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苏联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思

    很多苏联专家学者承认，前苏联的改革在战略部署上计划性较差，缺乏深思熟虑的步骤安排，是一项不配套的社会工程，缺乏系统方法。1989年5月，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苏联内外政策基本方针决议中承认，改革有重大失误，缺乏通盘考虑，行动不彻底，不坚决。年底的北约联盟内部报告称，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不会成功，因为他的改革都是零敲碎打地进行的。布什和加拿大总理在首脑会议上也在嘲笑戈尔巴乔夫紧抓住西方式经济不放的做法。1990年3月，利加乔夫总结五年改革中最严重的失误是，为了加快改革进程，在没有建立新的机构前就把党的官员从政府和经济部门中撤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认为，改革缺乏有科学根据的规划，决议不连贯、不彻底、不及时，改革轮廓不明，左右摇摆，改革的世界观问题一直未得到阐明，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是什么，新的经济机制还未研究成型，还没细想就把旧的打碎了。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认为苏联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所要迈向的那一体制的高质量方针。1990年底，在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承认党在领导改革过程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疏漏，对社会危机的深度估计不足，在实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做出了未经深思熟虑的匆忙决定，一些决议过早地而且太草率地废除旧结构，但没有建立新结构，不总是正确而及时地估计到正在滋长的危险和采取坚决行动来防止这种危险发展成为消极现象。雷日科夫反思说：“当初设想的那种改革没能实现，我对此负有责任。在搞市场经济的旗号下展开的是政治战，而政治战又失去了严肃的经济内容”[1]。

    在改革的速度安排上，激进式改革占了上风。当时存在两套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一个是1990年5月份雷日科夫政府提交并通过的五年过渡方案，另一个是沙塔林提出的“500天计划”，包括休克疗法，即放开价格，私有化，严格的税收政策，迫使那些生产社会不需要的产品的企业向市场投降。其理由是长痛不如短痛，与其一截一截地剁掉狗尾巴，不如干脆一次剁掉。休克疗法本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发明的对付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的经济措施，在皮诺切特领导的智利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实验，但是以牺牲智利的民主和大量的失业为代价的。两个方案的分歧在于政府方案试图用行政手段提高价格并保留经济的行政职能。前者属于渐进性改革，并强调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和控制。经济学家阿尔巴金认为，这一方案选择了生产、就业率和生活水平下降较平缓，但摆脱危机也将缓慢的温和的过渡方法。后者倾向于激进式改革。经济学家卡利亚金娜预言，沙塔林与叶利钦的激进改革计划将不会成功，在生产高度垄断，商品产量和服务质量低以及缺乏独立竞争的条件下，不可能在短期内提高生活水平，解冻价格的办法只能陷入可怕的贫困状态，将有大量破产的企业和失业的人群。8月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赞成沙塔林的500天激进式改革方案，雷日科夫面临下台的危险。尽管利加乔夫和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反对激进改革方案，但受到沙塔林等经济学家的批评。利加乔夫认为在短期内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幻想，尤其在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是不严肃和危险的。帕夫洛夫也认为如果苏联很快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入自由市场经济，生产和收入将下降30%以上，3000万人失业，应采取第三条渐进道路。“沙塔林500天计划”还是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反对，塔斯社发表了一位苏联经济学家博洛京关于“反对玩休克疗法的游戏”的文章，认为政府无权使用波兰那种摆脱危机的模式，波兰尽管货架满满，但价格太高，绝大多数居民买不起，然而叶利钦还是冒险地完成了这场赌博。1990年3月，利加乔夫总结五年改革中最严重的失误是过早地从集中计划经济过渡到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同年6月，英国《星期日电讯报》评论，戈尔巴乔夫象没有帝国的帝王和没有追随者的救世主。经济改革阶段开始之初显得那么激进的改革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些不彻底的措施和矛盾的东西的可笑的结合。人民得到的是商品中空荡荡的货架，以次充好的商品，不断上升的犯罪率，国家分裂和民族暴动。戈尔巴乔夫渐渐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在政治上层建筑改革方面，俄共中央第一书记波罗兹科夫在1991年一月全会上反思道：“如果苏共从前垄断了公开性的话，现在这是与之相对抗的势力垄断了公开性，这些对抗势力决定着人们每天获得的大部分信息”[2]。1991年9月27日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分析了苏联瓦解的原因，认为戈尔巴乔夫试图做的是改变权力关系的性质，他选择的道路是对党加以限制，通过公开性揭露党的缺点，但公开性很快失控并使苏联的统治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性威信扫地。乌克兰总统也认为，造成苏联今天局面的是戈尔巴乔夫，苏联的解体是从公开性时期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毁灭的发起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认为，中央在反击经济、政治、精神领域的破坏性活动显然是不够的。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且还致使统一的国家体制分崩离析，使苏共中央丧失了执政地位，对经济体制改革性质的转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雅可夫列夫认为，苏联最大的错误之一是“没有用科学社会主义方法在进行选择对比的基础上革新社会，当前走在前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已经落后的经济体制改革相脱节”[3]。

    （二）原苏联最后七年改革给我们的启示

    多数苏联专家学者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美国搞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这是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季塔连科通讯院士认为，原苏联超越财力可能，拿出占国内生产总值30%左右的财力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是一个重大失误，由此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过慢，对共产党的领导丧失信心。其次，过早宣布建成共产主义损害了共产党的形象。季塔连科提出，苏联过早宣布已经建成共产主义，犯了标准过低、急于求成的毛病，实际上建设共产主义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事。违背规律，降低标准，反而使人民感到共产党、共产主义没有希望。再次，不严密的宪法为苏联解体埋下了法律祸根。戈尔巴乔夫任主席的社会民主党副主席鲍里斯·古谢列托夫认为，当年主张搞联盟式的国家就是一个错误，苏联宪法规定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主加盟或脱离联盟的权利，这一法律上的缺陷为分裂苏联、使苏联解体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借口。此外，意识形态失控成为苏联解体的舆论原因。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俄罗斯《真理报》总编和俄罗斯国家杜马劳动社会保障委员会主席利希奇金认为，苏联解体最主要的原因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军备问题，而是意识形态上失去控制，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演变导致解体。最后，苏共领导人的权力失去制约，成为苏联解体的体制原因。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苏共最高领导人使苏联共产党偏离马列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更是走向极端。然而党内没有制约他们滥用权力的机制，致使这些最高领导人个人素质的高低成了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主导因素。上述原因分析从不同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

    1.改革领导者的理论修养、理想信念和战略意识对民族的前途命运有重要影响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是前苏联改革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两面性和妥协性人格特点加速了苏联的解体。他在有些场合的讲话带有明显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例如“新联盟名称中取消社会主义并不违背人民公投的意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属于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4]。事实上人民公投的结果是不赞同取消社会主义。而且他的很多话言行不一，做的和说的完全相反。例如“改革不是否定一切，即使是否定，那也是辩证的否定……公开性也是对缺点的批评，但不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5]，事实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激进民主派妥协，言不由衷地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以求自保。两面说是戈尔巴乔夫处理当时苏联社会改革立场冲突和矛盾的惯用手法，在一个场合主张多党制，另一个场合却主张保持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反对将它变成议会式的政治组织。即使在同一个场合也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帜，先说些坚定社会主义信仰的话，其实只是幌子，随后话锋一转，说出与其对立的真正主张。在他的影响下，苏共28大行动纲领草案也带有明显的折中性质，一方面要“坚持工人阶级所有劳动人民的立场”，毫不动摇地“忠于社会主义选择和伟大十月革命的理想”，同时又“抛弃与全民和全人类价值观相抵触的简单的阶级观点”[6]。通过类似矛盾的讲话和文件不难看出，要么是由于苏共领导人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做了南辕北辙的修正，要么是两面派的骗人伎俩。雅科夫列夫认为戈尔巴乔夫谋求妥协的素质是近年来必要的。既然选择了逐渐演变发展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道路，那么就必须寻找妥协的办法。苏联驻波兰大使布罗维科夫讽刺道，也许这就是“民主”。戈尔巴乔夫作为在改革中左右摇摆的中间派，当其倡导的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逐步发展到既不排除私有制市场经济，也不排除多党制议会民主时，当人们发现改革已滑向了叶利钦、沙塔林等反社会主义改革者的圈套时，一切为时已晚。

    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新思维使苏共中央面临着两个致命的威胁，一个是全人类价值观高于阶级价值观的观点，否认和放弃阶级斗争助长了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机会。俄共中央第一书记波罗兹科夫在1991年1月全会上反思道：“把全人类的利益和阶级利益对立起来，最看重全球价值，这样我们就为社会主义思想帮了倒忙”[7]。另一个是类似我国文化大革命时大鸣大放的无限度的民主化和公开性，这对一党独裁体制来说无异于自掘坟墓。戈尔巴乔夫不仅把它当作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更把它当作改革的手段，因为他预意掀起的不可逆转的革命性改革受到了来自上层社会力量的阻碍，必须动员下层社会的力量，得到来自群众的支持才能推行下去，也许这才是他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的真实意图。为了寻求更大的支持，民主化和公开性逐渐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就像苏联驻波兰大使布罗维科夫所担心的那样：“苏共强调社会主义全面民主化，但却忘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整顿国内纪律和秩序，没有纪律的民主会发展为政治动乱”[8]。片面的民主化和公开性逐渐失控，戈尔巴乔夫为了自保早已把党性原则抛在脑后，最终被自己创立的新思维埋葬，为他陪葬的还有拥有70年社会主义历史的超级大国。

    戈尔巴乔夫本想多一点社会主义的改革却阴错阳差地导致苏联解体，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革需要一个既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又善于把握解放思想限度的理论家和战略家，而不是一个理论逻辑混乱、热心权力地位的政治投机者，对改革顺序、步骤的混乱安排会葬送社会主义的前途。从辩证思维的角度看，解放思想、民主化和公开性只能是相对和有限的，这个限度就是社会主义性质范围，用极端的、无限制的民主去抗拒集中只会带来混乱和分裂。

    2.澄清对社会主义的混乱认识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思想保障

    对主导意识形态理论有统一的认识，领会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和理论依据，坚持正确的社会历史观，准确定位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从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把握其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关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

    首先，统一的理论认识和明确的方向是改革顺利进行的首要条件。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然而改革需要统一的理论方向和思想认识，主导意识形态的工作必须强化而不能削弱。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28大期间进行的一次党内民意测验表明，代表们最担心的问题是党缺乏明确的理论方向。然而社会主义多元化却为各种修正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反社会主义者找到了堂而皇之的幌子，造成了前苏联十分混乱的意识形态局面：似乎台上的人只有通过使社会主义变质才能推行社会主义。马克思生前一直致力批判的蒲鲁东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甚至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纷纷复活。一些人美其名曰在修正“修正主义”的错误，却不知自己犯了更大的修正主义错误。更危险的是他们同样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走着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改革方向，这些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令人耳晕目眩，引导改革的理论越来越远离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终于使改革迷失了方向。思想的混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强大的破坏力量，使社会失去了政治稳定这一重要的改革条件，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了争夺权力的砝码和政治斗争的武器，前苏联国家和法研究所研究员库拉什维利文反思道：“ 不答复向何处过渡，其他问题就无法明确，政治方向不明造成了严重局面，改革中发生的一切不幸与此有关，围绕改革发表的革命辞藻，使社会产生了一种破坏一切，把一切弄个底朝天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流氓政治和流氓政治家的出现，造成了经济改革举步不前和继续下滑的趋势”[9]。由此看来，我国理论界正在进行的“四个分清”是极其必要的，即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以及准确的历史定位是四个分清的思想前提。

    其次，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防止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有助于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方位。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后，整个社会的历史上空被虚无主义思潮所笼罩。先是他本人在一些谈话中和自己的著作中否定苏联三四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其他学者尾随其后，否定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全盘否定苏联的历史，意味着否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苏共执政党地位的合理性，晚清思想家龚自珍在《尊史》中的一句警言在前苏联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历史是个单行道，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一旦失败，要想东山再起谈何容易。回想苏联的这段历史悲剧，再看当前国内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由得让人直打冷颤。从否定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告别革命》，到为历史消极人物的正名和对岳飞、林则徐、孙中山、鲁迅等英雄人物的否定，再到没有历史的历史教科书，以及揭露伟人私生活的商业书籍和英雄恶搞等各种变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形式充斥着书籍市场和网络，一股股否定历史的暗流一次次地冲击着读者的神经，颠覆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历史成了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被任意篡改和颠倒。我们并不反对反思历史，但要讲究尊重历史的学术品格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分析方法。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方法论的原因，是历史唯物主义修养不高，唯物史观不牢固，唯心史观盛行的结果。二是现实社会根源，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期，一些人要求“重写历史”，鼓吹“告别革命”，说到底是丧失了社会主义信念，或者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信仰，在为“另找出路”提供历史依据。三是由于意识形态管理不严，在实行双百方针的同时，却忘记了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责任。放任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等于自掘其根，必须防止苏联的历史悲剧在我国重新上演。

    再次，辩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有助于防止各种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前苏联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修正得面目全非：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既不排除市场经济，也不排除议会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多样性的产物，沙塔林更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和多党制议会民主……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所有制、不存在商品经济强调计划经济、阶级和国家消失的社会主义观是空想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征到底是什么？社会所有制是一种什么样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有没有商品经济、阶级和国家？要澄清对社会主义的混乱认识，必须回答这些问题。而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会大相径庭。

    如果用劳动者获得彻底解放的标准来衡量，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是逻辑严谨的，因而是科学的。他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主要特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提出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劳动者在全社会范围内联合起来的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劳动者才能摆脱受雇佣被剥削的命运，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只有消灭商品生产才能彻底铲除私有制产生的根源，蒲鲁东、杜林等人既想消灭私有制又想保留商品经济的想法，等于不要结果却保留造成结果的原因，是幼稚和空想。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是公有制的属性，私有制消灭了，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也将随之消失，当然由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的不成熟性，按劳分配还存在脑体差别，但已“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10]。随着阶级的消灭，统治暴力工具意义上的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社会管理意义上的“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仍然存在。

    如果拿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衡量，一旦发现处处对不上，就会导致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产生曲解甚至是怀疑和否定。譬如，现实中社会主义大多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还存在私有制，于是有人对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进行了重新解释[11]，把马克思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2]。这句话理解为“在国有化、公有制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不是社会所有制的同意表达，而是对国有制的否定，从而得出国有制应让位于个人所有制的结论，似乎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了我国实行非国有化、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的理论依据。还有人以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理由把目前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股份制混同为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还有人把集体所有制甚至股份制看成是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13]。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因此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没有商品经济的预见是错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有阶级和国家，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阶级和国家消亡的观点不现实等等。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存在着明显的错误，是用孤立片面、简单机械的形而上学方法看问题的结果。当逻辑结论体现为现实中的具体过程时，人们往往把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和现实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把人们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简单比对，一旦发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与理论中的社会主义不一致，容易导致三种错误认识：一是想方设法、绞尽脑汁说成是一致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可能会被误读、曲解。而是用现实去剪裁理论，凡是现实做不到的就认为理论是错误的，现实中需要的就认为是理论中应有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会面临被现实社会主义否定和修正的危险；三是用理论剪裁现实，就会导致否定现实社会主义的怀疑主义。可见，错误的思维方式是导致人们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怀疑、曲解和无端否定的方法论原因。

    遗憾的是我国理论界有些人仍在误解马克思，并按照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制度修正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最近有人建议修改《宪法》第6条就是一例。1999年宪法第六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些人认为宪法第六条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只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经过时，它不能包括现实公有制的内容。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公有制。这样，公有经济不只有国有制，还有股份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合伙制、各种社会基金、社团经济等等，已经打破了斯大林的人为的、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的公有制，而出现了开放式、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公有制，即社会所有制。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下降，并不意味着公有制的比重下降，如果按社会所有制标准来统计，公有制仍占主导地位，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等等[14]。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用现实中没有完成过渡时期任务的社会主义去剪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简单机械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已经危及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前途和命运，应该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否则，科学社会主义将面临被修正的危险。

    最后，校正历史发展定位，才能消除混乱认识的根源。错误的历史定位是导致社会主义混乱认识的理论根源。准确的历史定位是理顺马克思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逻辑关系和制定改革路线、方针政策的关键依据。一旦定错了方位对错了号，就很难理顺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之间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最终导致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解、曲解甚至无端的否定以及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怀疑。

    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提前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并提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是导致社会主义混乱认识的理论根源，后人的教条主义理解是造成混乱认识的方法论根源。这种超前的历史定位使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观之间出现了差别，马克思讲的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没有阶级和国家的社会主义，而我们见到的由斯大林建立的是两种公有制并存、无剥削阶级但还有阶级差别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混乱认识，尽管80年代安德罗波夫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9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但仍然混淆了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阶段，忽视了阶级斗争存在的危险，从而为修正主义打开了缺口，为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机会。历史以社会主义大国解体的惨痛代价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错误地估计历史发展阶段将无法把握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任务，看不清改革的真正危险，忽视阶级矛盾的转化，最后丧失应对矛盾激化的能力。利加乔夫与俄共第一书记波洛茨科夫认为，前苏联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未能认清改革的主要危险，除了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以外，企图使社会主义改革转变成资本主义的反社会主义派别才是最致命的威胁。直到1991年2月，戈尔巴乔夫才醒悟，发现自称左派的民主派实际上是典型的右翼反对派，因为他们否定社会主义思想，并主张使社会资本主义化。

    苏联的解体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胡志明的历史阶段判断是比较客观的，列宁的迂回过渡和战略退却思想至今还没有过时。胡志明认为：“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使得社会主义暂时陷入低潮，但时代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人类仍然处于以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之中。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代”[15]。他把过渡时代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1917年至1945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突破性胜利，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的阶段。第二个阶段（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扩大、发展，并形成社会主义体系的阶段，是世界工人运动迅猛发展的阶段，是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数以百计的国家赢得独立、冲破旧殖民主义的殖民体系的阶段。第三个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增长缓慢，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经济水平日益下降，出现经济危机和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一些敌对势力和反对势力乘虚而入，内外勾结发动进攻并搞垮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第四个阶段（当前阶段）是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现代资本主义企图确立对世界绝对统治地位的阶段，社会主义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考验。

    列宁过渡时期的很多观点在70年之后再次得到了验证。如果他还能活到今天的话，一定会对苏联的解体感到很伤心，但不会感到奇怪，因为这似乎是他在70多年前就曾担心过的结局。重温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将帮助我们清醒地面对现实，现实经济实际上更符合列宁概括的过渡时期一般特点：“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16]。即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和阶级斗争的多样化是过渡时期的两个突出特点。此外，他还提出广义阶级斗争的概念，即阶级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还表现在经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例如多种经济成分的竞争“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的又一斗争形式，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17]。斗争的形式会随着主要矛盾或中心任务的变化而变化。由于俄国还是一个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小农国家，产业雇佣工人占少数，小私有者或小农占多数，小资产阶级势力十分强大，又早于先进国家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认为落后国家很难具备直接过渡的条件，主张迂回过渡。那么在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是什么呢？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当时国家资本主义是在俄国五种社会经济成分中仅次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相对先进的生产力，受小商品生产和私人经济的排挤和破坏得不到发展，列宁称他为到达社会主义的中间站。然而1918—1921年的战争使他不得不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争胜利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列宁果断地采用了新经济政策，实行了战略退却，允许商品交换甚至商品买卖，利用多种国家资本主义手段恢复大工业，如与外国资本家结盟、高薪雇用资本主义专家、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租让、合作、租借、国家调节商业流通等等。即使没有战争的破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无法继续执行下去。列宁强调适度的退却，要掌握退却的度，明确退却的目的“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18]，是为了顺利实现工业化。不仅如此，还充分地预见到了迂回过渡和战略退却的危险性，他说：“或者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中及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19]，“全部问题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20]最终谁将取得政权——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很难说。尽管戈尔巴乔夫也曾多次对列宁过渡时期的理论进行反思，曾多次高度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力求从这一经验中汲取一切宝贵的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东西。但列宁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党）就像在驾驶着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驾驶员的设想行使”[21]。戈尔巴乔夫在分析改革的道路时说：“第一条道路是回到老路，第二条是使社会资本主义化，另外一条道路就其实质来说是革命的过渡时期，各种成分和因素结合并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在各种经济、社会形式和体制、各种意识形态倾向的竞赛中，形成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主义面貌”[22]。戈尔巴乔夫的第三条道路与列宁过渡时期的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弄懂列宁迂回过渡和战略退却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意义，他始终回避苏联仍处于过渡时期的现实和阶级斗争的危险，直到这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上演了一幕生动的阶级斗争戏剧，最终被资本主义取代才醒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最大的历史“功绩”是领导了这场令苏共永蒙耻辱的全面溃败和退却，致使苏联人民重新跌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23]。一些人对列宁关于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缺乏长远的预见，把社会主义的逆转和倒退看作彻底的失败，重温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会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短时间内建成的社会主义必然只能是满足了马克思经典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特征的、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全部任务的、因而是降了格的、低水平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严格地说，只能是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此所有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遵循过渡时期的社会发展规律，落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利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阶段必然存在多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苏联经济走上经济多样化道路正是过渡时期经济规律强行为社会开辟道路的结果，而它的解体正是忽视阶级斗争的结果。

    尽管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摆脱了斯大林社会主义观的影响，但对社会主义仍存在很多混乱认识。按照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把我国1978年以来实施的改革看成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阶段的战略退却，不仅有助于摈弃那种认为发展资本主义就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或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错了的线性思维模式，有助于理解利用资本主义的过渡性和手段性，提醒执政党从最广大的人民利益出发，加强经济的计算、监督和管理，把好资本主义的方向盘，做好控制和驾驭市场经济的工作。否则，无视利用资本主义可能带来的经济、政治上的风险和负面影响，如劳资冲突、国有资产流失、逃税漏税、假酒、假鸡蛋、黑心棉、毒奶粉等假冒伪劣，商品拜物教对道德领域产生的拜金主义负面影响，公共医疗、教育、交通运输等领域完全市场化带来的问题，以及两极分化问题等等，轻则危及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重则导致政权异化和政治危机。此外，还有助于把握阶级斗争的多样化形式。虽然我国的经济成分已经退回到过渡时期，但是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定位的局限，容易忽视阶级斗争的多样化特点。虽然我国现阶段狭义的、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但广义的、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迟早会反映到政治领域，无视阶级斗争的存在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来潜在危险。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够理顺各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客观公平地对待马克思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真正做到各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脉相承。列宁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的一致性在于，他关于商品经济、合作社、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国家的观点是过渡时期的理论，并没有改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斯大林对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进行了简化，在没有完成过渡时期全部历史任务的情况下提前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没有完成过渡时期任务的社会主义。

    总而言之，纠正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方法是关键，只有运用客观全面、动态发展的辩证思维方法回顾过去、面对现实，展望未来，才能冲破历史的迷雾，不管经受多大的迂回曲折和倒退逆转也不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3.何伟：《我看宪法第六条》，《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4.胡键：《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战略：从新自由主义到“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3期。

    5.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7.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学学科全国通用教材中央指导编撰委员会：《关于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8.谢韬、辛子凌：《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和中国改革》，《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9.于光远：《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词典初稿》，《求是学刊》，1997年第6期。

    注释

    [1]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

    [2]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441页。

    [3]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03页。

    [4]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537页。

    [5]同上书，第56页。

    [6]同上书，第237页。

    [7]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440页。

    [8]同上书，第237页。

    [9]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3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11]谢韬、辛子凌：《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和中国改革》，《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2页。

    [13]于光远：《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词典初稿》，《求是学刊》，1997年第6期。

    [14]何伟：《我看宪法第六条》，《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15]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学学科全国通用教材中央指导编撰委员会：《关于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84页、第90—91页。

    [1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17]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681页。

    [18]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732页。

    [19]同上书，第669页。

    [20]同上书，第578页。

    [21]同上书，第671页。

    [22]同上书，第207页。

    [23]卡夫丁峡谷原是一个使战俘遭受羞辱的战场，后成为“耻辱之谷”的代名词，比喻为灾难性的历史经历。马克思曾用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来比喻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社会带来的一些灾难性后果。原文见1881年“马克思给查苏里奇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5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