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康纳创作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正面临着所谓的“后现代困境”，这一困境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去面对虚无主义问题”？这一问题被看作是“这个时代最严峻的威胁”。[122]奥康纳曾经宣称：“如果你生活在今天，你就在呼吸着虚无主义。在我们的教堂内外，你都在呼吸着这种毒气。”[123]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现代人在欢庆“上帝之死”的同时，“虚无主义就像一个空洞漆黑的无底深渊，向人们昭示着其自身的混乱”。[124]在一个上帝死了的世界，人们变成了虚无主义者，一切都没了中心。为了给“二战”后的虚无主义带来的混乱和空虚找到意义，建立一种秩序，有些人便试图运用不同方式重新去找回上帝的权威，把救赎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能够从混沌和虚无中创造秩序这一能力之上，找到一种归属感和生活的中心。
奥康纳是20世纪天主教文学复兴（the Catholic Literary Revival）中的“无价王冠上最为耀眼的宝石之一”。[125]拉尔夫·C.伍德明确指出，对于奥康纳的生活和作品的理解离不开她的信仰。[126]作为一位天主教作家，奥康纳在她的作品中也对现代社会的救赎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思考。在奥康纳的作品中，许多人仍然试图通过各自崇拜的不同的上帝的版本找到他们的救赎。事实上，这些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上帝同样的象征。尽管他们使用不同的上帝的意象，上帝的本质没有改变。奥康纳证明，他们对传统的上帝的追求是自我毁灭性的，对别人是破坏性的。这个古老的上帝已不再适应新形势，因而是不可行的。同时，对奥康纳而言，人类必须有信仰。古老的上帝的不可信并不意味着人类对信仰的放弃。虽然人与超然的上帝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应该以一种新的关系来替代，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而没有任何信仰。正如《智血》中的霍克斯对黑兹尔·莫茨的警告：“他不能离开耶稣”，因为“耶稣是事实”。[127]
第一节 传统上帝的缺席
奥康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智血》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宗教小说之一”。[128]读完《智血》后，卡洛琳·戈登兴奋地说：“这个女孩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她已经是一个罕见的现象：一个有着真正的戏剧观念的天主教小说家，她更多地依赖于她的写作技巧而不是她的虔诚。”[129]《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 Review）的评论是：“在她的第一部小说中，弗兰纳里·奥康纳采用宗教狂热这一难题，并成功地将精美和怪诞结合在一起讲了一个故事。”[130]《新闻周刊》（Newsweek）评价说：“弗兰纳里·奥康纳也许是最有天赋的年轻一代小说家，她的第一本书《智血》非常富有想象力，其强度在当今的小说中实属罕见。”[131]J.W.西蒙斯认为，《智血》是“成就显著、非常早慧的开端”。[132]评论界甚至认为，由于这部小说的出现，“一个强大的新作家出现了”。[133]在《智血》中，奥康纳用她的主人公黑兹尔·莫茨展示人类为了寻求他们的生活意义而对超然的上帝进行的精神探索。奥康纳之前的讽刺作家很多运用基督作为流离失所的形象，但是很少具有相同的痴迷的力量和智慧。“随着奥康纳的这个人物获得了更大的普及，《智血》的地位在不断上升。”[134]这部小说对宗教颓废和宗教狂热进行了猛烈抨击。正如罗森·菲尔德的评论：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疯狂的世界，充满了怪物和次人类，其中首当其冲……莫茨完全疯狂了”。[135]通过人物的命运，奥康纳表达了对于传统上帝的追求和依赖只能使追求者产生幻灭和绝望的观点。在整部作品之中，主人公以极端方式对上帝进行反抗和皈依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来寻求上帝，却都失败了。上帝不再愤怒，也不再仁慈，而是从他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上帝的彻底缺席使主人公的精神追求最终幻灭。
主人公黑兹尔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埃斯特罗德镇。他的爷爷是一个巡回传教士。他是在严格的宗教环境下长大的。童年的时候，他的爷爷会经常爬上汽车前盖开始布道：“你们就像一堆石头！可是耶稣却舍身为你们赎罪！耶稣是那么渴望拯救灵魂……孩子得救了，耶稣将永远不离开他，绝不让他忘记自己已经得救。”[136]对于黑兹尔来说，他不想在耶稣的操控下生活一辈子，他怕的不是耶稣的惩罚，而是耶稣的纠缠。于是，他坚信，“躲开耶稣就是避过罪恶”。[137]反过来，只有避开罪恶才能避开耶稣。“他对自己抗御罪恶的能力有着强烈的自信。”[138]为此，黑兹尔参军入伍。他想从这个最能体现现代社会制度化、机构化的组织中找到生命的中心，找到现实社会缺少的秩序。在部队中，黑兹尔坚定地执行着“躲开耶稣就是避过罪恶”的信条。战友们要他一起去花天酒地时，他说：“哪怕给我一百万美元和一个安适的处境，我也是不会去的，因为我是来自田纳西埃斯特罗德的人，不是来这儿让灵魂受政府或任何异国他乡玷污的。”[139]结果，那帮朋友对他说：“上帝死了”，[140]“你真是一个没灵魂的家伙”。[141]于是，“他一有时间就研究自己的灵魂，结果却发现灵魂已不复存在。而当确信无疑后，他又发现自己原来一直就是知道的”。[142]没有了灵魂的黑兹尔和其他人一样陷入了虚无的状态。黑兹尔在军队度过了四年的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回到家乡，结果找不到一个莫茨家族的人了，原本宗教氛围浓厚的古老村庄和亲人都消失了，到处是倒塌的房屋，一片废墟，这让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幻灭感。
这个年轻人面临的是他的家庭历史、战争经历和信仰危机。作为一名老兵，黑兹尔声称他什么都相信。他似乎在竭力摆脱上帝。在餐车上，黑兹尔对一个女人说：“你以为我信耶稣吗？……”“就是他还活着，哪怕就在这趟车上，我也是不信的。”[143]为了证明根本就没有罪的存在，黑兹尔一改自己在部队的作风，走到另一个极端。他尽其所能亵渎神灵。他从一个公共厕所的墙上看到一个妓女的名字，于是他去找这个叫作瓦特斯的女人；他和假盲人传教士霍克斯的女儿萨巴思同居；他甚至以杀人犯罪来向自己证明：罪不存在。更有甚者，他开始宣传一个新的教会——“没有基督的教会”。黑兹尔甚至对听他布道的人们大喊：“告诉你们，达到真理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亵渎。”[144]有一次他对霍克斯挑衅地说：“我如果有罪……也没见得把我怎么样了。”[145]“我根本就不信什么罪恶不罪恶的……”“无所谓，反正根本就不存在耶稣。”[146]黑兹尔甚至无情地杀人害命。他的教会成了一个名叫胡弗·肖茨的职业传教士的利用目标。对方模仿黑兹尔的教会建立了“没有基督的基督圣教”，[147]并且雇佣了一个名叫索拉斯·莱菲尔德的先知来做宗教活动。这个先知竟然因为和黑兹尔长相酷似而挣钱。这使黑兹尔异常愤怒。他开车轧死了索拉斯。
表面上，黑兹尔公开否认堕落和救赎。他的每一个言行似乎都在挑战上帝的权威和存在，然而，深入分析会发现黑兹尔在他的精神探索中真正在寻求的是上帝的存在，反抗只是一种表象，就像他的唯一的信徒伊诺克·埃默里指出的，耶稣是黑兹尔的所有，“我第一眼就看穿你除了耶稣就啥也没有了”。[148]
黑兹尔宣称自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没有信仰，他曾经对一个卡车司机说：“你可记住了，我对什么东西都不信。”[149]这是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典型的特点。黑兹尔在托金汉姆遇到的年轻人，如萨巴思·莉莉·霍克斯和伊诺克·艾默里，都是没有信仰、没有目标、生活茫然的人。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仔细审视黑兹尔早期的生活，不难发现“他摧毁他的过去的决心是想夺回并弥补他的过去”。[150]黑兹尔不停地回想他在童年时所接受的严格的宗教教育，他的爷爷对他童年的影响一直挥之不去，尤其是“孩子的脸长得和他的一模一样”。[151]他记得他的爷爷过去常常从他的福特汽车车顶上向那些愿意听关于“灵魂饥饿的耶稣”的人们传教。于是，“他12岁那年就知道自己将来一定会去当传教士。后来在内心深处便总是看见耶稣那褴褛的身影在树丛中躲躲闪闪地示意他改变方向去往那不知该如何插足的黑暗之中，让他懵然无知地走向深渊，等到猛然惊觉时，却已经葬身水底！”[152]这一耶稣的形象所暗示的道路正是他后来的道路。他渴望耶稣的指引，同时，他又知道，追寻耶稣的方向会使他“葬身水底”。黑兹尔想引起上帝的愤怒来证实上帝的存在。“这种罪恶感是他发现圣殿的唯一的钥匙，他开始不自觉地通过罪来寻求上帝，尽管是无意识的。”[153]他犯罪，他渴望被上帝惩罚。如果上帝因为他犯了罪而惩罚他，那么上帝就是存在的，就有基督的第一次来临。黑兹尔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生活在一个人们认为上帝死了的世界，黑兹尔想通过他的亵渎来激怒上帝和证明上帝的存在，从而克服虚无主义的状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灵魂。
除了爷爷之外，他的过去的重要部分之一是母亲对他的吸引力。他从家乡埃斯特罗德带到部队去的东西，“只有一本黑皮的《圣经》和一副妈妈留下的银边眼镜”。[154]黑兹尔一生都仿佛是在捣毁和逃避他儿时所受的那些教育。然而，他越是企图通过罪恶来接近耶稣，他就越是被捆绑在他妈妈身上。最终离开部队时，“那本黑皮《圣经》和妈妈的眼镜依然好好地存放在粗呢口袋的最底层”。[155]象征性地，在他心灵的深处，他通过他母亲的视角去看，或想去看。母亲使他明白罪和性的等同。10岁时，黑兹尔在集市上偷看了一个裸体女人，回家后遭到了母亲的责打。“第二天，他避着人悄悄拿出鞋子出门钻进了树林……他从鞋盒里将鞋取出，往里面放些小石头破瓦片，然后再穿上……他心想，这样耶稣总该满意了吧。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时哪怕掉下来一块石头，他也可以认为是耶稣在显灵。”[156]这一幼稚荒诞的想法成了整个故事的主旋律。这个小插曲的两个部分构成了黑兹尔一生的两个主要阶段。黑兹尔先是通过犯有罪恶来亵渎神灵，接着又通过苦修来惩罚自己，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
在小说一开始，黑兹尔的长相暴露了他的内心世界。在去往托金汉姆的火车上，“他膝上放着的却是顶只有乡下传教士才会戴的那种黑色宽边帽”。[157]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夜晚，出租车司机也误以为他是牧师：“你看上去像传教士……”“也不全是为了那顶帽子，你脸上有些神气也像。”[158]黑兹尔则迫不及待地主动对出租车司机澄清说：“我不是什么传教士。”[159]和伊诺克第一次邂逅，对方就问他：“你也打算吃耶稣饭？”[160]霍克斯则更加明确地问他：“有某个传教士已经在你身上留下记号了，你跟着我是想让我把它取下来，还是要我再给加上一个？”[161]萨巴斯告诉他：“你听着，使你痛苦的事情不是别的而是耶稣。”[162]花了四十美元买了一辆破汽车之后，黑兹尔把车停在了路当中。一位路过的司机让他把车挪开，他则说了一句：“我用不着从什么地方跑开，因为我根本就什么都不信。”[163]这些对话表明不仅别人误以为黑兹尔是传教士，就连他自己也在潜意识当中感觉到自己骨子里的某种东西，某种他自己不敢承认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矢口否认自己有某种信仰恰恰表明了黑兹尔在逃避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渴望。他刚一到瓦斯特那里，瓦斯特便诋毁他的黑色的牧师帽，这是他无法逃脱他作为先知的真正意图的象征。
黑兹尔是一个“积极的不信仰者”，[164]虽然多次公开声称他对于耶稣的怀疑，黑兹尔实际是积极寻求宗教意义而不是像多数人被动地接受传统观念。黑兹尔一边大声呼喊着，“我不用逃离什么，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事”，却一边又建立一个新的宗教派别。他说：“嗯，我宣传没有基督的教会。我是这个教会的教众和传教士。在这个教会里，盲人看不到，瘸子不会走，死人也会一直是死人。如果问我这个教会的情况，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教会是没有被耶稣救赎的血弄得一团糟的教会。”[165]黑兹尔宣布，他真正追求的是“一个新的耶稣的存在”。他讲道：“你们需要的是一个替代耶稣的人，需要的是一个能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人。我这个教派里虽然没有耶稣，却需要有个别的什么！它需要一个新的耶稣！这个耶稣必须是个地道的凡人，没有可供浪费的血液，又必须与众不同，能让人们敬仰。各位，给我找来这样一个耶稣吧。”[166]当伊诺克听着黑兹尔的高论时，他马上想到这个新耶稣就是那个他们曾经一起见过的木乃伊，一个曾经地道的凡人，现在又看起来不像任何人的东西。这表明黑兹尔寻找的实际上是一个无血无肉的毫无生命力的顶礼膜拜的对象，他所追求的已经过时了，所以也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的希望，更别谈拯救了。伊诺克在考虑自己为什么冒着被警察抓住的风险去偷这个“有一半是黑鬼的矮个子干尸”时，他得出结论：“这个耶稣和原来那个一样的坏。”[167]在萨巴思看来，新耶稣更是失去了它的生命力：“离开玻璃盒子两天，这新耶稣的状态没有丝毫改善。他右边脸已经部分塌陷，另一边的眼睑也裂了一条缝，露出些灰白色的粉末。”[168]这个耶稣的形象正是传统耶稣的状况。正如萨巴思所感觉到的，“以前认得的人里头没有一个像这模样的，可是他身上有些地方又似乎和她认得的每个人都有点相像，仿佛是把那些人全都揉成了一个，弄死之后再风干压缩成这个样子的”。[169]萨巴思自称为木乃伊的“妈妈”：“现在有人叫我妈妈了。”并且将黑兹尔称为“爸爸”：“去你老爸那里，问他病成那个样子还想跑到哪里去？问他打不打算带上咱娘儿俩一起走？”[170]这令黑兹尔感到她在亵渎上帝的神圣家庭。面对着这个毫无生气的干尸，黑兹尔“猛地一冲终于抢过那具干尸，向墙上扔去。干尸的头应声而碎，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撒了出来，散作一篷尘雾”。[171]看见自己视作孩子的干尸被扔出去，萨巴思大喊：“你呀，除了耶稣什么都不想要！”黑兹尔则回答说，“除了真理，我什么也不想要！你看到的那玩意儿就是真理，我看出来了！”[172]黑兹尔寻找的是“真理”，同时也是那个干瘪的没有生机的木乃伊，更是他大肆宣传和寻找的新耶稣。这一系列的等号表明了黑兹尔的最终追求就是传统的上帝，也表明了传统的上帝已经毫无生机，更表明了黑兹尔对于自己信仰追求的幻灭。最后，黑兹尔“将眼镜摘下也扔到了门外”。[173]奥康纳评价道：“黑兹尔摒弃了木乃伊说明了一切。他用灵魂和肉体全力以赴在寻找的东西突然被呈现在他的眼前，他明白他必须摒弃它，他发现那并不真正是他在寻找的东西。”[174]
传教士胡弗·肖茨模仿黑兹尔的“没有基督的教会”建立了“没有基督的基督圣教”[175]，并且雇佣了一个所谓的先知索拉斯·莱菲尔德来做宗教活动。黑兹尔决定杀死索拉斯，并在杀死他之前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爬到车顶上说你不相信自己明明相信的东西？”[176]实际上，黑兹尔对索拉斯的责问正是他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的根源。他痛恨索拉斯，不仅仅因为他们在外表上相像，更因为他们在思想上的酷似。黑兹尔断言，索拉斯相信耶稣。但他的信仰让他葬送了一切，包括生命。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索拉斯承认自己的偷窃罪和给父母惹的麻烦。重新悔改不但没有得到谅解，反而遭到黑兹尔的蔑视和进一步的迫害。黑兹尔命索拉斯闭嘴，索拉斯喘息着说：“耶稣帮帮我吧。”[177]他的血泪恳求带着远古的回声。根据传统教义，当信徒的斗争变得激烈，需要变得很糟糕，那么喊一句“主啊，帮我！”就足够了，因为耶和华“非常清楚我们所需要的，他怜悯我们”。[178]面对残酷的现实，索拉斯惊恐呻吟，最后喘息求助，呼喊他的保护人来救他。但这祷告在现代社会已经不起作用，只会挑起杀手赋予他生命最后的结局。在危机时刻，耶稣没来帮助，也没有在精神上和身体上惩罚黑兹尔。奥康纳用一种超然于物外的冷漠语调描写了这场杀戮，显然是想表明上帝面对现代社会中的种种人间苦难时的冷酷无情和无能为力。上帝权威的丧失表明了上帝的绝对不在场。索拉斯的死亡标志着黑兹尔精神探索的第一阶段的结束。
杀死索拉斯之后，黑兹尔一夜未眠。最后，他决定在一个新的城市中去布道，宣传自己的教派。就在他沿着大道快速行走时，一种巨大的空虚感再次压倒了他。“他一直知道去往的地方将不再是乡村，可是却万万没有想到那里也并非自己想象中的另一座城市。”[179]在路上，一辆黑色的巡逻车拦住了他，因为“我只是不喜欢你这张脸”。[180]巡警因为不喜欢他的脸而把他的车推下堤坎。黑兹尔坐在山顶看着自己曾经以为可以是他的拯救工具的汽车滚下去分崩离析。这次事件对黑兹尔的启示是毁灭性的：他意识到他创立了没有基督的教派只是为了把自己和痛苦隔离，只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黑兹尔陷入精神的空洞之中，由此出现了他精神生活的另一个转折点。和前一阶段的魔鬼般的生活相反，黑兹尔走到了生活的另一个极端。黑兹尔在回去的路上买了石灰，回去后便自己弄瞎了眼睛。他决定过一种古代圣人般的生活。奥康纳本人就称黑兹尔是“一种圣人”，[181]“一个新教圣人”。[182]这个令他的女房东弗勒德太太困惑不解的人物就像一个突然从4世纪的埃及蹦到20世纪的美国的一个古代的苦修者。弗勒德太太和黑兹尔之间的对话表明黑兹尔的行为的性质：“不对，那太离奇了。就像凶杀故事里讲的那样……当圣徒那些事一样，正常人是决计不会干的，没有道理嘛。正常人决不会干。”“只要我在干，他们就再不会那样了。”[183]这一对话传达的信息是，“旧的上帝依然存在，只是以某种稍加伪装的形式”。[184]黑兹尔所坚持的是他对上帝的信仰，不是他所声称的怀疑。于是，黑兹尔进入了精神探索的另一个阶段。
现代人对现代社会不满。他们感到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精神荒漠。因此，很多人都描写了现代美国生活的孤独和空虚。为了给现代社会找到生存的意义，一些人试图通过像古代的沙漠上的圣人那样的苦修生活来解决问题，于是苦修主义开始在奥康纳的时期盛行。苦修主义者们期盼着通过苦修生活方式为现代人找到一种精神上的救赎，治疗社会上的各种痼疾。比如，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沃克·珀西就声称：“一切将回到沙漠之中。”[185]奥康纳在小说中采用沙漠生活和苦修精神的传统，把我们带回到古代时期。圣·安东尼等退出社会生活，在埃及、叙利亚山和巴勒斯坦附近的沙漠或峭壁以单独或小团体的方式隐居起来。奥康纳对于这些精神上的勇士的事迹非常熟悉。她写道：“那些沙漠之父让我非常感兴趣。”[186]她在这些沙漠之父和沙漠之母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特有的智慧。同时，奥康纳对于在20世纪的T.S.艾略特的现代荒原上进行古代苦修生活的可能性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智血》中，黑兹尔生活在现代沙漠之中。奥康纳的笔下，托金汉姆不啻一片道德堕落的精神荒漠：当黑兹尔一跨下火车，向他迎面扑来的即是“上下乱晃或疯狂闪烁的灯光广告”，[187]厕所里“涂满污言秽语，还画着各式各样不堪入目的男女形象”。[188]在这片精神荒漠中，人际关系是如此冷漠、疏离，“世界是一个空洞的地方”。[189]尽管弗勒德太太这样说的时候是想阻止他不要在那样糟糕的天气出门，她的结论却是精确的。她说出了现代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道德状况的精神实质。
然而，黑兹尔的经历却和古代沙漠上的苦修圣人安东尼截然相反。古代沙漠上的苦修者们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并且获得了上帝的眷顾。奥康纳并没有让她的小说中的人物开始过一个有意义的新生活。如果外部世界不能够使人们看到生活的意义，那么内心世界也许可以将人置于一种有意义的秩序当中。“但你必须首先找到并相信内心世界。这是莫茨的任务。”[190]为了拥有一个丰富而且深邃的内心世界，黑兹尔弄瞎了自己的双眼。正如他所说的：“眼睛要是没有底，能盛的东西就多了。”[191]黑兹尔每天穿着装满了“沙砾、小石头和玻璃碎碴”的鞋子走很远的路以至于他走路“一瘸一拐”。[192]而且“在胸脯上绑三根刺铁丝”。[193]惊悚之中，弗勒德太太说：“你这个人一定是信耶稣的……你当初对我讲那个什么好教派的时候，肯定没有讲实话。如果有人说你是教皇派来的，我绝不会觉得奇怪。”[194]由此可以看出，黑兹尔坚守的并非是不信上帝，而是对上帝的极端虔诚。
黑兹尔疯狂的自虐“不仅是对于一个世俗化了的时代的彻底摒弃，而且也是对一个感官所能够体验到的世界的完全摒弃——对一个物质世界的生活的摒弃”。[195]他意志坚决的禁欲行为超出了普通人的身体需求。性欲很快就被彻底熄灭。不再是以前的拿钱买乐子，黑兹尔现在是拿钱打发掉纠缠他的女人，以求安静。房东太太告诉他：“莫茨先生，那姑娘是冲着你的钱来的。”黑兹尔说：“如果她要的是这个，就拿去好了。我可以给钱让她走。”[196]对此时的黑兹尔来说，金钱的唯一用途就是满足生存的基本吃住条件，“这人吃得不多，也不挑食”。[197]多余的甚至被他丢掉。较小的享受和恶习更是对他的克制毫无影响力。他既不使用烟草也不喝威士忌。金钱对他来说已经是多余。不久，黑兹尔就开始限制进食，体重马上开始下降。为了提高他对任何剩余的食欲和阻力的掌控，黑兹尔围着他的胸部缠了三条带刺的铁丝网。最后，黑兹尔顶着冰冷的雨水，穿着装满石头的鞋子，在寒冷中步履蹒跚走了将近三天，患上了严重的流感，直到他到达废弃的建筑工地外围的排水沟，两个正在巡逻的警察发现了他。躺在沟里的盲人正在努力地朝着和家相反的方向找出去的路。他告诉那两个警察：“我想去我要去的地方。”[198]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黑兹尔仍然是一个盲目的旅行者，全然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并且不能告诉任何人任何一个方向。在他的精神探索的终点，黑兹尔仍然是“被虚无感所包围，一种被模糊的和不相关的符号所打碎的精神的空虚”。[199]
黑兹尔一直在努力去寻找一个可以克服虚无状态的新的生活方式，结果却成了“没有信仰的世界中的最后一位殉道者”。[200]黑兹尔“已经放弃了劝导别人去相信任何事情；他对于谁应该相信什么已经毫无概念”。[201]
黑兹尔本来指望着双目失明能够使他看见更多的东西，他希望通过这种自愿选择的赎罪方式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救赎，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然而，这种双目失明的做法为他点燃的内心的信仰之火带给他的却是彻底的幻灭。肉体的残缺并没有带来灵魂的圆满。奥康纳在小说中对古代圣人苦修者的生活方式的处理表明否定自我并不能解决20世纪的美国生活中的燃眉之急。奥康纳对人物命运的处理表明了她对于黑兹尔这样的苦修者的同情；同时，对于迷茫的现代人来说，重新运用沙漠上的苦修方式是无济于事的，并不能给现代人带来救赎以及克服虚无主义带来的生活空虚和无意义。上帝不会因为苦修者的痛苦就降临人间来拯救人类。奥康纳了解像黑兹尔这样的人的绝望。她尊重沙漠苦修者的选择，但是她不希望现代人通过模仿这样的生活而逃避现实，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荒谬可笑的、悲惨的。
沙漠之父和沙漠之母们开始他们的新生活，亲近上帝。但是，奥康纳并没有让她的小说中的孤独的人开始新的生活，亲近上帝。“真正的僧人应该在他的心中不断地祈祷和唱赞美诗”，做到“一息尚存就要祈祷”。[202]但是，黑兹尔的生活却与他们的充满希望和收获的生活截然不同。奥康纳生动描写了那些像黑兹尔一样的人们的痛苦：“没有什么痛苦比由于那些愿意相信的人的怀疑所引起的更强烈。”[203]奥康纳同情寻求朋友的伊诺克，以及渴望和否定基督的黑兹尔。无疑，她将他们视为在她的小说世界里求索者的代表。吉尔伯特·米勒指出，“奥康纳小姐的人物的荒谬的痛苦体现了对没有上帝的存在的无目的性的一个深刻的批判”。[204]这些痛苦也代表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对上帝的无望的追求。奥康纳了解像黑兹尔这些人的绝望。她尊重沙漠之父和沙漠之母，但她不希望现代人模仿他们的生活来逃避现实，其结果是荒谬的。黑兹尔在现代社会的自我救赎的努力使他成为人类社会的“不合时宜的人”。圣·安东尼拥抱沙漠，感觉其无处不在的精神力量，相信自己能够接触到上帝，然而，黑兹尔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被放逐到一个奇怪的荒原或自我放逐，他都没有希望找到上帝。他的绝望的存在致使他走向更深的绝望的苦行生活。
通过黑兹尔两种极端的生活方式，奥康纳表明，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精神探索的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奥康纳以一个宗教作家的视角对现代人的宗教行为进行了思考。面对（后）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无论是彻底否定上帝，还是完全抛弃自我地去寻求传统意义上的上帝，都不能为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救赎。奥康纳说：“我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我不过神圣的生活。”[205]奥康纳认为现代的美国不适合隐士。她的人物试图通过隐修者的极端简朴的孤独和苦行生活来找到救赎，但这些策略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处。苦行赋予了古代隐居者以自我批评、祈祷和谦逊，但这些残酷的手段似乎不足以对抗死亡集中营和种族歧视。对于古代僧人来说，这些苦修生活绝不亚于福音书的救赎力量，但对于现代人绝非如此。他们必须找到与超验存在的一个新的关系。黑兹尔周围的世界对他的忏悔和最终惨死的无动于衷表明基督不再是物质世界中的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他只是一根“嵌在他的爷爷的头里的毒刺”，[206]是一个幽灵，一个想法，某种无法实现的东西，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失明后的黑兹尔更加无法看见现实了，因为他原本就是一粒“淡褐色的”的“微尘”。[207]
第二节 女救世主的困境
1955年，奥康纳签署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暴力夺取》的合同，当时暂定的标题是《你不可能比死亡更贫穷》（You can't be Any Poorer than Dead），奥康纳开玩笑地说：“这是我每次去写这个作品时的感受。”[208]1958年春，奥康纳去了法国卢尔德（Lourdes），进行了唯一的一次出国旅行。在5月9日返回安达卢西亚时，奥康纳筋疲力尽，然而，惊人的是，X射线检查显示出她的髋关节竟开始钙化。她现在可以不用拐杖在她的房间自由走动。奥康纳把这次朝圣看作是一次意外的机遇，认为疾病“比远赴欧洲更有益”。[209]后来回忆在石窟的经历时，奥康纳说：“我在那里祈祷我正在写的长篇小说，而不是我的骨头，我对骨头的关注比小说少。”[210]受到卢尔德的温泉的启发，以及吉鲁的一个“更好的合同”的鼓舞，[211]旅行后，奥康纳决定重新回到她的第二部小说的创作。她最终决定将小说命名为《暴力夺取》，一个取自《马太福音》的短语。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遭受暴力，而暴力得逞了。”[212]小说中，作者以一个半人称来处理人物的思想，即：“一个第三人称视角，半个全知的叙述者视角。”[213]小说的第一章是1955年10月在《新世界写作》杂志（New World Writing）第八卷上发表的故事《你不可能比死亡更贫穷》。这部小说包含天主教的主题和阴暗的形象，成为一部南方哥特文学经典。
在第二部长篇小说《暴力夺取》中，奥康纳把最后一位自诩为先知的痴狂者老塔瓦尔送入了坟墓，并且象征性地把他世上的唯一追随者小塔瓦尔基督化，然后又女性化。通过这部作品，奥康纳以现代知识女性的独特视角描写了先知之死。同时，奥康纳通过女性化救世主的迷茫表现了部分女性主义神学家所提出的上帝的女性化的做法同样是不可取的。通过对两种上帝形象的颠覆，奥康纳间接表明了自己的宗教思想：传统神学中的男性上帝和神学女性主义的女性上帝都是二元对立思想的产物，是不合时宜的，不能为现代人类提供救赎。只有废除宗教中的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两性都不再以高高在上的上帝的形象出现，从而将对方置于他者地位，人类才能达成真正的和谐。
《暴力夺取》出版于1960年，虽颇受争议却也备受推崇。完成这本书后，奥康纳在信中说：“我料想此书将遭到猛烈抨击，被肢解得支离破碎。”[214]但她同时已经考虑写续集了。“要是哪天我鼓起足够的勇气，或许会写一个塔沃尔在城里的故事或中篇……我要尽快揭示出上帝的孩子们对他都做了什么……正像罗伯特说的，艺术家的事就是昭示真理的怪异性，暴力并非是正常的。”[215]
《暴力夺取》讲述了一个生活在现代美国南方的古代先知式的人物故事，时间跨度是从1938年到1952年的漫长时间中，这一阶段正是奥康纳所说的“糟糕的”[216]现代社会形成的时期。然而故事的高潮只是一周之内的事情。奥康纳的两位主人公是古代先知的现代翻版。为了过远离尘嚣的生活，麦森·塔瓦尔和他的外孙弗朗西斯·塔瓦尔住在名叫堡德海德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老塔瓦尔是一个宗教狂，远离了社会和自我，他拼命要去恢复和上帝的联系，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先知。老塔瓦尔公开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先知，并且竭力想把他的外孙也培养成一位先知。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为了能够获取圣灵而努力奋斗。他们每天过着严格自律的生活，日复一日地恪守着祈祷、学习和耕作“三位一体”的生活模式。在1959年9月13日写给约翰·霍克斯的信中，奥康纳宣布麦森·塔瓦尔是“真实意义上的先知”。[217]14岁的弗朗西斯只承认自己是塔瓦尔。这位小塔瓦尔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位老先知的继承者。
老塔瓦尔坚信，要想接近上帝他必须远离社会。他的住所是远离社会的荒野之地。堡德海德是一个“空洞的地方……什么都没有”，[218]一个“孤独的地方”。[219]不仅如此，他们的全部日常生活就是在这块难以升级的土地上去维持精神和肉体的生存。老塔瓦尔对此一清二楚，他的本性和他的教义中都深深地融入了这一事实。眼看着自己时日无多，又担心小塔瓦尔会去找他在城里的舅舅乔治·雷波尔，老塔瓦尔不得不告诫他选定的接班人：“我去了以后，你一个人住在这片林子里尽享阳光的沐浴要远比待在城里和他在一起强得多。”[220]对于老塔瓦尔来说，阳光照耀下的红土地是上帝的规划和赐予人类的“应允之地”，这一企划是需要时间来实现的。他把自己看作是上帝应允的“希望之子”——先知和先知的继承人。他认为自己有义务把小塔瓦尔训练成为先知，将来作为他的继承人在众人面前传达上帝的声音。这么多年来，老塔瓦尔一点点走进林中最偏远的地方以此来磨炼自己，解决自己面对上帝时的任性。尽管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是老塔瓦尔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自己反社会的生活方式而赢得社会的接受。他认为异教徒野蛮社会的各种劝告都根本不具有说服力，他发誓要坚决摒弃这些背离上帝的野蛮人的文化，绝不放弃逃离社会的做法。他独自一人承受着来自各方的不断的攻击，这些忍耐最终汇成了他内心深处的清冽的怒火，他疯狂地和那些抵制上帝的行为抗争，决定把小塔瓦尔培养成先知。老塔瓦尔还决定自己死后在坟头立上十字架，来表示他对上帝的爱。
希伯来的先知们和耶稣本人成了“自称是先知”的麦森·塔瓦尔的精神导师。[221]然而，老塔瓦尔在思维方式上是个典型的古代先知，但是在权威性上却和古代先知毫无相似之处。[222]犹太历史中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先知”的存在。先知过去被称为“先见”。[223]“先见”，希伯来文作roeh，英文译为seer，与“先知”（navi，prophet）既有联系亦有区别。《撒母耳记上》9：9提道：“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先见”载于以色列早期历史，常为百姓解答求问的具体事宜，如扫罗为自家丢失的几头驴去求问撒母耳。按希伯来《圣经》传统，“先知”是发预言的人，要按照神的旨意主动宣讲未来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撒母耳在书卷中的形象兼有“先见”和“先知”的双重特征。可见，“先知”指的是“那些能够产生幻视，并能够预知未来或传达成败的神谕的人们”。[224]先知普遍具有神奇的能力，能够证实自己具有上帝所赋予的权威的能力。从宗教历史上来看，先知是圣哲，熟知诸多的宗教传统。人们相信他们具有非凡的能力，是一个人或一座城市生死攸关时具有最后话语权的人物。在古代早期教会中，先知们的先知先觉能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保罗的时代，居于众异教徒之中的圣灵宣布基督的再次降临指日可待。”[225]
然而，在《暴力夺取》中，老塔瓦尔祖孙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了。尽管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都能够追回到摩西、以西结、施洗者约翰等古代的以色列的先知们，他们的命运却表明在现代社会中先知已经没有能力来战胜社会中无所不在的邪恶了。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和老塔瓦尔祖孙生活的小环境的鲜明反差表明，在现代社会中，古代先知的生活方式已经过时了：当老塔瓦尔正在教育出生在1938年的小塔瓦尔什么是上帝时，法西斯正在疯狂进行“二战”的大杀戮。面对刽子手的疯狂，上帝选择了沉默，先知自然成了失声的代言人。他在荒凉的森林深处无力地传达着上帝的教义。作为现代先知，老塔瓦尔一生的各个时期都不具有古代先知的话语权。对于生活在堡德海德的老塔瓦尔来说，以色列的先知们掌握着治疗整个现代社会累累伤痕的钥匙。通过他们对于邪恶和苦痛的敏锐掌握，这些握有上帝话语的古代先知们能够说出克服压迫和打碎精神枷锁的方法。以色列的先知们是话语的英雄。老塔瓦尔渴望成为这种典型的传统先知，同时也在徒劳地努力扮演这种先知。面对公众的谴责，他坚定地守护着圣经的文本。然而，他的预言却一再不灵验。他预言上帝会惩罚罪者，最后的审判日迟早会来临。然而，他的预言却一再成为周围人的笑柄。他在盛怒中宣布世界马上就会见到太阳在血与火中迸出。但是现实却不能令老塔瓦尔满意。尽管他在愤怒中等待着预言的实现，太阳还是日复一日地照样升起，那么平静宁和，自我节制。仿佛不仅是世人没有倾听这位先知的话，就连上帝也对他的话充耳不闻：太阳升起又落下，世界由绿色变为白色，接着又从泛绿的白色变为绿色，再变成白色。太阳就这样升起又落下，老塔瓦尔对上帝的聆听绝望了。他的预言一次次不能实现，他内心的痛苦与日俱增。终于有一天，“他再也一刻都无法忍受上帝了”。[226]他喝醉了。老塔瓦尔感到无法承受的精疲力竭。不过，他还在坚守着自己的那种固执任性和自欺欺人。他认为自己掌握着在这个破碎的人间内部进行调解的能力。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血与火的扭曲的意象表明了这位老人的痴迷所带来的进一步更为可怕的事情。老人刚一死，小塔瓦尔就一把火烧了老人的尸体，到城里去了。尽管后来这个老先知还是被一个黑人给埋葬了，这把具有象征意义的大火还是宣布了老先知之死。这位老先知不但被上帝抛弃了，也被他自己选定的继承者抛弃了。
在《圣经》中，上帝通过赋予先知以深刻见解和洞察力来实现自己的权威，使人们相信他的超然的能力。上帝主要是通过“道”和“灵”来向先知们展示自己。[227]这些古代的先知通过上帝代言人的身份获得了自身的权威。所以，这些先知是父权制神学的坚定支持者。通过老先知之死，奥康纳不仅表明了“先知”的不合时宜性，同时通过剥夺老先知的话语权剥夺了上帝的话语权，颠覆了传统父权制神学中掌握着绝对话语权的男性上帝的权威。
对于老先知选定的继承人小塔瓦尔来说，这种追随古代先知的生活方式使他举步维艰。这个男孩不得不去面对堡德海德外在环境中的荒原和内心深处的悲苦带来的凄凉。使小塔瓦尔更为痛苦的是，他不像老塔瓦尔那样渴求这种生活。事实上，他想逃脱自己成为先知的命运。这种矛盾令他痛苦不堪。一方面，老塔瓦尔的影响始终深深地根植在他的心里，甚至是他的外表也和老塔瓦尔非常相像：“他满头白色头发，额头布满纵横交错的皱纹。他戴着金属框的眼镜，和老先知一样长着一双浅灰色的眼睛。”[228]另一方面，他又与老先知不同：“只是这双眼睛清澈而空洞。”[229]对于小塔瓦尔来说，老先知的死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上帝之死。如果上帝死了，一切都允许去做了。这个男孩子自言自语：“现在我能够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了……如果我不喜欢我就可以把所有的那些鸡杀掉。”[230]“因为房子被烧掉了，但我想它被烧掉。我不想要他的任何东西。现在，一切都是我的了。我要回到那儿。我再也不离那儿了。那里完全由我掌管，没有那些虚伪的假话。”[231]
临死前，老塔瓦尔把自己的使命传给了小塔瓦尔，那就是首先对他进行基督徒式的安葬，然后到城里给他的舅舅乔治·雷波尔的白痴儿子进行洗礼。这两项使命都是要求这个男孩担当起通过死亡给予生命的使命。然而，小塔瓦尔并不想成为老先知以利亚的继承者以利沙。[232]小塔瓦尔来到了城市。为了展示自己绝对的自由，小塔瓦尔在施洗礼时杀死了他舅舅的白痴儿子毕晓普，[233]以此来摆脱老人对他的思想的控制，证明自己并不是先知，“我通过淹死他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我确实为他施洗了，但那只是一场意外。现在，我只需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再不必为谁施洗或者预言什么了”。[234]
在白痴男孩死后，小塔瓦尔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舌头开始表演失语的哑剧，沉默中的他忍受着灵魂的煎熬。起初，小塔瓦尔一言不发是为了在离开湖水之后拒绝承认他在淹死毕晓普时说出了洗礼的祷告。小塔瓦尔的沉默不仅仅是他想压制自己由于杀死了毕晓普而产生的内疚。小塔瓦尔从小受到的教导是舌头表达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声音，话语产生和揭示不可见的各种力量。在预言和教父体系中，话语具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和象征洗脱罪恶、使人获得重生的洗礼的神圣仪式紧密相关。后来，当让他搭车的昏昏欲睡的卡车司机和他谈话时，小塔瓦尔张开嘴想说话，结果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235]小塔瓦尔不会说话了。他没有了声音，完全进入一种没有灵魂的黑暗之中。在回去的路上，他计划着回到堡德海德，他要沉默下去，他要成为他自己的人，免受“预言的折磨”。[236]在回到堡德海德的路上，小塔瓦尔被司机灌醉了，在同样沉默无声的森林里被这个男同性恋者强暴了。一个小时以后，这个男孩的嘴里发出了“一声干嚎”，[237]而不是连贯有意义的词语。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怒，小塔瓦尔再次点燃了大火，这次他烧毁了周围的草木。奥康纳此处对于强暴的描写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犯罪来使人们对此产生现代的理解。而是更为强调这种使人降格的臭名昭著的手段所产生的永恒的精神影响。尘土飞扬的马路旁的沉默的树林中所进行的这次长达一个小时的暴行使得小塔瓦尔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陌生人在犯下暴行之后悄悄地离开了犯罪现场，并且“把男孩的帽子当作纪念品拿走了”。[238]等到小塔瓦尔恢复意识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帽子不见了。帽子对小塔瓦尔来说是将自己隐藏于现代社会的阳光背后的保护伞。
《新约》规定，“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或剃发为羞愧，就该把自己蒙起来。”[239]而且，“女人为着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标记”。[240]《暴力夺取》中，老塔瓦尔“戴着一顶四周帽檐上翘的浅灰色礼帽，内衣外面罩着一件原本为黑色的灰色工作服”。[241]对小塔沃尔来说，“他遵循舅姥爷的习惯，除了上床睡觉，其他任何时候都不摘掉帽子。他一直遵循舅姥爷的习惯直到今天”。[242]帽子一直如影随行地跟着他，就连给毕晓普施洗时他也戴着帽子：他脱下鞋子把工装服的带子从肩膀上解开，把他们扯到脚底……却把帽子紧紧地按在头上，好让它不至于掉下来。“他游到码头边，帽子依然盘踞在他的额上。”[243]在整个小说中，塔瓦尔的帽子只掉过两次。另一次是他从律师的办公室的窗子往外看时弄掉了帽子。他只有遮住他的脑袋才敢从律师的办公室出来见阳光。所以，当他离开办公室时，“他的头上围着一条旧工作头巾，头巾的四角打成结”。[244]就这样，小塔瓦尔的头一直用东西包着，直到那个邪恶的陌生人（也戴着帽子）冒犯了他。奥康纳通过这一象征性的行为强调了毫无遮挡的小塔瓦尔终将面对现代社会的一切。“当塔瓦尔醒来时，太阳直接照射在他的头顶，小小的银色的太阳。”[245]没有了帽子，他实际上就等于摆脱了自己成为先知的使命，语言和肉体的双重失控表明了这位老先知的接班人彻底失去了先知的力量。古代先知的洗礼不但杀死了被洗礼者，也象征性地杀死了施洗者自己。
语言的一度丧失和对自己身体的失控使小塔瓦尔女性化了。没有了帽子，被鞭打过，被强奸过，被烧灼过，自我意志被打破的男孩成了一位女性的救世主，“他那双被烤焦了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似乎已准备好眺望等待着他的命运了，但他依然稳步地前进着，他的脸坚定地朝向黑色的城市，在那里，上帝的孩子正躺着，熟睡着”。[246]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中，小塔瓦尔一个字也没说。树林中“呼呼作响的火焰”[247]表明了男孩向自己的过去宣战。然而，宣战是需要武器来和对手厮杀的。女性化的男孩扑倒在地上。在小塔瓦尔被灼伤的脸上和匍匐的躯体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对老塔瓦尔的最终的否定。小塔瓦尔从地上爬起来，看了看他放的这把毁灭性的大火，弯下腰从坟墓里抓起一把土抹在了前额上。通过女性化，奥康纳暗示了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尽管这个男孩拒绝接过老先知给他制定的当先知的任务，但是在被女性化之后他决定去承担起这一责任。这个由男孩变成的女先知放火烧了那片肮脏的土地和老先知给他的衣服。这一行为预示着这位女先知打算要说的话一定和上帝的旨意以及老先知的话语是不同的。“城市里上帝的孩子”可以被理解成是上帝选进他的上帝之城的人们。这就暗示出她将去反抗上帝，冲破上帝之城，解放那些仍然还是父权制宗教受害者的人们。但是这位女神般的女先知正在面临的是一个未卜的未来，因为“他的被烧焦的眼睛……好像已经预见到等待他的命运”。[248]人们很容易感受到在这条拯救他人的路上正在等着这位拯救者的危险。
对于神学女性主义者来说，不管它们的各自观点有多大差异，他们共同关注点之一是“父权制神学的男性中心和厌女症”，[249]所以为了寻找女性的主体性，玛丽·贝克·艾蒂和安·李等女性主义神学家强调上帝的“母性”的一面。[250]很多女性主义者提到上帝时用“她”。对此，玛丽·戴利指出，传统的上帝形象是“不充分的上帝”。这个上帝形象给女性在本质上劣于男性摇旗呐喊，因此这一形象阻碍了女性的完全解放，女性不应该依靠这一父权制的榜样来寻求救赎，否则仅仅满足于“交叉”现象所折射出来的重新组合是危险的，也就是说，试图运用压迫者的武器来反对压迫者是很危险的。在小说结尾处，小塔瓦尔发现被他烧毁了的老塔瓦尔的尸体最终还是被埋葬了，这表明对于这个男孩来说反抗上帝的意志是很难的。在这个孩子朝着城市再次走去时，他的体内有着一股宗教狂热的激情和一种深深的绝望，他的身后是熊熊的地狱之火，他的面前是一片漆黑的黑暗。小说以14岁的孩子朝着“毁灭之城”走去而结束。[251]从小说的结尾能够推断出，人们很容易想到小塔瓦尔的未来：“男孩不整齐的身影不时地斜射在面前的路上，仿佛它为他的目标开辟了一条艰难的路线。”[252]等待着这个孩子的命运一定是充满了危险，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通过这位女性化的拯救者的无助和茫然，奥康纳表明，仅仅通过把“男性上帝”（He-God）变成“女性上帝”（She-God）的宗教是不能拯救现代人类的。通过实行变性手术把上帝从“他”变成“她”对于人类的完全解放是毫无用处的，停止在话语的这个层面将使得女性成为人的深层问题琐碎化。[253]这一点在奥康纳的小塔瓦尔的身上具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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