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正月十四来到宁都石上村看“割鸡”仪式。所谓“割鸡”，其实是石上村李氏为庆贺添丁所举行的独有的集体典仪，它始终是围绕着宗祠进行的。大年初九，村中的马灯会邀集全村去年一年的添丁户聚首于汉帝庙，会商仪式有关事项，抽签决定进入汉帝庙“割鸡”的顺序；正月十三，亲戚们携着礼篮到来，新丁的外婆家还得送公鸡、请来吹打乐队，他们要在添丁户家中吃住三天；正月十四下午，仪式开始，添丁户先祭拜家祖，再祭各个房派的分祠。接着依次进入汉帝庙“割鸡”。完毕后，所有添丁户端着烛台、提着盛有公鸡的供品篮齐聚于总祠祭祖；正月十五傍晚，添丁户则聚集在各自房派的祠堂里，待到把亲戚送来的鞭炮燃放净尽，便开始了盛大的担灯游村活动。
此时，整个村庄电光闪闪，硝烟弥漫。我在村外看村庄。村庄是一团银色的烟云，似朝雾，似夜岚，烟云忽浓忽淡，房屋时隐时现。浓时，硝烟能遮天蔽日，淡时，薄雾如轻纱漫卷；我在村里看村庄。鞭炮是村中唯一的主人，硝烟是家家户户的熟客，进了厅堂，又进厢房，一直走进了人们的肺腑里、血脉里。
每座祠堂的门前都是厚厚的一层爆竹屑。它把我在这两天所接触到的红色的意象——鞭炮，红烛，篮子，鸡冠，抹上红颜色的公鸡及血……都熔化了，浇铸在奠定本族基业的土地上。
当烟雾渐渐稀薄后，又见一只只贴着喜字的彩灯，用光的语言在传达着添丁的喜悦和祷祝。客家话里，“丁”与“灯”同音，所以，在赣南的乡俗中，灯是人们最心仪的一种道具。集合在各座分祠里的喜字担灯在村口汇流，由五匹竹马领头，行进在河堰上，然后穿过河边的田畈，攀上远处的山冈。硝烟的天幕。苍茫的烟云。担灯的队伍仿佛颠沛流离，辗转千里，来自遥远的历史。灯是人们前仆后继的希望和力量，灯是人们生生不息的祈愿和意志。
灯的语言，随着夜色渐浓，越来越明亮。我想，经历了这三天的喜庆，天、地、山冈和江河，一定和这座村庄祖先的神灵一道，完全读懂了人们的告知。
我巧遇该村六十年来添丁最多的一年，也就是说，我看到的是最为隆重壮观的庆典。两天间，我漫步于街巷之中，听得人们美滋滋地反复叨念一个数字——四十八。
四十八种婴啼，该让一座妇产医院忙得不可开交了吧？四十八个学童，该令乡村小学多建一间校舍了吧？四十八位小伙子，长成了，该是一个又一个村庄吧？
如果时光倒转，这种分脉开基的情形肯定会发生在某处风水宝地，发生在一个个让后人津津乐道的传奇里……
比如，唐朝“江南第一宰相”钟绍京的第十六代孙钟舆，就毅然告别故园迁居他乡了。他放鸭露宿鹭溪河边，是夜，梦见有白鹭栖息于此，受其点化，他下定决心在此开基，村庄也由此得名。
钟舆成为白鹭村及周边诸村钟氏的始祖。后人为纪念先祖拓址开基，在钟舆当年结庐牧鸭之地，建起了白鹭村钟氏总祠，因钟舆字世昌，总祠故称“世昌堂”。祠堂历经数十次重修扩建，现建筑系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在原址按原布局重修，除天井为原物外，梁柱架构面目全非。祠堂为三进，以重檐构架为特色。祠堂正门门首巨匾横书“世昌堂”，中门巨匾横书“钟氏宗祠”四个镏金大字，照壁上以黑体字横书“越国世家”，据族人介绍，这些墨宝皆出自名人手笔。过去，在祠堂院坪内外，几百对刻满子孙功名官衔的旗杆石蓬勃林立，蔚为壮观；祠内名人题赠的金匾木联，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诸如清朝大余籍叔侄宰相戴均元、戴衢亨，萍乡籍状元刘凤浩，南康籍山东按察使卢元伟，兴国籍翰林钟音鸿、谢远涵等等。他们多为白鹭村钟氏的姻亲世交、故旧好友，惜乎如今只字不存。院内原有一对朱砂岩雕刻的赤狮，也毁于“文革”时期。
世昌堂是白鹭村最重要的宗族活动场所，它不同于本族房派祠堂或别姓宗祠之处，是只准族人在此举行集会祭祖、喜事庆典和重大正统的文艺演出，不许死者入内，即使出葬时举办辞祖仪式，也只能在院外广场稍事停留。院外广场上至今仍可见卵石铺砌的八卦图案，过去，这里每年农历正月要“唱大戏”、“迎彩灯”、“抢打轿”、“踩高跷”、“扮神会”，连续表演至少六天，多则半月，每天都是人山人海、鼓乐喧天。
在安远县长沙乡钟家宗祠门前的左侧有一座石牌坊，它是乾隆皇帝为表彰钟绍京的后代开发江南、降旨而立的。宋朝时，钟绍京的后代，为躲避战乱从陕西往南，迁徙到兴国县竹坝，然后又从兴国县竹坝迁徙到安远长沙彭屋立基。这里的钟家宗祠建于明万历年间，祠内悬挂着雕刻有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立的“椿萱衍庆”匾和清代诗人钟元铉手书的“贞寿福辉”匾。当地的老人介绍，此村钟氏曾经出过十八名进士和十三名举人。
通过一座座诸如世昌堂这样祀奉开基祖的祠堂，我看见人与自然、与环境精神契合的奇妙景象了。在厚厚的、纸页恍若枯叶一般的宗谱里，一位位后生跋山涉水，背井离乡，然后在某个人迹罕至的旮旯里，与自己的梦想邂逅。他们的眼里，一半是对故园的眷恋，一半是对新生活的渴求。
贵溪的耳口曾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后裔，与曾国藩同宗一脉。一座曾在公祠坐落在城堡似的村庄外面，像一位执拗的老人没日没夜地守望在村口。这座祠堂祀奉的是耳口曾氏第三代祖先，为一富家寡妇为纪念亡夫出资所建，原先还有祀奉第一、第二代先人的祠堂，已被毁，或改做住宅。曾在公祠内有一百根木立柱和两根长二十多米的整条青石圆柱落地支撑。每年清明和冬至时节，族长召集全村人在此聚会祭祖，有时则约请戏班唱戏，以显示宗族的阔绰。在这分为享堂等多个功能区的祠堂里，站在过路台下，借着从天井泻下来的光线欣赏着它的雕梁画栋，我几乎没有注意头顶上的空间正是戏台。它是收敛的，好像当年的笙萧歌舞只是宗族内部的秘密。
与欧阳修同宗的钓源人，索性尊欧阳修为宗，在村中建起文忠公祠堂，至今高悬着题写“文行忠信”的牌匾。尽管，在这个曾有“乡间小南京”之誉的村庄里，其民居建筑及装饰中更多地充斥着市俗气息和现世精神，几乎看不到儒雅风流的炫耀和踌躇满志的寄寓，但宗族的荣耀始终珍藏在族人的内心深处。近年“惊现”于该村的北宋《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在千字铭文中竟也描述了墓主人欧阳通高中进士后的飞扬神采。我以为，与其说这块安放在墓中的墓志铭反映了欧阳通“隐而不仕”的出世思想和特立独行的性格，不如说它深刻反映了在以登科入仕为风尚的社会现实中，有“文集十五卷藏于家”的墓主人的内心冲突。也许，他的心理矛盾一直影响着后人，以至于后人把居家环境布置成了“歪门斜道”的村庄。
东乡县黎圩镇浯溪村横贯着一条状元街，街道路面是用麻石铺筑的状元车道。该村始祖为王安石之弟第四世孙志先公，王氏后裔迁居至此已达八百余年，出过明礼部侍郎兼翰林院编修任内务佐副侍郎、宏光太子的老师王廷垣等诸多达官贵人，村中那座“奕世甲科”牌楼上就记载着王氏家族的春风得意。牌楼大门两侧的石狮，造型和神态都有些奇怪，皆取坐姿，但上身直立，且两只大狮子身边各有一只幼狮，是为罕见。右边抚弄幼仔的，当是母性了，而左边的雄狮似合掌抱拳，呈作揖状，又似抱球，球面上有一“王”字，它膝下的幼狮则充满崇敬地仰望之。这大概就是王氏族人世世代代的心灵图像了，它可以被岁月剥蚀得斑斑驳驳，却是不可磨灭，哪怕影影绰绰，模糊难辨。有了那只仰望着的幼狮，就不难理解状元车道的意义了。虽然有些地方尘土掩埋了石板和车辙，但车道基本完整，那么深的车辙一定是沉重的生活碾出来的，可是，既然行进在状元车道上，人们的内心大约会不失优雅的。
在东乡浯溪村的祠堂里，享堂两侧各有一座天井，从前，天井的池中总有半池清水，既不会干涸，也从来不会满溢出来。可是，我看到的天井却干得发白。村人把它归咎于前几年在祠堂后面修的水泥路，认为修路可能挖断了龙脉，所以天井干了，其后果是，打那以后村中再也没有出过大学生。不管怎样，那神奇的清水至今仍然还滋润着村民们的记忆。
说到王安石，近年不断有新闻引诱着我。东乡说，王安石的祖居地在该县上池村；金溪说，王安石的墓地在该县月塘村。
上池村位于东乡与金溪两县交界处，距离金溪月塘村应该不算远。上池村周围有数座山峰护卫，那些山峰或拔地兀立，或连绵起伏，成为村庄的靠山、砂手和案山、朝山，西北口有大路进出，应是该村的水口了，水口处既见豁亮的出路，两边又分别有钟山、荆山闭锁。任何村庄都钟情于水，坐落在山中的村子也乐意以水命名。王氏宗祠里悬挂着一幅明代上池村貌图，由此图可见，当时有众多的池塘遍布村中，池塘正是上池王氏所标榜的“水源”。上池的风水形局也因为此图而一目了然，其山形地势不仅符合蓄养生气的风水要求，而且，村庄背靠的明珠峰、兔峰等三座山峰凹凸有致，酷似笔架，成为文运昌盛的美好象征。
王氏宗祠坐落在村西北口，朝向正南，门前有一半月形池塘。宗祠后面有后龙山，其背景还有兔峰和东岭，因而显出来脉悠远。宗祠是砖、木、石构造，四周墙为斗砖砌成，墙高过脊，坊式门罩。正门上方的匾额阴刻四个遒劲的大字“王氏宗祠”，左右边门上分别阴刻隶体“木本”、“水源”。这“木本”、“水源”四字，是兴建宗祠时，其后裔学子对荆公关于上池风光赞语的高度概括。也许，它们真正的寓意在于昭示族人：从王安石曾祖父王克明徙居上池村后，到王安石这辈已繁衍三世，其后裔布满了上池周围的王姓村庄，犹如一棵千年大树，从根部萌发出千枝万杈，又宛若一条从远古流来的河，涉其河可溯其源。夜色降临时我离开上池，半路上就见一个村庄新建的门楼，上书“荆山世居”。显然，那个村庄也在向世人高声疾呼：这里也住着王安石的子嗣。
祠堂分为上、中、下三堂，由两个大天井把堂与堂之间互相隔开。三堂地面自下而上依次高出，意为步步登高，子孙一代更比一代强。下堂天井左右设有吊楼，有楼板，为观灯用。厢房、走廊由石板砌成。中堂两侧设有耳门，东西相通，上堂西侧有耳门进入厨房。在瓦楞木料上，普遍钉有一层木板，上面盖瓦，木料均油漆。柱子下端均为黑色油漆，屋内均为朱红色，整个建筑所用木料都较为粗大，尤以中堂柱、桁、梁为甚。我试了试，粗大的立柱足以盈抱。可惜的是，如今好些老祠堂被人大肆挥洒油漆，涂抹得失去往昔的容颜了，老古董变新了，真的也叫人疑为假，王氏宗祠也不例外。我就敲了敲油漆一新的立柱，才确信它是木材而不是水泥。
村中那个叫“总门里”的建筑群落，其屋后有兼具防避作用的水沟。如遇灾祸，人们会沿着那条水沟一直逃到邻近的月塘吗？作为先祖的葬地，月塘应在王氏族人的心里。
乐安县的稠溪村，也是王安石后裔聚族而居的村落。村落自半山拾级而上，一直延伸到山顶，其间落差百余米。坐落在山顶的主体部分，恍若一座城堡；而盘山而上及分布在对面山坡上的民居，团团簇簇，像是它的卫城。我是偶尔得知匆匆赶去的，正值深秋，林相绚丽多彩，而那里的民居更是色彩丰富。民居的色彩是材质造成的，土墙、石墙、砖墙参差错落，而砖墙又有青砖、红墙之分。最令人惊奇的是，同一个院落里几栋相邻的房屋，材质也有所不同；不少单体建筑竟用上了各种材质，或以麻石砌脚上垒砖墙夯土墙，或大门左右两侧以不同材质砌墙。走进村中，只见着几个老妇人，我无从探究其中缘由。过去这山区偏远闭塞，道路崎岖，想必是人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没有条件讲究吧？然而，拾级而上，竟见王氏大宗祠倒是煌煌气派。这座祠堂为明代建筑，坐西朝东，坊式门楼高五层，第三层石刻“王氏大宗祠”，第四层石刻“追远”二字。在这里，它是背对着上山入村的石阶，面对着村庄，面对着由两条村巷而来的王安石的裔孙们。祠后山角上有一小庙，一棵高大的古枫撒落片片红叶。待到红叶尽落，祠前也该是大地飞红了吧？听说，攀上山顶看宗祠，就像一条迎风破浪的大船，而枫树就是舵。
却是不知这条船为何停泊在僻远的山里，成了一座山寨。船的主人是王安石之孙王珏的后裔，稠溪王氏开基祖于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隐居于此，繁衍生息。《稠溪王氏家谱》中的明永乐甲午年王伯安所撰的稠溪二修谱序中，称：“荆国公一子元泽讳雱，登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赠左谏议大夫，封临川伯，雱死无传，荆国公请于朝以元浩子，曰仪仲继荫，魏国公之孙也，公讳棣，以荫入宫太常博士，知德州，会潭渊，入寇公力战，死之。宋徽宗为之震，悼敕赠资政殿大学士，墓额忠臣。以公子仕美荫，补上元县令是为。岳公此人物盛于临川者。亦其流传之一支，也若自临川而徙。则徙于真州者，有陈议公讳贯之，之后徙于金溪，徙于东乡。之后徙于温家圳者，又魏国公讳安礼之后。徙于上池者，又翰林侍讲公讳安上之后。徙于金陵者，有司法参军讳安道之后，暨开德公幼子讳仕善之后。而其徙于贵溪者则岳公，为初迁祖。贵溪在宜黄崇乡十九都兮之层元，亦名贵溪公，讳珏，号冲岳，世称为岳公。初随荆国公居金陵，后荆国公罢相，弃其家人入半山寺，命岳公归临川……”
由稠溪我联想到一些名人的故里。在那些地方，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找到古老而完整的建筑以及装饰其中的才学性情、精神气质了，相反，倒是与他们有着瓜瓞关系而辟地于他乡的后裔村庄，通过大量的古建筑，保全了人们对宗族历史的文化记忆。也许，因为承接着文坛巨匠的血脉和文脉，它们的建筑里天生就活跃着儒雅风流的文化基因。欧阳修故里永丰沙溪与吉安的一些欧阳氏村庄所构成的鲜明对比，正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中国历史上的风节名臣洪皓，出生于乐平岩前村。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浩皓奉宋高宗之命领礼部尚书衔出使金国，途中被金军大将粘罕扣留，逼其到宋朝叛臣、金军扶植的傀儡“齐帝”刘豫部下当官，洪皓坚决拒绝，在历经种种折磨后，被押送流放。其间艰辛备尝，却始终坚贞不屈。在荒野大地辗转迁徙十五载后，终于全节而归，史称其为“苏武第二”，这也是乐平人引以为荣的“洪公气节”。流放期间，洪皓与金国人民友好相处，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教育金族儿童，传播汉族文化，对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很大贡献。洪皓生有洪适、洪遵、洪迈三个儿子，均在朝廷均官居要职，故有“一门四相”之美称。在乐平岩前，仍有洪公祠。
余干的洪家村，声称他们也是洪皓后人，并有八百多年前宋高宗所赐赠的洪皓父子四人画像为证。画像上有宋高宗的玉玺篆印，还有“宋高宗三十年庚辰岁春贰月望日赠”的字样。
据说，洪皓出史金国获释回国后，为秦桧所陷害，远流岭表，抑郁而终。二子洪遵面见宋高宗，为其父亲申诉，宋高宗只得好言安慰。随后，为褒奖洪皓父子同朝为官且耿耿忠心，宋高宗特遣能工巧匠画了一幅父子四相的“全家福”，赐与洪皓之子。
传说，清嘉庆年间，洪家村建起洪氏家族的议事堂，雕梁画栋，飞檐流翠，气势颇为壮观。岂知，地基平地高三寸，九道进门，堂前竖起了大旗杆，这便有僭越之嫌。饶州府台得知，竟上奏朝廷。这可是要杀头的。可钦差来调查时，发现议事堂内挂着着幅画像，立刻下令放了洪家村民。
从不示人的画像留存至今，而议事堂在新中国土改时就被拆除，只剩下断壁残垣。
洪皓生于乐平，长于鄱阳，又在饶州当过知府，乐平、鄱阳都有洪公祠堂。鄱阳古县渡还有他的墓，碑文“洪忠宣（洪皓死后，宋朝为了纪念他的忠贞，赐谥忠宣）公之墓”六个字依稀可辨。杭州的钱塘洪氏家族，称：“我洪氏之先宋太师忠宣公鄱阳洪皓，始赐第于钱塘西湖之葛岭，子孙名德相承，遂为钱塘望族。”湖北阳新《洪氏族谱》则有言道：“三瑞堂乃南宋著名忠臣忠宣公洪皓洪氏一脉之世家堂号，忠宣公中进士后，宋徽宗宣和年间出任初簿台州府海宁县时，摄令事，蠲免赋税，抚恤贫民，蠲贫弱四千八百户税，县中的荷花、桃实、竹干，皆下有连理之瑞，因建堂，匾曰三瑞，已而三子适、遵、迈并中词科，朱紫蝉联，辉耀一时，嗣续繁盛，似为种德之报云。”
关于洪皓长于鄱阳，鄱阳又有故事了。说，洪皓的曾祖父洪士良，种田兼小贩，为贩运常来往于乐平、鄱阳之间。时间一长，看中了离县城三十多里、现叫滃港的地方。据洪适《盘洲老人小传》所叙，高祖在滃港买地竖屋的过程是这样的：“舟过之，爱其水朝山绕，可卜距兆，于是每归必以鱼盐遗主人雷氏，世久浸熟，秋成则买谷百许，分寄诸家，尝置酒聚其族曰：‘诚惭岁以谷相，欲谋数丈地自作仓以贮可乎？’皆曰：‘诺！’”一介小民，为谋得宅基地以实现心愿，费尽心机也，凭着点滴积攒起来的情感投资，连雷氏老婆也不再阻拦卖地了。买地之后，洪士良“立庾屋其上，为往来贮储地”。庾，即为露天谷仓。后来洪士良说：“葬我必以滃港仓下，后世青紫当不绝。”除了风水，想必他还看中那里近县城、便于子孙读书的地利。
然而，他的曾孙、身为宰相的洪适，后来两次请辞，回到鄱阳，在“双溪掖岸，泓渟湾洄”、“列岫如屏障”的城北营造别墅，建造台观，种植花竹，取名为盘洲，自称盘洲老人；他的另一位曾孙洪迈，则在罢职后也回到鄱阳，在城西临西门湖建造“野处”。其诗云：“地偏不接市尘声，古木参天鹤唳清。台榭迥穷千里目，诗章突过五言城。花移琼树真无敌，酒换金绍未足荣。灯火归来笙管作，解嘲何事有歌行。”第二年，洪迈的容膝斋挂匾，其兄洪适特意题诗：“寸地有别天，斗牅无长物。吾身容易安，此膝不可屈。”
让今天的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宗族的繁衍分支、迁移卜居，将灿若群星的江西籍历史文化名人的光辉辐射到各地，在广袤的山野间布置了一个个流光溢彩的村庄。
婺源古村是基于风水理念来进行村庄规划的，并被宗族用族谱的形式规定下来，以后陆续进行的建设都要根据规划渐次发展。当规划范围已经饱和时，为了不破坏风水，一部分村人就必须另觅风水宝地去开基创业，从而保证祖居地人口始终不超出环境的承载能力，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比如，理坑余氏就是因此在南宋初年从篁村迁出的。
当然，宗族的析居还有其他各种原因。延村的金氏始祖金日磾，原本是西汉武帝时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姓铁木真，十四岁时被汉军俘虏，成为汉武帝的养马奴。传说有一天，汉武帝在宴会上向客人展示自己的马匹，几十个牵马人经过时无不偷窥皇帝的嫔妃，唯有金日磾不卑不亢泰然若素，引起武帝注意。又见他养的马膘肥体壮，问话时他的回答也让武帝称奇，武帝便拜他为马监，并以“铁会烂而金不烂”为由，赐他金姓。因其在朝为官忠诚，武帝刘彻死前遗诏让他和霍光等四人为汉昭帝辅政，后再立新功，被封为侯。金氏从中原落户婺源，住在沱川，却与当地余氏不和，两姓竟闹到了子弟不能同坐读书的地步。于是，十九世祖愤然率子孙离开沱川，迁入延村落脚，从二十一世起金氏逐渐站稳了脚跟，他们开当铺、贩茶木，财源广进，人口繁衍，金姓也成了延村的第一大姓。
无论缘何析族分家，想必，在先祖的牌位之下，青烟依依，烛泪涟涟。祖灵有知，即便画像上的眼神，也是万般缱绻。文天祥堂兄天佑之孙有俊，元授迪功郎，主簿潮阳，解组归。因吉郡兵乱，遂留家会昌，卜居东门，成为文天祥后裔在会昌的始祖，已传至二十九代，他们至今珍藏着族谱和画像。
也许，正是为了让祖灵能看到瓜瓞绵绵的动人景象，修族谱成为宗祠必须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随着人口的繁衍，宗族的分支、迁移不断发生，修谱以正名分、明昭穆，既是尊祖敬宗的需要，也是廓清源流、凝聚同宗的需要，及时修谱才不至于发生“视一族为途人”之事。族谱均记述有族姓来源、世系、迁徙、婚姻、名人、经济状况、丧葬祀典、族规家法等方面的内容，有的族谱还有《添丁簿》《行第歌》等。
乡村普遍十分重视修谱，许多历史文化名人也不例外，比如朱熹就亲自编纂了《新安朱氏族谱》，还说：“三世不修谱，当以不孝论。”因此，围绕着族谱的编修，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特有的谱牒文化，族谱的内容和形式、体例、主旨等，都有一套成熟的规范。编修谱牒，首先要由祠堂组织一个修谱班子，司职财务、编辑、印刷、校对、分发登记等等事务。族谱修成时，一般要举行庆典活动。因为族谱是神圣的，其分发和保存都有规矩。修谱的年限，各地并不一致，大约为三五十年一修。
族谱的谱序，用极其概括的文字论述修谱的意义、修谱历史、本族源流，大都由本族名流官宦或请著名学者、政界要人撰写。在“早期客家摇篮”宁都，修谱活动始于唐，盛行于清代。一百三十个客家姓过去姓姓有谱。全县各氏族平均五十年为一届修谱期。为宁都各姓族谱作序的，有好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那些文坛巨匠、历史名人有欧阳修、朱熹、苏轼、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文天祥、解缙、吴澄、赵孟頫、董越、陈勉、魏禧、邱维屏等。有的家谱连续几修都请名人写序，比如《璜溪中坝清河廖氏族谱》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修谱序，分别由欧阳修、朱熹、文天祥、陈勉撰写。
小小的村庄，竟请到声名显赫的人物为之撰写谱序，这颇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人们对诗书文章的尊崇、对功名仕宦的仰慕，同时，它也真切地反映了众多村庄因攻读仕进与天下才俊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显然，正是极其浓厚的崇文重教的社会氛围，培育了村庄亲近文化名人的崇拜之情。
有了族谱，大概再不会发生视同宗为途人的情形了吧？可是，有人还不放心。
迁居修水的黄姓，绝大部分都是峭山公的后裔。相传他有二十一个儿子，年长分居时，他曾赠诗八句，嘱咐儿子们永不忘记。并且，还用心良苦地交代：随着年长日久，散居各地的后代若有对面相识的机会，必须吟诗以辨真伪，证明身份，才能共叙亲情。因此，黄氏子孙在每天早晚和规定日子祭拜祖先时，均须默诵或朗诵峭山公所赠诗句，以便永远流传纪念。各户厅堂上方祖先牌位两侧的对联都是：“早晚不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
修水的《黄氏新谱》收录了那位峭山公的遗词——
且承苍天之庇荫，蒙春申之渥泽，以优游晚景，而为子孙谋久远之计者，吾之奢愿久蕴未发也。于是迎亲友，设几筵，诸召子训曰：吾今日月逾迈，风烛堪虞，虽家资颇称丰饶，而供给几经浩大，若不预图良策，第恐后悔难追。吾曾经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处，山川毓秀，风俗清醇，真可为万世鸿图也。吾将钱八千万贯、金银八百称，各份均分。三妻所生二十一子，各留长男侍奉，余汝兄弟，当深怀远虑，适彼乐郊。爰作诗一律，嘱于诸儿，则后之散居各省郡邑者，欲辨宗亲，须吟诗句，不特可知代远之本原，而亦可征后世之符合。垂老之言，汝其敬听勿违。宋元丰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命下。
诗曰：
骏马匆匆出异方，任从随地立纲常。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早晚勿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
愿祝苍天常庇佑，三七儿孙永炽昌。
又曰：
思我先君一脉奇，二十一子并三妻。
传流天下皆英俊，历代儿孙忙帝基。
这首诗成了分辨血缘的基因，宗亲接头的暗号。不妨想象一下修水黄氏后人吟诗相会的场景，唱和之间，是心与心的碰撞，血与血的交融。
赣南黄姓中也流传着“黄峭山遣子拓南疆”的故事，其内容大同小异。也许，这首认祖诗是天下真假黄姓的试金石吧？
其实，人们心中祀奉着共同的祖先，又何须以诗为证呢，祖先的神位就是最响亮的名片。瑞金杨氏通过宗祠里的楹联把自己的身份、来路说得清清楚楚，其一曰：“由关西徙赣南祖德宗功经之营之力图瑞邑之基业，藉程水贯上阳光前裕后耕也读也恢宏清白之家风。”其二道：“派分关西由南昌而赣州兴国瑞金一脉流传愈盛，祭举冬至自始祖迄高祖曾祖显祖千秋陟降攸临。”
前联所标榜的清白家风，被题写在匾额上，也成了显赫的名片。由白马寨杨氏人家的匾额，便可判断他们与瑞金杨氏的那一支原来同宗。他们都奉东汉学者杨震为远祖，杨震父子四代官居太尉。相传杨震为官清廉，一生清白，曾有人夜怀十金，向他行贿，行贿人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回答说：“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谓无知？”严词拒受。而其子孙世守名节，故其后裔常在匾额上题刻“清白传家”、“清白遗风”等内容，“清白”二字简直就是他们的族徽。
凭着那些骄傲的徽章，析居各地的人们可以轻易地找到自己的宗亲。这是因为匾额以高度凝练的文字，存储了一个宗族的历史信息，或展示宗族迁徙发展的渊源，或叙述先辈的嘉德懿行，或取材于与姓氏相关的成语、典故，或张扬本族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意在褒扬先辈、垂训后人。在北人南迁的历史背景下，如果说“江夏渊源”、“颍川世第”之类揭示宗族来脉的文字，还不足以反映某一宗族的独特个性的话，那么，诸如“清白家风”之类匾额则为一个姓氏所强调，并通行于这个宗族的各个支派之间。
又比如，黄姓的“叔度高风”，赞美的是东汉黄叔度的高尚品行；钟姓的“知音高风”，传诵的是春秋时期钟子期和俞伯牙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千古佳话；曾姓的“三省传家”，取材于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田姓的“紫荆传芳”，讲述的是临潼田真兄弟三人分家的故事。传说财产均分后，尚剩屋前一株紫荆树未分，约定次日斫分为三，各得其一。谁知次日早上，树已枯萎待毙，田真对两个兄弟说：“树木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说完悲不自胜。兄弟相感，不再分家，屋前的紫荆又繁茂起来；王姓的“三槐世德”，还是与树有关：宋朝王祐曾在庭院中植槐三棵，预言子孙必然显贵，其次子果然考中进士，后出任宰相。如此等等。
这样的匾额，是一个宗族的血液检验单，也是性格说明书，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一张张祖先的画像，祖先的音容笑貌就在字里行间。它们不仅唤起人们的崇祖意识，让那些离开祖居地漂泊四方的心灵有了归属感，而且，有它们为媒介，即使分支别居的人们也能呼吸相通、心心相印，哪怕天各一方、山高水长。
所以，赣南干脆把匾额称做“门榜”，题写门榜的习俗至今依然在乡间盛行。“衣冠南渡”的客家人把门榜作为崇尚祖训、铭记历史、注重家教、爱惜名节的文化传统带到南方，并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传承和发展，使之成为存在于赣南客家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题写门榜之风尤以上犹等县最甚，至今，上犹县百分之八十的民居都有门榜。机械地顾名思义，把门榜解释为对门第的标榜，是宗族的招牌，大致也不会错吧？
不妨再来回味一下那位峭山公令二十一子分家的理由：“当深怀远虑，适彼乐郊。”他的远虑是什么？是担心生存条件不堪承受人丁兴旺的重负吗，如婺源？或是唯恐他留下的万贯家财可能贻害子孙，致使其不思进取，坐吃山空，甚而兄弟阋于墙？
如此想来，宗族的繁衍像水稻分蘖一样，蓬蓬勃勃的，也是团团簇簇的；而宗族的析居却不是水稻可以比拟的，它更像遍布山冈的马尾松，听任风把松树的飞子送向四面八方，风的方向就是飞子的前程，风的力量就是飞子的距离。
落地生根的飞子，最终成为另一片树林的开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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