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基督的流离失所

    在她的著名短篇《背井离乡的人》中，奥康纳的神学观，尤其是上帝观，得到了集中的彰显。奥康纳通过这部作品表明，推翻了上帝的权威之后，部分女性主义神学家将女性的解放寄托在上帝之子耶稣基督身上的观点同样是行不通的，传统的基督已经成了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对传统基督的依赖只能是女性主体性的再次丧失，导致“女人之死”。

    在《背井离乡的人》中，奥康纳在描述现代美国社会激烈的生存竞争的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宗教观。通过“背井离乡的人”吉扎克的遭遇，奥康纳表明：不仅传统的基督教中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成了一个背井离乡的人，而且试图依靠这一处传统形象来获得救赎的现代社会中的女性更是一种悲剧，最后的下场就像女主人公麦金太尔太太那样丧失了精神的家园，枯萎而死。奥康纳通过这部作品表明，推翻了上帝的权威之后，女性把自身救赎的希望寄托在上帝之子基督身上同样是行不通的。这一观点和戴利的观点不谋而合，否定了部分女性主义神学家将女性的解放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观点。

    女性主义神学是女权主义运动在基督教神学中的反映。如同其他政治神学一样，女性主义神学强调神学信仰及反映其得以生存的社会政治条件，认为宗教中的上帝形象亦是按照社会统治阶层的意愿所塑造。在一个男人占统治地位的父权制社会中，上帝自然被描述为“父神”。于是，女性主义神学家们反对把上帝作为圣父的基督教传统，她们通过各种方式在《圣经》文本中寻找上帝与女性的对话，寻找基督教传统中的女性体验，强调圣母玛丽亚的重要性，甚至将上帝界定为女性等，以此来消除基督教传统神学中承认男性中心和鄙视女性的偏见。主流的自由派女权主义神学家们把基督看成是上帝的代表。其中有些神学家因为上帝的父权制的本质而摒弃上帝，认为作为男性化身的上帝使男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因为“如果上帝是男性，那么男性就是上帝”。[254]然而，她们在极力摒弃传统的男性上帝的同时，却把女性救赎的希望寄托在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把基督看成是女性受压迫地位的解放者。

    历史上的耶稣吸引了好多女性，因为他摒弃了他那个时代的父权制统治。他公开接受被压迫者、被驱逐者、娼妓、撒马利坦会成员、麻风病患者和妇女。莱蒂·拉塞尔指出：“很多人把《圣经》里的很多东西作为神学的基础加以摒弃……然而，那些研究基督教神学的人们却无法放弃拿撒勒的耶稣的故事。”[255]于是，耶稣基督被看成解放人类的救星：“作为博爱的主，基督为他人服务，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伙伴关系。在这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中，我们不仅和上帝是伙伴关系来一起解放这个世界，而且我们彼此互为伙伴去战胜种族、性别和阶级的捆绑。”[256]在这些女性主义神学家看来，他们可以从基督的身上看到上帝对所有被压迫者的接纳。还有一些女性主义神学家则把耶稣描绘成一位母亲，她努力去找寻和救治她的孩子，甚至直接赋予了基督本人以母性，把钉死在十字架上受难看成是母亲的分娩。“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宇宙之痛的时刻。在这一时刻，在爱和上帝中诞生的万物都进入了转化的痛苦历程。”[257]这些关于基督的观念被人们、尤其是女性广泛接受，他们把救赎和解放的希望放在了基督身上。

    在《背井离乡的人》中，女主人公麦金太尔太太就是一位把自身的救赎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女性，而“背井离乡的人”吉扎克先生是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基督的象征。和《圣经》中的耶稣一样，奥康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基督形象既是救世的“主”（a Lord）又是“受难的仆”（a Suffering Servant）。[258]

    吉扎克先生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他从欧洲逃到了美国，经牧师林恩神父介绍到麦金太尔太太的农场工作，他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技术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并很快成为这位女农场主眼中的拯救者。牧师林恩神父是第一个把吉扎克先生的形象和基督联系在一起的人，他说：“他来拯救我们。”[259]在吉扎克先生来到农场之前，麦金太尔太太的农场已经越来越不景气，管理不当和工人的懒惰使得麦金太尔太太花费毕生精力才搞得有声有色的农场又要变回到“荒原”了。就在她一筹莫展时，吉扎克先生出现了，仿佛从天而降般地来到了她的农场。吉扎克先生勤劳肯干，更主要的是他有一手好技术。看着有了起色的农场，麦金太尔太太说：“我到底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人了。”[260]像耶稣一样，吉扎克能够使他的手到之处发生奇迹般的变化。他的到来很快使麦金太尔太太的“荒原”有了生气。于是，麦金太尔太太把吉扎克先生看成了拯救这片农场的希望，实际上是把他看成了拯救她的这片世界的救世主。她断言说，“但是我到底得救啦！”“一个人的苦难是另一个人的收益……那个人就是我的救星！”[261]

    然而，吉扎克先生身上所具有的救世主的特色很快就被他的另一个根本属性淹没了，那就是麦金太尔太太所说的：“基督不过是另一个‘背井离乡的人。’”[262]除了呈现主的形象外，吉扎克先生更是一个无助的“替罪的羔羊耶稣”（Jesus the Scapegoat）的形象。[263]在麦金太尔太太的梦中，这一联系变得更清晰起来以至于麦金太尔太太把“背井离乡的人”和基督真地当成了一体。在梦里，牧师提到“烤炉、闷罐子车、集中营、有病的孩子和我们的主基督”。[264]这个梦境表明“我们的主基督”和其他的受苦难者之间的一种平等的关系。在受苦的人类和受苦的救世主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吉扎克先生和受难的基督之间被画上了等号。这两种形象的结合以及随着第二个身份逐渐占了上风，奥康纳使读者意识到这个耶稣基督根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受难来拯救人类。作者通过农场上的白人女帮工肖特利太太发出了预言：“我对于从魔鬼方面来的救星感到怀疑。”[265]最终这个“基督”自己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成了真正的“受难的主”，既无法拯救他人又无法惩罚罪人，更没有天堂在等待着他，因为“魔鬼是宗教的领袖，上帝只是个门客”。[266]吉扎克先生被看成了这片荒原的拯救者，然而，他的到来的真正原因却是“他无处可去”。[267]吉扎克刚一出现，他的这一处境就被农场上的白人帮工肖特利太太一语道破。在“背井离乡的人”到达之前，肖特利太太对农场的黑人解释他的状况：

    “他们是从大洋那边来的。”

    “他们就是所谓背井离乡的人。”

    “他们现在不在他们出生的地方了，当然也没地方可以去了——就像你离开这里，没人收留你一样。”

    “他们现在不在他们属于的地方。”[268]

    正如肖特利太太所推理的，吉扎克先生是一个外来者，“他没有地方可去”。[269]克里斯蒂娃指出了一个产生于共同的谱系的关于普遍“人权”和民族主义的、共有的概念的悖论：没有国家的人是没有人性的人。这种为那些被剥夺了民族性和国家的保护而屈服于民族主义、极端主义的人们的命运而做出的悲怆的总结恰当地反映了奥康纳文本中的困境：“在人类的抽象的赤裸中世人什么也没找到……仿佛一个人除了是个人以外什么都不是，他失去了能够使其他人把他当作他们的同类看待的所有品质。”[270]吉扎克先生从欧洲历史的梦魇中逃脱到了新世界的生活中的那份悲怅被转变成了一种古怪的活着的死亡。在麦金太尔太太眼中，吉扎克的脸就像弗兰肯斯坦的怪兽一样，好像是从被破坏了的坟墓中出来的破碎的尸体的碎片装配出来的：“他的整个脸看起来就像是好几张脸拼凑起来的。”[271]

    吉扎克先生不仅被剥夺了国籍，而且被剥夺了话语权。神学家卡尔·巴特说：“没有第二个和第三个，而只有一个上帝的话语。”并且因为“上帝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的话语也是独一无二的”。[272]上帝的话贯穿了《新约》的始终：“我即是道。”[273]不仅上帝用话语创造了世界，而且语言也被基督用来行奇迹。荒谬的是，吉扎克先生所掌握的语言导致的是他根本就失去了表达的能力。当然，行奇迹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作为一个外来者，吉扎克甚至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根本无法让他周围的人明白他的思想。吉扎克的波兰语中的异国元素使得作品中不断增加的焦虑更为突出。语言不再是有权威的，而变成了破坏性的东西。语言被设置成了固有的内在暴力的外在表现。吉扎克的名字被肖特雷太太故意地错误读成“Gobblehook”，[274]唤起了人们对于吞噬和撕扯的恐惧，因为英语gobble的含义是“狼吞虎咽”，hook是“钩住”，“钩子”。

    将救世的“主”和“受难的仆”两个形象集吉扎克于一身彻底弄乱了麦金太尔太太的生活。吉扎克先生的勤劳和肯干反衬出农场上白人和黑人的懒散与无能，使得农场里的其他工人感到工作的安全感受到了威胁，于是引起了大家的共同敌视，除掉吉扎克则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企图。农场的秩序开始混乱。就在这种日渐混乱的场面令麦金太尔太太已经颇为为难时，麦金太尔太太得知“背井离乡的人”打算把他的白人表妹弄到美国来和农场上的黑人帮工萨尔克结婚，以此逃离欧洲的痛苦生活。对这件事，麦金太尔太太感到极度震惊和愤怒，原因是“黑人们一点儿理智也没有，你会使他激动……”[275]麦金太尔太太觉得吉扎克的这种做法会使得她的农场失去秩序，因为“我可不愿意我的黑人心烦意乱。没有黑人，我不能经营这个地方。没有你我能经营，可是没有他们不成”。[276]于是，麦金太尔太太不得不向吉扎克先生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取消将表妹嫁给她的农场上的黑人的打算，否则就解雇他。这一事件使得麦金太尔太太感到“吉扎克先生很有能力……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和我的黑人共事”。[277]她意识到这位耶稣形象的人只能带给她更多的混乱。于是她悲叹道：“首先，吉扎克先生用不着非上这儿来。”[278]由于农场上因为吉扎克的出现而产生的紧张氛围和冲突，麦金太尔太太决定解雇“背井离乡的人”。她的内心很矛盾，“麦金太尔太太没有理由不该立刻解雇吉扎克先生，可是她一天天拖延下去。她为她的账单和健康烦心”。[279]她想依靠“背井离乡的人”，把他看成是她的救世主耶稣，她指望他给她带来更好的生活，但是她又感到他的存在令她烦扰，跟她的情况和周遭的环境不合时宜。她知道，“他是个多余的人，破坏了这一带的平衡”。[280]她抱怨说，他的出现打乱了她的生活的平衡，但她又没有足够的决心去解雇他。对她来说，摒弃了吉扎克先生就等于摒弃了基督。她对于解雇吉扎克所表现出的犹豫不决表明她潜意识中仍然坚持基督将会是，而且应该是她的拯救者。麦金太尔太太“开始明白，她在道义方面有义务解雇那个波兰人，可她却在逃避，因为她觉得这很难办”。[281]麦金太尔太太看着吉扎克先生修理拖拉机时想到：“在她对他不满的事情中，最为不满的就是，他不自动离开。”[282]就在麦金太尔太太对于解雇吉扎克犹豫不决时，其他几个工人已经急不可耐。他们让吉扎克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被杀死之前，吉扎克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觉察，他的死也不是为了拯救人类而献身，“而是为了他自己”。[283]卡车碾过了他的身体。在杀死“背井离乡的人”时，麦金太尔太太感到“自己的眼睛、肖特利先生的眼睛和那个黑人的眼睛，全在一道目光中汇聚到了一块儿，使他们永远勾结到了一起。她还听见拖拉机轮子轧断波兰人的脊骨时，他发出的那个微小的喊声。两个男人奔上前去救援，她晕过去了”。[284]这次“事故”的描写把麦金太尔太太、一老一少两个黑人帮工以及白人帮工肖特利先生永远变成了共犯。甚至没人设法去帮助“背井离乡的人”。他们之间的无声的勾结呼应了斯蒂芬·克雷恩在《蓝色旅馆》（The Blue Hotel）中的那段话：“我们都参与了！每一份罪恶都是彼此勾结的结果。”[285]“背井离乡的人”死于不同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人们的集体谋杀。就像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借疯人之口所说的：“我们的上帝在哪里？我来告诉你。我们杀死了他——你和我……上帝死了。我们杀死了他。”[286]尼采杀死了上帝之后，人类再次联手杀死了上帝之子基督。

    作为一个受雇于人的外国人，吉扎克根本不能预测和预言任何事情，而且也不知道他即将被出卖、背叛和处死。更有甚者，在他死后，他曾经工作的土地变得更加荒芜了，那个曾经希望他带来拯救的女人则完全沉默了。这一事件表明基督已经成了“背井离乡的人”，不能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希望。他不是圣父上帝派来人间的，而是被欧洲的法西斯分子驱赶来的。他的苦难带给自己的是死亡；带给他人的是幻灭。虽然麦金太尔太太默认了其他帮工对吉扎克先生的谋杀并且自己也间接地参与了这场谋杀，然而，她在精神上对于耶稣基督的企盼和依赖已经使她完全没有了主体性。麦金太尔太太想要摒弃作为榜样的基督和她挥之不去的想要依靠这个已经流离失所的榜样的愿望使她深深陷入了受害者的境遇。她无法摆脱她的两难困境。她找不到生活中的新的救赎者。麦金太尔太太已经把这个基督形象的人看成了自己的榜样和救赎的依靠，看成了理想中的拯救者，所以她自然在潜意识中内化了基督的品质。基督教所理想化的那些品质，尤其是在女性身上所理想化的品质，同时也是受害者所具有的品质：殉葬者的爱、被动地接受苦难、谦卑、温顺，等等。既然这些是在“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耶稣身上被理想化了的品质，那么他的榜样作用自然就强化和巩固了女性“替罪羊征候”（the scapegoat syndrome）。[287]

    吉扎克死后，耶稣身上的“替罪羊”品质转移到了麦金太尔太太身上。以“替罪羊”的形象把耶稣和女性连在一起的观点在“背井离乡的人”和麦金太尔太太之间的联系上得到了生动的再现。基督的死使她彻底失去了生活的动力和热情。麦金太尔太太虽然和他人一起杀死了这个她眼中的基督，但是并非出于她的本意。对于耶稣基督的依赖使得杀死基督的她仿佛自身也死掉了。她彻底失去了自我。基督的死意味着麦金太尔太太精神上的死亡。结果，“背井离乡的人”的死不仅是毫无疑义的而且是灾难性的。吉扎克在“事故”中丧生后，麦金太尔太太晕倒了。当她苏醒过来后，看着吉扎克的尸体，“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弯身对着死人的人们全是当地人。死人给抬上救护车运走了，她像一个外乡人那样注视着”。[288]麦金太尔太太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外国人和一个陌生人。麦金太尔太太本打算依靠他从困境当中获得救赎，去挽救自己的农场，然而，这位男性的救星根本帮不上忙，反而带来更多的混乱，甚至导致了她和她的农场的最终的衰败和她本人的毁灭：她雇佣的工人离开了她，她不得不卖掉奶牛。很快，她失去了健康，不得不到医院去。等她回来以后，看到这地方她如今实在无法经营了。她把她的牛交给了一个职业拍卖商（他赔本卖掉了），自己隐居起来。最为可怕的灾难是“她的眼光一天天越来越差，嗓音也完全丧失了”。[289]话语能力的丧失自然暗示着话语权的丧失。基督之死是她的渴望，但是也导致了她进一步完全丧失了自我。这个故事表明：“历史上的基督教已经陷入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破坏了所有沟通宗教的努力……它已经，而且仍然和对于耶稣其人的有毒的夸大共存。”[290]“上帝之死”带来了“人之死”；“基督之死”则带来了“女人之死”。

    戴利指出，具有阴茎崇拜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产生于性别等级制度，同时也肯定了性别等级制度。这一意识形态产生的扭曲不仅在有关上帝的教义和堕落的教义中体现出来，而且在有关耶稣的教义中体现出来，因为“福音中的耶稣是青年男性，犹太人”。[291]问题就在于把这个人完全等同于上帝，以至于基督教对于神性和上帝形象的概念全都在耶稣身上具体化了。这种正统教义的基本前提是上帝以男性的耶稣形象来到人间。戴利指出，当论及妇女解放问题时，基督教的祭司和牧师通常会说：“‘上帝唯一以男性形象现身’，这就增加了男性的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292]基督的形象在基督教中使得性别等级制度所起的作用一直以来都是人们争论的话题。例如，为了使女性被持续地排除在牧师职务之外，现代的天主教教义接受女性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也就是在世俗社会是平等的，但是在上帝的天惠和眷顾方面是不平等的。可见，对于上帝作为造物主的形象的阐释中包括妇女，而对于基督的形象的阐释中却将妇女排除在外，正如关于牧师职务的讨论所提出的那样。所以，“神学的包装仍然是将女性排除在正式的牧师职务之外和罗马天主教教会将女性排除在祭司之外的理由”。[293]这为女性形象程式化提供了诸多的合理性，也为告诉妇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从而使女性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主体性。妇女解放的逻辑结论就是使得基督学的程式失去合理性，从而恢复女性的主体性。戴利指出，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看待和使用耶稣形象的传统方式进行一个现实的评估”。[294]奥康纳通过“背井离乡的人”的塑造对女性使用耶稣形象的方式进行了自己的阐释。她用“背井离乡的人”这一形象来戏仿基督的形象，旨在告诉读者、尤其是女性，这个基督已经不可依靠了。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传统的耶稣形象之上只能导致女性最终完全丧失自我。女性只有在思想上彻底摆脱对于传统耶稣的依赖才能真正摆脱成为受害者的境况。

    第四节 尼采“超人”的困惑

    正如奥康纳指出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形成了西方人；我们往往经常被看不见的关系与之绑定到一起，但是，虽然如此，这些纽带确实就存在那里。这一传统塑造了我们的世俗主义的形状。”[295]因此，“由于传统的上帝形象的权威，人类对于超然存在有一种扭曲的欲望：他们想扮演上帝，成为上帝”。[296]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公开宣称：“不是理性依赖于上帝，而是上帝依赖理性。”[297]他认为人错误地将自己的价值投射在上帝身上。“要使上帝富有，人必须成为穷人；上帝必须是一切，人则必须是无物。”[298]他呼吁扭转这一投射，因为人类必须收回他们给予上帝的价值。所有对于上帝的说法都被转述为对人的说法。在这种方式中，人的神性得到伸张，人被呼吁去取代上帝。不仅上帝被视为虚构或人的投影，而且“基督教的上帝被作为一个坏的虚构而遭到摒弃”。[299]所以，当尼采宣布“上帝之死”以后，“上帝只是发现自己被锁在了教堂，寺庙，清真寺的外面”。[300]他的功能被另一个机构即科学所取代，由另一个信念即技术万能所取代。

    然而，这些扮演上帝的人物在继续维护上帝所代表的一切。打碎了上帝的绝对超越之后，尼采发明了他的“超人”来填补由上帝之死引起的空白。[301]尼采所宣称的“超人”是在他宣称“上帝死了，要对一切传统道德文化进行重估”的基础之上，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构建新的价值体系的人。在尼采看来，正如必须重新创造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以挽救人类道德的堕落一样，也必须呼唤出一种“超人”来挽救人类自身可悲的退化。上帝死掉了，超人就是尼采心目中新的上帝。《好人难寻》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是奥康纳创作中的经典之一”。[302]吉鲁说：“这是在美国曾经创作出的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它可以和海明威或者和麦尔维尔的《书记员巴特比：一个华尔街的故事》相媲美。”[303]在1953年的圣诞贺卡中，罗伯特·洛厄尔对奥康纳最近的作品赞赏有加：“洗礼和嗜血的杀人疯子都好极了。”[304]奥康纳表达了超人的困惑。通过令人震惊的戏仿，在《好人难寻》中，奥康纳颠覆了通过她的人物形象体现出的上帝的形象，从而表明，超人，即：现代版的上帝，同样是不可行的。

    在《好人难寻》中，奥康纳以故作轻松的语气描述了一桩残忍的凶杀案。星期天早晨，贝雷全家人准备驾车到佛罗里达度假。故事一开头，作者便交代说：“老奶奶不愿意到佛罗里达州，而想到东田纳西州去探望一下亲友，因此想方设法叫贝雷改变主意。”[305]而她的儿子对她的建议置若罔闻。就在对儿子无计可施时，老奶奶无意间从报纸上读到一则令人惊恐不安的新闻，“那个自称不合时宜的人，从联邦监狱里逃了出来，正向佛罗里达州逃窜呐”。[306]虽然她认为，“我可绝不带孩子们还朝那个方向去凑热闹，要是那样做，良心上说不过去呦！”[307]贝雷依旧津津有味地读他的报纸，对她的话不加理睬。老奶奶又向孩子妈求助，谈论着应该让孩子们换个新的地方度假，开开眼界，因为他们已经去过佛罗里达了，可是，“孩子妈好像没听见她的话”。[308]虽然嘴上说不愿意去佛罗里达，老奶奶第二天却第一个坐上汽车，高高兴兴地跟着家人从亚特兰大向佛罗里达州进发。不过，心里非常渴望去田纳西州度假的老奶奶始终不忘自己的想法。这次，她将劝说的目标锁定在两个孩子身上。她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建议绕道沿着泥土路寻找她青年时期记忆中的一座古老的大厦。她的话终于奏效，孩子们的兴致被激发起来。在孩子们的坚持下，无奈中贝雷终于改道易行。当汽车行驶在“像是一条长年累月没人走过的路”时，老奶奶偷偷带出来藏在篮子里的猫皮蒂·辛突然从篮子里蹿了出来，“那只猫——一只宽白脸，红鼻头，灰条格的狸花猫——像条虫子似地紧盘在他的脖子上”。[309]翻车后，迎面开来了一辆车。三个人从车中走出来帮忙。不料车上下来的人正是那个使人胆战心惊的逃犯“不合时宜的人”。更不幸的是，老奶奶认出了这个被通缉的逃犯，并且故作聪明地脱口说出“不合时宜的人”的名字，还补充了一句：“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310]结果，“不合时宜的人”手里拿着枪，一边若无其事地与老奶奶彬彬有礼地说着话，一边“有条不紊”地指挥他的两个同伙将老奶奶的儿孙们一个个枪杀。最后，老奶奶倒在了他的枪口之下。

    表面上看，“不合适宜的人”是家庭、社会的受害者。在小说中，“不合时宜的人”讲述了自己在充满罪恶的世界中所遭受的苦难、受到的迫害以及信仰的彷徨和挣扎。为了生存，他尝试过做各种各样的工作，经历了人世间的各种疾苦：“我在唱诗班里唱过一阵子……我什么都干过。服过兵役，陆军啦，海军啦，国内国外都驻扎过，结过两次婚，在殡仪馆里当过差，铁路上干过一阵子。此外，种过庄稼，遇到过龙卷风，还见过一个男人活活给烧死。我还见过一个女人让人鞭打呐。”[311]他告诉老奶奶：“不，我不是一个好人，可我也不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我爹跟我说我跟我的兄弟姐妹不一样，是另一个品种的狗崽子。‘你知道，’我爹说，‘有人一辈子也没问过一个为什么，可是另有一些人总爱刨根问底。这孩子就属于后一种人。他将来准会到处惹是生非！”[312]根据他自己的讲述，少年时期的他曾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好奇的人，总是想弄明白生活中的是是非非。他对老奶奶讲述自己的困惑：“我记得自己从来也不是一个坏孩子，可不知道在哪里做了点错事，就被送进教养院，活活给埋没了。”[313]“不合时宜的人”告诉老奶奶：“教养院的主任医师说我犯的罪是杀死了亲生父亲，可我知道那是胡说八道。我爹是一九一九年闹流行感冒时死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葬在霍普韦尔山浸礼教堂的墓地，你不信可以自己去看看。”[314]“不合时宜的人”一直在告诉老奶奶自己是被冤枉的，是遭受了社会的不公正对待，被迫走上了犯罪道路，因为他没有出路。

    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不合时宜的人”却越来越明确地表明，是他的信仰危机导致了他罪恶的一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原子弹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变革和由此对现代人的生活产生的冲击，“上帝之死”给现代人带来的信仰危机，使人们的传统价值观破碎，“现代人由于失去信仰而丧失了生活的根基，在生活的苦难和重负中找不到光明与出路。在迷惑与绝望中要么成为非理性的世俗世界的牺牲品，要么就走向极端，以粗暴的反抗对待不幸，最后走向表演恶魔的角色”。[315]暴力成了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不合时宜的人”将暴力视为解决自己内心信仰危机的手段。“不合时宜的人”告诉老奶奶：“耶稣一切搅得乱七八糟。若是他能做到他所说的，那我就可以放弃一切而追随他；若是他不能，那我们完全可以享受几分钟，杀个人或是烧掉他的房子，或对他做些别的下流的事。”[316]可见，由于无法证实耶稣的存在，“不合时宜的人”便不能相信基督和基督的教诲。“不合时宜的人”说：“耶稣是唯一使死人复活的”，但是“他不应该这么做，他使一切都乱了套！”“不合时宜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信仰缺失的煎熬，“我没有在那里，所以我不能说他没有使死人复活”。“如果我在那里，我就会知道，我就不会像我现在这样。”[317]导致“不合时宜的人”彻底绝望和悲观的哲学根源是存在主义以及虚无主义。他不相信任何人或事，也不相信上帝。对强权的崇拜在他的心底占了上风，取代了社会正义感和传统道德观念。他想通过杀人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和存在，正如超人超出善恶观念之上，企图占有一切，统治一切，而丝毫不受良心的责备。

    “不合时宜的人”是“在经历了战争大劫难、精神大幻灭后的美国南方社会中畸形人物的代表”。[318]“不合时宜的人”疯狂地杀戮，仿佛在一次又一次地报复他所认为的生活和社会对他的不公。然而，他杀人后发现自己重新陷入绝望和虚空之中。在故事结尾处，他感叹道：“人生根本就没真正的乐趣。”[319]很明显，他陷入了杀人和绝望的恶性循环，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

    故事一开始，作者就交代了“不合时宜的人”的身份背景。他自命为“不合时宜的人”，是个恶名远扬、刚刚从联邦监狱逃跑的杀人犯。面对自己的血腥杀戮，“不合时宜的人”毫无愧疚和自责。在谈到自己的服装为什么不够体面时，他漫不经心地提道：“我们一逃出来，就把囚犯衣服埋掉了。没有更好的改善之前，只好凑合有什么穿什么。这几件衣服也是向几位遇到的人借来的呢。”[320]显然，他们的衣服是杀死那些人之后抢过来的，但是“不合时宜的人”却以叙家常的方式若无其事地谈论着，令人不寒而栗。

    “不合时宜的人”的思想就像一张由任意妄为编织的网，一切以他是否愿意为基准。他的意志就是衡量一件事情是否正确、是否该做的标准。当老奶奶问他是否因为偷窃而被关进监狱时，他解释说：“谁也没有我想要的东西。”[321]他承认偷窃意味着他承认其他人的所有权，也同时明确表明，“不合时宜的人”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囊中之物，任凭他任意取之。同时，这句话表明他想要的绝非是传统或世俗的人们所渴望的。对“不合时宜的人”来说，强权即真理，只要他想要的，别人的东西他可以任意靠暴力夺取。他没有夺取别人的东西的原因是他不想要。反过来，只要他想要，他就可以拿过来。故事中，他不愿意待在联邦监狱的高墙之内，他便越狱了。他没衣服穿，便从遇到的人那里“借来”，当然，可想而知，他的车也是“借来”的。更可怕的是，他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他坚持说他“不是一个好人”，并且对自己的罪恶昭昭的人生选择颇为得意。他镇定自若地指挥他的手下何时将这个可怜的家庭中的哪个成员带到树林中杀死，由此将杀人者和被杀者都置于他的意志力之下。“不合时宜的人”的意志力是如此之大，其满意度超过在世俗的创造中所能够提供的乐趣。他坚持认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他应该在场，因为“那是不对的我不在那儿，因为如果有我在那里我会知道我不会就像我现在”。[322]这一观点更为明确地表明他将自己的意志置于上帝的意志之上。对“不合时宜的人”来说，“上帝死了”的现代社会，没有道德价值观。他相信，强大即权力，强者不必关注弱者。在他的自我谴责和自我厌恶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自我偶像崇拜。超人认为他们可以扮演上帝，甚至认为他们自己就是上帝，所以奥康纳试图对抗现代社会中的傲慢所引发的邪恶，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平衡。奥康纳曾经提到《圣经》中傲慢的恶魔：“他的名字是撒旦，他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他的罪是傲慢，他的目的是毁灭神圣计划。”[323]奥康纳在她的信件、散文和小说中都不止一次教她的观众对抗邪恶的必要性。

    “不合时宜的人”的自我意志赋予了他用自我取代上帝来作为生命的来源和赋予生命意义的观念。他说：“我不需要帮助，我自己做得不错。”[324]结果，“不合时宜的人”最终“将自己封闭在心底的地狱之中，用意志的铜墙铁壁密封上，坚决拒绝他人的爱”。[325]老奶奶看到这个男人扭曲的脸靠近自己，好像要哭了，她低声说：“你也是我的一个孩子。我的一个亲生儿呦。”[326]她伸手摸他的肩膀。“不合时宜的人”好像被毒蛇咬了一样猛地闪开，朝着她的胸部连开三枪，打死了她。“然后，他把枪放在地上，摘下眼镜擦擦灰。”[327]

    这种拒绝爱，甚至是简单的触摸，使人们想起在萨特（Satre）的第一部小说《恶心》里面的异化的主人公，表现为对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恶心：“物体不能触摸，因为他们不是活着的……但他们碰我，这是无法忍受的……这是多么的令人不愉快！它是从卵石而来，我确信，它通过卵石落入我的手中。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在手中的一种恶心。”[328]最终，萨特的不快乐的主人公自己的身体也被这种恶心的物化所感染，他自己，他的肉体和思想，都成为物体，恶心的来源。与这种令人作呕的对世界的物质性的关注相反，西苏提出了“天赋”概念，一种由爱而不是萨特式的厌恶所驱动的对他者的开放和接近。如果萨特的主角的异化正是因为他把他自己的被动作为一种对他者的开放态度，西苏对被动性进行了非常不同的解读：“至于被动，如果过度，它部分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但有一个非封闭的被动，不是屈服而是信任和理解；这不是破坏而是精彩扩展的机会。”[329]为了使人类体验“天赋”的感觉，西苏提出了“天赋”的概念，认为“我们不再知道如何接受。接受是一门科学。知道如何接受是天赋中最好的天赋”。[330]然而，作为父权制单一性别的受害者，人类不能给予和接受爱的触摸。这种困境体现在“不合时宜的人”的身上。当老奶奶意识到某种神秘的纽带将她与“不合时宜的人”绑在一起的时候，尽管这种神秘的东西她平时只是放在嘴上说说而已，她伸出了手。然而，事实是，这并没有救了她，反倒被“不合时宜的人”立即杀死。这反映了“不合适宜的人”拒绝表示爱的触摸。他害怕与别人的密切关系。他不敢认识到作为人类的局限性，“从根本上说是人想成为上帝的欲望”。[331]

    “不合时宜的人”渴望控制自己的救赎，但他知道他不能救自己。这正是他对老奶奶的触摸感到恐惧之所在。这也是他作为超人的沮丧和困惑。他质疑他的罪恶，因为，假如记忆是错误的，似乎犯罪与刑罚之间就没有了联系。“不合时宜的人”告诉老祖母说：“我发现犯罪不重要。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或者你可以做另一件事，杀了一个人或把他的汽车轮胎从他的车上卸下来，因为迟早你会忘了你做了些什么，只是会因此受到惩罚。”[332]

    “不合时宜的人”说了这一切事情，表明自己没有犯罪的证据，只是想让自己成为一个被冤枉了的基督：他的情况与我相同，除了他没有犯任何罪，而他们能证明我犯了一种罪。他们能证明我犯了一种罪因为他们有关于我的文件。当然，他说，“他们从来没有给我出示我的文件”。[333]通过强调文件来作为一种记忆的替代，“不合时宜的人”为自己设置一个救赎的陷阱，一个他可以很容易地逃脱的陷阱。“不合时宜的人”又故意告诉自己，文件允许一个人“最后……证明你没有正确地被对待”。[334]不知不觉中，“不合时宜的人”认为，通过建立自己的罪行的可靠的记录，他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从而达到救赎。一旦受侵害成为一个人的身份标识，灾难故事将永不终结，于是他就成了一个永远的受难的基督。“不合时宜的人”刚刚解释了他选择自己的绰号的原因，“从树林里一声尖叫，紧随其后的是一声枪响”。[335]他不仅对自己滥杀无辜毫无悔意，似乎还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在你看来，女士，一个受到严厉惩罚，而另一个没有受到惩罚，这合理吗？”[336]而此时，正在受惩罚的是孩子们的母亲，而并非“不合时宜的人”，加入到被杀的行列的还有孩子们。在无意识层面上，“不合时宜的人”希望通过记录可以肯定他有罪，而不受惩罚，他能使自己真正强大。他决心在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后自己签名：“我现在自己签名。我早就说过，你给你自己签名，为你自己所做的一切签名，并保留副本。”[337]他试图建立一个权威，一个自己以外的权威，来为自己设定标准，他自己可以不承认是他自己创造的。因此，对“不合时宜的人”来说，处罚将施加给弱者。超人将自己界定为一种至上的道德理想，认为自己是真理与道德的化身，是规范与价值的创造者和占有者。通过给自己建立档案文件，“不合时宜的人”成了一位立法者，他的意志和言论成了法律。

    当“不合时宜的人”遇见老奶奶后，老太太认出了他，并且知道他的罪行，这样，老奶奶就成了一个了解他罪行的权威人物，他只好承认有罪。为了更强大，他杀死了老奶奶。以夺取人的生命为最终行为的“不合时宜的人”是恶魔。他在死亡中做交易；他是一个杀人狂。例如，为了获得汽车或服装，他通过杀人来得到这些东西。“不合时宜的人”的自我会逐渐导致他的灵魂的死亡。在一个同伙说杀人“有趣”时，“不合时宜的人”突然暴怒。“闭嘴，鲍比李”，他吼道：“生活中没有真正的快乐。”[338]这句脱口而出的话体现了他内心的痛苦，总结了他内心的生命之火熄灭后的绝望。杀人后，“不合时宜的人”进一步意识到一个超人是根本没有乐趣的。正如“不合时宜的人”对自己的监狱的描述：“转向右面，那是堵墙，向上看，是天花板，向下看，是地板，我已经忘记了我在做什么。”[339]这段话表明他生活在无比的绝望中，他看不到人生的希望。他其实是“生活在他自己的一个监狱中，并且在不断加固他试图逃离的这个监狱”。[340]他的个人意志所选择的是自己的监禁。“内疚和囚禁是他为之服务的神。虽然‘不合时宜的人’抱怨他被生活所困，他热爱奴役。”[341]奥康纳以“不合时宜的人”的绝望表明了人类取代上帝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超人”是“不合时宜的人”。

    第五节 人性的回归

    在她生前发表的最后短篇《帕克的后背》中，奥康纳的神学观，尤其是上帝观得到了集中的彰显。虽然奥康纳的代表作仍然被公认为是《好人难寻》，但是评论界认为《帕克的后背》“最终会经过时间的检验成为她的最伟大的作品”。[342]这部作品在奥康纳的创作生涯中始终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其发表时间的得天独厚，另外，是这部作品一反以前作品的暴力和冷酷，不再有昔日骇人听闻的死亡和杀戮，不再有上帝的“仁慈”带给主人公的毁灭性的顿悟，而是出现了一种奥康纳作品中少有的温和和柔情。另外，这部作品以主人公阶段性的生命历程宣告了奥康纳理想的人神关系，萌生了作者理想的上帝形象，体现了她的上帝观。她的上帝形象和玛丽·戴利的“动词性上帝”理论不谋而合。

    文章一开头，主人公俄巴底亚·伊利修·帕克在思考着自己的婚姻和妻子。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和她待在一起？”[343]并且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丢脸。在描写妻子莎拉·鲁思的时候，帕克想到的是“相貌平平，瘦小枯干，憔悴不堪，严厉苛刻，面无血色，尖酸犀利”以及“怀有身孕”这样的词汇。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自己娶回来的这个女人有什么迷人之处。这个“皮肤像洋葱”、“眼睛像冰棒”的女人在帕克的眼中既不美丽又不可爱，实在让人爱不起来。然而，帕克却不得不同时承认这个女人深深地吸引着自己，就像一块磁石，无法挣脱。令帕克啼笑皆非的是，“除了她的这些糟糕的特点之外，她一直在像狗一样到处去嗅违背上帝的罪行”。[344]帕克又怀疑她实际上喜欢她声称所讨厌的所有事情。总之，帕克无法理解自己的婚姻，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和这个女人结婚，更无法理解这个既将为他生儿育女的妻子。帕克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他真正不了解的是他自己。”[345]这个结论正是帕克的问题所在。帕克的灵魂就像一个居无定所的幽灵。他一生都在拼命找寻自己生命的中心，找寻灵魂的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帕克成了每一个现代人，他在寻找作为整体的自我。他想从破碎的状态中找到一种整合。整个故事由此展开，帕克经历了寻找自我的三个阶段：分别从对身体和精神的极端痴迷中走出、走进神人合一的理想人类状态。帕克的一生是一部痛苦而神圣的“变形记”。

    帕克对于文身的迷恋体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身体和精神的断裂产生的对身体的极端痴迷。在第一阶段中，帕克是一个感觉论者，具体体现在他对于文身的情有独钟，确切说是迷恋成瘾。帕克对于文身的痴迷开始于14岁时的一次经历。当时他在集市上看到一个从头到脚全身被文身覆盖住的人。帕克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身上的阿拉伯式图饰。他的皮肤上的那些猛兽和花朵呈现出一种难于捉摸和形容的动态。”[346]换句话说，帕克被他所见到的所有的肉体的视觉存在所征服。和文身男人的这次偶遇改变了他的一切，尽管这些变化是逐渐显露出来的，甚至帕克本人都完全没有预料到。他开始迷恋视觉享受，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了身体上，他开始迷恋文身。他会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欣赏镜子中自己的身体。除了后背以外，他的全身都是图案。他没有在后背文身是因为他无法欣赏后背的作品，无法获得那份视觉上的快感。这种视觉的满足感演变成一种强烈的男性力量：当他的妈妈企图拉着年轻的他去教堂来唤醒他的宗教意识时，他逃离了家庭，逃进了海军的军营；他开始酗酒打架，追逐女人。他发现这些女人通常都会被他的文身所吸引，文身成了他卖弄男性魅力的工具。帕克不愿意想当然地接受上帝，更不愿意接受上帝带给人类的他者地位。帕克企图通过对感官快感的追求来找到自我。换句话说，帕克企图通过对肉体的强调来摒弃宗教，从而找到自我。但是他要寻找的自我仍然是为了探求那种建立在男性对女性的驾驭的欲望基础上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的男性权威。帕克想要通过对感官的迷恋来反抗上帝对人类精神的控制，克服人类由于上帝的存在而产生的精神和肉体的断裂，但是他却在这一过程当中充当起了上帝的角色。帕克试图通过自己的男性魅力来实现对女性的征服。

    实际上，这个来自美国乡间的少年身上所体现的是一种存在主义者的探索。他是一个灵魂的探索者，他试图通过肉体来解读生命的意义和驱除自己探索中的迷茫。奥康纳告诉我们：“在他看见集市上的那个人之前，帕克的头脑当中从来没想过那个再普通不过的事实：他活着。”[347]然而，他对于视觉快感的觉醒只是他众多幻觉当中的一个。如果说他在看见这个文身男人之前是盲目的，那么之后他仍然是盲目的。他只是陷入了另一种混沌状态之中而已。不过，这次觉醒毕竟使他踏上了探索的征程，尽管帕克所做的这次寻找自我的探索是以丧失主观性为代价的。帕克渴望这些文身，因为他曾经看见另外一个男人拥有这些图案。也就是说，他的渴望本身就是一种摹仿，他所渴望得更多的是那个文身男人所拥有的那份令人羡慕的轰动和魅力，而并非那些图案本身。无论帕克多么努力，多么煞费苦心地去模仿，他始终找不到那份成就感和满足感，找不到那个男人所具有的那份力量。原因很简单，他对于纹身的那份渴望不是他的“原创”，所以那些图案不可能给他一种“自我”。结果，他不断地增加身上的图案，可是，“每个图案只能让他满意一个月，接着这个图案对他的吸引力就慢慢消失了”。[348]到他和莎拉·鲁思结婚的时候，“文身已经遍布他的身体的前部；然而每次在镜子中观察这些图案时，他都看不到那个文身男人在他面前所显示出来的那份浑然一体的壮观和力量，看到的只是杂乱和拼凑”。[349]他在每一个新的图案的新鲜感丧失之后所感觉到的那份不满却汇成了一个总体的感觉。

    从帕克在镜子中反复自我欣赏的渴望，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在探索自我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缺乏整一性。对于帕克来说，感官快感高于一切，因此他把所有的文身都做在了前胸，而不是后背。前胸和后背的截然分开，即可见和不可见力量的分离象征了身体和精神的断裂。帕克在这一阶段所感到的不爽和困惑是因为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种感官的力量和对感官的操控，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完整的自我的肯定和确认。然而，精神和肉体的截然分开使得他无法找到一个完整的感觉，所以，尽管他渴望胸前的图案带给他一种一目了然、尽收眼底的完整画面，他看到的结果却是“杂乱和拼凑”。他很难把文身图案的“杂乱和拼凑”同化为一体，从而产生他所渴望的那种浑然一体却又“错综复杂的阿拉伯式图饰”。[350]帕克的这一阶段的探索失败了，因为他对于肉体的过分追求使他走进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极端，即精神和肉体的二元对立。帕克为了表明自己对于上帝的否定而参军、酗酒、找女人。他把自己的探索完全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上，所以他的探索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使他找到完整的自我，因为他的出发点已经决定他只能看到对立双方的一个。第一阶段的探索表明：过分追求感官和肉体而忽略精神层面的追求是不可能给人们带来救赎的。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奥康纳否定的不是信仰本身，而是传统神学的父权制传统和由此产生的二元对立。

    接着，帕克进入了他探索的第二个阶段。尽管是下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帕克试图通过他和莎拉·鲁思的婚姻来找到自我，实现心理的转型。莎拉·鲁思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姑娘，然而她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品质：严格的宗教信条和标准。尽管帕克在开篇的沉思中并没有找到妻子吸引他的原因，但是他的回忆却表明这个姑娘正是他一直在寻找的自我的另一侧面，另一个自我。意识当中，帕克把她当成了拯救自我的工具，她的那些严格的宗教准则正是帕克所要找寻的理想。他对她说：“如果你吻了我，我就会获得拯救。”[351]显然，帕克把宗教和莎拉·鲁思联系在了一起，把莎拉·鲁思看成了自己的拯救者。毫无疑问，莎拉·鲁思是少有的霸道妻子，以至于她的怀孕反倒促使帕克更想离开她。然而，莎拉·鲁思却有着一种神秘的力量使帕克就像被施魔法，无法离开她。妻子对帕克的文身所表现出的不屑一顾反而使他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去讨好这个他认为一无是处的妻子，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帕克的妻子显然是另一个极端，她对精神的强调使她将身体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甚至崇尚苦修主义。对于这样一个女人的追求象征着帕克开始自我探索征程中的另一个极端。结果必将使帕克遭受到生命中另一个侧面所带给他的痛苦和失望。

    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让帕克回忆了追求莎拉·鲁思的过程。帕克“第一次遇见他未来的妻子的时候，他正在做生意，那就是以蒲式耳为单位买进，然后以磅为单位按照同样的价钱卖给那些偏远落后地区的人们”。[352]这句话巧妙地把商业和神学浓缩进了一个句子里。同样，这个故事也颠倒了古老《圣经》中的那个古老的关于原罪的故事。女性主义神学家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从这部舞台剧中剔除蛇、果树和女人，那么我们就没有了堕落，也没有了威严皱着眉头的法官，更没有地狱和永恒的惩罚——因此也就不需要救世主。这样的话，整个基督教神学就丧失了基础。”[353]因此，为了反对传统的父权制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家把“重构完全不同的关键教义”看成是解构父权制神学的基本任务，尤其是关于上帝、人性、男性和女性关系，罪与堕落，基督和救赎等观点的教义。奥康纳的这个故事和《圣经》中的情节恰恰相反。奥康纳颠倒了《创世记》中原罪缔造者的身份。原罪不再是女性邪恶的产物，而是男性追求的结果。帕克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他拿来一蒲式耳的苹果，然后把苹果递给了莎拉·鲁思，后者则“快速地”接过苹果，然后却“慢慢地咀嚼起来，那么有滋有味，那么专注”。[354]苹果成了男性递给女性的诱惑。同时，奥康纳讲述的这个发生在20世纪的“堕落”是一次幸运的堕落，他是男性为了解决如何获得自我的完整性进行的一个尝试。

    然而，婚姻生活并没有使帕克快活，反而使他更加抑郁。他试图用他的文身来吸引和取悦他的妻子，却屡屡失败。最后帕克决定在他的后背上文一个耶稣，来引起妻子对文身的兴趣。这是一场争夺霸权的战争，一场身体和精神的战争。对于帕克来说，如果他能够让极其注重精神生活的妻子融入他对于视觉快感的追求中，他就取得了控制权，取得了统治地位，从而找到一份男性至上的自豪感。然而，他决定把基督的头像刺入身体的决定却体现了帕克在无意识状态下所进行的精神探索：他试图通过上帝来找寻到自信和自我。在浏览了各种宗教题材的文身图形之后，帕克选择了一个“长着一双威严的眼睛”的拜占廷的基督像。[355]不过帕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宗教内涵。在他向妻子展示基督的图像之前，帕克曾经三次否定“他有了宗教信仰”。莎拉·鲁思开始时并没有认出来“基督”，称之为“又一份垃圾”。[356]这说明在莎拉·鲁思的眼中，这个代表男性权威、被男性用来企图控制女性的上帝形象根本就不具有意义。这个上帝仍然用那双“威严的眼睛”揭示着男性上帝所特有的那种绝对的权威，仍然是男性用来征服女性的工具。麦可费格指出：“在父权制的中心有一个根本的比喻，那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分裂。人类被看作是上帝的对立面，反过来上帝也是人类的对立面。上帝成了一个超然的存在，是人类高高在上的他者。在这个等级制中，女人则成了匍匐在男人之下的他者。从公正的上帝到罪恶的人类这一根本的二元对立派生出了其他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精神/肉体，事实/表象，生存/死亡——而这些对立随后又成了男人和女人的本质。”[357]戴利则将这种传统的上帝形象宣判为“不充分的上帝”。

    实际上，不仅仅是帕克被妻子所吸引，他的妻子同样被他所吸引。这个女人对他的文身挖苦讽刺，对帕克的感觉主义思想嗤之以鼻，虔诚甚至疯狂地笃信基督，有时还会运用家庭暴力（尽管程度很轻），可谓是和帕克格格不入，但是她同样离不开他。从一开始的“接受苹果”到后来的婚姻和共同生活，再到怀孕即将成为母亲，她从没有谈到或表现出离开帕克的意思。这种相互吸引表明一个人的生活中既不能完全没有信仰又不能完全依赖信仰，也就是说，人不能不要上帝，也不能只要上帝。这一相互吸引的关系为帕克最后的“变形”奠定了基础。帕克选择了狂热的萨拉·鲁斯已经迈出了他通向上帝的第一步。其后，他把基督的脸刺进自己的肉体，表面上是为了吸引妻子，使之通过接受感官享受来使宗教狂热降温。但是这一决定却是他接受基督的整个过程的一个潜意识表现。从接受萨拉·鲁斯到把基督刺入自己的身体，帕克终于走进了另一个极端，即企图完全依靠上帝来找到自我获得满足感。到此时为止，帕克仍然想用基督来吸引自己的妻子，提高他作为男人的魅力。这个刺进男性后背的基督仍然是男性强化男性地位和力量的一个工具。当然，帕克得到的依然不是他想要的，依然是一个分裂的自我：把基督的形象放在后背上之后，帕克不得不站在两面镜子间来观察自己。这样不仅打破了美学效果的统一性，也打破了帕克的自我感觉。他现在分裂为两部分，身体的前面是那个视觉论者帕克；后背则是寄希望于上帝的帕克。这两个形象彼此抗衡，形成了两个自我。帕克意识到，站在两面镜子中间去观察这两个自我令他绝望，“使自己成了一个典型的白痴”。[358]帕克对视觉和上帝的两个极端追求给他带来的不是几何线条的美，漂亮的协调和比例，也不是古典艺术的美学和谐，而是更大的、更为彻底的断裂和支离破碎。镜子中的哪一面形象都不能令他满意。

    刺上新的文身之后，帕克内心充满了躁动。他灌下一品托的威士忌，进赌场跟人吵了一顿，最后又来到一条巷子开始“检验自己的灵魂”，“他看见自己的灵魂就像一张挂满了事实和谎言的蜘蛛网”。[359]同时，他又看见了另外一种东西：“他必须服从现在将永远停留在他后背上的那双眼睛。”[360]由此，帕克开始了一生中最痛苦又最彻底的“变形”。他的不满足感消失了，不过他仍然感到自己不是自己。在回家的路上，“好像他自己对自己来说是个陌生人，开车走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尽管它所看见的东西很熟悉”。[361]小说的最后一幕颇为耐人寻味。回到家以后，他的妻子不愿意给他开门。终于打开房门之后，萨拉·鲁斯非但不承认新的文身是上帝的头像，反而拿着苕帚在他的后背上使劲抽打，喊叫着自己的家里不允许存在偶像崇拜者：“我能够忍受谎言和虚荣，但是我不想我的家中有偶像崇拜。”[362]这一宣言不仅是针对帕克的，实际上也给萨拉·鲁斯自己的宗教狂热画上了一个句号，尽管萨拉·鲁斯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也正是在这一宣言过后，萨拉·鲁斯开始抽打帕克的后背，确切说应该是后背上的基督，直到帕克“靠在树上，哭得像个婴儿”。[363]这一行为暗示着帕克获得了象征意义上的新生，他重新找回了十四岁那年失去的主体性，“帕克回来了”，[364]帕克回归了人性和神性，而这二者是统一在帕克的身体之中的。身体中融入了基督的帕克像婴儿般地哭泣表明人类开始回归人性和神性的统一体，开始从父权制神学的断裂中走出来。

    帕克后背上的这个上帝将和人类一起进步和变化，将和人类走在一起，和人的身体合二为一。不再有高居天国的绝对超然的上帝，也就不会有由此产生的人和神的二元对立。更重要的是，上帝不再是仅仅从人类的背后监督人类和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是跟着人类一起走。因此，这个上帝的形象结合了人类对于人性和神性的双重渴望，这一形象将是神人之间和谐与共的开端。而将神性和人性结合起来的人类才会是完整的人类。

    帕克在地上建立了一个新伊甸园，里面充满了“树木、鸟类和野兽”。[365]他把基督和自己结合在自己的体内，而不是基督的体内。在帕克这一形象中，奥康纳把神性和人性统一在了人的身体上。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奥康纳为现代人类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救赎方式，尽管这一新的形象还很不强大，毕竟我们拥有了一个“动词性上帝”来代替那个亘古不变的、主宰着人类并赋予人类他者地位的“名词上帝”。“上帝不仅成为一个男人，而是人类。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在彼此身上看见基督，我们就可以在地球上获得救赎和拯救。”[366]

    宗教观研究结语

    奥康纳长期生活的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市曾是南北战争前南方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并有着古老的天主教历史。无论是路标，还是其他公共场所的标示常被用来宣扬基督教，因此即使没有受过正式训练的人也可以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天主教势力强大，福音派教义和预言书的影响形成这一地区精神文化的最显著特点。与这种强烈浓郁的天主教氛围相一致的是，作为19世纪中叶移民到美国的爱尔兰罗马天主教的后裔，奥康纳一家每个礼拜都会去螺旋形尖顶高耸入云的圣·约翰教堂做弥撒，每日祈祷，唱赞美诗，而这让奥康纳从小就深受天主教信仰的影响。此后，她进入了天主教女子学校圣·文森特小学学习，学校里还教授一整套正式的天主教教义，这些教义都有固定程式化的问题和回答，这使得天主教的信仰及观念在奥康纳的心中更加根深蒂固。后来，奥康纳这样写道：“在我们懂事之前很久，我们的所见，所听，所闻和所触就对我们产生了影响……我们发现我们的感官已不可改变地要对一种特定的现实作出呼应。”[367]

    在奥康纳看来，正是由于南方人生活在宗教信仰极为浓厚的《圣经》地带，身为作家的自己才能更加敏锐地感知人性的堕落，并如实地刻画道德上的罪人。于是，她巧妙地将宗教问题作为剖析美国南方社会的切入点，从一定距离之外冷静客观地审视着自己最为熟悉与热爱的南方，就像她自己描述的那样，她会描写从事“自然”宗教活动的人，他们不需要权威领袖或教堂帮助他们建构宗教活动。“奥康纳眼中的南方以宗教为底色，南方特殊历史和现实境遇是其笔下的宗教隐喻，在以南方文化为主要参照的阐释视角下，不仅她笔下的南方得到稳妥的阐释，而且她的文学创作观和个性观在南方文化主流中都显示出不易归类的个性。”[368]

    在 1957年左右的这一段时间，奥康纳写给朋友的信中常常会谈到宗教、神的恩典与赎罪，详尽地描述她本人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信仰对她小说的影响。“我觉得所有优秀小说都是关于信仰改变的”，她说，“关于人物的改变……关于对神的皈依改变了人。”[369]她进一步阐述说：“我写的全部故事都涉及这样的人物，他们很不情愿皈依上帝，但多数人都觉得这些小说冷酷、无望，甚至残暴。”[370]在奥康纳最后的岁月里，在其病情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出于对“上帝”的笃信，她依然笔耕不辍。在患难中，奥康纳盼望着神的荣耀，她相信：“什么事物都要走向真实的终结或与其背离，一切都终将被拯救或丧失。”[371]

    奥康纳宣称：“我是从正统的基督教立场看问题。”[372]然而奥康纳作品中的上帝或基督形象又往往是悲剧的、荒诞的。许多读者尊重她的作品，却不知道如何理解她的信仰。世俗大学的文学教授在热切探索她的故事，但淡化或完全忽视她的天主教信仰。然而，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对她的故事的误解并不局限于非天主教徒。在她的时代，天主教出版社也在很大程度上抓不住要点，因为许多批评家期待着她的故事里充满了修女和牧师，而不是宣讲《圣经》的原教旨主义传教士。对她的小说的误读使奥康纳深感不安。奥康纳在不同的书信和演讲中解释她的作品，歌颂基督徒的美德。她说：我以我的方式写东西，只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她补充说，如果不是天主教徒，她会“没有理由写，没有理由看，没有理由会感到震惊，甚至享受一切”。[373]

    奥康纳坚持认为：“天主教小说不一定非要写一个基督教化的世界，而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正如基督徒们所知道的，真理被用作是看待这个世界的明灯。”[374]根据这一定义，奥康纳本人绝对是一位天主教小说家。她知道她的读者只有通过看见一个没有基督的世界的丑陋才能看见有了基督的世界的美丽。她通过展现黑暗提示我们光明的价值，提醒我们直到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我们生命中的美好的事物。[375]

    “我的小说的主题是在魔鬼统治的地区的上帝的荣光”，[376]这句话回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话：“可怕的事情是，美既神秘又可怕。上帝和魔鬼在斗争，战场是人心。”[377]这个战场正是奥康纳所写的，这是所有战场中最现实主义的，因为这是我们正在斗争的战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或者甚至不管我们知道与否。奥康纳告诉我们：“在每个伟大的故事中都有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里，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等待被接受或拒绝时产生的压力，即使读者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刻。”[378]奥康纳感到她在为已经不相信上帝的读者写作。她的作品具有“基督教的广泛性和神秘性”。[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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