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依青山而建，外观仿北京旧制，尽管也是琉璃瓦大屋顶，却再也无法返归那种烂熟的古色古香。真正的老房子像一件朴素的旧衣，随意，亲切，而“克隆”建筑则如同一棵被风吹折的疯长的树木，断裂处发散着青涩的气息。远远望去，人为的晦暗捂不住新馆群落的明艳，浓荫中，依稀前朝江山的背影。

    然而一旦走进内里，台北新舍的魅力便顿时令北京的老宅黯然失色，国民党1949年带走大批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其量与质之高，为世所称颂。那些经年累月行走其间、朝夕与文物相伴的人员，举手投足由内而外渗透出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特来接见我们的老院长，一口浓重的湖南方言，副院长素白的布纽扣唐装，以及名曰“上林赋”的餐厅，所有这些交织成博大精深的氛围，令人仿佛回到风骨犹昔的礼仪之邦。前来参观的学人，自然首选毛公鼎、散氏盘、颂壶、宗周钟等青铜器，其上铸镌的长铭巨制，历久弥新，惟上古残存的文字史料。而一般的俗人，则率先奔向那片天然的“红烧肉”石头，微微隆起的肉皮和五花肥肉，肌理清晰，真假莫辨，天工绝品可谓举世罕有。躺在冷光灯下的碧玉白菜，是当年皇家格格的陪嫁品，象征黄花闺女清清白白地来到婆家。山河依旧，物是人非，当初人面更比桃花娇媚，如今人面连同贞操观念早已成了落花流水。

    我在这些或恢宏、或缜密、或繁复、或雅致的器皿间流连忘返，这半日的最大收获，是对中国历朝皇帝有了重新认识，其中最让我刮目相看的就是明宣宗朱瞻基。

    在英文里，中国（CHINA）即瓷器，在西方人眼里，瓷器即代表着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陶瓷收藏相当丰富，多达二万四千余件，其中仅宣德一朝的官窑瓷器就有二千件左右，占了总数的十二分之一。明宣宗年号宣德，在位只有十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极短暂的一瞬。然而假若将这十年删去，中国陶瓷史乃至华夏文明史都将改写。由于宣宗的欣赏、推崇与大力扶植，宣德官窑产量丰厚，一日胜于百年，为后世清宫所藏瓷品之首。且器类繁多，或大如天球瓶，或小不盈握之砚滴，凡日常用物，几无所不及。釉色也多变化，釉下彩（青花）兼釉上彩（红、绿彩）高温、低温两次分烧而成，此技术亦始于宣瓷。明晚期张应文《论瓷器》篇有云：“我朝宣庙瓷器……即暗花者、红花者、青花者，皆发古末有，为一代绝品。”清代朱琰《陶说》称许“此明窑极盛时也，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评价之高，说明宣德官瓷无疑是匠心凝聚的经典之作。

    过去史书所称道的皇帝，从秦皇到汉武，从“贞观之治”到“乾隆盛世”，要么是开拓疆土的枭雄，要么是发展经济的巨擘，电视剧《雍正王朝》所讴歌的那位“好”皇帝，呕心沥血全为了国库殷实。而明宣宗朱瞻基，在经国济世方面了无作为，自然不为人所道。可他在位之年，民族文化得以弘扬光大，其功绩亦可圈可点。

    我不由得想到广东新会的那棵大树，它枝干扭曲，盘根错节，无实用价值。但天长地久，枝繁叶茂，凉荫广布小岛，成为远近闻名的“小鸟天堂”。阿里山上让人一代代膜拜的“神木”，直到被雷击断，也没派上过什么用场。一个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与创造蝇头小利相比，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朱瞻基是个好皇帝，这是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个上午得出的结论。

    199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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