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网络毕竟不能等同于现实，网络道德的遵守具有了更高的自律要求。在这样一个缺乏道德约束的环境中，如果自我失去道德要求，内心没有道德世界的存在，那是相当危险的。而要想真正解决网络引起的道德问题，也只有从内心的信念入手，才能建立起道德的秩序。因此，网络时代的道德教育不能再是灌输、强迫和控制，而应该适应网络运行的新要求，促进道德生活主体自律意识的产生和主体性道德人格的建立。美国网络研究专家戴森女士指出：“网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掌握自身命运、在地方社区和全球社会中重新定义公民身份的机会。它也把自我治理、自主思考、教育后代、诚实经商以及同其他公民一起设计我们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规则的责任交给了我们。”[13]道德教育也只有立足于道德自我的培养上，才能保持与时代发展的主旋律相一致的品性与意蕴。道德自我的建立，可以使青少年学生学会根据主流社会的思想、道德原则，对各种道德价值观念进行独立的审视和判断，从根本上使他们提高道德认识水平，对社会领域里的复杂现象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具有道德自我的学生，才能善于进行自我反省，成为具有独立个性、不断发展的责任主体，自我生发出精神向度较高的道德自觉的品质。
（三）青少年道德成长的需要
1.当代学生道德问题的透视
青少年时期是人一生中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人意气风发，朝气蓬勃，满怀理想和抱负。但是这时期也是人时常感到迷惘和苦闷，心理未成熟动荡不定的时期。处于这时期的学生尚缺乏个体的生命自觉水平，理性不成熟和自制能力较弱，促进他们的道德成长是教育应尽的责任。
对于中国青少年来说，上学伊始就接受专门的道德教育，到青年期已经获得了较多的道德知识。但是，一个人只接受道德知识而不通过自我的省视，是不能真正具有德性的，道德的发展与知识水平的高低并不成正比。以大学生为例，作为同龄人的佼佼者，他们不仅在学识上高出一筹，而且也应该具有较高的道德认识和判断水平，理应比平常人更能明白道德的真谛和价值。但实际上，不少大学生并不具备道德理性的能力，不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不能运用所学的知识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做出这些选择。
作为一个身份与角色被高度制度化的群体，大学生在中国一度有着“天之骄子”的绚丽光环。但是1999年开始的连续大幅度扩招，使大学俯身面向大众。精英色彩的稀释，逐渐褪去了大学生预先享有的人格的神圣性，使大学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平民化的回归，也使得现今的大学生更显现出常人的真实性。当大学生以“平民”的形象被推至当今时代各种矛盾的交汇点和观念冲突的着力点上，他们思想和心理的震荡尤为强烈，他们的缺陷、不足便在公众的视界中扩散开来。
考试作弊，简历弄虚作假，论文抄袭剽窃，这些在大学生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当代学生社会责任感弱化，源自责任意识缺失的种种道德失范行为普遍地发生，例如：
2004年，已实行4年的“国家助学贷款”濒临夭折，在上海、北京等高校云集的地区，承办贷款的银行纷纷中止了助学贷款申请。据悉，叫停的主要原因是高达20%以上的不良贷款率拖了银行的后腿。以上海为例，先后有50所高校申请助学贷款业务，除10所尚未进入还款程序，剩下40所中有37所不良贷款率超过20%。[14]
实施助学贷款，是国家利用金融手段完善我国普通高校资助政策体系，加大对普通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力度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但是不少学生大学毕业后却不按期还贷，大学生拖欠助学贷款的事一再被媒体曝光，一并出现的还有高校扣奖学金、扣发毕业证书，银行欲公布“黑名单”、欠贷诉讼等现象。除了有些学生的确因就业困难，无力偿还贷款，相当一部分则是契约意识、信用意识淡薄，抱有侥幸心理拖欠贷款。
诚信乃为人之本，孩提时起每一位学生就被教育要诚实守信，“言必信，行必果”一类的格言早已作为优秀文化遗产而列入教科书中。然而，对于朗朗上口的谆谆教导，很多大学生却根本不屑一顾。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博士，被中国学生视为成功的榜样，他告诫中国学生要坚守诚信、正直的原则，有些学生不守诚信，让中国学生的名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在美国，中国学生的勤奋和优秀是出了名的，曾经一度是美国各名校最欢迎的留学生群体。而最近，却有一些学校和教授声称，他们再也不想招收中国学生了。理由很简单，某些中国学生拿着读博士的奖学金到了美国，可是，一旦找到工作机会，他们就会马上申请离开学校，将自己曾经承诺要完成的学位和研究抛在一边。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已经使得美国相当一部分教授对中国学生的诚信产生了怀疑。应该指出，有这种行为的中国学生是少数，然而就是这样的“少数”，已经让中国学生的名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另外，目前美国有很多教授不理会大多数中国学生的推荐信，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推荐信根本就出自学生自己之手，已无参考性可言。[15]
当代中国学生道德意识的缺乏，绝非仅仅表现在诚信问题上，近年来，关于大学生不懂得感恩的报道在媒体上此起彼伏。“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们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作为知识较高层次的大学生，当然更懂得这个道理，对于别人对自己在困难中的热心帮助，即使无以回报，至少也应该有一种心灵的感动，但恰恰很多大学生忘记了这一点。对于“恩情”的忘却，不仅是道德良知的一种泯灭，更是人性的一种退却。例如：
1997年，某化工机械厂退休职工张明星来到成都市青白江区某重点中学，承包了学校的食堂。1997年9月的一天，4名特困生在住校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张明星的面前。了解到他们每周只有20元左右的生活费后，张明星当即决定每周收男生15元，女生10元，剩下的让他们拿去买学习资料和日用品，在当时，其他学生每周的生活费是30元左右。“我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孩子，知道他们很不容易，就萌发了无偿资助贫困学生的想法。”，张明星说，“学生困难我心痛啊！”后顾之忧解决了，4个孩子放下包袱一心扑在学习上。2000年夏天，4人分别考上了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但令张大爷遗憾的是，4人中没有一个人回来看望过他。随后几年，张大爷又资助了86位贫困生，总金额超过8万元。被资助的学生中，有77人走进了大学校门，其中不乏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名牌大学，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以任何方式对张大爷表达过自己的感激之情。张明星今年65岁，退休工资是500元，他的老伴是一名农妇，没有收入。“花点钱倒没啥，只要娃娃们吃得饱、成绩好。”张大爷说。尽管如此，资助过的77名贫困学生没有一名回来看过自己，张大爷还是打心底感到遗憾。“他们考上了大学，我心里还是很牵挂，老在想，现在他们的生活好不好？学习怎样了？”[16]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也在当代大学生的头脑中滋生蔓延，大学校园生活攀比的热度越来越高，为了挽回心理的落差，在虚荣心的驱使下道德的屏障显得无能为力。个别大学生为了金钱，精神堕落，人格丧失，丧失了廉耻之心，女大学生“傍大款”、当“三陪”，男大学生偷、抢等现象时有发生。
更让人们惊心的是，当代学生生命道德责任缺失严重，不懂得生命的内在价值和意义。很多大学生缺乏对生命高贵的尊重、对生命本真的体验，致使一幕一幕对生命“不道德”的悲剧的上演：
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为了验证熊的嗅觉敏感，两次用硫酸严重烧伤北京动物园的5只黑熊。
天津医科大学学生马晓明因被退学而觉得生活无意义，杀死了亲生父亲与祖母，并打算再杀死母亲和自己。
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因打牌与同学发生口角而上升至仇恨，在宿舍连杀四人。
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人后担心受害人记住车牌号码，又下车将伤者刺死。
近年来，在校大学生犯罪数量连年上升。据调查，1965年，青少年犯罪在整个社会刑事犯罪中约占33%，其中大学生犯罪约占1%；“文革”期间，青少年犯罪占整个刑事犯罪的60%，其中大学生犯罪占2.5%；近几年，青少年犯罪占70%～80%，其中大学生犯罪占17%。[17]一些来自司法部门的材料也显示出相同的结果，“以前大学生犯罪比较少，每年不超过10件，但进入21世纪后……大学生犯罪随之增多，去年少年法庭判处了69名大学生，今年1月至11月，已判了52个”。[18]
大学本应是心灵畅怀欢笑的地方，但是大学生的实际行为与社会的道德目标相距较远。不少学生存在着知行不一的道德缺陷，甚至正徘徊于道德底线，使得人们为他们的道德成长而忧心，更使得人们对时代的发展充满深深的忧虑。“这就是未来的一代”“教育究竟怎么了”，这些批评的背后，不仅是一种疑惑不解，更是一种不满和不快。道德风气的下降，道德教育的不尽如人意，让人们产生了当代青少年精神滑坡的哀叹。
从客观原因上来说，经济改革造成的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不同文化频繁交流与震荡，使当代学生的内心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深刻，其内心的价值冲突和情感上的苦恼与困惑不断出现。校园内，贫富差距的内心失衡、人际交往的多元复杂、感情生活的变幻莫测、就业压力的严峻态势等，都会使道德的屏障往往显得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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