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意编选《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1999年，世纪之交的中国，体制内有如此繁多的文学机构和出版社，竟已多年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年度诗选。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依靠编辑们的绵薄之力，依仗民间资本，独立支撑起汉语诗歌艺术平台。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一件许多文化部门、大学和诗人都有能力做的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然而毕竟只有《中国新诗年鉴》一年年坚持做下来了。至2005年，已编选了八个年头，《2006中国新诗年鉴》的编选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八年时间，不短不长，但真正投入中国新诗建设的人都知道，这种坚持，不容易。多少年度选本夭折了！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骄傲，持之以恒的为中国诗歌尽绵薄之力的骄傲。
由于《中国新诗年鉴》的带动，这些年诗歌年选的出版日益活跃，但唯有“年鉴”可以自豪地宣称：我们至今没有动用过一分国家资金，也没有谋求过境外的任何资助；我们不仅呈现了年度“好诗”，还凸显了汉语诗歌最有争议也就是最活跃最有生命爆发力的那一个部分。而近年各种年度选本，包括多种由大学教授主编的，都是收中国大陆的诗歌和几篇理论文章了事，只有“年鉴”有非常细致的网络和纸面诗学观点摘要，以及年度诗歌大事记。每年单列一卷遴选港澳台地区诗人以及旅居外国的中国诗人作品。还先后设置了“被遗忘的诗人”“年度潜力诗人”“年度诗歌事件”“年度推荐”“年度桂冠诗人”“中国诗歌的脸”等栏目，以及诗歌网络论坛介绍和诗集梳理，入选作者简介和部分刊物发表诗歌文论目录等，特别附录过“诗歌争论备忘录”“卡通一代诗在中国”“e世代：‘80后’诗人诗选”“年度最有创意诗歌形式——手机短信诗歌”。我敢说，没有一个选本有“年鉴”包含如此多的艺术信息和文化含量，也没有一个选本推出过如此众多杰出的诗歌新秀。“年鉴”以勇气和胆识守护了自由纯正的诗歌精神，力图为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留存下有价值的文本，是当下汉语诗歌的一根脊梁。
前八年，《中国新诗年鉴》出版了六本，其中《2002-2003中国新诗年鉴》和《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两种为双年度合集。（需要说明的是，这两本合集并非编委会有意为之，而是因为相关出版社对选入的数首诗作存疑，要求删除另外补选，或者换出版社，导致时间耽搁所致）共有八百七十三人（次）诗人入选，诗学理论文章作者九十二人（次），收入的各种诗学观点摘要难以准确统计，大约四百条以上。单年度入选诗作最多者为北岛，《1998中国新诗年鉴》选了他十一首诗，原因是当时他已经有十多年未在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发表文学作品，这是他诗歌“归来”的第一次。
《中国新诗年鉴》第一卷均为本年度推出的新人，我们每年都把最醒目的位置给予新的一代，并非艺术上也信奉“进化论”，而是因为假若漏选了某个名家，并不会对他在“诗坛”的地位和他的诗歌被认知造成多大影响，但最能体现诗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新人除非某种渊源很难进入格局偏狭的选本。其实所谓“新人”，写作的年头都已不算短，作品也相当成熟，更有艺术探索精神，更有清亮明朗的个性，更具有活力和冲击力。该卷是“年鉴”的特色和品牌。“年鉴”第一卷八年来共推出了九十二位诗人，（凡入选者不能重复入选）。时间证明，我们编选的眼光是准确独到的，推出的多位诗人其后被证实是有代表性有说服力的，仅以1998年至2001年前四本所推出的最具潜力的诗人为例（后两本还有待时间推移才能下结论）：其中的伊沙、朱文、阿坚、徐江、张执浩、唐丹鸿、朱朱、侯马、桑克、鲁西西、非亚、杨键、宋晓贤、吕约、沈浩波、李红旗、朵渔、巫昂、盛兴、世宾、哑石、安琪、唐欣、余怒、杜马兰、尹丽川、马铃薯兄弟、杨邪、贾薇、阿斐、宇向、宋列毅、胡续冬、小引、木桦、花枪、庞余亮、汗漫、沈娟蕾、代薇、轩辕轼轲等，这些“第三代”之后的诗人大多数已成为当下诗坛的中坚。作为主编（前四本未设年度执行主编），我个人决定选入了他们中大多数人，尽管挂一漏万，还有许多优秀诗人有待推出，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当初的眼光没有大的偏差，推荐的绝大多数年度新人是经得起检验的。
《中国新诗年鉴》的候选作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当年度印行的民间报刊和自印诗集；自由来稿，包括当年收到的未发表的手稿；编委推荐；当年度公开出版物。为了使编务更行之有地开展，我们向海内外活跃的诗人发出约稿信，或者在网络上公布编选信息和投稿地址、电子邮箱。此举获得了广泛的热情支持，好些不担任编委的诗人和批评家还主动给予我们以鼎力相助。推荐他人的作品。收入民刊和手稿以及网络上的好诗是《中国新诗年鉴》首创，先前几十年里作为公开出版物的年度诗歌选本，均只收国家认定的“正式”出版报刊上的诗作，在“年鉴”其后出现的选本，也是几年后才开始收入民刊、网络诗歌并力推新人的。98新诗年鉴起始就明确提出：好诗在民间，真正的诗歌变革在民间。《诗经》为源头的中国古典诗歌，就是以民间方式相传的，近三十年来，“民间性”成为中国新诗的“小传统”，成为诗人的自觉行为，一批又一批诗人组织了数以千计的民间诗社，创办了数以百计的民间诗报和网络诗歌论坛，出版了数以万计的自印作品。如果不涉及民间诗歌，仅凭公开出版物所提供的诗歌资料，见到的仅是冰山浮在水面的一角，想当然地对中国诗歌做出判断和结论，肯定是不可靠的。正是“民间性”这个伟大的传统，使中国新诗没有蒙羞，成为二十世纪后期和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精神源头之一。
譬如唐欣的《国庆节》、尹丽川的《爱情故事》、余世存《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和好些诗人的诗作，在其他非“民间性”的公开出版的选本要被选入是不可想象的。
注重原创性、先锋性和在场感，体现汉语自身活力，为逐步形成的与年鉴艺术精神相对应的选稿原则。“年鉴”从一开始就是一部具有方向感的文献性的选本，它张扬艺术的直觉美和诗性快感，强调诗应是可以独立呈现的，直指人心的，也是诉诸每个读者艺术直觉的，它主张诗与当下人的生存的真实性息息相关，与中国的语境相关，恢复诗歌对诗人遭遇的世界的命名能力，让诗回到诗的本义，即黑格尔早就说过的诗是“关于世界的诗歌”，使诗歌这只包罗这个急骤变化时代的万象和当代人复杂情感的“胃”更强健。
早在《2000中国新诗年鉴》工作手记中，我就指出需要警惕对年鉴艺术精神的庸俗化的理解，它正在伤害年轻一代的写作，以为随随便便写几句琐屑的“自然生活”就叫诗歌。其实我们早已阐释，“年鉴”所理解的生活是“有尊严的生活”，诗歌美的力量指向生活的内部，灵动鲜活的口语绝不等于“口水化”和市井俚语，而是要探索将新的日常语言转化为新的诗歌语言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五四”开辟的白话文方向在中国是不可能逆转的，“口语”写作的意义和贡献是要把胡适、刘半农们使用的幼稚的现代汉语变得成熟起来，而不朝肤浅化发展。尽管艺术所要呈现的是“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但生活并不取代诗歌。诗既是敞开的，也是自足的。一个真诚的诗人既要忠于生活的感受，也要忠于自己的内心。
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编选完毕即将付梓之时，当时的策划发行人建议在封面上草拟一句话，起“画龙点睛”作用，因为那时好些书都喜欢在封面上有一句“广告”词。我便写上了“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一行字。谁知出版社对此有异议，经过协商，最后加了“艺术上我们秉承”的限制词。意想不到的是，“年鉴”竟成了诗歌界自朦胧诗以来的又一场大论战——“盘峰论剑”的导火索之一，而这句话，成为命名与“知识分子写作”对立的另一个诗歌集群“民间立场写作”的关键词。
尽管“年鉴”提倡直面切入当下生活，以简洁的表达与事物相遇，把事物复杂的内在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年鉴》原则上从来是包容的，不排斥任何一种写作方式。实际上，《1998中国新诗年鉴》也选入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写作”诗人当年度的作品。
论战中个别言论也许过于激烈，有的话题甚至脱离了诗学范畴，有相互攻讦之嫌，但所幸这毕竟是发生在诗歌界内部的艺术之争。不能将它视为“场域”话语权纷争。就写作而言，论战涉及的现代汉诗的资源和语言问题、原创性与互文性问题、诗的感受力深度和理性深度的问题，对论战双方和其他诗人都是有启发的。“民间”是个原有的词，但“民间立场”作为一个诗学概念的提出，它对中国诗新的价值有目共睹。好诗在民间成为常识，而这，显然也对其后70后诗歌一代的冒出、网络诗歌的兴起与兴旺起到了刺激与促进作用。然而，不得不承认，“民间”是一个容易被误读的词，我个人理解，它当然属于那个为这一观念的创立而“付出”过的诗人群体，但同时也属于“知识分子”写作或别的“旗号”的写作，更属于广大的“无名”的写作者，正是诗人相互间的碰撞，激活丰富了“民间”的内涵。使大家都涵盖在“大民间”之中。
民间立场呈现的秩序就在于它的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也代表了民间自身的冲突和分歧，只不过这种冲突是敞亮的，分歧是挑明的。真正的民间还要有反对自己的勇气。民间立场意味着艺术上的自由主义，尊重诗人的实验精神、探索方向、价值选择、表达方式和个人的写作尺度。也就是说，民间意味着坚持写作的独立性，而指向的绝非身份认同，它甚至与诗人的现实身份无关。因为民间不是特定的几个人或一群人，不是同一种话语方式的衍生物，也不是整齐划一的诗歌成品，民间是一种艺术心态与艺术生存状态，其实它只是返归从《诗经》开始的千百年来中国诗歌的自然生态和伟大传统。它呈现的是个人的真正独特的经验，在这个敞开的、吸纳的、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没有人能独占它的含义，也没有人能够说出它的全部真理。民间的存在天然的是“一盘散沙”式，复杂而含混，这恰恰是诗歌生命活力的源头所在。那种把民间立场概括为一个流派，一种可供集体仿写的风格的企图，也从根本上离开了民间这一命名的初衷。
《中国新诗年鉴》最高印数两万册，之后有所反复，有时几千本，有时又达到一万多本。它之所以有影响力，首先不在于商业发行量，而是因为广为赠送。从《1998中国新诗年鉴》出版至今，每年的“年鉴”都赠送了中国近百家文科主要大学的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以及外国一些著名大学的亚洲文学系图书馆。中国众多的文学批评家（不仅是诗评家），西方汉学家，中国报纸读书版编辑和文学期刊编辑等，还赠送给了许多中国诗人。
每年“年鉴”赠送掉的码洋高达人民币三万多元，还有高额邮资，寄往国外按水陆运印刷品这种最低邮费，每本就高达人民币三十多元，高出书的定价。这就注定了无论“年鉴”如何在商业发行上努力，都面临亏损的窘境。
这三十年来，中国诗歌在艺术本体上的成就和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在这个全球消费时代，并不是文学的创造力降低了，而是文学的世俗成功率降低了。《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自组成之日起，就是一个极有效率的、脚踏实地的、具有现代民主价值观念和协作精神的开放组合，它不仅由诗人组成，而是集结了从策划到编辑、发行各个环节的专才。有了铿锵错落的人员搭配，《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才有“野心”要拆掉诗歌与普通读者之间的樊篱，力图让诗选由“输血工程”变良性循环。
尽管也有佛山新华书店那样某年度的“年鉴”一家就销售两千多本的“奇迹”出现，但因种种原因，“年鉴”却只能做到减少亏损而无法盈利。
这似乎昭示了当代中国诗歌出版的宿命！
八年来，《中国新诗年鉴》曾历经外人所不知的种种挫折、艰难和苦难，（这些过程编委会甘苦自知，我想留待将来再对人们道）我们坚持了下来，这得力于隐忍的品质和坚韧精神。“年鉴”的价值还在于从一开始就很注重活力与制约机制并重。对于写诗，我偏爱艺术冲动和非理性；但对做实事，我更相信制度和程序规范所起的作用。在此，我向法国大革命到五四运动薪火传承者致敬，向鲁迅先生致敬！但我不讳言我赞同的是宪政派“体制主导”的主张，是梁启超、胡适、邓小平等改革者的信服者。“年鉴”不是中国诗歌出版的革命，它仅是“改革”试验。它是诗歌界的“公器”，不是诗人个人的“工具”，2002年以后，《中国诗歌年鉴》不再采用编委遴选、主编有最终拍版权的既有模式，而改为由执行主编独自挑选，每年度更换执行主编的方式。执行人可以是原来的编委，也可以是别的诗歌界人士。02-03、04-05、06年度执行主编分别是沈浩波、谢有顺，小引、阿斐，树才、尹丽川。他们个人大胆的甚至是带有某种偏见和歧义的选择，保持了年鉴艺术上的独特与尖锐；分别让不同艺术风格和观念的人实施其艺术抱负，保证了不同向度艺术追求的相互制衡。我以为，这一变化有利于年鉴和中国新诗的发展。
（文中许多观点或文字、资料，出自我历年所写的“年鉴工作手记”，特此说明。）
2006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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