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的地势还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常有山峰平地间崛起，例如桂林的独秀峰，柳州的鱼峰山，这样的山很多，大山凌空也很多。好似平地上拔出的一个尖，在周围一马平川似的旷地上，显得如此突兀。这仅是地理现象，还是文化态势使然？我每次看到独秀峰，都觉得它就是广西的性格。象征着广西人文环境中相类似的一个特别现象。
如同异峰突起，近代很多惨烈事件发生在广西。
广西是不争先冒尖的，可一旦有个什么事让广西给参与上了，这个事件又往往是不容历史和时代忽视的，就像太平天国，就像桂系军阀，就像百色起义，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武斗……
清代，洪秀全只身来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创建了拜上帝会，于咸丰元年发动起义，一时间应者云集，冯云山、石达开、李秀成……这些一直沉默憨厚的广西人揭竿而起，突然间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就像平地上的惊雷。十几年前我站在金田村那个叫营盘的小山包上，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样一个平坦得让人没有任何强烈一点的坡度感觉的土堆，竟能坚如磐石，耸立起一个短暂的王朝。
熟悉民国史的人就应该清楚，军阀混战的结果，是除了桂系以外的其他军阀，基本上都不可能再跟蒋介石较量，但是李宗仁、白崇禧却在一个不起眼的省份凝聚了唯一能够跟最富庶的江浙抗衡的势力。红军长征时最惨烈的“湘江之战”，一役被打掉四万人，就是在桂林附近的兴安灵渠跟桂系打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能对老百姓交代的几场大胜仗，台儿庄大战、血战昆仑关，要么是李宗仁亲自指挥，桂系担任主力，要么干脆就在广西境内决战。当年在徐州的台儿庄，李宗仁还愤愤地抱怨，川军怎么这么不能打！传说衣衫单薄的广西兵开进北方，冷得牙齿咯咯直打颤，只好命令部队跑步进城。当地人见了纷纷议论：广西人青面獠牙，还没看见敌人一个个就咬牙切齿的，难怪打仗厉害！
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也是个异数，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天下鸿儒多流落至此，钟灵毓秀的山水给了逃难的文化人和中国的文学艺术喘息之机，夏衍等人办了《救亡日报》《十日文萃》，新中国成立后成名一时的散文家杨朔就在报社做记者；范长江、胡愈之、黄药眠等办起了国际新闻社；诗人艾青编《广西日报》副刊《滴水》，并和戴望舒合编诗刊《顶点》；其他人办的还有《诗》月刊和《中国诗坛》；《漫木旬刊》刊载黄新波、赖少奇、阳太阳、廖冰兄等人的漫画和木刻，此外香港被日军占领后停刊的《大公报》也在桂林重起炉灶，司马文森办了《文艺生活》，巴金、茅盾、端木蕻良等作家也先后来到桂林，还有“抗宣七队”“四维平剧社”“新中国剧社”“抗宣九队”等，它们演出了《黄河大合唱》等许多节目，最为隆重的要数欧阳予倩担任主任、田汉担任副主任、瞿白音担任秘书长的“西南剧展”，历时三个月，一千多名戏剧工作者参加了汇演。一时间不仅是文化的一大幸事，也是广西的一大幸事。
这跟广西人内在的倔强不无干系。发达的广东省内，从河南等地过来讨饭的人不少，广西再穷，可几乎从无广西人去讨饭。广西人以前穷死了扯根扁担上山当土匪也不讨饭。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代伟人邓小平，选择广西发动“百色起义”，成就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辉煌！
广西醒目的所谓“壮举”从来不是一波接一波的，每次瞬间“爆发”出绚丽的火花过后，归于长久的沉默和平淡。1949年后，除了“大跃进”爆出亩产十三万斤稻米的特大“新闻”，很长时间广西都没有什么动静。可“文革”中广西一夜间却成了中国武斗最厉害的地区，不仅使用了步枪机关枪，甚至动用了大炮和炸药包，个别地方还出现了吃人现象，骇人听闻！八十年代我本人亲自听柳州地区文化局局长说过，“文革”期间他在武宣县，赶街的日子就发生过把批斗被打死的人身上的肉割下来用瓦片当街煮食的悲剧。该局长六十年代参与过歌剧《刘三姐》的写作，有些名气，传闻说他当年不被杀了吃掉，是因为半夜里被造反派的人摸过，以为太瘦。他笑笑说没哪回事，“吃人”是偶发事件，并未大面积发生，没有传说的那么玄。他是被人偷偷从牛棚里放跑掉了。那些吃人的人跟死者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文化大革命”把人性里最恶的部分唤醒了。八十年代后期，一个写作的朋友作为工作队队员被派下乡，遇到乡民为土地山林纠纷械斗，他跟我说，那些村民用染料把手掌涂红，像花山岩画上的人物似的，立即便疯狂起来，满眼通红。也许，他们被唤醒的是远久文化的承袭？
其他省份的学人，都像韭菜一般，一茬一茬冒出来，但是广西的文化不是这样的，那些个大师级的人物，没有任何背景，也看不到任何文化上的传承，没有什么谱系，他们如同独秀峰独自挺立，一旦冒出，必是学问大家，南天一柱，傲视群雄，国中无人能及其项背。
广西并无多少研究语言学的人才，连像样的学生都可谓凤毛麟角，然而出一个王力教授足矣。在古汉语研究领域，王力先生创造了文化中国的高峰，他的高度以后想必也再难有人能够企及。曾有多少大师在北大授业解惑，而中文系所在的五院唯独设立了王力资料室，可见王力对于汉语言的意义。
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年代，不仅郭沫若那样的“大诗人”抛弃了自己的人格，连冯友兰那样的大学者都被迫放弃了自己思想的结晶。然而，一个叫梁漱溟的桂林人却并未泯灭内在精神力量的灯盏。这位毛泽东的同龄人早在191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时，便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家中与未来新中国的领袖相识。建国后，梁漱溟被选为政协委员，他多次当面跟毛泽东表述自己对事物的真实看法，不怕惹祸端。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征询梁漱溟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意见。明知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心已定，梁漱溟还是阐述了自己不赞同此举的观点，他认为百废待兴就卷入与美国人直接打仗绝非上策。最为有名的是在1953年9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发言重点讲了农民问题：“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他强调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迫在眉睫，不能造成城市和乡村“有‘九天九地’之差”，指出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后来很长一个时期农民差不多成了中国的“二等公民”，直到今天三农问题仍相当严重，需要政府下大力气解决，可见梁先生当初发表的不仅是真知灼见，更是远见卓识。想不到却在大会上被毛泽东当众批驳，指责他用笔杆子杀人，其间梁多次站起来替自己申辩，这种勇气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期开展的“批孔运动”，1974年梁漱溟更是明确表示反对。这段公案活脱脱闪现了这位令人尊敬的现代大儒的东方士大夫气节。
此外像皓首穷经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历史学家罗尔纲，有关著述十分丰富：《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史》《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湘军兵志》《绿兵志》等学术专著达四十多种，论文四百余篇，仅在中华书局一家就出版了四百多万字的著作，也是学有专攻的大家。
这些大家都没有恩荫广西前人的思维，他们完全是独立建树，自成风格，用一个个生命的高度构筑了广西文化的一座座独秀峰，这是自然地理给广西的独特暗示，又通过他们把一个独特的人文广西陈列给文化中国。
而我最想特别介绍的是一个至今默默无闻的人，跟“功成名就”的大师相比，他实在太普通了，就像那些不知名的野山野岭，但这个“先知先觉”的无畏战士在黑暗岁月里那像火炬刺透黑暗的思想光芒，照亮了一个曾经瞎了的时代。
他叫刘振武，跟王力教授同乡，也是博白人，1948年参加游击队，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时他是博白一所中学的校长。目睹“文革”种种怪相以及对大规模武斗的忧思，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968年5月用二十多天时间写成了两万多字的文章，一篇是《宣言》，一篇是《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论的意见》，他思路清晰、见解深刻，极有政治远见，他不仅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对“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以来的许多反常事情都进行了批判，明确指出“‘四个伟大’的圣人论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个人高于一切”“个人决定一切”就是“私国、私党、私军”的封建主义。他对问题剖析的深度和对事物的明察，比之同时期的遇罗克和后来的张志新绝不逊色。
刘振武把上述两篇文章寄给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被认为是一起“特大反革命匿名信”案件，不久即被逮捕，在审讯中，刘振武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在“交代材料”中说：“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它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在中国发展某些资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由于胃溃疡病急剧恶化，他不能站立，被架住“示众”展览，才一个多月便含冤死在监狱中。死后的第三天，军管会宣布定他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仍然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文革”结束后，1983年，有关部门做出了为他平反的决定，1984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他为烈士。这盏黑夜里的灯火尽管早早熄灭了，可他当年就对“文革”有如此深度的反思，无疑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文字和羸弱的身躯，是屹立在华夏大地的一座丰碑。
思想学术如此，文艺皆然。无论京派还是海派，就像系在一根绳子上的一个个结，或者一连串蚂蚱，由此衍生出一部部在同一文化环境下一脉相承的作品，让人不难感觉它们陈陈相因的微妙关系。比如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就摆脱不了张爱玲叙述过的上海的影子。而广西文艺的崛起同样是没来由的，八十年代初期，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张军钊在广西异军突起，于影视艺术相对落后的地方开始了中国真正意义的现代电影。当长影、上影、八一等大电影厂在艺术探索上了无作为的时候。二类小厂广西厂拍出了《黄土地》《一个和八个》《大阅兵》等第五代开山之作，从此改写了中国电影史，使中国电影在短短几年间跟西方电影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喜欢唱山歌的似乎跟“现代派”最不搭界的广西，1980年举办的南宁会议是中国1949年以来第一次讨论现代主义文学的会议，朦胧诗崛起的理论形成雏形。在八十年代，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系列极有影响。
现代文学广西几乎是空白，除了出生在百色的梁宗岱，并未出现过什么大诗人，而韦其麟五十年代在念大学时写出的长诗《百鸟衣》，却是那个时期出现的极少的优秀作品。在漫长的平淡之后，近年的广西文学异军突起，比起周边的省份来，艺术探索上要先锋得多，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是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扛鼎之作，使她成了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家。李冯、东西、鬼子、凡一平的小说以及他们编剧的影视作品《英雄》《幸福时光》《寻枪》《理发师》《天上的恋人》《永远有多远》等，是商业主义时代市场和艺术双赢之作。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诗歌民刊《自行车》和《扬子鳄》双星拱月。不谦虚地说，本人多年来在诗歌上的参与和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当下南方诗歌乃至现代汉诗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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