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安县连绵起伏的丘陵中，曾经存在着一个桃花源式的社会。现在，它的遗迹尚在许多史籍里、谱牒里，在许多学者的论著里，在天下陈姓的记忆或传说里，而在车桥镇义门村能够看到的，不过一堵残墙，几座古墓，若干遗迹。凭着造访义门村的印象，我几乎不能想象在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由于儒家伦理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累世同居的大家族屡见不鲜，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用旌表“义门”的方式加以褒奖，把它们树为社会的样板。江州义门陈，就以累世义聚不分家、“萃居三千口人间第一，合爨四百年天下无双”的奇迹，创造了聚族而居最极端的例子。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其新修的宗祠内陈列着义门陈的历史，且听我从中搜罗来的几个小故事。
——击鼓传餐。江州义门陈的始祖为陈旺，系南北朝时南朝皇帝陈霸先的后人。公元832年，陈旺因官置产定居义门后，以儒家的忠孝节义为本，勤俭耕读传家，整个家族一同劳作，财产共有，过着“室无私财，厨无别馔”的氏族公社生活。击鼓传餐就是其实行聚族合炊的需要，每到开饭的钟点，便有人在打鼓山上击鼓传令，发出用膳的信号，全族在各处劳作的三千多人就从四面八方赶到村中的馈食堂用餐。至于用餐时的场景，《宋史》亦有记载：每席必群坐广堂，不能“随其所有”，而要“布置周全”，启蒙儿童坐一席，女童七岁以上和七岁以下分坐一席，婆母新媳坐一席，六十岁以上老人同席，青壮男子同席，“以序而自行”，“数代而行之”。并区分不同对象，“因人而佐食”，病人、老人、孕妇和乳娘可享用不同的伙食。餐桌上的繁文缛节，分明体现了义门陈力求“合德同风”的良苦用心。
——百犬同牢。不知是重义尚德的环境氛围教化影响了牲畜，还是馈食堂中那长幼有序的广席为牲畜所效仿，村中畜犬百余，同饭一牢。喂狗用的石槽长二丈余，宽二尺多，直留存到解放初期，后因修水库，人们将石槽砸断扔到水库坝底下垫基。而现义门小学对面小山坡的竹林里，便是“百犬同牢”的遗址。牢门曾有联称：“一犬不至百犬不食牢内异物皆效义，一吠突起百吠齐怒寨中同声共护门。”据称，这个“一犬不至，百犬不食”的传说，还载入了世界吉尼斯记录。故事首先发生在宋昭宗庆历年间，说，有条脚拐、眼瞎的老母犬，每晚守在门楼之上，伴长夜，防匪人，尽其义也，可能因疲累、伤痛吧，到了进食的时候，它仍卧在柴扉旁。老犬不至，百犬也就不食了。后来，宋朝皇帝昭宗听说后，十分惊奇，派人做了一百个米粑送往义门试验。来人将米粑放进食槽后，群犬相邀而至，却嗅着粑香而不急于开吃。但见其中一条白犬叼起两个米粑顾自走了，来人疑窦顿生，便尾随而去。原来在一间柴房旁，躺着一条拐腿的黄犬，白犬是给黄犬送饭去了。直到那黄犬也得到了食物，众犬才心安理得地共进美餐。皇上闻知，圣心大悦，那是自然。
——三岁孩儿不识母。义门陈的家法规定，凡四十五岁以下的妇女皆称为“蚕妇”，必须到都蚕院劳动，都蚕院其实是专门养蚕织布的家庭纺织厂。在都蚕院附近，建有千秋院，是蚕妇们健身休闲的场所；同时，为方便哺乳，还建了育婴堂。令人惊奇的是，在这里，不论是否亲生，只要婴孩饥饿啼哭，蚕妇们都会解怀捧乳，主动喂养，晚上也是轮流看管。因此，有诗赞道：“堂前架上衣无主，三岁孩儿不识母，丈夫不听妻偏言，耕男不道田中苦。”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大致也可以窥见义门陈十分独特的生活形态。在这里，全族为一家，财产共有，聚族合炊，其乐融融，乌托邦的社会理想竟成了发生在封建社会的神奇现实。义门陈的最高统治者是家长，在其领导下，家族内部奉行礼义为先，孝道治家，人们根据明确的分工，各司其事，如北宋兵部尚书胡旦的《义门记》所述那样，“立主事以专家政，置库司以掌家财，立庄首以督赋租，勘司以序男女，书屋以教童蒙，书院以待学者，道院以业焚修，巫室以备祈祷，医士以供药石，德安廨宇以奉公门”，管理井然有序，各种公益设施也是一应俱全。
江州义门合家与国一体，几乎就是一个缩小的国家。这里具有同国家机制相对应的各种功能，不仅有基本大法《义门家法三十三条》，还有保障家法得以实施的族规、家训、各项管理制度等，那些神情庄严的文字，字里行间处处体现着忠恕孝悌的思想。不妨看看它的家训十六条：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穆；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气；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免催科；联地方以弥贼盗；解仇忿以重身命；明礼让以厚风俗。
族人若有违家法，对不起，那就只好在刑杖厅里见了。刑杖厅，正是义门陈氏的执法场所。此处曾有楹联称：“家严三尺法，官省五条刑。”铁面无情的，十分了得。
因为财产的家族所有制，为避免私房膨胀导致家族矛盾，从而危及聚族合炊的生活理想，义门陈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男丁纳妾的现象在这里被严禁。家法规定，义门陈男子“皆只一室，不得置畜仆隶及娶妾养婢”，一旦娶妾养婢将视为义门陈家族不肖子孙。但是，义门陈所实行的一夫一妻制，是其稳定聚居的重要条件，因此必然有着强烈的包办色彩。义门陈的家法连婚姻所用礼物也规定了统一的项目和数量，男婚女嫁的父母之命，在这里变成了族长之命，婚姻由家族操办，这是家族当权者的义务，也象征着他们的权力。
义门陈的生活模式适合当时农业自然经济的社会条件，整个家族很快兴旺起来，发展到宋仁宗朝，义门拥有庄田、园林三百多处，遍布江州大地，甚至超越省界。早在唐代，唐僖宗感其义聚一堂，御笔亲赠“义门陈氏”匾额，此后，江州义门累受旌表，闻名遐迩。
也许正是因为四方宾朋慕名而来，义门陈于北宋年间建起了廨宇，专门接待官员，或来访的文人学者，或名家大户，这就是胡旦在《义门记》中所说的“德安廨宇以奉公门”。廨宇内设有接官厅，外有迎宾亭、迎宾路。亭中有联不无自豪地声称：“接官厅内尽是进士博士大学士，迎宾路上又来侍郎礼郎尚书郎。”这个胡旦，因访名家，得诣陈氏，览世谱，阅家法，询事实，俱知其状，然后写下了传世文章《义门记》。陈氏后人将文刻在石碑上，故叫“义门碑”。然而，此碑历尽沧桑，饱受战乱匪患，屡立屡毁，以至于记文传至今日，某些内容恐有失真。
义门陈的家法不仅成就了义门陈长期稳定的聚居，也成就了江西教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义门陈氏是我国古代最重视教育的家族，它单列“学田二十顷”作为发展教育经费，创办了“东佳书院”、“东佳书屋”两级学校，以供给制形式令适龄子弟入学普受教育。东佳书院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私办大学，始建于唐龙纪元年（公元889年），起初“堂屋数十间”，发展到宋代，成为江南著名书院，所藏书、帖“号天下第一”。随着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开始招收外姓子弟来此学习深造，并资助他们在此完成学业。一时间，生徒广聚，声名远播。如释文莹的《湘山野录》《五代史》中均写道：“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宋太宗皇帝为了表示对东佳书院的欣赏，特地赐御书三十三卷，并亲笔书写“真良家”三个大字，以旌表其门。
唐宋时期，东佳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如陈氏“八英九才子”、“同榜三进士”广为美谈。据各地义门陈氏宗谱载：仅“宋庆历四年计，应举者四百有三，登科四十有五。部署之在朝者琛、逊而下十八人，当要路而居刺史、司马、参军、县令者跬、俦而下二十九人”，可谓桃李满天下。
书院建在东佳山下的东佳庄，石刻的庄联称：“东佳左峙形胜一方甲第，源泉右绕泽流百代人家。”东佳山悬崖峭壁，石壁中有大、小溶洞，常年泉水叮咚，音色悦耳，若琴若筝，故名人学士来此讲学、览景者甚众，留下许多诗词、楹联。
然而，古时的东佳书院早已不见踪影，只有一堵义门陈大院的残墙静静伫立，不能不让人怅然喟叹。
尽管，自唐代以来，一直到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义门陈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褒奖，又是免征徭役、钦贷粮谷，又是赐御书、题赠御匾，先后受到十二位皇帝的御赐旌表，然而，危机也随着频频到来的褒奖步步逼近。
义门陈的合族同居，虽然成为历代统治阶级传播忠孝伦理的典型，但是，到了宋仁宗朝，当义门陈氏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一个家族时，难免就会树大招风了。也是怕这个上下敦睦、人无间言的家族势力过于膨胀，也是为了把义门陈作为封建家庭的样板播撒四方教化全国，朝廷想出了一箭双雕的好主意。这个以财产的家族共有为基础，全体成员过平均主义的集体生活，历代聚居不分家，以吃大锅饭而著称的义门家族，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解体。
当文彦博、包拯、范师道等重臣建议皇帝对义门陈实行分家时，正中了宋仁宗的下怀。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宋仁宗颁旨分析义门陈，将他们迁往各地，以其义德教化天下。圣旨中说：“切虑尔民生齿日众，难为统属之方，年谷不登得无饥馁怀之患，但世道颓靡已匪唐虞之日，人心不古岂皆尧舜之民，恐后失于检束变起，不虞上德于朝廷，下遗羞于阙租，朕为尔等恤之怀之，特诏尔民分居硕业析检营生，保持已往之仁以杜将来之患。”皇上的忧思远虑，跃然纸上。可能是为了宽慰义门陈氏吧，他又温情脉脉地说道，“鸟兽有异巢之日，蜂蚕有独处之时”，物类犹然，何况人生乎？不知写到这里，皇帝是否曾为之动容。
圣旨一到义门陈，合族上下嚎啕大哭。人们内心痛苦，但圣命难违。同年七月，宋仁宗派了江南西路转运使率众官，亲自到场监护义门陈氏分家，他们带来了全国通用的地经、各地行政手本和部分车马行杖。根据宋仁宗的御赐编号，义门陈家族财产列为二百九十一份，人口分流至江西、河南、浙江、湖北、广西、江苏、广东、福建、山东、上海、天津等十六个省的上百个县市。传说，为了做到公道分析，家长们决定碎锅析庄，即把同炊使用的大锅吊在祠堂的梁上，让它自由落地，摔成多少片就分多少庄，结果铁锅落地碎成二百九十一块，于是义门陈就有了二百九十一个去处，并按碎片跌落的远近，抓阄确定迁徙地。
到得义门陈散伙的宋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陈氏建庄合炊已历时三百三十二年，十八代同堂，人口发展到三千九百多人。一道圣旨让这个累世义居的大家族分赴全国各地，开烟发户去了。这个家族因此创造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家族大迁徙，并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由皇帝颁旨并派官员监督分家的家族。
虽然，义门陈家族彻底瓦解了，但其成员在大半个中国居住繁衍开来，“天下陈氏出义门”的说法正是由此而来。徙居新址后，家家门口都遵照祖训挂起“义门”灯笼。之后又庄分庄，支分派别，时有变动。尤其在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争夺天下，民不聊生，有不少人移居海外谋生。据《德安县志》记载：朱元璋做了明朝皇帝后，义门陈氏受到株连，不仅两次遭兵燹，故居被毁，人也被贬为“丐户”、“疍民”、“贱乐户、不与齐民齿”，流放蛮夷荒野之地。为了“寻得桃源好避秦”，不少人再次迁居，有的藏居深山，有的漂洋过海，还有的改为他姓。
难怪，如今的义门村陈姓人口不足半百，仅十余户而已。那些简陋的民居大约都是近几十年的建筑，一眼望去，便可确信建筑本身不会存有什么古迹。依傍这样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那新修的、不可谓不气派的祠堂就显得有些突兀了，也许是因为缺少环境氛围的烘托，我甚至觉得，祠堂前后的几棵古柏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沧桑感。在义门故居，最能够见证历史的，大约就是义门陈氏始祖夫妇的墓葬了。
——还有一堆堆吃大锅饭时用过的瓷碗碎片；还有散落在天下陈氏心中的一堆堆记忆碎片……
无独有偶。在江西，可与义门陈交相辉映的家族还有“华林胡”。大宋真宗皇帝便忍不住作诗赞叹华林胡氏：
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
他族未闻有，朕今止见胡。
华林胡氏因聚居奉新华林山而得名。其始祖为西晋时甘肃安定胡氏后裔胡藩。胡藩因帮助南朝宋开国有功，宋皇帝封他食邑五百户，赐他豫章以西一大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胡藩选择了风光秀丽的华林山安居。唐朝末年，胡藩的第二十四世孙、曾任唐侍御史的胡城，因唐朝灭亡，归隐华林祖居，在此创建家塾，生息繁衍，后成为聚族同居八百口的“华林世家”。
华林胡氏传到胡藩的第二十八代孙胡仲尧手中，由于家风较好，一直没有分过家，这时，华林胡氏已成为“同居共爨八百口”的大家族。同时，胡仲尧将原来的家塾扩建为名闻天下的华林书院，并“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胡仲尧办学兴教的举动和胡氏累世同居的良好家风，引起了地方的重视，受到了官府的推崇。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洪州府具本上奏朝廷，要求旌表胡家。不久，宋太宗特诏旌表胡氏家族。这件事在《太宗皇帝实录》中有明确记载。胡家受到旌表后，胡仲尧进宫谢恩，太宗赐给他二百两白金器皿。宋太宗淳化年间，奉新发生旱灾，米价上涨，胡仲尧打开家族谷仓降价卖粮，赈济饥民。其后又个人捐款在奉新造了一座南津桥。胡仲尧这种热心公益事业的善行得到了宋太宗的称赞，任他为洪州州学助教，并允许他每年以香稻、时果从皇宫内东门进贡。在封建社会里，这算是一种极大的恩赏。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胡仲尧打发自己的弟弟胡仲容进宫贺寿宁节，宋太宗亲自召见胡仲容，并授试校书郎之职，又赐袍笏犀带与御书。大宋皇帝对胡仲尧一家的旌表和嘉奖，使胡氏家族的名声骤然上升，许多公卿大夫、文人墨客赋诗赞美。在一片赞扬声里，胡仲尧升任国子监主簿，但上任不久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一岁，葬在华林山“八百洞天”附近。
胡仲尧扩建的华林书院为大宋朝廷输送了大批栋梁之才，也为胡氏家族培养了一批日后名垂青史的人物。华林胡氏中曾走出了五十五名进士。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胡克顺、胡用之叔侄同榜进士及第，成为当时的美谈。有诗赞曰：“四海二雄今绝少，一门双第古无多。”宋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胡用时、胡顺之、胡用礼兄弟三人又同榜及第。胡氏家族的科举佳话自此享誉天下。
在胡氏家族的众多人物中，载入《宋史》的国史人物有胡仲尧、胡仲容、胡克顺、胡用庄、胡用舟、胡直孺等。这里面最有才能，最受朝廷器重的人物是胡仲尧的曾孙胡直孺。胡直孺于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中进士，累官西路都总管，刑、兵、吏三部尚书，端明殿大学士，经筵侍讲，上柱国，金紫光禄大夫，封开国公。著有《生还录》一卷、《西山老人文集》二十四卷，现已失传。胡直孺为官正直，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颇有建树。当金兵大举南侵时，他曾出谋献策，赢得初战胜利；金兵再犯京师之际，他又被召勤王，勇敢作战，斩敌千余名；其后，金人大兵压境，而朝中主和派却从中捣鬼，胡直孺所部孤军作战，陷入金兵的重重包围中，直孺不幸被虏。在敌营中，他保持了民族气节，过了很久才得到机会回朝。
宋徽、钦两帝被俘后，宋室南渡，高宗即位。胡直孺任洪州帅兼知府时，冒着政治风险，冲开当时“士子不得挟苏黄稿”的禁令，为诗人黄庭坚征集遗稿。绍兴初年，迁刑部尚书兼侍读，在朝论奏十事，高宗非常欣赏，在白团扇上御书杜甫“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的诗句送他。同时又赐田租八百石，以示对他的倚重。随后又调他做兵部尚书兼擢吏部，但他擢升兵部不久就去世了。
胡直孺有两个墓葬，一个在浙江绍兴，一个在奉新的会埠。哪个是真墓，哪个是假墓？绍兴是大宋皇陵所在地，胡直孺在朝为官，官至尚书，深得皇上宠幸，死后敕葬皇陵边上，也算是一种恩宠。绍兴之墓为敕葬，自然假不了，而会埠的墓则是一个“招魂葬”。所谓的“招魂葬”，乃古时人死后，家人不得其尸，便以死者衣冠埋葬以招其魂。死后能够敕葬皇陵，胡直孺的名望和影响由此可见。
华林胡氏在胡直孺手里，经历了由最鼎盛而致离散的时期。胡直孺曾将聚居山下的家族搬到浮云山上的华林书院，并在那里建立了一座“迢遥半市”的宅第，在此聚居的胡氏子孙达五百余口。华林胡氏宗谱称：祖居地分东男膳堂，西女膳堂，一日三餐，苍头击鼓，膳者咸集，莫敢混乱。正堂前有茶厅，茶厅前有小厅，小厅前有书院，书院前有凉亭、水阁。凉亭水阁前有客厅，客厅前有内竖门，内竖门前有鼓门，鼓门前有三重之玄门，玄门前有石梁，石梁前有勾曲门，勾曲门前有槽门。每宾客至，以鼓为报，内堂方出迎宾。建筑之宏伟，人气之兴旺，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如此盛况，在胡直孺故后，随着胡氏子孙仕途各异，一个庞大的家族逐渐分散开来，最后不得不将山上的财产交给浮云宫管理。虽然华林胡氏在南宋中、晚期和元朝曾有过小小的中兴，也出过一些人才，南宋孝宗皇帝和元朝英宗皇帝曾题诗赞誉，但是，进入明、清时期，华林农民起义爆发，此地的胡氏大都迁往各地，“四时烟景似沧浪”的华林山彻底沉寂下来。
书院的遗址至今仍静静地躺在山中。环抱着它的共有九座山峰，似九龙昂首，称之为九龙聚会，在山的夹护下，两片山谷犹如凤之双翼，故称其地形为云冲霄凤形。因为那九条龙，过去这里曾挖有九口井，以供龙饮水，现尚存两口古井。我是由万年宫牌坊进入书院遗址的，听说，本来进入此中需从另一方向翻山过来，这就是说，牌坊坐落在华林胡祖居地的水口处。那座明代留下的牌坊，既是华林山道观万年宫的导入部分，也是华林胡祖居地的一座大门，坊上文字已模糊难辨，两侧的石狮依然威风凛凛。牌坊内，有一座召神台。书院遗址藏在牌坊右侧山窝里，前有一棵高达三十九米的千年古杉，距其四米处原先也有古杉，传说在1989年遭雷殛而毁，是为胡仲尧亲植。书院的废墟上，除了散布在地面上的砖石、柱础、石磨等物外，宅基依稀可辨，特别是天井的井部基本完好，井壁上雕有多种瑞兽形象，而主体建筑遗址旁边，曾有碾房，其碾槽仍在。书院遗址上方则残留有仲尧公祖座。据说，因为学者曾洗墨于稻田，此地生产的稻米也成了黑稻。
站在青山四围的遗址上看去，来龙有势，去脉清晰，层峦叠嶂之间充满风水意味，这里不仅是读书的清净之地，也是藏风聚气的风水胜地。难怪历代官宦文人在颂扬书院时也少不了赞美这里的环境：神存照旷之野，目寓清虚之境。青山拥翠，绿树浮岚，飞瀑散读书之声，虚亭动人文之色。
如今，在奉新华林祖居周围仍有五十八个村庄为华林胡后裔，人口近两万。他们心中大概始终珍藏着辉煌的历史记忆：“江僧昨夜访山斋，曾向华林挂锡来。见说胡君宗族盛，御书楼对义门台。”
在该县会埠乡的招远村，有一座四方济美牌坊临河耸立。它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表彰的是自北宋以来华林胡氏胡仲尧等四位先贤的善行义举。为建这座牌坊，耗官银三十万两，因胡氏家族能“世济其美，不陨其名”，故称济美牌坊。门首镶嵌的石板第一层题刻“从仕郎布政使司理问所理问胡士琇”，第二层题刻“济美”，第三层题刻“圣旨”。坊内各层青石板上，记载着四位先祖捐廪赈饥民、架桥修路、创办华林书院、创建孔子庙等乐善好施、造福桑梓的事迹。
似这样由四根方形石柱擎起、四面均为门楼式的四方牌坊，为江西古村建筑中所仅见。三层的牌坊高十二米多，宽为四米多，一百五十多块青石，靠石榫紧紧咬合。四角作挑檐状，四柱上下刻满莲花瓣图案。各层石枋上，雕刻层层叠叠，不仅有“龙凤呈祥”、“二龙戏珠”、“寿子富贵”、“福喜平安”等传统图案纹饰，还以华林胡氏的佳话为题材，将宗族的荣耀刻录于比磐石更经久的记忆，比如举朱幡、迎快马、路边书童仰头望的深浮雕，眉飞色舞炫耀的是，当年奉新华林书院三位学子同年并登进士第，朝廷派员送喜报的动人情景。宋真宗另有一诗赞道：
黄河曾见几番清，罕见人间有此荣。
千里朱幡迎五马，一门黄榜占三名。
文星昨夜朝金阙，瑞气今朝拥朕廷。
最喜状元和榜眼，探花皆是弟和兄。
对华林胡大加赞赏的，不止是真宗皇帝，宋仁宗也为之题诗：“御宝印封给儒才，雨露恩深一叹开。上国风光归故里，表门钦赐九天来。”宋孝宗则御笔赞曰：“朕笔亲题灿锦霞，满封官职遍天涯。名垂千古应难朽，庆衍千秋宰相家。”
然而，同居共爨的义门陈和华林胡最终都逃不出分崩离析的命运。尽管如此，桃花源的梦想仍在蛊惑着人们。
四百年前，当儒学开始由庙堂走向民间，由经院之学而向平民化、通俗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时，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江西省会试第一名的何心隐，为了实践自己的平民化儒学理论，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当官的机会，以家乡永丰县梁坊村为基地，进行改造社会的试验，建立了“聚和堂”。
何心隐提出的“泛亲论”儒学观点，认为人不仅仅表现为君臣之尊，而是尊一切可尊，人应该是相互尊重平等的关系。为了把自己美妙的空想化为现实，在创建聚和堂时，他不惜将家里所有的财产拿出来进行公有化分割，想来在当时物产丰盛、生活富庶的永丰，他家是十分富有的。聚和堂里推行财产共有，教育是义务免费的。在社会组织方面，何心隐要求破除一般的身份与家庭的差异，建立起一种超越身份与家庭的平等师友关系，如此一来，士、农、工、商就没有了身份的差异，而只有职业分工的差别。另外，在经济方面，何心隐通过近乎现代精神的管理方法，实现了千百年来的个体小农经济的合作化经营。他设管粮十二人、催粮二十四人、征粮七十二人。这些职事人员不脱离生产，也无任何特权和额外利益，税金由聚和堂按全族田亩数计算统一交纳。聚和堂正是通过这种严密组织、精细分工，完成它的农业经济合作化。这种制度，有利于澄清吏治和减轻农民负担，在当时，这确实是个有积极意义的创举。
然而，创建于1547年的聚和堂，仅在1559年就解体了，存在的时间前后不过十二年。史料记载，聚和堂的解体主要缘于当年的永丰县县令强迫人民缴纳额外的赋役，由于聚和堂实行的是财产共有，赋税统一上缴，这位县太爷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聚和堂的集体抵抗。于是，永丰县县令勃然大怒，来了个擒贼先擒王，以聚众抗税之罪将何心隐抓进了牢房。聚和堂群龙无首，自然解体。
后来，何心隐虽然被友人营救获释，但是，他的余生仍在逃亡中度过。为逃避追杀，本名梁汝元的何心隐不得不改名四处流浪。直到六十三岁时，还是不能幸免于难，终因为人识破，竟被活活打死在大堂上。以聚众抗税之罪抓何心隐只是一个借口，其实，当时明朝统治者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取缔聚和堂与打击何心隐。因为，虽然聚和堂统一办学，对促进子民学业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其统一征粮、统一纳税之举，为他们所不容。最为主要的是，何心隐的儒学理论对社会思想冲击很大，他对“五伦”（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关系重新定位，提倡以平等为主旨的人际关系，无异于颠覆当时社会的伦理关系，无异于拆除大明帝国这个等级社会的社会基础，这在统治者眼里无疑就是大逆不道了，这就注定了聚和堂灰飞烟灭的必然命运。以至如今在梁坊村，除了一些村民的家里尚保存着何心隐诗集与一些珍贵的《梁夫山文集》的手抄本外，其他有关聚和堂的遗迹却是难以寻觅了，就连村人关于何心隐的片言只语的介绍，大概也是从造访梁坊的学者那儿贩来的。
我去梁坊村的那天，正是烈日炎炎的农历六月初六，巧遇一户人家正在晒谱。据说，这一天是永丰一带乡村的晒谱日。一部《永丰瑶田梁氏族谱》共十二本，整齐地排列在阳光下，其间供着一只盛有肉块的小碗，肉上插着一双筷子。村人告诉我，按照老传统，晒谱时还要杀鸭子，并将鸭血滴在每本族谱旁边。从放在厅堂里的谱箱上，我得知，这户人家属于明德房，瑶田梁氏如今有二十多支房派散居于各地。无疑，各个房派都保存着这套族谱。何心隐隐匿在族谱深处：“二十世柱乾公讳汝元号夫山少补弟子员以孔孟之学自任偏游南北聚徒讲学……”而每年的今日，他便可出来晒太阳了。
没想到，晒族谱也是得用心侍候的活儿。这户人家的女主人一直忙碌在大门前的太阳地里，不停地翻晒着。也许，宗族的骄傲和痛苦只有经过阳光的处理，才能鲜活地保存下去。
两相比较，碎锅析庄的义门陈要幸运得多。那个唯恐义门陈家族势力过大危及自己的统治，不惜颁旨令其分析的皇帝，其实格外钟情于义门陈。仁宗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二年，直到驾崩前，他先后八次下诏，作诗、联五幅恩赐义门，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对其给予特别的呵护，使之成了朝廷的宠儿。由此可见，他的确是把义门陈作为社会的楷模，推广天下。
义门分庄后，仁宗皇帝重病在床，仍念念不忘义门分析之事。临终前，居然诗兴大发，吟得一首七律诗：
江州久著义门庄，庄上分庄世派长。
蒂固根深谁与并，珠辉玉廊孰同行！
漫夸诗礼追邹鲁，须信簪缨赛谢王。
子孙各知遵义范，永继舜德有重光。
这首诗，既高度评价了义门陈的忠孝仁义，又对分居各地的陈氏后人寄予了厚望，期望他们光大家风。
礼义为先，孝道治家，宗族敦睦，当然也是历代统治者所期望看到的。如果说，宋仁宗尚且对义门陈情有独钟的话，那么，尽管朱元璋曾经迁怒于陈氏，但是到了他的八世孙、明世宗嘉靖皇帝那儿，也不得不对义门陈有所表示。嘉靖皇帝对先祖的“不义之举”作了反思后，下诏派官员到义门实地察看，了解义门遗址状况，意欲拨资修复，并责成九江府和德安县采取保护措施，还在义门祠堂前立碑，对义门陈表示歉意。
显然，江州义门虽作烟云流散，门庭分崩离析，但“义”字却播撒四方，随着万家烟火袅袅飘升，像一面面旗帜。这不能不令统治者投以关切的目光。而江州义门，成了散居在各地的义门陈后裔心目中的老家。清康熙年间的某个清明节，在义门故居的废墟上，曾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后人三千多人，祭拜过祖先后，人们用祖坟山旺公山上的树木做材料，建造了一座重兴祠，以表达重建振兴义门的心愿。果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江州义门陈在各地支派的后裔中，出了一大批声名显赫的人物，比如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陈独秀、陈云、陈毅、陈赓、陈诚、陈立夫、陈果夫、陈布雷等等，即是。
在进贤县艾溪陈家村，村前那五间三层坊式门楼上的匾额，赫然题刻着“义门世家”四个大字，门楼两侧石柱上有联称：“义路示周行愿当前守彻循途谨凛步趋无履错，门墙尊孔训若我辈乘机斗捷寻常出入即余闲。”寥寥数字，却也是郑重其事，道明了此地陈氏的来路。村中民居也有通过匾额以“江州遗泽”为标榜的。艾溪陈氏远祖即为江州义门陈村人，五百五十多年前，始祖公肖水由南昌下艾溪迁居此地。
村中有三座祠堂，分别被命名为“敦睦传家”、“陈氏宗祠”和“肖水源流”。“敦睦传家”祠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坐落在村子的中央，外观更像一座殿宇，祠堂内木构件采用立贴式，享堂的神台上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灵位。“陈氏宗祠”和“肖水源流”祠坐落在一处却又自成一体，各有三座天井、两个大堂和前厅。这两座祠堂功能上有所区别，“陈氏宗祠”是专供族人拜祖祭灵的专用祠，在这里，族人的位次按辈分排定，长辈位前，晚辈居后，男左女右，等级森严。“肖水源流”祠则是专供族人议事以及按照族规训诫、褒奖族人的宗祠。祠堂功能的区别，对外人而言，无疑显示出了宗族的体面，对于族人，则更加强化了它的威权。
如果说，“敦睦传家”的匾额依然强烈地传达着义门陈的家风的话，那么，体现着宗族秩序的“陈氏宗祠”和代表着宗族权威的“肖水源流”祠则可以视做族权的象征了。
也许正是秉承了义门陈重视教育的传统，艾溪陈家村在明清时期先后有十人进士及第，至今村人仍以“祖孙三代皆进士，叔侄二人同中举，父子一同上朝班”为荣。村中尚存的东、西两处庄园，就是清代的两个进士分别建造的。村东中宪第庄园的主体建筑在抗战时期被烧毁一半，至今还存有主人起居的云亭别墅和中宪第院门牌楼；西庄园讲究整体布局，追求诗情画意，据说主人花了三年时间才建成，雕刻精美的门窗上遍饰人文典故和亭台楼阁图案，有一处则雕刻了七十二只憨态可掬的猴子。在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的一块寿匾上，透露了西庄园主人陈志喆的个人信息，其时任江油县知县并赏戴花翎知府衔，为前翰林庶吉士。尽管，一座毫无顾忌地耸立在“萼辉吟榭”处的“恋春阁”，像个飞短流长的长舌妇在数说这位知县大人金屋藏娇的绯闻，给后人留下了充满情色的想象，然而，漫步这两处庄园，却如同置身于书乡，那些从结构上看显然是住宅的建筑，有许多都被标榜得仿佛学馆书斋一般，比如什么“诒经室”、“还读楼”、“退思室”、“遗安居”，什么“磨砚山房”、“半耕读家”、“结岁寒庐”等等。一座座风雅得很，好像主人生活起居在书籍中、砚台边。
艾溪陈家村的建筑装饰有石雕、木雕、墨绘。石雕用以装饰门楼、门罩和柱础，西庄园有些青石的门楼、门罩，而东庄园皆为红石。最为精致的装饰正是红石雕刻。其中，图案丰富繁杂的云亭别墅门楼可为代表作。琼楼玉阁、祥禽瑞兽、奇花异草与人物形象、戏文场景的图案纹饰，通过浅雕、深雕、透雕、圆雕等不同的手法，参差错落地布局在门楼的各个部位，给人的感觉是既浑然一体，又具有丰富变化。两侧斜撑各雕有一只鹿首，似可呼之而出。因为这对鹿，我回头再看此地的雕饰图案，竟发现鹿原来是艾溪陈家人最钟情的吉祥物。云亭别墅的外墙有六层红石砌起的腰墙，腰墙上也点缀着精巧的雕饰，其中的形象以姿态各异的鹿为多；其他各处无论石雕、木雕或是墨绘中，也都对鹿厚爱几分。到处有呦呦鹿鸣，户户是人心逐鹿。难怪，村前的坊式门楼上也赫然戴着一顶官帽！
看来，义门陈重视教育的传统能够绵延百世，是因为人人心里都藏着那渴望春风得意的“鹿”。
在“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情境里，这样的家风自然为世人所崇尚，这样的家族自然能得到乡邻的尊重。丰城隍城李家在正月里有一种独特的民俗活动，称梅烛龙。每逢正月十三日，全村户主要斋戒沐浴，每户出一块桥板灯，傍晚时分聚集在李氏宗祠前，以分支房派为单位，以排行大小为顺序，将桥板灯连接成一条灯火长龙，而后在村里村外来回游走。梅烛龙无疑表达着风调雨顺、人丁兴旺的祈愿，将这些祈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强烈的宗族意识。但是，没想到，这一宗族活动竟始终有此地的义门十八陈参与。活动开始时，进大庙上香敬神之后，李氏梅烛龙迎来了义门十八陈的四十八条龙灯，群龙相会在共同的心愿中；当梅烛龙沿古道出村逶迤而去、一路经过庙坛殿宇时，又可遇义门十八陈主事者恭候途中，齐声赞颂恭喜发财。我想，这不是一般的睦邻友好关系所能解释的，因为，隍城李氏分明口口声声称之为“义门陈”，言辞之间，充满敬意。他们大概以与义门十八陈结邻为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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