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峭春寒终报春
早在四届全国人大之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根据毛泽东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不顾“四人帮”重重阻挠，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不到一年时间，我国的工业、农业、科技、教育、文化和军队各方面事业，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中央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举国上下一片哀痛。10月6日，在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等主持下，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实际上结束了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终于又有了拨正理想之船的历史契机。
可一篇名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文章出炉了，1977年2月份，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的形式发表，提出“两个凡是”的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又形成了新的思想禁锢。邓小平立即表态：“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两种思想的较量，终以后者唤起全党全国人民强烈的认同感，迎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隆重召开。
历史在这里转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共281名十一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由于此前已召开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主要继续对以“两个凡是”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发表意见并落实决定。全会继续讨论农业及经济问题。会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重要意义。并批准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平反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冤案。全会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教训，提出要按实际情况来发展经济，反对不顾实际情况的经济理论，取而代之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全国各地试行。另外，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问题，在会议上亦受到批评，会上提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及法制的任务。
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这次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充分肯定三中全会的作用。
重要决策
经济调整
全会指出，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进行妥善解决。基本建设必须积极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1979年、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修改后提交五届人大讨论通过。会议认为，这个计划安排是积极的、可行的。
经济管理改革
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分集中，必须加以改革。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提高工作效率。
抓农业
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具体措施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障，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账目公开。
改善人民生活
全会还指出，城乡人民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同时，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必须把有关的情况经常告诉人民，并在人民尤其是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
农民的选择
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序也是“农村包围城市”。3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是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安徽省小村庄——凤阳县小岗村开始的。
1978年末，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勇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冒着坐牢的危险，秘密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大包干”协议书上，明确写明：收下粮食后，首先交给国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如果队干部因为包干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事实正如他们想的一样，关于大包干对与错的争论一直持续了多年。
小岗村位于凤阳县东部的小溪河镇，“大包干”前隶属于梨园公社，当时仅仅是一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以
“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
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这个文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界定，彻底地解决了人们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后顾之忧，促进了“双包”制在全国的广泛推行。
从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全国第一份包干到户合同起，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为主的责任制迅速在中国得以推广。1987年，全国有1.8亿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
农村的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农民自发的坚定选择！
城市改革的脚步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城市改革的脚步同样迅速而坚定。
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和利用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
1983年4月，中央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一些政策。1988年4月，建立海南省，并辟为经济特区。1984年5月，中央决定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被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内地，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格局。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由此诞生，而且于短期内，在国企股份制改造、港口对外开放等工作中就首见成效。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如今，深圳已从人口仅3万的小渔村发展成为拥有890万人口的大都市，其经济发展的缩影——深圳股票交易所已经有1000多家企业挂牌上市，公开募股共筹集资金1543亿元人民币。该股市还在2004年创建中小企业板，并在2009年10月设立像美国纳斯达克一样的中国创业板。正像胡锦涛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大会上说的那样：“深圳经济特区创造了世界工业历史、城市化历史以及现代化历史上的奇迹，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0年初春，邓小平在听了上海同志的汇报后，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提出了开发浦东、打上海这张“王牌”的全局构想。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1991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在邓小平的关怀下，经过十年开发开放，浦东新区已成为上海新兴高科技产业和现代工业基地，成为上海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中国90年代改革开放的重点和标志，被海内外人士誉为：“进入中国经济的大门，打开中国市场的金钥匙，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桥梁”。《浦东时报》的元旦新闻说：“回首2011，这里每一天，14.8亿元的生产总值在生成；2000万美元的合同外资注入浦东；5.9亿美元的商品往来进出，73万吨的货物吞吐装卸。另外，每一天，就有一家新的金融机构在此落脚；平均每半个月，就有一家全球跨国公司总部落户浦东。”
这就是中国城市改革成功的缩影，正如香港首富李嘉诚所讲，作为一座国际化城市，深圳的未来才“刚刚开始”。那么上海浦东及所有的中国城市又何尝不是！
教育花开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一天下午，会议专门讨论了高校招生问题。此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维持“文化大革命”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将方案上报了中央。这引起了与会者的反对，大家都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并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但“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办法，是写入1971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通过的《纪要》，毛泽东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名义下发全国的，所以，1977年8月13日到9月25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时，尽管大部分与会代表都不支持《纪要》，但没人敢站出来打破这块坚冰。
9月20日，教育部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看法。他说，《纪要》是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谈话成为重要分水岭。此后，招生工作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一变。
邓小平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教育部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参考人员有工人、农民、战士，有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机关、学校青年工作人员等，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当时由于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想，一时竟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刷试卷！最后，中共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中国的人才之潮，终于有了流出的渠道！
1977年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的北京市文科考生刘学红后来说，她当时在北京密云的农村插队。当她在大喇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立刻跑了十几公里的山路到公社报名，报名费是5角。在当时，对于她来说那并不是个小数目。白天劳动，晚上复习。“说是复习，其实也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范围，抓到啥就复习啥。”刘学红还清楚地记得，邻居不知从哪儿搜罗到“文化大革命”前的高考试卷，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抄过来看。
邓小平给青年人的梦想提供了一个舞台，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梦想就长出了美丽的花朵。
那年冬天，刘学红刻苦复习，认真备考，获得北京市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和她一样欣喜的还有23万人，那一年的录取比例达到29:1，考生年龄从15岁到36岁。
刘学红说，他们是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第一批幸运儿，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激邓小平，高考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发挥自己才智、实现自己梦想的可能。”
邓小平的果断决策，不仅恢复了一项原有的制度，更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转折点，让中国的人才培养回到正常轨道上来，给中国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上面这些事实，《中国青年报》曾给予生动报道。
科技春风
拨乱反正也同时在科技领域开始。
1977年9月18日，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如果说这次大会是改革的先声，那么这个决定就成了改革开放的一个信号。《人民文学》的编辑们觉得，如能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正是时候。可写谁好呢？这时有人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访华，一美国专家点名要见大数学家陈教授。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牛棚”里发现了这个人，他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竟然谁也不知道。这个人就是陈景润，编辑们纷纷补充了自己听到的轶事：他是“白专”典型，有一回挨斗，他气得跳楼，不过这位数学家自杀还不忘算角度，结果连伤都没受。经过激烈的争论，编辑们达成一致，就写陈景润吧！中央已经提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目标，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于是他们辗转找到了诗人徐迟采写陈景润，徐迟三访陈景润后，才写成《哥德巴赫猜想》，被《人民文学》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他成了科学的代名词。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了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挂在人们的嘴边。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如期召开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实际上成了送给这次大会的一份厚礼。这一天，大学新生刚刚走进校门不久，6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汇聚到了人民大会堂。人们看到了许多陌生而又熟悉的科学家的身影。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也走进了科学的殿堂，当然也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的主角陈景润，会上，邓小平紧紧握住了他的手，陈景润同与会的科学家们一样，心里感到暖暖的，感到科学的春天终于来了！
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一番讲话，使科学家们感到仿佛一切都成为过去，一切又有了新的开始。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86岁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抱病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位从五四运动就开始追求科学和民主的文化大师，用诗人的激情写下一篇著名的书面讲话：“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沉冤得雪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掌握了全面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为了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摆脱羁绊，轻装前行，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了。
1978年12月24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三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2000多人，就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和陶铸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1979年1月，中央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会，对中央纪委的工作任务、工作方式、职责范围、机构设置做出规定。随后，地方和中央国家机关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也相继成立。同年7月，中央纪委牵头成立“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审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同时，中央纪委及地方各级纪委集中力量处理了“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冤假错案；纠正了过去对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所作的错误结论，落实了干部政策，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在这以后，全国各地300多万名干部洗雪了沉冤，恢复了名誉。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全国下半旗志哀。
1979年开始，54万被打成“右派”的人，在经历20多年的坎坷之后，“右派”身份得到了改正。在平反冤假错案和改正错划“右派”的同时，中央还大规模地调整了社会关系。在城镇，70多万工商业者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确定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农村，几百万人摘掉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帽子。连同他们的亲属，有2000万人的政治生命从此得到了改变。
这些遗留问题的解决，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对外开放及各方面改革，进一步摆脱了束缚，使更多人身心轻松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去。
站在新的起点上
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被提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来。1981年1月25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中国的老百姓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了法庭审判是怎么进行的。
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伟大意义，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以这个《决议》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顺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对过去作了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历史性告别，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经济建设的新长征！
节日小贴士
同学们，大家都是“九〇后”的孩子吧，看了这段文字以后，是不是更加珍惜自己拥有的幸福生活了呢？希望你能写一篇作文，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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