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过后直至文革，何天宏就没得过好。反右刚开始时，上下内定右派名单，区里总也凑不够上级给的指标。苏有权心狠，说林小玉她男人冯大光整天在家里写，也不上班，肯定有问题。冯大光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又去北京念大学，大学刚毕业，得了肺结核，只得回家养病，病情稍好些，也没找工作，自己在家写小说，还研究《红楼梦》，挺入迷的。因为他没有工作单位，故人归街道管，再往上就是区里。冯大光性情急，开会爱发言，在区里是有名的。何天宏不由自主地就犹豫了一下，他不愿意，因为当年自己是爱慕林小玉的，如今小玉虽然不是当年黄花少女，但人似乎比先前更清秀，而且，人家担任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工作干得很出色。苏有权说：“论职位你是区长我是副区长，论个人关系我可是大凤的大舅……”
何天宏说：“表的。”
苏有权说：“表舅也是舅，她妈是我二姑的三闺女，一点也不远。”
何天宏说：“不远就不远，你又要教导我什么，有话快说，我还有事。”
苏有权说：“好好，你现在是官大脾气长呀，将来你会后悔的。”
何天宏说：“那咱将来再说吧。”
苏有权说：“不行，今天就得说清楚。冯大光写的东西，绝对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你要是把这个右派放过了，我就去领导那儿告你。”
何天宏问：“你咋见得他准是右派。”
苏有权说：“你看呀，大学生，戴眼镜，写字一大本，发言爱激动。百分之九十就是右派。要不，下午咱开个座谈会，听听他说些啥。”
何天宏还想说什么，市领导来电话了，问右派的数为什么还不够，你们要立即引蛇出洞，不能再拖全市的后腿。下午市里派人去参加你们的会，帮你们定，领导的嗓门挺大，震得何天宏耳朵嗡嗡的，一旁的苏有权听得清清楚楚。苏有权转身就让人通知各街道开会，请大家给区里提意见。特别点名让冯大光参加。那时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内部都定名单了，外面一点也不知道，要不然咋出了这么多“右派”呢。搁现在试试，领导班子会还没散呢，外面就知道定了什么，你想引人家出洞，没门，不把你们头头引出洞就不错。
我二伯父不忍心看着冯大光自投罗网，趁着办公室人不多，他跟林小玉说你家老冯最近研究《红楼梦》研究得怎么样了？林小玉说最近忙着搞社会调查，没顾上研究。二伯父说社会调查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事，他操那个心干啥？林小玉也听不出这里的意思，说他调查了热河饮食业的历史和现在，发现不少有特色的小吃都给弄没了，下午开会，他肯定要说说。
好家伙，怕什么来什么。二伯父还想暗示一下，葛大凤来了，说我爸过生日，中午去吃饭。她说着还瞥了林小玉一眼。
紧接着下班铃响了，林小玉赶紧走，她不愿在葛大凤面前跟何天宏说话，免得无事生非。但何天宏想跟林小玉说一声别让冯大光来开会，就是没有机会。那时除了机关有电话，家里也没有，这会儿不说，再见面就是会上了，一切都晚了。情急之中，何天宏朝窗外就喊：“林小玉，你等会儿走。”
林小玉站住，葛大凤瞪大眼，屋里院里其他人也支棱着耳朵听。何天宏脑袋上汗珠都流下来了，他一着急说：“告诉你家老冯，他说林黛玉是得痨病死的，我看是夹气伤寒！夹气伤寒是内有火外受寒气，里外夹攻，急火攻心。如果不信，你可以让他多找些资料，弄清楚再找我。”何天宏的意思是你就让他在家翻书吧。
林小玉也二百五，说那就下午开会再让他跟你探讨吧。何天宏这叫来气，直想骂林小玉，可身旁又来了苏有权，说我也去我姐夫那，咱一块走吧。这等于把我二伯父给看起来了。到葛老大家说说话，然后就喝点酒，庆祝葛老大六十岁生日。葛老大说得少喝，下午还去区里开会呢。原来，葛老大也是热河的名人，打烧饼的手艺谁也比不过他嘛。我二伯父心里别扭，人家林小玉挺好的一个家，弄一个右派，将来的日子怎么过。
他一别扭就多喝几盅，他没酒量，顿时话多起来，说现在烧饼个儿越来越小，麻酱香味也没了，芝麻还不如人家脸上麻子多。他这一说不要紧，把葛老大心里的火给勾引起来，可这老头子有个邪劲，有话他憋着不说，得人多的时候才开口，估计是在他开烧饼铺特红火时做的毛病，他说起码也得够一炉烧饼的人时才说吧。结果麻烦了，到了下午开会时，冯大光抱着摞书，非拉我二伯父去说林黛玉的病因，让他发言他说没时间。
可葛老大来劲，看一屋人不少于一炉烧饼，而市里来的那人偏脸上雀斑比上等芝麻烧饼还密，葛老大心里说我这烧饼芝麻少，你那却使不了，这不是欺负人吧，就砰砰摔烧饼面团似的说起来，说还应该让个人开烧饼铺并保证芝麻供应等等。之后那满脸雀斑的人说那个名额就给做烧饼的老头吧。后来的资料表明，热河的右派里惟一没念过书的，就是葛老大，当然，平反时他也是头一个。
我二伯父救了冯大光一回，但救不了第二回，五八年大炼钢铁，冯大光反对，被抓起来。一深入调查，苏有权说他是头年漏网的右派，责任在何天宏身上，结果二伯父被停职检查，下到街道炼铁，炼出一堆生铁疙瘩，堆在沟边上没人管。我奶可惨了，家里做饭的锅都给收去炼了，扯蛋那时才两岁，搁在我们家，整天跟我玩，饿得肚子咕咕叫，回家一看，我奶守着煤球炉子上的小沙锅，念经似的等着炉子里的火快上来。我拉着扯蛋去找二伯父。在文庙后沟，二伯父满脸黑灰正指挥人往炉里装料，料就是从居民家收来的铁器，有锅有剪子有斧头有勺子啥的，李拐子在一旁将其砸碎砸扁。我教扯蛋咋说，扯蛋说爸别砸了，奶奶那做不熟饭，我都快饿死了。扯蛋嗓子很尖，干活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立刻停下来瞅何天宏。我看得很真切，二伯父摸摸扯蛋的头，自言自语道：“妈了个巴子，把好锅炼成这铁疙瘩，咱们这是干啥？”
林小玉攥着风匣把说：“一家不留口铁锅，做饭是够呛。”
李拐子说：“别砸了，砸得我肝疼，大官僚，你再大胆决定一回吧，就跟上次撤鞋铺似的。”
何天宏挠挠脑袋说：“哎呀，我现在已经犯着错误，再干可罪加一等呀。”
林小玉拉动风匣说：“算啦，我们还是炼吧，别给他出难题了。”
李拐子手起锤下，咚的一声，一口大铁锅两瓣了。这时候苏有权胳膊上戴着红箍来了，他当上区大炼钢铁总指挥，特别神气地指手划脚，说别的炉子都比你们烧得旺，你们这里的烟火连蚊子都熏不走，这怎么行。林小玉知道她爱人被抓的原因，理也不理苏有权，照样不紧不慢拉风匣。苏有权说小玉你别拉了，跟我一起搞统计吧，每天都得往上报数字。林小玉说我报不了那些假数字。苏有权说怎么是假的，咱全区光大小铁锅就收上八千个，那能炼多少铁。我去过苏有权家，他的老小子和我是同学，他家还留着大锅。我说：“交了你家的锅，还能多炼铁。”
苏有权很尴尬。李拐子说领导不带头，这活不好干呀。二伯父嘿嘿笑，瞅着苏有权不说话。苏有权走了，时间不大拉来两口大锅，扔下就走。天擦黑了，二伯父告诉李拐子别砸了，一户搬一口锅回去，晚上加班，把其它地方乱扔的烂铁疙瘩捡回来。这招子挺棒，第二天苏有权又来了，见锅少了，铁多了，就问是咋回事，李拐子说我们一夜没闲着，要争红旗。苏有权点头说挺好呀，又跟我二伯父说：“你动员一下林小玉，让她去当统计。你这儿的成绩，我立刻就上报。”
二伯父说：“搞大跃进，我不图表扬，要动员林小玉，你得想法把冯大光放回来。”
苏有权说：“够呛，要押到西北了，没想到处理这么重。”
二伯父急了，手拿着炉钩子问：“一点法子也没有了？”
苏有权吓一跳：“除非有人替他多承担责任。”
二伯父说：“我替他承担。”
二伯父上了苏有权的当。苏有权怕他东山再起，想过这招子。二伯父写了材料，说冯大光是听了自己的言论后才说些不满意的话的。结果可想而知，冯大光照样去了西北，二伯父又捱了一年多。五九年反右检查他言行，又联系家庭出身，问题愈发严重，立刻给了留党察看的处分，从区长一下子贬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这还多亏有位市领导给说了话，否则就得双开。其中罪状之一，是偷大铁锅，反对大跃进。这事的暴露跟我有关系，我拿我奶贴的棒面饼子去学校吃，旁的同学因家里没大锅，都吃蒸的窝头，苏有权儿子找我要饼子糊嘎巴儿吃，我偏不给，他儿子回家说了，苏有权贼精，立刻去查，发现了大锅。不过，有冯大光那事在前面，大锅已经无所谓了。二伯父从区里下来，日后再也没人叫他大官僚了。他发了工资就喝酒吃肉，身子噌噌长肉。葛大凤还真不错，受牵连从经理变成卖菜的，照样好好地待着二伯父，不变心。但她在外面特横，人称菜站母老虎，敢拿秤砣砸人。她自己说过去咱是官，得装模作样按着性子凡事忍着，现在没有大官僚了，就剩俩大獠牙了，谁惹我我咬谁。也怪，葛大凤三十岁往后，俩虎牙直往大了长，比老舍写的《骆驼祥子》里的虎妞那俩虎牙还大，谁看谁害怕，牙科医生说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如果身上再长出毛来，就麻烦了。葛大凤不在乎，说长出毛来我就去动物园和猴子住在一块，有饲养员喂，还省得卖菜受累。若干年后真相大白，农研所在大跃进中要创造万斤蔬菜田，给西红柿上激素，激素上得多的，西红柿就长得又大又红。他们知道激素吃多对人有害，自己不吃，卖给菜站，葛大凤近水楼台先得月，专拣个大色红的吃，就吃出毛病。但后来就闹三年自然灾害了，没菜吃，葛大凤身上没长毛，只落下两个大虎牙。文革中倒是帮了不少忙，一般的造反派都怵她。
三年困难时期，把二伯父饿得猴顶灯，肚子没了，就剩个大脑袋瓜子，俩眼珠快饿冒出来了。再过去又搞“四清”，定成份，把我爷吓死过去好几回，等到文革一开始，就彻底吓死了，当然是死于心脏病。我爸我叔都是教员，胆小，根本撑不起这个家，红卫兵抄家一开始，全家慌了神，我奶做主，立即请何天宏来，否则家破人散。是我跟我爸去请的，因为二伯父特喜欢我。我爸把话一说，二伯父叹口气，说：“唉，没想到落到热河跟你们缠在一起，我这辈子命不好呀。”
葛大凤说：“你把我爸害成右派，是我们命不好。有打烧饼的右派吗？这不是冤死人嘛！”
二伯父说：“他当右派，不是还照样打烧饼，可惜那些科学家呀，多好的人才呀……”
扯蛋和他弟弟喊：“快搬过去吧，那边人多热闹。”
我拉着二伯父手不放，二伯父眼里流下几滴泪。他摸摸我的头，又下意识地摸摸桌上火药味十足的报纸，最后他说去可以，但一切都得按他的主意去做。二伯父干出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他在何家大门口贴出大字报，揭发我爷当年在东北强占贫农的女儿，然后又将其母子弃之不管。现在，贫农女儿的儿子何天宏要报仇雪恨，要占领何家的这块阵地。他让我们夜里往大门外墙上刷标语，刷得连大门都快找不着了。这招子特起作用，来了好几拨红卫兵，到这一瞅不走了，叫谁看这院都被抄过十次八次了。这个街道的居民虽然过去也穷，但往根上一追，都有些短处，不是老子当过伪警察，就是叔叔四八年去了台湾。二伯父看透了这些人的心理，说咱们也成立个组织，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众人都赞成。于是，这街道就自己把自己保护起来，基本上没受太大的冲击。这一时期，因住在一个大院里，我注意到二伯父很晚才睡觉，总是看书。我那时已经懂点事了，我问二伯父为啥这么爱学习，是不是还想出去参加革命运动。二伯父说不想参加运动了，但出去还是想的。二伯母葛大凤说你还想当官，没那个日子了吧。二伯父笑道：“难说。”
二伯父重新出山，是文革结束一段以后。政策是怎么落实的不清楚，反正一上来就是区委书记兼区长。苏有权主动找上门来，说过去受“左”的路线影响，在有些事上不小心伤害过你，往后咱们团结一致向前看吧。二伯父说你可不是不小心，你是精心刻意地找我的麻烦。苏有权嘻笑说找也就找了，谁叫我是大凤的表舅呢，好歹比你们大一辈，往后你还得在我的领导下工作……原来，苏有权已经提拔到市里当了副书记。他比较走运，文革前的历次运动都是他整人，文革中他挨整，落实干部政策又主要从文革中做起，他就理所当然地站了起来。说心里话，他主动找何天宏，思想上也确实有变化，要不他也不能来。他觉得再不能像文革前那么傻整傻干了，也没必要再瞄着何天宏了，恰恰相反，还需要把何天宏变成自己的心腹大将。
因为这时的干部派系太明显了，身后没有一拨人，你根本就站不住。
可何天宏不买这个账，上任以后埋头抓工作，不大理会上面的权力争斗，也从不主动去苏有权那儿汇报工作，或随便聊聊。何天宏这会儿忙什么呢？他对热河城的文物有了极大的兴趣。热河城里除了皇家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还有许多民间小庙，像武庙、忠义庙、城隍庙、火神庙等等，过去香火都是很盛的。特别是文庙，乃曲阜庙之后的全国第二大文庙，庙内松柏参天、殿宇巍巍。文革中这些庙被祸害得不像样子了，但残墙断壁依在，昔日模样尚存。常有一些北京的画家来这儿写生。何天宏上前跟他们聊天，聊了几回，他心中便萌生出一些想法：热河这地方要工业，没有几个像样的大工厂，要农业，山地太多，机械化也一时难以实现。这里惟一的优势，就是这些文物，若保护好了，把外面的人引来参观，兴许是条好路子。
那时连旅游这俩字还被一些人视为贪图享受，靠旅游挣钱，更是不敢想。但我二伯父恍恍惚惚觉得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东西并非都是四旧，并非都得毁了，说不定能变成宝贝。他就以整理环境卫生为由，让各街道把庙里的砖木都归拢好，谁也不许往自家搬回去盖小棚。才把这活布置下去，消息就传出来，苏有权打电话招他过去，一见面就劈头盖脸地数叨起来：
“天宏，你咋搞的？不搞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你弄什么庙呀？谁都知道咱们是一个区里的干部，知道的是你自己犯邪，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让你去干的呢！”
何天宏心想真是官大脾气长呢，想当初我当大官僚时，你不过是我手下的助理。他笑道：“我抓着纲呢，也举起来了，这会目也张开了。”
苏有权说：“目张了，咋张到庙那去啦？”
何天宏说：“网大，罩的地方大，捎带脚就撒到庙那儿。
那儿可不赖呀，好几千年，这些东西为啥能保存到现在，值得咱们考虑呀。”
苏有权说：“考虑啥，那是因为那时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何天宏说：“不对吧，1848年就有了《共产党宣言》。十月革命，列宁也没把冬宫烧了，天安门可是自打明朝就有了。
咱外八庙的大佛寺，听说国家拨钱要维修呢。”
苏有权愣了好一阵子，像不认识似地看何天宏，看罢说：
“看来，你学习比我好。不过，眼下还是学好文件抓好纲，过几天上级来检查，你那儿别出娄子。”
何天宏点头答应，答应了回来也就忘了。没过几天，从省里来了检查组，听了市里的汇报，就到区里实地检查。当时正是开春，小爽风吹来，身上特别舒服。可何天宏有些紧张，身上发潮，脑门子上有点小汗珠。他心里没根，这阵子他带人把文庙的大红影壁给修上了，紫红色的，庄重肃穆，已经有不少外地人路过时进去看看。至于什么纲呀目呀，他根本没组织下面学习。
在二道牌楼旁的路边，李拐子和几个修鞋的边干活边聊天，省里的一位领导抽冷子就上前问：“老同志，知道什么为纲吗？”
李拐子想也没想就说：“这冬天冷呀，以草围缸呀。不围就得冻两半儿。”
领导眨眨眼又问：“那目张是咋回事？”
李拐子说：“目张？眼睛要是不张开，那不成屁眼子了吗？”
差点把领导肚子里的饭给吐出来，转身就把苏有权好训，说你们是咋搞的，群众啥都不知道，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苏有权瞅瞅何天宏，何天宏装着系鞋带，说啥不抬头。再往下走，进了一个街道居委会，见墙上有一个大图表，是计划生育的统计表。应该说我二伯父对这项工作的预见，远远超过一般人。
他自从有了老闺女苗苗以后，就觉得这么生下去，早晚是个大问题，所以，他一主政，就让林小玉抓这件事，劝大家少生。
那时上级刚提倡一对夫妇一个孩，还没严格控制。但二伯父这个区里有一些年轻夫妇已经做到了一个孩儿。省领导对此很高兴，问何天宏你一个男同志，情况怎么摸得这么细，抓得这么准。何天宏还没从刚才那“缸”上转过劲来，一慌乱也就顾不上措词，张嘴说：“对妇女吧，你就得耐着性子，慢慢摸。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得摸透，重点就在当中……”
检查团里还有女同志呢，脸刷地都红了。省领导笑笑说摸得好呀，工作做得很细。上了车就问苏有权，这位何区长是哪年的干部，说话这么粗这么不讲究。苏有权说资历不浅，建国前的，就是文化水平不高。省领导很有感触地说，看来得使用有知识的年轻干部。其实，这事有多一半怨他，他当大官当惯了，问人家话，前面从来不作任何铺垫，汉语中同音的字又多，加上这位领导口音侉，该高的他愣往低处说，该低的他上去了，回答的人可不就有点摸不清头脑，顺着话音瞎答呗。
这一瞎答不光把二伯父自己坑了，使苏有权也遭劫了。苏有权本来有希望当一把手，但领导觉得他工作还是不够扎实，手下的干部也不够得力，于是就从省里往热河派干部，主要领导不用本地的了。外来干部要说从素质上讲，确实是很高的，工作能力也很强，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同志都急于求成，原因无非是三个，一是怕有负领导和组织的期望，想尽快干出成绩报答人家；二是热河风光虽好，毕竟是塞外小城，只能是仕途路上的一个站点。只有干好了，才能提拔高升；三是老婆孩子不在身边，日子久了，也思家园，也想天伦之乐。
有这三条垫底，外来干部一般都是猛打猛冲，口号离不开一年怎么样，两年又咋样，三年大变样。潜台词就是干三年，都大变样了，人家职位也得变个样吧。据二伯父分析，大凡仕途顺畅的官员，到老了回过头来瞅，一般是平均每两年半换一个职位，即使是不提拔，也得动。一旦五六年总在一个位子，那就窝住了，就得赶紧想办法挪挪。二伯父在八十年代初动了挪挪窝的心思，起因是身旁的人都比自己进步得快。林小玉调市妇联当主任，冯大光进文联当副主席，二伯母葛大凤升为市蔬菜公司副经理，连我都在宣传部当了科长，何时好（原扯蛋）大学毕业留北京进了大机关。二伯父找苏有权说我不能一辈子总呆在区里，五十年代初我就是有名的大官僚，哪有一僚僚了这么多年“科级”的嘛？需要解释一下，热河省撤了以后，变成地区，地区下是市，市下才是区。这么一折腾，二伯父越干级别越低，几十年了，才是个科级。这也不怨人不努力，就那么大衙门，你能耐再大，没那个神位。换国家部委试试，司以下只有处，根本都没科这一级，干两年就是县团级。
这个你还就得服，猪八戒的兄弟，你就得在圈里呆着，孙猴子的子孙，在动物园里也坐在假山上，那是个人的造化。
苏有权这阵不得烟抽，新来的一把手比他年轻好几岁，身后又一批第三梯队拉着架子要杀上来，看看风里雨里滚过来的何天宏，他叹口气说：“想升官，早干啥去了，稍微顺着点，何必窝到今天。”
何天宏说：“到今天是觉得改革开放了，搁在过去，我宁愿回街道。”
苏有权说：“有那么多三梯队去干四化，你就别费心了，过两年批你个副处待遇，回家养老去吧。”
何天宏说：“你属猪，比我大三岁，回家得你先走，我送你。”
俩人这会儿有说有笑。其实，到八三年机构改革时，二伯父也不过五十三岁，正是干工作的好时候，但那年讲“五十开”，这年龄明显地不行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使二伯父滑到边缘，即没有学历。那年提拔的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苏有权还挺够意思，使把劲把二伯父调到市里，任了市政府副秘书长。才把手续办妥，人事大动起来。也巧了，苏有权头天儿媳妇生个孙子他当爷，转天他收拾收拾去政协，临走跟何天宏说：“你多保重，过几年我欢迎你也过去。”
何天宏踌躇满志：“新干部要上来，扶上马，送一程，得送些年呢。”
苏有权说：“又不是西天取经。”
何天宏笑道：“我扶这位，恐怕得是全程，不信你瞅着。”
咋回事呢？新上来个主管文教的副市长，不是旁人，是冯大光。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甭说冯大光呀，旁人把干部筛一遍，也想不到会提拔他。我在这声明，我可不反对提拔年轻干部，那是好事，我自己也是稍后两年提起来的。但八三年那一批由于时间紧条件严，在某些县团级单位和地方，确实有个别人稀里糊涂就给提上去了。二伯父在此事上是有功的。原先定的根本不是冯大光，是另外两个人，等到就要上报时，发现其中一个文革中有问题，打伤过人，另一个政治上没事，但作风不好，到哪都拈花惹草。都开上常委会了，省里电话也等上了，事却出来啦，新来的市委书记姓强，很年轻，就有些沉不住气了，把组织部的人批评一通。说声马上就把人想出来，自己就上厕所。二伯父这时正在厕所拉肚子，强书记就问：“有文化的老大学生，咱们这有吗？”
“有呀。”
“谁？”
“冯大光。”
就这两句，就把冯大光给提上来了。这可不是我瞎编，这是极特殊情况下出的特殊事，要不然咱们也没必要在这说了。
冯大光时年四十九岁，年龄也说得过去。更主要的是他在文坛上有些影响，热河这儿古迹这么多，选个文人当副市长，省里还表扬强书记敢于大胆用人。但强书记明白这冯大光是怎么回事，暗地里安排副秘书长何天宏分管文教，说您是老干部，您帮他干。我二伯父心花怒放，说您就放心吧，有我在这保证出不了岔。强书记心里说这话怎么这么熟呢，好像打鬼子守阵地。这就表明外来的和尚虽然会念经，但有时容易念不到点上。他以为何天宏当过区委书记、区长，肯定是有水平的，结果他忽视对方的水平偏重于哪个方面，我二伯父干实际工作那是没挑的，但动嘴皮子到处讲话，就叫了他的短。
偏偏这个冯大光钻牛角尖，当上副市长，还迷他的红学研究，那一阵子主要研究曹雪芹是河北唐山丰润人，还是辽宁某地人。研究就需要跟人探讨，身边的人，最亲近的就是我二伯父了。二伯父开始还挺注意上下级关系，为了四化大业，应该满腔热情地支持年轻干部。所以，冯大光问啥，他都挺认真地回答。冯大光这人还爱逗，瞅着一大摞文件发愁，忽然往旁推开说：“大官僚，当年曹雪芹在北京西山，绳床瓦灶，写《红楼梦》，这精神可不简单。”
二伯父点头：“那可不，艰苦奋斗，精神值得好好学习。
对啦，现在你官大，是大官僚。”
冯大光一笑：“您五十年代就是大官僚，谁也比不了。您说，要是墓碑上刻着，书上写着，那些内容是不是就是真的？”
二伯父说：“难说，文革当中的书也没少印，没啥真东西，得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托，实践是检验真量的惟一标准。”
冯大光认上真了：“如此说来，辽宁的说法也有道理。你说曹雪芹的老家究竟在哪儿呢？”
二伯父忍不住了：“你知道你老家在哪就行啦，你管人家老家干啥！他老家埋着金银财宝咋着？”
冯大光说：“比金银财宝还贵重呀！那是红学研究的重大课题，红学呀！”
二伯父指着桌上的稿子：“你别红学啦，明天学校开学，你得去讲话，快看稿子吧。”
冯大光说：“求您了，快开研讨会了，我得写论文，您代我开去吧，您讲得比我好，您是大官僚嘛！”
二伯父不同意，可也没法了，转天找不着冯大光了，问林小玉，林小玉说他说外出开会去了。这冯大光还会撒谎。教育局来人请，二伯父还得瞒着，说冯副市长去省里了，人家说那您去吧，二伯父只好仓促上阵，一着急肚子还疼起来，赶紧跑趟厕所。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千百儿童花朵般盛开一片，二伯父心潮澎湃，想想自己这五十多年，少年缺爹少妈，成年流汗大干，中年跟斗把式，老来过景价贱。他真羡慕这些花季雨季的少年呀。
等校长请他讲话，他一摸口袋傻了，讲稿没啦，准是那会儿上厕所当手纸给使了，但到了这节骨眼，也没路退了，他干咳两声，使自己镇静下来，对着麦克风说：“各位亲爱的小同学，你们的生活多美呀。我小时候，可没这么好，那时节，劳动人民都吃不饱。先是日本鬼子横行霸道，后是国民党军队到处开炮。多亏八路军共产党，要不然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解放，也养不出你们这些好崽子……”
台下轰地笑了。台上的人都有些紧张。崽子在东北方言中不是贬义词，就跟二人转中唱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浪字一样，那浪是美的意思，在这边则是说不正经。二伯父一句崽子，学生们听着好玩，教师听着反感。知识分子又较真，开了学就反映上去，强书记找冯大光和何天宏谈话，说你们这个水平，怎么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连个话都讲不好，还是换个地方吧。二伯父说这事跟冯大光没关系，要换换我，让我去文物局修古庙吧，我喜欢那个。
没几天还就下了任命，二伯父任文物局副局长，主管古建修复。二伯父在仕途路上最辉煌的时刻转瞬即逝了。葛大凤埋怨他太粗心大意，不该用讲稿擦屁股，人家不少领导不都是哼哼唧唧讲人听不明白的话，不是一样当官，谁叫你讲大实话。
二伯父说谁叫你那天早上让我吃咸鸡蛋，都臭了，还说臭的香，吃得我拉稀，结果就讲了实话。葛大凤想想情况属实，也就不说啥了。后来林小玉还陪冯大光来看望二伯父，说实在对不起，让您背了黑锅，二伯父说也好呀，我这五十年代的大官僚，跟不上形势了，不该在那个位子上瞎勒勒啦。他还把在家的儿子何大国、女儿何苗苗叫到跟前，说别学你爸我一辈子东一头西一头的干工作，要有真本事，要干实事。
二伯父算算没有几年干头，就一头扎进寺庙的修复工作中，他干得挺带劲，说干啥也不如叠砖盖房，一天一个样，成果特别明显。那时候中外游客渐渐多起来，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门票收入挺可观，而且还带动了旅馆和餐饮业的发展。二伯父干了一阵，就去找冯大光，说咱给市里提个建议吧，别使那么大劲弄那几个破厂子啦，下大力气抓旅游吧，这兴许是热河发展的方向。冯大光对此很赞成，放下红学研究，专门和二伯父一起搞调查研究，然后就写建议，要递上去。我知道了，赶紧找二伯父，说这事有些犯忌，从省里到市里都强调抓工业，以工业为主，多上项目，你来个以旅游为主，这不是和强书记唱对台戏吗。二伯父看看冯大光问：“你咋想？”
冯大光说：“提岔了，顶不济我回文联接茬研究红学。”
二伯父说：“我兴许早退几年。”
我说：“你们犯得上吗？跟你们个人有啥关系？”
二伯父瞪我一眼骂道：“妈个巴子，来热河几十年，这就跟我自己的家一样，现在这个样子，我能不为她着急吗？咋说跟我没关系，你小小年纪，良心长哪去啦？”
我无地自容，羞愧万分。原来，大大咧咧的二伯父还有这么丰富的情感，怪不得他这辈子挨批评挨贬以后都不计较，都使劲往下干。这要搁我们这茬年轻人身上，且得发牢骚呢。
按二伯父的想法，整个热河的古建筑能修复的都要修复，尤其是被改成学校的文庙，应列为重点。但事情的发展叫人摸不清头脑，建议递上去，领导很高兴，强书记在一次全市中层干部会上，还号召大家多多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把热河经济搞上去。说完没几天，局长告诉二伯父你别抓古建了，你回来盖机关办公楼吧。二伯父本想争辩一下，一看接替自己的是位学古建的高级工程师，他把话咽到肚里，啥也没说就来建办公楼。办公楼建在避暑山庄墙里，这就需要在墙上扒一个门。
山庄原有九座门，分别为丽正门、德汇门、城关门、流杯亭门、惠迪吉门、西北门、碧丰门、坦坦荡荡门和仓门。随着岁月的变化，有的门已经封了，有的地方则新开了门，这本来很正常。不料办公楼落成使用不久，局长得癌症下去了，接任的没来多久，又下去了，再来一个，没几天又查出癌细胞，这下子就热闹了。李拐子这时都九十几了，还活着，在养老院里让人伺候着，也不知谁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那宫墙是龙脉，你们这门开在龙腰上，犯大忌。话传开，人心浮动，嚷嚷还得另择风水好的地方重盖。我二伯父去找李拐子，李拐子正在院里晒太阳，二伯父说：“还活得挺结实呀。”
李拐子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改革开放，感谢人民政府。”
二伯父说：“别光在嘴上，得落实在行动上。”
李拐子说：“动不了啦，要不也不上这来。”
二伯父说：“军分区也扒门，咋没事？”
李拐子说：“人家有枪，龙怕。”
二伯父说：“贵宾楼也扒门，咋没事？”
李拐子说：“大官有权，龙惧。”
二伯父说：“那我们就没法儿啦？”
李拐子说：“得舍出个人，破一破……”
这些话本来都是瞎扯，搁前些年，别说你李拐子，就是李瘫子也得抓走批判。这会儿政治开明，来点小胡说八道没人追究。还有一点就是这会儿人们都图个吉利，不愿意犯什么说。
这说明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谁也不愿意早走，要不然山庄早上那么多人晨练，跳迪斯科把地踏成金刚墙一样，土行孙也钻不进去。二伯父思来想去，摸摸自己那俩鼓眼珠子，跟葛大凤说：“为了四化大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去破破。”
葛大凤蹦起来：“你不能去，前面还有好几把手，轮也轮不到你。”
二伯父说：“这事咱得积极向前。”
葛大凤急了：“长工资分房子你不向前，咋这事你要向前。你是不是看上哪个女的啦，非去那睡觉！”
二伯父乐了，说还真没准儿呢。晚上破天荒喝了些酒（由于甲亢，已严格禁酒），然后就去单位。按李拐子的说法，龙腰被斩，龙王不悦，需三更天有人在断处点火，把血脉烤热接连上。那会儿是冬天，三更半夜站门洞子点火，很危险，万一让街上巡警当成放火的，就麻烦了。葛大凤找我，我赶紧去劝二伯父，说您老是老布尔什维克，唯物主义者，咋信这个。二伯父眼里含泪说我也想来个唯物，他们就好了，可一个劲去火葬场，我心里着急呀。管他迷信不迷信，就当我在这打一宿更就是了。我只好陪着他，到了三更天，他真要点火，抱些干柴来，我说不行，万一燎着了咋办，他说咋也得有点火吧，要不不是白挨冻了。我说抽烟，我就抽。二伯父不会抽，这时也使劲抽，呛得直咳嗽。那些日子社会治安不好，巡警整夜骑摩托满街转，结果发现了我们，大声喊干什么的。二伯父说打更的。人家说打更的咋站门洞里，不去转转。二伯父说跟解放军学的，站门岗。我上前掏证件，编了些理由，总算没出大麻烦。
这事后来让门卫给说出去，人们反应不一，有说何天宏舍己为人，有说他搞封建迷信。很巧的是，得病的领导病情好转。二伯父直埋怨我不如点火，抽烟劲小，点火就能彻底把病根除了。其实我知道，就是放火也解决不了问题，人家是治疗及时的结果。
二伯父到1990年整六十，退下来以后有一阵子特难受，让他在家里养花养鱼，他嫌费事，说我犯不上伺候它们；去大坝上下棋打牌，他说没那个爱好；给小学生讲革命传统故事，他说咱也不是老红军，不够那个资格；去离宫练气功，他说怕把俩眼珠子憋冒了。冯大光去了政协，邀他去研究贾宝玉这个人到底指的是谁，他说我这会儿连自己是谁都有点儿弄不清了，还管贾宝玉是谁；新来的市委领导请他去参加座谈会，为振兴热河出谋划策，他说现在瞎参谋烂干事也太多，弄得领导都没主意了，不能再去添乱，让人家领导静下心来好好干就是了……葛大凤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想干啥，要不然把外孙子弄家来，给你带着。二伯父哎哟叫了一声，你可提醒我了，我这辈子念书不多，我想救助山区失学儿童，想盖座小学校。
葛大凤吓了一跳，说盖学校可不是小事，那得好几十万块，你要舍得就把我卖了。二伯父说你不值钱，我得去挣大钱。
才起了这个念头，就有了机会。苏有权退下来跟他爱人姜桂兰办了个公司，北京一客户需要钢材。姜桂兰的兄弟在钢厂当头，按说这事好办，但苏有权还有旁的事，一时顾不过来，姜桂兰挂名的，办具体事她不会，她还晕车，钢厂离市区好几十里地，到那她就分不清东西南南北了。姜桂兰想起何天宏，苏有权就请他去，说这个客户是个大户，不是要十吨八吨，是千吨万吨，每吨就是挣十块二十块，咱就发了。何天宏往里按按眼珠子，再眨巴眨巴问：“这老些，犯说不？”
苏有权说：“正常业务，照章纳税，犯什么说。”
何天宏说：“太多了吧？”
苏有权说：“钱又不咬你，还有怕多的，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何天宏好像不认识苏有权了，又仔细瞅瞅他说：“她表舅，你咋变得这么快？原先可不是这样。”
苏有权说：“没错。原先在位子上，就得说在位子上的话，现在退下来，就办退下来的事。”
何天宏说：“退下来，就剩下挣钱了，是不是？”
苏有权说：“也不完全是。咱们这种人，一辈子都是跟形势走，这会儿号召挣，咱就挣，等号召咱不挣，就不挣。”
何天宏说：“我挣了，想盖个小学校，你说行不？”
苏有权说：“你挣的钱，怎么花随你的便。我干涉你几十年了，这回坚决不管了。”
何天宏拍大腿，揣上速效救心丸就去钢厂。别看那儿有姜桂兰的兄弟，但直接掌握钢材的不是他，这当中还有不少关卡，看得出来，人家是有意与买主直接接头。但毕竟有姜桂兰她兄弟的关系，加上何天宏当了这么多年区长，在这也有几个熟人，几经周折还就办成了一笔，五千吨螺纹钢，每吨能挣五十元。何天宏掰着手指头算，一吨五十，十吨五百，一百吨五千，一千吨五万，五千吨二十五万，天呀！按跟苏有权讲的条件，一半归自己，就是十二万五，除去税，咋也剩十万！
我二伯父激动得直看脚底下，怕眼珠子掉出来，他说我背了一辈子大官僚的黑锅，到头来挣了多少钱，自己是最清楚的了。没想到下海做买卖油水这么大，怪不得人们都往这上面奔。自己要是有实权的大官，批个条子就能解决问题，那当中的好处费，岂不是跟大河水似的往兜里流，可惜自己是个名不符实的大官僚。忽然间他又脸红了，骂自己怎么能往这上想，从小参加革命，何曾想过个人得失，即使来热河以后为官，也没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前头，老了老了，咱可别来个晚节不保呀。挣钱可以，但别鬼迷心窍，陷到钱眼里去。都六十了，若不是想建座小学校，要那些钱没用，钱多了贼惦着，钱多也容易起邪心，报纸上杂志上登的多啦，可得加小心。
二伯父把自己好生嘱咐一番，心平气和地把手续办妥，回去向苏有权汇报。苏有权很高兴，说真是好样的，往下还得往大里做，用不了二年，你就是百万富翁。二伯父说我这会儿脑袋都嗡嗡的，百万富翁让旁人当吧，够盖座小学，我就知足了。苏有权嘱咐不要把底细告诉北京的客户，防止他们把咱们甩了，直接跟钢厂联系上。二伯父说你就放心吧，我是不见鬼子不挂弦，不见兔子不撒鹰。
客户开着车从北京来，都是文质彬彬的小伙子，见了何天宏叔叔大伯地叫，甚是尊重，还带来名酒名烟。二伯父在烟酒上都不行，但人家说留着您往下办事时用。二伯父一想也对，就留下了。二伯父一高兴，还陪他们逛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觉得这些人跟自己孩子一样，可以长期跟他们打交道。人家也特懂规矩，绝不提钢厂那边一个字，口口声声说一切都冲您何老先生，您说什么时候付款咱就付款。我二伯父就感动了，说没想到你们这一代素质这么好，四化大业有望呀。就主动把买钢材的事简单介绍了一点，也就是一点点。人家笑笑也就拉倒了。把五千吨的货款汇过去，人家说那二十五万中间费，一个星期以内派人送现款来，务必等着。二伯父说那好，路上多加小心，多带几个人。
人家走了，二伯父坐车直奔了郊区一个叫二道沟的小学，做了实地考察，结果弄清按农村普九规划中的标准，建一所农村小学需人民币三十万元。尔后，在学校院内竖碑，还可以以捐赠人的名字作校名。二伯父说竖碑记录一下还可以，命名就没必要了，咱也不是什么名人，天宏这俩字好像是饭馆酒楼的名字，挂小学校门前不好，还是叫二道沟吧。人家看这老头口气不小，就问你在哪发财，二伯父说没必要细说，雷锋办好事都不留名，我把名留下就怪不好意思的了，个体单位就不说了，等着吧，两个月以后，我送钱来。人家说要不我们先把教学楼的地基开槽，二伯父说等我回话再开不迟。
亏了没开槽。等了两个星期，北京客户也没露面。再去见苏有权，苏有权脸色发青，说你咋搞的，他们自己联系上了，把咱们给甩了。二伯父脑袋嗡嗡响，说不可能呀，那些人挺实在的，我也没多说，只说了一点点。苏有权说一点点就全完啦。二伯父说那二十五万呢。苏有权说两块五也不给啦，你快回家歇着去吧，你不是做买卖的材料。
这件事对二伯父打击很大，回家把酒瓶都摔了，尔后一段时间里他沉默寡言，我们担心他出了毛病，带他去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是有点小脑萎缩。大夫说不能让他在家呆着，还得让他活动起来。我们就劝他出去干点啥，他说让他干旁的不想干，还想捐资助教。大家说咱可没能力建小学校。很快就搞房改了，买咱自己的房子还得借钱。他说那我就资助几个贫困学生。我告诉他您可以把钱捐到希望工程去，不要直接对到人头上，免得麻烦事太多。二伯父不同意，非得从二道沟小学找了十名小学生，有名有姓有照片，他还做了家访，证明确实困难，才定下来。然后买书包衣服文具，还有学费，一共花了小五千块钱。二伯父一忙乎，精神也好了，葛大凤有点心疼，我劝她说只要他身体好，就当吃药了，说得二伯母也顺过劲来。
岁月如梭。算起来二伯父这两年是撤下六十往七十上奔的人了，但精神却越来越好。前一阵我在医院里碰上他，见他领着两个比他小不少的农村妇女找妇科。我拉他到一边问：“怎么回事？”
二伯父挺内行地说：“估计是子宫里有了毛病。”
我问：“跟您有啥关系？”
二伯父说；“关系大啦。”
我问：“二伯母知道吗？”
二伯父说：“不能让她知道。这是我的事，我办了就是了。”
我急了：“您咋惹这种事？还到乡下去惹，丢人不？”
二伯父说：“这丢啥人。她们是我扶助学生的家长，她们病倒了，学生上不了学，我不是白扶助了吗……”
我听明白了，但仍要说几句，说您当初要是听我的，把钱一捐多省事，也用不着您这么大岁数带她们满医院跑。二伯父点点头，说今天这是简单的，前些日子一个学生他爸让车撞了，我在这忙了好几天，结果还欠人家一千多块钱医疗费，医院非找我要，我往哪去弄。我偷偷指那俩妇女，小声说：“看过《离开雷锋的日子》那电影吗？”
二伯父说：“在电影频道看了。”
我说：“小心办好事被人坑。”
二伯父沉思一会儿，对我笑道：“瞧你说的，这社会，还是好人多。”
二伯父领那俩妇女拐过弯，我听他大声说：“那屋是妇科，你们自己去吧，我进去犯错误。甭怕，检查完了，我带你们吃饭去。”
原文载于《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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