，或者说是一个奇迹，或者说通过这个典型的个案，我们有可能对50年代的文学环境作出新的评价。前一段我们对这一点关注的非常不够，我们有一些既定的理论框架使我们对这一段的文学有所忽略、有所偏见。
还有评论家指出，从鄂华的作品来看我们文坛所反映的生活，是否也有一个需要扩大的问题，即发生在国际上的大量事情，这部分生活我们应不应该把它写成作品，这种生活在我们的文坛还未引起重视，很少有人在中国对国际上的东西进行还原虚构，而这些是鄂华早就探索的东西。鄂华是中国作家中最早关注国际题材的，正如清末李汝珍写《镜花缘》样，他具有那样深远的眼光，所以说鄂华有特色，他的创作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国门洞开，对外交往有了更大可能性和丰富性之后的令天，能够像鄂华一样专注于国际题材的作家仍然凤毛麟角。重新认识鄂华不简单是扩大题材的问题，而是怎么全面地看待世界文明的问题，怎样认识全球一体化、生活一体化的问题。鄂华作品的穿透力、世界眼光，使他的作品在过去多年后，仍然鲜活，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独特窗口。
二、一个学者型作家
很多与会者都谈到鄂华是一位多才多艺、多思、多情、多产、多样化的一位作家，鄂华的创作可以概括为：科学+文化品格+超拔的想象力+过人的勤奋。鄂华40多年如一日，执着地追求，非常不易。他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他在叙事上的优雅的风度，艺术气质的高贵，表述上的书卷气，及所透露的丰富的知识性和科学含量，在今天看来也并不陈旧。作为一个典型的学者型作家，鄂华现象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所谓的“书斋创作”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一个作家可能没有专门去深入某种生活，没有去采访，但根据丰富的史籍、文献和参考书，再根据自身的经历加以出神入化的想象、虚构，也同样可以写出令人惊叹的着作，优秀的历史小说是个例证，鄂华也是典型的例证。当然这也并非鄂华一人的创作现象，在欧美也有许多作家在进行着同样的实践，文学创作不会仅限于一种死的、刻板的创作方式，鄂华现象显示了文学创作多样化存在的广阔空间。
鄂华的创作，想象力丰富，艺术翅膀无所不在，从他已表现出的创作成果看，可以说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作家。他的长篇历史小说《翼王伞》切人非常好，他的描述使我们对近代史上这段最尖锐、充满波澜壮阔的斗争，同时也最富戏剧性的狂飙的年代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儿童文学作品《蝴蝶谷》充满知识性和趣味性，他的游记散文《天池幻想曲》优美典雅，比喻漂亮。《爱因斯坦》确实能给人带来智慧的愉悦，鄂华笔下的爱因斯坦是丰富的，比大艺术家还像艺术家。鄂华从爱因斯坦对音乐的执着写到对数学的酷爱，把数学写得那么美。鄂华这种写法既深刻又有思想、有吸引力，把科学东西艺术化，让数学艺术化，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北大化学系毕业的功底鄂华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他充分发挥了他的艺术想象力，也充分运用了他的知识，这不是一般作家能够达到的。他的作品比较高雅，但又不是让人看不懂，现在有的作品“三无”（无人物、无情节、无故事），看了不知所云，那不是高雅，鄂华的人物形象鲜明、思想深刻、艺术上也考究，这才是高雅。作为他那一代的作家要经过50年的汹冼，没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始终坚持自己的特色不变。由于经过时代的变化，他本身生活的矿藏的累积也十分丰厚，与会者由衷期待鄂华有一天会拿出代表他自己生命价值的更沉甸甸的作品。
三、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作家
与会者认为，鄂华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于他很早就探讨了人类性的问题，他以文学为武器对人类理性予以呼唤，他呼唤的对象不仅是“某一民族”，而是全人类。他站得很高，主题不是很孤立、狭窄的、党派的、彼一时的。鄂华讲，文艺的目的正是向人民播撒火种，唤醒他们心中沉睡的良知，启迪他们对爱、真诚、崇高的向往，以及对丑恶、虚伪、渺小的憎恨，燃起为伟大的理想而献身的激情。这些主张使鄂华的创作有了人类性高度，它超越了一定的时空而存在。鄂华创作中几十年一贯的东西，是他把传播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塑造人的美好心灵，体现现代人生理想结合起来，把人类最基本的美好感情，如真、善、美的感情与现代意识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充满了追求正义、良知、反对独裁的人类自由精神。
他早年的国际题材作品，有对法西斯控诉的，也有很多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了抨击。鄂华对帝国主义丑恶本质有着深刻认识。他撕掉他们的假面，还他们高唱民主自由的虚伪性，指出在他们背后还存在一个可怕的恶魔的阴影，揭开了一百年的另一种历史，就是血腥的和殖民主义的种族歧视历史，除了一个拓荒者、伐木者的传统，还有一个奴隶主和私刑者的传统。但他并没有完全排除对拓荒者、伐木者历史的阐述，而这些还不断出现在他的背景描述中，这表明他对世界文明的肯定，不是把资本主义说得很简单，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
他的几部纪实文学作品，当时发表时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天重读仍然动人。他对“四人帮”精神遗毒的批判揭露，对知识分子英年早逝问题的社会分析，在当时创作出来都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和精神，这就是扬善伐恶、仗义执言的精神。这些作品说明鄂华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看取生活的，而体现在文学上则是独具特色的穿透性和战斗性。
有评论家指出，他的《爱因斯坦》更令人看重的是始终高扬着对自由的灵魂、创造的精神的高度赞赏和推崇，写出了不朽的爱因斯坦成功背后的根本原因，爱因斯坦的崇尚自由、醉心创造、追求美好事物的精神，这会影响青少年去追求美好事物。鄂华写出了科学之神的内在精神。这不仅因为鄂华造诣深厚，更因为他有着一颗赤子之心。
总之，从鄂华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对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仇视，也看到了他对世界和平、公平、人道的向往。他的作品集中表现了渴望和平、渴望真、善、美，珍惜生命的人文理性和人道情怀，体现了时代的诉求、体现了历史的智慧和眼光，充满了对人的肯定和赞扬，认定人类最终可凭理性战胜和征服自身，走向共产主义，走向人类大同。（原载《文艺报》2001年10月30日，署名宁逸。）
建设·创新·引导
——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文艺理论批评
引人注目的第六次作代会胜利闭幕了，人们普遍感到，这次大会标志着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开启了雄壮的远航。在这一远航中，文学理论批评将占有多大的分量，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记者特采访了参加六次作代会的部分理论批评家。从他们的话语中，记者感受到了理论批评家的信心。
一、时代对文艺理论批评和文艺理论批评家的要求
多数理论批评家认为，我们处在繁荣奋进的时代，这个时代已对文艺理论批评以及文艺理论批评家提出了新的要求。雷达认为，要发展文艺理论评论工作，首先要解决理论发展和时代要求的关系，理论应该是更有实践性和时代性的理论，批评应该是体现先进文化要求和代表一定精神高度的批评。南帆指出，文学批评无疑会对整个文学产生影响，但批评对文学的影响和介入方式在每个时期是不同的。在我们这个时期，特别是现在，文学批评的功能不仅仅是对文学发言，批评已超出文学的范围，是对整个社会文化历史表达自己的看法，批评要参加到整个社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文学批评的起点虽然是文学，但文学批评的功能却不仅仅是对文学发言，在今天，再谈论“文学就是文学，与社会无关”的观点是落后的。文学批评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是与创作并驾齐驱、相互影响的。要实现民族的全面复兴，既要有经济实力也要有伟大的文化。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在今天如何成为再生资源，这就要看我们怎样理解世界、如何理解自己。实现民族的全面复兴，对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个宏大工程，文学批评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介入其中，总会对民族文化多多少少有所改变，文学批评家可以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洪治纲认为，人世后，我们整个社会文明发展面临很大冲击，网络的发展已使我们处于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境地，面对这样的境况，文艺批评要警惕一些泛自由主义者的论调，也要警惕全球化过程中的后殖民情结，还应真正站在自己民族文化立场上寻找我们富有生机的有民族性格、民族尊严的东西，使批评在自身的民族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作为批评家，我们应紧密关注我们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表现出的精神动向、精神轨迹，开创出富有活力的直接体现民族特点的全新的批评思想和批评体系。
何向阳对于时代对批评家的人格要求有深入的思考，她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塑造好自我的人格才能把好的作品介绍给大家，与创作共同发挥作用。理论批评的作用就是人文关怀，要体现爱心，批评家在自己的批评文字中应传达出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热爱，这样的批评家才是合格的。真正的批评是沉淀的、对我们民族有大爱的，是先进文化的一部分。理论批评对批评家的文化、人格、耐力的考验其实比对作家的考验还严苛，这项工作对民族文化精神发展有推动力，经过众多的手的推动，民族复兴指日可待。
二、批评切中时弊。要明快直言、要讲真话
谈到当前文艺理论批评的现状，曾镇南认为，我国文学创作状况是正常的，文学批评工作也是正常的，是一直存在并发展着的。这次作代会金炳华书记的报告中列举了那么多作家作品，这里已隐含着文学评论的功绩，是文学评论筛选的结果，这些大量评论之作的结晶对于将来人们研究这5年的文学、研究当代文学史都有价值。
有的理论批评家谈到理论批评存在的问题，对现状表示忧虑。陈辽认为，目前文学评论家流失得很多，坚守岗位、说真话说实话的不多了。有的文学评论写得小家子气，缺少大气，文学评论的阵地也太少。洪治纲也认为，现在的文学批评与80年代有距离，批评的主体力量在学院，但由于文化体制的影响，直接干预创作现状、对具体现状进行批评的相对较少，面对现实说话的批评队伍弱，批评风气不是很纯正，有浮躁之气，捧杀棒杀得多，真正解读作品富于创见的批评少。谢冕也说当前批评大而空的不少，批评有值得检讨的地方，批评是否读了文本，能否讲出作家创作的甘苦，对作家苦心经营的东西是否能体察，对于批评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但目前这些东西做得非常不够，批评缺乏对文本的研究。一方面是批评脱离了自己的对象，一方面有的批评成了西方文论的杂凑，还有的则脱离了中国的文论基础。中国批评家应该是中国的，应该讲自己的话，有自己的特点才能对世界有贡献。许觉民也谈到，现在有的年轻批评家，在中国的语言修养上，在中国文学传统营养的摄取上是不足的，批评文字西方语言多；有的批评文风不好，是八股式的“一、二、三、四”罗列，缺乏风趣幽默，评论的艺术成分差，语言流于一般，难以吸引读者。韩子勇认为，所有的批评都是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之上，现在批评界阅读严重不够，缺少氛围，应重提阅读，重提阅读中的长期跋涉。
针对这些情况，钱谷融指出，批评要讲真话，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只要每个人把自己的真实意见讲出来，就会有交锋有交流，对文学创作就会有推进。写文章要本于诚，讲自己的话，文章才会有质量。陈辽认为，文学评论家应提高自身的素养和学养，要有勇气对文学领域中不太好的现象讲话，不要怕得罪人；而文学组织部门也应解决好文学评论家待遇菲薄的问题，文学评论阵地也应扩大。曾镇南也认为，年年讲重视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不如为文学批评界做几件实事，希望作协能建立为文学评论专用的出版基金，解决文学评论家出书难的问题；也希望在人才培养上有新举措，可以通过鲁迅文学院选拔评论界苗子，为他们提供交流读书的机会；他还希望设立文艺评论的成就奖，解决文艺评论评奖中忽略五六十岁老评论家的问题。
韩子勇认为在建立中国文学的良性生态中，文学理论批评是一个重要环节，如果不能把我们好的、确实值得推荐的作品推荐给读者，是批评的失职。批评应该有标准，也需诚信精神，应形成良性秩序。新闻批评、大众传媒应该是批评家主动发挥作用的阵地，各级文学组织部门和传媒机构对文学批评良性秩序的形成应起到组织作用，刊物一定要克服圈子化、江湖化。
三、理论创新：文艺理论批评的生命力所在
很多文艺理论批评家都谈到了文艺理论批评的创新问题，认为创新是文艺理论批评的生命力所在。陈辽指出，文学评论要创新，不但文必己出，还要文必创新。雷达认为，与时俱进的理论批评要大胆创新，这不是老生常谈，理论批评的创新已迫在眉睫，理论老化现象和批评八股，还有晦涩的批评在文坛还在流行，让人望而生畏，不创新无法前进，也没有吸引力。何向阳认为，理论创新不是表面的，首先应在浏览的基础上，保持一种很深的介入、解读现实生活的能力，批评是激情的、热血的、活的东西，要协调好与现实的关系。
对于基础理论的创新，饶艽子指出，好理论都是面对现实挑战产生的，文化转型期，很多新问题理论界都不能置之不理，要在解决矛盾中推动理论发展。也要在学科与学科的交叉点上寻找新的理论爆发点、发现新空间，寻找新的理论支点。文学的文化心理挖掘，有助于文学文本的研究；文学的文化信息破译，有助于文学文本的深层探求，要注意到文化研究的作用，但也要防止泛文化化，防止文学审美视角的消失，丧失文学的相对独立性。
王先霈指出，新世纪理论创新面临着新的机遇。首先，“三个代表”的思想在文学理论中的贯彻是全新的问题，怎样对其进行消化吸收，并转化成新的理论形态是一项长久的工作；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加入世贸之后，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文学理论批评如何对待大量涌人的外国文艺作品，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这给文艺理论批评的变革创新也提供了新机遇。第三，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面对网络、电视等新媒体发展冲击波，如何沟通好它们与纸质出版物的关系。也是理论批评需面对的问题，如果回答不好，会阻碍理论批评的创新。
杨义将江总书记讲话中对理论批评的要求，概括为“建设、创新、引导”的六字方针，这六个字恰如其分地说明了理论批评在新世纪文学发展中承担的责任：通过理论批评家的建设创新，理论批评一定会起到在精神层面上引导整个民族向前迈进的作用。（原载《文艺报》2001年12月25日。）
朝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生态美学相结台的目标
——关于中国“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答问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生态文艺学近几年来在文学研究界正悄然升起，也取得了一定的实绩，比如一些专着与重要论文的发表正在形成这门学科的雏形，而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关于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等课程的设立也标志着这门学科开始有了发展的迹象。与此同步的是，国外的文学生态批评也已初具规模，从事者已达数万之众，正为国内的研究作了一个很好的背景。但这门学科在目前仍然是不成熟的，国内一些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虽然提出了学科建设问题，但对在当前全面推出“生态文艺学”的提法也持保留态度。也许，这种谨慎的态度正预示了这门学科发展的前景是较为乐观的。
日前，记者就生态文艺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向这个领域中的几位有成绩的学者提出了几个问题，他们也欣然作答，现整理推出，也许有助于读者了解生态批评乃至生态文艺学的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
提问者：本报记者周玉宁
答问者：王先霈、曾繁仁、鲁枢元、曾永成、赵白生、王诺、张皓、刘锋杰
提问一：生态文艺学在中国提出的现实条件？
曾繁仁：生态文艺学的提出是中国现实经济、文化和学科发展的需要。从经济文化上来说，尽管我国处于现代化的中期，发展成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但在文化上已出现某些后现代现象。诸如市场拜物的盛行、工具理性的泛滥、心理疾患的漫延和环境的严重污染等。后现代文化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就应该继承现代性的优点、克服其弊端。而以“人——自然——社会”系统整体理论为基础的生态哲学、美学与文艺学，恰是克服现代性导致的自然与精神生态失衡的重要途径。从美学与文艺学学科本身来说，目前正处在由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以及由内部审美研究到外部文化研究的转型期。生态美学与生态文艺学的提出恰恰适应了这种转型的需要，成为美学与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动力。
鲁枢元：由于现实中的生态危机激发起一些文艺学学者的责任心。从而向当代文学界发出呼吁：文学再也不能忽视自然的存在。对于纷至沓来的生态灾难再也不能漠然视之了。可以这样说，生态文艺学在当前中国的兴起，主要是严峻的社会现实向文艺理论界提出的要求。
王先霈：真正建设起这门学科，不仅有待于文艺学家掌握较丰富的生态学知识，还有待于转变观念，从向自然索取转到以自然为人类之家，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曾永成：只有植根于生态世界观，高扬生态精神和充分揭示了文艺的生态本性的文艺学，才可能真正对生态文艺和现实的生态实践发挥积极的作用。
提问二：生态文艺学目前提出学科建设的问题，是否像某些学科建设问题的提出一样只是一种学术泡沫，还是意味着目前中国生态文艺学的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如果建立这种新的学科，是否会抑制它原生态的自然生长活力？生态文艺学会不会又成为脱离实践的学院理论？
曾永成：建设生态化的文艺学的意向本来就是从对生态问题的切肤之痛中产生的，它一点也不能离开世界作为生态存在的现实和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实践。这一新学科建设是否会成为学术泡沫，关键在于我们的责任心和学术道德。只要我们深入掌握人类生态思维的积极成果，密切关注生态实践和生态文艺学的现状，以实证的态度和方法真切认识文艺的生态本性，它就决不会成为只供学人清谈和玩智力的“学院理论”。生态危机的紧迫现实绝不容许这种学术奢侈。
赵白生：就学科本身来说，生态文艺学是高含金的富矿，古今中外，文献资源浩如烟海。此外，一个学科有没有生命力，主要还要看她具不具有现实的根基。自然恶化、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的首要问题，它们自然成了文艺的母题。“生态焦虑”可以说是20世纪文艺的主题之一，如艾略特的《荒原》、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生态文艺学之所以不会成为学术泡沫，一方面有这些主流的经典文本支持，更关键的是，它还有自身的独特研究对象，即生态文学的三部曲：自然作品、环境文本和生态文学。有了这些文本，生态文艺学就成了有源之水，不会成为“泡沫”。
张皓：一门学科是否会脱离实践而“学院化”，并不在于是不是从事建设，问题在于是怎样建设。我觉得不必匆忙地将它程序化、体系化，而可以多元化、多样化，保持原生态的活力，保持生态话语的新鲜感。提出“学术泡沫”的忧虑，其实是一种生态忧虑，意味着学术界在接受中的成熟。反泡沫化正是生态文艺学所主张的。如果脱离了生态语境，即使是冠以“生态”也是不合生态的。
刘锋杰：生态的问题不论在哪个知识领域中被提出，它都是只有落实在人的日常生活中，落实在人的社会实践与创作实践上，它才是有意义的。生态文艺学不能成为一门学院化的理论，却应当具有一定的学院化色彩，通过学院化的途径来深化它的理论研究的深度，又通过它的非学院化的即社会化的特色，来普及它的理念，达到生态意识与生态精神的日常化、生活化。
王诺：要防止新生的生态文艺学成为脱离实践的学院理论，我以为，一个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尝试进行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同时，将更大的精力投向生态批评实践（并强化对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生态批评不仅要批评生态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要全面反思古往今来的文学，通过文学来进行文化批判——历史地探讨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
鲁枢元：中国的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对现实的反映是敏锐的，但理论上的准备则又是不足的，虽然已经出版了几本专着和一些批评论文，作为一门学科还远未成熟。但这是一门有“根”的学科，根扎在现实问题的土壤中，所以，其生命力是毋庸置疑的。
曾繁仁：按照学科界定的常规，一个独立的学科应该有其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目的和趋势。但生态文艺学目前尚不具备。同时，生态文艺学目前还面临着生态学与文艺学的有机结合，从而逐步形成自己独有的范畴体系的过程。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称作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而暂不将其称作一个独立的学科。
提问三：中国的生态文艺学怎样既能吸收中国原有文化资源又吸收西方生态批评的合理因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艺学之路？
刘锋杰：西方生态学研究的理论优势与中国文化中的深邃的生态智慧相结合，且以中国文论中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言说为基础，创造一门生态文艺学，是条件充分、具有极大可能性的。在一般文艺学的建设上，不妨“西体中用”，在生态文艺学的建设上，不妨“中体西用”。
鲁枢元：如果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诸如“结构批评、“符号批评”、“解构批评”，乃至“后殖民批评”、“女性批评”，多半是由西方移植乃至搬运过来的话，“生态批评”则带有浓郁的自发性，是从中国这块土地上萌生的，而且，我们的思考与西方文艺思潮的“时间差”也正在逐步缩小，由最初的30年左右，到目前的差不多同时起步，这当然和中国丰厚深远的生态文化底蕴有着密切的关系。为解救人类共同遭遇的生态危机，中国学者应当自信而且有可能做出更多的独特贡献。
张皓：生态文艺学在当前勃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本土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这是令西方学者羡慕不已的一个事实。但他们提到“东方的生态智慧”，不仅比较简单，而且存在误读。例如“天人合一”是否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应当具体分析。我们有必要以批判的态度、辩证的观点，借鉴西方新兴的生态学方法，立足于本土，及时发掘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资源，激活我们自己的生态话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艺学。
曾繁仁：生态文艺学的发展首先从西方当代生态批评中吸取营养，特别是西方生态批评所高举的“倡导社会责任、反对环境污染”的大旗，给我们以深深的启发。但西方当代生态存在论哲学与生态批评实践毕竟是在西方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产生的，不免有其局限性。例如，这些理论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倡导，对自然“内在价值”的提倡，对现代性与科技的完全否定，以及所谈及到的“世界返魅”、对现代派艺术的全盘否定等等，都不免有其片面偏激之处，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给予必要的分析清理，吸收其有益成分，剔除其不适用之处。
王先霈：生态美学或生态文艺学的基本原则，是探讨在审美活动中促成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中国古人所反对的“以心为形役”，抑制物质欲求的膨胀，激发精神升华的意愿，是值得开发的思想资源。生态文艺学可以把中国的抱朴守素的思想与西方的新教伦理结合、与当代绿色运动的思想结合，改变现实中无限制的物质上量的追求，而致力于精神生活上质的提高。对天下关系的思考是古今中外同有的，这方面中西思想有较多的兼容性。
曾永成：生态文艺学的资源不仅在已有的中外文论，而且也产生在人作为其中一个部分的自然之中。生态危机是人类共同的危机，生态思潮是世界性的思潮。严格地说，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艺学”是难以想象的。在这里，绝对需要的是“类”意识，中国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特殊的贡献，真正像一些西方人所期望的那样。真正具有生态精神的文艺学，一定是面向世界、面向人类的。
提问四：生态文艺学将给中国的文艺理论带来什么样的新局面？
赵白生：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90年代，最具生成力的学科无疑是生态学。它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碰撞，产生了一大批富有生命力的边缘学科，如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神学等等。将生态与文艺学嫁接，很可能会引发21世纪文艺理论界一场大的革命。这是因为三百年来高扬的人本主义思潮，特别是无限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已经给地球带来了几近灭顶的灾难。人本主义的困境，只有通过生态主义才能解决。生态主义意味着确立全新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叙述形态都必须做彻底的调整。其结果，中国文艺理论的变化必将是“翻天覆地”的。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包括生态批评在内，由于它在本性上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其目的在于矫正西方现代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倾斜，因此，在这一领域，所谓“话语权力”显然在朝着有利于东方、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方向转移。中国当代批评界因长期受西方话语钳制而形成的“失语状态”有可能因此打破。加之生态文艺学自身固有的感性的、现实的、整体的、批判的，同时又是富有责任感的、理想化的特质，我认为它有可能为当下近于凝滞的文学批评与文艺理论教学注入一股活水，引发新的生机。
曾永成：生态思维揭示的是一种新的世界图像，在这个图像中文艺活动必然会显示出许多长期被屏蔽的奥秘。由生态世界观本身的学理优势所决定，也由于生态场的整体性和文艺作为关系存在的原因，生态文艺学在成为文艺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的同时，势必将其生态精神普遍地渗透于其他分支和形态之中。它将以综合超越的生态优势，推动文艺学的整体性的学理跃进和范式更新。
王先霈：生态文艺学的建设有助于文艺学跳出沙龙，通向社会；跳出文本，靠拢实践。生态学认为万物彼此相关，前后相续，这有助于文艺学剔除单向的线性思维，走向关注联系、关注发展的圆形思维。
曾繁仁：它的建设与发展必将极大促进我国美学、文艺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实践与生态美学的结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统一，继承我国建国五十多年来美学、文艺学理论建设的成果，做到与时俱进，使我国美学、文艺学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同时，生态文艺学的建设发展也使我国文艺学、美学在新的时代进一步走出书斋、贴近现实、发挥更大的现实的与理论的价值，充分显现我国人文学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原载《文艺报》2002年7月23日。）
走到民众中去
——费孝通访谈录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着名的社会学家，对我国的文化建设也有很多精辟见解。虽年逾90，仍有着述发表。最近，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在座的还有费老的博士后方李莉研究员。在轻松惬意、无拘无束的交谈中，费老对我国当前的文艺现象、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文艺工作者要研究民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发掘和创造既继承传统、又适合中国人新的精神生活需要的文艺作品；我们应培养一大批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人才等中肯意见。
费老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没有研究现在群众究竟需要什么，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才能满足他们，现在的创作者只是跟着西方走，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健全的方向。要去发掘一套我们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方式，没有一批人去做这些事情是不行的，我们需要一套既在技术层面继承传统，又适合中国人新的精神生活需要的文艺作品。
周玉宁（本报记者，以下简称周）：非常感谢费老能接受我的采访。想请您谈谈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在文化建设上所面临的问题。当然这个题目很大，但我想可以从一些细节人手。您对当前文化现状的基本估价是怎样的呢？我听说您在一些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目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重物质的时代，而您期待着一个人们更注重精神生活、更追求艺术表现的时代，即非物质时代的来临。您又是怎样看待当前颇流行的追求享乐的社会文化现象？
费孝通（以下简称费）：现在从整个世界来看，有不少人生活的基本要求、文化的基本要求，大致上可以满足了。当然这么说也不完全准确，事实上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基本生活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在中国，包括我们在内的一部分人在生活资料上，也就是在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要上，是可以满足了。现在进一步还要得到什么东西呢？精神上需要得到什么东西呢？
从理论上讲，在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方面，我们应当有丰富的满足方式，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进行。但我们目前，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满足精神生活需求上，还没有比较清晰的方式出现。从社会表现上看，现在城市中追星的风气很盛，这不仅仅是年轻人赶时髦，也从另一方面表现出他们需要有精神生活。但应当怎么去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文艺工作者应当把这件事情（指怎样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看做是社会的需要来对待。现在，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在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年里面，生活问题解决以后，他们又追求什么呢？他们追求精神上有所寄托，这个问题要靠文艺工作者为他们提供一个满足精神需要的方向、一些满足精神需要的资料。这像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需要一样，也要有人去提供。
方李莉（以下简称方）：费老讲的这个，就是指非物质文化的消费服务问题。
费：现在需要产生一套大家都能接受的、能满足人们现时精神生活要求的文艺样式。这包括很多方面，从文艺作品、从画图到生活用具，都包括在内。目前群众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我们是看到也感觉到了，但是，满足这些要求的创作力量我们还没看到，也没有人自觉地去做；文艺工作者还没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对群众的重要性，我们看到的是群众对文艺作品的强烈需要。
方：这就是说群众的需要已跑到创作前面去了。
费：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也没有研究现在群众究竟需要什么，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才能满足他们，现在的创作者只是跟着西方走，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健全的方向。可是我也拿不出一个正确的方向来。我觉得，应当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去找一套东西，能比西方文化更能适应中国人精神生活要求的东西。这方面还需要开掘的东西很多，可是还没有多少入很好地去研究它，因为我们毕竟是有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必然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可以满足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特别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生活的艺术、艺术的生活方面，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应当从这些方面人手，认识中国文化的性质、我们自己已经有的底子。刚才我们讲的很清楚，我们要去发掘一套我们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方式，没有一批人去做这些事情是不行的，我们需要一套既在技术层面继承传统，又适合中国人新的精神生活需要的文艺作品。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新的栏目叫“民间中国”，这个创意很好，是到民间的生活里去发掘一套既有新内容又让人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来满足当前中国人民的需要。我自己不是搞文艺工作的，可是我很喜欢文艺作品。
周：您喜欢哪些方面的文艺作品？
方：费老散文写得很好，诗也写得不错，书法更好。老先生以前还画过一点画，挺有艺术细胞的。
费：可是我的艺术细胞没有发展，现在要发展来不及了，它要有很多条件的。现在文艺工作者可以利用他们已有的条件，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服务，还需要定一个方向，艺术发展的方向应由大家研究一下、讨论一下。这个方向在我看来就是传统结合创造，也就是在传统基础上吸收新的文化、新的未来文化。
方：新的未来文化不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成长的。
费：在继承传统上，日本做得比较好。日本已失传的文艺形式，还发掘出来进行表演。中国呢，有些文艺作品学西方学得很好，可是它没有结合进中国的文化传统，表现我们自己的特点，我还没有看到多少这样的文艺作品。最近电视上看到骆玉笙唱大鼓戏。骆玉笙唱的长生不老有民间的色彩，人们是乐于接近她的，她也有很多新内容，我觉得她这个方向是对头的，可是她的继承人不多。
方：费老是说民间的文化、民间的艺术不能把它全丢了。
费：我们那时唱白毛女，这个方向是对的。可是最近这种艺术创作方式没有得到发展，现在的明星都是香港式明星，这关系到一个中国的艺术方向问题。在这方面没有培养人才，没有给他们机会，这需要你们媒体工作者的参与，要提出一个艺术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毛主席曾指出过，很清楚，我的理解，就是不能放弃传统，要在传统基础上创新。
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我们有十几亿的人民，十几亿的人民不能都去追香港明星。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有创立自己的新文艺的苗头，我自己不是参加文艺工作的人，可是我们在旁边看，认为这个方向对头，可是这点好像没有继续下去，没出人才。电视天天有，但却不常看到真正有中国本土风格的艺术家，中国现在艺术还是没有深入到民间去。
周：当前的世界潮流是全球一体化趋势在加强，您现在强调坚守传统，其实也是对本土文化的坚守，如何既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又与世界科技、经济、文化发展潮流接轨，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费：中国文化自己要革新，要有新的东西才能参与到世界文化之中，我不是说领导世界文化，而是要参与到世界文化之林，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文化。
方：也就是说西方不能领导我们，我们也不必要领导西方。
费：我们人多，我们有十几亿的人民，十几亿的人民不能都去追香港明星。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有创立自己的新文艺的苗头，我自己不是参加文艺工作的人，可是我们在旁边看，认为这个方向对头，可是这点好像没有继续下去，没出人才嘛。现在还是我年轻时熟悉的人，他们一个个都死了，新的一代人没有出来，没有新的明星出来也意味着这个还不成风气。这个责任不在没人，人是有的，没有去培养，去鼓励他，给他创造条件。明白我的意思吗？
周：明白。您的意思主要说新的一代没起来，主要是我们没有去培养，没有给他一定的机会和氛围。
费：对。给他捧场。要捧场的，要鼓吹，给他机会出面，同群众见面，这是你们媒体的责任。
方：应该扶植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家。
费：现在条件好多了，电视天天有，但却不常看到真正有中国本土风格的艺术家，中国现在艺术还是没有深入到民间去。当然，这与媒体的工作不够也有关系，媒体没有感觉到这是自己的责任，天天讲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可实际上现在的文艺很多并没有同民众结合起来。
方：您是不是认为有民族特点的文艺作品和演员比较少？
费：对。他们不走到民众里面去。
方：脱离了民间。
费：从民间出来为民间服务，不要依靠好莱坞文化，好莱坞文化不是中国的文化。当然，技术方面，科技方面我们也要吸收它的，要大量的吸收，以此来培养我们自己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现在这个风气不强，比如说苏州的评弹，在我小时候可以在城市里面看到，现在条件好了，反而大家不注意了。
方：都看电视啦。
费：电视上也很少出现这种文艺形式。电视天天都播什么“同一首歌”。“同一首歌”里面多是些香港式的文化。在声乐方面讲，现在可能比白毛女时代提高了，可是同民间结合的风气不是很强，但是民间本身也在变，我自己也不很清楚，也没有人研究，究竟民间的习惯是不是改变了，我也不清楚，我是太老了。可是在我这过去的一代人物看来，这一代里面没有出来有强烈的时代代表性的明星。没有看到。这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的年龄问题，我自己的文化基础问题，我不能适应现在的新的时代。
周：不是的，我认为您这些看法都很有价值，对于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是有启示的。
费：这代表老年人的看法，上一代的看法。是上一代对于这一代人的看法，觉得他们的代表人物还没出来。这几年变化特别大，我自己也赶不上这变化，我写东西还是我的老笔调。
周：您的笔调直白明了，是大家风范，谁也学不来。
费：可是喜欢的人可能越来越少了。
周：也不见得，不少年轻人都很喜欢您的着作，大家都知道您，今天我来采访您就是想请您谈谈文化艺术方面的问题。下面想请您谈谈您对“中华文艺复兴”的看法，中华民族的振兴也意味着文化艺术的全面复兴，前一段《文艺报》亮出了“中华文艺复兴”这么一个旗号，您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呢？
费：文艺复兴要有人来做，要有角色的，要有明星的，要有代表性的人物。明星两个字嘛是说要有新名字，我们旧的说法就是有代表性的人物。要有明显的风格，要为群众所接受，有群众喜欢的风格，这个风格是必须从民众（民间）里面出来，这点很清楚。
我的风格嘛代表当时的知识分子，大概高中程度的知识分子都看得懂我的文章，这是我文章的特点，在那个时候是大家喜欢看的，因为看得懂，不卖弄文字。心中有群众。心中有群众必然会受欢迎。不离开老百姓说的话，而讲的内容呢正是大家要知识而不知道的东西。这是讲文章的问题，艺术方面也一样。现在我们再讲苏州的评弹，因为陈云同志提倡，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很重视评弹的，也出来几个评弹的明星，后来没有人提倡啦，就没有什么发展，新的内容出不来，还是梁山伯祝英台的阶段。
方：它要生存下去，还要跟得上时代的变化。
费：发展是要人的，要培养人才。这几年在大变化的时代里面，没有推出很多新的真正代表时代的明星。这个话呢，是我老一代说的，不一定对的。
周：我记得您在一些对话中提出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当前还没有真正地协调一致，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建设还没有跟上我们时代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工作者、人文工作者、我们的研究家，包括我们的文学艺术家，面对时代的挑战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
费：对。
周：那么，我们要建设一种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协调的新的精神文明、新的文化观念，我们这些人文社会工作者、我们的文艺家，首先要做的重点工作有哪些呢？
费：首先要认真。把这个事情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做，而不是一个手段、一个目的。我们（这一代）做学问不作为赚钱的手段，而是有其他的目的的，做事情是看这个事情是否有价值，是对的、是好的、应当的。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做人应当做这样的人。现在吃的喝的都能满足了，生活的要求满足之后，应当有精神生活的要求。
周：那么您认为我们在精神生活方面的追求首要的是什么呢？
费：追求一个更好的世界观，追求更美好的世界。
周：您对艺术的提倡。也包括在您对精神的追求里，您理想的世界就是一个艺术的世界、精神的艺术，而我们的物质生活不需要过于张扬、过于铺张，您觉得我们怎样才能与这个目的更接近，也就是怎样去追求这个世界呢？
费：要有人出来提倡的，没有人提倡是不行的。你们媒体要敞开园地，有新的人物出现，没有人物也就没有艺术了。要办很好的刊物，我以前等着看一些刊物和栏目，现在等着看的东西越来越少，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看的东西。办杂志、办刊物要办得人家等着看才行。报纸也不好看。你们《文艺报》要办得人家等着看，那就成功了。这是不容易办到的，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都有几个杂志吸引人的。
周：您在《读书》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好像说中国没有经过文艺复兴这个阶段，对我们的文化是有影响的，您觉得我们是不是还要补上这一课？
费：流产了，没有爆发出来，没有爆发出一个感情的高潮、文化的高潮。
方：现在来爆发还行不行？
费：出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完蛋了嘛。高潮是“文化大革命”，破坏性的高潮有，建设性的高潮还没有。
周：那您觉得这个建设性的高潮，还是会出现的吗？
费：这不能创造出来，它是历史决定的，不是哪个人决定的。它来了就来啦。在我想象里面，中国至少要推出一个高潮。经济高潮已经逐步出来了，这两年不错，我下去跑着看过。
方：文艺高潮下一步出来？
费：应当有一个高潮。
方：否则这个社会发展就不平衡了。
费：反正高潮的准备工作不够。希望出一批人呢。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像我们那个时候的人有劲，我们那一代人是很有创新劲的。现在的年轻人很多到外国去了。
周：您觉得受西方教育的年轻人，回国以后会对国内的文化建设有促进吗？
费：没有出现很多了不起的人才，至少我没有碰上过，也没有看到一代新的人才脱颖而出。这东西不能着急的，它自己要出来就出来，不出来也没有办法。
周：现在我们国家提出要培养跨世纪的人才，您今天也讲了很多关于我们的文化艺术人才的问题，从国家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推动这批人才的出现？
费：这个问题太大了，这是党的一个事业方向的问题。现在主要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底子没有不行。底子发展之后，还要有这样一个文艺高潮，现在就应当去准备的。看的远一点就应当准备的。这准备不是哪一个人要准备，是要在人心中自然地发生出来的。
周：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原载《文艺报）2002年9月3日。）文学能否真正走向“全人类”
——“全球化语境与民族文化、文学的前景”
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之间展开争鸣
本报讯（记者周玉宁）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全球化”已开始成为我们言说当下的一个新语境，学界对这一新语境下文学、文化问题的探讨已作过多次，但8月2日至13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的“全球化语境与民族文化、文学的前景”国际学术讨论会仍然气氛热烈，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学者与会，并贡献出许多新见解。
此次会议首先引起注意的是俄罗斯文论家鲍列夫所作的题为《世界文学、全人类文学与全球化问题》的报告。鲍列夫指出，如果说在19世纪，世界文学进程开始构成，各民族文学汇入一条河流，那么在20世纪，世界文学演变成全人类文学的倾向与前景也初见端倪。在谈到全球化与全人类文学的关系时，鲍列夫认为，文学进程的全球化倾向可能给民族文学传统带来压迫，可能使严肃文学受到大众文学的挤压。与此同时，文化全球化（不是美国化，在这个进程中，美国的影响与日本、印度、法国、中国、俄罗斯的影响是彼此平等、相互作用的），是人类文化各河流融汇成一个大海所必要的。在21世纪将形成全人类文学，这种文学的作品不会失去民族特色，不会失去民族传统这一根基。除此之外，鲍列夫还从艺术范式的历史变化，提出艺术范式的危机与建立新范式的可能。他认为最近几十年来，艺术中并未产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杰作，近期内也不可期待出现一些天才的、高质量的艺术作品，这是因为人类的普遍危机（没落的不仅仅是欧洲，也包括整个东方）首先是所有现代人存在的范式的危机，并没有导致新的范式的形成。他还指出，21世纪是全球共通性、全人类存在的世纪，全球化是人文意义上的全球化，必须能驾驭、包容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是坚守人道主义、坚守个性（民族特色）的全球化，追求全人类传统共识的全球化，尊重人性、人权、高扬人道精神的全球化。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理解并不像鲍列夫这么乐观。刘志友就认为，全球化在当下中国毕竟只不过是一种“话语”之境，由全球化的话语膨胀之后形成的“语”境，而非物境、实境。在中国，所谓“全球化压力”，所谓“全球化时代”，并没有如有的言说者所说“已经到来”。它还处在话语阶段，尤其是所谓“文化全球化”的说法。他认为，全球化是经济领域的事，其倡导者和规则制定者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但是，由于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它在发展过程中积聚了充分的条件和基础，从而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大趋势。即使经济全球化了，文化也不是必然随之“全球化”，文化历史标榜的是“个性化”、“独创性”，以及“反制度化”精神，而这些恰是与文化全球化论者所指认的全球文化“趋同”相悖的。他同时指出了文化全球化的四个阻力，其一是“东方文化”，它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以实践理性和道德精神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包括赛义德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心目中的伊斯兰文化，这种东方文化是很难与西方文化趋同的强大力量。其二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文化。其三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如它向全球各地输出的大众文化，而不输入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产品，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品；正是美国的文化侵略，激活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自尊意识，从而形成文化全球化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其四是西方20多年来后现代思潮的深刻影响，后现代的“除中心论”，“反同一性、反总体论”，强调“差异”、“多元化”、“多样性”等思想和理论早已深入西方文化心理，它成为“趋同”和“一体化”的全球化的内在逆反力量。针对中外有的学者把文化全球化看作“大众文化全球化”，刘志友认为，中华文化不应被“拉平”为一种所谓能够共享的大众文化，我们应先建设好民族的现代文化。
鲍列夫和刘志友的不同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很多国内学者表示了不同看法，争论形成了会议的一个讨论热点。
以全球化作为讨论的中心，会议探讨的话题涉及中西文论、文化现象的诸多方面。高楠在对“全球化的浮华效应与文学的漂浮”的探讨中，指出当下的中国文学现状是放逐传统与文学无根、取消深度与文学媚俗、走向形式与文学消解。此外姚文放辨析了“‘全球化’不等于‘世界性’”，赖大仁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与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童庆炳在民族性和开放性之间探讨了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许明则作了题为“中世纪中国瓷器在中亚流传的文化史意义”，将全球化的历史提前了数个世纪。杜卫在“审美功利主义：中国美学的一种现代传统”的报告中提出，在全球化语境中更重要的是要接着前50年讲，要多注意我们的现代传统。他认为中国当下的语境是中西交融的，中国学者最大的痛苦是恐怕找不到这样一个词，即它既不是西方话语，又能在当下语境中可以作为交流中介。（原载《文艺报》2002年8月20日。）
以马克思主义信念做后盾
——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召开关于
“文艺思潮”问题讨论全
本报讯（记者周玉宁）11月13-14日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文艺思潮”问题讨论会。
自1999年重新启动以来，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开过3次年会，就创作倾向、文学热点及如何加强和改进理论批评工作等问题，广泛展开研讨。从2001年起，理论批评委员会还连续3年编选出版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总字数在百万以上，分别反映了每一年度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工作的整体风貌。此次会议是部分委员参加的专题研讨会。与会委员畅所欲言，对文艺思潮问题发表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意见，还对陆贵山委员主编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做了研讨。
一、关于新历史主义和历史观问题
新历史主义是近些年对创作界影响较大的一股思潮，尤其对历史题材的创作影响最大，也是本次讨论会的研讨重点。有的委员指出，新历史主义是西方的思潮涌人中国之一种，一是区别历史本体与历史文本，认为文本是主体对历史的阐释和颠覆，不可能真实地复原和反映历史；二是要以民间传说之类的个人记忆的话语即小历史去颠覆正史。区别文本与历史本体是对的，但历史不可知论是不对的。历史是从不同的叙述中梳理出来的，但不等于小历史一定比大历史更接近历史本体。对历史题材的处理，我国历来有三类：一是基本事件与人物于史有据，但有细节上的虚构；二是完全虚构，事件与人物都不是历史上有的，历史只是背景舞台；三是主要人物与事件有史，但加人大量民间传说。这三类大体涵盖了目前的正说与戏说两类创作，它们无疑都有存在的价值。目前的创作中有的以正说历史面目出现的作品，即使写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都可以随便加以篡改和编造，这按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是完全可以的，而按传统的历史主义则不可以，会混淆视听、误导读者。按新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一些尝试，对激活作家的想象力是有益的，创作思路宽些比窄些好。但正说与戏说两类创作要在理论上、欣赏上加以区分，最好正说历史时，不要随便对历史加以改写，以避免误导读者。
有的委员指出，新历史主义批评是要重新恢复过去的社会学、历史学的批评方法，是一种反对形式主义的批评，这是它好的一面，但在中国化过程中很多东西流失了，变成了对历史的全面消解，历史叙说变成完全主观化的东西。有的委员指出，中国版的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就是一连串的偶然，否定事物的因果联系和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它还反对经济决定论，否认有创造历史的动力。与这种理论相联系，一些创作远离了历史的真实，因果联系变得模糊不清，历史没有是非，无所谓进步退步，人物被权欲和情欲所主宰，虽然也有急风暴雨式的争斗，这些无非都是为了争权夺利，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在强调欲望的同时，情欲的作用被大大夸张了，仿佛人的“下半身”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就消解了唯物史观。
有的委员认为，历史题材的创作不仅是针对古代、近代的，也应包括现当代史题材的，比如对抗日战争史的反思就非常不够，有的文艺创作对抗战的灾难不反映了，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也没有了。有的委员指出，在反映近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上，对人民反抗和斗争的漠视以至贬低，对卑躬屈膝以至投降主义的歌颂，是值得认真反思的。在这些问题上，作家艺术家不应丧失应有的立场和态度。
二、新人本主义问题
从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五四”启蒙运动中，追求个性解放、人性解放的人本主义思潮是很重要的内容。委员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指出，人性是历史的发展的，人性也包含动物性，但人性又是社会性的。具体的人性是很复杂的，是社会性和生物性的统一。现在国内出现的新人本主义思潮把人性归结为动物性，淡化社会性，甚至走向了“下半身写作”，一时性描写泛滥，走向了新的片面。文学艺术是审美的意识形态，但现在有些作品放弃了审美，把“下半身”的动物性要求看作人性的集中体现，并认为这是最有深度的人性，这就有失偏颇了。文学当然是可以写性的，但文学更要完整地表现人，首先是社会的人，而非动物的人。写性也应从审美的视角出发，才能称之为文学。目前泛滥的私人化、隐私化写作，对人性的理解相当狭窄。当然这部分创作也培养了一部分消费者，不仅是理论思潮方面的表现，更有接受的因素。另外，新人本主义牵涉的不仅是理论思潮问题，有的则是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
三、文化批评问题
对于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批评热，委员们认为，文化批评开拓了批评的新视角，有它的贡献。90年代文化批评兴起，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转型出现了许多可供批评的现象。另外，许多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者对文学本身的认识发生了分化，很多人认为研究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比研究文学更有意义，所以纷纷转向文化批评。目前的问题是文化批评在某些方面被神圣化，消解了文学。委员们认为回避对具体作品的赏析，片面强调文化批评可能消解文学研究，文化学也不能代替文艺学，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规律。
四、后现代主义
有委员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状态、社会基础、结构是多元的，不管是从经济、政治上还是从文化上，都既有前现代、现代，又有后现代的因素。从这样的情境出发，无论是社会思潮还是学术、文艺思潮也都既有前现代、现代的因素，也有后现代的因素。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对前现代的因素既要采取冷静客观的态度，也要剔除其滞后的负面因素。对超前的后现代因素也要这样，照搬照用也不合适。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现代社会的产物，西方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说法。作为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反叛性是它的显着特点。后现代主义作品有如下一些特征：反传统、反理想、反文化、反崇高，主张并实践客观真实主义、语言游戏、拼贴结构、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等等。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有影响的，以上特征在我们的创作中都有表现。它一方面激活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消解了我们文化所应有的价值和精神。这股思潮影响很大，不仅对创作，对文学研究也有冲击。文艺理论界已提出还要不要文艺理论的问题，文艺理论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后现代主义对界限的抹杀通过文化研究显现影响，文学研究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也成为问题。文学研究究竟向何处去不能不加以认真思考。委员们认为，各个学科都有它值得探讨的规律，文艺理论要探求规律，更好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服务。
五、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问题
与会委员还谈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问题，指出，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讲，凡是存在的并不都是合理的，文艺工作者要努力贴近群众，做群众的忠实代言人，我们的人文精神就产生在这些方面。有种“告别革命”的理论，也打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感的幌子，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否定。人文知识分子应有自己的信念，不能跟着流行的思潮走。我们的文艺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古人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好传统。
六、文艺思潮中的主流与支流问题
委员们指出，虽然这几年文艺思潮纷纭复杂，但主流还是好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创作思想、包括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思潮仍居主流地位，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大量的创作可以证明这点，作家深入抗非典一线也证明了这点。主流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反映了这几年改天换地的社会前进征程，另一方面某些作家作品也出现了概念化的倾向，这是应加以注意的。
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王巨才在开幕式讲话中要求委员会在开展活动过程中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他指出，大家的共同目标，是弘扬先进文化，支持有益文化，抵制腐朽落后文化，要力求在引导创作、影响读者方面有较大作为。同时，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方面也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委员还有：郑伯农、郭运德、钱中文、陆贵山、韩瑞亭、雷达、李下、冯宪光、阎晶明、吴义勤。委员会主任张炯作总结发言。（原载《文艺报》2003年11月20日。）
建构“和谐社会”批评家要有社会承担
——“评论家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研讨会综述
3月17日，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借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班（中青年理论评论家班）开学，聚集了一批国内中青年理论评论家之机，在鲁迅文学院联合召开了“评论家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研讨会，胡平、范咏戈、白描、吴秉杰、张陵、王彬、吕先富、熊元义、石一宁、李梅等以及第五届高研班学员与会，就“评论家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学员发言踊跃，交锋激烈，精彩纷呈，现综述如下。
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问题与出路
大家普遍认为，在文学发展进程中，文学批评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对当前文学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大家也作了分析。宋丹认为，当下批评的不良倾向大体表现为三类：一是吹捧式，这类文章对艺术表现平平、思想内涵并不深刻的作品大加赞誉，一味拔高；二是玄虚式，一方面批评者玩弄概念、滥造名词，另一方面批评内容空洞泛化；三是炒作式，这里不仅指有浓厚商品包装色彩的评论，更指某些被称为“酷评”的自我炒作批评文章。段崇轩认为，当前批评的现状是“内外交困”，其前景是“山重水复”。批评家缺乏风骨良知，随波逐流、良莠不分；批评队伍软弱涣散，精英流失、后继乏人；批评文章文风不正，要不枯燥难懂，要不轻浮浅薄。从文学批评的外部环境看，有许许多多的不利因素，从文学批评家的自身原因看，存在着主体缺失、批评失范的诸多问题。
黄伟林则从媒体发展的需要认为，“炒作式批评”和“酷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职业角度看，“炒作式批评”和“酷评”可能是很符合它所栖身的媒体性质，也就是符合它所从属的职业道德。“炒作式批评”是为了推销批评对象，“酷评”则为了表现批评主体。既然我们承认图书、期刊、报纸和网络具有商品属性，我们就必须承认“炒作式批评”和“酷评”也应该遵守商业道德，使其为之服务的媒体商业利益最大化。宋家宏认为，谈文学批评的职业道德不能脱离社会环境，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今天的文学图书已经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图书，批评的现实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批评。当前的批评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文学图书具有更浓厚的商品属性，它是精神产品，但已是特殊的精神产品了，它的出版与销售必须符合商品在市场上的营销规律；二是今天的图书处于总量过剩的状态，能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成为一本书能否销售的前提条件；三是文学批评的阵地转移了，刊登文学批评文章的学术刊物、文学刊物萎缩，属于大众传播媒体的报纸膨胀，这给文学作品的创作、批评、阅读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刘忠则认为，目前文学批评的学理缺失也十分突出，在批评界，命名焦虑似乎高于批评本身，“命名”取代了“批评”，占据了话语制高点，每一次命名似乎都重复着一个信念，即“我们属于未来，我们属于先锋”。在命名中，作家与批评家“合谋”扮演双簧，一个从中确认身份，进入媒体视野和出版渠道；另一个从中发出声音，显示出理论创新和批评勇气。与命名的焦虑紧密联系的是二元对立批评思维，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学院派与民间派、乡村写作与都市写作、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等等，随处可见这种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式的二元对立批评，要么醉心于对作品进行定性无商量的命名指认，要么习惯于对作品进行简单归类，不能深入作品的肌理。
文学批评要求真务实
对当前文学批评的现状，学员们不仅指出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路径。谭旭东认为，当下文学批评的最大症结就是批评家作风浮躁，缺乏求真务实的精神。这给文学的伤害是巨大的，首先它可能遮蔽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其次它可能误导读者和社会，再次它可能导致批评萎缩，削弱文学的影响力，导致艺术的无效化，使批评家的艺术声誉受损。如何建设健康的文学批评，使批评家回到求真务实的精神状态？文学批评应做出以下三方面的努力：一是要对准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为优秀作家和作品鼓与呼。二是要落实到文学性的思考，追求文学的精神。三是要开阔视野，丰富理论资源，建构全新的批评话语空间。杨光祖认为，文学批评家的天职就是说真话。求真务实应该是批评家言说的基本职业道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职业底线。而且，文学批评必须奠基于文学文本，但完全可超越于文学文本，应该而且必须具备自己独立的精神品格。我们反对那种辱骂、恐吓式的批评，也应该反对那种乡愿式的一团和气的批评，反对那种不读文本、缺乏真知灼见的所谓批评。当下中国最缺乏的是那种具有理论原创性的文学批评家，而不是照搬西方文论来牵强附会地批评中国文本的批评家。这也是“求真务实”的题中应有之义。
林超然指出，批评家的腰必须弯下来，我们必须学会读“心”——作家的心、作品的心还有自己的心。对作品的轻蔑，必然带来一种误读。战略上高格调，战术上低视角，弯下腰来甚至蹲下来我们才会发现作品的奇异。对作品熟视无睹或者是粗枝大叶，实际上就是对文学的一种无情，这已然等同于犯罪了。王春林所向往追求的理想批评状态则是“心存善意的文本批评”，他认为，所谓“心存善意”，乃指在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批评者一定要真实地忠实于自己的阅读感受、阅读体验，一定要尽可能感同身受地去体会作家的写作甘苦，要以一种胡适所谓“了解之同情”的基本心态去面对自己的批评对象。所谓“心存善意”绝不意味着批评者只能对作家作品做肯定式评价，不能做否定性评价。它只是强调批评者一定要充分理解作家写作过程的艰难与不易，因此在作出自己的判断时一定要遵循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原则，一定要以一种格外谨慎的批评态度作出自己的批评结论。而“文本批评”则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强调一种尊重文学文本实际的批评方式的重要性。“心存善意的文本批评”，肯定不会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批评锋芒，当然也就无法取得哗众取宠的轰动效应。曹有云认为，文学作品是需要阐释的。所有的阅读都是阐释者，阅读的过程就是不断阐释与发现的过程，而批评家则是专业的阐释者。文本被不断阐释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的过程，不断创造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家是文本的引导者。
批评家的“自律意识”
关于批评家的“自律意识”，牛学智认为，应当坚守批评的学术自律、建构批评的精神向度。文本细读式评论和思潮爬梳式探究，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两套主要文本形态，在深层次上它们有共同的困境，一方面，它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显然奉行着所谓“新”的逻辑，惟“新”是举，所圈定的文学标本，就只能是新观念的图解；另一方面，阐释理论的贫瘠，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资源的问题，更直接的原因是，它表明了批评家与当下活生生的现实的严重隔膜，某种意义上，批评家所操持的批评理论，几乎只是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从一个观念到另一个观念。要使批评真正坚守它的学术自律性，真正具有建构意义的精神性品质，就必须先走出这种僵化、陈腐、程式化的封闭系统。冉隆中则给自己作为一个批评家提出了如下自律：一是不要跟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交“朋友”——也不要只看他们送给你的书。二是不要为稿费、职称、为安身立命而写批评文章。三是不要只对所谓学理、文本之类的东西大加强调而对更本质的东西——生活本身熟视无睹。刘川鄂认为，在这个思想文化价值多元文学形态空前丰富多样的时代，文学批评家应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和评判标准问题。我们既应充分注意消费主义时代文学的新变化，也应重申文学作为精神创造的特殊功能和普适性价值。前几年有人提出重读经典重新认识经典的价值，近年诗歌界亦有重新回到伟大标准的提法，其积极意义还未得到充分重视。
秦朝晖则提出要警惕批评家的人格萎缩。而支撑起一个批评家的崇高与伟岸人格的要素有很多，他强调了如下三点，其一是良知与勇气；其二是敬畏与自省；其三是寂寞与清贫。而莫·策登巴尔则提出要做一个可爱的批评家。他认为，批评家应该思维敏捷，胸怀宽广，善良真诚，热爱生活，尊重和善待他人；应该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具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和较高的文学素质；应该畅所欲言、直言不讳、敢作敢当；至少应是怀旧的、多愁善感的，能给文学和人以人文关怀的。这就是批评家的人格层次，里面涵盖着批评家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的理念。这样的批评家，才是可爱的。
建构“和谐社会”，批评家要有社会承担
与会者认为，应发挥文学批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杨宏海提出，关注底层写作应是批评家的职责所在，批评家应关注打工文学。打工文学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指底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打工文学作为底层写作，反映底层生活，评论界没有任何理由无视这个特殊的作家群落以及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不是说我们缺少“城市经验”吗？打工生活正是中国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过渡的一个桥梁，打工文学有着丰富的“城市经验”，我们为何要视而不见呢？葛红兵认为，这个时代给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批评家需要更高的理解力，更大的责任心，但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宽容。批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宽容这条律令。这是一个急遽变化着的时代，它是如此的纷繁有时候堪称缭乱，要从中理出头绪非常之难，如果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宽容，去体解作家们的思，思就不能在宽松中成长，缺乏批评的宽容文学就会枯萎。批评当能用它的大度和宽容看护文学之思的成长，成为文学的看护者、催生者，而不仅仅是文学的审判官。李健彪认为，时代呼唤讲真话的批评家，批评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学良知，批评家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批评家应有所作为。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批评家应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倡导文学要更温情地关注弱者和弱势群体，尽可能地消解经济上的落差所造成的社会隔膜，使和谐社会在人文关怀中孕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批评家承担着创造良好舆论氛围的神圣职责，这就要求批评家必须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要有正确的价值标准和思想取向。在批评中，既不能回避矛盾，掩盖矛盾，放弃批评家的责任和良知，同时还要使批评产生温馨、亲和、鼓舞人心、凝聚人心的力量。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加剧的今天，建设充满社会正气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和谐文化，化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重树民族理想显得尤为重要。梁凤莲认为，批评要有自身对责任的担当。不要让批评陷入庸俗与无聊的境地；批评要有自身的操守；批评要有自身的追求、期待，自身的发现与贡献；批评就是对文学创作的守护和展望。石华鹏强调了批评家的素质、趣味与原创，他认为批评只是批评家的存在方式，批评家应找到阅读作品的趣味，批评家对作品没有原创性的解读，就不能称为真正的批评家。赵朔也提出批评家要有所担当，不能忘了对读者的引导职责，批评家要有自觉意识，要有使命感。
高海涛提出，批评家需要人文关怀，首先就需要树立自信，关怀内在自由。无论批评家的个体、群体，还是整个批评界，都是如此。现在的问题是，许多本身也没有多少自信的批评家，却在不同层次上把持和滥用着话语权，或者把话语权看得太重，把学术功利看得太重，同时无端漠视和压制别人的话语权。许多批评家与作家的价值标准之争，批评家之间的学理方法之争，往往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炒作，不过是对话语权的急功近利的角逐。话语权成了徘徊于文坛与批评界的幽灵与怪物。这样的批评，显然离真正的批评精神很远，离真正的人文精神更远。当前不仅要强调批评家的“责任伦理”，还应倡导哈贝玛斯所说的“话语伦理”。批评要平等竞争，多层对话，形成规范，批评权威不能只靠职责便利和话语平台来树立，文化中心要关注和倾听外省的声音，就像俄罗斯和法国那样，外省的声音应该成为文化质感和文化自信的标志。
常智奇提出当前应建立自然整体和谐论美学观理论，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现实生活中和谐、美好、文明的社会新秩序。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期，大变革、大改组、大重构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剧变；经济分配的不平衡、贫富相差悬殊等等，严酷的现实，使人们的情感和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撞、挤压、乃至撕扯。这是历史在前进中，民族为文明的建设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里，人们渴望用一股和谐、纯洁、恬淡、诗意艺术的清泉，洗涤、冲刷来自世俗世界的污垢，乃至受伤的灵魂，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慰藉。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批评家的使命。我们一定要高扬“为人生而艺术”的批评标准，坚持用先进的思想武装人，用正确的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道德教育人，用美好的情操感染人的指导思想，引导作家用艺术美的形象、境界、结构、形式消解人们内心情感世界的压力、迷惘和困惑，为建立一个相对和谐、美好的社会秩序而发挥文学批评的作用。（原载《文艺报》200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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