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的精神旗帜，猎猎飘扬在历史深处，召唤着万人之心。

    吉水进士邹元标在为爵誉康氏所作的谱序中写道：“语云：‘爱身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则百千世之下，吾姓皆吾祖宗之一人，亿万人皆吾祖宗一人之心。不烦礼而肃，不烦型而威，不烦告诏而化，此大顺之道也，大夫其晰此义矣。”

    对于与义门陈、华林胡交相辉映的“墨庄刘”，那一人之心就是“墨庄夫人”以诗书传家的殷殷之情了。

    我最初看到“墨庄”二字，是在安义县的京台村。墨庄，是京台刘氏两兄弟设立的私塾。进入墨庄大门，是先生的居室和书房，穿堂而过则是宽敞的庭院，主体建筑呈凹形坐落。正厅为先师孔子堂，两侧四间教室。东厢房藏书，名“养拙斋”；西厢房习练琴棋书画，名“养诚斋”。从前，里面还有花园，是个幽雅的去处。

    京台村有刘、李两大姓，刘姓村民为汉代学者刘向后裔，据说，隋统一中国时，豫章太守刘广德隐居洪都直至病故，其时，起义烽烟四起，刘广德的灵柩难回故里，在洪州一停便是十多年。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其子在西山牛岭脚下的“地沃物丰之所，津流灵气之台”葬父定居。京台果然是个好地方。明清之际，随相距百里水路的吴城成为江右巨镇，京台及周边村庄也发达起来。

    在经商致富后，为宗族长盛不衰计，京台刘氏各倾资财，兴办义学。其族谱厉色称：“养子不教父之过，教而不读子之惰。”并规定，对“俊秀子弟有志上达者，必极力作养之，且宜尊礼之，令其观感奋激以图上进，为国家庆作人，为族党争光荣”。依然保存完好的墨庄，就见证了那书声琅琅的岁月。

    无独有偶，在宜丰县天宝乡辛会村，曾经有座宝书楼，也以墨庄为标榜，又称墨庄阁，始建于南宋，属两层重檐楼阁，石木结构，分前后两厅。前厅有四根石圆柱支撑牌坊，前厅门柱上书有一联：“东吴花县地，南宋宝书楼。”内厅以四方石柱支起木楼。可惜此楼于1979年毁于火灾。当年岳飞率领岳家军数度转战古宜丰，大败金兵，在天宝救济灾民时，欣然为宝书阁留下墨宝，题写了“墨庄”二字。

    如此看来，“墨庄”并非只是对某处建筑的命名了，这个雅号后面当有动人的来历和深沉的寄寓。是的，在江西，我听见许多村庄以“墨庄刘氏”为标榜，渗透族谱和牌匾的，分明是与生俱来的骄傲。

    ——墨庄，原来是众多刘氏村庄的冠冕。

    墨庄的来历，与刘式及其妻陈氏有关。墨庄刘氏源出彭城，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后裔。楚元王刘交的家族世居彭城，设彭城郡，立彭城堂。西晋末年，刘交的第十八代孙刘遐出任安城太守。由于当时五胡乱华，彭城一带陷于兵荒马乱之中，所以刘遐任职期满后就没有返回故乡，而在安福县山庄乡笪桥村刘家港定居下来，形成了以安成为堂号的“笪桥刘氏”。唐代末年，笪桥刘氏的后裔刘逵迁居新喻荻斜，形成后来的新喻刘氏。

    刘式就是刘逵的孙子。他自幼好读书学习，少年时在白鹿洞书院就学，弱冠成年后隐居庐山，博览诗书文献，潜心钻研儒家经典，南唐末年高中明经科第一名，新喻刘氏因此名声鹊起。宋朝统一南唐，刘式也随南唐后主李煜投降宋朝，并以其学识和才干受到宋朝廷的重用，官至刑部员外郎。后来因遭人诬陷而丢官，四十九岁上郁愤而终。

    刘式娶陈氏为妻，生有五个儿子，刘式辞世时，儿女均未成人。为儿女计，有人好意劝陈氏将刘式数千卷藏书和家中部分添置，一概变卖，连带平日积累，买田置产，以贻子孙。可陈氏却说：“吾夫生平廉节，念念藏书为‘墨庄’，以昭示子孙，何以田为也？”她不变“墨庄”为田庄，遵照丈夫的遗愿，把藏书作为传家宝保存了下来，“以昭示子孙”，希望儿子都在“墨庄”安心耕读。结果五个儿子都先后中了进士。此事在刘氏家族和当地传为美谈。宋廷后来给刘式昭雪加封户部尚书，并封陈氏为“墨庄夫人”。新喻刘氏家族也从此以“墨庄”为堂号，被称为“墨庄刘氏”。

    刘式的后人刘椿到宜丰附近任职，偶见天宝辛会天生船形地貌，便定居于那里，遂形成“天宝墨庄刘氏”。仰望那座墨庄阁，岳飞也许是触景生情，感慨自己的母亲与墨庄夫人有太多相似之处，才欣然命笔的吧？

    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秋，朱熹游天宝古镇时曾写下《朱子墨庄记》。他写道：“非祖考之贤孰能以礼乐诗书之积厚其子孙，非子孙之贤孰能以仁义道德之实光其先祖？”

    天宝刘氏宗祠昭公祠始建于明弘治年间，因风蚀兵燹，几废几立。公元1941年重建后，时至如今，也已破败。我到得门前，却无法入内。但见周边散落着一些硕大的柱础。听说，里面藏有清代宰相朱轼的“江省名宗”赠匾，想必，里面充溢着辛会刘氏作为“墨庄刘”的无比自豪。凭着“忠孝廉节，诗书礼乐”传家，人们以耕读为荣为乐，“绿野有秋皆稼穑，青灯无夜不诗书”，便是村人日常生活情景的生动写照。有首诗则真切地描绘了当年此地人文鼎盛的壮观场面：“名人巨公常满座，珠玉文章生咳唾，细草汀洲骏马嘶，黄榜旌旗高轩过。”曾经的骄傲跃然纸上。

    京台刘氏宗祠建祠已历时一千三百余年。如今的祠堂栅栏门上绘有太极图，大门彩绘关羽、张飞像，门前有高大的旗杆石，祠内悬六副楹联，壁书“忠孝”、“节廉”，尚有族规族约和历代名人语录。村中的古戏台，屋顶上耸立着一只插着三支戟的彩瓶，寓意平平安安、连升三级。

    而在现属樟树市黄土岗镇的新喻荻斜村，墨庄刘氏后裔大部分都已迁徙他处，“墨庄祖祠”因多年失修，已为残墙断壁，摇摇欲坠。

    尽管如此，“墨庄刘”却是同宗同谱的人们的精神旗帜，它飘扬在历史深处，召唤着万人之心，哪怕天各一方。凭着诗书传家，历代人才辈出。从前的安福县，不少大姓均在县城建有宗祠，春秋会祭。刘姓人口为全县各姓之冠，向有“刘半县”之说，刘姓源出两支，除东晋安成太守刘遐之后的笪桥刘氏外，还有西汉安成侯刘苍之后的茨溪刘氏。笪桥刘姓，涌现了诸如道教上清派祖师魏夫人、禅宗七祖行思及刘弇、刘元宾、刘沆、刘日升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形成了一种笪桥刘氏文化现象。

    其实，诗书传家并非仅为刘姓的家风，而是普遍的社会风尚，那位墨庄夫人也只不过是置身“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环境的一个典型。受崇文重教传统的长期濡染，耕读为本的思想在广阔的农村根深蒂固，攻读入仕的宏愿成为人们普遍的向往，成为民间理想中的最高境界。宗族的所谓一人之心，在敬宗睦族的殷切期望中，包藏的无不是登科仕进的梦想，因为，在重文轻商的社会氛围中，只有这样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凝聚族人。

    安福中溪彭氏宗祠内有副楹联称：“兄状元弟会元六年间压二京一十三省豪杰，左太师右少师二派下开四乡千百万载书香。”说的是，此地彭氏有过“父子四进士，兄弟双入阁”的荣耀，前者指明正统年进士彭贯及其次子彭彦充、三子彭华、四子彭彦恭，后者指彭华和他的同宗兄长彭时。明成化年间，彭时中进士，先为侍读，后入文渊阁，入内阁，为吏部尚书，首辅文渊阁大学士，明史誉其“有古大臣风”。六年后，彭华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入内阁参预机务，后因朝廷内部人事纷争而弃官归里，六十一岁卒。彭氏家族真可谓魁星点斗，让仕林仰慕不已。其宗祠坊式大门上有联无比自豪地声称：“赫赫元魁第，堂堂宰相家。”另一联则道出建祠祭祖的用心所在：“中天焕碧桃景仰丞相祠堂毋忘祖训，涣水映绿柳要知状元门第仍是汉家。”至今祠堂内仍住有人家，想来，在天井间追逐的一群幼童，最先认识的字应是那些楹联了。

    在宗族的心目中，子弟是否好好读书，关乎忠，也关乎孝。婺源黄村族规在“笃忠贞”的规矩中告诫族人，“即身为庶民，亦宜早完国课”。在家训的忠、孝、悌、信、礼、义、廉、耻八律中，“诗礼研穷皆报绩，田园服力即趋功。早完国课追呼免，不犯刑名德化崇”，是为忠；“学礼细研曾子问，吟诗当参莪篇”，是为孝。于是，家箴十四则对“严课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择师课子孙，慎乎骄其志。束发入家塾，读书完大义。制外兼养中，存试先为伪。经明行必修，蔚为廊朝器。愿我后之人，各宜自备励。”

    兴国刘氏族规的字里行间可谓语重心长：“家门之隆替，视人材之盛衰；人材之盛衰，视父兄之培植。每见世家大族箕裘克绍，簪缨不替，端自读书始。凡我族中子弟，姿禀英敏者固宜督之肄业，赋性钝者亦须教之识字。”

    翻开任何一部发黄的族谱，类似的教训比比皆是，只是神情有异而已，或者循循善诱，或者声色俱厉，或者言辞铿锵……方式不同的表达，流露出一样的心情。

    这是一颗颗期待着、梦想着的宗族之心！正是这些心灵的光彩映照在古村落的建筑中，我们才领略到弥漫在寻常人家中的儒雅。梅冈民居门扇有金字对联云：“丹桂有根多种诗书门第，黄金无本偏生勤俭人家。”这启人心智的人生哲理，应该来自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大量事实；渼陂敬德书院房门上描金画有诗云：“角上挂书常不离，专心好学把牛骑；时人只识忙中读，惟有杨公见乃奇。”这令人心动的诗意画面，也许是往昔乡村最朴实的生活场景；石城县上柏熊氏古村，至今保留着一处明代遗迹，石门斗上赫然刻着“耕读处”三字，其两侧对联曰：“力耕可以无饥，开篇自然有益。”这种刻意的标榜不免有些卖弄之嫌，然而，其对联的内容倒是实在，相信族人日日面对这般真诚的告诫，内心也会波澜横生的。

    耕读为本、诗书传家的思想不仅书写在族谱中、题刻在宗祠里，也作为建筑和装饰艺术充斥在人们的视野里。村庄水口处是与笔架山相呼应的文昌宫、魁星阁，门前是炫耀门第、张扬功名的旗杆石，门楼上有雀鹿蜂猴的象征，槅扇中有琴棋书画的意蕴，梁枋间有鱼龙变化的隐喻……古村落对择址、形局等方面的风水讲究，也包含了对人文蔚起的追求，民居建筑及其装饰更是洋溢着理想的光彩，从而营造出浓厚的人文氛围，激励着子弟悬梁刺股发愤攻读，以期一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更重要的是，宗族为培养子弟还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手段，比如，置学田、办书院等。古村的儒雅往往十分眩目地集中于书院、文馆之类的建筑，使之成为一个村庄的文化纪念碑。

    在乡村，书院、义学之类建筑有些附属于宗祠，有些就设在宗祠里，不妨也把它们看做是宗祠建筑的延伸。有书乡之誉的婺源，书院、义学、精舍、书塾遍布城乡，多达一百六十多所。设在考川村的明经书院，创办于元代，院史达四百余年，兴盛时有房二百余间，四方学者云集。就连坐落在崇山峻岭间的阆山村，不过三四户人家，也创办了书院。

    吉安渼陂有建于明清时期的书院、书斋多处，名养源书院、敬德书院、明新书院、名教乐地、振翰学舍等，为梁氏四大家族共建或某一房派所建。其中养源书院又名文昌阁，俗称八角楼，三层飞角挑檐，楼高近十六米，曾是文人学士交朋会友、读书观光的胜地。因年久失修，如今已岌岌可危，我几次到此一游，皆不得进入。仰望悬于顶层的阑干，想来遍布全村的楹联警句，怕有许多是儒生们在此凭栏吟得的也未可知。明新书院有联云：“明月宫中欣攀桂子，新春雨后好看杏花。”倒是非常生动地道出了置身此中却瞩目于蟾宫折桂、杏园探花的那番踌躇满志。

    在香火繁茂、儒风鼎盛的流坑，大小书院林立也就不奇怪了。最是清道光年间，所建书院、书屋竟有三十七所之多，果然是“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只可惜如今唯有通过仅存的文馆以窥全豹了。

    文馆又称江都书院，建于明代晚期，前有庭院，后连藏书楼，主体为三进式砖木结构的建筑，具有读书、讲学、祀祖、敬贤、藏书等诸多功能。庭院内以花岗岩条石铺地，跨池而过，拾级而上，至主体建筑门廊。第一进包括下堂和天井，下堂两侧各置一房，为先生课间休息的地方，天井两侧分别用槅扇隔出三间耳室作学生的书房；第二进中堂为讲坛，后天井西侧辟门通藏书楼；第三进为面积较大的上堂，供奉西汉大儒董仲舒等祖先、名臣、乡贤，上堂顶上建有敕书楼。上堂既为神圣之地，自是重工装修的所在。传说华丽的藻井多少年从未打扫，仍清爽无尘，色泽明朗，是因为制作藻井的材料散发出特殊的气味，加上图形色彩斑斓，蜘蛛虫雀不敢光顾，或藻井南向有略低的天井檐宇，形成一个风口，一旦有南风吹来，在藻井回旋，便如清扫一般。匠人们在如此细节上竟也这么用心。

    文馆由下堂至上堂，地面渐次升高，入内须曲折迂回而进，我深信其中一定有告诫学子循序渐进、逐级登高的寓意。从后天井穿门至藏书楼，楼上的文昌阁悬有“日进高明”匾，而楼前的花园栽花植株，无非是指向折桂探花的最高境界了。

    泰和县有个书院村，因此地曾有一座古书院而得名。此村的罗氏始祖罗韬，字洞晦，号匡山先生，他终生勤奋好学，淡于名利，后唐时期被明宗皇帝征为端明殿学士。时值宦官弄权，政治腐败，罗韬向明宗皇帝献四扇屏风一架，上书“纳诲、防机、赏廉、革蠹”四道箴言，皇帝赐以金印。不久后，他却称病还乡，于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创建了匡山书院，由明宗皇帝赐匾。书院经宋至元，历四百年后遭兵燹，罗氏后裔三次重建，到清代仍为讲学之所。所以，罗洞晦公祠的匾额上赫然以“理学正宗”为标榜。这座祠堂为三进，享堂有牌匾称之为“时思堂”，屋柱上有联对堂号作出了解释：“时止时行礼义循高曾矩矱，思爱思敬孝弟树孙子典型。”如今，书院遗迹已不复存在，匡山先生仍端坐寝堂之上。

    资溪县的三口村为北宋著名理学家李觏的故里。村中尚存的古建筑有儒林书院、祠堂和民居，以及九百多年前用鹅卵石铺设于地面的八卦图形。其中的李觏家庙以青砖砌成，外墙巍巍然，看上去完整无缺，倚门探看内部，却已是荒草没膝，庙内木结构均腐朽坍塌，不过，其中悬挂的一块镏金木匾尚保全完好，上题“理学开宗”，据说此乃出自乾隆皇帝御笔；离家庙不远的儒林书院，命运与家庙相似，也只剩下高耸的外墙，值得玩味的是，它高而又窄的大门并没有选择与之并排的民居大门的朝向，而坐落在逼仄的巷口，面对一堵触手可及的墙。很是让人费解。

    李觏一生不慕荣利，不求闻达，但他“博学通识，包括古今，潜心著书，研极治乱，江南儒士共所师法”。有人称道其著作影响之大，言：“一时名公巨卿及有道之士莫不知其名，下至农工、负贩、老释，尽能诵其文章，服其教化；所学以推明圣经为本，不泥于汉唐诸儒，其所论礼、论演、庖义之精，奥发经曲之微，文至于井田学校。”他创办了盱江书院，从学师之者恒达数百人，后又居风林龙马书院教授生徒，曾巩就是他的高徒。在他的影响下，三口村出过六十多位进士。遗存于村中的功德碑以及清晰可见“乾隆”字样的七十块旗杆石，默默无言地证明李觏不愧为“一代之名儒，后世之师表”。

    说到理学，不妨穿越时空，想象一下宋明理学普照于江西大地的如火如荼的生动情景。用今天的话来说，那简直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大到1175年分别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两大阵营各执一端“华山论剑”于鹅湖书院，小到流坑的董燧“无一年不远出会友，亦无一日不讲学”，“浮两浙，泛五湖，访天真，寻白鹿，大会同志”，年迈后遂在家乡聚徒讲学，“每月逢初二、十六会同诸公讲于圆通阁”，众多理学大家、名家为了教化大众，游走于乡野村落，穿梭于学馆书院，不辞辛劳地赶着场子。

    宋明理学非常自如地出入于一座座村庄，非常潇洒地在村中登堂入室，著书立说，坐而论道，或者，讲学传授。置身乡野环境中的那番倾吐宏深的情景，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金溪县的青田里，是陆九渊的故里，陆九渊因血疾卒于荆门，其灵柩运回故乡安葬时，远近乡民数千人前往送葬，有祭文称：“仰观乎上，先生确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颓然示人简矣。学者之所日诵，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复知？”青田里尚存“百世大儒”牌坊和三陆祠，村外东山上有他的墓葬。

    而在朱熹故里婺源，众多的村庄自古崇尚“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也就毫不为怪了。建村于北宋末年的理坑村，原名理源，这一得名正是因村人好读成风，且尊崇朱子，被文人学者誉为“理学渊源”。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几百年间出过尚书、大理寺正卿、司马、知府等七品以上官员三十六人，进士十六人，文人学士九十多人，留下各类著作三百多部近六百卷，其中五部七十八卷被列入《四库全书》。“天官上卿”宅的主人、明天启年间吏部尚书余懋衡，就是当时程朱派理学名家，他在北京首善书院讲学时，听众竟达五千多人。在理坑的村巷里，我看到，许多豪门大宅把挨着巷子的墙角都作了委角处理，即削去棱角，使之成为圆弧形，这是因为屋主怕挑担的人被尖锐的墙角伤着、挂着。莫非，这样的细节，也是教化的结果？

    当然，攻读入仕才是最强大的内心动力。蜀江村的复亨堂由上下栋、天井组成，内设读书楼、进士楼。该村在明清时期出过登科进士二十一人，凡族人学子中举登科，均在此祠击鼓谒祖旌表。复亨堂有诗曰：“正嘉以来三百载，登庭怀训礼与诗，盛德大业规模远，三复堂前意俱迟。”足证该堂文献之盛，礼仪之隆。

    清乾隆年间的《复亨堂祭簿》上，载有读书歌和进士鼓祝鼓词，并附有说明文字。关于读书歌，称：每逢会期，诸子弟都在此登堂命题作文，如同考试，族中长上见了皆欣欣然，“或于午上具点，或于晚间具膳，无问贫富类相尚也。至冬底，诸生之父兄复具酒肴至祠酬诸长上，聚首一庭，从容笑语，无非鼓舞发达之词”；关于进士鼓，称：其祖先创读书楼为子弟肄业，并置进士鼓激励子弟“连登科第元魁，立言立功立德，迭居馆阁台部，予赠予谥予祠”，“爰斟着鞭之酒，大宣祝鼓之词”。

    其读书歌唱道：

    昼读书，昼长昼短总无拘，日丽窗明晴可爱，雨飞帘溜阴无碍，叹如梭，莫蹉跎，禹惜寸阴意若何。

    夜读书，夜深更静好踌躇，日来所事作何状，志气凌云当自抗，待旦明，要心清，无忘差错误平生。

    其进士鼓祝鼓词唱道：

    一祝鼓，快听取，既读圣贤书，先要循规矩，黉宫初发声，正学以为主，秀才便须任经济，万选高中词华吐；

    二祝鼓，快夺武，蟾宫攀丹桂，榜上标龙虎，饮尔鹿鸣宴，待尔作霖雨，努力来春对殿墀，泥金报捷荣宗祖；

    三祝鼓，快期许，传胪魁金榜，洪名震天府，翰苑知制诰，好把功勋竖，调羹补衮济苍生，铭钟勒鼎称贤辅。

    尽管世事沧桑，风云流变，但在不少地方至今有登科入仕以光宗耀祖的遗风。在瑞金凤岗的钟唐裔公祠世美堂大厅里，高悬着“鸿都耆硕”、“通奉大夫”等数块古老的牌匾，也有“登科”、“工学博士”等新的牌匾，那“登科”匾是为当今子弟考上大学而挂，大约觉得挂在里面不够醒目，有的索性挂在宗祠的侧门之上。在泰和爵誉康氏总祠孝德堂里，两条长长的横幅也在夸耀着今日的荣光，其一称：“热烈祝贺康××长子康××留学美国塔尔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由此，可体察到血脉里的因袭，生生不息，根深蒂固。

    在乐平，有个儒林汪家，原名城里汪家。相传，宋代婺源人汪路来此地任知县，见这里民物康阜、代出英贤，便定居于此，繁衍至今。汪家尊儒重教，读书人、为官者一代比一代多。清嘉庆六年（公元1796年），汪守和高中榜眼，历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和都察御史。他精于书法，秀拔卓绝，自成一家，卒赠太子太保。在这前后，汪家共有二十多人中进士、举人，上百人中秀才，为官者如星似云。汪家文风盛、功名多，因而被嘉庆皇帝册封为“儒林汪家”，并赏赐骏马画一幅。

    耕读为本、崇文重仕的思想入木三分地渗透在古村落的建筑之中，但是，大凡建筑气派、装饰考究的村庄差不多都有一段经商逐利的历史，人们用家财万贯的人生得意，筑成荫护子孙后代的百年基业。然而，他们努力通过建筑表达的，依然是对仕宦功名的垂涎，对人文蔚起的渴盼。他们可以从族谱中翻出祖先的光荣大肆炫耀，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也可以捐得官衔爵位，作为牌匾堂而皇之高挂在门面上，仿佛这样才能为金钱正名。

    如此贾而好儒的作派，既是重仕轻商的社会心理的反映，也是出于对宗族一人之心的敬畏，同时也披露了那些发家致富的人们在宗族意志和个人追求的矛盾中，力求实现自己内心和谐的企图。不少富甲一方的村庄，其建筑往往体现出人们内心的深刻矛盾。一方面，人们大兴土木为自己长脸，铺张奢华的建筑充满了张扬个性的欲望，现实、功利的个性化企图有时竟突破了宗族的、甚至地域的集体意识，在建筑中得到表现。这就是对生活起居安适惬意的更大追求，住宅因此明亮起来，庭院因此宽敞起来，环境因此诗意起来，那些承载着过于厚重的精神的建筑，因此忽然轻盈起来。但是，在聚族而居的生活环境中，光宗耀祖的思想同样也是建筑个性追求的动力之一；另一方面，财大气粗的炫耀，还可以表现为另一种形态，即讲究建筑群落整体的统一，同样风格、形制、规格的房屋整齐地布局在相应的空间中，其间的巷道纵横规整，看似四平八稳的样子，殊不知，这样的建筑正是商人发财返乡后为自己兼为族人建造的，体现出他们企图维系宗法关系而不吝金钱和心血的努力。

    正如财富影响着人们的建筑思想，经商的历史也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形态。如果说，曾经能够以“万家烟火一家风”遍指广域环境中所有宗族的生活的话，那么，到了这时候，每个村庄都可能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风貌，尽管依然有儒雅从骨子里沁出来。

    为追逐金钱打马西去的丰城白马寨，村中豪宅林立，门头匾额高悬，而村口的宗祠却恍若废弃，早已岌岌可危。即便如此，凭着家家匾额上或追溯宗族渊源、或阐明治学道理、或陈述道德信条的那些文字，我们有理由相信，宗祠仍巍然矗立在族人的心里，祖先的嘉德懿行永远是他们的心灵慰藉。

    与之相邻的厚板塘为涂姓村庄，建于明宣德年间，兴盛于清代中期。它的发达，靠的是第十二世先祖涂士良及其长子、幼子在衡阳创办“涂近仁堂”商号，经营成衣、布匹，开当铺、钱庄。“涂近仁堂”经商崇尚信义为先，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同时，他们乐善好施，对当地多有捐助，曾接济过落魄秀才彭玉麟，涂士良的幼子还与彭秀才结为金兰之交。后来，彭玉麟官至水师提督、两江总督、兵部尚书，一度将长江水师的军饷交“涂近仁堂”代管，涂家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厚板塘因此财源滚滚。涂氏父子也因彭的保荐，分别捐得从二品通奉大夫、从三品中议大夫官衔，成为远近闻名的红顶商人。于是，涂氏大兴土木，村中现存的逊守公祠、凝秀轩、大夫第、通奉第等，都是那时建成的。尽管有民间建筑不得逾越“三间五架”的清规戒律，但是，为显示顶戴商人的气派，主人就在房屋的进深上做起了文章。如大夫第，前后共六进六个天井，各进依次为马房和轿房、小客厅、贵宾厅、主人住房、祖宗堂、后厅，一进比一进高，寓步步高升意。逊守公祠旁的凝秀轩正是涂氏的私塾，与那寓意步步高升的地方仅有一巷之隔。看来，寄于后人的希望也是一巷之隔。

    相比之下，金溪县竹桥村呈现出另一种生活形态。那里的乡风飘荡着书香，那里的家风也弥漫着墨香。

    户近两百、人丁超千的竹桥村内，现保留完好的明清建筑仍有一百多幢，其中明代所建民居八幢，明代祠堂文隆公祠一幢，均为青一色的青砖灰瓦，显得朴实素雅。尽管，许多人家的厅堂有楹联标榜“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但是，竹桥历来有着儒商并重的文化传统，从不轻视商人，弃农经商、弃学经商现象非常普遍。竹桥建村后，科举出身的大官不多，长期从事商业贸易的生意人却不少，有几个世代经商的大家族，经商致富后纷纷向朝廷捐款，且热衷于修祠、建庙、修砌道路、捐资办学等。村中的“养正山房”、“苍岚山房”等处，是过去的雕版印书作坊，它证明经营文化曾是财富的来源之一。金溪县是古代江西雕版印书中心，而以竹桥人开的“余大文堂”为最大最早。“养正山房”就是一个刻印古籍的地方，进门为庭院，上堂及后堂为印书之所，乾嘉时期书版盈架，直到解放初期，保留的刻版才焚之于尽。在康乾时期，竹桥就有人在全国各地做卖书生意，余德昭在北京开书肆，收罗古籍，兼理金溪嘉会试馆，其家谱有明确记载。后来余仰峰又回乡里自开印书房，“以刻书鬻书为业”。竹桥人声称是他们开了金溪雕版印书的先河。

    为了自己出书、藏书的方便，不惜开个书铺，办个印书作坊，如此嗜书成癖，真是叫人叹为观止。看来，这印书业原来是种心养心的产业，人们在木板上播种文字，为的是收获天下的书籍、天下的才情！他们应该称得上是真正的儒商，这些儒商把生意做得潇洒极了。比如，余仰峰回乡后，“刊书牌置局于里门，昼则躬耕于南亩，暮则肆力于书局”，这种奇特的生活方式让我感到，学会了经商的古人依然割舍不了对土地的眷恋，或者说，人们在经营土地、经营生意的同时，其实也在经营着自我的内心，经营着传统文人的人格理想。

    余氏有诗赞曰：

    山环水抱画图中，托地开基论祖功。

    百亩桑麻千亩稻，万家烟火一家风。

    须知守旧存忠厚，亦能维新说异同。

    世代衣冠常簇簇，云天极目仰文隆。

    如果说这首诗其实反映了随着工商兴起广域环境里的乡村精神现实，也是大致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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