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大学》
这是儒家在孟子“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思想基础上提倡的生活目标和人生追求，包含了中国文化倡导的人生观的很多积极方面，“修身”是根本。孔孟之所以在后世和今日比其他人更吸引人们，即在此涉及终极关怀、人生意义、心灵境界的追求故，即在此宗教性道德故。这是一种理念，一种精神。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伟大的人格离不开“正心修身”，而这主要靠个人修炼、努力。人的情绪、意识和意志都不是集体性的，而是个人的情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内心精神生活都是为了控制自我而不得不进行精神战斗的战场。那是一种有意识的、逐步完善的过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引《诗经》语赞美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3.1 道德品质
《左传》有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为做人，为最高目标；立功为做事，次之；立言为做学问，又次之。
3.1.1 真 诚
一个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显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我的一个朋友有次谈到，那阶段他最担心小孩是否说谎。他担心的是真诚问题，他的表达也是一种真诚。真诚是人生的一种温馨，可能也是一种奢望。有人说，做人不难，它的标志是诚实。话的本意是强调诚实，挺好。但这儿的“不难”恐怕换成“不易”更妥当一点，否则，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这么需要诚实呢！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个夏天，同学约我下午一起去游泳馆游泳。午间狂风暴雨使人难以出门，我也犹豫不决，但本着说到做到的信念，我还是出去了。那个情景下，骑车用的雨披压根不起作用，没骑几百米，半筒雨鞋中已装满了雨水。实际上那天其他同学都没去！我准时的时间观念似乎失去了意义。是我太在意那个“说到做到”了？我想本质上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原先的基本原则受到了新的价值观的影响。
西安市双水磨小学七岁的涂迁因未完成作业，在教室外被罚站三节课。中途，小涂溜出学校玩耍，结果在附近的人工湖中淹死。事故发生后，学校校长、师生一致撒谎，说涂迁出事那天根本没去学校上课。最终，一位小学生说出了真相。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说真话，这个孩子说：“老师说过诚实的孩子才是好孩子，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甚至口蜜腹剑、力所能及而无动于衷等，都远离了真诚，更不可想象发生在学校！
有一次，我在火车站买了一份报纸，候车翻阅时发现是旧的，约两周前在同一地方买过，即走回去说，是否换一份其他的。卖报者边换边说：“看过了来换。”我说：“没看过，旧的你还在卖！”实际上，我买的时候没注意看，有责任。不过这件小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诚信。另有一次，在另一火车站，我还没上车，几分钟就将刚买的一份报纸翻完了，就走回去放在报摊上，对卖报者说：“给你吧，扔掉浪费，你还能再卖一次。”卖报者笑着说：“噢，谢谢。”
“与人相见以诚，造物所忌者巧。”
3.1.2 助 人
数学家熊庆来和另一位教授曾共同资助极有才华、后来成为物理学家的学生刘光出国深造，并按时给他寄生活费。
有一年冬天，因手头一时缺钱，熊庆来便卖掉了正穿着的皮袍，如期将钱汇出。十年之后，刘光才偶然听到此事，十分感动。
2000年6月的一天，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周末我们总出去游览。听说下火车走约一刻钟即到，可实际差很远，便又问路。路人很少，后见一老妇从家里出来，可能是六七十岁了，不会说英语，但听明白“枫丹白露”的发音，就一直与我们一起走，近四十多分钟才到。我心中十分感动，尽管以前听别人说过欧洲百姓的热情、认真。遗憾的是，我竟未说一声“谢谢”。我是担心这位老人连英文的“谢谢”都听不懂？我站在那里点头目送她与人说了几句后离去……
2002年4月的一天，我去加州的硅谷看同学。他让我坐短途火车在其指定的站下车后给他打电话，他来接我。上车后经询问列车员才知道那次车不停靠那个小站。那时已是晚上，坐在我左后面的一位近六十岁的女士（后知她是政府官员）发现了我的困惑。她主动对我说我可以跟她走，我有点过意不去，但立刻接受了她的建议。在过了原定小站的一个站后，列车停了，我跟她下车，上了她的汽车。她送我到那个原定的小站。在小站周围兜来兜去找不到电话亭（我们都没料到这样的情况）。她只好开车到别处找，直到发现电话亭。这时候我再三请她赶快回去，她执意要一起等，我被接到时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这时她才放心地离去。我后来在羊年寄了一幅“羊”画像石拓片给她，略示谢意。
我们的社会，还有太多需要帮助的人和事，面对饥饿小孩的渴望眼光、孤苦老人的木然神态，不能不让人心有所动。
有能力给予别人帮助的人也很多。然而，在很富裕的情况下给出的帮助和普通情况下给出的帮助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尽管富裕的情况下给出的帮助对他人同样有意义。我曾听校友林锐说有初中生上学需要帮助，我资助了。而他资助过五六位贫困学生，有的资助发生在他自己也是学生的时候。从那以后，我还请学校的学生物色了资助对象（我未与其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希望受助者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我愿意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而不是做九牛一毛的施舍。
我和我儿吟茫一起在路上看到乞讨者时，我便摸出硬币建议吟茫去给予一点帮助，对表演乐器者，更是提醒他：我们得到了别人提供的音乐享受。他往往并不情愿。后来，他主动给我看一篇以此为背景写的得满分的作文，其中写道：“爸爸是为了培养我的爱心。”“我爱我的爸爸。”我既感动于他对这事本身的理解，更是欣慰地看到他的内心对为人道理的认识。
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就晚餐前后，我先后遇到三位问路者。第一次，没问题；第二次，我没把握，请其向别人确认；第三次，我考虑后指了一个方向。过后，我忽然发觉我指错了，内心很想去纠正，可惜那人已走远。设身处地，很感内疚。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
3.1.3 自 律
秦惠王时，腹（音tun）的儿子杀人，秦惠王因腹年长、没有其他儿子而想赦免其子。腹强调“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样才能禁止杀伤人的事件，没答应惠王，其子被杀。那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故事，但即使在现代社会，能如此自觉自律的官员不多。
霍光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二十年，他沉静详审、老成持重、果敢善断、知人善任，是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有人暗中观察，他做事总是不失尺度，资性端正如此。
顾炎武是中国历史上既博通又专精的大学者，但他很自谦，写了《广师》。他也非常严谨，他写到三十年之久的《日知录》，说要到死才能定稿。
我是色盲，不能开车。在生活中，若能开车必有很多便利。但面对拥挤的交通、污染的空气，我又庆幸自己没为这样的环境“添砖加瓦”。但若我色觉正常，恐怕就“同流”了。
另一方面，交通拥堵、失序并非都是道路狭窄、疏通欠当造成的，从常常遇见的闯红灯现象可想而知其部分原因。
我刚踏上工作岗位时在企业工作，先在车间后在设计室，室主任是一位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姓陆，四十多岁，与我现在的年龄相仿。我脾气不好，认为不当的地方会直接提出来，那段时间又正好在准备考研究生，室主任曾说要扣我的奖金（最终没扣成）。即使这样，我也不愿在背后评论什么。后来，我离开这个企业去念研究生了。一位同事后来曾说起，老陆对董军这样，但从未听到过董军在背后说过其一句坏话，而且始终称呼其为陆工。我在这个单位曾以最高票被选为先进工作者。后来有一次在拥挤的火车上陆工喊我，与我打招呼，我很感突然，没想到十几年后会在火车上遇到陆工。一晃有这么多年没见了。直到如今，组织部门找我谈话，我依然不愿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
在稠人广座之中，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若隐而不言，我便有不负责任之感。遗憾的是，有时候会与本部门的同事一起谈论一些与我个人无关、但与我的价值观不一致的事情。尽管我所说的话、做的事全都放得到桌面上，是实事求是的、不从个人利益出发考虑的。我的出发点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变一点现状，但我参与其中谈论与我的基本原则不相一致，我内心总不能原谅自己。我曾建议并实践努力用国产品的理念，比如买联想笔记本电脑，但也未能一贯如此。
有一次与几个分别生活在内地、澳门地区和美国的朋友聊起中国的发展。我说经济方面可能会较快跟上，但人的素质方面还很遥远。过后一些天，我在苏州预购到上海的火车票，售票员说没有了，只有到昆山的，上车补吧。我说好。上车后，我就向列车员说要补票，回答说“等一会儿”；过会儿再问，回答说“过了昆山再补”，可一直没见列车员。下车前，又问，说“人太多，下车补吧”。我从未在车站补票，为了图方便，没去补票处，而是直接往外走，出站时我把票交给验票员，被其要求去补票，我不悦，但即去补票。出来时对验票员说，以后应该要求列车员在车上给乘客补好！但无论如何，这是我自律不够所致。
2008年岁末（上述事情发生前不久），我在奥地利开会，回来时坐去机场的火车。那里没人查票。上车时匆匆忙忙间没见售票处，上车后我问是否可买票，旁边的乘客（不一定是当地人）说“可以”，可到了终点站还没见售票员，我又问，那位乘客开玩笑说“大概还在睡觉”。于是下车，经过售票机，我补购了9欧元的火车票。尽管那时根本没人查票。记得初中时，有一次去母亲单位洗澡，进去时收票阿姨不在，我就径直进去洗了，出来时我主动将票给了她，尽管出来同样根本没人问起这事。我觉得这只是按基本的底线做事，没什么特别。
2009年暑期结束前，我参加某执法机构所应用的项目的评审会，项目总规模颇为可观，共有21个子项目，我们那次仅评其中已提交的6个。结束后，该机构负责人代表讲话，谈到现在的毕业学生写文档能力弱，从而言及教育的问题。
听后我说，现实情况确实如此，是教育界的责任。但今天大家共同认为开发方（已通过软件成熟度模型集成CMMI3级）提供的技术文档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严格讲可就此不予通过，你不乐意吧？这件事，一方面说明不少规定、规范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则说明把责任推于他人已是思维习惯，真正愿意剖析自我表现，以身作则的情形又属较为稀罕了。
另有一次，评审一个财务审计软件系统。会中得知，现有的财务软件往往并未严格按财务法规开发，这使得本来就可能不真实的财务报表有了“保护伞”。而这个审计软件系统并不针对这类问题，甚至本身又隐含不符合规定之处。这种系统除了做表面文章，能有多少督查的价值？我对另一评审老师说可再做一个第三方软件来审计这个审计软件的“审计”结果。以前听说朱镕基同志为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觉得本是基本要求，似乎不宜如此强调，看来事实上确实很难做到。
还有一次我与一位海外回来的同学两人一起到一家饭店用餐，因没有小桌了，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八人桌。由于每次用完餐后都要换桌布，我对服务员说，在现有的桌布上用一块小的布单独铺一下即可，这样可以免去重洗大桌布，既节约又有利于环保。服务员嘀咕道，这倒很好的。其实这谈不上好与不好，而只是一个基本理念问题，人人都能做到。
另有一次，在我所在学院教授会议开始前，有位学生拿着一份自己写的保送研究生推荐书要坐我右手的一位成就卓着的老教授签字，上面已有负责研究生工作的教授从严把关的意见，老教授从支持人才队伍建设的角度签完后（该生事先联系过），该生直接将纸放到我面前要我签字。我觉得很诧异，这个学生预先没联系过我，我也不认识他，甚至我不清楚该生在把纸放到我面前时是否喊过我。考虑到教授会议马上开始，保送研究生面试会也将开始，我签了。后得知，面试会议上面试小组认为该生的平时情况与保送研究生的要求有不小距离，问我怎么签了，有三位教授推荐就难以否决了。我这才知道，从公平考虑出发，这件事有失公允。同时，学生应找了解本人的老师推荐，而不该在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将一纸放到某位教授面前。这种行为与受了这么多年教育的身份是极不相符的。后来我与几个相关老师沟通，说明此事是我的责任，对有可能在学生中造成的不好影响我深感不安。我后得知，面试小组慎重考虑后，该生最后未通过。
约十年前在杭州的一家宾馆里用早餐时，我看到墙上写了十个字：“能吃是福气，节约是美德。”此后我多次在吃饭时向大家转述。仅在这方面有所自律，社会就可减少巨额浪费。
最近，我准备将计算机科学的先驱图灵的一篇论文作为附录放在我的一部着作后。考虑到版权，我主动与出版社联系，被告知付一定费用即可，这当然很简单。由于是与版权部门联系，我顺便提及，不少书的作者在写作时，参考或引用了别人公开发表的内容但没有一一注明，或者很笼统地将参考文献列在最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尤盛），出版机构能否进一步认真审查，严格要求，以正风气，还书籍以本来面目。对方一开始可能没完全理解，即说，这首先应该从很多专家作者那里找原因。我说，是的，但无论如何，出版社有责任把关，就像人犯法、犯规，就有公、检、法机构执法处理一样，不能指望没人触犯法律。对方这时明白了，并说明，有些编辑对相关知识、背景了解不够是原因之一。这涉及的是另一问题，即专业素质了。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3.1.4 磊 落
汉武帝时的大将军卫青和后来跟随他的外甥骠骑将军霍去病先后在与匈奴的作战中建立奇功，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们一起被封为大司马。此后，卫青的地位日益衰落，而霍去病则日益显贵。于是，卫青的门客中有很多转到霍去病门下并得官爵，只有一个叫任安的还留着。霍去病寡言内向，果敢有胆。汉武帝曾打算教他孙吴兵法，他说：不过是策略如何罢了，不必学古兵法。汉武帝为他修府第，他说：匈奴还未灭，不能经营自己的小窝。但由于他从小在宫中为官，地位高贵，不关心下层人。在塞外的时候，有些人由于缺粮而爬不起来了，霍去病却还开场踢球。而卫青为人善良，恭敬谦让，但天下人却不怎么称道他。
宋仁宗时，有人拿着唐代梁国公狄仁杰的画像和委任官职的文凭十余道，到狄青处要献给他，以为狄仁杰是狄青的远祖。狄青辞谢道：我只是一时的机遇，怎敢自己去附会狄梁公？厚赠后送走了那人。狄青出身行伍，十余年而显贵，脸上还留着当年受刑而刺下的黑字，说留着它好勉励军中的人。
1935年会理会议时，林彪给中央军委写信，其中有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建议。后毛泽东在会上说，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写的。彭德怀没有申明，也没有同林彪谈话，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林彪也没说信与彭德怀无关。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重提此事，林彪才说彭德怀不知道他写那信，那事与彭德怀无关。彭德怀对人严，对自己更严，其磊落、坦荡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共中央八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本有邓拓。邓拓说自己年纪轻、资历浅，要求将自己的名字去掉，让给老同志。后来正式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3.1.5 责 任
欧美国家除了历史古迹、艺术殿堂和自然风光外，它们老百姓的从容、安详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各民族有其独特的信仰和风俗。有的严谨不苟，有的热情开朗，它们的人民习惯、自如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休息，年复一年，世代相承。售货员、清洁工、司机、服务员……不管做什么，都敬业、认真。
东汉杨震，被称为“关西孔子”，安帝时任司徒、太尉。当时皇帝宠信其乳母王圣、宦官樊丰，许多人纷纷向这两个人献财进宝，谋求私利。杨震对此非常愤怒，多次进谏要求惩治他们的不法行为。樊丰由此怀恨在心，终于找到机会陷害杨震，罢了杨震的官。杨震愤而自杀。
党的十六大以前，我曾三次收到“百名党员博士献给‘十六大’百条建议活动”筹备组给广大党员博士的倡议书。
我不是共产党员，收到邮件的原因不清楚。考虑到我也是受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的教育多年的人，于是有了一些思索。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事业举世瞩目。当今中国，任何其他党派均无法替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那些否定、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企图是幼稚的、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文攻武卫”，我有依稀的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我是亲历的，我真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的恩惠和福祉。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领导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功不可没。
同时，世风日下以至腐败渎职现象又让我困惑。以我的生活道路和信念，总想从良好的角度出发寻求解释。也许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
社会上有如此多的不合理现象，可我们的新闻媒体热衷于报喜不报忧，即使报忧也是有选择的。
列车上，要求不吸烟，可列车员对吸烟者熟视无睹，难明到底是乘客还是列车员违反了规则。
学术繁荣的背后，有骗子、渣滓、泡沫，有对纳税人意愿的肆意蔑视。甚至曾听一位科技管理干部说，科技投入与在经济策略、金融投资方面的失误而导致的惊人浪费或损失比，根本算不上什么！
教育界，常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使命，可受教育者还会随心所欲地往窗外扔东西，长时间放水冲洗几件衣服。教育质量也得不到具体保证。
马克思追求“为人类而工作和自身完美”的人生，可我们的宣传，对马克思的宣传，不完整。
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中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可实际情况如何？如果这样的宗旨不切实际，是否该实事求是地“与时俱进”？
社会的进步，伴随着道德被扭曲、文明被践踏、法律被忽略、弱者被蹂躏，有时正义沉默、真理缺席……
三国时臧洪为人谦虚，严于律己，后被袁绍围困城中，粮尽无援，要手下携妻儿老小离城而出。这些人不愿离去。
主簿从内橱取出三斗米要求为臧洪烧粥。臧洪说怎么能够独享，因而将米煮成薄糜，遍分士众，终无人叛离。袁绍本来爱惜臧洪，只是想使其屈服。但见他义正词严，知道不会为其所用，杀了臧洪。这样的官古代不多见，现代还是少见。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3.1.6 平 等
非洲圣人史怀泽（Schweitzer，Albert）生于法国的阿尔萨斯，青年时代多才多艺，三十六岁拥有哲学、神学、音乐、医学四个博士学位，并且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管风琴演奏家，被誉为和平的使者、丛林的圣者等，是20世纪人道精神划时代的伟人和学者。
他三十八岁时取得医生执照，摆在他面前的是可以预见的锦绣前程，但他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到非洲去，到那未开化的黑暗大陆——非洲去。随后，携妻子一起前往非洲的兰巴雷内（现在属于加蓬）。在那里，他创建了自己的诊所，义务为当地居民治病，五十三年如一日，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历尽艰辛，直到与世长辞。他于1953年七十二岁时获诺贝尔和平奖，奖金悉数用来改善医院，个人没有花费分文。
他的正气、毅力值得我们一生作为榜样。
他的成就来源于信仰的动力与博大的爱心。他说，人们把人道理解为人对他人的正直善行。人道这个词表达了这样的含义，我们应该努力行善，这不仅是伦理命令的要求，而且与我们的本质相符。这其实就是人人天生平等，这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
大概在我读小学四年级时的冬天，在粉碎“四人帮”前，有一次到一个名为“东风木器厂”的企业参加劳动，我被安排做一位手指有残疾的陈姓工人师傅的助手，每天的工作是将做椅子用的、半成品的木档搬到工作台上，陈师傅用手工刨子做进一步加工。有时搬完一批，我觉得有空隙，就会到别处看看，好几次我回来时，陈师傅已做完了我的任务，我总是觉得很过意不去，但陈师傅从未批评过一句，反而总是说不要紧的。可能是因为我态度端正，陈师傅后来还在评语中写道我是别的同学学习的榜样。我觉得有点惊讶和惭愧。四十多年过去了，期间我多次想起陈师傅的淳朴以及对我的关心。知识、学习可以使人提高素养，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非一定会自然而然地拥有良好的素质。
有一次在学生与老师交流的会议室里，老师面前的桌子上有水，学生面前的桌子上没有。会议结束后我建议，以后人人面前都有水，或者都不放了。虽然这个会议是学生为主组织的，可能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尊重，但老师们是否就觉得理所当然？2008年第一次在新校区等车，我看到学生们秩序井然地排着队，我也跟着排了上去，但纳闷于似乎其中没老师。车来了，不少人从各方向鱼贯而上，而队伍还静止在原处。原来是老师们先上了。这也体现了尊敬师长的礼仪，但是老师们作何感想？这是否也是一种不平等？至少老师也排一下队为好吧。
有一次给本科生上课后，一位同学对我非常直接地说他想做我课上提到的一项研发工作。我则说，你想做什么我就会让你做什么？无非因为这个学生给老师们的印象较为自我、团队精神不够，我想给予提醒。但这样的回答不符合我教师的身份，我的表述和态度都有问题。实际上这个学生慢慢地在说话方式、考虑问题方面也在不断进步。我始终要求自己平等地对待每位学生、每个人，这样的“生硬”使我有了更多的思考。
我的小孩很容易招蚊子咬，被咬后往往不断用手指抓，于身体卫生而言如同“雪上加霜”，对他反复讲过不能这样，他还是“我行我素”。有次我们一起等公交车，他又抓腿，我没在意，在旁的一位骑三轮车的师傅要他别用手指抓，痒的话用手心抚摸为好。其他人，包括比这位师傅受过更多教育的其他人，未必会对一位素不相识的孩子给出这样的提醒。
我一再向他致谢。我们大可不必以表面的形象或职业来衡量人，人与人本质上是平等的。受人尊重程度与地位高低不应该有必然关系。
在公共场合，见到有人插队或抽烟，我会指出。有次排队购票，有一个脚有不便的男子意欲插在前面，我问：“你怎么……？”他似乎欲言又止，并退了出去。事后我忽然联想起他可能是个需要照顾的残疾人，甚至可能在售票窗前有“残疾人优先”之类的字样。我内心觉得很不踏实。必须注意区分不同的情况。不管是饭店服务员，还是单位清洁工，都应得到尊重。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平等。
3.2 辩证思维
如果信奉实事求是原则，至少应把马克思的理论当做一家之言；如果具备科学的态度，马克思无疑是人类的思想巨擘、哲学大师，甚至在20世纪末被媒体评为千年十大思想家之首，其理论博大精深、影响旷远。
可我们的现实情况呢？相当多的受过教育的人忽略哲学的意义和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屑一顾的状况更是十分普遍。这与其说是观念和认识的误区，毋宁说是教育和思维的尴尬。学校开设哲学相关课程毋庸置疑，问题是如何对课程的形式和重点作适当的调整，以使学生更容易接受。把极丰富的内容分为辩证法几点、唯物论几条，效果自然不好。可以用参观、听讲座、与相关人员交谈、思考现实的问题、请专家学者讲体会等方式寓教其中。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任务是让他们理解这些观点，同时在实际的学习和工作中能用这些观点指导思想和行动。
马克思有着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他的主要哲学思想不是通过哲学专着，而是通过《资本论》这样的经济学巨着来体现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被认为是哲学专着，但该书是通过逐章逐节批判杜林的体系写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开始走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不是空洞的、虚玄的说教。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是实践的、指导行动的哲学。
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中就有辩证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可以说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另一种表示方式。
宋代张忠定调查民间的各种事情，都能了解实际情况，这是因为他不完全依赖别人的报告。他说各人都有自己的爱憎好恶，其偏见可以蒙蔽自己的耳目。向不同的人再三询问情况，那么事情就没有什么弄不明白了。
明代朱元璋是成大事者和帝王，但他滥杀功臣招来历史学家的谴责并成为反面教材，汉代刘邦亦然。是否这些开国元勋全都秉公守法而无居功自傲之举？显然不全是。
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举行盛大宴会，尉迟敬德与别人争座位的尊卑，任城王李道宗去劝他，尉迟敬德出拳殴打李道宗，差点把他的眼睛打瞎。唐太宗很不高兴，为此罢了宴，对尉迟敬德说，我现才知韩信和彭越的被杀，不是汉高祖的错。尉迟敬德感到恐惧，从此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后人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能脱离历史背景，也不能忽视具体角色，假如只谈李世民杀兄逼父而不及其贞观之治，当然他就无缘一代明君了，然而这不是历史事实。这里不是要重新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而是强调要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
明代董其昌，借助禅宗“南北”之分而构建绘画传统，并以禅宗精神形成平淡简易、泯没棱痕的书画观。中国的文人画借助禅宗冲破了心灵与绘画的隔阂，并追求由禅宗而来的感悟。有人认为，中国书画的主体意识以及审美自觉，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佛学，特别是唐代禅宗出现之后，很多文人士大夫积极参与其中而导致的结果。否则很难解释先秦时期老庄哲学为何没有帮助书画走向独立，而偏偏到了魏晋佛学传入之后，乃至唐代禅宗出现，书画的创作与理论才真正达到高峰。
所谓“走向独立”、“达到高峰”是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受社会发展、文化进步，以至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与禅宗的出现可能有一定关联，但上述如此断言，缺少佐证。这里正需要一点辩证思维与唯物主义思想。齐白石深刻而辩证地说过：绘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
李瑞环同志出版过《学哲学用哲学》一书。我们很多人都学过哲学，但没有抓住唯物论、辩证法之精髓。该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着作，不少内容也许并不适合放在这样的书名下，但又不同程度反映了作者的基本思想方法。在“不能不讲辩证法”一节中，讲到70多公里长、500米宽的绿化带的决策是出于长远考虑。在“综合抓，抓综合”中，讲到建1.2米的给水管而不是1.5米的给水管，是因为集资困难。
其实这两件事有相似之处，但选择结果不同。长远的观点在不同背景下不是被得到同样程度的强调。
学公共课“普通物理学”时，听老师说起李政道先生与杨振宁先生意见不合，但不清楚原因何在。后来看到报道，把原因归于两位科学家对得诺贝尔奖的工作的论文排名的分歧。我听物理学界的朋友说过李政道先生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物理学界的实质性贡献大，杨振宁先生可能得第二次诺贝尔奖等赞誉；也看到过关于杨振宁先生对中国现状光有正面之词，甚至对其个人生活过于关心的舆论，并因此而得出两人道德方面高低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信息越来越多，后又看到一个统计材料，在他们合作的论文中，实际上除了一篇以外，李政道先生均为第一作者。但人们还是说不清个中是非。可惜的是，根据片言只语下结论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习惯，这既反映出人们对名人的好奇，也体现出思维的片面。曾见一个报道，有华人在普林斯顿大学询问李政道先生与杨振宁先生，被询问的美国人不知道，这位朋友骑车去问别人，回来还是说不认识。是的，不要说是20世纪50年代的诺贝尔奖得主，即使是当年的得主，也未必人所皆知。
在过去的宣传影响下，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呈现了一定程度的误区。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气功热，我曾在单位参加过一次由一位“老师”讲授的关于“气功”的讲座，他说他带的磁带在播放时会发出“信息”，能让感受者在听了以后身子会晃动。当时一间房里有数十人，我是不多的能“动”者之一。但我当时就对同事讲，闭眼、听音乐本来就可能导致不由自主地晃动的。没有理由认为身体的“动”与所放的音乐有什么关系。气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奇特而有效，对其进行研究是探索物质世界和人类奥秘的一种正常活动。钱学森毕生探索和研究自然与社会的运动本质和客观规律，是世界级大师，我们民族的骄傲。他晚年系统思考和倡导更为深邃而宽广的科学体系问题，表现出卓越的动机和非凡的胆识。就“人体科学”而言，他建议由专门的人对其研究，但这与宣传、支持“伪科学”是两码事。至于其对错、是否为真理，在多大程度上与现代科学相符、又在什么样的层面上超越了人们目前的认识，是严肃而复杂的问题，有待认识的发展和时间的检验。他曾对温家宝总理提及为何在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体制下“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2009年11月1日，我和吟茫一起去看我父母，母亲说钱学森逝世了。我内心感到非常突然和十分的惋惜，我说他前不久还说要活到一百岁呢。
社会上传说，钱学森在20世纪50年代访问苏联前，为了对等的原因被授予中将军衔。直至他去世后，此事又被重提。我曾问过极为崇敬钱学森的中国工程院前院长朱光亚先生的儿子朱明远教授是否有此事，朱教授说“有这个传说”。果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名单中未见此记载。如何保障媒体，包括报纸、书籍内容的可靠性，如何对待媒体的宣传、介绍，都值得深思。这需要严肃的批评精神，它也来自辩证思维的指导和习惯。
在《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的“到上海去”中，作者讲到，他不接受一些精英人物，特别是上海的文友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所谓“人文精神失落”的提法。计划经济时，反而从来没有哪个精英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似乎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反而不失落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这一看似高深、严肃的话题，实际上折射出众多“精英”较为普遍的片面性和随意性倾向。
现在的不同媒体会从各个侧面，甚至重复地刊载一些养生常识、健康事项，如吃某类食品或蔬果有何好处或特别的成分之类。这于改善全民身体素质无疑是有帮助的，但健康首先需要讲究平衡，过犹不及，有益的成分过多亦非好事。
况且，同样一种食品或蔬果，在有益成分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成分，多吃了对人体是怎样的影响，这往往被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我对于金庸在内地影响的日益广大不以为然，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写虚构小说的作家。其实我从未读过其作品，当时也不了解其人生经历与贡献，我当时脑海中的结论是颇为主观、片面的。
辩证法就在生活当中。
3.3 坚定信念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两段大意是如下的文字：生活的琐碎易使人平庸，现实的丑恶易使人麻木。于是，在忙忙碌碌的社会里，善，成了人世间的虚幻；美，成了神坛上的祭品；而真，则成了江河中不断泛起的泡沫。很少有人拥有坚定的信念，很少有人具备强大的内心，很少有人保持着不流俗的激情。
汉代司马迁与李陵“素非相善”，然而“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李陵“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后被俘虏投降。司马迁出于公心，以其实事求是的勇气和发自内心的良知，为李陵辩护。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最后受“最下腐刑”。但他以坚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完成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着、文学名篇《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无论是为李陵辩护而获罪，还是撰写《史记》而不悔，都表明司马迁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祸国殃民，正直之辈遭捕被杀，东汉王朝风雨飘摇。在这血腥、昏暗时期，却涌现了诸如李膺、杜密、张俭、范滂等重气节、明大义的名士，他们不怕受到牵连，敢于担当责任。其中范滂因肃贪倡廉得罪了一些朝中大吏，两次被捕，他从容面对。被诛前与其母诀别，他母说：你现在得以与李（膺）杜（密）齐名，死又何恨！名誉和寿考不可兼得。范滂对其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恶固然不可为，然而善亦可为？范滂坚持为善，却落得如此下场！）路人听到，无不流涕。范滂时年三十三。
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疾恶如仇、从善如流，而改革家往往也是具备坚定信念的实践者。他们为了富国强兵，鞠躬尽瘁，殚精竭虑，可个人的下场各不相同，有时候非常惨烈，如秦商鞅被五马分尸；有时候令人扼腕，像北宋王安石富于理想、才情高昂，但似乎将理想化为现实的政治智慧不够，两次罢相，在孤独中郁郁而终。明代张居正是一个例外。
张居正在内阁十六年，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为首辅（明太祖朱元璋时已经没有宰相的设置，首辅相当于宰相）十年，海内称治。他的理想是足食强兵、国富民本。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政局混乱，这个时期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后人对张居正的评价不一，有的推其为圣人，有的斥他贪恋权位、生活奢侈。他甚至不起用海瑞。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其为政铁腕和改革力度。他入阁以后心中只有政局和政治。
对张居正的事业和归宿，后人有颇为感慨的文字：“三十六年以前，看到一位少年入京会试，成为一名新科的进士；三十六年后，又看到这位进士回来，成为功业彪炳的张文忠公。”
方孝孺不认朱棣篡位而被株连十族。史可法在扬州保卫战中自刎未遂被俘，严词拒绝清军劝降而被斩首。黄宗羲真刀真枪领人上战场。王夫子面对张献忠的威逼，以自残相拒；面对吴三桂相请，嗤之以鼻。王思任被张岱称为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但在清军攻破他的家乡绍兴以后，开始绝食，最后竟活活饿死。他们不是所谓“识时务者”，他们置生命于不顾的坚定信念是长久令人回味的。
这些年来，我每年要参加数以百计的项目申请评审或项目验收评审。按目前的评价体系和考核目标，相当一部分“纸上文章”最后会得到支持，尽管其结果对学科发展或技术进步可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推动作用。这是资源的浪费，也是管理的无奈。也因为如此，一定有真正值得鼓励或支持的项目申请会被否定或束之高阁。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信念的支撑。诚然，信念最好由信息支撑。很多因素影响最后决策，包括决策者对该事件正确性的信息程度。科学研究表明，信息程度的估计可能是决策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普遍性的构成部分。没有思想，没有实践，信念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或者成为空中楼阁。
3.4 人文修养
兴趣、人文修养无论于日常生活还是专业工作都是一种调节和补充，甚至是灵感之源。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就是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广义上指的是对科学以外的社会、文史、艺术等多方面的了解和欣赏。人文气息包括个人阅历的广度，将会反映在如何思考问题、言谈举止、表达自己上。在专业之外，每个人应该尽量了解：
伦理道德观念，健康的世界观和积极的人生观；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一点世界文化和历史；一定的文学艺术知识、甚至爱好；基本的审美观念和是非判断能力；生活常识及非智力因素方面的修养，沟通能力、同情心和勤劳习惯等。
2004年10月末，我陪同现在牛津大学计算实验室工作的Georg Gottlob教授并交流。Gottlob教授当年四十八岁，是当时奥地利科学院三名计算机方面的院士之一。他已是第三次来华，不过是第一次到上海，对上海的现代与气派十分赞美。期间，我们谈到了孔子、孙悟空和《易经》，他对这些事很有兴趣。他读过英文的《易经》，谈到用64根稻草算卦。
我将杨振宁先生批评《易经》思想影响中国现代科学的进程及受到反驳的事告诉他，他笑笑，未作评论。很多科学家都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尽管英国的李约瑟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但在我印象中，西方人对东方文化了解总的不多。事实上不尽然。我问起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盛况，他说票非常难订，很贵，金色大厅的音乐会他只听过一次，其他的都是在家里通过电视听的。后来我去维也纳开会，终因时间问题未能有机会进金色大厅欣赏音乐。我还讲到马克思，他说马克思非常伟大，其学说很了不起。他还哼起了国际歌。
曾在牛津大学计算实验室工作十五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独立得主何积丰院士曾说起过，小时候，一开始不明白他父亲为什么让他舍近求远读小学，后来才知是因为那所学校好。何老师曾谈起家里的国画大师吴湖帆的作品，讲到同样是大家的唐云的作品。他在外地有空会去艺术品市场看看。科学家的生活情趣可见一斑。
诺贝尔认为，对自然科学的征服，是为子孙后代创造幸福的材料，而文学的理想主义使命，则将在这方面起着它的作用。鲁迅讲：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文、理科的通融，要求理科学生学习必要的文科课程，不仅是为了扩大知识面，更是为了走出专业，获得人文精神熏陶，开拓更加广大与自由的精神空间。
达尔文在自传里懊恼他一生专在科学上做功夫，没有把他年轻时对于诗、画和音乐的兴趣保持住，到老来想用诗和音乐来调剂生活的枯燥，就抓不住年轻时的兴趣，觉得索然无味。我有三位早都过了“花甲”之年的忘年交，都独自生活。
一个是书画家，而其爱好涉及艺术品的众多领域，常常忙于看古玩、交流心得。一个是老师，曾说要学书法等，但实际上没有特别爱好，身体也弱，所以生活内容较为单一。一个是我国的计算机网络前辈，喜欢打乒乓球等社交活动，身体健硕。
人文修养与学文科、理科还是工科（社会上通常的说法）没有必然的关系，与一个人从事何种职业也没有直接的联系。人文修养的具备是一个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接受熏陶，不断阅读、增长见识，积极思考和广泛交流的过程。历史的深邃、哲学的思辨、文学的想象、艺术的美感和社会的现实交织起来形成肥沃的土壤，使人的成长健康、平衡，使人的思考全面、深刻。人生短暂，时不我待。一个人全心全意只干一件事，也不见得能做好，需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另一方面，人若无工作之外的爱好，就难免会有单调、枯燥感。不过，若面太广，可能一事无成；若爱好太深，则本末倒置了。
3.5 审美情趣
罗素曾讲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缺陷之一，是变得太偏重于某些技能的训练，而没有教会人们用客观的眼光去了解世界，以便极大地扩展人类的思维和灵魂。厄运降临而能承受，明智的方法莫过于在快乐的时候培养了相当广泛的兴趣，使心灵能找到一处宁静的地方，这地方将唤起别的联想和情绪，而不是那些使现在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联想和情绪。现在读来，尽管有目标单一之感，但依然实在。
柏拉图相信在审美情趣与人的道德修养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黑塞讲，他更信赖美、艺术、文学所具有的温和性说服力。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受到它们的熏陶，比任何公、私立教育还深，而且还引发了他对精神世界的好奇心。山水画大师黄宾虹讲：“诗、书、画三者皆足以陶养性情，因其得和气、静气，于人生世俗浮华，一切可以轻视，虽自甘于淡泊，隐伏于深山穷谷，无人过问，而怡然自足，此幽兰空谷所以可贵。”另一山水画大家李可染的性格中其实有一种农民般的聪明和纯朴，勤劳是他的天性，因而他的作品显现出厚重的民族魂魄。面对他的作品，你无法拒绝扑面而来的道德感染。
审美情趣不应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每个人的天赋中都有这个潜质，差别在于是否重视，如何挖掘。但审美不同于鉴赏，好坏同真假不是同一类概念，眼光情趣与艺术创作不是一回事，当然它们都与格调、品味、深度有关。
譬如，中国古画赝者居大多数，有时连老辈鉴赏家也不易辨别。我以前一直没能区分“观世音”和一般的“菩萨”，虽然这不太会影响我们对艺术本身的欣赏，但相应常识还是需要的。再以书法艺术为例，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书画艺术界百花齐放，令人喜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风气日下，有些所谓的“名家”不知所云，具体问题包括：
不深入理解前人理论，缺乏深度；沽名钓誉、胡吹乱捧、名不副实、鱼目混珠；门户之见、党同伐异；理论与实践脱节，临摹不够，方法失当，使创作成为无源之水；评价体系中缺乏客观而高远的审美原则。
书法史上还有不少玄乎难解、莫名其妙的说法，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后人往往没有理解而附会讹传，既不负责又缺乏实际指导意义。书画艺术界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大致可以此类推。
教育家蔡元培早就强调了审美教育的重要意义，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他反对祀孔，也从来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钱学森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指出艺术对于科学家有开阔眼界、丰富认识、激发想象、活跃思维等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李政道先生指出，艺术和科学是相通的，它们有共同基础和深刻联系。
埃舍尔的画和巴赫的音乐与逻辑悖论从不同侧面刻画了所谓“怪圈”，即当我们向上（或向下）穿过某种层次系统（如音乐的调子）中的一些层次时，会意外地发现我们正好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科学和艺术在此融于一体。莫比乌斯带只有一个面和一条边，无需越过边界就可从正面到反面——其实对这种带而言，无所谓正面和反面。而数学分支拓扑学就关注包括扭曲后依然不变的性质。
3.6 独立人格
《论语·子路篇第十三》讲如何评价人的话题。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王充讲：“凡学问之法，不为不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时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善人称之，恶人毁之，毁誉者半，乃可有贤。”即所谓“官声采于舆论，豪右之口与寒乞之口，俱不得其真”。对一个人而言，不是所有的人说好就好，所有的人说不好就不好。
独立思考、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尤为重要。
华罗庚极为强调要善于独立思考，一方面要继承前人的成就，而另一方面，又不要受前人束缚。历来最善于创造的伟大科学家们，也都是最善于吸取他们前人的成就的。牛顿就说过，他之所以在科学上有重大成就，就是因为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在前人科学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汉武帝时张汤得宠，位至御史大夫。他的老友田甲，虽是商人，却有良好品质。当初张汤当小官时，两人有财务上的往来，等到张汤做了大官，田甲还能当面指责张汤的过失，很有气节。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人如顽石”，不求闻达，不慕荣华，不为物动，不入仕途。那个时候，名士多集中在总督衙门，讲究穿着并装饰车马，而邓石如依旧穿粗布衣，徒步行走，一尘不染。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被誉为“教授的教授”。他谦虚而重气节，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特立独行、风骨极硬的耿介之士。他在失明后的二十多年的晚年生活中，在孤独和压抑的心情下着成《柳如是别传》，熔史识与情思于一炉，优美与崇高合一，其坚毅的精神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很长时间里我难以理解为何一代大学问家写这样主题的着作。实际上，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蕴道德、学术于其中，而绝不是清闲、风流之行事，他以此追寻着惟恐失落的民族精神、华夏文化。
司马迁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也可以说，寅恪失明，遂有《别传》。只是陈寅恪是出世的，而我们的社会是需要生存其中的人来关心的。现实生活中若以陈寅恪为标准，社会建设和太多中国知识分子就没法说了。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我不知道有多少专业人士对那种不符合基本技术和生产要求的行为与冲动公开提出了质疑或批评。
翻译家傅雷性格孤傲甚至偏执，无法与人共事，以在书斋中译书为业，靠稿费生活。1958年被错划成“右派”后，不能出书。后被告知，可以出书，但必须改名，傅雷坚决不改，他把人格看得更为重要。他直如竹筒、急如燃眉。有次其子傅聪练琴走神，他将盘子扔过去，使之鼻梁上留下疤痕。
傅雷有五百多万字的翻译作品，但最有影响的还是《傅雷家书》，由该书可知钢琴家傅聪的成长与其教育密不可分，但这种“暴力”方式并不可取。我们不必因为傅雷的正直、疾恶如仇、呕心沥血教育孩子而将其性格与行为的所有方面均作为优点而宣传。有些事情，在另外一人那里可能被说成苛刻、孤僻，表面爱屋及乌，实质没有原则。
小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学校在各学期常常有捡米、积肥之类的要求。捡不到或不去捡米的同学，可能就从家中取一些交出。我曾是积肥积极分子，每天起码带一篮肥料（垃圾）上学，数量是全班第一。那时候有农民挑着担挨家挨户收垃圾，我觉得农民拿去也是做肥料，为何我们学生要多此一举呢？后来有一个学期我一次也没带。如此大的反差，被老师叫去谈话。可我既没有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也没有表态。后来我大概很不愿意地带了几篮子，填补了统计纸上我名下的那处“空缺”。
温家宝总理谆谆告诫学生们：
在学习期间，知识要广博，但是必须善于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这样，你才会有真知灼见，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一位哲人说，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有一句哲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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