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必要，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受到了行政命令体制的阻碍。“这个体制的强制手段如同锁链一样，束缚了整个社会。如果不打碎这一体制，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不会取得进展”[1]。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了消除人与所有制、生产资料、政治和文化进程间的隔阂的途径。只有首先让人们回到政治过程中，消除人与政治和文化进程间的隔阂，才能使人最终回到经济领域，消除人与所有制、生产资料的隔阂。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实现人权，特别是政治自由，他认为这一问题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占中心地位。党的政策核心是人和人的利益，要以此衡量沿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就，上述观点体现了戈尔巴乔夫的人权中心论思想。
戈尔巴乔夫及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传统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党内都缺乏民主，具体有两个表现，一是党、政、社会组织的职能不清，权力过于集中在党，以党代政，由于苏共掌管职能过多，苏维埃丧失了管理国家的职能，工会失去了捍卫工人利益的职能。二是民主集中制原则被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所取代，由于丧失了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对党的活动施加影响的现实可能性，党员的同志关系被上下级关系取代。约占成年居民三分之一的国家机关人员大多数被排除在实际参加解决国家和社会事务之外。戈尔巴乔夫采取的解决对策是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理顺党政关系，区分党政职能，下放权力。
1.民主化与公开性
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到民主化和公开性和人道主义精神是在1985年3月11日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就职讲话中，他指出民主化是苏联社会目前正在做的一切工作的核心，是苏联现有政治制度改革的纲领。过去改革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发扬和扩大民主，缺少一项让人民也参加的政策，这是把社会民主化放在改革首位的原因。民主化可以为不犯以往错误创造最可靠的保证，也是业已开始的进程不可逆转的主要保证，是改革的先决条件。在1987年2月的苏联工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指出：“怎样做才能使改革不可逆转，怎样做才能不重犯错误？中央政治局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倘若人民这个主角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精神领域、管理领域参与改革没有落实，那么改革就将落空。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为了使过去发生的事不重演，还是要把一切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为了解决这些任务，只有一条路，这就是苏联社会的广泛民主化”[2]。在1988年苏共中央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必须全面恢复开放性、讨论、批评自我批评、党的同志关系等原则和求实的气氛。在1987年一月全会上，民主化成果初步显现：多年来第一次实行了谁想上来发言都可直接登记，共77人报名，34人发言。同年3月，在苏共中央舆论界领导人会议上，政治局候补委员雅科夫列夫指出，舆论工具应当准备全面地反映社会各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与意见。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发布了电视广播系统民主化的命令，认为应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这为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多元化敞开了大门。
民主化呼唤广泛的公开性。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时谈到：“发扬公开性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反而只有好处。舆论的力量只有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广泛的公开性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同年会见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时说：“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广泛的公开性，公开讨论我国社会生活最要紧的问题及国家的发展……我们应当将更多的事公诸于众”[3]。1986年苏共27大的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应当使公开性成为不断起作用的制度。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主张舆论无禁区，报刊彻底公开性，不留空白。“要让公开性大放光明！要广开言路，使每种报刊上出现社会主义多元论”[4]。次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没有公开性就没有改革，就没有民主”，认为公开性为全民监督社会机关、政权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生存和进步营造了天然气氛。同年10月，戈尔巴乔夫在联邦德国《明镜》周刊上指出，没有公开性就没有民主化，没有民主化就不可能搞改革，“我们坚定的方针是消除不受批评的禁区和双重道德以及无法无天的绿洲，克服言行不一”[5]。
当然，戈尔巴乔夫也意识到了民主化和公开性有可能被反对派利用的可能。1987年7月，消息报主编拉普捷夫担心地指出，只把消极现象当作公开对象，不再宣传积极现象，这种片面性和不完全的公开性阻碍客观揭示苏联70年的发展进程，导致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批评。同年9月，戈尔巴乔夫会见法国一批著名政治和社会活动家时说：“如果国内外有人想利用公开性教唆极端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们会立即公开地说：不，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反对社会主义”[6]。利加乔夫在格鲁吉亚自信地说：“现在阶级敌人指望靠改革来削弱马列主义思想影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宗教情绪，企图利用民主和公开性来进行蛊惑宣传，所有这些图谋是没有根据的”[7]。但他们已经丧失了控制局面的能力，公开性越来越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朝着片面的公开性发展。“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人民中的另一方没有声音”[8]。1989年布热津斯基预言道：“戈尔巴乔夫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民主化和公开性将改变这个制度本身的性质”[9]。戈尔巴乔夫借以为改革扫清障碍的两大锐利武器如此锋利，以至于割断了改革者自身的命脉，连领导改革的资格也失去了。
2.政治多元化
区分党政职能是戈尔巴乔夫解决苏联政治体制问题的第二个举措，改革的焦点集中在宪法第六条上，即苏共党的领导。当时主抓意识形态问题的梅德韦杰夫呼吁应使党摆脱对经济和其他过程的直接领导。戈尔巴乔夫也强调党应放弃向国家机关发号施令和越权代行职能的做法，把权利还给苏维埃，由苏维埃全权决策，他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中讲道：“要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治权力机关的作用，党委会应不再干涉苏维埃的事情，更不能代替苏维埃权力机关”[10]。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在民主化的召唤下，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以及邦联制几乎顺理成章地提到了日程，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苏共党的地位、性质和作用以及国家体制的改变。在这一问题上，利加乔夫与戈尔巴乔夫最初是不赞同的。利加乔夫否定没有反对派就没有党和民主的观点，坚持在多民族国家中首先需要的是一党制。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月的苏共莫斯科市第27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多党制只是在寻求“监督机制”方面来说是正确的，而“这正是通过政治改革，民主机制、公开性和批评所要达到的目的，苏联是一党制国家”[11]。发挥社会主义潜力，关键在于民主和公开性，揭示人们多样利益并使之和谐，应继续推动民主化进程，存在某些数量的政党这还不能解决问题。即使有三四个政党存在，也可能保持这种强迫命令的做法，谁都不敢说个不字。梅德韦杰夫虽未明确赞成多党制，认为与实行多党制相联系的一些问题，也可在一党制条件下解决，一党制也可以解决我们社会各阶层、阶级以及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意见和需求。他坚持苏共仍是执政党，但要通过被选进国家机关和在社会与经济组织中的党员施加影响。然而1989年成立的跨地区代表团却主张，建立多党制是最终保证我国实现民主化的最佳途径，认为团结一词给我国造成了巨大损害。1989年12月，叶利钦、萨哈罗夫等四个自由派议员提出取消宪法第六条。民主纲领派作为反对派列数了民主集中制六大罪状，主张进行意识形态改革，用基本民主原则取代民主集中制，使苏共变成议会党。1990年6月公布的最低纲领中写道：“对党进行根本的结构改革是苏共28大的重要任务。党已成为改革的障碍。28大要解决的不是要不要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苏共本身、苏共能否发生根本变化或永远退出政治舞台的问题。建议通过《对苏共活动的历史评价》，通过彻底地放弃下述声名狼藉的党的原则如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和民主集中制等宣言，将苏共变成议会党”[12]。结果，1990年二月召开的苏共全会出现了巨大转折，会上就苏共的性质、地位、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戈尔巴乔夫开始赞同多党制改革，承认社会民主化必然带来政治的多元化。改革向苏共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清除一切把党同专横官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的东西。“党的地位不应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为取得执政党地位而斗争，但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在辩论中捍卫自己的纲领”[13]。“党的职能不是领导力量，而是社会的先锋”[14]。苏共28大召开后，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27大说苏共是全民党，但就其阶级实质和思想体系而言仍是工人阶级的党，是战斗先锋队。28大已不再提工人阶级的党，只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代表苏联人的共同利益。既是先锋党，又是议会党。9月份召开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二次会议上，一些代表建议宣布俄共代表大会为非法，因为俄共尚未申请登记，是非法组织，俄共应该非共产主义化。1991年4月，白俄罗斯集会要求讨论军队克格勃护法机关及其他国家机构非政党化，取消企业中的党委的问题。“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命令停止所有政党在国家各机关的政治活动，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没收苏共财产。在国家体制上，由于地方权利意识的不断膨胀，戈尔巴乔夫苦心设计多年的新联邦草案终于破产，统一的联邦制被强调各共和国主权的松散的邦联制所取代。权力分散的结果是，中央丧失了控制能力，执行机构无力，民族冲突不断，地方纷纷独立。1991年底，11个主权共和国在阿拉木图签署了独联体协议，苏联终于解体。
（二）思想上层建筑的改革与意识形态危机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受到了来自意识形态的阻碍，他在一次记者访问中批评了群众对意识形态观念和陈腐思想有变态心理，称改革处处受到变态心理的掣肘。开始意识到改革中最困难的事情，仍然是思维的改革，需要坚定地、革命地打破原来的意识和思维方式，没有这一点，即不能实现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也不能实现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于是打算改变改革的先后次序，提高精神领域的作用，意识形态改革逐渐走在了经济改革的前面。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者梅德韦杰夫随即提出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迫切问题是根本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应成为新闻界探索的中心问题。
1.核恐怖论、新思维的散布与价值观的转换
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在最高苏维埃会议和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的国际会议上以及与西方人士的谈话中多次散布核恐怖论：“核战争之后，什么问题都将不存在了，也没有人坐下来谈判，不用说坐到谈判桌前，就是坐到树桩旁，或石头旁都是不可能的了”[15]。意识形态对立导致的核武器军备竞赛愈来愈危及全人类的安全，活着、生存是最要紧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是次要问题，在饱受核威胁和痛苦思考之后，新思维应运而生。
新思维作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哲学依据，即改革的方法论基础，引发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即不再用对立的眼光看矛盾，但却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历史。1986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反对美国星球大战，建议消减核武器的声明中首次使用了“新思维”概念，其核心思想是全人类价值观高于阶级价值观。同年10月，戈尔巴乔夫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指出新思维的源泉来自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他批评科学和文化界人士对全人类价值与阶级相互关系的辩证法研究落后，应当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需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类的需要比无产阶级的任务更重要”[16]。
戈尔巴乔夫认为“新思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1988年会见奥地利共产党主席穆里时说：“我们借助于新思维并通过以新思维为基础的政策来阐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里有世界进程中阶级原则和全人类原则最生动的联系”[17]。同年在回答波兰科学文化界人士提问时说，“新思维”决不意味着同马列主义哲学有某种脱节，正相反，这一结论符合马列主义哲学最初所包含的人道主义意义。“新思维”解开了人们头脑中的禁锢，成了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论，改变了前苏联对待意识形态斗争的态度，不再用对抗的范畴思考两种制度的对立。随着阶级价值观让位于全人类价值观，前苏联逐渐放弃了国际关系上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国内阶级斗争的看法也随之改变，苏联肩负的首要责任是人类的生存和进步。1988年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外交部举行的科学实践讨论会上指出：“全人类价值观念处于优先地位……不能把两种制度的对抗看作是现时代的主导趋势，把国际关系同阶级斗争相提并论时，就很难承认和平共处的现实可能性和不可避免性，以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互利合作的现实可能性和不可避免性”[18]。
2.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定位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
前苏联对本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起初严重高估、超前，之后逐渐降低、不断退却。从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建成论”，到60年代赫鲁晓夫提出的“共产主义建设论”，再到70年代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基础建成论”，再到80年代初安德罗波夫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再到1986年苏共27大开幕式上戈尔巴乔夫坚持的“发达社会主义”，最后到十月份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改提“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阶段”，体现了苏联领导人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定位越来越客观，但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仍没有清醒的估计，直到失去政权后才醒悟过来。
在民主化与公开性的鼓动下，理论界对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的评价发生了惊天逆转。随着上百万人历史冤案的陆续平反，学者们渐渐将目光聚焦到对社会主义的清算和反思上。1987年3月，利加乔夫在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舆论和宣传工具准备迎接十月革命任务时强调，改革是创造，而不是否定，不能把苏联历史描绘成充满错误。十月革命的70年，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时期，任何人都不能抹煞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正是在苏联政权年代里，也正是有了苏联政权，我国才变成世界大国之一。但苏共中央在十月革命70周年告人民书中反思道：“在苏维埃国家艰难的发展道路上，苏联为背离列宁主义原则，为破坏法制、民主准则，唯意志论和教条主义，为实际行动的惰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据1987年5月出版的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中透露，戈尔巴乔夫在与匈牙利最高领导人私人谈话中否定了1929年以来苏联的全部经验，认为四分之三以上是令人怀疑的。但在正式场合对苏联历史仍持肯定性评价，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中指出：“我们一次再次地确信，十月革命做出的社会主义选择是正确的，是带动人民许多世纪以来争取自由与和平、争取社会公正，反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精神压迫而进行斗争的思想和实践发展的必然逻辑”[20]。然而1988年1月，戈尔巴乔夫会见舆论工具、意识形态机关和创作协会的领导人时却强调：“任何美化历史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对我们历史的一切伟大篇章做出应有的评价，同时我们也不能原谅违法的特别是犯罪的人”[21]。1989年3月，《纽约时报》刊登了布热津斯基的《苏联不该拒绝的建议》：“这种制度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苏联公开承认，在这种制度的70年的历史上有60年都是犯罪，甚至连早期的列宁时期也开始受到怀疑……力图保持列宁主义而摒弃斯大林主义简直是行不通的”[22]。而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11月会见世界工会大会代表时却表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我们也反对一风吹式地和虚无主义地抹煞几代苏联人创造的积极成果。斯大林是个很谨慎的人，看得很远，没有工业化和集体化能战胜法西斯吗？没有斯大林的政策攻克不了柏林，我们会灭亡。照布哈林的路走，我们会破产，会压得500年翻不了身”[23]。
布尔什维克纲领派主席安德烈耶娃撰文拒绝嘲弄革命性历史，指出当前主要任务是对复辟资本主义的人回击，反对反斯大林热和反列宁热。1990年苏共二月全会上，苏联驻波兰大使布罗维科夫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发表了尖锐的批评：“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对改革中的错误不加评论，把全部不幸都归咎于万恶的过去，要知道我们喝光的早已不是停滞时期的菜汤，而是今天用改革原料熬成的稀粥…有人使祖国的状况恶化，这一切都是为了取悦于西方，后者在赞美我们的同时，公开嘲笑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灭亡”[24]。10月份《苏维埃文化报》转载了意大利《共和国报》冈诺维奇的文章：“现在不仅是批斯大林，还是批马克思、列宁、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了，局势很乱，资产阶级的论据和共产党人的论据搅在一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进攻，而且还在取得胜利，匈牙利、波兰发生的一切就是苏联的将来。我感到高兴的是中国表现了坚强的力量。国内出什么事全是死了35年的斯大林的错，过去的一切全部推倒，直到十月革命”[25]。
戈尔巴乔夫以民主化和公开性为由采取左右摇摆的态度，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雅科夫列夫历数马克思主义两宗罪，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第一宗罪是使活生生的人成了抽象的人的牺牲品，使个性成了集团的牺牲品，使生活成了公式的牺牲品。第二宗罪是使道德成了牺牲品，最终使我们陷入了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由于在其基因中包含着原始罪恶，它在同历史的较量中失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使苏共执政的合法性遭到了致命的威胁。
3.对社会主义的反思与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泛滥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催生了社会主义多元化，为反社会主义者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苏联毕竟是有着70年社会主义历史的大国，民众的社会主义信仰基础如此深厚，以至于不打社会主义旗号很难在政治上站稳脚跟。一些实际上不打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者为赢得公众的选票，继续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观纷纷问世。
在1987年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批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停滞，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30—40年代的水平上，当时社会要解决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任务，例如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动力和矛盾的辩证关系，社会的现状，这些都没有成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具体形式绝对化，出现了一种把实践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绝对化的现象。有人还把这种概念实质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混为一谈，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并奉为无需进行客观科学分析的教条，形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僵化模式。与理论的僵化相应的是，几十年来，在经营和管理的实践中保留了过时的方法。1989年1月，戈尔巴乔夫会见欧美日三边委员会时反思道：“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在变化，这是在全球问题尖锐化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自己不肯及时地深入研究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动力，对它适应新条件得到发展的能力估计不足，并预言它很快就会崩溃。而在西方至今还有很多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不文明的没有出息的产儿，认为需要把他抛向历史垃圾堆”[26]。他认为苏联还处在对社会主义的实质、对发挥社会主义实质所蕴含潜力的途径的早期认识阶段。当前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强有力的促进经济、科技和社会进步的因素，如何最有效地把计划领导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在一起。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没有预见到未来的科技革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源泉，没有推测出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促使资本主义自我完善吸取社会主义经验，政治民主化，从而适应了时代的挑战……也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发生新变化，没有预见到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在与资本主义的对抗中，一些文明成果的意义考虑不够。如商品生产和法律平等观念。列宁说在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却没有发现这两种形态的组织形式和公有化水平的接近（趋同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就内容来说极其相似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科技进步。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否定了斯大林领导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模式，认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是戏剧性的，融汇着英勇精神和悲剧。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革命的急躁情绪，利用了先锋队希望尽快实现预想目标的意愿，对于向新社会过渡的形式和方法所作的必要探索，采取了残酷斗争的形式。当前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符合本来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能借助于暴力来建立，强制性的社会主义有害于社会主义思想，那是一场灾难”[27]。1991年9月，戈尔巴乔夫在美国访问期间承认：“经验使我们以决定性的方式表示，这种模式失败了”[28]。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1988年6月的苏共第九次党代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七大特征：现实的人道主义；有效活跃的经济；社会公正；高水平的文化与道德；民主政治；各民族平等；国际关系民主化要求新的政治思维，核心是全人类的价值占优先地位。1989年1月，戈尔巴乔夫同科学和文化界人士座谈时讲道，改革需要社会主义多元化，有人指责多元化似乎缺乏立场，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同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是人在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的物质、精神和道德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社会就是实实在在的切实实施的人道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要逐渐变成一种手段，而人逐渐变成目标。而我们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表达了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新理解，“社会主义概念是作为个人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极端形式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固有的并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当代社会主义从中吸取了自由的观念，强调个性的意义，并将它同社会平等和正义原则联系起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现实得多，改革的目标正在向着消除人同生产资料、政权和文化的异化，改革的方向就是在实际上消除人的异化。“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分裂的鸿沟已不复存在，越来越接近”[29]。同年10月，戈尔巴乔夫对西班牙《国家报》记者说：“社会主义思想既不排除市场经济，也不排除议会民主以及人的自由和权利”[30]。阿尔巴金认为，奔向社会主义不是一些国家的事情，这是一种世界性倾向，有时是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结果是社会主义各种各样的实现模式，这里包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西方代表的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而是新型社会关系的萌芽。《真理报》主编弗罗洛夫认为，社会主义应向非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潮流学习，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狭隘解释中，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取得了各种成果，苏联正在研究社会民主主义的意义，还要分析其他社会主义潮流的理论和实践。重要的是要使阶级斗争和全人类价值观保持平衡。梅德韦杰夫认为，苏共正从普列汉诺夫、费边、爱因斯坦、罗素、萨哈罗夫等人中研究世界社会主义思想。他个人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最广义上的自由思想，包括保证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的经济制度，直到个人精神的提高及人的关系中的善良正直等。经济学家沙塔林的社会主义等于财产私有加自由市场经济加多党制议会民主。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认为以前的苏联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第一是经济多元化，包括实行股份制的私有制，自由经营可雇工，第二是累进所得税，第三是社会福利保护人，如失业救济金等。第四是社会公正，是有效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公正。社会主义多元论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混乱认识，还没等今天弄清楚这个社会主义是什么，明天又有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始至终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但离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越来越远，甚至走到了它的对立面。就像列宁格列大学教师安德烈耶娃在1989年接受中国社科院苏东所《苏联东欧问题》专访时所担忧的那样：“现在对社会主义有各种解释，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却不见了”[31]。
4.放松意识形态的斗争与信仰危机
前苏联新闻报纸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阵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充满了硝烟味。事情起因于1988年3月《俄罗斯报》刊登的列宁格列大学女教师安德烈耶娃的一封来信“我不能放弃原则”，信中写道：“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我国当时的领袖人物发动进攻不仅有政治原因、意识形态原因和道德原因，而且还有社会原因……目前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社会的哪个阶级或阶层是改革的领导和动员力量？承认还是不承认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包括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今天表现得非常尖锐……一些人利用公开性，散布非社会主义的多元论，而这一切在客观上妨碍了社会意识的改革”[32]。这封来信引起了苏联社会强烈的反响，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涌向报社编辑部，但持赞成观点的信件积压成堆，编辑部执行了一边倒的片面公开性原则。同年4月，《真理报》编辑部发表了题为“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的文章，批判安德勒耶娃，称她企图恢复斯大林主义，是反对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其他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支持《真理报》的批判，4月15日《俄罗斯报》在舆论界的压力下公开认错。外电认为，两报争论实质上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之间的分歧与斗争。
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反思逐渐导致共产主义信仰危机。1989年2月，安德烈耶娃在中国社科院苏东所《苏联东欧问题》专访中表示了自己对报刊杂志管理的担忧，一些刊物任凭修正主义的反党作品泛滥，毒化青年思想。民主化和公开性已经被搞成了目的，不再是手段了，这违背列宁的教导。现在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说是革命，那就要夺权，夺谁的权？夺现政权的权？理论上说不通。同年9月，叶利钦在格伦比亚大学发表《苏联民主的界限》讲话时承认：“共产主义思想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我不知道共产主义能在哪一天哪个时辰在苏联实现，请记住，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理想，是空中楼阁，我们根本不应该试图在这里实行共产主义”[33]。11月份《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吉达斯波夫的《校正立场》一文，表达了对苏共党员在意识形态的改革中已丧失立场的担忧：“一部分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党的高层领导，站在一旁观望社会主义理想被别人有目的的冲淡，观望有人用人民资本主义、无限民主化、无党性公开性的甜言蜜语来愚弄人民……”[34]。1986年的苏共27大还提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在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是社会主义特征之一，要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作斗争。时隔四年之后，到1990年的28大召开时已不再提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而是创造性地发展马恩列思想，并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成果，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主义，不再提反修任务，个别年轻代表还提出对马列主义的取舍问题。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对西班牙《国家报》记者说，他断然拒绝放弃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社会主义思想已深深根植于人类文化，扎根于世世代代渴望公正的愿望之中，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由历史的客观矛盾所决定的。“谁也无法加以取消，就像不能消除人们对这种或那种公正理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样”[35]。放弃社会主义思想就等于忘却前辈们的英勇业绩和他们所做出的难以置信的努力。但11月份的《苏维埃俄罗斯报》报道了苏共中央已承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空想。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崩溃了，恢复是不可能的。12月份雷日科夫在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反思到，苏联在破坏势力的影响下未能坚守住这一阵地。许多破坏势力的目标是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这是在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借口下进行的，但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被另一种意识形态所代替。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谈新党纲草案时指出：“虽然共产主义思想仍是人类的方向，但现实经验并未提供根据其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实际可以达到的。”即使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仍称自己并未放弃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9月份叶利钦访美时再次谈到：“这是我们人民的一场悲剧（指在苏联设立社会主义），这一情况发生在我们领土上真是太不好了。如果发生在小国，情况本来会好一些”[36]。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前途，马列主义已经过时，应当从苏联字典中删掉共产主义一词，但又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苏共民主纲领派纲领认为，目前苏联社会和党内的危机根本上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危机，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关于无市场的社会主义，关于没有政治多元化的人民政权的可能性，关于执政党的领导作用，关于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这些教条主义的认识需要根本修改。“8.19”事件爆发后，叶利钦掌握实际权力，暂停苏共报纸《真理报》的出版，财产转归俄罗斯国家机关，停刊的还有《苏维埃俄罗斯报》、《工人论坛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等。利加乔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过分自由化应对改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9年的东欧事件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挫折、东欧发展中的曲折，帝国主义的得势和北约的加强。我们促成了这种变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犯了错误、改革犯了错误，西方搞了颠覆。
注释
[1]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88页。
[2]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3]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8—29页。
[4]同上书，第65页。
[5]同上书，第111页。
[6]同上书，第59页。
[7]同上书，第51页。
[8]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370页。
[9]同上书，第152页。
[10]同上书，第68页。
[11]同上书，第123页。
[12]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322页。
[13]同上书，第237页。
[14]同上书，第206页。
[15]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16]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17]同上书，第77页。
[18]同上书，第102页。
[19]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44页。
[20]同上书，第60页。
[21]同上书，第71页。
[22]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39页。
[23]同上书，第389页。
[24]同上书，第237页。
[25]同上书，第370页。
[26]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23页。
[27]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88页。
[28]同上书，第576页。
[29]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88页。
[30]同上书，第379页。
[31]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32页。
[32]同上书，第77页。
[33]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82页。
[34]同上书，第205页。
[35]同上书，第207页。
[36]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6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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