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家父母的拜年就更被省略掉了。除夕夜，母亲会在我们枕下塞几毛钱的红包，我们打开看看，一点儿喜悦的感觉也没有，因为过了年，母亲会把钱全部收回去。
记忆中唯一可以去拜年的，就是阿婆家。她是我叔叔的妈，我们对门而居，两家的关系不即不离，像少有走动的亲戚。
阿婆从没给过我们压岁钱。我们这么惦记着给她拜年，图的是她家的一点儿零食，叔叔和婶婶是双职工，阿婆家的条件比我们家好多了。
一大早，我和弟弟穿戴整齐了，就去敲阿婆家的门。阿婆通常让我们在寒风里稍等片刻，然后才开门。阿婆并不欢迎我们进屋，而是用一个木制盘子把我和弟弟堵在门外。于是我和弟弟双手合十，口里念念有词：阿婆，祝你老脚轻手健，长命百岁……
盘子里面放着七八根阿婆自晒的番薯条，十来只带着干泥巴的荸荠，一把爆米花。我们谢过了，抓起它们往口袋里装，然后把盘子还给阿婆，欢天喜地地回家了。
那些荸荠和番薯条，就这么温馨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上了小学，我懂得难为情了，再也不好意思为了零嘴儿巴巴地去敲阿婆家的门。但是拜年却换了一种形式进行着，对象也换成军属和烈属。在村干部或小学老师率领下，我们敲锣打鼓，去登这些“光荣人家”的门。每到一处，先放一串热情洋溢的百子鞭炮。烟硝还未散尽，老师们就拉起了二胡，吹响了笛子，我们这帮小丫头们就载歌载舞，唱起了拜年歌：
新年到（哪个）好热闹，
男女老少（那个）齐欢笑。
鼓儿咚咚地响（咚锵咚锵咚咚锵），
锣儿当当地敲（哐嘡哐嘡哐哐嘡）。
快乐的新年年年有，
（呀么）今年新年更热闹！
这样的拜年虽然赚不来零食，但让我们感到快乐。干部和老师们还因此受到上级部门的表扬，于是越发地热衷起拜年来。每每放了寒假，他们就组织节目，叫上我们认真排练，从单纯的一首《拜年歌》，扩大到演唱《四季调》，《杨柳青》，还有相声、三句半和小戏，阵容也逐年庞大起来。在外就读的高中生、大学生回来了，也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后来居然连大型黄梅戏和瓯剧都搬上台了。朔风中，年味儿伴着悠扬的旋律，把节日的氛围营造得浓浓的。我们村的人真是太有才了，他们会审时度势，自己编剧，自己谱曲歌颂合作化，宣传政策法令，把拜年活动搞得如火如荼。
“拜年团”出名了，到处有人请。白天忙不过来了，晚上接着干。为了让我们发挥得更好，乡亲们卸下自家大门，搭了结实的戏台，挂起了白炽的汽灯，还让我们涂脂抹粉，风风光光地登台演出。
风光是风光了，可从来没人往我们口袋里装点番薯条和爆米花。三九天气，北风呼啸，我们身上的那点卡路里早被刮跑了，衣袂飘飘地站在四面透风的台上，冷得上下牙齿一个劲儿打架。我想糟了，这个样子开口演唱，还不把自己的舌尖都磕掉了？可奇怪的是，只要音乐响起，我们一个个都不哆嗦了，伶牙俐齿地该说快板说快板，该唱道情唱道情，一个绊子都不打。
年纪渐长，我退出了那种张扬的团拜。再后来自己做了母亲，各种压力让拜年的冲动越来越远。春节不回娘家，就例行公事地给二老寄张贺卡；回一次娘家，拜年的话还没出口，母亲就把压岁钱往我儿子怀里塞。那时候他们还很穷，这让我非常不安。再后来，父母亲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他们的孙辈曾孙辈已经递增到数十个之多，母亲怀里就揣上数十个红包，见一个塞一个，好像在弥补当年对我们的亏欠。
如今的拜年，倒是越来越现代化了。节前节后，只要你愿意，拜年电话打爆了也没人管。坐在电脑面前轻轻地敲击键盘，“伊妹儿”像报春的喜鹊一样，快活地飞过来飞过去：手机短信最有创意了，读着那些温馨的文字，我总是幸福得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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