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普通的村人同一个光耀千古的名字根脉相连，这不也是历史么？

    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上饶集中营营址并不集中，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将士并非都关押在茅家岭，而是分散在上饶附近的村庄里。距离茅家岭不远，有个周田村，当年关押的是新四军的重要干部。作为旧址的一部分，这里的民居、祠堂都曾见证了那段血写的历史，自然得到了保护。

    周田村的祠堂与赣东北地区的祠堂形制相似，享堂对面有座戏台，中间是天井，两侧为廊庑。享堂上有联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旧址的管理者走上前去，打开窗扇，原来里面藏着神龛，神主竟是手握羽扇的诸葛孔明。塑像两边有新贴的对联，称：“一代英杰治国安邦功第一，两出师表文韬武略世无双。”神案上除了有香烛之外，还放着一对灭火器，一看便知，这座祠堂在成为旧址后，仍然是村人祭祖的所在。是的，周田村姓诸葛。管理者自豪地告诉我，这一带姓诸葛的有两千多人，是诸葛亮的后裔。

    近些年，奉新干洲有个岳家村站了出来，言之凿凿地声称自己是岳飞的后裔，系岳飞之子岳霖一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始，我参加工作组到奉新调查了解这一变革的情况，曾在干洲呆过几天，走访过这一带的不少村庄，并没有听说谁们和如雷贯耳的民族英雄岳飞有什么瓜葛。岳家村忽然搬出老祖宗，大约也是近些年的事。乡村这种文化意识的觉醒，当然因为宗族观念始终沉睡或者耿耿难眠于人们的血脉里，不过，无须讳言，我以为，还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在呼唤它，那就是功利的企图。因为，造访岳家村让我真切地感到，这里的人们已经作好了旅游开发的准备。把我引进岳府的，是居住在其中的一位退休老工人，他已将解说词背得滚瓜烂熟，居然还很专业地戴上了一顶红色太阳帽，酷似一位真正的导游。

    岳家村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称岳纳堂，为岳飞第二十一世孙岳士耀和其弟岳士景所筹建，始建于清朝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前后用了二十年时间才建成，占地总面积七千余平方米，是一座封闭的砖木建筑。岳纳堂的八字院门前，有一口半月形水塘，塘畔有石砌的护栏，还栽着几对旗杆石，院前左侧曾是花园，花园及塘边各有一口古井。院门开在主体建筑大门左侧，匾额题“世大夫第”，正对院门的屋墙起着照壁的作用，墙上应有壁画，只是已被白灰所覆盖。主体建筑大门的匾额为“汤渚流芳”，昭示着岳氏宗族的血脉渊源。向导指着墙上的青砖告诉我，每块砖上都有“岳纳堂”字样。岳纳堂各厅悬挂着古老的牌匾，有的已是字迹斑驳，如“四世大夫”、“翰林”、“声蜚艺苑”、“纶褒济美”、“圆桥升俊”等，至于仿岳飞手迹的“还我河山”匾，则出自今人之手无疑。

    村人称此为岳府，正屋由前中后三厅组成，岳家后人将它们分为客、官、祖三厅。一般来客在前厅接待即可，而官厅则是接待文武官员、接皇榜的专门场所，因此，官厅成为岳纳堂装饰的重点。抬头看去，其天花似在横梁之间铺以木纹清晰的板材，然而，村人在为筹建岳飞纪念馆整理房屋时发现，那木纹并非来自木料，而是一块块粘贴在木料上的一种织有木纹的纤维物，再用清漆罩一遍，以突出装饰效果，就像如今的贴墙纸一样。官厅的顶梁上，还有三个雕有双龙戏珠的木构件，甚是稀罕，人称“诰封”，是专门用来存放圣旨和皇榜的，大约圣旨和皇榜都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物吧，人们只能将其高悬家中，恍若祥云当头。据说这三个诰封上，本来还架有一只精美的红木盒，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被毁坏。这诰封，就像岳氏后人望眼欲穿的翘盼，执拗而又感伤，多情而又悲凉，默默地守候在岁月深处、灵魂深处，它的期待曾经如愿过吗？

    官厅以布幔隔断，正中放置着高大的岳飞全身塑像。厅前木柱有联曰：“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穿过官厅则是祖厅，祖厅上方嵌有大大的神龛，神龛红漆为底，雕饰镏金，内里供奉着岳氏先人的多块灵牌，中间的灵牌为岳飞及其霆、霖、云、雷、震等五子的灵位，其下的灵牌为岳士耀灵位，他大概就是岳家村的开基祖了。因为这庄严肃穆的祖厅，在我看来，岳纳堂其实就是那种居祀型祠堂。

    神龛上悬“精忠报国”匾，下置两米长的青石雕长条供桌和三张青石方桌，因为桌子漆了油漆，看上去似木质材料。传说日寇侵华时，几个日本兵想搬走长桌，但怎么也抬不动，便敲断桌角，发现是青石材质后，方才罢休。不知那些日本兵可知岳飞何许人否？

    岳纳堂有大小天井四十八个，房间多达一百六十八间，除三个厅堂两侧的厢房外，从祖厅两边穿出是环绕正屋的三面附属建筑，为仆人住所。回廊般的通道里，高墙之上也置天井以采光，在整幢岳纳堂下都设有弯曲的排水道，天井内的暗渠连接着大门前的水塘，不管下多大的雨，在岳纳堂内行走可以做到布鞋不湿。

    现在的岳纳堂里，尚有十多户岳氏后裔居住。尽管如此，前、中厅两侧厢房已被开发成展览室了，陈列着雕刻精美的神轿、太师椅、锣架等物，以及今人的字画。当然，那些字画反映的都是岳飞事迹。在来岳家村的路上，当地朋友告诉我此村有不少农民书画家，果不其然，在岳纳堂里，我欣赏到了他们的大作。也许，正是祖先的荣光成就了他们。

    至于岳氏后裔如何定居奉新县干洲，干洲岳氏的回答是，岳飞遇害后，岳霖的儿子岳琛、岳珂由河南到湖北，再由湖北一路逃往九江，并在庐山脚下立足；此后，岳家后裔在庐山下繁衍，发展到南昌扬子洲，并壮大起来，其中一支迁徙到奉新干洲镇开基，于是，便有了这个岳家村。

    历史上的刀光剑影，制造了背井离乡的逃亡，制造了丧魂落魄的迁徙，也为远离政治旋涡的江西山水提供了无数次接纳名门望族的机会。天高皇帝远的地理条件，让一切隐匿都成为可能；土肥水美的自然环境，让一切生存都成为必然。比如，一位落难的唐太子，居然让婺源荣耀了千年。

    在被朱熹题词赞颂为“明经学校，诗礼人家”的考水村，有一座木桥，名“明经桥”。建桥的缘起是村人胡昌翼在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得中明经科进士。昌翼正欲赴任时，养育他的考水人胡清破墙掏出龙衣御衫、珠宝血书，把大唐败落、江山易主的故事告诉了他。原来，胡昌翼是李唐龙种的血脉，在朱温谋反篡权、大肆杀戮的危急关头，身为内侍郎的胡清抱着幼小的太子乘乱逃脱，隐居考水老家，并将太子改李姓胡。胡昌翼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发誓终身不仕，耕读乡里，建明经书院讲学传道，怀古于幽谷，射猎于大泽，访友于僻壤，舒胸于高台，九十六岁上无疾而终。一座太子墓如今已逾千年。

    考水村建木桥时，原想保密的，不料，距考水数里远的一个村子，却建起了大型石拱桥，公然取名“太子桥”。村名也改与桥名同。太子桥的外貌酷似十六人抬的皇家大轿，虽落难于民间，定格于村野，却也是威风凛凛。

    悲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大约是想不到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们的身份、功名依然可以成为后人炫耀的资本，成为后人大兴土木的精神动力。

    因为江州义门，我情不自禁地遥望江州。历史如雾，一群群，一团团，在滚滚东去的长江上奔走，在浩淼无垠的鄱阳湖上回荡。迷朦的遥远，是舟车四达、商贾辐辏的口岸，是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都会，是扼守天堑、兵家必争的重镇。五湖四海在此登岸靠港，四面八方在此落户营生；更有匡庐秀色，引无数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樯帆之间，酒旗之下，该有多少游魂流连忘返，或者长醉不醒，或者折戟沉沙！

    是的，造访古村，在一些宗族的族谱里，我看见了他们祖先的曾经的住址，看见了那些先人是怎样叩开江西的大门。首先登陆于江州，而后向江西腹地辐射的族姓，其先人中不乏文化名人。

    进贤县的文港镇，为北宋宰相、著名词人晏殊及晏几道的故里。相传早在秦代，文港人得制笔名师传授技艺，至清代便把笔庄开到了全国各大城市，如今更是从业者甚众，索性号称“华夏笔都”。我就是穿过琳琅满目的笔庄和作坊，走进该镇的周坊村的。和晏村大致相似，周坊村也只是零星地保存着一些古民居。尽管如此，几家大门之上的匾额还是让我感动了，那上面题刻的是“爱莲遗范”。现今住在里面的制笔匠，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吗？不妨在此为理学开山祖师、北宋周敦颐的后裔们朗读一遍吧——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相信周敦颐在这千古名篇中所表达的对人类精神境界的追求和向往，正是周氏后人孜孜以求的人生境界，所以，周坊村也有一段可以夸耀的历史。村中贴着瓷砖的宗祠前，有一座同样贴着瓷砖的门楼，上嵌一块古老的石匾，“科甲第”三字甚为醒目，因为，它出自“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手笔。门楼一侧嵌有石碑，今人以潦草的字迹记载着曾经的光荣，大致是说，明万历壬寅年（公元1602年），为庆贺三房第五代孙献臣四兄弟登科，建了科甲第，同年，又二修宗谱，同乡汤显祖为之题序。如此而已。

    周坊村古民居喜好以墨绘装饰厅堂，在我看来，它以民间性特点鲜明而显得与众不同。一是此地墨绘尽取民间认定的祥瑞形象，几乎表现的都是质朴的生活理想和民俗内容，如麒麟吐玉书、麒麟扛铜钱等，少有文人画的意趣；二是常见书画结合的装饰图案，这类图案巧妙地以一些物象拼接成“福、禄、寿、喜”等吉祥字样，画藏字中，字因画出。同属进贤县的艾溪陈家村，厅堂里的木雕与此墨绘风格非常相似，只是木雕更为精致，工艺性特点更为突出，它善于借物象之势，通过深浅、主次、明暗等构图关系的变化，隐约地衬托出字形，显得自然而流畅。

    当建筑装饰逐渐远离传统文人的人格理想而亲近乡土的、现实的生活愿望，甚至，毫不忌讳地把孔方兄请了出来，是不是意味着宗族的荣耀渐渐被岁月覆盖上了一层青苔？

    而湖南道县人周敦颐，四十三岁时由四川任上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途径江州时，为庐山风光所吸引，遂有卜居之意，上表朝廷要求知南康军，任职期间，他常常漫游庐山上下，尤喜莲花峰一带，他觉得从莲花洞里流出的清泉像家乡的濂溪，便以濂溪命名，筑室溪上，曰“濂溪书堂”。第二年，他便辞职在书堂定居讲学。五十七岁时，周敦颐病逝，葬于庐山栗树岭，其墓侧还有母亲、妻子和继配的墓葬，明弘治年间设置祭田，由从道县迁来的后裔负责祭祀和扫墓。之后，守墓的后人在当地繁衍成为两个大村落。

    既然，文港周坊村周氏以周敦颐后裔为标榜，那么，他们应是守墓人的多少世孙了。

    才出正月。在周坊那古朴的石匾与艳丽的瓷砖强硬结合的宗祠前，有一树桃花早早地开放了。

    ——莲还冬眠着吧？

    以前在万载县株山村周家大屋里居住着的，也是周敦颐的后裔。据说，清嘉庆年间周氏继烈公的五个儿子从该县黄茅义门周家迁居此地，他们和睦相处，敦厚待人，勤劳节俭，陆续购田置地，后来从事桐油加工、收购与销售，积攒了大量财富。财大气粗了，便企望显赫一方、光宗耀祖，于是，五兄弟历时三载建起了这片规模宏大的世居宅第。周家大屋占地九千多平方米，有五进五直，以天井和通道相连，内中有房屋二百多间，曾居住两百余人。传说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路过此地，夜宿于周家大屋，有些妇孺来不及逃走，慌忙躲藏在祖厅的楼上，居然无恙。于是，人们把那本来作藏书楼的骑马楼，唤做了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福楼”。这一传说也从侧面证明，周家大屋规模之大、结构之繁复犹如迷宫。

    此地周氏以周敦颐后裔为标榜，不似文港周坊村那般含蓄，它索性在大屋祖厅上方高悬“濂溪堂”牌匾，神台两侧的对联更是道破了宗族渊源：“源流远接湘潭水，祠宇肇兴田下基。”其大门楹联则称：“义门世第，理学名宗。”入内又见神情庄严的楹联，曰：“振纪纲方入此室，鲜廉耻莫由斯门。”可见，所谓标榜，不仅仅为了炫耀于世人，也为了激励子孙。

    东乡县黎圩镇侯桥村打开了尘封多年的《侯桥白氏家谱》。据说，是福建的白氏寻根找上门来了，村人才恍然：原来自己也是名门之后。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族人所撰的谱序在追溯白氏渊源时，称其姓自战国迄汉晋代不乏贤，并记载：白氏祖先由南阳而徙居太原，由太原而徙居渭南，渭南即白居易的故乡。值李唐中兴之运，贤才迭出，白居易生而敏悟绝人，及壮，文章词赋甲天下。他晚年益耽诗酒，结香山书社，又称香山居士。长子名龟年，亦为异人，能识九天禽语、九地兽言。至唐中叶，兵寇扰攘，江州之裔避乱而徙抚州，侯桥白氏正是江州遗裔之支派。

    侯桥村原来是侯姓村庄，自明正德年间始祖白杞年赘居，白氏子孙繁衍绵长，而原先的侯氏家族则逐渐衰败零落，陆续迁出。此长彼消，白氏祖先原先生活过的白坊村却仅剩寥寥几户白氏人家。侯桥村现有八十多户人家，全部姓白，辈份最早的是第三十代，最晚的为第三十七代，所以，村民常说“一村同八代”。

    侯桥村至今尚存的古建筑有村南村北的石桥，和一座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白氏宗祠。我就是踏过爬满藤萝的石桥，从一棵虬根暴露的古枫树下经过，绕到宗祠门前的。宗祠前田园层层叠叠，稍远处案山横亘，林木蓊郁，初冬的夕阳下，林色斑斓而温暖。宗祠后面有溪流蜿蜒流过，远处有山峰兀立，其状若饱蘸墨汁而挺拔有锋的如椽巨笔。不知这是不是侯桥村的文笔峰。

    白氏宗祠一如赣东常见的那种方方正正的宗祠建筑，四面高墙壁立，严整而肃穆，古朴却壮观，祠堂大门也比较简洁，门罩稍作雕饰，尽管如此，一些石雕还是被窃贼所光顾。祠堂内有两天井，将内部空间分割为门厅、中厅和享堂，享堂上方也比较简单，未置神龛和香案，一幅白居易画像显然是近年挂上去的，梁柱等木构件上饰有吉祥图案的浅雕或深雕，却是朴素淡然。我由谱序得知，侯桥白氏三传至奉四公，其修儒业治书经，诸子百家靡不精究遂成名儒，无奈时当鼎革之际，达人抱冠履倒置之羞，因守志不仕竟以隐名终焉。通过侯桥白氏这位先祖的性格，也是可以大致明白其宗祠为何如此简朴的。看来，侯桥白氏虽曾“为临汝之望族”，但其后人的骨子里仍然是“继乐天之遗风”。

    祠堂南侧曾有清朝年间村民捐银修建的“香山私塾”，如今只剩一堵残墙，遍地荒草。那堵被覆青藤的残墙，面对着远处一树红得耀眼的枫叶，神情木然。

    在古庐陵等地，则有不少遇乱不能北归的官宦开基于斯，繁衍了一座座村庄。如南宋诗人杨万里，远祖为汉代太尉杨震，唐末其后人杨承休以刑部员外郎出使吴越，因动乱道路阻塞，不能北归，及至“江南六世（杨）辂，仕南唐，徙居庐陵”；南宋名相周必大的《墓志铭》中说：“世居郑州管城县，祖秦公通判吉州，遇乱不能北归，因家焉。”不胜枚举。

    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的周氏宗祠，号称“相帅府”。相，指的就是周必大；帅，则为周必大的祖先、三国时吴国大将周瑜。车田周氏自称为周瑜、周必大后裔，二百余年前，周瑜的十世孙周贯在湖南经商致富后，捐出巨资，委托族人建造车田周氏宗祠，取名“相帅府”以标榜，寓意出文官武将之府第，以纪念先祖恩德功勋，并勉励后人文武成才。

    这座宗祠坐北朝南，矗立在村子中央，又名“达宗家庙”。其建筑结构为“银包金”结构，即外为青砖墙体，内为木梁结构。坊式大门的门框、门墩、门槛分别由整块青石构成，大门上方门额竖刻“相帅府”硕大楷字，枋间多有雕刻和彩绘图案，外墙均用青砖水磨砌成，严丝合缝，平整光滑。离宗祠正门前有一堵照壁，通长十九米，高近四米，气派非凡。宗祠大门有一长联赞颂老祖宗周瑜道：“雄姿英发舌战群儒火烧赤壁声名威镇九州，羽扇纶巾气度恢弘通晓音律风范永垂青史。”另有长联夸耀宗祠的风水形局：“宗庙对名山左麟山右凤山祥瑞上腾万丈焰，门前环古水襟东江袖西洲彩练直涌百川雄。”说到此处的风水，南宋诗人杨万里曾为村子东面的笔架山赋诗一首，诗曰：“笔锋插霄汉，云气蘸锋芒。时时同挥洒，散作甘露香。”那笔架山因山顶有巨石酷如笔架故名，是安福县的文峰山。泸水自西向东从山下流过，在此折向南面。如此山环水绕，自当人文蔚起。

    我造访车田村时，正遇村人又在修缮祠堂。宗祠分前、中、后三进，每进由低至高，寓意步步高升。四个天井分列前、后两大厅两厢，中间为笔直通道。最引人注目的是头顶上的九个藻井，正中四个最大，尤其是中间两个藻井雕刻异常华美，图案分别为“丹凤朝阳”和“双龙戏珠”，四角饰以琴、棋、书、画，颇有诗礼传家之遗风。大厅内木柱林立，共有一百零八根。有意思的是，其板壁上竟抄录了周瑜与小乔唱和的两首诗，小乔写道：“一个大乔二小乔，三春容貌四季娇，五颜六色调七彩，难画八九十分描。”周瑜和道：“十九望月八分圆，七人已有六人眠，五更四点鸡三遍，二乔出题一夜难。”似乎，在这庄严的祠堂里，二乔的娇笑绕梁不绝。

    所以，宗祠大门的一对石狮在村人眼里，就成了先人的雕像。他们说，那雄狮正是周瑜，雌狮乃为小乔，幼狮便是周瑜的次子周胤。车田周氏属周胤一脉。

    该县蜜湖村则以残破的清乾隆年间所修族谱，证明他们与周瑜的血脉渊源。周瑜的次子周胤，因为人忠正不阿，得罪了皇帝孙权，最后被贬到了当时远离王权贵族的僻壤之地庐陵郡来。后有大臣上书为其鸣不平，孙权遂召周胤回朝廷，但他却坚决不归，而是整日骑着一头毛驴，沿着赣江的支流泸水寻访名胜，到得安福枫田一带，为当地优美的景色所吸引，并得风水先生指点，遂举家迁至蜜泉结茅而居。

    对于曹雪芹的祖籍，红学界长期争论不休。中国红楼梦研究所在出版《红楼梦》所写的前言中对此有段概述：“曹雪芹的上世的籍贯，现在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的祖籍是河北丰润，于明永乐年间迁至辽东铁岭，后来跟随清兵入关；另一种认为他的祖籍是辽阳，后迁沈阳，他的上祖曹振彦原是明代驻守辽东的下级军官，大约于天命六年后金攻下辽阳时归附，以后随清兵入关。”

    近年来，南昌县武阳镇曹家村陆续发现曹雪芹祖居的文献资料和遗物，证实武阳才是曹雪芹始祖的发祥之地。能够佐证曹雪芹祖居在武阳的家谱有八大本。这套《曹氏族谱》记载，曹族的始祖是西汉丞相曹参。曹参的后代曹彬定居河北灵寿，是北宋的大将军，并被提擢为中书令，赐谥武惠王，他的儿子曹玮被赐谥为武穆王。到南宋，曹玮的第五世孙曹孝庆被遣派到隆兴府即豫章任知府，他为政清廉、秋毫无犯，始终居住在南昌顺化门曹家巷。他的大儿子曹善翁考上进士后，看到朝廷昏庸腐败，弃官而归。其间，他独临滕王阁，游览豫章胜景，发现武阳辟邪里绿树掩映河水环绕，恰似世外桃源。是年，元兵南侵，占领江南。元朝朝廷请他出山为官，但他嗤之以鼻。带着全家来到南昌城南四十里的武阳隐居，先居住在辟邪村，尔后定居在距辟邪村不远的曹家村，被人称为武阳曹氏，过着“人爱城中居，我爱村居好。近水闲钓鱼，近山多听鸟”的生活，享年一百一十岁。其子孙绵延，世泽流长。

    曹善翁在五十岁归隐武阳到去世达六十年。其间，他以读书为乐，勤于教子为荣，身先示范，严于祖训。这祖训在族谱中还历历在目：“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他有三个孙子，武阳的曹氏皆为长孙曹端可的后代，在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次孙曹端明、三孙曹端广两兄弟告别武阳家乡，溯江而上，抵达北京的丰润县咸宁里，并在那里定居。数年后，曹端广又从北京丰润迁徙辽东的铁岭。因而从武阳走出了两支曹系，一支定居北京丰润，一支定居辽东铁岭。曹雪芹为武阳曹氏始祖曹孝庆第十七世孙。

    如今，武阳已在曹家村村口建起了一座门楼，以“曹雪芹祖地”为标榜，并成立曹雪芹纪念馆，向社会广泛征集家族遗物，这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宣传举措，惊醒了进贤县的曹姓村庄。

    进贤的曹氏仍以族谱为根据：唐贞观庚子年，太宗募天下鸿儒讲学于国子监，有能明经博古者皆授爵位，而且，因四方学士云集京兆，而曹氏端礼公以道学源畅古通今获授“洪都学政”，于是端礼公从山东曹州曹县迁到“钟陵之西塔冈之麓，盖其地山清水秀沃野千里，遂名之曰‘山东’。以示水源木本之意也”。曹氏发源在山东曹州，如今在进贤县罗溪镇还有一村名为“山东曹家”，正是当时为了纪念故土和传示后人命名的。进贤曹氏认为，要追溯江西曹氏的源头，则应翻翻进贤的《曹氏族谱》，从中可见，武阳曹氏是南宋时期从进贤迁去的一支。

    因为人祸天灾，造成了北人南迁，人祸天灾也阻隔了迢迢归乡路。

    因为仕宦商贾，造成了举家迁徙，仕宦商贾也繁育了荫荫故园情……

    村庄通过宗祠和族谱在炫耀：姓周，自称为周文王的后代；姓刘，自称为刘邦的后代；姓曾的，说是孔子学生曾参的后代；姓李的，说是老子李耳的后代；朱姓，就是朱熹或朱元璋的后代了；王姓，就是王羲之的后代了……所以，我在一首诗中写道：“世上还有哪方水土如此俊彩星驰／姓宋 该是宋应星的子嗣吧／姓王 该是王安石的后裔了。”通过姓氏谱系寻根溯源，差不多每个古村都可以牵连着一些光耀千古的名字，至于是否果真如此，却是难以追究。

    其实，对于民间的标榜，本来就认真不得，我也无意为了较真，去追究任何村庄、任何姓氏的血脉渊源。我且听且记。

    我在万年寻找着村庄的记忆。一路上，我看见好几个头发花白的女人，在她们刷把似的辫子上，种下了盛开的栀子花。有个中年妇女从容地走到我的镜头前，任我拍下她和那已经发蔫的花朵。

    那个女人是苏家的媳妇。如果能够翻阅族谱，应该可以查明她是苏东坡的第多少代孙媳妇。我记得有谁说过，历史不是死去，而是活着。戴在头上的栀子花，很古典，这不就是历史么？一个普通的村妇同一个光耀千古的名字根脉相连，这不也是历史么？

    历史很好奇地迎候着我们。历史是留守在苏桥村里的老人、妇女，还有一群孩子，其中，还有两个比苏小妹漂亮得多的少女。

    他们是苏东坡的后世，苏东坡是他们的前生。据说，此地苏氏系苏轼长子苏迈一脉，宋元丰年间苏迈在相邻的德兴县任县尉，后来，其孙苏峤在经商途中从此经过，见这里山环水绕，映带分明，地脉钟灵，大有旺气，毅然择址开基于此，并在村边的万年河上建了一座石桥。桥的那头，就是他们的来路。

    当年的苏家桥只剩下两岸的码头。躺在河边的几块长条青石大约就是铺桥的石板。尽管，苏峤是因为受到一再遭贬谪的曾祖父牵连而弃仕经商的，我依然相信，那座石桥肯定也承载过诗歌的重量。

    河边，一座坊式院门印证了我的判断，那新建的门楼，居然也戴着一顶官帽。它是一种洋洋自得的标榜，一种恋恋不舍的向往，还是耿耿于怀的千古遗恨？

    可惜，苏桥村中的古建基本无存。江西古村的游历告诉我：一个文豪如果没有成为金戈铁马的英雄，或叱咤风云的名宦重臣，也就没有可能成为民间的神明，充其量也只是个文人而已，哪怕他的功名才学为族人、为后代所尊崇，当世俗的人们在张扬这份荣耀时，总是少了应该有的眉飞色舞，应该有的气宇轩昂。所以，在苏桥，连宗祠也早已被毁。

    能够证明历史的遗存，除了人，还有石头，比如，古井的井圈、功德碑和墓碑。苏东坡的后人搬来了两块明清时期的墓碑，让我们辨认。当好奇的村人都拥过来围观时，我更愿意辨认他们专注的表情。想当年，四十八岁的苏轼送儿子赴任到得湖口石钟山，在考察那钟鼓不绝的噌吰之声时，他也是这般模样、这般神色吧？

    从依稀可辨的碑文中，我得知，墓主人王氏随夫君曾经“姚源之变”，辗转回归苏桥故里复业筑室兴家，并且，王氏“年四十无出乃劝先君再纳庶”。所谓“姚源之变”，我无从探究，且不知此姚源指的是否本县的姚源村。

    那个姚源村也是一处风水宝地。村落所倚之山起伏蜿蜒，面临之水弯环围抱，形局合理，山明水秀。跨溪入村，但见一座风格独特的宗祠。从门面看，它给我的感觉是质朴的，没有富丽堂皇的门楼，没有极尽铺张的装饰，它的气派主要是通过面阔体现出来；而前庭走马楼黑黢黢的窗口，长长的门廊里竖立着的一排板车车架，强化了它给人的凡俗印象。据说，这宽敞的门廊曾经一度成了村里的菜市场。这实在是一个意外。

    然而，祠堂毕竟是神圣之地。进入其中才知道，原来这座初建于北宋嘉祐年间的姚氏宗祠，性格是内敛的，貌不惊人，内心却是高傲得很。两进的祠堂内，中间为一个大天井，两侧的厢堂为两层建筑，由天井拾级而上为保神台，再上为祖先堂。天井与厅堂均以青石铺地，保神台砌以石阑干，柱头上雕着戏曲人物。祖先堂上方有一块牌匾，令人不由地肃然起敬。上面写的是：“舜帝之居。”

    好家伙，姚源村姚氏居然攀上了舜帝做老祖宗！

    想来，大致不错。因为，姚姓源出三支，其中之一便可追溯到舜帝那儿。相传舜帝生在姚墟，他的后裔子孙便以地为氏，称为姚氏。舜帝虽姓姚，因居住虞地，故又称虞舜。舜为首领时，开创了上古时期政通人和的局面，《史记》赞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如此，作为他的后裔当然可以炫耀乡里了。

    姚氏宗祠里，收藏着一块刻有祠规的石碑，从密密麻麻、难以辨全的惩处条款中，我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招摇异姓之人寄居族基界内者罚谷一石。”

    我心里一惊。寄人篱下的苏东坡后人该不会是因此被撵走的吧？

    修水张氏宗谱有家训十条、家法十条，还有二十条家规。其中两条家规，大概可以作为姚氏这一祠规的注脚——

    慎继立：立继承祧，事关大典，总宜慎之于始。理所当继则继，不得任意擅继，若长子独子，例不出继，万不得已权为一子承双祧可也。不可抚异姓为嗣，混乱字脉。

    谨杂居：聚族祖屋，不可使异姓杂居，尤不可使同姓不宗者混居。不可使奴仆从主姓，更不可使寡妇招夫婿及纳婿招赘，恐人殊事异，内外嫌疑无别，乱宗之患，所由来也。不可以不远虑。

    别说祖屋，就连族基界内也不容异姓插足，显然，姚氏是很拿这“舜帝之居”当一回事的。也许，在舜帝之后的心目中，他们生活所在的土地就是神圣之地；或者，他们防患于未然，为了保持姚氏高贵的血统而警戒着。

    那块傲视天下的牌匾，让我相信，宗族借助血缘关系来攀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或英雄文豪，除了为显示各自的高贵出身威慑乡里、赢得尊重、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外，更重要的是，要强化族人对自身的体认，以凝聚人心，激励后来。所以，被搬出来极尽张扬的老祖宗，总是明君圣主、忠臣良将、英才人杰。

    万一高攀不上，找个贤达也很光彩。战国时期就有严姓，东汉明帝刘庄时期因避皇帝名讳，庄姓皆改为严姓。这样一来，泰和城头严氏族人就查不清自己究竟是谁的后裔了。他们只能认南唐时为避战乱由金陵举家南迁的令钧公为始祖。令钧公的长孙仕至文林郎，因其性孝友，乡里向慕，号为“义门”。这位文林郎的长孙又以德义著称，名噪乡邦，被神宗皇帝拔入大学；次孙则得当时的丞相等人力荐，调任新建县丞，而他却毅然请老，肆力于为己之学，以正心修身为事，以体道明道为念，出其门者，皆为名士。老祖宗既号“义门”，严氏子孙便是义门之后了。

    民间的标榜和攀附，发生在口口相传的夸耀中，发生在脉络清晰的族谱里，发生在神龛中的牌位上和祠堂的楹联、牌匾上，也会艺术地呈现在宗祠建筑的装饰中。比如，取材于历史传说和戏文故事的雕刻，正好能够让人们借其以张扬本宗本族的荣耀。那类题材的雕刻，甚至为与故事主人公同姓的村庄提供了攀附的依据，蓬勃生长的炫耀，因此有了厚实的立足之地。

    在古窑遗址遍布、碎瓷片俯拾皆是的瑶里古镇，明清建筑出奇地保全至今。我之所以称奇，是因为在这曾经“十万窑工，万炮齐轰”、“夜阑惊起还乡梦，窑火通明两岸红”的工商重镇，人们“富则为商，巧则为工”，尽管，繁忙的驿道和水运在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让古镇浸淫在工业的烟火和经商的市声中，但代表农耕文化的宗族观念依然在这里顽强地生长。明清时期，瑶里有程、吴、刘、李“四大家族”，他们在追逐利益时，光宗耀祖的心愿始终是他们的精神动力之一，所以他们为修建祠堂决不吝惜金钱和心血。

    现存的程氏宗祠有两个天井，门厅、前厅和享堂依次抬高，门厅两侧有楼梯可登楼廊，站在享堂正中看大门，我发现通过两边廊庑联系在一起的三个大厅并不在一条中轴线上，它是歪斜的，显然，这同样是出于风水的考虑。

    这座祠堂的富丽堂皇，是通过花楼廊庑和遍布其间的精美雕刻来展示的。花楼的窗扇和楼廊的栏杆，雕有多种纹饰，以“瓜瓞绵绵”的图案为主，梁枋上则是深浮雕的人物故事，有些画面的人物则是圆雕而成。这些木雕有的构图宏大，场面甚是壮观，一个个人物的情绪，通过其动作和形体的特征表现出来，从而形成完整的情绪氛围。因此，每幅画面给人况味是不同的，有的慷慨壮烈，有的威武刚强，有的温文尔雅，有的情义绵绵。说它精致，那是因为它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细致到表情神态依稀可辨，服饰的差异显而易见，各个人物尽管姿态不同，动作力度不同，但其躯体结构都无不给人以平衡感，特别是，在宏大的场面中，凭借由人物造型处理而形成的空间感，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它对主次关系、明暗关系和人物与环境关系的准确把握。

    听说，其木雕内容多取材有关程咬金的故事传说，这是因为瑶里程氏以程咬金为荣，便认祖归宗把自己划在了他的门下。究竟若何，也没有必要查证了，反正一笔难写两个“程”字。

    这座祠堂在“文革”期间曾做过小学校，当人们打算同那些才子佳人、文官武将过不去的时候，有智者赶紧用黄泥糊在木雕上，给那些才子佳人、文官武将戴上了头盔面罩。如此这般，果然防护得法，雕刻在梁枋上的作品完好地保存至今。现在，剥去泥巴，那些人物露出真容，尽管一个个灰头土脸，却是有鼻子有眼。

    不知其中谁是程咬金。民间有歇后语称：程咬金上阵——就那三斧头、程咬金的三板斧——虎头蛇尾，如此等等，看来，他称不上骁勇善战，也非智勇双全，好歹是位英雄，更应该算个憨厚可爱的福将吧。然而，野史令他扬名天下，瑶里程氏认祖归宗拜在他的门下，当然也很风光。

    不过，若和宁都县洛口镇的灵村邱氏相比，瑶里程氏的自豪可能就底气不足了。

    灵村的邱氏祠堂，由始建于万历年间的“丘氏宗祠”和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邱氏家庙”组成。邱姓本为“丘”，至清雍正皇帝时，由于避讳孔子孔丘的名号，朝廷下令把“丘”姓一律改为“邱”姓，在丘字的左边增加一个邑旁，籍以表示对至圣先师的崇高敬意。

    灵村邱氏始祖为唐光禄大夫邱文仲，系姜太公之子穆公第六十一世孙，唐开元年间从河南洛阳迁此定居。一千三百多年来，灵村邱氏播迁甚广，裔传赣闽粤台湘浙桂川等省数百县邑，远徙东南亚各国及南非洲、加拿大、美国等地。

    丘氏宗祠和邱氏家庙建筑结构雷同，均为砖木结构，墙体为平摆顺砌青砖，东西封火墙为五岳朝天式，由七座牌楼式建筑组成，两边由六座大小不等、相互对称的牌楼相衬。

    邱氏家庙分前后两栋，十根四面八棱体石柱上镌刻工整秀丽、多种字体的阴刻对联，享堂与寝堂合为一体，神龛上部居中是邱氏始祖穆公一脉历代考妣之神位，并左昭右穆地排列着历代考妣之神位。

    而丘氏宗祠祀奉的神位竟写道：“丘氏远祖炎帝神农裔传一脉历代太公之神位”，一块“渭水流芳”的牌匾不禁让人遥想千年、思接万里。在丘氏宗祠上堂的厢房里，我看到有两组新塑的菩萨，一组为韩信、萧何、张良、樊哙等，另一组则不知是谁们。看样子，它们是临时置身此处的，可是，虔敬的人们并不敢怠慢，地上的香炉已盛满了灰烬。

    村人十分认真地说，就连泰国前总理他信也和灵村邱氏有着血脉渊源。不知其族谱是否就此续上一笔。

    远祖是炎帝神农，宗亲有外国总理。难怪村人又为重修祠堂忙开了，粉墙的材料叫得意，油漆的品牌也叫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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