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面向生活实践汲取、重构、扩充理想信念教育资源
回顾过去，我们在理想信念教育问题上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力度不足以抵制和对抗社会上的各种杂音和噪音，这不单单是话语表述形式问题，而是教育内容创新不够，理论原创性不足，优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所致，具体表现为：一些教育教材内容长期与现实生活疏离，没有很好地从现实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汲取养分，没有正确反映和阐释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没有很好地消化、吸收人类已有理论成果和文化成果，没有很好地利用历史资源与现实经验，没有很好地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在场性。其所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导致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不少人的实际生活中“退场”，也变相引致人们简单化、肤浅化和教条化地理解社会主义理想，让人们误以为自己所接触到的有限现象和论断就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全部内容，这样是十分不利于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的，也不利于培育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和信仰认同，不利于让人民相信社会主义是真正能转化为现实的东西，是能给大众带来切切实实利益的东西。总而言之，现实内容与历史内容严重欠缺的教育资源内容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理想信念教育的需要。
一 结合现实社会主义实践重构理想信念教育资源体系
理想信念教育成功推进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用来相互影响的教育内容的科学与符合实际。我们认为必须结合现实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让其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峰，来重构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体系，以优化教育资源。
“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和追求是理想，人们在一定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理想、理论或观念的真理性以及某种实践行为的正确性的内在确信，就是信念”，“理想信念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体现”。[157]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对符合历史发展逻辑、历史必然性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是对未来社会远景和远大目标的自觉价值认知和价值追求。人们可以在观念中去把握现实中尚未实现的理想。理想信念作为人的理性、情感和意志的高度统一体，是社会教化的结果。它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取决于多种因素，理想信念不能孤立形成，要与其他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形成，人们的理想信念也只能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习得和养成，因为理想信念就其产生的根源来说，它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状况决定的，也是要从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说明的，人们也只能形成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观点和思想，也只能从对现实生活的切身感受中，从实践检验中，从对历史实践的感悟中形成和强化自己的理想信念，实现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
我们认为，理想信念教育的科学化内容资源，必须是立言之有物的，注入时代化、现实化内容，即正确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基本国情的、有助于消解和校正人们对现实与历史的一些疑惑和片面性看法的内容；这样的教育内容资源才是科学的，才能有理、有利、有节地消减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普世价值论、西方宪政论、历史虚无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挑战，也才能让它们的一些东西在中国大陆逐渐失去市场。
结合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开发、优化教育资源，就是要面向社会现实进一步整合、统筹各种教育资源，特别要把现实的可感可知的日常生活样态，即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成果，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新变化、新成就、新气象纳入教育体系，来丰富我们的教育内容，形成教育资源的大格局，让有足够说服力的生活样态主导我们“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让非科学的理想信念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比较竞争中逐渐式微。[158]
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要结合现实社会主义实践重构理想信念教育资源体系，是因为我们的理想信念不是与实践无涉的，相反它本身就是我们话语权的坚实基础，我们的实践本身也就是对理想信念的广义的解释活动，所谓“做”得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胜过“讲”得好，有实力、有底气就是无声的话语权，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实践作为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原点，而人的价值观有一个发生论的问题，人的认识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人的价值观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沉淀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实践的直接现实性是理想信念教育最好的教材，实践也是对理想信念科学性、思维成果正确性的最终的检验标准，这是由实践所特有的品格决定的。
就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而言，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是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具有很强说服力的好教材，是传达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最主要载体和最重要的基础场域。因为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世界决定着人们的眼界，为人们提供足够的经验依据，也制约着人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和信念，人们所有的信仰活动几乎都是在这一现实生活场景中升华的。经典作家对现实生活与理想信念教育的关系问题有过深刻的论说，[159]肯定理想信念教育是出于人的道德生活实践及其需要的，对人们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施加思想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经典作家不仅明确了理想信念教育所应承担的使命，实际上也明确了理想信念教育实践的路线图。经典作家将经济领域及其他领域中人们的行为、行动理解为实践，并坚持实践优先性，认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60]教育活动本身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包含在人类自身生产实践当中，必须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展开。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发展是一个持续运动的过程，社会主义实践永无止境，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同样也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没有也不可能终结，而只能是在科学实践的牵引下不断发展。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实实践是教育资源的不竭源头，人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需要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确立和坚定，需要在不断提高对以往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科学认识中确立和坚定，理想信念教育资源本身也只能在历史发展实践中不断积聚发展，寻找自己的未来。
二 结合社会主义历史实践重构理想信念教育内容体系
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同样是一部厚重的教科书。了解自己过去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就是自我认识、自我教育的最好方法，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理想追求，是加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源头活水。究竟该如何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既关系我们以后将怎么办，也关系人们能否确立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因为只有正确认识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实事求是地再现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并对之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为人民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找到历史依据，这也是我们实现理论自信与实践自觉有机统一的前提条件。而重大历史事件又是了解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窗口，抓住历史重大事件进行深入解读，不失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一个最有效方法。
总而言之，创造过惊天动地业绩、出现过严重失误、经受过重大考验和磨炼的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无比丰富，是一部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好教材，值得后人充分利用。
（一）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科学总结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提供可靠的通识性历史教材
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科学总结经验教训，是关系社会主义命运以及理想信念确立的大事。树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首先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搞清楚社会主义的前世今生，厘清和理解社会主义作为世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运动、思潮和制度，是怎样在如磐风雨中凯歌行进的。
如今，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成就、重大挫折及历史命运问题，不仅是各派学者深刻反思的问题，也是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者，即广大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牵涉执政党核心关切的敏感问题。尽管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改变的，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理解却是可以多样的。
能不能科学总结经验教训是个关系教育资源质量的重要问题，如果能以科学的精神和长远的眼光，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析和展望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对于优化我们的教育资源当然是好事；但假如我们对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认识是片面的，甚至是虚假的，无论是对我们教育资源还是对我们的现实发展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我们将来必然要为那些距离历史真相甚远的历史认识付出巨大代价。因为我们究竟能从历史里汲取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如何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是与我们如何认识历史密不可分的。对历史的不同认识，即对历史“怎么看”的问题，其实是决定我们今后将“怎么办”的问题。这是一个含糊不得的大问题，也是确立和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绕不开的问题。
究竟该如何认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这段历史？我们的历史教材应如何书写这段历史？我们认为历史教材起码应该包括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总的认识，即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是按照社会主义内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不断发展的历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就，取决于其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程度。社会主义本应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最高目的一种社会理想、社会运动和社会制度，是扎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现实运动，其终极价值目标在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及全面发展。[161]诚然，坚持社会主义本质与坚持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多样性是不矛盾的，但要将产生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东方后进国家的科学实践，也绝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162]后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漫长过程，需要在不断回答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中逐步向前推进。[163]
我们认为，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遭受严重挫折，不仅与社会主义实践者未能从理论上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有关，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64]也与实践者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更与实践者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具体措置失当，与他们未能有效解决时代所提出的新课题有关，还与实践者严重误解、背离马克思主义有关。[165]不可否认，过去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充满艰辛和苦涩，从巴黎公社的壮举到苏维埃政权的消亡，它曲折多难的历史命运肯定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始料未及的。1991年镰刀锤头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年后落地，社会主义大国苏联不复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多数国家，又重回资本主义道路。这一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剧变，是在没有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发生的，不能不让后人深思反省。
如何反省原因呢？我们认为起码有一些因素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发展速度放慢，而且发展质量明显下降，暴露出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苏联计划经济下的这种高增长是靠大量投入资源而实现的，缺乏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166]更主要的是，尽管这些国家的好多事情是在“国家和集体利益”名义下举办的，但在事实上并没有把经济发展的聚焦点、着力点、落脚点，即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真正放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目标上，生产资料之公有性与生产目的之全民性，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停留在书面文件中的目标，致使社会主义本质长期得不到充分实现，最终使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美好承诺一次又一次落空。
我们认为，到苏联中后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日益脱离科学社会主义轨道，在诸多领域步入歧途而不知返。[167]的确，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党政不分，权大于法、对外侵略争霸等，很难说是在严格践行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也很难说这些都是为巩固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所必需的。这么做的最终结果，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把曾经科学化的理论再度空想化了。特别是苏联在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和伤害更为严重，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宿命论”。[168]在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几乎都出现了理论预期与实践结果、动机与效果严重背离的情况，给后人留下深刻教训。
一些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可以说都不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愿望和豪迈热情，都试图开辟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快捷通道，但可惜都不太成功，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实践者未能始终保持理论纲领的先进性，未能始终保持路线、方针、政策、策略的正确性，跟上时代潮流，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忽略革命方法运用的限度、条件和范围；另一方面又固守教条，不善于根据现实生活的内在逻辑，来解决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未能找到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有效途径和方法。[169]
社会主义要免于坠入空想，就必须以科学理性为基础，就要求实践者必须严格遵循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遵循执政规律，能够有效地、创造性地、经常性地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即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根据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不断开辟实践与理论的新境界。离开了科学理性，很难说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首要理论品质是科学性和创新性。江泽民深刻指出，“近一百多年来，现实生活的变动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奋斗中不断创新和发展”。[170]
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者需要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不仅是关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是现实社会主义正本清源、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也是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绕不过去的问题。
（二）科学分析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提供高品质的案例性历史教材
众所周知，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中国人的核心关切，这是因为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评价涉及我们的未来走向。比如，苏东剧变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前景究竟怎样？如何看待世界上广为流布的“社会主义失败论、乌托邦论、早产论”“民主社会主义论”等社会思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如何继续下去？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都与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认识评价分不开，特别是对当代中国人关注思考较多的一些焦点问题的回答，更是不能不牵涉，也绕不过对苏联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评价，其根源在于：两个国家、两个党曾是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171]中国不能不十分关注和在乎人们对苏联兴亡经验教训的研究评价。当前，如何看待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成败是非，如何评价苏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如何认识把握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借鉴警示意义，已成为关乎中国现实政治发展的一个敏感问题。当前学界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研究，虽然基本是在官方所能许可的前提下各说各话，但观察问题的着眼点和角度还是有相当大差异的，得出的研究结论差别也比较大。特别是关于苏东剧变深层原因的研究，国外研究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仍保持一定的开放性，至今并未有获共同认可的结论，成了目前学界争议最多且最难达成共识的问题。[172]
总的来看，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国内政界、学界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对苏东剧变原因、教训的研究反思，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和僵化意识形态的羁绊，总是以己度人，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别人，分析思考历史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确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和加深，不少研究成果距离还原历史真相，揭示历史客观规律，尚有相当距离。[173]比如，关于苏联解体最主要根源的问题，[174]尽管一些人也同意苏联解体是各种矛盾和因素错综复杂起作用的综合结果这一结论，但对于造成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危机的最主要、最核心因素究竟是什么的分析研究，仍停留在较浅的研究层次上，甚至止步于19世纪的认识水平上，一些研究者至今还把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简单地归于主要领导人思想信仰上的背弃、路线道路上的偏离和政治上的背叛。[175]上述这些看法自然也没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基本处在“领袖出卖论”认识水准上。[176]反映出一些人如果不是历史观上有偏颇，就是政治上有顾虑，因而似乎不愿意从苏联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苏共垮台和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而是更愿意相信个别主要领导人在苏共亡党中的决定性作用，似乎只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政治上的背叛才是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主要根源。这样的研究结论实际上是无助于我们严肃认真地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无助于我们在各方面把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推向前进，也不利于我们开展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
其实，上述“领袖出卖论”早已是一种过时的老套的历史解释理论，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批驳过了，因为“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177]“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178]“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179]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苏联共产党不仅是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所搞垮，也是被它一直宣称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80]
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我们认为“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1]我们必须“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182]从苏联人民“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苏联模式的“总病根”。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深入研究苏联共产党执政期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综合国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即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状况等，从各个方面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搞清楚苏联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把社会主义理想变成现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十月革命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和平、土地（面包）、自由的要求。而不是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或停留在某些领袖人物的“改革”“新思维”及其他外部力量的“西化”和“分化”等因素的作用上，让人误以为苏联解体与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程度关系不大。这样才可能避免所谓“让巨大的结果从微小的原因发出，用轶闻奇事解释历史行为的常见的笑话”。[183]
历史研究还是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在苏联解体原因问题上坚持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即相信生产方式是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总钥匙，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184]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苏联解体问题，才能从影响苏联解体的各种复杂因素中，把握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
从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维度考察历史，更能透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辨析出在探求真理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误。[185]当然，对于社会主义本质在苏联的实践情况怎样，实践程度如何，即对于社会主义本质与价值目标在苏联究竟实现得怎样这一问题的回答，绝不是离开事实的某种抽象，绝不能进行主观臆测，因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186]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主观臆测与评价，不能只满足于抽象的定性分析，而是要像自然科学一样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从最经得起考验的事实出发，从总的状况中具体考察。
长期以来，尽管我们也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87]尊重别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但我们有时对于别国人民的事情，仍难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带着自己特有的情结和关怀，进行抽象思辨和推理，甚至是主观臆测评价，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历史基本事实及当事国人民的切身感受，以己度人，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别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苏共亡党、苏联解体，首先是苏联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不妨多倾听当事国人民的意见，因为“鞋子适合不适合只有脚知道”，或许当事国人民更清楚自己所经历历史的真相与是非。
对于苏联问题的研究，国内研究者显然与国外研究者的着眼点不同。由于俄国的主流学界政治顾虑不多，他们没有在政治上为这个已成为历史的制度进行辩护的需要，学术环境比较宽松，在历史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观点也比较自由和无党派性。多数研究者一般着眼于卸去历史包袱，还原历史真相，他们对自己国家历史上人与事的看法和说法，有时完全不是我们某些人愿意相信的那一种。[188]毋庸讳言，在如何看待苏联解体的问题上，我们与俄国官方及学界是有原则性分歧的，背后是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的巨大差异。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弄清历史事实，揭示和还原历史真相，达到对历史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当然，这也与学术环境的宽松与否有关，国内的某些研究者，有时似乎刻意回避一些问题，同时有选择地强调另外一些问题，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顾虑。[189]
（三）清理切割历史“坏账”，净化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资源
历史不光有伟大、光荣、正确的“好账”，也有一些不那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坏账”，“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正确有错误，有红也有黑”。[190]任何历史研究的最终指向都是当下政治，清理切割历史“坏账”，对于“收复”失去的民心，对于“修复”被损坏的政党形象，对于资政育人，无疑是有价值的。人类进步的过程就是不断重新认识自身的过程，也包括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马克思说过“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191]是“反省历史”的能力，要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成功地结束过去、开创未来，首要的是必须本着对历史、对人民真正负责的态度，正确地认识历史、看待历史，包括正确对待历史错误，为此，要不忌惮于深度自揭伤疤家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深化对历史错误的认知，才能加大对历史问题的反思力度，这样才有助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积极消化历史负资产，卸下历史包袱，激发社会正能量，更好地走向未来。
历史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一部打开了来教诲我们的大书，可以从人类过去的错误和苦痛中汲取未来智慧的材料”。[192]我们知道，失误、错误虽然是历史长河中的片段和支流，但作为精神遗产则将会以教训的形式长期警示人类，让我们得以避开前进道路上的陷阱与雷区。“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193]“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194]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极“左”错误虽然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它也“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195]对我们后来的发展进步功不可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就是在总结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起来的。
人们总是站在现代的角度来回顾和理解历史、思考和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内在逻辑的，当前，我们深入研究历史经验教训，为的是从挫折和教训中深刻醒悟，保证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研究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问题，回避不了或绕不开历史错误问题，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回避不是科学的态度，重要的是采取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并结合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深化对历史错误的认知，真正搞清楚前人所犯错误的历史背景、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真正弄清楚前人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所在，让人们痛定思痛，从对历史错误荒谬性的严肃充分认识中，进一步反思和觉醒，从而进行自我革新，积蓄力量、重谋发展，否则，交了高昂的学费而没有学到应该学到的东西，岂不是太可惜了。我们认为，对过去社会主义实践中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包括曾经犯过的历史错误，研究中应坚持的方法论原则主要有三个。
第一，对于过去的历史错误，对历史上的人和事及其行为逻辑，必须基于当代人的认知能力、水平和价值观，以当代科学理论水准去审视反思，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去分析，应坚决避免用“文化大革命”式的两极思维方式去分析问题。既然我们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完全一致，就能够大公无私地去触及问题，不护短、不含糊、不粉饰，就能够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地去分析研究历史问题，因为我们研究历史问题的目的是汲取经验教训，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健康地发展，而不是要以历史否定现实，更不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对于过去社会主义实践中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自然也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和要求，而应该历史地分析，把20世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放到当时的历史时空条件下进行分析评价，要看到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要看到有的失误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有的失误则是由不可控的外来因素造成的，分清楚哪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哪些是难以避免的，不能把错误归因于社会主义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与我们的社会制度；要看到社会主义执政党所犯的错误大都是好心办错事，其动机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且都是能够自我纠正的错误，更要看到社会主义执政党坚持真理的勇气、纠正错误的决心、走出挫折的力量、自我净化的能力。这样处理才能彻底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划清界限，站在推进党的事业的角度积累开发教育资源。
第三，必须坚持史实优先于史观的原则，力求先搞清事实，再谈论是非，只有在获得真相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真知，只有忠实于事实真相，具有不畏任何权势和成见的理论勇气，才能获得真理性认识。我们不能只是权衡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究竟对谁有利，而要坚持研究得出什么结论就是什么结论。我们认为首先把事实搞清楚了，价值判断才有科学性。如果基本史实搞不清楚，只凭逻辑推演，是不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的。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承续世界社会主义的血脉，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离不开科学地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所以，我们的研究力求站在人民立场和当代实践的高度，按照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标准，从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从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维度，去真正搞清历史真相，我们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和分析历史，从“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和“已经被事实证明了的历史”出发，对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包括观念、思想、实践等进行认真的系统性清理，去伪存真，力求能从影响历史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中，把握住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提供正反两方面的优质教材，这样才能优化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资源。
第二节 理想信念教育介质、载体优化问题再探讨
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从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必须学习完备而严整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载体、平台或者介质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传播形态紧密相关，关涉教育内容的话语言说方式，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效果有相关性。毫无疑问，承载和传递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信息的介质、载体也需要围绕如何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来不断完善优化。本节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 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传播形态对理想信念教育资源质量的影响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赖以出场的特定初始语境及在一定历史语境中所选择的出场路径（言说、思考的基本语境），曾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形态，以致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掌握程度。囿于特殊历史语境和特定传播介质条件，中国最初接受的不是直接来自其原产地的原生态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赖以出场的初始历史语境和媒介路径究竟是怎样影响着我们认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准确性，影响着我们的理想信念教育效果的？现试从学理角度予以解析。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介质的“量”“质”如何影响人们认知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
在近代中西文化激荡的宏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以其无与伦比的强大理论优势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中国人所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出自西方的理论，要在东方国家扎根，需要经过文献编译这个中间环节，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理论教育的基础性工程，它要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不可或缺的文本依据。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曾遭到统治者残酷“文化围剿”和白色恐怖的封杀，但编译成就仍然巨大。不过，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体系的完整准确的编译出版毕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曲折难以避免。
我们注意到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质量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质量是有相关性的，因为传播与教育都必须依赖一定质与量的传播介质，即以一定质量的编译文献资源做支持。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以文本形态为载体存在的客观知识和理论体系，在中国传播，早期依赖的主要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文本，而是次生文本，即经过后人编辑、整理、加工的编译文献出版物。
先从编译文献出版物“量”的角度看，当时的编译出版物是远不足以满足传播需要的。
我们注意到经典作者写作时所用的语言有好几种，包括德文、英文、法文和其他多种文字，“约有65％是德文写成的，30％用英文起草，还有5％是用法文、意大利文等欧洲语言文字撰写的。编译家们需要根据权威的外文版本，翻译和校订这些重要文献，同时还要对经典作家的思想遗产进行钩深致远、探赜索隐的研究和考证，以便为中国读者提供内容丰富、译文精当、编排严谨、资料翔实的基础文本”。[196]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留下的文献遗产先归德国社会民主党保管，后经多次转手，现约有三分之二的原始手稿辗转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约三分之一的手稿转移到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保存，对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创始人的全部文献遗产包括手稿、书信、笔记的保存和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长期缺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始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始文献的占有方面，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德国、列宁的故乡俄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相比，我国不具有优势”。[197]在一个时期里，我国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只能借助第二手材料进行，以致“中国人初知社会主义的零星信息主要来自一些外交人员的日记、笔记，如张德彝的《三述奇》、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宋育仁的《泰西各国采风记》、李凤苞的《使德日记》、曾纪泽的《使西日记》、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国日记》、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等，涉及了国际工人运动、巴黎公社起义、美国的工会斗争情况、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及无政府主义活动，美国的工党运动和女工运动等。香港的《中外新报》和《华字日报》等报纸，王韬的《普法战纪》，江南制造总局编印的《西国近世汇编》，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和《万国公报》等”。[198]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对经典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从未间断。据考证，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公开出版的马列著作中文译本有530余种，但翻译过来的经典文本仍然不能满足需要，显得比较零星和分散。“五四”前后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中文译作，多是有选择地译出经典著作中的若干片段、章节以应急需，且大多是节译本或粗略的通俗化读本。20世纪20年代翻译过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也大多为摘译本，不是完整的全译本。30年代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摘译本也占了很大比重。20世纪30年代，中共马列学院下设编译部，专门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曾翻译出版过供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及广大干部学习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本与《列宁选集》18卷本。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有计划地系统编译马克思主义全部著作。1985年完成了共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翻译工作，第一版是依据俄文版翻译过来的。尽管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逐步有了中文译本，但从整体上看，仍有浩如烟海的经典文献尚未来得及翻译出版。直到1990年底，《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本）的编译工作才全部完成。2009年，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正式出版。直到2000年后，政治上独立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才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114卷。这是一个尽可能全面占有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对各种文稿和版本的异同、演变、流传情况进行严谨周密、穷原竟委的历史考证，一个按原始著作的本然面目完整展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其写作过程的版本，但这个版本经过100年才出齐。中央编译局据此启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70卷本）编译工作，现在还没有结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整体面貌在第二版出齐后有望得到较为全面的展示。
马克思主义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文献浩瀚、思想博大，而且是由“一整块钢铁”构成的具有严密内在逻辑和多层次结构的有机整体和科学体系。但从早期的传播过程中留下的文本看，不仅多数文献没有翻译过来，就是已翻译出来的文献，其摘译或节译也占相当比例，不少是停留于某一部著作、某一些章节或某一个专题的翻译，有的译作还根据译者本人的看法、理解程度进行了不当的删节，比如有的译文过分突出、张扬了自认为“有用”或“重要”的某些方面，刻意回避、舍弃一些自认为“无用”或“不重要”的方面。当时常见的马列经典著作出版方式，主要是专题选辑或言论编选等形式，出版注意力多集中于经典著作某一方面的内容，一般是偏重于与当时革命斗争任务联系紧密的内容。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做法毕竟在很大程度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在完整性上付出了代价，客观上不利于读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和整个体系，制约着人们对经典原著全貌和全文精神的整体把握。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裁成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片’，并由此形成三大门户。马克思主义长期被肢解、裁剪了，导致人们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成了一些片片或条条或块块”。[199]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绝大多数人只能靠《资本论入门》《资本论解释》等简述性通俗读物来了解《资本论》的主要思想。直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相关翻译著作仍然匮乏。以延安时期高级干部“六本必读书”为例，多数人是依据由《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及《两条路线》等构成的中文译本系列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由于译本数量有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一般人所能见到的汉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只是整个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小的一部分。这不能不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认知和深刻理解。再加上我们一直是在一边取经一边用经，现学经现用经，客观上也不利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整块钢铁”进行整体性学习研究，也不便于我们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内在统一性。
从传播媒介“质”的角度看，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介质的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及有关介绍性的“二手”文献，包括一些学术性译介、评论与诠释，在准确性、可靠性方面也是有欠缺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收录文献不够齐全，所参照的俄文版本也不够理想，多多少少存在翻译不够精准、解释注解不到位甚至曲解误解的地方，距离客观、准确、全面地表达经典作家的思想原意尚有不小的差距，对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的审核修订工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显然不能满足极少有机会和条件直接阅读经典著作原创文本的广大读者全面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
全面准确地理解和阐释、确切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是经典编译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原创文本在中文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译者在“原本”与“译本”之间建立同一性的对应关系。“由于德语与汉语的巨大差异，使得对马克思文本的翻译不可避免地产生德里达所说的意义的飘移。这是因为，语言具有两面性，它对思想的表达并非完全透明，由于中外语言的非对称性，一词多义、多词一义的情况大量存在，而德语的语言组织与修辞方式与汉语又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翻译中免不了要发生一些意义遗失，要么是译得过头，即‘意义剩余’；要么是译得不足，即‘意义不足’”。[200]以《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为例，就有若干章句被误译与简化的情况，根据高放等专家的研究，“消灭私有制”就是误译：“消灭”一词应改正为“扬弃”，“最根本的决裂”被误译成“最彻底的决裂”。这里看似一两个字的翻译错误，但实际上两种译法反映的是辩证法否定观与形而上学否定观的差异。另外，“共产主义幽灵”也曾被译为“共产主义怪物”。再如，《哥达纲领批判》长期将“资产阶级权利”误译为“资产阶级法权”。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长期被译为“生产和交往关系”。《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的“终结”一词德语含义是“出口”和“尽头”两层意思，汉语译本长期没有翻译出其作为“出口”的含义。这些都关系我们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理解深度。
（二）马克思主义出场的“门径”“桥梁”如何影响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准确性
从传播的环节、路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中间桥梁门径传入中国的，我们是间接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掌握经典最理想的门径应是依据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和发表时所使用的文字的版本，实际情形却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先是从日本，后主要是从俄国传入中国，即主要是以日译本和俄译本为蓝本和中介进行传播的，这就导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多数中文经典著作及解说文献都不是直接译自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和发表论著时所用的语言文字，而是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文本转译的。如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是从日文译本转译的；1930年出版的第二个全译本（华岗译本）是从英文转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也是以俄文第一版为蓝本编辑和转译的，它于1947年完成出版，共出版29卷（34册），为20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最主要的版本，但俄文第一版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局限——它是在苏联“内忧外患”的困难条件下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当时曾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遗著的最完备的文献。但是该版尚存在着重大的缺点。该版译文有许多歪曲原意和不确切的地方，个别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文章被误编进来，而他们的许多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著作却没有收集进去。第一版的说明、索引和其他参考资料也有错误。”[201]这不能不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质量与教育质量。
这就客观上决定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是直接从经典作家的原创文本中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间接地通过俄国人、日本人的译介，接受经过别人选择、理解和重新阐释过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传入“门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面貌无疑是有深远影响的，使其难以避免地带着所经“门径”的语境特色，比如，从俄译本转译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几乎不可避免地沿袭了俄译本存在的那些不够准确、不够贴切的问题。
日本是“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地，清末流亡日本，具有救亡图存意识的进步思想家、革命者和留学生，受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依据日文翻译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从日本路径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打上了日本的印记，传播内容偏重于一般学理方面，对我们的理论影响至今仍有痕迹可寻。今天使用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生产力”等概念，几乎都是沿用了日本学者的翻译。
主要依据日本学者翻译的马克思主义部分著作来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也难免因为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当剪裁或错误诠释而被误导，如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受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影响，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社会组织进化论。
从苏俄路径传入的主要是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经俄国人加工和照俄国人方式来理解的俄国化“马克思主义”。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及其解读模式，在时空上具有很大局限性的暴力革命实践范式，是被当作最纯粹、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接受的。经过俄国人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也给马克思主义增加了一些“无中生有”的东西，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消灭私有制”中的“消灭”，德文是“unfaltering”（扬弃），而不是“chang-chun”（消灭），苏联首先把德文的“扬弃”译为俄文的“消灭”，而中译本则袭用俄译本之译，也译为“消灭”。俄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简单化、绝对化偏差，也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造成了不良影响。陈独秀言：“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比如，某领袖人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门径，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深有影响，他只取“阶级斗争”，却忽略了阶级斗争特定适用范围的思想，与他主要依据《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关。信息传递规律表明，中间环节越多，信息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越大。马克思主义经典在多环节的传递中，无形中受到“中转”民族固有的传统语境、思想意识、文化取向的浸染、渗透，多少影响了中国人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准确性。
（三）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主观条件如何影响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充分性
传播主体是传播过程和行为的首要环节，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留日、留欧、留苏三大群体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他们把各自所接触、理解、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到中国，当然他们也都不可避免地是在自己有限的主客观条件下解读传播经典文本的。
众所周知，对经典理论的“任何一种解读、解释都要受到各自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实际需要、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制约”。[202]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们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解读，除了受革命斗争残酷性及物质技术条件落后性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还受自身主观条件的限制，主要是受传播主体本身的生活境遇、认知能力和接受情感等因素影响。早期传播者，包括后来党内的许多理论家世界眼光不够宽广，也没有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列宁、考茨基等人那样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他们的知识修养还不足以使其能够完全准确地掌握经典理论，他们不仅对传播对象的实际状况和内在需要了解不够，更关键的是对马列经典理论的多样性、连贯性和全面性把握不够，也不太善于把经典纳入历史的语境之中，把欧洲人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转换成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在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信息源的理解掌握上，不同程度存在“自以为是”的缺陷，在翻译介绍之前普遍缺乏对经典文本系统全面的深度研究，以至于从翻译到阐释都未能完全进入经典作家的理论视界，主要是把握不准经典中的一些史实，未能确切领会经典作家基于一定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达方式，很难做到按照作者的原意来阅读而不能把原著没有的东西塞进去，造成译文意思不确切甚至错译，比如，“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命题其实是“重新确立个人所有权”的误译；《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公有制”范畴本意为“共同所有”，[203]译文里甚至附加了一些“自以为是”的解释性内容，包括对原典原旨的过度解释、引申，甚至将有待证明是马克思的论断直接“焊接在”马克思身上，从而把诠释者自己的感觉、判断说成马克思的感觉与判断，把马克思演绎成“流变的、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使“真经”在一定程度上走形变样，一定程度上导致传播教育效果不尽如人意。关于早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状况，从一种流行说法中可看出端倪：“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204]传播者的主观条件局限确实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充分性。客观原因是很多经典著作对大多数中国人甚至传播者而言，是深奥难懂的。如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写给德国工人阶级的通俗读物，《资本论》对于长期受康德、黑格尔思想熏陶，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德国工人阶级而言可能是通俗的，但对其他民族就不通俗了，以致列宁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205]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下传入中国的，它在中国出场的特定初始语境，它传入中国的初始条件和环节，在相当程度上深深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水平。
（四）如何汲取经验教训，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介质与方式，有效利用传播媒体，把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交给大众
我们知道大众要接受某一种理论，最好直接接触该理论原创者的“真经”，如果不能直接接触真经，就只能依赖中介，这样的话，接受效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传播方式，如果真经被传播者“误解”“肢解”“曲解”了，接受效果自然会打折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出现被误解、曲解的情形，固然与接受者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实用主义态度有关，但也与它传播的历史契机、具体环节、历史语境、介质路径条件等有关。由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接受者缺乏全面、系统、可靠的“真经”文本，使我们据以理解、研究、阐释和再创新的出发点变得不那么可靠了，这种局限性深深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实践。
准确理解与正确运用不可能没有关系。过去我们曾把经典作家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我们实际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有关。比如，在“资产阶级权利”和小生产问题上的误解，对《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实质和核心思想解释向度上的严重片面性，即强调《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红线，而对其所昭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争得民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等这些核心思想则缺乏应有的重视、领会和强调。再比如，哲学上一直把“两个对子”作为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主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却不能予以准确把握。这些都与我们一定时期所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的质量紧密相关，一度我们出版的国际共运专题资料，不少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的。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个时期的理论宣传陷于运用有关知识为领袖的言论作注释或为极“左”政策辩护，研究中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把暴力革命学说绝对化，把领袖人物神圣化，同时把另外一些历史人物妖魔化。理论研究中，搞“影射史学”和“比附史学”，甚至不加具体分析地予以扣帽式的批判。这种不顾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和逻辑进程，误解、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本意、真义，甚至错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曾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带来损害，曾使马克思主义陷入“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06]的尴尬境遇，使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这都与我们如何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情况有关。
毋庸讳言，产生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要在经济文化落后且具有浓厚封建统治传统和小生产者狭隘意识的中国落地生根，无疑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产生于西方“语境”中的学问，它的思想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语言习惯，以及它独具的德意志民族的抽象、深邃、思辨色彩，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特殊语境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没有曲折的，遇到阻碍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应忽视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不足与失误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及相关危害，应该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实质是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重构过程和知识体系的自我生产过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是要深入联系我们所处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正确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207]我们必须彻底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影响。另一个问题是鉴于目前“马克思的思想被很多不同的解释所遮蔽，并被用于证明很多不同政治类型的合理性”，[208]如何有效利用传播媒体，创新传播介质与方式，有效保证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和接受中不走形变样，也就是要从源头上保证我们全面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永远是理论创新和教育的丰富思想资源和文本基础，要完整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把我们引入迷途。如果我们无法阅读经典著作，只能依靠译文，那么那些译文也应该是完全忠实于原著的高质量、高水准的译文。黑格尔讲过，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些最优秀的东西，否则的话，这些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因为如果我们依据不准确甚至有严重错误的译文，产生误解的概率就会增加，达到完全理解的可能性就会变小。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关键性的理论判断、概念术语的误译不仅给深入学习和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许多困难，严重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理解质量，甚至可能会对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要特别警惕马克思主义经过若干次注释、转译、解析和宣传之后，出现失真变形走样的情形，要警惕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解释及对它的错误运用。
为此，从传播媒介角度看，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理想信念教育质量，首先要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既要注重回到原典，又要注重当代阐释。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在有充分文献学依据的情况下，在文献编辑与考证的基础上，进行与马克思主义本意一致的准确翻译。特别应注意准确翻译一些经典文献，如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编纂的《马克思手稿、笔记目录》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MEGA2）。在此基础上，做到从原典出发，详熟文本，真正领会文本的真实意蕴和思想内涵，从经典作家所处的学术社会环境和一贯思想出发，重新对经典文本进行系统全面的深度解读，对原典文本进行新的阐释，彻底弄清经典著作中一些重要概念的字面含义和独特语境，廓清迷雾，剥离那些附会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曲解内容，清除那些不合马克思主义本意的诠释，按照马克思思想的本来面目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沿着经典作家开辟的理论道路去创新马克思主义，有效地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资源的质量。
二 马克思主义“三化”中的世界化形态实现度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资源的质量问题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资源，理想信念教育资源的优化开发也必须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最新发展来进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下称“三化”）意味着要在现时代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理论道路继续前进，书写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篇章，大幅度提升理想信念教育理论内容的科学性、真理性。这极大关系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深度与完整程度。
“马克思主义‘三化’主要包括‘化什么’（对象）、‘怎么化’（方法）、‘化出什么’（结果）、‘化得如何’（评价）四个基本要素。”[209]衡量马克思主义“三化”水平和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实现程度。当前，在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其“三化”过程中，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还缺乏保持马克思主义世界性学说形态的理论自觉，具体表现为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精神一致性的自觉性不够强，理论的现代性转换不够、理论原创性不足以及对已进入实践领域的全球性新问题的解释力不够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水平关乎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水平和质量，与理论教育资源的质量息息相关。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廓清马克思主义“三化”实现过程中内含的世界化诉求，揭示其作为“世界化”学说形态的理论发展路向和教育功能所在。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何继续保持宽广世界眼光和世界共享性理论学说的品格
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诞生在19世纪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德、英、法），但早已越出民族、国家的范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210]在各种不同民族文化中扎下了根，化为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其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日益鲜明。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与所有时代进行对话，得到更加深广的发展，不断确证其存在价值，但无论怎样发展，它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宽广的世界眼光和世界共享性理论学说的品格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人人平等，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进步大思路，仍然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中，仍然代表当代世界进步发展的先锋潮流和方向；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以现实世界和整个人类历史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仍然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科学理论。[211]
从国际上看，1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由一国发展到多国，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都是在一定民族和国家范围里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但都是通过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时代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态和理论创新成果，无论从理论形态还是从实践样式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未受“地域性思维方式”的局限，尽管“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12]但就其理论和实践价值意义而言，它们并不仅仅是一国经验、仅仅是地域性知识，其理论和实践影响力更没有囿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之内，而是继续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开放性理论品格。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成功运用于一个民族国家，无不是在“世界历史”语境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结合时代特征和发展主题进行的，其成功实践也无不是在符合时代要求、体现时代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形态诉求贯穿于各民族历史性实践的不断展开和深化中，体现于社会主义融入“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经验的事实”是“世界历史性”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大趋势中，看到了人类个体解放和共产主义诞生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类自身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狭窄的民族历史必然让位于广阔的“世界历史”，整个世界将变为彼此密切联系的整体，呈现出一体化发展趋势，“世界历史”即将变成现实。社会主义事业是“世界历史性”的，不可能脱离开整个世界而单独存在、单独成功。任何一方面的向前推进都不能不实质地要求着整体本身的推进。因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不是脱离现实的盲动，也不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所能实现的，而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普遍交往使世界所有民族和国家社会生活中的真实联系不断加强，先进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和发展，而且目前这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还在日益拓展和加深中。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也表明，世界历史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民族都是这一整体的构成器官。作为器官而存在的各个民族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世界历史整体的影响和制约。现代世界的这一基本特征不仅决定了每个民族不能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不能在自我封闭的历史环境中生存，必须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决定了共产主义事业必然是超越国家界限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共产主义事业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辩证统一的，所以，融于“世界历史”的大趋势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的逻辑必然，马克思主义“三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刻的世界化过程，是更加适应时代需要的过程，这也就决定了我们不能不在积极把握和回应当代世界发展的主要矛盾、主题和潮流中，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三化”。
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具体实践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仅仅是当代中国实践的理论形态。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的置于世界历史背景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既有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也有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再次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形态诉求。在21世纪的世界，尽管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呈现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心的新态势，但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会影响马克思主义仍然坚持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不会出现“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相反，作为“在场”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它有强烈的现实诉求，其“在场”即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在于它给人类实践方式和人类社会运行方式提供一种全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视野、眼光始终是世界性的，它的使命始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其研究视线内不仅有中国，也有美、英、法、德、俄等，它的理论世界囊括整个人类历史和世界全局，它把促进“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作为终极价值诉求。一方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固然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特定时代的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但实质上仍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实践和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是“够格的社会主义”，它具有“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品格，具有基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时代成果而变换自己发展形态的学术品格，强烈表达着解放全人类和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全人类性价值诉求，拓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视野。即便有些东西是历史的、特殊的，但其内蕴的价值理念又无不代表历史进步的趋势，是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比如，“中国梦”是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重要载体，它擘画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清晰路线图，它绝不忌惮别国人民有梦。“中国梦”不是脱离世界的狭隘民族梦，相反它与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梦”既坚持本国、本民族的和平发展，也不排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国梦”的实现不是对其他国家同样美好梦想的取代，有“中国梦”，也有“世界梦”，“中国梦”既带动世界各国的发展，而且也依赖世界各国的发展。中国为世界所享，世界为中国所用。“中国梦”与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世界各国人民都有权追求和实现属于自己的同样美好的梦想。“中国梦”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正如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总书记迪利普·巴鲁阿曾指出的：“中国的未来发展是与整个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并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公平与正义。”他还说：“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不仅建设和谐中国，更要将这种和谐的氛围推广到全世界，并同包括孟加拉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全人类带来一个和谐的未来。”[213]事实上，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持续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仅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解放的新格局，而且正在探索出一条完全新型的具有世界性文明价值和进步意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它的成功经验无疑可推广到世界范围内经受实践检验并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孤立的环境里发展。且不说昔日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就是今天所面对的“中国问题”，实质上也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时代性、世界性问题，因为在一个已经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大步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对于“中国问题”，也不能缺少世界眼光，也不能不放到世界历史与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需要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应对世界性难题的过程中真正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214]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模式”“中国特色”，包含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以及生态的种种要求，是立足于当代中国和世界创新实践的，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包容式、共享式发展，[215]不会也不可能妨碍它以更宽广的世界眼光拓展自己的世界视野，它不会成为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相反，它应该是国际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除了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外，用实践展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一刻也不能停步。如果说用中国实践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使其具有丰富的中国内涵，那么，从全球视角和“世界尺度”来考察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发现其共同性和规律性，进一步揭示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致进程和趋势，科学把握世界历史的总的进程，就是展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统一，就是要跳出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狭隘研究视野，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新形态。
（二）“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如何有效解决已进入当代实践领域的重大问题
一种理论的时代化水平决定着该理论解释、解决思想问题的透彻深刻程度，也决定着该理论掌握群众的实际效度。历史在不断发展前进，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永无止境。任何理论体系都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固有胸怀和视野，要在实践中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就必须紧贴时代变迁的脉搏，倾听时代的呼声，关注时代主题的转换，勇立时代和历史潮头，继往开来。马克思主义本是顺应时代需要而诞生的，是以时代性问题为对象的，理应在世界范围内展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当代马克思主义仍然需要在彰显时代精神、肩负时代使命、体现时代要求、反映时代变化方面再向前迈步，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也在于它能正确认识和解答当代重大现实问题，能提出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科学构想，解决世界“往何处去”的问题；也只有面向现实卓有成效地探索回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成为引领世界潮流的先进的价值观念，同时它的内在认知与外在阐释的话语体系构建相应跟上和保持时代水准，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继续保持世界性科学理论的地位。
今天，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现实途径是什么呢？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基本制度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显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当今的现实生活世界与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19世纪中叶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人类的文明形态、人们的生存方式，还是社会思潮都不同于以往，几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受到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广泛深刻影响。人类物质技术的飞速发展，显示出无限光明前景，正在为未来新社会的到来孕育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为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完整认知和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人类思维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形成新思想、新论断和新理论体系准备着必要条件，从而也为我们开辟更加符合和适应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的新实践道路提供新的可能。
与此同时，处在历史发展十字路口，处在以新型网络通信技术、制造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时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攻坚克难时期的中国，迫切需要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即与时代发展同进步的世界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引领。这样，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线和脉络就应该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立足中国实践经验，回应时代条件、时代主题和时代挑战，尤其要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重大时代问题做出创造性回应、解决，即解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问题，回答已经进入实践视野的课题，在科学回答时代性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推进，实现自身的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不断随着现实本身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具体来说，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当下需要深刻分析解决的基本时代问题主要有：总结当代世界发展新经验，概括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新规律，包括对当前国际、国内发展主题和发展最新特征的全面深刻准确把握；对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传统性安全和非传统性安全等问题做出科学判断和解释；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遭遇不公正待遇，在资源和资金等方面遭受剥削的问题做出有力反应；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发展提供设计更优的方案；还要深入总结反思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和规律的认识，对其前途和命运做出更加令人信服的回答。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真正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赋予它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大的解释力、分析力。可以说这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位和影响的大问题。
（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如何充分吸收、借鉴和利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现实困境。大众化本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表现。所谓大众化，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也包括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时空上拓展，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分析和解决大众问题，表达大众的利益诉求，获得新的内容和形式。但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般性的常识或经验；大众化不应仅仅被理解为理论的通俗化、具体化，不应当改变马克思主义“人类知识的总和”和人类文明发展结晶的品格。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依然作为一种广泛吸取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思想体系而存在，依然是同革命的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一道前进的，并根据人类社会进步要求与形势发展需要改变自己的发展形态，不断进行自我建构和自我完善的学说。
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增强它的独特理论魅力、文化生命力和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解决好对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承与创新问题。世界的发展也是每一个国家的问题，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都可能具有能为全人类所传承的合理内核。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过程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普世真理的理论总结。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全人类的公共财产，大众化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可以为世界人民所享所用。列宁曾深刻地指出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而是要在与其他文化和观念的融合竞争中加以检验的学术。任何一种思潮如果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画地为牢、自设樊篱，拒斥“现代性”，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相悖，必然不能占领价值体系和道德的制高点，最终在整体上丧失发展的机遇。
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承接、融会人类优秀文明发展新成果应该是没有国别、民族和时代界限的。要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功推进，就必须始终保持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坚持“马为魂，中为体，西为用”原则，加大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其他文化思想理论的对话交流甚至交锋的力度。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同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座谈时就讲：“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216]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与各种理论的交锋斗争才获得了大发展的。目前，全球化开放所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大交融、大活跃、大碰撞，无疑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获取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料，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条件。我们要珍惜利用这一机遇，始终把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理论发展的文化沃土，让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始终立足于新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之上，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永葆世界化形态。
三 大众生活是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载体介质
任何科学的理想从来都不是一经产生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大众所接受的，要让大众接受，除了其科学性外，还必须突出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地位，即以大众生活为真实、完整载体，寻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生长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大众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大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把握必须建立在坚实感性的基础之上，这个坚实感性的基础就是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大众也只有从现实生活出发才能真正把握它。为此，我们需要讨论如何通过改善大众的生活世界、大众生存状况来促进大众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认同和服膺的问题。进一步让大众利益得到充分的伸张和维护，也就是让我们的理想信念在促进发展、改善民生、提高大众生产生活水平方面切实发挥出巨大作用，并让它反复经受现实生活事实的检验，达到与大众的实际感受和经验相吻合，这样，大众生活自然成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教育资源。鉴于目前“价值共识危机根源于社会的高度分化，根源于进行物质再生产的‘系统世界’和进行文化再生产的‘生活世界’的分离”，[217]推进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优化大众日常生活载体，让源于人民利益和愿望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真正实现由理论形态向大众实际生活世界的回归来实现。
（一）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怎样与大众日常生活世界结合统一
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大众日常生活世界的有机融合，是一种着眼于我们当前的现实与以往的发展实践，把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也即我们正在推进的实践目标，融入大众生活世界，让它在大众生活生产实践中持久发挥动力作用，体现出其存在价值的一种自觉自主性努力，其基本内涵如下。
一是要让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成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立地生根的宽广坚实基础，成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培育的最重要场域。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科学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的现实支撑要从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中，从大众的现实生活出发去寻找，并通过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来检验、证成。在这一场域，大众“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218]这实际是要求我们的教育实践彻底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二是要让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成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及时有效兑现的最重要基础领域，让它对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有效引领提升，让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认同向日常生活现实转化。根据衣俊卿教授的观点，日常生活世界是指日常的观念活动、交往活动和其他各种以个人的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日常生活世界作为大众最直接、最普遍的存在场域，无疑是大众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和纽带，无疑是大众自觉自愿践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并借助它进一步深入体察和观照自己的生活状况、劳动状况、权利状况，认识自己根本利益所在的最重要领域，在这一领域，大众可以真正切实地感知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他们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不可分割性。
三是要珍惜、重视人民生活创造的鲜活经验，把大众践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新鲜经验，变成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得以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践行主体必然是处于一定民族和国家的个体或群体，所以我们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善于发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让大众把践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当作自己的事情，让大众这一主体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调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大众不仅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而且也要在精神层面摆脱统治阶级的话语霸权，将自己的利益诉求理论化。必须致力于通过一些具体的中介让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为人民大众谋求解放和自由的本质目标得以顺利实现，让它方便地成为人民大众以一种平等的主体姿态共同持有的自觉信仰、精神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所以，首先要尊重大众参与解释建构理想信念的权利。
四是要让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大众文化观念互动共振，在与大众多样的思想文化观念的相互依存、碰撞中，渗透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从而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汇合。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过程实质上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价值共识的过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要在大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最终发挥作用，就必须让它不断与大众日常生活世界中诸种理论、思潮、主义、观念相互激荡、自由交锋，通过碰撞融合、交流互动，在比较竞争中彰显其内蕴的理论魅力、价值魅力和实践本性。
总之，任何理想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需要经过大众理性认知、情感体验等环节，真正下沉到大众的思维方式层面和深层信仰层面，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转化和积淀成面向大众生活的现世信仰，成为大众内在的精神力量。
（二）改善大众日常生活世界，优化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载体
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大众生活世界有机联系是客观存在的。首先，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在观念上的反映和表现，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从不同的逻辑层面展现了它固有的实践本质，为它走进大众生活世界开辟了非常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也是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逐步丰富和完善的，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创新理论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有效解读当代世界和中国极为复杂的价值世界，及时解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使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永葆旺盛的生命力，为它真正走进大众生活世界，走进人们的心灵世界提供了无限可能。[219]
其次，不断向纵深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日益凝聚起大众的“共同语言”和“统一意志”，形成大众的社会思想共识，正在形成有助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践行的硬环境。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及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实施推进，本质上都是把各个阶层、群体的愿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逐步转化为具体实践的过程。当前我国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的GDP总量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成果以及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充分说明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正在让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正在创造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没有放任市场，没有放弃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调节与控制，而是注重充分发挥包括法律、道德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的积极能动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弱市场经济体制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正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让大众共用共享发展成果。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果不仅逐步满足了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且形成了确保各种思想文化在主旋律引导下和谐共生的社会硬环境，也为先进、强大的理论传播手段和能力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战中，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不断开创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具体实现形式，中国人民正在实现从思想到身份的解放，而且解放的进程还在不断加快。这都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生成与发展提供着日益肥沃的土壤，使我们比过去更有条件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培育传播，使大众达成价值共识的社会条件越来越成熟。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
最后，从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大众日常生活的联系通道依然畅通。“社会主义作为全球化进程不可分割的部分，曾经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今后仍然会在全球化中找到新的支点”。[220]不断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日益成为积极引导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全球化“把世界的人、财、物纳入到同一个市场经济的舞台，把人类的不同利益追求聚积到同一个空间”，[221]也带来了思想文化观念的大活跃、大碰撞、大交融。但这也是利弊相随的事情，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明显，西方价值观念就会有机可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另一方面，当前，已经嵌入社会日常生活所有层面，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的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正在不断加深社会交往的全球化程度，带来了越来越多新的社会思想资源，为我们吸取全人类的优秀文化，实现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结合，实现体用合一和中西（中外）贯通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理想无疑需要与其他异质文化交流对话，吸收各方面的优质营养。因为社会主义理想本身就是与时代潮流和世界文明相伴的，而不是封闭僵化的。在这样的全球文化冲撞的外部环境里，作为优势价值观念的社会主义理想必然会博采更多优秀的思想资源之长，更有机会得到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思想观念的丰富和充实，其理论说服力和生命力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目前促进理想信念深入民心的最根本的办法是通过更好更快的发展实践，通过改善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打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大众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通道。人思想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工程，它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形成本身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它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指导下的当代中国发展实践。恩格斯指出：“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222]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23]任何人都不能强制他人追求非他自己选择的价值目标和非他自己所认同的幸福，大众总是按照他们的思维路径在他们的生活经验范围里自觉地进行选择并接受某种价值观。
当前大众的社会主义精神境界和社会风尚的提高、培养，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确实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繁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振兴；有赖于党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政治上更加坚定、行动上更加进取，能“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224]有赖于党员干部的良好思想道德素质和行为表现，依赖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做好分内之事，履行好法定之责，因为“群众不会依靠历史和逻辑的推演来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往往通过自己的生活和领导干部的行动来感知”；[225]也有赖于各级政府不断规范自身的行为，严格履行自己对人民大众、对整个社会的庄严承诺，诚心接受人民大众的监督，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民主行政，提高公信力，确实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坚决防止和杜绝具体政策及其执行结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背离现象的出现。
我们很欣慰地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勇担重任，接力奋斗，从严管党、治党，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党心民心极大提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为全党践行“三严三实”树立了高标杆、做出了好榜样，赢得了党内外的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在全党全国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集聚起了强大的引领力量。所有这些，都是抽象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转化为形象的生活逻辑的坚实基础，都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下的具体的社会生活对接起来，增强理论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吻合度的现实举措。
四 实践激励机制的选择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资源的优化
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无疑具有可实践性的科学的理想信念，是主观与客观、抽象与具体的有机统一。它既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选择什么样的实践激励机制，是关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能否实现的大问题，也是关乎教育资源优化的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之前与之后，因党在不同时期所处时代条件、境遇不同，对社会主义理解认识不同等原因，选择了不同的实践激励机制，这一历史过程既有宝贵经验值得吸取借鉴，也有沉痛教训需要记取和避免。如何选择合适的实践激励机制，有效地调动、激励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积极性，是党执政以来一直在探索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选择侧重精神激励实践机制的得与失
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离不开一定的实践激励机制。改革开放前后不同的发展结果与党和政府选择了不同的实践激励机制有很大关系。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政治前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具体的实践激励体制、机制在调动人民群众的实践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方面还存在障碍，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激励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有效方式和途径。
总的看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选择了侧重依靠政治手段和道德调节，侧重精神激励的实践激励机制。那时，我们寄希望于人们“政治和道义上的一致”，开展各种形式的运动，提出各种各样的口号，用各种方式鼓励人们的“共产主义”热情，刻意淡化物质利益对个人行为的刺激作用，各行各业大都靠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来推进业务发展。我们曾倡导全社会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和英雄主义精神，倡导主人翁精神和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倡导“一心为国家”“不计报酬，不讲名利”的奉献精神，限制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以激发人们从事生产的热情，培养塑造共产主义一代新人，也曾通过宣传描绘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美好远景以调动和维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不可否认，这种侧重精神激励的实践机制，曾经极大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积极性，少数先进分子有信仰、有干劲，饿着肚皮也干，建设新国家的热情空前高涨，尽管那时生活物资都比较短缺，生活比较困难，生活水平也比较低。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日趋发展，精神激励方式日益打上了唯意志论的印记，被推向了极端，其他一些行之有效的激励方法，如“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等也未能很好地坚持或未能继续探索完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重新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认定为国内主要矛盾，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发展主要动力的误判，致使我们在全局上只能“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抓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革命来促进生产，同时否定了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手段调动人民发展积极性的合法性。表现于制度、机制的选择上，就是制定了旨在缩小、抑制因技能和体能差异导致分配差别的分配制度，逐步形成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在所有制方面片面追求脱离生产力实际发展状况的“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盲目排斥其他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念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为极端平均主义所取代，实际上取消了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的差异分配原则，程度不同地为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所取代。这样的分配方式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实质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平等，平均主义不能贯彻社会主义多劳多得分配原则。由于这样的实践机制无视人们劳动付出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发展经济的动力，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自然没有带来人们乐观预想的那种发展速度。从结果看，这种实践体制虽一度曾发挥过的巨大正面作用，但随着历史情境的变迁很快就丧失了活力，导致决策、经营、管理等成本长期居高不下，甚至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导致生产效率降低，生产力发展不快，人民生活困难。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直到1978年仅为3645亿元，农村仍有2.5亿未解决温饱问题的绝对贫困人口，城镇有上千万待业人员。“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226]实践证明，以实现国家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名义而行且带有平均主义“大锅饭”色彩的实践激励体制，因不能把个体需要与集体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不利于充分调动和保护个体积极性，实际上并没有带来集体国家利益的增加，不能为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活力，不是一种有效的发展激励机制。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激励机制，与我们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境遇有关，也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识，与我们没能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制约有关系。我们曾把高度集权的按照行政计划配置资源的社会主义模式视为正宗的社会主义加以固守，确信它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有效地配置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确信它能给人民群众以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确信它能自然、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信只要坚持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就能达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尽管那时候我们在理论上也没有否认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动力，在实践中却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去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还误以为所有制结构越纯越好，公有制的比重越大越好，公有制形式越高级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也越快，甚至认为依靠先进思想和革命热情，人民能够长期承受物质匮乏之苦，不断推动生产关系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素迅速增加，经济就可以在很短时间里超常规、高速度发展。为此，特别强调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力图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社会公平，通过灵魂深处的革命来构建高尚、纯洁的社会精神面貌，但忽视了这种价值追求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忽略并压抑了个体需求及能力的差异。这样就片面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不是把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变革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力量。
我们之所以选择侧重精神激励的践行机制，还与我们党沿袭了战争年代所积累的相关成功经验有关，与沿用旧方式和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思维方式有关，也与当时党对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不熟悉、对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动没有敏锐觉察有关。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背景，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力量的作用给人的感受和印象非常深刻，人民群众的主观力量和革命精神里面似乎不包含物质利益追求，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似乎也可以脱离物质利益而持久保持，我们甚至还担心人民群众因关心个人物质利益会带来革命意志衰退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我们注意不到和平建设时期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方式、方法应与战争年代有所不同，忽视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调动人民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选择侧重物质激励的实践机制的势与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认识社会主义，从本来意义上复归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为本”，正视人民追求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要求。他们深刻吸取了过去忽视人民物质利益追求的沉痛教训，重新思考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激励机制问题，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确立了判断成败、得失、是非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承认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别、物质利益差别和因创造财富结果而形成的收入差别，尊重和保护劳动者生产要素所有权，允许少数人先富裕，提出实现人民利益是最大的政治、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强调必须通过改革所有制关系，改革经济体制，逐步调整所有制结构，让一切创造财富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创新能力迸发，来努力实现人民利益，并结合现实国情和人民道德水准，主张在物质利益基础上重视发挥精神的作用。
尽管邓小平也主张健康的精神生活，认为“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227]但他同时也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时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228]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实践激励机制选择不能昧于时势，不顾客观实际。因为理想信念就其产生的根源来说，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是由社会物质生活状况决定的，人们只能形成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可能有的那些观点和思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29]在邓小平看来，“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230]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必须有机统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行。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了人民群众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把党定位在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上，解决了运用经济手段激发人民群众实践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合法性问题，解决了物质激励的正当性问题。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后侧重运用“看不见之手”来调动人民的实践积极性，比较符合当前我国人民的实际思想道德状况。
表现于实践激励机制的选择上，就是通过改革体制解放生产力，适当调整所有制结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终于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分配制度，使生产关系更符合我国现实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有利于调动和保护群众积极性。从实践进程看，先是在农村废止人民公社，改革调整农村经济体制，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经济责任制，下放生产经营自主权给农民，然后在城市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社会主义新体制。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体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有这样的选择，可归因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核心要义的重新恢复和发扬，归因于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果断摒弃了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某些原则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非科学认识，果断废止了那些超越我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左”倾政策，也归因于党对国际共运史上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入反思。他不仅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更看到蕴藏于人民群众中的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需要通过适当的体制、机制才能充分激发出来，才能实际地转化为促进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
（三）实践激励机制选择的经验与启示
“制度建设是信仰塑造的现实空间和外部环境保障”，[231]的确，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实践激励机制的选择是一个关乎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问题。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道德观及其实践激励机制，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实践积极性，能否有效激发一切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活力，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实践激励机制的选择是否科学合理，因为，实践激励机制的选择实质上是人民利益实现道路和方式的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之所以在探索实践激励机制的方式和人民利益实现的道路选择方面有较大差异，主要是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等重大问题上的理解和认识上有较大差异和不同。总结回顾历史，至少应该汲取以下经验启示。
1.必须始终坚持唯物史观，从现实社会中寻找践行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动力，通过体制创新激发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动力机制，经典作家提出了社会发展合力论，认为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因是经济因素，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驱力。“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32]“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233]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民群众在追求自己目的的过程中实现对自身的肯定和确证。人的活动有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人的活动的内在动因是人的需要和利益，这是驱使人从事生产劳动的最初动因。人的需要和利益要通过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和享受来实现，人的利益和需要是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所谓“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指的就是这一点。实践社会主义理想的内部动力源，只能从社会自身中去寻找，不能通过片面地、抽象地抬高人的精神生活水平来解决动力源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当今时代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生产力发展具有适应性，但具体体制对生产力发展又有不适应性，需要通过体制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寻找直接动力。
因此，经济体制问题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它需要不断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最新要求去变革。经济体制作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人们利益关系的制度化形态，也是人们赖以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基础条件，在相当意义上决定人的劳动效率的高低。当它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它的作用是正向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时，作用就是负向的，这就决定了体制变革的目标取向应该是建立一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能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机制，也就是要逐步形成一套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能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能为各种积极因素的充分发挥作用提供强有力制度保证的完备成熟体制。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运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激发个人创造力和有效配置资源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从制度上整合了人们的发展活力，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现行体制仍有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从保障和维护人民权益入手，从体现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入手，在充分信任、依靠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经济体制创新，构建新的实践激励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调动人民群众发展积极性的问题。假如我们选择的经济机制是一种既体现高效率又体现公正公平精神，不仅能激发人们追求合理利益的动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公正分配，而且能确实防止贫富两极分化，能保证利益调整和重组时期各社会主体的基本利益，能确保人人都有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权利，能让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体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得到充分发挥，就会迸发出推动政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
2.实践激励机制的选择必须与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发展状况相适应
实践激励机制的选择必须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基础，要与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发展状况相适应，必须有最深厚的道德基础。我们的实践激励机制不仅要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要契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发展状况。人民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要求无非是从人民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东西，我们选择激励机制不能离人们的思想水准、认知水平、道德状况和生活条件太远，落后或超前于经济基础的实践激励机制只能对实践造成阻碍。新中国刚成立时，战争年代所养成的革命惯性力还在起作用，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拥护和信任党，具有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冲天热情和干劲，愿意为集体和国家长远利益做出必要的牺牲和贡献。这时必须注意慎用和保护好人民的积极性，把人民的热情科学引导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和生活水平状况下，劳动仍是谋生的必要手段，物质需要仍是人们的第一需要，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和行为之源，仍然是人的积极性产生的基础和原动力所在，物质激励仍然是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激励手段。正如列宁指出的：“国家不仅要进行说服教育，而且要用较好的生活条件来奖励优秀的工作人员。”[234]必须从发展激励机制体制上保障和承认人们合理的物质利益追求，尊重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也认识到，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及其满足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强调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社会运行的内在动力源。他认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就是说，发展激励机制的选择必须建立在承认人们追求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基点上。
激励的主客体都是人，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有物质与精神需求的现实个人，甚至是重视世俗生活享受、追求物质生活的个人，究竟是侧重物质激励，还是侧重精神激励，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当然，实践激励机制是个系统，即包括物质动力和精神动力的系统，单纯的物质激励或精神激励都是不够的，物质激励不能代替一切，过分夸大物质利益的作用，会使人们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会使社会发展偏离正确方向，有可能导致人民群众精神追求虚化和集体观念弱化，其激励作用最终也会日趋衰减。精神需要、精神利益同样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比如，我们如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真正内化为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其较物质激励可能更能持久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发展积极性。同样，精神激励也不能代替一切，单靠精神激励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问题，比如，忽视物质利益作用，只注重理性、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甚至靠空想激发群众积极性也是不行的，更难以长久保持。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可以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精神激励，但必须运用得当，作用才能显现，所以，必须努力探索两种激励机制即物质利益激励机制与精神激励机制有机兼容互补的新思路、新办法，有的放矢地创新发展激励机制。这种新的激励机制应当是以人为本的，是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的，是兼顾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满足和精神需求满足的。只有这样，才足以为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总之，在实践激励机制的选择上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性和人民利益的至上性，保证能以能否最大限度地激发各发展主体的活力为取向，以能否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判断其好坏的标准。以生产力为标准来衡量发展激励机制的适应性，并始终把这一价值取向具体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行动，贯彻落实在各个领域，尽快建立健全正确协调中央与地方、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实践激励机制，是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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