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马悦然先生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他几天前应邀参加了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刚返回瑞典。他认为会议很有意义。同时，他很高兴在会上遇到不少老朋友，其中有台湾诗人痖弦、郑愁予、杨牧诸君，还有批评家刘再复等人。
马悦然先生的邮件还提及，在香港，他见到了商务印书馆（香港）的总编辑陈万雄先生，他说：“我希望他能再版韦丛芜的爱情长诗《君山》，它最初作为《未名新集》中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于1927年。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非常独特。它的封面由林风眠设计，并由卓越的画家司徒乔绘制出色的插图。这本书可能很难找到，但如有可能，我建议你阅读。”
老实说，读罢马悦然先生的邮件，我简直是一头雾水。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我非但懵然不知有一首享誉海外汉学界的爱情长诗《君山》，也从未听说过诗人韦丛芜。其实不单是我孤陋寡闻，随后数月我特地问过不少诗人和批评家，除了搞诗歌版本学的刘福春略知一二，其他人都对其人其诗知之甚少。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打算了解韦丛芜的生平和他的写作。无须否认，这与马悦然先生的推崇有关，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的汉学家，这些年来通过马悦然先生的努力，西方主流文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成就的承认，无论怎么说总是一个好的开端。当然，毋庸置疑，西方评委们看好与否并非评价百年中国文学的首要尺度，汉语写作最根本的是获得汉语读者的认同。但中国的文学问题往往有特殊性，数十年里，许多作家作品湮灭也像他的肉身消失一样，属于“非正常死亡”。八十年代初，尽管“文革”结束好几年了，大学里的文学史，对沈从文依然一语带过；而在徐志摩的家乡浙江海宁县，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问他的学生：你们有谁听说过徐志摩？满堂茫然，只有一个孩子举手大声回答：“我知道，他是一个反革命！”曾几何时，一部《人间四月天》，不仅使徐诗人名满天下，同时他也被解读成了家喻户晓的花花公子。所以阅读韦丛芜之前，我无从判断他的销声匿迹是由于别的原因，还是读者自然选择的淘汰结果。
很快，朋友帮忙在北大图书馆查到了有关资料。孤本《君山》自然不可能借出，所幸八十年代中期安徽编了一套“皖籍作家丛书”，里边就有一本《韦丛芜文选》，收录了作者创作的大部分文稿。当他的文本出现在我面前，我吃了一惊，因为韦丛芜非但不是籍籍无名之辈，他在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贡献，完全可以用“斐然可观”四个字来形容。
早在1924年，年仅十九岁的韦丛芜就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名作《穷人》，这是我国介绍陀氏作品的发轫，鲁迅先生欣然为之作序，该书1926年收进《未名丛刊》出版。接着，他又着手翻译了陀氏的代表作《罪与罚》，这个译本二十余年间未名社、开明、文光等书局先后印行了十余版。终其一生，韦丛芜翻译了俄苏文学五十多部，以及美国作家德莱塞的《巨人》、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等，有不少译著在五十年代很有影响。
同样，韦丛芜的写作一开始就可谓“闪亮登场”，他的长诗《君山》作为《未名新集》丛书的第一部诗集于1927年印行，鲁迅先生给予了他相当高的赞赏和具体帮助，鲁迅先生特请林风眠为《君山》设计封面，请司徒乔画了十幅插图。直至1934年，鲁迅在《忆韦素园君》（素园是丛芜的亲哥）一文中还深情地回顾道：未名社“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花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称是相当可看的作品”。韦丛芜还有不少作品发表在鲁迅主编的《莽原》《语丝》等刊物上，1929年4月，未名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冰块》。
1946年，韦丛芜所译《罪与罚》第六版问世时，他曾在序言中写道：“巨石下的野草在九死一生中挣扎着从侧缝里向外发展，也会摇曳在阳光与和风中，低吟着生之歌曲……巨石何时才能从野草上移去？”或许此时他并未料到，他写下的这段话，恰恰预言了他一生坎坷的命运，他就是巨石下一棵饱经劫难的小草。1926年3月18日，北京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的暴行。当他们游行到段祺瑞军政府的国务院门前时，突然间子弹如飞蝗，请愿者死四十多人，伤数百人，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韦丛芜那天也走在赤手空拳的队伍中，受了轻微枪伤，所幸得以脱险。在未名社期间，他因“宣传赤化”蹲过北洋军阀的木笼。三十年代初，他回家乡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一度被委任为代理县长，可惜好景不长，即陷进牢狱之灾。然而，更大的悲剧还在后头，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时任出版社英文编辑的韦丛芜被公安机关拘留审查历史问题，半年后才得以无罪释放；1958年9月，他再度被捕，未经审讯关了一年零四个月。1960年1月，他两个公安人员带到一间屋子，当面宣布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两年，立即释放。4月，全家被强令由上海迁居杭州，从此，他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工作，且再也躲不过被从文坛抹掉的劫数，了无痕迹。
靠扫马路、摆地摊卖毛巾维持家人生计的韦丛芜穷困潦倒，给有关部门写过几十封申诉信，全都杳无音讯。他哀求道：“我是个有选举权的公民，有五十余年经验的翻译工作者，我们伟大的党何妨给安排一个临时工作，给我一碗饭吃，让我也能在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贡献一分小小的力量呢。”如今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文革”结束后，浙江省政协于1978年12月安排韦丛芜到杭州丝绸学院任教，但此时他生命的灯已经油干芯尽。仅十余天后，韦丛芜告别了多灾多难的世界，溘然辞世而去。1983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当初的错判，为韦丛芜平反。而他的作品却无缘“归来的歌”，文学史家们人云亦云，无心做发掘工作，一颗文学陨石，就此被淹埋在历史尘埃中。
长诗《君山》诞生在中国新诗的草创时期，语言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但它摆脱了当时主潮诗歌明显欧化的倾向，相当中国化，也很柔软。请读其中的两小节：
我随伊走进楼来，
我随伊走出楼去；
伊的脚步何等轻盈，
伊的头发软得爱人。
我随伊走上楼来，
我随伊走下楼去；
在伊的食指指处，
一切都是美丽的。
在布局谋篇上，其结构环环相套，反复回旋，与一咏三叹的诗句呼应。作者显然具备了一定驾驭大部头的能力，使之前的胡适和其后的刘半农、徐志摩等相形之下显得寒碜。这是一首相当纯粹的爱情诗，应该说也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在我看来不足之处在于作品张力不够，包含的生活和精神容量作为一首长诗显得有些单薄。
而诗集《冰块》里的几首短诗我相当喜欢，不仅具有20世纪九十年代诗人们声称“发现”的叙述元素，而且比当下孱弱的诗更有悲剧的力量。
在此，作为后学，谨以此文向诗歌的先行者致敬！
2001年8月12日清晨写于广州
注：有关韦丛芜生平参阅了韦德亮、韦德丰《怀念父亲韦丛芜》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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