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一场八十年不遇的严重雪灾覆盖了我国中南二十个省市区，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翠绿山川瞬间冰雪皑皑，直接受灾人口达一亿。我们途径京珠高速公路广东境内最北端乐昌、乳源两县的坪石、梅花、大桥、云岩等灾情最重的乡镇时，一再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说，他们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冰雪。我们进入被迫停水停电已长达十天的郴州，目睹了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凋敝景象，当汽车经过城郊，那没有人气的死一般凄美的水边别墅，显得如此的突兀、渺小，镇政府办公室内的天花板也挂着长长的冰条。穿行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手机却没有任何信号，内心瞬间涌起无法言说的凄惶、茫然甚至是恐惧。在京珠高速北和下边的坪乳线公路两旁，每一根细长的茅草，竟裹着手臂粗的冰，每根小树枝都成了冰柱，每一条电线都是冰绳，斜斜飘着密密麻麻尺余长的冰凌，那是风的形状。
这一场自然灾害的形成带有一定偶然的因素，总的说来这是全球变暖大气运动紊乱的拉尼娜现象造成的。南方大范围长时间低温，像京珠北，往年低温一般都是两天左右，然后缓解，过一段时间寒流再来，而今年低温持续十天以上，每天零下二到零下五摄氏度，同时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强劲，湿度特别大，冷湿交聚，长期不散，形成绵延不绝的冻雨。这比严寒的北方下大雪危害更大。雪花是疏松的，飘飘而下，电线和光秃秃的树枝挂不住，不仅行人衣服不会湿透，地面道路也没有那么滑。而冻雨一刹那就结冰，进而让岭南冬季不落叶的树木竹子每一片叶子上最终都凝聚了比它重几十倍的冰，每一条高压线也超负荷承载比设计高出几十倍的重量，屋顶也不堪重负，塔倒房倾，大地覆盖着厚厚的冰铠甲。
极端天气造成了电力系统瘫痪，交通运输中断，食品与日用品短缺；加之临近春节，上亿人同时迁徙的行程突然堵塞在路上近十天，巨大的压力令天灾下的中国社会问题凸显。可以说，这是一次典型的公共危机事件。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2003年冬春之交的SARS事件。“非典”肆虐最严重时我也曾去广州多家医院采访，最初那场席卷全国的疫情暴露了政府在面临危机处理时的制度软肋，也引起了学界对政府危机快速应变能力的大讨论。而五年后的2008年雪灾，则是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制的再度考核。
尽管最终抗冰救灾交出了较为满意的答卷，但唯有更深入地总结经验教训，讨论这次灾害发生之后各个方面应对的进步与不足，结合国内外既有危机管理案例，提出意见与建议，今后遭遇偶发事件才可能有更充分完备的紧急预案，防患于未然。
由于长期缺乏危机教育，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个人，危机意识普遍不足。人们盲目相信现代化的优越性，而快速、便捷、舒适的网络化的生活方式，在自然或人为的灾难面前，往往比农业文明背景下的传统生存境况更脆弱。
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惨重，经济损失占GDP总量的6%。以2004年为例，全国共发生各类突发事件五百六十一万起，造成二十一万人死亡、一百七十五万人受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四千五百五十亿元。中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安全教育却严重缺位，同时危机意识也相对低下：早在2005年8月，由北京专业调查公司发布的《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民中有四成不知道哪里有避难场所，更有近七成根本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需要避难。
没有危机意识就是最大的危机。这次冰灾一到，号称“经济规模今年可达到世界第三”的泱泱大国，顷刻间南部城乡交通电力大面积瘫痪，到处告急，连一向引以为傲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陷入窘境，影响了大半个中国。人们不仅会发问，如果是战争，后果岂不是不堪设想？
2月3号傍晚，我在梅花镇的一个加油站，看到了既有趣又心酸的一幕。虽汽油柴油储量充足，但停电造成设备无法运转，无办法给一长排嗷嗷待哺的车辆加油。一辆自驾返老家的豪华小车上，一家几口焦头烂额。看上去他们生活相当不错，女主人衣着透着富贵气，怀里还抱着一条宠物狗。这时外面天色已黑，他们没有手电筒，没有蜡烛，因为不吸烟，也没有打火机乃至一小盒火柴。戴着名贵的手表，高级首饰，车上却没有预备面包、方便面这些最普通的食物。而旁边肮脏不堪的大客车上，回家的打工妹，搂着洋娃娃，也许她过年想把时尚的喜气带回小山村，此刻却不如小时候在山路上兜里揣着一个发烫的烤红薯。
在古代，一个秀才上京赶考，耗时数月，怎么反而路上能应付呢？因为他出门前就有备而行。带足了干粮和一应用品，事先也做了打算，想好路上在哪里落脚投宿。可如今高速公路快车直奔目的地，最多尾箱里有些矿泉水，要是路上一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顿时抓瞎。
城市里一旦停电停水，立马上厕所就成为首要问题。别说十天，哪怕停水一天，卫生间就恶臭难闻。而即使高级住宅区，如今也难觅公共厕所踪影。取水，没有扁担，没有水桶。家里也没有多少现金，取款，银行互联网停顿，哪怕储蓄所有备用发电机也不行。二十年前，各家各户存粮至少几十斤，现在一般家庭就几斤大米，两顿蔬菜。没有电，信号台发射不了讯号，手机成了废物，即使有信号，手机电池充电也会成为问题。一旦无法加油，所有交通面临瘫痪，也不可能有驴马这些代步工具，这些传统上担任交通任务的牲畜连在农村都不多见了。
因此突然遭灾，不单是政府需要如何设法应急，个人也需具备一定的自救能力。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维持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抗击力反而日渐弱化了，因为我们早就习惯了依赖社会服务的生存。殊不知“现代化”的“高效率”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只能在“正常情况”这个特定条件下才能存在。一旦“情况异常”，“高效率”便转化为“0效率”甚至“负效率”——离开了“电”这个“特定条件”，电灯就不如蜡烛，电气机车就不如内燃机车甚至蒸汽机车。
一台烧煤的蒸汽车头，哪怕被俯冲的敌机扫射，只要不被打中要害，火车照开不误；而一台内燃机车，只要被打中，油便有可能燃烧，造成此趟列车不能动弹；最先进的电气机车，即便只倒掉几座高压电塔，也可能全线瘫痪。在过去年代，灾难的扩散范围相对较小，往往是局部的、地方的，也就是区域性的。而今，灾难的扩散是规模化的，动辄波及一大片，全国乃至全球。电网、互联网、铁路网、公路网，一个点出事，就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再者，传统的灾难有既知性，它经常是重复发生的。而今却是未曾面对过的新型灾难，带有未知性。过去信息渠道不畅，封锁、瞒报谎报成为压制恐慌扩散的手段，而今新闻媒介，互联网发达，消息瞬间遍布世界，只有公开透明才能有效制止谣言传播。
在这场灾害面前，国民整体心理素质备受考验。冰雪灾的教训须唤起政府对公民危机意识培养的重视，我国也应在今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安全教育体制。
公共危机具有不确定性、聚焦性、破坏性和紧迫性四个特点，如未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往往会对社会系统造成巨大的伤害。
俗话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在2003年SARS疫情暴发初期，尽管有关疫情的传闻已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并通过手机短信息继续广泛传播，却一直没有政府部门出面对事态发表声明。以至当疫情被媒体首先披露后，便在百姓中引起了更大的恐慌。
相较之下，本次雪灾中政府的应对速度有着显著提升。铁道部早于1月18日便做出预判，将原定的春运启动日期提前了六天。25日灾情明显加重，政府相关领导迅速赶赴各地，现场指挥救灾。温家宝总理25日视察涿州高速春运现场，28日到30日急赴广东和湖南。29日，专门应对雪灾的国务院救灾中心成立。从全国灾情加重到统一救灾中心成立，仅用了四天。虽然这比起某些危机管理体制成熟的国家还不算快，但相较于以往，本次雪灾中政府危机管理的反应速度有了明显提升。
有关政府部门和相关国企，也都做出了迅速反应。具体到各级领导者，好些同志对灾害的预判都比较敏感。例如广东省公安厅，往年从没有为春运特别召开过大会，今年1月18日召开了全省公安系统电话电视会议。韶关电力局在高压线路没有断电，刚发生跳闸的阶段，立即决定派出两辆供电车，从湖南境内绕路迂回到坪石。及时保证了油库抽油的电力。既解决了沿途汽车加油的油料供应，又保证了临时烧油发电的港资坪石B厂的正常运作。正是坪石B厂这颗冰雪严寒中没熄灭的“火种”，为一小片乡村提供了光明，后来作为南方电网复电第一推动电源，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乐昌市和坪石镇在公路堵塞车辆大量滞留的第一阶段，果断命令政府接管镇里的几大超市，保证了平抑物价和免费派送救灾食物衣物的正常供应。相关部门相互间也能积极配合。
早动去年12月11日，国务院应急办就发出了开展暴风雪应对准备工作检查的紧急通知；去年自12月19日至今年1月21日，又连续发出五个预警和加强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各项重要工作部署同时在政府网站上陆续公布。各个部门和地方的新闻发言机制也对中央宣传做了有效配合。铁道、公安、交通等部门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最新道路交通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在接受吴小莉专访时也提到：“湖南的新闻办十一天搞了十三场新闻发布会，有的是一天搞两次；这个对于安定人心，对于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众志成城来抗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除了传统的政府宣传渠道，手机短信在此次防灾抗灾的宣传上起了很大作用。广东等地就利用气象短信发布平台，紧急发送了几千万条交通提示短信，保证了普通市民对灾害信息的实时掌控。
然而，无须讳言，这次雪灾也暴露了政府危机管理体制的不足，英国著名危机管理专家麦克尔·李杰斯特曾在《危机管理》一书中明确指出，“不管对危机的警戒和准备是自发的，还是法律所要求的，危机管理的关键是危机预防”。最有效的危机管理不在于危机形成和爆发以后的干预和补救，而在于事先消除可能导致危机的各种可能性，从源头上防止危机的形成和暴发。可见应对灾害，事先预防和事后补救，其结果有着天壤之别。
1月10日至2月2日，短短二十多天里，我国南方地区连续四次遭遇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负责天气预报有关部门，可以说正常预报了天气状况。
“南岭静止锋”是气象专家多年来观察到的一个独特气象现象，成因是北下的冷空气和南上的暖湿气流冬季经常在南岭一带交汇，一旦双方强度势均力敌，就会形成灾难性的冰冻雨雪天气。然而，危机管理的事前预测原则并没有落实到气象预报的具体细节上。我们天气预报全国以省会为单位，各省以市为单位，播报的范围基本上是城市。可京珠高速公路却是穿越多省市的跨越式狭窄长线，气象部门不一定有专门针对运输线的预测。其他地方像南疆铁路，也屡见大风沙把运行中的火车吹得千疮百孔危机乘客安全的消息。即使气象部门提前发现了运输线即将面临的严重天气灾害，据了解也没有直接管道通报给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或铁路局。这次京珠高速公路北首次出现上冻，交警部门依据往年经验，立即封路，一关了之，以为一两天后就化冻，殊不知反而加快了道路的结冰。因为让车缓慢行走，路面反而较难结冰。假如事前气象部门或是其他相关部门早预警，让人们提早知道这场冰雪的来临和它对交通可能造成的伤害，不仅相关部门可以采取预防措施，上路的人和车也会有足够的准备。可见我们预警和应急机制看似健全，其实大都过于表面化，不具有实战效力，或是应急机制不完善，不能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正如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端义宏所坦言：“我国在气象预报精细化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长时效预测中对灾害性天气的持续性和强度估计不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因次，我国更要尽快建立健全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处置和信息共享机制。由国家有关部门牵头制定重大气象灾害的政府专项应急预案，构建气象灾害应急处置社会联动机制。
这次灾害，也有人为造成的因素。京珠高速云岩段为广东境内最高处，海拔八百米，连续上坡后又连续下坡，各有二十余公里的大斜坡，设计非常不合理。据说当初外国专家就有批评，当地群众也说，若能用隧道，或者线路低一些就好了，仅差十多米，冰雪影响程度就明显不同。广东目前正在加快京珠复线（广州到乐昌高速）的建设，整个工程控制在海拔六百米以下，弯度半径全部大于一千米。二广高速（二连浩特到广州）的规划也在紧张进行中，这将成为广东出湖南的第二条高速公路（也被称为新粤湘高速），一旦通行，以后可彻底免除广东境内高速公路冰封阻滞。
这次冰灾造成部分电厂煤库存急剧下降。1月26日，直供电厂煤炭库存下降到一千六百四十九万吨，仅相当于七天用量，有些电厂库存不足三天。电煤供应告急，除了电力中断和交通受阻，也有一些煤矿提前放假和检修等因素，不能否认存在为保春节期间不出矿难而人为停产的现象，这也是行政命令干预客观规律的恶果。
信息不明确、含混，或者同是权威政府部门，所发布的说法相反，是本次冰雪灾和春运最大的问题。我们一行曾前往火车站，无论执勤的武警、警察、还是志愿者，包括记者，火车站工作人员，谁也无法回答旅客最关心的到底哪些列车能开的询问。广州电视台“新闻日日睇G4出动”记者褚浩霖整个春运都在广州火车站做现场报道，他说，大屏幕一直都是黑的，没有发布列车消息，作为媒体，应有的责任，是让信息到达大众，可我们都收不到信息来源。
堵在外围的旅客，也分不清楚到底人民北路口、环市路口等几个方向如何轮流放行进入广场。一个红衣女子，来了四天了，说身上没钱了，她说上午她跑来跑去好几趟，一下说这里放行，一下又说那边放行，她说被骗，要求我们解释。我只能告诉她在某一个入口死等，谁也不知道那儿会放人，越跑越乱。一个推自行车的女子，跟不小心碰到她裤腿的男旅客吵架，女的反而火气很大，她指了指民航售票处后面，她就在那里上班，却绕了好几个圈都无法进去，公司在禁区之内。
看见一个父亲举着牌子寻找一对儿女，我们以为是走失，一问才知道他是住在广州的，十多岁的儿子和五岁的女儿从长沙来，应该早上到了，但他进不了接站，儿女没有手机，无法联系。我们说这样满世界寻人不是办法，叫他找警察广播找人。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在车站附近设一个公共走失中心，广播通知任何失散的人都到那里汇合。
我们2月4号从郴州采访完毕往韶关赶，当时京珠高速北已打通，但路两旁还堆着冰块，只能走单行道。在良田等地，路上车堵得很长，望不到头，一堵就是几个小时。但你弄不清楚到底是堵了几公里还是几百公里，是等半小时就能走还是要在路上过夜，因为你完全不清楚前方发生了什么事。可想而知，那些在路上堵了十天八天的旅客，是多么的焦躁。
缺乏协调统一的救灾系统，使政府资源无法得到最优整合。不确定性和紧迫性是公共危机的特点。面对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若依旧遵循政府日常办公的程序，层层上报灾情，或得经过繁复的手续批示赈灾款项，显然已无法达到处理危机“速度第一原则”的要求。每当遇到公共危机我们都能看到政府各部门的总动员、大出击，这固然显示了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共渡难关的巨大决心，但责任条块分割的现状也暴露了政府跨部门，跨省市、跨区域协调调动能力的不足。举广州火车站为例，如果火车站进站大厅三十米范围内发生事故，属铁道部负责，三十米开外则是越秀区警方的责任。很难想象在这种责任分割的制度下政府各部门能够合作无间。而高速公路更是复杂，有专门的公司打理，有独立的交警体系。有了大问题，地方政府一时间也闹不清是否应当积极干预，地方公安也没有上路的执勤权。救灾更涉及武警、军队方方面面，这就迫使我们的政府必须建立起高效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建立协调统一的，直接对最高权力直接负责的救灾机构（如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各部门互相推诿责任，政府资源调动不利以及应对速度缓慢贻误战机等情况的出现。
此外，面对自然灾害，政府灵活性不足，社会力量无法得到充分调动，政府的危机管理主题显得单一。地方政府大多过分依赖中央，无法在中央命令到达之前，相对灵活地依照本地情况做出应对行动。而更为堪忧的是，在天灾面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等民间自救力量并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这次救灾，广州市民很热情，纷纷捐物，捐食品。有个在番禺经营的外地人，做了三千个馒头，打算自己送去给候车的旅客，他不知道应该联系民政部门还是火车站。最后才明白火车站不能收没有包装的不安全食品，三千馒头就这样浪费了。尽管民政部门后来设立了十个捐助点，反应还是太慢。政府在整合民间救援力量上的不足体现为两点：一是对筹集而来的善款和物资，并没有给公众一个所用何处的答复，而这恰是政府与民众建立信任的合同；二是在政府过度严格的管理下，非政府组织缺乏生长的空间，民间救助的能力没有发挥的余地。媒体人梁文道评论说，政府包办所有的救灾活动，“只不过是把全部的资源都集中在一个水龙头而已，而在全世界的危急救灾行动之中，最无效的恰恰就是只有一个大水龙头的做法”。
今冬南方史无前例的雪灾中，受影响最严重的可能要算是交通了，交通的阻塞最直接后果就是成千上万的民工无法回家过年，车站、机场无不成为不稳定的地点。年年春运难，而今年更是雪上加霜，民工要回家过年，而运输总门突然要在很短时间内投入几亿人的运力，就是美国、欧洲也很难完成。
为什么这些民工要到千里之外去谋生，谁都知道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造成这一发展不平衡的原因除了发达地区地处沿海的优势而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从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沿海特别是珠三角、长江三角地区享受着国家特别的优惠政策，经济迅猛发展，而内地却长期以来受政策陷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当沿海工厂林立的时候，内地省份只能靠输出农民工来缓解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创收，所以说政策的不平等同样是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结果必然导致人口向沿海流动，其后果就是造成国家的不稳定，从长远来看，每年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如在无灾难、无战争的情况尚只能免强渡过，如遇更大天灾、甚至战争的威胁，必成国家命运攸关的大事。因此，国家必须调整经济政策，甚至可以把以前对沿海的优惠政策放到内地，让内地更快发展起来，让更多的民工在家门口都能找到事做，扭转东西部的巨大差距。唯此，造成上亿人春节从某几个“点”向广大地区运动，节后又反过来大规模迁徙的被动局面才可能遏制，这光靠改进交通设施是不够的，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才能让全民和谐过春节，达至长治久安，国富民强。
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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