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京师洛阳修建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的一些老人还是怀望西汉时期的京都长安。班固感到前世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的词赋，多以讽喻为主，就作《两都赋》。通过对长安地理位置，宫室台榭，田猎游览等场面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对长安旧制度极度豪华、奢侈的讽喻，同时颂扬了大汉的功德，及东都洛阳的礼仪制度、宫室建筑都合于礼法，肯定了东汉迁都洛阳的政策。作为一个认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的杰出史学家，班固的《两都赋》和司马相如、杨雄等人在赋中的同类描写，写实性有着明显的增强，剔除了前世赋家津津乐道的奇异的神话渲染成分，而不言怪力乱神的理性精神。在某些必要的夸张渲染部分，也处理的较有分寸，较之司马相如等人所做大赋减少了华艳、迭宕的文势，整体上给人以内容丰富而描写平实的感觉。
《两都赋》为其赋学作品中的代表作，深受当时及后世的器重。后来，班固又作名篇《咏史》五言诗一首。诗曰：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复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激扬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这首诗歌咏了西汉初期的一位奇女子——淳于缇萦。正是由于她伏阙上书，不仅解救了触刑的父亲，还感动汉文帝下达了废除肉刑的着名诏令。
缇萦救父的故事，讲的是西汉文帝十三年间，齐国临淄地方有个叫淳于意的书生，非常喜欢医学，曾拜同君元里公承阳庆为师学医。三年有成，回到故里为人治病。因为医术高明，很多疑难病症，经他诊治，药到病除。所以，他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夫。
后来，淳于意又做了几年齐国太仓县的县令，但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做官，不如去做医生，治病救人。于是，他便辞了官职，仍旧去做医生。由于他乐善好施，医德高尚，当地的很多人都找他治病，甚至不远百里之外的达贵商贾也赶来求医。有一天，有个大商人的妻子患了病，请淳于意医治。商人的妻子患的病是不治之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服用了几付药也不见好转，过了几天之后，就死去了。
于是，那个大商人就告淳于意是庸医杀人。当地的官府就把淳于意抓起来，审判定罪成“肉刑”。西汉初期时的刑律规定，“肉刑”约分为三种：一是在脸上刻字；二是割去鼻子；三是砍去左右脚趾。只是因为淳于意曾做过县令，地方官府不能擅自加刑，才不得不奏达朝廷，有诏令将他押送京都长安去受刑罚。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
临别之时，他叹息地说：“唉，生女不生男，有了急难，一个有用处的也没有。”几个女儿愁得直哭。最小的女儿叫缇萦，又是伤心又是气愤。心想：“为什么女儿就没有用处？难道我就不能帮助父亲吗？”她决定跟随父亲一块到长安去。这时，淳于意反倒疼爱她，不让她跟随去长安，劝她留在家里。那押解犯人的差役也不愿意带着个小姑娘，路上多添麻烦。但小缇萦可不依不挠，寻死觅活的非去不可。
解差怕犯人还未送到，先出了命案，只好带着她一块走了。来到长安以后，缇萦便要上宫殿见汉文帝。守卫宫门的官吏不让她进去，把她急得放声地啼哭起来。随后她就写了一封信，把信交给了看守宫门的官吏。他们觉得小姑娘甚是可怜，遂把缇萦写的信递了上去。汉文帝听说上书的人是个小姑娘，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是十分动人。那信上写着：我叫缇萦，是太仓县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县令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这会儿犯了罪，判为肉刑。我不但为父亲伤心，也为所有判为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的脸上刺了字，就造成了毁容。割去了鼻子，就不能再按上去了。砍去脚趾就成了残废，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恢复身体原来的样子。我愿意让朝廷判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恳求皇上开恩！
汉文帝看完书信后，不但同情小姑娘的一番孝心，而且深深地感觉到过去的“肉刑”过于残酷，认为缇萦上书讲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汉文帝赦免了淳于意，命有司放他们父女返回家乡。同时，又召集大臣商议，并对他们说：“一个人犯了罪，应该受到惩罚。可是受到了惩罚，得到教训，就应该让他重新做人才是。如果在他的脸上刺了字，或者毁了他的肢体，这就太过分了。这样的刑罚怎能劝人为善呢？我决定废除‘肉刑’，你们商议一下，找个代替‘肉刑’的办法吧。”
朝廷的大臣经过商议后，拟定了三条罚规：一是废除脸上刺字，改为做苦工；二是废除割鼻子，改为打三十大板；三是废除砍去脚趾，改为打五十大板。汉文帝许之，并下诏废除“肉刑”。至此，犯人受刑罚避免了伤残身体。班固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作诗并不是他的强项，然而在诗歌的发展史上，人们总要提到他。
这是因为他在两个方面都开了风气之先，一是文人写作五言诗，班固可以算得上东汉少数先驱者之一；二是诗有“咏史”之杰作，班固又堪称千古之首者。这两方面奠定了他在诗歌史上地位的，就是这首五言体《咏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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