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常为常行》
致知学说是中国古代关于什么是知识、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方法、验证真知标准的系统见解,知行是其中的重要命题。这里的“知”应作广义的理解,还包括良好的习惯、崇高的品德和人生的境界。诸多前人对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等作了大量论述。
明代思想家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他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道是离不开实践的。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切实地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
一切为学之道的归宿,就是诉诸自己的内心。而为学与做人是一回事,所以他讲“知行合一”。即“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后来,他又把自己的领域进一步推进,得出了“致良知”的结论,即自己心中的良知,贯彻于行为的方方面面。王守仁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如毛泽东所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二十年前,我在读《晏子春秋》时,在“常为常行”一节的“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下画了竖线。这些年来,已忘了这八个字。
现在再读,依稀想起了当时的感受,并有了一些切身体会。
爱因斯坦讲,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总是鼓励学生去实际行动。
据记载,丰子恺有一次画了一幅画:一个老翁牵着五只羊向山坳中走去……后有一青年农民见了提出意见说:牵羊的时候,不论多少羊,只要牵一只带头的就行了,别的羊都跟着走。所以那画错了。陆游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都表示了先行后知、知难行易的道理。
屈原坚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追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东林党人倡导“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崇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感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谭嗣同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主流历来是重视言行一致、服务社会的,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
5.1 通古今,若亲目
人的一生是如此短暂,以至于很多人没能明白其生活目标和生命意义就离去了,还有很多人临别扼腕、壮志未酬。
人的一生又可以是如此丰富而博大,既激扬文字、壮怀激烈,又指点江山、扭转乾坤。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巨人。不管你是爱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他比任何其他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覆盖了、主宰了、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他将是长久被人反复研究的对象。
从韶山冲的故居到天安门的纪念堂,其间毛泽东走过的道路是一本读不尽的书,当中既有波澜壮阔的事业、深邃入世的思想,也有广博生动的谈话、恢弘奔放的诗词,其杰出才华是多方面和立体的。此外,还有气势磅礴、神韵淋漓的书法,虽然是“雕虫小技”,是生命余事,但它折射出人生理想、审美情趣、悲欢情怀、非凡阅历、渊厚学识和豪迈胸襟。
毛泽东曾被书法领域名家评为“20世纪十大书法家之一”。有人讲,他不成为领袖,也是书法大家。确实,仅就书法而言,足以让能到达那种程度的人引以为荣。然而,毛泽东书法的特色、境界与他的经历和由此而来的气魄不无关系。毛泽东的草书苍龙自舞,傲岸古今。其字尺幅不大,而且往往在信笺上,但放大以后依然饱满雄强,吞古纳今。不少自作诗词书法,可谓珠联璧合,神采飞扬。最早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从父亲探亲时带回的《毛主席诗词》以及彩色书法单页,如《七律·长征》、《沁园春·雪》等,慢慢地接触了毛泽东的书法。
早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吴晗的《朱元璋传》稿子,毛泽东对吴晗认为西系红巾军首领彭莹玉和尚功成不居,革命成功后回到人民中间去了的结论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坚强的领导者,不应有回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后来,彭莹玉是战死的史料果然被发现了,他是被元军杀害的。克罗齐(Croce,Benedetto)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同时代有不同视角和材料。于是,就有了后人的批判或修正。这也是对于历史结论,为什么历史本身告诉我们一定不能操之过急、带有成见的原因。矫枉难免过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论什么时候,矫枉的目的,归根到底,总应该在于求正。从一个极端的过正,到另一个极端的过正,简单地颠倒翻覆,认识不能前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前几年,社会上又一次出现了中医废存之争。中医运用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前人大量的临床实践经验为基础,成为在中国古代科学中可能是仅有的绵延至今还能与西方科学并列的知识体系。尽管其理论目前纷杂难解,方法与现代科学不一,但疗效和价值是有目共睹的。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高度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批判了轻视中医的错误。
毛泽东在逝世前几个月,对他一生作了回顾,说他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另一件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前一件事改变了中国的走向,是千秋大业,体现了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和魄力。
后一件事,并不与前一件事对等,历经曲折并酿成浩劫。
这段历程为后面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提供了参照和借鉴。
如果脱离这样的历史背景谈我们国家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恐怕也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
毛泽东一生结合社会现实、面对实际问题读历史,是一位熟悉中国历史并运用自如的学者,是知行合一的典范。
《二十四史》他几乎全都通读了一遍;《资治通鉴》他读过十七遍。真所谓“通古今,若亲目”,通晓古今之事犹如亲历。
整个中国,如此者可能屈指可数(史学名家吕思勉五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毋庸讳言,毛泽东是一个有着超凡意志和坚定信念的人,他读有所思,思而有得,得以致用,作为终极意义上的读书人当之无愧,但又远非通常的读书人可及。书法于他是雕虫小技,诗歌在他那里是日常余事,中国革命和建设才是他面前的诗笺,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他的铅笔,汹涌澎湃、前无古人的实践才是他真正的创作。不怀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碑上有巨大的破损,有深刻的裂痕。
当年,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曾找到代理校长蒋梦麟,希望能给毛泽东安排一个职位,蒋于是写了张条子:
“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员,月薪十七元。”后来,某英国议员开玩笑地对蒋梦麟说:“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成为共产党了。”毛泽东回顾在北大的经历时说: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由事实可知,毛泽东不会因为钱多一点而改变其人生目标。我曾分别听到过年近“耳顺”和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长教授讲,毛泽东后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做法与其自身在北大当过“地位颇低”的图书馆书记员的经历有关。那只是一种揣度。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然有其需要“拨乱反正”之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从历史的角度洞察了知识分子的心态动机、处世为人以后的选择(注意:毛泽东对待理工知识分子与对待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看法似乎并不相同)。历史上有众多富有思想、忧国为民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但像陈独秀、李大钊、陈寅恪、梁漱溟那样的知识分子就属凤毛麟角。独立精神和全面视野在社会上当然是物以稀为贵了。
我们的媒体或社会心理会为尊者讳,也会努力挖掘正面人物的隐私;会千篇一律地发出类似的声音,也会表现出强烈的逆反情绪;会顺从强者,也会同情弱者;会坦言良知,也会十分现实;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面,也会从遗憾趋于冷静……只要不违法,似乎都无可非议。但如果要求实事求是地、摒除主观地、历史地、全面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众多的观点和结论就会或者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失之偏颇,或者是王顾左右而言它、无关痛痒……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人的价值在于其为社会奉献了多少,这是最终的衡量标准。
历史会给每一位留下痕迹的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方面不能“只争朝夕”。诸多历史人物,既有杰出成就又有严重错误,社会上自然就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不管出发点如何,历史会有本真的结论。后人推崇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等的伟大,有的是指他们的丰功伟绩,有的是指他们的杰出事业,而没有求全责备。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刘少奇坚信,历史是人民写的。我们既要避免对悲剧人物粉饰缺点(或否认功绩),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某一时期错误而否定其成就,勿以“一眚掩大德”、“一俊遮百丑”。
5.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曾国藩教子说:“读书当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左宗棠教子说:
“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好,不在科名。”读书是学习知识、获取经验的途径,是解决困难、得到启迪的基础,是陶冶情操、品味人生的载体,当然也有并无明确目的之时,读书本身还可以带来乐趣、解乏休闲。读书和做人,不是两件事。将可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理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读书的人。读书如果能以服务百姓、奉献社会为宗旨,那么在修身、完善自己的同时,当能感到坦然、永恒。
2007年5月“东方科技论坛”后,王飞跃教授赠我其专业外的论文、随笔、诗作集《空中云思》,包括“白话人生”、“感言社会”、“随思走笔”、“往事如云”、“心的历程”、“走向自然”、“书海拾贝”、“学海泛舟”等,科学与人文交融,视野开阔而情真意切。那是他坐飞机穿越时空时的杂感,超百次的太平洋穿行留下了他“心的历程、行的轨迹”。令人惊讶和感叹的是,约400页的文字出自一位智能控制领域的科学家(王飞跃教授是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独立得主,曾被评为ACM杰出科学家,据笔者所知为中国内地迄今唯一)。在《至乐无如读书》一文中,他谈道,他理解的素质之书,主要应是专业职业之外的“闲书”,要的是“工夫在诗外”的境界。有时自己几年甚至更早前读过的东西,会突然“跳”出来融入手头的研究,“得来全不费工夫”
的快感油然而起。就是完全没有用的书,也不要紧,就算是人生经历的一个插曲,一生轨迹的一个片段好了。和谐社会的建设,还需要发展“软”道理,而人文知识应是“软”道理的主体。同时,他反对专门为了培养素质去读书,这样太功利,太容易异化,最后又回到“应试”
的老路。读书与素质,应像“润物细无声”一样自然无痕。我们可以看到,古诗名句信手拈来,观点体会深刻生动。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结出的思想之果。
读书也好,行路也罢,都是一种特殊的旅程。有人说充满希望的旅游比到达目的地好。希望在书中,希望在路上。
人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一天又一天,度过一年又一年,一生就是各种经历的总和。
所以,也可能是因为兴趣,也可能是为了使读书不至于乏味,读书的面自然会广一点。逐渐地,所读的书使自己踏实,能联系问题或有灵感了,就会是“有用”的书。但直接“有用”的书不会多,读书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作用,使生活充实,使精神丰富,使工作不烦,使思路开阔,使灵感有源……
朱熹有《观书有感》诗,勾画的是读书的一片化境: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记得1988年9月出差,我第一次到北京。遇到秋季书市,里面很多书都十分便宜。买了一套五本的《资本论》、三本的《西游记》等,带到长春、哈尔滨,再带到苏州。20世纪杰出的书法家、书学家、书法教育家祝嘉说过,能仔细地读一下《资本论》等,也可使心胸开阔,眼界放大,必大有好处。他有一次谈到一位很有影响的学者、书法家的作品时说,笔力当然重要,即所谓的力透纸背,但精神要浮于纸上,否则就没有生气。这是极为辩证的观点,也是很高的要求,同时具备浑厚的笔墨、生动的情致和丰富的意象的作品是颇为少见的。
不仅如此。《资本论》既是经济学着作也是哲学经典,它能让人感受到逻辑之严密、分析之严谨,体会到人类历史上的思想丰碑、理论山巅是如何的情状。这也是一种震撼人心的经历。因此,既然读书,一定不能专捡“快餐”。“大餐”尽管费时间,但是味道不一样。
五柳先生讲“好读书,不求甚解”。这可能是包括我在内的通病。但另一方面,也不要成为“两脚书橱”。
传记是非常合适的阅读材料,它不仅可让我们阅读者回顾人类俊杰的成长追求、心路历程,或伟大人格,或旷达心胸,或卓越功勋,或渊博知识;而且可以体会历史事件的惊心动魄、外繁内约,以至文明进程的柳暗花明、山重水复。那里有激动与坦然,欢愉与宁静,或自负、狂傲,或出世、淡定。无论如何,会有你的悲欢、感触,以至反省、激动。至少,可以充实心灵、启发思维。
毛泽东有句:“踏遍青山人未老。”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登华山、经嵩山后,我已游了多半中国名山,也几乎走过中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但未曾写过什么。人太难超越自我。由于江西三清山山色清郁、风景灵秀,略有所感而后录之,也算是知行合一的一种尝试。
在南清园,见树根环抱一石而又无泥的情景,恰如郑燮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乱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实地见到了名贵树种红豆杉,想起“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只是不在春天。导游未安排上最高峰“玉京峰”,自行结伴上了,但无林则徐“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涤荡尘胸的博大之感,不够高,不够险。三清宫坐落于山中盆地,因周围建筑毁于火中,不对外开放,只能远瞰。古人在道途不便的山里选择地方,实属不易;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选址的经验(所谓“风水”),并非全无道理,比如阳光、风向、湿度、视野、植被等因素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总结的。
冰心讲,如果让她选择坠崖或跳海,她愿意选择跳海。
水似乎更有活力、更富生机。所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但三清山云水不多,与黄山比,还是要逊色一些。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完善个人、服务社会的同时,可享受更好的人生。诚然,读书后要记得要旨,以至潜移默化,并能指导实践。“书不必多看,要知其约。多看而不知其约,书肆耳。”然多看而能知约,岂不更好!
5.3 知识、能力和素质一体化
我国的高等学校在为社会培养大量学生的同时,因为其自身定位、教育理念、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偏差和影响,出现了诸多问题。教育部甚至成了百姓舆论最为不满的机构之一。
有人说是因为急功近利,但若大环境如此,一个部门如何能幸免?有人说是因为受苏联教育体制的影响过多,实际上这么多年来,能偏离的已偏离,况且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本身也有着不同的发展。最好的办法是在认识和思考问题的前提下积极改革和探索。这些年来,我们的高等学校极为关注排名,这是一种被扭曲的价值观。比如在上海,复旦、交大、同济排在前面;就全国学校而言,更有清华、北大、浙大数一数二,而清华、北大、浙大尚不能算是世界范围内一流的。其他学校不该被排名“牵着鼻子走”,而应该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有好的学生毕业,有好的科研成果,学校名声自然会好。
学校培养的学生不符合社会要求,就要另谋途径。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八九年来,成绩不少,问题还是不少,因此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形成更为有效的办学理念和培养体系。张尧学院士有一次在回答软件学院办得如何时说,软件学院是要创新地培养人才,不在于培养创新人才。就软件学院的办学初衷而言,确实如此。决策部门在分析和寻找落后的原因,学术界在研究更多的新方法,而工业界在开发产品的同时警示我们:问题仍然是“进度延误”、“费用超支”、“质量低下”,等等。而大学里的“软件工程”等课程,普遍存在教条倾向和纸上谈兵的现象。大部分学生甚至教师几乎都不了解企业的需求。这种情况下培养的软件工作者不懂得以规范化的方式开发较高质量的软件产品。
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华东师大软件学院按照“办学专业化、运作市场化、后勤社会化”的要求和产、学、研一体化的方向,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软件工程师。例如通过借鉴国外软件人才培养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需求,造就与国际接轨、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软件专门人才,注重其有良好的软件过程观念、软件开发能力,并具备基本的软件项目管理知识。具体规格可包括:
具备社会责任感、事业心和良好的合作精神,愿为社会作贡献,遵纪守法;掌握以软件工程和软件过程为主线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基本方法、基本观念和工具环境,有较扎实的软件开发技能;有国际视野,了解软件发展动态,能独立进行文献检索,至少熟悉一门外国语,能阅读专业外文书刊;注重科学精神、人文情怀和健全人格的培养;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身心健康。
19世纪,约翰斯·霍普金斯就指出,应使医院成为大学医学院的一部分。软件人才的培养可以借鉴这样的思路。
在此背景下,应该坚持市场与开发的一体,研究与产品的结合,并与企业互动。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思考,我们形成了“贯通知识、强化能力、重视素质”的人才培养理念。
5.3.1 贯通知识
我们的学生,由于担负着毕业后尽快成为合格工程师的使命,除了平时很多课程都有实践要求外,在接触实际项目、延长实践时间方面有各种机会。然而实际上,各个教学环节间缺乏真正的有机联系和协调安排。
例如,“软件需求”、“软件分析与设计”、“软件测试”、“软件质量保证”、“软件维护”、“软件过程”、“软件项目管理”等软件工程核心课程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由于每门课的老师都讲孤立的小例子,缺乏在各个过程一以贯之的实际案例,项目实践与教学内容衔接不好。同时,实践环节孤立,科研资助、企业实习、兴趣项目、毕业设计等工作之间缺统筹安排。于是,我提出了学生科研实践“一体化”的目标:
学生参与贯穿关键软件过程课程的面向实际的案例;从开始进入实践环节到毕业,学生在锻炼开发能力的前提下,做的工作要有持续安排;前后年级学生间有开发工作的继承与积累;课堂教学、项目实践和毕业设计有机结合,学生实践与学院科研形成有机联系。
“一体化”思想的实施,使学生有机会体验软件开发的全过程,而不仅是程序设计。在他们走上工作岗位时,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同时,在某一方面有较多、而不是零碎的经验积累,而学校获得教学实践内容、项目开发方面的积累。
5.3.2 强化能力
“一体化”思想是贯通知识理念的初步尝试。实际上,教学不仅要关心课程同课程的联系,教师应在授课中设法讲清知识的来龙去脉、从历史到现实的发展脉络、新思想和新知识的形成原因和过程等。此外,还要进一步强调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结合。
学生的能力好坏直接与他们能否很好地胜任未来的工作相关。毕业班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前后,依然有不同程度的动手能力弱、实际训练少、工程观念薄等问题。所以,在吸收知识或收集、加工、处理各种信息的能力基础上,必须注重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工程开发能力、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系统分析能力的加强,并注意引导他们主动了解问题、积极面对问题、努力解决问题的兴趣,鼓励学生关注生活,提出有新意的构思。
5.3.3 重视素质
我们强调既要重视学生的专业素质,又要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倡导学生养成读书的习惯,包括人物传记、发明创造、艰苦创业等内容,了解别人的思想来源和心路历程。这是与知识、能力互相关联的方面。还要让同学们了解多学科渗透、科学与艺术交融的具体内容,并进一步开阔眼界,培养兴趣,给同学们未来的创新工作的开展以启发。
现实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们的政策,通常都由受过教育的人提出,但现在反思,不少政策是短视的、不可持续的或与环境不协调的……我们的工作应经得起“回头看”。面对现实,面向未来,有很多具体工作需要探索和落实,包括如何完善教学质量管理的过程,学校的各种评价如何结合进具体的工作中,如何使学生更主动地学习,如何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改善学风等。这有待于更大范围、更为深入、更加切实的文化建设。
现在大家都推崇蔡元培、竺可桢当校长时的北大、浙大的氛围和传统。2009年8月,我和几位老师还一起顺道去过西南联大旧址,感悟过去,思考现实。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北洋军阀政府对大学内部事务很少干涉,只是抓进步学生。
竺可桢受命于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教育部鞭长莫及,也管不着。老师对学生实施教学,恐怕也是一样的道理,即不能“管”得过多,例如在课堂上不能一股脑儿、不分主次地“满堂灌”。相应的措施,是给学生更多自学时间,在课堂上让学生有更多主动参与、讨论的机会。有学者针对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人才,指出要改革过去的教学方式,提倡启发式过程,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减少课堂教学,增加讨论课,增加实践的课程。这个说法当然有其实际背景。但问题在于这本身可能也只是一种形式,而形式不能保证效果。关键点在于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如果讨论课流于形式,一个或几个同学积极参与,其他同学被动地听,甚至老师袖手旁观,那么,就整个学习效果而言可能更差。所以,在营造宽松、积极的学习气氛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教育的基本目的。就课堂教学而言,老师的最基本的责任是为同学们将疑难之处解释清楚。应当保证这个初衷的落实。这里的初衷有些教育家在半个世纪前就指出过,但还是不容易做好。教育改革任务之艰巨可见一斑。
2009年1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讲话中指出:
充分体现了陶行知先生当年倡导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崇高精神。这种平凡而伟大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我想借这个机会,也给老师提几点希望:一要志存高远,爱国敬业。人民教师的神圣职责就是传授知识,传承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为祖国和人民培养合格的人才。教师要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以培育人才,发展先进文化和推进社会进步为己任,积极引导和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二要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教书者必先强己,育人者必先律己,教师的道德品质和人格对学生有重要的影响。教师要注重言教,更要注重身教。教师的日常工作虽然是平凡的,但教育工作的意义却是不平凡的。
教师应该自觉地加强道德修养,率先垂范,既要有脚踏实地、乐于奉献的工作态度,又要有淡泊明志、甘为人梯的精神境界。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教育和影响学生,努力成为青少年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全社会尊敬的人。三要严谨笃学、与时俱进。教师在教育创新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教师富有创新精神,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教师应该具备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严谨自律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努力发扬优良的学术风气和学术道德。教师是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和创造者,连接着文明和进步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更应该与时俱进,不断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成为热爱学习、学会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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