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ethod、way、means等表述，意为“a method or style of doing some-thing”，[81]通指人们在活动中所选择的中介要素，不可缺少的途径或道路。综合各派意见，方式、方法就是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或取得某样东西所选择的行为手段，是连接相互作用的主体与客体的中介因素，举凡人们用以完成某项工作的工具、途径、技术和范式都属于方式、方法的内涵。科学的方式、方法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障。
本书所指的理想信念特指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也就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世界观、价值观在实践目标上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本书所讲的理想信念教育，也不仅仅指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人们施加思想影响的专题教育活动，或局限于某一课堂或某项专题活动中的教育活动，我们这里所讲的理想信念教育是大教育，既是狭义的，更是广义概念里的理想信念教育，即融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与其他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的社会化、生活化教育实践。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方法，也不仅是指纯粹技术层面的具体方式、方法，还包括大教育赖以进行的各类思想理论资源，包括受教育者所经历以及接收到的全部外界信息资源等。
本章拟从国际共运史和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维度，对理想信念教育的传统方式、方法进行系统的清理、检讨和评估，通过追溯过去（深入挖掘和科学总结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经验教训），达到回归、尊奉理想信念教育之原旨、本真的目标。
第一节 苏联意识形态教育方式、方法回顾与检讨
鉴于苏联的理想信念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交叉和重叠，有时甚至是二位一体的，我们在此暂不对二者区别处理。
在社会主义实践者那里，意识形态被赋予“观念上层建筑”性质，成为立国之本，不仅要为经济建设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而且作为一种观念或思想上层建筑，还承载着维护政权合法化、进行社会政治动员和实现社会稳定的功能。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因此就自动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82]人类是可以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价值观的，执政的共产党更是如此——不仅在于“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共产党宣言》用语），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更有条件借助政权推广、渗透其意识形态，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意识形态无疑需要科学建设，以便更具合法性和正当性，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事情，问题是如何进行建设。
总的来看，苏共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的成就很大，苏共曾经建立起规模宏大的马列主义宣传研究教学机构，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材体系，如德波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布哈林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是以教科书的形式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尝试。苏联大量收集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比如，十月革命后由梁赞诺夫主持，苏联政府不惜重金收罗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和文献，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系统整理和再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部分精神遗产。苏联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理论体系，实现了以教科书形式解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83]在一定时期确立起马列主义在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曾使马列主义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
从教育效果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苏联人民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人们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共产主义斗志，充满着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热情和憧憬。但也不可否认，苏共在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的方式、方法选择上也曾出现过严重失误，曾采用过一些不当措施，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国家最终的人心涣散甚至解体剧变多少与之有关系。从方式、方法的维度看，苏共的意识形态教育有如下深刻教训值得汲取。
一 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列主义，将本国经验神圣化、绝对化，难以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资源的合法性、先进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共，曾以自己最高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和功绩为基础，打造自己的意识形态教育资源。列宁时期，苏共充分借助十月革命胜利的东风和列宁的崇高威望，逐渐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逐步培养起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感。苏共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式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首先是因为列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无与伦比，理论权威地位无可置疑，列宁的光辉领袖形象及其伟大生平、不朽业绩足以成为强化苏共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雄厚资源。苏联解体后，有关当局同样用瓦解列宁神话的方式来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后话。
列宁去世后，苏共继续把继任领袖打造成全知全能的信仰对象，把其对马列主义的解释和对现实的论断作为判断理论是非的唯一标准和根据，当成全党全国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遵循的绝对真理。不可否认，大树、特树主要领袖的绝对理论权威地位在一定条件下也强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合法性，在短期内也收到了巨大成效，但这种做法最终还是显露出其难以为继和不可持续的固有缺陷，因为个人崇拜本质上是封建传统文化中权威崇拜和迷信的延续和残余，既不符合马列主义核心要义，也很难说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反映多数人意见和愿望的。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资源的合法性，本来应该主要靠理论资源自身的逻辑力量、真理力量，正所谓“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搞领袖个人崇拜运动，将其思想理论神圣化、绝对化，尽管其初衷是从情感上、意识上增进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归属感，实际结果却是对民众的愚弄，是十分不利于集中全党、全民的理论智慧，不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理论创造积极性的，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资源发展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意识形态教育资源建设离不开领袖人物的理论创造，更离不开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与理论创造。搞领袖个人崇拜只会让多数人停止理论思考，只会严重压抑、弱化群体的理论创新意识，实质上是在剥夺人民群众持续紧密地接触马列主义理论的权利，无异于解除人民群众的科学理论武装。总之，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旨在让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拥有最高真理的个人崇拜运动，不能从根本上促进人们自觉自愿地认可、赞同、接受主流意识形态，不能有效解决民众对意识形态权威性的认同弱化和信任缺失问题，不是意识形态建设（理想信念教育）的科学方法。
“打铁还需自身硬。”增强意识形态教育效果的关键，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保持教育资源的先进性、彻底性。苏共意识形态教育资源建设不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苏共没有能始终坚持用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来提升自身理论资源的素质，进而导致教育资源蜕化和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最终导致教育效果大打折扣。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导致苏共意识形态教育资源先进性、彻底性丧失的最突出表现就是，经过苏联式阐释与解读的马列主义理论被严重教条化、简单化、凝固化了，越来越脱离苏联和世界的实际，基本谈不上有什么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纵观苏联理论界，几十年来在理论上鲜有创新和突破，他们“总是根据现成的公式、教条、固定的概念来做事情”。[84]理论界倾向于简单化理解马列主义，把一切问题政治化，将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具体论断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似乎马克思一个半世纪前写的著作能为解决一切现实问题提供确切答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问题十分严重，“一小部分人亲自研究了马克思本人的出版物，但绝大多数是依据种种解释、复述和使之通俗化的评论进行诠释工作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马克思思想的退化现象，这种退化同马克思原来的见解相比，毫无精确性可言——这是具有丰富创造力的学说都无可奈何，必须忍受的一种命运”。[85]勃列日涅夫时期，进一步将“斯大林模式”凝固化并将其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识几乎倒退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当时苏联提出一些超越现实的雷人口号，频繁向人民开出空头支票，允诺马上实现共产主义。尽管口号喊得很响亮，但共产主义实际上遥不可及，人们所受的教育与他们面对的现实之间的反差是十分巨大的，这种与实际严重脱节的宣传教育，非常不利于坚定民众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尽管在封闭的条件下普通民众很少有机会和渠道接触了解外部世界，基本处于被隔离状态，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个什么状况知之甚少，但虚假性的理论宣传仍然难以掌握群众。经不起客观事实和历史真相检验的虚假宣传必然造成意识形态教育资源的脆弱性。[86]
到苏联中后期，意识形态教育资源的质量更趋恶化，苏联理论界对待马克思主义日益缺乏科学态度，教条化、简单化倾向更加发展，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解释体系进一步凝固化。这不仅妨碍了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变，也使党的理论发展陷入困境。苏联后期，尽管勃列日涅夫的“著作”成百万册地出版发行，各大新闻媒体长篇累牍地宣传，但重复了N次的大道理最终因缺少现实的东西加以证实和强化，宣传成效甚微，进一步加剧了党内和社会的信仰危机，导致越来越多的苏联公民以讥讽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一个有文化底蕴的民族来说，这一切都不是应有的样子。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87]理论工作者如此这般进行二次加工创作，以致“长期以来，在理论界一直有这样一种认识，即马列主义理论创新是领袖人物所独有的，而理论工作者不论怎样研究，不论有何见解，最终还是由领袖人物来判定，理论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只是对领袖人物的观点作注解和宣传”。[88]封闭僵化且定于一尊的理论，很难说它还是一种能够抓住人的根本的、能够说服人的最科学最彻底的理论，其解释力、权威性和吸引力被大大弱化了，特别是其认识社会、引领改造社会的科学批判功能严重萎缩，只剩下诠释现行政策的功能，造成马列主义的威望和影响在人们的心目中急剧下降，造成政权与制度的合法性危机，[89]长期不能摆脱理论资源的贫困。
更为严重的是，不动脑的简单复制、重复“本本”的教条主义猖獗，又在相当程度上钳制了思想文化的繁荣，导致人的思想能力退化，几乎使人停止思想，这集中表现在，许多妨碍生产力发展、不利于人民生活改善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被当作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东西，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反对。理论界几乎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和积弊视而不见，理论创新能力急剧衰竭，一度，苏共的理论已不屑于对当代世界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被遮蔽淡化了，“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不能不严重影响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资源的先进性。一味固守马克思的词句或个别结论，把马列主义的一些理论、结论、论断奉为神圣，不允许人们有丝毫怀疑，这样看起来“很坚持”马列主义，实际上却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实质，表面上似乎抬高了马列主义的地位，实际上蛮不讲理，把马列主义变成一种离开世界文明大道的故步自封、僵化偏执的学说。固守本本、照搬理论，空话套话连篇累牍，使马列主义的想象力、创造力萎缩，日益僵化、保守，严重动摇着人们对马列主义科学性的信念，只能越来越引起苏联人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和不满，正如有学者所说，“苏共强大的宣传机器效率递减，政治宣传工作严重脱离实际，空洞无味，简单化和套话盛行，不仅无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反而引起强烈的逆反心理”。[90]
历史证明，对马列主义进行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和运用，是理论上的消极无为，无异于放弃了理论创新。众所周知，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能是绝对真理，即使是马列主义，它对真理的认识也是受特定时空条件和认知主体多方面条件制约的，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会打上特定时代的印记，因此马列主义与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之间肯定有不相符合的地方。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抽象及设想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同任何伟大的思想一样，马列主义也不可能穷尽全部真理，把马列主义绝对化的做法，试图构造永恒不变体系的做法，正是同马列主义本身相违背的。我们在充分肯定它的真理性、科学性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历史和时代局限性，应该看到人的主观认识的有限性和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如果把它说得“过火”，无限加以夸大或将它运用到适用范围之外，便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
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发展同样也是硬道理。马克思主义本是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理论体系，追求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彻底性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品格，“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91]不断形成新观点、新思路、新理论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逻辑严整、博大精深的开放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现实社会主义需要回应国际质疑、引导公共舆论，需要研究探索的问题很多，是可以让理论之树常青的。马克思本人历来反对别人把他奉为掌握人类历史发展神奇钥匙的全知预言家，拒绝给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制定周详的建设模式，反对别人把他的理论当作超历史的教条。只是后人不顾马克思的忠告，死守教条、思想僵化，与马克思主义越走越远，马克思不愿看到的事情还是在他身后发生了：苏共一度把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封闭的、僵化的、脱离实际的教条，最终导致教育资源先进性的丧失，其教训极为沉痛。
二 采用行政强制手段管控思想言论，屏蔽、封锁其他文化成果，难以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资源的纯洁性、统一性
苏共在意识形态资源建设上可谓不遗余力，既“不吝惜钱财”，也“不吝惜时间和其他手段”。为了保持意识形态教育资源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即保持“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苏共可谓下了很大功夫，只是方法不太对头——受制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苏共更习惯于借助政治的力量，甚至不惜采用行政强制手段管控思想言论。苏共甚至要求列宁晚年的著作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也要接受书报检查制度的约束，可以说，凡是被认为对党和国家不利的书报文献均在管控、查禁之列。管控的主要手段是严格检查过滤公民的言论和著作，过度干预人们的精神生活，不适当地屏蔽、封锁甚至封杀其他文化成果。据专家考证，在1938年的禁书清单中，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册、宣传画223751份，被销毁的外文报刊有55514种。[92]一切外来的甚至自己人的不同思想观点和理论都被封闭处理，凡是与当时流行的正统观念有别的价值观念，或与当时政治原则不相符合的思想观点都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予以排斥，从20世纪20 ～30年代起，提出“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93]在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系列“批判”，通过不间断的思想批判运动，整肃思想文化界，限制“反动派”的言论、出版自由，禁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不同于官方的研究，封锁历史档案，剥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历史知情权。当时之所以有上述严厉管控措施，与苏共的思想认识误区有关：苏共把“思想统一”片面理解为不允许出现有别于领袖和官方的声音，将不同声音甚至是善意的批评，视为异端邪说，视为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忠，都要予以消除。媒体上虽然也一再标榜新闻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文学艺术的“党性”、“人民性”等，但又把真实分为“事实的真实”与“现象的真实”，“伟大的真实”与“渺小的真实”，“相宜的真实”与“不相宜的真实”等。归根到底是不允人们对党和政府的具体政策、策略有任何质疑和不同看法，致使一定时期，整个社会只能有一种高度一致的思维模式、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甚至连表达顺序和用词都一模一样。由于过度的行政干预，思想学术领域的独立探索、独立表达和言论自由、平等讨论事实上已经不可能，[94]思想领域事实上变成了“一言堂”，使得意识形态教育资源日益贫乏。
其实，人们对某些问题有不同认识和看法本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除极少数极端情形外，不同意见、不同声音或超越同时代一般人理解能力的异样声音，多半是源于人们思想认识能力和水平的差异，不同意见的存在客观上正是社会的民主与活力的体现，本应平等地受到尊重，即便要实现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真正提高，实现国家、社会、公民价值要求的一致性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也只有通过开展认真的自由讨论和批评，用以理服人的方法才有可能达到，一些理论问题的是非曲直也只能在经常性的思想交锋中才能辨明，社会主义理论也只能在同其他各种思想观念的相互激荡和斗争中向前推进。但苏共一些主管意识形态的人往往倾向于使用强制压服的方式来处理党内外的思想认识分歧问题，甚至不惜动用包括克格勃在内的国家机器，从肉体上消灭不同观点者，来达到思想统一的目的。[95]历史证明，采用行政强制手段管理思想文化工作，实际上是取消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的学说对话和讨论，实际上难以长期维持意识形态的“思想统一”，最终造成的极有可能是更大的思想混乱和思想贫困。当年苏联人民的思想意识在封闭环境中并没有真正纯洁起来，相反，在闭塞环境中人们的视野往往变得狭窄，精神生活贫乏，弥漫着急于改变现状的情绪，往往把获得更多的自由、过更好的生活，寄托在社会基本制度的变迁上。
反思过去，我们日益感觉到，能否正确对待思想文化领域的不同意见和声音，是否给予所有未被依法剥夺理论话语权者以自由平等讨论、批评的权利，是否允许、鼓励和保护人们讲真话、讲心里话，确实是关系科学思想能否生成发展、思想文化能否繁荣的重要问题，是衡量教育环境资源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不拒绝批评自由，意味着不仅允许和欢迎各方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进行评论、评判，甚至抨击，而且要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优良作风不断发扬。我们不能总是以傲慢、怀疑的态度认为自己永远有理，自己所掌握的东西就是唯一的真理，不能总认为进步永远在自己这一边，更不能依靠纯粹的强力去实现所谓的思想统一。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完全取决于它在实践中被证明的较其他社会思潮的先进性、科学性以及它对于其他文化思想的强大吸收消化能力。保持意识形态教育资源纯洁性的关键，不是唯我独尊地刻意排斥人类文明成果，将一些本来属于全人类数千年发展积累起来的共享文化成果打入冷宫，甚至毁灭。实际上，与世隔绝的文化真空环境极端不利于涵养、集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资源。无数事实证明许多思想家的理论主题是交叠在一起的，人类文化只有在相互借鉴中才能得以传承，任何思想的形成都需要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都离不开对对己有利的理论成果的合理汲取，包括批判地借鉴非马列主义的理论成果。相反，如果刻意营造一个“革命化”的封闭环境，有可能截断马列主义与当代世界文明优秀成果融汇交流的渠道，铲除造就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巨人所需的现代意识、现代理念土壤。如果硬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封闭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真空环境里，不让它与其他思想理论接触，最后只能使其理论萎缩、老化、僵化。
我们集聚开发新的意识形态教育资源，就是要不断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为马克思主义增添充足、科学的理论资源和逻辑通道，增强其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解释力，也就是要在汲取多重多样的资源中，在借鉴、改造、加工前人思想成果中不断锻造自己的理论武器，不断增强其包容性和适应性。当然，对于有害思想理论的信息源，在特殊时期也有必要予以屏蔽，但不能长期为之。因为在现阶段，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魔法，能长期营造出真正“革命化”的思想环境，这在现代社会客观上是不可能做到的，特别是在当今网络新媒体时代，在开放的思想环境里，我们不可能左右别人的思想观念，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别人对自己不利的舆论渗透，网络信息载体基本上覆盖了全球范围，通过网络，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可以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公民进行直接沟通。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中朝着多元共存、互补的方向发展。各种思潮和价值观念相互激荡、交错、渗透、借鉴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趋势，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不仅是社会和谐的需要，也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保持其时代性、真理性所必需的文化生态。我们必须主动融入现代文明主流，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教育资源，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增强意识形态教育资源的吸引力。
三 苏联理想信念教育资源的最严重流失：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首先丧失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出现严重的人格分裂
列宁认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任务是使共产主义道德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衡量教育实效性的最终标准是所提倡的理想信念体现落实到受教育者的具体行为上。虽然苏联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也很可观，但效果并不是很乐观，出现了大量悖论现象，即许多受教育者最终未能形成健全的政治人格，也没有出现多数社会成员人格的日益完善和践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行为的普遍化，反倒是一批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最先丧失或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出现严重的“人格分裂”，这是理想信念教育资源的最严重流失。
从理论上讲，共产党领导人本身就应该是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化身，是教育人民的核心资源，他们肩负着从道义上引领群众革除旧风气、旧道德的新使命，本应是践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先锋模范，是掌握着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主动权、主导权的社会公众人物，其表率、示范效应是很大的。因为“任何章程，任何纲领，任何管理机构，不论它设想得多么精巧，都不能代替人格在教育事业中的作用”，[96]“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97]但反观苏共的一些领导人，尤其是在二战后成长起来的领导人，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苏联政治领导人先后出现了严重的人格分裂现象，尽管他们表面上还装作信仰社会主义的样子，喊着社会主义的口号，但骨子里早就怀疑社会主义的真理性，行动上更不准备真正按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98]人的行为无不折射其价值观取向，苏共某些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比如，搞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官员特权等，足以表明其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彻底背离，足以表明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已经与社会主义原则不相容，他们在公开场合的那些说教，自然变成了多少令他们难堪的讽刺。正如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曾指出的，当一个人已堕落到宣扬他所不信仰的东西，那么他已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高级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也必然让他们“逐渐丧失政治和思想道德领袖的地位，也就逐渐疏远和脱离了人民”。[99]苏共的其他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也不乐观，据统计在1990年已经有将近10万苏联中高层领导开始背弃共产主义。[100]苏共的中高层干部大都没有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不再“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利”。[101]这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资源最严重的流失。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对这个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世界上本来也不缺乏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但一般人的不信仰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影响比较有限，但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一旦没有了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奋斗的精神，不再尊重自己的职业角色，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就好比保罗二世宣布上帝不存在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一样。[102]因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本应是这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这个社会统治阶级的中上层事实上背弃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实际也就不存在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了坚定一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规约、维系力量也就不存在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认同事实上也就消解了。执政党高级官员的严重人格分裂不能不使共产党的威信、社会主义的信誉在民众的心目中大受贬损，致使“打破现存社会状况，谋求新的生活状态，渴望新的治理方式，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103]这是意识形态教育资源的严重损耗和流失。
四 苏联理想信念教育资源的最严重误用：把“灌输”理解成运动式的“硬塞”和“强灌”，忽视生活载体的教育功能作用
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想信念要有效地传输给社会成员，并适时转化为社会成员对执政党及其政权的政治认同，的确离不开理论灌输和思想政治教育，关键问题是如何灌输自己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思想家所创造的思想体系）。从具体实践过程看，苏共对“灌输”有误读，从其意识形态建设中开展的多项思想灌输活动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04]只有说教、没有说理的“硬塞”甚至“强灌”的事例俯拾即是。许多灌输活动，其教导、教化的意味虽然浓郁，却难以带来预期的结果。究其理论根源，我们认为与他们机械地理解列宁的灌输理论有关：“社会主义意识（von auBen Hineingetragenes）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urwü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105]列宁提出“灌输”思想，是作为理论武装的基本原则提出的，它不是解决具体思想问题的具体方法，它强调的是科学、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学习、教育、宣传等自觉的方式才能真正让工人阶级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很显然，经典作家最初讲的“灌输”绝不是后来人们在实际操作中所搞的那种“硬灌”。苏共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和运用“灌输”理论，忽视经典作家多次强调的生活化教育逻辑，即任何精神活动不从人们的生产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是不可能搞成功的。他们似乎忘记了经典作家曾说过：“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106]也忽略了列宁也告诫过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不能只是进行书本的理论学习，必须密切结合人们的切身利益和“沸腾的实际生活”，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教育人们，“如果你不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与该阶级的公平的劳动报酬这类狭隘琐碎的生活问题，即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不屑理睬的问题结合起来，那么，最崇高的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107]经典作家是不赞同那种脱离开经济活动、生产关系的所谓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能经受住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经验考验的思想理论，只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验证的理想信念，才能灌输到人民心中。相反，一些乌托邦性质明显的灌输号召自然得不到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一些理论宣传工作的实际效果之所以微乎其微，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灌输不尊重、不结合客观实际。[108]
此外，“灌输”也绝不意味着只有说教，没有说理，更不是“硬塞”甚至“强灌”。一种主义或思想只能让民众发自内心地自愿接受，绝不能用行政命令式的方式强迫民众接受。历史经验表明，理论灌输的对象、范围、方式本应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与时俱进的，我们过去对“灌输”的理解比较机械片面，措施选择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往往采取运动式、政治宣传式的灌输，而对社会生活载体在激发培育人的高尚情感和高贵品质方面的作用有所忽略。
历史警示我们，不能孤立片面地理解灌输的功能作用。灌输必须有现实的“配合”，与实际生活结合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于全世界，并非只是强力灌输的结果，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所传播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需要。我们不能片面夸大灌输的功能作用，灌输也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准备，因为民众也不会脱离身处其中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存在状态，凭空去信仰某种主义，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不仅是一个思想教育和理论传播过程，而且还是特定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完备过程。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09]
灌输的具体方法也必须是多样化的、与时俱进的。日常生活本身可以成为灌输的载体，可给人以更好的教育，可把“基本原理”变成“生活道理”，因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10]生活实践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地位使命，促使他们思考和行动，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道德意识、品格，事实上，意识形态灌输只有寓于生活实践才会有实效性，工人阶级正是从生活实践中培养出自己的道德，在革命中形成彻底的革命意识。假如意识形态所要维护的现实本身出了问题，“灌输”的效果往往大打折扣。在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在宣传、普及、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具有的巨大优势和便利条件，意识形态灌输，不妨与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有机统一起来，有机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诸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各个方面。这里之所以强调灌输要与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有机统一起来，是因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不能仅靠宣传灌输就能在本土扎根的，而是需要通过相应各方面建设的内化过程才能渐渐融入民族精神和人们内心。[111]其实，“一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形成人格”。[112]教育的最佳境界是心灵的抵达，是培育完善的人格。灌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方法无疑也服从这一最高教育原则。为使灌输更有效，不妨更多地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有针对性地研究人的精神需要和思想接受机制，把灌输教育寓于各种文化活动中，也不妨更多地拓展灌输的新载体，注重研究信息网络载体的作用，借助多媒体手段，把灌输的内容直观、生动地展现给人民大众，增强宣传内容的吸引力、真实性，坚持宣传形式与宣传内容的有机统一，使人们在国家和自己的发展进步中把“大道理”和“小道理”结合起来，使他们更多地在生活中受到教育影响。
本节结语
客观地讲，苏共意识形态教育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过，“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表明马克思的思想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想仍具有生命力”。[113]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无疑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突出理论价值和巨大的生命力必将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迄今为止，世界上的确还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美好的社会理想。[114]只是究竟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程中长期未能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现实中人们曾以“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以经典著作中的某些原则和论断为标准衡量、剪裁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是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最严重也是普遍性的教训。
如果不能坚决克服形式主义的教育方式，如果我们的教育资源（思想理论）过于悬空化，缺乏应有的直面现实、解释现实的能力，就不能切实回答大众思想困惑；如果我们不能坚决抛弃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唯意志论，不能切实把执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追求体现在各项决策中、落实在工作实践里，不能使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性质、宗旨、价值取向不断形象化、具体化、实惠化，意识形态教育资源就会逐渐失去对大众的感召力。
苏共的意识形态（理想信念）教育搞成这样不能不让人反思。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意识形态教育作为一种科学教育，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并使之付诸实践，本身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业，是需要专门知识的专业性工作，要求高，难度大，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苏共对这项全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做起来力不从心。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曾说：“我们不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俄共中央理论家穆尔扎曾说：“无知导致领导层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本来，意识形态教育资源“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115]“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116]但在现实中，经过实用化、教条化解读解释的理论，不足以应对日益剧烈的价值冲突与文化冲突，要“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使全党达到“团结一致”，不得不求助于不断神圣化自己的历史和领袖。苏共在意识形态教育资源建构方面，轻视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忽视受教育者的情感体验和能力培养，不愿直面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也不在乎人民群众的要求，不注意回答解决现实的思想问题，他们的一些做法根本达不到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预期目标，甚至适得其反。
其次，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条件，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主义发展现状严重制约着意识形态教育资源的开发水平。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苏共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没能与时俱进地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错误地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理念、制度和机制当作社会主义来坚持，造成理论与实际、原则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使人们的思想混乱，理想信念错位，社会普遍缺乏正确的精神追求。宣传机器大量背对现实，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虚假高调，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普遍产生怀疑、迷茫、失望的情绪”。[117]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东西，不可能不影响受教育者，在现实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在现实与理想背道而驰的时候，要想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假如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了，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改善，人民的精神状态可能要好得多，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自然就会好一些。
最后，僵化体制造成了人们思想理论上的无所作为和不负责任，直接导致理论话语落后于时代需要，低于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水平。本来在社会主义新社会，人们获得了政治解放，所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更加广泛真实，本“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118]但在特定时期、特定体制下，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只能在自己肩膀上长别人的脑袋，没有思想自由，对于理论创新，普通人不能去想，也不能去问，这样，人民群众理论创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被严重压抑了，群体的理论创新意识和能力被严重弱化了。反过来，人民群众消极无力，失去独立的思考和对真实想法的表达，思想僵化，又妨碍了对真理的自由探讨，进一步导致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泛滥，造成理论资源和思想文化的贫困。
苏共意识形态教育的曲折实践警示后人：教育内容的科学性是教育结果价值性的前提和基础，正确的有用的才有合法性，“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9]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统一起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锐意进取，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就没有止境。同时还必须适时纠正其中一些不符合现实发展的过时观点，否则就很被动。脱离实际的理论教育资源根本无助于巩固民众的理想信念。
总之，意识形态教育成功的关键是必须拥有足够的教育资源（真的内容、善的宗旨和美的形式），不断保持教育资源的再生产，立足于从教育资源上固本培元，将理论的彻底性进行到底，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否则就不能捍卫马克思主义。
第二节 现代西方国家价值观教育方式、方法探微
从教育内容看，现代西方国家基于其政治制度、历史传统和思想文化立场，它们的价值观教育内容除了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爱国主义、公民权利义务外，主要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等渗透着抽象人性、人道主义、实用主义原则的核心价值观——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核，从教育形式看，西方国家总是利用一切场合，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见缝插针地宣传、渗透其价值观于所谓自由的言论和民主的舆论之中。
一 公开直接的文化宣教
公开直接的文化宣传教育是西方国家对内实施价值观教育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国家对外开展思想攻势、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常规方式，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常规方法。比如，历史上发生的启蒙运动，就是用公开直接宣教的方式把现代性的价值观念灌输给人民大众。当然，历史上也曾发生过，由教会、国家等外界力量把某种信仰强加于个人，并动用国家权力禁止人们选择其他信仰，以求思想信仰的一致。
通过掌控思想舆论工具和新闻传媒，公开直接地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合理性、神圣性，美化三权分立制度、政党制度的文化宣传教育不失时机地渗透于各种可能场合，进行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灌输。比如，在美国的中小学几乎每个班级都有国旗和总统像，许多学校学生的学习日总是始于唱国歌和对国旗的宣誓。一般情况下，政坛名人的就职演说、学界名流在一些重要场合的公开演讲，演说内容包含对“自我”对“他者”的认知内容，无不宣示着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和立场，都有明显的价值观宣讲意味。平时，西方国家的一些全国性大报，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及英国《金融时报》等所刊登的阐述政策问题的文章几乎都涉及价值观。此外，各类学术研讨会、论坛所设置的讨论议题，虽然是根据时政热点设置的，但或多或少关涉价值观，参加这些活动的各类社会精英总是乐于宣示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和基督教伦理，要求人们“顺服上帝，勤奋工作，靠善良和智慧以及上帝的祝福来致富”。只不过他们为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时常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装扮成全人类的普遍价值和文化。
尽管西方左翼思想家经常对资本主义价值观进行严厉批评，深刻反思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但仍有相当多的顶尖思想家，如哈耶克、弗里德曼、罗尔斯、福山等，都在继续为重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努力，他们不断推出巨著论证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口号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理性、“普适性”，却讳言其虚伪性、唯心性、欺骗性，建构起宏大的更具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体系，进一步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作理论辩护。
除了运用传统文化经典推广和传播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外，现代西方国家的宪法、法律以及承载这些价值理想观念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种公开直接传播自己主流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英国的《人民宪章》等承载国家主流价值观的著名文献，几乎都成为其主流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媒介，[120]借助法律、制度的强制力，价值观教育的成效十分显著。此外，价值观教育内容还渗透于各类正式发布的国家大政决策和社会政策中。比如，美国2002年版《国家安全战略》写道，美国“将积极努力，促使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2010年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确定为美国的持久利益，并强调美国的“长期安全和繁荣有赖于对普世价值的坚定支持”。两百多年来自由、民主、人权的故事在美国大地上反复传唱，这些都属于直接的文化宣教。
法国曾经组建全球法语共同体，对外展开文化外交，也是一种公开直接的文化宣教和价值观输出；对内，法国制订有全国统一的“公民道德教育”计划。历史上法国人常自豪于自己的文化及语言，启蒙运动以倡导自由和民主为核心，从巴黎发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声音曾响彻整个欧洲和世界，代表“法国价值观”的三色旗和《马赛曲》家喻户晓。1795年把“自由、平等与个人财产”写进宪法，后来又把自由、平等、博爱等刻在巴黎的议院和各级政府办公楼上，印在纸币上（2002年前的法郎），为其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重要价值观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二战后法国仍以公开直接的宣教自觉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和文化价值特性，构建国际传媒巨无霸传播法兰西价值观，法国规定省、部级或使馆发出的带抬头信件、小册子、表格、广告和信息载体都要有明显标记，都必须在图标右边上行写有一行小字：自由；平等；博爱。目前，道德与公民教育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法国政府通过“十一条”政策，开展覆盖全法大中小学的“法国价值观”教育，从娃娃起抓“头脑防变”工作，计划在小学增开“礼仪课”，同时规定12月9日为全国“世俗日”，以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侵蚀。最近巴黎遭受恐怖袭击后，法国政府又提议搞“共和国价值观学校总动员”计划，传授共和价值观，对公民的价值观教育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公开直接的价值观文化宣教更加便捷、高效、广泛、强势，几乎所有高科技平台、现代传媒都成为“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拓宽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正是凭借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建起有明显西方价值观导向的大数据库，产生出海量数据，西方的价值理念借以实现了全球性立体传播。美国的CBS、CNN等媒体以百倍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信息发布量，形成极其强大的传媒力量，对国际舆论走向影响巨大。这些巨量信息中究竟内涵了多少对其价值观合理性与永恒性进行论证的内容，谁也无法统计，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其所信仰的自由、民主等基本价值观念正通过新媒体技术的扩散而发扬光大，其道德感召力正在全世界不同人群中迅速提升。不能否认，这种公开直接的文化宣教已经发生了作用，见到了效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部分人价值观西方化、极少数人成为西方代理人、国家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有所松动、西方基督教影响有蔓延扩大趋势等后果”。[121]正如《华盛顿邮报》宣称的，“西方世界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
二 充分发挥社会公众人物的身教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公民的“三观”
身教是以自己的行为或者实践来让他人获得教育的方法，这种方式非常有效。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认为教育最简明、最容易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身教。自己首先做到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或自认为与真理、科学相符的东西，然后才能对人实施有效教育。言传不如身教，高喊一千遍口号，不如以身作则的一个具体的行动。西方国家有着较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特别是一些在政治思想领域具有重要影响，为人们所高度知晓和关注的政治家、科学家（完全的公众人物），是传播主流价值观的主体，主流价值观借助他们的知名度增强传播力，实现多级传播。他们往往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规范自己在公共场所的言行举止，非常注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尼克松著的《真正的战争》曾提到，西方国家举凡出访的官员、专家、学者、技术人员、旅行者、留学生均作为价值观念的载体，传播他们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念到所到之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注重开发利用各类教育主体资源，动员各种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代表性人物的身教来执行自己的意识形态输出战略，维护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核心的传统制度。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2013年1月21日在第二任就职典礼的讲话中所说的：“作为美国公民，有义务塑造我们时代的辩题，不仅是通过我们的选票，而且要为捍卫悠久的价值观和持久的理想发声。”[122]这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媒体、宗教团体，博物馆解说员、图书馆管理员、文化活动主持人、工程技术人员、导游人员等，以及一切具有道德教育职能的组织或部门，如国会、州府、政党、教会、传媒、学校、企业、社区、家庭以及学生管理、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等，都与学校一样，自觉维护资本主义的“效率”和“活力”，致力于让现存制度和秩序神圣化、正统化。他们担负了一定的道德教育职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展示自己的价值观取向。连退休总统都在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推行各种公益计划，目的在于让广大青年学生更好地接触社会、培养合作精神及种族团结和社会意识。宗教团体每时每刻都以上帝的名义向大多数人灌输符合现代资本主义需要的宗教信条，借助宗教信条传达国家精神和价值观念。这样，家庭、学校和社会团体等各种教育主体的力量被有效整合起来了。
身教的传播力有时胜过媒体的千言万语。身教这一教育方式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身教者自身是否真是他所自称的那个样子，也正因为当代西方国家社会公众人物恃其国家较高的文明发展程度，真正信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所以才能在全球强力推广。这种真正的信奉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自己的内心里，固化为心理优越感，融入自己的实际行为方式之中的。
三 以文化消费品为载体进行价值观渗透
伴随着近代以来的历次现代化进程，西方价值观植入大众喜爱的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强势推广。人们对物质、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实质是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重构过程和知识体系的自我生产过程。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过德国画家许布纳尔一幅画的巨大作用：“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123]的确，利用电影、电视、音乐、图书以及电脑软件等文化消费品改变他人的文化观念是个可行的途径，因为文化消费品是浸透了价值观念的，是悄悄植入价值观和承载了特定理想信念的，人们在消费某个文化商品的同时，也在接受、传播其“消费文化”，自己的消费方式、生活理念也会逐步被同化，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自然也会发生变化，时间长了，自己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也就不是原来的了。
现代西方国家比较注重发挥文化商品的这种思想展示、价值展示功能，他们的文化商品诸如演出、展览、动漫游戏、数字产品等，随时随地无孔不入地展示着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方式和生态文明技术，也无不在以“物化”的方式宣示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好，炫耀着自己文化的优越。比如，美国的“三片”（薯片、好莱坞大片、芯片）就是浸透了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商品，其中好莱坞大片极力推销美国梦、塑造国家英雄，突出创新精神、个体奋斗等价值观，把美国塑造成让人“神往”的国家，突出倡导美式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增强受众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三片”在宣传美国价值观和全球战略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威力，被誉为“铁盒里的大使”。
“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出现的真正的可能性有赖于更重大的文化的根本的原型的动力”。[124]在美国，构成社会公共环境的有形、无形的文化品，如葛底斯堡、阿灵顿国家公墓、战争纪念碑、国会大厦以及无处不在的星条旗，构成对人进行教育熏染的浓郁宏观情境和情感镜像，文艺作品涉及的大量史地掌故、事件，媒体不断提及的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麦克阿瑟等名人的生平事迹，都是有效的教育介质、载体。国家的重大节庆日、纪念日，包括感恩节、独立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总统日、阵亡将士纪念日等，蕴藏着宝贵的道德教育资源，特别是民族英雄、杰出名人等历史人物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无不成为凝聚人心、教育人民的良好时机。长年开放的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既是向大众展示具有文化价值的成群对象与标本的场所，也是多功能的文化复合体和重要的教育场域。这些博物馆展示与教育互动，致力于社会通识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实践，成为保藏历史文明、展现文化力量的重要窗口，对传播知识、弘扬文化、促进科研、培育精神，改变人们的“文化基因”作用甚大，如法国罗浮宫博物馆众多炫目的珍藏，不知倾倒了多少观众，它的魅力几乎征服了所有的参观者。奥运会、世界杯、博览会等世界性大型活动，无不被西方国家当作展示和传播自己文化价值观念的窗口、工具，比如，观众在重大体育赛事前高唱国歌，聆听神职人员的宗教祈祷，这种施教方式更具潜移默化作用，往往能达到“无为而治”“润物无声”的效果。在一些游览胜地，让公民“游中学、学中游”，对公民理想信念教育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此外，在民众中有着较高认知度和美誉度的器物和知名品牌，也在事实上承担了传播西方价值文化的功能，比如风行世界的可口可乐、芭比娃娃、皮尔卡丹服装、哈雷摩托车、苹果手机等，正在成为一些年轻人心理情感依赖的对象，国际知名大牌商品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载荷着西方文化价值观在全世界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总之，当代西方国家正凭借自己高质量、高水平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且植入自己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产品，从服装、日用品到电视、网络、杂志，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消费，不遗余力地塑造自己的道德偶像，渗透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
四 以校园课程及活动为载体进行灌输
战后现代西方主要国家，源于对过去教育失误的深刻反思，兴起了“新教育运动”。为了让年轻一代更加适应现代民主社会和现代科技的发展，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纷纷制定和颁布了新的教育法案，重新设计和改革教育结构，实行新的道德教育。1986年的国际教育大会明确提出“通过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来教育青年，促进个人全面和协调的发展”。尽管美国教育部明确禁止“对任何教育机构、学校或者学校系统的课程设置、管理或者人事安排进行任何形式的命令、监督或者控制”，但事实上“美国教育体制在整体上与其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息息相关，美国人关于平等、个体主义和自由的思想构成了美国教育体制的基石”。[125]从各项举措看，现代西方国家学校教育总的目标任务是一方面要培养出在科学技术和各方面都引导世界潮流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要致力于学生伦理道德观念的建构，其价值观教育融于不同学科的教学实践之中，建立在各学科所呈现的多样性知识基础上，分散嵌入渗透于学校课程设置（社会科，Social Studies）、校园环境、学生活动等方面。他们的学校除了开设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外，还将道德教育渗透于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中。
从表象看，这些国家意识形态教育似乎没有我们国家强调得厉害，但事实上它仍是被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因为价值观教育往往作为学校德育体系的核心成分，贯穿在各相关科目中的，特别是学校开设的文史课程、综合性社科课程、辅助性课程往往蕴含着价值观教育。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教育要符合人的天性，要对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教育方式。今天法国的价值观教育正是传承了启蒙运动的使命，不是直接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更不会告诉你什么是绝对正确的，而是将分析、思考的工具——哲学——教授于人，让人自己去把握如何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法国在学校教育中确立了通过教授哲学进而达到形塑现代公民社会的目的。对于这类课程，美国、法国称“公民教育”，英国、加拿大、德国称“政治教育”，西班牙称“共处之道的教育”，日本称“社会科”和“道德时间”，新加坡称“生活教育”。美国道德教育渗透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现代社会”“社会问题”等学科之中，并常常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日本的“社会科”经过多年的实施、修正，其内容已基本定型，在学校课程中已是一门具有一定地位的、基本成熟的学科。日本的学校还开设“道德时间”课，旨在对学校整个道德教育起“补充”“深化”“综合”的作用。德国则在普通教育的教学计划中，安排了政治教育、和平教育、环保教育等德育内容。
当代西方国家大多要求学校所开设的课程把人类的共同文化要素——知识、观念、理想等在“每一个新生代中再现出来”，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教育部颁布了《道德教育大纲》，规定学校必须向学生传授道德价值观。再如，美国学校的价值观教育以培养具有美国精神的公民为主要目标，以“社会科”作为价值观教育的课程载体，历史课为培养公民意识的主要阵地，形成了四种教育模式，即价值澄清模式、道德发展模式、社会行动模式、体谅教育模式，很少采用以灌输和规劝为主的价值观教育方法。日本则在校园坚持和推行忠于国家、服从集体的价值观教育。
现代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及理想信念教育还通过基金会、智库等学术活动平台进行。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都设有从事科学教育、学术交流同时服务政治的各类基金会，提供大量的奖学金给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注重吸收有可能成为未来各领域领袖的外国留学生，到自己国家从事研究，学习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几乎都被吸引到他们所主导的研究中，难免受到其价值观渗透。比如，美国通过设立名目众多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布赖特基金会搞了大量的国际合作项目，这些项目都有价值观的内涵和要求，[126]事实上也达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向其他国家和民族播撒、向其他国家推行其“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价值理念的目的，这已成为美国“重塑世界、维护世界和平和繁荣所做出努力的一部分”。这种方式对于强化高层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对西方政治文化和政党政治理念的认知，不断凝聚高层共识，具有很大作用。
现代西方国家的理想信念教育还融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融于社会生活实践是西方国家价值观教育中被普遍重视和采用的方式，这种方式重视社会德育活动，突出道德实践能力，强调生活实践逻辑下的价值智慧生成。[127]主流价值观通过对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切实保障，获得了相当的道义正当性。他们还注重将价值观再现于真实案例和情景中，以此为载体协调现实社会不同人群的价值观冲突。比如德国推行的善良教育就是一种融于现实生活的，以真实生活为载体的教育，其灌输以善良为核心的观念，没有只限于空洞说教，而是通过身边事例教育和引导人们，让人们密切联系生活小事，从自身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善待生命、同情弱者、宽以待人、反对暴力等，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教育效果。
盛行于校园里的各种辅助性社会活动则是对青少年实施价值观教育的基本模式，其基本指导原则主要有“价值中立”原则、体验原则、理性思维原则和融合原则。这类活动的“载道作用”和“渗透作用”非常明显，目的是让青少年为将来进入社会做好准备，让他们有能力自己去判定、辨别、解决社会冲突。社区和社团是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一个重要领域，学生一般都要参加所在社区和社团的社会服务活动。社区社团既是学生生活的重要环境和人际交往的重要场所，也是学生了解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道德感和服务意识的重要场所，学生在其中深入体验其制度文化、学校风气、管理风格，感受榜样的熏陶、社会的关怀。社区社团的多种活动已成为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要素资源，比如，校园里普遍开展的慈善募捐、社区访问、模拟法庭等活动，成为塑造学生价值观的重要资源，是价值观教育的“隐性课程”。再比如，学生在校园参与选举和志愿者服务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完成了政府和学校预设的价值观传输过程。
从具体方法看，西方各国校园运用最广、影响最大的价值观教育方法主要有价值观澄清法、品格教育法、价值灌输法、道德推理法和价值分析法等教育方法。著名的《价值观澄清——教师和学生实践策略手册》强调价值观来源于现实，强调在实际生活中掌握和检验适合自己的价值观，为此，设计了上百种价值观澄清策略，包括填写价值观清单、价值观投票、20件喜欢做的事情、角色游戏、群体谈话等。这些方法依托认知教育、人格品质教育及关怀主义立场等理论基础，比较符合儿童和青少年特有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便于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和积极思考，便于将价值观念内化到学生的品行结构中。当然，这些方法也不是完美无缺，比如，“价值澄清方法和道德两难方法由于过分强调道德相对主义而使学生在道德问题上产生了混乱，人们只相信自己的价值观，而不考虑别人的价值观和内心感受；人们各行其是、没有可以遵循的、被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价值导向，社会失去了赖以维持公正和谐的道德和精神支柱”。[128]
总而言之，现代西方国家虽无理想信念教育之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开展有效的理想信念教育，事实上他们确有理想信念教育的具体举措，且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理论基础和自觉意图，只是他们的理想信念教育大多不是孤立单独地进行，而是融于“科学教育”“知识教育”“职业教育”之中的，他们的价值观教育内容也基本上是按照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根据维护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来设置的。当然，他们的社会环境、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也比较给力配合，社会现实与主流价值观念的反差不大，理想与事实的冲突比较小，倡导的价值观所引起的行动和产生的效果，客观外在并可验证，这个因素对人的隐性教育作用特别巨大，也是其他教育方法能够奏效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此外，西方国家“基督教势力强大，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宗教也是西方国家进行思想道德教化的重要方式，宗教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其他教育活动有着深远影响。
总而言之，现代西方主要国家都比较好地选择和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价值观教育方法，充分利用了自己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以及自己的巧实力和软实力，向外输出制度和文化，不仅发出声音，也争取到大量听众，可谓有回音、有反响、有效果，导致本国多数民众几乎“不知道还可以过一种不是资本主义的生活”，非西方国家中的不少人以西方的头脑代替自己的头脑，其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第三节 当代中国理想信念教育方式、方法评析反思
一 主要方式、方法举要及评析
作为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反映的理想信念，尽管其确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方法，在一定条件下仍直接关系理想信念掌握群众的深度、广度，甚至关系人心向背。我们知道，理想信念教育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综合性、系统性工作，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我们为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理想信念教育，采取了多种举措，具体方式、方法如下。
（一）贯通于党的建设中深入推进
党自创建以来，一直把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作为党内生活的核心内容，理想信念教育可谓融入党建的各个方面，即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各个方面，且形成了有效融入的制度、机制，形成了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即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以党性教育为核心，以道德建设为基础来强化党员的理想信念，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加强常规的“理论武装”工作，用正确的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强化正面引导，坚定理想信念。
1921年党一创立就把对党员和工人阶级进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确立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多次强调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开展以整顿党的作风为主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防止党内生活庸俗化，强调要把党员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其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也就是“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列宁语）。[129]党一建立就强调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要求党员不仅要组织上入党，更主要的是思想上入党，所采取的一个根本性措施就是加强理论武装工作，多次强调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工作就跟进一步，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头脑，不断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和掌握科学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等，让党员深入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增强党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各级教育研究培训机构，如党校、行政学院、社会科学院、干部学院等，积极配合党的理论武装工程，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和讲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研究阐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理论成果。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各类学校也在致力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三进”（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工作，将其作为学生的必修内容。同时，组织理论工作者开展积极的理论宣传工作，强化正面舆论引导，抢占意识形态阵地，放大主旋律、正能量，抵消、整合非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宪政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以及一些极端“新左派”思潮等。
我们党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即反复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基于我们党的一个清醒认识：理论武装越彻底，理想信念就越坚定；人们只有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树立牢固的理想信念，所谓真懂才能真信；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必然会转换为坚定的政治信仰，转换为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纯洁。
实践证明，加强理论武装这个方法是比较管用的，实践效果也很好，一直在帮助党不断强化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不良影响。
通过开展专题教育活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经常性教育总是配合以适时的专题集中教育。过去在党内外多次开展过的党性、党风、党纪专题集中教育活动，几乎都含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内容，比如，整党整风运动、“三讲”教育活动，先进性教育活动、“创先争优”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都是如此。此外，也搞过理想信念教育专题活动，如201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印发了《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在全国党政干部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专题活动。各地还结合地方实际，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坚定理想信念”主题教育系列活动。这些专题教育活动，由于尽可能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充分发挥正面典型的示范作用和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取得了比较好的教育效果和“先声夺人”的效应。
总的来看，这类专题教育活动，本质上都是一种用先进思想、科学理论去影响和掌握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即在党内主要解决党员干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问题，要求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历史规律、准确把握基本国情，把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作为精神追求的核心，面向社会主要解决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问题。
通过健全党内法规和党内生活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健全党内法规和党内生活，使党的法规制度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理想信念教育、党性修养有机结合起来，也是我们党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一种基本方法。比如，《古田会议决议》就是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党内教育活动做了规范。它着眼于教育引导党员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规定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具体规定教育要采取的一些方法，强调做思想政治工作要用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等，规定了阅读党报、政治简报、编写印发各种开展教育的小册子、开办训练班、个别谈话、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召开各级党组织的会议等加强党内教育的方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人数急剧增加，党把维护肌体健康作为党内生活的目标指向，理想信念教育主要通过健全党内生活和开展主题活动等方式展开，肩负着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使命的党报、党校、行政学院等专门机构积极配合党的活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逐步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提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理想信念教育方式也有较大变化。党一方面要求自己的党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内化为坚定的价值追求，[130]另一方面教育引导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党的领导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要求公民要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随着党的领导的改善和治国理念的不断进步，党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理论视野不断开阔，积极借鉴吸收国外先进文化，主动寻求与异质文明对话，党能更加理性地、更加包容地听取不同的声音，更加强调要把公民的理想信念教育融入解决公民的自我发展问题中，与解决公民的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把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与实践发展问题统一起来循序渐进地解决。进入21世纪，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彻底转变，也引发了理想信念教育方式的重大变革，党更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日益重视发挥党规党纪的作用，因为党纪党规本身就体现着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健全党内法规和党内生活，健全党的各项具体制度，自然也就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而且越来越成为新时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方式。目前，党正在强调把党纪、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国家法律实现有机衔接，强调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要求党员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增强法律意识，保证国家的宪法和党章成为党员的最高行为准则，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最近强调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举措。这些措施不仅对于保证执政党党员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不犯错误具有意义，而且对于党员把自己认同的理想信仰化为实际行动，具有重大意义。
（二）融汇于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广泛推进
在我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们正在从学校教书育人的各个环节入手整合教育资源，通过实施“固本工程、铸魂工程”等，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实现理想信念教育的课堂化、日常化、制度化。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已经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从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方式等方面都做了相应的刚性安排，比如，2001年由国家教育部主导的第八次全国课程改革，教学内容增加了对中国基层政治制度的介绍。增加了对国家经济制度和少数民族制度的介绍，由于新课标涵盖了较多的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使整个学校课程内容进一步意识形态化，特别是各类学校专门开设的政治课堂正在成为对各类学生实施理想信念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成为帮助学生确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重要途径。具体来说，学校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等课程的设置以及各种校园活动的开展，来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爱党、爱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以政治课为主，历史、语文课为辅）。同时，国家通过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法规建设，规范教学内容，落实党对学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保障教育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所有课程教学活动中，如要求在学校开设的通识课和专业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渗透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我们还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通过教材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比如，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战略工程，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来的，内容包含倡导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宣传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目前，理想信念教育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相互融合，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工程相互融合。[131]通过时代楷模、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的教育引导，通过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覆盖到所有人群，悄然走进大众心中，起到凝神聚气、补钙壮骨、强基固本的作用，为实现“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正在成为当前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于2015年印发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另外，机关、企事业单位自主开展的职业道德规范培训、行风建设里面，也大多融入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最近，新型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高度，新型智库将具有超越传统官方研究所的功能，兼有“壮大主流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和“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等功能。在社会教育领域，近年来我们注意发掘家长、社会和学校的教育潜力。这些重要举措，有可能逐步改变过去教育信息单向传递的方式，非常有助于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之下。
注重开发、利用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资政育人功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近年来，传递红色传统基因，永续理想信念火种的活动，很受党和国家重视，各地广泛开展的红色旅游逐渐成为公民接受理想信念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我们党多次强调中国近现代史观教育，让人们通过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从党领导人民进行血与火的艰苦卓绝抗争的历史实践中，深刻领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红色历史文化资源融党的基础知识、党的历史、党的优良传统于一体，非常有助于公民从中汲取智慧、力量，接受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国的红色历史资源得天独厚，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造就了各类英雄谱系，留下大量纪念地、纪念物、标志物（革命遗址、旧址、纪念馆、领袖人物故居等人文景观和历史痕迹），留下了无形的伟大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光彩之花，是最好的营养剂，能为我们增添很多正能量。中国政府1997年至2002年公布的200个全国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162个与中共党史有关，目前我们在这些纪念地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教育场馆，经常组织开展一些大型的主题、专题活动，每逢重大红色纪念日、节庆日，常组织人们去参观学习。这是各地利用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主要方式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导师和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平业绩已成为最可宝贵的红色历史教育资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领袖人物本身就是党性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化身，他们的生平、思想和崇高品德风范影响深远，他们的“形象效应”持久不衰。邓小平说过：“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132]胡锦涛曾在2008年2月29日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从六方面高度概括了周恩来的崇高品德精神，即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求真务实的精神；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谦虚谨慎的精神；始终严于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无私奉献的精神。[133]这六个方面的精神，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党性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个人精神品德上的集中体现，不只体现在周恩来身上，几乎也是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有的品格。这些都是我们进行党性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宝贵财富。国际共运史上的杰出领袖人物使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人格化”和“可视化”，表征了党的客观状态，具有易于诉诸人民群众视觉的天然优势和巨大感召力。比如，“列宁符号”——列宁名字、肖像、忌日等象征性强的符号，曾经成为我们传播革命主张、进行政治动员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好载体。再比如，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大师对传播党的政策主张、争取人心发挥过巨大作用。享誉世界的美国作家海明威曾经通过周恩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主张，他写道：“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134]费正清写道：“周恩来的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135]许多人感到周恩来可信，可敬，可爱，可亲，敬称他为“周公”，国民党统治区的亿万人心被他的“磁力”吸引过去。20世纪40年代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说，一见到周恩来，自己的“怀疑和不信任几乎荡然无存”。[136]“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接受采访时感慨：是周恩来的人格力量说服了我。我觉得，一个拥有如此高尚的领导人的政党是值得信赖的。”[137]很多人士是通过认识周恩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的正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光明未来的，这对当时人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践证明，所有历史上积累起来的优质精神资源都是高度契合现代性品质的，都可以成为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鲜活教材，都可以用于建构自己的政治象征体系，传播自己的理想信念。的确，一段战争经历、一曲红军歌谣、一顿红军饭菜都能让人从体验和感悟历史中深度解读主义理论，升华理想信念。“符号为统治提供合法化游说，符号系统鼓励被统治者相信既定的社会体系。换句话说，为统治提供意识形态的水泥、黏合剂。”[138]比如，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通过对一些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时间、场所、组织、物品、建筑、道路、学校等进行列宁名字命名或形象符号装点，使之具有革命象征意义，成为理想信念传播的重要媒介。实践也证明，通过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来传播理想信念，是个化虚为实的管用的好方式，充分利用好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可以极大地强化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可以持续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当然，我们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仍然需要不断积累和开发。如果我们现在的多数党员领导干部能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以身作则，践行党对人民的承诺，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我们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就能从现实中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扩容。有了现实的补充配合，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教育力量就会倍增，对于证明我党意识形态较其他社会思潮的先进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树立科学信仰和崇高理想的价值意义就会更大。现阶段有相当数量的人质疑我党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主要是由于少数党员干部以权谋私、以私化公，削弱了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说服力。因此，只要从严治党，切实改变党的形象，我们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就会变得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已有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还有个如何利用好的问题。今后仍需更进一步挖掘“红色历史”内涵，改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放利用方式。利用好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关键是立信史、存真史，确保史实的准确性、真实性；从真实的历史中才能得出真实的经验教训，才能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进而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只有信史、真史才具有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功能，相反，伪造虚构历史则是弱化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教育功能的致命硬伤。
（三）渗透于各种有效介质、载体中密集推进
利用货币、邮票、博物馆等有效介质（“介质”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载体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正在逐步成为人们认可的大众化、生活化教育方式。货币（纸币、硬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特殊商品”，其票面上以开国领袖、国徽和国内名胜等为主景的精美图案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国家价值观的生动反映。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频繁流转的特性使其有条件承担意识形态宣教功能。“以钞票为纪念牌，纪念那些不同凡响的人。这是人类用自己能想到的方式，铭记自己国度乃至整个世界的那些影响了他们精神或者生活的人……人们为了彰显他们的功德或者业绩、权力或者位置，把他们的居所从凡尘人间搬到钞票上……他们沉默在钞票上，伴随着持有并珍惜这钞票的人在茫茫的世俗上匆匆穿行……流露着钞票所在国度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判断”。[139]我国人民币票面的钱币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票面上主景和图案的主流意识形态宣教意味浓郁，人们从中可以直观我国不同时期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内容。比如，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在自己管辖的苏区、边区和解放区，所发行的货币票面上，大都印有醒目的反映中共特征的政治符号，其中党旗党徽、领袖图像、标语口号是常见的图案文字。列宁肖像一度是苏区货币的典型标识。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货币同样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最近几套新版的人民币将开国领袖等政治人物的肖像作为主图符号形象，直观反映了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
邮票作为邮资已付的凭证，是有价证券的一种，但不是普通发票，而是知识和艺术的结晶，如中央苏区发行的邮票，精心设计构图，赞颂苏维埃运动，表达革命必胜的信念，成为当时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邮票被誉为“国家的名片”、“国家的自画像”和“小百科全书”，承载着国家社会与政治生活的许多重大事件，具有文化传承、艺术熏陶、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辅助等育人功能，特别是为纪念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专门发行的纪念邮票，大多以被纪念的事件和人物为主图，属于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纪念品和宣传品，可以使人们认识、记忆某些重要的文化价值。
近年来出现的以漫画、动漫为代表的新型政治话语，创出一些具有国家、社会特色的宏观教育情境，[140]发挥着育人功能作用。
博物馆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发挥着育人功能作用，一些具有陈列、收藏、保管、研究和教育等职能的大型公共博物馆、纪念馆正在不断围绕馆藏特色拓展宣传教育功能，更新、丰富展览内容，设立公众教育服务部门及机构，为普及科学知识、发展先进文化，实施全民终身教育做出了应有的努力，成为学校课堂教育的延伸和重要补充，成为启人心智的终身教育场所。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努力成为展示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历史与艺术殿堂。就理想信念教育而言，我国博物馆发挥了独特作用，由于博物馆的陈列设计思想带有较强的政治属性，参与陈列展览的各类图文资料，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表达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美好期盼与展望，这对人们的教育作用很大。比如，前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复兴之路》等展览，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不少专程去那里参观的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人员，通过观看展览回顾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回顾党领导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从而进一步坚定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我们也注重利用各种重大活动仪式进行教育，主要是通过奏唱《国际歌》《国歌》，通过升国旗等仪式，通过庆祝重大节日和纪念日，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音乐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发挥着独特的传递情感力量的功能。贝多芬曾说过，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只是它生命的浮面，必须通过它的文学、哲学和艺术而深入它的灵魂，因为这些部分反映了他人民的种种思想、热情与理想”。[141]此外，“音乐中有种非常清醒的精神，这种精神能够把哲学、行为艺术等其他文化领域的元素吸收进来并把音乐和政治理解为同源的”。[142]国歌作为“国乐”是最具有强大劝服力的传播媒介——它作为国家认同符号对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的作用非常大，所以在各种重要场合奏唱国歌早就成为国际惯例。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是代表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曾是人民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传唱大江南北。它凝结着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历史和中华先烈不屈的战斗精神，见证了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奋斗历程，是鼓舞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劲旋律，最终成为国家民族的象征和标志，自然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鲜活教材。周恩来总理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2004年3月14日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规范国歌奏唱礼仪的实施意见》，各类学校已将国歌歌词和曲谱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
《国际歌》（欧仁·鲍狄埃作词，比尔·狄盖特谱曲）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不朽战歌，不仅具有审美和娱乐功能，而且还是歌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伟大作品，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教材。其所蕴含的思想力量对全世界无产者和劳苦大众的启蒙、团结、凝聚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曾在各国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中广泛传唱。战争年代，许多英烈高唱《国际歌》，坚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恩格斯曾经对《国际歌》的功能作用做过这样的评价：一个有觉悟的无产者，不管他来自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在异国他乡，言语不通，举目无亲，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熟悉的旋律，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朋友。毛泽东同样看到《国际歌》的作用，曾赋诗：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国际歌》自1923年6月瞿秋白将它译介到中国以来，一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党的代表大会及其他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一般都在雄壮的国际歌旋律中结束和闭幕。
升国旗仪式也是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颁布实施后，举凡重大的庆典活动或政治性公众集会，都要举行升旗仪式。升国旗仪式庄重神圣，是培养公民对社会主义国家朴素感情的有效方式。现在有许多学校都在通过举行“规范升国旗、唱响国歌”主题活动，激发学生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我们还充分利用国家的重大节庆日和纪念日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诞辰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诞辰等，是当代中国的一笔珍贵的非物质遗产，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蕴藏着巨大的教育资源，是激发爱国情怀、升华思想境界的有效载体，是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生动题材。每逢这类节日国家都有相应的活动。此外，随着一些礼仪制度的建立和规范，在每年的“五四”、“七一”、国庆节等重大节日都开展有教育意义的纪念活动，节庆日逐渐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最佳时机。我们目前日益重视节庆日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
综上所述，仪式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教育形式。借助一定的仪式，可以使内隐的教育内容外显化，使特定主题得到集中烘托和表达，对人产生持久影响力，使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变得生动具体。仪式对于唤起人们的使命感、提升组织凝聚力作用甚大，不失为一项值得永远坚持下去的好的教育方式，今后仍需要不断丰富教育仪式的艺术性内涵，以增强其对受教育者的感染力和心理内化力。
二 对我国当代理想信念教育方式、方法上存在问题的反思
（一）诠释自我与解读外部世界的方式、方法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
总的来看，当代中国的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方法是科学的，但问题也不少，主要是效率不够高、效果不够理想。我们目前在意识形态教育上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谓不大，但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呢？从人们的社会行为看，我们的教育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事倍功半、实效性不强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如何提高教育实效性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大问题。
意识形态理论如何进行自我诠释，如何解读外部世界是一个关涉教育资源质量的大问题。教育实效性不强，固然与没有很好地尊重受教育者的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有关，与没有很好地按照思想信仰生成的规律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有关，但也与我们的理论资源没有很好地对内进行自我诠释，客观、全面、真实地解读外部世界有关系，与理论落后于现实有很大关系。比如，“马克思对现代生产力的巨大潜力的估计程度，对物质条件在旧胎胞里成熟的估计程度，对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形式与特征的预见程度，都要受到时代的认识条件的限制”，但多数人不察，只顾寻章摘句，对现实世界疏于实证考察，“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仍是按19世纪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予以定位……排斥了对两个体系所具有的现代工业社会共同特征以及对现代世界发展整体关联性的深入认识”。[143]我们的理论能否对外部世界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即我们的对内理论宣传阐释能否做到准确、及时、充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反映能否做到客观、充分、理性，的确还是一个影响教育资源质量的问题，需要深入反思。
检讨审视我们曾经使用过的教育方式、方法，我们发现，所有管用的好方式、方法都有个显著的优点，首先就是我们的教育内容能诠释好自我与解读好外部世界，能让教育贴近时代、贴近对象、贴近现实，能有效地帮助受教育者重新审视自身的生活实践，全面准确了解发生于现实世界中的事实，进而深刻体认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从思想上消除对现实的困惑与质疑，从内心深处确立起对社会主义、对党的信仰、信任。我们还发现，所有管用的好方式、方法都是便于将理想信念教育内容以间接、隐蔽、渗透的方式融入精神文化产品中，在双向交流、互动中，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主流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实现理想与受众无缝连接，实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结合的方式、方法，都是有利于增强我们话语体系现实性，有效克服理论话语“假说”状态的方式、方法。既有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传统思路和做法，也有一些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创新的产物，包括一些可操作性强的具体制度、体制、机制和措施。
当然，任何方式、方法都不是终极的、绝对的，都有不可避免的历史与时代局限性，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服务于我们，我们仍然需要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找出一些新的、便于把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奠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隐性教育方法，比如，能够诠释好自己、传播好自己声音、解读好世界的方式、方法，以增强教育的实效性。
检视我们的教育实践，发现教育实践中的主要矛盾是我们赖以进行教育的理论资源本身与受教育者不断增长的理论需要之间的矛盾，理论资源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理论资源本身的不足有待进一步克服。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发展，是历史资源与现实经验，然而这一核心教育资源由于教育内容创新，即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的不足，理论自身的说服力和解释力不够，显得不够雄厚。理论创新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内在根源，也是理想信念教育得以成功推进的关键，理论创新不够会使其他各种教育方法乏力、缺乏后劲，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最终导致教育有效性问题的发生。
为何这么讲？不妨做一个实证性考察。
首先是理论创新不够。尽管我们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三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理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新知识增长缓慢，新理论建构不足、对现实生活中新生事物的研究认识滞后的问题依然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144]质量问题不仅存在于文艺创作领域，我们的理论宣传领域同样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我们扪心自问，自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除了党和国家的杰出领袖人物外，这么多年我们的理论界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还不是很多，可以说在我们时下的理论界还很难找出几个能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领域众多学术大师相比肩的人物。细数我们现在每年问世的理论成果数量似乎也不少，但其中究竟有多少像《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那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学术巨著？有多少是能走向世界的优秀成果？从现有的一些理论成果看，富有突破性和创造性的成果还不是很多，真正提出、分析和解决实质性重大问题的理论成果更是稀少，大多数理论成果局限于对一些老问题进行低水平重复研究，停留在经典作家原有理论框架内，停留在经典作家表达语境和研究水平上，更多的是一种缺乏实证的抽象言说，更有甚者还曲解、肢解马克思主义，附加给马克思主义一些错误的东西。对于这种理论发展状况，邓小平30多年前就表达过忧虑，曾深刻指出“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145]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但整体状况还没有实质性改变，我们现在提出要“重读马克思”“读懂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反思马克思”，这都还在路上，我们现有的大多数理论成果（不包括领袖人物的著作）距离科学、合理吸收国内外相关优秀思想资源，形成科学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尚有相当的距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马克思注重‘走出书房’，而我们多‘待在书房’；马克思注重解读‘现实逻辑’，我们多远离‘现实逻辑’；马克思的学说引领着时代和实践发展，我们的研究却落后于时代和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水平；马克思的学说是世界性的，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却是自言自语；马克思的学说是实践性的，我们的有些研究成果只是概念性的。一句话，我们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接不上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146]所有这些理论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都不能不影响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与情感，进而影响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我们应该充分正视自身理论建构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正视理论上存在的不彻底性和脆弱性问题。以前我们曾过度地从教育受体方面寻找教育效果不佳的原因，后来我们发现有的问题不是通过简单地提高、增强受体的接受能力就能解决的，其根子并不在教育受体本身，主要症结还在教育内容本身。
其次，我们的教育载体和介质的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且不说多元多样多变的网上舆论，里面颇有一些抹黑国家、虚无历史、诋毁伟人的虚假内容。比如，一些宣传中国抗日战争成果的文章未能准确考证战绩，所使用的数据很不严谨，这种不大符合史实的宣传，并不能真正突出民族英雄主义，对人的教育意义必然大打折扣。再比如，近年来泛滥的存在不实内容和涉嫌造假的所谓历史故事，泛娱乐化、低俗化以至恶搞的战争片、剧情雷人的抗日神剧等，荒唐的剧情折射了扭曲病态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教育介质载体的质量问题还突出表现在学校教材的失真失实问题上。
教材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特别是作为青少年教育核心资源的学校教科书更是具有塑造青少年政治认同的强大威力的介质载体，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青少年良知和理想的获得状况，关系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其重要自不待言，但是我们在教材内容构建方面还是存在不少纰漏，直接影响着教育效果。“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中小学的教育科研陷入了‘假’的泥潭”。[147]教材中一些广为中小学生学习的课文，有的编造了“善意的、美丽的谎言”和莫须有的情节，内容存在严重的失实之处。
比如，中学语文课本中有文章说朱自清先生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朱自清重病不假，签下不领美国面粉宣言，不领美国救济粮也是真的，但他的死与领不领美国救济粮关系不大，更不是饿死的。朱自清是于1948年8月12日因严重胃溃疡医治无效去世的，晚年朱自清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即使不领美国面粉也可保证吃饭无忧，比当时一般老百姓生活水平高得多，他生命最后日子里的日记清楚地留下“吃得太饱”“仍贪食，需当心”“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藕粉，即呕吐”“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等关于饮食起居方面的记载，唯独没有无米下锅的记载。朱自清的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当然值得高度赞扬和肯定，他生平中也绝不缺乏这方面的真实例证，我们如要宣传，是有真材实料可以挖掘的，不必有意无意去编造假故事。
《爱迪生救妈妈》之类的“真人故事”经考证不符合当时的科技事实，为子虚乌有的“假事”。课文说爱迪生的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医生苦于房内只有几盏油灯，无法进行手术。刚满7岁的爱迪生，利用镜子的反光原理，让医生在明亮的反光下，为妈妈成功进行了手术。且不说油灯反射属于“有影灯”，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行阑尾炎手术，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术出现”的时候，爱迪生“已经是一个40岁的已婚男人了”，医学史上对于阑尾炎手术的最早论述是在1886年，而爱迪生生于1847年。课文《长城砖》说：一位宇航员神采飞扬地说，“我在宇宙飞船上，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用肉眼辨认出两个工程：一个是荷兰的围海大堤，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事实是，杨利伟上天后说根本没有看到长城，发回的图像也证实了他的说法。再如，“华盛顿砍樱桃树”，“苹果砸中牛顿脑袋”，“达·芬奇画蛋”的励志故事也有违反史实的嫌疑。过去教材里关于一些反面人物的宣传有明显的不合理虚构成分，比如，地主半夜学鸡叫，逼长工天不亮就起来下地干活的故事，编得不够精致，对于一个有足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的人来说，这个故事是不可信的，经不起常识常理的推敲。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第五册的课文《悲壮的两小时》，讲述1967年4月23日苏联宇航员科马洛夫在宇宙飞船中丧生的故事。这篇课文说，1967年苏联“联盟一号”宇宙飞船在返回大气层后，发现无法打开降落伞以减慢飞船速度，将在两小时后坠毁。此刻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在收看宇宙飞船的返航实况，科马洛夫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个小时，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领导汇报工作，接受国家领导人授予的苏联英雄称号，并向老母、妻子、女儿一一交代后事，遗言相当动人。这篇课文编造的痕迹太重，终于被一位对这段史实熟悉的读者撰文揭穿，说“这个感人的故事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毫无科学依据。事实是：‘联盟一号’的飞行是冷战期间苏联为了与美国竞争登月项目而进行的绝密行动，并没有电视直播‘联盟一号’宇宙飞船返航的过程，而是在失事几个小时之后，才由塔斯社将这不幸的事故公之于众。而且，从科马洛夫发现飞船返回舱打不开降落伞，到坠毁丧生，只有十余分钟的时间，而不是‘悲壮的两小时’。当时空军现场指挥官报告说需要急救措施，然后掐断了通讯联系，科马洛夫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事实判断是错误的，只能误导与伤害人的价值判断，怎能期望人有正确的价值判断？试图用虚假事实支撑我们的信念，实际上低估甚至侮辱大众智商。人们一旦了解真相，美德教育和励志教育效果将无法巩固。
最后，教育介质载体的质量问题还表现在新闻报道的模式化、主观化问题上。媒体上报道的一些爱国故事几乎都是以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冲突作背景，展现故事主人公的爱国精神。比如，讲述中国生物学家童第周年轻时在比利时留学时受到比利时同学歧视的经历，并强调是童第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帮助他在学业上取得了成功。华罗庚1979年在英国访问时，一位美国女学者挑衅地问华罗庚是否对自己1950年选择回中国感到后悔，而华则坚定而有礼貌地回答说：“不！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回国，是要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做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图舒服。活着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祖国。”这些故事给人一种印象：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与不同的历史时段中，总有不怀好意的外国人用各种方式表示自己对中国人的歧视，而政治身份不同的中国人，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科学家、将军、教授、中学生、留学生等，都以自己的机警聪明与自尊捍卫了自己与中国的尊严。
再如，关于1976年1月联合国总部给周恩来降半旗的新闻报道有主观臆想的成分。我们的媒体曾报道周恩来总理逝世时，说联合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给不是国家元首的周恩来降半旗以示哀悼，还说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联合国从来没有为谁降半旗，周恩来之前没有人享受过联合国下半旗的殊荣。联合国为周恩来逝世下半旗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国际社会的悼念规模和方式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表现出异乎寻常，远非正常的惯例可比，但“唯一”“第一”，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用来说服在场人举出的“三条理由”，则是我们附会的主观臆想。事实是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 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1948年印度甘地遇刺、1953年斯大林病逝、1968年美国马丁·路德·金被暗杀，联合国当时都为他们的去世下了半旗。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所提“三条理由”更显得荒谬了，联合国从不要求成员国报告其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情况，秘书长无从知道周恩来个人的财务状况，怎能信口说他存款是多少？“没有存款没有子女”的确是那时中国人民爱戴、悼念自己总理的一个理由，但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不会有这种中国农村“老支书”式的思维和中国特色的感情。
又如，“攻上老山主峰的战士用身体支撑红旗”的故事，也属于虚构，事实是，“那样一面大红旗根本不存在”。一则《收复老山战役“牺牲”旗手31年后被发现仍健在》的文章在互联网上被各大新闻网站竞相转载。文章写道：“在31年前收复老山的战斗中，一位负伤的战士冲上制高点——老山主峰后，用身体把旗杆撑起，使军旗在他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依然高高飘扬……跟随主攻部队的一位新闻干事远距离抓拍了这一场景。之后，多位画家以这幅照片为题材，创作了《八一军旗永向前》的画作，生动展示了勇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并注上‘插旗的战士，在那一刻其实已经牺牲’的话语。”“老山地区属于亚热带丛林地区，在这个地方作战，尤其是在敌人防御、我们进攻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信号，像红旗、军号、哨音、反光物体、烟雾的管制相当严格，因为这对于一个部队来讲攸关生死。插红旗，尤其是像照片里面那么大一面旗帜，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这个图片上的红旗肯定不是当时收复老山时部队插上主峰的红旗，这件事子虚乌有。”
再如，我们曾把美国西点军校常规的教学科研活动夸大成学雷锋活动，好像雷锋已成为一个连美国军队也学的榜样，西点军校都成雷锋精神教育基地了。1990年2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称，西点军校开始学雷锋了。随后，许多国内报刊出现同类报道：“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大厅里挂着5个他们所仰慕的英雄像，雷锋排在第一。学生手册上印上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雷锋日记。”此后，又有更为详尽的报道说：“西点军校校园张贴着雷锋的画像，学员传诵着雷锋的日记，教室里抄录着雷锋的名言，学校正在开展着学雷锋的活动”。2012年3月6日，《南方日报》清远新闻部主任梁有华还在《南方日报》刊发了《美国西点军校学雷锋给我们的启示》。
西点军校公共关系办公室克里斯蒂娜·安克拉姆对此回应称：“在本军事学院，没有雷锋的塑像或画像。雷锋语录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虽然历史课和中文课也许会讨论雷锋，但军事学院并不赞赏他或其哲学。”2002年3月28日，美国西点军校再次澄清该校从未学习过雷锋，希望中国媒体予以澄清。根据《环球时报》2003年1月1日第十二版的报道，西点的会议大厅里没有雷锋画像；西点的学员手册中没有雷锋日记的格言；西点的固定教材中没有关于雷锋的记录；西点的课程中也没有关于雷锋的专门课程。从西点军校的地图、学校提供的资料和网上信息来看，西点一共有14座名人雕像和纪念碑，但其中并没有雷锋的雕像。
我们的一些新闻报道曾经把一些严肃的话题简单化、碎片化甚至娱乐化，虚构拔高甚至神化一些先进典型和英雄人物，在宣传先进时刻意回避矛盾问题、过分强调典型标杆人物的一贯正确，导致教育标杆人物的影响力、感召力和道德垂范作用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我们所宣传内容（同样的内容）及宣传口径总是根据政治需要频繁地变化，不太注意内容的连贯性、持续性和发展性，一个时期一个样，给人以内容不确定性和片面性解说的感觉，多少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造。
为何会出现上述问题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认识误区，就是有一种观念，即只要是出于崇高的教育目的，为了“更大的教育意义”，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些虚假故事也不算错，为了正当的动机，可以容忍一些合乎心意的讹传，误认为只有将一些正面人物拔高理想化，才更具有教育意义，仿佛马克思写出《资本论》还不够伟大，还要在大英博物馆的水泥地上留下深深的脚印才算完美。其结果是画蛇添足，顾此失彼。
总而言之，过去我们在理想信念教育问题上的最大失误是没有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教育的本真，忽视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要求。我们的教育资源（用以支撑我们的理想信念的理论资源）总体开发不足、利用效率不高，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设水平有待提高。多年来出现的一些背离教育初衷的不良后果，[148]不能说与教育资源建设滞后无关系。
当前我们强调文化创新，要解决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可以说是这抓住了意识形态教育问题的内核和根本。搞好理想信念教育，必须首先解决好教育资源的质量问题，特别是各种教育介质、载体的质量问题。只空喊、高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革命口号不是改善意识形态领域局面的好方式。
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本质上是以真理性认识为基础的价值教育，我们的教材必须高度注意汇聚高端思想资源，从理论教育内容上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偏离，保证教育内容在原则立场上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舍弃其中被实践证明是过时的或原本就不确切的个别结论，创造性地提出新的论断、新观点，真正将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特别要求我们的教材解决好“中国话语”、“中国叙述”和“中国故事”中实质性内容的真实准确性问题，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
真实准确是有效诠释自我与解读外部世界的起码要求，为何目前一些报纸杂志等媒体上的宣传内容没人愿意看？为何一些自说自话、自我欣赏的话语不仅无法引起大众共鸣，甚至可能招致大众反感？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话语有明显失真于客观科学知识的虚假性。杜撰某些故事，其初衷也许无可指责，其所要阐释的道理本身，所要传递的价值观本身也是无可挑剔的，问题是这些真道理、好道理千万不能用含有常识性错误的虚假故事去承载——它们如何能载得动呢？一些杜撰出来的虚假故事注定会伤害好道理，要想让一个有理智的人真正去信服，必须保证真实准确性。比如，理想信念教育需要大力宣传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也需要无情地揭露批判旧社会的罪恶，对之我们是十二分的赞同，但一定要写真实的先进和罪恶，千万不能是虚构的先进和罪恶，千万不能对受教育者有丝毫的欺骗，诚信品格是宣传教育者最不能缺乏的，因为虚饰的宣传教育根本释放不出正能量，虚幻的故事也绝对担负不起“灌输”崇高理想信念的使命。列宁讲过，“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意识形态）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149]真实准确性是理论话语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要求，恩格斯曾批评资产阶级“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150]但愿我们别再犯同类型的错误。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一个真实的事例胜过千言万语，同样一个不真实的事例也可以抵消千言万语。一个假话，需要用更多的假话来圆，谎言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因为虚构、编造的内容，固然能在短期内达到让别人信以为真的目的，能奏效一时，但当受教育者最终发现，现实视窗与宣传视窗存在巨大反差时，发现曾经信以为真的故事犹如愚人节的恶作剧时，原来的神圣信念能不轰毁吗？这样做的最大代价是我们今后还“必须把他千辛万苦地印入自己脑海里并且同样千辛万苦地灌输给工人们的那些空话，从他和工人的头脑中再清除出去”。[151]这就启示我们，在个性问题非常突出的现代社会，我们必须审慎选择好教材资源，一定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教材，我们所宣教的内容，一定是有现实东西和社会资源支持的内容。
（二）“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必须协力互补配合
理想信念教育本是一个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是一个大系统中的小系统，离不开其他系统的有效协同配合。讲好自己的故事，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有可能讲不好，有可能讲好，但做不好肯定讲不好。目前全社会普遍蔓延的不安全感、生存性焦虑、核心价值观缺失、道德危机，无疑也使我们讲好故事的难度加大，故事的教育效果打了折扣。反思过去，我们还更真切地意识到，批判的武器绝对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都必须给力，理想信念教育才能见实效。批判的武器是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从理论上解决问题，形成科学的理论认识，但终究是在思想领域，还不是直接的物质力量。理想信念问题本质上是实践问题，仅仅“广而告之”不行，必须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协力互补配合才行。因为任何教育实践，本质上都是教育主体（教育者）、教育介体（教育内容与方法）、教育环体（教育环境）和教育客体（受教育者）四个系统的大协同，理想的教育是“用学生自己创造的周围环境，用丰富集体生产的一切东西进行教育，这是教育过程中最微妙的领域之一”，[152]有效的教育“是通过荷载有教育信息的媒介与受教育者‘见面’并对其实施影响的”。[153]现实中人们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淡薄缺失固然与思想认识偏差有关，但更与缺乏能产生好的理想信念的外界环境有关，现实中大量存在各种与说教不符的现象，确实无助于促使人们形成良好的思想动机。因为，最终能改变人的动机、控制人的行为的还是现实生活，坚定理想信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坚定理想信念既是认识问题，更是掌握了科学真理，熟知发展规律的实践者的实践问题，所以实际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教育的最终效果。仅仅有崇高的教育目的是远远不够的，超出多数人经验之外的东西很难在人心中扎住根，特别是不能脱离多数人的感性经验去进行教育，我们只能要求人们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自觉地而不是强制地去践行自己认定的理想信念。如果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总是见不到我们期望实现的东西，总是欠缺一种广泛有效的认识场景，很可能会让我们的教育实践事倍功半。我们不能指望只通过教育让人们去轻易相信一个本来不存在的，或未得到充分历史经验检验的，或无法实证的事情。思想问题的最终解决，依赖于实际问题的解决，理论上的自信最终来自实践上的成功，来自客观事实的强有力证明，即当我们的文明程度、人均生活水平接近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时，我们的意识形态自然会占上风。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实际上内嵌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比如，“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11.5％，却消耗了全球21.3％的能源、45％的钢、43％的铜、54％的水泥；原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56.4％和66.5％，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量已居世界第一”，[154]这样的不科学发展的确影响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牢固树立。经济发展中涉及理想信念教育的问题，需要及时给予回答，解读经济发展的要义与本质，对于大众理解掌握、真懂真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大有关系的，所以理想信念教育工作必须与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重大现实问题、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经验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鉴于我国现阶段面临苏共垮台和我们党执政碰到的大量现实问题，面临着中国的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严重、社会阶层固化、环境污染恶化等严重影响着社会发展进步的现实问题，我们一方面必须从理论上阐明如何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开辟光明的未来，另一方面要从实践上解决问题，在当前这个时期仍然要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进一步把“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等观念做实兑现，使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更加牢固，使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发展始终有强大的实践支撑。
本章结语
反思过去，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能否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教育内容能否及时吸收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能否及时吸收当代人在实践的基础上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不断揭示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所在，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牢牢把握那些光耀世界的思想理论成果，也即研究社会发展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155]由这些成果构成的意识形态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必需的理论基石，就是进一步论证、展示社会主义存在发展的历史正当性、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科学性和生命力的资源。这些资源就是能从理论上切实解决一些与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关系度大、紧密度高且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理论资源。这是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我们必须从这一重要环节上下功夫，讲清、讲深、讲透、讲好现实问题，增强人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谱写中国历史发展新篇章的信心和信念。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可见，创新“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将成为未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式，必将为理想信念教育开拓出更为宽广的领域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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