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纳里·奥康纳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20世纪罗马天主教最强烈的支持者之一，美国文学中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之一，“美国二战后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70]甚至很多评论家开始把奥康纳看做“美国南方最优秀的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对此也只能望尘莫及”。[71]虽然作品不多，但是奥康纳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广泛关注，且引起诸多争议，可以说是20世纪最复杂的美国作家之一。
在其短暂的39岁的生命中，奥康纳创作了2部长篇小说和31部短篇小说。她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和《上升的一切必汇合》，长篇小说《智血》以及《暴力夺取》，书信集《生存的习惯》以及散文集《奥秘与习俗》等。奥康纳获得了三次欧·亨利奖：1957年，短篇小说《格林里夫》为奥康纳赢得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奖；《上升的一切必汇合》和《启示》分别于1963年和1965年为她获得这一奖项。圣·玛丽大学和史密斯大学分别在1962年和1963年授予奥康纳名誉博士学位。1971年，奥康纳的《短篇小说全集》（The Complete Stories）由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公司（Farrar，Straus and Giroux）出版，收录了《好人难寻》、《上升的一切必汇合》两部短篇小说集中的所有作品以及其他几篇此前未被收录过的作品。《短篇小说全集》获得1972年美国全国图书奖。2009年，作为美国全国图书奖6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奥康纳的《短篇小说全集》被网络参评者评为美国国家图书奖60年“最佳全国图书奖小说”（Best of the National Book Awards）。
奥康纳所引起的关注和欣赏在她那一代文学女性中非常罕见。早在1955年6月《好人难寻和其他故事》故事集出版时，《纽约时报》肯定她为“我们最有才气的年轻作家中的巅峰人物”。[72]《纽约时报》书评称赞奥康纳实现了亨利·詹姆斯对莫泊桑的赞美之词“一位大师的艺术洗练”。[73]1965年4月，奥康纳的遗作——小说集《上升的一切必汇合》出版，较之奥康纳以前的所有作品，这部作品反应是最强烈的，而且是一致的。评论家查尔斯·玻尔说：“她的允诺……兑现了。”[74]《新闻周刊》评论家称之为“一个大师的作品”。[75]玛格丽特·安妮·奥康纳指出：“她每年所得到的批评界的关注比其他任何的20世纪的美国女作家都多。”[76]
作为一名南方作家，奥康纳利用自己的多重边缘身份穿梭于不同的文化层面，创作出了迥异于时代的奇特作品。她是生活在以新教群体为主的美国南方“《圣经》地带”的罗马天主教徒，在现代的美国社会中，却虔诚地笃信托马斯主义；一位始终单身的现代南方知识女性，却述说着一个又一个家庭中的无爱或无性的婚姻；一位在创作之初就患上了导致他父亲死亡的不治之症的独生女儿，记录着南方家庭中奇特的亲子关系。她的作品中的人物被大多数读者看作是畸形人，了解她的生活环境的人们却感叹其真实性。其作品常常涉及大量的宗教内容，可是评论家不仅对其作品的宗教性褒贬不一，甚至怀疑其宗教性的存在。同时，她的怪诞的写作风格却伴随着一些评论家“绝非怪异”的结论。诸如此类的矛盾甚至对立的评说此起彼伏，使这位39岁就英年早逝的女作家备受评论界的关注。作为一位作家，奥康纳的作品数量相当有限，然而，相对于其作品数量而言，评论界对于她的作品所做出的反应却相当可观。
如此高的评价和众多的荣誉当然会伴随着相应数量的评论和研究。奥康纳评论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数量的巨大。《才气》（Esprit）杂志1964年发行了专门纪念奥康纳的冬季号专刊，当时文学界和神学界的名流大家纷纷撰稿，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索尔·贝娄（Saul Bellow）、J.F. 鲍威斯（J. F. Powers）、约翰·豪克斯（John Hawkes）以及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等小说家，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罗伯特·洛韦尔（Robert Lowell）和艾伦·泰特（Allen Tate）等诗人，威廉·范·奥康纳、雷·B.韦斯特（Ray B. West）、弗兰克·克门德（Frank Kermode）以及刘易斯·D.卢比（Louis D. Rubin）等教授学者和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哈罗德·C.卡迪纳（Harold C. Gardiner）以及纳桑·A.斯科特（Nathan A. Scott）等神学家各抒己见。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作家、评论家和神学家对奥康纳交口称赞。诸多知名人士济济一堂，跨越了地域、宗教和学科的范畴来纪念这位几乎“足不出户”、在家里面叙写她的宗教的南方作家，足以证明这位英年早逝的南方天主教女作家在当时的影响力。在《奥康纳的南方》一书中，罗伯特·科尔斯曾经写道：“二十几个短篇和两部薄薄的长篇还能再获得比这更多的批评界的关注吗？”[77]自从奥康纳去世以后，“她的生活和她的作品已经成了一种可以和福克纳匹敌的产业”。[78]
奥康纳的作品允许，甚至诱使，人们从迥然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评论家们有的将其视为纯粹的新批评对象，有的探讨其作品中的畸形和怪诞；有的将其视为中世纪时的神迹剧，并对其进行类型学研究，有的对其进行心理分析解读；有的将其作品看作是上帝对人类恩宠的戏剧版，是抽象的哲学和神学观点的化身，甚至认为其作品是复调式多声部的剧中剧。同时奥康纳的作品又具有典型的地方色彩，对她生活的地区进行了忠实的记载。奥康纳自己曾经把“小说的题材”界定为“主要由魔鬼掌管的领土上所表现出的上帝的恩宠”。然而，奥康纳同时又坚信好的创作开始于具体的“经验，而不是抽象的提取”。[79]
早期的奥康纳批评通常是“按照新批评和基督教主线进行的”。[80]除了对她的风格、结构、象征主义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之外，批评的焦点通常集中在奥康纳的作品的神学意义方面。
首先，评论界广泛认同的是奥康纳是一位宗教作家，她笔下的是一个“痴迷上帝的世界”。[81]奥康纳认为：“尽管南方很难说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但是可以极为肯定地说是被基督所缠绕的。”[82]奥康纳在各种信件和讲座中不止一次地解释自己的作品，赞美基督教的美德，以此消除她认为读者对她的作品的误读。她宣称：“我是从正统的基督教立场看问题。”[83]奥康纳自己的评论极具吸引力。她的宣言吸引了那些认同她的作品体现了基督教教义的评论家，奥康纳声称：“我写的所有故事都是有关上帝的恩典降临到不愿接受它的人物身上”，[84]“在我看来，似乎所有美好的故事都是关于皈依的……”。[85]奥康纳理所当然地被一部分评论家认为是“一位神学家”[86]和“一位精神作家”。[87]同时，奥康纳曾经迫切地解释她的艺术意图：“我以我的方式写作，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这是事实，像秃头一样无法掩饰。然而，我是特别具有现代意识的天主教徒，荣格描述为‘非历史的、孤立的和有罪的’那些东西。”[88]这一解释似乎又给读者布了一个新的迷局，引起了那些坚决不承认奥康纳作品的正统基督教价值观的评论家们的关注。
在探究奥康纳作品的宗教意图时，评论界通常把焦点集中于论证奥康纳是否是一个她自己所标榜的正统的基督教徒。对于奥康纳的自我剖析，评论家或者完全顺应，或者加以扩展，更有人干脆完全摒弃。许多读者喜爱奥康纳的作品，却不知道如何理解她的信仰。世俗大学的文学教授在热切探索她的故事，但淡化或完全忽视她的天主教信仰的迹象。然而，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对她的故事的误解并不局限于非天主教徒。伊莉莎白·雷维尔在《象征的异端：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小说中的圣礼》中指出，奥康纳的小说观是圣礼式的而不是象征式的，奥康纳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当代语境下对圣餐、浸礼等宗教仪式的文学表达。罗伯特·德雷克认为：“这个作家只有一个故事可讲，即原罪和救赎。”[89]罗伯特·E.戈尔登认为奥康纳研究中最首要的问题是，探究“奥康纳自己所说的宗教意图和小说中这一意图的实现之间的关系”。[90]马歇尔·布鲁斯·哥恩特瑞指出了评论界对于奥康纳的天主教信仰的理解中所出现的极端的不一致。他把奥康纳研究分为四类：“第一类否认奥康纳作品中神学意图的实现，第二类则认为奥康纳的世界观是正统的天主教思想，第三类则认为奥康纳的宗教观过于苛刻，第四类则干脆质疑奥康纳作品中存在宗教意图。”[91]安德烈·布莱克·斯坦恩论述了奥康纳作品中的“异端”，并且警告说：“奥康纳关于她的艺术所作的公开声明——她的大多数评论者都热切地对此作出呼应——绝不是解读她的小说的最佳导引……奥康纳是一位天主教徒。她不是一位天主教作家。”[92]布莱克·斯坦恩认为：“奥康纳不是在回归天主教传统，相反却是在走向宗教改革和17世纪所带来的新教主义的福音教派，她的嫡传应该是现代南方偏远地区的先知们。”[93]苏珊·莫楼·保罗逊指出：“仔细阅读奥康纳的作品，我们便会从中获得许多的回馈——我们不仅能够从中深刻地了解到天主教的价值观，还能感受到现代哲学思潮以及人类洗礼发展的某些轨迹。”[94]通过考证奥康纳作品中对于基督教伦理的描述，很多评论家得出结论：“奥康纳是一个反人类者，她把人类救赎的希望寄托在上帝的恩宠和宗教信仰之上。”[95]在《弗兰纳里·奥康纳和爱的奥秘》一书中，理查德·戈爱诺恩对奥康纳的书信、散文和评论进行了研究，并且探讨了奥康纳所利用的《圣经》文本和法国哲学家兼科学家塔哈德·迪·夏尔丹的观点。戈爱诺恩指出，奥康纳小说中描述的是一个暴力的上帝，奥康纳的小说唤起了人们对《旧约》中的那个暴君式的耶和华的回忆，他的爱“就像一阵冷风一样冰冷刺骨”。[96]
在宗教视角下，批评家们对于奥康纳的作品经常谈论的另一个方面是她的畸形人。奥康纳说：“每次别人问我为什么南方作家尤其偏爱塑造畸形人时，我都说这是因为我们还能识别出畸形人。”[97]西方评论界认为，奥康纳小说刻意渲染宗教意识，风格怪诞。关于奥康纳作品中畸形人的运用得最为综合全面的研究之一是弗雷德里克·阿萨尔斯的《弗兰纳里·奥康纳：极端想象》。该作品对奥康纳小说中畸形人形象作了综合全面的研究，其中心是“对于极端的激情”。阿萨尔斯认为这种激情构成了奥康纳作品的形式，并且他提出了把张力看成奥康纳作品的宗教维度的核心的观点。[98]马歇尔·布鲁斯·哥恩特瑞运用俄国形式主义者巴赫金的理论论证了奥康纳的畸形人运用他们的畸形获得救赎的观点。哥恩特瑞把“消极的畸形人”和“积极的畸形人”进行了对照。前者揭示出一种理想的堕落或者降格；而后者则是作品中的人物克服理想降格从而获得救赎的手段。哥恩特瑞对于奥康纳所作的研究的一大优势就是对人物的心理进行了强调，表明了这些人物的转变都是他们互相合作以求达成救赎的做法的结果。尽管阿萨尔斯和一些批评家赋予了奥康纳的畸形人以积极肯定的内涵，认为其或者揭示了人物的发展过程或者指向了某种超验的存在。其他的一些评论家则认为奥康纳作品中的畸形怪诞并没有任何超验的所指；相反，却呈现了一个邪恶的世界或者一种魔鬼般的可怕景象。评论家往往声称奥康纳描述了一个如此凄凉和扭曲的世界，以至于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产生一种极端的分裂。奥康纳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中显得特别突出的是数量不少的怪僻而“不合时宜”的人，以至于有些评论家认为，奥康纳“有意识地选择怪诞的形象来震动读者”，将奥康纳本人称作“畸零者”。[99]也有人认为，奥康纳是“创造畸形人的能手”，因为“她相信作品中人物的畸形能使读者更深刻地洞悉人生、了解人生”。[100]奥康纳作品中的畸形人的身体上的残疾更衬托出他们精神上的缺陷，他们是精神上的畸形人。
同时，对于奥康纳的风格，评论家们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南方》中，罗伯特·科尔斯以美国南方社会现实为切入点，证明奥康纳看似怪诞的创作风格正是源于作者对宗教气息浓郁的南方生活的深切关注，气息浓郁的宗教氛围是南方生活的真实写照。奥康纳的作品表达了美国南方特有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宗教氛围，是对美国南方特有的风土人情的艺术加工。可见，无论是肯定或否定，赞扬或贬低，从对奥康纳批评的早期开始，人们对于奥康纳关注最多的通常是她的作品主题中的宗教意义和怪诞的人物塑造。
然而，评论家当然不会仅仅因为奥康纳是天主教徒就接受她的作品是天主教的。在人们反复强调奥康纳作品中的神学主旨的同时，不同的声音始终相伴而生。评论家们试图通过运用很多非宗教的批评理论从一个崭新的视角重新解读奥康纳的小说。最醒目的变化是注意力从对奥康纳作为南方的地域作家和天主教徒转移到奥康纳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上来。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奥康纳给女性主义提出了一个挑战。她的文本有着明确的对于性别问题的关注。然而，奥康纳又赋予了作品中有着女性反叛意识的女性以悲惨的结局。奥康纳或者搬出上帝的“启示”或者运用人间的巧合对这些女性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奥康纳显然对于罗马天主教会历史上所持有的性别偏见相当熟悉，然而，她似乎更喜欢去谴责“某某先生”，而不是去批评整个的宗教结构。[101]有的评论家认为，奥康纳在对待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时有很大的不同。男性角色粗鲁好斗，很有侵略性和报复心，但当上帝的恩典以暴力的形式出现时，大部分遭到惩戒的都是女性。[102]因此，对奥康纳的作品的早期女权主义解读中，很多批评家相信奥康纳接受了艺术依托于男性特权的观点，认为她对于自己想去篡夺这一特权的做法感到非常不舒服。凯瑟琳·亨普尔·布罗恩曾说：“奥康纳十分艰难地使自己迎合合乎规范的阳刚之气的陈述，她将自己的女性身份隐藏在了男性化的、通常有厌女情绪的人物、叙述者和情节背后。”[103]持有这一观点的批评家们指出，奥康纳的确曾经表示女性并非一定是命中注定是“艺术的沙漠”（artistic sterility）。[104]她解释说：“艺术远非仅仅是男性的天地，它部分是上帝对于事物的准确命名。”[105]换句话说，奥康纳在某种程度上把真正的艺术和建立在父权制理想之上的教会领袖——一个中性的上帝——联系在了一起。这看起来有悖常理的连接使奥康纳为女性在现实中在“男性的天地”驰骋找到了合理性。然而，这些评论家们却坚持认为，正是在奥康纳为自己可以遨游在男性天地反复地推理时暴露了奥康纳的关于“女人不适合成为艺术家”的观点。他们甚至得出结论，认为奥康纳是一位厌恶女症者。约瑟芬·海恩蒂（Josephine Hendin）、玛撒·斯蒂芬（Martha Stephens）、路易丝·维索林（Louise Westling）、玛格利特·威特（Margaret Whitt）、马歇尔·布鲁斯·哥恩特瑞和帕特丽夏·伊格（Patricia Yaeger）探究了奥康纳作为一位“南方淑女”和一位职业作家双重身份之间产生的冲突，分析了奥康纳解决自己面对这些冲突时所使用的各种策略和手段。[106]约瑟芬·海恩蒂在作品中提出奥康纳迫切渴望逃离南方女儿综合征的禁锢的强烈动机。玛撒·斯蒂芬则从更早一点的女权主义视角对奥康纳进行了剖析。她说奥康纳是受到性别禁锢的一位短篇小说家，不情愿地成为长篇小说家。斯蒂芬说，奥康纳“对于企图创作她的南方男性同胞在从事的复杂、冗长的长篇小说的想法会感到绝望，如乌尔夫（Wolfe）以及稍早些的福克纳、斯戴恩（Styron）和沃伦”。[107]路易丝·维索林巧妙地把奥康纳的书信、论文和小说融合在一起，把奥康纳放在了包括她的同时代姐妹和更久远的女作家背景之中，构建了一个女性创作的传统。凯瑟琳·海普尔·普罗恩则认真比照了奥康纳的手稿和最后发表的定稿，对奥康纳手稿中的女性形象和这些女性形象对作品中的男性形象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同时对这些女性形象在发表的作品中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她提出，奥康纳的手稿和其作品中女性的逐渐失声揭示了“她所身处其中进行创作的传统要求她必须效忠于男权主义价值观”。[108]普罗恩指出，尽管在她的多篇短篇小说中都有女性形象，但是“她们绝大部分时间是充当特有的女性特质的可笑样板，是非理性行为的荒唐榜样，这使得她们无一例外地不堪一击，脆弱不堪”。[109]莎拉·戈登则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待奥康纳的小说。戈登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奥康纳传记的材料，以及她的散文和未发表的信件来强调作者作品中的张力：一方面是一种欲望，想去解构南方社会的妇女观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她又内化了父权制下的文学和宗教传统，这些东西在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通过重构父权制对作者的影响，戈登提出，为了能够成为一位受到认真对待的南方女性作家，奥康纳在她的作品中运用了现代男性对于女性经验的凝视和厌女症者的眼光。其他的评论家则就奥康纳作品中的性别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观点。萨拉·P.拉斯（Sura P. Rath）和玛丽·奈芙·肖（Mary Neff Shaw）编辑的文章表明，作为一名作家，奥康纳充分参与到了20世纪的性别论争之中。有些批评家则干脆指出，尽管奥康纳重视父权制的文化和宗教，她仍然“也许会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110]现代评论家则通常把奥康纳的女性畸形人看作是巴赫金式/拉博雷式的狂欢人物，也就是说，把他们看作变化和救赎的形象，而不是被放逐的形象。马歇尔·布鲁斯·哥恩特瑞认为性别问题是奥康纳文本中的主要“争辩领域”，[111]奥康纳的人物“在走向雌雄共体时找到救赎”。[112]他指出，这些人物在开始时不是过分男性化就是过分女性化，但是最终都会在两性的极端之间的中间位置安定下来。理查德·戈爱诺恩认为，奥康纳“把消除性别差异作为人类身份的基础”。[113]他指出，在消除性别的过程中，奥康纳的文本消解和混淆了传统语境中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此处所提到的关于奥康纳作品中的雌雄共体研究把奥康纳的人物定格在了消除性别差异的中性地带。由此可见，在对奥康纳作品进行的女性主义解读中，不管是对她持批评态度还是肯定态度，奥康纳都已经深深地卷入到了性别问题之中了。
作家的南方地区身份也是引起学者关注的另一焦点。其中，路易斯·D.鲁宾在《弗兰纳里·奥康纳：关于文学潮流》中谈到作家创作在时间和地点上最大程度地依赖于南方，最小程度地依赖于宗教。她的作品反映了南方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南方人关于人类和社会不完美的观点。其中，罪恶意识和超越意识是南方精神的标记。与以上观点相反，约瑟芬·海蒂恩在《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世界》中认为，奥康纳放弃了南方最为关切的事。在其笔下，南方呈现出消极的面貌。而后，迈尔斯·奥瑞维尔在《看不见的游行：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小说》里也探讨了奥康纳小说中的南方，他认为，相较于关注种族的紧张关系，奥康纳更为关注个人的自我认识。奥瑞维尔同绝大多数评论家一样更多地倾向于伦理道德批评。问题仍在继续，评论家从围绕“南方”的讨论逐渐转向探究作家创作的内在动因。对一些评论者而言，奥康纳的作品刻画了关于人类生活最极端冷酷和肮脏的画面。玛莎·斯蒂芬在《弗兰纳里·奥康纳的问题》里不断提出疑惑，她推测作家疾病与其小说创作的关联，探索其残暴、可怕的小说模式构成的内在因素。此后还有一些评论家结合传记来研究奥康纳的写作风格，继续探讨作家创作与“南方”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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