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本身没有贵贱之分，哪怕再平凡的工作都能创造出不菲的价值。尊重工作，就等于尊重自己，假设我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太过平凡而去轻视它，那么就等于我们没能尊重自己一样。我们一味地看不起自己所做的工作，总是在工作中感到艰辛、烦闷，自然我们就不会把工作做好。只有我们去尊重工作，认真地对待它，才能获得工作给我们的回报，我们才能在工作中收获人生的价值。
抗击“非典”的白衣天使——叶欣
1956年7月9日出生的叶欣是广东省徐闻县人，中共党员。作为医学世家的后代，叶欣1972年参加工作，1974年被招进广东省中医院卫训队。1976年毕业时，因护理能力测试成绩名列前茅被留院工作。1983年，被提升为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也是该医院护士长中最年轻的。生前系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急诊科护士长。
急诊科的急先锋
急诊科是省中医院最大的护理单位，下设120、补液室、抽血室、注射室、留观室、治疗室六个部门。“快速、及时、有效”的工作性质、复杂多变的病情、触目惊心的状况，需要护士长不仅有超一流的护理专长，更要有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领导能力和冷静快捷的思维能力。生死一瞬间，在以痛苦、哀号、无助为氛围的工作环境里，每位医护人员都必须具备强健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对于女性而言，这何尝不是对身心的超级挑战。而叶欣在急诊科一干就是几十年。每当急诊科有传染性疾病患者前来就诊时，叶欣总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尽量不让年轻的小护士们沾边。每次她总是说：你们还小，这病危险！对待这类病人，她护理得格外耐心、细致，没有一丝的嫌弃。对于家境贫寒的病人，她甚至主动出钱为病人买东西。她常常对护士们说：“病人得了传染病已经够不幸了，但社会的歧视给他们心理造成的伤害也许比病痛更难受！作为护士，我们一方面要解决他们身体的痛苦，更要给他们爱的力量，生活的力量。”一次，一位刚参加工作的护士为病人服务时引发了病人的不满，叶欣主动到患者家登门道歉，并作自我批评。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刚建立时，叶欣主动请缨，提出到二沙急诊科担任护士长，负责繁重的护理组建工作。
2001年，一位来自福建某山区的重症患者到急诊科治疗，病情刚稳定就急着要求回家。叶欣苦心规劝，但病人就是不听，于是科室决定用救护车送病人回家。叶欣又主动申请沿途护理。22小时的颠簸和护理，病人安全到家了，可她却累得直不起腰来。为了尽快赶回上班，第二天上午，叶欣自己出钱乘飞机回到了广州。
抗击“非典”的战斗英雄
2003春节前后，一种病因未明的非典型肺炎开始在广州一些地区流行。2月上旬刚过，广东省中医院二沙急诊科就开始收治确诊或疑为“非典”的病人，最多时一天5人。面对增加了两倍的工作量，叶欣周密筹划、冷静部署，重新调班时，安排了加强班。随着“非典”患者的急剧增多，广东省中医院当机立断，紧急抽调二沙分院急诊科部分护士增援位于市中心的院本部。二沙急诊科护士力量出现了明显的不足。叶欣身先士卒，从2月8日便开始加班。面对具有强烈传染性的“非典”患者，面对死神的挑战，作为急诊科护士长，她始终坚持亲临现场，战斗在第一线，使整个护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每当有疑似或者确诊病人送来，叶欣总是冲在最前面，最艰难的工作争着干，最危险的活抢着做。为了减少其他人的感染机会，她几乎包揽检查、抢救、治疗和护理工作。她一次次临危不惧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患者，一次次把危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3月4日中午，极度疲倦的叶欣开始出现发热症状，后确诊染上了非典型性肺炎。为了救治叶欣，医院在最短时间内成立了治疗小组。叶欣的病情几乎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委托蔡东士秘书长慰问她和家属；雷于蓝副省长也在省政府副秘书长黄业斌、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的陪同下，亲自到医院了解治疗情况。省卫生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领导也为抢救叶欣提供了技术、物质、器械的支持。
当叶欣最后抢救的、也就是传染给她“非典”的那位患者在康复后出院不超过一周，即2003年3月25日凌晨1点半，叶欣，这位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白衣天使永远地离开了她所热爱的工作、战友和亲人，鲜活的生命在这一刻凋零。
叶欣是我国应对突发事件中医疗卫生战线涌现的一面旗帜，是无数抗击“非典”战斗英雄的杰出代表，更是我们华夏儿女伟大的榜样。
人民永远怀念的警界英雄——任长霞
2004年4月14日夜，郑州登封市公安局女局长任长霞去郑州汇报案情后返回登封时，在高速公路上遭遇车祸辞世。让任长霞心急火燎地奔波的，是两个多月来线索寥寥的“1·30”案——一名6岁小女孩被杀。任长霞去世后，一连三天，每天都有十多万人自发到医院吊唁这个身高1.57米的40岁女人，高峰时达到近20万人，而登封市人口总数才不到63万。任长霞的短暂人生，具备了一部“铁血传奇”必需的几乎所有要素。“女神警”、“女包公”、“任青天”，任长霞惊心动魄、情节奇巧的打黑、破案故事流传不绝，随便找一位登封市民都能讲出好几桩。
立志当一名好警察
1983年任长霞从警校毕业，在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工作。在这里，她遇见了她的丈夫卫春晓。
在预审科的一年，她审的案件数量最多，还领到了1000元的奖金。一次，任长霞拿着一个已经结案的卷宗，总觉得里面还有东西。她找到看守所里的几个犯罪嫌疑人，寻找供词之间的破绽，反复交锋，结果对方一下子供出了120起余案、积案。任长霞一时间在郑州市公安局名声大震。
在郑州市公安局法制室当副主任一年多，恰逢局里竞争上岗，任长霞决意要 去竞争局侦技支队队长。30多名评委打分，任长霞高分胜出。担任队长后，郑州警方针对黑势力开始滋生的情况成立了打黑专案组，任长霞任副组长。她最震动警界的是邙山公墓“一锅端”黑社会成员的事情。
1999年的一天，任长霞得到线索，“他们要去邙山公墓祭奠因火并被打死的‘老大’。”凌晨3点，几十名侦查员悄悄潜伏在阴森森的墓地旁。第二天上午10点，当黑社会团伙到达这里时，任长霞一声令下，几十把黑洞洞的手枪伸了出来。76名成员被一网打尽。
“绣花姑娘打老虎”
2001年4月11日上午10点，河南登封市公安局大楼，干警们把脸贴在玻璃上，往后楼张望——新局长要出现了。37岁的任长霞拎着一个小巧的挎包，面目清秀，走路不紧不慢。与大家原本想象的威武刚猛、气度不凡的形象差距甚大。
“她能管得了登封的治安？”当场有人私下议论。“这可是绣花姑娘打老虎，谁吃谁不是明摆着？”还有人幸灾乐祸地揶揄。
登封，位于河南省中部嵩山腹地。治安形势复杂，治安排名在河南全省各区县垫底，让历任登封市领导头疼且羞愧。当地一个黑老大狂言：登封市没一个公安局长能当得长。早先一个公安局长的窗台边被人摆了一个炸药包，当时吓得邻居四处躲藏。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这位看似柔弱的女局长。
万羊岭，当时被当地人称为“色狼岗”。从1997年5月到2000年9月，此地发生强奸案20余起，奸杀案4起，附近妇女闻之色变，公安部门屡次不能破案。当地群众编了个顺口溜——“奸杀案无油水，抓嫖娼有钱分”。这话深深刺痛了任长霞的心，上任没几天，她就化装到万羊岭察看地形，5名干警在周围设伏。
回来后，任长霞对由刑侦支队队长杨五卿为首的五人专案组说：化装侦查，主动出击，深入调查，蹲坑守候，案子不破不准回来。7月31日，设伏人员根据线索，终于抓获化装成道士、在寺庙帮工的王少峰，经过突审，王交代了盘踞在此，强奸22人、奸杀4人的犯罪事实。
案件破获的消息传出，西岭万羊岭一带万民欢腾，几年的恐怖一扫而光。
随后，一场场攻坚战打响了：“5·18”特大盗枪案、“5·28”石道杀人案、“6·9”强奸轮奸女教师案、“7·2”唐庄杀妻杀子案等一系列大要案纷纷告破。
“被称为粮食局，是我的耻辱”
在一段时间里，登封市公安局被老百姓私下叫作“粮食局”，意思是“光吃饭不干事”。全市30多个职能部门的综合测评中，登封公安局连续多年被评为倒数第一。
“这是登封干警的耻辱，也是我的耻辱。”任长霞说。她最先做的是最得罪人的事：裁人。上任第一个星期，任长霞就跑遍了17个区、乡、镇的派出所，和民警谈心。顶着压力，她清除了当地警察队伍中的3匹“害群之马”，开除和辞退了15名长期旷工、迟到以及参与违法违纪行为的民警。
她直接抓“警风暗访”行动，据民警们介绍，任长霞经常不打招呼前去查岗。有个故事在登封警界广泛流传：一个派出所所长在侦破一起重大盗窃枪支案中有突出贡献，市局奖给他所在的派出所一辆昌河车，并给他个人报请了二等功。但后来局里发现他有违纪行为，在调查核实后，任长霞不留情面，毅然免去了他的所长职务。
威不可谓不严，但是任长霞也深知，对干警的关心不可有丝毫疏忽。她想尽一切办法，开了职工食堂，改善了民警的住宿条件，建起了小浴室、小图书室、小健身房等，并及时给民警们补发了工资，落实了警衔待遇。
原刑警一中队中队长孙洪彬说，任局长上任前，刑警队技术中队只有一部老掉牙的照相机，其他设备也都很陈旧，任局长来后，勒令投资70多万元，为刑侦技术中队购置了刑事技术装备和全新的办公设施，登封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软硬件甚至高于省公安厅和郑州市公安局的标准。
2002年3月，登封市公安局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机制改革，全局民警竞争上岗。在这次活动中，任长霞顶住“说情”“送礼”之风，亲自出考试题。
几个月后，整个登封市的干警都觉得自己跟以往大不一样，“出门都觉得警徽亮闪闪的”。
请君入瓮
在登封及嵩山一带，提起王松及其黑帮同伙，没有人不胆战心寒。说到白沙湖，更无人敢走近半步。2001年4月23日深夜，一封群众来信令任长霞震惊：王松纠集家族成员横行乡里，受害者百余人，7人致死，民怨极大，却人人噤若寒蝉。
任长霞和专案组讨论制定了严格保密的抓捕计划。2001年4月29日，警方抓捕了王松手下的王怀甫、王潮红等五人。得知手下人被警方抓走，王松气得顿足捶胸，发誓要摆平此事。次日，他到处托关系，想见见这位新来的女公安局长。
5月1日晚9点，王松走进任长霞的办公室，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朝任长霞递上去，一边认错一边请局长松手放人。“白沙湖的问题这么严重，拿几个钱就想放人？别说是你手下的人不能放，就连你也走不了！”任长霞的脸色平静，却透出一股威严。王松大吃一惊，他赶紧使出了惯用伎俩：“局里需要多少钱，尽管说。”任长霞骤然变色，一声令下，埋伏在办公室门外的几名侦查员应声而入。不费吹灰之力，王松被生擒，其黑帮成员除王松兄弟王根畏罪自杀外，其余59名帮凶及打手皆被捉拿归案。
白沙湖畔的百姓们一拨拨拥向登封市公安局，人们想亲眼看一看、当面谢谢这位女公安局长，更多的群众点燃了鞭炮、吹起了唢呐。
一战告捷，任长霞的指挥刀又指向横行于登封西乡一带的“砍刀帮”，这是以李心建为首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特大犯罪团伙。5月28日，该帮派也彻底覆灭，36名骨干分子被依法逮捕。
为群众落泪
2001年7月19日，任长霞第一次接待上访群众的时候，吓了一跳，黑压压的300多人。从上午8点忙到晚上11点多，任长霞嗓子都哑了，脸都麻了，也只接待了124人。半个月后，第二次接访，一下子又来了170多人。控申室门口都排不下队，任长霞把乡亲们请到了机关五楼会议室。
“大娘大爷们，我也是农村长大的，理解大家的苦处。请相信，在我的职权范围内，一定想法给乡亲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你们暂时不要来了，要花钱，大家都穷。下面办事效率低，容我一件件处理。我把手机号码告诉大家，给我打电话。”
韩素珍因为女儿被奸杀，嫌疑人被释放，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告状。到登封，到郑州，到北京，一进信访部门就扑通跪地喊冤。车站不让睡，就盖着塑料袋和报纸睡在广场上。几年下来，不到60岁的人已经头发全白，牙齿松动，眼睛蒙上了一层眼翳。
2001年8月19日，在局长接待日接访时，一个上访的老者带着若信若疑的眼光说：“我想跟任局长谈点事，必须在一个机密的地方谈。”任长霞把来人请到了办公室。结果，他提供了这起强奸案的重要线索。沉冤十余年的案子破了。
这是村民给任长霞的一封信：“……说句心里话，对公安局，老百姓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像今天这样叫着亲切了。……天太冷，俺登封的冬天就是这样，风干、风大，您要注意保暖，身体最重要。听说您老下乡，东奔西走的，没有好身体咋成？”看到这封信，打黑时毫不手软的任长霞忍不住放声大哭。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任长霞出殡前一晚，几百人就坐在或睡在医院周围的街道上，要给她守灵。
而出殡那天中午，灵车徐徐往前开动时，很多人在后面哭着，喊着，追赶灵车，有的鞋子跑掉了也顾不上拾……这种悼念的情绪一直持续到现在。医院附近的布告栏和电线杆上，至今还贴着很多民间诗人的诗篇。最长的一首叫《登封三日祭》，十几页的纸张挂在绳子上整整一长溜，称她是“登封人民的守护神”。
5月19日。任长霞死后的第5个周，登封人习惯叫“五七”，按风俗，这一天家属要给去世的亲人上香敬酒。远在君召乡郭岭村的屋子里，韩素珍在桌上摆了两杯酒，一杯是给死了14年的女儿李艳芳，另一杯是给公安局长任长霞的：
“妮，俺母女谢谢你，俺一辈子都会记得你。”
人民的好党支书——邓练贤
邓练贤出生于1949年12月，广东省台山市人。1973年，邓练贤投身于中山三院传染科，一干就是30年。1990年起，他出任传染科党支部书记。他领导的支部连续13年被评为先进党支部，他本人则连续13年被评为先进共产党员。2003年4月21日在抗击“非典”中殉职，是广东省在抗击“非典”战斗中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医生。
继广东省中医院二沙急诊科护士长叶欣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邓练贤，于4月21日下午5时40分，因抗击“非典”以身殉职，永远离开了他默默服务了30年的医院。
1月31日下午4时，中山三院突然收到广州市卫生局发出的紧急通知，称广州、深圳、佛山、河源、中山等地陆续出现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指定该院为四家接收医院之一，要马上做好接收病人的准备。
那天正好是除夕，医院大部分员工已经开始休假。院领导临时授命，电话通知传染科、呼吸科、麻醉科、儿科、外科、放射科、检验科、医务科、设备科16名医护人员组成医疗小组。专家们刚刚还在与家人吃团圆饭，接受了电话“任命”后，全部扔下碗筷赶回医院。其中包括传染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呼吸科党支部书记张天托和儿科党支部书记王清文。
除夕夜，医院住进了第一名11岁的重症非典型肺炎病童。大年初一凌晨零时，第二名病人转送过来，这是一名女病人。那夜，邓练贤完成对这两名病人的紧急会诊和抢救时，已经是大年初一凌晨3时。
大年初一，“毒王”“驾到”。他就是某报纸2月24日头条报道《百名白衣天使冒死救一人》中的周姓病人。广州市60名医务人员因抢救他被传染，他的亲戚朋友21人也先后染病。
9名医护人员参与对“毒王”的抢救，6人是共产党员。抢救过程惊心动魄。
对他进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时，严重缺氧使得病人极度烦躁，传染科党支书邓练贤指挥众人按住他的头和四肢，麻醉师插管，呼吸科党支书张天托上呼吸机，传染科党员王乔凤护士长吸痰。现场抢救3个小时，终于将“毒王”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未能从ICU中走出来
年初三，邓练贤、张天托、王清文又带头抢救除夕夜送来的11岁男童，他已经呼吸衰竭、心脏衰竭。3位党支部书记轮流为他实施徒手胸外心脏按压，4个小时中，曾两度令他的心脏恢复跳动。
中山三院接诊的这3例非典型肺炎病例，都是极重、极“毒”的早期病例，第一批医护人员在抢救中都戴了两个以上的口罩、穿两层以上隔离衣，但在连续四天不眠不休的紧张抢救后，20名一线医护人员病倒。他们冒死相救的3名重症非典型肺炎病人中，只有“毒王”在3月3日康复出院，其余两人死亡。
病倒在自己工作的医院里，邓练贤等人早期还能通过电话互相问候鼓励，后来，大家连喝一口水都分两三次喘气，说话只能讲单词，上一趟洗手间就喘得几乎晕过去。症状最重的是邓练贤，邓天德、张天托后来被转送到广州市呼研所的ICU。
经抢救，19名一线医护人员康复出院。而从年初三开始病倒的邓练贤主任，却未能从ICU中走出来。他因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气胸、脓胸以及多种耐药细菌、真菌感染，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病人、亲人和同事，终年53岁。
“既然选择做一名医生，就意味着要付出。”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一名踏实的好医生。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丰功伟绩，同事们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真正的老黄牛。“他不是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但绝对是一名踏实的好医生，一名无私的好党员。实实在在地工作，勤勤恳恳地耕耘，爱护每一位同事，善待每一位病人。
没有一个人对这个评价有异议。”作为传染科副主任，邓练贤一直默默配合着科主任，为把中山三院传染科建设成为全国闻名的专科付出了大半生的心血。想起这位善良、诚恳、勤勉的好同事，姚集鲁教授禁不住在记者面前痛哭失声。
姚集鲁教授回忆，长期在最危险的传染科工作，每一次危重病人的抢救，邓练贤都在现场亲自组织，带头上火线。这些年来，他一直兢兢业业，无私奉献。
“这么多年来，每次抢救完病人都是邓书记打电话给我们订饭，每次我们和病人发生误会都是他亲自去协调，他现在走了，我们怎么能习惯失去他的生活？”与他一起抢救3例重症非典型肺炎患者而同时病倒的护士长王乔凤在记者面前泣不成声。
王护士长说，老书记很节俭，三年前出国访问时姚集鲁教授送给他的一条领带一直戴到现在。老书记很大方，传染科经常有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的病人，老书记自己掏钱给他们买药买饭。老书记大事小事都操心，行政、业务都很优秀。在老书记的亲身示范下，传染科是医风医德很过硬的科室，这么多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医疗事故，没有发生一宗重大医疗纠纷。
老书记没有喊过一句口号，他生前只留下很朴实的一句话：“既然选择做一名医生，就意味着要付出。”
人权主义斗士——张纯如
在日本右翼势力的压迫面前，人权主义斗士、美国华裔女作家《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作者张纯如过早地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被路人发现她用手枪在美国加州洛斯盖多自杀于汽车内，年仅36岁。生前的她因调查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血腥的暴行，精神极度压抑而患抑郁症。
这个说着外国话的华人子孙，勇敢地追随父母和其他海外华人的记忆，为寻求真相而踏遍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写出了让整个西方世界震惊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美国《新闻周刊》评论本书“对二战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做了果敢的回顾”。
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曾连续两月高居《纽约时报》
最畅销排行榜之首，它改变了所有英语国家都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现状，但张纯如本人却因为说出真相，多次遭人威胁，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透露丈夫和孩子信息”而患上抑郁症，最终饮弹而亡。
张纯如走了，但在亚太事务研究中心的主持下，纽约以及全美的华人自发举行了张纯如追悼会；全美有198个书报杂志刊登了张纯如身亡的消息，向这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致以敬意。她的墓碑上则写着这样一串头衔：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这一切，正如张纯如所说：我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被牢记的，还有追寻真相的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办公室就在纪念馆西南角小办公楼的二楼，上午10时，阳光穿过玻璃窗投进房间，光束飞舞。朱成山手抚着一本厚厚的书，陷入沉沉的思绪中。这么多天来，张纯如的去世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刺痛着朱成山的心。“对于张的父母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
朱成山曾经和《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有过多次的交往，朱成山钦佩张纯如的执着、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因而视这名年轻的华裔女子为事业上的挚友，他为张纯如的逝世深感悲痛和惋惜。
朱成山向记者讲述了几年中4次与张纯如的交往，唏嘘不已。时光像烟雾一样弥漫，回到了过去。
“她有一双真诚的眼睛”
朱成山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张纯如是在1995年8月9日。那天，专程从美国赶来的张纯如小姐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找到朱成山的办公室，寻求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帮助。这是朱成山第一次知道张纯如的计划：写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并在美国出版。看着眼前这位年轻（当时张纯如27岁）漂亮但不会说汉语的华裔女青年，朱成山既为她的勇气而高兴，又不禁担心：她这么年轻柔弱的女子，能否写好有分量的南京大屠杀作品？
眼光锐利的张纯如似乎看出了朱成山的顾虑，将一本她当时的作品《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递给了朱成山，看到眼前这部厚似砖头、文字庄重、考证严谨的着作，朱成山的疑问一扫而光，随之取代的是感动。“她有一双真诚的眼睛。”朱成山说。
朱成山告诉记者，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在二战中的暴行，很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十年光阴中，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太弱。而此时有这么一个柔弱女子愿意站出来，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忘记历史即是受到第二次大屠杀”。
朱成山当即表示将全力支持她，他不仅赠送给她全套的馆藏资料，委派纪念馆副研究员段月萍全程陪同她参观和考察市区其他的大屠杀遗址，还给她着书提出了很多参考建议。
考虑到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史料了解甚少，朱成山向张纯如建议，如务求详尽，最好能广泛寻证。朱成山开了一长串的建议名单：如去日本一桥大学走访古文研究会专家藤原影、吉田裕教授，去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去德国追踪当年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的足迹等。朱成山一开始认为：这些地方一个女孩是不可能全部访到的。
想不到，对事业严谨执着的张纯如，日后真的去了那些地方，而且张纯如还找到了许多一手资料。这个年轻人的锲而不舍和认真让朱成山十分感叹，对比如今大多数年轻人做学问的目的和方法，真是差别太大。
后来，朱成山了解到，张纯如完全是受了身为第一代华侨的父母的影响，幼年时就受教诲一定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张纯如，发现在她生活的周围居然没有真实反映这段历史的记载，她决定用自己的文笔告诉世人这个真相。
“忘记历史即是受到第二次大屠杀”。
普林斯顿大学时的诺言
朱成山第二次见到张纯如，是1997年11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年，系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60周年。从11月17日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罗格斯大学联合举行为期一周的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不仅在美国高等学府是首次举办，在海外也是第一次，朱成山应邀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英文版正式发行。
张纯如的这本书是于1997年10月完稿的，当时，张纯如向朱成山许诺：一定在新书面世时留一本给朱成山，但不想11月22日新书的首发式上，这部书遭到了热情读者的抢购，连样品书都被人买走。张纯如只好面带歉意地向朱成山致歉，说日后一定赠送给他一本书。其实此前，台湾天下文化公司的肖富元编辑专程来到南京，让朱成山全文审校他们翻译的本书的中文版，当时朱成山就被张纯如运用辛辣的笔法、犀利的笔锋，酣畅淋漓地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而感动，但也在书中找到共十多处值得商榷的问题。在美国研讨会期间，朱成山和张纯如直截了当地谈了对该书的读后感后，她立即表态十分重视朱成山的意见，马上和台湾天下文化公司联系修改。这种严谨执着的敬业精神让朱成山大大折服，朱成山说：现在想来，正是这种兼收并蓄、一丝不苟的精神，她才写出这部轰动美国和让世人警醒的好书，同时也是她过于苛求完美和历史责任感，她才在拼搏和奋斗中倒下。
1998年2月7日，译名为《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中文版在台湾正式出版。而朱成山终于收到了台湾方面寄来的由张纯如亲笔签名的两本中英文版新着。事隔几个月，张纯如信守了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诺言。
从一个柔弱的女子变成敏锐、坚毅的斗士
朱成山再次见到张纯如，是在美国旧金山，距离和张纯如初次见面已经过去了6年，张纯如从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变成了敏锐、坚毅的斗士。
2001年9月8日，是《旧金山和约》签订50周年。日美两国政府专门在旧金山举办系列纪念活动。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出于当时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而单方面与日本讲和、放弃对日战争索赔、出卖了亚洲各受害国人民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对此喜形于色地说：“由于《旧金山和约》的签订，使日本在二战中的战败国，比在一战中的战胜国得到的还要多得多。”事隔50年后，日本政府出资300万美金，在旧金山大搞纪念活动，而全球华人为此也聚集旧金山反制日美两国政府的纪念活动，朱成山正是在这个活动中再次见到张纯如。
在名为“强奸南京——反制日美两国纪念《旧金山和约》50周年纪念活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纯如第一个登台发言。她的15分钟演讲，博得了与会者长时间的掌声，但也遭到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憎恨。当场有两个日本人站起来向张纯如发难，蛮横提出了所谓的“疑问”，张立即据理驳斥，批得两个日本人语无伦次。到会的许多专家学者也站在张的一边，批驳日本人。两个日本人掏出手帕连连擦脑门上的热汗，最后，夹着包灰溜溜地逃离了会场。
正是张的这段与日本否定历史作斗争的经历，使日本右翼也不敢直面她，不过，朱成山认为，也正是因此，从此张纯如和她的家庭过多地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酿成了日后的悲剧。
柔情的一面
正是在张纯如等人的坚持推动下，美国人逐渐认识和接受了“南京大屠杀”
这段历史。2001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得到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永不忘却——南京大屠杀暴行史实展”的机会。
朱成山给张纯如打电话，邀请她出席。录音电话留言后不久，她给朱成山回了电话，爽快地答应将出席展览开幕式及和平祈祷仪式。这也是朱成山和张纯如的第四次见面，想不到，这一面竟成了诀别。
朱成山还记得祈祷仪式那天晚上，在旧金山圣玛利诺大教堂，美国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五大宗教领袖，南京市副市长陈家宝、张纯如和他等人，排成一排坐在教堂前台上，近3000名美国人与他们一起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祈祷，为世界和平祈祷，教堂内凝重、肃穆的气氛令人泪下。一名摄影师捕捉到了张纯如在祈祷时泪光闪动的镜头。
祈祷仪式结束后，突然天降暴雨，张纯如让和她一道来的父母亲在教堂内等着，自己奔向停车场，将她的白色轿车开至教堂屋檐下，让其父母上车，这种“孝女”之情景，又让朱成山看到了张纯如柔情的一面。
走在对日诉讼索赔的道路上——王选
1952年8月6日王选出生于上海。1972年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在义乌中学从事英语教学8年。1987年留学日本，后获得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在日本期间，王选获悉自己的老家浙江义乌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实施细菌战的重点地区，家乡有很多细菌战的受害者。她决心为中国受害者鸣冤，从而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1997年王选成为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多次代表受害者在东京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被许多人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作
王选所做的工作，被许多人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人曾经向王选提出疑问：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周恩来总理已经明确表示，对于抗日战争，中国放弃赔偿。现在，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向日本人提出赔偿的要求，是否会被日本人和国际舆论看不起，是否有“不讲信用”和“出尔反尔”的嫌疑？
王选的回答是，在国际法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赔偿和国家对战争受害者个人的赔偿是两个概念。钱其琛同志曾经明确表明，中国政府当时放弃的战争赔偿并不包括个人赔偿。是否要求日本政府对细菌战造成的损害做出经济赔偿，是受害者个人的权利。
尽管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仍以不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权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它判定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及实施细菌战的事实，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
王选曾经说过，如果要从“爱国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这几个概念中选择一个来概括自己，她会选择“人道主义者”。在王选看来，所有受害者，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有人的基本权利。和日本人打官司，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索赔，它更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维护和对整个世界的道德提醒。
“我不是民族英雄，也不仇日，不要将我符号化”
“我不是民族英雄，也不仇日，不要将我符号化。”王选并不同意媒体对她的形象塑造。
对于王选来说，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并不单单为了当年细菌战的那些受害者。她一再向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的成员灌输这样的理念：“柏林墙已经倒了，如果我们还用冷战时期的理念、话语，日本知识界在这一点上就与你不相通，排斥不可避免。”诉讼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揭示历史真相，声讨人间罪恶，进而让人类能够找到避免产生这种罪恶的土壤。
一切都要从1995年8月3日说起。
这一天，王选在一则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中了解到，自己的老家——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3位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要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
报道中还提到，参加会议的几名日本人将赴崇山村调查。
读完这则消息，王选跳了起来：义乌崇山村，正是王选父亲的家乡，也是她插队生活多年的地方。1942年的一天，村子里爆发了可怕的瘟疫，四百多名村民痛苦地死去。村民当时并不知道灾难的原因。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 山村，把这里变成活体解剖的实验场。王选家有8位亲人遇难。小时候，父亲曾粗略讲起当年13岁的叔叔因染瘟疫受尽折磨而死去的情形。父亲痛苦而恐怖的神情，让她难忘。
王选过了40岁了，才知道家乡那场灾难的真相！
她很快与这些日本人取得联系。她介绍说：“崇山村就我一个人在日本，只有我才能准确地把崇山方言翻译成日语。”
当时的王选从事着英语教师的工作，还准备赴美国留学。但从此之后，她辞去了教师工作，放弃了留学计划，也放弃了做母亲的机会。为了让受害者的权利得到最大的体现，她开始了艰难的调查取证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交战国中，日本是唯一在战场上公然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作为当年重要的秘密战略安排，侵华日军在中国从事细菌武器研究、生产和实验，使用了鼠疫、霍乱、炭疽、伤寒、副伤寒、痢疾、回归热等菌种，屠杀中国人民达百万人以上，规模之大，受害之深，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王选的老家义乌崇山村就是鼠疫受害的典型地区。1942年10月，侵华日军细菌战秘密部队占据了这里的一座古寺，把它辟为细菌战活体解剖实验场地，上演了惨绝人寰的一幕。崇山村因日军实施细菌战而感染鼠疫的数十位村民被当成“实验鼠”。日军将他们肢解、掏空内脏后弃尸荒野。他们的内脏被用作细菌武器鼠疫菌培养和实验的标本。以崇山鼠疫受害者器官培植的菌种，被侵华日军命名为“松山株”（崇山亦曾称作“松山”），用来生产出更具杀伤力的细菌武器。抗战之后，义乌民间人士以及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几乎从未停止过调查和申冤。王选依靠崇山村老年协会召开座谈会，老人们一起回忆，相互印证，证实崇山村死难405人。
崇山村成了王选发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策源地。
王选带着一批批关心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中外各界人士来到崇山细菌战遗址，让他们体察细菌战受害情景。这些人士中有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外交官等。王选组织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受害者控诉会议和调研、诉讼工作会议。很多时候，与会的受害者发言只会用方言，外国人只会自己国家的语言，而精通几种语言的王选就在现场将几种语言准确地相互翻译。
与此同时，一批研究者和志愿者也取得了调查研究成果。通过坚持不懈的调查研究，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伙同荣字1644部队设在南京的世界上最大的细菌武器生产实验基地、侵华日军屠杀47万无辜百姓的十八秋（1943年为日本昭和18年，日本人简称其为“十八秋”）鲁西霍乱战、浙赣细菌战、云南细菌战、东北大瘟疫、粤港细菌战等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陆续被深入挖掘出来。
细菌战大部分受害幸存者当年都是穷苦的老百姓，没文化，又年老体弱。他们对外部世界很不了解，对日本法律的了解近乎于零，加上经济上缺乏来源，想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做。王选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只有在王选的带领下，他们才能够在日本法庭上与日本政府进行交锋。
从两年之后的1997年8月起，受中国受害者推举，王选带领由浙江义乌（崇山）、衢州、宁波、江山以及湖南常德等地的180位中国受害者组成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以日本国为被告提起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法院判令日本政府就日本细菌战罪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这场可称为“世纪诉讼”的审判，从起诉之日起，就受到了全球范围的关注。王选代表中国原告与原告日本辩护律师团一道，联合、动员了国内外一批专家学者参与，赴日参加了41次开庭。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虽然对侵华日军所实施的细菌战行为作出认定，但对原告的赔偿和谢罪要求做出了驳回。法院的判决特点是既承认事实又直接明了地将问题推给了中国政府。法院的理由大致如下：
一、战争导致个人的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以及其他外交手段来解决；二、国际法并未授权个人可以起诉国家；三、国家责任豁免；四、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中国受害者不服判决，上诉至东京高等法院。2005年7月19日，东京高等法院做出了基本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诉讼180名原告的总代表，王选担负的责任重于泰山。多年的诉讼中，沉重繁杂的各项诉讼工作，几乎把王选压得透不过气来。41次赴日开庭，犹如排兵布阵，进行41次重大战役，而兵马是一群年逾古稀、身体病弱的老人。从出庭人员的行程到法庭申诉作证的各个阶段，让王选耗尽钱财，费尽心血。尤其是诉讼经费，开支何止百万，全靠民间集资，谈何容易。有时眼看开庭在即，出庭人员出国费用尚未落实，真是一夜间愁白须发。而时间又是诉讼之大敌，诉讼又没有实质进展，仍遥遥无期，结果难料。日本政府不肯道歉，也不肯赔偿，使官司拖延下去；原告们却因年老多病渐渐精力不支，纷纷撒手人寰，时间不济，经济枯竭，让王选心急如焚。然而，她要承受的，还有来自许多方面的不解和冷遇。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王选，让她能够把这件事做这么久？
这个问题让王选觉得痛心。她说，在国外，从来不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对一个公民来说，这是维护人的起码尊严所必须做的。“我已经看到了，就不可能再背过身去，装作不知道！我们打官司绝不为了钱，而是对死去的亲人同胞尽义务！所有受害者，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有人的基本权利。
不要以为这可以用钱来补偿。像细菌战这样的罪恶，违反人类社会起码的伦理道德，将它调查清楚，将真相告诉世界，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一种维护，是对整个世界的道德提醒。”
“我每天的状态是在战争与和平的两极来回穿梭，两种状态在内心交织碰撞，每天让人又痛苦又清醒。很多人说这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官司，我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知道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有人说我们是弱势群体，我问你，什么叫强？什么叫弱？手里有正义就是强大的，邪恶才是弱者，日本心虚才不敢出来认错！”王选语气铿锵。
值得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调查、揭露和奔走呼号，社会各界被动员起来了，王选的行为被高度关注。日本政府再也无法抹杀和掩盖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恶史实，而世界上正义与进步的力量以及年青的一代，已经开始广泛参与介入，以实际行动来支持王选的正义行动。
矗立在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阎观文
1997年的清明节，这天人们的心情十分沉重。在漳浦县佛昙镇白石村边的海滩上，一场庄严、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在这里举行，此时，哀乐声如泣如诉，悱恻低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为一位和自己素不相识的英魂送行。
10时许，大海涨潮了。骨灰安放仪式开始，当和着鲜花的洁白骨灰融入大海怀抱的时刻，人们再也忍不住了，不约而同地含着泪花从口里、从心里呼喊着：
“阎书记，您慢走！”“阎书记，我们怀念您……”
浪花失去了往日的喧哗，轻轻地、轻轻地拍打着沙滩；潮涨潮落，潮落潮涨，依依不舍地挽留着骨灰，挽留着英魂；沙滩上，素有“绿色长城”美称的木麻黄树组成的防风林带，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在肃穆默哀中给赋予它们在漳浦防风御沙使命的县委阎书记最后一个庄重的注目礼……阎书记——阎观文，一个在漳浦工作了20年的南下干部，一个离开漳浦近30年的原县委书记，对漳浦大地依然爱得那么深，魂兮，不归故乡归漳浦，清清白白地从这里投入浩瀚的大海，死后不占方寸之地。
图什么？图的就是全心全意为漳浦人民谋利益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漳浦县连年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群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受到挫伤。为了鼓舞干群团结一致战胜自然灾害，县委书记阎观文在一次全县干部扩大会议上，风趣地插上了一段对漳浦县古有“金漳浦”之誉的精彩分析。他说，漳浦依山面海，土地贫瘠，又极易受风、涝、旱灾袭击，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尽管耕地面积53万亩，可灌溉面积仅12万亩，其余皆为“望天田”，从来就是缺粮的农业大县。人民食不果腹，却为什么叫“金漳浦”？原来，在旧社会，到漳浦当官的，期满离任，都能搜刮到大批钱财入私囊，他们是来挖金的，所以叫“金漳浦”。他接着说，漳浦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南下干部，是共产党员，千里迢迢来到漳浦。图什么？图的就是全心全意为漳浦人民谋利益！与漳浦的当地干部和群众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把漳浦建设好，共产党员来漳浦不是为了挖金子！阎书记的讲话顿时被台下热烈的掌声打断了。
“共产党员来漳浦不是为了挖金子”，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作为一个县委书记，阎观文不仅这样说，而且一直这样做。
阎观文是1949年9月底到达漳浦的，在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中，漳浦县人民政权诞生，他任第一区分委副书记。12月，转任第五区分委副书记（时未配备区分委书记），后任区委书记。
第五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漳浦对敌斗争最激烈最复杂和发展生产任务最繁重的地区。管辖范围为现在佛昙、前亭、马坪3个镇。这是沿海突出部，背山面海，与金门隔海相望，海面国民党军炮艇骚扰破坏，山上武装匪特蠢蠢欲动，是剿匪也是海防前线。这儿又是风沙和干旱肆虐的地方，风沙满天，滴水如油，耕种和捕捞条件、环境相当恶劣，群众生活十分困苦。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要恢复和帮助群众发展农业、渔业生产，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以树立共产党在新解放区的威望，作为该区的第一把手，重任在肩啊！
阎观文认为，只有社会治安的稳定，才能迅速打开工作局面，才能使生产和建设得以顺利进行。因此，上任伊始，他把剿匪放在首要地位，每次剿匪行动，他都亲自带区武装班出发。马坪的林埭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他打起背包挎上抢，偏偏就要“虎口拔牙”，在那儿住下来，紧紧依靠群众，狠狠打击了土匪嚣张气焰，提高了干部群众剿匪积极性。1951年10月17日凌晨，盘踞金门的国民党军仗着炮艇，进犯前亭的江口村，当激烈的枪声从海面传到佛昙时，为了减少绕道时间，他带上通讯员，摇着小舢板从海上直接赶赴江口村。同志们劝他说，天这么黑，敌情又不明，这样做太危险了！但他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区委书记，早一分钟赶到，民兵、群众就有了主心骨，就能坚持到配合解放军赶来共同消灭来犯之敌。”
为了帮助群众迅速发展生产，他走遍了五区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每到一 处，总是卷起裤筒帮农民干活，向农民了解农业生产状况和要求。针对五区沿海村庄农业生产灌溉靠戽水，易受风沙、干旱和土地盐碱化严重威胁的状况，他发动植树造林以挡风沙，还制定兴建东埭引水渠的规划，并组织实施，解决了800多亩水田和1300多亩农地的用水问题，这在当时还是个新鲜事，改变了祖祖辈辈流传的耕种方式，减轻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农作物产量。针对海面作业易遭国民党军炮艇炮击和掳掠，他发动群众搞近海作业和滩涂养殖、围埭种植等，挽回外海作业的损失。1951年8月间，正逢天文大潮，汹涌的海浪铺天盖地而来，东埭堤岸岌岌可危，当时他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可一听到险情，马上一骨碌下床，冲到东埭堤岸，组织干部群众抢险。他自己带头装沙袋、扛沙包，加固堤岸，接连干了一天两夜，终于使东埭堤岸安然度过了汛期。五区群众纷纷说，阎书记为了老百姓，连命都顾不上了。在五区工作两年多的时间，他就是靠着拼命精神，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与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1952年8月，他调任县委组织部长，4年后任县委书记兼县政协主席。1958年至1960年间，在当时“左倾”思想指导下，漳浦县对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不顾客观实际冒进和蛮干现象。由于他不善于搞“浮夸”、放“卫星”，转任第二书记。
1960年2月，在漳浦与全国各地一样处于严重经济困难之际，他重新接任县委书记。深谙漳浦农业生产关键在于治水的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水利建设上。
尽管当年漳浦灾害频繁，春旱180天，夏季又连续遭受12次特大台风、洪水灾害破坏，但由于措施得力，各项经济工作出现好转的局面，当年全县国民经济收入达6200多万元，比1957年增加42％；基本建设投资722万元，比1957年183万元增加2.93倍。正当人们满怀大灾之年大丰收的喜悦并松了一口气时，传来了周总理期望龙溪地区拨出1亿公斤粮食支援重灾区的消息。为了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阎观文号召漳浦人民为国家分忧，此次漳浦县承担了支援近0.5亿公斤粮食的重担，这是当时龙溪地区所属十县一市的任务的一半啊！
1960年冬，党中央为扭转农村形势，要求全党同志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阎观文带领县委一班人，坚决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把遏制“共产风”“一平二调”作为搞好农村经济的头等大事抓实抓好，提出“广种、高产、多收”的发展农业生产思路，带领群众兴起上山开荒、下海围埭造田、科学种养等热潮。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工业等行业政策调整，为漳浦县顺利渡过经济困难打下基础。
阎观文重视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每年要跑遍全县两次，1981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每次都要花上个把月以上的时间才能走遍，其中一些重要产粮区的生产大队，他还要蹲点调查研究。每当下乡，他不准秘书挂电话，避免干部弄虚作假或准备招待，到了农村，他白天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午、晚上与群众交谈，吃、住都在较穷苦的农民家里。有次到崎溪村，正逢夏收，一担湿漉漉的稻谷都有100公斤，他挑得咯出一口血，仍照常参加夏收。全县山区乡村，特别是交通不便的山乡僻壤，他也是翻山越岭步行去的。他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下乡时，除了乘摩托车到第一个点外，其余均步行。正是这种脚踏实地的作风，使他对漳浦农村情况了如指掌。县委秘书们都说，每次开干部会议前，秘书的工作不是忙于找材料，写讲稿，而是好像在听阎书记如数家珍的汇报，记录下来，就是大会的发言稿了。也正是这种踏实的作风，使他更了解、关心群众的疾苦，及时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中。1961年，漳浦县遭受8次特大洪、风灾害，损失严重，他一头扎入重灾区调查，当看到城关公社后港村农民在完成征购任务后，喝着清得见底的稀粥，这位刚强的汉子掉泪了，他马上批示，立即给该村拨救济粮，同时指示县粮食局长，亲自找一个村为试点，对全县粮食总产量进行落实和重估，确保群众口粮标准。
正是在阎观文这样一大批共产党员率先垂范下，群众发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至1965年，已建成初步具有抗旱防涝能力的水利枢纽，粮食稳产增产有了可靠的保证；渔业捕捞能力向外海推进；216公里海岸线的茫茫沙滩上筑起了道道绿色屏障；工业生产有了初步基础；公路四通八达；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经济开始呈现初步繁荣；市场物价稳定；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金漳浦”逐步将变成生活中的现实。
时刻充满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使命感
阎观文就任县委书记后常说，“谁叫我是县委书记”。这句口头禅，使他时刻充满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使命感。
漳浦依山面海，河道狭窄短促，因而是风、涝、旱的多灾地区。每次抢险救灾，阎观文总是走在前头。有一次，南门村遭水淹，他打电话请部队火速携带橡皮艇救援，又要求机关各单位烧水做饭，解决受灾群众吃喝问题，自己则在没胸的深水里往返帮助抢救。刚刚背出一位老人，房子就坍倒了，随同人员都捏了一把汗，纷纷劝说，阎书记，你这样做，太危险了，还是让我们去。他说“谁叫我是县委书记，越是危险的地方，就是我的工作岗位”。
在生活上，阎观文十分勤俭朴素，深知“俭以养廉”的道理。他平时的穿着是白粗布上衣和黑布短裤，与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只有一套哔叽衣服是开会时穿的。他努力在机关领导干部中形成保持廉洁奉公的风气，从点滴小事抓起。
1963年10月8日，他主持了以县委名义制定的《机关整改初步意见》的文件，内容涉及停办机关小食堂；取消特殊供应；看戏、看电影一律自费；制止请客送礼；下乡不许用摩托车接送；自己打扫卫生和打开水等。这些规定，主要都是对科局级以上领导的约束。其实，就是在机关有办小食堂的时候，他也是坚持伙食低标准，不搞特殊化的。有一次，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会后就餐时，有个与他既是同乡，又是老战友的区委书记自作主张去食堂核吃炒米粉。饭端上来时，阎观文一看，火了，说：“别以为有我一同就餐，伙食就可以超标，不行！”他带头交出超过标准部分的餐费，并把那位区委书记语重心长地教育一番。有一年中秋节，县供销社送来两盒月饼，他批评了代收的工作人员，板着脸说：“怎么拿来的，自己怎么拿回去！”
在对待自己的亲属、子女问题上，阎观文更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就任县委书记时，弟弟因河南家乡遭受特大灾荒，生活困苦，到漳浦求当了县委书记的哥哥找出路。看着年幼时就和自己颠沛流离到山西讨饭，相依为命的弟弟，他的心颤抖了，那时候，讨来的一口饭都匀着吃啊！现在，机关办了大小食堂，自己连同妻子、孩子同吃一桌饭的机会都没有，夹着个弟弟真是难办。但当了县委书记，难道连弟弟的一口饭都不管吗？尽管当时工厂纷纷上马，介绍当个工人只是举手之劳的事，但他经过反复琢磨，对弟弟说，县里的陶瓷厂缺少推窑土工，这是十分累和脏的活，没人要干，我看你就去干吧！1961年间，漳浦根据中央有关调整指示，进行了精简压缩城镇人口，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工作。阎观文以身作则，带头把母亲的户口迁到佛昙镇农村，还把弟弟调到县农科所当农工，承担到县委机关淘大粪，运肥料到农科所试验田的任务。一个县委书记的弟弟，就这么在哥哥的“照顾”下，把这个又臭又脏的任务干到离开漳浦。弟弟回家不久便病故了。阎观文主动承担起抚养弟媳一家生活的担子，这就是“无情”哥哥对弟弟的深深手足情啊！他对子女管教是十分严厉的。有一次，大儿子亚伟到农科所玩耍，看到农民在池塘里放养着刚引进来繁殖用来喂猪的青饲料水葫芦种苗，觉得好玩新奇，捞了两棵，被看管的农民一直追到县委大院。阎观文知道后，向农民道了歉，并当面打了孩子一顿，觉得还不够解气，把孩子拉到宿舍里关起门打，同志们百般劝还是不开门，只好搬来阎观文的母亲当救兵，当门打开时，阎母责怪他为什么这么狠打孙子，阎观文含着泪说：“谁叫我是县委书记，谁叫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从小就要知道丁点损害农民利益的事，就是干不得！”
阎观文任县委书记近30年，后来因病调到市里工作也一直是处级领导干部，可妻子、儿女没能跟着沾一点光。妻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参加工作，曾在漳浦一家国营企业当厂长，随着丈夫工作的调动，调来调去，不仅没了“乌纱帽”，最后还是在一家不景气的企业办理退休的。5个儿女或上山下乡或部队复员安排工作，也都在企业单位。妻子是漳浦佛昙人，但直到大儿子结婚，阎观文从未到岳父母家拜访，一则因为工作忙，二则也唯恐惊动地方公社、大队领导引起诸多不便。“无情未必真豪杰”，但作为县委书记，他不能不如此。他生活俭朴，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除了长期接济在佛昙工作访贫问苦时认识的一位孤寡老人外，全部寄给母亲、弟媳和岳母。倘不是市直机关后来实行房改，连“家徒四壁”的份儿都没有。正如他在1993年立下的遗嘱中所写的，他是“勤俭持家的”，“现在依旧，也没有什么财产”，欣慰的是“也没有欠别人债务，一身轻松”，告诉妻儿要继续负责祖母和外祖母的生活费用，“尽到做子女的责任”。
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县委书记深深的孝敬之情。而于自己，最好“当天去世，当天火化，以减少家属的痛苦”，又无不折射着浓浓的夫妻爱、父子情。
“文革”期间，在逆境中，阎观文敢于坚持真理。有一次，有个派性组织要他批1.5万公斤粮，迫于当时形势，违心地批了1500公斤，但马上与县委其他同志通了气，深感愧疚。谁知隔天派性组织找他算账，坚持要1.5万公斤，阎观文顺水推舟接过已批拨1500公斤粮的条子，立即撕得粉碎，坚定地说：“粮食是国家控制的重要物资，既然我这个县委书记还有批条子的权力，一斤也不能乱批！”结果，免不了挨批斗和拳打脚踢。
1970年2月，阎观文调任龙海县革委会常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同年8月，调龙岩陆家地煤矿采煤团任团长、政委。1972年8月，调任华安县委副书记，后任书记。不管调到哪里.他依然保持艰苦奋斗，忠于党的事业，做人民公仆的共产党员本色。在煤矿，他坚持与工人在井下采煤作业，后来得了矽肺病，为了照顾他的病，地委调他到华安县任职。为了改变华安生产状况，使人民群众生活能有较快提高，他带着秘书整天一座山一座山地转悠着，与当地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交谈，向他们请教，探索华安农业生产的思路，常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要求华安县机关干部，必须经常下乡参加义务劳动。他动情地说：“华安县群众还很穷，我们是国家干部，毕竟还领着薪水，更得为改变华安县落后面貌多尽责任和义务。”这种不流于当时豪言壮语形式的号召，很快得到华安县干部的积极响应，隔年，他因劳累过度患高血脂症和肺大泡，仍坚持带病工作，直到连饭也难咽时，才不得不躺倒在医院病床上。当同事们征询是否叫他女儿到医院护理时，他连连摆手，说：“她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如果仅为了父亲的病就放下工作，像什么话！”
1997年3月30日上午，与病魔斗争多年的阎观文与世长辞，几天后，根据他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柩悄悄地被接到漳浦，接到了佛昙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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