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奥康纳研究

    在我国，虽然奥康纳至今仍不被广大的读者所熟知，但是中国读者对她也并不陌生。我国出版的《美国文学选读》类的书籍不约而同地将她的著名短篇小说《好人难寻》选入或介绍。关于奥康纳的介绍和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之中。中国评论界对奥康纳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对奥康纳的作品进行了一些译介，并没有太多的关注。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十年。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奥康纳研究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奥康纳的作品或者对奥康纳作品的介绍频繁出现在一些非常权威的文学作品选集或文学史中；二是这一阶段的研究关注点放在西方公认的奥康纳著名短篇之上；三是大多数的界定和诠释呼应西方评论界的观点。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的几年。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奥康纳研究一方面仍然集中于著名短篇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开始呈现色彩斑斓的画面，更多的解读开始具有新的广度，新的理论开始运用于对奥康纳的阐释。

    一 奥康纳作品的译介

    奥康纳的创作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在我国，最早出现的奥康纳作品的汉译本却是在1979年由屠珍翻译的短篇小说《好人难寻》，收录在《美国当代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中。另一短篇小说《汇流》（巫宁坤译）则收录于《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114]1986年，主万、屠珍合译奥康纳的18部短篇小说，以《公园深处：奥康纳短篇小说集》为题，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篇目涵盖了奥康纳著名的小说。1988年，由秋海翻译的《弗兰纳里·奥康纳——南方文学的先知》，以传记式的写作手法介绍了作家的生平并对其重要作品进行评析。另外，杨立平翻译的《奥康纳书信四则》（《外国文学》1995年第1期）使读者对奥康纳的创作思想有了较早的了解。2001年，周欣翻译的长篇小说《慧血》（又译《智血》）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2010年，在国内首次中文正式授权引进奥康纳的文集，这为中国读者全面了解这位美国天主教女作家提供了良好契机。为此，北京新星出版社开始逐步推出奥康纳作品，包括两部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於梅译，2010年版）和《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仲召明译，2012年版）；两部长篇小说《智血》（蔡亦默译，2010年版）和《暴力夺取》（仲召明译，2011年版）；以及《生存的习惯》（马永波译，2012年版）。在这次出版之后，媒体对奥康纳的报道有所增加，关注度明显提高。国内关于奥康纳的传记译本只有一部，是由苏珊·巴莱著和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的《弗兰纳里·奥康纳：南方的文学先知》。

    二 20世纪末奥康纳作品的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最早的对奥康纳的评述。黄梅在《弗兰纳里·奥康纳——南方的预言家》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奥康纳作品的人物、主题、情节等，同时深入地描述了“正常人”世界以及破坏者形象，指出，奥康纳借着暴力打击使罪人意识到自己的罪恶，给人们启示，使人们警醒。20世纪90年代开始，奥康纳作品或者对奥康纳作品的介绍频繁出现在一些非常权威的文学选集、文学评论或文学史中，如，钱满素的《美国当代小说家论》（1991年版），王长荣的《现代美国小说史》（1991年版），傅景川的《20世纪美国小说史》（1996年版），吴富恒主编的《美国作家论》，常耀信的《美国文学简史》（1999年版），李公昭的《20世纪美国文学导论》（2000年版）以及刘海平、王守仁、张冲编著的《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一卷》（2000年版）等都对奥康纳进行了评论或介绍。

    这一阶段的研究把关注点放在对奥康纳的作品的总体评价上或西方公认的奥康纳著名短篇之上，如《好人难寻》、《善良的乡下人》等。[115]其中，张建立在《弗兰纳里·奥康纳其人其作》（1995年）一文中对奥康纳的作品进行了总括性的介绍，提到了几篇少有人关注的短篇，如《天竺葵》、《理发匠》、《山猫》等。石云龙在《试论奥康纳短篇小说特色》中从背景、主题、形象、心理、象征诸方面进行细致的分析。在这一阶段，中国评论界的大多数的界定和诠释都呼应着西方评论界的观点，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国评论界自身的声音，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奥康纳的作品进行了研究。

    1.宗教层面的阐释

    西方的评论界广泛认同的是，奥康纳是一位宗教作家，她笔下的是一个“痴迷上帝的世界”，[116]这一观点和奥康纳的“正统基督教立场”密切相关。她曾说：“对我而言，生存意义的中心在于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我所看到的世界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117]她宣称：“我是从正统的基督教立场看问题的。”[118]因此，很多西方评论家认为，她的创作视角糅合着南方的小说家和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独特感知。她的传记作者特德·史白维称这种视角“具有但丁与布莱克意义上的宗教性”。[119]我国对于奥康纳的早期评论便不可避免地在宗教层面上。在这一阶段，评论界往往从宗教的角度对奥康纳进行解读，尤其是奥康纳作品中出现的死亡、暴力和怪诞。信仰的失落、赎罪与得以拯救，被公认为奥康纳作品反映的主题。如：常耀信在《美国文学选读》一书中评价《好人难寻》中的主人公是“不合时宜的人”：这位精神变态的犯人无情地杀人，目的在于强迫上帝显身。曾艳钰在《人的异化与拯救——弗兰纳里·奥康纳作品探析》（1998年）一文中指出，奥康纳作品中所表现的是人的异化、精神顿悟和赎罪与救赎的主题。从宗教的视角，批评家们对于奥康纳的作品经常谈论的另一个方面，是她对于畸形人的塑造。如《美国文学指南》一书中指出，奥康纳作品具有哥特式小说的怪诞，与卡夫卡、纳撒尼尔·韦斯特的作品异曲同工。同样，中国评论界对于奥康纳的怪诞的风格和众多的畸形人形象进行了探索。陈红薇在《浅析〈母亲〉与〈善良的乡下人〉——安德森与奥康纳作品中畸形人形象比较》（1998年）一文中指出奥康纳的畸形人是“精神上的畸形人”。

    2.对于两性关系的阐释

    在西方，对奥康纳的早期女权主义解读中，很多批评家相信奥康纳接受了艺术依托于男性特权的观点。他们甚至得出结论说，奥康纳是一位厌恶女症者。在这一阶段，奥康纳作为女性作家的身份，受到了中国少数评论者的关注。

    罗婷在《现代美国女作家的困境与自救——论当代美国女性小说》（1994年）一文中指出，弗兰纳里·奥康纳在揭示妇女蜕变中的艰难自我挣扎时，把对女性困境的思考上升到更理性的高度，甚至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去思索，她把妇女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与整个社会的不合理状况联系起来，甚至同人类生存的荒诞状态联系起来，探究妇女在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双重压力下的困境。康建秀则分析了奥康纳和她笔下的妇女群（1998年），指出：奥康纳笔下的妇女群是她的一些短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她们的思想、言谈举止及其各种不同形式，反映了美国南方社会中下层社会妇女的信仰、对待各种问题的态度，以及对世界的看法。而这些作为南方社会妇女代表的人物，在女作家的笔下，她们不受男人驾驭，她们没有高尚情操，没有崇高理想，但她们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天地，她们是普通女人。陈红薇在《奥康纳小说中的两个声音》（1998年）一文中指出，奥康纳的作品中隐含着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是传统主流的声音，它向人们诉说着女性是弱者的古老故事；另一个则是奥康纳作为女性作家所特有的声音：在这一声音里，女性成为关注的中心，一种和男人一样重要的社会存在，一种被置于时代大潮中进行研究的自然对象。奥康纳的文本中包含了一种女性主义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是狭隘政治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因为她不是强调女性的权利，而是对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身份和命运进行探索。这样的观点和早期西方评论界的观点是有差异的。中国的几位评论者对奥康纳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进行了肯定。

    3.对种族关系的阐释

    在这一阶段，中国评论界对于奥康纳作品中的种族关系的研究相对地少了。石平萍在《试析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种族立场》（1998年）一文中指出，奥康纳对待民权运动的态度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她能清楚地看到黑人所遭受的社会压迫，并对他们寄予深切同情，这在她的作品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天主教的原罪观和南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又决定了奥康纳在政治问题上的保守立场。

    三 21世纪初期的奥康纳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奥康纳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奥康纳研究同样呈现出三个共性。

    第一，这一时期的研究仍然集中于著名短篇的研究，《好人难寻》和《善良的乡下人》等仍然是评论界的焦点，并且宗教、怪诞仍然是评论的核心元素。但是，对于奥康纳作品中的宗教因素却进行了新的解读。例如，张弘在《解读奥康纳作品中的暴力》一文中，认为奥康纳把暴力作为媒介，以宗教为角度，对人性进行探讨。孙丽丽在《暴力背后的和平——奥康纳作品中暴力描写探析》中，认为奥康纳正是利用“暴力”这一为人所难以接受的特殊形式，阐述了受苦—拯救—皈依上帝的过程。孙丽丽在《一个好人难寻的罪人世界——奥康纳短篇小说中的原罪观探析》中，则从社会关系、心理状态、伦理道德等方面分析其作品，指出“奥康纳的作品完全是其宗教信仰的产物，是其宗教观的外部表现”。她认为：“奥康纳试图揭示的是导致其人物悲惨遭遇的根本原因——原罪。在传统原罪观的基础上，奥康纳形成了细致入微的原罪观。她致力于表现骄傲、自私、冷酷等容易被人忽视的罪恶，其目的在于让世人承认其罪人身份、皈依上帝。”吴龙桓在《从〈好人难寻〉看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宗教宿命观》中指出，现代社会信仰的丧失、本人的不治之症以及巨大的社会动荡对奥康纳宗教宿命论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她在代表作《好人难寻》里倾注了自我对宗教和人生的思考，文本中的情节和意象是其宿命论的外在表现，宗教原因、社会现实、原罪、人的不完善及人物间扭曲的关系解释了其本质。李怡在《〈好人难寻〉和奥康纳的宗教叙事风格》一文中指出，奥康纳以她的宗教情节及独特的南方视角在其短篇小说《好人难寻》中精心设计了一条经过宗教着色的旅行路线。她在宗教文本和叙事文本间构建了人的物欲与精神间的一座通桥，其中蕴含了一个拯救灵魂的寓言故事。

    这些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了更为深刻的哲学和宗教理论的烘托。同时，评论界对于奥康纳的“怪诞风格”也进行了传统与创新并重的解读方式。石云龙在《试论奥康纳的“怪诞风格”》里指出，西方评论界认为，奥康纳小说刻意渲染宗教意识、怪诞风格，然而，在这些作品的主题中，尤其是她最有成就的短篇小说，社会意识强于宗教意识，表现了作者对宗教气息浓郁的南方生活的深切关注。宗教气息浓郁是美国南方特征所致，独特的南方文化使然，奥康纳作品透出独特典型的南方特色，绝无风格怪诞之嫌，恰恰相反，正是这些特色使奥康纳成为南方代表作家之一。另外，由于奥康纳的大部分小说完成于得病之后，很多评论家认为作品中的暴力与荒诞情节与她的病痛不无关系。江峰在《弗兰纳雷·奥康纳面对死亡的情感宣泄》中提出，其实她的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奥康纳突然面临死亡的一种情感宣泄，通过小说主题，表现她的痛苦、压抑、无奈和绝望。《好人难寻》集中体现了她的这些情感。

    第二，女性视角的解读仍然是21世纪初的研究焦点。评论界对于奥康纳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更为明确地肯定。如，张燕在《反抗与消解——奥康纳作品的女性主义解读》一文中明确指出，奥康纳尽管算不上典型的女权主义者，但她却有着清醒与自觉的女性立场。通过文本的分析，张燕试图挖掘作家所隐匿的女权思想：奥康纳拒绝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规范，轰毁了传统男子汉形象从而赋予女性精神上的解放。奥康纳作品中畸形人物的塑造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关注。在她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张燕指出，奥康纳通过主人公梅太太[120]的命运表现了她在其他作品中未曾触及的主题：女性如果放弃自己的“角色内容”，按照男性的生活方式追求与之平等的地位和权力，势必再次蹈入男权社会的窠臼，难以取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杨纪平在博士论文《对传统神学和两性关系的颠覆与重构——弗兰纳里·奥康纳作品的女性主义再解读》中，对奥康纳的作品进行女性主义再解读，指出：奥康纳颠覆了传统神学中的“上帝父亲”形象和美国南方传统家庭中的“父亲上帝”形象，从而重构了人和神之间的理想状态，即玛丽·戴利所提出的“动词性上帝”形象。在专著《神光沐浴的再生——美国作家奥康纳研究》中，黄宇洁认为，奥康纳与中世纪圣维克多修道院的于格的观点相近，即寓意是以一个可见事实来呈现的。

    第三，种族问题受到了更为密切的关注。作为一位美国南方的女作家，奥康纳在作品中有很多关于黑人的描写，她的种族立场无疑一直是评论家争论的焦点。西方的部分评论家认为，奥康纳的作品有着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另一部分评论家则认为，奥康纳力图表现种族主义带给黑人的伤害，还有一些则认为奥康纳关于黑人和白人关系的描写是为宗教服务的。虽然这些观点在中国评论界都有或多或少的阐述，但是，中国的评论界对于奥康的种族态度绝大部分的观点是肯定其正面的态度。韩杨在《从文学作品中透视美国黑人问题——〈土生子札记〉与〈上升的一切必然汇合〉之比较》中指出，两部作品的作者从两代人、两个种族的角度表达了他们面对种族问题的矛盾和困惑，肯定了二者为解决这一矛盾所进行的思考和尝试。孙丽丽在《非种族主义作家与种族偏见：奥康纳的种族立场浅析》（2005年）一文中认为，奥康纳的宗教信仰、生活背景与其所处的特别历史时期决定了其种族立场的复杂性。一方面，作为一名南方人，奥康纳不可避免地带有种族偏见；另一方面，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她同情黑人所受的种族压迫，并在作品中对种族主义者的非人道主义行径进行了抨击。奥康纳是一位带有些许种族偏见的非种族主义作家。刘国枝和李佳连在《〈人造黑人〉的U型叙事结构》中认为，作者在短篇小说《人造黑人》里，借用《圣经》中的U型叙事结构，通过海德先生带领孙子的进程之旅，展示了人类灵魂由堕落到救赎的过程，从而使作品中的种族关系主题经过宗教的着色而赋予其深远的意义。

    第四，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奥康纳研究既有和西方评论的呼应，又有新的广度，新的理论开始运用于奥康纳的阐释。这一阶段的评论开始关注奥康纳更多作品和作品中更多层面的阐释。如《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的符号化特征》一文，运用符号学理论，论证奥康纳的短篇小说通过一个个片断性的世界向人们呈现了一群群符号化的人物。陈爱敏的《后现代主义的天主教徒——对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的再次阐释》运用后现代理论研究分析了奥康纳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两组对立面的后现代主义内涵，并从象征和意象来论述作品是没有中心、支离破碎的，以及叙述了上述矛盾和不确定性背后所隐藏的原因，探讨了奥康纳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以及容易被人忽视的历史和政治的一面。2006年，骆固的《论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中的虚无主义》认为作品中的人出现了宗教信仰的消失与精神的虚无，虚无主义弥漫在社会的每个角落，侵蚀着人们的精神及文化，他还认为，研究虚无主义不仅给现代人以警世作用，同时也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在21世纪伊始，已经有十几篇关于奥康纳的学位论文，这一发展弥补了中国奥康纳研究的评论文章往往由于篇幅过短而不够深入透彻的不足，同时也使中国的奥康纳研究出现了新的生机。这些论文有的从新的角度去论述传统的奥康纳研究中的宗教和怪诞问题，如：黄欢从家庭观的毁灭谈论奥康纳的关于原罪、爱的信仰以及启示和救赎等宗教观点；回丽丽讨论了奥康纳的短篇小说里人物死亡的不同场景，论证死亡在其作品里不仅作为怪诞人物之怪诞行为的结果，更是反映作者宗教信仰、南方背景和人生经历的一个平台，向读者展示丧失信仰的主人公如何在死亡的那一刻获得救赎的主旨；叶静中再次详细阐述了原罪、暴力和死亡以及救赎等问题。张文瑜运用狂欢化理论分析了奥康纳狂欢化的怪诞艺术风格。陈爱敏《后现代主义的天主教徒——对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的再次阐释》中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阐释奥康纳的支离破碎的世界。另外，对于奥康纳的长篇小说有了更多的关注。随着叙事学的发展和成熟，不少研究者已经有意识地将目光转移到应用叙事学理论研究阐释奥康纳小说作品上。但这种叙事学方法的研究与传统侧重于对奥康纳作品进行主题思想和文体风格层面的研究相比，其数量还相对有限。例如林国浒、尹雅莉在《〈好人难寻〉的叙述声音研究》中具体分析了小说的叙述声音，展示了小说叙述声音的复杂性。陈惠惠在《解读奥康纳短篇小说〈好人难寻〉的叙事视觉转换》探索了奥康纳小说中三种视角的恰当应用，展现深刻的宗教救赎主题。张蓓在《一部历险探求的传奇——弗兰纳里·奥康纳的〈暴力得逞〉的叙事结构解读》采用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中文学叙事结构这一方法分析《暴力得逞》，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暴力得逞》其实为一部精神探索的传奇，从而揭示了面对精神空虚和信仰泯灭，人们将如何获得救赎的主题。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宗教信仰、南方背景、人生经历、女性身份构成了奥康纳研究的一个平台，并且始终是奥康纳研究的一个平台，不同的评论家和读者群站在这一平台上，对奥康纳进行着不同的解读，绽放出奇光异彩。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国内的奥康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更可以乐观地相信，中国的奥康纳研究正在蓬勃发展。正如美国著名诗人、评论家伊丽莎白·毕晓普在奥康纳逝世时，以诗人特有的洞察力评论道：“我肯定她那为数不多的作品将在美国文学中永存。它们……清晰晓畅，直笔白描，栩栩如生……具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比数十本诗集加起来更富于诗意。”[121]我们有理由相信，奥康纳的作品也将在中国的广大读者中越来越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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